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太师口述史料一坨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张培森整理，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台会”--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两，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超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反 “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一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

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

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 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

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 (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台，要彭德怀出来指挥。但是会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瓦窑堡的一场争论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刘英插话：我记得还争论得很厉害。)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东征是走一步看一步，瓦窑堡不是留了一个留守处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那个意见，后来是没有能按计划打胜仗。周恩来、博古他们就留在了瓦窑堡，洛甫没有留，是跟着我们过河的。东征战绩是很不错的，占领了很大一片地方，但是县城一个没有占领。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想要同我们合作，博古还有王稼祥他们一起到了前方，于是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开了会。后来决定回头，就回到了西边。可见那时就有点不同的主张了。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个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 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就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叫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

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不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 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

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 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

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庐山会议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 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报告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

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呵，你乔木也在呵。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哩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2009年月2月1日于北京

BBC：法国回归历史的真实

记者来鸿
艾伦·利特尔
BBC记者

北约60周年峰会即将举行。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法国将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结束法国43年来"孤立"于北约核心军事决策体系外的历史。BBC记者艾伦·利特尔发现，法国与美英两国的关系正在摆脱傲慢与偏见，回归历史的真实：

这是一个有关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与美国总统约翰逊进行电话交谈的故事。戴高乐想告诉约翰逊法国决定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自从北约建立以来，总部一直设在法国。由于戴高乐的决定，北约总部必须搬家。

戴高乐还表示，他还打算让所有的美军人员撤离法国领土。

"这个决定是否还包括那些在法国安葬的美军阵亡将士的遗体？"据说当时约翰逊这样反问了一句。

戴高乐肯定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反美情绪

当你到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公墓去看一看，就会知道英语国家的军队在二战诺曼底登陆以及解放法国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曾经做过计算，诺曼底登陆当天，盟军就有4572名官兵阵亡，其中只有19个是法国人，只占阵亡人数的0.4%。现在回想起来，在诺曼底抢滩登陆那一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当天阵亡的盟军官兵中，还包括37名挪威人和1名比利时人。其余的都是来自英语国家，其中包括2名新西兰人、13名澳大利亚人、359名加拿大人、1641名英国人和2500名美国人。美军在当时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场大灾难。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兰领导英国从帝国时代进入欧洲时代。

但是麦克米兰试图带领英国进入欧盟前身的"欧洲共同市场"，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否决票，引起了轰动。

戴高乐两次很客气地听取了英国的申请，但是两次都把英国拒之门外。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帝国主义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匹"特洛伊木马"。

上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宣布独立。戴高乐当时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他允许一个国家获得自由，并不是要看到法国的独立被美国夺走而无动于衷。

麦克米兰晚年时感叹法国与英语盟国发展关系方面显得近乎神经过敏。

他说，法国与德国和解了。尽管德国的残酷侵略和4年占领所造成耻辱，法国原谅了德国。但是法国永远不会原谅英美两国给法国带来的解放。

法国人的反美情绪由来已久。18世纪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认为，美洲新世界很明显低人一等。

他们的大量讲话和文章都谈到美洲动植物的退化。

这些哲学家认为，美洲大陆是千年之后从大洋里产生出来的，这也就证明了试图在新大陆生根发芽的文明社会的文化是多么的落后。

自我解放

法国庆祝解放6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就住在巴黎。

当纪念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60周年的时候，我前往当年登陆的海滩，看到许多二战老兵最后一次聚集在那里。这些老人昂首挺胸，列队走过描写他们解放法国时的巨幅照片。

法国的矛盾心理非常明显。麦克米兰过去也谈到过这种神经过敏的心理。

2004年8月，巴黎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法国自我解放60周年。

巴黎市长给这些纪念活动起了一个名字：巴黎的自我解放！[当时用的是“se libérer”这个代动词，意思是摆脱。Paris se libère就是“巴黎解放”的意思。如果一定要强调“自我解放”或者说“被自己解放”这层意思，应该是Paris se libère lui-même.当然，前面那种表达的确弱化了被动语态，回避了巴黎是“被”解放这个事实。不过说不上歪曲，因为代动词本来就有被动的意思。但代动词形式一定要直译成英语，就得用上-self，就不再具有法语代动词的那种微妙感觉，成了很直白很笨拙的一种措辞。再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自我解放”了。这位英国记者估计不是不知道这些，不过故意挖苦开玩笑罢了。要让英国人法国人不互相挖苦，就好像叫汤姆和杰瑞相敬如宾。]

法国一家报纸还出版了有48页的纪念专刊。但是在这个专刊中一直翻到第18页时才提到盟军的作用。

创造神话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当时在巴黎度周末，他说巴黎到了8月份显得很空荡。这主要是因为每年8月，许多巴黎居民喜欢到乡间去度假。

"我理解巴黎是在8月被解放的。但是我猜想巴黎人直到9月返回市里后才发现他们被解放了。"他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句话带刺，又是一段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讥讽。

这句话之所以带刺，主要是因为法国战后给国民讲述的这段自我解放的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之上。

1944年8月25日那天傍晚，戴高乐在巴黎市政厅讲演，首次谈到了巴黎的"自我解放"。

他当时宣布，"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在整个法国的帮助和支持下，也就是说，在战斗的法国、真正的法国和永恒的法国的支持下，巴黎人解放了自己。"

即使是在1944年，法国人心里很明白这个故事不是事实。一直等到上世纪80年代，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才开始着手重新研究20世纪法国历史中这一最黑暗的篇章。

我住在巴黎的时候，萨尔科齐还没有成为总统，不过我感到他很有可能成为法国首位后戴高乐时代的领导人。

萨尔科齐的政敌称他是"美国佬萨尔科齐"，希望这样的指责可以导致他无法当选总统，但是这个招数不灵。

现在，萨尔科齐使法国重新回到大西洋主义阵营。

在我看来，这是法国在漫长的旅途中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法国是一个很成熟、喜欢争论、基础牢固的民主体制。它正在对神话提出质疑，正在回归历史的真实。

《中国不高兴》：左棍商业大杂烩

搜狐评论约稿，转载请注明。

宋石男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iyi/archives/287182.aspx

所有与《中国不高兴》较劲，逐条批驳其谬论的老实人都上了恶当。这本没有任何营养，甚至没有丝毫智力活动迹象的书压根儿就配不上任何理性批判。除非你喜欢批判在火车站附近兜售的5元一本的《法制故事大荟萃》，那么你就可以热情洋溢地去批判这本中国左棍低劣炮制的商业大杂烩。（之所以称其为左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伪左派。真正的左派不屑于做这种“就地躺下、腿成钝角”的下流炒作。）

《中国不高兴》策划人张小波袒胸露乳地说，此书的主要观点出于5个作者3天内的群P对话。在MBA速成教材风行的今日，此书的成书速度也足够MBA了。我算了下，3天之内要说这么多话，他们每个人的胸腔容量差不多相当于2.5部洒水车。而这3天内的群P对话，经过他们自己或外聘枪手的发水，遂变成长达34万字的文字垃圾，油爆爆、惊咋咋、苏丹红、孔雀绿地出现在世人眼前。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不高兴》用激进民族主义谋取商业利益的大杂烩本质：

作者是大杂烩，老弱病残的大杂烩。过气老写手、弱智评论员、种族主义精神病、资深脑残，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阵容。

封面宣传是大杂烩。第三排的宣传语“为国直言，替天行道”，剽窃自左棍的偶像义和团，后者在《马兰村坎字团告示》中说：“扶清灭洋，替天行道”。第五排的“ 抽丝剥茧驱妖娥，敢为今世开太平”剽窃自义和团的先驱太平天国，后者的一把手在《咏剑》中说：“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内容是大杂烩。第一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前六节打着鸡血鼓吹08年我爱国志士对辱华行为的种种不高兴的撒娇，后四节却莫名其妙地转去攻击“文艺腔”。因为私人恩怨，中间还特别将余世存先生揪出来示众了一下。第二部分《中国的主张》，继续语无伦次的拼凑之旅。当看到“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这样的段落时，相信任何一个略具常识和逻辑的人，都会忍不住要低声呼唤百度十大神兽之首的名字。第三部分《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更加彻底跑题，“中国不高兴”已然褪色到黑暗中，直接跳出来的是作者们自己的不高兴。他们如狼似虎地扑向假想中的若干中国知识分子对手，单方面抬杠并在幻觉中大获全胜，然后顺便警告说，“咱们的大中国啊，现在正红火；千万别冒杂音啊，西方正盯着我……”然后，然后就没了，这部商业大杂烩就此戛然而止，断了气。

关于此书的大杂烩本质，年轻的评论者袁柒有几段话说得不错：

“本书号称‘中国对外要设立大目标，做英雄国家，为世界除暴安良’，‘对内要消除逆向种族主义思想，肃清文艺腔’，同时还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要‘有条件地决裂’，要使用‘惩罚外交’、‘解气外交’。我建议作者应该少看一些穿越和武侠小说。在他们笔下，国家政治好像是哥们义气和男女乱搞……抛去逻辑混淆、片面取证、自造术语、蛊惑人心，以及诸多学术硬伤不说，我以为有了被‘同志加兄弟’的友邦追着打的经历，有了忍受饥饿和病困去修非洲最长铁路的教训，有了在鸭绿江对岸‘无私援军’却被独裁者骂作‘修正主义’的前车之鉴，政治浪漫派和民粹分子应该越来越少，但我错了……他们有着更崇高的目标，他们要靠‘惩罚外交’和‘解气外交’对付欧洲，要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知道自己很不高兴，并且在设计‘未来国际战略’时，用强大的假想对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另有评论者认为，《中国不高兴》是一本叫春的书。里面充斥着自恋、意淫、受迫害妄想、铁血煽情以及民族主义激进，叫出了一个“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春天，叫出了一部“娇羞无限、娇喘连连”的毛片。但我要指出，《中国不高兴》不止是一本叫春的书，它本质上是一本卖春的书。王小峰曾指此书为“帮人打手枪”，道破了一半秘密，但还不够。全部的秘密则是，此书是“收费表演打手枪以及收费帮人打手枪”——他们躺在“大国崛起”而且“不要再来伤害我”的谷堆上玩自己，然后将这些场景写成下流小说，堂而皇之地向全中国的孩子兜售。于是，爱国主义不但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还成了无赖最后的摇钱树。对付这种垃圾书，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拿出《左传》中先轸“不顾而唾”的派头，不关注、不购买、不讨论。[你们都不讨论，我上哪儿觅得这么些笑料啊？难道还要比我买这垃圾书不成？]

实际上，《中国不高兴》只有书名是有价值的。它应该去掉里面所有的34万字，仅仅将这五个字印上封面出售。这五个字必将赢得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鸣。尤其是那些凉山里被拐卖去当童工的中国孩子，尤其是那些山西黑窑里生不如死的中国奴隶，尤其是那些在看守所里躲猫猫致死的中国犯人，尤其是那些因言获罪的中国思想犯，尤其是那些毕业即失业的中国大学生，尤其是那些进城又返乡的中国农民工，尤其是那些被城管殴打致死的中国小贩，尤其是那些精神正常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中国上访者，尤其是那些网站被封博客被删的中国网民，尤其是那些唱着草泥马之歌的所有不能自由言说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在黑夜里低声哭泣的所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人。他们不高兴，中国不高兴。

© 转载注明出处 否则剥你光猪

德国之声：南非拒签达赖喇嘛惹关注

德语媒体 | 2009.03.26

由于南非政府拒绝向应邀出席约翰内斯堡国际和平大会的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组织者无限期推迟了原定本星期五举行的大会。德国多家媒体继续报道这一事件并分析了其背景。

《每日镜报》就这一事件写道："离2010年足球世界杯大赛还有一年，东道主南非在国际上的越位现象愈来愈严重。在多年支持津巴布韦独裁者穆加贝之后，南非政府现在完全出人意料地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入境南非的签证。这一禁令引起了南非平民社会的愤怒，开普敦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说，这一做法与去年南非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丑陋表现遥相呼应。当时，南非共和国多次阻挠对苏丹、津巴布韦、伊朗和缅甸等不义政权的谴责，支持中国的立场。"

《柏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南非政府拒发签证，"因为中国是南非的重要政治和经济伙伴，南非不想惹恼北京"：

"中国与黑非洲的外贸总额约为五百亿欧元，其中与南非的贸易额占五分之一。中国企业在这个好望角之国投入了六十亿欧元，并以20%的股份入股南非的最大银行标准银行。南非的公司在中国投资二十亿欧元，其中包括名为南非英美资源公司的矿山公司集团。

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北京向南非购买铁、煤、白金和其它原料。如果中国甩手不干的话，南非就千真万确地'熄灯'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矿业公司现在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此外，南非政府认为自己对北京与非洲的关系负有责任。在非洲，中国已成了最大的投资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法兰克福汇报》刊登的一篇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分析文章认为，南非政府拒发签证的真正原因并非南非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因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德国和英国"：

"真正的原因更多在于南非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本身和四个星期后即将举行的南非大选。说得更明确一些，是非国大竞选经费的来源问题。该党主席朱玛的一大部分宣传活动显然得到了利比亚革命领袖卡扎菲、印度执政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资助。这是南非《邮政卫报》引用非国大内部消息作的报道。据说朱玛还从西非石油国家赤道几内亚的血腥独裁者奥比昂那里获得了财政援助。

这些钱对他很有用，因为前国防部长列托卡新成立的人民大会党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必须认真对待的对手。非国大刚刚在议会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所以不惜工本进行竞选。该党没有一场竞选活动不免费供应饭菜，朱玛在每个省区登台，都用大客车运送数百人前往助势。这些活动当然需要很多钱，这些钱显然也来自北京。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玛当然不需要达赖喇嘛。"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藏独”不离口，中南海的偏爱？

陈破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红军亡命于川藏边境时，曾经过西藏境内，从藏人那里取得食物并借宿。对此，毛泽东说：“我们不得不从西藏人手中拿走必需品，以后要偿还。”并说：“这是我们对外国唯一的欠债”。可见，那时，连毛泽东都认为西藏是外国。

1951年，中共进军西藏一年多后，与藏方签订“十七条协议”，承认西藏宗教、文化、政治的特殊性，建立起相当于“一国两制”的中藏关系。然而，即便对那个由中共自己拟定的、相当于“城下之盟”的“十七条协议”，中共也无意遵守，而自我违背。于是导致1959年西藏人民大起义。中共凭籍武力，血腥镇压，西藏最高领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

不必赘述其后中共在西藏展开的大屠杀、大迫害、大破坏、大毁灭，仅说1980年，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视察西藏，目睹西藏遭受的浩劫和藏人蒙受的苦难后，深感愧疚，召集当地中共党政干部训话，提出：“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

可见，中共污指从前西藏是“黑暗、落后、野蛮的农奴社会”（其中的弥天大谎自不待言），中共入藏，不仅没有把西藏带向光明、进步、文明，而是把西藏推向更黑暗、更落后、更野蛮的深渊。中共折腾下的西藏，岂止是“农奴社会”，简直是“人间地狱”！

时至今日，西藏三区，仍然不断出事，表明，所谓“翻身农奴”，对中共从未心服口服。也表明，对待藏人，中共有心硬而无意软，有心打而无意谈。

1978年开始，邓小平曾有意纠正中共在西藏的极左政策。1979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特使、也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邓亲口对后者说：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但观今日中共高层，却什么都不愿意谈。不论达赖喇嘛的立场，如何地趋向温和、再温和，从独立诉求到中间道路；从“和平方案”到“高度自治”；从“一国两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尽都充耳不闻，毫不领情。

据知，中藏谈判中的障碍之一是，中共方面，硬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明知，作为佛教徒，达赖喇嘛不可能附和中共说假话。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已经体现莫大善意。中共故意出此难题，就是拒绝谈判的意思。

在最近的交锋中，中共总理温家宝、外长杨洁篪甚至还拿达赖喇嘛22年前、即1987年的立场（“中共撤军、停止汉人移民”）来说事，避而不提达赖喇嘛自2002年以来的最新立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为基础，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

于是，出现一个悖论：当1949年，西藏政府和人民均自认“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时，中共硬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当今日，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共却硬说达赖喇嘛的立场是“藏独”。结果就是，西藏问题，“独立”不行，“不独立”也不行。

既然一条道路都走不通，这也就难怪，流亡藏人中，存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弃独”温和派，也存在以藏青会为主的“独立”激进派。

中共的乖张表现，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恰恰是中共本身，需要“藏独”的存在。从夺取西藏，到奴役西藏，到逼出“藏独”，中共堪称始作俑者。而今，“藏独”，作为一个虚拟的名词，大量存在于中共的话语中，俨然中共领导层的偏爱。

在中共喉舌中，抗议中共的藏人，一律被称为“藏独分子”；同情藏人的中外人士，包括会见达赖喇嘛的外国领导人，一律被指为“支持藏独”；流亡藏人聚居地达兰萨拉，被称为“藏独大本营”； 象征自由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被称为“藏独旗帜”；表现西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歌曲，被称为“藏独音乐”……

“ 藏独”不离口，中南海的潜台词是：你最好主张独立，我方便树立民族主义大旗；没有了你这个“藏独”靶子，我怎么对中国民众宣称“爱国主义”？如果我不高举 “爱国主义”的旗帜，又如何抵御民主、人权的呼声？如果我抵挡不住民主化浪潮，又如何能保住我党既得利益和我等高官厚禄？

中共死咬达赖喇嘛为“藏独”，国际社会固然明白，中共此态，是无理取闹；但中共此招，却仍然能蒙蔽中国民众，尤其能蒙蔽那些对西藏问题缺乏深究的普通民众。

中共对达赖喇嘛，与其说是不愿意谈，不如说是不敢谈。中共最怕的，就是达赖喇嘛以至柔克至刚，舍了疆土而赢了道义。因而用尽文革语言，竭尽对达赖喇嘛的诅咒，仿如桀犬吠尧。

达赖喇嘛不断伸出橄榄枝，中共却不敢接招，背后浮现的，也是主政者胡温等人的权力尴尬。遍观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层，谁也没有权威，谁也做不了主，因而，谁也不敢提出大政方针的改变。为了保住党内权位，只能比强硬，一个比一个强硬，不是比给外界看，而是比给自己人看。从江泽民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都竭力避免重蹈胡耀邦赵紫阳的覆辙：招惹党内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被赶下台，落得个自身难保、晚景凄凉。

（3/24/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间接地了解一下不高兴

常识还在躲猫猫，谎言绕地三周半

作者：袁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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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渐渐对生活中一些人类异常行为表示出了宽容。譬如我们楼下有个鞋匠的小孩，一旦跟爹妈不合心意就会找一个有脏水的地方。扑通躺地上乱打滚。把鼻涕、眼泪抹得一脸。对天大吐口水。那种喊叫声经常被路过的居民误以为是在屠宰生猪。这孩子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是，反正我不高兴，你看着办。现在市面上畅销一本叫做《中国不高兴》的书，就反映了这种现象。和这个脏小孩不同的地方是，本书的作者都已大多已为人父。为了让自己的打滚哭喊更有说服力，他们还给自己取了个共同的笔名——中国。然后他们真以为自己就代表了中国。站在这个角度指点江山，规划世界。

“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美国只不过是“刷着绿油漆的黄瓜”。考虑到国际机票的价格和英语交流的困难，他们没有去找奥巴马采访或是到美国街头问几个群众。而是在书的后半部分又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代表这个群体说“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这一次我想西方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完成了对中国和西方的角色扮演之后，作者意淫的很舒服。揉啊搓啊的，可见要体验优越感，爱国的成本最低。

据说清朝有个叫安德海的人成年之前，穷的实在扛不住了。就一咬牙拿把刀把自己阉了，跑去宫里当太监。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余秋雨和安德海有异曲同工之妙。男人把自己阉了就可以享受太监的福利。读书人把良心喂狗吃就可以上CCAV。但安德海和余老师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们毕竟能感觉到自己缺了点什么。所以当别人提到这一点时一般保持沉默。而有的太监，会把黄瓜、茄子、擀面杖等物件放在裤裆里。在人前装硬。比一般人更硬。本书的作者在开篇第一章把题目定为“为国直言 替天行道世界瞩目”，说明用国家这根擀面杖来给自己装硬，太监们的自尊心一下就提上去了。

我不能说我在评论。比如有人为了耸人听闻弄点关注。要是发表类似“人应该吃屎”“应该鼓励强奸”这样的观点，对此不管他如何把屎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分析的头头是道、把强奸的社会意义和正面价值挖掘的有声有色。一开始到最后我就是不信，但对于恋粪癖、强奸犯，从精神症状的角度去看，还是能理解的。像《中国不高兴》这么重口味的东西。还是第一次碰到。作者们说起话来好像天生的领袖。一口一个‘小年轻们’‘中国人们’，但绝不要想像一滴水融化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做人民的核心。
　　
被该书作者点名炮轰的王小波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文革中期，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走进那间房子，我哥被惊呆了：这间房子有整整的一面被巨幅的世界地图占满了。这位同学身着蓝布大褂，足蹬布底的黑布鞋，手掂红蓝铅笔，正在屋里踱步，而且对家兄的出现视而不见。据家兄说，这位先生当时梳了个中分头，假如不拿红蓝铅笔，而是挟着把雨伞，就和那张伟大领袖去安源的画一模一样了。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才小声问道：能不能请教一下……你这是在干吗呢？他老人家不理我哥哥，又转了两圈，才把手指放到嘴上，说道：嘘，我在考虑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然后我哥哥就回家来，脸皮乌紫地告诉我此事。然后我们哥俩就捧腹大笑，几乎笑断了肠子……”

1982年一个叫张清安的农民刻玉玺，设后宫，分封丞相，文武百官，打算定都巴中县，把巴中川剧团大楼当皇宫，写好了准备（通过邮局）寄到台湾的册封蒋为“威国王”的“谕旨”，还决定要“御驾亲征”，结果还没出师，就被县公安局给灭了。国内的愤青论坛上也有这么一些人。经常对着一张普通军事操练的图片发言说“小心，我们还是不要在论坛多说了，以免泄露军事机密”“对，不要说了，现在的网特还是很多的，不要给国家带来危害”
　　
举这么多例子是说明，被迫害妄想症往往和自恋症联系在一起。本书完全发挥了上述的风格。比如这段【摘自第59节】：

“ 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这就是传说中口气比脚气大了，请问作者的军队在哪儿？硬盘里还是床底下？作者认为中国应该搞点事儿出来，但自己要不要去做第一批炮火，作者没有表态。
　　
再如这段【摘自第59节】：

“ 中国有原创性的东西，坦率地说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歌曲日本人会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几乎没有。我听到过日本人很豪迈地唱“文革”歌曲…… 所谓的高雅文化，比如《图兰朵》那些东西，让那些所谓的高等中国人去附庸风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虑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还是有她的纯真性的”。
　　
——当时我们不但有原创性的文革歌曲，还有原创性的忠字舞、易子而食、迫害揭发、武斗夺权、批斗游街、割喉枪毙。至于后半段，谁能告诉我他在说什么？
　　
还有这段【摘自第40节《西方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

