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Monde : Rama Yade : Les "trois conditions" pour que M. Sarkozy se rende à l'ouverture des JO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04/05/rama-yade-les-trois-conditions-pour-que-m-sarkozy-se-rende-a-l-ouverture-des-jo_1031290_3216.html#ens_id=1020806


LE MONDE 05.04.08 11h13 • Mis à jour le 05.04.08 12h09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la secrétaire d'Etat française aux droits de l'homme, Rama Yade, déplore que "la Chine ne relève pas le défi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appelle Pékin à "un dialogue réellement constructif avec le dalaï-lama". Elle pose les trois conditions "indispensables",selon elle, pour que le président Nicolas Sarkozy assiste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 fin des violences contre la population et libéra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lumière sur les événements tibétains et ouverture d'un dialogue avec le dalaï-lama.

Comprenez-vous l'émotion des manifestants qui veulent faire état de leur indignation après les événements du Tibet, lors du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à Paris, lundi ?

Je comprends l'émotion de ces Français. Il existe chez nous une empathie pour les peuples qui se soulèvent et revendiquent leur autonomie. La France est le pays des droits de l'homme.

Que répondez-vous aux autorités chinoises qui appellent la France à respecter les valeurs de l'olympisme ?

Les Jeux olympiques n'appartiennent pas aux pays qui les organisent. Ils portent en eux des valeurs universelles de respect et un but, faire naître une société pacifique. Les Jeux dépassent le seul cadre sportif. La planète se réunit une fois tous les quatre ans pour célébrer ces valeurs qui s'imposent à tous, y compris à la Chine. Les Jeux ne sont pas qu'une consécration économique. La Chine sans les droits de l'homme ne sera jamais une véritable grande puissance.

Considérez-vous que la Chine n'aurait pas dû accueillir les Jeux olympiques ?

Nous ne voulons pas donner de leçon, mais nous demandons que la Chine tienne ses engagements. Lors de sa candidature, ses représentants avaient affirmé qu'en accordant les Jeux à Pékin, cela contribuerait à la promo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dans le pays. Or, si la Chine ne relève pas le défi des droits de l'homme, les Jeux se résumeront aux événements du Tibet.

Que compte faire la France face aux atteintes aux droits de l'homme en Chine ?

Nous demandons la remise en liberté immédiate de Hu Jia, qui vient tout juste d'être condamné à trois ans et demi de prison. C'est une vraie déception pour nous alors que nous avions multiplié les démarches en sa faveur.

Et par rapport au Tibet ?

Nous demandons que la Chine entreprenne un dialogue réellement constructif avec le dalaï-lama. Ces discussions doivent porter sur la reconnaissance de l'autonomie tibétaine et de l'identité spirituelle, religieuse et culturelle des Tibétains. A ce jour, la Chine a mené une politique d'assimilation en colonisant les zones tibétaines, ce qui a marginalisé sa population. On assiste aussi à une folklorisation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 et l'enseignement du tibétain est battu en brèche. Enfin, rien que pour 2007, on compte 132moines arrêtés pour des motifs politiques.

Cela peut-il conduire le président Nicolas Sarkozy à boycotter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

Il prendra sa décision au regard de l'évolution des événements actuels et s'exprimera après avoir consulté nos partenaires européens, car il parlera alors en tant que président en exerc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 Néanmoins, trois conditions sont indispensables pour qu'il s'y rende : la fin des violences contre la population et la libéra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la lumière sur les événements tibétains et l'ouverture du dialogue avec le dalaï-lama.

Serez-vous sur le parcours de la flamme olympique à Paris ?

Traditionnellement, ce sont les ministres des sports, Bernard Laporte et Roselyne Bachelot, qui assistent à l'événement. Moi, aujourd'hui, j'aimerais plutôt être à Dharamsala [ville du nord de l'Inde où vit en exil le dalaï-lama].

Propos recueillis par Jacques Follorou

[BBC]中国“解锁”中英文维基百科网站

2008年04月0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7:10北京时间 15:10发表

中国“解锁”中英文维基百科网站

中国对境外资讯网站的持续屏蔽似乎有进一步放松的迹象：中国国内网民据报已经可以自由浏览英文维基百科网站。

BBC中文网记者也在中文维基百科网站发现，一些中国网民声称已经能够在无需使用代理服务器的情况下，直接浏览中文维基的加密版网站。

路透社星期六（4月5日）报道说，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网民确认，他们已经能浏览英文的维基百科。

当在维基百科上搜索诸如德国作曲家巴哈、点心等题目时，可以连接到有关条目上，但是搜索东躲等敏感字眼时，就会出现“浏览器无法连线”的错误信息。

针对网络封锁问题，中文维基百科设立了一个回报页面，让成功登陆的中国网民报告连线状况。

这个页面近日在页首写道：“从2008年4月3日起，中国大陆大部份地区已出现维基媒体官方的https加密网页服务器解封的现象。

“据报少数地区甚至可通过非加密途径直接访问中文维基百科。”

BBC中文网记者到该页面浏览时发现，星期六从凌晨到北京时间13点为止，就有13项直接登入加密版中文维基的回报，另有一项是直接登入非加密的网站。

这些网民分别报称来自重庆、河北、黑龙江、湖南、广东和上海等地。

不过，维基新闻等同属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其他资讯网站是否也在“解锁”之列，目前没有得到确认。

畅通互联网

在中国疑似对维基百科“解锁”之前，在北京作最后检查的国际奥委会官员要求北京当局，确保互联网连接在奥运举行期间必须畅通无阻。

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说，根据北京奥运会的承办合同规定，中国有责任为所有记者提供使用互联网的便利。

上月底，被屏蔽多年的英文BBC新闻网也可以从中国国内自由浏览。

技术专家说，如果网站解禁没有得到被中国当局严格控制的互联网提供商的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刚好是在拉萨等地爆发躲民骚乱，并掀起国内外中国网民猛烈批评包括BBC在内的西方新闻媒体歪曲报道躲区局势之际。[西苑诸公一合计，民气可用，开一阵儿吧。]

但是，BBC中文网目前仍然被当局封锁，尽管西安的网友说他们在当地已可以登陆BBC中文网。

[转]“一茶一座”的龟腚

“一茶一座”的龟腚

罗永浩 @ 2008-4-5 4:25:28

在建外soho的“一茶一座”餐厅，跟两个朋友饭后。

我说，“小姑娘，给我倒杯白开水好吧？”
服务员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不提供白开水。”
“嗯？你们没有白开水吗？”
“不是的，先生，我们这里不提供白开水。”
“什么叫不提供白开水？你们不是有白开水吗？给我倒一杯不行吗？”
“是的，先生，不行。”
“你们这个餐馆要杯白开水也不行是吗？”
“是的，先生，这是规定。”
“......”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这个菜单上有很多饮料，您可以点一些饮料来喝。”
“那这样好了，我点一壶茶给他们两个喝，你另外给我倒杯白开水吧，我不喝茶的，现在也不想喝带糖的东西。”
“对不起，先生，按照规定，我们不提供白开水的。”
“那我要是点一壶茶，按照你们的龟腚，可以续水吗？”
“是的。”
“那这样好了，我要一壶茶，然后你一会儿把要续的热水倒到一个杯子里给我，我自己续到茶壶里去。”
“对不起，先生，按照规定，我们这里不提供热水，我只能把茶壶拿过去直接给您往茶壶里续水。”
“......”
“......”
“你们这个餐厅有病是吗？”
“不是的，先生，这是我们的规定。”
“那你们卖我一壶热水吧，我付一壶茶钱好了。”
“对不起，先生，我们的菜单上没有热水，没法卖给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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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虔诚地祈祷这个据说要上市的企业早点倒闭。

[转]四川再爆数百僧侣抗议事件

多维社记者安涵编译报导／东躲团体4月4日表示，四川甘孜躲族自治区再度爆发冲突事件，造成八人死亡；中国官方新华社则称，一名政府官员严重受伤。

美联社报导，伦敦自由东躲运动（Free Tibet Campaign）说，警方朝数百名僧侣开枪，并驱逐在政府办公室前示威的民众，这些示威者要求释放两名因持有老佛爷照片而遭到拘禁的僧侣。

新华社并未提到有人员死亡或受伤，报导称，4月3日晚间四川西部的甘孜躲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室外发生了一场骚乱。

新华社报导，政府官员遭到攻击，一人伤势严重，警方被迫开枪警告好平息骚乱，报导没有其他详细内容、并未解释骚乱的原因，或是否涉及躲人。

法新社也引述新华社报导称，一当地官员表示警方在骚动中表现克制，不断要求示威者遵守法律，但警方在官员以及人民处於极度危险下，仍被迫开枪警告。

自由东躲运动的发言人怀特凯斯（Matt Whitticase）向美联社表示，最新暴动的起因，在于甘孜政府所推行的新爱国教育运动，此运动要求僧侣谴责老佛爷；而僧侣领导Lobsang Jamyang4月2日拒绝政府团队进入Tonkhor寺，但隔日，政府队伍回到寺前，带着约三千名军警，Geshi Sonam Tenzing与Tsultrim Phuntsog两名僧侣因持有的老佛爷相被查获而遭到拘禁。

随后寺庙的370名僧侣聚集在当地政府办公室前示威，要求释放两名僧侣，另有约四百位民众加入示威。

怀特凯斯解释，在官方表示两僧侣将在晚间8时被释放后，示威群众离去，然而当示威者发现官方食言后，又再度聚集抗议，当局封锁道路、朝示威群众开火。

怀特凯斯向美联社提供了八名死者中七个人的名字，可至少辨认出为三名女子与一名僧侣，讯息来源为南印度一躲传佛教寺院的僧侣，此名僧侣则是从甘孜一匿名人士手上获得此资讯。

美联社认为，尽管躲族地区驻守着大量武警，此场骚乱仍代表了这些地区还不平静。

3月14日东躲逻些发生暴动之后，政府下令实施爱国教育，根据官方统计，该日死亡人数为22人，但海外东躲团体则称有多达140人被杀害。

路透社报导，甘孜与邻近的阿坝在过去几周来发生了几起躲族示威者与当局对峙的事件，大批镇暴武警已进驻当地。上个月，新华社报导甘孜示威者以刀子、石块攻击警方，导致一官员死亡。3月16日，阿坝僧侣与居民聚集抗议，要求东躲独立，当地官员本周表示，有超过两百名警力在事件中受伤。

针对东躲暴动事件，北京已指控为老佛爷集团所策划，是为了在奥运举办前对中国施压，要求东躲独立。

不过老佛爷多次反对中国当局的指控，称自己不要求独立，只要求真正的自治。

中国当局本周要求东躲各级法官迅速审判被控参与反政府骚乱的东躲人，1千多名躲人将在今年5月1日以前被起诉，东躲自治区副主席白马赤林向法官表示，必须用法律武器来打击敌人，惩治罪犯，保护公共安全和维护稳定。尽快审理骚乱的躲人，将可让东躲问题更快远离8月份的北京奥运。

4月3日官方东躲新闻网站（www.chinatibetnews.com）指出，警方逮捕了约八百名参加逻些骚乱的人，另有280人自首，参与更早之前示威游行的僧侣也已遭到起诉。

目前东躲与其他三个邻近省区的躲族区仍未开放给境外记者进入，在东躲外，警方则封锁通往东躲的道路，阻止外媒进入，理由是为了人身安全。

不过，中国表示，东躲将在5月1日重新开放旅游。

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已对东躲问题所带来的紧张气氛表达担忧，要求北京与老佛爷开启对话，以及让外国记者自由前往东躲采访。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指挥官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的发言人寇佛利（Rupert Colville）4月4日表示，阿尔不尔与中国官员就东躲问题召开了一场私人的讨论会。

寇佛利说，很明显地，切实了解东躲情势是最重要的，否则对于到底发生何事，或接下来会发生什麽是，都难以下结论。

然而，中国官员与国家媒体已对西方媒体所报导的东躲暴动发出不满，指控其报导丑化中国政府，偏袒东躲。

一主要中国网站目前正发起连署活动，谴责西方媒体的不实报导。至当地时间4月5日傍晚为止，新浪网的线上连署活动已募集到接近一百万个签名。

看家本领续

东躲法院：将对逻些暴力专案快审快判

4月2日下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逻些召开东躲法院「3.14」案件审判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白玛赤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罗布顿珠对审理好「3.14」案件工作做出安排部署。

东躲商报报导，白玛赤林指出，近段时间，东躲各级法院尤其是逻些三级法院的全体干警，在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处置「3.14」事件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使命感，为迅速平息「3.14」事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实践证明，法院队伍是一支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能够打胜仗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队伍。

