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美：华裔如何当总统

吴澧 @ 2008-12-12 0:00
http://www.bullog.cn/blogs/woodlee/archives/241371.aspx


　　巴拉克·奥巴马以黑人之身，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华裔什么时候能当总统？

　　不妨与奥巴马比一下。奥巴马拥有哥伦比亚和哈佛双料长青藤学位，这不一定说明知识有几多，却能保证学习能力相当强。奥巴马初遇希拉里·克林顿，辩论时 常被刺得只能傻笑；待到决战约翰·麦凯恩，却能在老麦头自以为擅长的 Town Hall Meeting 里，讲到那八十名听众——这是辩论组织者特意挑选的中间派，不是哪一方的拥趸——会后围着他不肯走，将老麦头晾在一边好不尴尬。这一惊人进步，在敝人看来就是总统相了。

　　华裔追求高等学位的本事无人怀疑。将被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长的朱棣文，本人是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父兄辈里有十二位博士。双料长青藤可以手到擒来，相信未来的华裔总统在这方面不会输给奥巴马。不过，高学位并不等于高得票率。奥巴马这次当选，其实打破了美国政治自肯尼迪以来的一个近五十年的禁忌：哈佛、耶鲁等长青藤大学培养的知识型政治家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很多选民觉得他们读书读高了，理解不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和感情。

　　有评家说：所幸奥巴马是黑人，这一禁忌管不到他。言下之意，人们潜意识里以为黑人是不怎么读书的。黑人聚居区内，成绩好的男孩子常被同伴骂为“ 假白人 ”。民权组织的负责人希望，奥巴马的当选，能够帮助黑人男性扭转这种自毁前程的“愤黑”倾向。而华裔给人的印象本来就是分数挂帅，高学位只怕不是政治通行证却成竞选墓志铭。

　　如果奥巴马的高智商内阁，今后能有亮丽表现，或许可以减弱美国选民的反智倾向。不过，在一个由低端移民不断补血的民主国家，反智主义总会有相当市场。

　　华裔与黑人另一不同之处，是华裔没有芝加哥这样一部地方“政治母机”，黑人从基层到市府都是主要政治势力。立志从政者被这部机器搅得七荤八素，那几个有幸钻出来的，就成了能打耐摔的好汉。旧金山华裔虽多，离开形成“政治母机”却还差得远。未来的华裔总统，大概一起步就要与其他族裔结盟，或干脆混在白人堆里。

　　上星期六（１２月６日），代表共和党的越南华裔高英（Anh "Joseph" Cao）在新奥尔良击败民主党黑人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越南人只占选区选民的３％，他就是靠了白人的助力。共和党大佬说：高英这样的少数族裔是本党的未来。新闻里都强调他是首位越裔众议员，不知是否也可算入华裔。

　　高英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带去了天主教，所以越南人里有不少信徒。华裔与黑人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宗教。黑人的前身是奴隶，早就信了奴隶主的教。即使在种族隔离时期，两边的教会仍有相当联系，大的教派都有黑人分支。而华人里教徒甚少；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信教的更少，孩子长成后信教的也不多。不信教，怎么能当美国总统？—— Don’t even think about that。

　　本人已经谈过了奥巴马从政路上的归宗（扎根黑人社区）和归教（皈依基督教）——只有走出这两步，他才可能出马竞选；本人也已经说过，新教信条是美国立国的政治基石。这里换一个角度，聊聊宗教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说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自然会想起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他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那本《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其实韦伯出名后，还写过一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那是直接谈美国的。

　　１９０４年，韦伯应邀赴美国讲学。考察美国社会时，韦伯发现了一个对欧洲人来说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相当彻底，这又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失去了与故土教堂的联系，为什么当时的美国却只有６％的人不参加教会活动，远低于欧洲相应比例？更奇怪的是，人们还非常虔诚，吃饭、做生意都要问你是哪个教派的（新教分圣公会、浸礼会等很多教派）。

　　韦伯论文里有些很具启发的例子。某次，韦伯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推销员问：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请注意韦伯记录的这句话：你不信教，这个美国人连某些部门随手发发的五毛钱都不肯借给你，更不要说选你当总统。至少在内地小镇上，很多美国人至今如此认为。

　　当时美国有大量德裔移民。韦伯曾去北卡罗里纳州看望亲戚，并不信教的亲戚带他参观当地浸礼会的洗礼。十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冷。受洗者毫不犹豫地跳入池塘，完全浸没自己。亲戚指着一位年青人说：哈哈，我就知道这家伙会受洗，他打算在这里开银行呢。韦伯问：是否浸礼会信徒只信任本会教友的银行，而且人数多到足够支撑他的生意？亲戚说：这倒不见得，不过，浸洗之后，他的生意就有保证了。

　　原来，当时浸礼会对受洗者有严格要求。只有那些从小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资格加入。不要说赖帐的进不去，就是爱跳舞、爱打牌、经常上馆子的都进不去。进了教派，就相当于拿到了道德合格证，在商场就有了信用。不但本地人信得过，就是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人们都会放心借钱给你，赊购更没问题。就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你，展延几天没关系。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通常也不会隔得很远。

　　黄仁宇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这“说来容易，可是负债经营具有全面性的时候，政府发国库券，各公司发行股票，买卖房舍分期付款，学生借款上学，旅游者凭信用卡各处观光，工人以还没有到手的工资作担保去买汽车，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而且人人如此，社会视作当然，法律上行得通，那就并不十分容易了。”

　　说负债经营不容易，关键是原始积累的时候特别不容易。那时没有计算机和网络，很难验证某人的财务记录，交易者如何知道对方的信用？在美国，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询问彼此的教派。人们相信教派的声誉，相信你既在教派之中，应为诚实之人。正是这样的教派，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已经制造了三十万“结石宝宝”的三赂奶酚终于冲破京奥打压，露出真相之后，温宗理“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根据韦伯的观察，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起飞时期，企业家的道德血液主要是由新教教派输送的——或者说，并不是像很多国人以为的那样，商业诚实仅靠法律强制。

　　今日美国更多元化了，美国现在有各种宗教，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犹太教，依斯蓝，等等；同一宗教内还有各种教派，但９０％以上的美国人全都相信举 头三尺有神明。你什么都不信，连英语里说某人是个好人的常用语，He has a soul 都不能用在你身上，你连“灵魂”都没有，谁会投你一票？

　　布什总统与普京初次会谈后，告诉记者：从普京的眼里，他能看到普京的灵魂（意为普京是个诚实的人，他可以和普京打交道）。布什这句话，俄美关系糟糕 时，常被人翻出来取笑。但布什会这么讲，还是有前提的：普京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果遇上无神论者，只怕布什首先要跟你解释宗教在美国的地位。

　　曾听一位研究宗教的教授说过：在美国，穆司令当总统的可能性，都比无神论者要高得多。

　　这倒不是说非教徒华裔就当不了总统。西方不亮东方亮，在美国当总统有困难，还可以跨过一个大洋，去美国东面的法国当总统。在韦伯的时代，欧洲的宗教传统已经衰落了。法国曾经给越南带去了天主教，如今在巴黎却是难得碰到几个人谈宗教的。不信教，绝对不是从政的障碍。

　　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马上会问：法国，他们、他们不是会见了吐蕃佛王吗，他们的人权不是假的吗，他们怎么会选华裔？

　　这事情要历史地看。上世纪二十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东共旅欧支部的老战友，著名者如周恩来宗理，前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具体制订各期五年计划的李富春同志，原国防工办主任、领导“两弹一星”工程的聂荣臻元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晓平同志等一大批人，红朝初建就主持国务院，实际上法国留学生曾经长期管理中国镇府的日常运作。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这与中国领道人的法国老关系有关系。会见法国贵宾时，领道人们曾愉快回忆在法国度过的青春岁月。法国当年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下接纳了他们，法国其实还是那个法国，善待异议人士是法国的骄傲传统。其实法国现在更开明了，现任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就是匈牙利移民之子；他们前几天还刚选了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法国小姐。但是中国变了，从接触过各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异质文化的开国前辈，变到教愚部和宣战部近亲养育的红色后代，于是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也就从真的变成假的了。

　　（题头图为邓希贤与其叔叔邓绍圣在法国的合影。九十年前，北洋政府还是跟国际很接轨的，倒是没有哭着嚷着向法国政府抗议：你们收留反镇府人士，“中国人民的感情又被严重伤害了！”）

　　如果华裔在法国选总统，法国的人权对他而言则仍是真的。一旦自身条件成熟了，那就奥巴马般的勇敢竞选吧。

细看近代中外条约之“不平等”

芦笛

如今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的全文都贴上了网，谁都可以调出来。然而没有多少人会去琢磨“不平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条约背得烂熟，也未必能看到以下问题：

1）特别强调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

在国际条约史上，大概再没有比清朝和英、美、法等国签订的双边条约更强调缔约双方的平等关系了。几乎所有的条约都花了大量篇幅，对双方对等礼仪作了明细规定，而且不厌其详地重复，以英国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为例：

《穿鼻条约》：

第三条：“两国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据1841年1月20日义律发布的公告，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06页）

《南京条约》：

第十一条：“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着。”

《天津条约》：

第三条：“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惟大英君主每有派员前往泰西各与国拜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划一肃敬。”

第四条：“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英钦差大臣各式费用，皆由英国支理，与中国无涉。”

第五条：“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

第六条：“今兹约定，以上所开应有大清优待各节，日后特派大臣秉权出使前来大英，亦允优待，视此均同。”

第七条：“大英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设立领事官，与中国官员于相待诸国领事官最优者，英国亦一律无异。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

美国、法国与中国签订的各次条约也类此。《中法天津条约》甚至具体规定了外交文件的措辞：

第三条： “凡大法国大宪、领事等官有公文照会中国大宪及地方官员，均用‘大法国’字样，惟为办事妥速之便，亦有翻译中国文字一件附之，其附件务尽力以相符，候大清国京师有通事谙晓且能译大法国言语，即时大法国官员照会大清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法国’字样，大清国官员照会大法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清国’字样。”

第四条：“将来两国官员，办公人等因公往来，各随各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礼。大法国大宪与中国无论京内、京外大宪公文往来，俱用‘照会’。大法国二等官员与中国省中大宪公文往来，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两国平等官员照相并之礼。其商人及无爵者，彼此赴诉，俱用‘禀呈’。”

外交条约竟然会不厌其详地作这些对等礼仪规定，甚至强调日后所有的外交照会都必须使用“大清国”和“大法国”字样，堪称今古奇观。这种特别强调关系对等的条款，竟然会构成“不平等条约”的重要内容，若让不知底细的读者来看，定会以为那是英法从中国独立出去后，与原来的中央政府签订的条约。

历史的讽刺在于，中国人正是从这些不平等条约中首次接触到“平等”概念的。传统文化里从无这个概念。虽然佛家有空泛的“众生平等”之说，但因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发展出“权利”的概念，所以它从未落实为政治概念。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人际关系，国人知道的就只是无条件服从暴力。它是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脑袋的第一个西式价值观。遗憾的是，远不是所有的现代国人都知道这点，因为教科书从来不告诉咱们。

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当然是对天朝不可容忍的侮辱。邓廷桢当年就训斥过义律：“大班（芦注：这是当时中方对英国商务总监的称呼）竟免去‘天朝’尊称，混用‘贵国’字样，妄自尊大。……着其不得再冒渎帝国威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179页）如今蛮夷竟然用武力强迫天朝接受与它们平等的地位，甚至把这写在条款里，当然是对帝国威严的不可容忍的冒渎。就是这种基于“民族尊严”的强烈义愤，以及不惜后果推翻这些“不平等条款”的强烈冲动，构成了此后中外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

那个时代的人坐井观天，这种历史局限毋庸深责，但今天官方教科书还不把全部真相告诉学生，那就说不过去了。当然这也情有可原，盖这悖论确实难得钻出来：用武力胁迫他人平等对待自己，这种行为本身算不算平等？

2）取消公行垄断制

《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

“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这说的是当时清朝实行的社会主义垄断。战前外贸不但只有广州一个窗口，而且由官府垄断，通过所谓的“公行”进行。亦即由户部特准的一批商人（称为“行商”）一手把持。他们是外商唯一允许接触的中转商，所有涉外交易都必须通过他们中转。公行于是成了专职腐败机构，官商勾结，上下其手，不但盘剥外商，更盘剥本国商人，唯一受益者只是行商和与之勾结的贪官污吏们。

南京条约取消了行商垄断制，允许外商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这新规定刺激活跃了外贸，其受益对象不但是外商，也是本国商人，就连朝廷也因为去除了中饱贪污环节增加了税入，唯一的受害人只是行商以及靠陋规层层盘剥商人的贪官污吏们。

现代国人应该怎么看待这条不平等规定？从客观效果来看，它无疑有利于中国。但从国家平等的角度来看，它又是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当然是不平等行为。于是我们又一次碰上了悖论：用暴力胁迫别人接受“自由贸易”的平等观念，这种行为本身到底算不算平等？

3）协定关税

《南京条约》第十条规定：

“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这是说，在通商口岸进行的中英贸易，应该交纳多少进出口税和劳务费，应该由中英双方秉公议定，再由户部发布公告，使得英商有章可循。英国货物交纳了进口税后，中国政府就必须允许中国商人运到各地去贩卖。内地税关不能再层层盘剥，只可征收不超过原价的十分之一的过境税或入境税。

这当然是不平等规定：关税乃是本国主权，岂容他国与本国“秉公议定”，甚至具体规定内地的税率？此所以国产史学家都要把这当成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铁证，加以严厉谴责。

然而英国所以提出此要求，乃是因为中国烂污到了极点，海关从不公布明确税则税率，而是按陋规（亦即潜规则）加以不可预知、无从定量的敲诈勒索。货物运入内地后又要遇到重重关卡，每一道都得再被敲诈勒索。这样当然就提高了商品价格，使得英国货物失去了市场，对英商不利，所以他们的民选政府要动用武力胁迫中方取消这种贪腐作法。

但讽刺在于，这规定对中国也有利。原来的作法只有利于贪官污吏，却坑害了消费者和国家。最典型的就是漕运。自明代以降，北方特别是北京没有粮食自给能力，须得靠南方通过大运河运粮食去养活。这可以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朝廷向南方收粮，并由官府负责运到北京；另一种则是由朝廷向南方收钱，再在北京采买粮食，则民间商人自然会把粮食运到北京去卖。明朝生怕刺激起民间贸易来，于是便采用了第一种作法，由国家承包到底。这作法被清朝沿袭下来，到后来漕运就成了官员们趋之若鹜的“肥缺”。运去的粮食经过层层敲诈后，价格高到荒唐的地步。早就有人建议革除这弊政，采用上述第二种作法，然而就是没人理睬。直到晚清海运开通后，漕运才自然没落了。

大清海关也就是这种专职敲诈机构，敲诈来的钱除了被海关官员中饱外，还要广送各级关系户，根本进不了国库。鬼子动用武力强迫中方公布统一的税率税则，堵死了官员的贪污渠道。此后英国人赫德做了海关总税务司，将海关建成中国从未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的廉洁高效机构。在他的组织、领导、管理下，贪污杜绝，白银滚滚流入国库。到后来关税收入竟然高达全国岁入三分之一，构成了洋务运动的雄厚经济基础。中国之所以能建成居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靠《南京条约》破除了原有陋规，又由赫德那位职业道德一流的好同志当上了海关领导。

这构成了又一个悖论：鬼子用武力干预中国内政，代咱们反腐倡廉，破除陋规，建立财经纪律，这到底应该肯定还是否定？所谓反贪，无非是“制止用权力侵害权利掠夺财富”，它的认识来源，仍然是鬼子发明的权利平等观。所以说到底，它仍然是鬼子用暴力强加到国人头上的西式价值观，这种作法本身算不算平等？

4）片面最惠国待遇

《中英虎门条约》第八条规定：

“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藉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

这是说：以前中国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但去年在谈判南京条约时，英国就表明过自己的立场：若中国政府同意西洋其他国家到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贸易，英国绝不反对。但既然各国与英国享受同等待遇，那么将来中国政府若给予其他国家某种优惠待遇，英国也该享有，以体现公平原则。但英国人和其他国家不能以此条规定为借口，任意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这也是备受吾国历史学家强烈谴责的不平等条款之一，其理由乃是“片面”，亦即英国单方面享受最惠国待遇。

但我认为这理由似乎不足：当时中国毫无愿望去英国做生意，中国政府从不提倡商业，遑论保护本国商人以及其他侨民（鄙视商人、痛恨侨民乃是悠久的民族传统），中外关系具有强烈的“单向施恩”的性质，这是天朝心态决定的。既然并无给予彼此对等优惠的必要，谈判双方自然不会想到这问题。如果中方想到了并且提出来（虚拟语气，根本不可能），那英方也不可能拒绝，否则就将违反他们一再重申的对等公平原则，何况当时中国根本也不会到英国去，此类允诺根本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又何乐不为？

不仅如此，官方宣传还彻底忽略、甚至曲解了英国提出这一条款的动机，其实这已经在条文中讲明了：他们之所以要提这要求，乃是基于费厄泼赖原则，并不想独霸中国市场，而是想与别国实行公平竞争。所以，他们虽然动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了四个通商新口岸，但他们并不反对别国趁机沾光，到那些口岸去做生意。但根据同一原则，如果中国将来给予别国什么优惠待遇，他们也应一体均沾。

此乃英国早就宣布了的对华方针，早在1841年1月20日，义律公布《穿鼻条约》的内容时，就宣布了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全权公使利用这个最早的机会来宣布，女王政府并不在中国寻求单独有利于英商和英船的特权，他不过尽他的责任贡献出英国的国旗来保护那些愿意来到女王陛下属地的其他列强的臣民、公民和船只。在女王陛下另作决定以前，英国政府不收港口税和其他捐税。”（ibid，306页）

英国政府还真的兑现了这一诺言，为了表示他们割取香港不是为了谋求在华特权和私利，接任义律的璞鼎查在组建港府之时，就宣布香港是自由港，不征收关税，这政策一直保持到香港回归。

这也是美国人的态度，第一任美国特使顾盛下车伊始，发给耆英的照会上就说明：

“我们并无任何企图要瓜分帝国的领土。我们的公民在中国一向保持公正与谨严的态度。美国的地位和政策使我们能够做中国的最不偏私和最宝贵的友人。”（ibid，366页）

他发给耆英的《中美望厦条约》的约稿第二条再度重申这原则：

“合众国并不希求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也不希望有任何对中国以及对合众国不公正和不荣誉的条件和条款。” （ibid，371页）

我觉得美国确实言行如一，从未试图在华掠取领土和特殊利益。我细看了《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天津条约》，除了领事裁判权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对不起中国的地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望厦条约》表明了美国对鸦片贸易的反对：

“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门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而《天津条约》则在公使入京问题上充分体谅了中方的特殊心理障碍：

“ 大合众国大臣遇有要事，不论何时应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与派出平行大宪酌议关涉彼此利益事件。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往来应由海口，或由陆路，不可驾驶兵船；进天津海口，先行知照地方官，派船迎接。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至上京，必须先行照会礼部，俾得备办一切事款，往返护送，彼此以礼相待。寓京之日，按品预备公馆，所有费用自备资斧；其跟从大合众国钦差人等，不得逾二十人之数，雇觅华民供役在外，到处不得带货贸易。”

其中特地说明不乘兵船入京，与英法蛮不讲理的炮舰外交形成鲜明对照。在历史上，美国从来是中国的朋友而非仇敌。听长辈讲，抗战期间人民对来华美军深怀感激之心，教孩子们见了美国大兵就竖起大拇指夸：“老美顶好！”当时的人民还不像今天这样忘恩负义，不知好歹。的确，在列强中，老美果然顶好，艾奇逊的白皮书不是吹的。