“ 爱迪生的一大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发明可以在白天用电的民用电器，例如留声机。虽然现在我们说，这些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他的指导思想在今天看来却是错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指导思想延伸到现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夜间灯火辉煌的美丽景象，背后就是电力公司希望大家多多用电，它才好多多赚钱……白天睡觉晚上享受夜生活，已经是发达国家带给世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改掉？以前世界各地销售商品的商店规模都很小，自从美国建起了大型商场，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必然的模式。大型商场之所以能够出现，也是因为电力照明的原因。如果没有电力照明，大型商场里面就会很暗……这类高消耗的物质享受生活方式，即将彻底毁灭中国人几千年养成的节约习惯”。
　　
——在喜欢指导别人思想的作者看来，任何人做任何事都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按照这种逻辑，人类使用火，也是错误的，因为火之所以用起来方便是因为火柴厂想买商品。他们根本没意识到，地球的树木是有限的。蔡伦发明纸是错误的，因为他的指导思想里没有考虑到环境消耗。在宾馆ML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在搞享受，是西方的腐坏思想。正要反驳他的时候，本书另一作者却自相矛盾的发出了以下的议论
　　
【摘自第10节】：

“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要大量使用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再说，凭什么拦住我们用？中国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应该节约，应该天人合一（辟谷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来。这个观点看似高明，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第10节对照上述第40节的观点，如果不是在环境问题上自扇耳光，前面要求“首要的就是放弃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提供的榜样。发达国家能从自己做起吗？ ”后面扬言只有中国不该节约，应该大量使用石油。是反智还是耍破皮无赖？
　　
【摘自第25节】：

“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
　　
——要点脸成吗？你自己痿了，能怪美国安全套质量太好吗？中国的制毒者都是被欧盟的食品安全标准给逼的，结石宝宝是被谁逼的。在本书作者看来追究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为了争一口气，而不是为了人的生命。
　　
“中国人在这100多年里打了多少仗，上演了多少大戏剧，西方、美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
　　
——谁要手贱把这段翻成英语给外国人看，我都会觉得害臊。咱就在自己家里丢人好吧。实在无话可说。
　　
“ 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且不说有没有这位军科院的哥们儿，我真不知道这话有什么不敢说的，这话一个出租司机一天能说二百段。美国和俄罗斯都给说成了老黄瓜。但布什不会像收拾伊拉克一样收拾宋晓军、普京也不会像制服格鲁吉亚制服宋晓军。人根本不认识。你就插着腰骂的吐沫飞溅人对你也没什么兴趣。要真那么硬的话，何不到到美国黑人区和俄罗斯酒吧里随便找几个家伙，上去给人一顿削。如果还能竖着出来的话。这本书的所有论点，都没有例证和论据，那我说你是个傻逼，因为你就是个傻逼。
　　
除了替领导算了一笔军事帐外，本书的作者们号称要中国“对外要设立大目标，做英雄国家，为世界除暴安良”，“对内要消除逆向种族主义思想，肃清文艺腔”，同时他们也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要“有条件决裂”，要使用“惩罚外交”、“解气外交”。我建议这些作者应该少看一些穿越和武侠小说。在他们的笔下，国家政治好像是哥们义气和男女乱搞，如果真是如此，昨天报纸上说德法两国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是不是萨科奇和默克尔真就开房嘿咻了一番？
　　
抛去逻辑混淆、简单对立、自造术语、蛊惑人心、类似把‘普世价值’写成‘普适价值’的硬伤不说，我以为有了被‘同志加兄弟’的友邦追着打的经历，有了忍受饥饿和病困去国外修了非洲最长铁路的教训。有了在鸭绿江对岸留下百万炮却被独裁者骂做修正主义的前车之鉴。政治浪漫派和民粹分子应该越来越少，但我错了，在这本书里，他们还呼唤着种族主义的崛起。
　　
它看上去很硬，实则全是扯淡，比如根据奥巴马的一篇普通公文，推算出美国已经衰落。根据几条电视新闻，判定西方世界在中国面前瑟瑟发抖。而不扯淡的是，这些个人言论变成了一本出版物，它通过正规渠道发行。售价29.80。就像春药摆在医院的货架上。就像葵花宝典提醒着想做太监的人，上面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默许什么，反对什么。
　　
听说这书在校内这种大学泡妞网站影响不错。我也给女孩一个建议。要是你男朋友喜欢这本书。您不妨慎重考虑一下跟他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将来既不屑于养家糊口，也不擅长工作。家庭和婚姻对他们都其次，民生和民主问题在他们看来也太小。他们有着更崇高的目标，他们要靠惩罚外交和解气外交对付欧洲，要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知道自己很不高兴。并且在设计未来的‘国际战略’方面，用强大的假想和意淫对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尽论中国：以谎闢谣是中共政坛疫症

苹果日报李平／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只要领导一重视，许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河南民权县爆发手足口病疫情后，县长办公会议要求「确保全县无一例死亡病例发生」，于是，奇迹出现了：县人民医院60多位病童，被诊断为患上脑炎、上呼吸道感染、颅内感染、肠道感染等不同的病症，总之一定不是手足口病。

领导一重视「奇迹」就出现

同样发生手足口病的山东菏泽市，在领导重视下，创造了另一个奇迹：山东电视台本月12日曾报道菏泽爆发手足口病疫情，但有关网页已消失；《新京报》昨日报道，菏泽市传染病医院的病童家长说，至少有四名儿童在他们眼前死亡，但此一消息随后在转载的新浪等网站被「和谐」掉了，只留下菏泽报告两宗死亡病例。

如果说，民权、菏泽爆发手足口病之初，民众传出的消息有不准确、不清晰之处，被当局斥为谣言，那麽，当局发佈的疫情通告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由于当局刻意隐瞒疫情，被剥夺了知情权的民众，只能借助口口相传、互联网和手机短讯等传播相关消息、相互提醒，其间难免有错漏，难免有以讹传讹的时候，但是无心之失往往被当局抓住辫子，一概打为谣言，甚至要追究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混合真假消息　欺上瞒下

一旦疫情曝光，当局无法掩盖，又不惜编造混合真假消息的通告，欺上瞒下。以谎言闢谣，已成为在中共官场广泛传染的疫症、痼疾，近年屡屡于猪蓝耳、禽流感、肠病毒、脑膜炎、手足口病等疫情爆发时发作，要麽避重就轻、少报减报受害人员情况，要麽透过官方传媒编造领导一重视、疫情就受控的神话。

2003年沙士疫情爆发后，中央政府虽然炒了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加强官员问责，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但萌生出以谎闢谣的隐瞒疫情变种，其病源既在于官僚体制，又在于官员草棺人命的观念，只要其中之一得不到医治，官场疫症就会继续变种、继续扩散。

江胡时代的精气神

拉加寺主持喇嘛祥萨仁波切的呼吁书

中国中央政治委员会，青海省政府和果洛藏族自治州政府各级领导：

近日，我的寺院、拉加寺正处于中国军警的高度戒备和镇压之下，全寺僧侣遭受着极大的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特别是三月二十一日，该寺僧人扎西桑波因不堪忍受当地公安人员的虐待和侮辱跳进黄河被迫自尽，拉加寺现今仍然被恐怖所笼罩，部分僧人被逮捕，在寺院展开的各种会议、搜查和审讯使寺院无法进行正常的佛事活动，中国军警的非法行为完全剥夺了僧侣们的人生自由，扰乱了僧人们的清净生活，听到此事后我心里极度痛苦和悲哀。

政府有责任平息此类事情的发生，同时需要谨慎面对和应用“分裂分子”和“破坏民族团结”等的言词，因为僧侣们要求的仅仅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天上有太阳和月亮，雪域藏国有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说法深深地扎根于所有藏族人的心里，而且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所有藏族人的基本上师，没有任何人可以取而代之，藏族人永远也不会违背他们的上师，这是信仰和事实给与的现实，是无可置疑的。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不准藏人呼叫自己上师的名字，不准供奉和悬挂自己上师的画像，并且强迫藏人辱骂上师，踩踏上师画像，中国当局的这种愚蠢的做法和错误的政策迫使更多的藏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不敢信任，迫使西藏三区民众一次又一次地起来进行和平抗议，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离心离德的举措不但严重地践踏了西藏人们的基本人权、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而且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条款。

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有责任正确合理地，依事实，依法律处理好此类事件，就在这极端敏感的时刻，西藏境内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人人皆知的世界性新闻和事件，政府的错误政策在不断酝酿着此类事件的不断发生。

藏人都渴求着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但是，是谁使这些爱好和平热爱生活的人们不得安宁呢？又是谁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答案恰恰是政府自1949年到今天在藏区实施的错误政策、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和伤害藏人感情的言行，也是政府和军警的无情打压与颠倒黑白的远离事实的行径，这是众所周知的。近日在我的寺院、拉嘉寺所发生的一切也是当地政府和军警的蛮横行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为此，我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对2008和2009年里，在西藏发生的各种事件向西藏人们和国际社会予以正确的解释；在四川省境内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格德寺僧人扎百自焚时被武警开枪击倒之事件，拉加寺的僧人扎西桑波因不堪忍受中国公安人员的残酷虐待而投河自尽等事件向死者家人和寺院给予明确的交代；懇請立即停止当局增派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驻守拉加寺院一事。

为了中国当局自身的利益和西藏人们的合理要求，希望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以及对世人特别是对广大藏人有个正确的交代，也希望中国政府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真的想济身于世界大国行列就必须面对事实。西藏有句谚语：‘谎言和地鼠的尾巴短﹐真理和山溝的後路长’。所以，欺骗世人、愚弄国人、打压异族的时代已经过去，吁请面对现实吧！

第十一世祥萨仁波切丹增确吉坚参

于2009年3月22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

文/一位藏人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3/blog-post_22.html

这个令人窒息的国家啊！

为丹达【1】哭，为他的母亲所经历的苦难痛哭，被单蒙面，为只能哀哭而耻辱。

只有在多数的汉人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个什么生态，对历史、现状、文化、政府有所反思，并做出改变才有希望。否则，其他的民族，周边的人，只能被这个政府，以及组成这个政府的汉人民众裹挟着，如同在一条烂船上，一起沉陷。

其实，我甚至对这种汉人了解事实后会反思和改变都不抱希望！信息再被封闭，有了解的渠道，人心是肉长的，有些常识，有些疑问，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和过人的胆识。但汉人心态之漠然，或残暴，或当看客，哪里有希望！

之前，我把政府和民众是分开来看的。民众，不管什么民族，只要不当权，受政府在土地、权益、福利上的侵害，差不多一样。民众，老百姓，知识分子，学生，不是和我一样的人吗？ 也许生活习惯不同，衣服不同，起名方式不同，但本质上一样啊。

但目睹这些证据，以及族人50年以来的遭遇，对比从去年开始变本加厉的来自一般汉人民众和年轻人的疯狂，不得不得出结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还有 1949年以来中国人发展到极致的“吃人的文化”。[1949不算什么重要分水岭。其实历来就是“吃人的文化”。]它也自噬。而这个政府，是有纵容它的土壤。他们相辅相成。汉人文化中的恶：漠然、自利、暴力等在49年以来的一次次运动中被培育、发酵；而善的那些：仁、礼、道、德被嘲笑，被掐灭。[感谢这位图博人给我们支那人留面子……其实，我们从来就跟现在你们看到的那样贪婪下作愚蠢猥琐……]中国政府是在虚假、残暴、贪婪、自利为特色的中国汉人文化土壤上的恶之花。

偶然出现的，稀少珍贵，犹如晨星般的，善良有勇气的汉人在哪里？在监狱里，或被监控，成为“异议”分子。可惜大多数人不知，也不关心。在这个奇怪的国家，“自由、民主、服务、爱心、理想、体恤、利他……”这些概念，价值观被政府割裂、异化，被民众嘲讽，或认为远不可及。眼瞎了一样，耳聋了一样，空了心的中国人。

中国人，只有认清自己面目，看清自己政府暴力的来源和实质，才会对丹达和扎白【2】事件开始了解。

那失去草原的蒙古人，逼成“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分裂分子”加“恐怖分子”的藏人， 面目模糊的各式花瓶族，我们因为在这个国家，说倒底就是因为不肯那么容易放弃土地，不肯那么容易放弃信仰，不肯那么容易放弃生活方式和道德观，不肯那么容易变成汉人，就成了“问题”和“分子”！！所以，哪来的“少数民族问题”？分明是“汉族的问题”，“中国的问题”。

看见这些证据还叫“杀得好”，叫“活该”的，或者明明知道那边媒体不得进，言论完全受控封杀，还要求“第三方独立证据”的，不是一个又一个人吗？那虐杀丹达的，枪击自焚扎白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由父母养育的人吗？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父母，会孕育这样的人民？！


注释：

【1】丹达：拉萨人，30岁，被虐杀之前是西藏移动公司的职员。2008年3月14日，为救被中国武警毒打的年迈老僧，他恳求武警手下留情，却被那些武警毒打，而后被抓走，受尽令人震惊的酷刑，不得而治，于6月19日，北京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的前一天惨死家中。

【2】扎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4岁。2009年2月27日，为抗议当局对宗教的压制，他当街自焚，被军警枪击。目前生死不明。中国官媒否认枪击，称在成都某医院医治。来自当地的消息指他面临双腿被截肢，疑是被掩盖枪击证据。

转贴这些帖子以纪念我被电视锯摧残的2006年夏

那年夏天回家，所有的电视台疯狂播映一部《暗算》，躲都躲不掉。几乎是各电视台轮番上阵昼夜滚动播出。不是我要看，我真的没想看，我甚至拿被子蒙头，可是，那种恶心做作的声音、那种狗屁不通的台词还是往耳朵里钻。我逃到北京，旅馆里也是《暗算》。我被彻底暗算了。这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场灾难。
之前还有一次，是来法前夕，所有的电视台都是《纪晓岚》。受了相当长时期的折磨，我提前逃离了恶俗现场。
有一点不同意作者。这类东西能风行，不是贵国影视界没落，不是中华传统文化失落，而是贵国本来如此、历来如此、从来如此。它就好这口儿。
再补一句：中国人太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艺儿了。

都是下三烂——中国拍电视剧的乌合之众

by 刘氏兄弟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uBros/archives/286564.aspx

中国影视剧深受港台影视剧的不良影响，使今天的中国电影丧失了大量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即对电影真实感的追求。可悲的是，现在众多国产影视剧现在连最起码连老百姓所说的“像”（真实）都做不到。

“真实”——乃影视剧的生命和灵魂（老生常谈）。如果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连最起码的真实都做不到，即使你的剧本、你的故事都是一流的，也无法感动观众。笔者在美国期间曾跟过一个台湾电视剧剧组，承担摄影工作，期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无论剧中演员在雨水里摸爬滚打，还是火中逃生，这些演员绝不允许化妆师给他们的脸上“抹黑”，破坏他们的“光辉形象”，也绝不许有符合情境的真实的汗水，永远保持每个小脸光亮如鲜，光彩照人。他们不但不允许化妆师“破坏 ”他们的“光辉形象”，每开拍一个镜头前，必掏出一个自备小镜子，来审视一下自己的脸，是否处在完美状态。这个现象当时令笔十分者困惑不解，搞不懂。这些港台演员是到底是时装模特还是影视演员？好莱坞明星深信他（她）们在电影中饱受磨难后的“悲惨”造型是很容易打动观众的。时至今日，在为数众多的港台电视剧与国产电视剧充斥着十分拙劣的“影楼妆”与“晚会妆”，把一些演员的脸化妆出那种质感，看起来像个塑料人。

在一些“古装”、“民初”以及“红色”的影视剧里，我们也看到那些乞丐和叫化子穿的都是崭新干净的“破衣服”，而我们的革命战士也都身着光鲜的军装在与敌人作战，对此我们早已见怪不怪。

一个演员朋友参加了一部翻拍抗战题材“红色经典”电影的电视剧拍摄，该片改编自一个再现我游击队神勇抗日的著名电影。这个朋友中途回家休息，我问他：你们组的演员有无经过摸爬滚打，擒拿格斗，射击和枪械使用等军事训练？他回答到：“根本没有，上来就演。”这位朋友似乎看出我的用意，无奈地补充道：“咱们中国的电视剧都这样，没办法。”

这个“红色经典”属于典型的军事题材电视剧，剧中大部分情节都是战斗场面，如果演员没有军事训练和体验，这部剧拍出来会怎么样呢。后来看到了该剧，果然一个“水”字了得。这个曾让我们儿时痴迷的电影就这么给拍电视剧的糟蹋了。想到斯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拍《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时，演员们被导演拉到兵营军事训练了近两个月，结果这些演员个个成了能上战场打仗的准军事人员，否则观众是难以感受到《拯救大兵瑞恩》那真实的像战争记录片一样的情境和魅力。詹姆斯·卡梅龙（James Cameron）编剧、指导的《终结者2》（Terminator 2）虽是一部商业动作片，但导演也拉着演员接受如枪械和射击等军事强化训练，一个目的，就怕演员到时演“水”了，观众看着不像，影响影片的整体质量。

其实，好莱坞现在的作法也与我国50年代的电影人的观点类似－－表演离不开生活，开拍前演员体验生活是不可缺少的一课。《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谢晋在谈到当年的创作时讲到，他曾让所有娘子军的女演员进行强化军事训练，每天枪不离手，甚至在她们睡觉时也必须抱着枪，最后训练到这些演员操枪射击比职业军人都专业。

谈到港台影视剧，我们发现港台很多演员因多缺乏生活体验，很多表演方式还停留在我国上世纪初“文明戏”的那种程式化表演上，表演经验全凭师父带徒弟，所以看现在的港台剧，演员大多摇头摆尾，挤眉弄眼，装腔作势，咋咋呼呼，一副小坏样儿，拙劣之极。不能否认的是，电影、电视人的审美落后也降低了国民的审美。

题外话，中国电视台购片人员的水准也拉低了中国电视剧的水准。在电视上看到那么多烂电视剧可都是在他们的把关下购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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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女工、家庭妇女拯救中国电视剧

by 刘氏兄弟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uBros/archives/286469.aspx

春节期间，跟过去电视台的一位同事探讨电视剧的市场走向。这位同事原就职于在总编室，后调任节目交流部，再后来成为节目交流部主任，在电视节目交易圈里摸爬滚打十几年，可谓经验丰富。他的一番高见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位同事高深莫测地问我们，你知道我们电视台的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是哪一类吗？我们摇了摇头。他神秘兮兮地说，我们台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都是家庭妇女和下岗女工的最爱，收视率有时能达到4到5个点，我还为引进这种电视剧受到台长的嘉奖。所以，你要是拍电视剧，就拍那些婆婆妈妈，磨磨叽叽，家长里短，悲悲切切，俗称“苦情剧”,或称“平民生活”剧。这种电视剧让这些家庭妇女和下岗女工与剧中人物的命运惜惜相连。我们立刻悟出了近年“韩剧”风行中国的原因。这个独特的收视群体给中国的电视剧工作者们着实出了一道大难题。

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颇具中国特色，其规模和从业人员数量远远超过半死不活的中国电影业，也可谓一支独秀。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民营电视媒体，没有第二个能与中央电视台抗衡的全国性广播网。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制作电视剧，不需要把几十集的电视剧一次性拍完，而是先试拍几集，确定风格样式，试探市场，投石问路，如果观众不买帐，马上停拍，损失降到最低。然而一旦行情火爆便一发不可收，最终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可达上百集。发行上只要把电视剧卖给一家全国广播网，即可获得丰厚利润。在国内，电视剧是一次性大投入的行业，不管你拍20集还是40集，都是一口气拍完，大把的资金也是一次性砸入，风险极高。发行时，如果能卖给十几家电视台，那就要跑断腿，累吐血，苦不堪言。

中国的电视剧行业与电影业完全独立的，二者是毫不相干的两个行当。中国的电视剧受电影传统的影响微乎其微，电影诞生100年来所形成的成熟电影语言和技巧在中国的电视剧里难觅踪影。中国的电视剧可谓是旁门左道，单走一路，在制作和创作上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缺乏专业精神的怪异套路。这个套路的根源还受港台影视剧粗制滥造的影响，已无严谨和质量可言。势头如此强大的中国电视剧业，反而拉低了中国电影制作水准，使得很多中国电影看起来像用胶片拍的电视剧，十分粗糙。长期从事电视剧演出的演员很难再胜任细腻的电影表演，“小燕子”赵薇发现自己演电视剧更适合，在演过几部票房惨败的电影之后便务实地重新回归电视剧队伍，这也是娱乐圈独特的“赵薇现象”。

电视剧与电影在吸引观众的手段上也是天壤之别。电影的难度更大一些，把观众从家里吸引到电影院，Filmmaker不使出浑身解数难以保证票房。而电视剧收视率的最大威胁就是电视遥控器。在中国，只要这个电视遥控器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家庭妇女和下岗女工的手里，遇上符合她们口味的电视剧，就可再创收视奇迹。

中国家庭妇女和下岗女工这个收视群体真的能撑起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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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生活》如何成了《窃听风暴》

——说说恶俗浅薄的港台电影译名

by 刘氏兄弟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uBros/archives/286270.aspx

2007年第79届奥斯卡将最佳外语片颁给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时，中国影迷们发现，在音像店里按原片名是绝对找不到此片的。

全世界的电影人都为取一个好的、独一无二的片名（Unique Title）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但在港台地区再好的片名也会被肆意糟蹋篡改，变得不伦不类，牵强附会，面目全非，驴唇不对马嘴。过去我们大陆对外国电影的译名有过非常好的传统，翻译时要经过反复推敲，不但保持原意，还使译名充满智慧和文采，令人回味。

1. 《他人的生活》——《窃听风暴》。把一部深刻的，充满思想内涵的欧洲电影，活生生变成了一部好莱坞动作猛片。网上发现，很多网友看过影片后，对《窃听风暴》译名十分反感，认为完全是对该片的亵渎。此前我们也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风暴”：《霓裳风暴》《赤色风暴》《极速风暴》《对垒风暴》《危机风暴》《赎金风暴》《铁腕风暴》《夺命风暴》《疑云风暴》《七年风暴》《水风暴》《银线风暴》《夺命风暴》《激情风暴》《长空风暴》《怒火风暴》《夏日风暴》《核艇风暴》《杀人风暴》《逆行风暴》《烈血大风暴》《爱的大风暴》《世纪邪风暴》《诺曼底大风暴》……，其中只有《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是最完美的译名。

2. 《Toy Story玩具的故事》——《玩具总动员》。由此开始，便衍生出缺乏想象力的、乏味透顶的、没完没了的各种“总动员”，如《虫虫总动员》、《赛车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超人总动员》、《怪兽总动员》、《鲨鱼总动员》、《战鸽总动员》、《小鸡总动员》和《超市总动员》等拙劣译名，还乐此不疲。我们的台湾同胞誓将“总动员”进行到底，让我们拭目以待。“动员”二字可能是台湾同胞在“国统”时期，对“动员戡乱”在心里打下深深烙印是分不开的，对“动员 ”情有独钟，唯有“总动员”才够大，才够响亮，才能刺激台湾观众。

3. 《Bad Boy》——《绝地战警》。原片名来自美国著名纪实电视节目《COPS警察》里的一首主题歌“BAD BOY（坏小子）”。以下“战警”可以组成一个连的兵力：《X战警》《追风战警》《飚风战警》《MIB星际战警》《天王战警》《恶灵战警》《机械战警》《雷霆战警》《捍卫战警》《超级战警》《变种战警》《杀戮战警》《狂飙战警》《绝命战警》《魔域战警》《卧龙战警》《终极战警》《恶灵战警》《超世纪战警》《猛龙战警》《天王战警》《飙风战警》《超速战警》《夺命战警》《搞笑战警》《捍卫战警》《猛龙战警》《狂暴战警》《超世纪战警》《超速战警》《梦幻战警》《逃学战警》《猛龙战警》《天王战警》《核能战警》《时空战警》《新人类战警》《机器战警》《黑鹰战警》《101机速战警》《天王战警》《威龙战警》《杀戮战警》《激情战警》……

