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民主是个老乌龟--旧金山游行观感

不完全同意。乌龟也罢兔子也罢，此文还是从集体利益切入，还是在用大家的利益和面子诱惑国人，却始终不曾触及为什么人权与自由是non-negotiable的这个问题。原因是没有个人。
但她指出中国人对西方除了愤怒而外丝毫不曾努力理解，这是有价值的。

民主是个老乌龟--旧金山游行观感

送交者: 麦片粥 2008年4月10日18:32:47


昨天我和数以万计的人一起晃悠在旧金山沿embarcadero原定传递路线等着火炬到来。天气晴朗，人山人海，红旗飘扬，歌鼓喧天。小时候作文里常常需要描述的景象出现在眼前。

我不太会写长文，这一篇可能稍长一点，请大家耐心一点，因为我要先记录一下我看到的事。当然，我看到的事，出于我个人的眼睛，自然有偏颇，但我尽量诚恳地记下我的观察。

-- 我看到不少支持西藏，人权和自由的人，成群或者单独地走着，很多人手里拿着自制的牌子。雪山狮子旗有人举，有人挂身上，但都不大。有一种统一制的牌子，上面写着”Another ____ for a Free Tibet”。 有人填“Another Biker for a Free Tibet”。有人填“Another Mom for a Free Tibet”。有老人填“Another Grandma for a Free Tibet”。有小孩填 “Another Kid for a Free Tibet”。

--支持中国和奥运的人更多。国旗也很大，规格很统一。旧金山海湾处处五星红旗。很多的队伍唱国歌。从规模上说，气势很大。我身边有个姑娘，接了个电话，我听她说：“什么？那边藏独势力很猖狂？好，我们队伍马上就来！”

-- 有一个白人女人举着藏旗挥舞。她旁边一个中国老人突然说“Long live China!”。女人说“Long live Chinese! Long live Human Rights！” 老人继续反反复复说“Long live China! ” 女人不说了。老人再说“Long live China! ”周围的人也都说“Long live China! ”此起彼伏。我对那个女人说“谢谢你”，然后我走开了。

--有一个支持藏人的队伍走过，路边举五星红旗的喊“你们懂什么西藏？！”队伍里的一个人就回答“今天你不为藏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

--在Ferry Building前，有个白人青年跳上门廊柱，拉起Free Tibet的标语。下面很多举五星红旗的人，有一个人就拿五星红旗的旗杆想把他捅下来。两个警察冲上前挡住了那个捅人的人。然后队伍里就有人把那面五星红旗撕了，大家扭打起来。

--有一个形单影只的矮小的老年亚洲人，举着纸盒做的牌子，上面写着“Human Rights”，一个人站在铁栏杆边上，一直站着不说话，偶尔擤下鼻涕。

自始至终，我没有看到火炬，相信很多人也没有看到。我很累，也很伤心。沿途我一直在哭。我看到大场面总是要哭的，比如电影里面大家明知敌强己弱打不过还要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和敌人战斗之类。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但我们的义愤和信仰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我今天要说的内容。

我这些天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大多数是认为“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种族主义的西方嫉妒中国高速发展”，“30年河东30年河西，该我们超过他们了”，“他们利用奥运羞辱我们”， “他们也有过种族灭绝的历史，凭什么管我们？”

我可以替西方人说话么？那位呼“中国人万岁人权万岁”的白种女人，和那个说“明天不会有人为你说话”的人，我觉得，很代表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人权，自由，良心，真理，是基于宗教信仰，是他们真心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继续说下去。人，其实都差不多，人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心理学这个学科的依据。我们中国人，有千年的皇权社会的熏陶，又成长在无神论的独裁专政中，我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和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很类似，然而到了信仰和政治的时候，交叉点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照平常的思路，和我们固有的信息，得出他们“看不起我们”，“没安好心”的结论，也是相当正常的。

我们中国人，是很实际的。我们只相信利益。做一个大庄园的有吃有住有朋友的奴隶，和做一个孤独的为下一顿发愁的自由人哪一个好，我想很多人还是会发愁怎么选的。所以那么穷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那么多钱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大订单的法国，为什么要闹腾--这些都是让中国人很困惑的。但今天绝大多数西方人会觉得人权与自由是个non-negotiable，因为“天赋人权”，不是我该不该有，而是你决不可夺的问题。人权也不是吃饭权，所以那些“中国不合适民主自由因为很多人刚能吃饭”的论点，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也就匪夷所思。

马英九的获选感言里面说：民主这个东西，平时不觉得，关键时候就很管用。--我觉得他那篇感言基本是在对大陆喊话，台湾的民众其实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教育了。 --但他的林肯梦才刚刚开始。民主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一本书都说不完，我的文章更不可能。）如果上帝有个足够大的麻袋装一堆不相干的人，然后把他们随便扔在地上，这些人就会组成利益团体。猴子都会抱团，随便把他们仍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一样的。和民族什么没有关系。怎样让这些人的利益最大可能的平衡？民主就是这样的制度。从执政的角度说，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活跃的可信的(vibrant and credible) 的反对党。活跃和可信和反对，三者缺一不可。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不是在民主化么？不是的，连反对党都没有，怎么能叫民主？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权力制衡了，效率就不可能高。有人说独裁怎么不好了，中国发展那么快，不都是独裁的功劳么？是。但成也独裁，败也独裁。美国建国先贤之一麦迪逊，是创立民主制度的元老。他说过，民主，就是不要高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让独裁发生。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更相信一个比大家更聪明的决策人，久而久之，决策就都高效率地由他做了。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忽视弱小的声音，就容易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大家常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该我们做老大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5000年里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会儿“XX盛世”一会儿“XX之乱”？如果用龟兔赛跑来打比方，我们就是那可爱的小兔子，美国是只老乌龟。

鸟巢巨蛋大裤衩，工程做的大又快，这不能就证明独裁是好的。世界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建筑，都是独裁者留下来的。因为只有独裁者可以倾一国之力，想干啥就干啥。北韩的地铁深达地下百米，富丽堂皇，可以算建筑奇观。然后他们的人民就饿肚皮。当然我们的一国之力比他们大多了。我们还可以造好多大裤衩还有富裕。但我们的人民呢？我最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在一家小店吃夜宵，很晚了，人不多。一个打工的小弟蹭上来对我说“大姐，你们公司收不收打工的人？站门扫厕所都行。”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今晚打碎了一些碗，老板让他赔600块，可他每月工资只有650块。然后很多店里的服务员都围上来，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问我可不可以收他们打工。--这是我们广大的人民。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不能算一个强国，更不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好的。

有人说民主无法保证长远发展，因为政客都只谋眼前几年的利益。这是一家之言。民主制度下，私有经济会为自己做长期的打算，不需政客来操心。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有能力说服大众，为国家的利益做长远的打算。为人所诟病的伊战，当时参众两院高票（70%以上）通过，因为布什成功地说服了他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安全而战。（很多人说不就是石油么，我不同意，因为如果为了石油，90年代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可以留下来，但他们没有，打了行李就回来了。当然，时局的发展，很多时候出人意料，但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大家才可以昨天同意今天抗议，不断地修改自己的错误。这一次的拥中游行也证明了，只有一个民主国家才允许你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反过来，你试试？）同时，美国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六年）横跨两届总统，以免被政治干扰；美国的大法官可以做到死，也是为了避免对法律的解释随着政府变动而变动。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短视的可能。

而一个独裁政府，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利会长久，他就会拼命捞，和家人一起捞；如果他想让自己的权利长久，他必然会出于恐惧而清除不信任的人。哪一样都无益于人民。

独裁专制可不可怕。可怕的。它可怕在两个方面。对内，它教会了人民撒谎。因为没有什么长久的东西让我们相信，那么只要撒谎不被抓到就可以了。我曾经写过一个 “权力的三段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权力的最高段，不是要拳打脚踢让你服从，而是你自觉自愿地服从了，你还帮那个权力去制服不服从的。Self- censorship，是集权下的人民最悲哀的体会。“不能说，这不要说了吧”，这样的话，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而没有什么可信的，什么都要重新去验证，这样的社会成本，是无形而巨大的。全民撒谎的代价，我们终有一天要付出。

独裁的可怕，在于对外，他有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而发动战争。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彼此宣战。而一个强大的独裁国家，如果它赢得了战争，那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又要回到独裁，所有重新来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对独裁的天然憎恨和恐惧，也是为什么他们天天指责我们要我们变化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对抗就可以解释了。

今天的世界，已经经历了文明，大家都努力朝文明努力。我们如果总用“你们曾经做强盗所以我们也可以抢”来做解释，那是相当原始而没有说服力的小孩子式的狡辩。这个世界没有人希望中国乱，大家都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间的关系，好比连体的两座townhouse，合用一个墙壁—你如果打孩子打老婆，人家就会管。但人家管你打孩子打老婆，不是因为他想烧掉你的房子，烧掉自己的墙壁。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关于上帖的检验结果

可疑照片中的那个女士多半不是邱羽——不过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
我在现场见到了邱羽这个人，我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录像中有她的形象。和可疑照片上的那个人影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可疑照片的人影带着发箍，邱羽没有，而后者带着围巾，可疑照片上的人影没有。

[转]袭击火炬手金晶到底是何方神圣？

袭击火炬手金晶到底是何方神圣？
 
[按]袭击金晶女士的到底是何方人士？国内一些人情绪激动，发全球通缉。独立评论网友根据已经发现的照片展开讨论，意见纷纷。不少人怀疑有人自导自演。但究竟是谁，有待根据现有照片进一步研究，以及未来发现更多照片资料，来进一步确定。也许，读者可以根据这里的照片，作出自己的初步猜测。

几天前，奥运火炬手、残疾女运动员金晶女士在传递火炬的时候，奥运火炬遭到一名头披雪 山 狮 子 旗的家伙抢夺（见下图）。

消息传出后，境内外广大爱国同胞、华人华侨们发出了无数愤怒的声讨之声，"全球通缉"那名抢夺者的怒吼响彻云霄。

这也难怪，抢夺火炬倒也罢了，还专朝残疾人士、弱质女流身上抢，引来众怒那是理所当然的。

这不，"全球通缉令"发出没多久，义愤填膺的海外爱国网友们就在当天众多的照片当中大海捞针，终于找到了一张与这名抢夺者有关的图片。该图片也迅速被国内一些网站、论坛所转载。

但不知为什么，我见到的一些网站、论坛，仅仅转载了这张照片的一个局部裁剪图（见下图），而没有把整张照片都转过来。

当然，尽管只有局部的照片，也同样能够毫不费力、异常肯定地辨认出，这个头缠雪狮旗、身穿牛仔裤的家伙，就是抢夺金晶女士的抢夺者，就是广大爱国人士们恨不得要千刀万剐的对象。

但是，作为一种广义上的侦破过程，局部的照片所能加载的信息，显然肯定不会比完整的照片更多、更丰富、更完整。为什么很多网站、论坛在转载的时候，仅仅转载个局部的照片截图，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张完整的照片呢？不过，这个问题不在拙贴的探究范围。

我只打算把这张完整的照片贴出来（见下图），让我们广大有志于从中追缉这名可恨的抢夺者的爱国同志们有着更完整的视角，能够发掘出更多的线索，早日把这名杀千刀的家伙抓捕归案--就象那名在南半球杀妻弃女的人渣一样。

在此，我顺便一并谈谈我自己从该照片中解读到的一些信息或细节，仅供参考；谬误之处，还望不吝指正：

1．从可以辨认出来的图像画面看，共有4面五星旗，3面雪 狮旗。4面五星旗分别是：两位女士手中的小旗，加上白衣女士右边鬓角后面的那面（红中点缀着黄，显然是五星旗），再加上抢夺者身后的那面大旗（最顶端可以辨认出黄色的星）。3面雪 狮 旗分别是：白衣女士左后方和右后方分别有一名男性肩上、后背披着的旗，再加上抢夺者头上缠着的那面。

2．持（或披）旗者们之间貌似融合得很好，并无"壁垒分明"之感。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照片的取景角度基本不怎么偏，差不多是顺着道路的方向水平拍摄的。也就是说，即使忽略前后位置造成的错位偏差，也大致能够对每一个行走者所在的左右位置作出一个较准确的判断，从而判断不同的人群是否交汇在一起。

于是，光从平面照片映像上看，两种旗是"交替"地出现的，如从左至右分别是：五星、雪 狮、五星、五星、雪 狮、五星、雪 狮。

另外，两方的人也没有给人以任何"对峙"之感觉，这对于两个在立场上本应互相水火不相容，并且准备前往某个场所互相PK的阵营来说，反正我是感觉匪夷所思。

3．他们走的这条路很长，两边貌似都是比较宽广的绿化带，从照片上看他们走过来的路的周围都是树木。如果说因为其中某一方是刚从岔路上走过来，而另一方未发觉、未来得及反应，那好象也不太能够说得过去。

4．当中夹杂了好些外国友人。粗略辨认了一下，至少有五人：最左边黑衣女士后面那名高个子、他旁边白衣男士后边的浅发男士、左边披雪 狮旗者后面的高个子女士、右边披雪 狮旗者后面低头看路的男士、最右边那名斜背着挎包的男士。

5．左边两名分别穿了黑色和白色衣服的持旗女士，从脸型、气质上判断，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好了，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接下来，大家就请充分发挥自己的侦探潜能，通过这些信息和线索，去把那名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残疾女士手中抢夺神圣的奥运圣火火炬的千古罪人给揪出来吧！

另外一条更加不可思议的线索，是那位黑衣女子。

让我们放大看看吧——

这位跟暴 徒并肩行走的，原来就是cctv电视访谈的法国留学生邱羽。

cctv网站的连接：
http://www.cctv.com/video/xinwenhuiketing/2008/04/xinwenhuiketing_300_20080410_2.shtml

邱羽在CCTV的访谈对话. 2008-04-11 12:11:23

当时，李小萌是CCTV节目主持人.

