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废除另类疗法运动

　　作者：vergildedragoon

　　大约在本年(2009)一月中旬的时候, 美国总统奥巴马开放了为期三周的 "Citizen Briefing book". 美国人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把自己对政府的建议直接反映给总统. 每一个建议之下 有讨论区及投票区,

　　每一个使用者只能投一票. 正面票值十分,负面票扣十分. 在众多建议中,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的一名教授发难: 要求政府停止拨款给国家另类及补充疗法研究中心 (NCCAM). 这项建议几乎获得了一面倒的支持并得到了8940分的高分—几乎和伊拉克撤军同分.

　　建议原文如下:

　　Defun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Biomedical research funding is falling because of the nation's budget problems, but biomedical research itself has never been more promising, with rapid progress being made on a host of diseases. Here's a way to increase the available funding to NIH without increasing the NIH budget: halt funding to NCCAM,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This Center was created not by scientists, who never thought it was a good idea, but by Congress, and specifically by just two Congressmen in the 1990's who believed in particular "alternative" (but scientifically dubious) treatments. Defunding NCCAM would save at least $225 million, possibly more.
　　Defunding NCCAM would also provide a direct societal benefit. Practitioners of so-called "alternative" medicines constantly refer to NIH's support as a way of validating their practices and beliefs, most of which are not supported by evidence. The fact is that after >10 years, NCCAM has not yet found a single piece of positive evidence for any of these methods, which include acupuncture, "qi", homoepathy,
magnet therapy, and other treatments.
　　Any legitimate, promising medical treatment can be funded by one of the existing NIH Institutes. There's no need for a separate center for "alternative" therapies - but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NCCAM has become a last refuge for poorly designed, unscientific studies that couldn't get funded through the normal peer-reviewed process.
　　A useful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and the history of NCCAM can be found at http://www.quackwatch.org/01QuackeryRelatedTopics/nccam.html.
　　We can quickly save $225 million and move the funding into more promising research programs by eliminating NCCAM.

　　我将几个重点摘要如下:

　　--(正统)生物医疗会给人民光明的未来,但是需要更多经费

　　--NCCAM 从来没有被科学界支持过. 其成立完全是因为二名参议员大力推动.

　　--十余年来NCCAM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证据支持针灸,气, 顺势疗法, 磁疗及任何其他另类疗法的任何功效.

　　--NCCAM 已经成为不科学及不严谨的研究的避风港.

　　--把NCCAM 废除可以每年省下 2.25亿美元.

　　之下的讨论区就更精彩了. 几乎是人人对各式各样的另类疗法破口大骂. 针灸, 药草和顺势疗法是最常被攻击的. 有人认为针灸跟神创论同属无稽之谈; 有人指出NCCAM 根本是国立伪科学中心; 有人指出支持另类疗法的议员居然能当选, 说明了美国大众的无知; 甚至有一位医生说自从 NCCAM 成立之后他无时不视之为国耻, 在看到这项建议之后他总算知道科学界的良心仍然还在. 也有少数另类疗法的支持者为NCCAM 辩护, 统统被批驳的体无完肤.

　　事实上美国的科学界在1992年政府决定推动另类疗法研究之后就没有停止对各式各样另类疗法的批判 (当然也包含中医). 不断有知名科学家, 包括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Paul Berg, 美国物理协会会长 Allen Bromley, 写信给参众议员指出所有的另类及补充疗法都是伪科学,并要求政府废除 NCCAM. 2002 年美国著名怀疑论网站 www.quackwatch.com 的发起人 Wallace I. Sampson 终于正式发难, 他在网路上发表了 “Wh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Should Be Defunded”, 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回响.

　　那么为什么 NCCAM 的经费每年有增无减?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政治因素. 参议员 Tom Harkin 在过去20年内一直大力推动另类疗法, 而Tom Harkin基本上在美国人民评价中算是德高望重, 科学家们动不了他; 而因为顾虑到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 大多数议员基于选票考量, 也不愿为了这件事触怒移民. 但是在美国学术界里, 中医及其他另类疗法是迷信及伪科学是早就拍板定案的结论. 绝对没有甚么中医越来越被主流学术界接受或是中医将走向世界这种事情. 中医骗子们是典型的无知无畏而后无耻. 中医能在美国还能有市场是多项政治考量及角力的结果, 说有朝一日能够被学术界接受乃至于发扬光大根本是痴人说梦. 而且即使在Tom Harkin 这种元老级人物的护航下 NCCAM 每年的经费也只有 2.25 亿美元, 跟美国正统疗法的每年三百亿美金经费比起来根本不到百分之一, 说到底美国官员们仍然是相信科学的. 美国的普罗大众阶层是另类疗法的真正大本营.

　　今年奥巴马提出的 “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 (让科学回到它应有的地位) 让美国的科学家及其支持者在饱受保守势力以及新纪元思想打击后重新燃起希望. 不少科学家越来越敢大声挑战民意代表及利益团体, 这也是为何在六年之后, 全面停止另类疗法研究的呼声再度响起. 事实上因为NCCAM的研究经费不到正统医学经费的百分之一, 钱不是美国人真正关注的. 美国人真正关注的是确保科学的统治地位及在民间普及科学价值观, 因为科学理性是强国之道, 虽然世界上不少人不这么认为.

　　看看美国, 想想中国. 中国人民多数是贫穷的, 每年政府还要花费巨资研究中医, 扶持中医. 中国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理由站起来告别中医中药; 中国宪法里中医是被明文保护的; 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预科学; 中国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理由反对中医中药及一切的另类疗法, 让科学回到它应有的地位.

　　什么时候我华夏民族能够真正走向科学强国之道? 还是我们一定要作用中医易经照耀世界这种白日梦才配做炎黄子孙?

　　PS:

　　看看一些美国学者及医学生批判中医:

　　http://www.quackwatch.org/01QuackeryRelatedTopics/acu.html

　　Be Wary of Acupuncture, Qigong,
　　and "Chinese Medicine"
　　Stephen Barrett, M.D.
　　http://www.sciencebasedmedicine.org/?cat=8 一系列的批判针灸文章.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16/AR2009031602139.html

　　Washington Post 报导美国最近的废除另类疗法运动

(XYS20090509)

德国之声：记者无疆界创始人获09年度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

亨利·南恩是德国新闻杂志《明星周刊》的创办人。位于汉堡的以亨利·南恩命名的新闻学校是德国最著名的培养新闻记者的专业学校之一。自2005年以来，由《明星周刊》和古纳亚尔出版公司（Gruner+Jahr）每年一度共同颁发的"亨利南恩奖"倍受德国媒体、政界和社会的关注。该奖的一个重要奖项是新闻自由奖。今年"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的得主是法国人、"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创办人罗伯特·梅纳。

本年度"亨利·南恩奖"评奖委员会秘书彼得·桑德迈耶尔在谈到"亨利南恩奖"时不无自豪地说："我想我可以不太谦虚地说，亨利南恩奖是德国最重要的新闻大奖。报名的新闻工作者要先递交一份作品参赛，胜出者才会获奖。除此之外，亨利南恩新闻奖还有两个重要的奖项，一个是终身成就奖，一个是新闻自由奖。"

今年的"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授予了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疆界"的主要创建人、法国人罗伯特·梅纳。梅纳在接受颁奖时，略显激动地说："很高兴能获此奖项，此项殊荣我要和'记者无疆界'的同仁分享。鉴于现在这个世界还存在无视自由，无视人权的现象，所以我们才更需要独立自由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我们永远不能放弃。"

许多中国人应该对梅纳这个名字不陌生，至少应该对他的一些"不寻常"的抗议行动还记忆犹新。梅纳就是在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在世界各地的圣火传递接力仪式上，频频采取行动，抗议中国侵犯人权的政策，抗议中国对新闻言论的严格管制的那个人。从雅典到伦敦到巴黎，凡是北京奥运圣火经过的地方，梅纳都试图同其他几名"记者无疆界"的成员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让世人关注08奥运东道主中国存在的侵犯人权的现象。中国官方媒体将梅纳形容为"给奥运唱反调的，支持藏独的干扰分子"。

而09年度"亨利南恩新闻奖"的评委却一致同意将今年的"新闻自由奖"授予这位多年来为争取新闻自由做不懈努力的法国人。桑德迈耶尔表示："从1985年梅纳成立'记者无疆界'组织以来，他就一直为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作努力，为全世界因从事新闻工作而受到当局不公正待遇的新闻工作者争取权益。梅纳已经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而且要知道，这个'记者无疆界'组织并不是一个大组织，工作人员并不多，因此这令他的工作更加值得敬佩。"

梅纳和他的同仁们有时经常选择"不同寻常"的抗议手段，比如他们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雅典奥运圣火接力仪式讲话时，冲破警察阻拦，冲上演讲台，亮开印有五个手铐的"五环旗"，或是他们在巴黎奥运圣火仪式期间，将印有同一图案的旗帜挂到了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上。几名"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成员还曾冲进欧盟议员的会场，现场播放一些遭酷刑的人痛苦尖叫的录音，目的是让欧盟议员关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的刑讯逼供的现象。

对于类似的抗议方式，也有的媒体认为是有些过激和哗众取宠,对此桑德迈耶尔认为："梅纳曾说，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时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无处不在地表达他们的主张。我们应该支持这种要求新闻自由的主张，因此，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包容他们表达这种主张的方式方法。"

09年"亨利南恩奖"其他奖项得主还有：背景新闻奖：梅兰妮·贝尔格曼；摄影奖：中国摄影师杨延康；纪录新闻奖：豪克·古斯等；终身成就奖约尔根·莱纳曼。

作者：谢菲

责编：叶宣

Xiegong Fischer

只剩下很高级的复制品了

温总理在北川中学所题"多难兴邦"已被擦掉

温家宝总理“多难兴邦”四个字已被擦掉。（资料图）

　　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用粉笔写的“多难兴邦”四个字是否已被永久收藏？今天上午，四川长虹公司企划部部长刘海中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这四个字已被擦掉。

　　刘海中称，去年5月23日总理在北川中学写下这四个字后，有关部门确实考虑过将其作为文物，永久收藏，并在次日用有机玻璃将其罩起来，进行临时保护。后来经过研究，认为总理所提“多难兴邦”更重要的是一种激励，激励北川中学的师生，因此将其铭记在心，当做一种学习、工作的动力是最重要的，最终决定将其擦去。

　　“擦去的时间大概在一周后。”刘海中补充，现在“多难兴邦”虽然已经被擦掉，但是北川中学后来利用照片“拷贝”了这四个字，并将其放置在每一个教室。

　　附：多难兴邦四个字来历

　　去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来到设于四川长虹集团培训中心院子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走进高三(一)班的临时教室时，黑板上写着“历史：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涉及的相关专题”等字样，一位中年教师正在上课：“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共同渡过这个难关……”温总理亲切地对这位老师说：“我占用你几分钟，给同学们说几句话。”

　　站在讲台上，温家宝诚恳地和同学们谈起心来：“同学们，你们都是高三学生了。这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你们很快就要参加高考，国家已经考虑到这里的灾情，将四川地震灾区的高考时间往后推迟。我们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你们复习功课，准备高考。”

　　不少同学的眼眶，在不知不觉之间湿润了。

　　温总理拿起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一侧一笔一划竖着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他说：“我们要记住这4个字。相信经受过灾难的同学会更加努力。”

　　“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北川中学。它将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地震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精神的一种象征。”温总理的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掌声再次热烈响起。

　　“青少年们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你们，就看到震区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总理充满感情地说，“同学们，老师们，我还会来看望你们的。”

　　“同学们，加油！努力！”掌声再次响起……（布衣）

责任编辑：吴志全

大陆专家在台湾误将厕所复制品当真迹

　　核心提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大陆学者薛翔前天误将台北圆山饭店男厕一幅王宠的扇面书法复制品视为真迹，当时还大声说愿赌上学术声誉。薛翔昨天接受采访时称误判是“因为我没有打开玻璃看”。



　　大陆专家薛翔(上，翻摄自TVBS)误将台北圆山饭店放在地下一楼男厕的明代书画家王宠的复制画片(上左、上中)视为真迹。仔细比较，复制画较真迹(左，台北故宫提供)少了七行(见红框处)。

　　中新网5月8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大陆学者在台北圆山饭店男厕发现明代书画家王宠真迹?结果乌龙一场。台北故宫博物院昨天说，那是故宫复制画片，王宠真迹珍藏在台北故宫库房，不曾流落民间。

　　赴台交流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考古学副教授薛翔宣称，他在台北圆山饭店男厕发现一幅王宠的扇面书法真迹，估计市值至少1万美元，暗讽圆山饭店不识货竟把名家真迹放在男厕。

　　消息一出，昨天一早台湾印社秘书长、岛内知名书法家陈宏勉跑去圆山男厕鉴定王宠扇面，他说“一看就是假的”，首先规格不对，真品比复制品大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男厕上的复制品是铜版纸印的，质感差很多，真品字迹的光泽、印章的厚度及光泽都不一样。

　　陈宏勉表示，圆山男厕为了室内设计需要，裁掉了王宠五言诗的前七行，事实上圆山男厕镜子两边总共挂了四张书画作品，除了王宠的复制品，其它三张也同样被裁掉了。

　　台北故宫收藏的王宠原作第一句从“不尽青山路……”起始，而圆山版从“鸟禅心报午钟闲来”开头，少了前七行诗。

　　台北故宫昨天下午郑重开记者会宣布，王宠的书诗扇面真迹在故宫，圆山饭店挂的是故宫出售的复制画片，一张只要50元。王宠书诗扇面真迹为泥金纸本，纵17.8厘米，横52.5厘米，过去曾公开展览。台北故宫文化营销处处长金士先说，当年他曾经手将王宠书诗扇面的复制画片卖给圆山，很清楚来龙去脉。

　　圆山男厕挂的另一幅复制书画、明代李士达的《平川归渡》同样是台北故宫珍藏。金士先说，故宫复制的王宠书诗扇面画片并未装裱，他分析，这应该是圆山为了搭配男厕的墙面宽度自行裁切。圆山证实，厕所一定要留位置给镜子，不得不裁画。

　　对此，超过二十年字画鉴定资历的艺术家薛翔昨天受访时改口说：“因为我没有打开玻璃看。”对于记者追问他前天大声说愿赌上学术声誉，薛翔说：“东西肯定没错，它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真迹，一个是很高级的复制品。”

　　这件复制品原价一张50元，竟然被鉴赏家视为“市价至少1万美元”的真迹，台北故宫乐透了，决定赶紧加印。金士先喜孜孜地说，昨天是他任职故宫最高兴的一天，因为复制品可比拟真迹，连专家都看走眼。

　　让薛翔看走眼的王宠书诗扇面画片，出自台北故宫出版的《惠风和畅》扇页书画选辑，1984年，台北故宫选印一百幅扇面合辑，当初是以铜卡纸印成画片，可整套选购，也可零买。其中有些画片仍可在故宫礼品部买到，但王宠的书诗扇面非常畅销，早已断货。如今因有大陆专家免费宣传，故宫决定加印。

　　金士先说，台北故宫所有复制画皆由故宫提供原件拍摄，前后七八道步骤，过程中对于复制品的纸质、拍摄底片、冲印、影像的清晰度、校色、输出、制版到印刷，都很讲究，印刷前还会先做电子稿输出图试看，达到高仿真阶段才会量产，“这也是薛教授看走眼的原因。”

　　薛翔现任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日前赴台参加一项研讨会，在南京小有名气，网络及电视都介绍过他，曾担任电视节目的鉴定团专家。

拦温家宝座驾：大连访民仇杰被劳教一年

自由亚洲电台/因拆迁及被警察殴打而导致残疾而上访的大连访民仇杰去年在温家宝居住地附近截停温家宝座驾被劳教一年，近日被释放述说一年来遭遇。对此，有访民质疑中央高层经常高调表示的关心百姓疾苦，亲民之说。

辽宁省大连市的访民仇杰因为拆迁及被警察殴打致残问题等上访多年不获解决，08年5月4号早七点到温家宝住地东交民巷附近截停温家宝座驾，之后就被劳教一年，到本月3号获释回到大连家中。

他星期四对本台叙述了一年前事发经过。他说：截他车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但是那个没上去拦，截停下了，而且温总还在车上，没有下来，只是他的警卫下来了，把我送到东交民巷派出所十六个小时给我送到东城分局，当天预审，预审说是温家宝总理批示给我抓起来了，因为总理坐在后座上，车速可能挺快的，当车刹闸的时候总理就被从后车座倒向前车座上了，预审说总理头上碰个大包，就因为如此，总理下令对我实行法治严管。

但仇杰表示他不相信预审的话，他认为温家宝总理不会下令这么做，一切都是他们当地的公安部门为了惩罚他所为。他还表示，各地处理这类问题不同，据大连访民向他表示，与他同去截车的另一位湖南女访民不仅没有被处罚，她的上访问题也获得了解决。仇杰说：她是湖南的，截车的时候她没截，在总理的车停下以后，她在路边下跪了，据我听说她问题解决了，我们两人处理方法确实是相反。

仇杰妻子姜女士星期四也对本台表示：当局对他们的处罚不只于此，就连他们家有限的低保也在今年初被取消，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她说：她刚给温总的车拦截了以后，区刑警大队到我们单位给我带走无故扣押了我六个小时。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他是国家人民的总理，不找他又找谁呢？你不办事不能镇压我们呢。他被关押了以后，我继续接着上访，政府又逼着居民委把我的低保也取消了，书记就告诉我是政府给他压力。

而仇杰在劳教中的初始阶段没有受到迫害，但在大连公安局领导来到劳教所见了劳教所领导后，对他的迫害就开始了，给他关禁闭，几个犯人轮番殴打他，就连殴打期间砸坏的椅子也要在他妻子送来的有限的生活费里扣除。

早前与仇杰一同在京上访的吴姓访民星期四对本台说，不明白中央高层所做与其高调亲民为何有这样大的不同。他说：他是人民的领导，人民找他，不会耽误他工作，只是把材料递上去，他个人也不会受到威胁，我感到中国的领导人在中国人民面前说的做得离得太远，他如果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亲民，老百姓去找他把冤情告诉他，他不但不给老百姓办，而且把他劳教了，我感到悲哀，与他们说的相差太远。

据了解，虽然51岁的仇杰目前身体很差，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但他不会屈服，还会继续进京上访讨公道，他呼吁海内外媒体在关注他的遭遇的同时更要关注他的上访诉求，促请当局尽快解决他的上访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RFI：采访遇难学生家长：外国记者在四川频遭攻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特约记者周西/随着“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地却接连传出有外国记者在采访时遭遇暴力攻击和恐吓的消息。《联合早报》北京记者引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昨天发出的通知，提醒会员去四川地震灾区采访时必须小心人身安全。该协会说，至今已经接获三起外国记者在当地被身份不明的暴徒抢夺采访器材的通报，其中两起涉及记者采访在地震中罹难的学生家长。有迹象显示，那些参与暴力妨碍记者采访的人，可能都有官方背景。

这份通知披露，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米欧前天在德阳市富新镇采访遇难学生家长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试图抢夺他的摄影机，并动手殴打了他。仅仅过了一天，吉米欧一行昨天又在绵阳市再次遭到攻击。当时，他们正在市政府办理采访证，碰巧遇上一位当地的女性上访者，并随即进行采访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冲上来抢夺摄影器材并弄坏了摄影机底座。当吉米欧要求绵阳宣传部门赔偿损失时，对方表示事件将交由警方处理，并提醒说，警察有权阻止任何采访。这名官员甚至还宣称：“警察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对待记者，是为了保护你们免受那些上访者的伤害”。

另一名因在四川采访地震新闻而遭到攻击的外国记者，是芬兰电视广播公司的马凯丽，10个身份不明男子在富新镇试图抢夺她的摄影器材，而且还要把摄影助理拖出采访车。马凯丽表示，不仅如此，采访团队在离开时还被跟踪。她说：“我们的摄影机几乎被抢走，事件非常暴力，人们在那里要非常小心。”此外，《联合早报》驻重庆记者张晓中，上周六在绵竹五福镇采访校舍倒塌死亡学生家长时，也遭遇到数名骑摩托车男子的围堵恐吓，并抢走了他的采访证件。

报道又说，由艺术家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活动，收集并整理到的遇难学生名单，截至昨天，上榜人数已经达到5203人。与此同时，也在统计死难学生人数的成都作家谭作人却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留；而成都天网负责人黄琦，同样因为协助地震受难家属而被拘留，罪名也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达赖喇嘛访美

多维现场：吴宏达称西藏早晚会是独立国家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5月5日在曼哈顿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与中国民运人士、异议作家、教授学者以及中国留学生等会面，交流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民运人士徐文立代汉人替达赖喇嘛与藏人致歉，认为汉人应去掉狂躁心，而异议人士吴宏达则指出，西藏早晚会是独立的国家。

在造访美国加州、明州与马萨诸塞州后，达赖喇嘛5日在纽约举行交流会，吸引120多人到场。

达赖喇嘛表示手术后，自己虽然“失去一个器官”，但身体情况基本良好。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主席徐文立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好，不但是藏族人民的幸福，也是汉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他更代表汉族向达赖喇嘛与藏族人民道歉，称汉族应去掉狂躁心、要有平等心。

“做为一个中国知识份子，从我内心，应该有向达赖喇嘛和藏族人民道歉的地方。”徐文立表示：“我们难免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先生来到国外时，他看到南非的黑人朋友，也生了一些不敬的想法。所以这点希望藏族朋友们给予谅解。”

徐文立认为，要解决各个少数民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去掉狂躁心、要有平等心，如此问题将可处理得很好。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指出，今年是天安门事件20周年，28个支持民主运动组织将发表共同声明，他希望达赖喇嘛也能给予一些支持言论；另即将前往台湾的杨建利也询问达赖喇嘛是否有话要让他带给台湾总统马英九。

达赖喇嘛表示，自己一直支持平反六四、平反胡耀邦，就是为了真理，六四事件中，无辜人民受伤害，所以支持六四是为人权、为民族，也是合理的。胡锦涛提出和的谐社会，如果要社会和谐，必需先解决上述问题。

至于台湾，达赖喇嘛称自己一直“渴望”前往，但也不愿造成台湾当局的不便。

异议人士吴宏达则希望达赖喇嘛的代表到中国时，不要选择和藏人对话，因为他们是背叛者，应选择与汉人对话。他另认为西藏早晚会是个独立的国家。

“就像前苏联，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今天（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是一个策略，是在一个集权主义底下的自治而已，但我相信西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独立体。”吴宏达说。

达赖喇嘛以一位印度着名人士提出的看法为例回应吴宏达，表达汉、藏可互惠的想法。“（他认为）印度、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能成为一个共同的国家。”达赖喇嘛说，西藏在物质上落后，因此发展物质生活是必需的，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对西藏的物质发展有益，而藏族独特的文化、语言，也能使汉族受惠，因此若藏人能有真正的自治，对双方都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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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共产党领导中国60年了，该退休了

