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由于不满工资远低于公务员，从今年10月起，四川、重庆近万名中小学教师多次举行罢课活动。最近，内蒙、山西、湖南、湖北等多个省市教师也加入罢课行列，教师罢课有在全国蔓延的趋势。
19天，内蒙古赤峰市教师发出罢课倡议书，要求政府增加工资。罢课倡议书提到，“一直以来，教师的总体收入严重低于公务员。特别是公务员实行所谓“阳光工资”，即绩效工资后，公务员绩效工资达到了年均3万5000元，而教师年均仅1万5000元。我们之间的工资差距更加扩大，同级别公务员工资收入甚至达到了教师的三倍。”
近期，山西长治市、广东惠州也出现教师罢课。
教师罢课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他们与公务员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而根据中国《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派出相关部委多次到有关省市调研，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政策，相信有关政策不久将出台。
考虑到学校老师罢课的敏感性，当地政府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尽量满足教师的要求，安慰他们的情绪，另外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封锁消息。所有网站上有关教师罢课的信息都被屏蔽。本周一，网上再次流传，重庆市多个区县的教师不满政府每月只增加200元补贴，再次举行罢课。对此，在昨天重庆市政府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教委副主任赵为粮予以否认。
赵为粮说：“从40个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反馈的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从15号到目前全市教育系统总体情况正常，教师情绪平稳，学校秩序井然。”
他透露，中国相关部委已经“多次到有关省市调研，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政策，我们相信会尽快出台。等到国家政策出台以后教师的待遇的问题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妥善的解决”。
2008年12月20日 星期六
中国教师罢课：由川渝渐向全国蔓延 工资低于公务员
2008年12月19日 星期五
RFI：欧洲议向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取消胡佳家属的探监安排。
欧洲议向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取消胡佳家属的探监安排。
发表日期 19/12/2008 更新日期 19/12/2008 17:04 TU
欧洲议会周三给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公安部门取消了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本月去监狱探望胡佳的安排。据曾金燕透露，北京市公安局周四要求北京监狱停止胡佳的家属探望胡佳，监狱方面的通知说，她们的探监对胡佳的改造不利。胡佳的家属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前往监狱探望胡佳。中国著名艾滋病维权以及环保人士胡佳几个月前因向欧洲议会就中国人权现状作证而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罪判处三减半监禁。
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周四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就欧洲议会向胡佳颁发萨哈洛夫奖表示，欧洲议会这样做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西方不可能阻止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刘建超说，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同一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刘建超，胡锦涛主席在周四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多次提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能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指什么？刘建超回答说，他认真收看和阅读了胡锦涛主席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主席既阐述了过去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时也指明了今后要走的道路和前进方向。刘建超说，这篇讲话内容非常丰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在一起深入交流。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四在人民大会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所发表的讲话引发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海外观察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让人遗憾的是胡锦涛的这次讲话了无新意，胡锦涛仍然顽固不化地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民间，包括中共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于“民主”的理解早已超出中共建政前后所妄称的“人民民主”，胡锦涛却仍然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陈腐不堪的概念里绕圈子。胡锦涛的这番话基本堵死了中国进行实质政改的潜在出路。可以预见，面对民间此起彼伏的争民主争自由大潮，中共将依然故我地坚守专制的堡垒。
改革死了六年了，秘不发丧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为什么说改革已经终结？
2002年6月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从六个方面论证改革终结了。我不想重复，这里提出新的四个论据来证明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已经结束了。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市场化，以价格改革为代表。在1979年中国97％的产品价格由国家计划决定；到1993年、1994年正好颠倒，97％的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这方面的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全部市场化了，金融就没有市场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说金融要市场化，但一直没有进行。
第二个是私有化。1970年代末期，国家所有、集体所有这两种公有制，在工业企业中占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中期，下降到30％，中国的企业是三分天下：公有，私营，合资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大家希望土地私有化，但是从最近十七届三中全会看，也没有改变，所以说这方面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
第三个，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我概括为“分权化”。管理权限从中央往地方下放，1994年实行分税制也就结束了，以后没有再进一步的分权改革；从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九十年代中期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也结束了；
第四个，对外开放，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融合了，所以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2001年年底改革已经结束，那么这几年在干什么呢？中国当然宣称，不断在进行改革，改革死了六年了，秘不发丧。有人在说，经济改革30年，社会改革再来30年；三十年后，政治改革就开始了。我个人看法是，过去六七年中，中国没有社会改革。1979年全国九亿农民，有1％参加包产到户，99％是在公社制度下。五年之后，1984年年底，这两个数字颠倒了过来，1985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1％也没有了。而胡温上台六年，社会改革了什么？有什么成效？我看不到——我不敢说恶化，但我看不到改善。例如医疗，现在看病比六年前容易了吗？
如果说过去六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时代，那我要说，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失败的时代，而不是社会改革进行的时代；这是社会危机的年代。
经过改革，有了经济繁荣，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为什么还有社会危机？
单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是连续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我2004年提出了两次改革论：1989年前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八十年代改革，或叫后毛改革；1990年之后的改革，叫九十年代改革，或叫天安门事件后改革。单看经济，两次改革没有改变，都是从计划转向市场；单看政治，也没有改变，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下进行市场化；但将政治与经济连起来看，是改变了：前十年改革，是经济改革带来的民间的自由，不断在冲动，试图压迫、改变这个政治方向；后十年改革，则是党国利用市场化积累的经济财富，来压制民间自由。所以我认为，中共改革，不存在30年，只存在两个10年：第一个是从1979年到1989年，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1年加入WTO。
为什么两次改革会带来社会危机？原因还在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八十年代的改革不是玫瑰色，带来社会矛盾，才有“放下筷子骂娘”，才有1989年天安门运动，其本质就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后的财富如何分配，很多人要补天，当局却给以血腥的回答：Shut up！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但邓小平并不是不要改革，所以1992年春，他那么大岁数了又去南巡。我总结，这是两个“不惜代价”，第一个是不惜代价发展经济，第二个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两个放到一起，造成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也同时造成中国的社会危机：严重的两极分化，高度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有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据不完全计算，4％的家族，拥有70％的财富；
制度层面：制度就是规则，在中国，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不遵守规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权有势的。所有的规则都是对付没权没势的人。不管什么立法，都是对付没权没势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完全无视规则、立法。不光是日常生活不守规则，发财的过程也不守规则。
心理层面：有权有势的人心理膨胀，老子天下第一。有朋友曾说，有权有势的人在中国生活，旁边的人都用仇恨眼光看着他，难道不感到有压力？我说不，他正为此感到满足，正是从旁人血红的眼睛中，他体会到自己多么有权有势。
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呢？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当局不断感受政治改革压力，民间也不断有政治改革冲动，如果要改革了，就没有这压力和冲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次尝试，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商业部长王磊下台，是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出台的大背景下，胡耀邦当时搞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个准则，试图规范党内高层权力；到赵紫阳时代，就是1986年、1987年，试图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党要还一点权力给社会团体，让大家有点参与。
我回国学到了一个词：“忽悠”。忽悠不是欺骗，欺骗是有罪的，但是没有“忽悠罪”。说它不对？它有个影子；说它对？它又合不上。中国现在讲民主，都是忽悠的。你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完全没有政治改革？差额选举在进行，村级选举已经推广；但是差额选举搞了很多猫腻来限制。再看党委权力，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学里党委书记基本上都不是第一把手，企业里也已经试行了第一把手是经理或者厂长，医院里也是如此，在地方政权，也加大行政首长的权力。现在你去看，党委书记都是一把手，北大校长是二把手。这就回到了毛时代。八十年代末期试图取消政法委，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但现在不仅恢复，地位还大大提高，过去只是党委委员，现在一定进常委；那时是党的专职官员，下面管着公安局长，现在基本上都是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一个省的政法最高领导人是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都是他的下属。西方讲三权分立，如果警察就是法官的领导，还判什么案？警察抓来就有罪！这比毛时代还过份了。
改回到毛时代，这叫政治改革？毛时代的特点，就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我判断算不算政治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这样改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现在有“协商型民主”，这是西方都很新潮的概念，他说我们中国就有了。这也是忽悠！西方是有选举，光投票不够，投完了还要协商，增加公民日常对选举出来的领袖人物的影响力；而中国连选举都没有，开个座谈会请大家提提意见，这就叫“协商型民主”？那皇帝也有很多顾问，中国岂不是从古来就有“协商型民主”？竞争型民主是第一层楼，你不盖第一层，就说“我有第二层”，你是空中楼阁嘛！
刘军宁说制度不可能杂交，但我看经过两个十年的改革，它杂交得很好，已经形成了新的制度，就是把两个“不惜代价”制度化、正常化、道德化、国际化了。不是作为应急措施推出，天安门戒严、镇压是作为应急措施，现在每天都是不戒严的戒严；那时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过河”了——他在河中间的石头上停住，说我就在这儿了；当时说镇压是无奈，现在说，镇压得对呀，不镇压哪有今天的“盛世”啊。“盛世论”到后来发展到张五常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这从另一方面证明“改革完结了”——已经是完美无缺了嘛。
对付环球时报就得这么玩儿
提前为《环*时报》草拟几个标题
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2/archives/246981.aspx
拇姬 @ 2008-12-19 11:18 阅读(1489) 评论(12) 推荐(23) 引用通告 分类: 深度变态
提前为《环*时报》草拟几个标题
文章提交者：少白头
猫眼看人
关于振华船被解救的事，请注意看偶们报纸上的两条大标题：
《奇迹！中国船员水枪、燃烧弹击退9海盗》
《中国船员击溃海盗全程：海盗逃跑时竖大拇指 (组图)》
由此不难推测，如果不是“联合军舰”不合时宜地出现，打草惊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要再过半小时，我海员就会反守为攻，一网打尽全部海盗，接下来就是海盗在前头带路，我海员直捣黄龙，全体索马里海盗望风投诚，统统被收编为伪军。一次气壮全球山河的壮举就这样被联合海军捣乱掉了，可惜啊。