4. 《Pulp Fiction廉价小说》——《黑色追缉令》，一个最不着边际的译名。而下面各种“追缉令”，就更加荒唐，能活生生地把你看恶心了：《火线追缉令》《宇宙追缉令》《圣战追缉令》《裸体追缉令》《银河追缉令》《赤色追缉令》《廉政追缉令》《熄灯追缉令》《五路追缉令》《边缘追缉令》《绑票追缉令》《木兰追缉令》《疯狂追缉令》《圣战追缉令》《骇客追缉令》《吊人树追缉令》《媚力追缉令》《机密追缉令》《红粉追缉令》《绑票追缉令》《黑白追缉令》《外星追缉令》《骇客追缉令》《三界追缉令》《扑克牌追缉令》《爱情追缉令》《致命追缉令》《全面追缉令》《圣战追缉令》《外星追缉令》《警犬追缉令》《第六感追缉令》《全面追缉令》《妙探追缉令》《致命追缉令》《癫疯追缉令》《狂魔追缉令》《警犬追缉令》《CIA追缉令》《誓死追缉令》《夜色追缉令》《天涯追缉令》《癫疯追缉令》《妙探追缉令》《海滩追缉令》《杀戮追缉令》……

5. 《风月俏佳人》《律政俏佳人》《律政俏佳人》《电影星光俏佳人》《法庭俏佳人》《风骚俏佳人》《历劫俏佳人》《偷心俏佳人》《骑士俏佳人》《甜梦俏佳人》《醉月俏佳人》《虎胆俏佳人》《星光俏佳人》《剑客俏佳人》《月历俏佳人》《活宝俏佳人》《复制俏佳人》《江湖俏佳人》《隔世俏佳人》《妙手神捕俏佳人》《神偷俏佳人》《欢喜冤家俏佳人》《性感圆椅俏佳人》《双面俏佳人》《甜心俏佳人》《浪漫俏佳人》《福星俏佳人》《云裳俏佳人》《甜心俏佳人》《红粉俏佳人》《球爱俏佳人》

6. 还有一些一名多用的例子，完全对不上号：《威龙猛将》《威龙猛探》《威龙战警》《威龙杀阵》《威龙二世》《威龙任务》《威龙父子》《威龙特警》《威龙任务》《虎胆威龙》《铁甲威龙》《赤子威龙》《逃学威龙》《绝地威龙》《赌命威龙》《宇宙威龙》《夺命威龙》《校园威龙》《弹指威龙》《漫画威龙》《西域威龙》《皇家威龙》《威龙父子》《威龙杀手》……

7. 《Forrest Gump》——《阿甘正传》。咋听起来，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叫“阿甘”的，发生在台湾本省的“阿猫”“阿狗”的故事，让台湾观众嗅到了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毁了一部美好电影。

8. 《终结者》——《魔鬼司令》。记得当年施瓦辛格去台湾宣传其《T-2：Terminator 2》（终结者2）时，对台湾人把自己扮演的机器人称为“魔鬼大帝”，片名译为《魔鬼司令》十分不解，一头雾水，并略显不悦：你们台湾的片名翻译跟我的电影毫不相关，我怎么成了“魔鬼司令”和“魔鬼大帝”了？台湾方面解释，这个译名就是为了体现“猛”的意思，而且《终结者1》在台上映就译成《魔鬼司令》，只能继续沿用。后来在台湾，施瓦辛格的所有电影被冠以“魔鬼大帝”系列，如《魔鬼大帝：真实谎言》等。阿诺·施瓦辛格的这顶“魔鬼”帽子在台湾恐怕是摘不掉了。

9. 《Once Upon A Time In West西部往事》——《狂沙十万里》。译名看似豪迈，其实很愚蠢，与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观众会误以为故事发生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但片中看不到一点狂沙。

10. 《The Professional职业杀手》——《这个杀手不太冷》。一个最弱智、最白痴，自以为是之极的译名。

上述例子不胜枚举，除了“风暴”，不是“战警”，就是“总动员”，没什么新鲜货色。港台这些没文化、愚蠢、恶俗、乏味透顶的电影译名，足以证明港台文化的没落，审美的落后，语言的贫乏枯竭，文采和想象力的丧失。中华汉语语言文字在港台地区也呈现一种退化、枯竭、萎缩现象。

当今中国大陆的流行文化已全盘“港台化”。拙劣的港台文化，象病毒一样对中华正统文化的躯体日益侵嗜，造成恶劣影响——没文化的在从事文化工作，有文化的正在恶俗化和庸俗化。[这位作者不知道，这才是中华演艺事业的优秀传统。港台得其正也。上头那些不着调的片名跟过去的戏名不是异曲同工么？“还魂记”挺明白的，偏要说成不着边际的“牡丹亭”。还有“度世”成了莫名其妙的“三醉”——哪三醉啊？又见法国人把“琵琶记”翻译成琵琶之歌，第一反应是嘲笑他们没文化，这里头哪儿来什么“琵琶之歌”啊？接着却想：“琵琶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翻译我也没招儿啊。原来叫“赵贞女蔡二郎”不是挺明白的么？就算剧中人物名字改了，那就“赵五娘蔡中郎”呗。为什么是“琵琶记”？……贵国演艺界就是爱用黑话起一个不搭调的名字，其来有自。作者引用那些华而不实离题万里的片名，正是贵国烂污传统的延续。至于作者上头说到港台演员的观念，的确也就是过去一班戏曲演员的观念，现在是乌合之众，那时候也是，现在乱七八糟，那时候也都流氓。无非现在少了四功五法的玩意儿，更显稀松，不过跟什么绍兴戏黄梅戏相比的话，基本半斤八两。这句话说中国演艺文化很确切：没文化的在从事文化工作，有文化的正在恶俗化和庸俗化。也因此，如艾未未言，华人文化到哪儿永远是最烂的。要问其中缘故，看过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可以思过半。]但实在不能令观众容忍的是，令人作呕、自以为是的、恶俗的港台电影译名，在我们电影还没看之前，便倒了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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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青海加拉镇发生骚乱六名藏人被捕

2009年03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06北京时间 16:06发表

新华社发布英文报道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加拉镇发生骚乱，官员和政府机构遭袭击，警方逮捕6人。

报道引青海当地政府官员称，截至星期日（3月22日）早晨9时，除6人被捕外，还有89人向警方自首。

报道说，这95人中只有两个人不是喇嘛。

新华社报道称，加拉镇星期六（3月21日）下午发生骚乱事件，有数百人参与，其中包括附近拉加寺的近100名喇嘛。

报道说，骚乱者袭击了加拉镇的公安局，殴打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受轻伤。

而据西藏流亡政府消息，约4000名藏人星期六下午进行示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挥舞雪山狮子旗，高呼“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

西藏流亡政府称，冲突的起因是拉加寺25岁僧人扎西桑波在星期六下午3时30分左右为躲避警方追捕跳入寺庙附近的麦曲河自尽。

据称，警方在扎西桑波的住处发现雪山狮子旗和“可疑文件”。

“谣言”？

新华社报道引加拉镇警方称，骚乱是由“谣言”引发。

报道说，拉加寺喇嘛扎西桑午因涉“鼓吹”西藏独立而遭调查，他在星期六下午从加拉镇公安局逃跑后下落不明。

据称这名喇嘛借口上卫生间翻墙逃跑，有证人说看见他游向黄河对岸，新华社稍早有关报道称警方在黄河边找到他的衣物。

新华社报道引果洛州官员鞠克忠称，警方仍在寻找扎西桑午喇嘛，目前加拉镇“社会秩序已经恢复”，警方在盘问有关嫌疑人。

虽然新华社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到的喇嘛名字不同，但发音相近，相信是同一人。

新华社报道引果洛州官员称，截至星期六下午5时，绝大多数骚乱者已经散去，约30余人在星期日凌晨被劝说离开。

西藏流亡政府称，扎西桑波在3月10日曾经参与拉加寺僧人抗议活动，他们把寺庙大殿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摘下，挂上雪山狮子旗。

局势紧张

据称，这次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加拉寺严密防备。

西藏流亡政府引未具名的消息来源称，加拉镇一带目前局势极为紧张。

这次事件已经是3月以来果洛自治州发生的第二起涉及藏民的群体事件。

果洛自治州班玛县的玛柯河林场3月初曾发生警车和消防车被遭土制炸弹袭击事件。

而在爆炸事件前，当地森林警察的一处检查站遭到数十名村民抗议。

玛柯河林业局副局长时宝国后来说，初步调查认定爆炸事件是普通的刑事案件。

时宝国还说，抗议事件是当地农民和牧民在林场非法砍伐和运输木材，与林业保护部门发生冲突，但不能肯定抗议与爆炸事件之间有联系。

麻生听说此事，由衷叹道：支那上邦不可战胜。

贵国不仅要驱逐穿“和”服的，还应该驱逐穿“西”装的。

母女穿和服在武大樱园拍照遭十余人轰赶

　　(长江商报记者 汪志 通讯员 闫西子 张雨舟 实习生 吴丹平)“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昨日下午3时左右，一对母女在武大樱园内穿和服拍照，引来众多学子围观声讨。

　　两女子樱园内穿和服拍照

　　下午3时左右，两个穿日本和服的女子出现在樱花大道上，年纪较长的穿了件淡紫色和服，另一年轻女孩穿一件彩色和服，两人站在樱花树下合影留念。给她们拍照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随行的还有一位年轻女子。4人都操武汉口音，在樱园逗留了近10分钟，引来很多赏花市民的目光。

　　十多人自发轰赶“和服母女”

　　“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突然，一位穿蓝条纹衣服的小伙子冲他们吼起来，接着一名年轻女子也加入声讨行列。吼声吸引了 10米开外游人的注意。两女子一下被镇住了，马上逃到另一处。随后，十多名年轻人加入声讨队伍，很多围观市民也表示愤慨，责备声越来越大。

　　眼见情况不妙，母女俩没有反驳，立即停止拍照，脱下和服交给随行的年轻女子，收拾东西匆匆离开。记者看到，母亲脸涨得通红，年轻女子安慰刚脱下和服的年轻女孩说：“不要理他们，没什么的，一群神经病。”

　　“只是觉得穿和服拍照好看”

　　记者上前询问得知两人为母女。问她们为什么穿和服来樱园，这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母女表示：“穿和服拍照只是觉得好看，没考虑其他的，没有任何意图。”

　　记者随后寻找那位率先声讨的小伙子，但他已离开。据了解，此人是武汉大学信息学部大二学生。另一位参与声讨的年轻女子表示：“虽然和服有美丽之处，但它毕竟是日本人特有的服饰，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有种异样的感觉。”此外，也有学生认为，这对母女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其他人不该干涉。

吃

解秘一根火腿肠的18种成分

　　记者·杨猛 北京报道
　　2009-03-20南都周刊

　　有多少人会如此认真地解读一根的火腿肠的“内心”？它居然包含了18种物质！从猪到猪肉到火腿肠，看似简单的变化，却映照出食品工业时代下，食品的制作方式，还有食品安全问题。

　　一个煎鸡蛋，两根火腿肠。对于我这样的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人来说，这是最省事的早餐。正由于食品工业的发达，现在我的饮食生活变得如此丰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买到想吃的东西。

　　与惨白的工业鸡蛋比起来，两根红色的火腿肠更能诱惑我的胃：一根猪肉鸡肉混合火腿肠，45克；一根鱼肉火腿肠，80克。

　　它们的价格很低廉：猪肉鸡肉的只要1元，想吃上鱼肉的，我得花上1.5元。它们也确实够方便，不需要加热，撕掉肠衣就能吃。作为早餐，它有点简单了，但是两根香肠所蕴含的400千卡热量，已经足够保证我一个上午的需要。

　　剥开包装皮，它在我的胃里搅动。说实话，它的味道还凑合，但绝不是肉的味道。在猪肉当牛肉价卖的年代，1元一根的火腿肠，当然不可能是纯肉。

　　这一天是3月17日，寻常的北京早晨。《北京青年报》上，刊登着这样的一则消息：广东市场又检出瘦肉精生猪，而电视里，一个营养学家正忧心忡忡地警告说：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和非食用物质的非法添加，正在毁掉中国人的健康。

　　我突然对那根已经吞进肚子里的猪肉鸡肉火腿肠感到担心。谁能保证它没有添加什么奇怪的物质？它会把我体内的平衡搞坏吗？我仔细看了下残留在手中的红色塑料火腿包装。还好，它不是产自广东。

　　这根45克的火腿肠的配料称得上复杂：猪肉、鸡肉、水、淀粉、蛋液、白砂糖、植物蛋白、食用盐、食品添加剂（增稠剂、水分保持剂、食用香精、增味剂、山梨酸钾、红曲米、D_抗坏血酸钠、亚硝酸钠）、猪骨提取物。

　　有多少人会如此认真地阅读一根火腿肠的配料说明？它居然包含了18种物质！红曲米、D_抗坏血酸钠、亚硝酸钠，这些陌生而拗口的化学名词，和实验室随时能着火的化学试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仿佛闻到了漂浮在医院走廊里的那股福尔马林的味道。于是，我决定马上出发，去了解一根火腿肠的生产过程，看看这些成分是如何添加进去的。

　　有多少人会如此认真地解读一根的火腿肠的“内心”？它居然包含了18种物质！从猪到猪肉到火腿肠，看似简单的变化，却映照出食品工业时代下，食品的制作方式，还有食品安全问题。

　　安全的阴影：瘦肉精

　　通过GOOGLE，我找到这样的资料：从1987年中国第一根火腿肠在洛阳春都诞生以来，目前，我国共有火腿肠生产企业30—40家左右，火腿肠产量占整个肉制品产量的三分之一，年销售额达500亿元。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人每年要吃掉几百亿根的香肠，东北、华北人最爱，北方的市场明显好于南方，所以国内火腿肠生产量较大的企业，比如双汇、金锣、雨润等，多半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占到全国总量的80%以上。

　　在北京，想找到一家火腿肠厂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生猪养殖的条件限制，使得一些北京本地火腿肠企业已经停产了。最后，北京顺义的鹏程食品公司，接纳了我的要求。

　　鹏程食品公司，前身是北京顺义肉联厂，已经有50多年历史。它拥有北京最大的安全生猪养殖基地和最大的生鲜肉加工基地，年屠宰能力达到300万头，每天供应北京大概40%的鲜肉市场，但火腿肠生产并不是他们的主项。

　　肉联厂的好处，就是生猪饲养、屠宰和生产都是一体的，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安全系数。他们每天屠宰6000头猪，这些生猪以玉米等纯粮饲料喂养。

　　“像我们这种养殖规模庞大的企业，根本不会使用瘦肉精这种化学添加物，根本犯不上！”鹏程食品公司研发部工作人员刘昌蓉强调说。

　　显然，上个月发生在广东的瘦肉精事件，让各地的猪肉加工企业都倍感紧张。

　　2月份，广州有70人因食用“瘦肉精”中毒，“毒猪”来自湖南省个别不良生猪养殖户，经营者伪造检疫合格证逃避检验。对于广州人来说，这不是第一次。 2001年，广东发生首次瘦肉精中毒事件，导致信宜县和河源两地1200多人中毒，引起了业内重视。3年前，219头瘦肉精超标的生猪在广州被查获，湘潭生猪因此遭广州封杀3个月。而在全国，中毒事件屡有上演。

　　瘦肉精，学名盐酸克伦特罗。不同的包装，代表着它的两种身份：当这种白色结晶性粉末化学原料装在玻璃容器里，它是一种治疗哮喘的处方药原料。由于运动员服用盐酸克伦特罗能长肌肉，属于兴奋剂范畴，而被阻挡在零售药店外，药品批发企业只能向医疗机构、特定企业定点供应；当这种化学原料，按每公斤、甚至几克分装在一小包一小包的塑料袋里，它改叫“瘦肉精”，由人药变成了兽药，身价也翻了几番，来去也更自由。它在2004年的身价是每公斤3000 元人民币，现在行情有所上涨，进入地下销售渠道后，到了猪贩子或者养猪户手上时，身价已变成每公斤5000至10080元人民币。

　　在地下市场，购买瘦肉精原料的销售渠道由两类人维系，一类是饲料厂的业务员，还有一类人是猪贩子，实际上，这是使用瘦肉精最大的人群。在湖南娄底，猪贩子甚至跟养猪户挑明，喂了瘦肉精的猪，价格多加一角，没喂少一角。

　　在鹏程食品公司，我看到每头猪都需要经过安全检测，印上检疫合格证才能屠宰。这是中国目前最常见的生猪安全管理模式，但是生产、检测、监管领域的管理缺失和落后手段，使得私自屠宰的小厂给猪添加瘦肉精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些小厂超量添加，目的就是为了生长得快。”刘昌蓉说。

　　1980年代初，一家美国公司发现弃用的支气管药盐酸克伦特罗可被猪大量吸收，还减少脂肪沉积，明显增加瘦肉率。1980年后期，一些养殖企业和饲料公司将这一“发明”带到了中国，成为一种新型饲料添加剂，在养殖业中推广。一般来说，瘦肉精在出栏前半个月开始喂，效果很明显，长势每天3斤左右，而没有喂瘦肉精的猪只有1.5公斤左右，猪的毛色又好，对于养猪户来说，也是有利可图，而猪贩子赚得更多，以一车生猪120头来算，也有2000多元钱。

　　但是，只要每公斤猪肉残留几微克盐酸克伦特罗就能引发中毒症状，迅速造成心率过速，同时使细胞内血钾降低导致心律失常。对原有心律失常的病人更易发生心肌梗死。在发生多起中毒事件后，1999年，农业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的专项查处，但瘦肉精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难合上。

　　除了瘦肉精外，还有矿物质、抗生素、防腐剂和类激素等违禁饲料的添加，这是生猪屠宰前生产环节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化危机，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威胁仍然没有得到解除。

　　有多少人会如此认真地解读一根的火腿肠的“内心”？它居然包含了18种物质！从猪到猪肉到火腿肠，看似简单的变化，却映照出食品工业时代下，食品的制作方式，还有食品安全问题。

　　养眼的视觉：色素

　　猪栏里，6000头生猪正等待着被宰杀。这是鹏程一天的屠宰量。

　　上午，从一头被屠宰后的长白种猪切割下的肉块，经过10个小时的冷却排酸之后，被工人推送到选修车间。

　　熟练的操作工人操起手刀，把附着在肉块深处的筋膜和碎骨一一剔除，并初步分类：五花肉来做培根，1号肉（脖子部位）做梅花肉。4号肉（后臀尖）和2号肉（肩部）做火腿肠。

　　这些区分好的肉块，随即出现在一侧的注射车间。这儿的场景让我有点紧张。身着类似防化服的工人，只露出两只眼睛，仿佛电影《生化危机》里的场景。

　　操作间的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一个强壮的工人，倾倒一桶粘稠的液体，红色，完全覆盖了码放在不锈钢桶里刚刚选修过的猪肉块。

　　“那些红色的水，是腌制液、盐，还有味精。”刘昌蓉说。

　　“为什么它是红色的呢？”我好奇。

　　“红色是红曲红，这是添加的一种色素。”她解释，添加色素后，未来的火腿肠便具有鲜嫩的肉红色，还有一种名字更为夸张的色素“诱惑红”，也在普遍使用。在食品行业，好的卖相是必不可少的。

　　“红曲红”就是红曲米磨碎以后的粉末。把红曲霉接种到蒸过的大米上，培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得到红曲米了，主要含有潘红、梦那红、潘红胺、梦那玉红胺、梦那玉红和安卡黄素等多种成分。红曲红天然色素在肉制品中的添加量是非常少的，一般是100g肉制品中添加色价为100的红曲红0.02%左右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着色效果，因此从用量上来说它在肉制品中的使用是很廉价的，而相对于许多人工色素如胭脂红来说则是相对的安全。

　　生产商熟知：消费者喜欢这种诱惑。“现实中，很多人都很喜欢肉制品那种红红的颜色。这样生产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刘昌蓉说。

　　在注射车间，这道色素腌制的过程几乎大小通吃。这个“码味”兼“上色”的工序，决定了火腿肠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北京超市的货架上。那些色彩鲜艳得有点夸张的火腿肠，显然和我在家煮的肉色差很大。当然，如果添加点红曲红，我就不会再抱怨自己的厨艺了。

　　为了食品更美观而添加色素，但是它安全吗？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食品科学博士范志红一直在研究食品安全问题。人们对色素的了解，有意无意地把“食用色素”和“工业色素”混为一谈。实际上，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她说：“国家许可的色素只要卫生检验合格，并按剂量、范围使用，就可以合法地添加于食品当中。非食用色素是绝对不能加入食品当中的，加入即是违法行为。”

　　比如说，日落黄、胭脂红和焦糖色素是我国许可使用的食品色素，多数国家都在用。我们常喝的可乐的颜色就是大量焦糖色素带来的；做糖葫芦熬糖的颜色就是自然产生的焦糖色素带来的。苏丹红则不同，它是非食用色素，就好比涂墙、画画用的染料，是绝对不能用在食品中的。

　　但是现实中，滥用色素的危险并不鲜见。范志红发现，一些餐饮店热衷于给熟肉增色，以至于市场上几乎买不到褐色的酱牛肉，牛羊猪肉都是粉红色的，熟鸡肉不是红色就是漂亮的嫩黄，但这都不是正常的颜色，而是加入了很多色素或亚硝酸盐发色剂。

　　一次，范志红吃了某餐厅著名的“老鸭汤”，她发现应该煮熟后呈现灰白色的老鸭肉，却色显粉红，风味口感类似中式火腿。范的专业知识告诉她：如果用红曲之类来染，应当是鲜红色才对，不会是这种粉红色。“毫无疑问，这肉是经过亚硝酸盐发色的，而且量用得不少，顿时我食欲大减。”

　　肉类中富含氨基酸和其他胺类物质，和亚硝酸盐结合之后，非常容易生成致癌的亚硝胺类物质。“假如没有准确的称量定量，很难保证亚硝酸盐的用量精准程度，应用过量造成致癌物残留的危险是相当大的。”范志红提示，“还没有证据把检验合格的食品色素说成有毒物质。”

　　生物学博士方舟子认为：色素只是改善食物的颜色，让食物显得好看，但不一定非用不可。

　　各个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不尽相同。美国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一般比中国严格，更新换代较及时，例如有些合成色素因被发现可能是致癌物，而在美国被禁用，包括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但在中国还在合法使用。由于日落黄、喹啉黄、酸性红、诱惑红、柠檬黄、胭脂红这六种色素以及苯甲酸这种防腐剂被发现能导致儿童活动过度，英国食品标准局（FSA）在2008年4月建议食品企业到2009年时自愿停止使用这些添加剂，它们在中国都还在使用。

　　“国外也注意研发更安全的添加剂，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则很落后。”方舟子说。

　　保鲜的风险：防腐剂

　　在注射车间，和色素一起添加到火腿肉里面的，还有防腐剂。

　　这个过程叫“注射”的确合适不过。腌制完毕的猪肉被工人输送到机器中，反复摔打，调配好的红色腌制液体通过机器针头的压力，注射到肉里面，反复揉搓、充分吸收。

　　“好比给这些肉做按摩，把该加的佐料一次性加够。”刘昌蓉说。这是制作火腿肠的关键一步。今后我们在包装上看到的配料成分，基本在这个过程全部添加完毕。

　　它们包括：色素、盐，味精、防腐剂和保水剂。

　　以90克的火腿肠为例，色素不到0.1%（有些产品是不加色素的）。盐一般在2%左右。保水剂是磷酸盐，目的增加火腿肠的弹性和切片性，比例在0.3%（各个产品比例不同），防腐剂包括山梨酸钾和乳酸链球菌素，比例在0.1%，一般都是复合使用。