扯远了，我要说的还是，英美与日俄对中国的态度有着重大区别。英国虽然不及美国远甚，但毕竟同样信奉费厄泼赖，与俄国日本那俩野蛮国家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奉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本身不在中国谋求特殊利益，也反对其他国家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俄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若英美也像日俄那样，则中国早就被瓜分了。以中国当时之虚弱，根本就毫无抵抗能力。

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从道义上来说，这又一次进入了那个怪圈：英国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西方费厄泼赖、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本身是不是费厄泼赖？当然这问题只限于英国，老美并未动用暴力，是通过和平谈判让中国接受这一原则的。

5）领事裁判权

英国人此前与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未提司法问题，其后的《虎门条约》只是规定双方必须引渡对方的罪犯，并未赋予英国人治外法权。这特权是美国首先提出来的，《望厦条约》中作了明确规定：

第21条：“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但须两得其平，秉公断结，不得各存偏护，致启争端。”

第25条：“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这里的第一条是对中美民间诉讼的处理原则，第二条则是美侨内部以及美侨与他国侨民的诉讼处理原则。

因此，中国教科书把领事裁判权说成是中英南京条约（含附属的虎门条约）首先规定的，似与事实不符。

领事裁判权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但不幸的是，“主权”这概念乃是洋货，并非土产，它是从“权利”这个西洋概念中派生出来的，其前提假设是国与国之间平等。中国从无平等邦交观念，自然也就不会有派生的主权观念，这才会有官卑职小的袁世凯竟能充当朝鲜监国，并把朝鲜国王之父大院君抓到中国问罪的事。

实际上，当时举国无一人觉得这是丧失主权，反还觉得华夷各人自扫门前雪，少了许多麻烦。因此，不能指责签订这条约的耆英卖国，盖他与后世民族英雄毛泽东（鞑虏后代？）完全不同。毛与斯大林秘密缔约、授予苏联专家治外法权可是百年之后（1950年）的事，此前已经有过无数爱国运动，国人早就学得主权观念了。因此，耆英是无知误国，毛泽东则是故意卖国，两人的区别是有无明确的犯罪意图，类似于“过失杀人”与“谋杀”之别。

尽管后人未便苛责耆英，不过用如今的眼光来看，第21条根本就缺乏可操作性。这岂不是说一个案子必须掰成两半，分别审理：张三打了山姆，张三给捉将官里去，山姆被领事审讯，fine，证人又该怎么瓜分？若目击者全是中国人，美国领事没有证人又如何审判？就算双方都有证人，中国知县根据中国证人的口供，吆喝一声，扔下一根竹签来，如狼似虎的衙役便除下张三裤子，以大板伺候他的贱臀，而美国领事判决张三必须赔偿医疗费，那该怎么办？由领事去向知县要钱？可张三已经挨了板子了呀？难道能重复惩罚？若坚持要他赔钱，则他医治棒疮的医疗费又该谁付？

由此可见，要坚持实施该原则，其结果只可能是凡中外争讼，都由领事组织陪审团审判。

这规定的炮制者是美国第一任公使顾盛，但并非美国政府原意。相反，这是他违背政府训令，自作主张提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前发生了极为荒诞的暴力冲突：美国人在广州领事馆前面的花园里竖了一根旗杆，上面有个风向标。英勇的广州人民顿时群情愤激，说那是洋鬼子的妖法，引起了瘟疫，于是就向美国领事抗议，领事赶快取下了那妖标。但英勇的广州人民还不依不饶，先后袭击了英商（NND，老美的妖法跟老英有何相干？）和美商。而中方官府都不出来制止暴乱，保护外侨。美侨在遇到暴民以碎砖投击时，被迫以手枪自卫，不幸打死了一个中国人。顾盛照会耆英要求保护，耆英回文表示，百姓可能会要求以命偿命。顾盛不同意，遂找美侨组成陪审团审判该案，判决为正当自卫。于是他通知了耆英审判结果，指出暴徒和警察应该对命案负责。因为死者是外地人，无人为他伸冤，耆英也就默认了美方判决（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68-369页）。

这就是促使顾盛提出那条款的直接原因，现代人也不难理解他的动机：若是尊重中国的司法权，则广州知府或知县派出衙役将一众鬼子锁了去，不管是英鬼美鬼，一律大板伺候，直到他们供出开枪的人来。若三四人都开了枪，则以大板加强伺候之，再不行就飨以夹棍站笼，直到其中意志最薄弱者再也挺不下去，承认杀人者就是他，最后给押赴市曹，开刀问斩。至于必须首先确定他有无犯罪意图，再证明死者确实是他打死的，这些“普世价值观”那时还没来得及从西洋进口呢。

所以，要顾盛不提出这荒唐条款，也实在没有可能。

就本质而言，鬼子坚持治外法权，与坚持他们见皇帝时采用西方礼仪、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并无不同。后者同样也是对中国法律的践踏与对中国国家尊严的忤犯。所以，我们若要实行一重标准，则在谴责治外法权的同时，恐怕也得谴责鬼子拒绝向皇帝叩头才是。可国产史学家却采用了两重标准，似乎中国当时的司法要比向皇帝叩头光彩得多，所以咱们要维护司法权，却不便坚持“要求跪拜权”。其实在我看来，前者比后者更不光彩。若让我选择，我宁要磕头，也不要站笼夹棍。

这是从道义上看，从功利上来看，实行治外法权确实起到了避免不必要的中外冲突的客观作用，林则徐与鬼子纠缠不休的“具结”问题反而妨碍了禁烟就是证明。

我在《林则徐》文中已介绍过这具结问题，但不够全面。如所周知，林大帅派兵包围商馆，要求洋商交出鸦片，并写下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据当时的《澳门月报》披露，当时很多外商写了个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贩卖鸦片，也不企图输入鸦片，但又声明他们无力禁止别人这么干，要求中方将这要求向各国代表提出。但林则徐的意思是让义律代表所有商人具结，除保证所有来船不再夹带鸦片外，还要请本国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贸易。义律拒绝照办，甚至撕毁了英商签了字的声明，夹在中间的外侨总商会因此解散（同上，257页）。僵局由此形成，最终导致战争。

外商当然只能管好自己，并无权力担保其他“来船”。他们自己已经做了保证，林大帅何以还不罢休？他乃是按照 “连坐法”的常规办事。自商鞅发明此法后，它就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司法实践。据此，你若是吊死在仇人家门口，则他家以及左邻右舍都要负责。这种严峻的惩罚，逼得所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主动维持治安。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当局维持统治的强大武器。

这就是林大帅何以要让义律代表所有的商人具结，这样以后一旦有事，就可拿他是问，如此即能逼迫他为了自己的性命，严禁其他商人走私鸦片。这也是林为何要规定日后若发现来船夹带鸦片，不但要处死行商（也就是户部特准外贸的中国商人），而且连翻译都要处死（同上，266页）。那思路完全是同一个，让行商和翻译们为了保命去禁止鸦片走私。

由此可见，若中国不实行这野蛮的连坐法，则外商早就具结了，后来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事。类此，不难想见，若耆英拒绝了领事裁判权，坚持让中国阴天大老爷们草菅鬼命，不知道还要引发多少次中外战争。盖西方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家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有保护责任，因此绝不会如中国政府一般，听任侨民被侨居国政府任意蹂躏杀害。

6）开放通商口岸与外人入城

在亲历经济奇迹、尝到改革开放甜头之后，国人若还要将这当成帝国主义侵略大罪，就未免太可笑了。若咱们具有正常思维能力，应该追悼的是“解放”后又闭关锁国长达30年。可如今的教科书还在吹嘘“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完全是在歌颂反动的暴民骚乱。

如我在《林则徐》文中指出，所谓“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后患无穷，最主要的是它让广州人民坚信，自己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失陷的其他城市诸如宁海、厦门、镇江等等的居民都是孬种。服了摇头丸的士绅、愚民与丧失了垄断敲诈特权的行商以及海关贪官污吏们结合在一起，就演出了反动的“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虽然《南京条约》规定英人可以到广州居住，英文本更明确指明那是指城镇之中。然而广州人就是不许英人进城，只许他们挤在城外的商馆中。1842年至1848年间，广州发生了十几次侮辱、殴打甚至杀害外国人的暴民骚乱。针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骚乱，耆英与巡抚黄恩彤曾连衔发布布告，说“所有其他五口既皆准英人入城，并无事端发生，广州自难独予抗拒”，劝谕“绅民人等捐弃疑虑，停止反对”。但次日城内便到处贴出署名为“广东全省绅民”的大字报，痛斥官吏畏葸无能，英夷悖逆凶残，宣布蛮夷中若有谁胆敢进城，人民就要“先歼灭此丑类，再焚毁其巢穴”。第二天广州知府上街，竟然遭到暴民袭击，暴民甚至追打到衙门里去，抢劫并纵火。吓得督、抚、藩、臬都发布告示，表示他们与百姓采取同一立场，绝不会出卖百姓。（同上，426页）

这些愚民暴乱不但毫无意义，有的还非常凶残，例如1847年12月5日六个英国青年被暴民残杀后碎尸，而他们唯一的过错不过就是想到乡下散步。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就算是最爱国的愤青也无法为之辩护吧？然而这还不是问题所在，浮嚣民意逼得地方官只能对夷人采取强硬立场，而这就是徐广缙、叶名琛为何要大规模组织民团抵抗英人入城，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承受了巨大损失。

当然这其实是英国人的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已经占领了广州城外的四方炮台，马上就要攻城了。义律却因为收到广州官绅献上的600万元赎城费，下令军队撤退，在三元里人民汹汹而来时，又因为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如约退走。以后英国政府又反对在广州用兵，认为那地方离北京太远，起不到震慑作用。广州因而免于沦陷，绅民一致陶醉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驱赶蛮夷的动力”的幻觉中。

可惜历史证明广州人民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其胆气与别处相比似无显著差异。1856年10月28日，英军以百多人的小股武装就轻易冲入广州，大摇大摆列队进入总督衙门，然后又从容撤出。次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再次轻易攻陷广州，实施统治几达四年之久。这两次三元里人民大概都到夏威夷度假去了，没功夫大显“尽诛丑类”的神威。而当年同仇敌忾抵抗外人入城的广州人民，在联军占领广州后，还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国轮船（《蒋延黻：《中国近代史》）。香港苦力还积极应征，参加英军运输队，随军出征广州，以后又跟着联军一直打到大沽口，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受到英军军官的由衷赞颂：

“ 啊，那些强壮耐苦耐劳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敬佩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564页）

香港原来并无多少人居住。所以那些人虽是香港招募来的，仍然来自于英勇的广东人民。他们表现出来的忘我献身精神，在中国军队里根本就看不到。可惜那并非什么崇高爱国情怀，不过是英军的优厚报酬与周到待遇使然。

广州人民反入城的英勇斗争，不但坑害了全国，对他们自己也毫无好处。同期开放的上海原来不过是个极小的县城。人家没搞什么反入城，但外人进去住了几天，觉得既脏又挤又臭，于是主动出城去租下大片荒地，自己兴建房屋。这结果就是城建与外贸一道突飞猛进。1846年的交易额就达到进口5,117,625元，出口 7,329,410元。到1855年，光是海关收入就猛增至2,270,884元（同上，402页），为国家带来巨额收入。上海从此成长为世界一流大都市与金融中心。而广州却始终死样怪气，默默无闻。

综上所述，我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英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当然是不平等的，但除了割地赔款外，所谓 “不平等”，只反映在违反了中国自由意愿这点上。中国喜欢闭关锁国，拒绝与文明世界接轨，坚持传统烂污生活方式一万年不走样，这当然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武力胁迫中国签订这些条约，确实属于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

不过，愚以为，时至今日，还要拿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煽动仇外思潮，就有点不知耻的味道了。前文已指出，若干咱们丧失的主权诸如司法权、海关不定量敲诈权、官商垄断敲诈权等等，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东西，比“要求磕头权”还可耻。

虽然爱国志士们至今拒绝“普世价值观”，坚持中国传统价值观，但也总不至于认为敲诈勒索、连坐法、肉刑逼供、枭首示众等等，是什么必须英勇捍卫的国粹吧？国人至今还在追悼丧失这些神圣主权，难道不是丧失羞耻心的表现？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平等？是不是让鬼子也搞这套，才算实现了 “世界大同”的千年梦？如果要中外自行其是，那么咱们还有什么理由指责耆英与顾盛联手发明 “一国两制”——国人搞自己的肉刑逼供，老美搞他们的公平审判？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中外互动，论本质是西方使用武力，逼迫中国进行西化改革（也就是现代化运动）。如果这暴力出自中国皇帝，则他一定会被咱们歌颂为千古一帝，正如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若是中国人，则他一定会被写入种种民间传奇，如包龙图爷爷一般被人民歌颂至今。不幸的是，这些改革的动力却来自于异族，于是就反而变成了国耻。

这种感情我能理解，不过其中究竟有何种高妙理由，就不是我这迟钝者能领悟的了。在我看来，这些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情绪反应，只反映了中国人缺乏与泱泱大国相称的博大襟怀，更为文化诱导性智障顽症所苦，因此在一个半世纪过去之后，还是无法建立正常的羞耻观。

2008-11-12

国际人权日：逾百民众中国外交部示威

北京警方拉起警戒线，阻隔到外交部外请愿的人士。美联社

请愿人士被公安带上巴士，送离外交部。美联社

被送上巴士的请愿人士，在车上仍不断哭诉情。美联社

一名请愿的男子展示亲人的照片及信件，希望为亲人讨回公道。美联社

苹果日报/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纪念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维权人士，逾100人，罕有地聚集在外交部门外静坐抗议，要求当局关注人权问题。请愿人士包括年迈的老妇，他们手持请愿信，对中国当局打压人权，更是不满。北京公安一度划出示威区，但见示威者人数越来越多，最终用巴士将他们载走。

内地的上访人士一般会到信访部门抗议，但100多名上访者及维权人士10日却罕见地到外交部请愿，当中大部份是妇女，他们跪在外交部前门大闸外，高举抗议信件，要求政府正视非法扣留、强徵土地、地方滥权等问题，并作出补偿。也有人手持在劳所中被打的亲属照片。当时现场有五家境外媒体採访，有访民跪在境外记者面前哭诉。

来自东北的访民李先生说：「外交部发言人说目前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今天我们来外交部就是告诉秦刚，不要说三道四，中国目前是特权最好时期，更别提人权了，他们发言人个个肥头大耳，人权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最好时期，但对百姓是最恶的时期！」

「今日是人权日，但中国没有人权，我要土地，我也要吃。」一名被发展商强徵土地的陝西籍中年妇人表示，她四年前被强徵土地后，当地政府没有给她任何赔偿，她还被送到劳所，一度遭毒打。另一名张姓上访者则表示，他在北京的房子10年前被拆迁后一直上访：「今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的纪念日，今日北京的上访者计划向中国政府呈一份保障人权的协议。」

人权问卷调查发起人被捕

北京警方昨日在外交部门外拉起封锁线，但容许上访者抗议半小时，其间还试图阻止媒体採访。警方其后拿下一名妇女手上，写有「捍衞人权」的横额，并把请愿人士围，用巴士把他们载走。警方声称，「上访者会到有关的部门。」

全国现有上万的访民。有关人权组织近日举办了一个人权调查，准备交给外交部。他们要求当局根据国际惯例，给弱势群体参与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据悉发出了近千份调查表，并得到访民的回应。但昨日，有关发放问卷的组织者，不仅受到北京公安威胁，而发起人之一的孙丽伟亦遭当局被捕。美联社/博讯网

强烈抗议英文伤害上海人民感情！！！

上一帖末尾：Otherwise we'll all be Shanghaied. [这是什么意思？]

小宇姐姐在msn上告诉我：

shanghai

(用酒或麻醉剂)使....失去知觉而把人劫掠到船上去服劳役

shanghaier
拐骗者

所以为了区分，英文里 上海人叫 Shanghailander

After Shanghai [from the former custom of kidnapping sailors to man ships going to China]
源自 Shanghai[源于从前拐带水手去中国的人力船上的习俗]
shanghai
vt.
(用酒或麻醉剂)使....失去知觉而把人劫掠到船上去服劳役
[美俚](以武力或其他卑劣手段)强迫他人做事
拐骗, 诱拐; 胁迫

shanghai
v.tr.（及物动词）
shang.haied,shang.hai.ing,shang.hais

To kidnap (a man) for compulsory service aboard a ship, especially after drugging him.
诱拐：绑架（一个人）到船上做强制性服务，尤指将其灌醉之后

To induce or compel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especially by fraud or force:
诱骗：引诱或迫使（某人）做某事，尤指通过欺诈或强迫：

【造句】We were shanghaied into buying worthless securities.
我们被骗购买了无价值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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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造句练习：
The www.dwnews.com's stupid editors-translators' shameful aim is to Shanghai their readers by some words invented by themselves.
多维烂编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于，瞎编一句以上海其读者。

强烈建议Shanghai一词进入法语，实现软实力进一步输出！为符合法语拼写发音习惯，隶定为：

changhailler v.t. (français) --- Shanghai vt. (anglais)

Conjugaisons

Participe passé : changhaillant
Participe présent : changhaillé

Indicatif présent : je changhaille, tu changhailles, il changhaille, nous changhaillons, vous changhaillez, ils changhaillent
Indicatif imparfait : je changhaillais, tu changhaillais, il changhaillait, nous changhaillions, vous changhailliez, ils changhaillaient
Indicatif passé simple : je changhaillai, tu changhailas, il changhailla, nous changhaillâmes, vous changhaillâtes, ils changhaillèrent
Indicatif futur simple : je changhaillerai, tu changhailleras, il changhaillera, nous changhaillerons, vous changhaillerez, ils changhailleront

Conditionnel présent : je changhaillerais, tu changhaillerais, il changhaillerait, nous changhaillerions, vous changhailleriez, ils changhailleraient

Subjonctif présent : je changhaille, tu changhailles, il changhaille, nous changhaillions, vous changhailliez, ils changhaillent
Subjonctif imparfait : je changhaillasse, tu changhaillasses, il changhaillât, nous changhaillassions, vous changhaillassiez, ils changhaillassent

se changhailler v. pr.
changhaillement n.m.
changhailleux,euse a.
changhailleusement adv.
changhaillable a. / inchanghaillable anti.
changhaillablement adv.

changhailleur n.
changhaillisme n.m.
changhailliste n.
changhaillé(e) n.
changhailléographie n.f.
changhailléographe n.
changhailléologie n.
changhailléologue n.

造句练习：
L'inavouable but des éditeurs-traducteurs stupides du www.dwnews.com est de changhailler leurs lecteurs par les mots inventés par eux-mêmes ; et pourtant, les lecteurs ne sont pas changhaillables / sont inchanghaillables.
多维烂编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于，瞎编一句以上海其读者，然而，读者是不可上海的。

Le PCC, né à Changhaï le 23 juillet 1921, nous changhaillait pendant une soixantaine d'ans et, aujourd'hui encore, il nous changhaille, comme d'habitude.
Il semble que ce changhaillement marche très bien et il nous changhaillera.
Malheureusement, nous nous changhaillons aussi. Le changhaillisme est depuis toujours à la mode en Chine. Il y a partout dans ce pays des changhailleurs, des changhaillistes et, bien entendu, des changhaillés,qui jouent de temps en temps le rôle de changhailleurs ou de changhaillistes. Le changhailléographie, science pour des recherches sur des phénomènes de changhaillement, va être établie et on a besoin beaucoup de changhailléographes. Ceux-ci sont tous différents de changhailléologues, qui font des études en s'appuyant sur la logique interne de divers changhaillements ou des activités semablant changhailleuses, laquelle on appelle "changhailléologie", --ceci est un très ancien genre d'idéologie qui ont depuis des millénaires dominé la pensée chinoise superbe.

