多维专访：四川灾民近春节自杀高发期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自杀高潮第一波出现在灾后3个月，第二波在半年，然后就是每年纪念日，以及传统节日前后。”邓明昱说。

四川512大地震已过去7个月，随着圣诞节到来，春节的脚步也近了。然而，在救灾高峰期之后，从心理到物质，灾民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11月21日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灾区还缺33万床棉被、衣物以及暖炉等各类过冬用品。

此外，最近两个月已公布的7起自杀事件可说明，由于心理障碍引起的自杀风潮已逼近灾区。但包含心理援助，农村灾民所需的基本医疗费用，仍须自行支付，他们并没有这种能力。

为此，总部设于纽约的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目前发起“援助川震灾区民众过春节”募款活动。活动网址：http://www.iacmsp.org/index.html

成立于1998年的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是美国501(c)(3)非营利学术研究及社会服务机构。从6月至今，已安排4组国际华人心理专家到灾区援助，并在灾区成立了一支1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2009年1月15日，第5组海外心理援助专家也将再度前往灾区。对于灾区近况，以及近期的灾民自杀潮，多维专访联合会理事长邓明昱博士。访谈摘录如下：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到灾区为医生、教师提供培训，募款只是附带的工作，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方式。加上明年1月的活动，我已是第4次带领小组前往灾区。我本身也是四川人，感触自然特别深刻。这7个月下来，我一次比一次不乐观。

第一次，是在灾后1个月。因为灾民需要心理诊断，通常是在灾难1个月之后。去了灾区几个大型精神卫生中心，我发现，从认识到诊断，绝大多数中国心理专家，未受过专业训练。直接的影响是误诊，特别像是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常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两者的治疗方式完全不同。如果被视为精神分裂，不但治疗无效，反而形成患者回到正常社会的障碍。

心理卫生、心理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中国原本就不多。而且，我们组织的志愿工作者，与其它机构不同，多数来自本地。因为考虑长期，心理重建需要的是当地资源。所以我们组织当地100多名已经有国家执照的心理谘询师，至今定期给予训练，带着他们一起到灾区、一起察房，还包含至今已1年的函授培训，每个月寄去教材，有问题随时向我们反映。

这些志愿者与当地灾民较熟悉，因此是值得依赖的力量。这些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人员，本身就是精神科或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或护士，从事的是他们的本职。另一批是心理谘询师，不具备医学专业，很多属于教育、心理学背景，多数担任义工。后者的工作比较艰苦，多数在如绵阳、北川、安县等偏远的重灾区。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点，他们利用周末去当义工。

至于培训工作，前几次主要针对心理卫生、谘询、治疗的专业人员。明年1月将有所改变，针对的是普通的医生、老师。因为灾民出现心理问题，第一时间不会找心理、精神科医生。如果到了医院，首先一定找内科、急诊科，或是初级卫生保健人员、家庭医生。至于学生，可能先找辅导老师。因此，这些人必须有能力辨认出精神疾病，立刻转介至相关医院。

由于灾区许多医院、心理援助大队的领队，都是我过去大学同学。我写了一份报告给绵阳市卫生局，透过市卫生局、教育局，派基层的医生、教师参加培训，由绵阳的四川人民医院提供教室。

我在中国属于临床心理学先驱，第一批研究医学心理学。86、87年在北大医学院读研究生时，曾参与多次重大灾难抢救工作。但对于正规的创伤性应激障碍，过去我在中国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

来到美国后，经历911事件，因为参与华人受灾社区的心理谘询，我才真正接受了美国国家级PTSD的相关训练。但隔年回中国就此讲学，却发现许多中国专家依然很难理解创伤性应激障碍。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做为一项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至今也尚未建立。

实际上，创伤性应激障碍并非一定要重大灾害才会发生。只不过在灾害中，是大面积地出现。以美国为例，除了911事件、风灾，比除车祸、强暴、抢劫等，凡是危急生命的事件，都有可能出现。事实上，美国发病率最高的是车祸事件。

中国震灾发生后的前1、2个月，可说是全国千军万马地赶赴救援。根据统计，单是心理谘询师，就去了10万人。但缺少专业训练，多数人反而给了灾民二次心理创伤，到了灾区就对一批批小孩照着教科书做，等于一再揭开心理伤口，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透过学会在四川的100多位会员，立刻展开事后补救。而且要求，如果外地来的心理谘询师，但无法长时间在当地工作，不应该参与第一线谘询。因为心理谘询是一种长时间的病人与医生关系，这也是我们着重于培训当地人的原因之一。

依照研究趋势，灾区现在正是自杀高潮的开始。我几乎每两天与当地人员通一次电话，他们都很苦恼。目前麻烦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灾民自杀的新闻，原则上是不报导的。但这样做，反而让大家失去警觉心。