不过不要紧。欣悉我水师军舰终于就要开赴索马里了，接下来大家就等着看好戏吧。
欣喜之余，我为《环*时报》草拟了几个大标题，不出意外，我推测数月后的采用率可达到80%以上。
标题如下：
《各国海员热泪盈眶：早也盼晚也盼，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索马里海盗屁滚尿流：爷，孙子我服了》
《美舰队司令庆幸：幸亏这次中国海军打的不是我们》
《国际历史学权威断言：中国海军一出，人类几千年海盗史恐就此终结》
《别忘了我们：东盟十国集体请求中国海军去马六甲打海盗，马六甲海盗闻风人间蒸发》
《传好莱坞“加勒比海盗”导演三次自杀未遂，沮丧海盗题材从此成为笑柄》
既得利益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口水战
口水战网址：
http://www.bullog.cn/blogs/siyi/archives/246539.aspx
现在是口水战，未来难保不见红。我已看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总有人分不清预见到革命和希望革命这两回事，我懒得跟这种人解释；好在非但我，不少不希望革命的人都看到了革命的前景，比如前一帖），现在又看到革命带来民粹主义灾难的可能性。书本上的历史关节、《国王与鸟》的情形忽然活灵活现在眼前，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她在优渥条件下成长，无疑有更高的起点，有更宽的眼界，而进步力量产生自这样的阶级，原非奇怪，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这样才是奇怪的，那就不像人了。说她自我感觉好，并无贬义，只是个客观事实。
有人回敬她：
1. 挺可笑的。那些断了指头的，信访的，交不起学费的，不敢上医院的，一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同的阶级的人，愁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什么叫真善美的感知力，离我太远了，我只知道一到每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我感知的都是不安和煎熬。
你的父母觉得“还好，生了你。”
我的父母觉得“对不起，生了你，让你不容易。”
2. 难道我们就应该让大多数家庭做出牺牲，在他们“被损害，被侮辱”的基础上，确保少部分孩子可以“在没有生存压力和没有遭受社会不公之下”养成“健康心智”，以便她们能够“更持久地追求真理和高尚的道德”？
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够让大多数孩子有同样的机会免予“被损害，被侮辱”，可以养成“健康心智”，那它又有什么意思呢？
等等（下面的评论口水还很多，不贴了。）
毫无疑问，她的优渥条件来自长辈的罪恶，因而她的进步亦带着原罪。当年俄国民粹主义者，多是带着这样原罪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常是残酷农奴制的既得利益者，以意识到自己的原罪，产生民粹主义，以歌颂“人民群众”赎罪。我看那些质问她的人，多少都有些民粹情结：“我不知道什么叫真善美的感知力，离我太远了，我只知道一到每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我感知的都是不安和煎熬。”我基本上不相信这些人本人处在“断了指头的，信访的，交不起学费的，不敢上医院的”的悲惨境地，他们是在煽动（没有贬义），是在逼仄角落里夸张自己不得伸张的情绪。这种煽动和夸张并非不合理，因为紧张的现实给了他们合适的条件。但这样的煽动和夸张的结果多半是有害的。群众从来不是进步的来源。马克思说：理论必须掌握群众。就是这个意思，不能把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无边无际无法定义的“群众” 上，“群众”只是《国王与鸟》里被那只伶牙俐齿的大鸟操纵的野兽。
民粹主义仇视的不仅是剥削阶级、富人甚至财富本身，逻辑上，民粹主义还多半会站到一切进步和高尚的反面：既然进步者往往出自罪恶深重的上层阶级，因而进步者原罪也一样深重，同时masse被推上神坛，有罪的进步者被 masse吞没，进步因此受到挫折，甚至夭折。法国曾如此，俄国曾如此，中国近现代如此，高棉更如此。程度是一波胜过一波。拉瓦锡无疑是旧制度下替政府敛财的高手，上断头台罪有应得，虽然人家还是屈指可数的化学家。第一个提出进步观念的孔多塞，去乡下避祸时仅仅因为怀里揣着本书，遇上火眼金睛的农民以此识破他贵族身份，二话没说让人宰了。苏俄革命初期，类似事情更多。当年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吃到了他们所歌颂的“群众”的苦头，俄国的进步因素受到巨大挫折。到了我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丢掉洋本本，打破洋框框”…… 乃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乌龟儿混蛋。”红色高棉比我朝更崇拜群众，戴眼镜的格杀勿论——虽然波尔布特本人是留学巴黎的知识分子。
民粹主义有一万个不是，但更不是的是孳乳它的那个太不公平的坏社会。两者是谁也少不了谁的前后脚。对于坏制度下得先机的既得利益者，要分清原罪和罪行。原罪不是刑事罪，借用宗教表述，原罪只能由上帝审判，任何凡人都无权代表神追究另一个人的原罪。譬如这个贪官之女，她本身并无罪行，甚至可能代表着进步的因素，那么就没有理由惩罚她——也没有理由强迫她揭发他父亲，更没有理由说：你拿点实际行动来，来点实惠的，出点血，好让我们相信你是真心“进步”的（类似内容见下面的评论回帖）。这是一切革命运动发生之际都最容易产生、也最卑鄙无耻的德纳蒂耶似的口吻。事实上，旧制度下一方面人人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几乎人人又是某种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其间差异，难以客观地量化。当事人自己忏悔不忏悔，不是旁人有权决定的。更谈不处罚甚至量刑。违背这一原则，就会给极权的幽灵打开大门。大革命的许多“民主专政”、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我朝的人民民主专政，推广到第三帝国的纳粹法西斯专政（希特勒也喜欢玩民粹，经常声称自己的思想不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工农大众，他千方百计要人相信他也是工农的一分子，一样吃过苦头），都怀着同样的目标，让“人民”也好、“民族”也好，让国家机器的这些遮羞布扮演终极审判者，惩罚每个个人的原罪，从而形成极权政治、恐怖统治。这也算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但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跟古希腊城邦的那种多数人暴政不同，其实并不是多数人的，只是一小撮人利用民粹情结盗用了“多数”这个名义而已。绝对专制的不公平的旧制度是民粹情结的温床，民粹情结又是极权恐怖统治的先声，这样的历史经验已经一点也不新鲜。
可说这还是没用。并不因为有人说这个就能避免坏社会和民粹主义带来的灾难。“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说滥了的名言，原本是革命后的痛定思痛，革命前像念经似的唠叨，赛过死人叹气。旧制度、坏社会里出来的人，都是天生的贱骨头，总要爽过之后才害怕的。
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雷颐，原载《经济观察报》
发动辛亥革命的 “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5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5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 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也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1908年秋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14条，总体而言，它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 ”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 “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 “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 “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之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 “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2008年12月18日 星期四
名词解释：城管
赵牧 @ 2008-12-17 14:47
http://www.bullog.cn/blogs/zhaomu/archives/245780.aspx
城管是我国秘密发展的准军事化组织,平时管理城市,锻炼游击战术;战时可编入正式军.是一支可冲锋,可侦察,可游击,能吃苦,能忍耐,能奋战的优秀后备军.五角大楼秘密报告称:中国城管队伍是一支具有强大潜力,能单靠一辆破面包车或皮卡就能全天候作战的可怕准军事组织(我国庄严承诺对外不首先使用城管）
汉语发音：cheng guan
英文: liveried dog
释义：
① 名词：以暴力手段维持××形象，专门欺压租不起商铺、办不起执照商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例句：城管上道，鸡飞狗跳。
② 形容词：形容残暴、血腥、恐怖。例句：你也太城管了！
③ 动词：等同于打、砸、抢。例句：他不老实就城管他一下！
④ 叹词：无奈之意。例句：这世道，城管！
⑤ 代名词。例句： 关门，放城管
（原作者为一新闻跟贴中的匿名网友）
广州城管“阅兵”(图)
2008-12-17 01:39:57 来源: 南方网(广州)
http://news.163.com/08/1217/01/4TB2G9GM00011229.html
南方日报12月17日报道 “一、二、三、四……”番禺广场上，一个个城管执法队员精神抖擞，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主席台前通过。昨日上午，番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19个中队、600多名城管队员在番禺广场举行“新城管、新形象———队列汇操”活动。这是广州城管部门首次举行大型“阅兵”仪式。
“城管不能给人‘见小摊就收秤’、‘见走鬼就赶人’的形象，更多应该是将管理体现在服务之中。”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副政委贺建文介绍，举行城管执法人员列队汇演主要是为了展示城管新形象，促进城市管理文明执法。为促进城市管理文明执法，专门建立了城市管理人员执法新规定，要求城管在执法之前向被执法人员敬礼并出示工作证，同时要详细告知被执法人员的违规情况。如果城管人员在平时城市管理过程中有服务缺失的现象，被执法人员、市民及特聘监督员都可以举报监督。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长荣 袁丁 达嫔 穗城管 宝仪 陈琨 晓萍)
暮鴉 [123.113.44.*] @ 2008-12-18 1:18:01
【我国庄严承诺对外不首先使用城管】
這麼偉大的發明，怎麼能讓老外偷學了去！
brianxb [125.118.37.*] @ 2008-12-17 19:16:01
考官:什么学历？
考员:小学没毕业.
考官:打过架吗？
考员:家常便饭.
考官:有案底吗？
考员:刚刚出来.
考官:体能好吗？
考员:还可以,一脚可以踢翻小贩的小三轮车.
考官:敢拿人家的东西吗？
考员:这是我的强行,就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
考官:好的,你考试通过了,我们城管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考官：出了事以后怎么……
考员：是临时工干的（考员大声回答）
考官：恭喜你，都会抢答了。（激动的握住考员双手）
2008年12月17日 星期三
中国的人权研究也是是世界最好的
我们不仅有最大的人权，而且有人权研究会，不仅有人权研究会，而且还开有许多“认为”的座谈会。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写信的胡汉三。
中国人权研究会召开座谈会
学习贯彻胡汉三总书记致中国人权研究会信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６日电 为学习贯彻胡汉三总书记近日致中国人权研究会信重要思想，中国人权研究会于１６日召开学习座谈会。
座谈会认为，要深刻理解《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意义。《世界人权宣言》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不失为世界人民推进人权运动、改善人权状况的经典性文献。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履行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庄严承诺，积极促进和保护人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进一步推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座谈会认为，要全面认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大成就。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不易、发展之重要、人权之宝贵，中国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完善法制、发扬民主、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了中国人民享受各项人权的水平。只要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的人权事业就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座谈会认为，要深入领会我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观点。我们开展人权工作，就是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座谈会认为，要切实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继续开展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主动介绍我国关于人权问题的主张、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座谈会认为，积极开展中国特色人权理论研究与创新。要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视角，使人权理论研究向纵深推进，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时间、观念与制度相统一的高度，来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回应时代需要，提供理论支持。
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万鄂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陈士球等相关同志参加座谈会并发言。
关于癌细胞的科学道理
奥运之前，冰点前主编李大同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说：奥运带来对媒体控制的放松，尤其是对境外网站的宽松对待，不会在奥运之后重新收紧，因为最紧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它没必要再绷紧……言犹在耳，朝廷就以实际行动坚决给了李大同这种游移在体制内外、对体制尚存希望的迂人狠狠的一巴掌。
这个在朝廷里混了那么多年的老家伙，还是摸不准朝廷的脉搏，怪不得不能见容于朝廷。要摸朝廷的脉搏，就得多看文革电影。有个片子叫海霞，这里头已经表示得很清楚：谁说“天下太平”？是敌人。朝廷的弦决不会放松，否则就不成其为朝廷。这是个强大脆弱的机器，稍一松懈，即会土崩瓦解。这点，掌握名器的大人先生是最清楚的。
那些08闲章分子，还搞什么上书朝廷咸与维新的爱国滑稽剧，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要干扰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就是根本不懂朝廷的属性。还说什么不要妖魔化朝廷。这个朝廷是什么？这个朝廷不一定是妖魔，但比妖魔更没治，它是癌。妖魔可以请上青石山请老道来捉，癌却连如来佛也不管的。这个癌，不可遏制地吞噬一切社会资源、挤占一切社会空间，让人人陷入逼仄之境。它的吞噬挤占行为，现在已经臻于无为无不为的自然化境。据说北京奥运前，每个区县从朝廷拨到的款项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只好盖政府大楼烧钱玩。甚至小小的上海京剧院（中国的剧团也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衙门），当年都得到市里巨款，为的是排一个很愚蠢的戏——当时的龚副市长对京剧院的头目说：声光电你们都给我用上去，钱不够还可以要。这样的戏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为的就是烧钱出政绩。其他领域，大抵如此。无节制的敛财烧钱以及伴随敛财的肆意妄为，已经不是出于这个肿瘤的需求，而是它作为癌症的存在方式本身。迄今为止，人们还没见过癌细胞会自己变回正常细胞，细胞癌变仍然是个不可逆的过程。癌细胞不能及时有效的清除，毫无疑问会扩散至全身，乃至与全身同归于尽。朝廷充当的就是这个角色，它势将绑架国民，蹈向毁灭。