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将和美军决战

特稿：中国政改如果失败，中美或开战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中国的改革者们在寻求实行与经济惊人成就相对应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如果他们失败了，也许就是战争……

这是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从上海发出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成功也许很快会给其自身和我们带来麻烦”（China's economic success may soon bring trouble.It would be ours too）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该文章说，眼下的中国人，面对世界其他地区碰到的麻烦，隐然表现出的，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自我陶醉感和盛气凌人态，不管是对孟买的恐怖袭击还是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都是如此。例如一位官方的理论家在总结印度孟买惨案时的结论就是：如果民主带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它。还有，就是他们认为，如果陷在自做自受的金融危机中的西方，想要中国来解救，就应当给中国在国际机构里享有更大的权力。

总之，中国人充满了那种西方“得靠中国支撑”的心理，同时混杂着“我们这里不会发生那种事”的自我感觉。实际上，中国人说这种话可能是为时太早了。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会是西方的麻烦事，也是中国的麻烦事。

要描述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用“太令人惊诧”是很合适的。自从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9％以上。就像笔者在上海商业区所见，高楼林立，华灯璀灿，相形之下，更显出美国都市的一片经济萧杀。

穿过黄浦江，超级品牌中心的正大广场繁华喧嚣，显示着中国人的消费荣景。中国的年轻人拎着最时髦的西方名牌的购物袋，在星巴克咖啡店里品咖啡。是啊，尽管像上海这样的都市，还只是中国辽阔的贫困农村海洋包围的孤岛而已，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让也许是3亿多人脱了贫。《经济学家》姐妹刊物《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一份报告说，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就会和美国和欧盟的不相上下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著名的北京大学新的管理学院院长、崇尚自由市场的学者张维迎先生断言说，经过了这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诚然，经济的要害部门依然由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但是随着他们全球各地的股市上市，获得占少数的私人参股，和面临市场压力，这些公司也越来越像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私人公司。虽然，他们的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前进的方向是清晰的。

中国今后30年所需要的，在张维迎看来，是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从建立法治开始。在过去的半个月里，这样的类似说法，在一些敏感地方，人们已经吃惊地听到很多次了。例如，在专门从事收集和翻译从马克思、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各种官方著作和声明的中共中央编译局，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副主任俞可平，这位党内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改派认为，中国正在从人治走向法治。他认为，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普通老百姓第一次获得了法律上的权利，可以来反对政府当局。即使是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也应当遵守法律。中国也需要更透明、更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必须更有效地解决民众的需求，要实行“一次性解决问题”的服务；在地方政府还是共产党内要有更多的民主。也许列宁同志在他的坟墓里听到这个话都会气得躺不住了。

蒂莫西写道，不过，在中国的司法实践是远远落后于这一理论的。任何一个中国律师都可以告诉你，中国离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还远着呢。中国的当政者，虽然除了还挂着共产党的名称之外早已名不符实，但是就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上来看她仍然是列宁主义者，那就是：毫不妥协地维护其垄断的政治权力。尽管如此，其政治改革的方向仍然是令人鼓舞的。

蒂莫西写道，身处地球的的其他地方的我们，如果能理解到中国事态所蕴含的意义，就应该从中国的改革者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出发，尽我们所能地鼓励它。而不是说：“不，这样做不行，你们所需要的，应当是西方式多党民主制。”我们还应该说，“没错，就是要加强法治，我们可以提供许多具体的亲身经验来帮助你们；为了建设更专业化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我们有一些有用的方法。通过提供一系列良好的政府管理和包括人权和公民权在内的法治工具，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模式，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30年前，我们可能会说，“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就像说油炸冰淇淋。现在却不然，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在30多年的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后，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谁能够知道，最终，他们将会到达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彼岸？



但是，中国的制度充满了许多的紧张状况而坎坎坷坷。公众抗议活动时有发生，有时还会演变成暴力活动：例如最近示威者冲进了甘肃省的党委办公楼。这还是在经济衰退开始发生影响之前的事。任何政治制度的检验是它如何渡过艰难时刻的难关。而中国的制度，就像其产生的过去30年里，都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验。

蒂莫西的文章指出，中国如果不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前景如何？最有可能的情景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看到的状况。在那些地区民众高涨的期望值与低迷的经济发生冲突，民众的不满日益增长，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转向民族主义，以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在中国发生。可以见到，在中国人中间，即使他们强烈地批评现行体制，也很少看到他们对西藏或新疆的穆斯林族群有多少同情。如果在那些少数民族中有某些绝望的成员，在中国某个大城市采取激进的暴力活动，大多数中国人反应的激烈程度，可能远甚于在印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时，印度人的反应。

活跃在网络博客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反西方的态度远甚于对现政权的不满。如果在今后几年里，由于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出口品的抵制，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管理不善以及缺乏民主的管理，现行的制度不能满足民众越来越高的期望，当局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日渐趋向于鼓动民族主义，最终可能导致出现一种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

蒂莫西写道，即使北京和华盛顿有最明智的领导人当政，但是在面对未来十年全球的权力平衡时，依然很难避免双方发生冲突。奥巴马12月1日在介绍他的国家安全班子时表示，“新兴的和过于自信的势力给国际社会带来紧张。”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威廉•法伦（William Fallon）最近透露，说，在布什当政下的五角大楼里的一些人“警告我说，你最好未雨绸缪，将来我们迟早要和中国打一仗。”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负责中国政策的主要高级官员的谢淑丽（SusanShirk），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她曾在1971年受到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她写作了《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书中提到，美国人认为中国看上去并不脆弱，但是中国人又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超级大国。

谢淑丽提出，美国的政策应优先考虑中国的对外行为，以避免长期的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是，中国的对外行为又是与其内部动力密不可分的。

她说，在中国的这场前途未未卜的，渐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进程中，我们不能不关注他们的进展和后果，而且我们必须令其成功。否则，我们将全部身不由己，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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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success may soon bring trouble. It would be ours too

The country's reformers seek incremental political changes to complement its gobsmacking growth. If they fail, it could be war

o Timothy Garton Ash in Shanghai
o The Guardian, Thursday December 4 2008
o Article history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dec/04/garton-ash-china-economy-comment

In Chinese reactions to the trouble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from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Mumbai to the recession in the US and Europe, I hear a hint of complacency and a touch of arrogance. "If that's what you get with democracy, perhaps we're better off without it," is how one official thinker summarises his reaction to the atrocities in India. And if the west wants China to bail it out of this self-inflicted financial mess, it must give Beijing mor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refrain of "China's back" mingles with "that wouldn't happen here". They may be speaking too soon. If they are, it will be our problem as well as theirs.

Gobsmacking is the word to describ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30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 initiated w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period of reform. In these three decades, growth has averaged more than 9% a year. As I write, I look out at the garishly neon-lit skyscrapers of downtown Shanghai, which make the business districts of all but the largest American cities seem low-rise and sober by comparison.

Across the river, the Superbrand Mall is a buzzing hiv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with young Chinese stopping off for a coffee at Starbucks, weighed down with shopping bags from the most fashionable western brands. Yes, cities like Shanghai are islands of urban prosperity in a sea of rural backwardness, but this growth has also lifted perhaps 3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extreme poverty. If it goes on like this,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be roughly the same size as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y 2020. If.

The well-known free marketeer Zhang Weiying, dean of an impressive new management school at Peking University, argues that after 30 years the economic reform is essentially complete. Yes,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 are still occupied by giant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but as they come to be quoted on stock exchanges across the world, gain minority private shareholders and face market pressures, so they increasingly behave like value-maximising companies. They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the direction of travel is clear.

What's needed for the next 30 years, he suggests, is a complementary political reform, starting with the rule of law. This is an argument I have heard many times over the past fortnight, and in quite surprising places. For instance, in the austere offi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an institution whose primary task is to collect and translate official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from Marx through Mao to Hu Jintao. Its deputy director, Yu Keping, a prominent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party reformer, argues that China is moving from the rule of man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statehood, he suggests, ordinary people are being offered legal recourse against political authority. Even the top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law. The country also needs more transparent, less corrupt government; a civil service answering more efficiently to the needs of its citizens ("one-stop service!" he cries enthusiastically); and more democracy, both in local government and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 Comrade Lenin would be turning in his grave.

Practice lags far behind this theory. Any Chinese lawyer can tell you how far away the country is from having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its ruling authorities, though no longer communist in anything but name, are in one vital sense still Leninist: that is, uncompromisingly defending their monopoly of political power. Nonetheless, in political reforms too, the direction of travel is encouraging.

If w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ve any sense, we will encourage it with every means at our disposal - starting from the aims set by Chinese reformer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saying, "No, this can't work, what you need is western-style multi-party democracy", we should say, "Right, for strengthening the rule of law, here's this detailed body of experience; for a mor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we have this useful method". We will achieve more by offering a complex toolkit for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cluding human and civil rights, rather than a single template for democracy.

Thirty years ago we would have said that Leninist capitalism wa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like fried snowballs. Well, here it is, right in front of our eyes. After another 30 years of Chinese-style incremental reform,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as Deng Xiaoping put it, who knows what new political riverbank they will have reached?

But the Chinese system is wrestling with many tensions. Public protests are a regular occurrence, and some turn violent: demonstrators recently stormed Communist party offices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is is before the economic downturn has begun to bite. The test of any political system is how it withstands hard times. The Chinese system, as it has emerged over the past 30 years, has not yet stood that test.

What's the alternative to further open-ended, incremental reform?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one that we have seen elsewher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Faced with growing discontent, as rising expectations clash with lowered economic performance, post-communist rulers turn to nationalism to preserve their own power. There'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is could be popular in China. Even among Chinese people critical of the current system, one seldom finds much sympathy for the Tibetans or for the Muslim population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If a few despairing members of those small minorities turned to violence in one of China's big cities, the majority reaction would probably be degrees fiercer than in India.

Nationalist netizens in China's hyperactive blogosphere are more luridly anti-western than China's current rulers. If,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existing system were to fail to meet rising expectations -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global recession, American and European resistance to Chinese exports, local corruption, mismanagement and lack of democratic controls - the temptation would grow to salvage legitimacy by turning to a more aggressive nationalism.

Even with the wisest leadership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the global rebalancing of power over the next decades will be hard to manage without conflict. Introducing hi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on Monday, Barack Obama observed that "newly assertive powers have put strain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former US commander in the Pacific, Admiral William Fallon, recently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people in the Pentagon under George W Bush "who warned me that you'd better get ready for the shoot 'em up here,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we're going to be at war with China".

Susan Shirk, who was one of the senior US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China policy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rgues in her boo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that American policy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China's external behaviour, precisely to avert the long-term danger of war. But China's external behaviour can't be separated from its internal dynamics. We cannot afford not to be interested in the progress of its uncharted, increment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s, and we must want them to succeed. Otherwise we'll all be Shanghaied. [这是什么意思？]

timothygartonash.com

哎，环球时报又惹毛了法广

法广声明

发表日期 07/12/2008 更新日期 07/12/2008 21:48 TU

近日发现，中国《环球时报》以《法媒：温州老人＂施粥摊＂寒风中暖人心》转载本台网站《上海视窗》专题同名文章。此文转载后又被中国大陆包括新华社、人民网等在内的多家媒体刊登。本台文章欢迎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海内外媒体转载、但必须注明出处。《环球时报》转载此文时不仅没有注明文章来源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或RFI的法文简称，而且将稿件来源改为《法国之声》。法国并不存在名为《法国之声》的媒体，《环球时报》转载文章源于本网，不可能误判，本台要求立即予以更正。同时，《环球时报》近日刊出署名特约记者王斯的新闻报道：《法媒煽动欧洲与中国保持距离》，大量抄袭本台报道，但却不注明出处，并加上贬损和诱导性用语。此文被海内外网站广泛转载，以讹传讹，已构成侵权行为，本台保留诉诸司法的权利，特此声明。

从季羡林老家伙的遭遇看狗屎一样的中华文化

季羡林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饱醉豚 @ 2008-12-9 18:35 阅读(165) 评论(2) 推荐(3) 引用通告

季羡林教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不是耸人听闻。

不久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有杨佳的母亲“刘亚铃”女士，最近《新京报》又披露了大批访民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盛世丑闻。其实用精神病院作为特种专政工具在中国以及苏联已经有悠久的历史，看到中国人民对这样的新闻“惊诧”，倒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杨佳的母亲被关入精神病院，并在精神病院签署了律师委托书，至今还没有拿到儿子的骨灰或尸体。

季羡林教授，中国国宝，被关入301医院。他的儿子要见父亲，却不被许可，13年未见一次。虽然儿子就在北京，虽然上班都要经过301医院，但是儿子见父亲需要北大党委批准。

于是，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季羡林先生被关入了精神病院，301医院实际上是一座软禁或囚禁敏感人物的精神病院。北大党委，是精神病医院的党委。难怪那个副校长大人说“教师上课不许有XX言论”，那明摆着是向全世界宣布北大是一所野鸡大学。我没说北大师生都是野鸡，我是说北京大学是一座野鸡大学。这里的野鸡不是妓女的意思，因为妓女属于人类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属于禽兽。

季羡林先生，在你们眼中是国宝，在我眼中是一堆狗屎。一个连自己的儿子都被禁止见面的人，却作《泰山颂》曰：“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操，这样的王八蛋，不是狗屎是什么？

以前在图书馆翻过一本陈瑞献先生的画册，序言是季羡林写的。虽然后半篇写得很不着边际，但是在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新加坡人看来，季羡林是很能代表中华文化的。

如果中华文化就是被软禁十三年不许见儿子还要吹捧“人和政通”，就是作为行尸走肉去歌功颂德，去你妈逼的中华文化。

遥想巴金当年，作为一个植物人，也在上海的精神病院住了好几年，当了好几年的中国植物人作协主席。巴金不算行尸走肉，因为他不会行走。

巴金的骨气在于他要自杀，在他清醒的时候曾经几次拔掉管子自杀。

但是，作为精神病院的国宝，国家需要你活下去，你他妈的没有死的权利。国家需要一堆植物肉当中国作协主席，你他妈的就得继续作植物肉活下去。

按照厉以宁的说法，当年的巴金是一堆“待腐朽”的肉。今日的季羡林，是一个待死的国宝。

连国宝都可以享受精神病院的待遇，你们十三亿个屁，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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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 北大，人类的耻辱----季羡林父子也够脓包！

北大，人类的耻辱！

季羡林藏画失窃案，似乎早已闹得沸沸扬扬。一直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详情，总觉得丢几幅画罢了，不值大惊小怪。今天看到凯迪一帖《季羡林：当面叫我季爷爷，背后偷我的画！》点开略览，其中一段是钱文忠先生介绍季氏父子同在一城却长达13年不许相见的情况，倒真让我大吃了一惊。原文知下：

“钱文忠：季老11月7日见儿子第一面，讲的是什么?“五舅母还在不在?”13年的父子不让见，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季先生的次数是很多的，但是我没有一次单独见季先生的。我也是到11月初才知道，同在北京，儿子上班都要经过医院，居然13年没有见面。我原来以为，一两年见一面总还是有的。事实是，从季老85岁、季承60岁开始，父子俩就没有相见，直到上个月。父亲想儿子，儿子也屡次努力与父亲相见，但有些人就是不让父子俩相见。这些事实，都有他们父子交谈录像为证。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个事情上面，301(医院)没有任何责任，见不见季老，权力在北大那里。他儿子来过几十次，都没有让进来，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他们父子13年不见。这没有道理。现在有人探望季老，包括他的家属，好像都有人盯着，起码我去是如此。为什么?有什么必要?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法律依据?”

儿子见父亲要北大党委同意，这就够荒唐了，而北大居然不同意，而且长达13年不许父子相见，这太违背天理人情突破“人”的底线太不可思议了。旷世无双、千古绝伦啊。既使是“特种部队”，也不至于这么“酷”吧？用冷血、无耻、流氓、畜生、下三烂、“特殊材料”等任何骂辞都已无法表达我厌恶、鄙夷和愤恨之情！

领导层且不去说它们。难道北大师生都死绝了，北大是座死城、空城？13年，没有一个人象人一样站出来说句话吗，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吧。仅此一事，足见北大“整体”上是怎样的非人化。当然，季氏父子也够脓包的。父太绵柔儿太小，家蒙耻辱国蒙羞呀。

季老可谓年高而德不邵。2006年在他95岁生日时，报上曾传出他一些言论。说中国正处于“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的阶段，“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和谐社会。”云云。他的名著《泰山颂》一以贯之地充斥着“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之类歌功颂德的烂调。东海一阅大吐，曾作《在季羡林先生头上撒泡尿》以嘲斥之。

对为老不尊、乱拍马屁的季氏，我还愿意屈尊撒泡善意的尿小予警示，但对于北大，我是连撒泡尿的兴趣也提不起来了。士之无耻，是谓囯耻，培养“士”的囯家最高学府的无耻，是谓啥耻？在二十一世纪居然还有这种无耻大学、和下流组织（北京大学党委）的存在，岂但是北大的耻辱、教育的耻辱、中国的耻辱？这是全体人类的耻辱！

2008-12-8东海老人

芦笛：国父毕业文凭的含金量

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38773.aspx

90年代初，我在《中央日报国际版》副刊上看到一篇文章，嘲笑党国的宣传。作者说，他小时后接受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国民党）的教育，看到介绍伟人生平事迹，在景仰崇拜之余常常自惭得无地自容。据说先总统蒋公在儿时便胸怀救国救民大志，常指挥小伙伴们举行军事演习；而先国父孙文中山樵先生（注：“中山樵” 是日本右派为孙文取的日本名字，此后简化为孙中山，以此传世，致使他的本名和字号反而湮没了。所以，中华民国的国父原来是个伪劣日本人加伪劣美国人）天资非凡，当年在香港医学院求医时，考试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那作者说，他学习了这些伟人事迹，只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废物胚子，盖他儿时连 “国家”“民族”是什么东西都不大了了，遑论立下救国救民大志了。与小伙伴大打出手间或有之，不过那与志向宏大的军事演习并无什么相干。最糟糕的是，他每天去上学，见到路旁小溪里的游动的蝌蚪，时常要忍不住脱了鞋子跳下去抓。为此常常迟到，成绩自然也就不怎么样。看看伟人，再对照自己，他只能慨叹伟人乃是天生的。

后来他长大了，忽一日发现，原来孙文上医学院时班上也就只有两个学生。既然如此，那除非孙文不参加考试，否则必然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即使凡人也能毫不费事地作到这点，似乎算不得什么伟大事迹。

后来我在某个派对上遇到了一位港大毕业的博士后。在闲聊中谈起孙中山来，他提到孙时必称“先生”，毕恭毕敬，还非常自豪地告诉我：“孙中山先生就是我们港大毕业的”，仿佛沾了仙气，与有荣焉。我觉得很奇怪，因问道：“我怎么听说孙中山是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呢？”他说：“是啊！那就是我们港大医学院前身。”

我于是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其他人都大笑，只有他颇为难堪，觉得我出言不逊，损害了国父的光辉形象，因抗辩道：谁说班上只有两个学生？我问：那到底有几人？他沉吟了一阵，答：有三四人吧。我说，就算有三四人，考第一第二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啊，是不是？你我也能做到，对伐？他无语，仍然很不高兴。为避免不必要地伤害他人感情，我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其实现在连香港办的“孙中山纪念馆”都承认了：

“1892年7月23日，香港西医书院举行了首届的毕业典礼，孙中山先生与江英华二人获校方颁授「香港西医书院医药及外科证 书」（L.M.S.H.: Licentc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的专业资格。”（http://sc.lcsd.gov.hk/gb/hk.drsunyatsen.museum/b5 /articles_guan.php）

那就是说，毕业生只有两个，因此，孙文当然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然而若你在谷歌搜索里打入“孙中山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名优异成绩”字样，则可得约1200条结果，第一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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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业成绩相当优异，大小考试都常拿满分。二十七岁他由西医书院 毕业时，他的成绩不但是第一名，而且在所考的十二门科目中，每一科都是一百分。 ...

