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佬炮打世界报：成都在华东还是西南？

Un puissant séisme frappe le centre de la Chine

LEMONDE.FR avec Reuters, AP et AFP 12.05.08 09h01 • Mis à jour le 12.05.08 12h12

REUTERS/DONALD CHAN
De nombreuses personnes sont sorties dans les rues des grandes villes chinoises, juste après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lundi 12 mai, par crainte d'effondrement du bâtiment où elles se trouvaient, comme ici à Zhengzhou, dans la province de Henan.

D.R.
La Chine vue du ciel par Googleearth. Au centre, Chengdu, la capitale de la province du Sichuan, au nord-ouest de laquelle s'est produit le séisme, ressenti jusqu'à Pékin et Sanghaï.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d'une magnitude de 7,8 sur l'échelle de Richter s'est produit, lundi 12 mai, à 14 h 28 locales (8 h 28, heure de Paris), dans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Sichuan, dans le sud-ouest de la Chine, rapporte l'institut américain de veille géologique, l'USGS. Selon cette source, l'épicentre du séisme a été localisé à 93 kilomètres de Chengdu, la capitale du Sichuan, à une profondeur de 10 kilomètres.

Le secousse a été ressentie à Pékin et Shanghaï, où des bâtiments gouvernementaux ont été ébranlés, et jusque sur l'île de Taïwan ainsi que dans la capitale thaïlandaise, Bangkok, située à 3 300 kilomètres de l'épicentre, et où des immeubles ont tremblé plusieurs minutes après la secousse.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ont rapidemment annoncé l'envoi de militaires pour aider aux opérations de secours. "Le président Hu Jintao a ordonné de déployer tous les efforts pour venir en aide aux victimes du tremblement de terre", a souligné l'agence de presse officielle Chine Nouvelle. Elle a aussi précisé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Wen Jiabao s'est rendu sur les lieux de l'épicentre.

Un premier bilan officiel fait état de cinq morts - quatre écoliers tués dans l'effondrement de deux écoles primaires près de Chongqing et une personne morte lorsqu'un château d'eau s'est écroulé, dans le district de Santai.

Dans le quartier d'affaires de Pékin, de nombreux immeubles ont été évacués sans qu'on signale toutefois de dégâts dans l'immédiat. Le métro n'a pas été affecté.
Dans la province du Yunnan, voisine du Sichuan, des bâtiments se sont effondrés, a indiqué l'agence gouvernementale sans donné d'éventuel bilan de victimes.

L'agence météorologique japonaise signale ne pas avoir émis d'alerte au tsun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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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R : Auriez vous des problemes de geographie? Chengdu est situe dans la moitiee est de la Chine, comment pouvez vous dire au sud-ouest de la Chine?
Ouvrez une carte de chine avant de publier un article dans le monde. Par contre en effet Chengdu est au sud ouest de beijing (pekin). Est-ce que c' est cela que vous vouliez dire? Je mentionne ce grave probleme d' orientation car ce n' est pas la premiere fois que je remarque cette erreur dans le monde. Je vis en Chine et en j' ai ressenti les secousses.

Thomas.R : 你们地理上有问题吧？成都明明在中国的东半部，你们怎么说在西南？世界报发消息之前应该先打开一张中国地图。成都倒的确在北京的西南边，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说成都在西南？我不是头一次在世界报指出这个错误了，这是个严重的方向问题，我再给你们记一笔。我就居住在中国，我感到了震动。

糊爷爷惨遭和谐

中新社初稿：
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2668c8c462383d60984642c101a39f4bb50734c198699613b56ea0841eaf234782a0127a09bbe8a41c0b8922e298d2034671cf100489546f1df037881769f4d99dc0e93c9e733e3b9a4d3c82727dd25056df3849c5a7103bb1be76341f4a7e95f655807caee27648f4e012d885745a1368df7411a&p=b47fc90c86cc43fb0cbe9b7c4b&user=baidu

中新社横滨五月九日电

题：难忘的一课

——记糊绵踌参观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中新社记者 齐彬 朱沿华 关妍

　　对于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全校师生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喜庆日子。一大早，孩子们就将并不宽大的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书有 “拳拳侨子心，浓浓报国情”、“学好中文，弘扬中华文化”的红色横幅，使校园里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下午三时许，中国国家主席糊绵踌，来到这里了解海外华文教育的情况。当他步入三楼小三班的教室时，孩子们兴奋地鼓掌，欢迎这位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爷爷。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老师的提议下，孩子们高声朗诵起了古诗。“念得好！”糊绵踌带头鼓起掌来。
　　“小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刚才读的《静夜思》，是谁写的知道吗？”“李白是哪个朝代的诗人？”“李白写这首诗，表达了怎样一种心情？”糊绵踌的接连提问引起孩子们很高的兴致，他们踊跃举手。
　　每回答完一个问题，糊绵踌都提议大家热烈鼓掌。他说：“李白是一个大诗人，他离开了故乡，云游到外地，时间长了，他想他的爸爸妈妈了，想他的亲人、他的故乡，这首诗正是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的心情……”
　　孩子们对这位慈祥的爷爷充满了好奇。当班主任张延华老师问大家有没有问题问糊爷爷时，一双双小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坐在最前面的小姑娘何翁琳琳第一个发问：“北京奥运会五个福娃中，我最喜欢欢欢和妮妮，您最喜欢哪一个？”琳琳的问题引来一片笑声。糊绵踌笑着告诉她：“五个福娃我都喜欢。”
　　八岁的小男孩松田浩季迫不及待地站起来：“糊爷爷，您为什么想当主席？”他的问题让教室里的笑声更响了。“我要告诉你，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我不应该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
　　糊绵踌主席的回答引起了符祥瀚小朋友的极大兴趣：“我也想当国家主席，怎么样才能当国家主席？”在爽朗的笑声中，糊绵踌语重心长地说：“不管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从小都要好好学习，培养自己良好的品德，锻炼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样将来不管干什么你都一定能成功。”
　　没机会向糊绵踌发问的李晓媛事后一脸遗憾。不过，她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糊爷爷带来了好多连环画、故事书。“今天这一课很特别，我肯定忘不了”，小姑娘大声对记者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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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二稿：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5-09/1244842.shtml

中新社横滨五月九日电

题：难忘的一课

——记糊绵踌参观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中新社记者 齐彬 朱沿华 关妍

　　对于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全校师生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喜庆日子。一大早，孩子们就将并不宽大的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书有 “拳拳侨子心，浓浓报国情”、“学好中文，弘扬中华文化”的红色横幅，使校园里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下午三时许，中国国家主席糊绵踌，来到这里了解海外华文教育的情况。当他步入三楼小三班的教室时，孩子们兴奋地鼓掌，欢迎这位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爷爷。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老师的提议下，孩子们高声朗诵起了古诗。“念得好！”糊绵踌带头鼓起掌来。
　　“小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刚才读的《静夜思》，是谁写的知道吗？”“李白是哪个朝代的诗人？”“李白写这首诗，表达了怎样一种心情？”糊绵踌的接连提问引起孩子们很高的兴致，他们踊跃举手。
　　每回答完一个问题，糊绵踌都提议大家热烈鼓掌。他说：“李白是一个大诗人，他离开了故乡，云游到外地，时间长了，他想他的爸爸妈妈了，想他的亲人、他的故乡，这首诗正是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的心情……”
　　孩子们对这位慈祥的爷爷充满了好奇。当班主任张延华老师问大家有没有问题问糊爷爷时，一双双小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坐在最前面的小姑娘何翁琳琳 第一个发问：“北京奥运会五个福娃中，我最喜欢欢欢和晶晶，您最喜欢哪一个？”琳琳的问题引来一片笑声。糊绵踌笑着告诉她：“五个福娃我都喜欢。”
　　糊绵踌主席的回答引起了符祥瀚小朋友的极大兴趣：“我想当国家主席，怎么样才能当国家主席？”在爽朗的笑声中，糊绵踌语重心长地说：“不管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从小都要好好学习，培养自己良好的品德，锻炼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样将来不管干什么你都一定能成功。”
　　没机会向糊绵踌发问的李晓媛事后一脸遗憾。不过，她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糊爷爷带来了好多连环画、故事书。“今天这一课很特别，我肯定忘不了”，小姑娘大声对记者说。(完)

曾荫权识时务者为俊杰 梁振英不幸死在沙滩上

"圣火"闹剧

2008年05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43北京时间 17:43发表

香港观察

舒非

事情坏就坏在"圣火"这两个字身上。

本来也就一个"奥林匹克火焰"（Olympic Flame）而已，中国人硬是要把它封神封圣，好了，加上一个"圣"字，就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象征"，挨不得碰不得更骂不得熄不得抢更不得，把好端端的火炬世界巡游变成了一场抢夺圣火与誓死捍卫圣火的闹剧。

办一场恼晕当然是好事。但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每隔四年，总有一个国家（正确点说是城市）雀屏中选，哪一个被选中，其中当然有着种种的复杂原因，但对全世界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假如你不爱体育，则恼晕会根本一文不值，除非是做恼晕生意的人或藉恼晕捞政治本钱的政客），最关心的是今届有什么耀眼的体育明星亮相或有些什么纪录被打破，在哪里办其实并不重要。

人们都记得"小甜心"奥嘉．高拔把体操由运动变成娱乐的魅力，都记得歌曼妮丝体操的10分满分，都记得"神奇小子"刘易斯的四面田径金牌，都记得欧文斯使希特勒面目无光，记得米高．庄逊的"风火轮"式跑姿，可谁会记得四年前的雅典或八年前的悉尼恼晕会主办者有什么名垂史册的辉煌成就？恼晕会的真正主角，永远都是运动员，主办城市（请注意：不是国家）不过是个场地提供者而已。

传递"奥火"（不是圣火）不过是提醒人们恼晕快要举行的仪式，理应开开心心有如一场嘉年华，最好是让群众一起跑，大家高兴一场。但中国人不知为何，把这朵本来不属于中国的小小火焰（说是奥火，当然是属于希腊的了），当成了中国民族尊严和荣耀的象征，所到之处如临大敌，出动一批据说是搏击高手的大汉把火炬手包围得铁桶似的，旁观者可能连火炬的一点影也看不到。世人在电视上看传奥火时，感受到的不是全民参与国际盛事的欢乐，而是看看会不会出现什么争火炬闹得人仰马翻的"好戏"。

其实就是有人闹事，把火炬抢了灭了，又有啥大不了？要是中国人一笑置之，将抢火炬者当小丑，你灭了我就再点，你抢了吗，我干脆点上一支新的，那支就送给你也可以？风度泱泱，更显得搞事者的无理取闹如几只苍蝇。但如今头筋暴涨，咬牙切齿，把这点小事说成是国际反华大阴谋，大有火在人在火灭人亡之慨，或声色俱厉或偷偷摸摸，反教天下人笑掉大牙。

自打嘴巴

遇上别人提到东躲提到人权，就说恼晕不应与政治挂钩，但这趟火炬来到香港，一看那份在火炬到达前一天才公布的火炬手名单，一百二十人之中，运动员占不及三分之一，一大半的人不是富商巨贾，便是政治圈里的"自己人"，都跟体育八辈子拉不上一点关系，把火炬手的位子分给他们，完全只是政治酬庸，活生生地显示了什么恼晕不应牵涉政治，完全是自打嘴巴。

香港火炬手的一百二十人名单，其实早在公布前已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估计得八九不离十。这张要由中国奥委会批准的名单（可说是国家机密）内容外泄，明显是有人放风，结果舆情大哗，嘲骂之声四起，指责香港政府和香港奥委会把火炬手位子用来作政治交易，特别是"疑似特首候选人" 梁振英和连路也走不动的过气人大曾宪梓高调抢位，有人干脆就说是"圣火之耻"。

其实原来的众矢之的是香港特首曾荫权，因为他是最早的表态者，说自己要跑第一棒，当时引来不少人指责，说跑第一棒的理应是香港唯一的恼晕金牌得主李丽珊。曾荫权果然政治智慧甚高，马上宣布退出，还说希望由李丽珊跑第一棒，把风波消解于无形。而紧接曾宣布自己有份的梁振英则陷入进退维谷，因为坊间传闻他用尽所有关系，要求接曾荫权跑第二棒，以显示其"接班人"地位，如今曾荫权一退，把梁狠狠的玩了一把--跟着退出，显示自己只是个跟风者，硬着头皮不退，变成死缠白赖，十分难看。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而成了大输家。

还有就是把香港的门关起来，"疑似"搞事者，一概拒诸门外，更显得"恼晕政治化"与小家子气。连凶悍的韩国农民都对付过了，还会怕如丹麦雕刻家高志活这种区区艺术家？杯弓蛇影，把自己弄成笑柄，真不知是谁的主意。要是香港政府自己要这样做，无容纳异己的胸襟胆色，就根本不配自称为国际都市。如果是北京的命令，那当然无话可说，只是这么一来，"一国两制"还存在吗？

舒非是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本文不代表BBC的观点。

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作者：LZH Fang


（序）二ＯＯ八年是科大建校五十周年。科大天体中心准备邀请LZH Fang老师回校参加天体物理校友学术会议，学校没有批准，原因是怕Fang老师回国的影响超过校庆, 而且可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校庆。在这之前，中国国内的一些学术会议也邀请过Fang老师，都被领导拒绝了。连香港的学术活动，也未能入境参加。原因似乎都明白， 但还是想不清楚。LZH Fang还算不上是PC的敌人。杀过多少万PC人的国民裆领导人，还能在北大演讲呢。如果说那是祖国统一的需要，可LZH Fang在国外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已做了好多年的任务了。 Fang老师不能回中国参加科大校庆，我们一起在网络上庆祝吧。这里给大家推荐Fang老师的科大回忆录，算是校庆的开端。同时也在此呼吁，中国国家领导班子能对“各 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登楼直上高处”，让LZH Fang老师回国参加校庆和学术交流。可以想到，科大一百周年校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在 了。但那时候的人们，回想今年五十周年校庆，不会有什麽比能让LZH Fang回校参加校庆更欣慰的了。那时的校友不会明白Fang老师回忆里的属性了，但会感到一个民族 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晨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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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我进入刚刚创办的科大，迄今整五十年。谨以此文献给活着的，逝去的，戴过枷锁的，自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流到海外的，为科大的创世吃过刺猬的师长和朋友们。

二ＯＯ六年二月十二日晨，二、三十个好事者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聚会。突然，会场上一个电话打到Tucson，接到我家。要我答话。一位相識四十八年的老友张永謙（原科大物理教研室同事，现PCC央央裆校退休教授）问：

“老方，我現在在香山。你还记不记得在香山吃刺猬的事?”

“当然记得，那还能忘……”忙答。赶快说清是在那个地方火烧刺猬，以证明我的確没有忘記。

“那还能忘”—— 那是科大的创世纪。

“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是在一九五八年创办的。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材。 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核弹、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材。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也无义务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一箭双雕，一可有效使用科学院人才，二是给教育部的本位主義（不分配好学生到科学院）釜底抽薪。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又五个月，从一九五八年八月初到一九八七年一月初。在我到科大报到时，全校总共还只有一百多个筹办人员，没有学 生，许多教师尚未报到。创办时，科大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玉泉路。我離開科大时，校址已在合肥。我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和地點虽然相差很大，但对我而言，有一个共同点。我进入科大时，被开除中国PC裆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裆籍。两次开除裆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PC的章程，开除裆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裆员所在裆支部召开全体裆员会，进行讨论，该裆员有权在会上申辩。经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 呈报上级裆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裆员一般情况費時不貸。但是，裆章上也规定，如遇紧急情况，上级裆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裆员，不需召开裆支部会，也不給被开除者以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按一般解释，裆章所指‘紧急情况’，是战争，火灾，或大地震等。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容不得正常的手续。 可以“火线入裆”，也可“就地正法”。

我前后被开除裆籍那两次，都是被“就地正法”的，尽管都不在战场上。之所以“有幸”如此，主要原因是，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润之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 授，全部用国民裆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按：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裆”。也就是说，大学实质是一个国民裆匪帮占领区。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裆的正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蒋匪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尽管我的教职不是中国国民裆，而是PC当局批准的。

反右派运动之后，教育方针更富裆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迎接这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PC裆校的校歌。在一九五八年九月的开学典礼上，陈毅和聂荣臻二帅来参加，明确地说，科大应按照PC在延安时期的军校━━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科大在北京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裆校，即PCC的国际裆校，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PC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PC人，包 括后来夺得政权的红色高棉执政者波尔布特。

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郭老是一位诗人，历史及考古学家。但科大的系科，都是硬学科。不負責培養诗人（自封者除外），也没有历史系，只考古与硬科学有点关系。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争相传颂郭老的诗。那时流行的一首是：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大—家—齐—努—力--呀！学—习—毛—主—席--呀！ 喊声此伏彼起,，一声高过一声，在三十八路公共汽車終点站——玉泉路十九号的伟大上空徊荡……

这是大学的主旋律。


异类即“洋财”

科大最初的一批教师大都来自科学院，但有两类。一类是老教授，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多为老学部委员），物理教授有吴有训，严济慈，施汝为等等。他们都是兼职。除上課外，不常来。另一类是年轻的专教。以物理教研室为例，助教大都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政治处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被开除裆籍，开除团籍的，停止裆籍，停止团籍的，裆内警告，团内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想而被内控者。在物理教师中，我的右派等级（开除裆 籍）不是最特别的。中国科学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荦（原物理所），第二名 项志遴（原近代物理所），前后都来了科大。

首任科大裆委书记，郁文，曾“不无得意”地说，搜罗到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是他发的一筆“洋財”，用于办科大的第一筆“洋財”。

从此，收容政治处理品，特别是右派，似乎成了科大的一个特色（传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以至某公（物理教师，后去上海交大，暂隐其名）建议，应在科大的校門口竖立一座虛拟的门碑，刻上一首類似紐約愛麗絲島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的詩：

給我你的疲惫，給我你的匮乏，
給我你对自由的渴望和绝望，
来吧，一切无家可归的人，
来吧，被风暴摧残过的人……
来吧，到我这里来吧，
我为你在这金色大門旁高举着火炬！

科技大学的大門，无论北京的，或合肥的，都不是金色的。但进了这个大門的，当初的確不少是被清理出階級大門的“无家可归”者。

一九五九年秋，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亦农’（思想改造途徑之一）。到香山上挖魚鱗坑，种树用。極重的体力勞動。那个中午，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 头。當我正準備拿第十個馒头時，忽聼有人大叫：“抓到刺猬啦！来吃啊！”原來，政治处理品之一葛榮壽（当年物理教教研室助教，現已退休）抓到一只秋肥的刺猬，其他幾個政治处理品正忙着燒而食之。就此，哄笑夹着噱笑，在京郊的山梁上升起。不知就裏的人，會以爲這是一群狂放的年輕人在登高盡興呢。在當時，把嚴 肅的‘亦农’變成秋游食野，大概只能屬於科大。絕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等嚴肅的学校。

這就是為什麼，五十年後，當事人還都記得刺猬事件。当然，吃刺猬者并非不理解那是多麽“嚴肅”的年代，而是理解得更深罢了。诚如斯宾诺沙被逐出教门后所言 ：

有如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

葛榮壽縂結歷史經驗，歸納了一條定理，被誉為葛式第一“定理”：別想着不挨（政治）整。即不挨整的概率为零。後來知道，数学教师中也有类似的‘名言’。陈希儒（当年数学助教，現已過世）常用他的湖北腔说：“每当听到（毛主席）语录歌，我的腰不自觉地就会弯了下来（准备挨斗）。”


法式授课

“教授治校”，在反右运动中，遭到嚴厲批判。 1958年之后，各课教学大纲都要受到政治检查，以确定是否符合裆的教育方针。但是，科大的物理诸课，一律是教授治教。

嚴濟慈先生的授课是出名的。但他从不按教学大纲讲课。他還特别強調，如果你真懂一门学问，你应当能从任一地方讲起，都能让学生听懂。1958年秋。严先生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科大同仁。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听众有五百人以上。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作助教。他交待给 我的任务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助教。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去写公式，畫圖，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幸而我听得懂 严先生的標準浙江东阳口音，没有因写错公式而挨训。不过，两小时不停顿地跑上跑下讲台，真的很累。其后，法国式的助教方式并没有在科大流行。不过，教授治教成了定式。

从1959年开始，许多课逐渐由年轻教师主讲。教师治教风气依旧。当时，在嚴肅的单位，如北大，凡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入另册者，是不准上讲台授課的，因为那是让右派与裆争夺青年，破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SHX Li虽在1959年即摘去右派帽子，但直到1975年才准予给学生上课，比我晚了整整16年。而 1959年尚未摘帽的何荦，在科大一开始就主持物理实验教学。