召开「3.14」案件审判工作大会，是号召和动员东躲广大法官和其它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充分发挥审判机关职能作用，依法运用法律武器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按照「快立、快审、快判」的原则，依法高质高效地审理好「3.14」案件，坚决打击佛爷集团、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打砸抢烧等破坏活动。审理好「3.14」案件，是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法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对于彰显公平和正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他要求东躲各级法院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深刻领会中央、区党委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张庆黎书记在自治区处置逻些市「3.14」事件，确保社会稳定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切实抓好「3.14」案件的审判工作。要做到执行法律与执行党的政策的有机统一，做到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通过对一切犯罪分子的依法审判，震慑犯罪，铲除分裂主义分子的根基，用足够的证据向世界揭露佛爷集团一贯声称的「和平」和「非暴力」的谎言，更加有效地揭露佛爷集团的罪恶行径，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

白玛赤林最后说，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有区党委的坚强领导，有东躲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有东躲法院干警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能够出色完成「3.14」案件各项审判工作任务，一定能够取得这场反分裂斗争的全面胜利。

罗布顿珠在大会上号召东躲法院法官和广大干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东躲反分裂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对事件性质的判断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3.14」案件审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特殊性，把「3.14」案件审判工作作为当前东躲审判机关压倒一切的任务来抓。

罗布顿珠说，要高举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牢固树立国家意识、政权意识、维稳意识和法律意识。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依法严惩「3.14」事件中打砸抢烧等各类犯罪，下大力气深挖余罪，确保在审判环节打出声威、打出气势、打出效果。以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工作，全力确保社会局势稳定，确保全面建设小康东躲的顺利进行，确保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夺取这场反分裂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东躲新闻网3月30日报导，东躲人大常委会3月29日宣布对东躲法院，检察院的最新任免名单，免去：索达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宋康宁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泽仁桑珠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边巴的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康春生的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益西康卓的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职务；达瓦桑姆的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宋康宁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索达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任命康春生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尼玛旦增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蔺伟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

任命：扎西平措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扎多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次仁旺杰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白玛次仁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边巴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任命：那多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山南分院检察员；张宇兵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山南分院检察员；次仁央宗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山南分院检察员；杨彬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山南分院检察员；高世胜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山南分院检察员。

看家本领一

[转]从分离走向自愿的融合——科索沃独立启示

从分离走向自愿的融合

——科索沃独立启示录

茉莉

3月4日，继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二十几个国家之后，瑞典政府正式宣布承认科索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迟来的承认，立即遭到在野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指责。在野党批评说：瑞典应该站在弱者一边，执政党早就应该承认科索沃，但他们却毫无必要地拖延了三个星期之久。

这一争执表明，除了在承认的时间上有分歧之外，瑞典朝野都毫无疑义地一致认为：科索沃的独立是应该被承认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有着中立传统、曾被誉为“世界的良心”的北欧国家，会在科索沃问题上采取鼓励“分裂”的立场？在中文媒体上，我们看到太多谴责美欧支持科索沃的文字，也许我们中国人可以换一副眼光来看问题：从今天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分离，看到它们终将在一面蓝色的欧盟旗帜下，化为金色的亲密的星星。

“利益说”“灾难说”根据不足

对科索沃独立愤愤不平的中国人，指责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为了自己的利益，幕后“搞鬼”，分裂塞尔维亚国土。但是，除了抽象地谴责“霸权”之外，似乎没有人能说清楚：欧美国家支持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分离出来，到底有哪些具体利益可图？

从宗教信仰上看，科索沃人是穆斯林，和欧美等基督教国家不同。从经济上看，科索沃是一个人口仅200万的弹丸之地，被称为巴尔干半岛上的“贫民窟”。自1999年巴尔干战争，前南联盟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派遣军队镇压科索沃人，导致十万名科索沃人死亡。正是这种残酷的种族清洗，令西方人对科索沃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北约才不得不以人权的理由轰炸了塞尔维亚，把科索沃人从火坑中解救出来。

在笔者所居住的社区，就有好几家科索沃人，他们是在塞尔维亚实行种族清洗期间逃到北欧的难民。多年来，瑞典不仅接受大批科索沃难民，而且是欧盟国家中向科索沃提供最多经济援助的国家，此外，瑞典还派出士兵和警察参加联合国科索沃维和部队。北欧国家所做的这一切，除了保障人权的理由之外，看不出有任何谋取利益的动机。

中国人在评论科索沃独立事件时，还故意夸大科索沃独立所带来的危机。例如说巴尔干地区一直是“欧洲火药桶”，科索沃在美欧支持下单方面宣布独立，会给这个地区带来新的灾难。

但事实正在证明，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科索沃，即使是坚决反对科索沃独立的塞尔维亚政府，也表示不会采取武力行动。虽然有一些不满的塞族人，采取搞爆炸等激烈手段，但这种小规模的暴力活动无法形成气候，北约驻科索沃军队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大局。

分家的兄弟将走进欧盟大家庭

对于欧洲不少国家来说，科索沃的独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使欧洲去除了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隐形炸弹。正如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说：“这意味着巴尔干问题的结束。”

为什么说科索沃独立意味着巴尔干问题的结束？因为，科索沃长期动乱，是由于其地位未决。二战时，科索沃曾被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吞并，战后科索沃回到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版图。1974年南斯拉夫的新宪法，曾让科索沃享有同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差不多的自治权。但米洛舍维奇却在1989年2月，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由此导致科索沃人和塞尔维亚产生势不两立的深仇大恨。

因此，现在的分离，就像让长期争执不休并亡命厮杀的两个兄弟分家，让他们各自过自己的安分日子。但这两个国家，毕竟还是欧洲土地上的近邻，他们有着分割不开的联系。因此，在支持兄弟分家的同时，欧盟外长计划发表一份共同声明，表示愿意接受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融入欧盟的意愿。

科索沃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融入欧盟”的心愿。在发布独立宣言的同时，议会也通过了科索沃新国旗。这个国旗像欧盟旗一样有着蓝色的背景，下方是黄色的科索沃地图，上方是六颗白色星，代表着科索沃的民族多样性，以及对欧洲和欧盟的渴望。

今天的欧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精神理想，是一个人权及价值的综合体。就像德国伟大诗人席勒的《欢乐颂》所歌咏的：“你的力量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 / 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法国学者索尔孟曾经说：“欧洲从未如此幸福过。年轻人旅行，发现世界，并无拘束地求学。大小企业做生意和创新。长久以来孤立的城市又变成创造的地点。到处充满自由精神，还包括一些从未曾有如此经验的国家。光是能进入欧洲的远景就将独裁（葡萄牙、希腊） 转变成民主；它熄灭了内战（爱尔兰）；它摧毁了法西斯倾向（匈牙利、斯洛伐克） 还有战争（罗马尼亚）；它摘除了秘密警察（波兰） 。”

笔者曾经在英国和爱尔兰的边境旅游，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冲突与和平现状深有感慨。多少年来，北爱尔兰人曾为“祖国统一”进行过暴力抗争，但最后，爱尔兰和英国一样进入欧盟，在一面欧盟的旗帜下化解了恩怨。因此笔者相信，科索沃与塞尔维亚这两个冤家，终将携手成为欧盟大家庭的两颗新星。

通过独立过程清理民族积怨

这即是说，支持科索沃独立，是欧洲为了维护和平和人权的一个举措。长期的激烈冲突，大塞族用尖刀给弱小的科索沃人留下了痛苦的伤痕，这两个民族已经无法继续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弱势一方选择独立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这可以视为告别历史恩怨的一个姿态。

当科索沃总理哈辛．塔奇热泪盈眶，声音哽咽地宣布“科索沃独立自由了”之后，他又以生硬的塞尔维亚语宣告：“这是每一个科索沃公民的大日子，主权独立象征终结南斯拉夫的分裂。”这个告别的姿态，标志着一个小民族不再听命于另一个大民族，他们决定主宰自己的命运。

通过独立这个过程，弱小民族找回自己的尊严，两个民族得以清理历史的积怨，最后在在人权、民主和人的尊严的基础上，整合到欧盟的大框架之中。这样一个从分化到整合的过程，体现了欧洲的价值观：只有将历史积怨做出深刻的清理，才有真正自愿的和平的融合。科索沃独立的政治文化意义就在这里：它向人类展示，两个民族可以从冤冤相报走向理智上的融合。

例如，德国在上个世纪曾经侵略他国，结下了仇恨。二战后，德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实际行动化解世仇，了清与各国之间的历史积怨。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曾当众下跪谢罪，这一切使德国赢得了欧洲的信任。此后在欧洲合作的框架下，德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文明国家。

近年来，海牙的“审判前南斯拉夫战犯国际法庭”，审判了在战争期间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战犯嫌疑人，其中包括科索沃战争的发动者。对于欧洲人来说，恩是恩，仇是仇，一切都要搞得清清楚楚。

豱豕飽头脑里一笔糊涂帐

中国有一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即是说，只要见了面笑一笑，昔日的恩仇可以化为一笔糊涂帐。用这种视“糊涂”为聪明的中国式思维，去处理复杂的民族历史冲突问题，恐怕要碰到南墙。

行文至此，看到自称“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豱豕飽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请记者女士转达我对台湾同胞的问候”，也引用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不知在上千枚飞弹威胁下的台湾人，是否能与磨刀霍霍的中国兄弟笑得起来？

豱豕飽的糊涂帐，还在于他把台湾和吐蕃搅在一起，把不相干的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台湾与吐蕃，各有各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渊源。[这是由于他或他们脑子里以为天下之大，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支那人“中央妄想”意识形态的标志，是儒家伦理价值观投射的最终焦点。“中国”僭越成支那人心目中的绝对价值，障碍着支那人对对象世界的兴趣、对人的发现、对“自己”的界定和对他者的理解。]作为一个拥有强权的大国总理，你想要这两个地区的人民认可你，却不拿出善良的人性来对待他们，你的这个“中国”，怎么能让人不敬而远之？

在科索沃独立之际，吐蕃发生了骚乱。我们从欧洲支持科索沃独立的例子中认识到，很难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不同民族，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等到双方都建立了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清理了历史的积怨，共同的利益终将吸引他们，自愿而理智地走进一个共同体的框架之中。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四月号

Le Monde : Nicolas Sarkozy est partout, surtout le 1er avril

Nicolas Sarkozy est partout, surtout le 1er avril

LEMONDE.FR 01.04.08 19h08 • Mis à jour le 01.04.08 19h30

Si le 1er avril et son fameux poisson est en voie de disparition des médias dits traditionnels, les blagueurs s'adonnent allègrement au canular sur la Toile. La meilleure blague restant l'information ayant un fond de crédibilité, l'internaute peut éprouver une certaine difficulté à distinguer le vrai du faux, tandis que l'envahit la suspicion à l'égard de toute information douteuse.

Ainsi, l'agence Reuters rapporte que le record du monde de repassage sous-marin a été battu par un groupe de soixante-douze Australiens à 3 mètres de profondeur après avoir plongé dans l'océan avec leurs planches à repasser, leurs fers et leur linge à partir d'une jetée près de Melbourne. Le "repassage extrême", décrit sur le site www.extremeironing.com comme "le dernier sport extrême combinant les sensations générées par la pratique d'une activité extrême de plein air et la satisfaction d'avoir une chemise bien repassée", serait devenu une discipline-culte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fausse information la moins crédible, mais pas la moins drôle, est relayée par le site Bakchich-info, qui annonce le renvoi de François Fillon et un renouvellement complet du gouvernement. Le canular prend la forme d'une vidéo, véritable one-man-show de Jean-François Probst, ancien conseiller de Jacques Chirac, en faux porte-parole de l'Elysée, distillant des commentaires pour le moins cruels sur les nouvelles recrues du président, comme "Nadine Morano, nommée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de la pêche et de la poissonnerie".

Rue 89.com rebondit sur la polémique suscitée par une éventuelle suppression du point-virgule et révèle la création d'une commission pour la réhabilitation du signe de ponctuation dans les documents administratifs. Ici encore, fausses preuves à l'appui, le site produit une lettre de mission à l'en-tête de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confiant au député Benoist Apparu l'honorable tâche d'instaurer l'"usage obligatoire d'au moins trois points-virgules dans chaque document administratif" ; une vidéo montre le linguiste et complice du canular, Alain Rey, confirmer avoir été approché pour présider la commission. Les réactions des internautes laissent également songeur quant à leur authenticité : un seul commentaire semble relever la blague, les autres soutiennent la proposition ou se moquent de l'initiative de l'Elysée sans sembler douter un seul instant de la véracité de l'information.

NICOLAS SARKOZY ET GOOGLE, "MUSES" DU POISSON D'AVRIL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ne laisse pas d'inspirer les plaisantins, notamment outre-Manche. Le site du Guardian dévoile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Gordon Brown, aurait été tellement charmé par notre première dame qu'il lui aurait proposé de s'installer à Londres pendant trois mois à partir de juin pour insuffler style et glamour aux mœurs anglaises. Le site du Sun va plus loin, raillant la petite taille de Nicolas Sarkozy et annonçant que le président, humilié par le contraste flagrant de taille avec son épouse, pourtant sur talons plats et lui sur talonnettes, songerait à subir une opération d'étirement osseux pouvant lui faire gagner jusqu'à 12 cm.

www.thesun.co.uk
Le tabloïd britannique "The Sun"
a prétendu que Nicolas Sarkozy pourrait recourir à une extension osseuse
pour atteindre la même taille que son épouse.