#不可不知的30所中国名校之三:香港大学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作为香港西医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走向社会后，他最初曾在广州、澳门等地以行医为业。1894年6月，年仅27岁的孙中山到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2008年10月6日 ... 1892年7月，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到该院挂牌行医。同年12月，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开设中西药 ...

#孙中山的学医行医历程

2007年10月12日 ... 当时，博济医院内附设医校，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博济医院也是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 ...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勤奋攻读五年，成绩名列前茅。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市委员会

孙中山学习成绩优异，人品端正，自然受到老师的赞誉。据康德黎回忆此时的孙中山 ... （18）因此，孙中山的成绩名列第一。 1892年7月23日，香港西医书院举行首届毕业生 ...

#孙中山先生读书时期

孙中山在此大会堂参加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举行之第一届毕业礼。孙中山十科考卷均获荣誉成绩，以“特殊优等”资格毕业，被推选为毕业生代表在典礼中致词。 ...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业成绩相当优异，大小考试都常拿满分。二十七岁他由西医书院 毕业时，他的成绩不但是第一名，而且在所考的十二门科目中，每一科都是一百分。 ...

#国父孙中山先生

1892年7月，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曾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 这是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第一部纪录片， 也是第一部在香港公映的孙中山先生的 ...

#名人养生之道－－孙中山的“四物汤”

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孙中山先生曾先后在广州、香港学医，1892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 七月- 历史上的今日- 被骗网 ...

孙中山于1878年12岁时随母去檀香山就学，中法战争前夕返国，先后入香港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香港西医书院（大学)学习。7月23日，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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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止此。1992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第61卷第5期）载文指出，过去国民党宣传说孙逸仙以极佳的成绩毕业，甚至说不但他的成绩在当时是第一名，而且此后百年来港大医学院从来没人打破过。其实所谓香港西医书院只是个未获立案的野鸡学校，并非港大医学院前身。其毕业证书不为香港当局承认，因此孙文毕业后无法获得行医执照，毕业等于失业。

为解决这问题，孙文到处奔走，拉关系求达官贵人为他说情走后门，甚至运动到英国驻华公使和李鸿章头上。李鸿章为此写信给港督，要香港西医书院的两名首届毕业生进京候补，并赏每人临时月薪50 元。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带着他俩到广州，向两广总督李翰章领牌晋京（也就是申请去北京的通行证）。但总督衙门要他俩填写三代履历，这触怒了孙文，他于是离开广州，改去澳门行医。澳门行医也要执照，他求葡萄牙人Francisoh Fernandes代他向澳门当局申请，遭到拒绝。于是孙文便无照行医，被澳门当局禁止。孙只好跑回国内，在广州开办“中西药局”。没多久他就干脆下海，挣革命快钱大钱去了。此所谓“不能为良医，则退而为良相。不能为良相，则退而为国父”。

这就是党神话里的那个天才学医行医的真实经过。孙文在那个野鸡学校里的学习成绩，我不得而知，知道的就是他的英文不怎么样。他被我大清驻英使馆囚禁后，曾给他恩师康德黎写信求救，这信的照片就放在网上（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e/Sun_Yar_Sen%27s_two_short_letters_to_his_teacher_James_Cantile.png ），诸位不妨去看看他的英文造诣如何。

请注意，孙文12岁就去檀香山教会学校就学，1883年回国，先后入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香港西医书院，从12岁起就一直在英语学校中求学。然而就连我这30岁才开始学英文的老同志，也不至于写出那种英文来。

不仅如此，孙中山的一生，就是招摇撞骗的一生。他连自己的出生地都可以捏造为夏威夷，藉此去骗取美国护照（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他在澳门非法无照行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吹：“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他连个正式学士学位都没有，居然冒充博士，变成了国际知名的“Dr Sun Yat-sen”。国父既是骗子，宜乎中国变成骗子之邦。

那位说了，对伟大的革命家，只能看大节，不能计较这些小节。这就是说，所谓道德操守，只适用于我辈凡夫俗子，不适用于大人物。小人物无照行医是犯法，国父无照行医则是悬壶济世；小人物捏造出生地骗取外国国籍是犯法，国父这么干则是救国；小人物虚构学历是无耻，国父冒充博士则是革命需要；小人物非法集资开公司要进大牢，国父发行“革命公司股票”敛财、收买国内黑社会匪徒发动武装叛乱乃是“恢复中华”；寇者只能是失败者，王者必然是成功者；被杀头的只会是窃钩者，封王封侯的一定是窃国者……这套“革命道德相对论”，老祖宗早就在两千多年前发明了，实在没有什么稀罕的，用不着革命理论家们再来给咱们开课。干脆痛痛快快地说一句 “革命就是实行双重标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不就完了？

可悲的是这公开的双重标准深符中国国情，因而获得许多国人真诚拥护。我遇到的那位满怀深情的港大校友似乎并非个例。前段港大医学院改名李嘉诚医学院。有人反对，提出应该改名为“孙中山医学院”，以纪念这位伟大校友。他人却又质疑道：香港西医书院成立于1887年，而港大成立于1911年，西医书院1913年并入该校医科，1915年宣布结束。所以严格说来，孙文不能算是港大校友，正如和他一道毕业的江英华并未被港大当成校友来纪念一般。

可惜拉名人大旗作虎皮历来是咱们的传统。正因为有此传统，所以看来那党神话还得永久流传下去，起码许多港大校友不会同意，西医书院不过是港大草创时收编的一个野鸡学校，而孙文在该校的成绩也没有什么非凡之处，那所谓“第一名优异成绩”乃是笑话，因为接受事实就意味着让港大历史少了光辉的一页。

当然这说来也是人之常情，连鬼子亦不能免俗。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曾见到为伊藤博文等所谓“长州五杰”设立的纪念碑亭，以为伊藤曾在那儿认真求学，不料后来看了点介绍伊藤生平的文字，才发现此公只在该校混了不到一年就回国了*。据李提摩太说：“他讲的英语不很流利，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半天，好像要衡量每个字的分量。”确实也不像是个留学生样子。可连英国鬼子都以有过这种校友为荣（当然也不能排除那碑亭是日本人建的，我当时没有细看文字说明，现在一点都记不住细节了），连中国人也要把那个他硬派为严复的同学，当然港大将孙中山当成校友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至今还没听说剑桥大学为旁听生徐志摩树碑立传，可见从文确实不如从政，窃钩端的不如窃国。

所以，孙中山的真实面目永远不会被国人识破。这原因我早就说过了：中国人民绝对无法接受自辛亥以来的中国史乃是一部蠢动史，唯一的客观效应就是为中国引来接二连三的灾难，使得中国社会持续倒退。承认这点，就等于否定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而若承认全民拥戴的“国父”不过是个毫无起码道德操守、政治信仰与政治智慧、祸国本事却又天下无双的骗子、匪徒与流氓，更要极大超出国人的自尊底线。因此，大约在本世纪内，孙文神话大约都会流传下去。

王天成："渐进民主"的玫瑰梦（附陈志武新作）

终于有人说到所谓“英国道路”的玄机了。虽然还没说透。这些年朱学勤之流常爱说“英美道路”和“法俄道路”的对比，仿佛英法转型就是循着两个先天的模式：前者改良渐进，后者革命激进，前者代价小，后者代价大。

这个人指出渐进民主（或者代称“英国道路”）就是玫瑰梦。他说了大宪章的情况，很正确。而17世纪的英国革命，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国王上了断头台，克伦威尔变成比国王还可怕的专制独裁者，接着是血雨腥风的反攻倒算，直到贵族忍无可忍，发动政变，不流血地改朝换代，才建立了宪政。

看起来英国的近代化转型一点也不和平。制造英国道路神话的，是18-19世纪的法国人。英国君宪制的建立，对法国思想的影响很大。而在1789年三级会议之初，除了极少数极端主义者，并没有人希望一场流血的革命。甚至市民占领巴黎了，流血了，革命真的来临了，倾向革命的议员仍旧着迷于英国道路。他们促使路易十六接受君主立宪制，继续做“法国人的国王”，他们甚至连换个国王的念头都没有——要知道英国1689年的政变，被称作光荣革命，因为改朝换代了。法国人大约自信有了英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做得比光荣革命更好，不改朝换代，就顺利地建立起宪政……一切似乎美妙，美妙得太不真实，真实立即惩罚了玫瑰梦。法国政治家极力避免的1640年噩梦不仅在18世纪末的法国重演，而且烈度远甚于前者。但细审其基本模式，同17世纪的英国大同小异，差异在于程度。而就这程度的差别，造就了所谓“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的对立。如托克维尔的理论，正是站在法国的立场上，对比英美建立的。

那么问题就在于，究竟是英法的何种差异导致革命烈度的不同。这个人提到了英国贵族的作用，但这不是根本。法国也有贵族，全欧洲都有贵族。且不说意大利、德意志那些土皇帝般的贵族本身就是专制者反动派，至少法国的贵族，有不少正是明智贤达的高尚人士。他们追求进步，向往英美宪政模式，厌恶绝对专制。在革命之初，他们和第三等级代表一起重演大宪章故事，连逼带哄（之所以哄，是因为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坏人，在宪政派看来，是个可以合作的君王），让路易十六接受了君宪制。然而这都是徒劳。路易十六接受君宪制并非假仁假义，但随后，就发生了旧制度和宪政人权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尤其是涉及教会财产的问题，更为棘手。法国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归教会所有，教会享有太多的特权，这种特权绝非宪政能够容忍；此外旧制度下的法国，国王随意给各地不同的特许权，各地待遇不同，违背平等的理想。而这些现实的改变，必然伴随重大的冲突。尤其是前者，教会的利益和路易十六神授君权的合法性直接相关。若他默许革命对教会的剥夺，自己将无法在欧洲王室立足。接着是互动的过程。路易十六越来越厌烦宪政，包括君宪派在内的法国人也因此越来越猜疑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因此更加厌恶这场将他待若囚徒的革命。出走不成，里通外国，直到被废黜、被斩首——法国贵族精英做着1689的英国梦，法国却走上了1640年代的英国道路。甚至更严重。处决路易十六引起欧洲各国的震动，导致各国对法国的军事干涉。外国干涉的威胁又促使革命政权绷紧对内监控的神经，形成恐怖统治。恐怖统治成了法国革命的标志，区别于英国革命的标志。同时，法军在外军面前反而愈战愈勇，逐渐壮大，贡献了拿破仑这个怪物，把法国引向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当拿破仑宣布终结革命的时候，法国已经被绑上了扩张战争的战车，此后，军事扩张就是它的生命，尽管战绩辉煌，难逃覆灭的结局。法国本无意于革命，却走上了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路。

变量并不在于有没有贵族精英，更不在于有没有和平演变的意愿，而在于转型前的制度，是否完善、强大、固执。英国的幸运就在于，它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足够完善、强大、固执的专制机器，贵族始终拥有大笔资源，足以制衡王室，王室在贵族丛林中，只不过是个更荣誉的贵族罢了。英国（英格兰）的贵族又不像意大利德意志的贵族割据自立，由于地方促狭，凯尔特民族（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环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得不统一在同一个王国里，贵族并不愿意割据分裂。但问题在于，英国的王室为什么没有能耐收拾这些贵族呢？原因在于，英国作为岛国，防御代价很低，所以始终没有建立受控于中央的强大的常备陆军。虽说不列颠群岛仍有其他民族相邻，但这些民族实力很弱，根本不足以威胁一个统一的英国。所以跟欧陆国家不同，古代英国从来没能组建一支常备陆军。常备陆军必须号令一致，有个一言九鼎的总司令，直到今天，各国依然如此。古代英国没有常备军，就杜绝了军事独裁的可能性。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切独裁都须军事独裁以为前提。英国没这个前提，完善、强大、固执的专制机器也就无从建设。

法国正相反。法国处在欧陆易受攻击的位置，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国的滥觞，正是百年英法战争刺激的结果。从那以后，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以后，法国就一直保有欧洲最强大的、由国王（或皇帝、或中央）节制的常备陆军，直到1940年败于纳粹德国（甚至普法战争的失利都没有动摇法国陆军的这个地位）。这样一支中央集权的陆军，是路易十四建立绝对专制的前提。路易十四时代乃至整个波旁王朝，既是法军在欧陆耀武扬威开疆拓土的时代，也是绝对专制构厦齐备的时代。一个看似完美无缺，一切合乎逻辑的制度建立起来，强大而固执，转型的代价自然也就大得多（斯图亚特王朝其实也想模仿法国的绝对专制，不过，有心无力，恰恰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这一企图是英国贵族无法接受的，才导致1640年革命）。

这就是所谓英法道路对比的真实原因。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变量在于转型前的制度是否足够完备、强大、固执，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地理条件。哪怕英国这样的条件，都不得不经历1640-1689半个世纪的动荡——虽然动荡的波及面和深度远不如法国革命。至于德国，转型更晚，它的转型模式更复杂，直到法斯专政，战争覆灭，涅磐重生，其代价又高于法国。并没有谁盼望革命，只是革命就这么来了而已——若不来，多半却是德国的代价。越是想避免付出转型的代价，就越是要在日后加倍偿付代价——不公平的是，这样的偿还经常是落在与生俱来上贼船的后人头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有白痴的玫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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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渐进民主"的玫瑰梦

BBC 2008年12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3北京时间 18:43发表

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显著，而政治改革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不仅进行了经济改革，也已经并且应当继续以渐进方式进行政治改革。

宪政学者王天成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渐进民主"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的"玫瑰梦"。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推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对王天成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归纳了"渐进政改论"的主要观点：

答：这主要是官方学者，或者一些有一定独立性，但愿意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以为这样说话容易被接受的学者提出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是渐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的。

他们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后倡导的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及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县以下设立人大常委会、给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权等等，还有人事制度改革，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国进行了渐进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受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那种认为中国要走"渐进民主道路"的观点影响。

问：那"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思想资源又来自哪里呢？

答：他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就是"英国道路"。他们认为英国的道路是逐渐演进的道路，是渐进民主的道路。实际上英国道路不是这样，这是对英国道路的简单化和片面的、浪漫化的理解，其实也是一种虚构。

英国的道路不是简单地用"改革"两个字就能概括的。英国的宪政转型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一个十七世纪，这两个阶段都发生了战争。

当时英国的改革是因为贵族起义取得了胜利，迫使国王不得不接受改革。

说到英国宪政，人们总是要提到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贵族率领军队攻入伦敦，把国王俘虏之后强迫国王签署的一个投降协议书。

但是国王人身获得自由后又后悔了，企图取消《大宪章》，当然后来又失败了。约翰王因此在郁闷中去世，后来的国王还是要摆脱《大宪章》的束缚，这样又发生战争。


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自下而上。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宪政学者王天成谈中国民主道路的现实选择

经过了多次战争之后，贵族和国王都学到了一些东西。贵族认识到，战争并不能作为他们让国王遵守《大宪章》，保护他们自由和权利的常规方式，这样就开始了议会政治，用议会来约束国王。

当时英国的议会主要是贵族组成的，贵族是当时主要的纳税人。国王有自己的财产，但比如发动战争，他就需要贵族纳税、奉献。

当时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叫"没有代表不纳税"，国王征税必须经过议会同意。

议会就利用这个原则和国王博弈，每次国王要钱的时候贵族就跟他谈判，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问：由此可见，贵族是推动英国宪政的主要力量。反观中国，这样的力量在哪里呢？

答：这样的力量在中国是找不着的。中国的人大和英国当年的议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人大主要是由官员组成的，这些人是吃纳税人的税金的。他们没有动力、没有兴趣也没有力量去跟政府博弈，他们自己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大的权利能否巩固全靠更高统治者的意志，他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发挥作用，他不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别想发挥作用。你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谈判、去制约他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缺乏内在的力量和动力来让中国像英国一样进行演进。

问：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加上"（2+2+2）·（2+2）"这个背景，"渐进民主"这个提法，至少在字面上听起来似乎应当是一个合理选择，您不同意这个道路，那"渐进民主"的害处在哪里呢？

答：的确很多人认为"渐进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现实的选择，因为它很温和，这样统治者能够接受。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不现实的选择。

一些消极的"渐进民主论"者甚至认为这个民主就是渐渐发育出来的，你不用去设计，你就等待就行了；另一些"渐进民主论"者也在考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因为总不能"不渐不进"吧，"渐进民主"也需要一个开端嘛！

但是，考虑到开端问题的学者为了让当局容易接受，只能提出一些非常温和的建议，比如从行政改革开始，但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两回事，看不出来它对政治改革有什么意义。

问：好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推行了那么多法律，中国政府似乎也有以法治取代民主的趋势，总是强调"依法治国"，这种现象是否也和"渐进民主"论有某种契合呢？

答：这正是很多"渐进民主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觉得可以从建立法治入手。

过去三十年中国确实制定了大量法律，但同时也制定了大量反人权、反自由的法律。法律增多了，政体并没有转变。这些法律的制定准确地说是现有体制的自我完善，并不是向另外一种体制的转型。

当然我们不否认加强法制、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对未来民主转型有好处。但只要不涉及政体本身，不涉及一党制的问题，不涉及人民的选举自由，民主是不会到来的。

而且政府体制不改变的话也不可能建立法治。司法不独立，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你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没有一个恢复正义的地方，法治何在呢？法治其实也是要以民主为前提的。

问：民主进程，渐进也好，不渐进也好，考虑到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它的开端应当在哪里？

答：我认为，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从下面开始。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以地方为开端的优点是为人们学习民主提供一所学校，也包括官员学习民主。然后我们再由地方选举过渡到全国选举。

台湾的民主化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很重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

其实从地方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戊戌变法的时候我们的先辈就认识到了地方自治对实行全国宪政的意义，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很多封疆大吏也持这种观点，后来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也是这种看法，才有了台湾的地方自治和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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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陈志武 @ 2008-12-8 12:01 阅读(85) 评论(0) 推荐(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在我们揣摩中国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含义时，思考中国为什么每次在需要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是很有趣的。中国应该或者能够仅仅通过增加实体建筑来取得长期增长吗？如果当要暂停或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时候，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吗？

　　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出租车司机抱怨圣保罗崎岖不平的街道和公路。我回应道，“我以为高油价和高铁矿石价格已经使巴西繁荣起来了…巴西为什么不在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花更多的钱呢？”

　　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巴西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只要政府有额外的钱，卢拉总统总是喜欢减税并补贴人民，而不是将这些钱用在修建道路上。为什么？”

　　“哦，”我说，“想象你是卢拉并且有180亿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将这些钱花在修建公路上，还是宁愿给每个巴西人发100美元？”

　　“当然将它给人民，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如果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是政府考虑的一部分，那么将钱返还给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中国不仅仅是花掉钱，而且似乎总是喜欢像摩天大楼，华丽的政府建筑物，公路以及大工业项目这样有形的东西。”

　　这不仅部分地解释了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将其新经济刺激计划集中于运输系统上的原因（仅仅铁路项目就会得到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一半以上的投资）。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对上级来说，有形的项目是最容易识别的东西。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新经济刺激计划极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诸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社会保障项目却堪忧，即使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并增加私人消费。

　　这种支出结构一点也不新鲜。在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总计约880亿美元，即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既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大约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于缺乏对政府预算的公众监督，中国特别偏向于赞成大型实体项目，并且，通过税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几乎维持着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完全控制，从而将这种偏向的影响最大化。北京令人惊叹的奥林匹克场馆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这种体系的结果。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 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因为国家占有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在过去30年里，中国资产价值的收益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当大多数家庭不拥有生产资产的时候，它们不能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受益。对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难怪中国的国内消费不能以与GDP相适应的方式增长。

　　将中国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剩下的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应该公平地分配给13亿中国人。这可以通过将这些资产置于国家财富基金之下，并免费将基金的份额分配给中国公民的方式来实现。

　　其次，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和经过媒体的公众参与进行公开。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责任，可以使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没有这样的结构改革和通过减税以及退税将财政盈余返还给家庭的行动，中国政府建立在投资上的经济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导向型的政治－经济体系。事实上，即使在新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之后，中国仍然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