我到科大第二年，1959，即开始独立上课。1960年，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朱洪元研究员主讲。课到一半，他有事突然离去。后一半课，叫我去接。虽然我只是个不名的助教，“漏网右派”，倒也没有考查这是否符合裆的阶级路线。我告诉一些学生，“资产阶级学者”N. 玻尔曾说过，谁要是在学量子力学时不感到糊涂，那他根本就没有弄懂量子力学。所以，如果你聼我的課時感到糊涂，那十分正常。如果你不感到糊涂，那證明你没懂，或者你比N. 玻尔要天才。当 时，我還写過一篇四千字的文章“要多想，要善于想”，鼓吹学生独立思考，大談不要简单地相信教师讲的，要经过疑问，有过真糊涂，才能真明白等等。该文居然被科大校方推荐到《光明日报》上发表。北大有人惊呼：科大真异地也。因爲，北大同学知道，1955年我在北大上學時，也曾在团代会上呼吁過“独立思考，不要盲從”等等，结果遭到北大裆委的严厉批判（现在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谈，但有北大校刊等为证）。


笔名“王允然”

再对比反右以后的北大和新建的科大。北大物理系的教师分两类。一类是教学编制，只能教学。另一类是研究编制，专做研究。教学编制的教师是不得作物理研究的。否则即属白专道路（也是一顶沉重的帽子，虽然不算反革命）。至于右派，更不准私自作研究。

相反，在科大的青年物理界，则流行另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不能在25以前独立发表论文，就证明此人没有能力作物理研究。鼓吹此说最力者又是葛荣寿，堪称葛式第二“定理”。一九五九年，我已二十三岁还没发表过论文。以前事机密的核项目研究，不能发表论文。还有两年我就到了葛式定理“大限”。有压力。一九五九年起，科大许多物理助教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大多没有导师。研究条件也很差。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现期期刊，欧美的出版物要事隔数月到半年以上才看得到影印 件，也收不到预印本，当然更没有任何grant。尽管如此，这终归是在作自己喜欢的事，困难中也就有了乐趣。特别，比起“白专道路”帽子下的北大同侪，我 们确是在一个“特区”了。我不记得科大曾有过很认真的“拔白旗”运动（即打击“白专道路”的运动）。可能因为，在科大，一眼望去，尽皆猬刺，如何拔得？

一九六Ｏ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被《中国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很高兴。这是我的第一篇，基本满足了葛式条件。然而，《中国物理学报》不在“特区”，问题来了。一九六Ｏ年初冬，一天下午，在教学大 楼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他和北大王竹溪教授主编《中国物理学报》。钱先生的面色喜忧各半。他先高兴地说：

“你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

接着，又说：“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有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对我这种另册公民来说，在当时，发表论文已违规。笔名或可蒙混过关。这是钱临照先生援我的一招。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中国物理学报》，十七卷五十七页，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名字赫然是‘王允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这个笔名可不是随便取的。它暗示，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

后来，笔名蒙混过关也不行了。凡投寄《中国物理学报》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审理。難逃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啊。幫我逃脫天网的還是钱先生。

经钱临照先生的推荐，我参加了物理研究所李荫远教授的研究組。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参加李先生的研究组，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凡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就可以从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对我的政治审查。因为，不经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再则，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物理所的政治部门也不会审查到我。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位错，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得以用真名发表。

钱先生的专长之一，即是固体中的位错(dislocation)。李荫远教授于九十年代淡出物理研究，转而研究新诗。二ＯＯ五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他在“前言”中说“编者服膺‘诗歌合为事而作’之论，因而看重涉及世势坎坷的篇章”，当年的物理论文，也有“涉及世势”的坎坷啊。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最初，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作了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我又改向激光物理。一九六一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一九六三年，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刚刚在开拓，所以，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除了在科大上课和政治学习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最成功的一年。一九（2+2+2）•（2+2）一年里，我一连完成六篇论文，其中四篇在当年的《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那 一年，我是《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淡淡地微笑。钱临照先生对科大后进之提携（我只是受惠者之一），实 可谓竭尽全力。有几次钱临照先生的小女儿（北京邮电大学物理学教授）不无妒意地说；“我父亲关心你们比管我们还多。”科大早期物理教研室的不到四十个年轻人中，后来有三个成为学部委员或院士。这与钱临照先生有教无类的提携，“看重世势坎坷”，是分不开的。


告密和結婚潮

一九六一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又上紧了。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淡。学术研讨会愈来愈少了，政治学习则增至每周至少一天。毛润之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势更趋紧张。形势紧张的一个标志是告密无处不在。

当时，青年教师大多未婚，住在教师集体宿舍，三四个人一间。闲时不免议论时政，用词不加检点，常成为告密者的猎物（祸从口出）。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大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发现了一本告密的筆记，其中的一段记录是：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话题是关于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发生在北京。

　　B：“皇帝眼皮底下怎麽会发生这种事！”

　　A：“你(指B)是不是发烧了。”

　　F：“有没有阿斯匹灵(给B吃)。”

　　这时，D 在暗笑。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但这一段记录之不亚于秘密录像。这段告密记录的关键是， B不用标准敬体，而用‘皇帝’来称谓最高当局（毛）。其他在场的人没有纠正B的用词，反而用戏谑的方式（“你发烧了？”“该吃阿斯匹灵了。”），强化B所 用的称谓。这证明，所有在场的发言者，暗笑者，都是对最高当局大不敬的。

记录所說‘教师宿舍’是B,A 和F 共住的集体宿舍。其中，B是鲍世综，后去浙江大学物理系。A是区智，与我合作發表过论文，现在美国加州， F 是我。D是戴和俊，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D不住我們房間，只是偶尓过来闲谈。注意：“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却只有四人被记录。后来，B，A，F 和D回忆起，那天确实有第五个人在场，这第五，无疑是告密者了。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公布科大创业年代的告密档案，一定不亚于东德的“窃听风暴”。

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可见环境之险恶。后来，年轻教师纷纷结婚，速速搬离教师集体宿舍。我也是其中之一。导致结婚潮的原因之一是逃避告密，当局还没有财力足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都装上窃听器。


有杂质才成为红宝石

60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都具有良好阶级成分。北京成为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 城市。为此，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或潜在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我虽不是正式的专政对象，但也算晶体中一个‘杂质’，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 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这类的杂质。开始我们都被驱赶到北京西南的长阳农场体力劳动。除了劳动，每天都有政治学习，说谎、夸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诚，强颜的笑，就是政治学习。人人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付猥琐的脸孔之下。人人都明白，无论你再多麽勤奋，再多麽虔诚，也不会洗去身上的 ‘杂质’印迹，就如《悲惨世界》中的让瓦尔让一样，无论多麽努力工作，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也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下放长阳的人，也没有别的 希望，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特别是“杂质”们，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一个奇迹。

奇迹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裆委书记刘达，公开表示不解。为什麽要把这样的年 轻人调走？严先生当时是科大一位非裆副校长，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无权过问的。一位非裆副校长为一名“杂质”助教的调动向裆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 中，是极其罕见的。更没想到，刘达居然接受了“逆”言，又是一个极其罕见。刘达不仅命人事部门收回了我的调命，而且终止了所有为创建“水晶城”发出的调 令。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以后你也许还会有用”。晶体光学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领域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的会议上，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纯晶体有什麽意思？不过就是氧化铝。只有加了杂质，它才会变成红宝石”。“杂质”的存在和坚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曼•罗兰说过：

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只要我们自己把住自己的舵，我们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是的，哪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也并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在科大创世纪里，不少尊敬的师長和朋友们，坚持住了自己的信念，在逆流而上时，把握住了自己的舵。

或许，刘达也算是个“杂质”或“异数”。

一九八七年我被开除出科大后，住在北大。夏天常常骑车斜穿PCC中央裆校校区去运河游泳。刘达当时已退休，住在中央裆校。我游泳后常去看他几分钟。他有时也散步来北大我家，闲聊。我那封写给邓希贤的呼吁大赦政治犯的信，是刘达转递的。有一次，谈起科大当年，谈起PC。刘达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PC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应，停了几秒钟，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

“PC也不喜欢我！”


尾声： 八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之后，吃刺猬的一代，一个一个地离科大而去，一代人凋零了。共同的经历和记忆，则是超越的。各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一九九九年，前述PCC中央裆校教授张永謙，突然给我寄来一阕“如梦令”（减字），题为“思念”：

曾忆蔚秀日暮，登楼直上高处。
心平气不急，能否健如故？
难驻，难驻！
看花漫洒雾露。

我也和了他几句(不减字)，也算是“思念”吧，

敢忘玉泉朝暮，常忆真情险处。
君问今如何，大漠狂烟如柱。
如柱，如柱，
踏花归去是路。
是啊，看花，踏花相去万里，但岁月均已远逝。

科大旧友，邓伟廉，数学系讲师，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裆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脑，一 九四九年率所部人员起义，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PC，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韩战爆发，参加志愿军抗美。朝鲜停战后，回国，改学数学。因言论得罪PCC当局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斗，被押。七十年代末，邓伟廉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他再从香港移民到斐济，而后再到葡萄牙。八十年代初，我去香港看望他，在大屿山麓徜徉，他发誓不再与PCC当局有任何接触。几十年代，我再去葡萄牙看望 他，在亨利王子远航纪念碑下，他再发誓不与PCC统治的PRC有任何接触，耻食周粟。

八十年代初，刘达到深圳访问，一定要与当时在港的邓伟廉来深圳叙旧。但因邓伟廉拒领具有PRC印章的入境证，不能入境。为此，刘达特别找到习仲勋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一定要他准予邓伟廉入境。就这样，耻食周粟的邓伟廉得以无证入境，与“中央顾问委员” 刘达在深圳共叙衷肠，再无证出境。

创世纪的真情和险情，永远留在当事者的心里，无论活着的，逝去的，戴过枷锁的，自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或是流到海外的。科大南迁到安徽后，是第二创世纪了。那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不再写。就用一张八十年代科大的风俗照，作为结束吧！




赤条条，逆流而上者图。


二零零八年一月六日， Tucson

火苗和上厕所

明报陈阳/2008北京奥运圣火7日在广州传递，百万市民上街观看火炬接力盛，天河体育中心和北京路等繁华路段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当局为防范发生意外，将火炬传递时间缩短1小时。圣火传递过程大体正常，其间发生多宗警民小冲突，因当局封路禁行，导致交通大堵塞。晨8时13分，奥运火炬接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开始，广东省长黄华华致辞，整个出发仪式只有13分钟。虽不是公众假期，但市民热情异常，圣火所到之处均人山人海。

外出上厕所都被禁

广州警方如临大敌、层层布防，一些区域准入不准出，连观众外出上厕所都被禁，一名市民因尿急强行冲破封锁线，与公安推撞及至互殴。昨晚6时18分，最后一棒火炬在欢呼中冲进天河体育中心，点燃了圣火盆，广州208棒圣火传递圆满结束，6时39分圣火前往深圳。据了解，在广州站208名火炬手名单中，绝少名人明星，多数火炬手就是普通市民，如工人、新闻从业员、教师、公务员等……

深圳市奥运火炬传递今晨8时将从市民中心开始，经过华侨城、红树林、地王大厦、邓小平画像等景观，终点为深圳体育中心广场，历时10.5个小时，全长41.6公里，是广东4个圣火传递城市中路线最长的。目前深圳站208名火炬手名单已经公布，其中包括数十名外籍火炬手，还有广东省政协委员翁锐桂等港澳人士。

PCC久攻CNN不下 网友文讥

某有一计，可平CNN：曰太祖高皇帝诱敌深入法。开放CNN在天朝广播广告业务，然后徐图之，待其收入渐丰，如Google与微软之在中国然，可以不战而屈其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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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日前发表文章《CNN，到底会不会道歉？》讥刺PCC。文章说，“先说我的猜测，结论是不会道歉。”
文章写道，道歉这事儿，本来一定要发自内心才值钱，不然纯粹就是瞎捣乱。对方对自己的唐突言行感到内疚对不住你了，表示一下歉意，大家心里都平和了，自然是好事儿。
如果人家本来就讨厌你，自然对你没有好话，你不爽摁着他脑袋强迫他给你道歉，就算他不得已嘴上表示了歉意，可其心里不定跟你家眷属大战了几百合呢。
中国古人孙子说，上政伐谋，下政才是攻城。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您光着膀子又叫又闹的时候，其实已经输了。
现在PC就是在猛攻CNN这座城，好几个礼拜过去了，攻城没看出什么成效来。
PC现在是有点儿丧心病狂的意思，“政府”发言人竟然胡说八道，一个屁五个谎，为要求道歉的事儿，把该说不该说的都给说了，现在都没词儿了。
要求道歉本来就是没有道理，不愿意挨骂就别干缺德事儿，或者以前干过不少以后收敛一些别那么猖狂也就是了，没必要耍光棍要求道歉。
PC内心里怕洋人怕的要死，但偶尔又想假装好汉使劲咳嗽两声儿。这次对CNN玩儿混的，没成想一上来就先踢了铁板。
CNN 虽然名声不小，可不过也就是一私人企业，在中国跟任何一个北京的个体户在性质上没有差别，而且CNN在中国没有广播也就没有广告业务，顶多就设个记者站， 三五个干活儿的而已，一顿工作餐有十个馒头整个办公室的人就全打发了，其规模估计还没有我哥开的那破制片公司大呢。
就这么个公司，竟然获得“中国政府”外交部接连三次正式要求道歉，其中第三次还是外交部把CNN的北京负责人找过去当面提出要求的，最近几天又提了一次，总共都四次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都感觉脸没地方搁。
外交部是一个国家级的部门，办理的都应该是国家级的事务，对于级别比较低的顶多就表示个态度，你不能随便就放下身段儿去呀。现在接连多次对一个私人企业表 达强烈抗议和要求道歉，甚至刘建超还把负责人找到外交部去当面交涉，这就玩儿的有点儿太过了。外交部是向对方国家的大使发照会的地方，怎么竟然把一个公司 的头目就随便找过去直接表示抗议。
CNN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竟然会获得这种级别的待遇，太高了！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非得发展到要让“党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去对CNN的清洁工大喊大叫不可。
看来PC到死也改不了土包子习性，大概以为让外交部出面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就不知道这么干其实是给自己丢脸，让全世界看笑话。
PC或许认为CNN获得如此高的级别待遇，应该受宠若惊五体投地，立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党道歉认罪，再顺手抽自己几个嘴巴，没想到CNN在哭笑不得之后给了个澄清声明，不仅没有道歉，反而明确了目标，等于是骂得更难听了。
PC气急败坏乱了方寸，上来就已经是外交部级别了，再升级大概真的要给“党国最高领导人”准备拳击手套出场。于是PC走投无路就开始玩儿下三路，调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对准CNN，开火！
于是，笑话儿就更大了。国内无法再升级，大概因为“党国最高领导人”不愿意直接上擂台丢人现眼，就在国外整事儿。我们看到的是到处都有留学生、华侨到 CNN 门口抗议，可惜CNN连理都不理，费挺大劲绞尽脑汁字斟句酌写出来的抗议信也只好塞到CNN门缝儿里，本来挺“严正”一事儿竟然弄得这么鬼鬼祟祟的。
门口儿抗议效果不显著，于是改走法律途径。其实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非走不可，只能是又一个大笑话儿。
北京的14个律师折腾告状不说，在美国纽约也找了个什么律师靠俩华人老太太的签名就代理中国13亿活人到法院递状子起诉CNN了。
到这个地步，PC的本事我们就知道的比较清楚了。
在国内，PC有枪，谁都没辙。但只要PC一离开枪，立刻威风就全没有了，原形毕露，是世界上最土最傻的土包子，最无耻的臭流氓，而且是一直进行时的弱智。在对付CNN的行动上，每个动作都是昏招儿，不仅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落笑于人。
现在拿俩老太太签字控告CNN的那位律师，已经被发现英文程度非常差，连话都说不利索，而且从来没有真正上过法庭，更别说是联邦法庭的庭辩经验。
本来就是个靠在纽约唐人街造假文件吃非法移民，或者车祸索赔，要不就是离婚之类的民事纠纷，从来不用上法庭只要填写文件就完成的的那些滥事儿吃饭的家伙， 真正要上法庭动真格的，到关键时刻，就已经不是会不会掉链子的问题了，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过链子，甚至都不知道链子为何物。
美国的新闻界号称是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着相当强大的公众监督功能，告媒体诽谤是几乎不可能胜诉的官司，可现在就是这么个在唐人街混饭吃，连话都说 不利索的律师要起诉 CNN诽谤。这不是笑话儿么？还号称6人律师团包括法院的审判长云云，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全是蒙人的，那个“审判长”连法官都不是。
别看那位律师连话都说不利索，撒谎却很得PC的真传，法院记录显示他起诉索赔是不到一千万的数额，他竟然对外宣称是13亿美元！给人感觉很有点儿亩产万斤的上古遗风。
问题是到了法院靠这样低级骗术是没有用的，一个回合下来不就全虾米了么？
这种官司还有什么可打的？如果能赢，我先赔他一美元算了。
其实这次官司如果PCC方面赢了，那才是PCC真正灾难的开始。CNN如果败诉，那PCC的报纸电台有一个算一个都会成为必定败诉的对象，而且很多PCC的媒体在 美国都注册了，如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本地起诉很方便啊。美国法院如果判CNN败诉赔偿，别说其他人，我自己都想立刻上法院起诉人民日报等PCC媒体造 谣诽谤了，我可正好缺钱呢。
这就是PC在不能随便玩枪的环境里能动用的手段，太愚昧了，低级啊。
CNN凭什么要给PCC道歉？就因为PCC代理“中国人民”挨骂了？中国人民怎么就不能骂？PCC宰了那么多中国人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不也都扛这么多年了？
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被PCC摁在地上现场活宰了都一声不吭，还会怕骂么？而且骂的还是洋文，更是在中国收看不到的外国电视台。
就算面对PCC疯狂施加压力，CNN也没有理由道歉。首先没有错误就不用道歉，PCC和最近红色愤青的表现都一再证明了骂的很到位很准确，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让人家道歉？
CNN 是块新闻行业里世界级的金字招牌，这块名牌不是咱们的“部优产品”“国优产品”，而是CNN从一个小公司努力工作多年敬业取得的。在沙漠风暴时期，CNN 的记者在炮火中现场不断直播新闻，开了新闻界的一个先河。干那活儿是有生命危险的，说不准啥时候枪炮打过来就当场走人了。
为了新闻职业使命感，这帮人把命都敢豁出去，现在就因为PCC闹了一连串的国际笑话儿，这CNN就会变成稀泥软蛋乖乖的磕头道歉砸自己的牌子？
我看可能性很不大，除非CNN所有领导人集体神经错乱了。
这是从道义上说，CNN会坚守自己新闻行业的规矩和底线，不会轻易向强权低头，尤其是向臭名昭著的土包子PC，他们丢不起这个人。
另一方面是经济压力。
无论如何，CNN是个企业，利润是他的命脉，甭管多牛B也得吃饭，不然你饿的仨月拉不出人屎来可就麻烦了。如果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CNN也不是没有妥协的可能。
Yahoo就是因为商业利益的原因向PC妥协。
媒体的利润大部份来自于商业广告，可正好PCC的地面儿上既没有CNN的客户也没有观众，因为在中国不许外国媒体进入，所以PC手里根本没有捏住CNN的命脉。
PC顶多是关闭CNN在中国的记者站，甚至不让CNN参加奥运会的新闻活动，但CNN自己并不是体育频道，所以这个打击并不致命，反而会让PC公然破坏自己申办奥运会时许下自由采访的承诺，食言而肥，更会因此遭全世界唾骂。CNN不怕，PC却未必敢这么下手。
现在“爱国”华侨们在准备抵制CNN，可发现自己没有抵制能力，因为华人就算全体都不看CNN了，也对收视率没有多大影响，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爱国”华侨很多都不懂英文，或者不愿意看收费节目，从小就没看过CNN。
“爱国”华侨们一看这招儿明摆着不好使，立刻改主意了，说是要抵制CNN的广告客户。
问题是，你以为CNN的客户都是PC一样的土包子大煞笔么？那些人都不白给，插上毛儿比猴儿还精，还能轮到你把他们给算计了？等到你高呼要抵制谁的时候，其实那已经是你黔驴技穷就会瞎嚷嚷了，他们清楚的很。
你无法抵制CNN的收视率，同样，你也没有能力抵制其广告客户。这些大客户不会为了让你多喝一瓶可口可乐，就放弃在CNN的广告，不再去引诱CNN的上百万观众去喝几千万瓶可口可乐。
现在，PC能对CNN施加的压力大概都差不多用上了，几乎可以算黔驴技穷。在咱们中国人眼里本来是“庞然大物”的PC，其实到了无法随便玩枪的地方就连一个CNN这样的私人企业都无可奈何了。
一个号称“世界强国”的玩意儿，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从国内到国外，从首都北京的外交部到纽约洗头房的老板娘，看来是能发动的都发动起来了，到结果是竟然还没有摆平一个私人公司。
就这点儿本事啊？丢人不丢人？
就算终于摆平了CNN，获得了道歉，就不丢人了么？
真是里外里丢人，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
无论结果如何，PC这次表演都可以“光荣”的载入史册。PC干的这种恶心事儿太多，难怪要专门开个党史专业。没办法，PC的逻辑其实早就被它自己规定好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2008——危机在向北京迫近