Libération.fr a, lui, choisi de donner un coup de pouce à un petit moteur de recherche qui monte : Google. Télérama.fr a réservé à ses abonnés une newsletter complètement truquée avec le Wifidus actif, découvert par un chercheur en nanotechnologies qui, après avoir mangé un yaourt, aurait communiqué avec son épouse éloignée de plus de 100 km. Le site annonce également l'acquisition de Google par Dailymotion, qui reprend l'annonce de Raymond Domenech sur le site de la FFF : les Bleus ne participeront pas à l'Euro 2008.

Mais la palme de l'absurde revient indéniablement à l'Internaute, qui offre une édition complète franchement farfelue : scoop sur Nicolas Sarkozy – encore et toujours – qui chanterait sur le prochain album de son épouse, création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d'un arrêt-maladie "gueule de bois", instauration d'une journée du poil parrainée par Sébastien Chabal pour "décomplexer les poilus" ... Un clic sur chaque lien conduit à une animation de poisson hilare.

Si l'esprit du canular est usuellement bon enfant et sans conséquence, il peut être habité d'une réelle intention politique. Ainsi, les Libanais ont pu croire pendant quelques secondes que la crise politique qui secoue leur pays était résolue à la lecture d'un tract annonçant l'élection d'un chef de l'Etat. La séance parlementaire consacrée à l'élection d'un président libanais a été reportée dix-sept fois depuis septembre en raison du bras de fer entre l'opposition et la majorité. "Nous avons voulu montrer à quel point la situation est devenue écœurante, au point où l'élection d'un président, chose normale dans le monde, est devenue un rêve ici", a expliqué Youmna Fawaz, militante de l'association Khalass ("Assez !"), à l'origine du tract.

Mélanie Duwat

看家本领

张庆黎：同佛爷斗争，否则“红旗落地人头搬家”

东躲新闻网记者高玉洁、旦增／4月2日上午，在平息逻些市“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东躲社会局势不断好转的重要时刻，自治区党委、政府再次召开全面深入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东躲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全面深入扎实地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夺取这场反分裂斗争的彻底胜利，确保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确保全面建设小康东躲各项事业顺利进行。

自治区党委书记、东躲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庆黎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主持会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武警总部副司令员霍毅、成都军区参谋长艾虎生、武警总部副参谋长牛志忠、全国妇联副主席巴桑及自治区领导张裔炯、郝鹏、董贵山、王增钵、巴桑顿珠、吴英杰、王宾宜、崔玉英、洛桑江村、白玛赤林、金书波、尹德明、公保扎西等出席会议。

张庆黎在讲话中说，3月14日,在境内外“躲独”分裂势力的策划煽动下，逻些市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损失严重。这充分表明，我们同佛爷集团的斗争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尖锐复杂时期。佛爷集团终于撕下了“和平”、“非暴力”的面具，同我们面对面地展开激烈较量，成为影响东躲发展稳定的最大障碍和最现实的威胁。

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面对严峻斗争形势，坚决贯彻中央重要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统一思想认识，形成统一高效的指挥系统；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事态；加强协同作战，形成强大战斗合力；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打牢斗争基础；强化舆论引导，积极打好宣传主动仗，取得了这场斗争的阶段性重大胜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目前，逻些局势趋于平稳，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以猢嬵嚋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中央赴躲工作组精心指导、参战部队英勇善战、广大干部顽强战斗、各族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特别是东躲广大离退休老干部，和我们党长期风雨同舟、合作共事的党外领导干部以及宗教界爱国爱教人士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维护东躲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充分说明，有中国供餐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引，有东躲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风险，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东躲的历史不容篡改，东躲的发展进步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只要东躲各族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把佛爷集团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东躲一定会在有中国特色、东躲特点的发展路子上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张庆黎指出，面对开始好转的形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东躲的稳定基础还不够牢靠，一些事关稳定的关键性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东躲上下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关于东躲稳定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思想上毫不放松，行动上绝不松懈，切实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要深刻认识到这起事件是佛爷集团蓄谋已久、长期准备、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分裂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搞“东躲独立”、分裂祖国；

要深刻认识到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没有一点改变，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中国；要深刻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时加强戒备，处处严加防范，决不能让佛爷集团的阴谋得逞；要深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下决心做好强基固本的各项工作。这次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佛爷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我们同佛爷集团进行的渗透和反渗透、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这场斗争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社会稳定，关系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能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措施有力地开展这场斗争，是对各级党政组织和党政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

张庆黎说，逻些乃至东躲当前的局势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乘势而上，彻底平息事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东躲各级党政组织一定要讲政治、顾大局，站在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全面深入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在巩固东躲局势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尽快把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确保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之前以开放的形象、良好的环境迎接国内外游客。

在工作要求上，要全面、深入、扎实，把各项工作往细里做、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前面推。一要保民生，尽快让群众恢复正常生活；二要保服务，尽快让群众方便无忧；三要保旅游，尽快让国内外游客进躲观光。

张庆黎指出，东躲上下要集中开展党员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集中开展面向全体党员的“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主题教育活动，确保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抓大头，下功夫抓好农牧区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的集中教育活动；抓重点，在机关、学校、企业、城市社区等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中教育；

抓班子，全面整顿和建设基层党组织；抓关键，切实做好群众工作，加强“三个离不开”的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加强新旧东躲对比教育，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用事实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擦亮眼睛，看清楚佛爷想干什么，看明白佛爷都做了些什么，真正让群众懂得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道理，不断打牢反对分裂的群众基础。

张庆黎指出，发展和稳定始终是东躲的两件大事，没有稳定难以发展，没有发展难以有长久的稳定。我们必须坚持稳定和发展两手抓，做到两促进、两不误，绝不能让这次事件迟滞东躲发展进步的步伐。当前要突出抓好春季农牧业生产，迅速掀起春季农牧业生产高潮，为实现全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开好局；要狠抓项目落实，确保近期再有一批新的项目开工建设；要下大力气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生产经营，特别是要做好各种物资的供需协调；要全面抓好改革开放，努力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总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东躲特点的发展路子，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管佛爷集团如何变换手法，怎样破坏渗透，我们都能始终稳如泰山、坚如磐石。

张庆黎强调，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关键时刻。各地市、各部门党政一把手一定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切实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切实把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措施和要求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忠于职守，旗帜十分鲜明，立场十分坚定，经受住这场血与火的考验。对违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最后，张庆黎说，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东躲人民，倍加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更加体会到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我们坚信，有以猢嬵嚋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无限宽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有无比温暖的祖国大家庭，有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和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公安民警，有东躲各族干部群众同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我们一定能够粉碎佛爷集团分裂祖国、搞乱东躲的阴谋，彻底夺取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迎来东躲更加美好的明天！

向巴平措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正义必定战胜邪恶，佛爷集团妄图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行径是注定要失败的，必将被东躲人民唾弃，必将被历史抛弃，东躲各族人民的未来必将充满幸福和阳光。他要求东躲各地市、各部门要认真传达学习贯彻这次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切实抓好维护稳定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各级党政组织一定要把认清佛爷集团的反动本质作为前提，把统一党内和干部队伍思想作为关键，把做好基层群众工作作为基础，把强化青少年教育作为根本，把促进民族团结作为主题，把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点，把加强社会管理作为保障，把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作为核心，不断夯实反分裂斗争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筑牢反分裂斗争的钢铁长城，努力夺取反分裂斗争的全面胜利。

自治区省级领导干部和在逻些的省级离退休干部出席了逻些主会场会议。自治区各部门和各地（市）、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逻些主会场和各分会场会议。

参考阅读：

庆爷说：“佛爷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对违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瘟爷说：“希望老佛爷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庆爷怎么办？

瘟痂宀期望佛爷发挥影响力促东躲和平

2008年03月30日 14:14凤凰卫视

正在老挝访问的总理瘟痂宀表示，东躲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政府有能力解决，他呼吁佛爷发挥影响力，停止在东躲出现的暴力活动。他表示中国政府将在东躲问题上保持五个坚持。

瘟痂宀说，目前东躲局势已经基本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他希望大家看清楚这次事件的性质，打砸强烧是属於违反中国法律的暴力犯罪事件，而受到伤害的，是包括躲族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群众。他强调,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他重申，中国政府和佛爷的通话渠道是畅通的，他希望佛爷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只要老佛爷放弃独立的主张，特别是施加他的影响，停止东躲当前出现的暴力活动，承认东躲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和他恢复对话。”

瘟痂宀说，东躲这些年在经济社会上取得的发展有目共睹,而中国政府会继续坚持东躲民族自治政策：“我们将继续在东躲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支持东躲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坚持保证东躲的文化，坚持保护东躲的生态环境。”

附：瘟痂宀的自我否定

Le Monde : La semaine qui ébranla le Tibet

Enquête

La semaine qui ébranla le Tibet

LE MONDE 03.04.08 14h38 • Mis à jour le 03.04.08 14h47

Des moines tibétains ont perturbé, jeudi 27 mars 2008, dans le temple du Jokhang à Lhassa,
la visite de presse organisée par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Vendredi 14 mars, Lhassa, la capitale du Tibet chinois, s'embrase. Quelle est la séquence d'événements qui a précédé, scandé puis suivi ce "vendredi noir" qui a brutalement projeté le Tibet sur la scène médiatique et diplomatique mondiale et placé la Chine sur la défensive ? Plus de quinze jours après les faits, bien des zones d'ombre persistent. Les témoignages sont partiels. L'intoxication fait écran. L'impossibilité pour la presse de travailler dans des conditions indépendantes dans un Tibet verrouillé par les forces chinoises hypothèque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Après la grande confusion des premiers jours, il est pourtant possible d'y voir un peu plus clair aujourd'hui.

Tout commence le lundi 10 mars à Lhassa. Au Tibet, le 10 mars est toujours une date sensible : c'est l'anniversaire du soulèvement de Lhassa en 1959. Le 14e dalaï-lama, âgé de 23 ans, avait alors pris la fuite, franchi les cols glacés de l'Himalaya pour se réfugier dans la ville indienne de Dharamsala. Un deuil politique. L'échéance est sensible, pas forcément explosive. Mais ce 10 mars 2008 est très spécial. L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auront lieu dans cinq mois, les projecteurs de la presse internationale sont braqués sur la Chine scintillante. Pour les Tibétains, c'est une aubaine. Ils entendent bien profiter de ce moment exceptionnel pour faire entendre leur voix.

Combien sont-ils à l'aube de ce lundi ? 200 ? 300 ? 400 ? Il est 6 heures du matin et ils sortent du grand monastère de Drepung, situé à 8 km à l'ouest de Lhassa.

Dans un frémissement de robes grenat, les moines prennent le chemin du centre-ville. Aucun slogan politique n'est proféré. Les bonzes n'exigent qu'une seule chose : la libération de ceux des leurs qui ont été emprisonnés en octobre 2007 pour avoir malicieusement célébré une victoire diplomatique du dalaï-lama. A Washington, le chef spirituel des Tibétains avait alors reçu - des mains de George Bush ! - la médaille d'or du Congrès américain. A Drepung, certains murs du monastère ont, comme par hasard, été repeints en blanc au lendemain de l'événement. Le défi silencieux n'avait pas échappé à la police chinoise. Les meneurs présumés avaient été arrêtés.

Les moines marchent, donc. La petite cohorte ne tarde pas à buter sur un barrage de forces de l'ordre. Face à la haie de boucliers, les religieux s'assoient sur le macadam. Le sit-in dure quelques heures avant que l'assemblée ne se disperse. A ce stade, la police est prudente. Elle a apparemment reçu des consignes de retenue. Au crépuscule, un nouvel attroupement se forme. Au centre-ville, cette fois-ci. Des moines et des étudiants se retrouvent au coeur de la place Barkhor. Ils se déploient en cercle, main dans la main. Policiers en uniforme ou en civil sont présents en masse. Six ou sept manifestants sont embarqués. Le fond de l'air est lourd à Lhassa.

Le lendemain, mardi 11 mars, le ciel au-dessus de Lhassa est toujours aussi bleu, ce bleu pur des altitudes himalayennes, mais le climat est orageux. Des moines de Drepung sortent à nouveau sur la chaussée, galvanisés par les arrestations de la veille. Ils sont aussitôt suivis par d'autres religieux du monastère de Sera, situé à 4 km au nord de la vieille ville. Ces derniers brandissent des drapeaux tibétains. Des incidents éclatent en fin de matinée quand la police chinoise, appuyée par des forces paramilitaires de la police armée du peuple (PAP), décide de disperser les manifestants manu militari. Des grenades lacrymogènes sont tirées, les moines sont frappés à coups de matraque.