　　之后的滚揉车间，机器继续翻滚搅拌，让腌制液继续深入肌体，让岩溶蛋白流出，使之成分紧密，最终具有良好的切片性。

　　然后是灌装和蒸煮。70摄氏度、30分钟（根据火腿肠大小差异时间不同）的蒸煮程序之后，每天有20吨左右的火腿肠，从这里走向了北京的市场。今天的火腿肠加工采用了和过去高温蒸煮完全不同的低温技术。平均七八十摄氏度的低温，是为了保持肉质的软嫩弹滑口感。

　　刘昌蓉说：“如果没有这些防腐剂，火腿肠几天就坏了。消费者在超市就什么也吃不到。”在我早上吃的那根火腿肠包装上，保存期限写着是“两年”。

　　但是添加与否，学问很多。熟食部生产总监刘尔卓刚拒绝了一个四川客户的发货要求，“流通环节太长，不加防腐剂怎么行？不然运到这么远的地方，很可能就坏了。”刘尔卓说。

　　火腿肠的生产有销售半径，一般多在本地市场。他说：“就我自己的消费经验来说，我到超市购买食品一是买有保障的大品牌，一是购买保质期短的。”

　　防腐剂是各类食品添加剂中争议最大的一个品种，我国到目前为止只批准了32种允许使用的食物防腐剂。2000年以前，化学合成的防腐剂是中国食品市场的主流。化学元素以苯甲酸钠、三氯酸钾、亚硝酸盐为主。其中多用于在午餐肉中防腐、发色的亚硝酸盐，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杀伤性，是潜在的致癌剂。而苯甲酸钠、三氯酸钾也多少对人体有害。实际上，盐就是最普遍使用的保鲜剂，乳链菌肽等天然防腐剂相比化学防腐剂虽然更安全，但在国内成本稍高，多在一些高端产品中使用。

　　方舟子介绍，对于现代食品而言，防腐剂的使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防腐剂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如果不使用防腐剂，微生物产生的毒素和食物腐败变质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但由于防腐剂由人工合成，使用不当会有一定副效应，长期过量摄入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在全国添加剂行业里排得上号的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张利胜看来，他接触的中国消费者大多数对防腐剂一知半解。“按照英文字面意思，防腐剂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保存剂’或者‘保鲜剂’。现在弄成一种福尔马林的感觉，让很多人觉得可怕。”

　　张利胜举例说，防腐剂中的山梨酸对小鼠的半数致死量为4.2g/kg，也就是说，如果用在一个体重50kg的成人身上，每天摄入210g山梨酸才可能产生毒性反应，按照食品卫生规定，山梨酸用于酱油中的通常量，是0.5g/kg。也就是说，每天食用420kg酱油，才会造成毒性反应，显然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亚硝酸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是防腐剂中毒性最大的一种，人服用3克就能致死。火腿肠里允许残留是每公斤30毫克。而用天然方法制作的东北酸菜里，每公斤就含有200毫克。添加剂是否有毒有害，跟它的配比度和用量有关系。

　　“只要在安全标准之下，都是安全的。”张利胜说。

　　幸福的错觉：香精

　　在火腿肠的加工阶段，除了色素和防腐剂，添加的还有香精。“目的是突出猪肉火腿肠的香气。但是有些产品为突出原汁原味，则不加香精。”刘昌蓉说。

　　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我胃里充斥的火腿肠香气，原来是错误的味觉效果。

　　在位于北京丰台的北方霞光食品公司，这个号称是国内最大的食品添加剂超市，简单的货架上摆放着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瓶装，袋装，液体，粉末，膏状，牛肉粉香精，苹果香精，面包改良剂，栀子黄色素，新奥尔良烤翅鸡肉粉，几乎囊括了所有食品。

　　我们甘之如饴的鸡翅、面包、果味饮料，它们的诱惑味道，很多来自这些增味剂。比如可口可乐和鲜橙多，主要就是不同的香精和色素等配制。

　　中国食品业养活了上万家做香精的企业,大多食品靠香料,甚至动物饲料也靠香料。现在我国，冷饮饮料应用约占食用香精香料总量的51％，糖果焙烤应用约占25％，调味品应用约占17％，其他应用约占7％。北方霞光的张利胜介绍，这些香精多为天然品和等同天然品，合成的极少。百分之八九十香精都是单体，通过调配制成。“比如牛肉香精，一些酯类和酚类，天然表现出牛肉的香气，我们就把这些加工，把这些单体调出来，就表现为牛肉的特征。只是这种香气没有考虑肉的蛋白，因此并没有营养。”

　　肉里的香气，都是微量元素生成的。但是现在饲养的猪牛羊都是快速生长，而且采用低温加工，没有像过去长时间的熬制，香气自然不浓。“这跟饲养周期短有关，跟生产链有关。以前一头牛长一年，肉能不香吗？”张利胜反问。如果不添加这些没有营养的香气，消费者还能被这些失去了味道的食物吸引吗？

　　张利胜把这归因为快速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为了弥补生产缺陷，这些香精才应运而生。

　　对此说法，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红不以为然。她举例：100斤牛肉经过蒸煮加工，最多只留下60斤牛肉，不添加植物蛋白和淀粉之类的东西行吗？这些成分都是起到填充作用和吸水作用的，顺便，也能帮助企业降低肉肠的脂肪含量和生产成本。而增添了东西，味道自然比原有的淡了，此时增加香精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

　　范志红曾经在学生中间做过调查，结果大多数人表示，如果没有香精的味道，不会选择购买那些饮料。她说：“实际上，这些流行的饮料，我们就是喜欢它们的味道，喝的也是香精的味道，我们被它的味道欺骗。如果没有这些香味，我们还会对那些饮料青睐有加吗？”

　　可怕的是非食用物质

　　“实际上，肉制品让人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成分，而是其中的脂肪和盐分。”

　　范志红说，为了改善切片性能，突出肉类香气，肉肠中一般都会加入较多的动物脂肪，而动物脂肪富含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比加入淀粉更糟糕。为了提高防腐性能，商家都会加入过多的盐，并用各种调味料让盐味显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但如果习惯了这种浓重的口味，就会吃不惯清淡口味的食品，影响儿童一生的饮食习惯，并埋下未来发生高血压的隐患。

　　色、香、味，原来都是错觉。

　　当我终于参观完一根火腿肠的制造过程后，弄清楚火腿肠的成分后，胃里一阵泛酸。

　　但我有别的选择吗？在超市里，我试图去寻找没有添加任何成分的食品，可惜没找到。即使是蔬菜和水果，这些天然非加工食品，也笼罩在农药、抗生素、激素等阴影之下。一个数据表明，人类的食物97%都含有添加剂，有2000多种添加剂正充斥我们的生活。2007年全国的添加剂总产量高达524万吨，从中获得销售收入529亿元。

　　范志红的学生曾经在北京海淀区的超市对136种肉制品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72%含有发色亚硝酸盐（增色），46%含有防腐剂，41%含有植物蛋白。调查还发现，肉制品中大多添加了增味剂，也就是增鲜剂。

　　方舟子说，不要把非法的添加物和合法的添加剂混淆，在加工食品中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难以避免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必要的。他说：“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该不该使用添加剂的问题，而是添加剂的使用量是否恰当，添加剂名单是否能即时更新。既不要一概排斥食品添加剂，也要反对滥用食品添加剂，同时要尽量使用更安全的添加剂。”

　　日本“食品添加剂之神”安部司曾计算：一个人每天摄取的添加剂大约10克，一年约4000克,与人均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大体相当。光吃一个三明治，就可能同时吃进去乳化剂、酵母粉、调味料、pH调整剂、磷酸盐、香料等20多种添加剂。每一种添加剂尽管都经过了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但复合摄取的结果究竟如何，却是未知和模糊的。

　　范志红觉得，添加剂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添加其他一些非食用的物质。

　　明矾油条、滑石粉面条、漂白粉馒头、大头婴儿毒奶粉、地沟食用油、黑色素酱油、毒粉丝、甲醛啤酒、注水猪肉、蓝耳猪肉、炭疽病牛肉、禽流感鸡鸭、工业食盐、吊白块味精、孔雀绿鱼肉、高浓度残留蔬菜瓜果、外加苏丹红咸蛋、抛光陈米、硫磺银耳、三聚氰胺奶粉、福尔马林鸡爪，这些化学物质从未被批准添加到食品中，不属于食品添加剂，却成为食品的主角。

　　曾有网友这样无可奈何地描绘我们一天的“幸福”生活：“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做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鳝，再加一碟敌敌畏喷过的白菜，盛两碗陈化粮煮的毒米饭；晚上蒸一盘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做的腊肉，沾上点毛发勾兑的毒酱油，夹两片大粪水浸泡的臭豆腐，还有用福尔马林泡过的凉拌海蜇皮，抓两个添加了漂白粉和吊白块的大馒头，还喝上两杯富含甲醇的白酒。唉……这日子过的真是那个爽！”虽是极尽调侃之能事，其中的几多心酸和无奈。

　　在范志红看来，在这个消费决定生产的时代，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要想真正避免摄入大量食品添加剂和危险食品，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购买新鲜天然的食品原料，花费一些时间，按照传统的方式，亲自动手制作健康的家庭食品。

　　肉制品里含有多少添加物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范志红曾经去超市做了一次食品添加剂的调查，共调查肉制品136种，其中包括西式肉制品45种，中式肉制品46种，肉松肉干类29种，肉类半成品9种，速冻肉制品5种和肉罐头2种。结果发现：

　　98种含有发色剂亚硝酸盐，占72%没有标注的多是散装中式肉制品，它们虽然颜色也是粉红色，可是没有标注任何原料成分。
52种含有着色剂，占38%主要是红曲红、诱惑红、辣椒红和胭脂红。除了诱惑红之外，都是天然色素。
35种含有磷酸盐，占26%最常用的是三聚磷酸钠。它既能增加保水性，又能帮助抑制氧化和腐败，但也会干扰钙和多种矿物质的吸收。
62种含有防腐剂，占46%包括乳酸菌产生的乳链球菌素，还有丙酸钠、山梨酸钾和脱氢醋酸钠。56种含有植物蛋白，占41%；
49种含有淀粉，占36%。这些成分都起到填充作用和吸水作用，也能帮助降低肉肠的脂肪含量和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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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大国是如何炼成的

实习生·熊巧 记者·杨猛 北京报道

　　非食用物质在食物供应每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加入。比如瘦肉精就时常被不良商贩加到猪饲料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留下了古人对食物保鲜的最早观点。如果那时有防腐剂，孔夫子就不用担忧了。

　　和孔子的那个年代相比，今天中国食品的生产、加工、经销、售卖和消费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食品从田间到餐桌之间的链条被拉得越来越长，食品添加剂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了食品中去。与此同时，对食品最基本的要求：安全，也受到了挑战。从油条、豆腐开始

　　中国应用添加剂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早在东汉时期，就使用盐卤作凝固剂制作豆腐。从南宋开始，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就有了记载,是老百姓早餐桌上物美价廉的食品。国人吃了上千年的油条、豆腐，历史上尚未出现一例长期吃这种食品产生的中毒事件。

　　亚硝酸盐大概在800年前的南宋用于腊肉生产。公元6世纪，农业科学家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天然色素用于食品的方法。

　　泡菜的历史有几千年了。加工过程中先民不自觉使用了食品添加剂，过去的食盐、海盐等全都是粗制天然盐，正是泡菜口感变脆的因素。

　　世界范围内，公元前1500年，埃及用食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公元前4世纪，人们开始为葡萄酒人工着色。最早使用的化学合成食品添加剂是1856年英国人W．H.Perkins从煤焦油中制取的染料色素苯胺紫。

　　到目前位置，全世界食品添加剂品种达到25000种，其中80%为香料。直接食用的有3000-40000种，常见的有600到1000种。

　　从数量上看，越发达国家食品添加剂的品种越多。美国食品用化学品法典中列有1967种，日本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约有1100种，欧盟允许使用的有1000到1500种。

　　这个名单也在调整中。溴酸钾作为面团调节剂在发达国家已有8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很多国家的研究报告显示，过量使用溴酸钾会损害人的中枢神经，血液及肾脏并可能致癌。中国在2005年7月1日下达了“禁止使用溴酸钾”的命令。

　　食品添加剂市场在中国规范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公司的副总经理彭冲回忆说：“大概1996年才开始，都是化工店和小门市形式的，这边卖化肥，那边就卖食品添加剂，都用麻袋装。这造成一种错觉，大家认为添加剂跟农药是一样性质的。”

　　1996年，国家出台了GB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添加剂开始大量应用于食品加工了。10年后，2007年国家颁布了更严格的食品添加剂国标，从过去禁止放什么添加剂，具体到每种产品允许放什么。

被误解的食品添加剂

　　1992年，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公司张利胜从大连工业大学的食品工程系毕业，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工厂，于是他就到一家食品加工厂当上了技术员，研究饮料、肉类、果酱、罐头，经常是春夏两季加工水果，冬天加工肉类。

　　在那家厂干了8年后，张利胜又去了另外一家食品加工厂，专门研究肉制品的生产配方。“当年刚接触食品添加剂,真是有点恐慌,觉得添加剂有点像毒药。”而现在，他认为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

　　这个观点，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不谋而合。“大规模的现代食品工业，就是建立在食品添加剂的基础上的。因为消费者对食物的外观品质、口感品质、方便性、保存时间等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所以要想按照家庭方式来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不加入食品添加剂，只怕大部分食品都会难看、难吃、难以保存，或者价格高昂，消费者是无法接受的。”

　　范志红不认为食品添加剂是魔鬼。“实际上，国家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整体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在正常用量下不会引起不良反应。对于加工食品来说，如果没有这些食品添加剂，就很难想象食品能有足够的时间运输和出售，也很难想象消费者能够吃到放心的食品。”

　　中国食品供应的工业化进程基本可以认为是大约20年前开始，20年时间还不足以让中国建立完全可靠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用了一百多年。工业化程度越高，对食品加工的要求就越高，加到食品里的非食用物质也越多。这其中有合法无害的添加剂，也有非法有毒的添加物。随着食品工业化日益加深，中国人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把生化技术制造出来的东西吃了下去。

　　旅美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网名）介绍了一段美国食品安全发展早期的历史。1906年有位以社会小说和揭露丑闻闻名的作家 Upton Sinclair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Jungle》，描写了一个肉加工厂的恐怖情形。肮脏、杂乱，就跟我们的社会中时不时爆出的“黑心作坊”一样。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经常让人吃不下饭。当时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主管，一位叫哈维·威利的化学家，组织一些勇敢的志愿者进行了“神农尝百草 ”的实验——他们大量服用甲醛（防腐剂）、硼酸（膨松剂）以及其他一些当时人们往食品里加的东西，最后导致生病。《The Jungle》和哈维的实验，促进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由哈维领导的农业部化学局对食品药品的生产销售进行管理。这个部门就是FDA的前身。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由此逐渐建立。

　　在中国食品工业化早期，食品安全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食物从田间到餐桌的链条并不长。用范志红的话来说，就是那时候有东西吃就不错了，食品安全意识无从谈起。

　　但范志红说，其实那时候的食品安全事故并不少。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因食用毛蚶引起甲肝大暴发，涉及30万人。那时，往辣椒粉里掺红砖粉之类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没有食品安全意识，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那时掺什么都毫无顾忌。

　　据卫生部资料，1982年，中国食品卫生合格率是61.5％，1994年上升到82.3%，2001年提高到88.6%。正是从2001年开始，食品安全事件进入公众视野，频度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围剿非食用添加物

　　作为业内人士，张利胜对媒体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妖魔化报道，一直耿耿于怀。他说：“大家重视食品安全是好事。但是三聚氰胺、苏丹红，根本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填充物，说白了，放这些东西就是投毒，但是大家把这些都归因为食品添加剂惹的祸。”

　　我国当前约有2亿多的农户在以小作坊等分散的方式生产初级农产品，包括我们所吃的粮食、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等，由于他们的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农民缺乏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和法律意识，因此出现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是难以避免的。

　　梳理中国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从饲料肥料、种养、屠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食物供应的整个链条，日益工业化。每个环节都有安全漏洞。各种名目的非食用物质在每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加入到食品中，甚至完全是用化学材料“制造”出来的食品也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市场。

　　2001年3月至9月，广东中洋饲料有限公司因购买“瘦肉精”生产猪用混合饲料，导致河源600多名市民中毒，成为震惊一时的大案。该公司原经理林清源被判有期徒刑4年。

　　2004年，阜阳发生劣质奶粉事件，12名婴儿因食用这种没有营养价值的“空心奶粉”而死亡，229名婴儿因此营养不良。劣质奶粉是用淀粉、蔗糖替代乳粉，奶香精调香调味而成。

　　2004年5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揭露龙口粉丝掺假。一些粉丝生产商为降低成本，掺入粟米淀粉，为了增白，使用有致癌作用的碳酸氢铵化肥、氨水进行增白。龙口粉丝这一历史名牌也被非法添加物攻陷。

　　而苏丹红事件则突显了食品供应全球化安全的可怕之处。

　　2005年2月，英国食品标准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份通告：亨氏、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的产品中可能含有具有致癌性的工业染色剂苏丹红一号。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禁“苏丹红一号”的行动席卷全球。最后，广州市增城区田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红一号的食品添加剂被认定为这次全球性食品安全事件的源头。

　　就在英国警告之后，2005年2月23日，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清查在国内销售的食品（特别是进口食品），防止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被销售及食用。当年3月29日，中国紧急制定了食品中苏丹红染料检测方法的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

　　“目前，已经有17种非法添加物被列入黑名单。”张利胜介绍。

立法求解

　　在中国食品行业，目前使用的技术标准99.8%由国外制定的。国外一般按产品定标准，标准与产品一一对应；中国则是按类别划分，如各种蔬菜只有一个标准—蔬菜类。因此同样，一个农药残留物，国外有2000多项标准，中国只有100多项。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国外技术标准的修改周期一般是3到5年，而中国技术标准更新速度较慢。如牛奶，1986年制定了国家生鲜牛奶收购标准 GB6914-86。该标准规定牛奶中的微生物指标，国家一级奶应小于50万个/毫升、二级奶100万个/毫升、四级奶则达到400万个/毫升。而美国、加拿大规定，如牛奶中微生物超过5万个/毫升，就要从严处罚。

　　监管标准缺位外，法律成了食品安全的保障稻草。从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食品卫生法（试行）》，我国第一部食品卫生专门法律诞生至今，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但是多头管理和监管失控，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法》，2月28日正式出台。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建仙认为，《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食品安全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但卫生行政部门是否就要因此承担所有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还有待考量。

　　近年来， 虽然更多的食品安全事件曝光于公众视野，但很多专家并不对中国食品安全的未来感到悲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因为长期为食品企业辩护，成为网友攻击的对象。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应该说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来讲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它具体的标志就是我们国家总的食品合格率在15年以前大概只有50%到60%，而现在已经达到了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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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胃里有多少添加剂

　　记者·石宴瑜 实习生·李颖娟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目前我国食品添加剂目录中有1960多种添加剂，共有22类。

　　分别是（1）防腐剂（2）抗氧化剂（3）发色剂（4）漂白剂（5）酸味剂（6）凝固剂（7）疏松剂（8）增稠剂（9）消泡剂（10）甜味剂（11）着色剂（12）乳化剂（13）品质改良剂（14）抗结剂（15）增味剂（16）酶制剂（17）被膜剂（18）发泡剂（19）保鲜剂（20）香料（21）营养强化剂（22）其他添加剂。防腐剂——常用的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二氧化硫、乳酸等。用于果酱、蜜饯等的食品加工中。

　　抗氧化剂——与防腐剂类似，可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常用的有维C、异维C等。

　　着色剂——常用的合成色素有胭脂红、苋菜红、柠檬黄、靛蓝等。它可改变食品的外观，使其增强食欲。

　　增稠剂和稳定剂——可以改善或稳定冷饮食品的物理性状，使食品外观润滑细腻。他们使冰淇淋等冷冻食品长期保持柔软、疏松的组织结构。

　　营养强化剂——可增强和补充食品的某些营养成分如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无机盐等）。各种婴幼儿配方奶粉就含有各种营养强化剂。

　　膨松剂——部分糖果和巧克力中添加膨松剂，可促使糖体产生二氧化碳，从而起到膨松的作用。常用的膨松剂有碳酸氢钠、碳酸氢铵、复合膨松剂等。

　　甜味剂——常用的人工合成的甜味剂有糖精钠、甜蜜素等。目的是增加甜味感。

　　酸味剂——部分饮料、糖果等常采用酸味剂来调节和改善香味效果。常用柠檬酸、酒石酸、苹果酸、乳酸等。

　　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是面粉增白剂的主要成分。我国食品在面粉中允许添加最大剂量为0.06g/kg。增白剂超标，会破坏面粉的营养，水解后产生的苯甲酸会对肝脏造成损害，过氧化苯甲酰在欧盟等发达国家已被禁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

　　香料——香料有合成的，也有天然的，香型很多。消费者常吃的各种口味巧克力，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各种香料，使其具有各种独特的风味。酸奶

　　果胶（增稠剂）

　　副作用：有的增稠剂是淀粉水解产生的糊精、改性淀粉等，它们本身无毒无害，但容易升高血糖，甚至可能导致更剧烈的血糖反应。

　　标准：我国允许使用的有琼脂、明胶、卡拉胶等25种。

　　推荐：目前使用广泛的是卡拉胶、黄原胶以及改性淀粉、纤维素等自然界存在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

　　（酸奶含有防腐作用的乳酸和乳酸菌素，所以不需添加防腐剂。）冰激凌、雪糕

　　着色剂：日落黄、柠檬黄、胭脂红、苋菜红、亮蓝等都是食用合成色素，也称食用合成染料。

　　副作用：因对人体有害，不能用于糕点及肉制品。

　　标准：我国规定，任何婴幼儿食品中严禁使用任何人工合成色素。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冷藏肉品

　　山梨酸钾（防腐剂）

　　与水果的梨无关，山梨酸（钾）能有效地抑制霉菌，酵母菌和好氧性细菌的活性，还能防止肉毒杆菌、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有害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推荐：山梨酸钾抗菌力强、毒性较小，可参与体内正常代谢，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但价格较贵，不少国家已开始逐步用它取代苯甲酸钠。

　　亚硝酸钠（护色剂）

　　不仅可以使肉制品色泽红润，还可以抑菌保鲜和防腐，目前还没有其他更为理想的添加剂替代它。

　　副作用：过量食入可麻痹血管运动中枢、呼吸中枢及周围血管，更可疑的是有一定致癌性。

　　标准：亚硝酸钠可按GBl907国标生产作为食品添加剂，按GB2760规定量添加，肉食中最大使用量是0.15克／千克，肉食中亚硝酸钠残留量在罐头中不得超过0．05克／千克；肉制品不得超过0.03克／千克。世界食品卫生科学委员会1992年发布的人体安全摄入亚硝酸钠的标准为 0-0.1毫克／千克体重，按此标准使用和食用，对人体不会造成危害。