依照国际统计数字，大型灾难后的自杀机率并不高。但这次四川震灾，波及人数过高，基数太大。以政府统计的4千多万人受影响计算，依国际通行的估算，20至 30％可能出现心理障碍。其中又有约10至13％会出现创伤性应激障碍，这就是约200万人。其中又有约3％可能有自杀倾向，等于是28万人。

一般而言，自杀高潮第一波会出现在灾后3个月，第二波出现在半年，然后就是每年纪念日，以及传统节日前后。台湾的921地震，到第3年仍有自杀潮。在四川，现在半年期的高潮正慢慢浮现。与前3个月相较，半年至1年的这段期间，原先参与救灾的年轻战士、消防队员，也开始发病，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但这些人散居各地，再度凸显专业人力不足。

中国目前对自杀数字没有统计，只有个案。而且许多个案没被报导，就算我们知道了也不能说。原本这些消息，以及自杀预防常识，只在协会的论坛刊登。但老百姓不会上这种专业论坛。现在我们在四川的一些网路论坛、博客合作，刊载相关消息。至于偏远地区，也有将自杀预防的要点，印成传单分发，或告示在医务所。

虽然偏远地区的预防宣传工作较不足，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因为偏远地区，多数是农民，最关心基本物质需求。某些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的传统的宗教治疗方式，反而显得乐天知命。但城市居民要的，不只是一口饭，心理问题反而较严重。城市发生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比例约是10％，比农村高一倍。

现在连物质需求都尚未解决，更别说心理。生理与心理是相关的，生活问题没解决，心理肯定很难受，等于是加重因素。尽管我们是做心理援助，但对生活问题也要综合考虑。所以我们也有社工配合，提供生活援助。比如上次我们去北川附近的一个大型灾民中心，就发现许多基本问题没解决。大家马上捐了钱，从成都买了一卡车的物资。在帐棚学校，也捐助了一些孤儿学生。

8月份离开前，我与当地政府谈过。因为会衍生出社会问题，创伤性应激障碍需要早期发现早期预防。许多人认为这是思想问题，但在医学上这是既定的反应。当时领导还说：“这些心理问题，没关系的。现在先搞物质救援。这些解决了，心理自然就好了。”

通过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我们的材料可以送至中央级的相关部门，但我们不可能与中央产生关系。中央没有积极介入，政府的款项也不可能拨给一个海外团体。目前中央政府给灾区的拨款，真正用于心理援助的只有一笔。还是我们多次透过纽约总领馆的科技参赞，直接向国家科技部写报告，才拨出的心理救灾特别款。但上千万的钱，层层分配，无法立即到达基层，再急也没用。

我多次到灾区，发现救援刚开始的高昂热情，已慢慢退去。现在许多人似乎已经麻木了，认为事不关己。与灾后2、3个月相比，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虽然仍旧很大。但各级基层干部说假话、报假材料的情形，却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每次到灾区，都不听任何简报，直接到第一线找灾民了解情况。这些，都是灾民最常反应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写成报告，向各级部门反应。但反应得不到回应，灾民的态度也越来越消极，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1个月前，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受国务院委托，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明包含灾区学生死亡、灾民自杀等问题。他说现在四川多数人的心态是好的，但讲的多数是口号，而且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心理援助是非常长期的工作。比如唐山大地震，当时没有心理援助工作。76年至今，唐山的几所精神病院，仍有许多后遗症。因为这些有心理障碍的灾区儿童，或是灾民的下一代，外来都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家庭、社会问题，所以应该要继续下去。

目前我们与中国心理卫生组织，包含中国心理研究所都有共识，5年计画只是个开始，每5年一个阶段，长期计画是20年。这些，学者提供研究成果、资料都没问题。问题在于经费，因为不可能有做20年的志愿者。比如我们的一位成员，是河北的心理谘询师，目前人在都江堰。地震第2天，他就在北京发起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号召了2千多人到灾区。但现在，只剩他1人。河北的工作无法继续，连房租都要自己付。

我们没能力做大范围的工作。现在得到北川县、绵阳的支持，只是将北川县做为一个点。明年1月的培训，北川县同意县级的医生、护士派代表参加，每个乡都来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人员。但这些人参加培训，吃住都要靠政府出钱。但这起码是个好的开始，希望能依此模式推广。我们以前有过很理想的计画，比如在灾区全员筛选，隔一个乡建一个监测点，形成3级管理网线等。由于没经费，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只能说：能落实一个乡，就做一个乡了。

我曾给比尔盖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写了详细的报告，希望争取经费，但现在都没还有准确的答复。所以这次我先在美国发起帮助灾民过春节的募款活动，目前也正与央视联络，筹备晚会。希望在这个特别的节日，能再唤起大家对四川灾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