Mercredi 12 mars, la tension monte encore d'un cran. Les rumeurs de tentatives de suicide de deux moines de Drepung, qui se seraient tranchés le poignet, enfièvrent les esprits. D'autres moines de Sera auraient entamé une grève de la faim. Dans ce même monastère de Sera, des moines sont battus par la police, rapporte un témoin à la BBC.

Un touriste européen, familier de la Chine et qui était alors en vacances à Lhassa, rapporte qu'à partir de ce moment le quartier tibétain est quadrillé par la police. "Tous les 10 à 15 mètres, en travers du circuit de pèlerinage autour du temple du Jokhang, dans la rue, une table avait été installée avec quatre chaises et des policiers", raconte-t-il au Monde.

Le Jokhang est le coeur du vieux Lhassa, le saint des saints devant lequel se prosternent des dizaines de pèlerins venus parfois des coins les plus reculés du Tibet. Mains jointes au-dessus de la tête, ils s'agenouillent, se jettent sur le sol, renouvellent leurs génuflexions après avoir complété, dans le sens sacré des aiguilles d'une montre, les deux cercles de la circumambulation autour du Johkang. C'est autour de ce temple que se nouera la tragédie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Au Jokhang, les religieux sont cantonnés au premier étage, où ils vivent. Le jeudi 13, l'un d'eux se penche à une fenêtre et parvient à laisser tomber à des touristes : "Not so good here", selon un visiteur européen.

Le vendredi 14 mars, la mécanique infernale est en place. Après les monastères de Drepung et de Sera, c'est le temple de Ramoche qui entre en action. En fin de matinée, à l'issue de la prière, une marche de moines s'esquisse mais la police la bloque aussitôt. Les religieux s'assoient par terre. Vers 14 heures, le touriste interrogé par Le Monde voit des dizaines de camions militaires filer vers le quartier tibétain. "Les moines ont refusé de bouger, lui explique son guide. La police les a attaqués et les gens ont réagi en mettant le feu à un véhicule militaire." Les "gens" ont donc "réagi".

La grande nouveauté, c'est que les badauds tibétains se jettent dans la mêlée. Des volées de pierres s'abattent sur les boucliers de la PAP qui cède sous l'assaut. C'est l'émeute. La foule en furie gagne la rue de Pékin, l'artère principale qui traverse Lhassa d'est en ouest, puis se répand dans les allées de la vieille ville.

La colère des Tibétains, laïques et moines confondus, se déchaîne contre tout ce qui symbolise des dizaines d'années de colonisation chinoise. Les émeutiers caillassent des camions de la police, s'en prennent aux bureaux de l'agence de presse Chine nouvelle, aux bâtiments de la sécurité publique, au complexe commercial Baiyi, à une mosquée dont la porte flambe. Ils frappent avec violence des Chinois han croisés en chemin, incendient toutes les échoppes appartenant à des non-Tibétains. Une nappe de fumée noire recouvre Lhassa.

Dans ce chaos général, les rancoeurs longuement accumulées entre Tibétains et migrants han ou hui (musulmans), qui détiennent l'essentiel du commerce à Lhassa, explosent en haine nue. L'émeute prend un caractère ouvertement racial. "C'était un déversement de violence ethnique de la nature la plus déplaisante qui soit", a raconté James Miles, correspondant à Pékin de The Economist et seul journaliste étranger présent à Lhassa ce jour-là.

Le correspondant de l'hebdomadaire allemand Die Zeit, George Blum, débarque, lui, le lendemain. Il découvre l'étendue des dégâts en se promenant dans la vieille ville quasi déserte. Il est frappé " par l'ampleur des destructions et les traces d'une violence telle qu'elle a choqué certains Tibétains, pourtant très anti-chinois". Des jeunes ayant participé aux émeutes crânent devant lui. Ils s'écrient : "On leur a montré, aux Chinois, ce dont on était capable !..."

L'émeute va durer jusqu'au samedi 15 mars en milieu de journée. Le bilan est lourd. Selon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il est de 22 morts, dont la plupart sont des "innocents" brûlés dans l'incendie de leur domicile. Pour l'entourage du dalaï-lama, il est d'environ 140 morts, dont de nombreux tués durant la répression policière qui a suivi. Selon certains témoins tibétains il y aurait eu 26 morts, dans la seule prison de Drapchi. Mais aucune image disponible n'illustre une répression sanglante, alors que nombre de documents attestent des agressions raciales anti-han et anti-hui. C'est la grande force de la propagande chinoise.

Vendredi et samedi matin, des touristes ont vu des véhicules blindés de transport de troupes équipés de canons sillonner les grandes artères. Ils ont entendu des coups de feu, des rafales de mitraillettes. Mais s'agissait-il de tirs de semonce ? Ou des tirs à vue ? Nul ne sait, les témoignages des étrangers sont auditifs, pas visuels. Certains Tibétains affirment, eux, avoir vu tomber sous leurs yeux des victimes dès vendredi. "La police a tiré sur la foule à balles réelles", rapporte un témoin sur Radio Free Asia.

La répression s'est abattue à partir de samedi midi dans la vieille ville bouclée, fermée, à l'abri de tout regard.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ont été pressés de quitter les lieux. On sait que les raids policiers se sont multipliés, que des coups de filet massifs ont eu lieu. Mais on n'en connaît pas les circonstances précises, ni le nombre des éventuelles victimes. Lhassa est devenue une "boîte noire" où le pire est imaginable, mais pour l'instant rien ne peut être prouvé.

Dans cette folle histoire, un autre mystère, très troublant, méritera un jour d'être expliqué : les forces chinoises, pourtant massivement déployées, auront attendu vingt-quatre heures pour "nettoyer" le terrain en employant les grands moyens, laissant les émeutiers piller, brûler et détruire en toute liberté. Etaient-elles débordées ? Avaient-elles reçu des consignes de modération afin d'éviter un bain de sang en images, un "Tiananmen" tibétain qui eût été fatal aux JO de Pékin ? Ou était-ce du machiavélisme consistant à laisser le chaos s'installer en ville - fût-ce au prix de vies "innocentes" - afin de justifier une répression à guichets fermés ? L'histoire des émeutes de Lhassa reste à écrire.

Mais déjà les regards se portent ailleurs. Il n'y a pas qu'à Lhassa que le Tibet s'est soulevé. La révolte s'est propagée à l'extérieur de la Région autonome, c'est-à-dire hors du Tibet strictement administratif. Dans les régions de peuplement tibétain de l'Amdo et du Kham, rattachées aujourd'hui aux provinces chinoises du Qinghai, du Gansu, du Sichuan et du Yunnan, une trentaine de foyers de protestation ont été répertoriés. L'univers tibétain, malgré son éclatement administratif et géographique, a réagi de manière solidaire. Dès le 15 mars, des centaines de moines du monastère de Labrang, à Xiahe (province du Gansu), organisent une marche demandant le retour du dalaï-lama, et se heurtent aux boucliers de la Police armée du peuple. Très vite, plusieurs localités de l'Amdo et du Kham connaissent à leur tour des troubles.

Il est difficile de déterminer avec certitude si des manifestants ont été tués par les forces de l'ordre lors de ces mouvements, et combien. Mais dans la préfecture tibétaine autonome d'Aba, dans le nord-ouest de la province du Sichuan, le 16 mars, la protestation dégénère : comme à Lhassa, des commerces chinois, des véhicules ainsi qu'un commissariat sont incendiés. Il n'est fait état d'aucune victime chinoise. Les moines du monastère de Kirti parviennent à récupérer les corps de près de 15 Tibétains tués par balles. Les photos de huit de ces cadavres ne tardent pas à circuler à l'étranger. Il s'agit quasiment des seuls clichés de la répression chinoise.

D'autres incidents graves éclatent le 24 mars à Luhuo (Drango en tibétain), dans la préfecture autonome de Ganzi dans le Sichuan. Le Monde a obtenu le témoignage d'un Tibétain originaire de la région. "Ce sont les nonnes qui sont descendues les premières dans la rue, le 24 mars vers 16 heures, raconte-t-il. Leur monastère, Ngyoe-go, est à une dizaine de kilomètres de la principale ville du district. Elles ont défilé en demandant le retour du dalaï-lama. La police armée les a bloquées et les a fait monter dans des camions pour les ramener au monastère. Les moines du monastère de Chokri, plus près, sont descendus à leur tour vers la ville. Ils ont été suivis par de nombreux villageois. Les policiers ont voulu leur interdire l'accès aux bâtiments officiels. Les gens chantaient, demandaient la liberté pour le Tibet et le retour du dalaï-lama. Puis des heurts auraient eu lieu. Des cailloux ont été lancés vers les policiers. Après, les Chinois ont dit qu'un policier avait été tué par une pierre, mais personne ne l'a vu. La police a tiré. Un jeune moine est mort. Un villageois aurait aussi été tué mais, là, ce n'est pas clair. Le soir même, les forces de police sont montées au monastère des nonnes, les ont fait mettre à genoux et les ont toutes arrêtées, sauf les plus âgées."

Ces incidents de Luhuo surviennent dans un climat déjà très lourd. Comme partout ailleurs dans les zones tibétaines, les nerfs y sont à vif depuis des mois. La perspective des Jeux olympiques a conduit les autorités à durcir leur contrôle. Dans les marches des régions tibétaines du Sichuan, l'envoyé spécial du Monde a pu constater combien la population était attachée au dalaï-lama. Et combien était profond le désarroi de le voir "errer si loin de son territoire" à un âge de plus en plus avancé. Bien avant le soulèvement de mars, les appels à un retour du dalaï-lama, émanant de moines ou de nomades, avaient nourri une tension récurrente.

Lors de la campagne d'"éducation patriotique" lancée en septembre 2007 dans toute la préfecture tibétaine de Ganzi, au Sichuan, les policiers et les officiels étaient passés de monastère en monastère pour obliger les moines à dénoncer le dalaï-lama. Afin de s'y dérober, à Batang, raconte un témoin, les moines sont tous partis "en vacances", ne laissant sur place que le responsable du "comité de direction démocratique" qui, dans chaque monastère, est censé être aux ordres du parti. A leur arrivée, ce moine leur a montré le monastère vide et leur a déclaré : "Pourquoi n'essayez-vous pas de faire manger du porc à des hui (musulmans chinois) ? Si vous y parvenez, alors nous renoncerons au dalaï-lama." La colère couvait. Il a suffi de l'étincelle de Lhassa pour embraser les esprits.

[转]华沙偶得

这篇东西写得太牛了。

——“我们中国人或许会觉得这些工人不识好歹。并不是说工人就一定要对新村房子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房子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毁灭信仰的坏蛋！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本人承认，此段有抄袭他人网文之嫌疑。）”

——“10. 经济补助问题。中国政府给西 臧提供大量的经济扶持，其利益连达 濑喇 嘛也不得不承认，记得看过一个报道，大意是“给西 臧的人均经济补助是中国农民的年均收入的两倍”（大意如此，有可能数据不确切，而且这些钱很可能不是直接发到臧 民手里的钱，而包括基建、寺庙等的折算）。说实话，这种affirmative action几乎已经到了反向歧视的程度了。当然，我并不觉得臧 民就一定要对此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钱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强盗！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见DP：硒 藏问题再罗嗦几句）

华沙偶得

吴澧

　　我们在柏林租了一辆车，直驶华沙。

　　车过边界，先换货币。一群美国游客也在那里，嘻嘻哈哈的。排在前面一位男士，在窗口递上美金，坐在窗里的中年波兰女职员突然抬头对他说道：先生，你是否意识到你在和一位女士说话？她同时用眼光瞄了瞄站在男士身边的美国女孩。原来她是嫌美国男士对女孩说话的嗓门太大。男士急忙辩解：我们是在开玩笑。本人不由要笑，想起出发前德国朋友的告诫：93％的波兰人仍然信奉天主教，受到圣母崇拜的影响，他们很讲究尊重女士，你和女士说话时，对方不伸手，你不可以先伸手示意要握手。

　　德国公路是世界出名地好，统一之后，原东德部分的公路干线已被提升到西德标准；波兰这边的公路，也是宽宽的双车道，开起来很舒服。波兰加入欧盟之后，因为平均收入低，得到大量补助，这些钱首先用在基础设施上了。这条公路就是新近拓宽的。宣战部的同志坐在红色保险箱里，看看膝上地图，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就成了冷战延续，西方势力逼近俄国什么什么的。但在地面看，情形并不如此意赤心歹（旧译意识形态）。俄国的常规军力有优势，这条路修好了，他们的装甲部队不是一天就可以从华沙冲到柏林了吗？当然，现在不像有这种可能性，公路上满是一辆接着一辆的箱型大卡车，德国、美国的产品向东，波兰、俄国的货物向西，大家忙着做生意。