用朝廷自己的哲学术语，这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个号称科普的逍遥，一点科学精神都没有，居然还在琢磨不见红的路线图。让方舟子、土摩托老师评评理看，依照国际主流科学界的意见，癌细胞变回正常细胞，可能吗？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肿瘤在身，横竖一样，顺之者死，逆之者亡。既然无力清除肿瘤，那么就根本不需要想任何办法。打起精神，高高兴兴坐待天崩地裂，眼看土崩瓦解，譬如看戏，乐在其中。个人前途？本来也根本就是空话。指向观赏的幸福，才是谁也剥夺不走的幸福。至于什么中华民族命运，滚你奶奶的蛋。根本不需要什么中华民族，这坨自称中国的怪物只配剁碎了去死。最美的前途，就是受到列强真诚眷顾，就像当年日本德国那样，干脆彻底地上轨道……可惜对于中国这坨烂肉来说，这基本上是奢求。所以剁碎了卖比较卖得出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汉奸对任何爱国运动，都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汉奸的原则是明确的，立场是一贯的，态度是坚决的。
有空玩什么闲章，琢磨什么路线图，还不如欣赏NHK的纪录片。最近又有好片子了：
话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
已经出了三集。品品未来的天宝遗事，尤其是农民那集，看看这个朝廷是怎样阻断一切希望的，对历史上的一些情况，也能更深的理解。
外面的世界：北京.第一代打工人
被遗弃的农民：革命圣地.延安
在失意中出发.上海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绞尽脑汁编故事拍电影？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看电影……有这样的纪录片，有这样超乎想象力的真人真事（譬如延安的女儿），有这样生动的不是演员的演员（还是延安的女儿），那帮混账王八蛋头脑里胡拼乱凑的故事凭什么上线卖钱？居然还有瘟牲屁颠儿屁颠儿的看，煞有介事的评。被遗弃的农民里，那个雄心勃勃却被朝廷一次次当猴儿耍的农民的一生，就抵得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一部。还编什么故事，还拍什么电影？神奇大地遍地是神奇的故事，到处是人间喜剧悲惨世界。为什么那么多人视而不见，却更愿意看哈里菠菜呢？
2008年12月1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47北京时间 19:4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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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重新封锁海外新闻网站
中国政府对海外网站的封锁又重新开始，其中包括BBC中文网。
在外国记者投诉中国政府审查和封禁一些他们认为是敏感的网站后，北京在奥运会期间曾经开禁了一些网站。
在北京奥运会前外国记者向中国政府投诉说他们无法登陆一些被北京认为是敏感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的网站。
在受到来自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者的压力后，中国解封了一些网站，包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和BBC中文网等。
但现在这些网站又开始被封，同时难以登录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的网站。
中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拒绝证实这是中国政府的意图，但说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网站违背了中国法律。
中国外交部今天（12月16日）举行例行记者会，多位外国记者询问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对某些外国新闻网站中文网页解除封锁，现在却又恢复，到底这些被封锁的网站违反了什么法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国总体上是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网站还是要依法做必要的管理。
他说，某些网站确实存在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
刘建超举例说，有网站直接制造两个中国，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划为两个独立区域"，这就违反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和其他法律。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使中国政府在控制外国媒体方面有所改善。
但预计2009年对中国来说是困难的一年，首先是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而中国不断上升的失业率预期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与此同时，明年还是（2+2+2）·（2+2）周年以及中国统治吐蕃50周年。
届时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媒体审查以及增加国内的保安措施。
2008年12月16日 星期二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秦晖
称赞中国改革的人认为中国改革“无与伦比”，批评中国改革的人则有很多比较，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会陷入“拉美化的困境”。但前些时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就写了文章说，中国“拉美化”是个伪问题。所谓“拉美化”，指的是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但是中国到拉美投资的企业发现一个相反的现象，拉美的劳工非常厉害，中资企业到拉美连续遇到七年工潮，中国报刊的标题说中资公司“坠入工会陷阱”，陷入“血色黄昏”。我常说，中资到了海外，就知道什么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中国改革与拉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往往说到拉美有贫民窟，这恰恰是中国最不“拉美”的地方：中国动不动就把贫民撵出城市，这在拉美是绝对没有的。我倒觉得，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跟中国体制差不多，那就是南非。
改革30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一战时还制造业很不发达；但在民主化前夕，南非成了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南非的经济起飞，与低人权有关。南非是白人统治，但南非的白人大多是布尔人，自称非洲土著，以反殖民自豪。他们对黑人是最不好的。国际社会批评他们，他们自认为有民族自主的正当性，他们欺压黑人都是内政，是对国际干预的抵制。当时的南非主要是国有经济，本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的，但是南非政治上是布尔人控制，经济上却是英语白人控制，是英联邦一员，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市场，有很强竞争力，竞争力来源于低人权优势，用对黑人最苛刻的做法形成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1911年前南非对黑人劳动力是征发他们作苦工，1911年之后变成打工挣钱，可以流动，进城打工，但决不允许他们进城定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在大城市中是看不到黑人的贫民区。种族隔离时代，城市很漂亮，治安也很好，比欧洲都好，没有像纽约哈莱姆区那样的地方，而现在南非的城市治安之差，是全世界闻名的。
南非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国也差不多，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国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
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南非叫通行证，中国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而被抓的进城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
南非又一个相似于中国的是其土地制度。南非完全自治后在1930年进行过一次土地政策辩论，英语白人主张土地私有制，但是这就意味着黑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到城里建房子。占优势的布尔白人绝对不允许，于是实行的是布尔人的土地制度，带有很浓的国家色彩，突出国家的征收、征用。这就使南非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使南非一度成为高速公路在全球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国家。南非车不多，但路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为所欲为地征地。有这个制度，黑人在城里既不能买房，也不能买地，国家要赶走他们也很容易。
南非在征地制度、黑人劳力方面都占有优势，但是如果不搞市场经济，这种优势无法体现。搞了市场经济，这些就成为南非吸引资本和对外输出产品的很重要条件了，南非制造业全球有名。
但是黑人劳工到了第二代，你还不让他们在城市安家，就带来问题。于是国家大量投资，在乡村地区建设黑人家园，有很漂亮的公共建筑、大学。还实行所谓“ 工业分散化”政策，通过财政支援鼓励在“黑人家园”附近建立新的工业点，以促使黑人“离土不离乡”，主要目的是让黑人不要进城。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很不理想，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并没有达到让黑人打工打到三十多岁就离开城市回“黑人家园”的目的。
南非虽然有靠全球化和低人权支撑的经济繁荣，但是民主化还是发生了。民主化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南非的经济竞争力下降，因为不可能有原来那些优势：征地不方便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南非现在有点像拉美了，城市出现大批黑人区，治安急剧恶化，公司迁出南非……但是对南非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认为现在南非的状况比原来好，他们不认为用种族隔离制度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是可取的。
王三表扯淡遭到悍然干涉
带三个表 @ 2008-12-16 16:09:49 分类: 未分类
周猩猩 | minghui.shu@gmail.com | IP 地址： 203.156.214.70
王小峰：
你丫的也拿出点血性出来好不好！一个大男人，整天在这里喷些无关痛痒的口水，忽悠些懵懂或无知少年。是个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王小峰该不该发出声音，你自己清楚，有必要说明一下吧，别做闷头乌龟！那样让人唾弃！
此帖你要是删除的话，我不仅唾弃你，还会跟你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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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你妈逼性!
布什哪胡不开提哪胡，临走还揭胡的疮疤
布什：丢鞋事件使他想起胡锦涛在华府被呛
美国总统布希今天在巴格达遭一名伊拉克记者丢鞋羞辱。事后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这使他想起中国国家主席胡汉三访问白宫时，被FLG份子呛声的事。这是自由社会的现象。
布希今天在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马里奇（Nuri al-Maliki）共同举行记者会时，遭一名伊拉克记者丢掷两隻鞋子，布希机警闪躲，两次都未被击中。这名记者随即被现场安全人员架走。根据阿拉伯文化，以鞋底丢人是给对方最大的侮辱。
布希事后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独家访问时说，这件事情使他想起胡汉三2006年访问华府，在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上，遭到一名女子高喊FLG口号呛声的往事。他自我解嘲说：「这是自由社会的现象。」
被问到有何感受时，布希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amusing）。
他说，他在总统任内看过不少怪诞的事情，而丢鞋子则可列入最怪诞的事情之一。
问到是否知道丢鞋者的身份时，布希说，他被告知，是一位在一家伊拉克媒体服务的记者。
记者告诉布希，据说在阿拉伯社会丢鞋子是对对方最大的羞辱，布希回答说，他不这样认为，他只是觉得一个人对著你丢他的鞋子很有意思（interesting），很奇怪，但不觉得受到侮辱。
布希说，他不会把这笔帐记在伊拉克政府身上。他也不觉得伊拉克记者整体很恐怖。反而是在场的其他伊拉克记者都觉得很丢脸，觉得很不好意思。
布希说：「那傢伙想在电视上作秀，他成功了。」「我不知道他想抱怨什麼，但不管是什麼，我相信没有人会理他。」
2008年12月15日 星期一
大机器对挠痒痒企图的反应
作为一名伟大光荣正确的、自私自利的汉奸，我对忧国忧民以中华为己任的08闲章不感兴趣。事实上，我连前言部分都没看完，就不想看下去了。有这工夫不如看王三表扯淡呢。
但跟我一样伟大光荣正确的大机器对此事的反应，尤其是在微观层面的反应，却很有观赏性。所以贴过来存着。屎料么。
我是一名高三学生，我志愿宣传《零八闲章》
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44420.aspx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5日 来稿)
（中国维权联盟来稿）
因为天天坚持看牛博的缘故，对于签名这件事，我也算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吧。不可否认，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讲，是有点容易冲动的年龄，按照党妈的说法，是容易受蒙蔽，易受坏人教唆与怂恿。 (博讯)
其实要按照我个人来讲，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我冲动，但有些兴奋是肯定的。兴奋的结果是，自己打印了一遍又复印了一遍。到学校后，利用所在学校活动便利的优势，在我年级与我所在的班级，个人主观臆断宣传了一下，也就是利用自习课的时候朗诵了一下。当然，请不必怀疑，我当然是经过同学们允许才进班的，进而询问是否能念一个有关爱国主题的材料，并讲清如果有同学不想听，可以马上打断我，请我出去。事实上事情的发展很顺利，这也是我预想到的。同学当中可能有人确实想听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许下去会认真思考思考，但也有部分同学抱着好玩的，看新鲜，凑热闹，看马戏团里的小丑的心态来观赏。（是不是应该在部分同学前面加一个大字？）
当晚自习我阅读完毕征求大家意见和讨论的时候，我听到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XX，你是不是在反对供餐党啊？
XX，你觉得这可能吗？痴人说梦！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情，照你这么说整个社会都乱了！
我感觉你说的根本就不现实，你为什么能坐在这读书，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如果没有抗日，没有改革开放，你可能坐在这学习不能？
我感觉不需要变啊，现在都挺好啊，比以前好太多了，你看以前人都吃不上饭，现在不是都吃上了，我感觉现在都挺好，有饭吃，有学上，还能上网，这以前根本都不可能啊。
我感觉你念这个东西好像有道理，但中国现在需要稳定啊，稳定了社会才能发展，要是整个社会乱了，那就别谈什么发展了