　　30年来。通过全民所有制和税收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为中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国家建设政策提供了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体面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以及过剩的工业基础。中国缺乏的是促进内生性增长的足够的私人消费。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需要提高其人民对未来的金融安全感，并使私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适应。建设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钢铁和混凝土。（原题《中国的建设狂热》）

参考下一篇：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1206.html

读黄色新闻一得

方才趁休息，把朝廷黄色媒体关于萨达会的铺天盖地的暴盗和混怒读了一些（之前一直没胃口读那个，千篇一律么），发现个奇怪的现象，朝廷似乎不知道萨柯齐在今年会见达老佛爷的计划。朝廷媒体有说萨柯齐心血来潮的，有说他因经济危机出此下策的……弄得仿佛朝廷听说这事跟晴天霹雳似的。可是众所周知的是，早在8 月，消息就很明确，在奥运期间萨达会不合时宜，但萨柯齐一定会在年内会见达老佛爷。见：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8/blog-post_8482.html：

"Nous travaillons avec les collaborateurs du président Sarkozy pour une rencontre cette année, mais plus tard", a déclaré à l’AFP M. Wangpo Bashi, secrétaire du Bureau du Tibet à Paris, représentation officielle du Dalaï Lama en France.
“我们正与萨柯齐总统的僚属着手在今年安排一次萨达会，不过要晚些时候。”巴黎吐蕃局书记、达老佛爷驻法官方代表巴希旺波先生在法新社宣布说。

"Il est vrai que sa Sainteté n’a pas souhaité rencontrer [1] le président Sarkozy lors du voyage du mois d’août 2008 dans la mesure où ce sont les dates des JO à Pékin, que Sa Sainteté a soutenus de manière tout à fait constante et cohérente", a indiqué M. Bashi.
Wangpo Bashi a estimé que cette rencontre aurait pu "pénaliser les discussions en cours entre les parties tibétaines et chinoises, et aussi la situation au Tibet où la situation est encore très tendue".
"Ce n’est vraiment pas de très bonnes dates", a encore déclaré le secrétaire du Bureau du Tibet. "Ce n’est pas le moment, c’est tout, mais sa Sainteté souhaite sincèrement le rencontrer et le président Sarkozy a sincèrement la volonté et l’intention de rencontrer (le Dalaï Lama), il l’a dit, il l’a redit, ça ne change pas", a ajouté M. Bashi.
“的确，尊者无意在2008年8月的法国之旅期间会晤萨柯齐总统，须知这正值北京奥运期间，而尊者是坚决支持本届奥运的，”巴希先生指出。
巴希旺波估计，如果在这时候发生萨达会，可能会“损害正在进行的蕃中对话，并使本来就很紧张的吐蕃地区局势变得更糟”。
“日子不对头”，吐蕃局书记再次声明，“现在不是时候，如此而已。不过尊者真诚期待着与萨柯齐总统会晤，而萨柯齐总统也有与尊者讳无的诚意和计划——他再三说过这一点，这是始终如一的。”巴希先生补充道。

此外，我肯定看到过爱丽舍的解释，表示萨达会会安排在十二月，格但斯克。一切都早已公开。所以，当萨柯齐十一月下旬宣布他与达老佛爷会晤的时候，我只觉得萨柯齐这回说话终于算数了……我都早就知道的事情，朝廷怎可能不知道？当然，海内外中文媒体的确没提过这碴儿。但朝廷不可能不知道。却大惊小怪，歇斯底里，甚至扯到萨柯齐急欲摆脱经济危机，萨达“阳谋”这件事的时候经济危机还没影儿呢。朝廷揣着明白装糊涂，故作不知，无非为了煽动屁屁。为了煽动，隐瞒真相、制造谎言也是朝廷的拿手好戏。这都不奇怪。可问题是，这当口煽动屁屁对朝廷有什么好处呢？家乐福真要卷铺盖滚蛋，造成大量失业，这不是又给焦头烂额的瘟八宝添乱么？家乐福什么还是小事，跟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欧盟剑拔弩张，这不是找难看么？朝廷这葫芦里究竟藏的什么药？朝廷究竟在下什么棋？朝廷到底在研读哪部兵法秘笈？奇绝啊奇绝。

我的解释：朝廷里没有谁在下棋，朝廷行政机器各个部门无非各行其是，都是独自地遵循自身的条件反射，并没有一个大脑支配。除非非常情况，没有谁能让统一的意志横向贯彻各部门从而协调运作。非常情况，如五月地震，也必须瘟八宝这样头寸的亲自督阵，方始搬得动各路人马，而且并不是轻而易举、如臂使指。而一般情况下，发生一件事情，对口的部门就会自动运作，按照自己一贯的反应行动。譬如在长春妈妈领导下的装潢战线（宣传、新闻、广电……），自然要开足马力，为了运动群众无所不用其极——至于社会后果、经济后果，装潢部门不在其位，当然不谋其政，由相应部门收拾。像外[交]战部和装潢战线这些没有实绩硬指标的部门，条件反射的原则也很简单，宁左勿右即安全——左过头了是认识问题，还是好同志，右了那就是立场问题了。在有毛太祖的年代，皇上忽然觉着那个王八蛋跟自己跟得太紧，左过头造成恶果，可以翻脸不认人，给后者戴上反动势力复辟之类的帽子，顺便擦了自己的屁股（见杨继绳的《墓碑》），谁让人家是皇上；现在没有这样的强势驾驶员了，大家脚碰脚，只要表现得像个忠臣，谁也搞不掉谁——可要是“奸”那么一点点，那就悬了。实绩部门的因素还复杂些（其实也很简单，稳定和敛财两手抓——当然这智力含量是高一点），外战装潢这些虚头巴脑做面子的，就这么简单。

这种只问权力执行、不问权力来源、却又没有一个强势独裁者的巨型无脑行政机器，不可能不是一头颟顸蠢笨暴躁易怒的怪兽，而它的下场是也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去年中德交恶以来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已经处处展示了这一点。

法国学者：对于中国，欧洲需要保持距离

AFP/ERIC FEFERBERG"Cette rencontre est assurément peu judicieuse et blesse non seulement les sentiments des Chinois, mais mine aussi les relations sino-françaises", écrit Chine Nouvelle

"Pour la Chine, la France est le maillon faible de l'Europe"

LEMONDE.FR 04.12.08 20h56 • Mis à jour le 05.12.08 12h29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12/04/pour-la-chine-la-france-est-le-maillon-faible-de-l-europe_1127070_3216.html
Après avoir renoncé à rencontrer le dalaï-lama en août à Paris, Nicolas Sarkozy a finalement annoncé qu'il rencontrerait le chef spirituel tibétain en Pologne samedi 6 décembre. Réplique immédiate de Pékin : le sommet Chine-UE, prévu le 1er décembre à Lyon, a été annulé. Jeudi, la Chine a été plus loin, menaçant Paris de mesures de rétorsion économique. Jean-Vincent Brisset,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à l'Institu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et spécialiste de la Chine, explique les raisons de l'intransigeance de Pékin.

Comment se fait-il que la question tibétaine soit devenue si vive qu'elle suffit à Pékin pour annuler un sommet Chine-UE ?

Le problème du dalaï-lama est un prétexte. La Chine tape sur la France mais, en réalité, ce qu'elle n'aime pas c'est l'Europe unie. Les hommes politiques chinois ont l'impression de gérer dans le bilatéralisme, sauf avec les Etats-Unis, mais ils sont conscients qu'ils ne savent pas gérer dans un contexte multilatéral. Or les Français leur ont fait très peur quand ils ont obtenu l'embargo européen sur les ventes d'armes à la Chine, fin 1989, en réponse au massacre de Tiananmen. Depuis, les Chinois cherchent où enfoncer le coin pour faire éclater une Europe qui les gêne, parce qu'elle leur imposera des quotas, les obligera à réévaluer le yuan, etc. Et il se trouve qu'ils ont trouvé où le coin allait rentrer. Gordon Brown et Angela Merkel peuvent recevoir le dalaï-lama et ne pas se rendre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Le gouvernement polonais peut se permettre d'inviter officiellement le dalaï-lama... La question n'est pas là, il s'agit de taper sur le maillon faible.

La France est donc le maillon faible ?

Oui, et ce, historiquement. Dans mon escadron, à l'armée, on avait l'habitude de dire : "On tape toujours sur le même, comme ça y en a qu'un qui gueule." On est exactement dans la même configuration : la Chine tape toujours sur le même, et en plus elle a la chance qu'en ce moment, il se trouve en haut du dispositif – la présidence de l'UE. C'est merveilleux !

Cela remonte à loin. Les diplomates français ont de tout temps été fascinés par la Chine et en ont une vision totalement déconnectée de la réalité. Nous sommes persuadés qu'il faut être gentils avec les Chinois pour que les Chinois soient gentils en échange. Parmi les pays ayant joué un grand rôle au niveau mondial, le nôtre est celui qui s'est montré le plus faible vis-à-vis de la Chine. Nous sommes ainsi considérés comme un pays femelle, faible et qui change tout le temps d'avis. Or la Chine ne respecte que la force.

L'attitude de Paris depuis le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n'a pas dû arranger cette image...

La France s'est lancée dans un concours d'excuses alors qu'elle n'y était pour rien. Des excuses qui s'inscrivent en outre dans la droite ligne de la tradition diplomatique chinoise : historiquement, un pays vassal marque sa soumission à Pékin en envoyant un émissaire chargé de porter un cadeau. Et que fait Sarkozy ? Il envoie Raffarin, un ambassadeur tout désigné, porter une biographi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à Pékin.

Comment les Chinois ont-ils interprété ce geste ?

Ils n'ont pas eu à l'interpréter ! Pour eux, c'est extrêmement clair : la France est un pays vassal. Et il sera très difficile de revenir en arrière. On a déjà essayé par le passé : en 1993, Balladur avait envoyé un émissaire, George Friedman, déclarer à Pékin que la France ne reconnaissait qu'une seule Chine, afin de se réconcilier après l'embargo sur les armes initié par la France en 1989. Nous n'y avons gagné que du mépris.

Comment rétablir des relations plus saines avec la Chine ?

Il y a heureusement beaucoup de gens en Europe qui commencent à comprendre que la Chine n'est pas un pays ami. C'est un pays égoïste qui a des rapports rugueux avec le reste du monde, avec lequel il faut prendre un peu de distance. Cela s'est ressenti dans les premières déclarations européennes après l'annulation du sommet Chine-UE : Manuel Barroso a commencé par expliquer que le problème concernait toute l'Europe, pas seulement la France, et surtout qu'il y avait un problème du côté chinois. La Chine attend maintenant de voir si Sarkozy ira bien voir le dalaï-lama en Pologne. Elle teste la solidité de l'Europe, pas de la France : si elle impose des mesures de rétorsion bilatérales contre la France et que les Européens laissent faire, elle aura tout gagné. Mais si la France se retranche derrière l'Europe et que l'UE reste solidaire, ça se passera très bien. Si l'Europe faiblit, la Chine pourra piétiner tous les pays européens l'un après l'autre, sauf la Grande-Bretagne, qui ne se laissera jamais faire.

Propos recueillis par Soren Se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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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法广摘译

RFI：法国学者：对于中国，欧洲需要保持距离

发表日期 05/12/2008 更新日期 05/12/2008 20:57 TU

中国政府一再就法国总统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特别向法国施加压力促使法国学者重新思考法中关系。

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布里策(Jean-Vincent Brisset)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指出，法国外交家们一直为中国所吸引，对中国的判断同现实完全脱钩。我们认为只要对中国人友好，中国就会给我们应有的回报。同世界其他较有影响的大国比较，法国是对中国最为软弱的国家。因此，法国被中国看成一个软弱和柔性的国家，而且总是在改变主意。然而，中国只承认力量。

当《世界报》记者提出如何修补同中国的关系的问题时，布里策表示：幸运的是，目前已经有很多欧洲国家看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当作朋友的国家。这是一个自私的国家，他同外界的关系是缺乏礼仪的。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欧洲需要保持距离。这一情况可以从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声明中看出来，他认为中国虽然声称是针对法国，但却是针对全体欧洲的。现在如果欧洲见到中国制裁法国而不作出反应，中国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如果法国以欧洲作为屏障，欧洲支持法国，问题就不会太严重。如果中国获胜，欧洲国家就会一个一个被踩在脚下，任其蹂躏。只有一个国家是例外，那就是英国，英国绝不会任人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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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Chine - "Le dalaï lama, un prétexte pour diviser l'Europe"

le 05/12/2008 - 16h42

Jean-Vincent Brisset est directeur de recherches à l'Institu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Il a notamment occupé le poste d'attaché militaire à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pendant trois ans.

http://tf1.lci.fr/infos/monde/asie/0,,4182832,00-le-dalai-lama-un-pretexte-pour-diviser-l-europe-.html

LCI.fr : Le dalaï lama a déjà rencontré des dirigeants étrangers, notamment Bush, Brown ou Merkel. Pourquoi la Chine fait-elle une fixation sur la France et Sarkozy ?

Jean-Vincent Brisset : Même s'il y avait bien sûr des contentieux, notamment économiques, entre les deux pays, il n'y avait pas de fixation avant l'affaire du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à Paris. Pour comprendre pourquoi ils appuient sur la France désormais, il faut connaître la mentalité des Chinois : ils marchent au rapport de force. Quand Bush, Brown ou Merkel rencontrent le dalaï lama, ils le disent clairement, ne changent pas d'avis et ne cherchent pas à s'excuser. Leur politique vis-à-vis de la Chine est donc stable.

Or celle de la France a toujours été changeante. Par exemple en 1993, quand on a vendu des armes à Taïwan, on a multiplié les excuses. C'est interprété comme un aveu de faiblesse. Après le passage de la flamme, on a recommencé en envoyant trois délégations : tout d'abord une lettre d'excuse de l'ambassadeur, ensuite la visite de Raffarin avec un cadeau, et enfin celle du conseiller diplomatique de Nicolas Sarkozy.

Les Chinois ont alors considéré que la France était un pays faible et qu'elle avait fait preuve de vassalité à leur égard. Comme ils ont peur d'une Europe forte, ils ont trouvé son point faible, qui, cerise sur la gâteau, en est le président en exercice. Et ils prennent comme prétexte la rencontre avec le dalaï lama pour recommencer en tapant encore plus fort.

LCI.fr : L'an passé, lors de sa première visite en Chine, vous nous aviez expliqué que les Chinois craignaient Sarkozy (cliquez ici pour lire l'article). Ce n'est donc plus le cas ?

J.-V. B. : Tout à fait. Par rapport à Jacques Chirac, il est arrivé avec un nouveau mode de fonctionnement. En entrant à l'Elysée, il avait une image d'homme fort. Les Chinois le craignaient. Donc ils ont signé des contrats, comme ils le font à chaque fois lorsqu'ils craignent un dirigeant étranger. Aujourd'hui, la situation est totalement différente.

LCI.fr : Pourquoi la Chine a-t-elle peur de l'Europe ?

J.-V. B. : La Chine et l'UE ont beaucoup de contentieux économiques, comme la sous-évaluation du yuan, le déficit commercial à l'avantage de Pékin, les quotas ou encor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et la contrefaçon. Face à une Europe unie, sa marge de manœuvre dans les discussions est limitée. Pour l'augmenter, elle doit donc la diviser car une Europe divisée ne réagit pas. Et elle a trouvé cette marge de manœuvre avec la France. Elle peut désormais très bien dire : "Si on ne vous achète pas d'Airbus, c'est à cause du Français". Les attachés commerciaux vont quant à eux faire jouer la concurrence entre la France et par exemple l'Espagne ou l'Italie. Bref, si l'Europe s'unit, elle s'en sortira. Sinon, ce sera coûteux pour tout le monde.

LCI.fr : En pleine crise économique, un nouveau boycott des produits français comme au printemps est-il envisageable alors qu'il touche souvent des employés chinois ?

J.-V. B. : Un boycott de Carrefour est une vitrine très facile et très pratique à mettre en place. Mais, avec le recul, il semble que le boycott du printemps dernier n'ait pas été si néfaste que prévu. Sur ce point, il faut aussi voir la raison cachée. La crise économique provoque une instabilité sociale. Il faut des boucs-émissaires. Le régime a trouvé le sien avec la France.

En fait, s'il y a un boycott, il concerna certainement les ventes d'armes -que la France a voulu relancer au contraire des autres pays européens- et les transferts de technologie. Mais il faut relativiser : les Chinois ont besoin de la France comme acheteurs, mais aussi comme vendeurs.

LCI.fr : Quelle sera la marge de manœuvre d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à partir de dimanche, au lendemain de la rencontre ?

J.-V. B. : Elle doit tout d'abord réagir de manière ferme sur le ton face aux éventuelles invectives. Surtout, elle doit se retrancher derrière l'Europe. Les Européens doivent faire passer le message qu'ils ne sont pas contents et qu'ils soutiennent la France. Si l'Europe l'aide et reste donc unie, la Chine cédera. José Manuel Barroso (ndlr : l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st déjà allé dans ce 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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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Chine - "Les Chinois craignent Sarkozy"

le 23/11/2007 - 17h20

http://tf1.lci.fr/infos/monde/asie/0,,3632534,00-chinois-craignent-sarkozy-.html

LCI.fr : Comment les Chinois ont-ils suivi le début de mandat de Sarkozy et qu'attendent-ils de son voyage ?

Jean-Vincent Brisset : Cette visite d'Etat à l'un des membres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Onu est tout d'abord une étape obligée. Sarkozy connaît Brown et Bush, il est allé en Russie voir Poutine. Il ne lui restait plus que la Chine. Il s'agit donc d'une présentation mutuelle dont il ne faut pas attendre grand-chose sur le fond, sauf si Sarkozy choisit l'affrontement sur les sujets économiques comme la monnaie, les quotas ou les importations.

LCI.fr : Sarkozy entend justement parler des "sujets qui fâchent". Est-ce que cela s'accorde à la mentalité chinoise ?

J.-V. B. : Les dirigeants chinois ne font pas trop la différence entre Sarkozy et Chirac. Mais paradoxalement, il a plus de chance d'obtenir des résultats que son prédécesseur car les Chinois ne respectent que la force. Etant donné que Sarkozy agit généralement plus dans une logique de rapport de force que de claques dans le dos, il ne risque pas de se faire rouler dans la farine comme c'était le cas avec Chirac. Vu son caractère, il supporterait ainsi mal que les Chinois continuent de tricher face à l'Europe comme c'est le cas sur plusieurs sujets, diplomatiques ou économiques -Soudan, nucléaire iranien, jouets...

Les dirigeants chinois craignent notamment Sarkozy car il a à la fois permis de relancer l'Europe et qu'il a choisi de se tourner vers les Etats-Unis, contrairement à Chirac. Ils savent qu'il est influent en Europe. Ils ont peur d'une alliance avec Angela Merkel qui permettrait à l'UE de se mettre sur une seule et même ligne face à eux, puis ensuite un ralliement à la politique américaine. En fait, depuis toujours, les Chinois ont peur, à tort ou à raison, que se forme une alliance occidentale à leurs dépens.

"Les Droits de l'Homme, un copier-coller déjà prêt"

LCI.fr : Quels sont ces sujets qui fâchent ?

J.-V. B. : Ce sont surtout les sujets économiques. Le principal concerne la valeur du yuan. Si la visite se passe bien et qu'il n'y a pas de choc frontal, les Chinois devraient annoncer une petite réévaluation. Ensuite, il est fort probable que le problème de la contrefaçon, dont 70% provient de Chine, soit mis sur la table afin de défendr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Pour la forme, le Darfour et le rôle de la Chine dans la crise -et plus globalement sa présence en Afrique en général- seront évoqués via une belle déclaration de principes. C'est aujourd'hui un passage obligé, comme l'étaient les Droits de l'Homme auparavant. Pour ces derniers, le copier-coller de la déclaration est sûrement toujours disponible à l'ambassade de la France. On nage sur ce point en plein dans le cynisme politique. Sarkozy devrait laisser aussi planer l'ombre de menaces sur le dossier nucléaire iranien.