李小萌：你说你们在网上还在对这些藏 独分 子也在发通缉令寻找他们，有没有听到一些怎么样的消息，这些人大概是来自于哪儿，什么样的背景？

邱羽：我是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皮肤比较黑，长得比较像藏 人，当时就有人问他说，哥儿们，跟不跟我干，给你三百欧。

李小萌：是吗，就这一次，来抢一下，三百欧元？

邱羽：不是，今天过来闹事的，每天可以有三百欧元，大概是这样，如果是能闹得更大，能闹上电视，好像价格还要高。

李小萌：如果是为了钱，金晶听了更生气了。

金晶：这是什么人啊。

............

看过这个，你大概头脑犯晕了吧。俺小强也是一片糊涂啊·#￥……*—（*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90dfb6010092sv.html

Lihsiong WANG：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

王力雄太爱中国和西藏了。
操这份儿心干嘛？至少中国的存在并不是个必要。

Lihsiong WANG：来自流亡东躲的邀请 ——《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一）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对达僧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也只是宣传中黑暗东躲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东躲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僧拥抱在一起。

2000 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躲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躲人代表最多。大陆躲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躲人。达僧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东躲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躲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躲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僧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躲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东躲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东躲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躲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躲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躲语。这种奇特现象——躲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东躲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躲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东躲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东躲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躲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东躲：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躲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躲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躲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东躲，但是他们彼此说躲话，看的是躲文，胸前腕上戴着躲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躲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东躲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东躲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东躲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僧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僧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躲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躲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东躲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逻些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僧做事。当时达僧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东躲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躲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躲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躲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躲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东躲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僧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躲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东躲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东躲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东躲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东躲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东躲，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东躲。然而，最终解决东躲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东躲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东躲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东躲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东躲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2+2+2）•（2+2）”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东躲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东躲，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东躲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东躲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东躲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东躲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躲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东躲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东躲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东躲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东躲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东躲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东躲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东躲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PC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躲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躲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躲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躲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东躲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躲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东躲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东躲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躲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躲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东躲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僧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僧，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特别代表的安排 ——《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二）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僧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 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僧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表乐观，不能说绝对 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东躲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东躲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东躲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东躲在它手里，解决东躲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僧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东躲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东躲的 边境官员朗诵致东躲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逻些复述，因为逻些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东躲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东躲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 “武装使团”一路打到逻些，逼迫东躲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东躲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 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僧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僧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僧见 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僧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东躲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东躲问题到底如何认识。

同时， LD向我表示，达僧提出东躲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东躲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 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东躲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躲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东躲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够见达僧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东躲问题，我一直认为达僧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东躲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东躲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僧都是难得的机会。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僧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在美国。达僧将在 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僧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东躲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东躲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躲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僧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僧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僧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僧在那 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僧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 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 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

加上这一次，我和LD 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僧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东躲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僧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僧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东躲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僧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与LD见面后，我去纽约、波士 顿等地，其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谈对“十七条协议”的评价。2001年是北京与逻些签订“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北京大搞 庆祝，而流亡躲人认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条约。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 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东躲制度不变、达地位不变、不强迫东躲改革、维护东躲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逻些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 ——达僧和东躲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东躲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东躲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 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东躲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东躲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因此对解决东躲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东躲重新 签订一个确定东躲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躲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僧，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躲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僧是躲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僧也多次表示东躲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僧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东躲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躲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东躲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东躲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僧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僧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僧，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躲民族承认东躲归属中国。

会后一位与会的躲族女士对我说，我这番谈话她还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东躲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被认为起到了给中共献计献策的效果，帮助中共加强了对东躲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学院的 躲族男士则对我说，他们曾经举办过一个东躲问题研讨会，原定邀请我参加，同时也邀请了中共统战部官员，但是统战部官员表示有我参加他即不参加，所以只有下次才能邀请我。我对自己两头不讨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躲族女士，统战部方面也会认为我是给流亡东躲献计献策呢。不过我不是春秋战国那种“策士”，谁给好处给谁献策，我希望各方都赢也不是无原则的。我所希望做的，归根结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说“我不反共！”——《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三）

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僧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僧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僧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躲装的躲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僧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躲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 乎都与东躲或达僧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僧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 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僧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 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 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东躲问题是东躲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僧下榻处是怎么回事 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僧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 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僧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 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僧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东躲组织的 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逻些旅游时正好碰上了逻些“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 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东躲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僧的一个秘书。他原来 负责达僧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 相随。达僧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 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僧。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 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躲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 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僧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僧双手合什，问候躲语的“扎西德勒”。达僧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躲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僧拉着 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僧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僧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僧客厅，我按躲族礼仪献哈达。达僧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僧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 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躲话我也听不懂啊。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僧，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僧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东躲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僧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东躲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东躲问题，并且关注着东躲问题如何解决。东躲问题不解决，对东躲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东躲问题的存 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东躲问题不仅是对东躲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 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 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东躲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 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东躲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 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 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东躲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东躲人民和解决东躲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东躲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 助。

达僧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僧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东躲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 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 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僧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僧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东躲视为 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僧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东躲的领袖。东躲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躲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 决的前提下，东躲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东躲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僧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东躲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僧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东躲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东躲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僧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 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僧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僧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 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 和达僧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僧一套记录东躲“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躲人在文革 中拍的。东躲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僧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 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一个是班禅。 达僧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躲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躲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 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僧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僧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僧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 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僧去洛杉矶了，因为达僧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 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僧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僧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毕业典礼上的达僧——《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四）

当天下午达僧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 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 达僧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僧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僧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东躲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 的学校更予重视，达僧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 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僧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 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僧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东躲的 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东躲筹集捐款。东躲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 后是贵宾入场。达僧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僧。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 三个座。达僧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僧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僧 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东躲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僧刚见过面。

在达僧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 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僧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躲语讲，有一个躲人在他身边 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躲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躲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 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 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 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 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僧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 去。会场外面，达僧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东躲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 一天和达僧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僧见面时， 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 点，东躲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东躲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东躲更多支持。达僧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Tsemin Kiang、朱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Tsemin Kiang、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2+2+2）·（2+2）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躲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僧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躲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逻些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逻些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 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东躲，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东躲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 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躲人 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 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僧。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 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僧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僧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僧下 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僧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东躲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 月26日，达僧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 在身上扫。达僧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僧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 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 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僧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僧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从没见过达僧那样严肃——《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五）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僧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僧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僧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僧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 BQ在场，还有达僧的秘书，以及东躲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 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僧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僧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 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躲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东躲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 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东躲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逻些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 大都是躲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躲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东躲问 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僧怀念的东躲，也不是热爱东躲文化的 人向往的东躲，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东躲。因此，认为东躲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东躲还是真正的东躲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东躲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东躲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僧以非暴力抗争解决东躲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 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 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僧，前二者可以成功，达僧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东躲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东躲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 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东躲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 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僧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东躲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 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僧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僧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僧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 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东躲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东躲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 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僧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 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 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东躲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躲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东躲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东躲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东躲 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 就永远等下去，等到东躲不成为东躲，躲人不再是躲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东躲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躲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东躲启动的合适时机。躲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躲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僧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东躲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 态？他说东躲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东躲境内人民和东躲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东躲境内的活动，已经被 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东躲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东躲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 事针对东躲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东躲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PC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 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 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 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僧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东躲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躲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东躲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东躲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东躲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僧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僧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东躲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东躲问题当作 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东躲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僧， 他的号召可以让东躲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东躲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 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僧，无论是东躲流亡社会还是躲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东躲开始，突破最 难的开端。而只要东躲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僧、东躲、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僧，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东躲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东躲流亡社会也 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东躲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东躲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僧还要继续见人。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能否成为中国元首——《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六）

当天晚上达僧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东躲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僧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躲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僧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东躲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东躲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僧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东躲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僧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东躲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 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僧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 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东躲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僧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僧出场， 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 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 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东躲人，尤其是东躲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僧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 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东躲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僧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 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僧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 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僧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东躲问题，并不是东躲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东躲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僧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东躲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僧出现的各 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东躲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东躲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僧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 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僧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 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僧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僧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僧吗？不过，他虽不是 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东躲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僧的人告诉我，达僧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Tsemin Kiang先生能够解决东躲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僧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东躲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僧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东躲独立。另一个是达僧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躲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僧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僧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百分之百赞成——《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七）

我 和达僧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僧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僧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僧让他的躲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躲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僧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 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 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躲人中英语人才多，达僧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东躲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东躲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僧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 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僧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 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僧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僧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僧写的 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僧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东躲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僧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躲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Lihsiong WANG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 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僧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僧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东躲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 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躲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 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东躲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当作企图让东躲和中国分离的 躲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东躲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 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僧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僧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东躲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 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僧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僧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僧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东躲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东躲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躲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东躲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躲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躲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僧提出将来东躲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东躲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东躲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东躲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 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东躲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 直疑虑高度自治的东躲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僧一再强调东躲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PC在东躲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PC休戚与共的躲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东躲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东躲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 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东躲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东躲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僧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 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躲人的简单回答——达僧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躲人一样，对达僧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僧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 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僧的对话，都得到过达僧“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僧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 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僧首先谈高度自治后东躲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东躲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东躲居民，有留在东躲的权利；不是东躲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东躲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东躲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东躲的汉人，本人在东躲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东躲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东躲出生。那么在东躲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东躲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东躲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东躲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躲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僧接着谈东躲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东躲，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僧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僧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僧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僧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僧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僧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僧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僧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僧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僧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僧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面对天方夜谭的笑——《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八）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僧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僧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僧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僧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东躲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 ——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东躲问题 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东躲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东躲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东躲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僧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僧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东躲，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东躲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东躲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东躲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东躲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东躲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东躲自身，没有把东躲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东躲问题，达僧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东躲，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东躲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僧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僧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僧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僧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僧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东躲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东躲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僧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东躲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东躲独立。我为达僧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东躲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东躲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东躲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东躲实行递进民主制，东躲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东躲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东躲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东躲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 价是东躲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东躲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僧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 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东躲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东躲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僧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僧 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僧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东躲问题拖 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僧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僧是解决东躲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僧达成解决东躲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东躲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东躲事 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僧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东躲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矮人局数个常委对东躲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东躲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东躲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躲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僧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东躲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全文完)