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人这么多，乱了还得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我觉得不现实………………◀
那天下午，在外班，有十几个男生签名，我当然告诉了他们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我想他们只是出于好玩起哄而已，过了一会，大部分人纷纷反悔，要求划掉自己的名字，最后索性重新找了一张纸，留在名单上的只有一名同学。
晚上他发短信劝我别在参与这件事了，说国安已经介入（之后了解之后我个人臆断是他爸爸吓唬他的），请我把他的名字毁掉，他也不要签名了，并且为我担心了一下。其实这位同学是个好同学。
我接到短信后，又接到一个电话，那天下午先签名后反悔的其中一名同学很热心的告诉我，老师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问我到底有没有把他的名字上传，我如实回答没有，他安慰了我一下。
之后我直奔学校，与学校L主任，聊了一下，这位身兼班主任的政教处曾直接是我的领导（学生会的原因），和他聊了很长时间，多是我在说，他在听，主任性格内向一些，甚至于有些偏向软弱和懦弱（一些八卦消息），聊开之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XX,这个东西我看了，你觉得它现阶段能实现吗，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天，这些都会实现的"。
聊天过程中，另一名政教处主任J，电话打到L处，她像L询问此事调查结果？但她显然没想到我在这，L把电话给我，J约我次日上午到学校，J说你9点30来，我不算你迟到。
次日，进了学校大门，J在办公楼上向我挥手，我上了楼，我很清楚那不是主任的办公室，是G校长的。
唔~
▶今天让你来就是要问问你，你究竟干了什么事，你自己知道不知道？你说说看你干了什么？
是谁让你进班讲这个东西的，学校允许你了没有，别的班的班主任允许你了没有，是谁让你擅自进别的班的？
鸿门宴？这不是鸿门宴，你不配！
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你懂吗？你懂人权是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在这，你妄谈民主自由，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吗？
这个东西你是从哪找的？是谁告诉你的？你和谁商量过？有没有人手里还有这个东西？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
XX，这个东西我看了，你现在开始给我讲讲，你说服我，你不是会去各班做演讲吗，你不是能说嘛，你说服我，用你的思想。
学校是法人，学校说开除你就开除你！你信不信！
你知道你宣传这个性质有多严重吗？你知道如果不是学校这次护着你，你现在都已经进公安局了，你知道不知道？
（期间J主任离去）
（G校长接一电话，"说不通，说不通啊，行啊，好，带他家长上来吧）◀
我爸爸进来了，脸色苍白，对校长与主任唯唯诺诺，对我大声叱呵，说了几句话后，J主任就让我先出来了。
晚上接到J主任电话，J主任想明白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让人不能理解的行为，她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后果，我说想的很清楚，她一再追问我，语气里透露出迷惑，不解。
她问我，你自己觉得现在你还能在这个学校读书吗？你认为如果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接触这些东西，那对学校声誉是多大的影响，我要不要对其他同学负责？
我回答她，我在这件事上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我需要一个对我而言公平的说法，我个人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有时候在受到不公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她问我是在威胁她吗？我反问她，学校是在威胁我吗？
通话最后，我告诉J主任，学校党委会是六个人，她问我说这个干什么，我说也许J主任会是第七个。
她说，谢谢你啊，承担不起。
我说，没事。
因为“零八宪章”，我领略了秘密警察的效率
管党生
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43977.aspx
下午，想去买个耳机，有时在电脑上听音乐，音箱声音太响，影响老母亲休息。
去附近的“步瑞祺电脑城”，正在柜台看耳机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一看，是个陌生的30多岁的穿着休闲服的人。他问“老管吗？”我说“是”。他说“借一步说话。”我有些诧异，又有些想笑，心想：这人还比较文明。我问道“你认识我吗？”他说“你不是管党生吗？”我说“是”，他扶着我胳膊说“没有找错”。然后把我带到门口，说“我是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些事情，请配合一下”，并掏出来“人民警察证”给我看了一下，里面名字还没有看清楚，他就收了起来。说实话，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跑。但是，一方面他强“扶”着我胳膊，一方面感觉跑也没有什么意思，何况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想了想就问他“有传讯证吗？”他说“一会给你看。”我问“去哪里？”他说“就到楼上茶楼吧。”于是，我们上楼。
到了六楼的茶馆，进入一个包厢，里面有个40多岁的男人，和我一起进来的人介绍“这是我们队长。”我问贵姓？他说姓李还是林，也没有听清楚，再问。他咳嗽了一声说“这样，老管。我们谈谈正事吧。”我问“有传讯证吗？”他说“我们还是不要那么正式吧？那样也给你添麻烦。我们随便谈谈。”然后问我“想喝点什么？”我正好有些渴，也就不客气地说“想喝铁观音”，他叫来服务员，让上铁观音和咖啡，给了我一支香烟，然后谈话开始。
首先是问我现在工作没有，我说没有。又问我怎么生活？我说和老母亲一起生活，自己也写些东西，另外平时打些短工。他们两人对视一笑。开始进入正题。
“我们开门见山吧。最近你比较活跃啊。”
“哪些方面？”
“最近签名比较多啊。”
沉默……
“零八闲章看过没有？还有那个《营救刘晓波博士告全国人民书》？”
“看过”
“签名了没有？”
“签名了”
“好，谁让你签名的？”
“自己”
“在哪里看见的？”
“网上”
“哪个网？”
“到处都有”
“你知不知道问题很严重？”
“不知道”
“你怎么和刘晓波搞到一起去了？怎么认识他的？”
“我没有和刘晓波搞到一起去，也基本不认识他。”
“那为什么要声援营救他？”
“因为从80年代起我就喜欢他的文章，还有我认为零八宪章只是表达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有很大促进作用，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人的政治理想，为这个抓人是没有道理的。从法律上讲，宪法明确规定保障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
“你怎么知道抓他是因为零八宪章的？”
“那是因为什么？”
这次是对方沉默了。
他问我“零八宪章”是哪些人发起的？具体哪些人在操作？我说不清楚。他问不清楚还签名？我说感觉有道理就签名了。他又问我联系了安徽哪些人签名？我说没有。
片刻，队长和我谈起了中国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更加需要和谐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爱国，追求民主就更加需要和政府同舟共济，不能做破坏稳定的事情。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是符合国情的。如果照搬照套西方的政治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非乱不可。听说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也受过冲击。你看看，中国乱起来如何了得？
我说：“正因为缺乏民主，才会有文化大革命。”
队长说：“你看看你头脑混乱到什么程度了，自由化倾向严重。”
也许感觉和我说不清楚，他突然又转了话题“我们核实个事情，你是不是经常去一个签名网？”
“有时去。”
他从包里面拿出来一叠纸，然后问：
“1.就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秦永敏先生及一切在押政治犯的呼吁书
“2.天府之国自由宣言
“3.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 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致中巩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这些签名你参加了吗？”
“好象参加了。”
“什么叫好象？老管我们注意你好久了，你的活动我们是了解的，包括你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你经常活动的网站。你在民主论坛，自由中国，中文笔会发过文章吧？”
我沉默，喝茶，他哗啦哗啦翻纸的声音。
带我来的那个人在记录。
我问：“上次让我去派出所谈话的是你们吗？”
他说：“不清楚，可能是分局的。”
然后他又“苦口婆心”的和我说：今天用这种方式和你谈话，也是为你考虑。如果我们大张旗鼓的去你家，对你影响不好。邻居会怎么看你？你老母亲那么大年纪了，对她身体和精神也有影响。
我真诚的表示感谢，又有些想笑。
他又让我想办法找个工作，如果不搞政治方面的活动，他们可以考虑帮助我找个工作。
我说“我都40多的人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们真帮助我找工作，我表示感谢。但是应该做什么我还是会做的。”
他向我发出警告，说今天请你喝茶聊天，还是想挽救你，希望你好自为之，如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下一次见面可能就不会是这种方式了。
我说随便吧，我一无产阶级，连老婆、工作都没有，还害怕什么。
他笑了起来“看看，看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无产阶级，真是有意思。”
我说：“是有意思，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现在变成了资产阶级。”
队长说，别贫嘴，“路”由你选择，后果自担。
然后他说：“好了，今天就到这。今天的见面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还有希望我们以后见面大家都不要不愉快。”
出来以后，我想中国的公安有时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譬如对“零八闲章”。如果把这效率用在反腐败上多么好。
也许是杞人忧天。为了防止我突然“消失”，我还是把今天的事情写了出来。
现在外面是晴天，还是老话：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
2008年12月14日
艾晓明教授：“国际人权日”，我家奇怪事
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44143.aspx
艾晓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朋友在这里，来了两个人，拿着个手电筒，敲门就进来，也不说别的，说‘查蚊子’。我就奇怪了，大冬天哪来的蚊子？我没看他们进别人家，我家住在十五楼，从一楼直奔到我们家来，也许他们看看我家是不是有‘非法聚会’？我在猜。”
主持人：“他们在您家里停留了多久？”
艾晓明：“停留时间也不久。我们很奇怪，如果是查电表、查水表，楼下都有一个‘安民告示’嘛。”
主持人：“他们是男士还是女士？”
艾晓明：“两个男的，拿着手电筒，手里还拿着个本，正中午的时候。我客厅里有个朋友，香港来的电影记录片导演，我在书房里。他们进来就说要找蚊子，说是一种卫生标准。然后他们就在我们花瓶里看了说‘水里是不是有蚊子？’。”
主持人：“又去别的房间了吗？”
艾晓明：“倒是没有。”
主持人：“他们只管客厅里面的蚊子？”
艾晓明：“我也不好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但跟我一样伟大光荣正确的大机器对此事的反应，尤其是在微观层面的反应，却很有观赏性。所以贴过来存着。屎料么。
我是一名高三学生，我志愿宣传《零八闲章》
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44420.aspx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5日 来稿)
（中国维权联盟来稿）
因为天天坚持看牛博的缘故，对于签名这件事，我也算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吧。不可否认，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讲，是有点容易冲动的年龄，按照党妈的说法，是容易受蒙蔽，易受坏人教唆与怂恿。 (博讯)
其实要按照我个人来讲，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我冲动，但有些兴奋是肯定的。兴奋的结果是，自己打印了一遍又复印了一遍。到学校后，利用所在学校活动便利的优势，在我年级与我所在的班级，个人主观臆断宣传了一下，也就是利用自习课的时候朗诵了一下。当然，请不必怀疑，我当然是经过同学们允许才进班的，进而询问是否能念一个有关爱国主题的材料，并讲清如果有同学不想听，可以马上打断我，请我出去。事实上事情的发展很顺利，这也是我预想到的。同学当中可能有人确实想听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许下去会认真思考思考，但也有部分同学抱着好玩的，看新鲜，凑热闹，看马戏团里的小丑的心态来观赏。（是不是应该在部分同学前面加一个大字？）
当晚自习我阅读完毕征求大家意见和讨论的时候，我听到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XX，你是不是在反对供餐党啊？
XX，你觉得这可能吗？痴人说梦！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情，照你这么说整个社会都乱了！
我感觉你说的根本就不现实，你为什么能坐在这读书，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如果没有抗日，没有改革开放，你可能坐在这学习不能？
我感觉不需要变啊，现在都挺好啊，比以前好太多了，你看以前人都吃不上饭，现在不是都吃上了，我感觉现在都挺好，有饭吃，有学上，还能上网，这以前根本都不可能啊。
我感觉你念这个东西好像有道理，但中国现在需要稳定啊，稳定了社会才能发展，要是整个社会乱了，那就别谈什么发展了
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人这么多，乱了还得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我觉得不现实………………◀
那天下午，在外班，有十几个男生签名，我当然告诉了他们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我想他们只是出于好玩起哄而已，过了一会，大部分人纷纷反悔，要求划掉自己的名字，最后索性重新找了一张纸，留在名单上的只有一名同学。
晚上他发短信劝我别在参与这件事了，说国安已经介入（之后了解之后我个人臆断是他爸爸吓唬他的），请我把他的名字毁掉，他也不要签名了，并且为我担心了一下。其实这位同学是个好同学。
我接到短信后，又接到一个电话，那天下午先签名后反悔的其中一名同学很热心的告诉我，老师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问我到底有没有把他的名字上传，我如实回答没有，他安慰了我一下。
之后我直奔学校，与学校L主任，聊了一下，这位身兼班主任的政教处曾直接是我的领导（学生会的原因），和他聊了很长时间，多是我在说，他在听，主任性格内向一些，甚至于有些偏向软弱和懦弱（一些八卦消息），聊开之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XX,这个东西我看了，你觉得它现阶段能实现吗，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天，这些都会实现的"。
聊天过程中，另一名政教处主任J，电话打到L处，她像L询问此事调查结果？但她显然没想到我在这，L把电话给我，J约我次日上午到学校，J说你9点30来，我不算你迟到。
次日，进了学校大门，J在办公楼上向我挥手，我上了楼，我很清楚那不是主任的办公室，是G校长的。
唔~
▶今天让你来就是要问问你，你究竟干了什么事，你自己知道不知道？你说说看你干了什么？
是谁让你进班讲这个东西的，学校允许你了没有，别的班的班主任允许你了没有，是谁让你擅自进别的班的？
鸿门宴？这不是鸿门宴，你不配！
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你懂吗？你懂人权是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在这，你妄谈民主自由，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吗？
这个东西你是从哪找的？是谁告诉你的？你和谁商量过？有没有人手里还有这个东西？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
XX，这个东西我看了，你现在开始给我讲讲，你说服我，你不是会去各班做演讲吗，你不是能说嘛，你说服我，用你的思想。
学校是法人，学校说开除你就开除你！你信不信！
你知道你宣传这个性质有多严重吗？你知道如果不是学校这次护着你，你现在都已经进公安局了，你知道不知道？
（期间J主任离去）
（G校长接一电话，"说不通，说不通啊，行啊，好，带他家长上来吧）◀