　　我们在工业重镇波兹南吃午饭。市中心广场上，耸立着1956年工人大罢工纪念碑（见题头图）。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第一次工人大反抗。波兰共产党政府宣称十万罢工工人受了德国军国主义者的煽动，调集万余军队开枪镇压，七十条工命血洒广场。纪念碑由两座被绳索绑着的十字架组成，简洁而深刻地概括了波兰的当代命运：一个信仰深厚的民族，长期挣扎在专制政府的桎梏之下。

　　宣战部同志编的反“和平演变”资料里，都会说到已过世的波兰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颠覆波共政权的中心人物。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笔者自然而然成了无神论者；不过，由于长大后所选的专业，对基督教的了解，自认还是比宣战部的同志多一些。就算要读懂埃米莉·狄金森那些饱含感情的诗，还得先知道其中的宗教意象。按敝人的理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通常并不鼓励教徒反抗世俗政权。波共政权垮台之后，有史家去翻检秘密警察档案，看看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任主教期间，监视人员怎么说。他们报告道：这位主教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没发现他公开参加反政府活动，他过于知识分子化，缺乏组织能力，等等。秘密警察当时并不认为这位主教是危险分子。当然，教会必然强烈反对世俗政权迫害教徒。但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至于公然镇压93％的民众的信仰。这次波兰行能否告诉笔者，波共政权和教会的对立，是如何发生的？

　　车到华沙。华沙现在是座很漂亮的大都市，但她是在二战废墟上凤凰重生的。二战结束时，华沙85％的建筑被毁，七十万人——战前一半城市人口—— 死于战争。当时曾有迁都之议。大多数波兰人却要求就地重建。波共政权当时一定和民众有过一段蜜月期，否则，怎么会有无数波兰人从乡间推着小车赶来，上百万人饿着肚子，几乎是靠着义务劳动，重建了民族的都城？从什么时候开始，波共政权和民众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在东欧各国游览，语言似乎是个问题。不过，在外逛得多了，学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语言知识，居然也混得过去。比如说，我们要找个地标，不知道怎么回旅馆时，可以拿着地标问人。旅馆附近有栋北京展览馆式的大建筑，一看就是苏联人送的，一定有几十年了，华沙人应该都知道。就像老北京都知道原名“中苏友好大厦”的北京展览馆，里面的莫斯科餐厅曾是北京高等华人聚餐处。波兰文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斯拉夫语言，那栋大建筑上写着 Palac Kultury i Nauki。Palac 按英文猜是“宫殿”；Kultury 是德式“文化”拼法，词尾想来换成所属格了；还有一个 Nauki，好像记得俄语里“科学”叫纳乌卡，这个应该就是文化科学宫。一问果然是。又见到过街的地下隧道有写着PKIN的箭头，必是这栋大建筑简称。后来在市里寻幽探胜，比如瞻仰了萧邦的心脏，从圣十字大教堂出来，只要写下PKIN这四个字母，华沙人就会把回旅馆的路指得很清楚。

　　没想到的是，会在另一个似乎不相干的场合，见人提到这座PKIN。

　　参观一个工会举办的波兰工人运动图片展览。原来，我们住的旅馆附近，华沙的西部，重建时划为工人居住区，造了很多工人新村。几十万工人搬进新居，当然都很高兴。但有一个问题：工人新村里没有教堂，周日没地方做礼拜。工人嘛，这点事难不倒他们，再说华沙当时有的是旧砖头，工人们收集了大堆的废旧建筑材料，准备自己盖教堂。这时政府出面了：不准许！工人问：那我们周末怎么过？官员说：可以去文化科学宫，唱唱歌，跳跳舞，学学知识，学学马克思主义，不好吗？

　　工人和政府就这样闹了起来。一方要盖，一方派警察护着铲车来拆。政府说你们破坏市容，这是违章建筑；工人们说：你们要我们搬进新楼，原来是别有用心，想摧毁我们的信仰！——按现今的新说法，是否该叫“文化安全”或“文化灭绝”？

　　工人们在拆下的旧砖堆里插个十字架，周日照样成群来礼拜。警察挥着警棍，冲上去赶人，两下里动起手来，打得头破血流。教会当然强烈支持工人的信仰自由。波共政权和教会的对立，就这样发生了；波共政权和民众之间，就此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本人不知道波共领导人当时的想法，以本国经验判断，这些人本是无名之辈，仗着苏联红军的刺刀掌了大印，自然要担心政权合法性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们很自然的想法是用丰富的物质换取合法性。建造工人新村，本意大概是真诚的，确实想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准。借着搬新房摧毁工人的信仰？这些人也是工人出身，大概还没那么阴险。而且有些人刚被红军救出监狱，他们在狱里时，家属也受过教会照顾。虽说共产党和教会总是互相猜忌的，毕竟思想上相差太远，刚上台时，波共与教会之间却也未必彼此仇视。只是作为唯物主义者，波共领导人不理解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唯物却唯心，甚至唯神，规划工人新村时就没想过要配教堂。

　　如果设计新村时，以华沙某个旧社区为蓝本，把教堂包括进去，那么造了大概也就造了。但是，如果以苏联的工人新村为蓝本，蓝本里就没有教堂，再要加上去，却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不是向落后意识投降吗？谁敢批准？批了，会不会被苏联人视为严重政治错误？工人周末都上教堂，不去苏联人特意赠送给华沙工人的文化科学宫，老大哥岂不很没面子？而且，整齐的火柴盒般的新村房子旁边，多出几所教堂，确实显得不伦不类。

　　我们中国人或许会觉得这些工人不识好歹。并不是说工人就一定要对新村房子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房子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毁灭信仰的坏蛋！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本人承认，此段有抄袭他人网文之嫌疑。）

　　其实这是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对别人好，往往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对别人好；但别人对我们的好，却必须是我们自己能够感受的方式。兄弟这号农村出来的乡巴佬，从小理解的“对你好”，就是去对方家里劈柴捆稻。俺能想到的对一个北京女孩的好，就是周末不休息，吭吱吭吱把米袋扛到她父母家住的四楼。但北京女孩能感到的好，很可能是情人节送花。于是两人之间就有问题。她说俺对她不好（没送花），俺却非常委屈地想：哪儿对你不好了，你父母家的重活都是我干的。人们往往没有足够智慧看到铜板另一面：以他人感情所需要的方式（而不是我习惯的方式）对他人好，才是真正成功地对他人好。套用肯尼迪的句式： Don't ask how much you did for me, ask how much you did for me in a way I would like you to do。

　　美国的公立中学质量差劲却非常讲究“政治正确”，最近一个对1,200名十七岁中学生所作的电话调查，发现四分之一被调查者不知道哥伦布什么时候到美洲，但80％的人都知道哈泼·李（Harper Lee）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小说，大概在每一所中学都是指定阅读材料。小说在形式上是小女孩丝寇特的自述。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南方，当时黑人在那里仍受歧视。女孩的父亲是律师，他教育孩子们从黑人的角度来理解黑人；从“疯子”的角度来理解“疯子”；在他为黑人辩护、对“疯子”友善而遭到某些镇民仇视时，他又教育孩子们从这些镇民的角度来理解他们。不少美国人知道这位律师在书中告诫孩子的道理：You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 person until you consider things from his point of view ——英语习惯说法就是穿穿别人的鞋子。美国人不学外语不读外国文学，遇到外国人，大概连人家的鞋子在哪儿都找不到，更不要说试穿了。但在美国人之间，他们换位思考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布希总统甚至说过：他能理解伊拉克反抗分子，那是他们的国家，如果他是伊拉克人，他也会攻击美国人的。

　　美国今年总统大选十分热闹，上一次2004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也是天主教徒。他因为支持堕胎和同性恋婚姻，受到很多同门教徒的抵制。曾有记者问一位失业工人：克里的福利政策对你有好处，你为什么不选他？那位工人回答说：生活总是有好友坏的，困难是暂时的；而灵魂的得救是永恒的。对这样的虔诚教徒来说，上教堂比住新房重要得无可比拟。波共领导不肯懂换位思考工人的信仰需要，就把盖新房的好事做成了与工人对抗、与教会对抗的坏事。另一方面，工人怀疑波共借此摧毁他们的信仰，大概也是不换位的思考。不过，没有自由的可信任的媒体作中介，下层如何知道上层怎么思考？

　　1956年，波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粮食紧张。已经离心离德的工人，要信仰，要面包，在波兹南和各地先后罢工。罢工虽被镇压，波共领导也被迫改组。声称“每一只举起的手都要被砍掉”的强硬派下台，新领导人执行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合作化运动基本停止（波兰农民的合作化程度是东欧国家最低的，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加入合作社，所以波兰一直是东欧的谷仓）。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两个月后，百万波兰人在天主教圣地光明顶（Jasna Gora）黑圣母修道院宣誓：永远坚持天主教信仰，永远做一个波兰人。

　　图片展览看到这里，就知道波共政权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波兰人将信仰视作民族特性，将信仰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充满了饱受俄国侵略的历史悲情，一个唯物的俄国傀儡政权，怎么会有民意基础？而一个毫无民意基础的政权，怎么可能长久执政？哪一天苏俄帝国照应不上，波共政权如何自行维持？

　　所以约翰·保罗二世只要对波兰人说“不要害怕”（Don't Be Afraid）就够了。不害怕，坚持信仰，就是坚持做波兰人。而生为波兰人，不做波兰人，还能做什么？于是退无可退，只能坚持，所有的威胁和迫害，都成了对信仰的考验。身为信徒，就要经得起考验，证明自己是个问心无愧的 True Believer。迫害被转换为考验，这就是宗教的难缠之处。

　　随后的事已是历史。1978年，那位原名卡罗尔·沃伊蒂拉（Karol Wojtyla）的波兰人成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教皇回访波兰，到处受到成千上万的波兰人的欢迎，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要害怕”；1980年，不害怕的工人组织了独立的团结工会；1981年年底，在工人大罢工中，波共宣布全国军管。军管激起了全民不合作运动并导致经济大倒退。1988年，罢工再次席卷波兰，波共被迫邀请教会斡旋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并同意举行全国普选。第二年6月，波共被人民的选票赶下台，社会主义阵营第一次出现非共政府。多米诺骨牌倒了第一张，随后一张张倒下去，直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

　　这是一个老故事了。1935年的某一天，在苏联访问的法国外长建议斯大林对境内天主教徒宽容一些，以换取教皇的好感。斯大林不屑地问：教皇，他有几个师（的军队）？教皇一个师都没有，他的一声“不要害怕”，现在回过头来看，却是宣告了专制政权的软实力和道德权威彻底破产的警敏号角，并预报了苏俄帝国的终将瓦解。所以“西方势力”不在乎修一条可供俄国装甲部队使用的高速公路。一时输赢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看来“西方势力”相信历史的“理”在他们一边。

　　车离华沙。看着那些处于拆迁之中的工人新村旧楼房，不知里面的工人现在生活如何？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可以骄傲的。与这些苏式大火柴盒一起倒下的，还有一个曾经不可一世并严重威胁过中国的大帝国。

（2008年3月23日写于复活节）

[德国之声]通货膨胀威胁中国稳定

德语媒体 2008.04.02
通货膨胀威胁中国稳定

全球食品供应形势告急，食品价格不断攀升。联合国世界粮食组织预计，今后十年内，这一发展趋势将持续下去。柏林日报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原因：

"主要原因之一是居高不下的原油价格，运输、农药生产和机器使用的费用都随之上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替代物、取代价格高昂的地下能源时，把希望寄托在由农产品提炼的生物燃料上。但是，把玉米或大豆转化为生物燃料直接减少了食品供应量，另一方面，种植这些能源植物，间接占用了小麦、谷子或蔬菜的种植用地。

因气候变化而增多的酷热、干旱、暴风和洪水等极端天气进一步抬高了食品价格。如粮食出口大国澳大利亚长期干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出口减少；肯尼亚遭遇洪灾，政府不得不增加食品进口。几乎全球各地都有天气造成的类似灾害。另一个原因是印度和中国等兴旺国家经济发展，生活的改善改变了那里的饮食习惯：人们的肉食增多，但一公斤猪肉需要三公斤、一公斤牛肉甚至需要七公斤粮食饲料。"

新苏黎世报谈到全球粮价暴涨时说，泰国大米价格最近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印度开始限制大米出口。该报接着谈到粮食生产的形势对社会安定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和工业区吞噬了农业地区。只要看一下中国传统的大米产区长江三角洲的宝贵农田被改作它用的情况，就可以得到中国农业已大伤元气的印象。此外，还有水土流失和耕地使用过度的问题。在印度和中国，这一切都与不合理使用杀虫剂和化肥有关。

通货膨胀在中国历来就是政治动荡的前奏

出自文化和历史原因，亚洲社会都注重储蓄。中国和日本的储蓄率名列前茅。在十年前还用现金购买房地产的印度，储蓄也成了一家之主的美德。这就意味着，亚洲人对通货膨胀会作出特别敏感的反应。