LCI.fr : L'un des thèmes de la visite est l'environnement. Les Chinois seront-ils réceptifs aux demandes de la France ?

J.-V. B. : Sarkozy aborde le sujet car la France est le bon élève, c'est donc facile d'en parler et qu'il doit le faire s'il ne veut pas être critiqué par Nicolas Hulot à son retour. Mais c'est là encore plus une figure de style qu'autre chose.


LCI.fr : Est-ce une manière de ne pas braquer les Chinois alors que la visite doit permettre de leur vendre des contrats (ndlr : une quarantaine de patrons français accompagnent Nicolas Sarkozy) ?

J.-V. B. : En partie. Il faudra néanmoins relativiser les annonces qui vont être faites d'ici mardi. Elles sont parfois très différentes du nombre de pièces achetées ensuite dans les secteurs concurrentiels comme les avions ou la construction de centrales nucléaires. La vente de contrats doit aussi être interprétée en tenant compte de la mentalité chinoise. Généralement, quand les Chinois ont peur de vous, ils vous achètent des contrats.

RFI：法国网民对中国抵制法国货的反应

在不少法国人的印象中，中国是所谓“pays de sages圣贤之邦”。我一个学中文的法国朋友，就因这模糊的印象立志学中文。伏尔泰流毒太深。我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教育她，终于让她明白，中国是势利之邦、虎狼之国，热衷于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崇尚不平等主义、强权主义、帝国主义。一个法国人，或者说一个西方人，通过学习中文和认识中国文化，不能获得任何智慧以及善良美好的东西，不过能够开阔眼界，看到许多早已在欧洲文明里消失了的活化石，领略一种人类可能采取的匪夷所思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尤其在中国貌似一个准强权的时代，了解这些，对适当地与之相处有很大好处。这一点，英国人老早就走在前面。早在林则徐老大人虎门销烟那阵子，英国人就悟出来，对付中国，就应该“先揍他一顿，然后跟他讲道理”。

不少法国人对中国怀着莫名其妙的幻想，却很少有人愿意好好了解中国——虽然个别人的了解不是一般地深——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大抵是满足于18世纪伏尔泰他们制造的幻影，无意于实际，说到底冷淡而已。

中国文化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无非有时候喜欢装腔作势表示欣赏。譬如举办一些中国文化的展览，他们会和参观其他展览一样眉飞色舞假装很享受的样子。然而，相对于他们对伊斯兰文化、对印度文化、对非洲文化、对大洋洲文化乃至对日本文化的兴趣而言，他们对中国文化大多并没有什么真的兴趣。书店里，若有个法国人在东方文化艺术的部分徜徉浏览，手里十之八九是印度、日本，绝少有胃口看中国，不小心抽出一本中国的，才一看封面便立马塞回去。他们倒也不贬低中国，因为他们根本不想知道中国，那遥远的一大坨儿——也许河外星系还比这坨玩意儿更有意思。如今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的著作，英文著作的深度远高于法文著作。曾经领袖各国汉学的法国汉学，如今早不复当年的地位。事实上，与埃及学、东方学（指中东）、印度学等并列的汉学，是一种研究尸体的学问，它不是把中国当作一个being而是existance来对待的。然而中国是个活着的being，它有它的思维，在一个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化的时代，几乎等同于考古学文献学的“汉学sinologie”其实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研究”。在后者，法国似乎已经远远落后于英美。一字一句读经典、捧着敦煌卷子吃老本是不行的。

说到底，法中缺少实质利害关系，正像下边一些法国网民说的，相对于美、德等国，法国贸易简直一点都不依赖中国市场，要不希拉克时期为什么总是说“政热经冷 ”？因此，法国人实际上不需要关心中国的事情。萨柯齐老师固然是外交发电机，在外交领域活跃非凡，反应敏捷，然而在对华问题上，同大多数普通法国人处在相同的水平。中国问题在他心目中没有真正的分量，在这个问题上，他显得异常的迟钝。这种迟钝早在三月逻些事发之际就暴露无遗：当英德美等国纷纷发表声明对东躲表示关注之际，萨柯齐却只顾忙于地方选举，根本没注意这件事。等到缓过神来，黄花菜已经凉了。只好加高调门，无非为了和英德别苗头——即便在对华问题上，他本能的着眼点仍然是英德而不是中国。于是让遥远的“友邦”惊诧，把自己送上风口浪尖。此后踌躇进退，也没个准谱。哪怕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兴趣依然全在欧洲，在地中海，在大西洋，在俄国。与他对东躲突发事件的反应迟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格冲突爆发，他才在北京看完开幕式，便闪电般行动起来，穿梭于莫斯科第比利斯之间，呼风唤雨不亦乐乎。他在演讲中也经常提到中国，在他的观念里，中国是经济增长机器的榜样，在他的言辞里，“中国”永远和“百分之十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成对出现，他无非是制造一个“中国”榜样，说他的经济主张。跟伏尔泰、跟六十年代左派观念里的“中国”一样，只是自说自话的符号罢了。

作为一个国家元首，这当然有问题。不过，纯粹就利益而言，萨柯齐对华问题上的失策也不会对法国造成多大损失。反而有个好处，希拉克时代虚伪做作的友好气氛霎那间消散得了无痕迹。今年的一系列事件让法国人多少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要让法国人相信中国是流氓本来不容易，现在有转机了。

不管怎么说，即便从实际角度，法国人仍然需要了解中国。这点他们的确已经落在英美之后。譬如对中国经济的衰退状况和黯淡前景，英文媒体已有陆续反映，法文媒体似乎迄今为止还没知觉。误读中国几乎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从伏尔泰到60年代左翼毛派，法国人总喜欢拿中国当素材制造幻影。这个传统真是很混蛋的，是我对法国最反感之处。（当然，中国人对法国的误读更甚，什么“浪漫”之类——不过相对于中国人的智力，这样的误读一点都不出格，因为他们连自己都没有正读过。）我承认，误读的吹捧也罢、实质的冷淡也罢，都令我感到法国人太不在乎中国，令我感到我只是来自蛮荒世界的不值得他们一顾的类人猿，—— 最初，我打肿脸鼓起肚皮嘲笑他们无知，但当我意识到更无知的是我自己的时候，我羞愤不已，我只能像巴依老爷那样瘪了。

RFI：法国网民对中国抵制法国货的反应

作者 杨眉

发表日期 06/12/2008 更新日期 06/12/2008 11:55 TU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警告，法国总统今天依然在波兰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老佛爷，此举将对法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连日来，法国媒体纷纷就法中关系以及东躲问题发表多篇评论性文章，除了呼吁欧盟在东躲问题上统一立场，支持法国之外，大多数文章都对中国政府以贸易制裁来威胁法国难于理解。当然法国媒体在批评北京政府蛮横无理的同时，也严词抨击了巴黎处理东躲问题的方式。认为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时，批评前总统希拉克的对华政策是“重贸易，轻人权 ”，而自己最终还是步希拉克的后尘。不仅在法国国内失信于民，而且也使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威信扫地。

不过，尽管法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失策给中国政府创造了机会，但是，中国是否就应该乘虚而入，不仅推迟中欧峰会，而且还威胁要对法国实行贸易制裁？中国网民发动的抵制法国货运动究竟对谁有害？法国总统会见达老佛爷被中方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那么，中国政府不允许法国总统会见达老佛爷，那岂不是中国在干涉法国内政？

本台在昨天的报道中介绍了中国网民对上述议题的反应，那么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网民的看法。

法国八九大街网站署名沉思者的读者写道：很少有人能够把握微妙的中文，在与中国人对话之前，必须首先阅读孙子兵法等名著，以便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以及行动方式。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动机以及他们对经济市场的操纵方式令人费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在任何领域，与他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上。中国人只尊重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在外交领域，对手越强，越受尊重，谈判也就越容易。而法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显然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法国应该重新在外交舞台上征得可信度。

这名法国网民接着写道，至于法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法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仅仅只占法国对外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一点四，而法国从中国的进口总值则要远远高得多。如果中国人拒绝进口法国货，法国也就只损失百分之一点四的市场，而如果法国人抵制中国货的话，那么中方的损失将远远超过法国。就我本人而言，我根本不在乎萨科齐是否会见达老佛爷，因为这只是中方的一个借口。德国与美国想会见达老佛爷就可以会见达老佛爷。摆在我们目前的真正的问题是法国的外交是否站得住脚？

法国网民抵制中国货的呼声的不光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署名十九航班的网民写道，法国应该重整国内产业，不应该无休止的进口来自中国的廉价劣质产品，首先是法国的消费者对劣质产品已经厌倦了，其次，对中国来说，早日脱离世界工厂这一状况应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位网民还写道，加工厂或组装厂这一类工厂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国波音公司就是因为加工厂产品质量问题才在交货日期上一拖再拖。

同样就法中贸易问题，署名博士的读者写道，不管怎么样，今天对中国说“不”，不至于对法国经济产生任何影响。中国不会停止向我们出口体恤衫，中国人不会停止去家乐福购物，中国政府在奥运前夕试图组织所谓的“自发性反法游行”并没有得到中国民众的响应，中国是一个极端自由化的国家，中国是个金钱至上的国家。尽管中央政府态度坚决，但是他们根本无法控制中国经济。至于法国总统萨科齐与中国签署的所谓的巨额合同，主要是向中国廉价出售包括阿海珐在内的法国企业的高科技术。区区几十亿欧元的合同对挽救法国经济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世界报》读者的观点也基本上大同小异，有读者写道，从长远来说，贸易制裁欧盟受损失最大的应该是中国，欧盟应该效仿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逐步解脱美国的石油依赖一样，解脱对中国廉价产品的依赖，停止消费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的中国产品，欧盟应该借此机会提倡消费欧盟产品。

《世界报》另一位读者评论说，那些认为为了一个达老佛爷不值得同中国闹翻的人们使我想起了当初有人曾经说过，为了一个索尔仁尼琴不值得同苏联对抗。法国早就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阿谀奉承，甚至派遣前总理拉法兰到中国道歉。现在是所有欧盟国家协调一致共同担负责任的时候了。

另外，一名网民还幽默地写道：糟糕，这回恐怕又得派拉法兰去一次中国。

消息两则

Sarkozy rencontre le dalaï-lama en Pologne

Alain Barluet
06/12/2008 Mise à jour : 08:34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8/12/06/01003-20081206ARTFIG00297-sarkozy-rencontre-le-dalai-lama-en-pologne-.php

Avant de se rendre à Gdansk, le dalaï-lama a été reçu cette semaine, officiellement, à Bruxelles, à Prague ainsi qu'au Parlement européen (ci-dessus). Crédits photo : AFP

Le chef de l'État s'entretiendra avec le leader spirituel tibétain, en marge d'une réunion de Prix Nobel autour de Lech Walesa.

Selon l'Élysée, la colère suscitée à Pékin par la rencontre entre Nicolas Sarkozy et le dalaï-lama n'a, à aucun moment, menacé de remettre en cause ce rendez-vous. Les deux hommes se verront donc, samedi après-midi à Gdansk, en Pologne, où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articipera à un déjeuner de travail rassemblant neuf dirigeants européens. Au menu, un plat principal : l'ardu dossier du paquet énergie-climat que les Vingt-Sept espèrent boucler au Conseil européen, en fin de semaine prochaine.

Après ce déjeune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ejoindra le Philharmonique de Gdansk où il participera à une cérémonie organisée en l'honneur de Lech Walesa, pour le 25e anniversaire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qui lui a été attribué en 1989. Devant de nombreux lauréats du prix (dont Bernard Kouchner au titre de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Nicolas Sarkozy prononcera un discours d'hommage évoquant l'épopée du syndicat Solidarnosc et son legs pour la solidarité européenne. C'est à 16 h 30, à la suite de son intervention, que le chef de l'État s'entretiendra, en tête à tête, avec le dignitaire tibétain, pour une durée laissée à l'appréciation des deux hommes, indique-t-on à l'Élysée. Le programme officiel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révoit néanmoins que celui-ci rejoigne l'aéroport de Gdansk à 17 heures.

La résonance entourant ce rendez-vous est surtout venue de Chine. Dès son annonce par Nicolas Sarkozy, le 13 novembre, Pékin a distillé des menaces à peine voilées. Le 26,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annonçaient qu'elles reportaient le sommet prévu avec l'UE à Lyon, le 1er décembre, et la rencontre bilatérale organisée le lendemain. Cette semaine encore,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chino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iu Jianchao, a affirmé que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avec la France pourraient souffrir de la rencontre. Par ailleurs, les appels à boycotter les produits hexagonaux, massifs durant la crise franco-chinoise du printemps dernier, ont refait leur apparition sur le Net.

Tournée européenne

Face à l'ire chinoise, Paris affiche la sérénité et réaffirme l'intérêt, pour les deux partenaires, de maintenir de bonnes relations tout particulièrement au moment où l'économie mondiale est en proie à une grave crise. «On n'a pas remarqué le moindre début de boycott de nos produits», assure-t-on à l'Élysée. «Nos deux économies souffrent (…) on se tient par la barbichette», ajoute-t-on en prenant pour exemple le groupe Carrefour, à la fois important employeur en Chine et premier acheteur de produits chinois en France.

On souligne aussi, à Paris, que la rencontre «n'a rien d'une surprise»,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hinois en ayant été prévenu dès le mois de juin. Par ailleurs, plaide-t-on côté français, le rendez-vous de Gdansk intervient dans le cadre d'une tournée européenne du dalaï-lama qui aura été reçu par plusieurs chefs de gouvernement (Leterme à Bruxelles, Topolanek à Prague) ainsi qu'au Parlement européen.

Mais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n'étaient manifestement pas prêtes à voir là des circonstances atténuantes. Habilement, Pékin a fait d'une pierre deux coups, concentrant ses récriminations sur un «partenaire stratégique», la France, au moment où celle-ci préside le Conseil européen. À Gdansk, Nicolas Sarkozy rencontre le dirigeant tibétain en tant que président français et chef de file des Européens. «C'est cette double casquette qui nous vaut d'être distingués de la sorte», concède-t-on dans l'entourage de Nicolas Sarkozy. Selon l'interprétation de Paris, l'«agacement plus fort que d'habitude des Chinois» s'explique pour deux raisons. D'une part, «ils pensaient que nous avions la capacité de “maintenir l'ordre” en Europe», analyse-t-on à l'Élysée. Or, ajoute-t-on, «nous ne sommes pas le maître d'école de la classe européenne, chacun est libre». D'autre part, «il y a peut-être une overdose de la promo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dans l'UE sous présidence française», ajoute-t-on. Les eurodéputés s'apprêtent à décerner, le 17 décembre, le prix Sakharov des droits de l'homme à Hu Jia, le plus connu des dissidents chinois. C'est manifestement la goutte qui a fait déborder le v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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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ai-lama : la menace savamment dosée de Pékin

De notre correspondant à Pékin, Arnaud de La Grange
05/12/2008 Mise à jour : 15:08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8/12/05/01003-20081205ARTFIG00486-dalai-lama-la-menace-savamment-dosee-de-pekin-.php

La Chine, qui a mis en garde Nicolas Sarkozy sur les conséquences de sa rencontre samedi avec le dalaï-lama, semble vouloir contenir la colère des internautes.

Tout laisse penser que Pékin, pour l'heure tout au moins, a choisi un subtil dosage de la menace vis-à-vis de la France. En quelques jours, les enchères sont montées graduellement, passant de l'évocation d'un nuage sur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à l'esquisse de mesures de rétorsion commerciales.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crise du printemps dernier, les autorités ne semblent pas vouloir attiser l'ire chinoise sur Internet, et donnent même l'impression de vouloir la contrôler. C'est ainsi que le «ménage» semblait vendredi avoir été fait pour évacuer les cyber-diatribes les plus virulentes contre la France.

Depuis deux jours,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se plaît à rappeler que le peuple chinois est très «mécontent» de la position «erronée» de Paris sur le dalaï-lama, tout en appelant au calme. De fait, les flèches anti-françaises ont commencé à pleuvoir sur Internet, mais de manière beaucoup moins forte qu'au printemps. Le sujet «France» ne fait pas la Une des grands forums. Et les visites sur ces discussions anti-françaises se comptent en dizaines de milliers, pas en millions comme en avril. L'air de rien, toutefois, le très officiel quotidien China Daily a écrit vendredi - dans un article peu mis en valeur - qu'un «post anonyme» sur le site China.com avait publié une liste de 50 produits français à boycotter et qu'il avait reçu «100 000 visites». On y retrouvait, comme au printemps, un inventaire de marques de parfums, de voitures, d'alcools ou de produits de beauté. Mais ce «post» est vite devenu inaccessible, comme celui ayant fait circuler une pétition violemment anti-Sarkozy et les autres billets évoquant un boycottage des produits français.

Une part minoritaire mais non négligeable d'internautes, comme un certain «Dong», estiment d'ailleurs «que la brouille ne profitera à personne» en ces temps de crise mondiale et que «la Chine doit se concentrer sur ses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intérieurs». Un autre, plein de bon sens, fait remarquer que seule la réaction chinoise donne autant de surface médiatique au dalaï-lama. Les choses, bien sûr, peuvent changer. Les images venues de Gdansk, la présentation qui sera faite de la rencontre, peuvent faire passer d'une menace savamment dosée à une escalade dans les attaques.

Deux choses, en revanche, sont sûres. Le Tibet a bel et bien remplacé Taiwan comme pomme de discorde entre Chinois et occidentaux. Et parmi les occidentaux, les Français vont être pour longtemps le tambour sur lequel on frappe pour faire passer le message à l'ensemble du monde.