VOA记者方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纽约与旅居北美地区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异议作家和独立学者举行见面会。达赖喇嘛呼吁汉藏大团结，强调双方是统一战线，今后要不断接触、发展关系。

达赖喇嘛首先幽默地告诉大家，最近他动了一次手术，除了少了一个器官其他都跟过去一样，身体很好。他强调，西藏问题只能在汉族和藏族人民之间解决。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承认问题的存在。而中国政府掩盖这一问题，认为西藏人民被解放后非常幸福，只是达赖集团少数人在制造麻烦。但他表示，流亡政府方面得到的信息并不是这样。

*如何理解“大藏区”的提法*

去年西藏发生314事件后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虽未中断，但是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对此有与会者认为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应搁置“大藏区”的提法。达赖喇嘛说这一提法不是他提出的，但他仍强调西藏应包括宗教、语言、文化都相同的所有藏族。

达赖喇嘛说：“我们提出的不是独立的问题，所争取的是西藏的自治。而西藏的自治这是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

但有与会者认为达赖喇嘛主张自治的立场只不过是应对极权政府的策略，西藏早晚会独立。达赖喇嘛回应说，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他更重视面对现实。他羡慕欧洲共同体。他说，西藏在物质上是落后的，西藏留在中国对西藏的物质发展有帮助；而独一无二的西藏文化对汉民族也有好处。因此达赖喇嘛说：“在中国的框架下，如果西藏人能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那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大部分藏人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有与会者问，达赖喇嘛的温和态度和诚意得不到北京的正确回应，他该怎么办？达赖喇嘛首先强调，最后的决定权在西藏人民手里，要问西藏人民怎么解决；其次他说，去年11月西藏问题特别大会中大部分藏人仍同意他的中间道路，主张独立的只是少数人，不过他又说：“如果老师太严格了学生也是会溜走的。”

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民运团体希望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说，他一直支持平反六四、平反胡耀邦，支持《零八宪章》。

*达赖喇嘛：中国应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

在回应有与会者建议在今年这一敏感年海外民运应同流亡藏人相互支持时达赖喇嘛说，他主张中国应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他说，中国人多地广，有权成为一个强国。但没有自由和法治是很大的危险。他说，中国应该成为开放社会，有新闻自由，他说：“共产党领导中国60年了，年纪大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

达赖喇嘛说，民主化后很多问题自然会解决。他高度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台湾的民主制度可以对前总统问责。他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必须在法治、民主监督、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解决。所以中国民主化不仅是他与民运人士之间的利益所在更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达赖喇嘛强调双方要不断接触、发展关系。达赖喇嘛说：“所以我们都是统一战线的，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次见面会在纽约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应邀出席的与会者大约有100多人。

屠杀南京手无寸铁平民有法可依

土摩托 @ 2009-5-4 8:41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八卦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immusoul/archives/293013.aspx

日本政府发言人称，屠杀南京手无寸铁平民有法可依。

东方网记者酒井陈洁、朱雯婷美、丰田刘歆、大岛乔礼、实习生于量美惠5月3日报道：日本国政府新闻办公室于5月3日15：30举行即时新闻发布会，介绍日本军队攻占南京的有关情况。

在回答联合早报有关“中国外长指责日本针对手无寸铁的南京人也采取屠杀政策，日本方面是否有这方面回应”时，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民表示：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个措施，是根据联合国的规定，战时遇到特殊情况可以采取这个措施；另一方面，根据大日本天皇指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到目前为止我们采取的措施都是有法可依的。

日本自卫队上将徐建光日表示：“相信中国政府也会理解我们的做法。不少中国士兵化妆成平民混入老百姓当中，很难区分。为了保护日本士兵的人身安全，维护社会秩序，采取一视同仁的屠杀政策是必要的。其它国家也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对日本军官、士兵负责任的做法，我相信国际社会也能理解。”

五四时期的新政治运动及其走向

陈子明/按照传统的说法，譬如彭明《五四运动史》的说法，“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五四时期对内的国民运动，既有新文化运动，也有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梁启超说：“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然而，“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像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他指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他说出了五四时期国人中先进分子的共同想法。

当时对内的国民运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每个人努力的领域各有不同。胡适一直致力于他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反对“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的学生、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说：“我们将来最大的计划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虽然胡适、罗家伦以及陈独秀、毛泽东后来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乃至领导了政治运动，但是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最积极和最明确的新政治运动倡导者，还是梁启超。他在《〈改造〉发刊词》中指出：“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他为共学社制定的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所鼓吹的新政治，主要包括两项内容，都是他旅欧后的心得，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新潮流。现在回过头去看，其中的一项是正确的，另一项则是错误的。不论是对是错，梁启超的新政治对于20世纪的中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世界范围的民主政治从精英政治、少数人民主走向大众政治、全民民主的转折点。新西兰、芬兰、英国、丹麦、冰岛、荷兰等国的妇女相继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该修正案于1920年生效。欧美国家的这种扩大民主范围的趋势，对正在欧洲访问的梁启超影响很大。

梁启超曾经认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现在，他对于自己早年的绅权运动、精英政治思想，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民初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信奉的都是精英立宪主义而不是国民立宪主义。他说：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个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现在稍为关心政治一点的人，大概都叹息痛恨说道：‘民国十年以来，政治没有上轨道。’”“但是问什么是政治轨道，怎样才能上轨道？恐怕许多人也回答不出来。依我说，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它上轨道，除了市民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市民群众运动应从哪里做起呢？梁启超指出：“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在还没有条件进行“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时候，当然要从“特别的”国民运动入手。而本着国民运动“问题要大要普遍”的原则，“特别的”国民运动应当把要求兑现“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政治权利作为一个突破口。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国民运动、群众运动成为流行话语，并衍生出国民革命、全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新的说法，这种新说法压倒了梁启超的国民运动观，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就是从苏俄引进的阶级斗争理论。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和运动中，还是讲国民、国民觉悟、国民运动的，但是到1920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变调了。《新青年》杂志搬到上海后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说：“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在《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中说：“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这种说法成为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进而也被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所接受。

蒋介石在1924年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

鼓吹阶级战争和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到1920年代后期仍然坚持梁启超国民运动思想的，是国家主义派。1926年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后来中共史家撰写的历史，其实是赞同了国家主义派的预言，北伐战争的结果是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市民的群众运动、国民运动、全民革命，更加感到梁启超及其嫡派政治传人思想之可贵，也要谨防再度跌入阶级战争、阶级革命、阶级专政的陷阱。

（二）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鼓吹的新政治，一方面是以国民运动取代绅权运动，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民初党争的失望，他不是用国民运动来辅助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而是试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他在《改造》发刊词中宣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梁启超归国后发起的新政治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他认为：“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接着，他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纷纷兴起否定议会政治、鼓吹直接民主的思潮。受其影响的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不仅有梁启超，还有陈独秀、吴佩孚、孙中山等人。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他们争夺的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此时的陈独秀把立宪政治也视为“狗的运动”。“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

1920年4月，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他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斥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直接行动的对立面，自然是“旧式的代议政治”。

1920年8月，吴佩孚通电提出《国民大会大纲》，提出“国民自决主义”，由“国民公决”制宪，引起强烈反响。《晨报》、《益世报》都发表文章讨论“国民大会”应该行使的职权。各地纷纷集会，成立召集国民大会的筹备组织，如国民大会协进会、策进会、筹备会等，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处尤其热烈。国民大会的赞成者认为它“合于世界最进步之直接立法主义，及直接复议主义，并民治主义之原则”。

孙中山敏锐地接过了国民大会的构想，来充实他的旨在改造“旧式的代议政治”的“五权宪法”。他说：“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直接民权凡四种：一选举权，一罢官权，一创制权，一复决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直接民权通过两个设计来加以体现。一是县自治，在县的范围内国民可以直接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二是由每县一名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在全国范围内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

不论是吴佩孚、孙中山的国民大会，还是后来陈独秀、毛泽东的苏维埃，首先都是为了否定旧法统，重塑政权的合法性；其次是在直接民权的名义下，削弱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和监督制衡能力，推行行政主导体制。

胡适认为，创制、复决、罢免的民治新方式都是在代议制的民主宪政长久实行之后用来补充代议制之不足的，因此他对国民大会之类的新政治设计不感兴趣。他说：“我们此时应该从一种易知易行的代议制下手，不必高谈一些不易实行的‘直接民权’的理论。”然而，在国共两党先后主宰中国政治的情况下，他的声音微乎其微，起不了任何作用。“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定论。

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嫡传弟子，他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他在1935年撰写的《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中仍然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代议制正是被修正的主要内容之一。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1957年“五一九”民主运动中，始有再度呼唤议会政治的声音。直到1970年代中期，顾准才在理论上对议会政治进行了详细研究并重新予以肯定。他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独裁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九十年后反思五四时期的新政治运动，一是要肯定全民民主和国民运动，反对精英政治和阶级战争；二是要对代议政治来一个“否定之否定”。现在实行代议政治，必须抓住三个要点：第一，代议员直接选举，不能间接选举；第二，代议员专职有薪酬，不能兼职；第三，允许成立议会党团，取消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代表团制。

因为“五四”——胡适和闻一多的政治选择

作者：雷颐，原刊于《经济观察报》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历史、思想史的影响既深且远，对新文化运动亲历者的影响，更不待言，胡适、闻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坚持“五四精神”、是否坚持新文化运动一些基本理念上曾与国民党严重冲突。在这种观念冲突中，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闻二人的观点及最后不同的政治选择，都引人深思。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激烈表示反对。1929 年在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上，从4月到6月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这些文章认为，侵犯言论自由、公民财产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中国的进步要民主、法治、宪政。他尖锐指出：“无论什么人，只需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他举例说，安徽大学的刘文典因为当面顶撞了蒋介石被拘禁了一些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拆，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他甚至批评孙中山后来只讲军政训政，不讲宪政，并从哲学上质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胡适及《新月》发表的其他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文章，使国民党大为震怒，从8月上旬开始，发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攻，对《新月》和胡适进行全面围剿。在舆论攻击、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严厉的政治迫害。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8月24日做出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撤职惩办，北平、天津、江苏、青岛、南京等省市党部纷纷响应，要求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甚至要求逮捕“法办”。10月4日，教育部发出“训令”，警告胡适。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店员被抓，一千多份新出的《新月》杂志被没收……

面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胡适立即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篇长文在《新月》发表，力图分析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 “ 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说国民党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他进一步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 ‘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 所以在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他的结论是：“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如果国民党拒不接受批评，仍坚持与新文化运动相反的种种做法，“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谥号的。”

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第二年的“ 一二八”事变，使胡适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中国迫切需要团结、需要政府的权威，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从 “体制外”的尖锐批评者渐渐变为“体制内”的温和批评者和“建言”者，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政治立场开始有变。但胡适对国民党仍时有批评，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仍无变化。

1935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和抵制。但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从社会进步、革命成功的角度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地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

但是，在当时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战爆发，胡适感到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入国民党，且对国民党深有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却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辞，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并因坚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约法”一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发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他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 “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他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科学新文明 “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这又在台湾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及至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老师辈”，闻一多则是受其浸淫的“学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则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下。但就在几年之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由亲蒋反共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主义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它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仁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 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19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书中内容给闻一多强烈的刺激。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专制，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专制，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 “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一向信仰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闻一多，确实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对共产党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为了维护五四精神，争自由、争民主，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最后，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种种因缘使胡适、闻一多二人最终的政治选择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点、理念的情感、坚守、维护却相当一致，确耐人寻味。

中国正处于撕裂状态—专访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

因为揭露腐败而被关押的中国记者姜维平，在五年零一个月的刑期中，被关过三个看守所、两所监狱。他于2009年4月21日访问自由亚洲电台，并接受了不同的声音主持人谷季柔的专访，详细描述了中国高官的腐败行为，和牢狱黑暗的情形。

记者：姜维平先生，非常欢迎您亲自到自由亚洲电台的演播室来接受我们《不同的声音》的采访，您这一趟能到自由亚洲电台来真是费尽千辛万苦，非常不容易。首先谈一下踏上自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感觉？

姜：我是今年2月4日来到了加拿大，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过去在国内是处在一种恐惧当中，应该讲是受到很多的压抑和监控。终于现在是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下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心情不仅是激动的，而且精神非常振奋。

记者：您能够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是经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逃亡历程，能不能先简单描述一下您怎么样从大连到北京，然后在加拿大政府的协助之下到达了加拿大？

姜：我在春节过后，才申请到加拿大的签证，在这之前曾经经过三年的努力。因为2006年获释之后，一直是当地公安拒发护照。在春节过后终于拿到了护照。当时原本的考虑是想在拿到护照之后回到大连，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但是担心这期间会有一些变数。所以在2月4日到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拿到护照的当天就购买了飞往温哥华转机到多伦多的机票。那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同时很焦急，也很担忧。主要担忧什么呢？就是由于现在国内这种僵化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地方官员是滥用手中的权力，担心在拿到护照之后在过关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阻挠或者是怎么样。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整个过程充满着戏剧性。比如说在托运行李的时候，在北京机场当时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看着装这个人估计身份比较特殊，他也查看了我的护照，还且他还让我出具我和我太太的家书。我没有这个准备，幸好我身上有一个过了期的我和我太太的结婚公证书，我把这个拿出来，就化险为夷了。另外，在即将登上飞机之前，又是这个人在机口旋梯口等着，在那儿拿着我的护照又查看了半天。这也使我当时非常担忧。同时，还见到了一个大概我估计是加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也查看了我的护照，目送我登上飞机。

记者：您到达加拿大使馆之前是不是和加拿大使馆联系好了呢？

姜：是这样，在我去加拿大使馆之前通过电话和外交官联系，在这之前我们只有一个电话号码，而且，我本人的英语扔掉了很多年，不是很熟练。我的一个同学帮忙，和这个外交官通了电话第二天约好了时间。到大使馆很顺利就拿到了签证，在这之前就已经买好了机票。所以，必须要那天成行的。这个时候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化险为夷。

记者：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姜：如果是失败的话，我想当时我不知道怎样愤怒，因为从2000年判刑，我在监狱呆了五年，出来之后被秘密监控了三年，可以说我这种希望家庭团聚的愿望已经在我心中存在很久很久了。

记者：可想而知。

姜：我非常执着，一定要闯过这个关口，多亏还不错。

记者：在这之前您是2003年最后一次见到您的家人，是吧？

姜：是这样。我和我太太上一次分手是2003年春节过后在大连的南关岭监狱，也就是我服刑的最后一个地点。我和我太太用眼睛对望离别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悲伤。

记者：2003年一直到您成功逃亡到加拿大，六年的时间终于再和妻子和女儿见面了。

姜：是的，所以她们为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记者：您是2月到达加拿大的，现在两个月的时间都做些什么？

姜：两件事情，一个是学习，因为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突然来到一个信息公开世界。我不是谦虚地讲，我们是井底之蛙，要多学习。第二就是要多陪陪我的太太和小孩，弥补这几年的缺失和忧伤。

记者：对女儿呢？

姜：当然对女儿离别的时间更久一些，她是2003年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她是到大连瓦房店监狱去看我，那是我第一个服刑的监狱，也是一个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个监狱。我的孩子和我见面。我为了让孩子在心灵上少受一点这样的创伤、少留下这些黑暗的东西，我跟我太太讲以后就不要带她过来了。所以2003年的3月份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次见到她一下子就长得高高的。

记者：从几岁变成几岁的？

姜：当时她是12岁的小女孩，现在已经20岁。女大十八变。在机场我看到她的时候，我不相信她是我的女儿。她的脸还是没有变，还是娃娃脸。但是她的身材非常修长，非常挺拔，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为什么呢？我的家人还能健康地活着。

记者：您的小孩虽然经过了这些痛苦，但是她能够在加拿大度过她的成长期，您的感觉是什么？

姜：我觉得主要的不同是价值观的变化，因为过去在国内，她们受到长期的教育和洗脑，她们是非常压抑和矛盾的，因为国内你知道好多人培养孩子的时候都是双重人格，告诉孩子要这样讲，见到老师又那样讲，说谎，非常伪善那种。孩子的人格是分裂的，很压抑的、很悲伤的、很不解的。比如，我清楚地记得在2003年3月21号，她到瓦房店监狱去看我的时候，我太太带着她，她坐在那个地方，低着头，不和我讲话的。她很难接受，因为那个时候我剃着光头，囚犯的光头，神情很疲惫、很悲伤，非常疲惫的那种神态，她又看到爸爸来的时候是和很多犯人一起排着队，剃着光头，看到这个，她不能接受，所以她坐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讲话。当时，我心想以后不能让她到这个环境里来。因为她不能接受这个。但是她现在在西方这个自由的环境里价值观完全不同，人是真实的，人格都是统一的，是和非都是很统一的。这时候看到孩子在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当中对她来讲，这种民主法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记者：我觉得这两种制度的不同在小孩身上更明显的显现出来。可能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里头，她没有办法体会父亲做出来的这种事情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她心目中可能没有办法判断爸爸到底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还是坏人。中共的制度让你进了监狱，她看到是你是一个囚犯，可是她到了自由世界以后，她可能更能体会你做的工作的意义，是不是？

姜：因为她在这里读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她妈妈为她叙述过去的故事，那么她现在看到、听到的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分析，这个社会应该是法制社会，是一种普世价值。她知道爸爸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爸爸个人，是对国家、对整个世界是有好处的。那么就说她在是非的观念上应该讲是一个回归的过程。

记者：其实我相信，这种对于中国所谓的政治犯的看法不光是显现在你女儿身上，对中国普遍的老百姓也是这样，很多的中国百姓因为在中国媒体的渲染之下没有办法正确地看待中国政治犯。但是只要他们了解事实以后就可以对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象我们在自由亚洲电台就可以感觉到有很多很多老百姓非常支持你们的行动。

姜：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是是非判断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敢不敢真实表达的问题，这个特别重要。国内对这些异议人士，民间的有一些普通百姓很同情、很赞同，但他不敢公开表达，他不敢表达对你的认同，这是非常痛苦的，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回家讲一套，到了公司讲一套，会上讲一套，会下讲一套。这个对人是摧残最厉害的，就是伪善和谎言。

记者：这种人格分裂好像在你的文章里经常可以看到，你在分析政治人物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都有这样的问题。

姜：所以，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的观点？就是我发明了一个词，就是现在中国进入了什么时代呢？一个状态叫撕裂状态；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表演时代。撕裂状态是什么呢？经济上高速增长，政治上僵化倒退到了民国都不如。比如在新闻自由方面，就造成这个社会上的撕裂状态，裂了一个口子，象火车一样头在前进，尾在另一个方向发展，中间这个断裂带就是社会的动乱。所以，为什么现在统治阶级，从共产党来讲，一党执政，它有那么庞大的军队但是它很恐惧，因为它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每一个点都充满变数，有可能随时坍塌下去。你再看表演时代，你看现在的中国人不管当官的还是百姓，很多人都在表演。当官的台上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老百姓一样，上班讲一套，包括小孩，妈妈都告诉孩子‘别给老师这样讲啊’，比如说老师求孩子办事，我们都经历过，‘教你爸爸给我们报销点出租票’，‘教你爸爸办点什么’，孩子说怎么能这样呢？‘别这样说啊’。小孩从小就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在一种表演时代。为什么象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小沈阳，不过是一个演员，一下吹捧成如此风云人物。你现在问小孩子理想是什么？很多小孩都说当演员，我要学章子怡、我要学刘晓庆。说为什么？‘名利双收哇’。象对角线一样生活，走最近的那一个成功途径：表演。所以，造成我认为的中国现在目前就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非常长危险的。

记者：怎么个危险法？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影响力？

姜：一个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出现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才会有民主法制，老百姓才有安定的生活，才能缩小城乡的差别、贫富的差别。这样就象邓小平刚开始改革开放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富’，但现在是怎么样呢？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另外一部分人根本没带动。而且陷入了绝对的贫困化。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在经济繁荣背后的不稳定因素。现在通过一些突发事件，从瓮安事件以来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包括杨佳事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愿望，包括你们电台，为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在帮助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把这些民怨、民情、民恨由一种途径把它宣泄出来，社会还是稳定地转型嘛，叫民主转型嘛，对吧？

记者：事实上象您所写的那些文章揭发中国的腐败黑暗面也是同样的工作。

姜：所以，我把我自己称为医生，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医生，什么医生呢？我抱着善的愿望，比如社会得了疾病，癌症或者是各种疾病，通过我们的文章、通过我们真实的声音帮助它。理性、客观、积极。所以你看我的文章，我认为我良好的愿望帮助它。国保的人2006年以后经常和我谈话，我也和他们讲，我说我是很善意地帮助你们，因为老百姓的一些悲伤由于官员的层层对信息的过滤你们听不到，看不到，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加以改进。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1998年在香港的《前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黑龙江民谣显民意》，就是黑龙江的民谣显露出一种民意。其中民谣当中就提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统治阶级，我们的执政党能够（我这是书生的想法）按照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来改进的话，就不会出现黑龙江后来发生的韩桂芝案，田风山案，这些人我都是很熟悉的，还有马德案，辽宁省的张国光案，慕马大案，吉林的米风君案，实际上它如果按照我的做，能挽救很多当官的政治生命。因为他改进了嘛，更不用说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因为我在东北办事处工作了五年，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省长，这级别的领导干部我接触很多。我这篇文章我认为我是很善意很积极的。

记者：不过很遗憾，生病的人都讳疾忌医，你指出了薄熙来各种贪污腐败的行为，得到的结果是您进了监狱，他继续升官。

姜：他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特例。为什么是特例呢？因为韩桂芝案也好还是马向东也好，还是米风君，他们的能量是有限。因为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造成个人的作用尤为明显，一个官员在地方做得怎么样个人品质特别重要，因为没有约束，包括我们没有法制的约束、没有言论自由的约束，没有人制止他。薄熙来是什么呢？应该讲是他父亲的背景造成在京城里有人给他摆平，在地方应该讲他的外表、他的谈吐很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他在这种体制当中使他人性恶的一面充分发挥了。所以他成为整个东北贪腐官僚当中的最后一个堡垒，到现在没有攻克。但是最近有攻克的迹象。随着他爸爸权力的失去，他爸爸和江泽民交易的失去，他在地方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越来越显现出来。所以他这个和马向东、韩桂芝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反弹能力强，非常强。那么就我个人来讲，我跟他没有个人恩怨，因为他从1982年到大连金州，那个候我是大连日报记者，他见到我是很客气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专制、这样的霸道、这样的腐败。那么，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对他的看法有个过程。我现在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仍然在位，因为那些贪官一个个都垮掉了。我给你觉个例子，包括朱胜文，哈尔滨常务副市长，就是死在监狱里自杀的那一个。我采访他的时候，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是1995年底，我刚到《文汇报》工作的时候哈尔滨开冰雪节我采访过朱胜文，当时他话讲得很大，他说你们大连有1万多警察，我们这有2万5千警察归我们管，口气很大的。他的太太也是，讲话口气很大的。他在台上的时候也是话讲得很大的。应该讲显得很有底气，常务副市长嘛，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手遮天的。但是当他在政治斗争失利，当时有个副书记叫岳玉泉，把他整掉了以后，他死在监狱里。他的太太到天安门广场替他申冤的时候整了一个白麻袋套在身上，麻袋的背后写的是‘朱胜文，冤、冤、冤’。你们也播了嘛，就在天安门，刚刚套上这个麻袋，不过三秒钟，天安门的民警就把她抓起来送到派出所里去。那么就是说，在位的时候她没有想到民主法制，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当她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时候，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她在北京上访的时候也找记者，也找你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给她报道了，我当时在监狱里听到的消息。当时想到当年和她见面的情景，你现在可以看到在香港文汇报查到我写的一篇文章《访哈尔滨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与程道喜》，程道喜当时是政协主席，因为我们写的比较长的文章一般来说都要给他看一下，看完之后他说‘也加一个政协主席的名字吧’，他怕得罪那个人，他是北大荒的知青，给我的印象很好的。为什么像这样的官员在位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而是满足于歌功颂德？等到自己政治斗争失败，倒霉的时候才想到监狱是那么黑暗，你看他在监狱里写的文章，我出来之后在网上看到他在监狱写的诗，写到专案组怎么折磨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了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