对上升的中产阶层来说，如果价格上涨，他们可以节省日常消费以外的购物支出，但对于下层居民来说，物价上涨成了真正危及他们现有生活水平的因素。这一发展趋势将导致广泛不满。中国没有法制国家的安全阀，政府以'受命于天'的名义掌握政权，所以通货膨胀在中国历来就是政治动荡的前奏，上一次就发生在八十年代末。动用前所未有的大量外汇储备也许是一条出路，但这只能暂时止痛，只能短期内掩盖问题。"

[存]还记得昂纳克吗？

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会晤昂纳克
(1987.09.08)

还记得昂纳克吗？

——民主德国往事——

胡 —— 平

一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去民主德国，因为经费所限，许多人乘火车。由北京出发，经过莫斯科到柏林，一路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得走九天。从车窗看去，当时外蒙古比内蒙古好，在内蒙“风吹草低看牛羊”的景象很难看到了，草场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在外蒙却能够看到。进入前苏联境内，漫长的西伯利亚，无际的贝加尔湖，童话般的白桦林和色彩层次丰富的大森林……自然景观又明显比蒙古赏心悦目。

从莫斯科到东柏林，又上了一个坡度，即从工业化程度、人民的福利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东德明显要比苏联强。在上世纪70年代，东德已进入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很多设备引进来自于东德，如医疗器械设备、机械设备、挖土机、重型柴油汽车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对于人民也并不是贴在墙上的纸太阳，住房分配，看病免费，小学、幼儿园吃住全包，第一线的优秀劳动者送去海滨疗养，妇女生孩子后享受好几个月的产假……

倘若这个中国人日后不再去联邦德国，即西德，他的世界之旅到东德就画上了句号，对于一个不久前才从动乱与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人，东德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了。他会去想，咱们国家发展到这个水平还得要多少年哪……

虽然过境方便，许多西德人却不愿到东柏林来。东德政府有个强制性规定，如果西德人到东德，必须一比一的兑换25东德马克。在黑市的汇率却是一比四、一比五。对“社会主义阵营”来的人，则不实行这一规定。因此，对当时来访的中国学者而言，去东柏林至少有一个好处，东德的出版业十分发达，书籍印制精美，倘若用黑市兑换来的钱去买书，这边的书很便宜，特别是工具书。

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当时东德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后者的眼光却不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比，而是和紧邻的大哥西德相比。

在靠近边境处，西柏林有一家很有名的七层楼的“KEDEWE” 的购物广场，至今大约还是德国最大的，它可能是有意识针对东德人开的。其巨丽闳大、流光溢彩又剔透玲珑，处处显示着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匠心。其品种齐全，荦荦大观，无以复加，以六楼的食品柜台为例，陈列着五百种面包，一千种香肠，一千五百种芝士！其商品可谓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有许多商品，样式之精巧，色彩之绚丽，会让人以为这决非人力所能制造，而以为它们是假的，是一些用塑料等什么材料做的仅供陈列的玩意……

到西柏林旅游的人，除了看著名的柏林墙，少有不到这里来参观的。

让东德老百姓不满的，相形之下，其原因之一有商品的陈旧、单一，以及日后在日常生活大件上，如燃料、电力、汽车、住房等方面，日益凸现的供应紧张。

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百分之三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东德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比西德落后。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人。在1981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至今仍是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全方位开放判如霄壤，除了一条通向“经互会”的狭长的红色脐带，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封闭。

二

1961年8月12日凌晨。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的大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东德士兵只用了六个小时，就在43公里长的边界线上筑成一道用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13日中午12点37分，以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柏林正式被分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柏林墙耸了起来，以至许多西德人也被阻隔在墙的东边，无法回家。

次日上午，许多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亲人投掷他们的通行证、身份证，好让他们回到西德来。这些证件大部分扔到了东德人手里，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混在回去的西德人中到了西柏林。

为了防止东德人偷渡，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160余公里。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300多个观察炮楼，22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250余只警犬。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

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到“狼穴”里去。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救命，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青年抬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惊水不跳地挖了六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公分。这隧道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亲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

德国一向以机械设计与精密制造闻名于世。在柏林墙逃亡中，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民高超的技术水平。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用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和导航、压缩气体等装置，在家里造出了一艘只能乘一个人的小潜水艇。其质量应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了在水下航行超过5个小时后，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该青年高技术含量的逃亡过程，使他一上岸后即成了名人，许多家机械公司竞相聘用他为设计师。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作，此前两个家庭关起门来进入“学习型社会”，从材料学、工程学，到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由自学成才到投入实践，前后用了数年时间。

据说这只可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东德警察发现了，有密集的子弹射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子弹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着了。但他们担心驻东德的苏联空军出动，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情急慌忙之中，这一“紧急降落”，谁也摸不准方向，降落的地点也无法确定。当气球终于落在了地面上，他们谁也没有勇气走出吊篮，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天祈祷。

有军人向气球走来，他们对这八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联邦德国的领土。”

三

社会生活中，还有一道道无形的柏林墙。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stasi），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职责主要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维护国家政权；对外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当时苏联的情报组织“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西德和美国的情报侦察。

“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案。“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

通过跟踪、监听、审讯，前东德国安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原子弹的袭击。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但用人工手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甚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话是：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
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
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
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
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按相同的笑话苏联也一样流行。]

…………

过境东德，一个外国人常常能看到、听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如边境线上由东德千家万户的屋顶上伸出来的一片片电视天线，九个藏在小汽车的引擎盖里逃亡西柏林的东柏林人身上仿佛没有骨头，像可以随意变形的橡皮泥，将身体一点点地塞进引擎与前盖的空档中……

不必亲眼目睹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倾塌，早在1983年，一个过境的外国人就可能产生某种日后日趋清晰的预感。

民主是会大面积传染的，尤其在同一种语言区，传播速度将会更加惊人。而对自由的向往，则具有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力量。

四

埃里希昂纳克的感觉还比不上东德境内的一个匆匆过客。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他，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近二十年里，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社会成了一条被既得利益集团牵着的牛，牛到处找凉快地方卧下，懒洋洋地反刍，而这地方必定是旧体制盘根错节之处。

1987年5月，是柏林建市750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个日子，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就是冲着苏联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乱七八糟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1988年底，昂纳克仍热衷于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话语：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民主德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列主义领导、工农政权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下，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

他从骨子里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们是一颗定时炸弹上的引信。他只讲“革新”，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为着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

次年10月，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

昂纳克当时有些神思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和昂纳克
在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四十周年国庆阅兵式上
(1989.10.07)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的断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 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

接着，曾经创造了短时期高效率的民主德国，不得不落下自己的帷幕，等着强大的邻居过来打扫这个破败不堪的剧场。

1990年10月，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昂纳克涉嫌于1961～1989年间200名东德人越境被打死事件。

次年3月13日，昂纳克被秘密送去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德方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被引渡回国受审，但因患癌症，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两年后，病死在异国他乡。

昂纳克给德国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他在法庭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民主德国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光辉成就，并在狱中宣布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民主德国留给我的最后印象，诚如一位叫G. Arbatov的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对前苏联时期的一个观察，我们只需要将“苏联”两个字换成“东德”就可以了。它的大意是：

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将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与积极力量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勃烈日涅夫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巨网，就是要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唯一的使命，就是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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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昂纳克系列emule下载

[史料]海外网民高度评价中国独特高效的政治体制

按：1987年5月，是柏林建市750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个日子，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就是冲着苏联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乱七八糟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 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

——见《还记得昂纳克吗？》

柏林墙倒塌前夕的DDR四十周年之际，昂纳克还宣称：大量西德居民不堪资本主义的压迫涌向DDR……的确是时候了。


海外网民高度评价中国独特高效的政治体制

2008-04-02 11:34:29　来源: 中国日报网站 环球在线网

http://news.163.com/08/0402/11/48H7I50J0001124J.html

中国日报网和环球在线网综合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迈入30周年的重要之年。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作为对外介绍宣传中国、让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认知中华民族、感知中华文化的国家重点英文网站，中国日报网年初在其英文论坛上发起了海外网民“我眼中的中国”全球英文网民互动对话活动。下面是网站收集到的一些海外网友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讨论和见解。

○ 美国网民raymound:

中国政党制度具有优越性

中国的政党制度不会面临执政党改选，所以就不会出现因为政党经常变更而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的问题。中国的政党制度能确保政府在经济、外交、政治、贸易等政策的持续性。1978年来中国连续30年取得的年均10%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没有特别的“高潮和低谷”就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奇妙之处”。

当你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自己任期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度。如果一个政策是在与同僚们仔细切磋和研讨后做出的一个合理决策，那么你很清楚，这项政策在未来肯定会付诸实施。另外，如果你意识到某项政策可能无效或有误，那么你不需等到下次选出来的人来纠正它。

如果一国的执政党经常更换，那么这些政党就有可能不负责任，就会不可避免地将政策改来改去。一个国家若想在21世纪获得成功，就必须保持各项政策的连贯性。中国政党制度和政策持续性正在创造全世界人民都渴望的东西——那便是富裕和稳定。中国用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了比其它国家更大的成绩，这让世界刮目相看。

○ 澳大利亚网民zglobal:

中国有聪明的领导和睿智的政府

根据中国现在的国情，如果有人建议实行多党制，是十分愚蠢的。这表明，这个建议者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十分幼稚。在我看来，两党制并不会带来任何帮助。世界上两党制国家所谓的政党都是受到各种大的利益团体、金钱和背后的权力所控制的。选民只是个工具，“从两个白痴中选择一个”，但对他们想做的事没有任何好处。

每个人都很清楚中国现在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有很好的领导。中国正在高速向前发展，世界上没人能否认这个事实。

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一党执政发挥了很好的效用。这在世界近代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我向邓小平先生致敬！他的卓越远见促使了中国今日的发展。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中国的领导人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领导，他们对中国的穷人或者说“弱势群体”十分关心，他们将国家前途放在了个人利益之上，那么他们将会创造什么样的未来呢？或许连他们自己目前都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或者党派之上。相比之下，某些高举民主旗帜的政党却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和政党的得失。我相信中国政府正在创造全新的政党执政模式。

我想说的是，中国有着非常强大和睿智的政府，在这个时期，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也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充满期待。

○ 马来西亚网民Mark:

负责任的政府全心全意谋发展

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破坏了人们的价值观。中国很好地处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稳定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并给她的人民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和无尽的机会。看得出来，中国目前的政府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政府，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都在全心全意为她的人民和民族的远大未来而辛勤工作。还清楚地记得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深情的说：为了中国人民，他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已证明：中国没有让政治标签——姓资还是姓社——妨碍她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和人民的发展事业上去。在邓小平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号召下，中国正在建立一种全新的和平发展模式，她的持久繁荣将造福亚洲和世界。

○ 加拿大网民Susan:

人民感觉政府为他们谋利益

一个国家政府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如何看待这个政府。至少中国人民感觉他们的政府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和未来着想，是真正代表他们的政府。而对于中国应该有什么类型的政府，不少外国人也许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但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最重要，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管理中国都必须体现民意。

中国已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互联网的繁荣给中国政府的执政带来了全新的机会。这得益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互联网成功的管理。政府领导人从网络论坛里可以及时获悉人们都在谈些啥、都在抱怨什么议题，对各级政府人员的工作都有啥批评、啥建议，同时也能了解人们对国家未来都有哪些期待。抓住了民意，就能让政府更好决策，同时领导人也能从那些优秀网民那里听到真知灼见。在中国一党执政的环境下，互联网的普及和完善会对政治的健康发展取到奇妙的作用，同时也会使中国政府的工作效力变得“事半功倍”。

○ 美国华侨网民observer：

中国敢于拒绝照搬外国政治体制

同北美某个超级强国的领导人不同，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完美的政府形式在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正是这些年来推动中国政府有组织地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和创新的内在因素。

但是，那些恶意批评中国经验的人永远不会承认中国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政体形式。他们不能容忍中国敢于拒绝照搬他们国家的体制。这些人顽固认为他们的体制才是人类的智慧。在他们看来，拒绝仿效他们就是一种“异端”。

正当他们诋毁中国改进自身治理制度的努力的时候，他们自身标榜的“完美民主”却像古罗马帝国一样分崩离析。金钱是他们政治制度里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钱，整个拉票参选的过程根本没法实施。总统选举人都得依靠“大方的捐献者”。

当然，这些捐献者捐献金钱并非出于慈善目的，他们当然希望他们的投入得到回报。这就是为什么在华盛顿的游说者有如此大的权力。那么，到底这个政府真正代表谁？那些投票的选民还是那些捐献了好几百万、好几千万美元的大亨？个人投票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教训，两个政党都很清楚如何来操纵民意。钱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媒体帮你说话。而越多的媒体帮你说话，就会有越多的选民投票给他们相中的候选人。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揭开一切宣传面纱背后的所谓民主。 (本文来源：中国日报网站 环球在线网 )

