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填空

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不用多久，有关“ 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想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便展开了接力赛”。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而事实上，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仅仅在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就正在迅速地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我想，迟早人们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

健忘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就是 “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相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钦定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自己曾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才逐渐认识此点的。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当时，他的著作并未翻译过来，只有一些介绍、评析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 “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 “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从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 ”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就是要能够发现 “空白”，然后 “填空”。这时，三十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阿尔都塞早就这样写道：“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 ‘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 “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米兰·昆德拉强调，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虽然知道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 “填空”，就更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

借用董桥先生在“一袭真切的民族记忆”中的比喻，千千万万个人点点滴滴记忆的“寻寻觅觅补补缀缀”，图的是缝补成中国人的“公共记忆 ”，“尽管只是百衲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摆”，毕竟渗出了岁月流逝中“民族的体温和体味”。只有更多的人，无论是在历史大潮中曾经引领潮流、推波助澜的精英，还是任大浪裹挟、只能随波升沉起伏的“庸众”，都写下自己的昨天，参与历史记忆的形成，打破钦定历史话语的垄断，我们才能“最后补成一袭金镂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忆”。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