记者：他们其实也需要法律的保障。

姜：所以，我本身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有种切肤之痛，就是我们的官员，我就奉劝他们利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在你们在位的时候一定要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这是帮你们自己的忙和子孙后代。就象何清涟讲的，现在的官员是最不负责任的。都不想你再干那么四年八年，为什么不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你要平反六四，你这样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包括你自己，你不要等到象朱胜文这样政治斗争失败了，被殴打才去上访，才留恋过去失去的时光。

记者：希望中国的高官能够听到您这番肺腑之言。

姜：但愿吧。

记者：不过有报道说薄熙来对您还是咬牙切齿，甚至后悔他当年没把您给做了，有这回事儿吗？

焦：这个我不能证实，为什么呢？我是一个记者，我看到这些报道了，记者秉持的就是真实客观，他们专案组我接触了很多人，他本人我也接触过，没有听说他想把我杀死，但是他肯定是不舒服。因为什么呢？大部分人都是歌功颂德嘛，薄市长、薄省长您如何如何好，长久下去，他这个本身来讲都昏昏然，没有忧患意识。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讲这样的话。

记者：不过您现在到了自由世界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他可能更觉得危险很大。

姜：这个是这样，每个人他有些东西是他自己不能左右的，个人的主观愿望不一定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出走这个经过，我认为有必然性。有什么必然性呢？就是跟中国目前这个政治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跟很多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主要是东北的打过交道，有一些人私下谈论的时候思想很开放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人，象我刚才讲到的，很有良知的，在他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也希望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他只不过是不会这样讲，他会做。那么，他做了中国的政策就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就有利于我们发展。

记者：以您的了解中国体制内有多少掌握权力的体制内官员有这样的想法？

姜：我想最起码有三分之一。我这里可以给你透露一个信息，1998年当时和我们报社的两位领导到省里去拜访闻世震省长的，当时他是一省的省委书记，叫地方大员吧，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先聊天，他就讲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有些人不信马列，信佛教也很好嘛，总比没有信仰好哇’。我们听了当时很惊讶。就是说在我们高级领导干部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比如说闻世震还提出什么观点呢，他亲自给我们讲，他说也欢迎海外媒体对我们进行监督。但是你看中国安全部的法律，你给境外报纸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是犯罪的。但他认为，而且他把他这个观点作为一个正式文本发表在辽宁日报上，有一段‘欢迎媒体批评，包括海外媒体的批评’。

记者：我希望能够亲自去采访他。

姜：他现在已经退下来，现在是人大经济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我认为他在中国的官员当中比较开明。

记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象他这样的官员。

姜：所以我和有些海外出来的人士的有些观点不同，就是说我不一概否定共产党所有的官员都不好，我认为那样对我们记者来讲，从我们眼里看到的不是那个事实，大部分是比较昏庸、比较专制、是腐败的，但是有一部分还是不错的。包括赵紫阳、胡耀邦不是很好吗，对吧？地方有很多官员没有名也是很开明的。

记者：所以就是希望那些比较开明的人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之内还能够有生存的空间。

姜：所以我就想通过我们的宣传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活动能够给体制内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一个回旋的余地。

我看到海外的一些报道，骂的很多，一再地贬低人家，话讲得很蛮，而且很血腥。有一些我认为不符合事实。官员当中应该讲有的还是不错的。我们怎么能够秉持一种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冷静、客观的观点，而且跳出个人的恩怨，比如说我坐牢，我不能说。我就遇到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就说移植器官，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你看到过没有？我说我确实没有看到，他感到很惊讶，他认为象我应该说看到了，或者是应该编一些故事。我不喜欢编故事，我是一个记者，我秉持这种客观、公正、理性和善意。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不要动乱，希望中国和平民主地转型，渐进走向一个法制的国家。

记者：从您的谈话的内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您是非常诚恳非常准确地根据事实报道新闻，因此我也很想证实一下在您的笔下描述出来的那些腐败现象，有些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官员说你在造谣，有一部分读者也认为恐怕太夸张了吧，但是从您的谈话我是明显感觉出来，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记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确认您写出来的文章中的那些行径都确实存在，是真的？

姜：可以，没有问题！

记者：可以，绝对没有问题，薄熙来真的有二十多个情人？

姜：不是，薄熙来没有。你看到的报道是大庆市的一个副市长，叫钱棣华，他有二十多个。有二十多个情妇、几十个情妇的这种官员在中国是很平常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或条件回国？

记者：我去年在中国采访了北京奥运。

姜：但是你到了北京奥运，我想你接触的面可能比较窄！它可能对你的采访有限制，因为你太有名，对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深入基层去看吧，官员养几个情妇的事极其平常。官员互相之间情妇是公开的！而且说我们这不是腐败，我们是热爱生活。这很正常，吃饭的时候会说这是我的小妹妹。

记者：在你的笔下，薄熙来也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

姜：是的，我认为他是一个表演时代当中的标准的演员。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小例子。我见到过牡丹江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在服装节的时候和我在一起，很好的一个人。他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就被派到大连去采访。他就去早上的菜市场去采访，采访菜的事情。当时菜运输问题老百姓有意见，他当时见到菜农就谈话，问老百姓的疾苦。他认为他做的很对，这个时候刚好薄熙来也来视察，他就请薄熙来也来谈几句话。他认为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新闻。等到回到台里的时候，台里人就告诉他你赶快回北京。薄市长给你好一顿骂，叫你赶快滚！他就特别惊讶，他跟我讲，他说‘姜记者没想到，他如果对我不满他就应该当时显出来，那你才是个真实的人。我不是说人家一定要高兴，对吧？’你批评人家，人家不高兴也很正常，但是你人格不要分裂。他当时说你说的对，老百姓就应该解决，还表扬他。等到回去之后台里告诉他要把他赶出去，走之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这个人是个伪君子。我能举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能举很多很多例子。这个人，他的危害性是太具有欺骗性了，他长得很潇洒，妙语连珠，口若悬河，非常有才华，应该这样讲。但是看人不要看他讲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我还给你举一个例子，他80年代的时候在金州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上面的领导来查看优秀教师的情况，他赶快就去优秀教师家里放上彩电、冰箱、沙发什么的都武装上去，因为那个教师很贫穷，50多岁，生活很贫困。他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搞一套假的东西，什么冰箱、沙发、彩电，地毯都整的挺好，等人家一走，他就把这些东西全收走了。收走了当时那个教师就倒在地上哭，他就说好，留下沙发吧。很多记者都在场。

记者：在记者面前也这样？

姜：就是，他根本不当回事情。还有加拿大宗家理事会到大连去搞一个活动，在市政厅里放一个录像，放大连的街景和城市建设的变化，我当时和大连日报的记者在场，这时候加拿大代表团的人还没有来，他就事先把这个录像演示一遍，在放的过程当中那个录像倒过来了，他就暴跳如雷，把那个放录像的人骂得很难听，确实和他在公开场合所表现的截然不同。那就是表演时代。我们怎么能需要这样的官员呢？对不对。

记者：更有甚之，您也提出来，他用国安机器来打击他的对手。

姜：这个非常可怕，我最近在《开放》、《北京之春》、《争鸣》特别是《前哨》，我发表了很多文章，揭露他在用国家机器，用非法的手段来打击他的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打击政敌是在90年代末，在95年以后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我被捕之前，十几起大的案件，这个你可以看我在《北京之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讲到了几个典型的案例，表面你看这些案例它都有冠冕堂皇的一个幌子，但实际上他险恶的用心就是要打击政敌。国家安全局的任务是反间谍机构，他让当年给他做饭的一个厨师当了安全局长，然后让这个安全局长去监控自己的政敌。本身这些手段就是违法的。

记者：你现在到海外之后还打算继续进行这种揭发中国腐败问题的工作吗？

焦：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因为来到海外以后，我刚才谈到了需要学习，需要冷静下来，包括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换一个角度可能更清醒。这种对腐败的揭露还会继续。但是可能要深层次的分析，要研究。

记者：中国新闻记者的工作环境确实很困难，我们从很多位揭发腐败的记者受到的严厉惩治就可以感受到，中国新闻记者要真的做一个好记者的话，要负担很大的压力的。可不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首先您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些一般人不容易接触到的信息？另外，您在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背负到什么样的包袱？您感觉到您的危险存在吗？

姜：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来到加拿大之后有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诗人提出来说，你在体制内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你为什么要舍弃那个优越的条件去写他们呢？我给你讲，这主要是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童年的生活很苦，爸爸妈妈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后来读书、下乡、上大学，我们读的那些书，受的那些教育读的那些书，就告诉我们要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不能做一个表演的人，要做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人，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中毒深。]另外你刚才讲到新闻来源，这都是在平时的生活里方方面面，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道听途说，听到一个事情就认为是这样，我们要小心考证。因为国内设置了很多障碍，非常危险，冒着风险，所以在采访过程当中非常小心，而且要反复求证。不能说有人这样讲你就信了，但也不能说他讲了你就相信。你要仔细思索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有可能是错的。这样才能写出比较有分量的东西。正因为这个东西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才那么恐惧，那么仇恨。如果你是造谣，他起诉你诽谤就完事儿了，很简单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用国家机器把你抓起来，要叫你闭嘴呢？我们有些记者，我看了你们的报道，一个叫王有琴的到临沂去见陈光诚的太太，安抚她两句都被村里的村霸打出村庄，它为什么这么恐惧呢？包括一个叫陈元的在湖南，为什么那么恐惧？就是因为你的那些和我们那些报道击中了他的要害。它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倒不怕你从理论上去讲什么一党执政，威权统治理论论证，它不怕你去论证，反正没有涉及到他的个人利益。所以你看到受到严重迫害的主要是这些揭露腐败的记者，越具体越可怕。

记者：对他的伤害越大。

姜：象高勤荣，师涛，他给高勤荣下了三个罪名，什么罪名都加上了，你可以看到在中国，新闻职业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其高风险的程度怎么都难以想象，现在越来越多。

记者：您当时写文章也感觉到可能有这种后果吗？

焦：我感觉到了，想到了这个后果，严重的后果。但是我想别无选择，因为社会的进步总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我的想法是要忍耐但是不能等待。忍耐是说你要对这个社会要有谨慎的乐观，它会进步、会发展，腐败一定会被遏制。但是我们不能人人都在等待，等待天上掉馅饼，等待它自己倒台，不会的。腐败就是你揭露一些总是比不揭露要好嘛。你象那个躲猫猫事件，还有现在逐步发生的一些事件，只要你把它披露了比不披露要好。只要我们努力了就是要好，你比如说，我的报道，尤其在大连我了解薄熙来，非常了解，老百姓的我也听到很多，我对他的揭露使他上升的趋势受到了阻碍。

记者：还有很大的作用。

姜：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比如说他在十七大的时候他想上，但是却落马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层的政治斗争可以拿着你这个做筹码。比如说有个人不一定同情你，但是他也看不上他，他就说‘你看老百姓对他反应很大，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议论报道，形象不好’。他在政治当中失利了，这个东西显示的作用就特别大。这主要是政治体制决定的，因为是一党专政。

记者：听说他现在面临调查，有这回事儿吗？

姜：是在调查他，因为不光是我的报道，大连很多人都在告他，因为他有问题嘛。

记者：他到重庆了现在。

姜：到了重庆人家也不会放过他。因为你到重庆去，但是你做的那些事情伤害了那些人，你那些事情老百姓永远不能忘记，他怎么能忘记呢？他在那里当政的时候，当地的媒体都是歌功颂德，包括他的脚印都落在海边，搞了一个雕塑，那个雕塑上有几百个人的脚印永远刻在那个上面的，铜的脚印就是他的，你可以看那个百年成雕嘛。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老百姓的民心是不可辱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以为你离开这个城市就可以结束吗？不能结束的。所以，香港一个杂志的一个同行写了一篇文章说‘姜维平的报道是薄熙来挥之不去的幽灵’，的确是这样的。

记者：难怪他很想把你做了。不过您为了您这个工作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在牢里呆了五年零一个月。我知道您在牢里也是受了很大的折磨。能不能描述一下您的牢狱生活？

姜：我坐牢是五年零一个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0年12月4日到2003年2月20日。我在看守所里面，我经历了三个看守所，第一个是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第二是大连开发区看守所，第三个是大连看守所，也就是说有部队的，还有市的看守所，还有区里一级的看守所。仿佛就象是让我采访一样，各个层次的都让我去。最有趣的是第一个看守所的部队就是薄熙来秘书当年所在的部队。我不是部队的，我是地方的犯人，如果我是犯罪分子的话他应该把我送到地方看守所，他竞然把我送到部队看守所，这本身就是违反国家规定的，我不是部队里面的犯罪嫌疑人嘛，对吧？他为了封锁消息，把我押在他的前秘书车克民，也就是安全局局长服兵役的兵营里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心里虚不虚，他是不是伪君子？如果你真有罪，那就送到地方看守所去搞，对不对？

记者：所以他笃定是要把你封住。

姜：对，是要封住。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3月20号以后到2006年1月份那就是我在监狱服刑。我们叫投劳，投入劳动改造，两个监狱，瓦房店监狱和大连南关岭监狱。从看守所来看最黑暗的应该是大连开发区看守所，我现在读到了很多关于看守所里面打死人致伤致残的事情，应当讲我相信这些报道，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也看到过，听到过。他们对我来讲，因为我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在坐牢后不久就被海外做了报道，当时香港的亚洲周刊有一个记者叫王建民，我非常感谢他，他第一个报道了我的消息，使我这个由秘密案件变成了公开案件。变成公开案件之后在阳光下操作，官员的伪善这一面可以讲是降低了对你的打压。所以，我的处境总体上来讲还是改善了一些，整体上对我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我出来之后看到他们对高智晟的那种折磨，那种折磨我良心地讲我没有经历过，我很幸运。但是我相信那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记者：您有目睹一些其他人？

姜：看守所里面的牢头狱霸殴打犯人的事情，这种事情我看得太多太多，家常便饭，每一两天都有的。我的隔壁也有被打死的。这是我在大连一个看守所，我的旁边房间就有被打死的，牢头狱霸打群架打死的。但是在我这个房间，在我眼下发生的，没有过。

我再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说那里也经常打击牢头狱霸，他也搞专项整治，就是这个时期，这一个月来不许打人骂人，警察也抓那些牢头狱霸。抓了牢头狱霸以后，你比如说他打人了，他就把你放到一个大筐里，让两个杂役抬着他在走廊里面一个房间一放，在那里殴打，很有趣。我当时在姚家看守所的时候关在5-13，就是五楼十三号。两个杂役用一个扁担挑一个大筐子，殴打别人的牢头狱霸坐在大筐子里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打他三扁担，走廊特别长，很多犯人都是幸灾乐祸的，希望看到他挨打，打的时候把屁股露出来，趴下来，然后用扁担狠狠打，因为打了很多房间，等到了5-12的时候就皮开肉绽了，那就是很难看、很惨的。

我们房间的希望他到我们门前再打他，他打之前要讲话，他要问为什么打你？他就要说‘我是牢头狱霸，叫什么名字，我该打’，就打三扁担，结果打到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跳过我的房间了，为什么？这个警察就说‘这里押的是记者，算了，别叫5-13将来给报道了’。然后我们房间里面的狱友就说我‘老姜，就因为你，没看到热闹。’我记得特别清楚，打的时候特别可笑，打完了之后他要喊‘谢谢政府’。

记者：让人想到文革那时候的情景。

姜：所以我写的一篇传记里头有这个情节，看了之后让人哭笑不得，很悲伤，因为他本身就是打人嘛，然后再打他。

记者：这种手法好像太原始了一点。

姜：是的，非常原始。人到了监狱之后完全变成了生活的弱者了。完全就象是案板上的鱼，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打人家，这确实说不过去。

记者：我能不能请你谈一下您在狱中经历的强制劳动的情形?更否更深入的描述一下？

姜：因为这些关于劳动的事情，海外有很多报道，他这个劳动是这样，就是每一个监狱都是一个劳动生产单位，一个经济实体。而且在一个院子里面，比如说你有五千犯人可能有几百个企业在里面，大大小小的，一般来说，这些生产都是手工操作的。就是说适合在房内来做的，比如说做圣诞树、牙签、鞭炮、餐盒、纸袋、手袋等等，这种情况非常多。就是基层那种实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包括警察，他可以承包，承包这个小队，比如说这个小队有20个犯人就是无偿给他劳动。然后他拿着这个再搞什么生意。这种交易是比较黑暗的，应该讲很残忍、很苦的。我最长的生产，我在体力劳动受到最大的折磨的时候是在大连瓦房店监狱，就是2003年的2月20日一直到5月份，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每一天我不停地劳动。那时候劳动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5点钟就要到一个大厅里面坐着劳动，然后到晚上10点钟。那段时间应该讲是非常痛苦的。后来我到了南关岭监狱的时候又劳动了一个月，他叫培训，然后我就当了事务犯，就是监狱里管理犯人的那种，实际上也是监控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个政治犯，又比较有名，他就让我在一个大楼里面，象一个传达室一样，你坐在里面。叫监督岗，人从我门前走过，可以监督我，然后让我管理他们，就是制造矛盾，也便于对我监督管理和监控。那个时候我脱离了这个苦命。我可以读书，包括我可以听短波收音机。那个时候从2006年的6月26号开始到我被释放，我始终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他们都不知道的。

记者：真的？也听我们的节目吗？

姜：听的，包括你当时采访李敖，我是非常详细地收听的。

记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教？

姜：我觉得自由亚洲电台信息面比较大，比较有深度。它侧重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对鼓舞民主的一些人士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客气地讲，我的判断可能拥有的最多的听众可能是囚徒。为什么是囚犯？我刚才和你们的总编也谈到，一个是他们有时间，在那里的时间很充足。第二个有条件，为什么呢？因为狱警他也腐败呀。你给他点好处，他就给你买收音机，很简单嘛，他要没收，没收那个部门就归我们来负责，放在我们那儿的，一大筐子都是半导体收音机，德生牌的短波。第三是囚犯是社会最底层的，切肤之痛，对社会的这些是感同身受的，所以他用心去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监狱都很偏僻，没有干扰，非常清晰。所以，那时候信息并不闭塞。什么都知道。

记者：其实我们也感觉到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克服千辛万苦收听我们的节目、打电话给我们。

姜：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途径获得真实的声音，他心里有怨恨、有些想法向哪里说？很多很多我都可以写，这方面到时候我可以在我的那本书里有详细的描述。

记者：您刚才提到您也曾经做过体力劳动，能不能描述一下有没有任何产品是我们可以认得出来是狱中劳役制造的？

姜：这些产品比如说餐盒，在飞机上空姐给你的那个餐盒基本上都是监狱生产的。为什么呢？看守所很多、监狱很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些生意，由手工来操作，由于卫生条件很差，因为在监狱里，有的时候没有水，种种原因卫生条件很差，所以在生产过程当中，质量是令人堪忧，难以想象的。

记者：是拿来让我们吃饭用的。

姜：所以我坐飞机的时候餐盒上来的时候我心里都是很不舒服的。还有海带，海带中间带一个结子，海带放在餐盘里，他端上来你看很漂亮，实际上是垃圾，它在海边，人家丢掉的一些垃圾，他用一车拉过来，然后给犯人，犯人在里面选，当我们选这些垃圾的时候我们经常选出卫生巾。我们选的太多了，粪便都有的，我们就是选其中好一点的，因为海带叶子很大，即使腐烂，中间的部分还是比较好，就把这个好部分的剪下来打个结，水一冲漂漂亮亮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不吃海带结。

记者：搞得以后我们也不要吃了。

姜：这种情节很悲伤，而且，我们有一个犯人他就很仇恨，我们人人身上都长虱子，他就把一个虱子夹在海带结里头。

记者：这些产品都通过普通的渠道和其他的正当的产品一起出口吗？

姜：我不知道是否出口。至少我在中国市场看到有很多卖的，到了商场一看海带结，我就明白了，他打的那种结的风格方式，我可以肯定大连海带结有很多是瓦房店监狱生产的。因为犯人很多，几千名犯人，他们每天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就象教室一样，盘腿坐在那里，从早坐到晚上，从早上5、6点开始到晚上10点钟，晚上休息的时候，回来了，没有完成任务的就写在板上，谁没有完成任务，就在前面站成一排，他就开始殴打，打的时候不是警察打他们，我没有看到警察直接打，牢头狱霸打。比如我所在的房间是瓦房店监狱一监，它的班长叫大坐班，它三个班长，一个大坐班，两个副手，都是打手，就让这些人站成一排在前面，谁没有完成任务就殴打他们。

记者：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吗？

姜：是普遍存在的，每个房间都是这样。我目击了很多，但是有一点，对我他不殴打，因为警察告诉他姜维平可以没有任务但是必须劳改，就是我必须不停地做，但是我没有任务。他没有殴打我，他让我看，看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做这个工作，他们那么苦，那么不公平，我不能帮助他们，我也很悲伤，但是没有办法。当时那个条件，我只能保护我自己，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保持沉默吧。但是我很悲伤。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要改进它。所以，这些坐班都是些十恶不赦的，他们本身就是重案犯，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判了十几年。到了里面天天打人，就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关系，送礼买了一个大坐班。

记者：其实强迫劳动是违反国际法的。

姜：是的。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太多了。我过去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是谴责我们没有人权。因为那个时候我参观过很多监狱，都是让我看光明的一面。我到大庆监狱去过，我到瓦房店监狱去过，但是当我真正变成一个犯人的时候，看到真实的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要谴责我们？的确要谴责，因为谴责给你施加压力，也是一种制约。让你在做坏事的时候有所顾虑。