陈志武：中国会发生经济衰退吗？

前言：据统计，最近四个月美国股市下跌7%左右，美国国内议论纷纷，次级贷危机之论连出租车司机都在讨论。经济衰退仅仅是大洋彼岸的事情吗？东莞企业倒闭；韩国企业逃跑；工厂裁员；物价上涨；投资过热、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沪指最近四个月已经重挫35%……所有这些，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经济也将出现衰退？当然只要你一口咬定，你完全可以说拍着胸脯说中国经济没有爆发危机的可能，就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说的那样。而在春节之后，中国股市历史罕见的暴跌，大概能显示某种更加真实的心理。好在温家宝总理早已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给大家吹风“08年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一年”。让我们拿出勇气面对这些“困难”吧。

中国经济问题爆发出来会很严重

南都周刊：你觉得中国未来假如要出现经济衰退，会从什么地方爆发？

陈志武：我曾经参加一次讨论，世界各方面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发展什么时候会出现终端甚至倒退，我预言中国如果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可能从股市崩盘引发。

南都周刊：我记得从小受教育，说美国社会有经济危机的特征就是，资本家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穷人想买又买不起，结果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阴沟里，也不给劳苦大众，这大概是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特征吧。

陈志武：中国房地产方面的情况和这个简直就太相似了，一边是房子卖不出去，银行银根又收紧，开发商硬抗着，另一方面老百姓又买不起房子。而更主要的问题是，美国20年代和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一片乐观情绪中却尚没有建立社会福利安全网络。那时候的美国被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一战以后和平繁荣的时代，技术革命，无线电、飞机、汽车，工业化深度发展。当时美国社会信心空前，觉得没有任何理由，经济会衰退。那时候从1921年到1929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从60点涨到400点。

那时候随着高速公路网络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美国在二十年流动劳动人口非常突出，这带来原有依靠亲族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而同时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这点上和中国现在的状况非常相似。这种社会一旦证券市场出现崩盘，造成人民资产损失，那会是非常可怕的，会让人民陷入绝望。后来美国70年代，1987年、2000年都出现过重要的金融转折点，但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有危机也较容易度过，更很少听过那种跳楼的情况了。我觉得关键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商业所提供的较为成熟的基本保障网络发挥了作用。而中国现在的公共保障体系和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更相似一些，这就注定了，我们一旦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伤害会非常强烈。

南都周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假如危机爆发的话会从股市崩盘来体现呢？

陈志武：经济危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但假如在中国爆发，我推测会以股市作为触发点，最后引起全局性矛盾爆发，整个社会的信心和信用崩溃。因为股票市场是中国现在参与和影响面最为广泛的市场。尽管房产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更加直接，但它有地方色彩。而股票市场提供了一套跨越全国的无差异的同步价格系统，它所显示的影响力也最具有跨地区性，证券市场造成的危机，可以在同时被全国各地所感受到，损失也很容易量化被评估出来，它一旦出现危机，所造成的恐慌，会比其它任何市场出现震荡更可怕，最可能在同一时间触发社会全局性危机。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真的发生，那种大动荡最遭罪的还是老百姓，但危机的阴影却是现实存在的。

南都周刊：最近美国出现了次级贷危机，它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会有多大？

陈志武：有些影响是肯定的，因为美国大概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开放的，它的次级贷风险很多被全世界分摊了。这就是全球化的威力，美国经济好对全世界都是利好，美国经济不好，对全世界都是坏消息。但次级债对中国的影响也没有多大，我们当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级债上，我们应该说主要还是面对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比美国次级贷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换给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这样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

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问题，不过和美国的问题相比，可怕的是，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任的利益集团往往即使很清楚也会因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缺乏足够的意愿去解决它。这个问题逐渐爆发出来以后的影响会比美国次级贷严重得多。刺激经济要让老百姓自己花钱。

南都周刊：美国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经济，比如说这次退税，给每个家庭发大红包，好像有民主党政府的色彩。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前些天到书店一转，发现中国书店的书架上介绍凯恩斯的书突然多了起来，也许能反映一种当前思想倾向。

陈志武：美国这很正常，当下虽然小布什是共和党，但议会民主党占主导，但至于凯恩斯主义，我觉得中国不能乱搬，中国和美国的情况还不可比，美国出台社会福利和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毕竟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迫切需要刺激经济，但要提凯恩斯主义语境是不吻合的。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不该它管的事情又插手太多。当年美国政府税收水平很低，是典型的小政府，在1920年的时候，整个美国政府的财税收入才54亿美元。而今天中国政府的问题是它已经太大，太有钱了，它直接作为大量公共资产的所有者、经营者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它大扩张必然造成加剧扭曲市场规则，并进一步帮助政府聚敛财富，更加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反而加剧危机。中国当前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和潜在危机和美国20年代的“小政府”不一样，是由于政府手中掌控了过多的财富和资源，从而扼杀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社会活力。

南都周刊：前些天我和崔之元讨论了他的政策建议，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你觉得这个建议可以促进财富向人民手中转移么？

陈志武：叫什么基金会不重要，就叫中国基金也可以，关键是落实人民的监管，确保把红利分给人民。这事筹备需要时间，当务之急不妨就学美国，直接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这操作起来并不困难，而且中国现在也迫切需要刺激经济，宜早不宜迟。

南都周刊：有人理解的刺激经济也可以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扩张，搞一些大投资，上一些大项目来拉动经济，而不是把钱分给老百姓。

陈志武：对中国来说，这是毒药，看上去政府也会花钱，但政府花钱的思路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政府掌握了钱，除了加剧它的腐败以外，它的驱动机制，决定了会促使它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中国如果再这样下去，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更加严峻。而钱在老百姓手里，老百姓优先考虑的当然是民生消费。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南都周刊：你说的这些道理非常朴素，但是在国内人们听到的很少，上回有一个上海政协委员，提议给每个中国老百姓分红1000块，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闻所未闻，这让我们想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出了问题。这次两会上我还看有政协委员提议：“美国对损害臭氧的化学品征收如汽油税、拖车消费税、轮胎税、开采税、固体废弃物处理税、二氧化硫税等；荷兰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种主要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超额粪便税、狗税；波兰是发展中国家，但它从1989年起到目前已经对几百种污染物征收污染税……”这些话好像也都没错，但对比中国的财政收入水平，让人百感交集。

陈志武：可惜啊，中国的很多学者，我真是觉得头大，他们也经常去国外，但他们全带着放大镜，在发达国家找，人家有什么中国还没有的税种，一找到就欣喜若狂地回国汇报，说按照国际惯例应该开征什么什么税。但从不回来宣传宣传，人家按国际惯例，政府在什么程序下才有权力征税？老百姓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和权利？政府的财政如何受到公众监督，并让公共财政为公共利益造福？

出路在于把土地权益还给农民

南都周刊：除了眼下分红降税，你还有什么想法认为可以作为中国超越这一次潜在经济危机的出路？

陈志武：虽然危机非常严峻，但我觉得我们还有战胜危机的充分条件的，关键看政府有没有决心推进市场化，我想到的最可行的是让农村土地实现可交易，给农民以稳定的土地和宅基地产权。

南都周刊：你考虑的依据是什么？

陈志武：我研究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感触，中国当时经济问题其实也非常严重，很多不良资产，但为什么一些比中国情况好的国家都受打击很大，而中国能挺过来？中国经济的封闭性是一个原因，而有一些总结的所谓中国经验我觉得是胡说，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却被忽略，那就是恰好在那时中国放开住房这个市场化口子。

这个政策和过去相比就知道意义有多大，在此以前的中国人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国有资产，但实际上几乎是一无所有。在住房方面也一样，城市居民住的都是单位的房子，你只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出让权或者控制权。如果不是领导批准，你也没有换房子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你也不拥有住房的产权，不拥有你自己的“家”，无法转租，无法抵押，无法受益。再往前连结婚也要领导批，你甚至连自己人身权都没有。在当时搞住房市场化也可能是有政府卸包袱的考虑，但它客观上使得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了资产，房子成了你的资产，你可以从中受益了，由此拉动了消费和内需。

而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和住房改革前国家对于住宅的控制非常相似，每个农民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集体资产”，但实际上掌握在村支书、村主任手里。农民没有对这个资产的交易权，自然也就没有收益权。所以今天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了一份财产性收入，而农民只能靠卖苦力生活，这就是中国当前农村和农民贫困和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制度性根源。

而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不仅使农民具有了财产性收入，激发他们对土地的投资热情，而且还会促进城乡人口根据偏好双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拉动内需和消费。可以预想，假如中国开启这个过程，逐步完成农民土地权利的确认，带来的动力，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目前中国发展不协调带来的经济危机阴影，而且一定会带来一拨持续的强劲增长。

南都周刊：你觉得这个道理有关方面能够接纳么？

陈志武：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对全社会都有好处，当然这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过去他们习惯于以公家和集体的名义，用极低的价格掠夺农民的土地，然后在土地市场上牟取暴利，假如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他们这么做就难了。

美国吐蕃文化中心主持阿嘉-洛桑图旦接受V/O/A专访

阿嘉·洛桑图旦久美嘉措Arjia rinpoche仁波切是藏传佛教六大寺之一青海古本寺（中文:塔尔寺）的住持。尊者出生於青海省海宴县。两岁时被十世班禅大师认证为第八世阿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1952年在宗喀巴大师诞生之地——塔尔寺，举行座床典礼，成为第九世阿嘉仁波切。

阿嘉·洛桑图旦是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的寺主。

阿嘉·洛桑图旦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阿嘉·洛桑图旦在1998年出走，现居于美国，并致力于佛法的修学和指导。

[转]中国房市出现崩溃前兆 类似日本泡沫经济

日本《富士产经商报》3月31日报道说，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正在出现崩溃前兆。上证综合指数在最近5个月时间内下跌了约40％，其下跌速度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时相似。在房地产方面，香港周边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异常变化。

报道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除了因美国次贷问题导致对欧美经济前景的担忧以外，还由于中国政府加强了金融紧缩政策。在中国，“8月的奥运会之前房价一定还会上涨”的看法曾占支配地位，但最近以来，悲观看法正在扩散。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深圳市，2007年下半年房地产交易额已经降到了高峰时的六分之一。深圳与香港相邻，从香港市中心乘地铁至此约需1小时。一位当地房地产公司的女员工说：“以前都是有钱的香港人来买房子，但现在都不来了。”

报道称，投资者的失算之处在于低估了政府的金融调控力度。中国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月增加了8．7％，创下12年以来的新纪录。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抑制通胀是最重要的问题。

[转]3月14日之前发生了什么？

唯 色

今年的3月14日已经有了另一个名字：“3•14事件”。对于全躲地来说，从此又多了一个敏感的日子。中国中央电视台就这一事件制作的专题片在反复播放，用一种很意外、很气愤的语气，一开头就从这天说起，给外界制造的印象是，近日来，东躲各地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系列事件始于这天。换句话说，中国正在给世界讲的故事是：3月14日，少数东躲人突然发疯了。

就在3月14日之前，东躲的PCC官员还在北京的“两会”上宣称“现在是东躲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但也就在3月14日之前，逻些接连发生了上千僧侣和平请愿却被当局派遣的军警阻拦并围困寺院的事件。这是从3月10日开始的。这也是东躲历史上最悲壮的纪念日，四十九年前，无数躲人起来反抗占领东躲的PCC，被武力镇压，随后老佛爷与数万躲人背井离乡，流亡他国。3月10日因此是躲人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PCC如临大敌的日子。每年的3月10日都有躲人被抓、被打，投入监牢。很多人获罪的原因不过是用声音喊出了内心的愿望。

所谓的“3•14事件”绝非突然爆发。根据从各处汇集的真实消息，我在我的博客上，就东躲各地于3月10日之后发生的大事做了简短的记录，如：

3月10日，逻些哲蚌寺500名僧人和平请愿，被当局军警殴打、使用催泪弹等，有数十名僧人被抓；并且将寺院围困至今，停止供水、关闭周边饭馆，使得寺院僧众生活陷入困境；大昭寺前有14名色拉寺僧人举雪山狮子旗抗议，被当局警察殴打、逮捕，许多躲人目睹惨景，哀求警察住手，有躲人为此也被逮捕。3月11 日，逻些色拉寺600僧人和平请愿，被当局军警殴打、使用催泪弹等，有僧人被抓；并且将寺院围困至今，停止供水、关闭周边饭馆，使得寺院僧众生活陷入困境。色拉寺周边许多民众赶至寺院，哀求武警勿要虐待僧众。3月12日，逻些哲蚌寺两位僧人割腕，色拉寺僧人绝食抗议。3月13日，逻些甘丹寺数百僧人、曲桑寺150多尼众欲赴逻些市和平请愿，被当局军警围困至今；逻些著名的三大寺等寺院被当局关闭。3月14日上午，逻些小昭寺近百僧人游行抗议连日来对哲蚌、色拉等寺院的镇压，被当局警察阻拦和殴打……