牟传珩来稿／去年，中国官方媒体伴随着“大国崛起”的舆论冲动，异口同声地宣称：2008年是世界的“中国年”、“中国奥运年”“中国好运年”和“中国崛起年”；国内百姓也在官方“北京奥运”——“大国崛起”舆论的宣传和股市牛起冲天带动下充满期待，甚至青年人结婚、生孩子都要赶在2008年完成，据说中国大中城市宾馆酒楼的节佳日婚宴预定早已爆满。由此可见，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对2008年的中国好运年深信不疑。然而，2008年岁初，一场弥天冻雪却无情地打破了“中国好运年”的神话。

中国民间历来有“瑞雪兆丰年”之说。但2008年这种说法却伴随着全国春节前后的雪灾，成为中国大陆的社会语话忌讳，而代之以民间社会到处充满了“冻雪兆灾年”之忧。这似乎正在应验了裆魁糊绵雠近来一再异乎寻常地强调“忧患意识”的预感。今年以来，随着海外“中国制造”产品、毒饺子事件等起风波、股市跌落，房产泡沫，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已扩散到社会居住、医疗、交通、服务等各个行业全面加剧，而政府掩盖通胀真相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烟雾再也无法蒙蔽人们的亲身感受。对此，总理瘟痂饱不无担忧地说，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两防”（一是防经济过热，二是防通货膨胀）。去年太湖蓝藻大爆发引起无锡自来水危机震动全国，而2008年4月又卷土重来，浙江湖州南太湖边水面比去年更早地出现大量蓝藻，发出臭味，渔民不能打鱼，附近村民饮用水只能自己打井或引山水，再次敲响了中国环境危机的警钟。

近来逻些骚乱，又引发了中国“（2+2+2）•（2+2）血案”后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不仅导致了汉躲民族之间的对抗，也引发了汉族本身对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与立场冲突。一个多月过去了，逻些骚乱震荡的余波依然不断：除了海外流亡躲人一周又一周的全球抗议之外，欧美国家议会也都通过决议，开始持续推动“抵制奥运”的热潮。而在国内愤青们不仅网上谩骂，而且付诸游行抗议，仇躲排外，抵制法货，正在构成极大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如此同时，欧美也开始有抵制中国产品意向。 世界报报道写道：“欧洲议会在临时召集的特别会议上已讨论了这一问题。据与会者说，会议一致认为，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在东躲的暴力行为。欧洲议会东躲问题内 部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在布鲁塞尔以保守裆的名义说：‘如果北京中央政府不做出让步，则应考虑所有可能性，从奥运期间举行抗议直到采用政治和经济抵制等最后手段。’这位起草决议的民主联盟欧洲议会议员强调，每个公民都有通过自己行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诸多可能性’，‘例如奥运时远程投票或抵制中国产品。’”又据《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杂志》网站4月14日报道，在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一些反对中国政权的人不仅抵制奥运会，而且抵制所有中国产品。这一切都是东躲问题卷起的旋风。

记得中央裆校裆建专家叶笃初教授曾在解读糊绵雠“忧患意识”时说：中共中央对全球化时代风险和挑战讲得越来越具体。比如在告诫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现实时，就列举了：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中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福独”事变等等。但“我们”的裆就是没有预料到由“东躲自由运动”异军突起带来的危机。

2008年第一季度的中国，正巧遭遇了全球性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压力、粮食危机、环境污染、民族矛盾加剧。而因为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1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人间蒸发了3000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蒸发中。更危机的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出口失去竞争力，许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还有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造成中国高成本、高币值的经济泡沫。政府因恐惧国际投机资本在中国的大肆圈钱而不敢救百姓已义愤填膺的股市大跌局，这又进一步导致国内社会动荡风险增加。

此外，伴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东土问题、福尔摩莎民主、菲律宾南海隐患，所有这一切构成危机的因素，正在向北京逼近。瘟痂饱早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其实2008年何止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也是“（2+2+2）•（2+2）”之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管治发生全面困难的一年。2008年的北京危机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降速将导致史无前例的失业浪潮。总理瘟痂饱说，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两防”（一是防经济过热，二是防通货膨胀）。这标志着国家要明显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紧缩银根，搞产业升级、实行新劳动法。在此大势下，企业的物价和运营成本加大，将使更多的企业选择裁员增效，或者被迫倒闭破产，极有可能导致一次巨大的民众失业危机。

其二，社会治安形势危机四伏。当前中国两极分化，官民对抗，社会不满情绪加剧，黑社会兴盛、治安形势混乱，偷盗、抢劫、杀人等严重治安事件多如牛毛，群众上访不断，“无利益冲突事件”此起彼伏，加之北京奥运临近，包括东躲、东土等各种社会力量都将借机表达利益诉求，有的极有可能采取更为激烈的对抗手段与形式，因而社会治安形势危机四伏。

其三，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由于全球变暖造成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恶化带来土地沙漠化。加之中国近些年来在“发展就是硬道理”误导下的GDP主义，工商大干快上，导致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眼下，最可见的危机就是青躲高原雪灾增厚导致积雪融化、三峡水库的“适应”期和南方雪灾对山林毁灭造成的天然调节功能失效等一些列因素的共振效应，将导致今年北京奥运前后的天气变化无常，极有可能引起洪水泛滥、泥石流塌方、飓风冰雹、海潮雷暴或干旱病害虫等自然灾难对人类的惩罚。

其四，最严重的危机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国内治理危机。由于政府拒绝普世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共权力失去监督，言行不一，官方媒体充满假大空言论，导致官府的立场讲话，百姓很少相信。特别是“纸华南虎”鉴定政府至今不敢公布，充分印证了政府都不自信的危机心理。而治理危机则包括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裆群关系问题、政府权威流失问题等等。

最后，政府困于外交危机。 自去年以来，西方美英德法四大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反复协调，已取得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上台不久的萨科齐和布朗的欧洲三驾马车之间具有的共同点就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其国内外媒体几乎一致将他们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亲美。眼下，北约东扩，亚洲化北约与全球化北约来势逼近，这导致了中共近些年来 的：远交欧盟，制衡美国，联俄拉印，约束日本，分化西方战略，在总体上归于失败。为此中国官方媒体不时发表抨击民主阵营国家“价值观外交”文章，充分表露了面对国际风向转换，中南海已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焦虑。如今又发生逻些事件冲击波：国内舆论仇躲排外；国际社会抗议抵制。这更进一步彰显了东西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并由此将导致2008的中国政府陷于外交困境。

综上所述，中国2008年开局的现实是：社会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怨沸腾，经济滑坡危险，政治事件不断，民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外交困境 难解。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政府拒绝政治变革形成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将一一暴露出来，从而导致了社会的综合症、并发症爆发，将令2008年的中华社会陷于无法解脱的焦虑、愤怒与不安中。这在本质上说，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的矛盾激化，因而经济危机与社会情绪最终必然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危机，即管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

在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在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共意识形态已丧失了主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其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其精神资源、政治组织、执政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 战，因而不得不采取将裆与国混淆一体手法，借以寻求民间民族主义宣泄支撑。然而，眼下工人要职业，农民要土地，股民要股利，冤民要上访，公民要权利的浪潮已势不可挡，而民族主义情绪宣泄，根本无法满足公民的这些权利诉求，所以一旦民族主义情绪宣泄转向，后果不堪设想。

以上所有矛盾与问题，都已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挑战，特别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平静的背后暗藏着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和世界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濒临城下的民主潮流的冲击。然而，今天中共在大国崛起欲望冲动下，不仅不顺应民众的变革愿望，反而采用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手法转移矛盾。一旦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熊熊燃起，走火入魔，最终的矛头指向还会对准打压民众街头诉求的政府本身，到那时中国危机将一触即发。

（原载《DM中国》）

“记者无国界”是媒体代表还是政治帮凶

史料。国朝成语大展览啊。
说实在，相同主题的文章，就是七十年代写得好。
不过焖几年也许更有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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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无国界”是媒体代表还是政治帮凶
2008年05月05日15:49 人民网

在2008北京奥运圣火境外传递过程中，有个所谓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曝光率猛增，异常惹人注目。

　　3月24日，北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在雅典古奥林匹亚运动场举行，三名男子突然闯过安全警戒线，进入场内，其中一人拉开一面奥运五环标志被画成五副手铐的旗帜，几乎与此同时，坐在贵宾席上的一个家伙也站起身来，扯起了一面黑旗。这三个搅局的男子，正是“记者无国界”的成员，而贵宾席上闹事的家伙，则是其秘书长罗伯特·梅纳德。

　　由这拙劣的一幕开始，“记者无国界”从雅典、伦敦到巴黎一路尾随奥运圣火，大搞破坏活动。4月7日，象征友谊与和平的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Z独”分子和“记者无国界”等组织的严重干扰，导致奥运火炬因安全原因曾数次主动熄灭，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据悉，“记者无国界”的成员还爬上了艾菲尔铁塔，打出一面奥运五环标志被画成五副手铐的巨大横幅。4月26日，在日本长野，“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又混迹于抗议火炬传递的日本民族主义分子之中，上演了一幕向奥运火炬和火炬手投掷物品的卑劣剧目。

　　“记者无国界”，这个声称要保护新闻记者、推进新闻自由的法国非政府组织，何以如此嚣张地干涉奥运圣火传递？他们所代表的真是媒体，所追求的真是新闻自由吗？他们的这些行为又和新闻自由有什么干系？他们是在抵制奥运，还是在借北京奥运充当反华势力的政治帮凶？这不禁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非政府组织的真正面目。

　　从“记者无国界”在圣火传递中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们对破坏中国举办奥运“情有独钟”，这显然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活动。法国《费加罗报》4 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为我们道出了实情，“记者无国界”自2001年起就反对让中国人承办奥运会，并勾结美国极右派势力，向美国、德国和瑞士等国企业施加压力，极力破坏奥运会。更有甚者，该组织还借破坏奥运会之机，毫无廉耻地大肆敛财。法国同行维瓦斯写了一本揭露这个组织真相的书中也指出，“记者无国界组织就是一个杂货铺，投其所好地用各种行动来换得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赞助。”

　　这些当地同行释放出的信息，让这个“记者无国界”的丑陋面目更加暴露无遗。由此看来，“记者无国界”根本称不上真正的媒体代表，因为它已丧失了媒体的职业操守，还顶着媒体组织之壳行敛财之实。新闻记者需要保护，新闻自由需要彰显，但是，靠着这个心怀鬼胎、行为不正的组织来实现此目标，着实难上加难。而“记者无国界”却称得上一个十足的政治帮凶，因为它伙同少数“Z独”分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地破坏圣火传递，图谋不轨地将奥运政治化，一唱一和地对中国人承办2008奥运充满仇视和敌意。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作为一个曾长期接受有反华倾向势力赞助的组织，受人钱财岂能不替人“消灾”？但是，这样一个“挂羊头卖狗肉”、有名无实的组织，在真面目大白于天下之后，一旦脱离了诸如此类形形色色的赞助，它的生命力还有多强？结果恐怕不言自明。

疑似谣言透露的中国政府资助澳洲学生运动的证据

分赃不均——藏污纳垢的澳洲学生会

曹达华 发表于：2008-5-3 22:18:00


上层对下边说的理论都是希望别人相信，自己以此牟利，而自己从不相信自己说的那一套，就像汉武帝要求全国信儒教，他自己呢，是个法家！而现在，澳洲liu学生会的领导希望学生们都热血卫国，然后他们好贪污使馆的钱！我现在怀疑我们这里是否也被贪了。
　　
上周四，万名华人学子跑到堪培拉支持祖国，回来的时候竟然被星辉旅行社总共讹诈 $25000 之巨。作为队长的我也私自付出了 $200，司机才最后把人拉回悉尼。当学生会高层把前因后果全都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太过气愤就都相信了他们的故事。

我自己垫进去了 $200，这点钱我倒并不在乎，但还有不少经济条件不如我的，他们可在乎垫的钱了。这周以来，有些人就开始向学生会追债，学生会最初先劝住了那些垫钱少于 $10 的（有些车垫钱的时候不是队长一个人垫的，而是每个成员都垫 $5- $10 这么凑的）。至于说那些损失超过 $10 的，学生会的意思是向中国大使馆陈诉，希望大使馆可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尤其是那几个一次垫了七八千的，这个债怎么还成了这周很严肃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投诉星辉旅行社的声音就又传出来了。投诉的理由是，就说我们欠他们超时费，他们也应该履行合同上所签署的义务：把人从堪培拉送回悉尼。只要抓住这条，如果开庭的话，星辉肯定不可能胜诉。但让我很奇怪的是，学生会对于这个呼声的处理态度，似乎很不情愿把合同公开化。他们甚至还撒谎说，最初他们和星辉觉得都是为了祖国，签合同反而觉得彼此象外人了。要知道这种逻辑在澳州是绝对行不通的，星辉为了接我们这笔订单，把悉尼其他旅行社的大巴全都征调光了，没有和我们签署的合同做担保，他们是肯定调不动的！而且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可疑，我听大使馆的朋友反映，说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并且已经在第一时间同意拨款赔偿那天晚上垫了钱的学生。

等我冷静下来以后，我觉得星辉这么大一个跨国旅行社，为什么会为了两万块钱做这么损的事呢？这事闹出来以后，我都为他们的声誉感到惋惜，何况他们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弱智呢？而且学生会不愿意公布合同，我觉得也很反常，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大家在悉尼都是老乡，回到国内都是校友，为什么那么不情愿公布合同？在这些种种疑问中，我今天乘星辉还没下班，就先跑去想听听他们那边的故事。结果，不听不要紧，一听吓一跳！。。。

今天在星辉旅行和我交谈的那个人感觉像是香港人，不过她普通话说的又没什么港音，也许是个广东人吧。按她的说法，我们去堪培拉的那天，除了在订票时学生会先给的 20% 定金以外，他们再也没有从学生会手里得到过一分钱！按理说应该是我们先付 20% 订金，然后大巴车出发的时候付余额，但由于大巴是夜间出发，双方就同意第二天九点付余额。结果星辉到了第二天快五点了还没拿到余额，而星辉为我们从其他公司订大巴的这些公司，又都回来找星辉要余额。在资金实在周转不开，同时也对一天都没给钱的学生会的信誉开始产生了怀疑。在眼看着就要血本无归的情况下，他们才下令让司机全部停车。对司机他们没敢说没人付款的话，因为怕自己的信誉在同行里受影响，为日后叫车带来不便，所以他们给司机的理由是超时收费。

至于说学生会为什么不付款，大家现在都猜测是大使馆拨过来的款，和大家付的车票应该被几个少数领头的给贪污了。然后他们又利用队长的钱被骗的机会，再次向大使馆要钱，却仍然没有把钱转给每个队长个人的手中。从两次大使馆拨款，加上收学生的车票，减去最初付过的 20% 订金，我估算学生会高层此次一共贪污五万澳元，相当于三十二万人民币之巨！至于说中国大使馆和学生会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盘根错节，这就更说不清楚了（例如，为什么连调查都不调查，这么爽快／草率的给他们拨补偿费？）。当然，这个推断是基于星辉旅行社对整个故事的说法。事实上哪个说法对，哪个说法错，还是两边都不干净，我这种小民是无法了解的到了。就连当初“拉我下水”的那个萌萌，她现在提起这事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中。

这都能义正词严

环球时报真行。这都能义正词严：
“就在这时，他开始大喊“free _tibet！”。听到这个，有学生从后面踢了他一脚。这时，他举起自行车开始在天上抡并开_始砸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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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清楚！“殴打韩国人”事件亲历者讲真相

环球时报消息

近日，韩国媒体对于27日北_京奥_运_圣_火在韩国首尔的传递中所出现的华_人过_激行为大加渲染。其中一则“骑车的韩国人遭华_人围-攻”的照片被一些韩国媒体大_肆刊登。对此，亲历该“围攻现场”的一位华人致信环球时报,称这起事件的源头正是该骑车人在现场对华人的挑_衅和暴_力行为。

　　4月30日，在韩华人良易给环球时报发来电子邮件说，在27日首尔站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他近距离目睹了被韩国媒体热炒的“华_人殴_打骑车韩_国人” 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良易在当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骑自行车的韩国人不是所谓的行人，而是一名抗_议分子。韩国媒体对于该韩国人的挑_衅和暴_力行为只字未提，这让我感到非_常气_愤。”他还向记者发来了这名骑车人向现场华人抡起自行车施_暴的现场图片。

　　以下是在韩华人良易给环球时报发来的电子邮件全文。

　　您好！

　　我是一名在韩华人。

　　这张照片是4月27日圣火在韩国首尔传递的过程中，在韩国奥林匹克运动广场起始点发生的。

　　当时，一名反_对中国人_权_问_题的韩国示_威者把抗_议北_京奥_运和谴_责中_国人_权问题的条幅系在衣服上，骑着自行车进入聚集了万人的中国人群中进行抗_议活动。在韩留学生们发现后，就将此人围住，对着他高唱国歌，喊“中国加油”。有的学生很激动，有的学生有要做出过_激行为的态势。

　　我马上阻_止了学生们的过激行为，然后用韩语对这名骑车示_威者说：“如果您要抗_议中_国，至少您要对中国有客观地了解”。他对我说道：“我当然了解中国，我都知道的！”（我注意到他对我用的是非尊敬语——在韩国语言分为两种语态，尊敬与非尊敬语）。我见他这样回答，而且用的是非尊敬语，我就没有再说话。就在这时，他开始大喊“free _tibet！”。听到这个，有学生从后面踢了他一脚。这时，他举起自行车开始在天上抡并开_始砸_人。

　　很多学生都躲开了，我也躲开了。后来留学生们很激动，有人踢了他，踢他的照片全部被韩国媒体用作为头版的经典照片。可是韩国媒体却对他之前的行为只字不提，甚至还有媒体说中国人在殴打行人。

　　对于在这起事件中受伤的中_国人，韩国媒体只字不提，只是强调这个韩国人被_打。现在，这个被打的韩国人要根据照片悬赏100万韩币，捉_拿照片中出现的中国人。更尤甚，韩国网络把所有收集到的中国留学生的联系方式与个人信息都公布出来。众多学生被电话骚_扰，受到短信息恐_吓，有的学生最多一天接到了数十次恐_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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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躲青会主席次旺仁增

2008/04/30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中国媒体近日引述意大利专访躲青会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gzin）的话指出，现在已到了使用自杀攻击来追求东躲独立的时刻。多维社4月29日采访了次旺仁增，他表示躲青会为一个非暴力组织，该份报导不实，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

“躲青会的宣传活动一直以来均秉持和平与非暴力的宗旨，对于这则报导我没有什麽可解释，因为我没说过这样的话。“次旺仁增在接受多维社采访时表示。

目前居住在北印度达姆萨拉（Dharmsala）的次旺仁增，父母为东躲流亡人士，现年37岁的他在印度出生、求学，父亲则在印度担任司机工作。2007 年，次旺仁增被选为躲青会主席，他也从美国回到印度，居住在躲青会总部所在地达姆萨拉，而他的妻子与两名女儿仍留在美国。

中国媒体日前引述次旺仁增今年3月对意大利《晚邮报》的谈话指出，“对东躲独立事业而言，使用报复性人体炸弹是一个发展方向。”中方也指责躲青会策划1987年至1989年之间的拉萨暴动。

次旺仁增对多维社表示，意大利媒体的报导不实，他从未说过躲青会计划做自杀式攻击或是将使用暴力的话，躲青会的活动，包括示威、抵制奥运、游说，都是以非暴力为宗旨，而中国朝廷则希望藉由这则报导抹杀躲青会和平追求东躲独立的努力。

次旺仁增解释，他们抵制北京奥运，是为了对中国施压，让世界各地的奥运赞助商撤销赞助。

此外，中国媒体也指出，躲青会部分成员在该会成立不久后便宣称“将永远使用暴力”，躲青会也直接策划了1987年、1988年、1989年的拉萨骚乱事 件；躲青会另开办游击战、爆破技术培训在内的各种培训班，希望藉由暴力达到东躲独立的目的，躲青会也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了计划﹐做好了秘密偷渡 进入中国境内的线路勘察工作。