记者：中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地杜绝腐败，才能够杜绝这些不法行为？

姜：“我思考了很久，在监狱里想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日夜都不能休息，我在苦苦思索怎么能够使中国进步和改变。我们付出这么多的牺牲和代价，为什么这个超稳定的系统还在这样运作下去？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我也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素质包括我们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和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有了钱，但不抓教育，我认为它是有意的。为什么呢？它就愿意愚民政策，让你不知道，封锁消息。让你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与外界隔绝，然后洗脑，让你说谎话。一个是强权，一个是谎言，两手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造成这些社会的弊端。黑暗面、阴暗的东西、腐败、贪婪越演越烈。正因为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慢慢推动它。现在互联网也好，广播也好对社会的进步应该讲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可忽视，有些事情，尤其是网络。这就主要表现在人和自然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比较开明，突发事件、地震、洪水。因为这个不危害共产党的统治，在人和人的矛盾发生的时候、人和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是一步都不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认为这个危害到了它的统治。所以它现在有个前提，我可以让你赚钱，不择手段地赚钱，你可以充分地表演、发财，但是你不能挑战我的强权。这是主要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体制内其实有改革思想的人占了三分之一，您认为中共这样的形势的政权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姜：我不是预言家，我是一个记者。我想从总的趋势来讲整个世界，这个社会还是要前进。比如说现在基层的民主选举，它那个方向的发展，还是在逐步提升这个层次，现在不是村长可以直选了，对吧？以后乡长、镇长、县长，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它会设计障碍，让民主进程延长，它自己的寿命延长，它会采取各种理由，比如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呀，国民素质不够呀，再过100年、200年呀。它用这种方法能混一天算一天。但是这个趋势，普世价值，这种民主、法制、宪政谁都不能改变。象现在的共产极权的国家在全世界已经没几个了，对吧？还有古巴、中国是最大的，最后一个堡垒。这个趋势不会变，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地长。这个长的过程当中也不排除矛盾的积累在某一个点上会发生变化，就会很快坍塌。这里面的不可预见因素太多了。为什么呢？尤其是今年，我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重要节日交替和重叠使他们很恐慌，而且更重要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群体性事件，说白了就是群众起义、人民起义遍地都是，从瓮安、陇南事件一直发展到了在重庆公开抢抢，为什么发生在重庆？就是因为薄熙来是个非常典型的官员，他那套政策最能激发这种矛盾，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并不是对他有个人看法，为什么发生在他那个地方？他那个地方最近出了很多事情。又是工人、又是三峡移民，又是抢枪的事件，已经公开地抢夺解放军的枪支了。枪支是故事的开始，不是偶然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必然的因素。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问责问到了哪一级？》，其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的因素，为什么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因为你要承认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老百姓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一些切身的实惠，对吧。你要承认在经济，银行、金融各方面比美国还要好。由于老百姓的忍耐精神特别强烈，承受力特别强。他们只要能给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反。所以，我估计这个也不要盲目乐观，会一夜间改变，要谨慎的乐观，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长期地去推动它，要前进，但是也不能等待，不能说反正它很强大，我们就等待，不要这样。

记者：就是因为最近您刚才说的很多节日交替的时候，民主墙30周年、天安门20周年，很多很多这种纪念活动，西方媒体也会特别提到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有更大的群众运动？

姜：我前天参加司徒华到多伦多搞的一个活动，他就谈到他有预测，他很乐观，他说大概在2012年。他认为再过几年就可以怎么样。我想我不是预言家，我是记者，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和目光，但是我想这个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每个人都要努力。你象六四20周年他们分外地恐惧。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变化，出口减少、下岗多、两千五百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五、六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他们最恐惧的。因为它以前的王牌就是我经济上好，我让你吃饱，当然吃饱了老百姓就不会造反，这个很正常，因为一般的人都是满足于物质的要求，对吧？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发生变化，又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撕裂状态，这个口子很大。它就很可能在这个口子里沉没，所以它今年的打压最强烈。包括对刘晓波、胡佳等等，最近抓了很多。有的时候你刚看到一个名字又看到一个比他抓得还要严重的名字。这就说明它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希望社会动乱，我的想法是国家千万不要动乱，但是必须努力。我们尽快民主转型，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当机立断，推动中国的民主。推动民主从六四开始，这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这个伤口很大，而且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对吧？通过平反六四来把中国深层次的矛盾一下把它解决，中国不会乱，你比如说民主我们可以用村一级尽快到县一级，然后法治，独立的媒体，同时要有独立的司法系统，然后开放党禁和报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这样你共产党可以不倒台，你可以竞选，老百姓如果选你，你再做嘛。象台湾这样，国民党百年老店倒掉，最后不是重新东山再起吗？民主的好处就是说不是要推翻你，是给你机会，让你平等竞争。

记者：好的，在您这种恳切的呼声中，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官员也能够听一听您的建议，好，非常谢谢您。

姜：谢谢。

有这样的卫生部长，贵国人民要多幸福有多幸福。

为什么不派他率领全国坐台名医携带八角茴香去墨西哥猪场作法度人呢？

卫生部长介绍防猪流感良方：八角茴香煮猪肉

2009年04月30日16:44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人民网北京4月30日电（记者 方华明） 今日15时卫生部、质检总局和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卫生部长陈竺在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预防猪流感的一剂良方。

　　陈竺说，今天中午我在卫生部食堂吃的饭里面就有两个菜是有猪肉的，所以卫生部的同志们都在吃猪肉。记得在禽流感发生的时候，“China Daily”有一幅漫画，说最好的对付禽流感药方，就是把一只鸡和一个八角茴香炖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子。为什么？因为达菲的原料莽草酸主要就在八角茴香里面，我们可以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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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推荐中药治疗猪流感把国格都侮辱了

　　作者：王澄

　　广东的中医在完全没有见过猪流感的情况下瞎编出抗猪流感的中药方，最可怕的是卫生部也在没有见过猪流感的国情下向全国人民推荐中药方。（2009年4月29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人感染猪流感诊疗方案(2009版)》的通知）我从猪流感在墨西哥爆发一开始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可能流行情况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态度。“据中通社武汉二十八日消息：正当猪流感疫情引发世人恐慌之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二十七日向媒体披露，华中农业大学早已研製出猪流感疫苗，现尚待国家有关部门验收发文。”而WHO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对于这个消息理都没理会，全当没有这回事。

　　5月1日美国的报道说，But it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before the first pilot lots begin required human testing to ensure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f all goes well, broader production could start in the fall.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才能获得第一批试用（抗猪病毒）疫苗供人体安全和有效性实验。如果成功，大众使用将在秋季开始。”

　　科学家现在开始担心这个猪流感会在今年秋天卷土重来，所以美国想要生产6亿支疫苗。很明显，美国看到了这个“灾害商机”，美国只有3亿人，又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打，为什么要生产6亿支？就是准备向全世界出售，很可能国际上的订单都已经到了美国生物制品厂商手里。中国院士陈焕春说他（比美国提前半年）已经研制出来了疫苗，却没人过问和订货，区别就在于公信力。我在西方看得很清楚，中国医疗界的落后和中国人说谎在国际上路人皆知。当今的世界，如果中国人不说谎就没有说谎的民族了；如果中国卫生部不说谎，世界上就没有说谎的卫生部了，这已经是国际常识了。萨斯的时候不是中国的院士说病原是支原体吗？事后中国官方强迫大家接受“中药可以治疗萨斯”，国际上只好假装没有听到。这次更绝，中国居然在没有遇到猪流感病人的情况下就发明出能够治疗猪流感的中药方，并经国家卫生部推荐，还能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吗？从古到今，从西到中，全世界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的卫生部会说谎，这下让全世界人民开开眼。

　　胡锦涛跟墨西哥领导人说，“在这次抗击猪流感的工作中，我们愿意向你们提供帮助”，我听了都脸红，不知道胡锦涛要拿什么东西去帮助墨西哥，假药？

　　附录: 1
　　5月1日最新消息: 中国疾控中心并表示,用于生产针对此次人感染H1N1A型流感病毒疫苗的毒株,预计将在5月中旬送抵中国,中国制造的疫苗预计最快可在三个月后问世.

　　附录: 2
　　2009年5月1日早晨4时的报道
　　Vaccine promised as U.S. swine flu cases pass 100

　　U.S. authorities are pledging to eventually produce enough swine flu vaccine for everyone but the shots couldn't begin until fall at the earliest.

　　Worries abou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mounted Thursday as the nation's swine flu caseload passed 100, and nearly 300 schools closed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Federal officials had to spend much of the day reassuring the public it's still safe to fly and rid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ft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he wouldn't recommend it to his family.

　　Scientists were racing to prepare the key ingredient to make a vaccine against the never-before-seen flu strain — if it's ultimately needed. But it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before the first pilot lots begin required human testing to ensure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f all goes well, broader production could start in the fall.

　　"We think 600 million doses is achievable in a six-month time frame" from that fall start,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ssistant Secretary Craig Vanderwagen told lawmakers.

　　"I don't want anybody to have false expectations. The science is
challenging here," Vanderwagen told reporters. "Production can be done, robust production capacity is there. It's a question of can we get the science worked on the specifics of this vaccine."

　　Until a vaccine is ready, the government has stockpiled anti-viral medications that can ease flu symptoms or help prevent infection. The medicines are proving effective.

　　Reassurances from top health officials didn't stop the questions from coming.

　　An estimated 12,000 people logged onto a Webcast where the government's top emergency officials sought to cut confusion by answering questions straight from the public: Can a factory worker handling parts from Mexico catch the virus? No. Can pets get it? No.

　　And is washing hands or using those alcohol-based hand gels best? Washing well enough is the real issue, answered Dr. Richard Besser, acting chief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e keeps hand gel in his pocket for between-washings but also suggested that people sing "Happy Birthday" as they wash their hands to make sure they've washed long enough to get rid of germs.

　　Although it is safe to fly, anyone with flu-like symptoms shouldn't be traveling anywhere, unless they need to seek medical care.

　　The swine flu outbreak penetrated over a dozen states and even touched the White House, which disclosed that an aide to Energy Secretary Steven Chu apparently got sick helping arrange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recent trip to Mexico but that the aide did not fly on Air Force One and never posed a risk to the president.

　　So far U.S. cases are mostly fairly mild with one death, a Mexican toddler who visited Texas with his family — unlike in Mexico where more than 160 suspected deaths have been reported. Most of the U.S. cases so far haven't needed a doctor's care, officials said.

　　Still, the U.S. is taking extraordinary precautions — including shipping millions of doses of anti-flu drugs to states in case they're need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warning of an imminent pandemic because scientists cannot predict what a brand-new virus might do. A key concern is whether this spring outbreak will resurge in the fall.

　　The CDC confirmed 109 cases Thursday, and state officials confirm 22 more. Cases now are confirmed in New York, Texas, California, South Carolina, Kansas, Massachusetts, Indiana, Ohio, Arizona, Michigan, Nevada, New Jersey, Delaware, Maine, Colorado, Georgia and Minnesota.

(XYS200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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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部长八角茴香煮猪肉对付猪流感良方并非无鸡之谈

　　作者：Yush

　　而是由来已久。

　　陈竺：

　　引用：

　　记得在禽流感发生的时候，“China Daily”有一幅漫画，说最好的对付禽流感药方，就是把一只鸡和一个八角茴香炖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子。为什么？因为达菲的原料莽草酸主要就在八角茴香里面，所以我补充高部长的话，我们可以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一剂良方。

　　当年八角茴香炖鸡对付禽流感，China Daily有评论（那幅漫画可能就是配此评论的），抱怨科学家们不解释此良方是否doable：

　　引用：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5-10/31/content_536881.htm

　　But since it has been known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the raw Star Aniseeds have a curing effect, and that any short, if not hasty, attempts to make modern medicines would involve untold hazards, a safer way to use them might just be to use them without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s a herb or as a spice.

　　However, what a pity that today there is not a single modern scientist to tell us whether this is doable - when many Chinese, having got the information that I got, are doing it anyway.

　　If it is doable, having a daily pot of stewed chicken (but never a sick one) spiced with Star Aniseeds would be a much tastier, and more affordable alternative for a developing society.

　　And any country can import some seeds of the plant, or order some shipments of the dried fruits from China. They will never cost a king's ransom.

　　(China Daily 10/31/2005 page4)

　　China Daily竟然说中医未用过八角茴香治流感：

　　引用：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11/02/content_489694.htm

　　Despite its new fame as the key ingredient of Tamiflu, star anise has rarely been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flu. But in some Tibetan prescriptions, the star anise is used to cure influenza.

　　后有瑞士专家、钟南山院士等危言耸听，说八角茴香防禽流感无效反而会导致中毒：

　　引用：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1/10/content_3760058.htm

　　瑞士专家警告过量食用八角茴香可能导致中毒

　　专家警告说，吃八角不能直接预防流感，日常饮食中盲目过量食用八角反而会导致中毒。

　　达菲是一种常规抗流感药物，动物实验显示它对Ｈ５Ｎ１型禽流感病毒有抑制效力。达菲共有１２道生产工序，最初是从八角茴香中提取莽草酸。这一消息使不少人误以为日常饮食中多吃八角也可预防禽流感，甚至出现了抢购八角的风潮。

　　专家对此评价说，并不是将八角煎汁服用就可抗击禽流感。一般来说，八角在烹饪过程中产生莽草酸的几率不大。另外，八角茴香中含有黄樟醚，过量食用可能导致中毒

NHK殖民台湾史特别节目余波荡漾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2日专电）「日本放送协会（NHK）」上个月播放日本统治台湾那段历史的特别节目遭到许多人士持续抗议，有日本民间团体预定5月中旬举行一场大型讨论和抗议集会。

「日本李登辉之友会」事务局长柚原正敬今天对中央社记者表示，有关4月5日播放的特别节目「亚洲的『一等国』」报导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台湾的内容，该会认为报导偏颇，两度要求NHK做回应，但未获正面回应。

他说，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升一、旅日的台湾人林建良等人将在东京涩谷举行一场集会，会场大约可容纳300人，集会之后，可能会前往东京NHK电视台抗议。

他说，台湾被日本殖民时期受到歧视，战争给台湾人留下深深伤痕，这些只要是熟悉台湾的人士都很清楚，但台湾人对于日本统治时期也有些正面评价，NHK不应刻意未提，释出「台湾人反日」的错误讯息。

NHK的特别节目名为「日本登场系列报导」，因今年适逢横滨开港150周年，节目主要在回顾日本登上世界舞台的150年大事记。第一回题目是「亚洲的『一等国』」，报导日本最初的殖民地─台湾。

NHK的「日本登场系列报导」预定明天播出第二集「天皇与宪法」。第一集播出后，遭到许多台日人士抗议，前「文艺春秋」总编辑在报上指「NHK何时成了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另有人表示，该节目是在「离间台日关系」。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最大派阀町村派开总会时，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前外相町村信孝都说，看了有关第一集日本统治台湾的报导，都觉得「怪怪的」。

多次在该节目出现的87岁台湾人柯德三今天接受中央社越洋电话采访时表示，NHK只采用他批评日本的那一部份，没有提及他肯定的那一部份，导致外界误解，他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他说自己非「亲日派」或「反日派」，而是「知日派」，他知道日本的左、右派之争，并认为这次受访被利用来当成左右派斗争的工具。

他表示，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人确实受到歧视，这让他很愤慨。他同时也对NHK记者说，日本像是母亲一样，教育他24年，所以他日文讲得好，进到好的大学，还当上医师，为民服务。

柯德三于4年前曾在东京出版一本书，名为「母国是日本，祖国是台湾」。不过，他认为，殖民统治好的一面，被统治者可以做评价，但统治者没资格说自己做了多少好事。

他说，最不满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了，就把台湾这个「养子」丢出去不管，连要送给谁，也不说清楚。他认为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之后再让台湾人做选择。

对于NHK特别节目编辑不妥之处，譬如节目以一张原住民照片标题写「人间动物园」、用「日台战争」一词等，节目中登场的其他几位人士都说要提出抗议，但他本身不想抗议。

他很无奈地说，现在的日本政府、日本人和部分台湾人都一样，为了经贸利益，都很在意中国。

柯德三就读的旧制「台北第一中学」（现在的建国中学）成立了一个「丽正会」校友会，他是台湾分会的会长。台湾分会每季集会，下一次是六月。

两年前在东京举行最后一场大型校友会时，现场将近300人，其中5位台湾人，分别来自台湾与美国，还到台上接受鼓掌。闭幕前，唱出校歌「浩荡万里大瀛之碧澜高击处，常夏浓绿飘香之我高砂，乃大八洲日本国南方之重镇…」时，许多人都热泪盈眶。

供参考，尤其供贵党同志参考

尼泊尔毛主义党领袖普拉昌达对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

　　作者：常建刚　何朝荣/《普拉昌达选集》第1卷收入了普拉昌达2006年4月左右的谈话文章《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当时尼泊尔4月人民大起义正日益高涨，尼共 (毛)夺取全国胜利在望，普拉昌达该谈话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该文涉及尼共(毛)对意识形态、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党和组织等许多重大主题，对了解尼共(毛)基本的思想理论观点有参考意义，现将其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绪论

　　十年深入彻底的人民战争背后肯定有许多重要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但我们党认为，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使我们的政策、计划和纲领建立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当革命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一致时，就会取得伟大的胜利；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当革命偏离上述路线，陷入了“左”的或右的主观主义时，就会遭受严重的失败。在准备人民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党甚至在同“左 ”倾教条主义(以同右的偏向作斗争的名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严重发展起来)的偏向进行斗争时，就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作为出发点。正因为此，尼泊尔人民战争获得了新的动力，达到了新的高度。我的第一个最深感受就是我们能够把社会革命的科学从主观唯心主义下解放出来使人民群众也能掌握，这是尼泊尔人民战争达到如此强度和高度的原因。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90年运动之后，从总体上来说，一切革命运动的两极化进程，具体来说就是改良主义和革命路线的两极化进程加剧了。通过运动攫取了权力的主要政治势力不但没有满足人民要求切实变革的渴望，反而同腐败的官员和国王相勾结，不顾一切地把持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他们“表现”的所做所为。期待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议会政党领导人的不满日益增加，这就导致人民群众围绕民族主义、民主和人民生活等基本问题开展军事斗争的客观基础在不断地发展着。同时，历史性的1990年运动也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分化形成两大派即改良派和革命派创造了有利形势。因此，代表着改良主义和调和主义路线的联合马列在精神领袖莫汉·班德拉的领导下形成了，而在普拉昌达同志的领导下代表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团结中心也诞生了。联合马列鼓吹多党民主，深陷议会道路，而团结中心在团结大会上采取了与尼泊尔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它对右的议会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深入揭露，走上了准备人民战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党揭露了拉马和比什瓦卡尔马及其追随者 ——他们怀着改良主义目的混入了团结中心——的右倾取消主义，并在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把他们开除出党，全党团结一致地沿着准备人民战争的道路前进。同时，党通过联合人民阵线继续推进着合法的斗争，反对执政的议会政党反国家、反人民的政策和行为。

　　城市的人民运动和农村——主要是尼泊尔西部地区罗尔帕和鲁孔——的阶级斗争为人民战争的发动准备了客观基础。在对国家的具体政治形势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党制定了通过合法和公开的阵线有限地利用第一次议会选举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那一阶段的议会斗争，在当时尼泊尔的形势下，对于传播和形成党的革命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下，党的第三次扩大会议闭幕了。这次扩大会议对我党和尼泊尔人民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具体分析尼泊尔社会过去和当前情况的基础上，草拟了人民战争最初的战略和战术。就这样，1996年2月13日发动的历史性的人民战争就与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发展明显融合联系在一起。

　　理论、意识形态、哲学

　　没有鲜明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坚定的信念，历史上的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前进并取得胜利。尼泊尔人民战争不会，也不可能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把马列毛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正确把握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它就要求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坚持、应用和发展。我党一直非常认真地把握住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它发现真理，又坚持群众路线把真理转变为群众的力量。由于我们的正确理解，我们的运动与真理和群众就密不可分，这样，敌人就不能像对待“恐怖主义”那样小瞧我们，无论他们多么想那样做。在我看来，这是最根本的。在这一思想定位的基础上，我党发展出了能够一个一个打败敌人的政治路线，通过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合理配合使人民不断取得跨越性的胜利。我们把对敌人的思想政治进攻转变为军事进攻，反之亦然，并保持了两者的平衡。这个特点显然粉碎了敌人对我们的一切指责。

　　如果不能适当地从20世纪的重大革命和反革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就不能把21世纪的革命推向前进。从这点出发，我党对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非常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了20世纪下半叶主要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路线斗争，并力图得出正确的结论。总体上我们把同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党还必要地强调了同霍查教条修正主义的斗争，霍查教条修正主义甚至歌颂斯大林同志某些形而上学的缺点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基本思想在历史性的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开始形成，那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思想、战略和战术而召开的。在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我党得出结论认为人民战争的历史性发动和五年来成功的深入进展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并把它归纳为普拉昌达路线。从第二次全国大会，到21世纪的民主，再到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所作出的决议，人们发现在理论领域又不断形成了新的发展。然而，我认为现在还不是立即就对“思想”或“主义”等术语展开论战或讨论的时候。主要问题是勇往直前地面对21世纪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挑战。

　　十年来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最可靠和最恰当的证据，它证明了我党力图发展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我认为一场鲜活的革命是最可靠和最合适的证据。

　　法兰克福学派的“将军”们的理论完全基于辩论，而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相脱节，他们急不可耐地批判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同志，最终却走向反动。他们不可避免地同甚至颂扬斯大林缺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从而失去生命力的霍查派一样堕落。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才能担当起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缺点中吸取教训并纠正它们的任务。这对于那些或左或右的偏离者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站在阶级斗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我党努力从革命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前进。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我们说把革命科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的历史性的伟大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原因就在于十年来人民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不可忘记的。活生生的革命客观现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努力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之上，没有陷入“左”的或右的偏向。

　　我党明确反对把像罗莎和切那样的伟大革命家同主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相分离而列入另一个阵营。我们宁愿尊敬他们，并学习他们作出的贡献。然而，谈到必然和自由的时候，一定不能认为更多地强调自由必然就是更科学的。列宁同志有一个正确结论：虽然罗莎有时在把握认识必然和争取自由两者之间的科学关系时会陷入主观，但她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只雄鹰。我党认为列宁对罗莎的评价是正确的。我党毫无疑义地认为在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比罗莎作出了更好的科学总结。

　　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

　　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问题同客观分析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研究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特征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展。通过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成为可能，随着对官僚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及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这一发展又前进到马列毛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及其战略战术的发展只有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自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右的修正主义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向帝国主义投降，因此，右的修正主义不可能以革命科学的视角分析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打着捍卫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反对右的修正主义旗帜的毛主义革命运动又受到教条修正主义的影响，它只会重复旧的东西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的分析。很明确，我党自发动历史性的人民战争以来就一直对外主要同右的修正主义，对内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着斗争。这样做的同时，我党牢牢地把握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运用具体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央委员会的文件特别讲了这一进程，并强调要对当今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分析。