佛爷：如媒体发现我们有错，我们愿接受任何处罚

中国时报刘屏／流亡海外的东躲精神领袖老佛爷十三日在西雅图下榻的饭店与华文媒体见面，有廿余位记者出席，佛爷驻纽约代表处东躲问题分析员贡噶札西提供了详细的问答内容。佛爷表示，他主张“实事求是”，因此希望媒体记者到东躲采访，特别是到偏远躲区实地了解，看看中共当局指控的佛爷煽惑动乱是否属实， “如果媒体发现我们有错，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指汉躲共处逾千年独立不适宜

佛爷说，他在三月十九日致函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中共停止镇压东躲，也希望中共提供医药协助；同时他也在信中重申他不寻求东躲独立，并重申他完全支持北京奥运。佛爷说，汉、躲两民族已共处逾千年，面对今天新的现实，分离或独立并不适宜。他说，看看欧洲联盟的例子，即知“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符合躲人利益”。

有人问，此时此刻，北京当局应该怎么做。佛爷回答首先说，“你们（媒体）可以帮忙”。他解释说，中方一再表示“只要东躲停止分裂活动，就可以开始对话”，事实上他一直强调不追求躲独，因此“拜托、拜托你们（把我的立场）表达清楚”。佛爷表示，他这个立场光明正大，不然他躲著中方媒体还来不及，怎么会主动与之见面？（按，在场的包括新华社等中共官方媒体）。

劝躲人勿阻扰圣火让媒体入躲

他表示，在伦敦及巴黎的圣火传递过程出现骚乱之后，他告诉旧金山的躲人不要滋事；至于单纯的抗议示威，“那是言论自由，我不能叫他们‘住口’”。另外本来有些躲人计画从印度游行进入东躲，佛爷说，经他劝说，此一计画已经打消。

他说，他很希望与中方的新闻媒体晤面，因为东躲问题不是汉人或躲人单独能够解决，而是需要两个民族合作解决。他表示，最近的东躲危机让人以为躲人与汉人敌对，其实这完全错误，所以他非常希望与中国媒体见面，让大家了解他真正的想法；也希望立场中立的媒体前往东躲，“你们之中有些人应该前去，不受政府指导”。

佛爷也谈到东躲铁路。他说这条铁路是正面进展，至于好坏如何，端视动机而定。假如中共有军事目的，或藉这条铁路掠夺资源、移入更多汉人，那就不是好事。

对于外传躲人反对发展，佛爷说，没有躲人希望继续落后；许多躲人到美国来，“合法或非法入境”，希望日子过得更好。他说，他绝无意把汉人赶出东躲，“那既不道德，事实上也不可能”，他只是希望别让躲人在东躲变成少数民族，也希望好好保存躲人的文化。

自爆曾想入党是党叫他再等等

佛爷说，他在一九五四、五五年到北京，毛泽东很关心东躲，自己也从毛学习到不少事务，那时自己想加入共产党，不过党要他“再等一阵子”。他说，今天很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徒过去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佛爷说，二○○一年开始，东躲流亡政府的领导阶层系选举产生，他现在已是半退休了。他表示，他早在一九九二年就说过，一旦东躲议题得到妥适解决，他就把政治责任交出去，成为一介平民。

世界报网络读者关于《火苗跌跌撞撞的一天》的议论

原文：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une-flamme-olympique-cest-comme-un.html

KATHERINE T.
13.04.08 18h41
Tout à fait d'accord avec "Segeste" : parce que les Chinois ont réussi à accaparer (comment? sinon de manière mafieuse!) le pouvoir économique, ils se croient tout permis, même contre notre pourtant si imparfaite démocratie... N'achetons plus leur véritable "merde" qu'ils déversent par containers. La mondialisation et ses méfaits sociaux, ce sont d'abord eux. Un pays qui n'a plus d'industrie est un pays économiquement foutu. Que les politiques arrêtent de se prosterner devant eux : c'est obscène


christophe d.
13.04.08 13h57
Assez de comparaisons idiotes avec la Corse où les partis indépendentistes peuvent se présenter aux élections libres !

christophe d.
13.04.08 13h55
A Hengxi : le gouvernement du Dalai Lama prône la DEMOCRATIE dans un Tibet AUTONOME . Depuis 1949 , la Chine communiste colonise le Tibet , martyrise sa population , détruit sa culture . Les dirigeants communistes chinois , clans mafieux aux comptes gonflés dans les paradis fiscaux , dont les fils passent leurs week ends à Macao , les poches bourrés de dollars , asservissent aussi la population Han.

Shyndreth
13.04.08 13h51
@ hengxi: nous serions donc tenus de prendre parti? Pas d'autre alternative que le régime chinois ou la religion tibétaine? Navré, j'approuve les manifestations qui ont eu lieu et je vomis le régime religieux qui a prévalu au Tibet. Mais je méprise tout autant le régime policier qui y tire sur des manifestants, et les manifestants en question qui lynchent un civil, simplement parce qu'il est chinois.

Claude D.
13.04.08 12h58
Je lis dans la presse japonaise ce que Le Monde (trop occupé par sa flemme dominicale) aurait dû nous décrire : la population chinoise, savamment "remontée" par le discours officiel, donne des signes de vouloir boycotter des produits français et des enseignes (Carrefour en particulier). Nous aurons donc réussi à envoyer les pires signaux possibles à un peuple démocratiquement immature et très conditionnable. On pouvait le prévoir...

Claude D.
13.04.08 12h50
Et ce policier qui a délibérément "embouti" le visage d'un photographe de presse en bourrant sur lui son appareil photo, clairement visible dans une séquence du JT de France2, on ne s'attardera pas là-dessus ? C'était peut-être une bourrade amicale...

Gareth Wilbur Jones
13.04.08 11h46
Pourquoi Ménard ne s'attaque jamais aux dictatures du monde arabe ? Au fait: le monde arabe n'est composé que de dictatures. Il y a de quoi faire, trop peut-être... Devant l'ampleur de la tache, Ménard le préchi-prècheur reste coi... ça énerve J. F Kahn que plus personne n'écoute et qui bisque de se faire voler la vedette de prédicateur en chef. Hi, hi.

hengxi47
13.04.08 10h13
Pour un grand nombre de lecteurs, il serait largement temps de se renseigner sur les "bienfaits" du bouddhisme tibétain : asservissement, castes, privilèges, enrichissement des nobles au détriment de la classe paysanne. Il ne suffit pas d'être un "bobo" post 68 très tard pour détenir la bonne parole. Votre idôlatrie sur la religion fait peine à voir quand on voit qu'encore aujourd'hui elle est à la base de tous les conflits: Iran, Irak, Palestine, Irlande, Afganistan, etc.

Henry
13.04.08 09h41
Pèle-mèle: des Chinois prévoient le boycott de Carrefour en Chine le 1 mai. L'assaillant de Jin Jing a été retrouvé à Salt Lake City, et des Chinois se cotisent pour payer un "contrat" sur sa tête (si si !). Tout cela est un gigantesque malentendu: Chinois qui demandent l'interdiction de manifester en France (ahahah!), occidentaux qui pensent influencer les Chinois alors qu'ils perdent la face. En ce moment c'est mai 68 avec des manifestations tous les jours à Paris, le bazar comme dit Jin Jing.

natmaka
13.04.08 01h10
L'habileté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à cultiver l'amalgame "peuple = gouvernement" fait de tout Chinois son inconditionnel avocat. Montrer le caractère inepte de certaines des thèses du second ("Le Tibet est chinois!") instillera tôt ou tard un salutaire doute chez certains Chinois. Corse: l'armée ou la police y tire-t-elle sur des civils?

segeste
12.04.08 22h08
Finalement c'est très bien ces Jeux. La Chine aura réussi à rappeler ce quelle est : une dictature ultra-nationaliste qui n'hésite pas à s'imposer par la force à ses voisins. Il est temps de payer nos T-shirt un peu plus cher mais de les faire fabriquer en Europe. Pour le Tibet, ce qui s'est produit en URSS est sans doute la voie. Il faudra surement beaucoup de temps, de sang et de larmes...

grandjp
12.04.08 21h49
On n'empêchera jamais les grands mouvements de l'Histoire : ils sont portés par des énergies collectives qui nous dépassent. La Chine a envahi un Tibet affaibli mais le bouddhisme tibétain s'est répandu dans le monde, ce qui est un cadeau. On n'est pas obligé pour autant de décerner une médaille à la Chine pour sa bêtise politique et sa rigidité face à la souplesse et à l'intelligence politique du Dalaï-lama : l'opinion mondiale internationale n'est pas dupe et ça se voit.

hengxi47
12.04.08 18h36
Il va falloir arrêter tout ce cinéma autour d'une soi-disante défense du Tibet . La situation est identique à celle d'il ya 50, 25,1 an. Que l'on soit vexé de n'avoir pas été choise pour 2008 ou 2012, ce n'est pas la faute des Chinois. Si notre économie se casse la figure, ce n'est pas non plus leur faute. Il y en a marre des Français qui se font toujours remarquer par leur stupidité et rarement par leur talent. Marre des "gueulards" français

Gareth Wilbur Jones
12.04.08 17h50
Il paraît que sur le net, les Chinois se déchaînent: ils demandent depuis plusieurs jours l'indépendance de la Corse !

marie thérèse s.
12.04.08 17h20
Le sport est une industrie des plus florissantes pour laquelle, fric oblige, le respect de l'éthique ne se voit que sur le papier. Panem et circenses, l'opium du peuple. Si seulement tout ce remue ménage pouvait aboutir à la suppression des J.O.

DOMINIQUE M.
12.04.08 17h06
Le brillant résultat (que l'on peut lire mais ailleurs que dans LE MONDE) obtenus par les Ménard, Cohn-Bendit, Baupin et autres bobos "résistants" auto-proclamés des droits de l'homme, c'est que le peuple chinois (dont les mêmes se moquent comme de leur première chemise) s'est regroupé derrière ses dirigeants dont le pouvoir s'est ainsi renforcé. Pas de quoi se vanter !

BBC : 火炬和谐之旅变神秘之旅

2008年04月1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40北京时间 20:40发表

火炬和谐之旅变神秘之旅

近几天欧美报章有关中港台的报道和评论：(2008年4月11日)

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和东躲问题仍是这两天报纸上有关中国的主要话题。所有大报都报道了美国旧金山奥运火炬接力的情况。卫报和泰晤士报都报道说，旧金山的火炬传递成了一场闹剧。旧金山警方为了防止发生冲突，最后一分钟彻底改变了火炬接力的路线，并且把距离缩短了一半。火炬点燃，第一名火炬手跑进了附近的一座仓库后便不见了踪影。40分钟后才在离原路线一英里以外的一条安静街道上重新出现。聚集在原先火炬接力路线两旁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抗议者都白白等了几个小时。泰晤士报说，北京的火炬和谐之旅变成了失踪火炬的神秘之旅。

抗议激起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

与此同时，也有几篇文章警告说，西方的抗议只会使中共政权得到更多的支持。金融时报星期四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奥运火炬遇到的抗议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指出，这样的抗议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中国人对其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将这些抗议行为描绘成是对国家尊严的冒犯。同样的，对奥运本身的任何抵制行为也会激起同样的反应。文章说，也许可以说北京设计这样一个火炬的环球传递是自找麻烦，因为它应该知道这样做为那些对中国政策不满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表达机会。但抗议者们不要以为他们的做法能同时狠狠地打击中共政权。相反地，这些抗议增进了中国统治阶层和大批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人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没有遭受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共统治的灾难。他们经历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从小被灌输的中国数百年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历史。因此他们对在他们眼中的任何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尊重的言行都极为敏感。

北京奥运火炬的长征

星期四的卫报把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称为'长征'，被中国称作是'和谐之旅'的火炬传递，在欧美受到了抗议和干扰。文章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人士表示，抗议背后的真正动机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得到奥运会的主办权从来就感到不舒服。文章的作者说东躲事件再一次表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政治距离有多远。文章接着举例说在中国国家电视媒体的一次采访中，一位中国的东躲专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如果威尔士想从英国中独立出去，你们会怎么想？但文章评论说北京有一点没有搞明白的是东躲的骚乱并不完全是分裂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文章最后说中国当今的统治者应该集中精力把国家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好。