次旺仁增向多维社表示：“中国朝廷或新华社可以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但他们没有证据，就像我强调的，躲青会是个和平、非暴力的组织，中国可以愚弄他的人民，但中国无法愚弄其他国家，世界其他地方了解我们是个怎样的组织。”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躲暴动后曾表示，有足够事实证明，314事件是由佛爷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

次旺仁增再一次强调，中国方面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东躲骚动完全是由于东躲人民不满情绪爆发所引起的自发性行为，不是由他在1月协助成立的“东躲人民起义 运动”（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组织所支持的。“东躲人民起义运动”包括了五个非流亡政府组织的团体。

次旺仁增说，躲青会并不会因为中国一方的说法而有所改变，中国和东躲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他们仍将持续以非暴力、基于历史事实的方式追求东躲独立。

中国朝廷目前考虑将躲青会列为恐怖组织，次旺仁增称中国朝廷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因为在中国统治东躲的50年中，有超过100万名躲人被杀害。

虽然在南印度长大，但次旺仁增在1993年凭藉躲民移居计划前往美国后，共有长达15年的时间居住在该地，他在洛杉矶咖啡馆服务，在奥勒冈波特兰市处理房 贷业务，虽然身在美国，他仍是个活跃于东躲政治事务的人士。最后他成为美国公民，买了房子，直到被选为躲青会主席才又回到印度。

1970年10月在佛爷直接授意下于印度成立的躲青会，致力推动东躲独立，如今于全球各地拥有近70个分部。次旺仁增对多维社表示，目前躲青会拥有三万名会员，会员们除了许多在印度出生外，北美、欧洲也有为数众多的人是躲青会的一份子，这些人均会说躲语。

不过，追求东躲独立的躲青会，和要求东躲高度自治的老佛爷意见相左，老佛爷主张“中间路线”，强调自己谈的不是独立，也不断表达愿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 意愿；次旺仁增表示，对于老佛爷的想法，躲人感到失望，但他相信躲人内部不同的声音和辩论，是这个长久以来由僧侣领导的团体，发展民主的表现。

次旺仁增先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也曾表示，打从这位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以来，他就不同意。“我在街上没见过人们为了（要求）‘中间道路’而示威。”

次旺仁增也提出了与老佛爷不同的想法。他表示，若中国领导人持续残酷镇压东躲人民，则他们无法保证躲青会追求东躲独立的努力，将永远都是非暴力的。

报导称，次旺仁增长久以来一直希望能回到东躲，那个他从未住过的地方，他希望至少在生命消逝前回去，而这个想法则来自他的父母。

“年轻一代的人很受挫。我不认为有人想永远待在印度。”次旺仁增说。

南德意志报也在采访次旺仁增的报导中指出，流亡印度的躲人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便是越过喜马拉雅山，返回故乡东躲。

次旺仁增表示，聚集在躲青会的是另一代人，他们出生在流亡地，只在照片和叙述中了解梦中的故乡，他们不想死在流亡地，因此他们进行和平斗争，但“是否和平进行下去，要由中国决定。”

《华尔街日报》报导称，当初次旺仁增从美国回到印度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他的国家，也是由于爱国心的驱使。“躲人在自己的国家内已变成次等公民，我们的人被边缘化。”

次旺仁增说，老一辈的躲人仅认为东躲是蕴躲躲族宗教与文化的土地，但他与新一代的年轻躲人则认为，有必要让东躲独立，让东躲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在那里，宗教与文化将受到保护。

老佛爷在纽约与媒体聚会

视频：http://fr.youtube.com/watch?v=BAFbyEVt-Zw


即将出版的《多维月刊》发表多维社记者吕贤修的现场报导：4月24日，老佛爷在纽约与媒体聚会，以此结束14天的访美行程。访谈以英语进行，摘译如下：

我最重视的三件事

　　佛爷：吐蕃问题的解决之道，必须由中国的兄弟姊妹，吐蕃的兄弟姊妹合力解决。尤其是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双方的接触往来极端重要，否则会不断引发不必要的情绪效应，这让人很悲伤。

　　我知道中国朝廷总认为我在寻求分裂，策划反中国的活动。所以我想先说清楚，我的三项责任，同时也是我最重视的三件事：

　　每个人都想要快乐的生活。但社会是由许多个人所组成，每个人都该有同理心，才能创造祥和社会。这应该是人的天性，所以无论我到世界何处，我最想推广的，都是这种人类独具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开口闭口都是吐蕃，否则怎麽会有这麽多人想来听。（笑）

　　其次，回到一个佛教徒的身份。世界上有各种宗教，都有上千年历史，有各自的传统。但直到今天，宗教也带来许多分裂、冲突，这很不幸。然而，如果仔细观 察，所有宗教都有爱与宽容的意涵，这是创造和谐的坚实基础。我的第二项任务是推广宗教间的和谐共处，我也相信这点我已有所贡献。

　　第三、吐蕃人民敬仰我，所以我有责任为他们服务。我认为我的角色，是吐蕃人民的自由代言人，而不是统治者，我完全遵从吐蕃人民的意愿行事。如果吐蕃人 民真的快乐，我会据实告诉全世界。但如果不是，我也必须善尽我的职责。为什麽我们会变成难民？不是因为天灾，而是政治因素。他们完全不关心吐蕃人的权益。

　　中国朝廷指责我们只想重建旧体制，但我认为蕃人没有这种想法，没人想接受不合时宜的体制。有人认为老佛爷的这种体制，对蕃人是最关键的事，但我早就公开否定过这点。我说过，是否延续这个体制，全由蕃人决定。早在第8世纪前，就有吐蕃佛教。但老佛爷的体制，至今约只有500年。我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一点都没关系。我从成为老佛爷开始，就展开改革。59年我到印度后，开始朝民主化前进。2001年开始，我们已有选举制度，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现在，我已是半退休状态，所有重大决策权，都不在我手中。我只像个“资深指导”，因此我的责任有限，而且也不是完全自愿的。（笑）

　　我的开场白结束了。接下来，问我问题吧！我想都是政治问题吧？（笑）

我没说过关於辞职的话

　　问：你对近来中国盛行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何看法？

　　答：那是正确的。任何人一旦有自己的国家，都会发生这种事。比如过去中国人对日本的敌视，这很自然。但太过情绪化，这不好，会让人盲目。

　　多维：你会如何解释你与蕃青会的关系？你说曾如果他们持续使用暴力，你会选择辞职。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否显示你已无法控制他们？你如何看蕃青会的未来？

　　答：首先，我没说过关於辞职的话。对任何社会而言，年轻人都非常重要。但是吐蕃的青年团体，他们的政治主张，已与我们背道而驰。我们知道，我们迟早要与中央朝廷对话。所以，追求独立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定不寻求独立，但依照中国宪法，我们要真正的自治。透过谈判，让吐蕃人获得自由。

　　毛泽东、周恩来都强调过，不同於中国其它区域，吐蕃个案极为特殊。所以1974年开始，基於中国宪法，我们持续尝试与中国朝廷讨论，期待这一天来临。然而，有些吐蕃人开始对此批判，要争取独立。吐蕃的青年团体选择这条路线。

　　不论何时，我遇到年轻的蕃人，我都很清楚地告知，彼此的政治立场不同，你们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同时，你们也有责任维持蕃人传统文化。我的角色不是 叫你们闭嘴，我完全尊重民主，我是告诉你我的想法。但有些人就是不听我的建议，我没办法控制他们。所以，要说老佛爷对吐蕃人的影响力，我不知道。就政治 而言，我认为是在逐渐减少。至於宗教上的影响力，他们有些也对我很不满，批评我、又批评佛教，我都很欢迎。我也无法叫他们停止，那是他们的自由。

　　另一个例子，3月10日危机事件发生前，有一群蕃民企图由印度出发进入中国边境。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在印度示威没问题，印度是自由的国家。但偷渡进入中国，等於自杀。我的责任就是提醒你可能的后果，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听我的话。当时，他们似乎放弃了。但不久，依然决定继续。后来，我就不知道了。chi

与中国朝廷有接触，但不是对话

　　问：你为何说今年3月的暴力逮捕、封闭寺庙，是中国朝廷授权？

　　答：我有消息管道，但我不知道多少人被捕。有些地方很偏远，很难到达。问题重点是，我一再呼吁中国朝廷，让世界媒体自由进入吐蕃，查清楚真相，而不是全靠官方消息。不幸，这没有被接受。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没有寻求独立，但只有中国朝廷不这样想。我也想请中国官员真正到吐蕃调查。这最好是由独立调查 单位来做，而不是地方朝廷，并将结果报给北京。新华社记者今天也在场，我也建议你们，如果有自由采访权，请到吐蕃及附近各省走一趟，搞清楚是不是危机 （crisis）。

　　问：你认为在你离开人世后，吐蕃有可能独立？

　　答：去年在华府，我与中国学者、美国议员见面。有人问我如何保证吐蕃不独立？我回答，世界上有各种协议、条约，但都不过是张纸。如果中国朝廷能须满足 吐蕃人民，就像英国与苏格兰，加拿大与魁北克，多数人民都感觉满足，也很感激英国、加拿大朝廷，这就是真正的保障。吐蕃很贫穷，我们仍需要许多建设与现代 化。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吐蕃有自己的宗教、语言，我们需要中国保证，让我们能保留这些。如果中国朝廷真能执行《民族白皮书》，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你相信在你之后，如果出现两位老佛爷，情况会变复杂？

　　答：我说过，老佛爷的体制是否要继续，全由吐蕃人民决定。我也常说，如果这个体制在我这一代结束，是件好事。我不是历史上最好的老佛爷，但也绝不 是最坏的。但如果我死后，中国与外界各选了一个老佛爷，那的确会更复杂。好笑的是，中国某些官员认为，制造争议是件有趣的事。（笑）

　　问：你与中国朝廷之间有持续接触？

　　答：有，但只是接触（contact），不是对话（dialogue）。

　　问：透过何种方式？电话？书信？

　　答：有时是与我们的官员面对面接触，有时是中国商人，有时是中国官员，但都没有认真的讨论什麽。有时他们只是责备：都是你造成这些问题！（笑）你们认为这叫对话？根本没有对话！

稳定应建立在互信基础上

　　多维：糊绵啕上任已6年，你认为他让你失望了？

　　答：没有。中国有13亿人，有各种问题。糊绵啕提倡和谐，这点我完全支持。谈到领导能力，根据我的经验，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分为四个时代：

　　首先，毛泽东，强调理想主义，结果发生类似文革的事情；

　　接着，瞪小评时代，重视经济，求富为上。这真的改变了中国，但有些负面影响，比如地域贫富差距，以及后来的贪污腐败后遗症，还有现在许多中国人，开口闭口都是钱，忽略了人的价值；

　　杠择缗时期，中产阶级成为社会骨干，现在供餐挡已不再是只代表劳动人民；

　　糊绵啕强调和谐，像是天安门上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有口号，但仍待努力。全民大团结的确是一种需要，但我认为真正的大团结应该是发自内心，而不是来自恐惧，那不是大团结。

　　糊绵啕是务实主义者，有新情况，就有新观念，因此我对他有寄望，希望他将供餐挡带往更务实的方向。我认为，不但要全国人民大团结，还要汉蕃大团结，才 是真正的大团结。（笑）我完全支持稳定，但在枪杆子下，不会是真正的稳定。如果像有人所说“吐蕃人该杀的杀、该逮的逮”，这就不是稳定。操控恐惧，是很愚 蠢的。真正的稳定，应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

　　佛爷：最后，我想重申“我们不敌视中国人，我们不追求独立，我们完全支持奥运。从始至今，未曾改变！”

　　问：你想参加奥运仪式？

　　答：当然想。但在中国人心中，我是罪犯，我怎麽去？（笑）

陈子明：“五四运动”又来了吗？

按此次反法运动，起因亦同。
先是，伦敦之受挫，实不亚于巴黎。唯当晚即转赴巴黎，朝廷制度笨拙，未及反应。故是日官媒辄言“伦敦瑞雪”，盖未得旨意，遂搪塞以一向之套话尔。
次日再败于巴黎，官媒口气初与伦敦无二。当日央视新闻亦为法国电视引用，一派和谐，援为笑柄。唯下站旧金山开跑尚需数日，朝廷乃得趁间计议之。意者有司于巴黎既四度灭火，且擅令改变路线、结束接力，能不阴怀畏罪？其奏章必极力渲染巴黎“反华”之炽，所以激怒至尊九头，从而卸责也。以国朝体制，九头既“无产阶级震怒”矣，官媒自然风从，于是一日之间口气大变，点火煽情，如万箭齐发然。
唯民愤既起，祸乱亦将至，朝廷深有畏于是者。且其九头等恐亦渐晓巴黎详情，顾不能反复其辞矣。况国朝本来孤立，洵不欲绝于法国。于是阴结法国，乃在四月十八日先派赵进军使法沟通，而秘不宣焉，因能致法使蓬瑟莱、拉法兰“来朝”。而仅于公布法使“来朝”消息之侧附言赵进军日前使法之消息，所以期人民疏忽其先后之序，而渐平复其情。又令官媒渲染法国舆情顺附之声，朝廷于其国民，乃能免于前倨后恭之态度，所以维持其颜面也。实则法国舆情驳杂，“反华”者有之，拥中者亦有之（唯不多尔），非因华人抗法而能有移易者。而并为官媒任意拣取，造成抗法奏效之神话。历朝之欺其人民向来如此。然翻来覆去，徒费周章，所谓颜面，无非勉强于中而扫地于外，诚不知此颜面者何谓也，抑掩耳盗铃尔。是皆专制政体必然之弊，百年以下，举凡爱国不出“五四”模式，职是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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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各地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部分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朝野在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期间的言行，抵制和封堵法国品牌的家乐福连锁超市。令年纪大一些的国人不禁感叹：难道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又一次降临中国了？

广义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运动

说起五四运动，首先必须分清广义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运动。周策纵的《五四与中国》一书给出了广义的定义，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也采用广义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胡适则反对把新文化运动纳入五四运动的范畴。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本文下面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指胡适所主张的狭义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北京大学师生们的思想观点是不一致的。陈独秀曾说：残害人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去国家的民众尽管权利不与宗主国民众同等，然而他们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比起恶国家的民众，就像是天上地下！所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都以其地不能立刻变为租界为憾。不是京、津、江南人没有爱国心，“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胡适是世界主义的拥护者，主张“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他还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然而，他们的弟子却是些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 者、“民族主义”者。当下的情况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大学老师多是早年、晚年陈独秀（剔除担任中共总书记的一段）与胡适的精神传人，大学生们却是五四青年的翻版。

为什么老师影响不了学生，为什么每一代青年人都要经历民族主义的洗礼，这是本文的关注点。事实上，影响学生行为的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因素；外部因素不仅有老师，还有政府，政府的影响力往往大于老师；内在因素则是青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百姓、洋人、官

欲了解大学生与官府的关系，必须放在“百姓、洋人、官”的分析框架内。自从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出现以后，就成为“百姓”的急先锋。王小波说：“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不论是在晚清、民国还是共和国，玩的都是同一个游戏。慈禧先是利用义和团反洋人，然后又收拾义和团的故事，已经人所共知，这里只说说民国以后的事。

由于御用史家任意剪裁和编造近现代史，大多数国人已经不知道五四运动的点火者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当时的日本原敬内阁认为，五四运动受到“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这一判断写入了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汪大燮和林长民当时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负责巴黎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熊希龄当时是国民外交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受到政府的支持，十名理事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都曾是顶级官员，担任过国务总理、总长或省都督。林长民于1919年4月30日接到在巴黎的梁启超的告急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不愿意在偏向日本的对德和约上签字，但是又不想由自己来承受列强的压力，因此急切需要国内的民意表达作为外交后盾。

在“五四”之前，还有一个“五九”，后来被定为“国耻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既然是秘密谈判，为什么会在谈判过程中就被公诸于世了呢？原来，正是袁世凯自己派人透露给媒体，试图通过掀起民间反对浪潮和引发欧美国家的抗议，作为与日方谈判的筹码。“二十一条”披露后，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3000多人群起反对，并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表示抗议。他们归国后，通过向中央政府上书、请愿，筹划、组织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发起“劝用国货、抵制日货”运动等方式，力阻政府与日签订密约。在留日学生的鼓动和组织下，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这次反日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石头、剪子、布”的外交游戏，并不是那么好玩的，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慈禧玩义和团，玩来了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袁世凯玩两手策略，一方面彻底得罪了日本政府，使其下决心支持孙中山的反政府活动；另一方面又授人以柄，为国内各派“倒袁”力量提供了集结起义的合法性。徐世昌政府在激励大学生爱国热情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大学生会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双重口号，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赵家楼是时任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章宗祥曾任内阁司法总长，时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一幕。满怀正义感参加反日爱国游行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想到会引来牢狱之灾。

在共和国时代，情况也是一样的。1967年香港工委紧跟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掀起了“反英抗暴”斗争，外交部门迫切需要国内红卫兵以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给英方一个震慑。没想到一腔怒火的群众是很难控制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大为震怒，当时外交部门的实际负责人王力、姚登山成了替罪羔羊，分别被关入秦城监狱十五年和九年，大批与该事件有关的红卫兵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自由主义理论缺陷

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例如胡适），未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走向，与他们自身的理论缺陷不无关系。中国以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常最关注世界与个体这两头，而忽略对于中间层次——国家、社区——的理论建构。单纯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常常会碰壁，英国的张伯伦主义（绥靖主义）、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中立主义，就是突出的例子。胡适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力，由于他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尤其是他在“九一八事变”甚至“七七事变”后仍然“唱低调”，而越来越微弱。今天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认真吸取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教训。

笔者在《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载2003年第2期《战略与管理》）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世界公民。”笔者还说过：通常所说的民主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等几个层次上的价值的复合体。这是基于对胡适式的“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吴国光语）的一种反省。

宪法爱国主义是哈贝玛斯在面临德国统一问题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指出：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公约。这个社会公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参见徐贲：《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哈贝玛斯的宪政观》）

鉴于下列的原因，中国也要强调宪法爱国主义，而不宜以民族主义和族群认同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基础。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更多地具有政治分化而不是政治聚合的作用。第二，在大陆和台湾长期分离的情况下，两岸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制度，如果不构建哈贝玛斯所说的“民主共同政治文化”，单凭“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已不足以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种强调法治形式程序的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第三，经济全球化虽然总的来说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但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好处尤多。这部分人既不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富的人，而恰恰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介于贫富之间的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对于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将会进一步刺激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势力，损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

政治本能与青春期冲动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相对普通民众而言，大学生更是“超级政治动物”。在国家专政机器“稳定压倒一切”的强力压制下，当代大学生表现得似乎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旦高压阀出现了空隙，大学生们的政治本能就会怦然爆发。克莱孟梭说过：30岁之前没有信仰过激进思潮，心灵有病；30岁之后继续信仰激进思潮，脑子有病。大学生剑走偏锋，感情冲动一时间遮蔽了理性思考，这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有人在网络上撰文《九年前的那些爱国青年今何在》，有人在网络上展示抨击克林顿总统的北大女生成为美国人媳妇后的甜蜜生活照，均意在揭示一条经验规律——思想的激进程度与人的年龄大小是负相关的。

民族主义是大学生发泄政治本能与青春期冲动的首选，历来如此。这里就不说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了。1946年2月的大学生反苏运动和1985年9月的大学生反日运动，是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二战结束时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左倾的、亲苏的。然而，当苏军没有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战胜日本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退，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发生了 “张莘夫事件”（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接收”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8人被害）后，重庆、上海、南昌、南京、青岛、汉口、北平、杭州等地的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苏大游行 。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右倾的、亲西方的。然而，当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与18名内阁成员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北京大学率先发起学潮，号召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开展“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这次学潮受到官方的强力打压，最终只有300多学生抵达广场，当局宣布广场戒严，《北京日报》指责学生“动乱”。后来，这次学潮的参与者成为1989年“反腐败、要民主”学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民族主义的联盟对象

笔者在《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载《领导者》第十九期）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的将近六十年时间里，偏离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现代化走入歧途，当下重新勃发的民族主义会不会使中国重蹈覆辙呢？不会!