我爸爸进来了，脸色苍白，对校长与主任唯唯诺诺，对我大声叱呵，说了几句话后，J主任就让我先出来了。
晚上接到J主任电话，J主任想明白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让人不能理解的行为，她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后果，我说想的很清楚，她一再追问我，语气里透露出迷惑，不解。
她问我，你自己觉得现在你还能在这个学校读书吗？你认为如果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接触这些东西，那对学校声誉是多大的影响，我要不要对其他同学负责？
我回答她，我在这件事上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我需要一个对我而言公平的说法，我个人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有时候在受到不公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她问我是在威胁她吗？我反问她，学校是在威胁我吗？
通话最后，我告诉J主任，学校党委会是六个人，她问我说这个干什么，我说也许J主任会是第七个。
她说，谢谢你啊，承担不起。
我说，没事。
因为“零八宪章”，我领略了秘密警察的效率
管党生
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43977.aspx
下午，想去买个耳机，有时在电脑上听音乐，音箱声音太响，影响老母亲休息。
去附近的“步瑞祺电脑城”，正在柜台看耳机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一看，是个陌生的30多岁的穿着休闲服的人。他问“老管吗？”我说“是”。他说“借一步说话。”我有些诧异，又有些想笑，心想：这人还比较文明。我问道“你认识我吗？”他说“你不是管党生吗？”我说“是”，他扶着我胳膊说“没有找错”。然后把我带到门口，说“我是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些事情，请配合一下”，并掏出来“人民警察证”给我看了一下，里面名字还没有看清楚，他就收了起来。说实话，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跑。但是，一方面他强“扶”着我胳膊，一方面感觉跑也没有什么意思，何况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想了想就问他“有传讯证吗？”他说“一会给你看。”我问“去哪里？”他说“就到楼上茶楼吧。”于是，我们上楼。
到了六楼的茶馆，进入一个包厢，里面有个40多岁的男人，和我一起进来的人介绍“这是我们队长。”我问贵姓？他说姓李还是林，也没有听清楚，再问。他咳嗽了一声说“这样，老管。我们谈谈正事吧。”我问“有传讯证吗？”他说“我们还是不要那么正式吧？那样也给你添麻烦。我们随便谈谈。”然后问我“想喝点什么？”我正好有些渴，也就不客气地说“想喝铁观音”，他叫来服务员，让上铁观音和咖啡，给了我一支香烟，然后谈话开始。
首先是问我现在工作没有，我说没有。又问我怎么生活？我说和老母亲一起生活，自己也写些东西，另外平时打些短工。他们两人对视一笑。开始进入正题。
“我们开门见山吧。最近你比较活跃啊。”
“哪些方面？”
“最近签名比较多啊。”
沉默……
“零八闲章看过没有？还有那个《营救刘晓波博士告全国人民书》？”
“看过”
“签名了没有？”
“签名了”
“好，谁让你签名的？”
“自己”
“在哪里看见的？”
“网上”
“哪个网？”
“到处都有”
“你知不知道问题很严重？”
“不知道”
“你怎么和刘晓波搞到一起去了？怎么认识他的？”
“我没有和刘晓波搞到一起去，也基本不认识他。”
“那为什么要声援营救他？”
“因为从80年代起我就喜欢他的文章，还有我认为零八宪章只是表达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有很大促进作用，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人的政治理想，为这个抓人是没有道理的。从法律上讲，宪法明确规定保障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
“你怎么知道抓他是因为零八宪章的？”
“那是因为什么？”
这次是对方沉默了。
他问我“零八宪章”是哪些人发起的？具体哪些人在操作？我说不清楚。他问不清楚还签名？我说感觉有道理就签名了。他又问我联系了安徽哪些人签名？我说没有。
片刻，队长和我谈起了中国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更加需要和谐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爱国，追求民主就更加需要和政府同舟共济，不能做破坏稳定的事情。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是符合国情的。如果照搬照套西方的政治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非乱不可。听说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也受过冲击。你看看，中国乱起来如何了得？
我说：“正因为缺乏民主，才会有文化大革命。”
队长说：“你看看你头脑混乱到什么程度了，自由化倾向严重。”
也许感觉和我说不清楚，他突然又转了话题“我们核实个事情，你是不是经常去一个签名网？”
“有时去。”
他从包里面拿出来一叠纸，然后问：
“1.就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秦永敏先生及一切在押政治犯的呼吁书
“2.天府之国自由宣言
“3.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 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致中巩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这些签名你参加了吗？”
“好象参加了。”
“什么叫好象？老管我们注意你好久了，你的活动我们是了解的，包括你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你经常活动的网站。你在民主论坛，自由中国，中文笔会发过文章吧？”
我沉默，喝茶，他哗啦哗啦翻纸的声音。
带我来的那个人在记录。
我问：“上次让我去派出所谈话的是你们吗？”
他说：“不清楚，可能是分局的。”
然后他又“苦口婆心”的和我说：今天用这种方式和你谈话，也是为你考虑。如果我们大张旗鼓的去你家，对你影响不好。邻居会怎么看你？你老母亲那么大年纪了，对她身体和精神也有影响。
我真诚的表示感谢，又有些想笑。
他又让我想办法找个工作，如果不搞政治方面的活动，他们可以考虑帮助我找个工作。
我说“我都40多的人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们真帮助我找工作，我表示感谢。但是应该做什么我还是会做的。”
他向我发出警告，说今天请你喝茶聊天，还是想挽救你，希望你好自为之，如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下一次见面可能就不会是这种方式了。
我说随便吧，我一无产阶级，连老婆、工作都没有，还害怕什么。
他笑了起来“看看，看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无产阶级，真是有意思。”
我说：“是有意思，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现在变成了资产阶级。”
队长说，别贫嘴，“路”由你选择，后果自担。
然后他说：“好了，今天就到这。今天的见面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还有希望我们以后见面大家都不要不愉快。”
出来以后，我想中国的公安有时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譬如对“零八闲章”。如果把这效率用在反腐败上多么好。
也许是杞人忧天。为了防止我突然“消失”，我还是把今天的事情写了出来。
现在外面是晴天，还是老话：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
2008年12月14日
艾晓明教授：“国际人权日”，我家奇怪事
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44143.aspx
艾晓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朋友在这里，来了两个人，拿着个手电筒，敲门就进来，也不说别的，说‘查蚊子’。我就奇怪了，大冬天哪来的蚊子？我没看他们进别人家，我家住在十五楼，从一楼直奔到我们家来，也许他们看看我家是不是有‘非法聚会’？我在猜。”
主持人：“他们在您家里停留了多久？”
艾晓明：“停留时间也不久。我们很奇怪，如果是查电表、查水表，楼下都有一个‘安民告示’嘛。”
主持人：“他们是男士还是女士？”
艾晓明：“两个男的，拿着手电筒，手里还拿着个本，正中午的时候。我客厅里有个朋友，香港来的电影记录片导演，我在书房里。他们进来就说要找蚊子，说是一种卫生标准。然后他们就在我们花瓶里看了说‘水里是不是有蚊子？’。”
主持人：“又去别的房间了吗？”
艾晓明：“倒是没有。”
主持人：“他们只管客厅里面的蚊子？”
艾晓明：“我也不好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2008年12月12日 星期五
选美：华裔如何当总统
吴澧 @ 2008-12-12 0:00
http://www.bullog.cn/blogs/woodlee/archives/241371.aspx
巴拉克·奥巴马以黑人之身，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华裔什么时候能当总统？
不妨与奥巴马比一下。奥巴马拥有哥伦比亚和哈佛双料长青藤学位，这不一定说明知识有几多，却能保证学习能力相当强。奥巴马初遇希拉里·克林顿，辩论时 常被刺得只能傻笑；待到决战约翰·麦凯恩，却能在老麦头自以为擅长的 Town Hall Meeting 里，讲到那八十名听众——这是辩论组织者特意挑选的中间派，不是哪一方的拥趸——会后围着他不肯走，将老麦头晾在一边好不尴尬。这一惊人进步，在敝人看来就是总统相了。
华裔追求高等学位的本事无人怀疑。将被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长的朱棣文，本人是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父兄辈里有十二位博士。双料长青藤可以手到擒来，相信未来的华裔总统在这方面不会输给奥巴马。不过，高学位并不等于高得票率。奥巴马这次当选，其实打破了美国政治自肯尼迪以来的一个近五十年的禁忌：哈佛、耶鲁等长青藤大学培养的知识型政治家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很多选民觉得他们读书读高了，理解不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和感情。
有评家说：所幸奥巴马是黑人，这一禁忌管不到他。言下之意，人们潜意识里以为黑人是不怎么读书的。黑人聚居区内，成绩好的男孩子常被同伴骂为“ 假白人 ”。民权组织的负责人希望，奥巴马的当选，能够帮助黑人男性扭转这种自毁前程的“愤黑”倾向。而华裔给人的印象本来就是分数挂帅，高学位只怕不是政治通行证却成竞选墓志铭。
如果奥巴马的高智商内阁，今后能有亮丽表现，或许可以减弱美国选民的反智倾向。不过，在一个由低端移民不断补血的民主国家，反智主义总会有相当市场。
华裔与黑人另一不同之处，是华裔没有芝加哥这样一部地方“政治母机”，黑人从基层到市府都是主要政治势力。立志从政者被这部机器搅得七荤八素，那几个有幸钻出来的，就成了能打耐摔的好汉。旧金山华裔虽多，离开形成“政治母机”却还差得远。未来的华裔总统，大概一起步就要与其他族裔结盟，或干脆混在白人堆里。
上星期六（１２月６日），代表共和党的越南华裔高英（Anh "Joseph" Cao）在新奥尔良击败民主党黑人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越南人只占选区选民的３％，他就是靠了白人的助力。共和党大佬说：高英这样的少数族裔是本党的未来。新闻里都强调他是首位越裔众议员，不知是否也可算入华裔。
高英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带去了天主教，所以越南人里有不少信徒。华裔与黑人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宗教。黑人的前身是奴隶，早就信了奴隶主的教。即使在种族隔离时期，两边的教会仍有相当联系，大的教派都有黑人分支。而华人里教徒甚少；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信教的更少，孩子长成后信教的也不多。不信教，怎么能当美国总统？—— Don’t even think about that。
本人已经谈过了奥巴马从政路上的归宗（扎根黑人社区）和归教（皈依基督教）——只有走出这两步，他才可能出马竞选；本人也已经说过，新教信条是美国立国的政治基石。这里换一个角度，聊聊宗教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说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自然会想起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他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那本《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其实韦伯出名后，还写过一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那是直接谈美国的。
１９０４年，韦伯应邀赴美国讲学。考察美国社会时，韦伯发现了一个对欧洲人来说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相当彻底，这又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失去了与故土教堂的联系，为什么当时的美国却只有６％的人不参加教会活动，远低于欧洲相应比例？更奇怪的是，人们还非常虔诚，吃饭、做生意都要问你是哪个教派的（新教分圣公会、浸礼会等很多教派）。
韦伯论文里有些很具启发的例子。某次，韦伯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推销员问：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请注意韦伯记录的这句话：你不信教，这个美国人连某些部门随手发发的五毛钱都不肯借给你，更不要说选你当总统。至少在内地小镇上，很多美国人至今如此认为。
当时美国有大量德裔移民。韦伯曾去北卡罗里纳州看望亲戚，并不信教的亲戚带他参观当地浸礼会的洗礼。十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冷。受洗者毫不犹豫地跳入池塘，完全浸没自己。亲戚指着一位年青人说：哈哈，我就知道这家伙会受洗，他打算在这里开银行呢。韦伯问：是否浸礼会信徒只信任本会教友的银行，而且人数多到足够支撑他的生意？亲戚说：这倒不见得，不过，浸洗之后，他的生意就有保证了。
原来，当时浸礼会对受洗者有严格要求。只有那些从小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资格加入。不要说赖帐的进不去，就是爱跳舞、爱打牌、经常上馆子的都进不去。进了教派，就相当于拿到了道德合格证，在商场就有了信用。不但本地人信得过，就是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人们都会放心借钱给你，赊购更没问题。就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你，展延几天没关系。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通常也不会隔得很远。
黄仁宇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这“说来容易，可是负债经营具有全面性的时候，政府发国库券，各公司发行股票，买卖房舍分期付款，学生借款上学，旅游者凭信用卡各处观光，工人以还没有到手的工资作担保去买汽车，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而且人人如此，社会视作当然，法律上行得通，那就并不十分容易了。”
说负债经营不容易，关键是原始积累的时候特别不容易。那时没有计算机和网络，很难验证某人的财务记录，交易者如何知道对方的信用？在美国，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询问彼此的教派。人们相信教派的声誉，相信你既在教派之中，应为诚实之人。正是这样的教派，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已经制造了三十万“结石宝宝”的三赂奶酚终于冲破京奥打压，露出真相之后，温宗理“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根据韦伯的观察，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起飞时期，企业家的道德血液主要是由新教教派输送的——或者说，并不是像很多国人以为的那样，商业诚实仅靠法律强制。
今日美国更多元化了，美国现在有各种宗教，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犹太教，依斯蓝，等等；同一宗教内还有各种教派，但９０％以上的美国人全都相信举 头三尺有神明。你什么都不信，连英语里说某人是个好人的常用语，He has a soul 都不能用在你身上，你连“灵魂”都没有，谁会投你一票？
布什总统与普京初次会谈后，告诉记者：从普京的眼里，他能看到普京的灵魂（意为普京是个诚实的人，他可以和普京打交道）。布什这句话，俄美关系糟糕 时，常被人翻出来取笑。但布什会这么讲，还是有前提的：普京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果遇上无神论者，只怕布什首先要跟你解释宗教在美国的地位。