马哲教育唔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风波

2008-12-5 9:54:13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3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11月21日，他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一个帖子，标题为《有同学告我“反革命”》，这篇700字不到的博文，让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教授处于一场风波中心。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主笔石扉客 上海报道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杨师群在《古代汉语导论》课件上引用台湾学者殷海光《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

一篇发而复删的博客

半个月前的一篇博客文章，彻底打破了杨师群的平静生活。

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他开设在某门户网站上的博客，有个颇具学术意味的冗长名字，叫《还原历史，正视当前，探索未来》。

这篇后来引发极大轰动的博文，就发在这里，标题叫《有同学告我“反革命”》。

在这篇博客文章里，杨如是描述他的一次遭遇：“……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上面已立案侦查。”

杨在这则博文里承认自己在上课时，“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他回忆某天下课时有两位女生前来找他，“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在博客里，杨估计可能就是这两位女生去举报的，他表示钦佩两个女生热爱传统文化的勇气，但无法理解她们的这种做法。

在这篇不到700字的博文最后，杨感叹 “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这篇博文于2008年11月21日下午4点19分上传，11月25日晚7点多被隐藏。在上传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点击率和跟帖量迅速上升，在杨的博文后面，数以百计的跟帖展开火药味极浓的争论。

杨回忆，一些媒体人士也在博客上给他悄悄留言，希望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但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的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

他对一位记者说，他判断学校的态度还是在试图保护他，他的动机也只是为了在私人博客上一舒胸臆，并不想扩大事态。11月25日晚，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提醒后，他甚至主动隐藏了这篇博客。

他同样没想到互联网的巨大威力，会让一篇博客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公众热议的话题。会在短短几天内让他的同行，王晓渔、张鸣等同样栖身高校的学者先后参与进来，撰文抨击这种告密现象。

事实上，这篇现在只有通过搜索引擎快照才能找到的博文，缘起于当天的一次谈话。

两次接踵而来的谈话

那天是11月21日，恰好是周五，杨师群没课。他接到电话，叫他去人文学院办公楼，一进门，学院几位院领导都在等着他。

一位院领导开门见山，说有学生直接向市公安局和市教委举报你在课堂上的言论，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就这个事情立案。我们现在主要跟你核实两个事情，一是你是否在课堂上讲了有关某非法组织的事情，二是你是否提到了某海外网站的事情。

杨回忆，他当即回答说不可能，关于前者他既不相信也不了解，根本不会去涉及，后者他也知道分寸所在，更不可能去碰。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但这次和院领导十几分钟的接触，让杨师群心里很不平静，教了近20年书，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当天下午回到办公室，他便发表了这篇博文，回过头来看这篇《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杨承认自己当时比较激动，语句带有情绪也在所难免。

第二天是周六，但杨师群的这个周末过得并不平静。

这一天他被叫去谈话，地点换到了华政长宁校区4号楼的校长室，分管教学的一位副校长在那里等他。和这位校领导一起在等他的，还有前一天跟他谈话的人文学院领导、校教务处、保卫处等四五位领导。

这次谈话由这位副校长主导，内容还是集中在对前一天那两个问题的核实上，问是否在课堂上谈过某非法组织的问题，杨再次否认。

这次谈话不到半个小时，让杨觉得不安的是，他发现一位领导手里似乎拿着一份笔录材料，他估计是举报他的学生写的。

杨心里觉得难过极了，他反复对这位校领导说：“发生这种事情真是一种悲哀啊。”

这位校领导也是他在法制史研究中心的同事，最后也安慰他，说我们也只是核实一下相关问题，没其他意思，以后上课应该多讲主流的东西，更要尽量少讲和课本无关的内容，对大一的新生们尤其要注意，千万要记住：“学术有自由，课堂也有纪律。”

三个月的松江课堂

杨师群以前过的是很有规律的平静生活，周一、三、四去学校上课，其他时间在办公室看书搞科研，很少跟人往来，他自称是与世无争的人，但这两次谈话，让他心里再也难以平静。

这位老教授陷入了从没有过的迷惘之中，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仔细回忆自己上过的每一堂课，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

除了带研究生，58岁的法制史教授杨师群每周还有多达17节的本科生授课任务。本科生们在几十公里外的松江校区，而他家在苏州河畔的华政长宁校区。杨的身体其实并不强健，头发也早已花白，每周有三天，这个做事认真勤勉的上海人，清早六点半就得起来赶来往两地校区的班车。

在他的学生眼里，这也是个不太好糊弄的老师。在华政校园网的BBS“韬奋钟声”上，有人文学院的学生发帖打听杨的世界通史课给分情况，有学生跟帖说他的课“给分一般”，而且“每学期必然会有几次点名”，建议“想混时间的就不要选了。”

杨师群曾经开设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包括世界通史、古代汉语、大学语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等十几门。

但这次出事概率最大的，居然是看似和当下距离最远的古代汉语课，这让他有点始料未及。

杨师群自己分析，事情很明显是从9月到11月这三个月给本科生们上的课堂教学引发的。

这门课，是给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们开设的。在杨师群精心制作的PPT课件里，第一堂课名为《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他总要在这堂课里强调大学和中学的区别、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强调这门看似和现实遥远的课程意义重大，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会看懂中国的今天”，而“中国现代化道路之艰难，可从传统文化的历史中得到解释，也必须从中得到一定的突破”。

在第一堂课的课件最后，杨师群的习惯做法向学生公布自己的电子邮箱和博客地址，欢迎学生随时和他讨论任何问题。在他的博客链接里，除了身边的好友外，基本都是刘军宁、贺卫方、秦晖等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第一课之后，第一篇课文是节选自《左传》里的《郑伯克段于鄢》，他会给学生讲述这种骨肉残杀的残酷政治斗争泯灭了人性，对后来的政治传统有重大影响。

在随后的课文《勾践灭吴》、《苏秦始将连横》里，他会引导学生思考战争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大破坏力，思考知识分子总是喜欢依附权贵的劣根性。

他沮丧的是，这几年来学生的质量明显一届不如一届，他在课堂上兴致勃勃地讲这些时，相当多数学生是“呆若木鸡”。 [回寝就写帖子签名抵制日货法货。]

他更沮丧的是，回忆这近三个月的课程，很难确认到底是哪一天哪一堂课促成了学生的举报。“我自信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任何举报所指控的话，但似乎每一堂课都可能引发事端，特别是第一堂课。”

对博客里引述的那两个课后来找他争辩的女生，他摇头苦笑，表示也已经完全无法记起具体是哪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

四方袭来的风雨

很少见的是，杨师群不用手机，他说做学问时“很烦那种随时被人打扰”的感觉。但这个古典意味甚浓的习惯，现在被他华政人文学院办公室的同事抱怨不已。

事情传开后，办公室里每天都接到无数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密集的电话都在寻找杨师群的联系方法，到后来，学院官网主页中包含机构设置电话名录的网页目录甚至也被删去。

无法联系到他本人的媒体记者最后只好一个个上门来打探寻访。12月2日上午，在终于成功地把杨堵在办公室门口后，一位上海本地媒体的女记者甚至表示准备第二天去松江校区亲自听听杨师群的课，看看到底讲得怎么样。

与此同时，在华政BBS“韬奋钟声”人气最旺的时事论坛里，一篇名为“告密，也是公民的基本言论权”的主帖正在受到不少人追捧。

一个叫“许四多”的ID表示，“有些问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讨论；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糊涂；最后的裁决还是应该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另一个学生则对此事可能对学校本科教学评估的结果构成不良影响而忧心忡忡。

在另一篇名为《杨师群老师：自由与启蒙》的主帖里，几个学生借此对华政的人文教育进行了认真的讨论：ID名为“往事并不如烟”的发帖人自称大一时也曾上过杨的古代汉语课，很尊敬他，但由于杨老师的受众是一群大一新生，社会知识是一张白纸，一旦新生接受了老师们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后，很自然就会用这套理论来思考社会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的结论是“杨师群的一些言论，包括对政府的评论，学术上讨论是另一个概念，但是在新生面前讲，那是错误的。”[是啊是啊，思想也要搞“内参”，传达要按级别，要特供。怎么能给谁跟谁说呢？防扩散！！！]

另一位ID名为“bat_vampire”的学生则认为，“在那两个女生身上，有无数种比告发更合理更有效更有逻辑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法学院，如何能够既传授这些通识，又不造成强加于学生观点的影响呢？” [这取决于那些脑残学生的康复情况。]

他的同事赵庆寺在他的博客链接里，把杨师群称为“孤独的思想者”。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则在电话里责怪他完全没必要在课堂上跟学生去讲真话，“应付一下不就得了？现在搞得人人自危。”[大概也只有这样。]

他并不满意于这种劝说，如果是这样，“连师生之间都不能讲真话，大家都互相提防，这个社会还成什么社会，大学还叫什么大学？”

到现在，杨师群相信那两个来跟他提意见的女生未必就是举报者，他只是愤怒于这两个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近似于陷害么？”

他还是希望看到真相，他希望有关部门出面告诉他，到底学生举报了他什么，到底他在课堂上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如果有可能，他表示愿意好好和这两个举报的学生“坐下来谈谈。” 他甚至能理解孩子们做这个举动的幼稚，“他们也许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也就是教育的悲哀和社会的悲哀！”

让他稍显宽慰的是，也有他教过的学生在悄悄支持他。一个松江校区的学生专门给他发来邮件，也表示自己曾经和这些去举报的同学一样，“单纯到近乎傻,很少听到异样的声音,很少会去思考似乎确定但充满谎言的事。”

“当她们突然听到您异样的声音时，她们会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先前20年艰难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充满谎言，她们会难以接受自己生活在谎言里，她们无法接受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政治成绩，历史成绩是她们愚昧的见证,，她们难以接受曾经自己敬爱的老师告诉她们的会有谎言。”

“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所以我深深的理解她们.但是她们不知道,人的成长就是不断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

还讳莫如深的细节

这个事件里面，杨师群到底被举报了什么，有关部门到底是否立案了，这些细节至今讳莫如深。在杨师群的记忆里，学院领导第一次约谈时曾明确指出此事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但12月2日，上海警方接受新民网采访时，表示并未发现类似报案，而华政校方则表示事情真相正在调查中。

人文学院一位院领导参与了前述两次和杨的谈话，但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因为学校规定“这个问题由校宣传部统一回答”。12月3日上午，记者致电华政党委宣传部，电话无人接听，校党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

校保卫处一位吴姓女士则首先表示保卫处没有介入此事，接下来说领导指示一律不接待电话采访。

唯一对本刊记者明确回应了此事的，是主持上述第二次和杨师群谈话的华政副校长。12月3日，这位校领导致电本刊记者，一方面没有否认曾找杨师群谈话，另一方面他认为杨的博客对此事的记载显然有出入。

“你这个事情，先去问杨师群，问他三件事，你拿笔记下来，第一件事情，哪个学生说过他是‘反革命’？第二件，哪个公安机关立案了？第三件事情，是不是那两个女同学讲了？叫杨师群把证据拿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你们报纸在全国有那么大影响，我给你指一条路，先去问他，不要问我，问清楚了，新闻的真实性就有了。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杨师群这篇博客，是记录在这位校领导和他约谈之前，院领导约谈之后。

杨的太太忧心忡忡，她感叹丈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复旦、浙大等名校教授，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丈夫却大半辈子不顺利。因为受父亲“反动学术权威” 的连累，身为老三届的丈夫曾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回到上海攻读完硕士已是年近四十，又个性耿直不拐弯，担心他“老了老了还惹出事情来了”。

杨师群并不太愿意去过多考虑将来的事情，他现在发愁的则是，按照学校领导的要求，以后不能再这么对大一学生讲课，那他还要想办法重新备课，修改课件。

法制史研究中心是华政在法学界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在中心所在地的40号楼，学校给中心每位正高职称的老师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这个绿树丛中的静谧之地，拥有古色古香的木质构造，离他家只有区区5分钟，是他最喜欢呆着静静看书的地方。

能在红尘闹市里有这么一个安静的书桌，自觉与世无争的杨师群很感激学校，又忍不住有点黯然神伤，他希望这个意外袭来的事情早点平息。

现在的华政40号楼礼堂，是原圣约翰大学的大会堂。每次从这里走出来，杨师群总是忍不住要回头看看这栋楼，正门的墙上左边挂着他安身立命的法制史研究中心的铭牌，右边则是一块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上署：

“1913 年2月1日，刚刚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发表演讲，师生历久欢呼，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论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告诫青年：既有知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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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篇：

传说中的“学生安全信息员”
拇姬 @ 2008-12-4 18:16:19 阅读(2134) 评论(25) 推荐(23) 引用通告 分类: 深度变态

学生安全信息员招聘和使用管理办法

发表日期：2005-11-15 　浏览人数：1204　发表者：保卫处　【字体：大 中 小】

为做好我院安全稳定工作,保持安全稳定信息畅通,把影响安全稳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我院有一个良好的安全稳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按照上级要求和院领导指示，根据兄弟院校经验和我院实际,拟在我院国保信息队伍的基础上，建立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学生安全信息员的条件

1、政治可靠，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责任感。

2、热爱安全信息工作，有较强的政策、法律、保密观念和安全信息搜集能力及调查走访能力。

3、头脑灵活，有较强的处理协调工作能力，遵纪守法，严守秘密。

4、年龄、性别不限。

二、学生安全信息员的招聘办法

学生安全信息员在本校学生中公开招聘。自愿参加安全信息队伍的学生本人向本系报名，由保卫处和系领导把关审查后报学院有关领导审批。也可由各系领导推荐。

三、组织领导

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是一支校内秘密力量，由学院保卫处有关领导和保卫处户籍政保科直接领导，不在校内外公开。安全信息员单线联系，信息员之间和联系人不予公开和相互信息交流，严格保密。

四、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主要任务和要求

1、熟悉和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定。

2、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平时特别是在重大节目、重大活动、重大形势变化期间师生思想动态和群众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做好动态信息工作。

3、运用各种手段，及时搜集正反两方面有价值的各种安全信息，特别是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行动性的安全信息，做到耳聪目明。

4、获取的情报信息及时单线向联系人书面或口头汇报，紧急情况下，也可直接向有关领导报送。

5、学院保证对学生提供的信息保密。

6、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7、学院每学年对学生安全信息员考核一次，对工作不积极、完不成任务者予以调整。

五、学生安全信息员的相关待遇

1、对于工作认真、成绩突出的安全信息员，在评优、政治进步方面学院给予优先考虑。安全信息员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有困难的，学院在政策范围内能够照顾的尽量给予照顾。

2、学院将学生安全信息员列入勤工助学岗位，在每月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报送有价值的安全信息3条以上）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报酬，对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安全情报信息者给予重奖。

德州学院保卫处
2005年9月21日

http://www.google.cn/search?client=aff-cs-worldbrowser&forid=1&ie=utf-8&oe=UTF-8&hl=zh-CN&q=%E5%AD%A6%E7%94%9F%E5%AE%89%E5%85%A8%E4%BF%A1%E6%81%AF%E5%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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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洋鳖在美国的见解：

我对杨师群被告事件的看法.

作者：xh222qq 提交日期：2008-11-30 11:41:00

社会上有”街霸”,球场上有”球霸”,现在学校里也出现”学霸”了.杨师群先生就是”学霸”的典型代表!
　　
　　杨先生作为一名领取学校工资或者说劳动报酬的教授,就应该付出相应的劳动或者说授课.授课授什么?学校是看中你的个人见解吗?不是,是学校希望你教授的课程.做不到这一点,说明杨先生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
　　
　　杨先生的劳动报酬,是纳税人的税金和学生家长的血汗钱支付的,有人计算过,一名学生一堂课要付出30元.这一点杨先生比我明白得多.
　　
　　既然如此,在你的劳动时间内或者说上课期间,学校希望你教什么是第一位,学生希望你教什么是第二位,至于个人见解必须放在前两者之下.
　　
　　而杨先生偏偏把自己的个人见解放在第一位,而且还十分霸气的声称”不爱听就别上我的课”.说实话,要不是你独霸这门课程的教学资源,你有这么牛气?
　　
　　象这种本末倒置,没有基本职业道德和师德的教授,不是学霸又是什么?
　　
　　至于什么”言论自由”的幌子,在中国往往是一些所谓的精英掩盖自己小心思的手段而已.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杨先生在你劳动时间以外的时间,随便你讲什么,是你的自由.但是我认为,当老师,研究可以无禁区,但是你在你履行劳动义务的时间,应该先履行你的义务,至于在休息时间,收费或者免费,串联还是讲座宣传你的个人见解,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
　　
　　中国很多高校教授,在热衷于扮演救世主的同时,往往把所谓的课堂教授自由无限扩大化.认为上了课堂我老大,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却全然忘了你的劳动报酬是纳税人的税金和学生家长的血汗钱支付的,你应该首先满足学校和学生的要求而不是把个人凌驾于这两者之上.
　　
　　至于杨先生关于”XX没救了…”这些教授内容,.其实在9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我佩服得紧,也是杨先生之类的人的FANS.等真正进入社会,逐步了解社会,才发现以前我的偶像总结起来不过以下几点:
　　
　　一 愤世嫉俗: 只看问题,不看成绩.民主有没有进步,自由有没有进步,生活水平有没有进步,要么装看不见,要么这个进展不符合自己所谓的尺度就开骂.殊不知你的尺度就敢说是真理?
　　
　　二 天真浪漫: 简单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照搬XX民主,XX自由就OK.在一个人情高于契约,儒家思想高于法制思想的国度,就这么套用能行?
　　
　　三 眼高手低:如果我来XXXX,那么中国XXXX.难道共产党几千万里面就没几个比你强的?难道共产党就想把中国搞坏?难道你上台就没有贪污腐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里面,100个有90个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又作何解释?
　　
　　扯得有些远,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是国家之幸.什么才真正适合中国大家也可以再辩论.不过对于杨先生在上课时间以自己的言论自由为老大,强迫学生听你在学校学生要求之外的个人见解.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对学生的质疑横蛮以对,是没有师德的.
　　
　　最后引用几条网友发言:
　　
　　1美国中学里因为不满教学内容，家长和学生告到学区地方教育董事会的比比皆是，让
　　老师卷铺盖滚蛋不在少数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反美言论，不但学生告状，州长办公室要求开除他
　　土鳖难道不知道告状也是公民自由和权力
　　更何况学生是付了钱的
　　
　　2就是所有美国TA在orientation上也知道，课堂上要避免宗教，政治等话题，这叫专业精神。这
　　个混混把课堂当自己家了，以为学生花钱来听他发牢骚转法轮。
　　
　　3说实在话，我对大学里有这样一个教授感到悲哀。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贬低而贬低。选择性的失明。挑出历史上的错就大加宣扬，不惜表现自已的无知。请回去再读几年书吧？认真攻读一下古代史。好好看看现代史。把心摆在中间看问题。不要偏激。那不是做学问的办法
　　
　　4学法律的连基本的契约精神都不知道,把个人宣泄凌驾于学校的要求之上.还美其名曰叫"联系实际".老板请你教东,你拿了老板的钱偏要教西?支持杨先生这种违反职业道德和契约精神的学生真的参与到法律领域,难免会把个人好恶凌驾于规则之上,这是国家的悲哀.