　　D-异抗坏血酸钠（抗氧化剂）

　　被中国食品添加剂协会评为“绿色食品添加剂”，可保持食品的色泽，自然风味，延长保质期，主要用于肉制品、水果、蔬菜、罐头、果酱、啤酒、汽水、果茶、果汁、葡萄酒等。

　　它能防止腌制品中致癌物质——亚硝胺的形成。

　　副作用：基本无害，但是过量摄入会导致一系列的肠道与皮肤疾病。

　　红曲红（着色剂）

　　天然红色素，是微生物发酵的产物，目前并未发现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可以用在调制乳、冷冻饮品、果酱、腐乳、糖果、方便米面制品、饼干、腌腊肉制品、醋、酱油、饮料、果冻、膨化食品上，不允许用在生鲜肉或调理肉制品中。

　　速冻面点食品（汤圆等）

　　糖精钠、甜蜜素、山梨酸、苯甲酸

　　糖精钠（甜味剂）

　　糖精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又称可溶性糖精，是糖精的钠盐。一般认为糖精钠在体内不被分解，不被利用，大部分从尿排出而不损害肾功能。（果脯大量含有）

　　副作用：致癌的可能性尚未完全排除。

　　标准：糖精钠的最大使用量是0.15克/千克、婴幼儿食品中不得使用。在美国，凡是添加糖精钠做甜味剂的食品，均要求标有“糖精钠能引起动物肿瘤”的警告语。

　　甜蜜素（甜味剂）

　　甜蜜素是目前我国使用最多的甜味剂，成分是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经英、法、德等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卫生当局指定可使用之新合成甜味料。调配于清凉饮料，加味水及果汁汽水最适宜。罐头、酱菜、饼干、蜜饯凉果等均有使用。

　　副作用：对肝脏及神经系统有影响，对代谢排毒能力较弱的老人、孕妇、小孩的危害则更为明显，目前我国常出现食品甜蜜素使用过量的情况，出口食口也曾因甜蜜素超标被退回。

　　标准：国际市场大多要求检测甜蜜素产品微生物指标，而我国的国标却没有该项要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在30多年前就全面禁止使用甜蜜素，日本也禁止在食品中使用甜蜜素。

　　苯甲酸（防腐剂）

　　苯甲酸和苯甲酸钠常在碳酸饮料、低盐酱菜、酱类、蜜饯、葡萄酒、果酒、软糖、酱油、食醋、果酱等食品中使用。

　　标准：美国FDA规定，苯甲酸被列为安全类食品添加剂，但毒性较山梨酸高。

　　抗结剂、稳定剂

　　核苷酸（营养强化剂）

　　最大使用量0.58 g/kg。增强鲜味。

　　磷酸三钙（抗结剂）

　　拥有抗凝、水分保持等多功能，最大使用量10g/kg。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奶粉

　　抗氧化剂，氢氧化钾，柠檬酸，碳酸氢钠，磷脂，抗坏血酸棕榈酸酯

　　磷脂（乳化剂）

　　磷脂可以防衰老﹑降低胆固醇等，具有乳化和润湿性。

　　标准：大豆磷脂制品被各国列为安全的多用途天然食品添加剂。

　　抗坏血酸棕榈酸酯（抗氧化剂）

　　维生素类抗氧化剂L－抗坏血酸及其盐类是常用的水溶性抗氧化剂。

　　标准：获国际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批准使用，每天摄入量为1.25g/kg体重。在美国、欧盟都获批。在中国，L—抗坏血酸棕榈酸酯也是唯一允许添加到婴儿食品中的抗氧化剂。

　　咖啡

　　二氧化硅（矽）（抗结剂）

　　能解决产品因吸潮受压形成的结块，同时具有吸附作用，是一种优良的流动促进剂。用于蛋粉、奶粉、可可粉、糖粉、植物性粉末、速溶咖啡、粉状汤料。

　　黄原胶（汉生胶）（增稠剂）

　　最大使用量10g/kg。

　　鸡精、味精

　　谷氨酸钠，食用香精，呈味核苷酸二钠

　　谷氨酸钠（增味剂）

　　您可能会有这种经验——往鸡汤中加一些盐，味道会更加鲜美。这是因为鸡肉当中富含谷氨酸这种氨基酸，您又放了一些氯化钠盐进去，便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制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

　　副作用：在消化过程中能分解出谷氨酸，后者在脑组织中经酶催化，可转变成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摄入过多时，对人体中各种神经功能有抑制，从而出现眩晕、头痛、嗜睡、肌肉痉挛等一系列症状。

　　呈味核苷酸二钠（增味剂）

　　常与谷氨酸钠并用，其用量约为味精的2%~10%，并有“强力味精”之称。

　　食用植物油

　　抗氧化剂

　　食用油中通常使用化学合成抗氧化剂，我国允许使用的抗氧化剂品种有BHA、BHT、没食子酸丙酯、异山梨酸钠、维多酚等。抗氧化剂主要用于防止油脂氧化。
　　二丁基羟基甲苯（BHT）

　　BHT是我国主要的抗氧化剂。我国规定可用于食用油脂、油炸食品、饼干，最大使用量为0.2g/kg。

　　没食子酸丙酯（PG）

　　PG对猪油的抗氧化能力较BHT强些，我国规定可用于食用油脂、油炸食品、饼干等制品中，最大使用量0.1g/kg。为了达到更好的抗氧化效果，往往几种抗氧化剂复合使用。

　　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低毒抗氧化剂，具有良好的抗细菌、霉菌的作用，可增强高油水食品的防腐保鲜效果。用于食用油脂、油炸食品、饼干、方便面等。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面粉

　　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增白剂）

　　过氧化苯甲酰中含有微量砷和铅，欧盟等发达国家1997年已禁止将过氧化苯甲酰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过氧化苯甲酰主要是通过氧化作用，使面粉中的色素氧化分解达到增白的目的，本身还原为苯甲酸残留在面粉中。

　　副作用：过氧化苯甲酰除了增白作用外，不能改善小麦粉的质量。

　　标准：所有欧盟成员国规定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都不得用于任何食品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规定，过氧化苯甲酰不得用于小麦粉中，仅可作其他食品的加工助剂使用，其最终残留物不得超过40mg/kg。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批准在面粉中使用过氧化钙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批准氧化钙仅限于面包中使用。我国批准的使用量是500ppm，是美国的7倍，加拿大的5倍。

　　陈醋、果醋、白醋

　　苯甲酸钠，山梨酸钾（见前文）

　　可乐

　　阿斯巴甜（甜味剂）

　　又称甜味素、天苯糖等。这种低热量甜味剂比普通糖甜约200倍，1克的阿斯巴甜约有4千卡的热量。

　　标准：安全性高，被联合国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列为GRAS级(公认安全)，至今已有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的6000多种产品中19年的成功使用经验。我国于1986年批准在食品中应用，常用于乳制品、糖果等。

　　副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规定，阿斯巴甜每日允许的摄取量为每公斤体重40毫克，且孕妇及哺乳的母亲最好不要食用。不过，国内食品包装上一般都不标注添加量，阿斯巴甜不适合苯丙酮酸尿患者使用，美国使用商家要求在标签上标明“苯丙酮尿患者不宜使用”的警示。有医生建议，怀孕的妇女最好不要食用阿斯巴甜。

　　蔗糖素（甜味剂）

　　在蔗糖加工的基础上提取而成，在很多用途上能取代蔗糖，适用于碳酸饮料到烘焙食品等十多类食品中。是目前唯一以蔗糖为原料生产的功能性甜味剂，其甜度是蔗糖的600倍。

　　标准：FDA于1988年批准蔗糖素可以被用于15类食品，包括作为餐桌上的甜味剂以及用于饮料、口香糖、冷冻甜点、果汁和果冻等食品。1999年，FDA批准蔗糖素作为通用甜味剂用于所有食品。

　　茶饮料

　　安赛蜜（甜味剂）

　　它是一种常见人工合成的新型甜味剂，是中老年人、肥胖病人、糖尿病患者理想的甜味剂，具有对热和酸稳定性好等特点，是目前世界上第四代合成甜味剂。甜度是蔗糖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主要在焙烤食品和酸性饮料中使用。

　　副作用：摄入过量会对代谢排毒能力差的老人和儿童构成危害，国家质检总局规定在葡萄酒生产中禁止使用这种甜味剂。

　　标准：我国卫生部于1992年5月正式批准安赛蜜用于食品、饮料领域，但不得超标使用，其使用量为0.3克/千克。安赛蜜的安全性高，联合国FAO/WHO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同意安赛蜜用作A级食品添加剂。

　　维生素饮料

　　柠檬酸钠（酸味剂）

　　制备柠檬酸钠的原料基本来源于粮食，因而安全可靠，对人类健康不会产生危害。

　　标准：联合国粮农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该品属于无毒品，对其每日摄入量不作任何限制。我国也规定，柠檬酸钠可以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运动饮料

　　柠檬酸（酸味剂）。

　　柠檬酸普遍用于各种饮料、糖果、点心、乳制品等食品的制造。

　　副作用：过量摄取，儿童可能表现出神经系统不稳定、易兴奋；大人则为肌肉痉挛等。基于柠檬酸对钙的代谢可产生的影响，经常食用罐头、饮料、果酱、酸味糖果的人们，要注意补钙。胃酸过多、龋齿和糖尿病患者不宜经常食用柠檬酸。柠檬酸不能加在纯奶里，否则会引起纯奶凝固。

　　功能饮料

　　牛磺酸（营养强化剂）

　　又称α-氨基乙磺酸，最早由牛黄中分离出来。是一种含硫的非蛋白氨基酸，在体内以游离状态存在，不参与体内蛋白的生物合成。

　　标准：美国、日本等国规定，婴幼儿以及儿童食品中必须添加牛磺酸。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液体咖啡

　　咖啡因（其它）

　　副作用：大剂量或长期使用也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特别是它有成瘾性，一旦停用会出现精神萎顿、浑身困乏疲软等各种戒断症状。咖啡因就不仅作用于大脑皮层，还能直接兴奋延髓，引起阵发性惊厥和骨骼震颤，损害肝、胃、肾等重要内脏器官。

　　果汁

　　常见添加剂为着色剂。参见冰淇淋栏目

　　豆奶

　　卡拉胶（增稠剂）参见酸奶栏目

　　面包、蛋黄派

　　山梨醇酐单硬脂酸酯（司盘60）（乳化剂）

　　加入后可使面包柔软，延缓老化，能明显提高焙烤制品质量。用于糕点，与其他乳化剂复配使用，可使糕点原料中的水分、奶油等分布均匀，形成细密的气孔结构，改善蛋糕的质量。

　　方便面

　　着色剂、抗氧化剂、增稠剂（分别参见前面条目）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膨化食品

　　焦糖色（着色剂）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均已确认焦糖是安全的，但对其四-甲基咪唑作了限量的规定。

　　饼干

　　膨松剂是在以小麦粉为主的焙烤食品中添加，使之口感柔松可口、体积膨大。

　　标准：我国准许使用的蓬松剂有碳酸氢钠、碳酸氢铵、磷酸氢钙、硫酸铝钾（钾明矾）、碳酸钾、沉淀碳酸钙、复合疏松剂等。

　　副作用：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膨松剂中的铝对人体健康不利，因而正在研究减少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等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

　　口香糖

　　木糖醇（甜味剂）

　　木糖醇是一种具有营养价值的甜味物质，也是人体糖类代谢的正常中间体。健康的人，即使不吃任何含有木糖醇的食物，100毫克血液中也含有 0.03-0.06毫克的木糖醇。在自然界中，木糖醇广泛存在于各种水果、蔬菜中，但含量很低。商品木糖醇是用玉米心、甘蔗渣等农业作物中，经过深加工而制得的。热量低是它的一大特点：每克2.4卡路里，比其他的碳水化合物少40%。木糖醇从60年代开始应用于食品中，成为糖尿病人欢迎的一种甜味剂。木糖醇是防龋齿的最好甜味剂。

　　副作用：木糖醇不会被胃里的酶分解，直接进入肠道，吃多了对胃肠有一定刺激。由于木糖醇在肠道内吸收率不到20％，易在肠壁积累，造成腹泻。

　　被膜剂（防腐剂）

　　可防止微生物入侵，抑制水分蒸发或吸收和调节食物呼吸作用。

(XYS20090320)

消息本身不新鲜，好处在标题：

奥巴马萨科奇马英九达赖看后一言不发，惊呼中国军队不可战胜

假装文艺 @ 2009-3-21 9:25 评论(0) 推荐(0) 引用通告 分类: 独裁者宿敌

新华网3月20日报道 今日中午，重庆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向华龙网记者透露，3月19日19时42分，位于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的某驻渝部队营房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哨兵经抢救无效身亡，歹徒抢走自动步枪一支。

接警后，重庆警方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方案，警方各警种全力投入侦缉工作。

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此案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王鸿举等领导相继作出批示，要求全力侦破此案。

警方根据现已掌握的现场情况，已将此案列入反恐打击范畴。

瘦身奇迹

這是朝鮮媒體2009年1月23日公佈的金正日迎接王家瑞的照片。


這是朝鮮媒體2009年3月15日刊登的照片。金正視察人民軍1811炮兵部隊，並觀看射擊訓練。


朝鮮媒體3月20日刊登最高領導人金正日視察學校的場景，換上春裝的金正日比起去年明顯消瘦。

【大公網訊】朝鮮媒體3月20日刊登最高領導人金正日視察學校的場景，換上春裝的金正日比起去年明顯消瘦，臉部及下巴出現明顯皺紋。

孔捷生：草泥马之歌，骂出一个新中国

苹果日报/近日，一支《草泥马之歌》热爆网络。盖汶川地震没能「痛出一个新中国」，京奥没能「奥出一个新中国」，新年伊始更遭大规模封网，于是网民便要「骂出一个新中国」，那是嬉笑怒骂之骂。于是一夕之间，草泥马这种「戈壁神兽」，就成了叛逆者的偶像。

草泥马的故事很有趣，先有不满网络审查制度的「反斗星」凭空杜撰了一段《战国策．楚策四》：「伯乐多良马，其有邻亚犁，曾与人言：我亦善识马，有一骏马，伯乐不及。人皆疑，欲观之。亚犁恐，乃以草泥置一卧于槽中。众人视之笑其蠢，皆曰：此何良驹，卧槽泥马尔。」卧槽泥马是甚麽意思，只要用普通话读，便知是一句国骂。

故事发展至此，本属无厘头的恶搞。孰料某不学无术的博士被「忽悠」了，竟引用这段《战国策》去论证卧槽泥马的出处，还刊登于党报《解放日报》。从此卧槽泥马就升级成「草泥马」（操你妈），成了一个反叛颠覆的词彙。无数视频、卡通、漫画与网帖把草泥马捧成盛世象徵，甚麽巨龙、凤凰、麒麟统统靠边站，草泥马才是国之瑞兽。

草泥马的传说还在发展之中，牠被誉为戈壁上的珍稀物种（请用普通话连读「草泥马」「戈壁」），但是「河蟹」（和谐）侵入了马勒戈壁（北京话：妈×个×），危及草泥马的生存，但草泥马顽强地打败了河蟹，保衞了自己的领地。

《草泥马之歌》表现的是网民的机智和统治者的愚蠢。须知互联网的发达和搜索功能及自动翻译软件的日益完善，使中国大陆进入一个下智而上愚的时代。就以胡锦涛为例，长达十几年的「储君」岁月，令他临深履薄，装愚守拙，甚至不能放纵自己的兴趣、好奇心和求知慾，书柜及桉头里除了党的文件、马列毛邓着作，都不敢放其他书籍。相比爱哭的温家宝，胡的七情六慾控制得连泪腺都萎缩了，乃至去「上网亲民」都要严加筛选，只能回应「假网民」事先拟好的话题──哀哉！

和他的前辈和同僚相比，胡锦涛确係一个平庸的好好先生。本朝之治在于「和谐」，今年要旨在于「保稳」，不到万不得已，他尽量不去製造新的敌人。目下大肆封网，亦非有意激起民怨，无奈专权制度天生容纳不了人民过于活跃的思维和想像力，它只适合统治低智的、单向忠顺的愚民，哪怕口是心非的小人也无任欢迎，只要你假装拥护他们就可以了。

然而，响彻网络的《草泥马之歌》，宣示：民智不可侮。眼见六四忌日将近，官府不许哭，就骂。不许骂，就笑。连笑都不许，就成了草泥马都不能生存的「马勒戈壁」，那是无声的中国──一个没有生命与性灵的荒漠。

在贵国旅游，做功课也白做，不如不做

小朋友显然认真做了功课。可他见到的材料全是胡编滥造的。粗看了一下，头一段就错误连篇，不知什么垃圾读物里看来的。第二段是垃圾读物常用的所谓古典造园艺术的大水词儿。第三段最绝，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新近编出的拆字的美丽的传说（不说相关基本事实的张冠李戴）——这类杜撰，要是出在明清还则罢了，可偏偏出在二十一世纪。编这种故事有意思么？
很同情这位小朋友，被毒害的。贵国连一个园子的历史都不能如实告诉公众，还能有什么可信的？

[苏州] 拙政园　2006-08-12 16:19

因缘天定
http://scujun.blog.163.com/blog/static/1171155200671241990/

苏州园林之首，首推拙政园。其名早在读《苏州园林》一课时便知晓，十数年后终得一见，快事。

拙政园在苏州市中心北面，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初看地图，很奇怪这座闻名的园子在如此闹市的地方。即使回溯五百年前拙政园初建之日，这块流水护岸，绿柳成荫的地界，也应早已熙熙攘攘，要选作清修之地未免太喧闹了些。拙政园第一位主人是明代大吏王献臣。根据所查到的资料，王献臣(公元1473一约1543 年)字敬止，号槐雨，苏州人，明代弘治进士，同其父王瑾在京都做官。《明史》有传，王献臣隶籍锦衣卫，官玉御史。锦衣卫初为皇宫禁卫军，明中叶之后渐与东厂太监相勾结，为害朝廷，声名狼藉。而王献臣却出淤泥而不染，清正廉明，终为东厂所不容，两次被贬，一次还拘禁于监狱，受杖三十，谪上杭丞。第二次被谪为广东驿丞。罢官后失意回乡，在苏州城内购下200余亩地，请“吴中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设计，历时16年建成该园。史书上对他的品格，赞誉有加；“不阿法，抗中贵”，“有直臣风”，“明法守轨，多所绪正”。王献臣博学多才，虽无诗词留存于世，但在《文征明集》中可以看到文征明和王献臣的五律和七律各一首。能与文征明相酬唱，其诗才当属不凡。园中的亭台楼阁多有雅称，如“海棠春坞”、“与谁同坐轩”、“雪香云蔚亭”等，都反映出园主自赏清高的心态。王献臣很爱这座园子，本想传之于家，但数百年间拙政园却是数易其主，这是后话。

拙政园的门票70，还不卖学生票，让我俩穷学生心头直痛。不过既然来了，不看就更冤，只得忍痛掏包。拙政园有免费的导游，听一路讲解，再亲睹当年的风物，怀古思今之情油然而至，实在是精神的无上享受，所以门票虽贵，还是有所值。拙政园，进门是一座叠造精巧的假山，为“障景”之用。“障景”是古代造园一法，为的是让游人进园后不是一览无余，从而引起游园之兴。绕过假山，才可以看到园中景物。拙政园中多植荷花，岸边有多窍的太湖石，其中一块据传是宋徽宗的花石纲所遗。从山水楼台的布局到道路设计，可以说里面的每一个视角都是匠心独蕴。游园的路线，直线的不会超过五十米。拐弯后会有“柳暗花明”，平路走多了就设计一点“爬山之趣”，长廊太长，就在壁上装花窗，让每一步都如在画中。苏州园林之妙，来到拙政园才能深深体会。从此不会再羡慕哥特式的尖顶和罗马式的立柱。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根植于自己骨髓里的中国式的物质审美，仿佛唐诗宋词流淌过身躯，丝竹之糜溢于七窍。

一瞬间，我向往有一座园子，一座能让我忘记尘世，只伴明月清风的园子。

从导游的讲解中，我了解到一些造园法。如植树，须植石榴，意为“多子”，植金桂和玉兰，意指“金玉满堂”，等等。暗叹园主虽经宦海浮沉，既已出世，仍不绝凡念，所有那些脱俗的亭台名，原来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精神催眠罢了，胸臆未免太小，这等眼界也并不算高瞻。王献臣生时很爱这园子，但其子却是个典型的“二世祖”，吃喝嫖赌渐耗光了家财。传说王献臣一日忧心起，在街上散心时看到一拆字先生，就想问问爱园的前途，写一“拙”字与那拆字先生。那半仙为了讨好王献臣，就说：“贵人有烦心事，不过即日可便解，您看，您写一‘拙’字，‘手’一挥，所有的烦恼都‘出’去啦！”王献臣心一沉，心想自己的园子终是保不住了，又急又气，回家没几天就西去了。果然，王的儿子没了父亲的管束，更加肆无忌惮，后来更是与苏州留园的主人徐泰时豪赌，一夜之间把园子输给了徐泰时。这就是拙政园的第一次易主。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走在王家用以赏秋景的金银桂园里。当时心中一震，原来，这象征富贵荣华的金桂树银桂树下，还有过如此可悲可叹的往事。玉环飞燕皆尘土，难道美的东西，被占有和被毁灭，是不改的宿命？待到高处，再看身后的一片桂林，恍然明白，要想把“美”物化起来，是花一点匠心，投一点钱物就能够做到的。但是千秋万载之后，繁华褪尽之时，这美必不属于你，因为良辰不再，美景也会被雨打风吹去；而要长美，必须将美留存于心，传承于子，发扬于世。这样，即使沧海桑田之后，拙政园湮灭于人祸天灾，只要人心的美常在，也依然会有万千“拙政园”重现于人间。

走出门的时候下了一场小雨。好雨知时节，雨后的拙政园更显清秀可人。我在出口处的花廊下照了一张留影，以此向“人间天堂”——苏州的最美之所告别。见识过最精纯的物质美，够了，我弃去原有的念头，不再想拥有一座像拙政园一样的园子。以后我要追寻的，是心中的美；我要做的，不是物化美，而是留存于心，传承于子，发扬于世。

嘉杨达杰：我们不要没有尊严的对话

专稿／具有远见与掌握现实国际关系的务实的西藏人，不管厌恶今天执政的共产党，还是憧憬未来执政的民主政党，都会明白：解决西藏问题别无它法，唯有与中国和谈。和谈本身就是开创和平的曙光及对明日的希望。否则就是永无宁日的灾难及未知的茫然——但我们不要没有尊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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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总理温家宝2009年3月13日记者会上表示，和达赖喇嘛的“这种会谈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关键在于达赖喇嘛要有诚意，使会谈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温家宝说的一点没错，会谈、对话要有诚意，要互相尊重，没有这样的基础，对话没有意义，也绝对不会成功。现在大家很清楚的是，尊者达赖喇嘛一再表示出不谋求西藏独立，寻求对话以解决西藏问题，但他遭到的是指责、谩骂和羞辱。去年和中共政府的代表有三次对话，中共公告也表示，是应达赖喇嘛要求举行会谈，可见，达赖喇嘛有诚意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对话，没有诚意的是中共当局。