正如许纪霖等人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既可以说它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也可以说它能够容纳所有的东西。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具有某种相似性与关联性（参见保罗•塔格特著《民粹主义》）。“有时它一呼万应，有时则遭受冷遇。”它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然而民族主义也并非毫无效果，“在高潮时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的内容与基调”。它“在本质上是多变的，它总是随环境颜色的变化而改变”。它“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这种适应性源于民族主义的“空心化”：它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却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民族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盟，也必须依附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才能发挥深远和持久的作用。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民族主义很快便与列宁主义打成一片，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短短几年中就演变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尽管他的这种叙述在时间顺序上是错误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们上街游行，是响应梁启超、林长民的号召而不是响应列宁的号召；几年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才在民意测验中把列宁选为“世界第一伟人”，位于昔日“世界第一大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前。

五四运动前后，全球思想界正处于急剧左倾化的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以及朝鲜、越南、蒙古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都是世界边缘地带对于中心地带思潮转变的一种响应。而在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民族主义会与哪一种意识形态结盟，却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清楚的。可能引致的群体性事件是“火烧赵家楼”（矛头对准丧权辱国的政府官员）还是“水晶之夜”（又译“砸玻璃窗之夜”，指的是1938年11月9日，在纳粹的导演和怂恿下，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民众反犹事件），也需要认真分辨。

现在，民族主义有三个可能的联盟对象——极左的毛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极右的新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中间的宪政民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和世界公民主义）。第一种联盟关系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市场，却被权势集团高度警惕和全力压制。他们决不允许被“外争国权”调动起来的民众政治积极性，转移到“内惩国贼”即追查惩罚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主义上来。第二种联盟关系是权势集团的企盼。他们喜欢国家主义鼓吹举国一致体制和对外争夺“生存空间”，喜欢种族主义以族群关系来掩盖和冲淡阶级关系。但是，包括毛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既得利益者用国际争端来转移民众对于现实不满的做法，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揭露。第三种联盟关系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朴素的民族情感和温和的民族主义，都是民众油然而生的，没有必要恐惧、抵触或压制，关键是要将其引导到理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特别的”与“法定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没有跟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国民运动，往往是“无结果”的。“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

梁启超又说：“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 ’。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在2008年，国人刚刚看过了台湾同胞的“法定的”国民运动，连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也从中感受颇深，惊叹：“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眼下，国人仍在津津有味地隔洋观赏美国的总统大选，看美国佬如何“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什么时候中国人在“特别的”国民运动之外，也能够参与到“法定的”国民运动中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

韩国媒体批中国留学生首尔表现

江天编译报导／外电报导说，韩国媒体4月28日对奥运火炬在首尔的传递过程中少数中国学生的暴力行为进行批评。此外，韩国政府还说中国留学生等采取暴力行动一事，向中国方面表示“强烈遗憾“。

不过，外电指出，从当天火炬传递总体来看，中国学生的集会一直保持着和平的方式。

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乘大巴从韩国各地赶来，并持有统一发放的国旗、T恤、标语等。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他们高呼支持中国的口号。两名中国人引涉嫌向抗议的韩国人投掷石块而被捕。在首尔火炬传递全程，8000多名警察严阵以待。

外电指出，韩国是世界上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网络论坛上，许多韩国人发贴称中国人的表现给人印象不好，无益于传达和平的信息，歪曲了奥林匹克精神。“把所有中国人赶出韩国，”其中一个帖子称。另一个则说：“中国没有权利举办奥运会”。

韩国媒体28日报导说，一天前，首尔市中心被中国国旗五星红旗覆盖。对此，首尔市民发出了感叹。他们表示惊讶和好奇，纷纷表示：“从哪里涌现出那么多中国青年？”。首尔市民将中国青年们的行动视为“爱国心”。但28日早晨，韩国国民对待中国青年的视线变得冷淡。

韩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指出，舆论发生巨变，是因为拍摄到在首尔广场酒店大厅发生的暴力场面的视频。该视频中，看上去是中国人的100多人涌入酒店大厅内，将几个人挤至墙边，用国旗和拳脚施暴。

而夹在两个组织之间的身穿制服的韩国义警形同虚设般地轻易被挤得后退，后来还被中国人殴打。中国学生们在现场不断高喊“打死他”、“道歉”。

据悉，被围攻的是市民团体“东躲和平连带”的3名成员。他们当天下午5时30分左右在德寿宫前抗议中国的东躲事件，举起东躲旗帜示威，后来被400多名中国人追赶，仓惶逃到酒店，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阻止暴行的义警中有一人被中国人打到，头部受伤缝了六针。

朝鲜日报说，有一位网民于27日晚将该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后，人们开始对向市民和警察使用暴力的中国留学生表示愤怒。

在互联网上，中国青年的其他过激行为也接连被公开，其中包括中国青年投掷的木块打中了采访记者导致其受伤的照片、中国人扔出的金属切割机打伤了市民团体干 部的照片等。在德寿宫大汉门附近，身穿写有“FREE TIBET”T恤的4名美国高中生被300多名中国人包围，后来被警察救出。

中国留学生们从圣火传递两周前开始就在网上社区发布“27日在奥林匹克公园集合”、“不要携带武器，带上鸡蛋”等帖子，有组织地进行了准备。

文章称，正因为这些，韩国网民们更加激动。就中国人的这种行为，网民们表示反感说“在其他国家可以这样吗”、“如果韩国人在中国对公安施暴早就死了”等。在各门户网站上，包含中国留学生施暴场面的照片和他们的个人资料的文章正在大量扩散。(chinesenewsnet.com)

报导还分析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大规模涌现在首尔市中心，是由于圣火传递活动在其他国家受到干扰，再加上韩国的部分市民团体事先预告说将阻止圣火传递，因而刺激到了中国人。

也有人指出，部分市民团体的过激行为刺激了中国群众。例如，在圣火传递活动的起跑地点奥林匹克公园，部分市民团体成员登上公路对面的公共汽车，用“中国没有举办奥运会的资格”等很难看作是单纯的“反对口号”来刺激中国群众。

因此，当警方离开后，愤怒的中国群众涌向他们强烈抗议，并向对方投掷水瓶和石块等。与中国群众发生冲突的地点集中在圣火传递活动的起跑地点奥林匹克公园和平广场和终点首尔广场周围，在其他路段，则没有发生特别的骚乱。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表示：“如果是在外国迎接本国的圣火，常识上应该是在挥舞五星红旗的同时，也应该挥舞太极旗和五环旗。但铺天盖地全是五星红旗，还出现了暴力事件，我想也许没有经历民主主义的中国人不能接受其他意见也是原因之一。”

韩国东亚日报28日说，韩国舆论纷纷责难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中，许多中国留学生向韩国市民和警察施加暴力的行为。

“阻止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的市民行动”于28日表示，“口口声声说追求世界和平，可他们对于反对自己的人们施加暴力。真想问问中国人，有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

另外，舆论还纷纷责难警察只注意圣火的警备工作，而没能阻止中国留学生的违法行为。警察在活动现场拘捕了扔大理石碎片等东西的1名中国留学生，和妨碍圣火传递的3名北韩逃亡者。

然而，中国人尽管乱扔东西，甚至闯入宾馆大厅向外国人施加暴力，警察方面也未能积极检举。某位网民督促道，“在别的国家首都向市民和警察施加暴力，真的是太不象话了。应该捉拿所有行暴的中国人。”

韩国朝鲜日报说，韩国政府就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留学生等中国人采取暴力行动一事，向中国方面表示“强烈遗憾”，由此这一事件是否演变为外交问题，令人担忧。

28日，中国驻韩大使宁赋魁前往外交通商部，对韩国当局为圣火传递活动采取的安全措施表示谢意。此时，外交通商部次官助理李容俊(音译)就部分中国人采取过激行动，向宁赋魁大使表示“强烈遗憾”。李容俊还向中方通报称，将根据警方的录像分析结果，只好对采取暴力行动的人进行刑事处罚。

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本打算召见宁赋魁大使，以表明遗憾立场。刚好宁赋魁前来表达谢意，就趁此机会表示遗憾。”报导还指出，政府如此迅速地表示遗憾，可能是考虑到东躲事件等已经让中国引起舆论侧目，而且因为此次事件，反中情绪在网上迅速蔓延。

对此，宁赋魁在拜访李容俊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昨晚才知道有人(因中国人)受伤的事情，我感到很遗憾，向伤者表示慰问。”

宁赋魁说：“我认为，昨天的圣火传递活动圆满成功。中国政府对于韩国国民的理解以及积极的欢迎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奥运会并不只属于中国的，而是全世界的，希望韩国国民为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予以理解和支持。

朝鲜日报说，宁赋魁还表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对韩国人有着美好的感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应该为不伤害两国国民的感情做出努力。

另外，就部分人士指出政府的举措不够强硬，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文泰英(音译)称，表示“强烈遗憾”是非常强硬的外交辞令。

补充信息

王同学是真爱国，敢出面。
唔们汉奸是没这个胆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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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因王千源而自豪——糊绵踌为何不道歉？

牟传珩来稿／长期以来，我为青岛港上太少出名人而沮丧。然而，今年四月，王千源这个青岛女留学生的名字，委实让青岛风流了一把，精彩了一把；也委实让那喝“红奶”长大的“爱国愤青”们也沮丧了一把手，疯狂了一把。王千源这个真正爱国者的名字，已经成为当下国际国内新闻舆论的焦点，让全世界政府、公众、网民大都记住了这个名字。我禁不住要为这位青岛老乡喝一声彩，叫一声好！其实青岛市民也并非都是非理性的，至少在我的生活圈子里，不少人为青岛出了王千源这个女留学生爱国精英而骄傲。因为有像王千源这样的独持己见，看守良知的中国人，中国才有看点，才有希望。在此，我以青岛市人的身份，向王千源致敬！向养育了如此好女儿的王千源的父母致敬！

在今年4月9日海外集会上，青岛籍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卓尔不群地表达了和解呼吁，希望中国学生冷静对待东躲事件以后，她便成为部分华人的谩骂和攻击对象。她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号码与中国身分证号码，以及国内父母的电话、住所地址等，均被恶意公布在大有背景的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网站上。因此导致了王千源被青岛母校开除学籍，家中楼道被贴大字报、摸屎，家被骚扰、抢掠，父母被迫离开住所和工作单位。其实王千源并不主张东躲独立，只是希望以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善待少数民族。王千源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全球六份之一的人都知到她的个人资料，详细到身份证号码。

去年﹐王千源就读的青岛二中2000名学生中有11人被美国大学录取，王千源以优秀生学绩进入美国排第五的杜克大学，并获得每年近5万美元的奖学金，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这也曾经是青岛二中一度对外炫耀的资本。然而当记者致电青岛第二中学时，这个卑鄙、龌龊的学校马上自打耳光，否认事实，坚决要与她划清界线，不承认有王千源这 样的学生，声称已经将她的毕业证书作废，还召开全校“整风”大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该校教务处的某老师对记者说：“全校的师生都很恨她。”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电视台，仅仅因一个女学生表达了个人良好愿望，其网站便在4月17号首页上，以《最丑陋的留学生》刊登了她的照片和视频，进而王千源的照片在中国各大网站上流传，有的照片经过处理后在额头上打上“叛国贼”字眼。官方舆论由此煽动起国内仰仗政府口径说话的所谓“爱国者们”，普天盖地的无耻谩骂与攻击一位中国自己培养出的女学生。对此，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她这个年龄难得的理性、冷静与清醒地说：“我觉得这个很危险。这是把国家利益和党派的东西混淆在一起的做法。为了一时的快意，把自己未来的路堵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她认为中国现在就是需要让大家听到不同的政见、不同的声音。我希望一个国家有更强大的人民，而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逼迫人民连话都不敢说。她说：独裁将大家的手足都切掉了，将大家的思维都控制住之后，把我们的世界不断的缩少，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而反对的声音帮助中国进步，民主让国民变得更强大，让人民自己修养自己，思维自己。由此可见，王千源这位奇女子，是在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怎样来爱自己的祖国。眼下，网上流行的王千源《告同胞书》和新作《我的中国，我的东躲》，让人看到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青岛女留学生迎风而立的形象。这使我霍然联想曾到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的诗人曾卓那首著名的诗歌《悬崖边上的树》，可谓王千源品格的最生动写照：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王千源也 是生长在“五星红旗下”，从小接受“红色记忆”的灌输，然而她的真正成长，却是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反思与批判，学会了对“红奶”的呕吐。因而她才会识别真假爱国，懂得爱什么样的国，她才会西去寻求救国之道，与普世文明价值接轨。于是她在喝“红奶”长大的青年中已是鹤立鸡群，卓尔不群了。其实，在中国近 代史上，不乏爱国仁人志士西取民主，改造中国（即使中共也是从西方拿来了“主义”，但是那是早已被人家抛弃了的暴力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只有满清遗老，太监奴才，才会从维护皇权利益出发，攻击仁人志士学洋卖国，也只有文革“四人帮”之流才会攻击学习西方是“崇洋媚外”。还是胡适说得对：中国人民不愿做外人的奴才，却甘在自己国家做奴才。鲁迅也无情地鞭挞过国民劣根性的“阿Q”精神胜利法和华老栓“吃人血馒头”的愚昧。这些批判不是对少数国民的，至少应该相当于今天的愤青们。其实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例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民众都唱赞歌；文革中国万众一心三呼“万岁”，打倒刘少奇他们上街游行，解放刘少奇他们还上街游行，“（2+2+2）·（2+2）”爱国运动他们上街游行，镇压“（2+2+2）·（2+2）”爱国运动他们还上街游行， 只要有官方舆论开道，他们就会跟着一哄而起。这其实不怪，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只有少数人才会甘居寂寞，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里看守灵魂的纯真与高贵。而那些可以轻易地把“爱国”当口香糖一样咀嚼的人，本质上都是仰仗手里握有公共资源的官府立场说话的。官方让他动他就动，官方让他止他就止。现在官方要降温了，那些要抵制法货大游行的愤青们也就泄气了。

如今，王千源以其柔弱女生身份独持己见，甘做少数清醒者，这不仅需要真知灼见，更需要血性与勇气，实在是凤毛可贵。然而，王千源对比那些网上流氓性攻击和在其家中楼道贴大字报，摸屎、抢掠等无耻下流之辈，用中华传统语话说那是君子与小人之别；用现代语话说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行文至此，我更想说的是，官方竟对那些粗暴恶意侵犯王千源及家人 权益的非法妄为之举，竟袖手旁观，不做处理。如此官府不作为，其实就是在纵容这些违法犯罪。我不禁要问，中国如今还有法度可言吗？糊绵踌作为一国元首，对自己统辖的地盘，仅仅因一个女学生发表了不同意见，就遭到如此粗暴非法的攻击，又作何感想？难道糊绵踌不认为自己的政府玩忽职守，没有履行保护公民的责任吗？火炬手金晶在巴黎遭遇粗暴对待，总统亲自致信，议长亲访安慰，充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宽容与敬民，难道糊绵踌就没有责任对自己国家的公民及家属遭受粗暴侵犯负道歉的责任吗？相比之下，还用再强调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文明与野蛮分野吗？

（首发《自由圣火》）

笑看蠢裆作法自毙

芦笛

这两天好戏连台，先是新华网北京4月25日透露信息，考虑到佛爷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佛爷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同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东躲流亡政府就中国宣布准备与老佛爷的私人代表谈判一事作出回应，提出双方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恢复躲区的秩序，承认老佛爷的积极作用和停止对老佛爷的诽谤。接着又是博讯新闻网披露，国内中学已经接到紧急通知，“为防止国际反华势力阴谋操纵破坏社会治安与奥运会准备工作，任何学生在五一期间参与围堵家乐福属于破坏社会治安，如被警方拘捕将遭勒令退学处分。”
这当真是令人忍俊不禁，真想不通我裆好吃好喝的，为什么偏偏要和自己过不去，为自己出难题。
这七八年来，我什么事都没干，天天劝告敬爱的裆中央：仇外这把火可不是费翔那把火，不是好玩的，最后一定要把自己烧进去，晚清就是先例。为照顾首长们的低下智力，我还特地写了预言小说《公元2093年中国大事记》，具体而微地描绘了军界强人如何借我裆掀起的仇外思潮向文官政府发难，最终导致中国核毁灭，可领袖们的智力实在太低下，屡教不改，害得我灰心丧气，几乎要放弃“疗愚帝王师”的卑贱职业了。
要说的都反复说过了：天下再没谁比我裆更 对人民起来闹事恐惧入骨的了。自从89年闹了那次，至今领袖们的尿还不分点地滴。而所谓“民族主义”的闹剧，本质上是群众大规模释放仇恨。如今社会危机这 么深重，满肚子怨气的人多的是，没借口还想闹事涅，何况政府还给了这么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若闹将起来，请问政府该怎么办？支持还是镇压？不镇压，失控了怎 么办？如今哪个领导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闹事就上上大吉，一旦群众起来游行示威，第一本能就是出于莫名恐惧实行镇压。而一旦镇压，岂不是自己掌 嘴，成全了“卖国贼”形象，使 “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神话死灰复燃？
当然我也深知，愤青之愤，乃是专门针对洋鬼子的安全义愤，我裆即使镇压，他们也只会大赞大颂裆妈妈的英明，然而裆内军内的强人可就不会这么看了，这不是为他们发难提供最理想的借口么？请问绵踌痂煲（可惜不是嘉宝），二位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
眼下这与“佛爷集团”的交道，就最能彰显我裆那常人决计无法设想的弱智。我裆不是谴责老佛爷是恐怖分子么？怎么还要跟人家谈判涅？世上几曾有过跟恐怖分子谈判的政府？
因此，这里只有两种可能：
1） 假定佛爷集团真如我裆说的，是恐怖分子集团，则我裆乃是全球第一家向恐怖分子屈膝投降的怯懦政府。
2） 假定佛爷集团不是恐怖分子，那我裆就是满口谎言、肆意欺骗全世界人民、诬良为盗的骗子。
Therefore，我裆不是懦夫就是骗子，两者必居其一。凡是受过初中教育的人都能理解以上严谨推理，想来绵踌痂煲既然上过大学，虽然在学校里忙着作积极分子顾不上学习，但这儿需要的毕竟只是初中智力，就算再蠢笨也不至于看不懂、想不过来吧？
与“佛爷集团”一比，我裆的弱智就更给比衬得惊天动地。现在我裆主动放出了谈判风声，可人家立即打蛇随棍上，提出了那仨前提，每条我裆都无从拒绝：
“恢复躲区的秩序”，这是当然的。维持社会秩序乃是任何一个政府的最起码职责。东躲发生骚乱，本身就是政府失职，我裆有脸把这责任推给“境外恐怖分子”么？中东恐怖分子仇美报复再猖獗，也只听说过炸大楼，邮寄炭疽杆菌等等，还从未听说人家能在美国煽起暴乱。不接受这前提，我裆就必然要在全世界舆论前显得蛮不讲理，可要接受这前提，我裆不就等于承认了东躲骚乱是自己失职么？
“承认老佛爷的积极作用”，这也是我裆无法拒绝的条件——如果不接 受这条，坚持认定老佛爷只有消极作用，那还何必跟人家谈？这不等于承认自己毫无和平解决东躲问题的诚意，与佛爷谈判完全是作公关秀么？但如果接受了这条 件，请问我裆该怎么向全国人民弥缝以前撒下的无量弥天大谎？
“停止对老佛爷的诽谤”，这条其实已被第二条涵盖了。上面已经指出，我裆同意与老佛爷会谈，本身就证明了“佛爷集团是恐怖分子”的宣传乃是无耻诽谤。但间接辟谣的难堪毕竟要比主动认错要小得多，这让我裆怎么答应法？但若不答应，天下哪有一边辱骂诽谤对方一边跟人家谈判的理？
这三条合情合理的要求一提，就此把糊瘟逼进了死胡同：答应了，在国际上丢脸倒是 小事，独裁政体也毫无求得人民谅解的必要，可裆内军内强硬派能答应么？东躲那个口口声声辱骂佛爷是“披着僧袍的豺狼”的自治区裆委书记张某人能容忍么？倘若因此触发裆内权力斗争的惊涛骇浪，胡温那俩“卖国贼”该如何避免灭顶之灾？倘若不答应，那岂不是在全球舆论界面前自动描足了蛮不讲理的恶棍形象？平时倒也无所谓，眼下可是指望洋大人统统来北京朝圣，参加咱们的“侍妾扶正国际认证大典”的关键时刻啊。为这大典，全裆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投注了“震惊世界”的无与伦比的热望，要是砸了锅，岂不要被政敌当作两位施政失误，变成裆内权力斗争的绝佳口实？
想来想去，连我这疗愚帝王师都无法给两位想出个解药来，同情ing。怪只怪缸总煽起了仇外的那把火，两位又极度弱智地把奥运炒作到了发高烧的热昏程度，就此为躲独人士提供了绝佳七寸，捏起来再方便简易不过。
东隅已失，桑榆非晚。事实反复证明了我老人家神目如电，料事如神，对两位竖子的哼哼教导又是何等英明。希望两位吃此一堑，长他一智，从此发现本师尊的英明， 以后多听取我老人家的哼哼教诲，停止饮鸩止渴，放弃煽动所谓“民族主义”的仇外思潮，把精力转移到化解国内深重的社会危机上去，否则迟早要玩火自焚，本师尊有厚望焉！