曾听一位研究宗教的教授说过：在美国，穆司令当总统的可能性，都比无神论者要高得多。
这倒不是说非教徒华裔就当不了总统。西方不亮东方亮，在美国当总统有困难，还可以跨过一个大洋，去美国东面的法国当总统。在韦伯的时代，欧洲的宗教传统已经衰落了。法国曾经给越南带去了天主教，如今在巴黎却是难得碰到几个人谈宗教的。不信教，绝对不是从政的障碍。
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马上会问：法国，他们、他们不是会见了吐蕃佛王吗，他们的人权不是假的吗，他们怎么会选华裔？
这事情要历史地看。上世纪二十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东共旅欧支部的老战友，著名者如周恩来宗理，前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具体制订各期五年计划的李富春同志，原国防工办主任、领导“两弹一星”工程的聂荣臻元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晓平同志等一大批人，红朝初建就主持国务院，实际上法国留学生曾经长期管理中国镇府的日常运作。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这与中国领道人的法国老关系有关系。会见法国贵宾时，领道人们曾愉快回忆在法国度过的青春岁月。法国当年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下接纳了他们，法国其实还是那个法国，善待异议人士是法国的骄傲传统。其实法国现在更开明了，现任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就是匈牙利移民之子；他们前几天还刚选了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法国小姐。但是中国变了，从接触过各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异质文化的开国前辈，变到教愚部和宣战部近亲养育的红色后代，于是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也就从真的变成假的了。
（题头图为邓希贤与其叔叔邓绍圣在法国的合影。九十年前，北洋政府还是跟国际很接轨的，倒是没有哭着嚷着向法国政府抗议：你们收留反镇府人士，“中国人民的感情又被严重伤害了！”）
如果华裔在法国选总统，法国的人权对他而言则仍是真的。一旦自身条件成熟了，那就奥巴马般的勇敢竞选吧。
2008年12月11日 星期四
细看近代中外条约之“不平等”
芦笛
如今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的全文都贴上了网，谁都可以调出来。然而没有多少人会去琢磨“不平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条约背得烂熟，也未必能看到以下问题：
1）特别强调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
在国际条约史上，大概再没有比清朝和英、美、法等国签订的双边条约更强调缔约双方的平等关系了。几乎所有的条约都花了大量篇幅，对双方对等礼仪作了明细规定，而且不厌其详地重复，以英国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为例：
《穿鼻条约》：
第三条：“两国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据1841年1月20日义律发布的公告，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06页）
《南京条约》：
第十一条：“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着。”
《天津条约》：
第三条：“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惟大英君主每有派员前往泰西各与国拜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划一肃敬。”
第四条：“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英钦差大臣各式费用，皆由英国支理，与中国无涉。”
第五条：“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
第六条：“今兹约定，以上所开应有大清优待各节，日后特派大臣秉权出使前来大英，亦允优待，视此均同。”
第七条：“大英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设立领事官，与中国官员于相待诸国领事官最优者，英国亦一律无异。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
美国、法国与中国签订的各次条约也类此。《中法天津条约》甚至具体规定了外交文件的措辞：
第三条： “凡大法国大宪、领事等官有公文照会中国大宪及地方官员，均用‘大法国’字样，惟为办事妥速之便，亦有翻译中国文字一件附之，其附件务尽力以相符，候大清国京师有通事谙晓且能译大法国言语，即时大法国官员照会大清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法国’字样，大清国官员照会大法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清国’字样。”
第四条：“将来两国官员，办公人等因公往来，各随各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礼。大法国大宪与中国无论京内、京外大宪公文往来，俱用‘照会’。大法国二等官员与中国省中大宪公文往来，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两国平等官员照相并之礼。其商人及无爵者，彼此赴诉，俱用‘禀呈’。”
外交条约竟然会不厌其详地作这些对等礼仪规定，甚至强调日后所有的外交照会都必须使用“大清国”和“大法国”字样，堪称今古奇观。这种特别强调关系对等的条款，竟然会构成“不平等条约”的重要内容，若让不知底细的读者来看，定会以为那是英法从中国独立出去后，与原来的中央政府签订的条约。
历史的讽刺在于，中国人正是从这些不平等条约中首次接触到“平等”概念的。传统文化里从无这个概念。虽然佛家有空泛的“众生平等”之说，但因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发展出“权利”的概念，所以它从未落实为政治概念。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人际关系，国人知道的就只是无条件服从暴力。它是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脑袋的第一个西式价值观。遗憾的是，远不是所有的现代国人都知道这点，因为教科书从来不告诉咱们。
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当然是对天朝不可容忍的侮辱。邓廷桢当年就训斥过义律：“大班（芦注：这是当时中方对英国商务总监的称呼）竟免去‘天朝’尊称，混用‘贵国’字样，妄自尊大。……着其不得再冒渎帝国威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179页）如今蛮夷竟然用武力强迫天朝接受与它们平等的地位，甚至把这写在条款里，当然是对帝国威严的不可容忍的冒渎。就是这种基于“民族尊严”的强烈义愤，以及不惜后果推翻这些“不平等条款”的强烈冲动，构成了此后中外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
那个时代的人坐井观天，这种历史局限毋庸深责，但今天官方教科书还不把全部真相告诉学生，那就说不过去了。当然这也情有可原，盖这悖论确实难得钻出来：用武力胁迫他人平等对待自己，这种行为本身算不算平等？
2）取消公行垄断制
《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
“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这说的是当时清朝实行的社会主义垄断。战前外贸不但只有广州一个窗口，而且由官府垄断，通过所谓的“公行”进行。亦即由户部特准的一批商人（称为“行商”）一手把持。他们是外商唯一允许接触的中转商，所有涉外交易都必须通过他们中转。公行于是成了专职腐败机构，官商勾结，上下其手，不但盘剥外商，更盘剥本国商人，唯一受益者只是行商和与之勾结的贪官污吏们。
南京条约取消了行商垄断制，允许外商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这新规定刺激活跃了外贸，其受益对象不但是外商，也是本国商人，就连朝廷也因为去除了中饱贪污环节增加了税入，唯一的受害人只是行商以及靠陋规层层盘剥商人的贪官污吏们。
现代国人应该怎么看待这条不平等规定？从客观效果来看，它无疑有利于中国。但从国家平等的角度来看，它又是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当然是不平等行为。于是我们又一次碰上了悖论：用暴力胁迫别人接受“自由贸易”的平等观念，这种行为本身到底算不算平等？
3）协定关税
《南京条约》第十条规定：
“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这是说，在通商口岸进行的中英贸易，应该交纳多少进出口税和劳务费，应该由中英双方秉公议定，再由户部发布公告，使得英商有章可循。英国货物交纳了进口税后，中国政府就必须允许中国商人运到各地去贩卖。内地税关不能再层层盘剥，只可征收不超过原价的十分之一的过境税或入境税。
这当然是不平等规定：关税乃是本国主权，岂容他国与本国“秉公议定”，甚至具体规定内地的税率？此所以国产史学家都要把这当成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铁证，加以严厉谴责。
然而英国所以提出此要求，乃是因为中国烂污到了极点，海关从不公布明确税则税率，而是按陋规（亦即潜规则）加以不可预知、无从定量的敲诈勒索。货物运入内地后又要遇到重重关卡，每一道都得再被敲诈勒索。这样当然就提高了商品价格，使得英国货物失去了市场，对英商不利，所以他们的民选政府要动用武力胁迫中方取消这种贪腐作法。
但讽刺在于，这规定对中国也有利。原来的作法只有利于贪官污吏，却坑害了消费者和国家。最典型的就是漕运。自明代以降，北方特别是北京没有粮食自给能力，须得靠南方通过大运河运粮食去养活。这可以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朝廷向南方收粮，并由官府负责运到北京；另一种则是由朝廷向南方收钱，再在北京采买粮食，则民间商人自然会把粮食运到北京去卖。明朝生怕刺激起民间贸易来，于是便采用了第一种作法，由国家承包到底。这作法被清朝沿袭下来，到后来漕运就成了官员们趋之若鹜的“肥缺”。运去的粮食经过层层敲诈后，价格高到荒唐的地步。早就有人建议革除这弊政，采用上述第二种作法，然而就是没人理睬。直到晚清海运开通后，漕运才自然没落了。
大清海关也就是这种专职敲诈机构，敲诈来的钱除了被海关官员中饱外，还要广送各级关系户，根本进不了国库。鬼子动用武力强迫中方公布统一的税率税则，堵死了官员的贪污渠道。此后英国人赫德做了海关总税务司，将海关建成中国从未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的廉洁高效机构。在他的组织、领导、管理下，贪污杜绝，白银滚滚流入国库。到后来关税收入竟然高达全国岁入三分之一，构成了洋务运动的雄厚经济基础。中国之所以能建成居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靠《南京条约》破除了原有陋规，又由赫德那位职业道德一流的好同志当上了海关领导。
这构成了又一个悖论：鬼子用武力干预中国内政，代咱们反腐倡廉，破除陋规，建立财经纪律，这到底应该肯定还是否定？所谓反贪，无非是“制止用权力侵害权利掠夺财富”，它的认识来源，仍然是鬼子发明的权利平等观。所以说到底，它仍然是鬼子用暴力强加到国人头上的西式价值观，这种作法本身算不算平等？
4）片面最惠国待遇
《中英虎门条约》第八条规定：
“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藉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
这是说：以前中国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但去年在谈判南京条约时，英国就表明过自己的立场：若中国政府同意西洋其他国家到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贸易，英国绝不反对。但既然各国与英国享受同等待遇，那么将来中国政府若给予其他国家某种优惠待遇，英国也该享有，以体现公平原则。但英国人和其他国家不能以此条规定为借口，任意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这也是备受吾国历史学家强烈谴责的不平等条款之一，其理由乃是“片面”，亦即英国单方面享受最惠国待遇。
但我认为这理由似乎不足：当时中国毫无愿望去英国做生意，中国政府从不提倡商业，遑论保护本国商人以及其他侨民（鄙视商人、痛恨侨民乃是悠久的民族传统），中外关系具有强烈的“单向施恩”的性质，这是天朝心态决定的。既然并无给予彼此对等优惠的必要，谈判双方自然不会想到这问题。如果中方想到了并且提出来（虚拟语气，根本不可能），那英方也不可能拒绝，否则就将违反他们一再重申的对等公平原则，何况当时中国根本也不会到英国去，此类允诺根本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又何乐不为？
不仅如此，官方宣传还彻底忽略、甚至曲解了英国提出这一条款的动机，其实这已经在条文中讲明了：他们之所以要提这要求，乃是基于费厄泼赖原则，并不想独霸中国市场，而是想与别国实行公平竞争。所以，他们虽然动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了四个通商新口岸，但他们并不反对别国趁机沾光，到那些口岸去做生意。但根据同一原则，如果中国将来给予别国什么优惠待遇，他们也应一体均沾。
此乃英国早就宣布了的对华方针，早在1841年1月20日，义律公布《穿鼻条约》的内容时，就宣布了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全权公使利用这个最早的机会来宣布，女王政府并不在中国寻求单独有利于英商和英船的特权，他不过尽他的责任贡献出英国的国旗来保护那些愿意来到女王陛下属地的其他列强的臣民、公民和船只。在女王陛下另作决定以前，英国政府不收港口税和其他捐税。”（ibid，306页）
英国政府还真的兑现了这一诺言，为了表示他们割取香港不是为了谋求在华特权和私利，接任义律的璞鼎查在组建港府之时，就宣布香港是自由港，不征收关税，这政策一直保持到香港回归。
这也是美国人的态度，第一任美国特使顾盛下车伊始，发给耆英的照会上就说明：
“我们并无任何企图要瓜分帝国的领土。我们的公民在中国一向保持公正与谨严的态度。美国的地位和政策使我们能够做中国的最不偏私和最宝贵的友人。”（ibid，366页）
他发给耆英的《中美望厦条约》的约稿第二条再度重申这原则：
“合众国并不希求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也不希望有任何对中国以及对合众国不公正和不荣誉的条件和条款。” （ibid，371页）
我觉得美国确实言行如一，从未试图在华掠取领土和特殊利益。我细看了《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天津条约》，除了领事裁判权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对不起中国的地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望厦条约》表明了美国对鸦片贸易的反对：
“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门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而《天津条约》则在公使入京问题上充分体谅了中方的特殊心理障碍：
“ 大合众国大臣遇有要事，不论何时应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与派出平行大宪酌议关涉彼此利益事件。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往来应由海口，或由陆路，不可驾驶兵船；进天津海口，先行知照地方官，派船迎接。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至上京，必须先行照会礼部，俾得备办一切事款，往返护送，彼此以礼相待。寓京之日，按品预备公馆，所有费用自备资斧；其跟从大合众国钦差人等，不得逾二十人之数，雇觅华民供役在外，到处不得带货贸易。”
其中特地说明不乘兵船入京，与英法蛮不讲理的炮舰外交形成鲜明对照。在历史上，美国从来是中国的朋友而非仇敌。听长辈讲，抗战期间人民对来华美军深怀感激之心，教孩子们见了美国大兵就竖起大拇指夸：“老美顶好！”当时的人民还不像今天这样忘恩负义，不知好歹。的确，在列强中，老美果然顶好，艾奇逊的白皮书不是吹的。
扯远了，我要说的还是，英美与日俄对中国的态度有着重大区别。英国虽然不及美国远甚，但毕竟同样信奉费厄泼赖，与俄国日本那俩野蛮国家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奉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本身不在中国谋求特殊利益，也反对其他国家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俄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若英美也像日俄那样，则中国早就被瓜分了。以中国当时之虚弱，根本就毫无抵抗能力。