中国决不会在东躲问题上妥协

另外星期四的独立报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决不会在东躲问题上妥协。文章说尽管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遭到了世界各地的抗议，但中国决心让奥运火炬通过东躲。文章说西方不理解北京对东躲的态度，对北京来说，如何对待东躲人以及东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文章还把中国处理东躲的手法同当年斯大林的手段相比，斯大林当年把波罗的海以及中亚国家的人口赶走，让俄罗斯人到那里定居，目的就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民族性，因此正是当时斯大林的政策导致了后来的乌克兰以及这些中亚共和国今天的遗留问题。文章说对奥林匹克的抗议使人们把视线投向了对东躲问题的关注，文章最后呼吁西方政府要关注东躲并拿出决心来。

人民不去网价值一块五的奇文

这篇被人民不去网登载在显著位置的“网友”文章估计不止值五毛，起码一块五。

开头说“客观真实性”，我还真想看到解放报哪里违背客观真实性了——没有下文。让作者义愤填膺抡耳光的理由全是“意识形态性”（不用说这种意识形态的粗糙可笑），是作者从一开始就“不否认”的。于是耳光又抡在了自己脸上。

这中文也实在太差了些——拜托人民不去网找些稍微会说人话的写手行不行？可以提高五毛的工作待遇了，五块起码的。

对解放报的挞伐是环球时报这个黄色暴力媒体挑起的。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性”是不让我奇怪的。恰恰是环球时报故意隐瞒了一点：解放报是最大反对党社会主义党的党报，从来就是一张鼓吹该党意识形态的报纸，从来就不是旨在客观公正的报纸。这在欧洲是普遍常识，也应该是环球时报驻法记者的常识。当然以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性，它是不会向中国公众说明这一点的。胡乱地把解放报的醒目言辞挑选过来，造成法国及欧美媒体的整体“蛮横”印象，刺激中国公众的神经，煽动仇视情绪，这符合环球时报一贯的品质。

我于解放报常有不满，但对此番“给耳光”之说，完全同意。中国媒体以及许多华文媒体，从来没有公布过巴黎接力那天的细节过程——它们不敢。知道这些细节过程，就能知道“给耳光”所言不虚，绝对具有“客观真实性”的支持，而且，这耳光一多半是自找的。


给无耻之尤的法国《解放报》一记响亮的耳光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7112414.html

网友：肥满市民

2008年04月12日16:55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我从来不否认媒体所存在的意识形态性，这无论对于中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概莫例外。但是媒体在坚持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应当遵循媒体最基本的属性，那就是客观真实性。但是，法国广有影响的《解放报》在报道北京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却大面积地颠倒黑白，搬弄是非。明眼人都知道，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丑剧，是法国政府和媒体公开纵容的结果。

　　先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公开说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想一想，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说出如此有“水准”的话，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继而是法国议会以休会为名为躲独分子的破坏圣火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而如今一些媒体又为一小撮破坏圣火者公开叫嚣、摇旗呐喊，丑态百出。请给以法国《解放报》为代表的无耻之尤者几记狠狠的耳光。细察法国一些政客和媒体的无耻言论，他们的阴暗心理动机无非是不希望中国办好一个奥运会。

　　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已经有些时日了，为什么在其他国家能够顺利进行，而在法国却出现如此的丑剧呢？说白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正是法国一些政客和媒体的无耻言论才使得丑剧上演。难道我们不应该狠狠地给这种心理阴暗又无耻的某些法国媒体几记耳光，让他清醒清醒么？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人民的期盼，国际奥委会通过投票决定把奥运会放在北京举办，也是对中国能办好本次奥运会的承认与期盼，如果顾拜旦在世，肯定也会为此而欣慰。奥运圣火，是世界人民的圣火，圣火传递是传递的和平和友谊，它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友谊的人们所共有。在巴黎发生的有组织、有计划针对奥运圣火传递的骚扰，是对热爱和平的法国人民的亵渎，也是对全世界热爱和平人们的亵渎。为这种亵渎行为招旗呐喊的法国《解放报》们，不觉得自己无耻吗？与世界人民为敌，也是与自己的国民为敌，这样的媒体不应该给他们几记响亮的耳光吗？法国《解放报》厚颜无耻地说：这是给了中国政府一记响亮耳光。

　　但我看到的是法国《解放报》对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挑衅，是对奥运圣火的羞辱，这记耳光恰恰是打在法国《解放报》这类鲜廉寡耻媒体的脸上，这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给予它的，也是爱好和平的法国人民给予它的，更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友谊的人民送给予它的。

　　啪！不知法国《解放报》的厚脸皮有没有感觉。如果没有，那就再来。

世界报：火苗跌跌撞撞的一天

Le jour où la flamme a vacillé
LE MONDE 12.04.08 14h39 • Mis à jour le 12.04.08 14h39

Une flamme olympique, c'est comme un président, un prince, ou plutôt une reine. Tel est le mot d'ordre à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de Paris : "La protéger comme un chef d'Etat." Elle atterrit à Roissy dimanche 6 avril, puis dort paisiblement à l'Hôtel Méridien de la place de l'Etoile. Une bonne nuit de sommeil avant les 28 km prévus, le lendemain, sur le parcours parisien âprement négocié entre autorités chinoises et françaises.

Des policiers en rollers pour faire "ludique et sportif". Pas moins de trois réunions de "bouclage" ont été nécessaires. En vertu d'un "accord sur les services du relais" signé en 2007, le Comité olympique chinois est seul responsable du parcours et de la sécurité de la flamme. Il faut donc faire assaut de diplomatie. Le nouvel ambassadeur de Chine en France, qui fut stagiaire de l'ENA, a réclamé l'interdiction des manifestations. "Impossible, répond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en France, une simple déclaration suffit." Trente unités mobiles sont prévues, et seize policiers en rollers, pour "faire ludique et sportif". Un véhicule avec un aimant est même réquisitionné, afin de ramasser des clous inopportuns...

Une "bible" d'une cinquantaine de pages est préparée pour l'événement qui fait intervenir 80 coureurs et 160 escorteurs. Tout y est consigné, y compris les manifestations les plus improbables : celles des démocrates birmans, des représentants des Ouïgours, de la communauté tibétaine de France et ses amis... Est-ce parce qu'ils ne demandent jamais d'autorisation ? Les activistes de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 ne figurent pas sur la liste.

Bernard Kouchner isolé. Le 25 mars, Nicolas Sarkozy a rendu publique sa ligne sur les JO : il n'exclut pas de "boycotter"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mais espère des signes de Pékin. Il sait qu'en août il sera président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veut donner le "la" aux "27". Le même soir, au cinéma MK2 Bercy, avant la projection du portrait réalisé par Serge July de Daniel Cohn-Bendit, ce dernier lance en introduction : "L'esprit de Mai 68, aujourd'hui ? C'est foutre le bordel avant et pendant les JO de Pékin." Quand les lumières se rallument, Bernard Kouchner confie à son ami "Dany" : "C'est difficile, je me bats."

Le lendemain, au conseil des ministres, où Rama Yade n'a pas été conviée, il est le seul à plaider pour le boycottage de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ans l'entourage de la secrétaire d'Etat aux droits de l'homme, on dit que c'est autour de Jean-David Levitte, le conseiller diplomatique de l'Elysée, que s'organise la réflexion. "Ils ne veulent pas se fâcher avec la Chine, et ils sont entourés de sinologues."

"L'homme à la queue de cheval". La flamme a rejoint la tour Eiffel à 11 h 30. Une cérémonie est prévue dans les salons, avant que Stéphane Diagana ne s'élance avec elle dans Paris. Dans l'assemblée, un des responsables de l'ambassade de Chine repère "un monsieur à queue de cheval et à long manteau noir" et le désigne discrètement à ses hommes. Bien vu. Un peu plus tard, le conseiller Vert de Paris, Sylvain Garrel, le catogan en bataille, se jette sur les escorteurs en hurlant : "Troupes chinoises hors du Tibet !" L'inquiétude commence à se lire dans les yeux des officiels asiatiques. Au sous-sol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on réalise tout à coup ce qui se joue. Ce n'est pas le Tour de France : les sportifs et la flamme ne seront pas applaudis. Et les manifestants-citoyens forment beaucoup plus de monde que prévu.

Daniel Bilalian et les sponsors. Officiellement, les sponsors font bonne figure. Ce sont eux pourtant qui avaient milité pour un parcours le plus long possible. Deux jours avant le défilé, le directeur de la communication de Coca-Cola France a rencontré Robert Ménard, le patron de RSF : il sait que, le 16 avril, l'ONG, actionnaire de tous les sponsors des JO, se rendra à leur assemblée générale, près de Washington. France 2, qui a dépensé 45 millions d'euros pour la retransmission des Jeux, ne cache pas sa déception. La flamme devait s'arrêter devant l'immeuble de la chaîne, à 13 heures, pour le "JT". Les échauffourées qui ont précédé ont rendu l'étape impossible. Seul sur un banc, Daniel Bilalian soupire bruyamment.

David Douillet et le "robot". Sur le tapis rouge s'élance la silhouette massive de David Douillet. Mais voilà qu'un des "hommes en bleu" de la brigade chinoise chargée de protéger la flamme, qui ne parle pas français, saisit sa torche et éteint la flamme. Stupeur, protestations... L'ex-judoka, furieux, s'en va passer sa colère sur les radios. "Ils éteignent la flamme alors qu'il n'y a aucun risque." Ils ? Les hommes en bleu, "si on peut appeler ça des hommes, moi j'appellerais plutôt ça des robots, des chiens de garde."

"Fini. on rentre". Le directeur du cabinet du préfet de police de Paris, Christian Lambert, fait voiture officielle commune avec le numéro deux de l'ambassade chinoise à Paris. Etrange ambiance : chacun converse dans son téléphone et dans sa langue natale. Sur leur propre réseau de fréquences, les Chinois donnent des ordres aux relayeurs. Les voilà à l'Hôtel de Ville, où une halte de vingt minutes a été prévue. La banderole tendue sur le fronton, "Paris dit oui aux droits de l'homme partout dans le monde", ne semble pas trop gêner les Chinois. Le trouble-fête Robert Ménard avait d'ailleurs critiqué le "manque de courage du maire".

Las ! Les Chinois repèrent un drapeau tibétain et, au balcon, neuf élus Verts, emmenés par Denis Baupin. L'ambassadeur boude et reste dans sa voiture : "Partons, nous ne voulons pas descendre." Christian Lambert s'y oppose : "Nous ne partirons pas avant d'avoir pris contact avec le maire et l'intérieur. Nous sommes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 D'un geste de l'index, l'ambassadeur fait remonter tout le monde en voiture, direction Charléty, terminus de la promenade. "La flamme olympique n'a pas été éteinte", se réjouissent les officiels chinois. Au cocktail de clôture, ils trinquent seuls, entre eux.

Les 14 survêtements des sapeurs-pompiers. La journée s'est mal passée pour les pompiers de Paris. Dès 16 h 50, le sapeur Varennes vient déposer une plainte dont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e serait bien passée : "Pendant tout le trajet, des sapeurs-pompiers ont été victimes de dégradations sur leurs survêtements (manches arrachées, taches), le bus qui suivait la flamme a également été abîmé." Les 14 survêtements qui n'ont pas résisté à la journée seront remboursés.

19 heures,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réunion avec MAM. Toute la journée, Michèle Alliot-Marie a été tenue au courant des événements. Elle n'a pas reçu de coup de fil de remontrance de Nicolas Sarkozy.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épargne le préfet de police, Michel Gaudin, lui demandant seulement "de se rendre à l'hôpital pour prendre des nouvelles" du cameraman de France 2, Bruno Girodon, blessé lors de la manifestation. Trop tard : quand il arrive, le blessé est déjà sorti.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s services recueille la déclaration du policier impliqué : "J'ai repoussé à mains nues un cameraman qui refusait de regagner le trottoir (...). Ce dernier est revenu sur moi et m'a asséné un violent coup à hauteur du nez avec sa caméra." On attend l'autre version.

Il faut également tirer au clair l'histoire des drapeaux tibétains retirés aux manifestants par la police française. Aucune consigne n'avait été donnée en ce sens, mais les ordres étaient stricts : "Repousser fermement les manifestants, maintenir sur place les plus virulents, saisir les fumigènes et les drapeaux prévus pour attaquer le dispositif ou éteindre la flamme." Place Beauvau, des policiers et responsables s'inquiètent plus discrètement : n'importe qui peut donc, comme l'a fait Robert Ménard, escalader Notre-Dame ? Ils se donnent des frissons en pensant aux "terroristes d'Al-Qaida".