所以，必须要从3月10日说起，甚至必须要从每年的3月10日说起。而中国官方媒体绝口不提3月10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更绝口不提当局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僧侣们做了什么。僧侣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佛法僧三宝之一，躲人从来都待僧侣尊敬有加。然而，PCC不但在历来的宣传上污蔑僧侣是“寄生虫”，强令僧侣与精神领袖老佛爷划清界线；当东躲的僧侣们像缅甸的僧侣们那样和平地走出寺院，和平地发出诉求，和平地静坐地上，反而遭到的却是殴打、逮捕和围困。当东躲民众目睹发生在自己眼前的暴行，当然会引发愤怒和积怨，爆发如今已是举世皆知的大抗议。这便是“3•14事件”的来龙去脉，容我简单讲述，为我躲人申诉。

2008-3-25，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躲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新近湧現的辯證法大師

对答如流

some former bullogger
2008-4-1 23:28:39

全国政协新任委员毛新宇博士答中新社记者：

“奥运会也是中国外交的途径和手段之一，可以为中国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有些国家企图抹杀奥运会的体育性质，把它当成政治筹码，这种做法绝不会成功。”

谈话过程中，毛新宇的语气铿锵有力，不时挥动手腕，甚至认为某些记者的提问不够尖锐， “我当几十个大学的客座教授，那些学生的提问更难回答。”

一封書

英文版見：http://www.tibetopenletter.org/

譯者不詳。
這封信的内容對西苑諸公來説似乎深了點。


關心近日吐蕃危機的吐蕃研究學者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蝴婂嬦的聲明

蝴婂嬦主席
中南海，西城区，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尊敬的主席先生：

最近这两周，世人目睹了在吐蕃高原各地爆发的抗争。虽然大部份的抗争起先都是和平的，随之在后的镇压行动却常流于严苛暴力，导致了到目前为止以蕃族为主的人数不明的逮捕与为数众多的人员伤亡。事态如此发展所引发的全球性关注及焦虑可想而知。作为学者，我们研究的吐蕃文明不只是一个学术课题，“她”更是一个人群的文化特质与活生生的经验实体，也是世界文明中珍贵的一员；我们因此对当下的情势特别忧心。在此，我们对无辜汉蕃人民的伤亡表达沉痛的哀悼。然而在吐蕃地区我们熟悉的许多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恶化，悲剧正在发生。就在我们起草此信的同时，针对和平抗争参与者的逮捕、枪击仍在继续，当局对他们的指控却趋于笼统，缺乏明确的法律程序并罔顾其基本人权；其它无数民众则被迫重复政治口号，否定他们的宗教领袖。

眼前发生在吐蕃的这些事情使我们不可能继续保持缄默。从当前的情况看来，当局着力的，似乎是在与中国内地及世界隔离的蕃区继续压制不同的政治意见。但是，蕃人受压抑的不满由来已久，他们最近的发声不是当局现在的做法能够消除的。作为学者，我们特别重视言论自由。违反此一基本自由，并将中国政府不想听见的声音定罪只会适得其反，增长而不是降低动荡及冲突。

没有人愿意在他自己的生活里，身受蕃人所面临的种种表达和言论上的限制。所以，问题不在蕃族人民对这些限制的抗拒，也不在他们最近表达出来的心声。反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听见并响应他们的声音。把最近吐蕃民情的不安归咎给老佛爷，正说明了中国政府仍然在避回避本身的政策失败——尽管后者才是民心不满的真正肇因。继续妖魔化老佛爷，不但令您领导的政府难以见容于国际舆论，更只会增长吐蕃人的愤怒离心。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吐蕃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议。这一次的事件已经在中国境内域外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我们在此诚恳地支持在3月22日提出“12点意见”呼吁书的中国作家与知识分子群。

并此，我们呼吁当局即刻停止使用武力对付中国境内的吐蕃人民，立即停止对吐蕃不同观点的各种形式的压制；我们同时呼吁您所领导的政府，明确落实国际社会共同接受的人权规范，赋于吐蕃人民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应有的言论自由。

200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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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Luc Achard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巴黎)
Agata Bareja-Starzyńska (Warsaw University/華沙大學)
Robert Barnett (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
Christopher Beckwith (Indiana 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
Yael Bentor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希伯來大學，耶路撒冷)
Henk Blezer (Leiden University/萊頓大學)
Anne-Marie Blondeau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高等研究實踐學校，巴黎)
Benjamin Bogin (Georgetown University/喬治敦大學)
Jens Braarvig (University of Oslo/奧斯陸大學)
Katia Buffetrill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高等研究實踐學校，巴黎)
José Ignacio Cabezó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
Cathy Cantwell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學)
Bryan J. Cueva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Jacob Dalton (Yale University/耶魯大學)
Ronald Davidson (Fairfield University/費爾費爾德大學)
Karl Debreczeny (Independent Scholar/獨立學者)
Andreas Doctor (Kathmandu University/加德滿都大學)
Thierry Dodin (Bonn University/波恩大學)
Brandon Dots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倫敦)
Georges Dreyfus (Williams College/威廉斯學院)
Douglas S. Duckworth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北卡羅萊納大學)
John Dunne (Emory University/埃默里大學)
Johan Elverskog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南衛理公會大學)
Elena De Rossi Filibeck (University of Rome/羅馬大學)
Carla Gianotti (Independent Scholar/獨立學者)
Maria Gruber (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na/應用藝術大學，維也納)
Janet Gyatso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
Paul Harrison (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學)
Lauran Hartley (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
Mireille Helffer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巴黎)
Isabelle Henrion-Dourcy (Université Laval, Québec/拉瓦爾大學，魁北克)
Toni Huber (Humboldt University , Berlin/洪堡大學，柏林)
Ishihama Yumiko (Waseda University/早稻田大學)
David Jackson (Rubin Museum of Art, New York/魯賓藝術博物館，紐約)
Sarah Jacoby (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
Marc des Jardins (Concordia University/康考迪亞大學)
Matthew T. Kapste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芝加哥大學；高等研究實踐學校，巴黎)
György Kara (Indiana University/印第安那大學)
Samten Karmay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巴黎)
P. Christiaan Klieger (Oakland Museum, California/奧克蘭博物館，加利福尼亞)
Deborah Klimburg-Salter (University of Vienna/維也納大學)
Leonard van der Kuijp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
Per Kvaerne (University of Oslo/奧斯陸大學)
Erberto Lo Bue (University of Bologna/博洛尼亞大學)
Donald Lopez (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歇根大學)
Christian Luczanits (University of Vienna/維也納大學)
Sara McClintock (Emory University/埃默里大學)
Carole McGranahan (University of Colorado/科羅拉多大學)
Ariane Macdonald-Spanien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高等研究實踐學校，巴黎)
William Magee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Taiwan/大法鼓佛學院，臺灣)
Lara Maconi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Paris/國立東方語言和文明研究院，巴黎)
Dan Martin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希伯來大學，耶路撒冷)
Rob Mayer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學)
Fernand Meyer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高等研究實踐學校，巴黎)
Eric D. Mortensen (Guilford College/吉爾福德學院)
Paul Nietupski (John Carroll University/約翰·卡羅爾大學)
Giacomella Orofin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那不勒斯東方研究大學)
Ulrich Pagel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倫敦)
Andrew Quintman (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
Charles Ramble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學)
Françoise Robin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Paris/國立東方語言和文明研究院，巴黎)
Ulrike Roesler (University of Freiburg/弗萊堡大學)
Geoffrey Samuel (Cardiff University/卡迪夫大學)
Kurtis Schaeff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弗吉尼亞大學)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University of Lausanne/洛桑大學)
Peter Schwieger (Bonn University/波恩大學)
Tsering Shaky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Nicolas Sih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弗吉尼亞大學)
Elliot Sperling (Indiana University/印第安那大學)
Heather Stoddard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Paris/國立東方語言和文明研究院，巴黎)
Robert Thurman (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
Takeuchi Tsuguhito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神戶市外國語大學)
Gray Tuttle (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
Emily Yeh (University of Colorado/科羅拉多大學)
Ronit Yoeli-Tlalim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倫敦大學學院，倫敦)
Michael Zimmermann (University of Hamburg/漢堡大學)

以及更多在綫簽名：http://www.tibetopenletter.org/



A Statement by Concerned Tibetan Studies Scholars on the Current Crisis in Tibet

President Hu Jinta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ongnanhai, Xichengqu, Beijing Cit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ar Mr. President,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two weeks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an outbreak of protests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followed in most instances by a harsh, violent repression.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these protests have been peaceful. The result has been an unknown number of arrests and the loss of numerous lives, which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Tibetan. This has understandably triggere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anguish across the globe. As scholars engaged in Tibetan Studies, we are especially disturb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The civilization we study is not simply a subject of academic enquiry: it is the heritage and fabric of a living people and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cultural legacies. We express our deep sorrow at the horrible deaths of the innocent, including Chinese as well as Tibetans. Life has been altered for the worse in places with which we are well acquainted; tragedy has entered the lives of a people we know well. At the time this statement is being written, continued arrests and shootings are being reported even of those involved in peaceful protest, the accused are being subjected to summary justice without due process and basic rights, and countless others are being forced to repeat political slogans and denunciations of their religious leader.

Silence in the fac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Tibet is no longer an option. At this moment the suppression of political dissent appears to be the primary goal of authorities across all the Tibetan areas within China, which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But such actions will not eliminate the underlying sense of grievance to which Tibetans are giving voice. As scholars we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violation of that basic freedom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ose sentiment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inds difficult to hear are counterproductive. They will contribute to instability and tension, not lessen them.

It cannot be that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refusal of Tibetans to live within restrictions on speech and expression that none of us would accept in our own lives.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what Tibetans are saying: it is a question of how they are being heard and answered. The attribution of the current unrest to the Dalai Lama represents a reluctance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cknowledge and engage with policy failures that are surely the true cause of popular discontent. The government’s continuing demonization of the Dalai Lama, which falls far below any standard of discourse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erves only to fuel Tibetan anger and alienation. A situation has been created which can only meet with the strongest protest from those of us who have dedicated our professional lives to understanding Tibet’s past and its present; its culture and its society. Indeed, the situation has generated widespread shock among people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as well, and we write in full sympathy with the twelve-point petition submitted by a group of Chinese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on 22 March.

Therefore, we call for an immediate end to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ibetans within China. We call for an end to the suppression of Tibetan opinion, whatever form that suppression takes. And we call for the clear recognition that Tibetans, together with all citizens of China, are entitled to the full rights to free speech and expression guaranteed by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accepted human rights norms.

[德国之声]为何中国人不理解西方批评？

德语媒体 2008.04.01

为何中国人不理解西方批评？

周一，恼晕火种从雅典空运到北京。德语媒体报道说，北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唯恐抗议的声音破坏传递恼晕圣火的“和谐”场面。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新闻报道的控制。南德意志报写道：

“本星期，恼晕组委会的先生们越过了反对PCC专制的人设置的障碍，赢得了完全良好的形象。他们通过举行持续不断的欢庆活动、通过中国国家媒体发表不完整的信息，达到了这一目标。加拿大新闻社对此进行了有趣的概括：对于中国报纸和电视来说，恼晕活动中根本没有出现抗议行为，甚至恼晕圣火点燃仪式上也没有发生人权活跃人士的干扰活动。为此，法国电视台要求欧洲广播联盟，应保证恼晕转播同步进行，不能因中国实行检查而拖延几拍播出。

从共产党政府的机关报中国日报的网页就可以看出，中国如何进行宣传。三月十日东躲动乱后，中国日报网页上只有片面报道，最近欧洲有关抵制恼晕的讨论在中国日报上也变了样子：准备不参加恼晕开幕式的外国政府首脑就象局外人一样被晾在一旁，而反对抵制恼晕的人、如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说的话则给予详细报道，但只字不提施泰因迈尔和欧盟其他外交部长一致要求中国与躲人精神领袖老佛爷对话并允许媒体在东躲自由报道一事。这也正是许多中国人不理解西方批评的原因。”

上周五，15个国家大使馆的代表应邀飞往逻些访问24小时。日报认为，这是一次严密组织的访问，目的是宣传中国官方对“三•一四”事件的看法。该报写道：

“外交官们与一所破坏近半的学校的教师和一些称为‘普通人民’的逻些居民交谈，这些人都被接到政府机关与外交官会见，会见时有若干官员在场。外交官们的印象是，东躲的干部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关注东躲的动乱’。

干部们对自己发布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不以为然。他们坚称佛爷集团‘支持暴力’，骚乱并非民族或宗教冲突，参加骚乱的只是一小撮‘窃贼和无业游民’。至于老佛爷为什么组织‘窃贼和无业游民’骚乱，政府方面的代表无言以答。

如此看来，目前的局势还会僵持下去。只要东躲的PC首脑张庆黎在位，就看不到这一状况能发生变化。张庆黎是有名的强硬派，PC教廷把他称为‘躲人的真正活佛’。”

(本文摘译自其它德语媒体，文中观点并不代表和等同于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