官報也表示看見了——不過是在香港表示的

中国多项指标剧跌：中央提前出招

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李雪颖、罗洪啸，实习记者何凡4日电/专家向本报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加速显现，传导速度之快超过预想。无论是工业生产增速、用电量，还是铁路货运量，反映中国实体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从9月份起开始下滑，进入10月情况也没有好转。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坦承，11月份国内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加速下滑的态势。经济形势之严峻程度超乎意料，这是促使决策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就打响经济增长8%保卫战的主要原因。

用电总量：增幅骤减沿海最甚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前三季度中国各地经济还保持平稳增长势头，但是进入9月份各项指标掉头急转，最为明显的是衡量製造业生产能力的用电量的下滑。数据显示，全国月用电量增幅就从3月份最高的14.4%下降到8月的5.38%，10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3%。其中，经济大省江苏、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的用电量下降最快，令人担忧。

铁路运输：货源不足车皮失宠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还反映铁路运输需求放缓，特别是钢铁、金属矿石、棉花、白糖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明显减弱。山西前9个月铁路货运量增速同比回落5.8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铁路运输环比回落5.2个百分点，已经出现货源不足的现象。

甘肃日均申请车皮从3月份的3,808车下降到9月份的2,325车，10月上旬仅l,974车，而新疆10月上旬日均申请量也从去年同期的6,000车下降到4,600车。

工业企业：开工不足亏损面扩

与之相呼应，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幅比上月大幅下降3.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9.7个百分点，创2001年11月以来中国月度工业生产增速新低。

据国家发改委辖下的《中国经贸导刊》透露，事实上，各地方企业均出现较大面积亏损。广西9月份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停产、减产佔44.3%，两大化肥企业生产线停产，铁合金、电石企业开工率分别为30%和40%。陝西、安徽、湖口、江西大部分钢铁企业均遭遇订单不足或减产困境。

吐蕃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谈“大吐蕃”问题

瞧瞧人家的总理，何等见识，何等条理，何等谈吐。敝国的糊什锦、瘟八宝当然不能跟他们会晤，坐一块儿太丢人了。支那种怎么有脸说人家野蛮？人家早非吴下阿蒙，唯我支那“野蛮得好”。

转贴出处下面有许多支那人的留言，大抵不着边际的野嗥。却有一条颇有观赏价值：

# 匿名游客的评论
December 3rd, 2008 at 12:02 pm
蕃人要的宪法权利，其实汉人现在也没有。抓住这点谈，是现实的死结，而我猜佛爷也知道是死结，之所以“坚持”，一来是讨好西方，二来就是让谈判没有结局。再说自治，我理解这是话外有音，用的是逻辑上的陷阱，即“原则上承认是中国的一部份，技术上用完全自治加以否定”。因为细节是没办法实施的，而且一旦中方让步，就为吐蕃以后要求真正的独立（象苏联的一些地方）铸就了台阶。所以佛爷是用文化宗教的光环编织了一个政治的谎言。一句话，蕃人的终极目的是要“独立 ”，他们只是认为要分两步走。


后半段的高瞻远瞩是常见的支那人的疑惑——其实就算是分两步独立又怎么？分两步就对得起你，给足你面子了。老实说，你这个国家好，人家自然愿意留着，甚至外国人削尖脑袋要做你的人，你这国家烂，你还管得着人家不跟你？就算她是你老婆，她也有离婚的权利，就算他是你儿子，他也有离家出走的自由，而且，不管出走还是离婚，他都有分家当或继承遗产的权利，他有他应得的一份。至于之后是福是祸是死是活，你得儿管不着！你以为你胡萝卜加大棒就能管住人家了？你对人家唬着脸说：“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玩儿，一百样一千样地依你，就是不许你说离婚两个字，说就揍扁你！”——你他妈你谁啊你？自我感觉不要太好噢。最奇怪的是这个发炎人已经断言“蕃人的终极目的是要‘独立’”，真要这样，那还有什么好多说呢？人家的意志，你不乐意也没用啊，你拳头硬也没用啊。都“终极目的”了，你打死他他也不怕么。你既然这样认识蕃人的“终极目的”，那么就应该想想，人家干嘛死也不愿意跟你过？干嘛那么讨厌你？说得轻一点感情不合，说得重一点，其实就是你自己烂不是？你自己混蛋不是？你自己缺德不是？你伤天害理了不是？你如果还想挽回，你就应该收起你的臭毛病。你还想耍流氓？南联盟耍过，于是乎消失了。当然我知道你自古以来就是流氓，流氓史源远流长，我承认你底子厚，砣儿好，比南联盟块儿大，一时半会儿消失不了——不过只是时间问题。大清北洋跳下去了，国府也跳下去了，现在，请你也跳下去。怎么？你的腿软了？你倒是跳啊！

最有趣的是这句：“蕃人要的宪法权利，其实汉人现在也没有。抓住这点谈，是现实的死结，而我猜佛爷也知道是死结，之所以“坚持”，一来是讨好西方，二来就是让谈判没有结局。”

这位明明知道支那人的权利也被朝廷剥夺了，却说老佛爷利用这点“讨好西方”，“让谈判没结局”，这什么逻辑这都是？支那朝廷的外交部阀阉人不是一直爱说一句藤语么：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知道这是死结，死结的责任显然在支那朝廷，有老佛爷什么事儿啊？就算这个秃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死结“讨好西方”，主动权却完全在英明神武的朝廷那边嘛，后者完全可以优雅地把铃铛解下，“落实贯彻”它自己一手操办的宪法，死结不就打开了么？老佛爷不也就没戏唱了么？朝廷明明可以不让老佛爷利用的嘛！可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朝廷偏要打个死结让老佛爷利用，朝廷在下什么棋啊这都是？我素常以为朝廷虽然流氓，兵法却总娴熟的，经这位点拨才发现，朝廷的兵法狗屁不通嘛，也许读的是《胡大海兵法》？有可能的哦。胡老将军可能是今上他们家的祖先哩。可就算《胡大海兵法》，我还是不理解，朝廷到底为什么不落实宪法啦？我看看这样最简单，很好的呀。它到底哪里不舒服啦？它到底怕什么啦？朝廷可以告诉我们不啦？好不啦？啊？啊？啊？

我就喜欢欣赏这种混蛋发炎人。最初，他跟我们一般的屁看到的事实一样：支那人连供餐党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没有，都是屁。接下来，正常人会想：凭什么我的权利被剥夺了？凭什么我还要给这个剥夺我权利的朝廷上税？而于吐蕃问题，也很容易想到，朝廷这不是要逼人上梁山么？蕃人上梁山，当官儿的到不一定有啥，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屁们么？想到万一有一天别斯兰事件轮到自个儿，要对着人家哀求“乌哈都里”（好汉饶命），脖子里不会凉飕飕么？腿肚子不会打颤么？正常人当然也需要高瞻远瞩，不过始终记得自己是谁。

这种发炎人不一样。才说支那人也没有宪法权利，不以为耻，不以为怒，这思维也不知怎么闪转腾挪，霎那间拐过好几个弯儿，不觉着朝廷专横，转过脸来却怪老佛爷阴险。这人在幻觉中啊，就像打了吗啡似的飘飘欲仙，也犯不着谁三请四请，就神采奕奕地拉上裤子步出茅房，匡扶汉室、吊伐莽操去了。大抵他忽而感觉手里飞来一把鹅毛扇，脑袋上落下一顶纶巾，身上飘来一件鹤氅，肚皮里便生生长出好些韬略，于是扶汉安刘的大业就在他指点之间。莽操幻影的树立，让他觉得自己不再是汉室的屁，而是汉室股肱——虽然股肱其实也是屁，可至少他觉着自己升华了——至于宪法权利云云，就这样被莽操的幻影抢走了注意力（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还有所有那些鼓吹西方阴谋论的叫兽砖家就是有计划、有预谋甚至可能有组织地干这个的）。思思想想心心念念的是汉贼不两立，宪法权利又算得了什么？说人家是屁，人家也是忠良大好之屁。这个屁想着想着，竟会为自己屁的身份欣慰：若非朝廷让我们当人人掩鼻的屁，那些奸党真不知要把我们卖给哪些戎狄蛮夷呢！朝廷圣明！

这样的人不是现在才有。阿Q早就淋漓尽致，无非供餐党培养出来的现代阿Q更是登峰造极吧。

另附一些资料，饱醉豚贴的，省得我动手了：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3222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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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东仁波切，一九三九年出生，蕃地康区久纳珠雪巴（现云南省迪庆蕃族自治州）人。四岁在央金彭措林寺庙出家为僧，五岁被认定为四世桑东仁波切转世。七岁受戒，十二岁进入哲蚌寺深造。一九五九年流亡印度，当年于菩提加耶受比丘戒。一九六九年获密乘格西学位。一九七一至一九八八年任瓦拉纳斯吐蕃文化学院院长。一九九六至二○○一年当选为吐蕃流亡政府国会议员并选为议长。二○○一年当选为吐蕃流亡政府第一个民选的首席噶伦（总理），二○○六年再次当选为第二任民选首席噶伦。
李江琳，留美宗教学者，专注吐蕃宗教和历史地位研究，观点公正，受到公众注意，现在任职纽约法拉盛图书馆。

李江琳采访：桑东仁波切谈“大吐蕃”问题

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办公室采访了桑东仁波切。以下根据录音整理翻译。录音英文稿经桑东仁波切审定。

李：西方有句谚语：“每一片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是如此。这些事件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吐蕃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想知道吐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何以会有一个“吐蕃问题”？然而，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大家很关注，好像也有一些误解。
问题之一是有关“大吐蕃”的概念。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大吐蕃”意味着你们打算带走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我觉得这个概念有必要得到澄清，应该弄清楚，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其含义。如果没有权威性的澄清，谣言就会泛滥。因此，我想请您谈谈“大吐蕃”这个概念，其来源及其含义。
桑：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个重要问题。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
“大吐蕃”这个表述是中国领导人创造的一个新词。本来吐蕃就是吐蕃，没有什么“小吐蕃”，“大吐蕃”或者“次吐蕃”。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中国与吐蕃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注一）。停战协议中，双方同意以金沙江作为中国与吐蕃的边界。直到一九五一年，这个边界一直是中国和吐蕃之间的临时边界。因此，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为“内蕃”和“外蕃”。“内蕃”，即金沙江以东的蕃人区，为国民党中国统治；金沙江的另一边，即“外蕃”，是独立的。
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间，英属印度，中华民国和吐蕃三方在印度西姆拉召开“西姆拉会议”。英属印度劝说吐蕃和中国彼此承认，说中国对吐蕃拥有宗主权，吐蕃应当承认中国对吐蕃的宗主权，中国应当承认给吐蕃完整的内部自治。这个方案双方都接受。印英政府不接受中国对吐蕃拥有主权，他们只接受中国对吐蕃拥有宗主权。中国也承认吐蕃的内部自治。所以说，这点在一九一四年就解决了。
接着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吐蕃和印度的边界没有争议，吐蕃一方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印度一方也接受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围绕了吐蕃的四周，其中有争议的是麦克马洪在中国和吐蕃之间划出的边界。中华民国无法接受。中国代表退出会议。他们签字了，但是没有在文件上盖官方印鉴。他们返回中国，通过官方宣布他们不承认该项协议。
此后，英属印度和吐蕃拟定了一份议定书，内容是说除非中华民国承认（西姆拉）协议，所有给予中华民国的特权将不被承认。那就意味着对吐蕃的宗主权不被英属印度和吐蕃承认。英属印度和吐蕃确定和同意了印度和吐蕃的边界，确认了这一段麦克马洪线。此外，两方还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
英属印度和吐蕃之间的这项贸易协定每十年续签。因此，每隔十年，第一次是一九一四年，此后是一九二四，一九三四，一九四四；所有这些续签都是英属印度和吐蕃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进行的。接下来，一九四四年之后，再次续约是一九五四年。那时候，整个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印度已经于一九四七年独立，吐蕃则于一九五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那项贸易协定如何续签呢？续签是在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的。
续签的协定有一个新的前言，一个很长的前言，称为“潘其希拉”（Panchshila）。很多人不知道“潘其希拉协议”是什么。“潘其希拉协议”并不是一项单独的协议。它是对始于一九一四年，延续性的印蕃贸易协定做出续签时达成的协议（注二）。当时续签了八年，而不是十年。印度提议续签二十五年，中国提议续签五年。经过谈判，双方同意续签八年。那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到期。那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你知道，中印战争。此后该项贸易协定很长时间没有续签。

李：也就是说，“大吐蕃”概念是那时候开始的？
桑：这点我下面会谈到。因此，直到一九五一年，吐蕃是被分开的。中国统治（部分）吐蕃。从中国方面来说，那部分可以称为“内蕃”，就像蒙古，有“内蒙”，“外蒙”之分。“外蕃”是独立的。一九五○年，（中国）军事力量进攻昌都，在昌都展开军事行动，该地发生了很多抵抗，还爆发了一场内战。至一九五○年底，当时的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当了战俘。现在中国称之为“武力解
放”。
一九五一年初，（中蕃）就如何“解放”吐蕃其他地区在北京谈判。吐蕃其他地区是通过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的。
就在十七条协议在北京讨论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吐蕃代表团提出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了，吐蕃人现在必须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内蕃和外蕃”。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同意说，这个想法是适宜的，但表示此时他们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已经解放了“内蕃”，“外蕃”也将通过和平途径来解放，所以我们应当先完成十七条协议，然后再考虑如何统一“内蕃”和“外蕃”人民。由此可见，这个想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从十七条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一九五六年，吐蕃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当时，有几位高级官员从北京来拉萨访问（注三）。他们已经为吐蕃自治区的建立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在那期间，吐蕃政府官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吐蕃民族统一为一个整体的问题，现在是适合实施的时候了。大家都同意这点，于是设立了一个以一位高官为首的委员会。这位官员是一位供菜党高级官员，也是蕃人，名叫桑杰益西（注四）。桑杰益西为首的委员会，我记得是一个五人委员会。他们开始就如何将整个吐蕃民族纳入同一个自治区展开工作。
一九五八年，骚动开始了。一九五九年，达老佛爷尊者和其他蕃人流亡到境外。桑杰益西委员会无能为力。一九六五年，吐蕃自治区成立。但是吐蕃被进一步划分，成为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一些自治州，自治区和自治县。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是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吐蕃这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不是十个或十五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自治区。这也就是我们放弃分离和独立的原因。如果我们要求分离的话，那么在一九五一年，我们就不会要求内蕃和外蕃的统一。我们就只能要求外蕃的分离。因此，当我们接受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适当地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有一个包含全体蕃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不是一个领土问题，也不是其他什么问题，只是一个有关人民的问题。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提倡该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要实现那个目的，吐蕃人民应该生活在同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域之内。我们是一个民族。如果参照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都只有一个自治区。蒙古人是一个蒙古自治区，维吾尔人是一个维吾尔自治区。只有蕃民族被划分为如此之多的区域。因此我们对中方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个政策必须摒弃。马克思提倡民族自治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平等和合作，以便于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和团结的人民。为此，汉族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必须被摒弃。
为了实践这个想法，蕃民族就不应该被划分成这样多的小块。如果蕃人有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中央政府跟自治区打交道就会容易得多，反之亦然。语言保留，文化认同将会一次性实行，而不是分为许多层次。这样将会有助于蕃人与其他人民，其他民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感情上的团结。这就是我们这方面的理由。
因此，也许吐蕃人民居住的区域是四分之一的领土，但是假如我们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分出去，那么，你可以考虑大小，考虑四分之一领土不能被分裂的问题。现在我们并不要求分离。我们是要求统一，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合。就此而言，区域的大小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李：如此说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大吐蕃”概念并不是一个领土概念，而是一个行政概念？
桑：是的。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行政概念，根本不存在领土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少数民族人数较多，但是他们没有聚居地。他们分散各处。这样的民族有民族自治，但是没有区域自治。其他的少数民族则是聚居的。蕃人也是聚居的。民族区域自治符合蕃人的情况。只是如何实行自治行政的问题。自治行政总是在中央政府、中央国会和供菜党的控制之下的。所有的这些都不会缺少。我们只是要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条款。因此，并不存在领土问题。

李：您所说的“中央政府”，“中央国会”，您指的是北京？
桑：是的。

李：那么，吐蕃流亡政府，也就是说，达老佛爷的行政班子在这个自治区会起什么作用呢？
桑：达老佛爷的行政班子将与吐蕃自治区毫无关系。吐蕃问题获得解决之后，吐蕃流亡政府将会被解散，达老佛爷将不再会有任何政治责任。吐蕃人民的自治区将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安排一切事宜。只是在过渡时期，直到吐蕃问题解决之前，作为六百万吐蕃人民的自由代言人，达老佛爷尊者有道德上的责任，必须为此努力。
吐蕃问题一旦获得解决，我们得到宪法条款中规定的自治，流亡蕃人就会返乡。有些人可能不会回去。如果他们不回去，他们会成为印度人，会成为他们目前所在国家的公民。住在美国或者欧洲的人已经成为他们所在国的居民。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

李：仁波切，非常感谢您的解释。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吐蕃”这个想法能够实现，吐蕃人民能够被统一在一个自治区之内，您所说的“自治”具体是什么内容？吐蕃自治的未来计划是什么？
桑：我们对吐蕃自治的未来计划非常简单明了。达老佛爷尊者采用“中间路线”这项政策后，于一九八九年发表了一份文件，即“斯特拉斯堡提议”（注五）。“斯特拉斯堡提议”说的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差不多是香港模式吧。一九八九年之后的谈判，中央政府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我们接受了这点。
二○○二年至今，我们要求的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款，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所规定的自治。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治，你们什么也没有实行。目前给予蕃人的自治只是名义上的，并没有实质上的自治。有关自治的法规一条都没有启用。自治区的立法机构并没有起到他们应该起的作用。
因此，在十月的谈判和对话中，我们将会提供一份详尽的文件，阐明我们所期望的自治是什么。我们要求的仅仅是宪法条款上的内容。宪法条款中提到语言，提到文化，提到宗教自由，提到经济，提到教育，提到内部安全，还提到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贸易关系，这些在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上都有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会参照每一项细则，要求他们诚心诚意地为全体吐蕃人民实施这些条款。这就是我们的自治。
无需改变政策，也无需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仅仅是政治意愿。如果中国领导人有政治意愿的话，他们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够做到。只是落实而已。举例说，实施自治条款的第一步是制定基本法，也就是自治法规。自治法规必须实行。
我听说吐蕃自治区曾经三次提交自治法规，但是三次人大常委会都没有批准。根据宪法，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吐蕃自治区就会有一个单独的自治法规，在那个法规之内，自治区人大的立法机构就能够实施所有的规定。因此，这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在此之后，其他一切就可以实施。
如果这些全部实施的话，自治区不必有独立的军队。军队将始终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自治区不能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自治区只会送学生出去学习，或者邀请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学者。自治区可以与吐蕃周边接壤的国家进行边境贸易，不必请求中央政府。因此，实际地说，国防和外交将是中央的事情。而且，中央政府不必给自治区拨款，使得自治区（在经济上）依赖中央。自治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来使用自己的自然资源。
宪法第一一二条到第一二二条，所有的自治条款都相当明确，还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条款。如果这些都认真实施，那就没问题了。蕃人会满意，吐蕃文化将会得到保护，蕃人在感情上将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合。那是解决吐蕃问题相当容易，简单，平和，透明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问我“你所说的自治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那就是中国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自治。”

李：仁波切，谢谢您的解释。我还有一个问题。吐蕃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已经进行七次了。下个月将是第八次。
桑：下个月将是第八次，没错。

李：大家都感到沮丧。不仅是蕃人感到沮丧，关心吐蕃问题的人们同样感到沮丧。对话毫无进展。您认为阻碍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年，二十多年，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吧，对话没有任何进展？
桑：中央政府与达老佛爷尊者代表之间有两个始终无法调和的分歧。第一个是关于历史。第二个是蕃民族的统一。这两个分歧是我们之间对话的主要障碍。

李:历史？您指的是什么？
桑:中国方面要求达老佛爷尊者接受吐蕃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李：从哪个时代算起？
桑：（笑）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怎么同意历史上并非真实的说法呢？从历史上来看，这不是事实。直到一九五一年，整个吐蕃从未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吐蕃被蒙古统治了一些年。从一二二○年到一二六五年，吐蕃被蒙古完全占领。事实上，成吉思汗的儿子入侵吐蕃，此后吐蕃在蒙古的统治之下。一二六五年，忽必烈皇帝让八思巴管理（吐蕃），也就是将吐蕃主权交还了蕃人。然后吐蕃在一九五一年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自治实施的话，将来我们还会继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一直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是事实。达老佛爷尊者是一位佛教比丘，他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发表不真实的声明。他们的限制在于，如果你们不接受吐蕃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根据国际法，一九五一年的“和平解放”就是入侵，目前的状况就被认为是占领。为了使中国现在的状况合法化，我们被要求接受吐蕃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要调和这个立场，很困难。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要的是将所有的蕃人纳入同一个自治行政之内。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能那样做。

李：中国方面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桑：他们提出的理由相当薄弱。他们说历史上蕃人从未成为一个整体。吐蕃一直就是分裂的，一向如此。我们则说如果要谈历史，那么古代史，中古史，现代史，所有的历史都应该有同样分量。如果你从古代史上看，七世纪，八世纪，还有九世纪的一半，吐蕃一直是一个整体。吐蕃的分裂是从九世纪中叶，蕃王朗达玛之后开始的。因此，仅仅从一九五一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是分裂的。我们接受这点。但是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回到大家庭了，我们应该有重新统一的权利。这是我们的立场。
这两点是基本分歧。到目前为此，我们一直同意，我们之间存在分歧。

李：您认为下个月同样的问题还会被提出吗？
桑：我想是的。除非他们就如何解决分歧提出新的立场。达老佛爷尊者说，我们不应该争论历史问题。我们何必要讨论历史呢？不管历史是怎么回事，我说当下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来我们还会如此。这就够了。把历史放到一边，让历史学家们去争论吧。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李：仁波切，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注:
(一)即蕃军与四川刘文辉之间的武装冲突，史称“康蕃冲突”。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世达老佛爷的代表与西康代表签订《康蕃岗托停战协定》，由此形成四川省和以后的西康省与吐蕃地区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
(二)即中印两国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吐蕃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之前言，即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三)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吐蕃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参加吐蕃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四)桑杰益西，即天宝（一九一七—二○○八），曾任中共吐蕃自治区党委书记、吐蕃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吐蕃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
（五）“斯特拉斯堡提议”，即达老佛爷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欧洲议会的演说。

原载《明报月刊》二○○八年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