Jin Jing, une héroïne chinoise. Jeudi, la Chine s'est trouvé une nouvelle héroïne : Jin Jing, la jeune escrimeuse paralympique de 27 ans, qui, dans son fauteuil roulant, à Paris, a défendu la flamme contre les manifestants protibétains. A l'aéroport de Pékin, elle raconte : "C'était vraiment le bazar." D'un coup, elle a vu "trois, quatre indépendantistes tibétains. Mon premier réflexe a été de courber la tête et d'utiliser mon corps pour protéger la torche. J'ai juste pensé : je ne vais pas laisser ces indépendantistes me prendre la torche, même si je dois lutter jusqu'à la mort. N'importe quel Chinois l'aurait fait à ma place".

Pagaille européenne. Le 8 avril, à Cahors, Nicolas Sarkozy répète que "c'est en fonction de la reprise du dialogue" entre Pékin et le dalaï-lama que la France décidera de boycotter ou non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Mais un peu partout des voix s'élèvent. La chancelière allemande Angela Merkel snobera cette cérémonie. Le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Gordon Brown, assure qu'il n'avait jamais prévu de se rendre à Pékin le 8 août. Jeudi, les députés européens votent une motion appelant les 27 à ne pas se rendre au stade olympique, le 8 août.

En France, le député (UMP) Lionnel Luca, président du groupe d'études sur le Tibe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écrit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 "Je suis prof d'histoire-géo, et je parle à mes élèves des JO de Berlin. Attention à l'effet d'image." Un sondage LCI-Opinion Way publié vendredi par Le Figaro confirme que 67 % des Français souhaitent que la France n'envoie pas de délégation officielle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et que 61 % d'entre eux approuvent les manifestations du 7 avril à Paris.

Ariane Chemin, Gérard Davet
Article paru dans l'édition du 13.04.08.

德国之声：“在我看来，承诺正在兑现”

“承诺正在兑现”，这就是抗议者为什么还要把矛头指向奥委会的原因。

西方不必过分担心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机制陷于失灵，这不是第一次了。

中国艳羡西方，所有的不文明古国和所有的流氓国家都从骨子里艳羡西方。赫鲁晓夫去了趟美国，跟艾森豪威尔谈笑风生了那么一下，就汲汲然戴维营精神了。于是惹恼了尚不能去谈笑风生的毛泽东。毛定下巧计，炮击金门，迫使赫鲁晓夫刚刚宣布戴维营精神就不得不向美国严词抗议，活活地把赫鲁晓夫耍了——从此中苏结下梁子（见杨奎松说）。接着毛好像两面开弓，其实早有意从良。终于在72年迎来了尼克松，谈了哲学。这下正在和美帝浴血奋战的越南同志加兄弟窝火了，从此结下中越之间的梁子。之后该着美帝疲软，越南一赌气一跺脚居然赶走了美帝，打算恢复印度支那联邦。于是中国支持柬共，苏联支持越共，又厮杀了好久。中国因为自忖搞不定苏联霸权主义，美国那边马屁狂拍，替美国出气打了越南的屁股，自我感觉好得一塌糊涂，非但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还于当年参加了美国主办的自由之钟世界运动会——莫斯科奥运的对台。东方阵营的历史，就是老大老二等置喽罗于不顾，瞅准机会轮流下山从良嫁人的历史。至于在山上喊打喊杀，无非是为了要价，嫁人的时候少付点嫁妆罢了。

此人提出的帝国说很有价值。近代“中国”实质上是天朝废墟上维持的帝国，却采用了nation的定义，因而注定不可能获得帝国各部之间的和睦。

但他提出的恢复宽松的多民族大国（大帝国）制，却不现实。这不符合潮流。他自己也指出了，中国也许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多民族大国。它的维持是暂时的，它的解体是注定的。

中国 2008.04.09

“在我看来，承诺正在兑现”

目前，西方和中国的理解加大了难度。中国对少数民族和人权积极分子的态度越发的固执。中国问题专家郎密榭教授（Michael Lackner)在此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背景。

德国之声：郎密榭教授，您会以欢乐的心境迎接8月8日吗？

郎密榭（Lackner）：我曾更高兴过。中国希望，对外展示光亮的形象，对内表现出统一的社会，显示它取得的进步。前一点，中国对外开放，让全世界的年轻人相聚在欢乐和平的气氛中，很可能不会实现了。对内，中国政府能否阻止国内的抗议活动，还将拭目以待。

德国之声：让中国主办奥运会，错了吗？

郎密榭：也许那是一个很短视的想法，因为人们轻视了东躲人的抗议活动，轻视了东躲喇嘛的行动能力。对国内控制的强度以及镇压的力量，这些都不局限于躲人，中国国内人们不能自由获取新闻，没于言论自由等，这些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德国之声：什么在阻止中国政府兑现他们的承诺呢？

郎密榭：在我看来，承诺正在兑现！最新的报道说，三周奥运期间，所有国际宾馆和一些经过挑选的网吧都允许没有限制地自由联网，以此保证新闻记者一方面得以正常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报道中国取消了对互联网的限制。象这类的承诺，中国政府当然可以遵守。但问题在于，它不是全方位的。

德国之声：如果不办奥运会的话，异议人士胡佳也会被判3年吗？

郎密榭：就我个人看，即便没有奥运会，也会这么判的。因为过去几年内，这样的判决不乏其例。唯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的强硬手段一如既往，并没有受到奥运的牵制。

德国之声：目前，在中西方关系领域，双方形象都受到损伤，它们还会造成怎样的损失？

郎密榭：同许多人一样，我也祝愿中国的这场完美的导演反映出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回想一下1989年，那时中西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中断，这样的不和谐持续了数年之久。现在的这场危机什么时候结束，也将部分地取决于西方的忘性有多大。[剩下的部分才是决定性的：哪怕是毛泽东时代，中国都从骨子里艳羡西方，抗不住的。]

德国之声：奥运圣火以及“和谐之旅”遭遇到的抗议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郎密榭：当然，形势和气氛都会变得更为僵硬。不仅中国政府，老百姓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这里报道的东西，有许多他们是看不到的。

德国之声：被中国描绘成反华势力制造的阴谋，却被西方看作是受压迫少数人的有理反抗。难道双方的交流系统瘫痪了吗？

郎密榭：的确是这样。我们必须设法让双方的对话保持下去。但问题是，和谁对话？目前，同中国政府谈这些问题，尤其是谈东躲问题，估计是很困难的。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文化和科技领域的对话应该继续下去。经济领域的对话一直都是存在的。

德国之声：连接中国老百姓同政府之间的这种巨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何而来？

郎密榭：一方面是媒体，但不局限于媒体，因为媒体在中国是受到限制的，是被过滤的。另外一方面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它至少二十年来触及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看一眼中国的教科书就知道，中国的历史是怎样描述的，总是一种延续性，可以说是一种为目的服务的延续性，这一延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达到顶峰便宣告结束。那里当然领土的完整性也是一个中心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今年3月10日后东躲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件？是一群反汉人的喇嘛在举行和平示威？是一群对前途悲观的东躲青年，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越来越有外乡人的感觉，因此焚烧逻些 – 就象不久前巴黎郊区发生的骚乱事件？

郎密榭：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有喇嘛按照老佛爷以及圣雄甘地的主张进行非暴力示威，但也有失望的年轻人，他们的行为是骚乱行为。将他们的行为塑造成和平示威是深爱东躲而不能自拔的新闻记者脑中的臆断。

德国之声：中国怎样解释对东躲统治的合法性？

郎密榭：让我们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东躲人和蒙古人在1911年前是臣服于满清政府的。喇嘛有权接受清朝皇帝的忏悔，也就是说他们在清朝皇帝治国政策中发挥着文明影响。但1911年后，东躲和蒙古人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失掉了效忠的感情。这就构成现在的特别大的困难。现在有这么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国，它很可能是这个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它在进行论证时使用的却是表述民族国家的特征和概念（而不是多民族的大国概念），这些特征和概念的含义包括民族的同一性、完整性以及领土的统一性，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并不一定需要这些。如果可以向中国提出一些建议的话，那从根本上说，应该恢复允许更多宽容的多民族大国制。这一点是最关键的表述。 但这一点在目前的政府和中共统治下不可能实现。

德国之声：您看，和平解决东躲问题是否还有一线希望？和老佛爷会直接谈判吗？

郎密榭：目前可能不行，因为气氛已经坏到了极点。

简介：郎密榭是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中西方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在他的倡导下，德国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爱尔兰根成立。郎密榭曾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柏林科学学院以及哥廷根大学。


采访记者：沙佩雪

明镜周刊的铁丝网奥运五环专刊

本周明镜周刊的封面图是用铁丝网组成的奥运五环，寓意中国奥运前人权状况恶劣。主题文章在介绍了异议人士胡佳一案后写道：

“现代经济大国中国一下子又暴露出它的老式独裁体制和十足警察国家的原有面目，昂首挺胸与此对抗的人很危险。一些外国人对上海的摩天大楼和中国经济的狂热现代化赞叹不已，对那些心满意足拥有新车的人午夜一时仍然在中国巨型都市制造交通堵塞感到吃惊，现在他们每天都在经历一场苦涩的新觉醒过程。他们本来希望，中国崛起成为富有的世界大国后将实行政治开放，希望星巴克咖啡馆带来政治讨论，希望奥迪轿车能保证无限制的自由，但北京的警察破坏了这一希望。一切已经过去了。

“恰恰奥运本来是对中国成功发展的一种奖励，但它却表明，自1989年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碾碎民主运动以来，中国的专制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有了变化。就在希腊点燃奥运之火的当天，中国法院判处失业人员杨春林入狱五年，只因为他提出了‘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口号。

“大赦国际的报告说，奥运前，北京不仅对人权活跃人士、对乞丐和盲流人员的搜查都增多了，警方列出了外国非政府组织和知名活跃人士的名单，以便一出现抗议，就可以快速干预。近几个月，为了清除北京市内各种类型的捣乱分子，越来越多的人被送进劳改营。”

时代周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指出，因中国人权和东躲问题抵制北京奥运是错误的做法，因为这样“容易使中国人认为自己是西方傲慢的受害者”，“使运动员心灰意冷”：

“实际上，在大吵大闹和低声下气之间，可以有很多富有智慧的其它做法：互联网上有人提出，运动员们佩带写有'体育为人权'的蓝绿两色手环，游泳运动员穿躲红色的浴衣入场，使人想起东躲喇嘛的袈裟。达赖喇嘛的标志哈达可以漫天飞舞。套用伟大毛主席的话是，让抗议之花百花齐放。

奥运不仅对中国人、对他们的客人也是一次测试。前往北京的不仅有皮艇、击剑、柔道和手球运动员，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民主。为什么不能以坚定而友好的态度表明，在粗暴与绥靖之外，在自以为是和胆小怕事之外，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呢？”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责任编辑：德国之声中文网

印度正告北京 流亡藏人可以示威

（中央社记者郭传信新德里十一日专电）北京担心奥运圣火传递再遭阻扰，极力施压印度禁止境内流亡躲人进行反中共示威活动，但印度政府今天明确告诉北京当局说：「我们不会禁止躲人示威，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相信表达思想的自由，即使在下周四（十七日）奥运圣火在新德里传递期间，我们也不会压制这种自由。」

印度外交部匿名官员告诉媒体说，针对北京希望印度全面封杀境内躲人反中共活动的要求，印度已经将上述立场明确告知正在新德里谈判北京奥运圣火安全过境事宜的中共人员。

这位官员说，在尊重印度法律的前提下，印度相信任何人，包括流亡躲人，都有权利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想法。

不过，印度政府也向中共人员保证了奥运圣火过境新德里的安全。

此外，针对中共人员再次指控东躲流亡精神领袖老佛爷幕后操纵躲人抗争一事。印度外交部官员表示，印度也再次强调老佛爷是一位「可敬的贵宾」，并且也再次引述总理曼莫汉最近在一次公开谈话中，形容老佛爷是一位在世「最伟大的甘地主义者」。

据外交部官员透露，中共人员以印度东部由印度共党控制的西孟加拉省为例，希望新德里中央政府能够下令全国各省都效法亲北京的西孟加拉省政府，禁止辖区内的躲人有任何反中共示威的活动。

但印度政府答覆说，印度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地方法令，中央政府虽然也有中央的权力，但并没有限制任何人表达思想自由的权力。

“爱不爱国，都要听从党安排。党叫爱国才敢爱，党叫愤怒才愤怒。党叫你星期一游行，你星期一不敢不去，星期二不敢再去。”

不知趣的义和团这次把仇恨都倾泻在CNN和BBC上，CNN似乎不搭理，BBC则依然保持中正平和的色彩。BBC太温和了。这种题材就得美国之音来写。

西方媒体有关东躲报导是否公正?