神州大地神奇的大地

家乐福员工换上国旗新装 市民:态度转变是好迹象

中新社

　　家乐福称希望借此表达喜迎奥运心情，目前仅在北京各分店实行

　　前日，家乐福在北京所有分店的店员全部换上了印有国旗和“beijing2008”标志的红色新工装。家乐福表示，临近奥运倒计时100天，希望借此表达喜迎奥运的心情。

　　新装“全线飘红”

　　头上戴着红色棒球帽，其上印有“beijing2008”和五环旗标志；身着红色的短袖衫和蓝色牛仔裤，上衣胸前印有五星红旗，这就是家乐福北京分店店员的新装扮。此前家乐福员工的服装以蓝色为主色调。

　　据中关村店店员李女士介绍，前日，店里给所有店员发放了新工装，并要求马上更换。对于新服装，李女士等店员认为：“起码表达了家乐福的善意和姿态，或许能消除抵制者的敌意。”有店员称，新装的帽子约79元，上装约199元，全部免费，裤子则由员工自备。

　　尚不清楚是否全国推广

　　据家乐福北方区公关部负责人介绍，换装工作开展已有两日，目前仅在北京所有分店实行，尚不清楚是否会推广到全国其他分店。

　　谈到换装的背景，该负责人表示，主要是因为临近“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希望借此表达喜迎奥运的心情，也希望借新装上的国旗、“beijing2008”等标志物，传达出家乐福支持北京奥运这一讯息。

　　市民称态度的转变是好迹象

　　对于家乐福新装“全线飘红”，顾客的看法各不相同。昨日，中关村店内的顾客顾先生认为，从家乐福总部高管接受采访、家乐福发布消息取消“五一”促销、到柜员换装，都可以看出近日来家乐福态度的转变，是好迹象。

　　记者在家乐福白石桥店内采访时，顾客李先生表示，抵制家乐福并非单一针对家乐福一家企业，更多的是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民众的声音。(记者张媛)

北京奥运“控制”高于一切

多维社记者纪群编译报导/在离恼晕会还有3个半月的时候，中国正在加大对恼晕会的安全保护力度，尤其是加紧对外籍人士的检查和防备，例如，中国加强了对外国人的身份的随机检查。还有，警方也对学校的科学实验室的化学品加强检查和监管。甚至一个涉外的音乐节也被推迟到几个月，开完恼晕之后。

据美联社记者Tini Tran报导，在北京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北京不想让恼晕会冒任何的受到抗议或攻击的风险。东躲人及其支持者的团体一直在全球各地，尾随着示威恼晕火炬的世界之旅，火炬传递到哪里，他们的示威抗议就跟到哪里，这使得北京政府更加忧心仲仲。

从4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展开了一场“平安恼晕”运动，要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因为据说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可能影响到了8月份的恼晕会。

近几个月来，北京政府两次指责在辛姜地区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企图对恼晕会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据说那些批评中国的人权政策和东躲政策的人权活动团体已经誓言，要想方设法破坏北京的恼晕计划。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认为：“（当局）他们当然有理由担心，鉴于（政府）此前未能对东躲所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人们对政府有过度反应，不应感到惊讶。”他表示，恼晕即将开幕，中国现在开始担心民族主义情绪会会不会失控；中国也许发现了，官方媒体对西方媒体及政治人物的攻击，事实上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中国公安部门的网站上说，在北京开展的这场持续5个月的安全检查活动，还包括增加对酒店，娱乐区和出租房屋的安全检查；官员也将设法控制炸药和枪支的使用和保管，确保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的安全和打击犯罪。

当局要实施的更广泛的保安措施还包括，从随机检查身份证到签证限制，用这样的措施来严格限制来中国访问、居住或工作的外国人。

甚至公众集会的也被怀疑和限制。迄今为止，警方已经下令取消了几项主要活动，包括一个原定在5月举办的、广受欢迎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迷笛（MIDI）音乐节。

北京的这个摇滚音乐节创始人之一的张帆（Zhang Fan）说：“据我所知，（警方）主要是担心青少年聚集在一起，作出出格的事情。”据说这个音乐会已经被当局推迟到10月份去了。

北京一所学校的一名高层人员说，各学校已经接到当局的通知，规定从5月1日到10月17日，对大约250种化学品实行限制购买。警方近日还检查各学校的锅 炉，要求学校详细说明科学实验室的化学品是如何储存的。透露这些消息的这位学校官员，为了避免麻烦，要求记者不要将其名字公开出去。

在北京的一所国际学校的联络主管兰斯•维特（Lance Witte）说，他们学校的校内工作人员，已被告知，上街要随身携带身份证明，以备随机检查。

他还说：“我们的安全与保障措施得每周更新，因为总会有一些新的要求会到来。”

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目前最关注的事情，是中国政府收紧了签证规定。

美联社的报导认为，对于一个一直把“控制”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来说，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届时估计有50万游客要涌来北京看恼晕会，同时还有10.5万名各国运动员和1.8万名记者入境。

香港是进入中国的主要门户，香港的一些旅行社在4月初表示，中国政府的签证办事处已宣布，从4月中旬至10月中旬，停止发放多次入境签证，这项原来的签证，是一种最多可居住一年的多次入境签证，灵活并方便商务人士，在过去，这类签证很容易取得的。

4月中旬，当局还出台了更多的规定，包括要求办理商务签证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文件，持旅游签证办理酒店预订和飞机票也要提供更多的文件。

政府的这些举动，导致北京的旅客和北京市居民常去的互联网论坛上，充满了投诉，以及传授如何巧妙规避当局规则的秘诀。其中一个受欢迎的网站是“中国签证博 客”（The China Visa Blog），最开始由德国商人于尔根•韦克赫林（Juergen Weckherlin）发起的，最初只是为了帮助大家浏览和了解政府的新规则。

“据我所知，他们是希望以此加强安全，但做法是完全错误的，”韦克赫林说，“如果他们是害怕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的‘麻烦制造者’，他们应该知道如何阻止他们。但现在的做法，好像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普遍惩罚，对谁都这样。”

将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韦克赫林说，为他的服装生意，他需要经常越过边境，去大陆监督工厂的工作。

“我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去。有时候，我每周要去两三次，尤其是在五月到七月的生产繁忙时间，”他说。如果出入境的困难得不到相当迅速的解决，他预计，企业“将考虑把订单放到其他地方，如越南去了”。

美联社的报导指出，使得事情会继续持混乱的是，中国一直坚持说，他们的签证政策没有作任何的变化。外交部发言人姜渝在4月24日仍说：“我们将继续采取方便外籍人士来中国的措施，这个政策是一贯的，并且将维持不变”。

4月中旬，在香港的美国和欧洲商会的成员向中国政府发出了紧急信件，提出了有几起签证被拒的例子，说因此有可能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

签证政策的变化，也对许多持商务签证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造成了某些不确定性，虽然在技术上难以行得通的做法却大行其道。外国雇员就业所需要的工作签证，就更难以获得。

一外籍的杂志编辑说，他们公司里多达70％的外国同事七月份以后就都不能做了。

“大量的人可能都会有麻烦，包括那些在音乐，艺术，戏剧，新闻等行业工作的人，本来他们的工作是非常有益于北京市和中国的，”该杂志编辑说。由于害怕政府报复，他也要求记者不要公开他的姓名。

外国人反映很大的是，目前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实行了一项新的随机检查身份的措施。要求外国人这样做，但是该项规定却不是例行地执行。

一今年48岁的美国人说，最近在北京以北一座城市的一家麦当劳里，他就被警察检查了两次，要出示护照和居留证。

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人士说：“我认为这是荒谬的，如果我去天津或上海，我当然会带着我的护照，但如果我就住在这个城市，只是上街去（也要随身带护照），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大不了地看待这种事情？”不过，这位美国人也不愿透露姓名，担心说了这些话，以后办签证有麻烦。

美联社的报导还说，实际上，遇到麻烦检查的，不仅仅是外国人。自从3月份以来，所有在北京居留的外地人都需要带着房东的一份信，到当地派出所登记。这是一个以北京为基地的艺术活动家团体“小鸟”（Little Bird）的创始人伟伟（Wei Wei）告诉记者的。

几乎是唯一没有麻烦、可以放心住在北京的人，是那些即将观看或参加恼晕会的外国人。

马克，这位29岁的加拿大人说，他和他的女朋友在2006年来到中国，并获得在这里教英语的就业机会。他们原来已经担心，签证即将到期，可能没法延期。但现在他们觉得有信心了：因为他们有一次买彩票赢得了恼晕门票。

不过，他依然关心着自己的朋友们。

“我有很多朋友们得回国去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恼晕门票，”他说，“这简直荒谬，有没有恼晕会，他们都希望能够呆在这里。中国把他们踢出去，但是又没有什么真正充足的理由”。

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陈志武 /文
2007年12月8日星期六《财富志》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纽约跟邱立平一起吃晚饭，他是我在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时的同学。这些年，他跟楼云立女士创办经营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麦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非常成功，现在管理近四亿美元的资本。这次他在纽约，是参加华视传媒（VisionChina）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仪式。继分众传媒、常州天和之后，华视传媒是他们投资的公司中第三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公司。

吃完饭当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带陈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点。路上，我跟她讲，“陈笛，昨天爸爸了解到一个叫华视传媒的公司，前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发行的原始股价格为8美元，当天最高涨到9.5美元。到昨天，股价跌回8美元，也就是当初的发行价。你觉得该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陈笛，“华视传媒是做什么的？”

“华视传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总部在深圳。它的主体业务是在公共汽车上装上移动电视，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收益来自节目间歇间的广告销售。虽然其历史才两年多，公司运营规模快速增长，已在中国组建了覆盖全国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覆盖面包括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于中国有几亿人坐公共汽车，华视传媒的业务扩张范围很大，规模经营的空间几乎无限。随着覆盖面的拓广，其广告收入应该会快速增长。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17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万美元增长7倍多。”

陈笛，“不过，爸爸，我知道你比较关心中国的各种投资机会，华视传媒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投资中国，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投资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体的公司好不好，我总体上对投资中国不是太乐观。”

“为什么呢？”

陈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或者说社会结构的构成基础。让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只认血缘关系，认亲情，不认其他的。比如，像你家里和妈妈她家里的人，谁都只认亲戚，除了亲缘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说我不喜欢表妹，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喜欢表妹？她是你的亲人，你们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亲了，所以，你应该喜欢她。”

“妈妈说的对，你是应该喜欢她。长大后，你也会发现，最后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这些亲戚是永久的，你跟他们的关系总是很特殊，而且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你们天生就有了这种亲情。”

陈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上面。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有没有交流时的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自由选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没有义务，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能相互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因为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难以有一种长久的约束，也就是说，正因为两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相帮助的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当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陈笛，“可是，为什么在不以血缘决定一切的美国社会里，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变得只相信亲戚，不认别的人。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换个角度讲，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很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长久的信任与友情关系，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这会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陈笛，“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这些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不过，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情况会改变的。”

陈笛，“另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以年龄而定。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决定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这么重要？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收。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然要听50岁的？为什么小朋友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做判断，也就是说，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这有道理。不过，到今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大变化的时代中，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老年人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跟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陈笛，“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朋友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会说，小朋友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大人也不能还嘴呢？这应该是一种平等、对等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国社会，小朋友、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这使得这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创新，也不能培植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对这样的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

陈笛，“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呢？’，这位大人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我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今天与陈笛的谈话，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讲讲华视传媒的商业模式，但她却谈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以此来表明对投资中国的没信心。关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的认识，这些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不能够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小朋友的地位总是最低，也没有足够高的发言地位，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会很有限。

陈笛出生在美国，也一直在美国上学，但每年在中国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对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天生的东西，完全由这种被动的、不以人的选择为基础的维度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么巧？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老佛爷对中国人说

真不知道今上真要和老佛爷坐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
所以，不谈不谈决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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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爷首次接受中文媒体专访 回应糊绵帱「三个停止」

本报记者 王寧 廖国文 科尔盖特(Colgate)大学独家专访

老佛爷4月23日早上在纽约上州科尔盖特(Colgate)大学接受了本报记者王寧与廖国文的独家专访。这是自「3．14」东躲拉萨动乱后，老佛爷首次接受中文媒体的独家专访。

在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老佛爷首次正式回应了糊绵帱有关谈判大门敞开的讲话，首次公开谈他与躲青会关係。佛爷强烈呼吁汉躲民族携手和好，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

佛爷23日在为星岛日报读者留言时，並未停留在客套礼节上，而是执笔沉思，写下一段他从未向任何媒体发表过的话。

他用躲文写道：对於所有汉族同胞表示问好。我们兄弟民族在紧紧保持兄弟情感下，任何问题以通过內部坦诚交谈来解决，並经常保持相互密切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佛爷办公室人员指出：佛爷为我们写的这段话对他们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动態。他们不仅认真抄录了这段话，还与我们认真逐字討论將这段躲文译成中文和英文。並在事后向佛爷本人求证，力求丝毫无误地理解留言的真正含意。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前，老佛爷首先表示：「首先我很高兴会见一家主要的中文报纸，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东躲人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在中国兄弟姐妹及东躲人中间找到答案。当然，外人能够帮助我们，但最后解决方法还是要靠我们。全球华人兄弟姐妹对此问题的清晰理解是真正重要的。为此我很高兴会见你们。」

佛爷一向推崇和平及非暴力，但近来围绕奥运圣火传递发生的暴力行为，显示出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说失去了佛爷的控制。本报记者首先要求佛爷就此作出解释。

佛爷表示，首先我不是世界的统治者。在躲人中间——你昨天也看到了我演讲门口的抗议(指另一佛教宗派雄登信徒)，他们极力反对我。我在五一年到七十年代时也信奉过这个信仰，但后来发觉这是不对的，就不再信仰了。他们就这样反对我。佛爷指出雄登信徒在印度杀人，被列罪犯。他说，你看，也有反对我的人。在躲人社区，现在有些团体全面违背我的中间路线。

这是老佛爷首次將抗议奥运圣火传递的人，同长期以来极力反对他的雄登信徒放在一起提出，以说明部分躲人並不听他话。

记者表示糊绵帱最近发表了只要他做到「三个停止」，与佛爷谈判大门是敞开的讲话。请他回应这个讲话。

老佛爷表示：从2002年到现在有6次圆桌会议，但无实质结果。他认为糊绵帱未准备好进行对话。对话不仅是见面，而是要相互聆听对方意见，共同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佛爷表示他全力支持糊绵帱的和谐社会主张，认为是非常重要，实在的理念。

佛爷日前在密歇根会见了美国东躲问题特使，但没有公布具体內容。佛爷在专访中透露，他向美国方面提出现在出现的这种危机，会使中国领导人更加注意到东躲真正的现状。过去中国领导人认为东躲人是快乐的，现在他们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他认为这次危机可能使中国领导人会重新考虑对东躲流亡政府的態度。如果那样的话，所以现在美国可以进行帮助。如果这样情况出现，佛爷表示將全力支持中央政府解决东躲问题。

佛爷表示美国特使向他告知中美间就此问题的几次接触，如在欧洲会见中国官员等。称指美国特使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在採访將结束时，佛爷已经非常激动。他说：「政府指责我，我不在乎，但有几百万中国人，无辜的中国人真正感到佛爷是个很坏的人，那样我真的感到很悲伤。」

老佛爷把民族团结的希望放在年青一代身上，希望年青一代躲人同汉族交流。他指出他去年在加拿大发现有一个当地的东躲青年人团体，同汉人青年团体组成了一个友谊组织。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今后如有事件发生，双方马上可以展开对话。

专访结束时，我们要求老佛爷通过星岛日报，用一句话向所有中国人表达他想说的话。他激动地用英中相杂的话说：「我们是兄弟民族，不要对我们感到愤怒，让我们站在一起。所有的分歧我们都可以在內部解决。」


佛爷首次谈与躲青会关係

本报记者王寧、廖国文纽约报道

记者问道：现在有许多报道试图描写您与躲青会的关係。您同他们的追求目標有何不同吗？

佛爷想也没有想就回答说：「当然完全不同。他们要求的是独立，我要求的是真正自治。」他解释说：600万东躲人从中国大陆分离出来，总是势单力薄的，只有同10多亿中国人合在一起时，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老佛爷在整个专访中多次强烈同躲青会划清界线，多次使用「他们」，「我们」。他把激进的躲人称为「年青人」（Youth）。指一些年青人的组织的目標是独立，他们也来请佛爷上课，但佛爷说他总是指出他同他们追求独立的目標是不同的。

佛爷说他在印度时，看到一个英国人在抢夺奥运火炬的电视，当场就表示这令人不安。他重申全面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並特地提到当时在討论中国申请举办奥运会时，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他当场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他说：「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古老国家，举办世界最著名比赛是应得的。甚至现在发生了东躲不幸事件，我的立场不变。」

佛爷说：「奥运火炬是奥运的一部分，我向躲人发出信息：十亿多中国人对奥运比赛和奥运火炬感到自豪。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尊重他们。奥运火炬是奥运一部分，我们不应该阻拦火炬。」

记者问，东躲青年大会的主席最近声称將不惜用武力来达到独立的目的。你是否有影响他们的方法。

佛爷解释说：当你採用暴力来做你的诉求时。你用非暴力诉求获得的支持就极大缩小了。佛爷指出他在来美国前成功阻止了一批印度东躲人向东躲边境的游行，但出来后听说4月18日又有250名东躲年青人开始了向边境的游行。佛爷无奈地说：东躲人中也有不听我话的人。他解释，我警告他们在抵达边境时就会遭到中国方面的逮捕，是自杀，同时，他们的行动又使印度政府处境十分为难。佛爷表示他无法向每一个人去说明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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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在美进行访问的老佛爷4月24日于纽约上州汉密尔顿会见近十家海内外中、英文媒体，在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中，佛爷强调“和谐”的重要，他称，真正的大团结是不可能建立在枪口底下的，只有“汉躲大团结”才是真正的大团结。

4月10日抵达美国的老佛爷，在24日这天于纽约上州与媒体会面，多维社也进行了全程录影，将在多维新闻网上播出，此外，新闻网也将刊出更详细的记者会内容。记者会结束后佛爷便启程回印度，预计下次再度访美的时间为7月。

整场记者会里，佛爷谈话的主轴就是这两个字：和谐。佛爷不仅不断强调，也以此两字形容中国国家主席糊绵帱的领导作风。

佛爷首先对媒体们提出最关心的四件事。第一，他强调，同理心为人类的核心价值，就算无关宗教，仍是佛爷所关切且首要推广的；其次，身为一个佛教徒，佛爷对其他宗教的观点为，各宗教都已有千年的传统，教义均包含爱、和平、礼让，且均能互相包容；第三，对于东躲问题，佛爷认为自己是个自由的发言人，但不是统治者，如果东躲人民真的快乐，他绝对会据实告诉世界，但东躲人为何会变成难民呢？佛爷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因素；最后，佛爷表示，东躲从1959年开始便朝民主 的道路走，2001年开始就有选举制度，因此，佛爷笑称自己的角色像个“资深顾问”（senior advisor），重要的决策已经不在佛爷的手中，他的责任有限，但这样的责任也不是他自愿的，佛爷倒是非常期待能早日完全的退休。

在回答记者关于近来兴起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看法时，佛爷认为，国族主义是正确的，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国家有期待，且对于异族会有些“态度”(attitude)，例如前阵子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态度；但太过情绪化并不好，有时反而造成盲目。

至于躲青团，佛爷表示，任何社会的青年都是很重要的，东躲青年组织（Tibetan Youth Organization）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与我们有不同的立场”。佛爷说，流亡政府的一群人已做出决定，就是要自治，现在佛爷每次遇到年轻躲人难民时，都会对他说：“你有责任保持东躲的传统文化，但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同，我认为你们（追求独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你们有责任维持东躲的传统文化。”

只是，当这些青年听不进佛爷的话时，佛爷苦笑道：“我也没办法控制他们。我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变小，现在甚至有人批评我、批评躲传佛教，但我都乐意接受，只是他们在当地制造混乱是不好的。”

不过，佛爷补充：“有人说中国人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一群制造混乱的东躲人，这都是中国政府捏造的，我不相信。”