　　自2002年以来，中共代表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有过八次会谈，还有一次是非正式的。这些年的会谈中可以看到，达赖喇嘛的代表没有受到基本的尊重。开始，北京根本不承认和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进行对话，对外宣布是达赖喇嘛的私人朋友到内地访问。而谈判代表一年一次到内地，大都被安排毫无意义的游山玩水。仅有的一些对话时间，代表们也是一再被指责要独立，要分裂，凌驾其上，盛气凌人。

　　即使在谈判期间，中共的喉舌也没有停止对达赖喇嘛的攻击，在标榜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度，以最难听的词语骂人，哪里有诚意和尊重可言。最近，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发出公开信，呼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活动领袖通过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方式，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以及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之间的会谈中断，表达关注。公开信强烈表示，“我们敦促中国停止指明道姓地指责和谩骂一位一生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达赖喇嘛”。大主教图图实际上呼吁，要求中国政府给达赖喇嘛以起码的尊重，如果这种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那里还有可能有会谈的良好环境和基础呢？

　　我自我规划离开达兰萨拉极其复杂的小社会，到美国沉淀下来好好思考，学习美国的普世价值。从去年三月西藏抗暴事件以来，心情有如刀割，有忧伤有愤怒，更有无奈，无奈不是来自中国对西藏的镇压，而是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境内情况缺乏掌握，只有片段凑合的资讯，对事态发展研判不足。导致中国政府用铺天盖地的血缘一统论的新闻报道轰炸中国普通民众僵硬的大脑，将他们炸得血脉贲张，燃腾的大汉族主义薰得满街逼人窒息。讽刺的是达赖喇嘛的特使们风尘仆仆前往中国会谈，还是被安排以考察为主，一周的行程，考察安排了大部分时间，最后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奥运结束一切照旧，完全是被耍了。

　　中共耍的不仅是达赖喇嘛的代表，还耍了国际社会，更耍了西藏人民。在那段期间有不少人打电话给我，有境内外的西藏同胞，也有海内外的中国人；有西藏高层领导咨询我意见的，也有中国派来了解所谓状况的。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沉默是一种罪恶。看到同胞死伤在枪口下，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真叫人悲愤万千，不禁让我觉得活下去是一种奢侈，由于情感胜过理智，背着一岁半的女儿，拉着三岁半的儿子，奔走在加州的各大城市游行呼吁。当我听到中国驻美国大使前往旧金山亲自指挥，发动中国留学生，华侨以及用金钱诱惑非法打工的中国人到沿路护奥运火炬的消息，当我看到染满血旗的街头场景时。好像时空错觉的回到父辈们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斗大会。与此同时，我也看到比我愤怒千倍的成千上万的同胞和包括各色人种的声援者，走上街头抗议中国的镇压。没有领导层、没有规划的大型集会游行，就像脱缰的野马疯狂地奔驰在鲜花盛开的草原。有的是夸张的抗议道具，有的是荒腔走板激情的演讲，更有的是莫名的仇恨。

　　具有远见与掌握现实国际关系的务实的西藏人，不管厌恶今天执政的共产党，还是憧憬未来执政的民主政党，都会明白：解决西藏问题别无它法，唯有与中国和谈。和谈本身就是开创和平的曙光及对明日的希望。否则就是永无宁日的灾难及未知的茫然。

　　但我们不要没有尊严的对话。

　　北京中南海的伟人们，派藏的大小官员以及支配性的大汉族主义者们太顺从于暴力，不管是行为暴力还是言语暴力，过分到忘了自我状态，咄咄逼人。这种肆无忌惮的暴力就像过分放纵情欲带来的后果一样，我相信要是他们知道会染上爱滋病，得吃什么苦头，他们会说服自己的身体别再对欲望如此诚实；如同他们会说服自己的良知别再对暴力如此执着。

　　事至如今，尊者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也不必花太多的心思在中共的对话上，这种对话就像印度街头吹笛耍蛇的把戏，西藏一方像随着主人吹笛旋律摆动的蛇头，满足主人的控制欲及刺激观众的观感而已。回顾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改朝换代是常态，中共政权更迭也是必然的趋势，故解决一切西藏问题的关键回归到人，而且要重新唤起对中国人的希望。我们应该用广阔的视野与不同层次的汉人接触交流，像以往把西藏问题成功带到国际局势热点的浪潮一样，这次与中国各界人士的接触就是海浪逆流的时刻，把西藏问题带到中国人的视野，让他们参与了解西藏的事实真相，让他们亲近尊者达赖喇嘛，领悟慈悲的力量，涌入非暴力的思潮。这样共产党企图不断更新的谎言就不攻自破。这些是我们值得深思的参考角度。

　　（作者嘉杨达杰为达赖喇嘛办公室前侍卫长、华人事务处副处长）

袁伟时：为什么我总是那么乐观？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经济观察报：你为李鸿章、曾国藩等这些“卖国贼”作了不少翻案文章，这几年你自己也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卖国贼”，对此你有何感想？

　　袁伟时：敢于提倡接受人类先进文化，就会被鼠目寸光之辈污蔑为“卖国贼”；翻检历史，累见不鲜。不但中国如此，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也是这样。福泽谕吉就曾被人痛骂为卖国贼；现在的日本钞票则印着他的头像。消除这类愚昧，极为困难。反过来证明我还有点价值，还得努力工作，尚未有福悠游山水之间。如果我是算命先生，就会摆出一副熟知人间祸福的样子，神秘兮兮地透露一点天机：你前生欠债，今世还钱，得苦干到90岁，下辈子才能脱离苦海！哈哈，今生没救了，好惨啊！

　　经济观察报：不仅是你，还有《色戒》被骂“美化汉奸”，去年大家全都按爱不爱国来划分界线过。

　　袁伟时：现在随便骂人家卖国、卖国贼啊，其实非常愚蠢。对国家需要什么、国家利益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就乱骂乱说。而且现在有一种阶级斗争恐怖症和多疑症，动不动就阶级斗争。民工失业了，那是西方的阴谋加国内外反动势力渗透。出租车司机罢工，这里边是不是有敌人捣乱？其实是你管理不合理，是一些人利用特权将出租车垄断了，获取特殊利益。为什么不能学习台湾的办法？台湾支持出租车司机直接去登记，一个月交几百块台币管理费用就行了，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块钱。台湾的出租车管理得井井有条，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他们？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经济观察报：在《晚清大变局》中，你非常强调制度、特别是经济的影响。是否可以说，你研究历史的视角主要是制度与经济？

　　袁伟时：在我看来，社会是在思想文化、经济、制度三者互动中发展的。制度当然是决定性的，社会发展停滞或快慢决定于制度状况。但是，思想文化是制度的护身符或变革的先导，而经济是内在的动力。

　　19、20世纪中国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盲目的民族自大，拒绝学习西方。其根源则在几千年来培育出来的“天朝上国”毋庸外求的观念，加上儒家三纲思想法制化，思想与制度结合构建了一座世间罕有的封闭堡垒；在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桎梏束缚下，中国人成了恭顺的臣民，丧失了活力。这时，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理性、市场经济等等的传播，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的前提甚至是关键；敢于冲决网络的启蒙者是救国先驱。为什么我一再对攻击启蒙的的高论不敢苟同、坚决反驳？原因就在于保护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源头活水。

　　经济观察报：你曾感慨晚清那一拨知识分子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年纪一大便由激进复归于保守，站到了原先提倡的东西的对立面。在你心目中，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有哪些？

　　袁伟时：20世纪中国，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胡适及其追随者。要是说老一辈的思想家因脱离中国专制文化的母体未久而有种种缺陷，理应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惋惜的话，时下反自由主义的那帮人，则实在不敢恭维。广东人称西学、中学两头都不通的人为“竹篂（竹筒）仔”，准确生动刻画了此辈的形象。

　　不过，不必苛责个人，这一现象无非说明两条：

　　第一．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根深蒂固。

　　第二．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一些人尚未懂得，西方非主流文化中的极端思潮在其诞生地有挑剔、净化主流文化之功，传入东方蜕变为主流，会引发巨大祸害。任何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提高人民福祉，必须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有些吃过几天洋面包的学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通识教育，应该补习世界和中国近代史。

　　经济观察报：我刚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般认为陈寅恪持的是中体西用论，而且他对传统文化的衰落深感惋惜。

　　袁伟时：这其实是对陈寅恪的一般误解，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制度已“无可救疗”，因为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纲纪之说”，整个制度都是根据三纲六纪建构起来的，包括法律。三纲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纪就是按亲疏的不同，犯了罪处理是不同的，比如打父母是大罪，而打六亲之外的人罪就很轻，法律不是平等的。从上至下，从国法到家法，到日常生活的规矩，都是如此。进入工商社会以来，这一套已经很不适应，陈寅恪认为这是无可挽回的。

　　认为传统文化的衰落是现代化带来的，这也是一个误解。文化有两种，一是制度性的文化，一个是非制度性的文化，这要区别开来。三纲六纪的制度性文化当然要变革，但非制度性的文化在正常情况下，从整体看不但不会衰落，还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乃至发扬。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北伐军到长沙，杀了叶德辉（文字学、版本学家），这事对王国维刺激很大，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要完蛋了。当时的工农运动都有很多过左的行动，他是接受不了的。在民国时代陈寅恪知道没有这个危险，但是在1949年以后，他就感到危机迫近了。

　　经济观察报：你对这两种文化是怎么看的？

　　袁伟时：制度方面的基本框架没用了，那是肯定的。但是，很多东西，包括一些观念和组织可以自然转化。比如尊重民间社会，尊重士绅，当然也尊重社会各个阶层，还有重视教育，为什么这些不要继承了？传统社会里有很多民间组织，同乡会、各地的商会，还有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太普世了，现在才开始恢复。东莞有个历史悠久的明伦堂，大笔收入用来资助东莞子弟上学，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废除这类组织太可惜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各种组织都摧毁。文革那样摧残传统、摧残文化，更是反动的。

　　中国要现代化的话必须引进西方文化。因为人类到现在为止，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只有西方国家，以及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造自己本国制度的那些国家。你不接受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你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前一阵不是批判普世价值吗，我真替他们着急。批判还是赞成普世价值，不是左还是右的区别，是没文化跟有文化的区别，是愚昧和智慧的区别。因为自由、民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批判人类文明成果，从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批判普世价值，损害中国形象，太蠢了！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东亚这些国家现代化转型这么艰难，新加坡走的是开明专制，即便日本、韩国也留下了不少问题。

　　袁伟时：东方的社会结构和东方文化大都不利于社会转型。以日本为例，与中国不同，它有封建制，地方诸藩的力量足以制约乃至推翻幕府。它没有科举制，知识阶层知识更新和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阻力远远小于中国。这是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基础。

　　但它同中国一样讲“华夷之辨”。不过，华指的是日本，自封为“神国”，是“万国的根本之国”，“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的国”，它才是真正的“中国”。因此，要讲“国学”，穿“国服”，去掉外来的“佛心”、“唐心”，回归“大和心”。坦率地说，一听到当下震耳欲聋的提倡“国学”、“汉服”，摆脱西方思想，回归中国本原，要建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高论，我就会笑起来。这些都是拾18、19世纪日本人的牙慧，食日本仔的口水尾，还津津有味！

　　说到底，这些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遗毒，是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或片面现代化中常见的痼疾。只是他们忘了，日本给亚洲太平洋各国和自身带来多大灾难。应该问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想引导中国重蹈覆辙？

　　经济观察报：是否可以称你为非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全力拥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及个人自由这些普世价值？

　　袁伟时：自由、法治、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是其前提）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又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17、18世纪英国、美国和法国三大革命产生了三个划时代的文件：《权利请愿书》、《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20世纪总结文明进展和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灾难，又出现联合国三大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这六大文件，体现了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这些文件是从西方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英国的宪法性文件往往以“为确保英国人民传统之权利与自由”开头；西方人讲文化保守主义完全正确。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六亲），能随便保护—延续吗？任何国家的文化遗产都要坚决保护，但有些应该送进博物馆去保护，不能让它在实际生活中肆虐。中国人笼统讲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攻击启蒙，恐怕是找错对象了。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经济观察报：好像治史者一般都对未来比较悲观，你为何这么乐观？

　　袁伟时：为什么我总是那么乐观？我深信人性；或者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独立宣言》说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不可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都是人性。自由、平等带来快乐；没有人生来就爱当奴隶，当奴才。三纲和计划经济制度培育出奴性，靠的是在暴力支撑下的闭关锁国。一旦接触外部世界，享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自由，生命的威胁减少，生活开始改善，人性的复苏便势不可挡。一股巨大的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潜流已在中国形成，它会在各个领域逐步冲决一切网罗。为此必须逐步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制度——法治、民主、宪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程是长期和曲折的，但要回到官长控制一切的时代肯定不可能了。

　　新老左派和国学派鼓吹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反殖民”，回归“中国本原”等等，冀图与现代文明对抗，就后果而言都是祸国殃民的歪招。也许能让某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入迷，恐怕连官员也没有几个真正相信这些貌似新鲜的陈词烂调。

　　经济观察报：中国喊启蒙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始终难以树立个人权利及自由第一位的价值观，倒是“无私”、“牺牲自我”在爱国救国的名义下很容易大行其道，人们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很快就沉默了，成为极权暴力的受害者、服从者和合作者。

　　袁伟时：个人权利及自由第一位的价值观有两个基础：人性和市场经济。清末民初它已在与宗法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角逐中逐渐苏醒和拓展。但从20世纪 20年代开始，在救国和革命需要的名义下，扼杀个人权利的旧意识俘虏了一批激进青年，并在政治领袖操纵和国家政权支持下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新的意识形态。直至80年代，中国人仍在这种意识形态枷锁下呻吟。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志也在觉醒。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处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环境下，反抗可能带来更大灾难之际，选择沉默、忍受不公正有时是必要的。结束暴政必须审时度势，采取适当的方式，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刚烈固然值得尊敬，但切勿流于鲁莽。忍辱负重，坚韧奋斗，需要更坚强的意志和智慧。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你和沈公（沈昌文）很神似，都是好玩又年轻的老头儿。去年的《读书》换主编事件，沈公一直没有发言，我看到你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的话，就想，这些话肯定也是沈公要说的。能否聊聊你跟沈公的交往，有哪些默契与“合谋”。

　　袁伟时：我与沈公第一次见面在上一世纪80年代。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参加学术会议，他带我们参观三联书店杭州分店，以优厚的折扣购书，并设宴招待。一大群人热热闹闹，体现了沈公好客的风格。个人交往是从90年代开始的。

　　1992年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我寄给他一本。他多次在《读书》上刊出免费广告，等于鲜明表态支持。这算是第一次非常宝贵的默契与“合谋”吧。

　　1994年，我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我打电话给沈公，提出两个问题：

　　1.“有没有人可以写个人主义的文章？”

　　当时我参与编辑《现代与传统》（不定期的以书代刊），针对国内思想文化状况，很想发表正确阐述个人主义的文章。他说：“已经有人写出来了。”于是将中国社科院钱满素博士的电话给我，并请她来与我及一帮朋友一道吃饭。原来三联正在排印满素在哈佛的博士论文：《爱默生与中国》，最后一章《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分三节从不同侧面论述个人主义，每节一万多字。我为她的精辟见解和流畅文字所震撼，立即表态愿意将这一章书的三节分三次刊登。但该书的责任编辑许医农大姐生怕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文字招惹是非，影响全书出版，说什么都不同意先行发表。此事只好作罢。

　　2.我很想找一本《顾准文集》。

　　沈公说：我给你解决。不久，书寄来了，但附上几句话：书款千万别寄；一定要写篇书评。

　　《顾准文集》是烛照灵魂的镜子，又是引领思想解放的号角。真是字字叩击心扉，令你内心有话，非说不可。书评是从心底喷涌出来的。沈公看了后一字不改，与吴敬琏先生谈顾准的文章一起放在1995年第五期的《读书》上。据说是境内第一次公开评论顾准。

　　与此同时，我找到当时广州最著名的民营书店老板陈平，跟他说：《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赶快要几百部回来！我跟这个小胖子关系很好，他相信我的判断力，立即打电话要了200部。责任编辑特地打电话给他，说是第一次有人要那么多书，很感动。短短几个月，光是树人书屋就四次进货，卖了800 部！这次“合谋”挺成功的。

　　1995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出版，沈公打电话来要我写书评。交稿后，据说已经排好版，但《读书》换主编了，沈公退隐，加上左盲攻击此书的风波越闹越大，登不出来了。

　　此后，每次进京，必然尽快打电话给他说声：我来了。他的回应肯定是：什么时候有空？想见谁？然后就等着参加一顿思想和口腹的盛宴了。

　　此外，我与他有个共同爱好：买“废纸”。你看过他的一张名片吗？印着一幅漫画：沈公两手提书，旁白：废纸有哇？我要！非常传神。几次赴京，他主动提出要陪我跑书店。最近一次是2007年8月11日上午，真的是两手帮我提着书，一走就是几个钟头，令我很不好意思。沈公是著名美食家，那天中午照例聚集一班朋友盛宴。我与他同年，他大几个月，是大哥啦。他做过三联书店总经理，是三联的大功臣。一个著名出版社的头儿，一连几个钟头陪朋友跑书店买书、提书，其他出版社的在位不在位的头头脑脑恐怕办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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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公伟时

刘溜/广州报道

袁伟时77岁了，他每天都要在中山大学校园快步走一万米，这一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以及一点点可笑之事就能让他大笑不已的乐天心态，是他年近八十仍然中气十足、神采飞扬的两大秘诀。中山大学里花木繁盛、草地开阔，史学大师陈寅恪曾在此居住二十年，写下《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袁伟时的老师梁方仲正是陈寅恪的弟子。

袁伟时在中大的住所是一套四居室，客厅不大。他先带我参观了两间拥挤的书房，接着来到14平方的餐室，这里也塞进了一个很大的书柜，“老婆抗议了，说是帝国主义侵略”！他小声地偷笑着。最后我们回到客厅，他将客厅通往卧室的走廊门小心地合上，一边解释说“她正在午睡”。

起先我们轻声地聊着，渐渐就忘乎所以地大声起来。袁公很爱笑，笑点比较低。话题自然始于晚清史——这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但很快就转移到当下。发轫于晚清的现代化大业至今尚未完成，用晚清社会存在的种种思想误区来观察当下的中国，仍然毫不过时。

他曾再三撰文援引史料分析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于是一些人在留言中说他是“卖国贼”，对此他只是一笑置之。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年仅六岁，他的老家广东兴宁县虽从未被日本占领过，但在飞机的轮番轰炸下损毁惨重，并且不断有成批的逃难者将妇契雏涌向兴宁。他上学必经过一个土地庙，那儿是乞丐的栖身之所，每年冬天他都能看到有人悲惨地冻死，脚从土地庙里伸出来。

“我是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的，看到中国老被人家打，饿殍遍地，很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摆脱被欺侮的境地”，他说。早年他曾是一位热情、思想左倾的爱国青年，年过不惑后他却成了激烈、不无“反动”的批判者——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转变，因为他在思想上的追求始终如一：国家富强和人格独立。[现在而今眼目下，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中国”是一切进步的阻碍。我们汉奸坚决抵制一切爱国言论和行径。]

1947年，袁伟时到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对他影响很大的是这样一批书目：《观察》和《世界知识》杂志，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高尔基和巴金、老舍等人的小说，美国左派作家辛克莱的小说《石炭王》，拜伦、雪莱、海涅还有艾青的诗。经过这样一番思想上的洗礼，他成了革命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爱国民主协会。

1949年初，陈寅恪应岭南大学（后来并入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从北京南下广州，出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同年10月，共产党的军队进驻广州，18 岁的袁伟时以高度的热情迎接自己人的到来，那时他的基本思想是“上课后忙着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什么都不计较”，一切看起来都是光明而美好。

五十年代初，袁伟时先后就学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选的都是经济学，“我那时认为中国政治上已经得到解放，民主自由已经有了保证，现在剩下的就是建设自己国家，所以就念经济”。

反右和 “大跃进”中许多现象让他困惑。文革开始了，摧毁一切的“破四旧”和打砸抢活动让他更加难以理解。此时他是中山大学的教师，被剃了阴阳头，被贴大字报，说是“三反分子”。对他的批斗很快就过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他都不够格。当时中山大学有26人自杀，他的老师梁方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多次受到批斗，1970年因病去世。对袁伟时来说，最大的冲击是抄家，几百本书被抄走，其中有不少书很珍贵，再也找不回来，多年后回想起来仍觉心疼。总的来说，在知识分子集体遭受厄运和磨难的那段时间，袁伟时没被打成右派，也没受过大的批斗，个人遭遇方面他觉得没什么好抱怨的。

文革后期，袁伟时开始了全新的思想之旅，他接受了一项新的教学任务——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没有单纯的哲学，哲学史只是思想文化史，我要做的重点就是后半段，特别是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于是他读到了严复、梁启超、王韬、郑观应、章太炎，之后是胡适，这样一批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启蒙者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他发现这些人都是讲民主自由的。“过去对这些人，都认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那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我讲课有一个特点，必须先要系统地看过一个人的材料以后，我才得出我的结论，我认为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起过很好的作用，这就跟当时的主流观点完全不一样”。

由此他从经济转向晚清史和民国史研究，坚持“以史料说话，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如何评价某个历史人物，他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对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走向民主富强、走向自由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987年他的第一部书，6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出版，冲破把1840—1949年的中国史划分为近代、现代两段的习惯，通观19、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全局，否定了很多流行观点，以丰富的史料拓宽了学科内容。在第一次中国现代哲学史讨论会上，袁先生因工作太忙缺席，派了两位研究生带着自己的书去参加，同行反应很强烈，选举他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的副会长。1992年，《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两次增订后易名为：《晚清大变局》）一书出版，更在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2009年3月1日，袁伟时在广州《时代周报》主办的论坛上讲《启蒙——中国现代化的生命线》，讲完后，水泄不通的报告厅中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是办企业的，特地从东莞开车过来听这个报告。90年代读了袁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十分感谢！” 接着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献给袁先生一大把鲜花。

袁伟时还积极参与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他援引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明以三纲六纪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无可疗救，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而现代化的最大思想障碍，据他总结，一是狭隘民族情绪，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国学派和新左派散布的观点不利于中国现代化。

与言论大胆泼辣有所不同，在行动上，袁伟时是个冷静的谨慎派。当年他担任中山大学孙文学院院长时，恰逢89风波。不少激情澎湃的教师暗中组织罢课，袁伟时听到后立即召开全院教工开会，态度鲜明地说：“现在如果罢课、游行可以实现反贪污、要民主的目的，我就带领你们罢课、游行。但是，根本不可能，特别是罢课，有害无益。”在他说服和严格管理下，这个学院在风波中没有停过一天课，在当时极为罕见。他说他现在奉行三不主义：不参加网络签名；2008年起，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带政治性的组织。2000年，他在一次报告会的答问中说：“知识分子当前最好的选择是发言，发财。”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发言，“人的精力有限，各人做各人的事，我只能做适合我的一点点事。”

傍晚时分，跟袁公一起离开他家。“一位朋友请吃饭”——两位中年丧偶的学者最近经人撮合，女方还有点犹豫，特意请三个好友去当参谋。这样的好事他自然一口应允，笑呵呵地去赴饭局。

《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16日第48版记者/刘溜

[德国之声]卡桑坚赞：达赖喇嘛要求撤军已是过去的事

这个故事犹如这样的：

假定支那是买方甲，吐蕃是卖方乙。甲乙讨价还价：

甲：我要你的房子，我先住下了。咱就是一家儿人了。
乙：这房子，没一百万不卖。
甲：哼，我就白住了，不服？不服的出去！
乙：得，您出十万成不成？
甲：就是白住。
乙：那么一万吧……
甲：胡说！不准要价。
…… …… ……