VOA记者东方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要对比的是芒刺和梁木。这个典故是从圣经里来的。圣经中有好几个地方用了芒刺和梁木的比喻。大意是说，只看到别人眼中有芒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路加福音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展开为西方媒体挑刺声浪*

最近，中国大陆部分网民在官方媒体的舆论导向下，掀起了一股要求西方媒体客观公正，质疑西方媒体报导不公，为西方媒体挑刺的声浪。

中新社报导说：“3月14日东躲骚乱以来，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导受到许多人质疑。”报导还说：“一向标榜新闻自由、新闻公正的西方传媒对东躲事件的歪曲报导，使其失信于十几亿中国人，逻些事件最大的输家，其实是这些西方传媒。”

中新社的电讯说：“新闻的普世原则是客观、公正、中立，最大的忌讳则是采访者、报导者预设立场，这原本是这些一向标榜新闻自由、新闻公正的西方传媒所提倡的。但在此次逻些事件和此后围绕躲独、奥运的一系列报导中，中国民众震惊地看到，原来一向以新闻自由、新闻公正标兵和导师自居的西方传媒，不客观地在筛选信息、预设立场、排斥不同声音，并且还文过饰非、挟制民意。”

*忘记眼中梁木?*

中新社的电讯说：“他们口口声声指责中国传媒的所谓不客观、不公正、不自由等等问题和弊端，事到临头西方媒体自己却真真实实地表演了一场如何歪曲捏造、如何自由杜撰新闻。而且表现得更蛮横、更霸道、更不加掩饰，经此一事，即使是大多数自由派中国人，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也会认识到，原来西方媒体是作假、欺骗、掩饰、误导的老手，根本不可信任。”

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要求新闻的公正和自由，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他们在为西方媒体的新闻报导挑刺所列举的例子，说来说去就是某一幅新闻图片说明词不准确，有的照片被剪裁等等。这些错误是西方社会中自由媒体在行使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报导自由的时候发生的失误，可以通过更正，向读者致歉等手段改正，而且这类更正每天都在发生。但是，给西方媒体挑刺的中国民众，却忘记了自己眼中的梁木。

*未要求在本国有最起码新闻自由*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工具的一党专政国家。中国部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民众在要求西方媒体必须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不能犯一点错误的同时，却没有要求自己的国家给民众最起码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一些中国网民分不清芒刺和梁木的区别。在具有“中国第一网络人文社区”美誉的“天涯社区”，一位中国网民这样写道：“在报导的片面性方面，CNN啊什么的，完全不逊色于CCTV，说穿了，一丘之貉，一个铜板的两面。唯一的不同是，CCTV把‘片面报导’四个字刻在额头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到，而CNN什么的，看不到。”

在中国，尽管人们不敢公开发表对中国当局的不同政见，但是骂西方媒体，骂美国CNN和美国之音，是安全的。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上出现了指责西方记者报导片面的声浪。

*骚扰、威胁外国记者属文明社会行为？*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中国一些民族主义者针对近日赴逻些报导的外国记者发起了包括暴力威胁在内的骚扰活动，他们指责这些记者在报导东躲骚乱的问题上存有偏见。”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这些威胁活动包括向参加3月底中国政府组织的逻些之行的外国记者发送大量手机短信或直接打电话，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今日美国(USA Today)和美联社(AP)的记者。”

此番狂轰滥炸般的威胁活动始于上周。此前，几名记者的手机号码、中文名以及个人简短资料被公布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军事论坛上。发贴者宣称，他们曾打去骚扰电话，并在网上表示要进行暴力威胁。其中一位写道：“打死这些缺乏正义、没有良心的罪犯。”

*情绪根深蒂固*

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抗议，具体依据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有批评人士曾指出，有些媒体网站刊登的照片经过了人为剪裁或是配有误导性的文字说明。从更广层面上说，这种激愤情绪折射出许多中国人心中对外国政府及组织插手中国内政的仇恨。历经政府数十年的宣传，这种情绪在国民心中已然根深蒂固。”

据报导，在驻京外国记者最近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中，有的甚至对外国记者及其家人进行了人身攻击，甚至发来大量暴力和死亡恐吓，比如：“该死的美国鬼子，老天会惩罚你的。让你明天出门就被车撞死。”

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媒体报导躲民哄抢商店，暴力毒打汉人，把防暴警察追得夹著尾巴跑的新闻之后，一些躲民和他们的支持者近日也作出回应，他们向西方记者发去电子邮件，言辞激烈地指责他们在对东躲骚乱的报导中偏袒汉人。

*政府严格网络审查价值取向明显*

目前还不知道这些西方记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是如何泄漏到网上的。而对网络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的中国政府目前仍听任这些记者的通讯方式继续留在网上。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曾要求首次公布上述信息的那家网站论坛的主管单位删除这些信息，但后者以适逢公共假日为由，称只有等到周一方可采取相关措施。

中国网络警察允许这类骂西方媒体的帖子留在网上，而没有被立即过滤或者删削，或许本身就表明了网络管理人员的价值取向。骂美国、骂西方媒体报导失实，在中国的网络上没有任何政治风险，而在互联网上抱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发表与中国当局不同的政见，则有相当大的风险。

当年前苏联就流行过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在前苏联，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讨论言论自由。美国人自豪地说：“我们美国有言论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在白宫前骂美国总统，而肯定没有警察来抓他。”苏联人说：“在我们苏联也同样，我们也有言论自由。任何人也都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前骂美国总统，肯定没有警察来抓他。”

*西方媒体被禁入躲报导骚乱*

在中国的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对西方媒体妖魔化表示不同的观点。一位网友指出，西方媒体出错，责任不能怪西方媒体。他说，连外国媒体都不让进，人家怎么了解东躲？难道全世界都从CCTV了解？不能直接了解就只能间接地了解，没有一手资料，都是二手消息，从民间的传言中了解，这不能怪西方媒体。

还有一位中国民众对中国官方媒体说东躲事件最大的输家是西方媒体感到困惑。他说，自己家里出了乱子，还说别人最大的输家，最大的输家当然是当局。

关于谁是赢家，谁是赢家，一位中国网民有独特的视角。这位网友认为，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都是这次东躲骚乱的输家。但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进程却不一定会因此受损，可能成为这次事件中的赢家。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东躲骚乱所引发的风波，更加说明了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更加说明了多元化、多种观点并存的必要，更加说明了民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必要。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缺陷、有偏见、有立场、有感情、有利益的人，所以，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有你死我活的两极声音，都不利于我们做出健全、理智、准确的判断，我们需要至少两极以上的多元化声音。东躲骚乱的迷雾中所闪现的一线理性曙光，恰恰就在于：在中国官方的声音和西方媒体的声音这两极之间，还有著互联网这个第三极平台上纷繁噪杂的草根声音。

对于西方媒体是最大的输家的说法，一位网友讽刺说，西方媒体不但是输家，而且是彻底地输光了。他说：“因为这个事件，西方媒体在中国的电视收视率接近零，报纸发行量等于零，被全中国人民彻底抛弃了，彻底输光啊。”

*海外华人有自由游行中国有吗？*

针对最近欧美的一些大城市纷纷举行抗议中国镇压东躲民众的游行和示威活动，海外中文论坛时事评述发表了一篇观点独特的文章，探讨《中国人为何不能在中国举行反躲独示威？》

文章问道：“十几亿中国人对逻些暴乱无动于衷吗？或者他们听从老佛爷的号召？他们默默支持躲独？不会吧？那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欧洲等海外数千中国留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反躲独游行示威，而国内十来亿华人反而平心静气？”

这篇题目为《中国人为何不能在中国举行反躲独示威？》的文章说，“法国总统胡言乱语？美国议长支持分裂？加拿大政府庇护犯罪？这些国家在中国好多大城市设有使领馆。这不是太方便了吗？聚集爱国群众，到他们的门口去举行严正示威，递交抗议信，请他们给个说法，展示一下民族尊严，那不是很正当，很应该的吗？为什么没人敢动一动，难道全国上下爱国华人全都犯了草鸡症？”

这位网友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爱不爱国，都要听从党安排。党叫爱国才敢爱，党叫愤怒才愤怒。党叫你星期一游行，你星期一不敢不去，星期二不敢再去。”

这位网友看到中国留学生在多伦多的街头集会，兴奋地摇动中国国旗的时候想到，这些留学生只敢在加拿大游行，他们不敢呼吁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因为他们清楚地懂得，这种呼吁完全越出了工具的职责范围。

据报导，一位在场观看中国留学生反对躲独大游行的一名加拿大女孩一眼看出了这一点。她对多伦多城市新闻台评论说，他们运用加拿大给予中国留学生自由表达的机会，去反对躲人在中国和平发表观点的权利。

这位网友比较了中国境内的华人与境外华人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后指出，海外华人在西方国家里享有多种国内华人所没有的言论表达自由。中国政府决不能允许境内的中国人民也拥有与此平等的权利。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比较深刻地分析出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华人甚至没有组织爱国游行的权利。郝教授说：“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

Reuters : La flamme olympique traverse Buenos Aires sans accrocs

La flamme olympique traverse Buenos Aires sans accrocs
12.04.08 00h22
Par Karina Grazina

BUENOS AIRES (Reuters) - La flamme olympique, dont le passage a provoqué ailleurs de virulentes manifestations antichinoises, a traversé Buenos Aires sous bonne escorte vendredi, sans même être atteinte par quelques ballons d'eau.

Le relais qui s'est déroulé sans blocage dans les rues et sur les quais de la capitale argentine contrastait avec les débordements observés à Londres, Paris et San Francisco, où des militants s'en étaient pris à la flamme que les organisateurs avaient dû éteindre ou mettre à l'abri.

La flamme, qui effectue un tour du monde en prévi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en août, a été la cible de mouvements de protestation visant la politique de la Chine, en particulier la répression qui s'est abattue le mois dernier sur le Tibet.

À Buenos Aires, la plus grande foule s'est formée pour voir la torche passer devant l'obélisque monumental de la ville. Les enthousiastes qui prenaient des photos avec de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dépassaient en nombre les militants antichinois.

"Nous sommes vraiment heureux d'y être arrivés", a confié à Reuters avec soulagement Francisco Irrarrazabal, secrétaire adjoint aux sports de la ville, alors que le relais s'achevait.

La police s'est appliquée à séparer de petits groupes de manifestants pro et antichinois devant le palais présidentiel et en d'autres points de l'itinéraire de 13,8 km suivi par la flamme.

Carlos Espinosa, médaillé olympique en voile et premier des 80 porteurs, s'était élancé à 14h36 (17h36 GMT) tandis que des manifestants de tendances opposées se rassemblaient devant le palais présidentiel et dans un parc du centre-ville. Les forces de l'ordre sont intervenues rapidement pour les contenir.

Après un premier relais le long du Rio de La Plata, la flamme a descendu le fleuve jusqu'aux dock de Puerto Madero.

VIOLENCE EXCLUE

Des gardes chinois vêtus de bleu ont couru en formation serrée autour de chaque porteur de la flamme, entourés par des véhicules tout terrain de la police eux-mêmes appuyés par un convoi de motards.

"Ce n'est pas la Chine qui organise les Jeux, c'est le Parti communiste, pour montrer un pays harmonieux, pour dire que tous les Chinois sont heureux, qu'ils respectent les droits de l'homme, mais c'est exactement le contraire", a lancé un manifestant nommé Alberto Peralta.