　　上述文件还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得出的革命会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爆发的战略结论，但后来，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列宁发现上述分析滞后于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新的战略结论。今天，总体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体是在冷战后，全球帝国主义一直发展着的许多特点出现了新的形式。党对之开始了令人鼓舞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并在文件中强调了上述问题。

　　我党提出必须建立人民新世界联盟，这丝毫不意味着革命现在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发生。它意味着承认这一事实：由于信息技术的空前革命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对全球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独特性质，全世界正转变为一个小的整体；它还有强调根据这一事实确立革命战略的意思。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尼泊尔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世界影响同列宁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都是不能相比的。因此，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某一国家无论发动还是捍卫革命，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国际运动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要把某一国家的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基地。为了表达这一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思想，我党最近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了人民新世界联盟的思想。这并不意味着正在成为人民革命坚强核心的南亚联盟的思想是不必要的。

　　在一定程度上捍卫马列毛主义，反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进攻，在这些方面革命国际运动组织的建立和发动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方面，革命国际运动组织没有能够取得大的飞跃。革命国际运动组织只有在同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它似乎更倾向于对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进行分析和颂扬，但在以群众路线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基础大胆地发展战略战术方面却止步不前。

　　为了推动无产阶级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无疑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形势的背景下。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的问题上保持思想一致。这一挑战在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会遇到。至于可能性的问题，“全球化”已为建立共产国际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秘鲁革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又遭受到严重挫折，其经验对于正在领导2l世纪革命的人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过程中，秘鲁革命对于我们发挥了重要鼓舞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从这场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对我们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低估秘鲁人民战争对于世界革命的贡献将是一个大错。它的发动建立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然而，这场迅速发展了12年的人民战争由于领导人的被捕及随之而来的挫折，现在陷入了生存危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也不会让人轻松。贡萨罗主席被捕后，右倾机会主义鼓吹放弃战争，同敌人实现和解，这些迹象充分表明了形势的严峻性。

　　马列毛主义要求我们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同各种机械的、主观的和片面的思想作不断的无情的斗争。在同一种倾向作斗争时必须注意不要陷入另一种极端。共产主义运动一度一方面陷入支持阶级调和的右的极端，另一方面又陷入只管向前走也不前后左右看看的“左”的极端。发动了游击战争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运动陷入前者，即右的极端，而伟大的秘鲁革命运动从思想上陷入后者，即“左”的宗派主义。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是，由于机械和片面的思想，诸如：完全否定必要的调整与妥协或同次要反动派及中产阶级结成联盟反对主要敌人，不能保持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适当平衡，机械地理解持久人民战争而不根据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出新的军事战略，把贡萨罗主席理想化为一个从不犯错误的天才领导人并把他置于全党和中央委员会之上，不能也不准备在真正意义上从斯大林同志形而上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等等，该党虽然付出六万多人的牺牲，还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虽然一个人精神上是革命的，但结果仍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他——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陷入了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这就是我党从伟大的秘鲁人民战争和千千万万革命者的鲜血中吸取的教训。我党坚持的一切方针，例如关于“发展21世纪民主”的思想、军事路线与政治路线的“结合”、与敌人斗争的一系列战术等等，都包含了从秘鲁正反两面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

　　由于尼泊尔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处理同两大邻国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肯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同印度政府的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人民相互关系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应当以互利的外交关系的形式来认识和处理，而不能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础上来处理。我们通过南亚毛主义政党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和南亚革命者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关系，它应当在自由选择任何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来看待和处理。处理这一关系并不那么困难，因为思想和信仰是一回事，而同两大邻国的关系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考虑到印度垄断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的本质是尼泊尔和南亚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保持两者平衡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无论它有多么敏感，只要不跨越意识形态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界限，它们还是能够向前推进的。

　　自从美帝国主义以 “9·11”事件为借口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后，世界舆论对它进行了迅猛的抨击。在与“世界社会论坛”有关系的拉美国家，人民支持左翼的浪潮表现了人民的不屈不挠。这一正好发生在美帝国主义鼻子底下的反帝浪潮清楚地表明世界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从这点出发，发生在拉美国家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具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政治：战略和战术

　　每一个认真研究我们运动——从我党成立之日到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直至今天的发展——的人，都会看到它不同于过去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一般的传统的模式。在基本确立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方向后，我们的独特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到：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通过打造党的团结——甚至是同右派，把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确立起来。我们甚至利用议会准备人民战争，强调把握政治和军事干预两者之间的平衡和配合，我们以新的方式利用和平谈判和停火同敌人作斗争。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把革命的政治路线放在中心位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群众路线。从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和发展过程来看，它就是在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正确配合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平衡和配合在通过建立政治基础，从公开阵线以40点要求的方式提出国家和人民的基本问题从而赢得人民战争的主动权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和第二次和平谈判可以看作是这一配合的新的发展。我党已经作出分析并认为，两次谈判对于在人民群众中更广泛地确立我党的政治路线，对于表明我党对实现和平(反映人民需求和渴望的具有远见的政治解决)的诚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我们最强大的敌人也被迫屈服于我党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我们认为战术的灵活性离开了战略的坚定性就会陷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潭，而战略的坚定性离开了战术的灵活性则会陷入机械倾向和教条主义的泥潭。只有合理地把握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才能以合理的、有力的方式把革命推向前进。这一结论已经在党和人民战争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证实。如果只有战术的灵活性，我党将会走上与右的修正主义联合的邪路，就会在对议会进行特殊利用的过程中走上赞成议会的道路，就会在同敌人进行和谈后再也不会重返战争。从这些和其他许多例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党所有战术的计划和观点都与战略的计划和观点密不可分。同样，如果我们只表现出战略的坚定性，党就会变成一个脱离群众的狭隘团体，这只会使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无限激情和主动性衰竭。今天我们的实际行动已经表明我们战略上的坚定性通过战术上的灵活性得到了有效的实行。实际上，革命一方面是被只讲战略的保守派，另一方面是被只讲战术的改良派破坏的。人民战争的迅速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党在同各种偏向作斗争的同时，理解并正确把握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为了推动革命不断前进，就必须一直保持着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我们必须清楚，那些用改良主义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人认为我们的战略是危险的，总是对它进行抗议，而用“左的”宗派主义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人则认为我们战术上的灵活性是危险的，总是对它进行抗议。然而，他们已被证明是不科学的，我们党是实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党，它一直朝着，将来会继续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总的来说，从战略的坚定性与战术的灵活性的相互关联方面来理解新人民民主、制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才是合适的。每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物质力量方面还弱小的时候，它就强调，也应当强调通过战略口号进行多方面的政治揭露，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积聚力量。当党强大并接近战略目标的时候，它就担负起，也理应担负起负责任的领导的角色，通过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和强调政治口号以确保政治出路。人们应当清楚一件事，我们党在吸取了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的经验教训后谈到要发展21世纪的民主，并相应地接受了反帝反封建宪法框架下的多党竞争。然而在这里，制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应该从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方面来理解。当到了领导国家的阶段，而要求斗争仍采取发动初期的形式，或处于斗争发动初期的阶段却要求领导国家阶段的特点，两者都不代表辩证唯物主义。

　　联合马列的多党人民民主表现的是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阶级调和和改良主义，而我们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在力量平衡的情况下借以推进阶级斗争的过渡性的革命口号。在这个意义上，联合马列的多党人民民主同我们的民主共和国在本质上有着巨大区别。最近，联合马列也谈到要朝着民主共和国前进，我们之间一直在这些关键共识方面进行着讨论。我们希望通过遵守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联合马列也会从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路线转变到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

　　我们党非常认真地对待同议会政党达成的12点共识。我们没有把它视为儿戏，而是把它看作是为了满足人民对和平和民主的渴望、反对独裁的封建君主专制所必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际的共识。随后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抗议活动不仅证明了它的重大意义，而且也是对它的认可。作为通过制宪会议选举实现彻底民主(即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共和国)进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12点共识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只有在决心推动革命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时候不陷入左或右的教条，才会站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立场上。我们党在建党初期，通过对外反对右的修正主义，对内反对莫汉’比克拉姆教条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断前进着。这些斗争鼓舞着我们远离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公式来理解的一贯偏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运用。这一认识使我们能够决定利用议会教育尼泊尔社会认识到议会的无用和人民战争的必要。“左的”保守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他们认为我们陷入了右的泥潭，而当我们揭露议会的时候，右派把我们视为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既不是右派也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马列毛主义者，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事实上，我们努力所做的不是新东西，而只是试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壮大添加新的动力，在列宁逝世后，由于斯大林同志的缺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破坏，而毛泽东同志又努力把它推向前进。

　　我们不会说由于我们在利用议会后又走上了人民战争，那么世界上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当今世界，利用议会的战术，其作用几乎已经穷尽。然而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具体情况而一味地抵制一项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忽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仅仅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失去意义，使其降低到宗教教义的水平。我们利用议会的经历，重要性不在于利用议会，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门科学。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一切发展过程都受到对立面的绝对斗争和相对统一的推动和制约。毛泽东同志把这解释为矛盾的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推动党和革命前进的过程中，会有无数的矛盾必须去解决。换句话说，党总是面临着大量工作要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理顺意见、计划和方针的亟需重视的方面与那些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仍需不断注意的方面，就能够以科学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以科学方法处理好内部不同方面的原则的基础上，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在整个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和注意的战略和战术。党在决定每一项方针、计划和纲领时，也总是遵循着这一科学原则。

　　党、组织

　　1、思想与组织的关系

　　随着尼泊尔革命思想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我们党也经常按照新的思想和战略建立新的组织。思想和组织机构与工作作风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和协调这种关系，思想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产生了新的思想，那么党就会勇敢地建立新的组织。从团结中心的组建到毛主义党的成立，经历了团结——斗争——转变，以及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系列发展过程。随着思想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必须要打破旧的组织建立新的组织，并不断地进行转变并产生活力。一直以来我们党主要就是这么做的，刚刚发生的中央委员会的解体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许多情况下，党发展的新思想不能被党内的许多领导和工作人员很好地吸收领会，结果就又转向旧的组织和工作作风上去。我们党在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出建立根据地和军队的决定后，对于那些畏缩不前的人给予了打击并颁布了一个名为《组织问题的几个方面》的文件，这一文件现在仍有现实意义。21世纪世界革命贡献的伟大思想，与狭隘的、无政府主义的、帮派的以及极端自我的个人主义的诸多流弊发生着猛烈的冲突。

　　2、党的团结和斗争

　　谈到党的建设，2001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如下表述：“普拉昌达同志领导下组建的尼共(团结中心)，不是尼泊尔共运中某些党派集团的简单合并或联合，而是革命进程中一次伟大的跨越和新的开始。团结中心大会通过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是尼共四大和五大后任何党派集团的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与修正主义长期斗争后的彻底决裂。它不是任何内部的简单融合，而是产生质变的化学反应。”但是，在团结中心组建近十五年后仍然可以看到党内由于内部斗争而发生分裂的幽灵在抬头，这给党的内部斗争带来不健康的影响，而且阻碍了党的核心的发展。我们认为，党的二大报告中的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但后来党的不健康的内部斗争同时也表明，把二大的思想吸收消化并按照其科学思想转变或改造党的组织还很难。这背后的客观原因是尼泊尔社会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社会基础，主观原因是受莫汉·比克拉姆的无政府主义和狭隘宗派主义的余毒的影响。在党建问题上，莫汉·比克拉姆一派的主要观点就是：斗争——分裂，再斗争——再分裂，而毛主义党所主张的“团结——斗争——转变”和“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根本找不到。我们党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在一段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莫汉派错误思想的影响，以致他们身上流毒不浅，热衷于搞宗派主义。他们用否定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之否定)，把斗争视为分裂的基础，而不是转变的基础，把党内斗争引向不健康的方向。他们看不见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中有团结，不懂得运用“正见、异见和对话”也就是“团结、斗争和转变”的创造性的辩证法。因此，现在我们党特别强调要反对小资主义和唯物质论，强调思想斗争中的转变。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斗争和转变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很难与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莫汉派划清界线。要党而不是要宗派，要转变而不是要分裂，这是我们党的最新观点。从领导者到普通党员，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思考斗争和转变这一问题，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观念。

　　3、在革命中革命的思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伴随着人民战争和新政权的发展在党内出现的阶级变化、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而产生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我们党目前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光是尼泊尔革命运动中我们党出现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遍问题。我们党目前出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为了坚持真理和阻止将来的反革命，我们党在上次中央全会上作出了在革命中革命的决定。在革命中继续革命的思想主要来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党经过激烈讨论，指出为了防止反革命党，我们要继续发展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甚至不惜建立自己的新党。

　　4、十年来主要的党内斗争

　　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谈过去十年来党内的斗争，我只能简要地谈一下党内的主要斗争。在发动历史性的人民战争的第一个计划的酝酿过程中，就领导问题产生的争论是党内的第一次主要斗争。人民战争发动后不到一年，针对党内三名负责同志所表现出的思想动摇而展开的非常敏感的斗争为第二次党内斗争。在敌人所谓的“基洛色拉2号”围剿行动中召开的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为建立党的领导集中化而展开的斗争为第三次重要的内部斗争。第四次扩大会议之后反对阿罗克派的广为谈论的斗争为第四次主要的内部斗争。第五次即最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去年在党的领导集中化和纯洁化问题上发生的甚至已走到了分裂边缘的斗争。简要地说，这五次斗争就是我们党在过去十年的主要党内斗争。上述五次斗争尽管只是少数不同人的不同错误，但党经过斗争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通过转变，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成功地使革命到达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我们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已经接受了历史的检验。每一个革命者都要以此为荣，不断地把革命推向前进。

　　5、革命的领导和继承问题

　　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被压迫阶级如果没有产生自己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革命的领导问题是关乎党和革命成败的关键。领导的产生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也不是把某一个人推上位置去就可以的，它是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历史需要产生的。这样的领导团队里也许会有某某人，他们的主要领导也许会是某某人，这些都是历史的机遇。马克思主义一直清楚阐明了这一科学结论。

　　但是，现实问题是，当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领导问题就又变得复杂化了。20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经验表明，随着政权的发展，党内斗争中使用暴力的危险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增加，而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强化，国家消亡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具体地讲，斯大林同志在党内斗争中使用暴力，以及在他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前苏联的反革命运动，迫使当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党都在严肃地研究和思考领导权这一问题。在此背景下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全会提交了一份讨论报告。报告的主要议题是如何使被革命运动力量赋予领导权的党的最高领导和领导集体日渐远离政治事务而专心于思想工作，以及如何创造物质条件训练下一代成为革命的继承人。我们党认为，当党的主要领导人去世之后要确保党的继承人不会有发生反革命的危险并继续革命。

　　6、人民民主和多党竞争

　　党的《发展21世纪民主的决议》主要是在20世纪民主与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按照这一决议，在宪法框架下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多党竞争，可以使国家政权中人民的监督、管理和干预具有活力，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反革命力量的抬头。只有在发展民主的基础上巩固专政，才能最终为阶级、党和国家的消亡奠定基础。以多党竞争的方式来不断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像列宁所说的将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社会主义竞争愈广泛和生动，国家消亡的力量愈强烈。我们党的决议的本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民主从机械的、工具式的理解中解脱出来，使其具有活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党、思想、军队和政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党有思想，并由这种思想建立军队，再由军队来建立政权。如果明天我们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者社会主义中承认多党竞争的话，那么是否每一个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呢?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弄清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阶级形态。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认为，没有阶级的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虚伪幻想。我们设想的新民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各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建立这样的国家就必须摧毁旧的国家，在摧毁过程中人民大众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机器。这样，当反帝反封建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代表各阶级人民和思想信仰的政党就没有必要建立各自的军队了，因为他们的利益之间没有某种敌对的矛盾存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之下的民主竞争，能使人民的国家更强大。到那时，只有在两种非常情况下，才可能提出建立军队的事情。一种情况是，领导民主国家的党转变为对人民实行剥削、压迫和镇压的反革命的党，这时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利用人民暴动的权利，建立自己的军队，而且也必须建立军队。另一种情况是，以人民的名义参与竞争的任何政党蜕变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并有可能以武装暴力的形式出现时，人民就必须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宪法框架。

　　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

　　1、人民战争的准备和发动

　　在尼共(四大)的阿逾陀决议中莫汉·比克拉姆提交了有关武装斗争的报告，之后至1990年历史性人民运动的前夜，当时的尼共(火炬党)一直扮演着领导准备和发动武装斗争的积极角色。回顾这一初期的准备工作和1990年的人民运动，我们感到人民战争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还很不充分。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在人民运动之后的国内新形势下，散布在各个党派集团中的革命者开始联手合作，结果成立了尼共(团结中心)。在1991年团结中心的成立大会上，团结中心党内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反对各种改良主义和按照尼泊尔的特点开展持久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大会之后人民战争四个方面的准备(思想与政治准备、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武装斗争准备)开始了。在武装斗争准备上，党一方面强调加强农村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努力通过公开阵线(当时的联合人民阵线)向人民宣传民族、民主与民生的急迫问题，并教育他们通过包括“关闭尼泊尔”(大罢工)的人民斗争和人民大会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中党内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尼尔莫勒·拉马、鲁帕拉尔·比什瓦卡尔马等人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感到很害怕。尼尔莫勒·喇嘛甚至公开说，要在发动人民战争之前十五天告诉他，好让他选择自己的路。在那种情况下，团结中心党内两种路线的斗争很自然地表现为敌对形式。最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右倾机会主义的拉马和比什瓦卡尔马开除出党，为人民战争的具体的技术准备扫清了道路。

　　几个月之后，党召开了中央全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尼泊尔人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次会议第一次在权衡尼泊尔社会历史和现状特点的情况下，梳理和制定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人民战争的具体阶段、战略和战术原则。这次会议展开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使党内形成了关于人民战争的一致理解。回想当时，就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党内还有人认为人民战争应该慢慢地、逐渐地、以不打破秩序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且还在是否可以把发动人民战争的党和革命的领导权赋予纯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对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同志产生怀疑。这次会议一方面改变了革命不应该打破常规而慢慢向前推进的观点，使党内形成了团结的气氛，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党的里程碑式的决议中坚定地写明了发动人民战争，从而消除了对巴布拉姆同志的疑虑。所以，第三次扩大会议使党在思想、政治、感情和意识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这样，在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清晰的路线图后，党开始在内部和外部进行有计划的最后准备工作。在此过程中，敌人针对罗尔帕和鲁孔两地农民斗争的罗米约镇压行动对人民战争的准备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党中央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就两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一个是人民战争的发展到底是急是缓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辩论上，一些同志认为不能提“激进”两个字，而应该是“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包括党内主要领导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认为不管有多少曲折和困难，人民战争都要以“激进”的方式推进。讨论最后终于在“激进”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在当时，人民战争发动之前就已被清除出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处指责我党内部存在“平行领导”和“寡头政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基仁同志坚定地为当时的普拉昌达总书记辩护后，达到了激烈和夸张的程度，但最后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发动人民战争的第一个计划。1996年2月 13日，人民战争终于揭开了序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2、军事战略的发展

　　2001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当时尼泊尔和国际的特殊形势，提出了在持久人民战争和武装暴动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之间进行调和的观点。近期党又认为应该发展21世纪新的人民战争军事路线。

　　在谈论尼泊尔人民战争背后的思想基础和创新之处时，党的上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出了“普拉昌达路线”这一特殊的思想体系。此次会议同时还认为，从军事战略发展来看，我们党不应为20世纪两种不同的战略(武装暴动和持久人民战争)的固定模式所局限。信息技术的空前革命使世界变小以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集中剥削和压迫，使我们党在对20世纪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党应该作出在持久人民战争中有武装暴动、在武装暴动的同时又有持久人民战争的新的战略调整。这一结论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威慑性进攻、谈判、停火、重新进攻、再重新谈判，这是21世纪新军事战略发展的前提，也是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总结。

　　发展21世纪新军事战略，主要依据党的《发展21世纪民主的决议》以及刚刚召开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历史性决议的精神。与20世纪30、40年代相比，如今人类已大步向前。生产力处在新的位置，信息与通讯技术处在新的位置，帝国主义处在新的位置，与之斗争的人民群众也处在新的位置，因此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也必然有新的发展。现在我们党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站在敌人的肩上打敌人的头”，这其中包含了21世纪新军事战略的雏形。虽然“站在敌人的肩上打敌人的头”不是一种纯军事战略，但它与发展21世纪马列毛主义思想这一问题相联系。它代表着在坚决地与右倾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也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内部产生的传统主义、僵化主义、教条主义和模式主义思想作斗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代表。目前，在伟大实践中成功运用的这一军事战略对21世纪新思想的总结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秘鲁人民战争受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依据当今世界形势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在战略坚定性和战术灵活性的运用实践上出现了失衡(单方面强调战略)，以及在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极端理想主义错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以至发展至今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政治和军事战略观点是不会重蹈秘鲁的覆辙的，这也是我们取胜的可靠基础。

　　挑战与可能

　　如何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发展马列毛主义以反对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主要挑战。十年人民战争的成功推进，为发展马列毛主义思想提供了客观基础；而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又使人民战争的胜利成为可能。我们不会像占星家那样去预测未来，但过去十年人民战争和尼泊尔社会的变革，将会使尼泊尔革命在下一个十年为世界革命提供新的思想。尼泊尔人民战争是必胜的，当尼泊尔转变为人民共和国后，尼泊尔的和平与进步将在未来十年内大步向前。

杨恒均：西方式教育让我儿子失去了中国式"理想"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0933035293/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的大事。如果想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则我认为下面的话更加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洲大学（美国的是华盛顿的一所大学，澳洲的是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 ——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洲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洲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洲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洲“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老子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老子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从自己和儿子身上，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疑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大家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这不是此篇短文里要探讨的。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和很多朋友期待的我来攻击一番中国教育相反，今天我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冬！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膨胀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恩来同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洲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儿子并没有失败——不幸在哪里？不幸在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不幸在哪里？在于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培养出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 ……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杨恒均2009/4/30

秦晖：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相关：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_01.html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_19.html

秦晖：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用历史眼光透视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http://www.tecn.cn/data/23797.html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 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 ”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 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 “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 ”，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 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 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 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

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 ”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 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 “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 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农奴制，哈哈，凡是对历史有所观照的，都知道贵国是当前世界上少有的农奴制‘政教合一国家。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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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锒铛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 “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 ”，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转载自：天益网

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杨奎松）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1]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2]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甚至多半也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新生政权结合群众检举的办法，用武力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最大成功，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他们才得以最终使久经分裂的国民党重归统一，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关于“清党”运动的历史，向来没有太多的研究。除了两岸相关史书对其经过情形有过观点截然相反的总体陈述[3]外，其后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论文通常已不再注意其事实经过，而是转向讨论其暴力、专断的必然与得失，以及此一运动对国民党的利弊等方向去了。[4]