若干回合后：

乙：十块钱最低价了，再不能低了……
甲：咦？你说话不算话儿啊！你当初不是要一百万来着的么？怎么现在成十块了？反复无常啊！谎言！全是谎言！无耻！老不死的满嘴喷粪！孙子哎，看你怎么下这个台阶儿！！！

来源——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郭德纲相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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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一次记者上答记者问时说，达赖喇嘛要求驻守在西藏的中国军队撤出西藏，要求在西藏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都离开西藏。杨洁篪反问："这样的人是一个宗教人士吗？"3天之后，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新闻会上回应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的话，也从来没有说过所有非藏人都应该从西藏迁移出去的话。他要求中国外长给出证据。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卡桑坚赞。

中国领导人指达赖喇嘛撒谎

在"两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法国记者提出的达赖喇嘛要求中国方面出具有关指责他要求中国军队和非藏人离开西藏一说的证据时，提到达赖喇嘛于1987年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发表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他表示，在这两个文件中，达赖喇嘛要求中国的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制止汉人迁入藏区，已经进入的则要离开。

此后，中国官方媒体再次展开针对达赖喇嘛的舆论攻势，新华社3月14日的报道称，"这个世界上，说谎话的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说了谎还理直气壮，更罕见的是被戳穿之后还指责戳穿者说谎，并继续编造新的谎言"。

卡桑坚赞驳回中方指责

卡桑坚赞达赖喇嘛驻欧盟代表卡桑坚赞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此表示，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上述指责都是不正确的，他说："达赖喇嘛的立场是，外交和国防由北京的中央政府负责。这种认为我们坚持让中国军队撤离西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第二点，所谓所有汉人都不能在西藏继续生活的说法也不对。我们认为，西藏地区必须有能力对藏族以外其他民族流入西藏地区加以控制，以保证藏族本地人在西藏自治区不会变成少数民族。地方机构应该拥有这一职权，否则就可能会出现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已经面临的问题。像内蒙古自治区，在那里生活的蒙古族人只占居民总数的20%多。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无法保持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认同。"

卡桑坚赞强调说，1987年的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的七点新建议是达赖喇嘛在那个时代提出的建议，而现在已经是 2009年。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已经根据现有的政治现实对20年前提出的两项建议书做出了修改。

卡桑坚赞说："多年来，达赖喇嘛的态度都是，我们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在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并且在中国宪法法律的框架下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这是我们现在的立场和观点。"

20年前的“很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坚持”

他解释道，达赖喇嘛在20年前提出的建议也包括希望将西藏建成和平地区，在和平地区内没有军队驻守，也不设置军事设施。他当时的理由是，将西藏高原建成无军事化地区，以此促成中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卡桑坚赞强调说，这是达赖喇嘛的一个愿望，并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条件。他尤其指出："这两项计划中很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坚持。比如说，88年的七点新建议中提到，在西藏实现民主，建立有两院制的立法国会，西藏有自己的基本法。现在我们已经去除了这项建议，为通过协商谈判的形式寻找双方能达成一致的解决途径奠定基础。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在中国宪法法律保障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下在西藏实行自治。"

西藏流亡政府曾向中国方面表示过，达赖喇嘛愿意针对中方对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立场观点的所有误解提供一个正式的解释声明。卡桑坚赞强调："我们建议和中国方面一同通过非正式的会面形式共同协商这项声明的措辞，这样就可以保证达赖喇嘛发表声明的时候，中国方面也可以接受。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这项建议。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官方对达赖喇嘛进行毫无根据的批评指责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不与我们展开真诚对话找一些借口说辞。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指责缺少依据，他们寻找这些借口只是为了遮掩他们拒绝谈判的真实立场。"

作者：洪沙

责编：乐然

大陆两万名复员军官投诉总政治部

大陆两万三千多名复员军官近日发出一封申诉书，投诉解放军总政治部知法违法,称由于当年不合理的复员政策，导致他们现在生活陷于困境。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大陆民生观察网星期一消息，近日国内复员军官投诉,反映他们由于当局当年不合理的复员政策，导致他们现在生活困难的情况。这批军官都是1993年至 2000年期间，依据总政治部（19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复员的，这样的复员军官在全国有二万三千多名。其中，许多是营、团级干部，不少人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大兴安岭灭火等战役。

消息称，总政当年1号试行办法的主要规定，是以“买断”军龄的方式对军官进行复员转业，即向复员军官支付一笔补偿费用后，就不再管他们了。据介绍，有些营职军官军龄达二十五年，当年的“买断费”只有八万元。从2001年开始，国家实行了新的军官复员政策，军龄达18年以上的营职干部复员后，除继续拿部队工资外，还有房屋补贴十万元。

华夏军魂网的责任编辑张羽星期一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除了这两万多复员军官外，实际上全国没有得到合理安置的复员退伍军人超过一百万人，大家都面对生活的困难，他说：“我们要说的就是，现在退伍了以后，地方政府他们不能够认真的落实国家关于退伍军人优抚安置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使他们的生活、工作，状况非常的艰难，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好，但是就搞不懂，为什么到地方来就没人执行。都是些像我们这个国有的大型企业，像这个什么中石油，电力，包括：国电、国网、大唐、鲁能这些企业，都有这种现象。我们希望你们媒体能为我们退伍军人呼吁一下，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人，对我们这些退伍军人的安置、就业方面的关注。 ”

该申诉书提出了多项指控，大多是针对总政的上述通知，其中提出：该文件是打着改革旗号，破坏军队退役安置政策，不惜牺牲退役军官切身利益，捞取政治资本；总政“知法违法”“执法违法”“制法违法”；申诉书指责该文件倒退历史，违背党和国家原则，剥夺复员军官应有权利。

两万三千多名复员军官近日发出的该申诉书,还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了多个问题，质疑上述文件和相关的政策。

北京的复员军人柴学文，星期一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他曾多次到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上访，但是相关各部门都是互相推诿，至今问题未得解决。他并没有得到按政策应该得到的待遇，“按政策规定我应该得到处级生活待遇，给我安排工作，但是呢，当时也没做安排，那也是他部队里违规操作，不安政策办理，闹得现在咱也没有饭吃。”

该申诉书最后要求总政文件公布于众，让全军干部来一个大讨论，大评判。如果该政策正确，符合党和国家对退役军官一贯的安置政策，法律、法规。他们复员军官从此不再上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配上画儿就更生动了

至尊之歌：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

来源：http://blog.edu11.net/space.php?uid=59&do=blog&id=18524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光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
一支优秀的歌曲能唱响一个时代！
正是这些歌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使每个人心潮澎湃，
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向着一个方向努力。
《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

——解放军官兵献给党的十七大的赞歌

作词/王磊 作曲/王磊、成安新
编曲/郑平昌 演唱/杨跃 配画/刘旭

战士热爱胡主席，胡主席和我们心贴心，
战士崇敬胡主席，胡主席领导我们解放军，
战士想念胡主席，胡主席和我们亲又亲，
战士拥戴胡主席，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

看，我们有科学发展观指引，
听，和谐社会传来美好福音，
我愿把统一祖国重任扛在我身，
肩负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

啊，穿上新军装，枪杆握得紧，
党指挥枪是立军之本、建军之魂、胜利之旗！
啊，时刻准备着，日夜在执勤，
只待胡主席一声令，我们便要为国为人民建立新功勋！

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主唱+合唱版前奏弦乐)　
http://blog.edu11.net/link.php?url=d3d3LjUyODEuY29tLmNuL011c2ljcGxheS81MjgxLmNvbS5jbl9jMTdmNWQyNzI4MDliN2Y3XzIyMTQuaHRtbA%3D%3D

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主唱+合唱版前奏合唱)
http://blog.edu11.net/link.php?url=d3d3LjUyODEuY29tLmNuL011c2ljcGxheS81MjgxLmNvbS5jbl9jNDBlY2YzMzAyZjE1MDg2XzIyMTUuaHRtbA%3D%3D

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主唱版前奏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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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主唱版前奏合唱)　
http://blog.edu11.net/link.php?url=d3d3LjUyODEuY29tLmNuL011c2ljcGxheS81MjgxLmNvbS5jbl9iZWI3MWJkOGVkNDRkNjg1XzIyMTMuaHRtbA%3D%3D

胡主席指挥我们向前进(合唱版前奏弦乐)
http://blog.edu11.net/link.php?url=d3d3LjUyODEuY29tLmNuL011c2ljcGxheS81MjgxLmNvbS5jbl80MTRmYmI5ODBlN2ZhZTFjXzIyMTYuaHRtbA%3D%3D

BBC：四川甘孜地方政府遭炸弹袭击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星期一凌晨，来自当地政府的消息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个乡政府办事处被'恐怖分子投掷炸弹'。

星期一凌晨两点，爆炸发生在四川甘孜巴塘县波戈溪乡，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

该地区是藏民聚居的地区之一。据报道，有关机构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工作。

去年3月14日，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发生了藏人暴力抗议事件，造成19人死亡。

西藏流亡组织则称，有200多人在镇压中丧生。

一年后，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当局在西藏及周边地区增派了部队，并大力加强治安管理，以防在达赖喇嘛流亡五十周年之际出现不稳定。

中国的做法杜绝了大规模的暴乱，但是无法阻止零星事件的发生。最近四川阿坝就有一名格尔登寺僧人自焚。

很多藏人今年2月没有庆祝藏历新年，而是在沉默中祭奠去年死去的同胞。

北京曾经承诺，今年西藏地区将会稳定。几天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西藏人大代表审议时称，要西藏筑起反分裂的'牢固长城'。

大地震泄漏了化学物质！四川当局终证实“谣言”

多维社特约记者川子报导／四川新闻网2009年3月12日报导：四川都江堰市环保局证实：成都川西化工公司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泄漏了大约600公斤化学物质———苯。但是四川日报2008年5月15日报导：追击都江堰化工厂爆炸谣言之源:"完全是乱说"。

两篇报导对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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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都江堰化工厂爆炸谣言之源：“完全是乱说”

【2008-05-15 10:30】

【来源:四川日报】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08-05/15/content_13266643.htm

发自都江堰“听说都江堰的一家化工厂爆炸，化学品泄露，成都市区自来水源被污染……”昨（14）日中午，一个令人担忧的传言在成都市民中不胫而走。

几乎与此同时，成都市抗震救灾指挥中心通过广播、电视和短信向市民发布消息：根据市环保部门联合监测排查，成都及周边未发生任何企业有毒液体泄露或爆炸事故，成都市区水源充足，水质安全，供水正常，市民可放心使用。同时，成都市有关部门提醒市民，市场物资供应充足。

消息称，公安机关立即对谣言展开调查，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经调查，谣言，从都江堰蒲阳镇方向传来。

沿路目击:

“许多人没搞清楚就跟着乱跑”

“天还没亮，应该是清早5点过，从蒲阳那边陆续跑了很多人过来，其中有些人戴着口罩。说是哪个化工厂出事了。”距蒲阳镇不远的天马镇绿凤村2组的5位村民回忆说，他们在凌晨3点左右闻到空气中“有东西烧焦的气味”。

“一路跑过来的人不少，都没停，只是说橡胶厂爆炸，但是我们没听到爆炸声。”天马镇仙鹤村3组的徐光全回忆说，当时，他们得到镇干部的通知，要大家不要相信谣言，保持镇定。

和徐光全一起坐在路边休息的几位村民很平静：“我们没跟着跑，我们看见干部都没跑，我当然相信他们。”

不远处柏条河边，一块牌子显示，这里是成都自来水公司六厂的水源保护区。“没发现河水有啥问题。”徐光全说。

位于天马镇和蒲阳镇之间的胥家镇街道上，除了一些居民搭的临时避震棚子外，居民的生活秩序基本正常。

“早上三四点钟，有些人从蒲阳方向往我们这边跑，沿路有些人没搞清楚，就跟着往天马镇那边跑。过了不久，很多人都沿原路回来了。”村民赵长寿说。

蒲阳镇：干部分六路稳定人心

“乱说，完全是乱说！”昨日下午3时50分左右，正在街上临时水龙头边洗碗的蒲阳镇居民程运华等几人异口同声地说。

昨日下午4时许，蒲阳镇镇长张思学正在镇上的一个厂房里组织救灾物资的发放，一脸疲惫，但表情平静。“14日凌晨3时许，镇上的干部带着大家刚刚卸下7车救灾物资。”他说，有干部跑来报告说，镇上有人在往镇外跑，有谣言说，橡胶厂爆炸了。“我们立即了解情况，只是橡胶厂发生火灾，有橡胶烧焦的气味传出，119已经过去扑救了，问题不大。同时，很多人戴上了口罩。”

接着，蒲阳镇的干部被分成六组，赶往蒲阳干道等出镇方向，向四散奔跑的居民大声喊话，稳定人心。“绝大部分人当时就回来了。”姜川荣老人说，听了干部的解释，大家就没跑。

这是一场普通火灾

火灾现场在蒲阳镇外的都江堰南方橡胶厂。当听说这里的一场火灾惊动了成都市民，熬红了眼的总经理任国清说，地震发生的12日中午，厂里的工人都赶回家去救灾了，同时，厂里停电，脱硫罐里的橡胶粉无法及时处置，经过一天多时间，罐内1吨多橡胶粉起火，并很快引燃了停在旁边的载重卡车，车上没来得及卸下的橡胶粉燃烧发出了浓烈的烧焦味道。

成都市消防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一起普通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成都119指挥中心接到火警电话后，当即就近调集了多台泡沫车和一台水罐车赶赴现场，将火扑灭。同时，考虑到一些橡胶制品起火后产生的烟雾可能对人体有毒，为保护群众安全，就对周围居民进行了疏散。

编后

在全力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谣言会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直接影响到我们争分夺秒的救灾工作，危害性极大。因此，在“成都水源受污染”的谣言不攻自破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警醒，千万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能传播谣言，制造恐慌。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如今救灾正急，我们要让谣言止于我们自己。（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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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将发动细菌大战彻底清除地震造成苯污染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2009-03-12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3/12/content_17426752.htm

5·12地震造成约600公斤苯泄漏，都江堰环保部门计划用生物技术处置被挖出另存的受污染土壤

一场看不见的细菌大战将在都江堰崇义镇悄悄上演！记者昨日从都江堰市环保局获悉，成都川西化工公司在去年5·12地震中泄漏了大约600公斤化学物质 ———苯。经应急处置，事故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不久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为彻底消除苯污染，都江堰市环保局正计划采取生物降解技术，培养细菌对付藏匿在7500立方米土壤中的苯。据悉，这场细菌大战将是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对灾区因地震造成环境严重污染进行的首场治理。

挖出周围土壤收集地下水处理

苯泄漏及时控制水污染

去年5月12日下午，当强烈的地震波袭过，位于都江堰市崇义镇的成都川西化工公司埋藏于地下的原材料焦油粗苯储存罐发生破裂，储存在里面的约600公斤主要为苯、二甲苯、三甲苯的芳香烃类有毒化学物质被震出并发生渗漏。

川西公司员工立即将险情上报，相关化学专家及成都、都江堰环保部门专业人员火速前往现场进行了勘察，并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抢险人员调来设备挖取了储存罐周围50米、深3米的共计7500立方米的土壤，并修建了一个防渗、防水围堰储存受污染土壤；在事故点下游150米远的地方抽取地下水，使用活性炭吸附漂浮在水上的苯类物质；将经过初步处理的地下水收集到水池，再运到都江堰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经过布点监测，川西公司下游地表水和地下水均已达标，水体污染得到了阶段性有效控制，无人在事故中发生伤亡。

物理换土成本高化学清洗有污染

最安全细菌大战有毒苯

被挖掘出来的7500立方米受污染土壤该如何处置呢？据有关专家介绍，苯类化学物质焚烧会加大毒性，而深埋又会造成更多的土壤和地下水被污染，一旦被人体吸收，将会造成极大损害。

都江堰市环保局局长冯劲说，目前，对苯类物质进行处理一般有3种方法，一是物理的翻土、换土和客土方法，成本极高，将花费上千万美元；二是化学方法，使用化学清洗剂清洗土壤，但易造成二次污染；第三种方法就是生物降解技术，用细菌等微生物将有机污染物降解成无害无机物(水和二氧化碳)，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有效的方法。

使用专利菌种加点营养促生长

投400万明年底土壤全绿化

据都江堰市环保局负责处置项目的农村科科长王华介绍，他们已邀请了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制作了处置初步方案。

根据该方案，工作人员将首先处置挖掘取土的位置，保证受污染土壤全程封闭运输，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然后选择合适的细菌，并进行繁殖培养；将细菌接种到受污染土壤，让细菌自己完成对苯的降解；对土壤进行定期监测、观测；完成污染治理后回填土壤；最后对回填土壤进行绿化，完成治理。

据悉，采用的细菌初步选定我国首次发现的两种专利菌种，这两种菌种能在24～48小时内迅速繁殖扩增，同时对多种苯类都具有降解作用。专家们还将在土壤里创造适宜菌种生长的环境和营养条件，更快地促进细菌生长和降解速度。

如果方案能顺利通过，都江堰市将从今年11月开始培养这两种菌种，明年1～3月就将接种到土壤并开始降解过程，到明年12月，所有的土壤都将会被回填并进行绿化，完成处置。

据悉，此项土壤污染治理项目已获得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环保部、农业部和水利部五部委的审核批准，预计将投入资金400余万元。

文章来源：四川新闻网

为历史填空

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不用多久，有关“ 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想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便展开了接力赛”。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而事实上，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仅仅在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就正在迅速地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我想，迟早人们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

健忘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就是 “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相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钦定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自己曾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才逐渐认识此点的。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当时，他的著作并未翻译过来，只有一些介绍、评析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 “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 “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从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 ”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就是要能够发现 “空白”，然后 “填空”。这时，三十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阿尔都塞早就这样写道：“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 ‘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 “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米兰·昆德拉强调，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虽然知道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 “填空”，就更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

借用董桥先生在“一袭真切的民族记忆”中的比喻，千千万万个人点点滴滴记忆的“寻寻觅觅补补缀缀”，图的是缝补成中国人的“公共记忆 ”，“尽管只是百衲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摆”，毕竟渗出了岁月流逝中“民族的体温和体味”。只有更多的人，无论是在历史大潮中曾经引领潮流、推波助澜的精英，还是任大浪裹挟、只能随波升沉起伏的“庸众”，都写下自己的昨天，参与历史记忆的形成，打破钦定历史话语的垄断，我们才能“最后补成一袭金镂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忆”。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加灰狗斩首案凶手判入医院：死者家属不满

明报专讯/加拿大一个地方法院法官周四裁决，去年在巴士上将另一乘客斩首的中国移民李伟光，因患有精神分裂，不需负刑事责任，但要接受精神治疗，何时或能否重返社会，会由专家委员会决定。死者家属不满裁决，指李伟光「杀人后逍遥法外」。

法官指患精神病毋须负刑责

法官指出，这宗案件的作案手段怪异、野蛮、令人惊悚，但从李伟光的行为来看，他患有精神病。李伟光被捕后曾声称杀人是「执行上帝旨意」。法官认为李「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裁定他不需负刑事责任，但需送进精神病院接受疗，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健康评估，若专家认为他已康复，便可重返社会，不留刑事案底。

麦克莱恩的家人对判决十分不满，认为李伟光不需为杀人负刑责，难以令人接受。他们矢言会尽一切努力，阻止李伟亮再重返社会。

去年7月31日，李伟光在一辆横贯加拿大西部的灰狗巴士上，突然挥刀勐刺邻座正熟睡的22岁青年麦克莱恩，然后割下他的头，开膛破肚，吃死者的肉。他被捕时，警员从其裤袋里找到一个装有死者耳朵、鼻子和嘴巴的胶袋。

BBC：台藏人示威 纪念西藏起义50周年

林楠森
BBC中文部特约记者 台湾报道

2009年03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1:42北京时间 05:42发表

一群居住在台湾的西藏人士在台北举行示威游行，纪念西藏起义五十周年。示威人士表示，今天的西藏，就是明天的台湾。

在"西藏自由"的口号声中，这群藏人与上千支持民众在台北的主要商业区游行，他们高举着达赖喇嘛的巨幅画像，以及标志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

本周六（三月十四日）同时也是北京通过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四周年，这些西藏人与台湾民众高举的标语说，西藏人的今天，就是台湾人的明天。

这场在台北市东区主要商业街道的示威活动得到主要反对党民进党支持；民进党一些人士参加游行，其中也包括党主席蔡英文。

蔡英文说台湾与西藏的主要威胁都是中国，她说相对于西藏，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比较软一些，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北京只要对弱者就会露出真面目。

示威者以藏语的图博来称呼汉语所称的西藏，民进党除了呼吁台湾人民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为自由人权奉献心力外，并批评执政的国民党对西藏态度不一。

参与游行的藏人则希望获得台湾全面的支持，他们呼吁不管是国民党与民进党都能声援他们的行动。

西藏在一年前发生暴力事件以及其后中国当局的镇压时，正值台湾总统选举前夕，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马英九曾严厉卓责北京。

但国民党执政后全力发展与北京关系，马英九除了对北京谨慎用语外，此前也拒绝了达赖喇嘛的到访。

除了民进党外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民间团体也加入声援西藏的行列，他们批评被视为倾向统一的国民党，在西藏与台湾主权上只作口惠的表面功夫。

包括总统府与陆委会都在反分裂法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希望北京当局癈除被其称为"不合时宜"的反分裂法，陆委会并呼吁北京撤除对台的导弹部署。

但对于西藏情势与藏人的呼声，包括总统府与陆委会都保持沉默。

BBC：图图大主教促中国停止攻击达赖

2009年03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39北京时间 13:39发表

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好莱坞影星在内的一些国际知名人士，签名敦促中国当局停止"指责和辱骂"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周五（13日）发出公开信，呼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活动领袖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以及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之间的会谈中断，通过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方式表达关注。

这封公开信发表在诺贝尔奖和平奖获得者倡导和平和人权事务的一个社区网站上。

从13日开始，这个公开信开始征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团体和个人的签名支持。

公开信

这个社区网站负责人玛丽·沃德说，当公开信获得10万人签署支持后，将把这个公开信亲自递交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沃德表示，"现在是对达赖喇嘛显示极大支持的时候了"。

她说，达赖喇嘛已对西藏局势发表了言词强烈的讲话，因为西藏的状况已到了最关键时刻。

本周早些时候，达赖喇嘛指责中国政府50年来给西藏造成了“难以形容的苦难和毁灭”，导致西藏人民陷入“人间地狱”。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指责达赖喇嘛的说法是“谎言”，并说达赖集团混淆是非，散布谣言。

到目前为止，已签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包括埃利·威塞尔、约翰·休姆、大卫·特林布尔、乔迪·威廉斯、FW德克拉克、梅雷亚德·马圭尔、贝蒂·威廉斯、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等人。

约有40多名好莱坞影星和人权活动人士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

征集签名

他们包括哈里森·福特、格温妮丝·帕特洛、彼得·加布里埃尔、里查德·基尔、米亚·法罗、玛丽亚·贝罗、野兽男孩亚当·约赫、阿什莉·朱迪，以及超级名模克里斯蒂·特林顿、纳奥米·坎贝尔和约旦努尔皇后。

图图大主教在公开信中说："我们与你站在一起。你明确表明了非暴力、同情和仁慈。很显然，中国不了解你。但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们能这样做。"