"Bien entendu, nous ne pouvons pas ignorer contre quoi manifestent ces gens. C'est une question à laquelle il faut faire face, mais nous ne pouvons pas la laisser noyer ce rassemblement qui concerne le sport", a déclaré la joueuse de tennis Gabriela Sabatini avant de se voir remettre la flamme pour le dernier tronçon du relais de Buenos Aires.

Certains militants argentins avaient promis des "actions surprise" mais en excluant tout recours à la violence.

Quelque 1.500 garde-côtes, 1.200 policiers et 3.000 employés des services municipaux étaient mobilisés sur le parcours de la flamme.

Après Buenos Aires, la flamme est attendue ce week-end en Tanzanie, son unique étape africaine, où la Kenyane Wangari Maathai, lauréate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2004, a renoncé à la porter pour protester contre les violations des droits de l'homme au Tibet.

Au Japon, les autorités ont annoncé que le soin de protéger la torche olympique lors de son passage, le 26 avril, à Nagano, site des Jeux d'hiver de 1998, relèverait des seules compétences de la police nipponne.

"Il ne faudra pas bafouer le principe selon lequel c'est à la police japonaise de maintenir l'ordre chez elle", a déclaré à l'agence de presse Kyodo un responsable de la police nationale, Shinya Izumi.

En Australie, le Premier ministre Kevin Rudd a fait savoir qu'il incomberait à son pays, et non à la Chine, d'assurer la protection de la torche lors de sa venue sur l'île-continent.

avec Cesar Illiano et Kevin Gray,
version française Henri-Pierre André, Jean-Loup Fiévet et Philippe Bas-Rabérin

世界报再说蓝衣人

Les "hommes en bleu", gardiens musclés de la flamme
LE MONDE 11.04.08 15h07

Avec leurs uniformes bleu et blanc, les "gardiens de la flamme" chinois se sont fait remarquer à Londres, à Paris et à San Francisco, par un zèle qui a suscité quelques grincements de dents. A San Francisco, ce sont eux qui ont prestement arraché la flamme des mains de Majora Carter, l'une des participantes du relais, qui avait tiré de sa manche un petit drapeau tibétain. A Londres, l'ex-champion olympique Sebastian Coe les a traités de "voyous". A Paris, David Douillet, qui s'est vu déposséder de la torche par l'un d'entre eux, les a assimilés à des robots. Selon la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Michèle Alliot-Marie, ces Chinois "ont pris les décisions concernant la flamme", comme "l'abriter dans le bus" ou "faire des arrêts qui n'étaient pas prévus", la police française se bornant à "fournir l'assistance technique" autour de la "bulle de sécurité".

Pendant plusieurs heures, tout au long du parcours olympique dans les rues de la capitale, les policiers français les ont côtoyés... sans se parler. "Ils ne nous ont pas adressé une seule fois la parole", affirme un policier qui était sur plac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de Paris, responsable du dispositif de sécurité, confirme : "Ils ne parlaient ni l'anglais ni le français."

Interrogée sur ces hommes aux lunettes noires bien visibles autour de la flamme, la préfecture se dit dans l'incapacité de décrire ces "partenaires" d'un jour ni d'en faire le décompte précis : 20, peut-être 25.

Pas de liste, aucune identité fournie : "On ne sait pas qui ils étaient", reconnaît-on dans l'entourage du préfet, Michel Gaudin, "peut-être des militaires". "Ils étaient bien entraînés", souligne le policier. Alors qu'en théorie ces escorteurs chinois devaient se relayer deux par deux à côté de la flamme pendant que les autres attendraient dans le bus, dans la pratique, une dizaine étaient en permanence autour de la flamme sans que les policiers français aient été avertis.

En réalité, ces gardes du corps spéciaux sont détachés de la Police armée du peuple (PAP). L'unité d'élite, créée en août 2007, se compose d'une équipe formée pour opérer à l'étranger (30 personnes), et d'une autre destinée à protéger la section chinoise du parcours de la flamme (40 personnes). La PAP (Wujing) est une force paramilitaire qui dépend du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et de celui de la sécurité publique. Sa mission : protéger bâtiments officiels, missions diplomatiques et frontières, et surtout agir comme force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COMMANDOS SPÉCIAUX

La plupart des commandos spéciaux chinois, par exemple pour les opérations antiterroristes, sont formés de "Wujing". C'est la PAP qui est intervenue à Lhassa. Lors d'un déplacement dans les parties tibétaines du Sichuan, on a pu constater combien les forces paramilitaires étaient omniprésentes.

A Daofu, dans la préfecture de Ganzi, où des troubles ont éclaté en mars, un Tibétain qui s'était trompé d'étage dans un hôtel nous a raconté être tombé sur les forces spéciales : "C'était l'étage d'un commando d'élite, celui où ils doivent tous être très grands et très beaux pour être recrutés." Toute ressemblance avec les "hommes en bleu" est bien évidemment... fortuite.

Isabelle Mandraud et Brice Pedroletti (à Pékin)
Article paru dans l'édition du 12.04.08.

关于蓝衣人：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08.html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1317.html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7253.html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09.html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3106.html

[转]一手拿奥运火炬，一手拿西藏旗帜

多维社记者安涵编译报导／卡特（Majora Carter）准备好了：她的左手握着一支水瓶，象徵着奥运火炬，在她的右边袖子里则塞了一面东躲雪山狮子旗。

《纽约时报》4月11日报导，卡特在奥运火炬接力进行时挥舞雪山狮子旗，但没有维持多久。

跑步、挥手、手指悄悄伸入袖中、扭动手腕；噢，旗帜出现！

这是4月8日在旧金山旅馆房间内的一个景象。身为布朗士环境运动者的卡特，正在计划当圣火接力于4月9日展开时，她该怎样打开这面旗。但卡特并不是那些在场边观礼的示威者之一，她是其中一名火炬手。

在奥运当局精心策划下，旧金山圣火接力当日的所有示威者均远远与火炬隔开，现场也派驻了大批的安全警察，甚至在最后一分钟火炬缩短并更改了路线，与大家玩起捉迷躲，不过他们恐怕没想到，雪山狮子旗会在火炬手中出现。

做为圣火接力活动的赞助商之一，可口可乐挑选41岁的卡特担任旧金山火炬手。卡特在2001年时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环境运动团体南布朗士永续和绿色环境（Sustainable South Bronx and Green for All）。

卡特在2005年时曾赢得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天才格兰特”奖，得到50万美元的补助，得奖原因为她在都市的穷者中所进行的环保工作。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卡特的计划，这些人当然不包括组织圣火接力的人员，不过，卡特倒是在4月8日晚间便给了他们一个明显的提示。她在旧金山数千名东躲支持者面前发表了激情演说。

“作为一名火炬手，我了解到在心中的是什麽。”家住纽约布朗士的卡特说：“也了解我在你们的对抗中、困苦中与你们同在，我爱你们，我爱东躲人民。”

虽然人群中有人发出嘘声，但也得到热烈反应。

卡特在当日晚上与一位来自自由东躲学生团体的人会面，此人给了她两面东躲旗帜，她躲了一面在袖子里，另一面则放在裤子里当作备用。

圣火接力开始进行，当时间来到下午2时，卡特仅跑了200码后，她了解到她必须尽快行动，因为她会被中国护卫包围。

卡特说，她感觉到自己与东躲人民一体，就像在美国的民权运动者一样。

当她跑上Van Ness大道五秒钟后，她从自己的衣袖里抽出东躲旗帜，开始挥舞，大约只过了五秒，中国安全人员便见到她的行为。他冲向卡特，她避开他，安全人员再一次扑向她，快速将旗帜拿走，说着：“抱歉，我不能让你这麽做。”

卡特表示，旧金山警方马上将她推挤出奥运火炬的传送队伍。“他们把我拉出了火炬队伍，然后旧金山的一些警察把我推进了马路一旁的人群中。中国人的安全人员和警察从此就如影随形似地盯住了我。”

4月10日，南布朗士永续和绿色环境的成员收到上百封电子信件，大多数人赞扬她，但也有人说她的行为可耻。

可口可乐发言人表示，卡特将奥运火炬接力的邀请当作展现自己政治立场的舞台，是件不幸的是。

卡特则相信自己并未被禁止不准抗议。不过一名男性火炬手则称，火炬首先前签署的规范中禁止展示政治或宗教象徵。

不论如何，卡特回忆起当时情况时，仍显得兴奋。“我做的那一小件事看起来好像很有价值。”

老佛爷法国发言人与世界报网友聊天

Chat
"Un dialogue entre la Chine et le dalaï-lama doit être la condition de la participation des pays aux JO"

LEMONDE.FR 07.04.08 14h02 • Mis à jour le 11.04.08 17h56

Dans un "chat" au Monde.fr, Matthieu Ricard, l'interprète français du dalaï-lama, rappelle que le chef spirituel des Tibétains ne demande pas le boycott de la cérémonie des Jeux de Pékin.

Marie-Claire : Bonjour (et tachi délé). Selon vos informations, quel a été le facteur déclenchant des émeutes de Lhassa ? Confirmez-vous la version officielle chinoise selon laquelle des moines tibétains auraient agressé des commerçants chinois ?

Matthieu Ricard : Il y a plusieurs raisons : la proximité des JO, qui a fait penser aux gens que c'était une chance unique de faire entendre leur voix au monde, car après, il n'y a aucun moyen de pression. D'autre part, beaucoup de Tibétains ont perdu leur travail à la suite de l'afflux d'immigrants chinois, à cause du train. C'est l'accentuation de la sédentarisation forcée des nomades, l'intensification de la rééducation patriotique dans les monastères. Tout cela a augmenté le mécontentement et déclenché les émeutes.

Le premier aspect, ce sont des laïques qui ont été rejoints par quelques moines et qui se sont promenés avec un drapeau tibétain dans Lhassa le 10 mars au matin. Ensuite, les manifestations se sont accentuées jusqu'au 14. Ce sont de jeunes Tibétains qui ont mis le feu à des boutiques, il y a eu cinq ou six morts parmi les Chinois. Cela s'est passé dans le quartier central de Lhassa. Bien qu'il y ait eu 10 000 policiers, ils ne sont pas intervenus le 14, et on soupçonne que c'était pour laisser la situation s'envenimer et justifier leur répression.

Mais le 14 dans l'après-midi, dans des quartiers périphériques de Lhassa, le quartier de Drapchi et Karma Gonsar, loin des témoins occidentaux, la police a tiré à balles réelles et il y a eu 67 morts ce jour-là. En tout, à ce jour, nous avons les noms de 192 morts tibétains et 2 300 arrestations confirmées de personnes qui maintenant ont disparu.

Jopaselu : Quelle est la position exacte du gouvernement tibétain en exil sur l'indépendance ou l'autonomie du Tibet, mais aussi sur le boycott de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et non le boycott des Jeux) ?

Matthieu Ricard : Le dalaï-lama a dit d'innombrables fois que quel que soit le passé, même si le Tibet, du point de vu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st une nation occupée, du fait que le Tibet a été coupé de la mer et peu développé, on pouvait voir un aspect positif des choses à ne plus demander l'indépendance. Et comme Deng Xiao Ping l'a dit, mis à part l'indépendance, tout pouvait être discuté avec le dalaï-lama. Sur cette base, celui-ci a dit : renonçons à l'indépendance et discutons d'une autonomie dans laquelle les Tibétains pourraient gérer leurs affaires intérieures (éducation, culture, religion), et laisseraient au gouvernement central les affaires extérieures et la défense.

L'étape suivante serait que le Tibet soit une zone de paix entre les grandes puissances de l'Asie. Le dalaï-lama a toujours dit qu'il fallait un engagement positif avec la Chine, qu'il n'était pas en faveur du boycott, qu'il fallait s'ouvrir à la Chine en espérant qu'elle allait se libéraliser.

Cela dit, il a dit qu'on ne pouvait pas reprocher aux gens de manifester leur indignation devant la tragédie qui, de nouveau, a affecté le Tibet, mais que lui ne demandait pas le boycott. Ce qui semble plus constructif, ce serait de dire : oui, nous participerons aux Jeux et à l'ouverture, à condition que vous entamiez un dialogue avec le dalaï-lama avant les Jeux.