当多维社问道，糊绵帱已上任六年，佛爷是否对糊绵帱至今的东躲政策感到失望时，佛爷并未正面回应是或否，而是比较起中国历代领导人的风格。

佛爷称，毛润之是理想主义者，因此才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邓希贤重视经济，但后来反而造成贫富不均以及累积而成的贪腐问题；缸择抿则给了中国劳动人民与中产阶级机会，是个现实主义者；至于糊绵帱则强调和谐、大团结，但佛爷表示，真正的大团结是不可能建立在枪口底下的，在枪口底下只有恐惧，这样的和谐是不会长久的，只有“汉躲大团结”才是真正的大团结。

记者会结束前，佛爷表示，躲人百分之百支持奥运，有记者追问佛爷是否会参加北京奥运？

“我当然很想。”但佛爷苦笑道：“但我现在是中国的罪犯。”

佛爷另透过媒体发了一封声明，呼吁信教华人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打压躲民、让伤者得到医疗救助，全文如下：

十四世老佛爷向所有信教的华人兄弟姊妹呼吁：

我曾向所有华人呼吁过，今天我以一个佛祖释迦摩尼的忠实弟子和出家比丘的身份，愿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外信教的华人兄弟姊妹，尤其向佛陀的追随者们，就人道相关的事务，再向所有广大教友们作以下的呼吁。

汉躲两族人民都同样修行大乘教法，同样地，对受苦受难的有情众生，我们都以慈悲为怀、以母相待，因此，在汉地所称的观音，与在躲地所称的晋热色都是汉躲两族共同皈依的慈悲本尊，同修慈悲心的基础。

佛教从印度传入东躲之前，先传入中国，所以我经常把华人同修们视为学长来尊敬，如同你们多数人所知道的，今年3月10号开始，拉萨和许多躲区地方发生了示威抗议，这些事件是由于躲人对中国政府的治躲政策深感不满而引发，我为当时死难的躲人和汉人深感悲痛，我立即向中国当局和躲人呼吁表示克制，尤其向躲人呼吁，不要走暴力之路，很不幸，尽管许多国际领导人、非政府组织、知名人士，特别是很多中国知识份子，向中国政府提出采取克制的呼吁，但中国当局仍然采取了残暴的手段，在这次事件的过程中，有人丧生、多人受伤，还有更多的人被拘捕，打压还在继续，尤其传统上在视为佛教知识宝库的寺院，已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许多寺院已被封锁，据我们所知，不少被拘留的人正遭拷打和虐待，这种打压的方式，似乎是官方授权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在不允许国际观察人士、媒体或游客去东躲的情况下，我深切担忧那些被拘捕的躲人命运，其中不少人在打压中受了伤，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受伤人员，因恐惧而不敢去看医治疗。据可靠消息，不少人逃亡到山上，但他们在那里短粮缺衣、无房无室，而留在家里的人怕自己将成为下一个被逮捕的对象，而终日处于恐惧之中，为正在遭受的痛苦而深感不安；这些事件最终朝哪个方向方展，我深感担忧和不安，如同我长期努力和敦促的一样，我不认为打压能够妥善解决问题，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我坚信，通过躲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才是向前迈进的最佳途径。我曾 多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重申，我没有把东躲分离出去的意图，为了能够长期保存和发扬佛教文化、语言文字以及躲民族的特性，我们所寻求的是全体躲族人民能够享有具有实质意义的自治。丰富的佛教文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博大文化之一部分，且具有利于华人兄弟姐妹的能力，因此我呼吁，请你们支持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残暴打压，释放所有已被拘捕的人，受伤的人员能够立即获得医疗条件。

愿一切吉祥。

十四世老佛爷释迦比丘丹增嘉措于200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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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供对照：

糊绵帱：法国伤了中国人感情

倍可亲(backchina.com)中国国家主席糊绵帱4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在会见法国参议长蓬斯莱一行和前总理拉法兰时表示，近来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事情，希望法方正视出现的问题，同中方一起排除干扰，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中新网北京四月二十四日电中国国家主席糊绵帱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在会见法国参议长蓬斯莱一行和前总理拉法兰时表示，近来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事情，希望法方正视出现的问题，同中方一起排除干扰，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多年以来，参议长先生对加强两国立法机构的交往，推动中法关系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当前中法关系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参议长先生坚持率领参议院代表团如期来访，体现了您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我对此高度评价。”会见伊始，糊绵帱说。

他还称赞拉法兰前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清楚地记得二00三年在中国发生‘非典’期间，您坚持如期来访，您为中法关系做出的贡献，我们也不会忘记。”糊绵帱说。他表示，相信这次通过法国朋友们的来访，一定能够加强沟通，增进互信，促进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糊绵帱说，中法建交四十四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全面发展。两国各层次交往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多边场合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磋商与协调。中方赞赏法方在台湾、东躲等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他表示，近来，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事情，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巴黎传递时遭到干扰和冲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中方不愿看到的。糊绵帱强调，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中法关系，坚持中法友好、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方针。希望法方正视出现的问题，同中方一起排除干扰，妥善处理两国关 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共同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蓬斯莱说，历史已经证明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法国高度重视发展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对华关系是法政府、议会和人民的共同愿 望，这一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历届法国政府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认为东躲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躲问题和台湾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

法方对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受到干扰和冲击表示痛心和遗憾，对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小姐再次致以诚挚的慰问。法方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反对将体育与政治挂钩，衷心祝愿和支持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Comment les étudiants chinois jugent la France

LE MONDE 24.04.08 13h06 • Mis à jour le 24.04.08 15h22

AP/Andy Wong
Un étudiant de l'Institut technologique de Pékin

installe un drapeau à sa fenêtre, le 23 avril 2008.

PÉKIN, SHANGHAÏ, CORRESPONDANTS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04/24/comment-les-etudiants-chinois-jugent-la-france_1037955_3216.html#ens_id=1020806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continuent de s'employer à calmer, par médias interposés, les ardeurs "patriotiques" de manifestants anti-occidentaux - et anti-français - qui ont exprimé leur colère dans les rues de plusieurs villes de Chine ces derniers jours. Mais la ferveur nationaliste ne retombe pas pour autant sur Internet : le portail Sina.com a recueilli près de huit millions de signatures d'internautes pour défendre "l'appartenance du Tibet à la Chine" et "la protection de la flamme olympique" durant son voyage à travers le monde.

Des témoignages, recueillis mardi 22 et mercredi 23 avril dans deux universités à Pékin et à Shanghaï, montrent cependant que les commentaires vengeurs exprimant la colère des plus radicaux ne reflètent pas forcément les sentiments de toute une génération d'étudiants : ces derniers critiquent la France, se disent patriotes, mais se gardent de sombrer dans un nationalisme extrême.

Au hasard des rues de l'immense campus de l'université de Pékin (Beida), un jeune couple confie ses impressions au lendemain de l'élévation du dalaï-lama au rang de "citoyen d'honneur" de la Ville de Paris par Bertrand Delanoë : "Il ne faut pas politiser les Jeux olympiques, c'est une erreur, explique Li Jinging, étudiante en journalisme. La décision du maire de Paris montre aux Chinois que les Français soutiennent le dalaï-lama."

"Mais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et leurs médias, poursuit Li Jinging, n'ont pas été capables jusqu'à présent de donner à l'étranger une bonne image de la Chine : le gouvernement a décidé de fermer les frontières du Tibet aux journalistes et même si ça ne signifie pas qu'il se passe des choses terribles là-bas, cela montre la difficulté qu'ont les autorités à communiquer avec le reste du monde."

Plus loin, un autre couple, qui marche enlacé dans une allée discrète, dit "comprendre les différences de système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Moi, affirme la jeune fille qui ne donnera pas son nom, je sais que Sarkozy et Delanoë n'appartiennent pas au même parti. Je suis l'actualité de près. Mais pour le reste des Chinois,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vis-à-vis de la Chine est incompréhensible." Et le boycottage de Carrefour ? Les deux adolescents - il est étudiant en physique, elle en micro-électronique - secouent la tête : "Non ! Boycotter ne sert à rien. On vit à l'époque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puis ce sont des Chinois qui travaillent à Carrefour !"

Plus loin, un jeune homme anonyme glisse furtivement que la "politisation des Jeux olympiques" par les Occidentaux ne justifie pas que "la Chine en fasse un incident diplomatique", avant de s'éloigner d'un pas pressé.

Une étudiante en psychologie, qui vient de voir un débat consacré aux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sur la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hongkongaise Phoenix TV, remarque que "cette question intéresse beaucoup d'étudiants. Autour de moi, observe-t-elle, de nombreuses voix très radicales s'élèvent contre la France".

Les incidents durant le passage de la torche à Paris et les déclarations de Nicolas Sarkozy évoquant la possibilité de ne pas assister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JO) de Pékin ont provoqué l'indignation dans une grande partie de l'opinion publique chinoise éduquée des grandes villes.

L'étalage sans complexe de ce nationalisme est cependant surtout le fait de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 nés dans les années 1980, après le début de l'ouverture de la Chine au monde extérieur, passés à l'âge adulte dans un environnement bien plus favorable aux débats que leurs aînés, mieux éduqués et plus familiers qu'eux d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les jeunes réagissent au quart de tour à tout ce qui peut porter atteinte aux Jeux olympiques. "C'est une génération qui a grandi avec une idée différente de la Chine, et pour qui les JO sont un symbole fort. Ce sont leurs JO", estime le responsable d'un grand groupe français à Shanghaï.

Sur le campus de la China Eastern University de Shanghaï, Guo Ming estime que "ce qui s'est passé à Paris, c'est comme si vous aviez joué de la musique d'enterrement lors d'un mariage auquel vous auriez été invités".

Violet Shen, qui étudie l'anglais, parle avec un remarquable accent américain et dit lire la presse étrangère, ne comprend pas ce que les Occidentaux reprochent à la Chine au Tibet : "Regardez comment les Chinois vivent aujourd'hui. On peut dire que notre vie est merveilleuse. Essayez d'imaginer comment était la Chine il y a cent ans, les changements qui ont eu lieu sont gigantesques."

Le front de la colère n'est pas aussi uni qu'il n'y paraît. Le jeune écrivain et coureur automobile Han Han s'est exprimé sur son blog contre le boycottage de Carrefour, fustigeant des actes qu'il juge "pathétiques". "Certaines personnes cherchent des noises à un supermarché ! Et tiennent pour des traîtres tous ceux qui ne font pas comme eux !", écrit-il avant d'interroger : "Pourquoi donc notre patriotisme est-il si fragile et si superficiel ?"

Sur le campus, un groupe de jeunes vend des tee-shirts sur lesquels apparaît le logo de MSN, suivi d'un coeur, et de "China" - une référence à l'affichage par des millions de Chinois de ces symboles au côté de leur nom tel qu'il apparaît quand ils sont en ligne sur le service de messagerie instantanée. Grands, bronzés et particulièrement joviaux, ils expliquent dans un anglais parfait qu'ils ont vécu quinze ans aux Etats-Unis.

Un peu plus tard, des policiers accourent et s'enquièrent de leurs noms et numéros de téléphone. "Ont-ils parlé de Carrefour ?", demandent-ils, ajoutant à notre attention, quand on leur dit être français : "Ne vous inquiétez pas, tout est sous contrôle."

Bruno Philip et Brice Pedroletti
Article paru dans l'édition du 25.04.08.

拭目以待

说实话，旧金山以后，也就平壤会有观赏性（当然是另一种性质的观赏性）。我就盼着平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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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平壤的圣火传递活动将让世人"大吃一惊"
2008年04月24日 19:32:23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8-04/24/content_8044041.htm

新华网平壤４月２４日奥运专电（记者高浩荣　张滨阳）北京奥运圣火平壤传递活动组织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钟石２４日在平壤说，朝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将保证高水平地、出色地、安全地和成功地举行奥运火炬在平壤的传递活动，让世人“大吃一惊”。

李钟石当天在平壤羊角岛国际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鲜花盛开的美好的４月举行奥运火炬在平壤的传递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目前，奥运火炬传递经过五大洲，正在形成高潮。作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１８站，平壤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他说，中国是朝鲜的友好邻邦，朝中之间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朝鲜人民对中国举办奥运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希望这次奥运火炬传递能顺利进行。

为了搞好这次奥运火炬传递，朝鲜人民作出了真诚的努力。首先，朝鲜选择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主体思想塔和金日成体育场作为传递的起点和终点。其次，在起跑仪式上将升起朝中两国国旗，奏响朝中两国国歌，朝鲜主要领导人将出席仪式。届时，将有数十万平壤市民沿途观看和欢迎奥运火炬，并载歌载舞迎接奥运火炬。第三，朝鲜选拔了曾为国争光的著名运动员，以及为国家繁荣富强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担任火炬手。

李钟石说，奥运火炬在平壤的传递活动将在２８日上午１０时（北京时间上午９时）在主体思想塔广场举行起跑仪式，１０时１５分起跑，下午３时１５分（北京时间下午２时１５分）结束。期间，在第４８名火炬手跑完后，将在平壤体育馆附近暂时休息。

他说，奥运火炬的传递路线约２０公里，从主体思想塔广场起跑后，途经文绣江岸路、清流桥、友谊塔、中国大使馆前街道、琵琶大街、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前大街、普通江岸路、平壤体育馆、千里马大街、平壤火车站、平壤大剧场、金日成广场、革命大街、千里马铜像前大街、凯旋门，直至终点——金日成体育场。

他说，８０名火炬手将参加传递活动，每人传递的路程为２００米。届时，各种车辆组成的车队长度也将达６００米。他还希望新闻记者遵守朝鲜方面的有关规定，为顺利完成奥运火炬传递尽到自己的责任。

这将是奥运圣火首次在平壤举行传递活动。

France 3 Ce soir (ou jamais)的一场辩论

刚看了这个，从半当中开始看的。

拥蕃方：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蕃人歌舞家Tenzin Gönpo、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民族学家Katia Buffetrille。
拥中方：社会主义党埃索纳省的参议员Jean-Luc Mélenchon、时评家Élisabeth Martens、19日声援中国集会的组织者Jieni Fu（女，看上去二十五岁至三十岁，北大新闻系毕业，在法学习经济管理）。

我切入的时候，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正在强调中国对媒体的控制：他们无权看CNN，却反CNN……

气氛十分热烈，可惜许多话我记不住，听不清（尤其是蕃人歌舞家口音太重，很难懂；中国学生口音也很重，不过作为中国人较易听懂），而七嘴八舌争执时一个字也听不清。下面所记，未必正确，甚至可能有记忆复原造成的主观误解，次序也未必是原样（事实上讨论的兴趣中心时常有绕回来的情况，我的记忆可能会把不同时间内容相似的话题合并到一起去而不自知）。总之，以下所记，仅为自己备忘，不能完全代表辩论者本人的意思。

节目中播放了314的官方镜头。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强调，这当然是片面报道，这些镜头是真的，但这并不说明事件的性质。他列举了一串数字：死亡的、失踪的、被捕的、被囚禁的。这些数字应该都来自吐蕃流亡政府。

支持中方的时评家Élisabeth Martens对这些数字感到惊愕——这证明她没有接触过这方面信息。我认为这是轻率的、不应该的。如果想对此事有所评论的话，这些信息是必须有所了解的，不管其真伪，至少要知道有这些数字。

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强调：中国当局在314以后迅速驱逐所有的外国人，才是导致事情复杂化、严重化的原因。他翻译了一句中国成语：关门打狗。

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又强调，他们不反对中国，相反他们要中国好，要吐蕃好。

中国学生Jieni Fu说，他们就是要法国人明白，中国正在改善，正在发展，三十年来改变了很多，要一步步来，不能这样被教训，中国人不是笨蛋，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被洗脑。

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说：中国的变化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是践踏人权的理由。他提了杨春林因为“要人权不要奥运”被判刑的事件，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提了胡笳事件，并质问中国学生Jieni Fu：（这件事）您知道吗？Jieni Fu回答：当然。接着就没话说了。（我觉得如果她真的了解这些事情，就不应该再为这个政权辩护——也许她并不很了解，只是为面子答应“当然”，这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她明知这些事情的原委却还进行这样的争辩，不管她的动机是“家国”迷信还是索性赚取政治资本，反正就是无耻。）

社会主义党埃索纳省的参议员Jean-Luc Mélenchon因写了一篇Blog反对抵制奥运，指责抵制奥运的行为为种族主义作怪，并断言吐蕃自14世纪起就属于中国，所以被华人及中国人视为“英雄”。不过他的Blog所援引的历史依据遭到汉学家和民族学家的驳斥。民族学家Katia Buffetrille说：“您引用的完全是中国官方资料，是歪曲史实的。14世纪的吐蕃与蒙元关系紧密，但并不是属于中国……”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则告诉参议员，十三世老佛爷1913年回复中国当局的信中已经强调了吐蕃的独立地位……此时参议员先生一脸尴尬，哑口无言——最后只能回答：我不是历史学家。

参议员先生和时评家Élisabeth Martens又强调老佛爷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是美国反共的战略棋子，而老佛爷59年之前的政权是神权政治……给我的印象，参议员似乎十分质疑老佛爷的财源，而且对老佛爷的宗教身份十分反感（这符合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党的基本教条；此番支持示威的主力除无疆界记者组织，就是包括社会主义党、绿党在内的左派政党，但社会主义党是无神论哲学，对宗教向来排斥，此番德拉诺埃授予老佛爷荣誉市民金钥匙，强调的是老佛爷争取和平反对暴力，而同时表彰胡笳，也是为了昭示这一举动无关宗教和吐蕃独立；而支持中国立场的参议员Jean-Luc Mélenchon则是社会主义党内的异数——也许对宗教的反感正是他反对老佛爷的原因）。

蕃方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说，所谓老佛爷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正是中国人进犯吐蕃的理由——但这都是冷战时期的事情，现在是现在。他说他1985年去吐蕃，满目疮痍（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后来补充：胡耀帮80年代初去吐蕃，看到这样的景象，落了泪）。他又转往达兰萨拉见老佛爷，问他：我们能帮你们什么？（他的意思是要资助老佛爷他们。）老佛爷回答：把实情告诉世人。也就是说，老佛爷不向非佛教徒化缘。

蕃人歌舞家Tenzin Gönpo则强调，老佛爷固然是他们的民族领袖，但并不具有强迫其人民的权力，事实上蕃人也有对老佛爷持异议者，都能很好的共存。

蕃方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告诉对神权政治极端反感的参议员：吐蕃流亡政府不是1959年之前神权政治的继续，那里有议会，有民主的选举，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同意老佛爷的声音。

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介绍了50-80年代的吐蕃政治，尤其是80年代，他特地介绍了胡耀帮对吐蕃自治的积极作用以及此人的倒台导致吐蕃政策倒退，包括限制宗教活动、加强汉语教学和爱国主义思想政治的灌输。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倒退，导致1987年开始的吐蕃形势动荡（他没有提到班禅圆寂这另一重要原因），直到酿成 1989年的骚乱。

时评家Élisabeth Martens以她在吐蕃的亲眼所见证实：吐蕃人并没有忘掉自己的语言，并没有被禁止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是双语——她承认她不懂蕃语，不能判断其程度。

蕃人歌舞家Tenzin Gönpo告诉她：蕃语文教学急剧衰落，讲蕃语和精通蕃文不是一回事。

中国学生Jieni Fu质问歌舞家：您离开吐蕃那么多年，您没有回去过，您不知道吐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歌舞家说：我离开吐蕃很多年，可是我了解吐蕃时事信息很多很及时。包括PCC的吐蕃日报，我都一直阅读。当然有许多变化，我不是不知道。但我也知道有什么矛盾。

中国学生还说（跟上面的话不是一次——什么由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在北京有个吐蕃朋友，她在事发后，就希望事态回复平静（太平），不要再闹下去、查下去。接着又强调了她的渐进理论，说：“我们不希望革命式的变化，不能指望中国一下子变化……”（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插话：“我们也不想（这样）”。）她质问蕃方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你们到底想达到什么？

主席说：讨论，平心静气的讨论，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学会坐下来讨论。

中国学生不说话了。（这一节并不是辩论的最后一节——只是我次序记不清了，随意的把这一节放在最后，没有别的意思。）

汉学家在之前强调过：就此事件，我们要求允许派遣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

参议员还强调过世界格局（我转身去倒水了，没听明白），强调不应做适得其反的事情——他还强调，谁都知道，他自己作为社会主义者，向来维护人权，支持工会运动，支持弱势群体，他一直踏踏实实地维护着自己国家的人权——但他不信任老佛爷（因为其宗教身份以及曾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嫌疑）。