图图大主教还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带着记者和其他人权观察人士前往西藏访问，协助有关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图图说："中国在影响世界方面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我们敦促中国利用这个地位来倾听藏民的声音，改善世界，创造一个可让藏文化繁荣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方案"。

公开信还说，"我们敦促中国停止指明道姓地指责和辱骂一位一生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达赖喇嘛"。

法国革命的逻辑

本文应该献给李泽厚、朱学勤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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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的逻辑

经济观察报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一场巨大革命的爆发，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大都是事后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认识。在当时，甚至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也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以孙中山、列宁的洞察力之强，对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论他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过，当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革命的开端。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

　　此时的法国，经过路易十四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像一个长期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疲惫不堪。“旧制度”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1％，却占有30％以上的全国土地，而且享有种种免税特权。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为第三等级，占人口的99％，人均财产极少却负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政治权利则最少。

　　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这时起，他就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任国王们某些过分专制、挥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扩大税源，对特权阶层也开始征税。但皇室的挥霍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对特权阶层征税又严重触犯其利益，引起他们强烈反对，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将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杜尔果解职了事。继任财政总监内克尔吸取杜尔果改革的教训，将解决财政危机的重点从“开源”转向“节流”，想缩减皇室和内臣的巨大开支，结果遭到皇室众多成员和实权在握的内臣们强烈反对，其结局与杜尔果一样，也被路易十六解职。几年后，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财政总监卡隆的建议，召开“显贵会议”，还是想命令特权等级也负担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仍是卡隆在特权等级的反对下倒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巨大压力之下，路易十六长达十数年的几次财政改革完全失败。

　　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又无法解决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却毫无认识，一直将其看作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作些小修小补。实际上，仅有一些财经制度的修补，所谓改革根本无济于事。法国革命史专家米涅在其经典之作《法国革命史》中写道：对一架已经破败的机器来说，“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并无结果的朝代。长期改革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财政危机。恰恰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收，朝廷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或许，路易十六事后为这一决定而悔恨终身。

　　在专制达到顶点的路易十四时代，国王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公开声称“朕即国家”，可以任意强征新税，国王有处置臣民财产的绝对权力，因此所有的捐税、关税全部进入国库，是否征税、如何征税、怎样使用这些钱财，完全由他决定，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但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已完全没有当年“太阳王”的权威，而且，“第三等级”已有极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强大，且其“纳税人”意识经过启蒙已空前觉醒。此时的“纳税人”明确意识到，政府的财政全是来自纳税人的“奉献”，进一步说，“政府”其实是纳税人供养的。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将原本自己拥有的一部分私人财产上缴政府，以换取政府的服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的财产的安全或快乐的享用这些财产”。纳税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让渡给政府，就有权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有权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自己的钱的，有权监督政府，有权参政议政，有权要求政府保证自己公民权的落实和不受侵犯。现在，第三等级早就不满足于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要重新“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

　　此次国王要召开的三级会议，恰为已经觉醒的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所以，此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与财政有关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将不仅仅是作为纳税人，而也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对此，国王和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第一、第二等级（僧侣、贵族）竟没有丝毫察觉，在三级会议召开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防止纠纷的准备，更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和事先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社会要求的因应谋划。

　　在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不但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政治权利问题。路易十六要求按传统方法，三个等级分别开会，以等级为单位表决。这样，两个特权等级的票数将压倒第三等级。但经过启蒙的第三等级则一反传统，要求取消等级区分，三个等级一起开会，按代表人数表决。由于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多，这种方法自然有利于第三等级。然而，第三等级的要求却被国王和特权等级拒绝，于是他们自行召开国民议会。在革命的导火索已在冒烟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悍然封闭国民议会会场。革命，最终爆发。

　　事后看来，这次会议对国王非常重要，为他提供了社会改革的一丝机会。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如果他对时势有清醒的认识，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给贵族的许多特权，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的会议……” 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变革，终于错过这稍纵即逝的一丝机会。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实际取决于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多次想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某种限制，但在其强烈反对之下不仅戛然而止，反而“牺牲”几位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以重获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无论他是不愿还是无力，总归未对既得利益集团作任何限制。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 “不可避免”了。[毛病不是出在路易十六没有改革的魄力，而是在于路易十四建立绝对专制刚性制度的雄才大略。]

　　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断头台。对革命的后果，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批判，当可见仁见智。但就革命爆发的原因来说，法国革命再次说明，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造就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因此，革命往往也不是 “革命党”主观可以“告别”的。所以，与其责备革命党“过激”，不如指谪统治者“顽愚”。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历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发，便有它自己的逻辑，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中，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坏性最强的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设性的纲领意见，总是被早已激愤万分、狂热暴躁的“革命群众”拒绝和抛弃。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

贺卫方：2009年我们面临的考验

文章来源：SOHO小报

采访时间：2009年1月8日

采访地点：北京蓝旗营万圣书园

受访者：贺卫方（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主要著作和译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运送正义的方式》、《法律与革命》（合译）等）

今年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

主持人：目前国外的金融危机深化，国内的经济危机加剧，展望新的一年，一切似乎都不容乐观。

贺卫方：确实如此。不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国内有些人还在扬扬得意，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这种心态很有害，它可能遮蔽我们的视野，影响正确的判断。要知道，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金融危机毕竟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问题，而对我们来说，一来没有经验，二来体制性缺陷导致我们的反应能力很差，可能会酿成大问题。第三，我们的应对举措常常是失当的，最后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主持人：体制性缺陷是指什么？为什么存在体制性缺陷？

贺卫方：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朝哪个方向走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清楚。过去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还“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摸不着了，人都被淹没了！目标不清楚，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以至于有人说“改革死了”，改革已经停止了。说“改革死了”或许有些过激，但是现在确实看不到在积极地开拓性地去解决问题，令人感觉消极，过一年算一年。比如，由于媒体言论方面的控制，使得许多问题凸现不出来，官方对危机的反应总是慢好几拍。由于一旦出现问题，上边总是很焦虑，很愤怒，“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下级官僚倾向于掩饰问题。这样的一种下级向上级负责任的体制，再加上媒体的地方控制甚至禁止媒体异地监督，使得许多问题都显现不出来。

主持人：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根本就没法知道。

贺卫方：直到问题很严重，最后爆发出来才知道。对底层民众来说，有时候必须把事情闹大，才能够惊动中央。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体制性缺陷带来了很大一个困境——事事被动，事事最后受制于压力。不仅问题显示不出来，而且由于新闻方面的控制，使得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显示不出来，因为它不足以调动所有国民的心智和智慧去提出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民智开启不了，问题的解决就只能倒退到最原始的方式，那就是回归“丛林规则”，强权即公理。像去年的“杨佳案”就告诉大家，一些问题其实不至于最后酿成那么大的后果，如果警察执法过程中间所出现的一些违法行径能不断被揭露出来，然后促进警察文明、严格地执法，可能“杨佳案”不至于会发生。

主持人：即使发生了，人们也会理性对待。可是事后网络上会出现了那么多歌颂杨佳的慷慨激昂的言词，杨佳仿佛成了一个英雄。

贺卫方：我觉得，这种事情应当引起特别的警觉，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建设的大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类似的问题不能公正地解决，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制度，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就会遭遇巨大的挑战。

现在看起来非常不乐观

主持人：这些挑战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贺卫方：比如群体性事件。2008年群体性事件就频频发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09年群体性事件可能有急剧增长的势头。失地农民、城里边打工族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等等，如果处置不当，都可能酿成事端。

其实，哪个国家都可能出现问题，可怕的不是出问题，而是以掩耳盗铃式的压制性方法解决问题。应对各地频繁发生的事件，不能通过官僚化的模式，通过下达文件、传达指示、学习领导讲话去解决问题，而是急需构建合理的沟通处理机制，必须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让民众感觉到他们的事情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比如说司法就是一个最直观的平台。

主持人：30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

贺卫方：公民意识，公民的权利意识在不断觉醒，法律条文也在飞速制订，但是我们的司法看起来仍然非常懦弱，没有主导权，法律尽管有清楚明确的规定，但是面对一些案件，法院不去积极受理而是在等待上级指示！

你知道，我一直在关注司法领域，希望它能够有效地去实现正义，通过具体个案的判决，公正地解决问题，使得社会矛盾能够得到及时消解。可是，现在看起来非常不乐观，司法机关受控于地方政府，越来越地方化，法律机制越来越软弱。

主持人：司法如果不能发挥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民众就会对司法充满不信任。

贺卫方：我们看到，其他一些国家有时候社会危机也非常严重。例如，日本的海水污染导致的严重危机，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法院在解决这些危机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民众会认为，别的方面都会出现问题，但只要国家还有公正的司法在，问题都可以解决。法院当然也会受到某种压力，他们的判决也会发生某种局部的不公正，但是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说理，一个案件能够大致上加以解决，这样的话可以让热量不断地得到释放，不至于让岩浆在地下积聚，最终火山爆发、玉石俱焚。

主持人：这正是这些国家能够安然度过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

贺卫方：不仅如此，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内政。而内政的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发现社会中间的弊端时，能否采取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墨守陈规，陈陈相因，一直等到最后街上都冲上坦克了才想到国家处在危机中。

所以，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怎么走，是否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方案，然后切实地按照方案去推动，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危机的政府体制，一个能够清晰展现社会问题、展现国民才智的新闻体制，以及一个能够公正处理社会危机的司法体制，这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解决不了问题，律师就变成了革命领袖

主持人：现在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习惯于将其政治化，说是“少数人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定性为政治事件。

贺卫方：“政治化”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一贯思路，而且，这是推卸地方责任的一个最好办法。一旦定性为“政治问题”，就可以不再追究地方决策的某些失误，甚至连腐败等问题都可以容忍，只要你政治上没问题。

主持人：这样在处理上往往是脱离了法律轨道，也就不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贺卫方：我想起托克维尔的话：“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转化为法律问题，由司法来加以解决。”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法律问题都可能最后转变成政治问题。

现在，司法行政部门严格限制律师介入到维权运动中。而我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律师参与各种维权运动，无论是环境方面的，还是艾滋病传染方面的，所有这些权利保障，如果有律师来代理的话，他就必须受制于法庭，以理性的方式去解决。考察英国的历史时你会发现，历次社会变革过程，或者说利益调整的过程，律师都是在第一线，通过法律解决利益冲突。法庭总要考虑到某种妥协的可能性。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是，当社会出现了严重危机的时候，最后律师被迫成为革命领袖。法国就是这样，法国大革命就是律师变成了革命领袖，为什么？因为律师没有一个空间能够向他的客户去昭示：国家的任何危机可以通过法律来加以解决。

主持人：列宁也是学法律出身的人，最后变成革命领袖。

贺卫方：因为没有路可走了，死路一条了。律师只能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掀起革命，去鼓动大家彻底打烂旧制度。逼着律师变成革命领袖，这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地方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找律师，恰恰说明他们还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为什么阻挠他们，逼着他们以其他方式（如上访）来表达诉求呢？很不可思议！

主持人：其实也简单，因为利益决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严格遵循法律去解决问题。例如农民土地，如果严格遵循法律，怎么可能以每亩两万从农民那里强行拿走土地，然后转手以20万、甚至200万出售给开发商呢？

贺卫方：现在利益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特别中心的考量，所以需要整合利益的平台，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清楚的意识到，利益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分配能够达成双赢格局，或者多赢格局。这样的平台如何建立？这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会产生权力的掠夺，民众就以暴力进行对抗，整个社会陷入“丛林时代”。

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

主持人：说到民主，一些人总是充满不屑，另外一些人则总是充满恐惧，认为说一旦搞民主，一旦搞选举就会陷入混乱。

贺卫方：民主真的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自我构筑的一个虚幻的、而且在不断强化的恐怖前景。其实，只要想想现代政党政治对民族或种族沟壑的整合功能，看看希拉里与奥巴马可以是同党，可以并肩组阁，就知道那种认为一搞民主就会带来民族分裂的观念是多么荒唐和幼稚。我实在不想对这些人的观点进行辩驳。

主持人：大家已经认识到，民主和法治是社会稳定的根基。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已经逐渐昭示了一条道路，就是应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贺卫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光明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发扬法制》。可以说，从十年的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痛定思痛，认识到了民主和法治的价值。七十年代末开始，我们还是真诚相信的，包括最高层，包括一般民众，都还是真诚相信的。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西方世界多么欢迎中国，欢迎一个亮丽的、非常开明的国家，一个走向越来越开放的国家。但是到现在，有时候却要对民主和法治打折扣。或者说，旗号跟实际行动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有时候实际行动完全把旗号给否定了，这让外部世界也变得很难理解，看不懂。因为一些人在民主和法治这两个基本价值观上都在不断动摇。

主持人：一些人激烈批评普世价值，就认为民主和法治都没有普世性。

贺卫方：要问问我们究竟还信不信这个？强调中国价值，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价值的特殊性，质疑普世价值，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所谓“不折腾”，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折腾，让我们心里觉得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总觉得，2009年是否能够具有足够的社会积累突破这样一个困境，是对我们国家的大考验。不止是对当局的大考验，也是对国民的大考验。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把思路理得更清楚，能否锲而不舍地沿着一种更加健康的，渐进的模式走下去，打通多样化的途径，而不是非常简单地寻求暴力的方式？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重归历史共识，坚定对民主和法治的认同，坚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唯有此，才能避免社会动荡，顺利走过已经注定不平稳的2009年。

中国为何一再要求法国澄清西藏问题立场

作者 马丁

发表日期 13/03/2009 更新日期 13/03/2009 23:21 TU

中国总理温家宝昨天在中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再次要求法国澄清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几个小时之后，法国外交部正式作出回应，重申法国并不赞同西藏独立。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谢瓦利埃明确表示，“我们不赞同西藏独立”。不过发言人也提醒中国政府，法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发言人谢瓦利埃说：“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即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前景，不支持西藏独立。”

中国总理温家宝得到这样的澄清和答复，是满意了呢，还是继续“听其言，观其行”？不管怎么说，中国领导人得到法国的澄清，在外交上算不得什么样的胜利？因为，事实上法国乃至整个欧盟在官方层面上从未表述过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要求法国澄清，也不过是要别人重复过去说过的话罢了。说到底，这件事只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上缺少把握敏感问题的尺度，更多的时候是头脑发热，使用过度而不切实际的外交辞令。

自从萨科齐总统去年12月在波兰接见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以来，中国政府不仅在外交上避开法国，在经济上冷落法国，而且以强硬的外交辞令三番五次要求法国澄清西藏问题的立场。可是，在政情观察家们的视野里法国并不存在澄清立场的问题。无论法国过去历届政府，还是现总统萨科齐本人和他领导的政府，都没有表述过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和言论。而且，在法国许多观察家的眼里，尤其是左翼人士的眼里，萨科齐总统那次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在很多程度上只是迫于舆论的一场政治做秀，具有象征意义，而没有实质性的内涵。

况且从西方的政治传统和运作规则来看，中国要强迫欧洲国家领导人不见达赖喇嘛的做法也是不切实际的，至少给人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人总是在一些问题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世界；以至于法国总统萨科齐非常不高兴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要中国领导人来确定我的议事日程。”

萨科齐的这句气话，实际上隐含了他对中国领导人极其中肯的批评。说得不好听，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缺少政治风度，不考虑别人的政治惯例，不让别人当总统。捍卫人权和自由，是西方自由世界价值理念的一贯传统，也是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主导方面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中国领导人一听到西方政治家谈论西藏人权就大发脾气，动辄要求别人澄清立场，或者拿经济利益和不给商业合同作为报复的武器，这些都成了闻名世界的中国式政治手腕。

说到西藏问题，法国和整个欧盟，包括欧洲议会虽然多次通过西藏问题决议案，但官方立场从未表述过支持西藏独立。不支持西藏独立，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对西藏人权视而不见，或者闭口不谈。所以，要求法国澄清立场，也没有增加新的东西。相反，法国更加强调对西藏人权的关注。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这次回应北京，重申不支持西藏独立的同时，也郑重地对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关注西藏人的宗教自由和文化活动。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我们认为北京当局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是有益的。”法国“继续期望这一对话产生积极的成果”。

在西藏问题上，之所以有强烈的国际舆论谴责北京，那是因为中国政府治理西藏并没有取得成功。欧盟外交事务专员费雷洛-瓦尔德纳夫人就持这样的看法。她日前参加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决议的辩论和投票时指出，北京有必要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尽快恢复对话”，“找到一个最佳办法来避免西藏年轻一代的失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暴力事件”。

在欧洲许多政治家看来，中国一方面靠宣传攻势来吹嘘西藏治理的成就，一方面靠武力来维持当地的治安，是不承认现实，不承认中国治理西藏失败。西藏问题遗留至今并且爆发更大的危机，是中国政府长期积压下来的结果。等到西藏年轻一代对中国不再抱任何希望并走上激进的反抗道路，到那时中国政府靠武力也是不同统治西藏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中国领导人平静地坐下来，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寻求真正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途径。

胡少江：中国总理答非所问

今天上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与采访人大、政协的中外记者见面。衆所周知，人大、政协只不过是的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而已。绝大多数的会议报告和代表、委员们的发言都没有什麽新闻价值。正因爲如此，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便成了每年人大、政协的压轴戏。

在这个场合，即使是习惯于念讲稿或背讲稿的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脱稿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的问题，这个互动的过程多少能给人一点刺激；让中国和世界的观衆们有机会了解一点官方宣传背后的东西。

在所有的现任中国领导人中，温家宝被认爲是最会利用新闻来树立“亲民、勤政”形象的一位。他自己常常说，他的妈妈教导他要“用心来说话”。实际上他是在借用他妈妈的语言来标榜他所说的话都是肺腑之言，是在向世人讲真话。

当然，指望政治家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那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在政治自由和新闻开放的民主国家是这样；在需要通过掩盖真相来维持统治的集权国家更是这样。即便没有太高的期待值，但是我对今年温家宝的答记者问还是大失所望。这主要是因爲他的答问有太多的答非所问；而且在那些答非所问里有著太多的 “硬伤”。

当《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问道：“有些人认爲，美国巨额的债务会导致美元贬值，你是否担心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呢？如果担心的话，中国在分散投资风险的策略是什麽呢？”温家宝的回答是，中国政府关心中国资産的安全。他本人对投向美国的中国外汇“确实有些担心”。

但是，对这位美国记者关于中国政府将如何分散风险的关键问题，中国总理的回答根本没有能够回答。他只是说：“我们外汇经营第一位的原则是防范风险，我们始终坚持外汇‘安全、流动、保值’的原则，并且实行多元化的战略。”这个回答只是记者的提问的同义反复，根本就没有回答“分散投资风险的策略”这一关键问题。看到中国总理对这一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国家资産的问题的不合格的答复，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也许是看到了中国总理在回答有关外汇储备问题时所表露的知识欠缺，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进一步“穷追猛打”。他问道，既然“中国在农村地区有很大的投资需求，鉴于中国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还把钱去借给那些富裕的国家，这是否说得通？”温家宝的回答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银行的借贷，不是财政资金，所以在使用上主要还得用于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他的回答再次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理解的局限性。

中国总理没有能够解释中国作爲一个穷国将钱借给富国使用的合理性。他也不理解外汇储备是银行借贷而不是财政资金这个事实与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这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联系。

如果说温家宝在回答对外经济问题时答非所问是由于知识的局限，他在回答国内政治问题是的答非所问则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一贯地不讲道理的作风。当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道：“从上周以来，在西藏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它藏区，安全措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是否意味著中国在该地区所实施的政策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包含的逻辑十分清晰，如果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正确，藏区的形势很好，有什麽必要空前地加强安全措施？温家宝则完全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言不及义地大谈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取得的成就。

我想，温的回答只会使所有稍微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摇头叹息。(RFA)

VOA：中国三百政协委员拒绝到会创记录

记者江河/据中国媒体报导，今年“两会”期间，多达3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拒绝参加会议。这是60年来“两会”从未遇到过的情况。有评论认为，“两会”已同“春晚”一样让国人反感。

据南方都市报披露，到星期二为止，拒绝参加“两会”的政协委员已达301名，他们拒绝与会的理由是“两会只让歌功颂德”，“代表与胡锦涛座谈只能念事先经过审核的发言稿”。

全国政协编辑的委员出席缺席简报透露，本次“两会”，经济、文艺界委员缺席空前之多。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应出席委员2千235人，缺席252人，其中84人没请假。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缺席委员更增加到301名，其中103人未请假。

这是历届“两会”从未发生的怪事。以往虽有个别委员缺席，但都会经过请假批准。而这次301名政协委员缺席，其中103人不屑请假，实为60年来“两会”从未有过的惊人现象。

分析：某种抗议之意

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政协委员不出席“两会”有多种理由。他说，首先，有的人可能到届了，他干不干无所谓了，因此就不出席；其次，有的委员不出席也许有表达抗议的意味；但是这么大规模的委员不出席，而且被媒体披露，这确实算是今年的新闻。

凌沧洲说：“其中可能也有某种抗议的意味吧。就是在某些个体上。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集体的抗议。本身来讲就是，今年网络上对‘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质疑和批评的声音都是非常尖锐的，而我们看到的是，在网络严控的情况下，网络上依然有对这些代表、委员的批评。所以，我觉得这也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潮吧。”

分析：两会无聊至极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香港明报的一篇社论严厉地批评了那些缺席的政协委员，认为既然给了你名誉，那么需要你完成职责的时候你却缺席了。但何亮亮指出，他觉得可以反过来看这篇社论，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委员不愿意去开会。

何亮亮说：“其实看今年的‘两会’，在北京采访的，不要说是海外的记者，包括中国内地的记者都说是无聊至极，觉得没有意思。政协会议没有意思，人大会议也没有意思，以至于中国内地的媒体公开这样说：希望‘两会’不要降低到‘春晚’的水平。这是在深圳的一家报纸就有这样的评论。这是很大胆的评论，但是这样大胆的评论也就是因为民众普遍有这样的想法。”

何亮亮认为，从这一事件也能看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因为中国的体制就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那么，人大和政协除了歌功颂德还能干什么呢。

何亮亮不无调侃地说，现在人们已经把‘两会’戏称为‘三会’了。何亮亮说：“如果不歌功颂德，他们剩下的就是‘三会’了。第一就是叫做‘熬会’，因为开会是煎熬呀!坐在那儿讲话言不及意，有的人讲些无聊的话，那么你也被迫坐在那儿熬；第二叫‘逃会’，我干脆就逃了，我不来了；还有一种叫做‘跑会’，就是利用到北京的机会跑自己的事情。这就变成新‘三会’。那么，由此也看得出来，就是中国的这个‘两会’制度到现在有点穷途末路了。”

分析：中国官场态势

另一方面，多维新闻网的一篇题为“从两会看中国政治的保守取向”的评论说，“两会”的“民生”重点原本是胡温政策的特性，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型需求的反映，但与十六大相比，十七大后的中国政治明显呈现出保守特征，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的官员先后淡出公众视野，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带来的新气象也被金融危机所冲淡，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既定方针虽然没有改变，但也因保增长退出主流议程的次席。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认为，这篇评论的判断准确地反映出当前中国官场的一种态势。

何亮亮说：“有一些可能很有个性的官员看到前车之鉴他也就不作声了。整个的官场呢，讲的好听它是和谐，讲的不好听就是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反对的声音。所以就造成‘两会’的这种空洞化和娱乐化。‘两会’它作为一种陪衬，作为一种花瓶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