但是，对于“清党”运动本身的情形，我们的了解是否已经足够具体了呢？其实还不够。时至今日，有关“清党”决策的过程，人们更多相信的也还是南京国民党人自己补造的那些历史文献。而作为一场几乎遍及各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群众性”的范围和规模也还是没有引起读者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其复杂的进程和多数普通的国民党人卷入这场运动的背景与影响了。甚至，一般研究者连国民党之“清党”何谓一期，何谓二期，都不甚了了。而离开了对历史场景的全方位描述和体认，仅仅着眼于其观念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或仅仅注重其运动的失控和运动后党员构成的变动，就来评论这场运动的深层意义及其后果，难免不会有以偏盖全的危险。[5]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力图对“清党”运动再做一全景式的描述，以便于读者能够了解整个运动的曲折复杂，并从中感悟和发现问题之所在。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G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根本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上海的资源，必要时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6]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了政治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南昌政治会议的召开，原本G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先后被人捣毁。身为G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即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G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清党”运动的发生，并不是蒋介石及其周围少数亲信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眼看朝思暮想的北伐战争顺利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都倍感焦虑，坐卧不安。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到在其次，G产党人篡党夺权的危险已是迫在眉睫。2月22日，为抢在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上海之前取得政权，中*G方面不仅极力推动武装起义，而且意图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此举当即引起上海国民党人的反感。吴稚晖即在国共联席会议上公开声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二十年内有议G产者，吾反对之；有卖于俄罗斯者，我力除之也。”[7]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这时的日记，则清楚地记述了他们一辈国民党人，以及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这时因焦虑、激愤以至于暗中串连，急于推动蒋介石对G产党人采取断然行动的情形：

2月18日，访蒋梦麟谈，对杭州收复事已全证实，惟对于此后浙局整理办法殊难有望，而内部之不一致尤为可虑，殊不知所届也。
2月26日，访梦麟一谈，对于干部及各地之纷纠多所讨论，颇以为虑。余以历史上之关系，讵宜坐视。不日拟赴浙及赣中相机规诫，以尽微责，至于能悟与否，则听之而已。
2月27日，午前访（吴）稚晖、（钮）惕生等谈。稚晖对于两党间之轇輵及（张）溥泉之态度，有所讨论。……明日拟赴杭一行，与敬之有所接洽。
3月4日，九时至杭州，寓西湖饭店。午后访何敬之，兼晤蒋伯诚、王达天、顾祝同、鲁咏庵、潘宜之等……对于党务问题，敬之等意须（蒋）介石能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且谓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故现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张云云。
3月5日，午前访敬之，再以各方情形与之切谈，并望其对介石有所建议。
3月6－10日，在省垣与军界当轴及党务同志磋商此后救济之办法，同人等皆切望有一具体之步骤计划，并望余有所主张，余遂为草订一进行计划大纲，预备于南京收复后，即由军界同志请介石来宁商决大计，以期根本整理党务，军界同志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G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故多激昂唏嘘，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矣。
3月11日，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8]

由上不难看出，从南昌陈果夫、温建刚，到上海邵元冲、蒋梦麟、吴稚晖、钮永建（惕生），到杭州何应钦（敬之）、蒋伯诚、王俊（达天）、顾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健生），即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G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和G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G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很］愤愤不平。”[9]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10]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G产党了。[11]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就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G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在3月10－17日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12]之后，蒋是毫不犹豫地纵容其手下贯彻了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的。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13]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藉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在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府的态度亦未稍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G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始终还在犹豫动摇之中。[14]

蒋介石的决心如何下定？据邵元冲日记记，3月21日他正准备离开杭州之际，恰好张静江从南昌来杭，当晚约邵与这时也到杭州的蔡元培等谈话。张因了解蒋认可南昌会议并纵容部下在各地夺权的情形，故声称：“介石对于与G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受此鼓舞，邵等于次日上午遂进一步与张静江商量“此后应付事宜”。当日得知上海已经克复，张静江、蔡元培、邵元冲、蒋梦麟、马叙伦等当即同车赶往上海。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后，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同至前敌总指挥部晤白崇禧、潘宜之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态度“亦激昂”。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G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G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15]

公开打出清除G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16]

29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17]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18]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G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汪对众人所言也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结果，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19]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20]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21]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及G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G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G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至于对武汉方面，因此一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

没想到，汪精卫原本就认为上海众人的种种怀疑太过离奇，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G产党人，当即“怫然”。对此，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G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负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G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G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G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22]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23]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了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G这时因早有G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自然表示绝无其事。[24]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G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G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G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G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G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26]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27]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了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28]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29]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倍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30]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31]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黄绍雄、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G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X治下之各地G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32]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G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

从非法到合法的经过

相对于1927年5月上旬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成立后进一步发起的“清党”运动，此一期“清党”当为第一期。蒋介石此时的“清党”行动较前在各地夺权之最大不同，就是开始公开动用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以取缔G产党及其影响下的机关团体，逮捕杀害G产党员、著名的左派国民党人和异己的工会领袖等。如4月8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首先就查封了听命于武汉方面的总政治部。不仅蒋介石毫无顾忌地公开发布布告和通电，声明因政治主任邓演达“唆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故不得不“下令封禁”，而且下令部属逮捕政治部首从。[33]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13日从香港与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一同登船，褚即已得知蒋令。故16日下船时，褚即引导巡捕将孙逮捕，随即被害。[34]而一些远离舆论中心的地区，如福州、厦门、杭州、宁波等地，此时驻军亦时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取缔和镇*压亲武汉的党部与民众团体的情形。

但是，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动用军队取缔军事单位的总政治部尚可，查封或取缔党部与民众团体则名不正、言不顺，仍有非法之嫌。故考虑到政治影响，蒋介石自身的言行还不能不比较谨慎。结果，4月9日夺取江苏省及南京市党部权力的行动，因为蒋人在南京，手下仍只能暗中支持帮会势力组建劳工会，组织劳工会分子实施打砸和抓捕。可是，因为帮会分子的权威不足，虽有命令指名要抓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张曙时、侯绍裘等，而张却依旧能够依仗其老资格几进几出，并直接闯到总司令部问罪，温建刚乃至蒋介石则因密令不能公开，亦不敢当面捕张。就连侯绍裘也是次日转去上海，在上海才被秘密逮捕和杀害的。[35]同样的情况，蒋介石4月12日取缔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也不得不由白崇禧派人出面去找上海的青红帮，请帮会提供帮助，包括伪装工人去冲击工人纠察队，然后驻军再乘机以制止工人械斗为藉口，实施包围和收缴武器，查封纠察队各个办公地点。[36]

然而假藉名义，并不能减少非议和纠纷。取缔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行动，就引来上海市党部、上海临时市政府以及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等纷纷发表函电抗议或质疑。总工会不仅公开号召大罢工，而且工人纠察员更自动启封被封的纠察队总部，入内办公。12，13两日，市党部、总工会、学联会等更接连举行群众大会，发起请愿运动。13日的请愿群众游行至刚刚由孙传芳五省联军浙军改编而成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时，竟至于发生了军队射杀示威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开枪十几分钟之后，士兵还闯入附近里弄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枪毙。”仅据驻军单方面的统计，当场死伤者也已在百人以上。[37]蒋介石身为总司令，号称以打倒军阀为职任，部属却发生如此恶行，自不免更是受到广泛谴责。身居事发地点附近，亲眼目睹事件经过的文化青年郑振铎等、冯次行、胡愈之等，愤而联名致信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等，对他们翘首以迎的“人民之军队”，“今乃演此绝灭人道之暴行”，表示异常震惊。[38]甚至就连“清党”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西山会议派，亦电斥其非。其电称：“日前以军警收缴武装纠察队枪械，目为工友冲突，掩耳盗铃而曰天下皆愚而我独智，宁有是理！”[39]

值得注意的是，西山会议派之电报，拍发日期为4月14日，内中披露吴稚晖13日已受命联络邹鲁，商议两派联合共同“清党”的情形。而西山会议派对吴所提建议，断然拒绝，原因竟是因为吴所提办法，即所谓“清党已有决心与办法，但表面仍称联俄容共，打倒西山会议派”。[40]西山会议派所以明知蒋已实施反共，仍旧恶言相向，其原因当或在此。

说在发动了夺取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的“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等计划“表面仍称联俄容共”，颇有些令人疑惑。但蒋介石等想要利用西山会议派在各地的组织，却暂时不敢马上承认西山会议派为同道，甚至还没有正式决定废止联俄容共口号，却显而易见。[41]这也就难怪，包括蒋介石委以重任，负责上海行动的杨虎、陈群二人，在具体实施了蒋的一系列行动计划之后，也弄不清楚蒋的新方针究竟是什么。其14日当天还在电询蒋介石：“现在是否仍容纳G产党，对捣乱分子如何处置？”[42]

眼看与汪精卫约定的时间已到，武汉方面诸人已注定不可能来南京开会。汪精卫与武汉方面国民党人不到南京来，蒋介石等人就没有办法施加自己的影响，反而还不得不继续受制于武汉中央。故蒋介石非破釜沉舟，独树异帜不可了。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将前此讨论过的监察委员会的弹劾案程序化的问题即被提上了日程。

监察委员们显然是几易其稿，多次讨论，最终补齐了程序上必须的会议录和相关文件。[43]为了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合理，他们以3月28日为第一讨论的时间，而以4月2日作为正式决议的时间。考虑到4月2日决议后延至10天以上迟不发布，颇不合逻辑，他们还有意在“会议录”里写上了一段暂不发送的讨论。其文为：“黄委员绍竑：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何时发出？吴委员敬恒：待决裂后发出。李委员宗仁：吴委员言甚是。武汉方面种种行为，意在挑衅，故宜少加容忍，待其爆发，然后对付，庶效力更大。主席：现在可暂保存，至必要时发出。”[44]但多半是考虑到如此太不正式，且刚刚开会形成决议，尚未成文，就当堂决定推延发出，太不合乎逻辑，于是再易其稿，将原拟之议推迟3天，至4月5日再拟一“会议录”，专门就此做一决议。同时将原本准备突出其临时及紧迫性质的无序号之“会议录”，分别标注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字样，以示正规。其拟就的第三号会议录内写道：“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将本会本月二日议决之请办覆党卖国之G产党案暂行保留案。议决：俟适当时再集会议决定发送”。[45]

监察委员会弹劾程序的各项文件应当是在14日左右补充齐整的，因蒋介石当天已将监察委员会举发咨文及吴稚晖举发呈文转发李济深，并询问李是否可以与他联署复电以示拥护。蒋当天亦下令将咨文和呈文分发给各报馆，准备刊出，其本人也在起草告全党同志书等。[46]与此同时，蒋介石一面开始积极准备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行动，一面已陆续开始采取行动正式实施“清党”了。

4月14日下午一时，白崇禧受命率部封闭了听命于武汉中央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秘书主任潘宜之等则武装接收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当天被捕者据称有千余人，一律押至龙华总指挥部讯办。[47]陈群公开宣告称：“因从前市党部被G产党及跨党分子把持，吾人今作清党运动，对于G产分子当然势不两立！”[48]与上海几乎同时，李济深也在广州采取了行动。因为广州G产党机关及其受影响的团体甚多，李济深等得蒋电当天下午就做了周密部署，于当晚全面实行了突然袭击。从当夜12时起，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济难会、妇女解放协会、铜铁工会、海员工会、河南驳载工会、酒楼茶室工会，以及黄沙粤汉路、广三路、石围塘、广九路、大三路等几方面的工人纠察队，均被军队和机器工会有组织的武装工人所包围和攻击。纠察队方面虽有些微抵抗，但均被攻破，死伤工人上百名，被捕者不下千人。[49]1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告称：此次行动，乃奉总司令训令，准中央监察委员会咨，对各地G产党首要分子实行非常紧急处置。广州政治分会同日决议：在全省肃清G产党，通告限期10天，G产分子自首免罪，并要求各机关密报G产分子。[50]但对G产党影响甚大之黄埔军校，因蒋这时尚无明令，故此时广州方面除当晚派舰监视和全体缴械外，并未立即采取捕人行动。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亦明电蒋介石：虽由李济深处“得悉前方情况，惟处置方法未明了”。蒋16日才正式批复：“彻底清党，不可再允G产分子在校，以维党国。”[51]

显然，到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公开宣示“清党”的方针了。17日，蒋介石分别发布了“清党”布告和通电。其通电自然言之凿凿：“顷奉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内开：经四月二日全体紧急会议议决：举发G产党谋叛证据，并知照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首要诸人照附来名单，及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等因，准此。事关叛乱党国，自应严为防范。除呈覆遵照外，合令各军一体知照，饬属严为侦察。如有上项情事，应即依案执行，以维治安而遏乱萌。”[52]

4月18日，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蒋介石等人通过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办法，勉强解决了定都南京和成立政府等各项法理上的难题，南京政府亦宣告组成。进而监察委员会举发G产党谋叛咨文得以正式发表，蒋介石等则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治会议等名义发表通电和宣言，历数中*G罪行，要求文武将士、革*命同志及全国国民，一并驱除G产党分子。[53]南京政府也以接受政治会议议决案通电的形式，表示拥护，同时发布了秘字第一号令，宣布通缉G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7名。命令称：“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G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54]

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建立及其各项声明、宣言和通缉令的发出，使“清党”行动从此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其所控各地国民党人及其军政当局再也不必拐弯抹角地利用帮会势力靠“打”、“砸”、“冲”的办法，来逮捕跨党分子，和取缔G产党组织及其亲武汉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了。而南京国民党人与武汉方面公开分裂的结果，使得以武汉中央为正统的江浙皖闽粤桂几省的左派国民党人和G产党员，瞬间失去了合法抗争的基础，只能四散离去，或转入地下。其党政及民众组织相应亦大部瓦解，甚或销声匿迹。这些情况的出现，自然也就使得前此一度频繁出现于城市街头的大规模斗殴流血事件迅速消失，以发型衣着乱捕路人的恐怖情形也相应减少。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虽然可以为“清党”提供合法的形式和条件，避免前一阶段打乱仗所造成的极端血腥的局面，却仍旧不可能避免滥捕，特别是滥杀的情况。

按照这时发布的监察委员会咨文，可知凡因涉嫌被通缉或经党部举发而被捕者，不仅各执行“清党”的党政军部门“仍须和平待遇”，而且其命运也要“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才能决定。[55]事实上，各地开始实施夺权行动的过程中，就已经普遍发生滥捕滥杀的现象了。较典型者如福州“四·三”事件。报载，当日右派举行示威大会时，“突有左派分子、新编军第二师某部代表方毅威等三人登台，力斥其非”，结果，“即有右派分子胡豚（加三点水旁）等登台，厉色声言方某等扰乱会场秩序，喝令绑下台，以待闭会后惩诫。当被逸去二人，仅剩方毅威一人，乃将其军装剥下，穿一单服，背插纸旗，上书“G产党”三字，于会散后随同游街示众。至万寿桥时，由胡豚（加三点水旁）用手枪将方毅威击毙，掷尸闽江，逐流而去。”[56]监察委员会咨文公布后，当街杀人的情况虽有改善，但各地不经审讯随意杀人的现象依旧十分普遍。这显然也与蒋介石等人的纵容和鼓励不无关联。

监察委员会的咨文原本就是蒋介石等人用来掩人耳目者，他们自然不会把咨文中“和平待遇”之类的要求当一回事。尤其是蒋介石此时军务、政务忙不胜忙，也无暇多顾。凡下属报来之案件，他向来问也不问，即信以为真。如陈继承奉命撤换第二十二师内跨党分子，其因对六十五团团长印象较好，故特别关照，后电蒋称：“六十五团长傅维钰本G产分子，经职问其态度，云绝对拥护校长，并可登声明，要否更换乞示。”蒋当即批复：“傅维钰另调工作，各营连G产分子应一律撤换可也。”新编第一师师长张与仁报称：赣州工人要求将谋杀工人领袖陈赞贤的军官曹厚清立予枪决，虽经劝止，但该工人等还是勾结市厅人员于当晚将已经被押之曹厚清拉出杀毙。蒋亦电示：“工人擅自捕杀军官曹厚清。如此横暴何堪设想！仰该师长即将该工会改组，其职员全部缉拿照律严惩，切勿延误。”[57]陈群因连日来捕得包括孙炳文等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左派分子，深为厌恶，也电蒋希望枪毙。电称：“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如何处置乞钧示遵行。”蒋亦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58]显而易见，蒋对杀戮习已为常，只是其处置此类事件之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受部属的态度及其报告的倾向性的影响。

因为有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可想而知各地主持“清党”行动的军政要员捕杀异己通常都相当放手。只要上报，均无不批。据报，福建被捕之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几审过后，连是否跨党分子都未完全弄清，就已笼而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不得不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59]

而多半是因为有蒋介石凡G产党一经讯实立予正法，不必久押的指示，[60]受命在上海指挥“清党”的陈群、杨虎，则更是常常独断独行，连党部都不经过，更谈不上必要的手续和审批。以至于全面“清党”开始后，除了枪毙G产党要犯还公布消息外，枪毙一般G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其他人等，经常连消息也不发布。当时即有报道称：上海“连日深夜在特务处处决G产党人不少。预置空棺枪决后即抬埋，姓名罪状概未宣布。”这也难怪舆论界这时对上海“清党”议论纷纷，并惊呼“恐怖”了。[61]

但严格说来，在国民党各地直接参预“清党”行动的人员当中，也并非都是杀戮政策的主张者。任职于陈群手下，身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情报股长的李公朴即公开向报界透露说，就杀伐问题他曾专门向陈群谈到过自己的意见。按照他的观点：“吾人对于G产党之态度，［当］非若武汉方面鱼肉国民党员，动辄加以杀戮。吾人殊不愿出此残忍举动。盖吾人之所以疾首痛心者，为破坏革*命工作，扰乱后方治安。故对其主要人物，先加警告，限期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否则逮捕之后，吾人并不认为某党某派但以破坏革*命工作论罪。而对走狗式之附和人员，亦加警告，使与反动派脱离关系，否则令其离开上海。两俱不听，当亦不再客气矣。惟即逮捕之后，亦必侦查确凿，方加处置。”[62]

上海第三区第二十区分部执行委员李次山、谭毅公、黄焕升及全体党员，眼见“清党”过于血腥，也集体上书上海临时政治分会、特别党市党部、南京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等等，提出《清党建议案》，明确认为：“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G产党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我［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我们国民党要反对他们，只能在消灭阶级斗争上做工夫，在消灭无产阶级上做工夫。我们要叫无产阶级的人都有饭吃、有书读，都好过日子，慢慢地实现“劳工资本化”、“贫农地主化”，使他们都变成小资产阶级。只有到那个时候，阶级才能消灭。也只有消灭了阶级，他们一阶级的G产党也才能失其根据，也就不愁他们不罢手了。“这是我们反对G产党唯一的方法。”[63]

逃离广州来到武汉的G产党人韩麟符，和此时的《大公报》记者等，也都介绍过广东国民党要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根据所介绍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在广州“四·一五”事变当中许多被枪杀的工人，或是在抵抗中被打死，或是因为武装抵抗导致军队伤亡，被捕后被杀红了眼的军队擅自拉去白云山等隐蔽处秘密枪毙。但对捕到之人，李济深主张，此次搜捕G产党未尝非一痛心之事，故除首要者外，其他能具悔过书者，自不应过甚处置。古应芬、钱大钧、李福林、邓彦华等则主张将共党分子彻底肃清，抓来的一般均应枪毙，工农组织当一律解散。而曾养甫，特别是陈孚木等，对杀人问题则主慎重，对工农团体更是强调保护。陈孚木并且马上出面保释了十余人。[64]结果，广州“四·一五”捕人虽多，开始甄别也早。仅两三天之后，广东当局就以军政督察委员会的名义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凡有相关部门或人士可以作证者，均通知到场陪审和作证。如该委员会19日即有公函给广州中山大学通知次日开审该校被捕学生，要求中大派员陪审。该校亦随即选派教授前往，并请知情的学生出席作证。[65]

然而，杀机既开，又如何会因为少数人之呼吁或一两地之稍有收敛而根本改变？南京国民党人此时为动员“清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各级军政官员四处讲演鼓吹，党内但能舞文弄墨者亦随之撰文宣传，以至于弄得普通国民党员群情激愤，就连国民党各团体在上海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也变成了声讨异己分子的场所，甚至群起“议决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励、蒋维乔、郭任远、朱炎、胡敦复、殷芝龄、袁希涛、张东荪、阮尚介、刘海粟、沈嗣、凌鸿勋等，俾警反动而申党纪案”。就连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也感觉过分，不得不申斥曰：“所称反动，并未举出何等实据，不得仅因群众一时激昂，辄予通缉”。[66]

幸而这时国民党尚未一统天下，故还有天津的《大公报》敢于发出抗议之声。其社评称：“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67]

第二期“清党”及其争论

第一期“清党”，实为自3月以来各地靠打乱仗夺权之延续。南京政府成立，短期内无法整合各地各具系统的党、政、军、警各部门，对“清党”的范围、方法、要求也没有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规定，其乱象叠出，可想而知。

一方面，依靠突然袭击的办法，以夺取各地党政权力和打压G产党与左派国民党势力为主要目的“清党”行动，很快就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继续延续此种作法已不大可能；另一方面，跨党分子及其左派国民党人，并非都是活跃人物。大家都在国民党内，并且过去许多言论观点又大体相近，“如何找出谁是G产党”[68]并将其清除出去，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大规模武力“清党”，转向群众性的，以揭发、检举兼及政治审查为主要内容的“清党”运动，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免的结果。

但是，前一期的混乱和滥捕滥杀，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很少有人不理解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党领导人“清党”的核心目的，是出于维护其权力地位，从而保持其对国民党的绝对掌控的一种政治需要。问题是，前一期的“清党”已经明显地暴露出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即由于G产党人过去在基层的工作相当深入和广泛，又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因此在许多地方，不仅工、农、学、妇等群众组织中的活动分子大都与G产党人走得很近。就是国民党组织中人，往往也受到G产党人的影响。“清党”行动不可避免地要殃及到这些人。而事实上，这些人中相当多数只是一些热血青年罢了，他们不仅不是G产党员，而且思想上也认同国民党的主张。过去，由于他们的存在，地方上土豪劣绅，甚至帮会势力都受到了压制。如今，“清党”清到他们头上，一些地方的豪强势力遂乘机东山再起，甚至摇身变成国民党员；那些地方帮会势力，更是因为帮助蒋介石手下夺权有功，重又开始在地方上为所欲为。