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从道义上来说，这又一次进入了那个怪圈：英国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西方费厄泼赖、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本身是不是费厄泼赖？当然这问题只限于英国，老美并未动用暴力，是通过和平谈判让中国接受这一原则的。
5）领事裁判权
英国人此前与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未提司法问题，其后的《虎门条约》只是规定双方必须引渡对方的罪犯，并未赋予英国人治外法权。这特权是美国首先提出来的，《望厦条约》中作了明确规定：
第21条：“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但须两得其平，秉公断结，不得各存偏护，致启争端。”
第25条：“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这里的第一条是对中美民间诉讼的处理原则，第二条则是美侨内部以及美侨与他国侨民的诉讼处理原则。
因此，中国教科书把领事裁判权说成是中英南京条约（含附属的虎门条约）首先规定的，似与事实不符。
领事裁判权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但不幸的是，“主权”这概念乃是洋货，并非土产，它是从“权利”这个西洋概念中派生出来的，其前提假设是国与国之间平等。中国从无平等邦交观念，自然也就不会有派生的主权观念，这才会有官卑职小的袁世凯竟能充当朝鲜监国，并把朝鲜国王之父大院君抓到中国问罪的事。
实际上，当时举国无一人觉得这是丧失主权，反还觉得华夷各人自扫门前雪，少了许多麻烦。因此，不能指责签订这条约的耆英卖国，盖他与后世民族英雄毛泽东（鞑虏后代？）完全不同。毛与斯大林秘密缔约、授予苏联专家治外法权可是百年之后（1950年）的事，此前已经有过无数爱国运动，国人早就学得主权观念了。因此，耆英是无知误国，毛泽东则是故意卖国，两人的区别是有无明确的犯罪意图，类似于“过失杀人”与“谋杀”之别。
尽管后人未便苛责耆英，不过用如今的眼光来看，第21条根本就缺乏可操作性。这岂不是说一个案子必须掰成两半，分别审理：张三打了山姆，张三给捉将官里去，山姆被领事审讯，fine，证人又该怎么瓜分？若目击者全是中国人，美国领事没有证人又如何审判？就算双方都有证人，中国知县根据中国证人的口供，吆喝一声，扔下一根竹签来，如狼似虎的衙役便除下张三裤子，以大板伺候他的贱臀，而美国领事判决张三必须赔偿医疗费，那该怎么办？由领事去向知县要钱？可张三已经挨了板子了呀？难道能重复惩罚？若坚持要他赔钱，则他医治棒疮的医疗费又该谁付？
由此可见，要坚持实施该原则，其结果只可能是凡中外争讼，都由领事组织陪审团审判。
这规定的炮制者是美国第一任公使顾盛，但并非美国政府原意。相反，这是他违背政府训令，自作主张提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前发生了极为荒诞的暴力冲突：美国人在广州领事馆前面的花园里竖了一根旗杆，上面有个风向标。英勇的广州人民顿时群情愤激，说那是洋鬼子的妖法，引起了瘟疫，于是就向美国领事抗议，领事赶快取下了那妖标。但英勇的广州人民还不依不饶，先后袭击了英商（NND，老美的妖法跟老英有何相干？）和美商。而中方官府都不出来制止暴乱，保护外侨。美侨在遇到暴民以碎砖投击时，被迫以手枪自卫，不幸打死了一个中国人。顾盛照会耆英要求保护，耆英回文表示，百姓可能会要求以命偿命。顾盛不同意，遂找美侨组成陪审团审判该案，判决为正当自卫。于是他通知了耆英审判结果，指出暴徒和警察应该对命案负责。因为死者是外地人，无人为他伸冤，耆英也就默认了美方判决（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68-369页）。
这就是促使顾盛提出那条款的直接原因，现代人也不难理解他的动机：若是尊重中国的司法权，则广州知府或知县派出衙役将一众鬼子锁了去，不管是英鬼美鬼，一律大板伺候，直到他们供出开枪的人来。若三四人都开了枪，则以大板加强伺候之，再不行就飨以夹棍站笼，直到其中意志最薄弱者再也挺不下去，承认杀人者就是他，最后给押赴市曹，开刀问斩。至于必须首先确定他有无犯罪意图，再证明死者确实是他打死的，这些“普世价值观”那时还没来得及从西洋进口呢。
所以，要顾盛不提出这荒唐条款，也实在没有可能。
就本质而言，鬼子坚持治外法权，与坚持他们见皇帝时采用西方礼仪、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并无不同。后者同样也是对中国法律的践踏与对中国国家尊严的忤犯。所以，我们若要实行一重标准，则在谴责治外法权的同时，恐怕也得谴责鬼子拒绝向皇帝叩头才是。可国产史学家却采用了两重标准，似乎中国当时的司法要比向皇帝叩头光彩得多，所以咱们要维护司法权，却不便坚持“要求跪拜权”。其实在我看来，前者比后者更不光彩。若让我选择，我宁要磕头，也不要站笼夹棍。
这是从道义上看，从功利上来看，实行治外法权确实起到了避免不必要的中外冲突的客观作用，林则徐与鬼子纠缠不休的“具结”问题反而妨碍了禁烟就是证明。
我在《林则徐》文中已介绍过这具结问题，但不够全面。如所周知，林大帅派兵包围商馆，要求洋商交出鸦片，并写下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据当时的《澳门月报》披露，当时很多外商写了个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贩卖鸦片，也不企图输入鸦片，但又声明他们无力禁止别人这么干，要求中方将这要求向各国代表提出。但林则徐的意思是让义律代表所有商人具结，除保证所有来船不再夹带鸦片外，还要请本国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贸易。义律拒绝照办，甚至撕毁了英商签了字的声明，夹在中间的外侨总商会因此解散（同上，257页）。僵局由此形成，最终导致战争。
外商当然只能管好自己，并无权力担保其他“来船”。他们自己已经做了保证，林大帅何以还不罢休？他乃是按照 “连坐法”的常规办事。自商鞅发明此法后，它就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司法实践。据此，你若是吊死在仇人家门口，则他家以及左邻右舍都要负责。这种严峻的惩罚，逼得所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主动维持治安。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当局维持统治的强大武器。
这就是林大帅何以要让义律代表所有的商人具结，这样以后一旦有事，就可拿他是问，如此即能逼迫他为了自己的性命，严禁其他商人走私鸦片。这也是林为何要规定日后若发现来船夹带鸦片，不但要处死行商（也就是户部特准外贸的中国商人），而且连翻译都要处死（同上，266页）。那思路完全是同一个，让行商和翻译们为了保命去禁止鸦片走私。
由此可见，若中国不实行这野蛮的连坐法，则外商早就具结了，后来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事。类此，不难想见，若耆英拒绝了领事裁判权，坚持让中国阴天大老爷们草菅鬼命，不知道还要引发多少次中外战争。盖西方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家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有保护责任，因此绝不会如中国政府一般，听任侨民被侨居国政府任意蹂躏杀害。
6）开放通商口岸与外人入城
在亲历经济奇迹、尝到改革开放甜头之后，国人若还要将这当成帝国主义侵略大罪，就未免太可笑了。若咱们具有正常思维能力，应该追悼的是“解放”后又闭关锁国长达30年。可如今的教科书还在吹嘘“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完全是在歌颂反动的暴民骚乱。
如我在《林则徐》文中指出，所谓“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后患无穷，最主要的是它让广州人民坚信，自己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失陷的其他城市诸如宁海、厦门、镇江等等的居民都是孬种。服了摇头丸的士绅、愚民与丧失了垄断敲诈特权的行商以及海关贪官污吏们结合在一起，就演出了反动的“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虽然《南京条约》规定英人可以到广州居住，英文本更明确指明那是指城镇之中。然而广州人就是不许英人进城，只许他们挤在城外的商馆中。1842年至1848年间，广州发生了十几次侮辱、殴打甚至杀害外国人的暴民骚乱。针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骚乱，耆英与巡抚黄恩彤曾连衔发布布告，说“所有其他五口既皆准英人入城，并无事端发生，广州自难独予抗拒”，劝谕“绅民人等捐弃疑虑，停止反对”。但次日城内便到处贴出署名为“广东全省绅民”的大字报，痛斥官吏畏葸无能，英夷悖逆凶残，宣布蛮夷中若有谁胆敢进城，人民就要“先歼灭此丑类，再焚毁其巢穴”。第二天广州知府上街，竟然遭到暴民袭击，暴民甚至追打到衙门里去，抢劫并纵火。吓得督、抚、藩、臬都发布告示，表示他们与百姓采取同一立场，绝不会出卖百姓。（同上，426页）
这些愚民暴乱不但毫无意义，有的还非常凶残，例如1847年12月5日六个英国青年被暴民残杀后碎尸，而他们唯一的过错不过就是想到乡下散步。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就算是最爱国的愤青也无法为之辩护吧？然而这还不是问题所在，浮嚣民意逼得地方官只能对夷人采取强硬立场，而这就是徐广缙、叶名琛为何要大规模组织民团抵抗英人入城，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承受了巨大损失。
当然这其实是英国人的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已经占领了广州城外的四方炮台，马上就要攻城了。义律却因为收到广州官绅献上的600万元赎城费，下令军队撤退，在三元里人民汹汹而来时，又因为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如约退走。以后英国政府又反对在广州用兵，认为那地方离北京太远，起不到震慑作用。广州因而免于沦陷，绅民一致陶醉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驱赶蛮夷的动力”的幻觉中。
可惜历史证明广州人民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其胆气与别处相比似无显著差异。1856年10月28日，英军以百多人的小股武装就轻易冲入广州，大摇大摆列队进入总督衙门，然后又从容撤出。次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再次轻易攻陷广州，实施统治几达四年之久。这两次三元里人民大概都到夏威夷度假去了，没功夫大显“尽诛丑类”的神威。而当年同仇敌忾抵抗外人入城的广州人民，在联军占领广州后，还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国轮船（《蒋延黻：《中国近代史》）。香港苦力还积极应征，参加英军运输队，随军出征广州，以后又跟着联军一直打到大沽口，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受到英军军官的由衷赞颂：
“ 啊，那些强壮耐苦耐劳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敬佩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564页）
香港原来并无多少人居住。所以那些人虽是香港招募来的，仍然来自于英勇的广东人民。他们表现出来的忘我献身精神，在中国军队里根本就看不到。可惜那并非什么崇高爱国情怀，不过是英军的优厚报酬与周到待遇使然。
广州人民反入城的英勇斗争，不但坑害了全国，对他们自己也毫无好处。同期开放的上海原来不过是个极小的县城。人家没搞什么反入城，但外人进去住了几天，觉得既脏又挤又臭，于是主动出城去租下大片荒地，自己兴建房屋。这结果就是城建与外贸一道突飞猛进。1846年的交易额就达到进口5,117,625元，出口 7,329,410元。到1855年，光是海关收入就猛增至2,270,884元（同上，402页），为国家带来巨额收入。上海从此成长为世界一流大都市与金融中心。而广州却始终死样怪气，默默无闻。
综上所述，我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英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当然是不平等的，但除了割地赔款外，所谓 “不平等”，只反映在违反了中国自由意愿这点上。中国喜欢闭关锁国，拒绝与文明世界接轨，坚持传统烂污生活方式一万年不走样，这当然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武力胁迫中国签订这些条约，确实属于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
不过，愚以为，时至今日，还要拿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煽动仇外思潮，就有点不知耻的味道了。前文已指出，若干咱们丧失的主权诸如司法权、海关不定量敲诈权、官商垄断敲诈权等等，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东西，比“要求磕头权”还可耻。
虽然爱国志士们至今拒绝“普世价值观”，坚持中国传统价值观，但也总不至于认为敲诈勒索、连坐法、肉刑逼供、枭首示众等等，是什么必须英勇捍卫的国粹吧？国人至今还在追悼丧失这些神圣主权，难道不是丧失羞耻心的表现？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平等？是不是让鬼子也搞这套，才算实现了 “世界大同”的千年梦？如果要中外自行其是，那么咱们还有什么理由指责耆英与顾盛联手发明 “一国两制”——国人搞自己的肉刑逼供，老美搞他们的公平审判？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中外互动，论本质是西方使用武力，逼迫中国进行西化改革（也就是现代化运动）。如果这暴力出自中国皇帝，则他一定会被咱们歌颂为千古一帝，正如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若是中国人，则他一定会被写入种种民间传奇，如包龙图爷爷一般被人民歌颂至今。不幸的是，这些改革的动力却来自于异族，于是就反而变成了国耻。
这种感情我能理解，不过其中究竟有何种高妙理由，就不是我这迟钝者能领悟的了。在我看来，这些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情绪反应，只反映了中国人缺乏与泱泱大国相称的博大襟怀，更为文化诱导性智障顽症所苦，因此在一个半世纪过去之后，还是无法建立正常的羞耻观。
2008-11-12
国际人权日：逾百民众中国外交部示威
北京警方拉起警戒线，阻隔到外交部外请愿的人士。美联社
请愿人士被公安带上巴士，送离外交部。美联社
被送上巴士的请愿人士，在车上仍不断哭诉情。美联社
一名请愿的男子展示亲人的照片及信件，希望为亲人讨回公道。美联社
苹果日报/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纪念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维权人士，逾100人，罕有地聚集在外交部门外静坐抗议，要求当局关注人权问题。请愿人士包括年迈的老妇，他们手持请愿信，对中国当局打压人权，更是不满。北京公安一度划出示威区，但见示威者人数越来越多，最终用巴士将他们载走。
内地的上访人士一般会到信访部门抗议，但100多名上访者及维权人士10日却罕见地到外交部请愿，当中大部份是妇女，他们跪在外交部前门大闸外，高举抗议信件，要求政府正视非法扣留、强徵土地、地方滥权等问题，并作出补偿。也有人手持在劳所中被打的亲属照片。当时现场有五家境外媒体採访，有访民跪在境外记者面前哭诉。
来自东北的访民李先生说：「外交部发言人说目前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今天我们来外交部就是告诉秦刚，不要说三道四，中国目前是特权最好时期，更别提人权了，他们发言人个个肥头大耳，人权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最好时期，但对百姓是最恶的时期！」
「今日是人权日，但中国没有人权，我要土地，我也要吃。」一名被发展商强徵土地的陝西籍中年妇人表示，她四年前被强徵土地后，当地政府没有给她任何赔偿，她还被送到劳所，一度遭毒打。另一名张姓上访者则表示，他在北京的房子10年前被拆迁后一直上访：「今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的纪念日，今日北京的上访者计划向中国政府呈一份保障人权的协议。」
人权问卷调查发起人被捕
北京警方昨日在外交部门外拉起封锁线，但容许上访者抗议半小时，其间还试图阻止媒体採访。警方其后拿下一名妇女手上，写有「捍衞人权」的横额，并把请愿人士围，用巴士把他们载走。警方声称，「上访者会到有关的部门。」
全国现有上万的访民。有关人权组织近日举办了一个人权调查，准备交给外交部。他们要求当局根据国际惯例，给弱势群体参与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据悉发出了近千份调查表，并得到访民的回应。但昨日，有关发放问卷的组织者，不仅受到北京公安威胁，而发起人之一的孙丽伟亦遭当局被捕。美联社/博讯网
2008年12月10日 星期三
强烈抗议英文伤害上海人民感情！！！
上一帖末尾：Otherwise we'll all be Shanghaied. [这是什么意思？]
小宇姐姐在msn上告诉我：
shanghai
(用酒或麻醉剂)使....失去知觉而把人劫掠到船上去服劳役
shanghaier
拐骗者
所以为了区分，英文里 上海人叫 Shanghailander
After Shanghai [from the former custom of kidnapping sailors to man ships going to China]
源自 Shanghai[源于从前拐带水手去中国的人力船上的习俗]
shanghai
vt.