Barbie : Que pensez-vous des derniers événements sur le parcours de la flamme olympique ?

Matthieu Ricard : Il a dit qu'on ne pouvait pas reprocher aux gens de manifester leur indignation devant la répression qui a lieu au Tibet. Je pense que vu le très peu de moyens que l'on a de faire pression sur la Chine, elle ferait ce qu'elle veut si l'on ne manifestait pas. C'est un moyen d'accentuer la pression sur la Chine, pour lui montrer qu'elle ne peut pas s'en tirer comme ça avec tous ces massacres.

Kimphan3 : Le dalaï-lama va-t-il rencontrer le président Sarkozy ?

Matthieu Ricard : On ne sait pas encore.

Cathy : Française, en Chine depuis vingt-deux ans, à Pékin depuis six ans, je vis très librement dans cette ville. Les JO, ici, nous les attendons avec beaucoup d'enthousiasme, résidents étrangers et locaux. Alors oui, les Tibétains ont certainement des problèmes dans leur pays qu'est la Chine, mais l'occasion est trop belle d'empêcher de se dérouler à Pékin une fête attendue des Chinois, qui le méritent grandement. Pourquoi maintenant ? Les droits de l'homme, c'est d'abord de donner aux hommes le droit de vivre décemment.

Matthieu Ricard : J'ai sous les yeux un témoignage de deux dissidents chinois qui viennent d'être arrêtés, qui fait état de tout ce qui s'est passé derrière le rideau pour la préparation des Jeux. Il fait état de plus d'un million de personnes déplacées, de quarante-trois types de personnes qui ne sont pas autorisées à participer aux Jeux.

Exemple : quelqu'un qui devait participer aux Jeux pour personnes handicapées a été disqualifié parce qu'il avait perdu ses jambes à Tiananmen. Il y a eu de très nombreuses violences contre des gens qui refusaient de quitter leur maison. Et un journaliste, Xu Zerong, a été condamné à treize ans de prison pour avoir divulgué certaines de ces informations.

J'ai sous les yeux un document de cinq pages qui détaille toutes les violences, tous les abus organisés pour que cette parade des JO puisse se faire. Il y a un coût humain considérable et qui n'est pas digne de ce que représenterait l'idéal olympique.

Finalement, l'argument pour donner les JO à la Chine, c'était que ça allait l'aider dans son mouvement d'ouverture vers le monde, et non pas simplement flatter un sentiment nationaliste. Mais malheureusement, dans cette obsession de contrôler 100 % de la situation, cela a donné lieu à ces répressions au Tibet.

François M : Que répondez-vous sur le fond aux critiques d'un Jean-Louis Mélenchon, par exemple, qui souligne l'absence de tout projet démocratique dans l'autonomisation culturelle revendiquée du Tibet ?

Matthieu Ricard : Il faudrait qu'il s'informe un peu. Le dalaï-lama a imposé le système démocratique dans le gouvernement en exil. Il a limogé son cabinet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et dit qu'il fallait des élections. Il y a un Parlement élu, un premier ministre tibétain en exil.

Il a dit maintes fois que si le Tibet recouvrait sa liberté, ce serait un gouvernement laïque, démocratique, avec séparation complète de la religion et de l'Etat.

Et que dans un tel système, lui ne pourrait avoir aucun rôle politique ni appartenir à aucun parti, que le vieux Tibet avait bien sûr des aspects féodaux, qu'évidemment s'il avait été un pays libre, il se serait modernisé et démocratisé, et qu'il n'y a pas un seul Tibétain qui songerait maintenant à revenir en arrière.

Le dalaï-lama prône principalement ce qu'il appelle l'éthique séculière : promouvoir les valeurs humaines. Il a toujours déconseillé aux Occidentaux de se convertir au bouddhisme. Il préfère promouvoir les valeurs humaines. Un des seuls livres qu'il a vraiment écrits lui-même s'appelle Ethique pour le prochain millénaire, c'est un livre d'éthique laïque.

Donc l'engouement pour le dalaï-lama, à mon sens, est justement pour quelqu'un qui est la voix pour la tolérance et l'ouverture aux autres formes de pensée.

Laurent : Y a-t-il des contacts non officiels entre le dalaï-lama et des responsables chinois ?

Matthieu Ricard : Il y a eu sept rencontres semi-officielles entre eux depuis cinq ans, qui n'ont strictement rien apporté, aucun bénéfice pour le Tibet.

Ce qui semble indiquer que les Chinois n'ont pas la moindre intention de modifier la façon dont ils traitent les Tibétains et la façon dont ils s'adressent au dalaï-lama.

Jean-Louis P. : Ne pensez-vous pas que les Chinois, dans leur grande majorité, ont l'impression qu'on cherche à les humilier et à gâcher une fête sportive qu'ils ont durement préparée ?

Matthieu Ricard : C'est exact, mais c'est principalement dû à la façon dont sont présentées les informations dans les médias chinois, où l'on donne l'impression que le soulèvement qui se produit encore en ce moment dans toutes les régions du Tibet serait en réalité le fait de quelques voyous tibétains qui auraient des pensées racistes à l'encontre des Chinois. Alors que c'est en fait un acte de désespoir à la suite de cinquante ans d'oppression qui ne se relâche pas, et dont la nature est complètement inconnue du peuple chinois.

Du fait qu'il y a un contrôle des médias qui n'existe pratiquement nulle part ailleurs dans le monde, ce que confirment tous les correspondants de presse qui vivent en Chine.

Tabacoyron : Tashi Delek, Matthieu Ricard ! Ne faut-il pas craindre une répression accrue de la part des Chinois sitôt les Jeux et les projecteurs du monde entier passés ?

Matthieu Ricard : Oui, c'est possible. D'ailleurs, maintenant déjà, les deux cents Tibétains qui sont morts savaient très bien à quoi ils s'exposaient, mais ils ont décidé de prendre ces risques graves pour attirer l'attention du monde, en espérant que quelque chose de positif pourrait suivre dans l'établissement d'un dialogue ou un progrès vers la résolution du conflit. C'est un choix qu'ils ont fait en connaissant les conséquences très graves auxquelles ils s'exposaient. C'est pour cela qu'il faut d'autant plus soutenir leur combat.

franck : Ne serait-il pas temps que les grands de ce monde acceptent de recevoir officiellement le dalaï-lama au regard de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homme au Tibet ou dans certains provinces de la Chine ?

Matthieu Ricard : On commence à le faire. Le président Bush, Angela Merkel, Gordon Brown vont le recevoir. Le chancelier autrichien l'a reçu.

Kim : D'où vient l'argent du dalaï-lama ?

Matthieu Ricard : Il n'y en a pas beaucoup, pour commencer. Un ministre du gouvernement en exil doit gagner 300 euros par mois, 30 % du budget du gouvernement sont consacrés à l'éducation. Cela vient de contributions des réfugiés tibétains hors du Tibet – ils sont 150 000 – et de dons qui sont faits non pas au dalaï-lama personnellement, parce qu'il n'en accepte pas, mais au gouvernement en exil, aux écoles, etc.

Nicolas : Comment résoudre le problème de la succession du dalaï-lama, tout en gardant une légitimité vis-à-vis des Tibétains,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t du gouvernement central chinois ?

Matthieu Ricard : Le dalaï-lama a toujours dit que si les institutions devaient être maintenues, cela dépendait uniquement des souhaits du peuple tibétain. Donc, selon leurs souhaits, l'institution pourrait continuer ou pas, et se poursuivre de la même manière ou d'une nouvelle manière.

La nouvelle manière pourrait être l'élection d'un dalaï-lama, un peu comme le pape, ou qu'il soit désigné de son vivant.

Mais il a clairement dit que si l'on suivait le système traditionnel, ce qu'on appelle le mécanisme de réincarnation – ce qui signifie que c'est lui qui serait chargé du processus –, il ne se réincarnerait pas dans un Tibet occupé. Cela n'aurait pas de sens.

adélaïde : Pourriez-vous lui succéder ?

Matthieu Ricard : C'est la plus grosse blague que j'aie jamais entendue.

scoubidou : Que peut-on faire concrètement pour soutenir le Tibet ? L'action non violente prônée par le dalaï-lama ?

Matthieu Ricard : Ce qui a été fait jusqu'à maintenant : faire valoir nos sentiments au public, auprès de nos députés, qui relaient au gouvernement. Et je crois que le peuple français s'est beaucoup manifesté, ce qui a joué un grand rôle dans la mobilisation des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Boney : Comment ouvrir les yeux du peuple chinois sur cette situation au Tibet ?

Matthieu Ricard : Malheureusement, il faudrait qu'il y ait un minimum d'accès à l'information, ce qui n'est absolument pas le cas en Chine. D'autre part, le peuple n'est pas motivé à essayer de savoir. Il écoute ce qu'on lui dit. Tant qu'il n'y aura pas une libéralisation de l'information, cela ne risque pas de changer.

Cela dit, il y a des intellectuels chinois qui sont beaucoup plus ouverts et qui ont une attitude tout à fait positive vis-à-vis du Tibet. Il y a aussi de très nombreux bouddhistes chinois qui voyagent maintenant au Tibet et établissent des liens personnels avec des bouddhistes tibétains.

Changchub : A-t-on des nouvelles du panchen-lama ? (le panchen-lama est le second personnage de la hiérarchie du bouddhisme tibétain)

Matthieu Ricard : Aucune. On ne sait pas s'il est en vie. Je rappelle que c'est un autre personnage très important au Tibet. Sa réincarnation a été reconnue il y a une douzaine d'années. Il avait 7 ans, il a été immédiatement arrêté ainsi que sa famille, emmené en Chine. Et depuis, aucune nouvelle. Les Chinois disent qu'il va bien, mais on n'a aucun moyen de le vérifier.

berget_daniel : Existe-t-il des partis ou mouvements politiques non religieux au Tibet ?

Matthieu Ricard : Au Tibet, il n'y a pas de parti politique, comme il n'y en a pas en Chine, à part le Parti communiste. Et dans l'exil, il y a un système démocratique, et il y a cinquante députés de diverses tendances qui ont été élus pour constituer cette assemblée en exil, qui est purement laïque.

senosenjack : Ne pensez-vous pas que les émeutes sont organisées pour déstabiliser la Chine, qui devient trop puissante pour des pays comme les Etats-Unis, la Russie, l'Europe, l'Inde, etc. Je me pose la question...

Matthieu Ricard : Ça n'a aucun sens. Connaissant bien le Tibet, peuplé de paysans et de nomades, leur non-connaissanc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et leur manque de communication avec le monde, il est clair que ces soulèvements ont été des manifestations spontanées, d'exaspération devant l'oppression.

Et qu'il n'a été besoin de personne pour l'organiser, pas même du dalaï-lama, et encore moins d'une quelconque puissance étrangère, qui n'a aucune présence et aucun moyen de pénétration dans ces régions reculées.

benjamin : Que pensez-vous des actions de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

Matthieu Ricard : Je pense qu'il est nécessaire en ce moment d'utiliser tous les moyens possibles et raisonnables pour maintenir la pression sur la Chine, notamment afin qu'un dialogue s'ouvre avec le dalaï-lama avant les Jeux. Et en particulier en ce qui concerne les manquements aux droits de l'homme qui ont lieu en Chine.

Merci de vous sentir concernés par cela. C'est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a loi martiale de 1989 que le monde s'émeut autant de ce qui se passe au Tibet, et espérons que ces Tibétains ne seront pas morts en vain et qu'un progrès constructif pourra s'ensuivre, principalement l'ouverture d'un dialogue avec le dalaï-lama. De sorte qu'à la fois le sort des Tibétains soit enfin amélioré, et que le peuple chinois lui-même trouve sa satisfaction dans des Jeux qui se dérouleraient à peu près normalement.

Quant au gouvernement chinois lui-même, on n'a pas beaucoup de compliments à lui faire. Tout ce qu'on peut lui souhaiter, c'est qu'il s'ouvre finalement à un monde de tolérance et de dialogue. Mais pour cela, il a beaucoup de chemin à parcourir.

Chat modéré par Constance Baud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