对此，广东的陈孚木就公开批评说：今天“清党”，许多人兴高采烈地同室操戈，排斥异己，不仅动辄要打杀以前与G产党接近的人，甚至“以G产党所说与我们相类似而变易了我们的政策”。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志接近G产党？就是因为国民党内有人打着反共的旗号，“所做的工作，一向无非是拼命替G产党‘赶水捉鱼’”。因为，“在他们蓝色眼镜下，一切与群众接近的人物，一切理论清楚，做农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人物都是G产党，不然也至少是G产党的走狗。由于这种错觉，他们简直不把这些同志认为同志，讥笑怒骂，排挤倒轧，无所不用其极。于是这些同志有为的被压迫得旁皇无主，而G产党却又乘机威逼利诱，只好将错就错，入了G产党的牢笼。”这已经是这几年最让人痛心的事情了，而他们如今还想把那些与G产党接近的人统统杀掉，把工农团体统统解散，把革*命政策统统改变，试问：“如果说这些同志以前是和G产党接近的，便就可杀，那么推算上去，还怕要把孙总理拿出来鞭尸三百。这不是反动极了吗？”他们的这种做法，“试问如何不令工农运动朝气正盛的同志，绝望愤激，拂袖而走，与G产党为伍？”[69]

陈孚木的激烈批评，与广东的情况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是指向古应芬等人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故亦为其他许多国民党人所担心。只是，一般党员看得不如其深遽，表达方式不能如其直率而已。但至少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已经在发出类似的呼号了。他们强烈地要求：“凡执行清党的人员，应当认清自己的同志，不要听土豪劣绅乱指，说是某某是跨党，某某是G产党员。总之贤愚不等。在清党的时候，应当认清了才是，不可冤枉忠实同志，免得继续努力者寒心”。[70]“我们这次清党，虽然把亡党卖国G产党‘清’了出去，可是引了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洋行买办……‘清’了进来，这岂是我们‘清’党的本意吗？不是！不是！绝对的不是！”[71]

包括一些地方军政要员，虽然没有公开批评“清党”弊病，但也不能听任自己管区内政出多头，特务政工恣意横行，滥捕滥杀，无法无天，造成社会持续不安。[72]如制造了“四·一二”事变的白崇禧、周凤岐即联名向蒋表示了对上海“清党”现状的强烈不满，要求加以规范。其电称：“近月以来，因清党运动，往往有任意拘押人犯，迳行审判……情事。值此时期，事权混乱，物议沸腾，将何以彰德意？职等为统一事权，慎重人命计，特照戒严法组织临时军法处，请派专员秉公办理并通令淞沪军警及各团体，此后不得任意拘人。即应捕获之罪犯，其与军事有关者，亦应于廿四时以内送该军法处办理，以一事权而免物议，是否有当？”[73]

事实上，蒋介石等人这时也已经发现前一段“清党”的弊病了。5月8日，注意到各界对陈群、杨虎的物议甚多，就连坚决支持武力“清党”的张静江也看不下去了，电蒋称：“除重要及阴险分子之外”，应待全国代表大会发落，务令陈、杨二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74]而黄埔军校学生因不满“清党”中的种种作法接连不断的来信来电，对于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尤其不会毫无作用。

黄埔军校，自蒋下令“彻底清党，不可再允G产分子在校”之后，于4月18日开始逮捕。凡“学生中平日言行不正，思想不纯或经官长之考察，或经本人之自首，或经同学之举发而皆经多数同学公认者，计共剔除G产捣乱分子百七十余员名，均于是日寄押于奉令来埔协助之中山兵舰附近”。至5月初，前后连同校部及分驻各地之入伍生，“逮捕之员生约四百人之谱”。[75]结果是许多黄埔学生大呼其冤，认为：“这次广东清党运动中有一些反动分子乘机而起，藉公报私，排斥忠实同志……，更有乘机报复，加以杀害、侮辱，在军阀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亦所罕见。”有学生甚至直截了当地写信给蒋，认为李济深“对黄埔学生特别残酷”，说每天公安局用铁甲车运出的死尸中都有被害的黄埔同学。李不过是在利用“清党”排斥黄埔生及外省军队，暗中培植他的势力罢了。[76]结果，蒋不得不特别指示各方：“凡黄埔学生有G产嫌疑者，请交黄埔同学会审查，而后再定罪状”。[77]

对于“清党”所造出的种种恐怖，就连再三强调“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G产党”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也是摆首连连。他这时曾经这样形容“清党”意义之大走样。他宣称：“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试问：他们自己不是党员，以何资格来清吾之党？真正之CP，亦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打倒CP分子，于是党员皆大惧，偶语有罪。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78]

有鉴于此，南京国民党人不能不考虑开展第二期“清党”，全面规范各地行为。第二期“清党”的作用，按照蒋的想法，就是要在已经打倒了G产党之后，求根本消弥之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G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以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G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清党，自打倒G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伎，办理稍有不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断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亦大受其影响，此不可不注意者也。”蒋特别说明：“吾人对于跨党分子苟非捣乱谋叛具有证佐者，只须停止其党籍，限制其自由，予以警告，促其自新，无论湘鄂G产党徒仇杀国民党员如何惨暴，吾人绝不必存报复之念，效其所为，对敌人固不宜慈悲，亦不必如G产党徒之残酷也。”他并且告诫说：“若夫怀挟私怨，攘夺权利，诬人以莫须有之罪名，则尤其是非本党同志所宜出，不幸有之，则清党之结果不特将治丝益棼，且有摘瓜抱蔓之忧矣。”[79]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的《清党委员原则六条》，除了指定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外，还决定要加强对党员质量的控制。不仅对所有党员都要经过三个月审查，尤其要在“清党”时期停止发展党员入党，以防不良分子乘机混入。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曾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80]随即，中央清党委员会依据“原则六条”，拟定了组织大纲和“清党”条例，并经第八十九次联席会议通过。[81]紧接着，中央清党委员会先后指派了各主要省市的清党委员，制发党员审查表、党员半月工作报告表及党员登记册等，交由各省市清党委员会分发各党员照式填写，严密清查。省市以下则或停止党部活动，候命审查；或指派特派人员实地考察监督，但一律明令规定8月底清查完竣，9月30日以前将各地审查结果报告中央。[82]

在把土豪劣绅等列入清除对象的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则公开把西山会议派引为同志，宣布：“因纯粹反共而开除党籍之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均应先行恢复党籍，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追认。”[83]不仅如此，包括对于此前与国共两党观念上冲突甚多的国家主义派，胡汉民等亦公开宣布：“打倒国家主义派”的口号应当废止，主张对国家主义派当“包涵之，纠正之”，因“彼有何罪？”。[84]而新加入之清除对象，即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按照中央清党委员会随后之解释，恶化分子仍是指G产党，腐化分子则是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85]换言之，第二期“清党”，已将原本在第一期就未受到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及国家主义派公开排除出打击对象，所增加者，不过更强调要打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而已。

那么，第二期“清党”是否着力清除过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呢？显然没有。因为再明显不过的是，这个时候南京国民党连谁是G产党都弄不清楚，只能靠检举、揭发和有无过激言论来定性，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是毫无标准可循，不过便利于内讧与自残，徒增无穷纠纷而已。

如安徽郎溪县前县党部夏雨初、祁光化、韩仁举等，“清党”前办党，动用县款举办种种活动，并指乌惠南、王景周等为土豪劣绅，发动民众，将其打倒。“清党”发生后，县党部停止活动，乌惠南、王景周等遂在县府支持下，指夏、祁、韩等假办党之名，贪污挥霍县款，实属贪官污吏，不仅将祁、韩等投入监狱，通缉在逃的夏雨初，而且要夏、祁、韩等家属全额赔付。[86]

如广东南雄县县长邓惟贤，因与县党部王成章等矛盾重重，相互指责，纠纷已久。邓被迫离开南雄，受命赴赣东办理招抚事宜，王成章等即以贪污罪名控告邓畏罪潜逃，监察院亦随即下令通缉。邓不服，控告王成章为“共党”，王之同伙县教育会会长邓功伟等为土豪，南雄县党部又被停止职权。但南雄县党部亦绝不接受，发动民众举行抗议行动，又是通电，又是上书，罗列事实，为自己正名，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87]

又如江苏东台县，党部控告缪步青侵吞公款，是为劣绅，由县拘捕。驻军二十六军一师随即出动士兵一连包围县署，从狱中将缪劫去，旋奔党部，由缪步青帐房张宝山等指示按名绑走党部特别委员蔡悔予、职员叶华、朱璧、缪楚佩四人，指为反动分子，解赴南通，且沿途拷打，并准备不日处死。东台县特派员急报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会议只能议决：请总司令转令该师师长放人，并将缪案送南京审理。[88]

由上不难看出，南京国民党人以武力夺权，原本对内对外矛盾纠葛就多，提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罪名，反而便利了地方上各种势力之间，在找不到证据将仇方打成G产党的情况下，又多了种种便于将仇方置于死地的藉口。更何况，“清党”以前，原本地方上藉助于北伐军兴向当地统X治阶层兴师问罪的激进青年就多，南京国民党地方或党、或政、或军，又往往是靠帮会组织乃至于地方豪强来夺取权力、维持秩序和保证田赋租税之收入的，其间的谅解通融，甚或狼狈为奸正多。不仅清除土豪劣绅之类不易为，而且凡曾有过与地方旧势力冲突之行为者，不论党员或党部，此时亦多遭不测。

正是基于地方豪强秋后算账，导致“清党”前积极投身工农运动者多遭打击报复的情况过于严重，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九次会议于6月1日特别批准了吴稚晖、叶楚伧两委员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提出：“本党在四月十五日未清党以前，各地往往受G产党之暗示，执本党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有出轨举动。迨清党以后，到处又绳以常法，诸多牵累，甚有不安生业之情状。此近于不教而诛。”故“凡惩办土豪劣绅之案，党人曾有自动行为，除其本人实系G产党，仍归清党机关请该管官吏办理外，其余事犯在四月十五以前概令具结保释。其未到案者免予捕拿，以安生业。”根据政治会议的书面解释，这就是说，凡在4月15日以前为打倒土豪劣绅而有出轨举动者，不论所犯结果轻重皆属无罪，即经判决亦当为无效。[89]但很显然，在地方党、政、军关系紊乱，特别是地方权力正在借着“清党”之机重洗牌的情况下，这种规定几乎是不可能奏效的。

“清党”运动之所以会诱发各种矛盾冲突，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各种势力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欲望。

北伐战争第一次打破了旧有的地方权力格局与秩序，造成了第一波权力洗牌的情况。只是在当时条件下，情势来得过于突然，多数人尚未能够适应新的权力形式，如党部、省市县政府以及迅速介入地方权力关系之中的军队等。因此，以民众工作为己任的G产党人及其受其影响的左派国民党人便捷足先登，很容易地控制了许多地方上的权力。

随之而来的蒋介石与武汉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第二波权力洗牌的发生。由于这一次的夺权行动采取了暴力的形式，并且被迫藉助于军队和地方旧势力，结果不仅使许多军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地方权力的受益者，而且在很多地区重新恢复了旧有的统X治关系，或造成了新旧杂处，互相攻讦的内讧局面。

第二期“清党”的发动，特别是为了进行政治审查停止地方党部活动的指令，再度引发了第三波权力洗牌。这是因为前两次权力更迭积累了太多的利益冲突和恩怨纠葛，许多上台未久的地方党部都因此而受到冲击。再加上因为军事上的关系，一些地方军队发生调动，新的军队往往又会因为“清党”等种种关系，卷入到地方矛盾中来，从而形成新的纠葛。一些党部因扶助民众团体或利用前期的夺权和“清党”为所欲为，所造成的党政之间的矛盾冲突，自然也随之暴露无遗。何况，国民党省一级党与党之间，党与政之间，其实也多处在权力洗牌过程之中，领导人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对市县以下各种权力关系的变动的影响，当然也不可小视。[90]

南京当局并不是不了解可能出现的这种复杂情况。但是，它这时能够找到的解决问题，确保公正的办法无他，只有请担任各级清党委员者做如下之宣誓：“余等誓以至诚拥护三民*主义，服从中央命令，于最短期间努力肃清G产分子、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一切投机腐化恶化分子，以固党基”云云。[91]此种办法，自然效力甚微。因为，清党委员会除在少数城市中外，对权力洗牌斗争最为尖锐的县以下地区，只能依靠党部或相关部门，选派职员前往检查监督。其不仅不能保证这些职员会否公正不阿，且无法指望这些特派员凭藉个人的能力就能解决地方上的权力冲突问题。

关于其特派员的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只要看下述一例即不难了解。

江苏睢邑县农民协会商民协会教育协会等电告南京政府称：睢邑地方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试图捣毁党部，被报告军警，将其重要分子捕获。徐州清党委员会委托警备司令派其副官来睢办理此案。王“始住县党部，继住天主堂，人甚奇离。自言为包黑子第二，可以断万古含冤之案。又其嗜好颇深，昼则吸食鸦片，夜则挟妓同宿。入民国以来，从未见有委员如此。且其言语甚不一致，忽言被捕之人冤枉，令其各具诉状；忽言要开市民大会，以便取决。因而反动分子又均蠢蠢欲动，讵反动派之党徒及其家属竟于十八日率领戚族仆佃来城暴动之说。吾民众日受惊惶，莫知所措。”[92]

而上级党部所派人员，无论能力如何，均无力解决地方纠纷，偶有尝试者，甚至还会遭遇牢狱之灾的情况，亦不鲜见。如江苏省特派员李亚飞赴泰兴县调查冤诉，认定公安局长陆文凤贪诈取财，为土豪劣绅；陆文凤则反诬李亚飞为G产党。结果，双方都召集民众，发表通电宣言，互不相让。最后引发两派人员冲突，造成严重流血事件，除有人被打死外，李亚飞等党部人员也被“打得一身的血”。最后两人双双被捕，并于7月10日被送去他处看押。虽“经省党部竭力营救”，亦因内部情形复杂，中央联席会议亦无从做出决定。鉴于各地党部多有职员被当地军政机关遽行枪毙之事，故省党部不得不活动“由省政府纽永建厅长致电将李同志等五人及反动派陆文凤等八人共十三人一并押来宁”，避免地方先斩后奏。“嗣以此事关系党务，牵涉甚多，遂决计向中央党部请示办法。中央方面当经议决，归中央清党委员会核办。”直至8月中旬，李亚飞才经中央清党委员会裁决，得以脱险。[93]又如上海杨虎、陈群派往宁波协助“清党”之黄埔生陈芝范、蒋孝先和孟卿等人，因积极改组当地团体，而惹恼了地方势力，竟至被诬为G产党而遭省党部驻甬办事处钱学壬等拘禁。幸亏蒋介石亲自过问，才得以解脱。[94]

对各级清党委员会来说，最容易引起社会各界非议的，严格来说还不是其人员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其几乎同样存在着滥捕滥杀的嫌疑。这是因为，虽然清党条例明文规定，缉拿人犯应通知该地军警或行政机关，[95]事实上各级清党委员会几乎都成立了专门捕人的便衣队，并自行审讯。一旦得到线索，不经侦查核实，即先行拘捕审讯。而这种审讯，更经常是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在这方面，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虽然有着特务处滥捕滥杀招致众怒的教训，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令人发指。该委员会甫一建立，就宣布所有G产党员、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动恶化分子，甚至“学阀”之类，均可告发，并可代告发人保密。只要得知消息，不论真伪，即可立即配合军警前往缉拿。[96]其滥捕滥捉，且自设公堂刑讯逼供的作法，自然同样引起市民的恐惧。

有上海市民控诉称：“查上海市清党委员以清党为名，行残民之实，恃无上之威权，草芥［菅］人命，藉军警之势力，陷害无辜，听分部之偏言，遒良民于囹圄，逼招勒供滥用毒刑，公报私仇，全无证据。”“甚至指名逼招，希图诬陷，未得确证，擅行判决，致被判者究不知其罪名之何自而来。断狱之离奇，黑暗求之吾国数千年之历史中，洵无如是者。”[97]
南京当局自然也清楚前此之滥捕滥杀造成恐怖，影响国民党威望损毁太大，因而也极力设法树立一种讲求法制和公平的形象。为此，中央清党委员会成立不久就组织了中央和各省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对报界说明：“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G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G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组织清党审判委员会，就是要将种种案件“公开审理，庶使真正三民*主义之信徒不致断送于清党时期中。”[98]

5月28日，清党审判委员会第一次开审。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亦亲自出席，并邀集“总政治部、黄埔同学会清党委员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留宁官生办事处、总司令部军法处、江苏第一监狱署代表委员会，……在第一监狱署开始审理”。当日审判的“姚钟鼎、文善在两人均黄埔学生，确无反动嫌疑，实系被人诬告，当宣告无罪。”为告诫泛滥不已的诬告之风，审判结束后，胡汉民还特别提出：“此后无论何方，如无根据之告发，原告人须负相当之反坐罪。”[99]而实际上，仅就中央审判委员会所审之人犯，十之八九不是滥捕，就是被诬，亦未见胡汉民等要求追究诬告之人。以第九次审判之5名黄埔生为例，不过因为或从武汉跑来，或从南昌跑来，或不肯毫无证据地签名枪毙从武汉跑来的同学，就被诬为反动分子，当堂审判者却无一人对如此诬控表示愤怒和提出反坐控告的。[100]

南京中央成立清党审判委员会，虽只能每日或隔日一审，每堂审理之人数也十分有限，但多少也还是使一些青年免受了牢狱之灾，甚或挽救了个别无辜青年的性命。问题是，这种示范对地方上其实并无多少影响。上海清党委员会行事血腥，然而由杨虎任警备司令[101]的警备司令部及其特别军法处断案处刑更不讲理。陈群、杨虎虽同为上海清党委员，却对上海党部，乃至于清党委员会也绝无商量。[102]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洪东夷及二区十六分部党员钱淳，已经清党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本党忠实同志”，却又被人向警备司令部举发，“不幸横遭诬陷”。虽经清党委员会再三向军法处交涉，该处均置之不理。之后，很快将二人分别判处徒刑15和5年，即押入漕河泾第二监狱去执行刑期了。[103]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张君毅，亦同样被莫名检举，遭警备司令部密捕。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请其释放，均遭拒绝，终被枪杀。且不仅罪状未宣布，就连尸身也不知去向。此事终于引起南京中央联席会议的强烈不满，以致当堂“议决：令总司令部（叙由）查张君毅为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即有罪犯嫌疑，何致遽行枪毙，实属滥权擅杀，不顾党纪，仰该总司令严行查办并复。”[104]由此可知南京国民党之“清党”，虽有统一机构指导，政出多门的情况并无改变，清党委员会远不能左右各地的“清党”行动，甚至连它自己的人也保护不了。

上海特别军法处与特务处一样，终因过于专断，且杀戮过甚，而被蒋介石撤掉。但其残暴名声却成为南京国民党挥之不去的阴影。就连上海市党部的人员也承认：除党部人员无辜被害外，“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105]《大公报》对此曾专门有评论批评称：“政治刑事犯而付军法，且特立机关，执行杀戮，此种制度为任何文明国家所不许，亦古来专X制政体下所从无有之。惟民国后之中国耳。”“民元二年，北京有陆建章之军政执法处，恶探遍都，陷害杀人之事，不可胜记。”但“民元之军政执法处，实无法无天，而却无刑讯。故冤死虽多，而生不受辱。”不想，上海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不仅嗜杀成性，而且每每刑讯逼供。以至于“平日畏恶G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惨酷。”此诚为“南京政府数月间之第一污点”。[106]

上海毗邻南京中央，又为舆论中心，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乃至于清党委员会，尚且能如此残酷，远离中央和一般不在舆论视野之内的地方上，这样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温州肄业于浙江第十中学校师范部年轻党员蔡雄，曾与数十人联名呈控王超凡、戴英、林益等“朋比为奸，武断乡曲”。“适遇清党时机，王超凡以指导员名义带领谢越尘、戴英、林益等盘据温州公安局，串通局长叶林森，诬指蔡雄为共逆，提案刑讯，煨红铁链，用尽苦肉滥刑，逼令将当日联名呈控诸人牵连诬枉，希图一网打尽。由是大兴党狱，四出捕人，藉端索扰闾里不宁，甚至不电省请示，假借市民公判，竟于前月二十三夜将蔡友擅行枪决。案延一月，状尚未宣布，尸骸又不准领。”[107]类似情形，实不胜枚举。

当然，捕杀清除G产党人，无疑还是第二期“清党”的中心所在。所不同者，一期“清党”时尚有监察委员会“和平待遇”的表面文章，而二期“清党”则高举“消灭中国G产党”之大旗，再不必避讳这个“杀”字了。包括不少普通国民党人，也“老实不客气的”主张：“真正的G产党员要杀”。[108]甚至身为文人的监察委员吴稚晖，也毫不含糊地主张杀一儆百。得知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落网后，虽有消息称陈已“作悔过书一通”，吴依旧就专门致函杨虎要其将陈处死。函称：“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109]

南京国民党滥施杀戮来寒共党之胆的作法，其效力这时也还是受到了相当的怀疑。除众多国民党人自己闭目塞听地宣称不仅“本党内部的敌人已经肃清”，且“苏浙粤桂闽皖晋蜀诸省之G产分子，皆一律肃清”外[110]，多数中心城市以外的民众所看到的却是，G产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也逐渐开始以同样血腥的暴动、杀戮等红色恐怖手段，还之以颜色。

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党外之士竟早有预见。浙江永嘉县的几位82－88岁高龄的晚清举子，二期“清党”伊始就联名致函国民政府提出了这种看法。其函称：政府因治安关系，对“坏法乱纪之共党，不得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惩其一以儆其首。此先哲所谓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是也。至于各省州县之共党，未有犯法之事实发生，不得因其居中把持即与两湖党员相提并论。解散之则可，拘禁之则不可；训斥之则可，滥杀之则不可。书之歼厥魁首，胁从罔治。旧染污俗，感兴维新。诚哉是言。”“况民生主义即G产主义，先总理讲之又讲，遗书俱在，妇孺皆知，亦何怪无识少年之误入歧途也。祸有由起，情有可原。若不度理揆情，而滥用刑威，累及无辜，窃恐国党杀共党，共党亦杀国党，明杀暗杀，自相残杀，循环报复，宁有穷期？势必将双方有用之人才，同归于尽而后已。”[111]

《大公报》这时则公开对国民党在全无法律依据和公平审理程序的情况下，任由民众检举进而任凭党人肆行杀戮的作法，深表不满。其评论曰：“上海广州大清党之时，杀人殊多，犹可诿为非常之变。今历时数月，而恐怖未减。上海特务处常有刑人之事，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共党诚与宁政府大不利，然凡共党是否俱应处死，国民党之党化的法律中有无此项规定？即曰有之，而南京当局何以知各地藉清党杀人者之必无冤诬？且解释清党之义，不过驱跨党分子而出之耳，何以动辄死之？”特别“其普通分子，多为青年男女，薄受教育，若依法律，亦多不至死。况处置共党者，名义耳，共党未必能捕，捕者未必为共。况若再有诬陷之行为，对于欲捕者或所仇者，而辄以共党目之，甚至有藉此诈财之事，至发生资本家G产党与无产者G产党之奇谈。国民革*命之名，败坏尽矣。”[112]