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还说：我完全支持科西嘉独立。要不要独立不是问题。

汉学家补充：并没有主张科西嘉独立的人士被捕、被镇压。

汉学家则针对中国人促进吐蕃进步的论调说：日本侵略中国，正是说为了中国的进步；美国占领伊拉克，正是说要促进伊拉克及中东的民主。

下来最好能找到这场辩论的录像，校正我即时一瞥的偏听和偏见。

总的印象，支持中方者不大能提供确凿的事实，喜欢纠缠于空洞的教义（如渐进发展理论、政教合一的罪恶），而所提供的仅有的事实，要么是关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信息来自中国官方），要么是出于个人表面的观察。而蕃方总是能举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所以我实在记不住），无论是久远的历史，还是眼前的现实，都有详细具体的论据。这实在是太明显了。参议员的口才是不错，有几次简直拿出了竞选演讲的腔调——可惜空洞，没有具体的内容，就没有说服力。事实上中方那三位多数时候也的确在听对方滔滔不绝。

言论自由是不同言论撞击的前提，而不同言论发生撞击，才是言论自由的正果（当然言论自由也可以为社会提供安慰剂发泄口——但这不是正果）。提出观点就是为了被质疑、被驳斥。表达、示威当然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问题是要达到示威的目标，要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那么必须尽量拥有事实和逻辑。此番中国学生在欧美示威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他们对所在国的政治光谱、不同政治理念实在太缺乏了解。譬如此番在法学生示威，打出了“无国界种族主义”的标语，意在指责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行为是种族主义。这实在是笑话奇谈。无国界记者的极左们，其基本教义对种族主义绝对深恶痛绝，所以叫“无国界”——种族主义都是有国界的。法国当然有种族主义者，极右的勒庞，谁看见他老人家这回出来叫嚣？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他老人家对外国的事情毫无兴趣……这次抗议最烈的，都是胸无祖国，放眼世界，以世界为己任的世界公民左派们。这本属欧洲政治常识。倘要反对这些抗议行为，也该找准对象。却打出“无国界种族主义”这样的不知所云的标语。当然，如果一定认为无国界记者的行为是种族主义，也是观点的自由，但必须加以论证，论证其表面虽然无国界，实质却是种族主义——真能做到这个，也未尝不可。但单靠这样莫名其妙的口号，是不可能有任何说服力的。

此外还有言不及义的口号，什么“One China”。中国人说一个中国，这话骨子里是天无二日的天朝幽灵，可中国人自己不觉得。在老外看来，一个中国两个中国，不算什么问题，况且此次他们抗议的是吐蕃和中国的人权，又不是支持中华民国……就算有支持吐蕃独立的，跟“One China”也不冲突：One China, One Tibet，怎么了？我那日在现场见中国学生这边对喊着“Liberté au Tibet（吐蕃自由）”的“敌人”回敬以“One China”，只觉得好笑——我拍录像了。我还会详细描述那日的事情。

既然是示威，是诉求，就是要让公众理解、接受自己的立场，而如果是对某个势力的反制，更应该了解对手的立场和诉求。出来打旗子了，喊口号了，就算言论自由了 ——是的，人有权这样，这是起码的权利。可达不到目标，就是洋相，就是表演无知，就是在法国人面前证明：中国学生是经过PCC洗脑的笨蛋。当然还是得强调：人有权要求出洋相，有权给别人提供证明自己是笨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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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e-soir-ou-jamais.france3.fr/index-fr.php?page=emission&id_rubrique=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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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soir, débat sur le Tibet avec Jean Luc Mélenchon, Jean Philippe Béja, Jean Paul Ribes, Katia Buffetrille, Jieni Fu, Tenzin Gonpo et Elisabeth Martens.

En live : RAPHAEL interprète "Adieu Haïti".

Jean-Luc Mélenchon, Sénateur PS.
Sénateur PS de l’Essonne (Ile -de-France), Jean-Luc Mélenchon, via un article publié sur son blog le 7 avril, a dénoncé notamment « l’engouement irréfléchi pour la cause tibétaine, estimant que l’appel au boycott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est une agression teintée de racisme contre le peuple chinois »… Une déferlante médiatique s’en est suivie allant même jusqu’en Chine, où il est désormais perçu – d’après ce qu’on peut lire sur certains sites Internet – comme un « héros »…

Jean-Philippe Béja, Sinologue.
Spécialiste de la Chine,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entre d’Etude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CERI), ancien directeur du Centre d’Etudes Français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à Hong Kong (1993/1997), Jean-Philippe Béja est membre du comité de rédaction de "China Perspectives" et "Perspectives Chinoises". Auteur de nombreuses publications sur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chinois, sur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société et du système politique, il a notamment publié "A la recherche d’ une ombre chinoise" (Seuil, 2004), retraçant l’histoire du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en Chine de 1919 à 2004. Par ailleurs, il vient de publier un chapitre sur "le mouvement des droits civiques : un nouvel avatar du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 dans le livre d’Amnesty international, "Droits humains en Chine : le revers de la médaille".

Élisabeth Martens, Essayiste.
Biologiste de formation, Elisabeth Martens, spécialisée en médecine chinoise, s’est installé durant 3 ans (1988/1991) en Chine, visitant également les régions tibétaines. Elle s’est initiée au Bouddhisme tibétain. Depuis son retour en Belgique, elle est chargée de cours de Religions et Philosophies d’Extrême-Orient (Bouddhisme, Taoïsme, Confucianisme) et multiplie voyages et recherches au Tibet et dans les régions avoisinantes, la dernière fois pendant l’été 2007. Elle a publié en novembre 2007, "Histoire du bouddhisme tibétain. La compassion des puissants" (L’Harmattan). Un ouvrage qui se veut à l’encontre des idées reçues sur le Tibet, son histoire et sa religion bien loin du discours angélique en Occident qu’elle ne manque pas de railler…

Jieni Fu, Organisatrice de la manifestation de soutien à la Chine.
Etudiante, diplômée de journalisme de l’ Université de Pékin venue poursuivre des études d’économie et de gestion en France. Elle fait partie du collectif d’étudiants à l’origine de la manifestation du samedi 19 avril,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à Paris, qui a réuni plusieurs milliers de personnes -4.000 selon la police- notamment des étudiants et expatriés chinois en France pour soutenir l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et contester leur couverture par les médias occidentaux. Une manifestation précédée d’une lettre envoyée au président Sarkozy pour lui demander d’accorder son "soutien total et inconditionnel aux Jeux Olympiques 2008 en Chine." .

Tenzin Gönpo, Chanteur et danseur tibétain.
Né dans le sud du Tibet (région de Lhodrak), Tenzin Gönpo fuit le pays à l’âge de 5 ans avec sa mère pour échapper à l’occupation chinoise. Il se réfugie dans le Nord de l’Inde à Darjeeling et entre au T.I.P.A., le Conservatoire des Arts Traditionnels Tibétains fondé par le Dalaï Lama en exil. Il y étudie la musique, le chant, la danse et l’opéra traditionnels. Installé en France depuis 1990, aujourd’hui directeur artistique de l’atelier culturel tibétain européen "La Compagnie Tshangs-pa", Tenzin Gönpo a collaboré avec de nombreux artistes comme le cinéaste Jean-Jacques Annaud pour le film "7 ans au Tibet", la chorégraphe Carolyn Carlson (musique du solo "Man over mountain") ou Bartabas pour le spectacle équestre "Loungta, les chevaux du vent". Il est en ce moment en tournée avec son spectacle "Contes et Musiques du Tibet" avec Pascal Fauliot (il sera le jeudi 8 mai au Château des Vaux à La Loupe en Eure et Loir et le samedi 17 mai au Musée des Arts Asiatiques à Toulon dans le Var.) .

Jean-Paul Ribes, Président du Comité de soutien au peuple Tibétain.
Journaliste, Jean-Paul Ribes a créé en 1987 le Comité de Soutien au Peuple Tibétain et publie "La Lettre du Tibet" qui s’efforce d’alerter les milieux politiques français et les médias sur la situation au Tibet. Il a participé à de nombreux ouvrages sur la question, dont "Tibet, des journalistes témoignent" (L’Harmattan 1992), préfacé plusieurs ouvrages du Dalaï-lama et présenté l’édition française du livre de Steve Lehman "Les Tibétains en lutte pour leur survie" (1999). Il est enfin l’auteur d’un essai "Karmapa" (Fayard 2000). Il est l’un des instigateurs de "l’appel à la solidarité avec le peuple tibétain", une pétition, signée par de nombreux artistes et hommes politiques, qui dénonce la répression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contre les Tibétains.

Katia Buffetrille, Ethnologue.
Ethnologue à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É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spécialiste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 directrice de la revue "Etudes Mongoles, sibériennes, centrasiatiques et tibétaines", Katia Buffetrille passe plusieurs mois par an au Tibet où elle poursuit ses recherches… Auteur de plusieurs ouvrages sur le sujet – dont notamment "Le Tibet est-il chinois ?" (2002) écrit en collaboration avec Anne-Marie Blondeau, qui vient d’être réédité en anglais sous le titre "Authenticating Tibet".

Des Français présents en Chine relativisent l'ampleur des manifestations antifrançaises

Article interactif
Des Français présents en Chine relativisent l'ampleur des manifestations antifrançaises


LEMONDE.FR 23.04.08 10h28 • Mis à jour le 23.04.08 14h04

http://www.lemonde.fr/web/articleinteractif/0,41-0@2-3216,49-1037256@51-1020806,0.html

Des Français séjournant ou vivant en Chine ont constaté des incidents mineurs dans les principales villes du pays. Ils font part au Monde.fr de leur perception des événements.


Ouverts et respectueux des étrangers
(par Jonathan Faucon, à Shanghaï)
Français, Françaises rassurez-vous, nous allons bien ! Séjournant en Chine, depuis plus de deux ans, entre Shanghaï et Pékin, je n'ai à aucun moment eu à souffrir d'une quelconque animosité ou véhémence de la part des Chinois au milieu desquels j'évolue au quotidien. Bien au contraire ! Les Chinois sont ouverts, curieux, simples et respectueux des étrangers qu'ils accueillent. Par ailleurs, ils savent faire la distinction entre les quelques "agitateurs" aux messages brutaux qui opèrent a Paris et ceux qui vivent parmi eux et tentent de comprendre leur histoire, leur culture et les choses auxquelles ils aspirent.

Je travaille pour un fournisseur de Carrefour et, par conséquent, je suis de près les événements de ces derniers jours. S'il est indéniable que l'enseigne française a été désignée comme cible des "représailles" – au même titre que les marques de luxe et de cosmétiques – il est également vrai que peu de gens estiment que les actions seront massivement suivies. La "révolte" s'exprime d'ailleurs en grande majorité par la voix des jeunes (moins de 30 ans). Pour finir, et concernant notre sécurité, la police chinoise a très récemment contacté notre société pour connaître le nombre de Français employés et rappeler de ne pas hésiter a les contacter sur leur portable au moindre incident.

Une sorte de défiance
(par Hugo C., à Canton)
Les Chinois ont toujours eu un très bon a priori envers les Francais, et jusqu'à maintenant, ils étaient très respectueux envers les occidentaux.

Hie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trois ans, je me suis fait embrouiller par une éboueuse qui faisait sa tournée à vélo : "Il y a vraiment trop d'étrangers, maintenant, à Canton", et autres noms d'oiseaux dans sa langue locale...

Il y a une sorte de défiance, plus que de l'agressivité, qui flotte dans l'air, et c'est vraiment inédit. Hier soir dans le métro, quelques jeunes me regardaient d'une manière insistante en se parlant entre eux. Je n'avais jamais eu le sentiment d'être rejeté jusqu'à maintenant.

Des collègues chinois m'ont conseillé de ne plus dire que j'étais français dans la rue, mais je pense que la nervosité actuelle des Chinois n'est pas orientée seulement contre les Français, mais bien contre tout ce qui est étranger : la télévision locale de Canton passait un reportage hier sur les "nuisances" causées par les communautés africaines qui vivent dans les environs de la rue XiaoBei, et on pouvait voir plusieurs Chinois se plaindre de leurs bruyants voisins...

La Chine s'est très ouvert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sous l'impulsion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 va-t-elle commencer à se refermer avec les deux crises récentes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

Pas d'agressivité dans l'air, tout le monde défend les JO
(par Julien)
Je vis en Chine depuis trois ans. Pas de comportement spécifiquement antifrançais en vu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même si le boycott de Carrefour fait parler de lui. Pour autant que je sache, pas non plus d'hostilité dans les paroles comme on peut parfois l'observer contre les Japonais.
La politique des visas est très sévèrement durcie en ce moment mais à l'égard de tous les étrangers et il est difficile de savoir si les Français sont particulierement ciblés.

J'observe aussi que Sarkozy a bien moins bonne presse ici que ses deux prédécesseurs. Les Chinois qui m'en on parlent semblaient, en effet, bien circonspects, autant à la suite de ses declarations qu'à propos de ses histoires de "famille", dont apparemment tout le monde a entendu parler et qui ont l'air de suciter plus de doutes sur les "mœurs" de notre president que d'admiration...

Une tension inhabituelle
(par Pascale Orget, à Canton)
Je vis à Canton depuis 2006. Pour la seconde fois, je m'y sens mal à l'aise. A l'arrivée, débarquée sans un mot de chinois a mon actif – dans une ville immense –, je ne comprenais rien, et pire, je ne pouvais rien lire, ce fut une panique d'illettrée en bibliothèque.

Le malaise, aujourd'hui, est différent. Hostilité concrète ? Non. C'est plus, dans l'atmosphère, une tension inhabituelle. Un ami, qui voyage beaucoup, a été accueilli à la frontière par un examen soigné et soigneux de son passeport, là où un coup d'œil suffit habituellement. Gêne... je travaillais dans un hôtel : l'un de mes ex-collègues me raconte que la police est venue contrôler les papiers des Français – scan, examen... à chaque "check-in" –, procédure obligatoire pour tous, les informations sont transmises à la police. Mais il est rare que celle-ci se déplace et exige de voir les passeports des clients – les faisant descendre de leur chambre pour cela.

Samedi, thé avec des amis chinois, j'apprends que "Vitton" (Jean-Louis personnifié), le patron de Carrefour(?), finance le dalaï-lama. Et pourquoi ? Parce que les étrangers craignent une Chine forte. Un autre me rassure : "C'est dans le Nord, ici on fait des affaires, pas de politique."

Après cette conversation édifiante et pétrifiante, j'ai parcouru le web. La Chine veut son heure de gloire, et face à la réception internationale cherche le coupable, le saboteur, celui qui lui a fait perdre la face. Nous étions très sincèrement admirés en Chine."L'enfer ne contient pas plus de fu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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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êter de prendre la Chine pour le grand méchant loup
(par David Pomies)
Je suis profondément stupéfait de voir certains articles dans les médias qui disent que les Chinois ont vraiment pris les Français en grippe. Malgré les petits incidents des dernières semaines, j'ai toujours été traité avec le plus grand respect, je n'ai jamais vu aucune agressivité symbolique contre la France (aucun boycott, aucune banderoles), bien qu'étant dans une grande ville de 10 millions d'habitants comptant trois magasins Carrefour et deux Auchan.

Je pense qu'il faut arrêter de prendre la Chine pour le grand méchant loup. Les Chinois ont fait plus de progrès en vingt ans que nous en deux cents.

Il y a fort à parier que dans cinquante ans ce seront eux qui nous donneront des leçons de savoir-vivre. Ils ne le feront sans doute pas, il n'y a qu'en Occident où nous avons cette attitude colonisatrice et donneuse de leçons de toute manière.


Il faut relativiser
(par Mana Mi You, à Pékin)
Déjà j'explique ma situation: je suis né en France mais d'origine chinoise. Je n'ai pas assisté aux manifestations antifrançaises, par contre j'ai été au contact de Chinois qui soutiennent les boycotts.

Je trouve que les réactions de chacun (Français et Chinois) vont trop loin et je suis indigné par les réactions limites, voire carrément racistes, que l'on retrouve un peu partout.

Sur les manifestations chinoises, oui il s'agit de milliers de personnes... dans des villes ayant des millions d'habitants (16 millions pour Pékin, où je vis). Si vous faites un calcul rapide, cela concerne moins de 0,1 % de la population, ce qui ne peut être représentatif. Lorsque je parle aux Chinois, certains se braquent, d'autres sont plutôt ouverts.

Si vous regardez attentivement, il s'agit pour beaucoup d'étudiants qui se contactent par Internet à travers des programmes ou sites équivalent à MSN Messenger ou Facebook. Là où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a fait son boulot de propagande, cette jeune génération l'a reprise pour aller plus loin (au point que les agences de presse officielle appellent à la retenue). Beaucoup des photos qui sont sur Internet proviennent des Chinois sur place et non d'agences de presse. D'ailleurs la photo qui a choqué le plus (celle où l'handicapée Jin Jing se fait agressée) a été prise par un étudiant chinois en France. Il l'a mise sur Internet de sa propre initiative, puis elle a été reprise par les internautes et les méd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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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essage de la France est mal passé
(par Jean de Coligny)
Tout d'abord, en tant que Français à l'étranger, je voudrais dire que je ne suis pas fier de ce qui s'est passé à Paris lors du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En effet, si les Chinois ne connaissent du Tibet que ce qu'ils en voient à la télévision, les Français ne le connaissent que par Tintin au Tibet. Il est absurde de manifester pour un Tibet libre, alors même que le dalaï-lama est attaché à l'approche de la "voie du milieu" depuis plus de trente ans. Si les manifestants de Paris étaient restés non violents, le message serait beaucoup mieux passé auprès du peuple chinois. Au contraire, ces événements violents et ces revendications fantaisistes servent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qui les utilise contre nous faisant oublier tout message sérieux que nous aurions par ailleurs envie de faire passer (il en va de même pour les fausses photos du Tibet publiées dans la presse occidentale qui nous ont fait perdre tout crédit aux yeux des Chinois).

Je n'ai pas assisté à des manifestations antifrançaises et je ne peux pas dire non plus avoir été personnellement la cible de critiques. J'ai en revanche entendu toute sorte de clichés sur la France depuis l'agression de Jin Jing : "les droits de l'homme ne sont pas respectés chez vous non plus" ou "les Français ne sont pas polis". Le peuple chinois est mal informé et parfois peu instruit, il faut être d'autant plus pragmatique dans les messages que nous lui adressons. Ce ne fut malheureusement pas suffisamment le cas à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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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de confrontation directe mais beaucoup de manifestations électroniques
(par Eric Phan-Kim, à Shanghaï)
Je travaille à Shanghaï dans une entreprise américaine mais dont l'effectif est à 99 % chinois. J'ai eu quelques conversations polies avec mes collègues qui sont persuadés que les médias occidentaux sont biaisés sur la question tibétaine. Par contre, j'ai aussi reçu, en tant que destinataire de diffusion de mails à grande échelle, des appels de boycott de produits français avec les logos des marques en question, ainsi que des messages du genre "Ne vous laissez pas acheter ! Votre dignité vaut plus que les quelques sous des promotions de Carrefour." La manifestation la plus impressionnante du patriotisme chinois a été la "floraison" des cœurs dans MSN: en l'espace d'une journée, quasiment tous mes contacts chinois on ajouté "(L)China" devant leur nom, ce qui à l'écran devient un cœur rouge suivi de "China".


Blocus d'un hypermarché Carrefour
(par Nicolas Risse, à Chongqing)
Dimanche dernier, j'ai pu assister au blocus d'un hypermarché carrefour situé à 200 mètres de chez moi, dans la ville de Chongqing. Les conséquences directes de ce rassemblement ont été la fermeture journalière du magasin en question. J'ai pu dénombrer environ deux cents manifestants qui étaient équipés de drapeaux chinois et de diverses pancartes. Ils n'ont pas cessé de scander divers slogan- que je ne pouvais malheureusement pas comprendre par faute de non-maîtrise du chinois mandarin. L'esprit est resté bon enfant du fait d'un encadrement effectué par la police locale. J'ai également pu constater que les participants à cette manifestation faisaient pour la plupart partis de la tranche d'âge des 20-25 ans. Aujourd'hui le supermarché a réouvert, même si, selon moi, sa fréquentation avait l'air d'avoir un peu diminué. Je resterai toutefois prudent sur ce fait car la journée a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pluvieuse et donc très peu propice au déplacement des foules.

J'ai bien évidemment évoqué le problème au travail avec plusieurs collègues chinois mais, d'après eux, les rancœurs s'adressent plus au gouvernement français qu'à ses habitants. Une chose est sûre, c'est qu'ici cela fait beaucoup parler. Je n'ai jamais entendu les mots Fagua (France) et Faguagen (Français) revenir aussi souvent dans les conversations. A l'heure actuelle je n'ai été victime d'aucune critique et je pense sincèrement n'avoir rien à craindre en ce qui concerne mon intégrité physique et mor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