对于任由党人杀戮共党，特别是任由军队介入“清党”，滥捕滥杀的做法，其实一些普通的，但多少具有一些法律观点的国民党人，也早有担心。如有作者6月即公开撰文，委婉地“奉劝革*命军旗帜下的武装同志”：“逮捕和杀戮，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应由正式法院去执行，不要因便宜而自滥用。免得G产党人要加你们一个“有枪阶级”的徽号，作为宣传的资料。也免得民众因不平的缘故，发生G产主义的感染性。”[113]

“清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清党”唯一的目的真是像蒋介石、胡汉民所言，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G产党”？是否靠拘捕、关押、杀戮就能够达到彻底消灭G产党的目的？这个问题实际早就萦绕在众多国民党人的脑际之中，且始终困惑不解，挥之不去。仅以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努力为例。用其领导人之一陈德征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报告中的说法：上海党部自1927年4月15日正式从G产党人的手中接收过来之后，整个工作均集中于清共，“举凡对外宣传及整理党的内部工作，均以清共为唯一之目标。”包括清理下级党部，清除跨党分子；侦查及协助清党委员会拘捕G产党徒；努力于反共宣传和主持反共后之民众运动，唤起民众对于革*命与反革*命之认识等等。但是，对G产党的活动，仍“有防不胜防之概”。[114]事实上，更让上海国民党人头疼不已的是，反共之后，上海党组织原本就受到极大削弱，特别是能独挡一面的党员很少，结果因为种种派系矛盾和由“清党”检举所造成的相互猜疑诬陷，以致不少党员竟陷于牢狱之灾，甚至惨遭枪杀。而各种机关中，投机分子则乘机混水摸鱼，以谋私利。党、政、军、警等各部门，也是派系林立，结党营私，故相互掣肘。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宣告结束工作之际发表的宣言，就最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对这种情况激愤填膺，却又徒唤奈何的复杂心理。

其宣言称：“本会自成立工作以来，已逾三月，结束在即。回顾三月来之工作，因种种障碍，进行艰难。诚如白崇禧同志之言，假革*命之流，充塞本党，在本会以外，借清党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时市民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即忠厚同志，亦皆兢兢然以明哲保身为戒。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本会初成立际，原欲本总理大无畏之精神，集中全市清党工作，使假革*命之流无从凭藉。讵料土豪劣绅之被检举者，本会正欲严究，则从而包蔽；G产分子之被告发者，本会正欲惩办，则从而轻处；忠实同志之被诬陷者，本会正欲营救，则从而投狱，或竟罹杀身之祸。其惨毒至于如斯，全市党员在刀锯鼎镬之下，愤慨叹息，莫可名状。最痛心者，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到处民众之欢迎，簟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年去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115]

对“清党”运动倍感失望的，自不止于上海党部一家。事实上，随着7月中旬武汉实行“分共”，进而于8月以后也开始实施“清党”行动，两湖地区及江西、河南、山西等省也先后实施“清党”。因“清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因为原本被视为清除对象的武汉国民党人，以及只是形式上挂着国民党旗号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的加入，所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对“清党”运动所发生的不满，自然也就更多了。

由于武汉政府改弦更张，国民党内主张宁汉合流，重归统一的呼声骤然升起，蒋介石被迫于8月15日通电辞职，以示其决心促成统一之愿望。[116]而随着蒋介石坚辞下野，南京国民党中央人事大幅变动，“清党”运动据原案业已到期，故中央清党委员会及所属各地清党委员会，亦多半自行消解，或结束了工作。虽然，变动中的国民党中央仍以中央清党委员会名义一度发布通告，说明：“以时局影响，交通阻滞，各省市多有不能依期竣事者，自应延期，继续办理”，[117]但事实上，自中央到各地，统一的“清党”组织工作已不复存在。作为一种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发起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清党”运动本身事实上就此已告一段落了。

结语

以“清共”为中心的“清党”运动的结束，实际上只是基本上解决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从G产党及其左派国民党人手中，夺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权力的问题，和G产党人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大量隐藏在国民党各级组织当中的问题。其第二期“清党”所提出来的所谓“消灭中国G产党”的目标，自然完全无从实现。[118]其第二期“清党”所强调的其他目标，诸如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之类，同样无从达到，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对国民党的侵蚀，反而愈发变本加厉。而由于“清党”所带来的地方权力的重新洗牌，以及二期“清党”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列入清除打击对象，使本来就已经是内讧连连的国民党内部更加混乱。再加上党政军警权力分割，各有统系，复与地方权利纠葛一团，相互猜疑、争斗、诬陷，动辄即欲藉“清党”之机置对方于死地之风，自是日盛一日。所谓“各地党员互控案件积牍盈尺，其违背党纪应行查办者固不乏人，而挟嫌诬告，希图陷害他人者什常四五。一经调查，真相多为彼此攻击，互相裁诬G产党、反动派、土豪劣绅、恶化腐化皆可随意加诸异己。”[119]这种现象，实已成各地国民党“清党”后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

国民党这时所以会发生如此混乱的现象，表面上是武力分离G产党以及由此造成的地方权力重新洗牌的结果，实际上却是其党的政治取向自然回归过程中力量整合的一种必然表现。蒋介石国民党所建立的南京政权及其统X治模式，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政治的统X治架构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依旧是一种头重脚轻，政权与其被治之民上下脱节的统X治结构。其统X治模式依旧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央与各地军政官僚机构依靠县以下的地方士绅或地主阶层，来实现对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征缴与治理的模式。也正因为如此，国共合作以及北伐战争时期在许多基层社会曾经一度被颠覆了的旧有的统X治秩序，经过“清党”又迅速回复了过来。多数地方的豪强或士绅又重新成为政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联结枢纽。换言之，国民党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自下而上的革*命理念，但其基本骨干却依然保持着自上而下的“高贵”特质。这也就决定了它在走向全国政权时，会不惜与G产党破裂关系，重新改变曾经被G产党人改造过的组织构成，回归自我。

当然，国民党毕竟曾经被G产党式的革*命观念熏陶和洗礼，其党员中许多人更留学苏联或深信前此种种革*命的言说。因此，就党的组织而言，虽然彻底割断了和G产党的关系，其思想语言却依旧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在“清党”期间，即使其实际的内外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党员乃至于清党委员依旧时时把“世界革*命”、“扶助工农”之类的字眼儿挂在嘴边。许多国民党人甚至再三提醒自己：“我们万不能以G产党所说与我们相类似而变易了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消灭G产党，惟有实行这政策比他更认真。”[120]这也就难怪那些反感激进思想的国民党人感觉奇怪：“何以世界革*命及打倒一切的口号尚沿用不改？”既讲为全民谋利益，又主张彻底农工运动；既反对苏俄帝国主义，又高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如此“漫无区别，吾国能否单独自谋生存？”[121]

从前引上海清党委员会结束宣言，从其他国民党人激烈主张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以及他们中许多人坚信只有给工农以利益，才能真正战胜G产党的种种言论，不难看出，国民党就其党部系统而言，其实仍旧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激进的色彩。这也正是为什么，“清党”运动虽然使国民党基本上把县以下基层农村的阵地还给了传统的旧势力，虽然使军队、警察和政府的权势部门迅速趋于腐化，[122]但是，在城市中的相当部分党部及其党员骨干，却依旧保持着大革*命时期的某种激进的心态和热情。国民党一些党部此后仍旧能够热心于工人运动，致力于推动减租减息，其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始终存在着对贪官污吏以及土豪劣绅的某种敌对的心理，此亦其原因之一。

由上所述，亦可以得出本文的再一种结论来，即“清党”运动实际上还导致了国民党“党格”上的一种分裂。这既包括其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与腐化，也包括其某些思想理念与其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
（原载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 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G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02页。


[2] 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3] 其中以李云汉和杨天石的著作最具代表性。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4] 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5] 黄金麟和王奇生的文章是近些年来有关“清党”运动研究的最为出色的两篇文章，但两文的视角和立论，似都还有可商榷之处。黄文对作为追求正统的标志性象征，即对“革*命”的符号作用的看法，与其对斥诸于暴力形式的国民“革*命”正当性的理所当然的接纳，明显地成为其论说逻辑的致命伤。而王文关于“清党”导致国民党出现人才逆淘汰，从而使组织“蜕变”的论点，其概括似也有讨论余地。

[6] 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11－12期。

[7] 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8] 《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10页。

[9]转见《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

[10] 《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1] 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8名候补监察委员当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对武汉一方的，也有黄绍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名单可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7页。

[12] 会议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决定实施集体领导，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能交由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

[13] 关于因搞不清谁是自己人，以至于四处发动械斗来分清敌我和利用帮会势力来夺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96－100页。

[14] 前人习惯据当事人之一白崇禧的口述为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有云：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给人印象，蒋到上海时已决心清党。然此说并无相关文献可予证实。鉴于上文下接“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之语，查蒋之训话为4月4日，已去蒋到上海之日一周以上，可知白此说时间跨度甚大，不可简单做蒋到上海之3月26日或3月底理解。《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一酒把酒年，第37－38页。

[15] 《邵元冲日记》，第313－314页。

[16] 《邵元冲日记》，第31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该次会议之会议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8－129页），但其一，该日之会议录存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罗家伦公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档案号2－6.1/6）。不仅名称各异，而且内容文字也各异。可见，此一会议录恐系事后补造之物。其二，会议录记：当晚“到会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共5名监委，但对照邵元冲日记，古应芬当日似未到会，邵元冲当天日记有“介石谓湘芹处已去电促其即来”，次晚日记有“程颂云、古应芬、何敬之等皆来共商”。其三，据雷德华（朱华）早有之考证：《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有报道称：“江苏特别委员吴稚辉（晖），昨日（二十八日）因事乘车（上午十时零七分－引者注）赴杭，闻不日即行返沪。”（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惟因当天吴稚晖又有日记称：“入住道署，开监察会”（原藏台北党史馆的《吴稚晖日记》的相关片断，为杨天石教授所提供），加以邵元冲日记亦有因补记而日期出错之处，故对当日有无召开过此一会议，尚须存疑。即使开过，恐怕也只是尸其名而已。

[17] 《邵元冲日记》，第314－315页。

[18] 《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19] 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

[20] 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21] 汪精卫对此也有过说明，说是“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1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36页。

[22] 《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一般史书所据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鉴于汪精卫刚到，且众人第一次会与之讨论和G产党关系问题，当日尚无结论，后两日又续谈，至4日才提到有弹劾案，且因汪不赞成而暂时作罢，说2日当天监察委员即正式开会决议清党，情理上颇有可疑之处。关于4月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前引文；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23] 参见蒋介石：《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3月7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书》，1927年3月12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第160－165，170－174，211－212页。

[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G中央去电，要求中*G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联共（布）、G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G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页。

[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G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一酒把酒年，第593－594页。

[26] 《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第一张第三版。

[27]　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

[28] 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

[29] 《邵元冲日记》，第316页。

[30]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

[31]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32] 《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33] 转见《四·一二反干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24－125，132页。

[34] 《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1927年7月），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2286。

[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7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91－1096页。

[36] 有关“四·一二”事变驻军藉口工人械斗实施缴械的史料甚多。可参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46页。但陈立夫及白崇禧等均承认他们当时不得不藉助于帮会的帮助。陈立夫并且指明总部行营特务处长，蒋指定负责上海“清党”行动的两大干将之一的杨虎，即是青帮头领。见陈立夫前引书，第101－103页。白崇禧亦回忆，因取缔工人纠察队的缘故，不得不“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镛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便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第54，75页。

[37] 《时事新报》两次公布死伤数字，一次显为军方发布之消息，称军队死2人，伤30余人，工人死30余人，伤40余人，死伤数字应不下于110人。一次未显示倾向，仅公布死伤人名103人，其中军队死12人，受伤5人，余为工人及民众。但两次公布之死伤名单（第一次公布了28名伤者名单），除个别人可对上号以外，余均不相同。且所谓军方死亡者，只标明由缴械司令部收殓，显未让报道者查验死因。而凡能查验伤情之士兵，则均非枪伤。鉴于军方在缴械问题上公然造假，以及死者不公布死因，和伤者均非枪伤等情，推断可知军方发布的所谓游行者先放枪，第二师为自卫而还击，及士兵因此死伤等消息，亦多属虚构。转见《时事新报》1927年4月14，17日。

[38] 《郑振铎等为四·一二惨案致上海临时政治分会书》，1927年4月13日，前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87－189页。

[39] 居正：《清党实录》（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第280页。
[40]《秘书处致法驻总支部书》，1927年5月29日，同上引书，第280页。

[41]　蒋介石此时在公开讲话中仍有对西山会议派的斥责之语，白崇禧也有通电宣布西山会议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之中央为“非法机关，应即查封”，曾引起西山会议派强烈反感。同居正前引书，第280页。

[42] 《杨虎、陈群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80页。

[43]从罗家伦公布的会议录标明“此系原件但未注明会议次数”，和笔者在党史馆抄得的1927年3月28日，4月2日，5日，8日，14日，15日会议录等均标明“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号会议录”的情况，亦可知此系两种不同的拟稿。只是其或分由不同人所拟，或曾几易其稿。

[44] 前引罗家伦

[45]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三号会议录》，1927年4月5日，前引台北党史馆档案，2－6.1/6。另关于待适当时机发送一点，罗家伦公布的文件中则是在4月2日会议录中以会议讨论的形式提出的。

[46] 多半因顾虑到广州实施搜捕的突然性会受到影响，蒋介石15日又急电白崇禧临时通知各报馆“暂缓发表”。《蒋中正致上海白总指挥电》，1927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882。

[47]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9页。

[48]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49－250页。

[49]林忠佳等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十一），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96年，第443－444页。另有报道称当夜被捕者“合计二千余人”。见《大公报》1927年4月27日，第六版。

[50]《广州公安局关于“清党”之布告》，1927年4月15日，前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65页。

[51] 《方鼎英致蒋校长电及蒋中正批示》，1927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81页。

[52]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48页。

[53]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1927年4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70－283页。

[54] 《国民政府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案通电》，1927年4月18日，前引《事略稿本》（1），第284－286页；并转见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413页。

[55]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咨文》，1927年4月18日，前引《事略稿本》（1）第230－233页。

[56] 《福州通信》，《大公报》1927年4月14日，第六版。

[57] 《新编第一师师长张与仁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致广州李总参谋长请转令赣州张师长吉安叶师长电》，1927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9；筹笔001－007/卷别3/0483。

[58] 《上海陈群致蒋总司令电及蒋批示》，1927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8。

[59] 《福州枪毙G产党七人》，《大公报》1927年5月8日，第六版。

[60] 仅见于北京《晨报》<1927年5月9日，第三版。

[61] 《呜呼恐怖时代，空前未闻之东南党祸》，《大公报》1927年4月26日，第二版。

[62] 《李公朴谈对于G产党态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4日，第三张，第一版。

[63] 李次山等：《清党运动建议案》，1927年4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144；并参见清党运动急进会：《清党运动》第六部，1927年6月，第153－156页。

[6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3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4/12。并见《大公报》义勇为927年5月4日，第六版。

[65] 《军政督察委员会致中山大学朱家骅委员函》，1927年4月19日；《中大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复军政督察委员会函》，1927年4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0－3－21。当然，此种甄别的效果其实很怀疑。半年之后，就仍有47名中山大学被押学生联名请求“保外候讯”。《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函呈广州特别刑事法庭庭长函》，1927年11月26日，同前引，20－3－23。

[66]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一次联席会议》，1927年6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67]社评：《党祸》，《大公报》1927年4月29日，第二版。

[6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97页。

[69]陈孚木：《如何使G产党没有反攻能力？》，1927年4月，《清党运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1927年5月8日，第131－138页。

[70]严露清：《清党废话》，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6日，第一张，第三版。

[71] 杨志行：《对于“清党运动”的意见》，《国民党清党运动论文集》，上海：新中国社，1927年，第113页。

[72] 据上海建设委员会代电，可知上海此时情形之混乱。电称：“现在各军部各师部各政治部以及特别军法处绥靖处、特务处、谍报处、稽查处、警察厅等均得逮捕人员，机关既多，政令不一，人*权或失保障，民众不免危疑”。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3。

[73] 《白崇禧、周凤岐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5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二），第31－312页。

[74]转引自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416页。

[75] 《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致蒋校长电》，1927年5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558。

[76] 《第四期学生李钟美呈校长书》，1927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672《第六期入伍生一团十七连学生孙洪禀呈秘书长转呈校长书》，1927年5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675。关于李济深在“清党”过程中对黄埔军校异常严厉，导致军校学生大批逃跑的情形，还可参见刘光琮：《我所亲历的黄埔军校“清党”和北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28－429页。

[77] 转见前引《事略稿本》（1），第414页。

[78] 《胡汉民同志演讲不要再上G产党的当》，1927年5月16日，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清党运动》，1927年，第65－66页。

[79] 《蒋总司令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5月，前引《中国国民党清党运动》，第67－72页。

[80] 《清党委员原则六条》，1927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7日，第一张，第三版。

[81] 《中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1927年5月8日，转见《清党运动特刊》，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部兼三十七路军政治部印，附录14页；《清党条例》，1927年5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三张，第三版，

[82] 《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各省各市清党委员》，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第三张，第四版。

[8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九十七次联席会议纪录》，1927年6月7日，转见李云汉：《“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第694页。事实上，自“清党”运动开始，蒋介石等即不曾以西山会议派为对手。其所谓封闭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中央之宣布，亦从未实施过。居正前引书，第280页。

[84] 前引《胡汉民同志演讲不要再上G产党的当》，1927年5月16日。其实，第一期“清党”因其范围不过沪宁及苏、浙、皖、闽、粤数省市，其部分党员虽反感国家主义派，一度有鼓噪和乱扣帽子的情况，但亦未见有组织地采取过直接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行动。

[85]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四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5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86] 《前安徽郎溪县党部执行委员夏雨初上国民政府函》，1927年6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87] 《邓惟贤呈文》，1927年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国民政府函》，1927年7月14日；《广东省党部复南雄县党部电》，1927年4月5日；《南雄各界大请愿宣言》，1927年7月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79。

[88]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十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29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89]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函》，1927年6月1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档，一（2）143。

[90] 关于各省党部频繁变动情形，前引王奇生文中亦有介绍，并可可参见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四版。内称：安徽一省自去年3月到现在，为期不过一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每更换一次人员，势必发生一次纠纷，结果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

[91] 《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就职典礼》，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第二张，第四版。

[92] 《睢宁县农民协会商民协会教育协会等致南京国民政府代邮快电》，1927年7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51。

[93] 《句容县党部特别委员会为泰兴反动派陆文凤等摧残党务诬陷忠实同志，请吾党诸同志一致声讨通电》，1927年7月26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九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26日，台北党史馆藏，2－3/122；《泰兴党案告一段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17日，第二张，第二版。

[94] 《陈芝范等致南京蒋总司令函》，1927年7月6日；《蒋中正致宁波王警备司令蒋公安局长函》，1927年7月9，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735。

[95] 前引《清党条例》。

[96] 转见韩信夫等：《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634页。

[97] 《上海市民海华等呈为清党委员横行不法逮捕善良陷害无辜仰祈立予查明从严纠正事》，1927年7月；《上海市民陆一飞、姚子谦、高玉山等一百六十人函》，1927年7月20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534。

[98] 《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第一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第二张，第三版。

[99] 同上引注。

[100] 报载第七次审判，11人犯被审，其中3人并无违法行为，5人一时受人鼓惑，毫无G产行为，另外3人干脆就是路过受罪，无证可指，结果统统开释或保释。《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第七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0日二张二版。《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后之第九天》，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5日，第二张，第四版。

[101] 总司令部特务处迁往南京后，另设国民革*命军警备司令部驻上海，杨虎6月15日转任警备司令。

[102] 经中央清党委员会先后任命的上海清党委员有陈德征、陈群、黄惠平、潘宜之、冷欣、冷隽、俞国珍、高方、陈超、周致远、桂崇基、杨虎等共13人。而经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上海特别市临地执行委员（即市党部委员）则有陈德征、陈群、黄惠平、潘宜之、冷欣、冷隽、俞国珍、吴倚沧、汤济沧、张晴川、周志逸等11人，多数人都是两边兼任，可知一般史书所引陈立夫关于“清党委员会系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市党部无权过问”的说法，并不准确。参见《三全大会中之上海特别市党务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四张一版；《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各省各市清党委员》，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三张四版；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04页。

[103] 《清委会严正声明》，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31日四张四版。

[104]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五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8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105]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04页。

[106]社评：《上海之特别军法处》，《大公报》1927年8月18日，第二版。

[107] 《浙江县永嘉县公民王定慧呈国民政府书》，1927年6月20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108] 《我对于清党委员进几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第四张，第一版。

[109] 《共党巨憨陈延年正法》，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第二张，第一版。

[110] 《蒋中正警告同志－对三全代会的感想》，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16日，第一张，第三版；《国民政府告两湖民众书》，前引《清党运动》第六部，第299－302页。

[111] 《呈为党狱繁兴祸机四伏佥请各属免予株连以庇人材而延国脉事》，1927年6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112]社评：《党治与人治》，《大公报》1927年7月3日，第二版；前引社评：《上海之特别军法处》。

[113]乃器：《怎样铲除G产党的潜势力？》，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第四张，第一版。

[114] 前引《三全大会中之上海特别市党务总报告》。

[115] 《清党会发表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日，第四张，第四版。

[116] 转见前引《事略稿本》（1）第659页。

[117]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20日，第一版。

[118] 从1927年4月中*G“五大”召开时统计党员人数5万余人，国共关系破裂后一度变成1万多人，1928年6月中*G“六大”召开时，亦即国民党“清党”运动结束后，其总人数反又大幅超过“五大”时的统计人数，可知国民党想靠“清党”“消灭中国G产党”实不可能。

[119] 《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汪宝宣（加王旁）倪弼叶楚伧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7年6月1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83.3。

[120] 前引陈孚木：《如何使G产党没有反攻能力？》。

[121] 《李宗仁在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预备会上之提案》，1928年），台北党史馆藏档，2－2/5.2。

[122] 蒋介石在二期清党开始不久就发现军队和权势机关腐化的严重情况，称：“现在南京的学校、机关，以及好一点的洋房，几乎没有一处没有不给军队占住，弄得学校不能开学，机关不能办事”，“使一般社会批评我们国民革*命军还不如从前的北军。”而上海，“无论总指挥部，或特务处、政治部，以及各机关的办事人员，都是大嫖大赌，整夜打牌，甚至有几千元的输羸。”“还有许多是贪婪括钱，真是无所不为。”“这种情形，同军阀有什么分别？” 蒋中正：《总部第五次纪念周训话》，《清党运动之概论》，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215－224页；《蒋介石口中之党员腐败》，《大公报》1927年5月31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