(用酒或麻醉剂)使....失去知觉而把人劫掠到船上去服劳役
[美俚](以武力或其他卑劣手段)强迫他人做事
拐骗, 诱拐; 胁迫
shanghai
v.tr.（及物动词）
shang.haied,shang.hai.ing,shang.hais
To kidnap (a man) for compulsory service aboard a ship, especially after drugging him.
诱拐：绑架（一个人）到船上做强制性服务，尤指将其灌醉之后
To induce or compel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especially by fraud or force:
诱骗：引诱或迫使（某人）做某事，尤指通过欺诈或强迫：
【造句】We were shanghaied into buying worthless securities.
我们被骗购买了无价值的股份
我的造句练习：
The www.dwnews.com's stupid editors-translators' shameful aim is to Shanghai their readers by some words invented by themselves.
多维烂编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于，瞎编一句以上海其读者。
强烈建议Shanghai一词进入法语，实现软实力进一步输出！为符合法语拼写发音习惯，隶定为：
changhailler v.t. (français) --- Shanghai vt. (anglais)
Conjugaisons
Participe passé : changhaillant
Participe présent : changhaillé
Indicatif présent : je changhaille, tu changhailles, il changhaille, nous changhaillons, vous changhaillez, ils changhaillent
Indicatif imparfait : je changhaillais, tu changhaillais, il changhaillait, nous changhaillions, vous changhailliez, ils changhaillaient
Indicatif passé simple : je changhaillai, tu changhailas, il changhailla, nous changhaillâmes, vous changhaillâtes, ils changhaillèrent
Indicatif futur simple : je changhaillerai, tu changhailleras, il changhaillera, nous changhaillerons, vous changhaillerez, ils changhailleront
Conditionnel présent : je changhaillerais, tu changhaillerais, il changhaillerait, nous changhaillerions, vous changhailleriez, ils changhailleraient
Subjonctif présent : je changhaille, tu changhailles, il changhaille, nous changhaillions, vous changhailliez, ils changhaillent
Subjonctif imparfait : je changhaillasse, tu changhaillasses, il changhaillât, nous changhaillassions, vous changhaillassiez, ils changhaillassent
se changhailler v. pr.
changhaillement n.m.
changhailleux,euse a.
changhailleusement adv.
changhaillable a. / inchanghaillable anti.
changhaillablement adv.
changhailleur n.
changhaillisme n.m.
changhailliste n.
changhaillé(e) n.
changhailléographie n.f.
changhailléographe n.
changhailléologie n.
changhailléologue n.
造句练习：
L'inavouable but des éditeurs-traducteurs stupides du www.dwnews.com est de changhailler leurs lecteurs par les mots inventés par eux-mêmes ; et pourtant, les lecteurs ne sont pas changhaillables / sont inchanghaillables.
多维烂编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于，瞎编一句以上海其读者，然而，读者是不可上海的。
Le PCC, né à Changhaï le 23 juillet 1921, nous changhaillait pendant une soixantaine d'ans et, aujourd'hui encore, il nous changhaille, comme d'habitude.
Il semble que ce changhaillement marche très bien et il nous changhaillera.
Malheureusement, nous nous changhaillons aussi. Le changhaillisme est depuis toujours à la mode en Chine. Il y a partout dans ce pays des changhailleurs, des changhaillistes et, bien entendu, des changhaillés,qui jouent de temps en temps le rôle de changhailleurs ou de changhaillistes. Le changhailléographie, science pour des recherches sur des phénomènes de changhaillement, va être établie et on a besoin beaucoup de changhailléographes. Ceux-ci sont tous différents de changhailléologues, qui font des études en s'appuyant sur la logique interne de divers changhaillements ou des activités semablant changhailleuses, laquelle on appelle "changhailléologie", --ceci est un très ancien genre d'idéologie qui ont depuis des millénaires dominé la pensée chinoise superbe.
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将和美军决战
特稿：中国政改如果失败，中美或开战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中国的改革者们在寻求实行与经济惊人成就相对应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如果他们失败了，也许就是战争……
这是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从上海发出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成功也许很快会给其自身和我们带来麻烦”（China's economic success may soon bring trouble.It would be ours too）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该文章说，眼下的中国人，面对世界其他地区碰到的麻烦，隐然表现出的，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自我陶醉感和盛气凌人态，不管是对孟买的恐怖袭击还是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都是如此。例如一位官方的理论家在总结印度孟买惨案时的结论就是：如果民主带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它。还有，就是他们认为，如果陷在自做自受的金融危机中的西方，想要中国来解救，就应当给中国在国际机构里享有更大的权力。
总之，中国人充满了那种西方“得靠中国支撑”的心理，同时混杂着“我们这里不会发生那种事”的自我感觉。实际上，中国人说这种话可能是为时太早了。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会是西方的麻烦事，也是中国的麻烦事。
要描述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用“太令人惊诧”是很合适的。自从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9％以上。就像笔者在上海商业区所见，高楼林立，华灯璀灿，相形之下，更显出美国都市的一片经济萧杀。
穿过黄浦江，超级品牌中心的正大广场繁华喧嚣，显示着中国人的消费荣景。中国的年轻人拎着最时髦的西方名牌的购物袋，在星巴克咖啡店里品咖啡。是啊，尽管像上海这样的都市，还只是中国辽阔的贫困农村海洋包围的孤岛而已，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让也许是3亿多人脱了贫。《经济学家》姐妹刊物《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一份报告说，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就会和美国和欧盟的不相上下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著名的北京大学新的管理学院院长、崇尚自由市场的学者张维迎先生断言说，经过了这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诚然，经济的要害部门依然由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但是随着他们全球各地的股市上市，获得占少数的私人参股，和面临市场压力，这些公司也越来越像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私人公司。虽然，他们的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前进的方向是清晰的。
中国今后30年所需要的，在张维迎看来，是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从建立法治开始。在过去的半个月里，这样的类似说法，在一些敏感地方，人们已经吃惊地听到很多次了。例如，在专门从事收集和翻译从马克思、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各种官方著作和声明的中共中央编译局，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副主任俞可平，这位党内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改派认为，中国正在从人治走向法治。他认为，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普通老百姓第一次获得了法律上的权利，可以来反对政府当局。即使是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也应当遵守法律。中国也需要更透明、更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必须更有效地解决民众的需求，要实行“一次性解决问题”的服务；在地方政府还是共产党内要有更多的民主。也许列宁同志在他的坟墓里听到这个话都会气得躺不住了。
蒂莫西写道，不过，在中国的司法实践是远远落后于这一理论的。任何一个中国律师都可以告诉你，中国离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还远着呢。中国的当政者，虽然除了还挂着共产党的名称之外早已名不符实，但是就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上来看她仍然是列宁主义者，那就是：毫不妥协地维护其垄断的政治权力。尽管如此，其政治改革的方向仍然是令人鼓舞的。
蒂莫西写道，身处地球的的其他地方的我们，如果能理解到中国事态所蕴含的意义，就应该从中国的改革者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出发，尽我们所能地鼓励它。而不是说：“不，这样做不行，你们所需要的，应当是西方式多党民主制。”我们还应该说，“没错，就是要加强法治，我们可以提供许多具体的亲身经验来帮助你们；为了建设更专业化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我们有一些有用的方法。通过提供一系列良好的政府管理和包括人权和公民权在内的法治工具，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模式，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30年前，我们可能会说，“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就像说油炸冰淇淋。现在却不然，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在30多年的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后，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谁能够知道，最终，他们将会到达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彼岸？
但是，中国的制度充满了许多的紧张状况而坎坎坷坷。公众抗议活动时有发生，有时还会演变成暴力活动：例如最近示威者冲进了甘肃省的党委办公楼。这还是在经济衰退开始发生影响之前的事。任何政治制度的检验是它如何渡过艰难时刻的难关。而中国的制度，就像其产生的过去30年里，都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验。
蒂莫西的文章指出，中国如果不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前景如何？最有可能的情景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看到的状况。在那些地区民众高涨的期望值与低迷的经济发生冲突，民众的不满日益增长，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转向民族主义，以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在中国发生。可以见到，在中国人中间，即使他们强烈地批评现行体制，也很少看到他们对西藏或新疆的穆斯林族群有多少同情。如果在那些少数民族中有某些绝望的成员，在中国某个大城市采取激进的暴力活动，大多数中国人反应的激烈程度，可能远甚于在印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时，印度人的反应。
活跃在网络博客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反西方的态度远甚于对现政权的不满。如果在今后几年里，由于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出口品的抵制，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管理不善以及缺乏民主的管理，现行的制度不能满足民众越来越高的期望，当局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日渐趋向于鼓动民族主义，最终可能导致出现一种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
蒂莫西写道，即使北京和华盛顿有最明智的领导人当政，但是在面对未来十年全球的权力平衡时，依然很难避免双方发生冲突。奥巴马12月1日在介绍他的国家安全班子时表示，“新兴的和过于自信的势力给国际社会带来紧张。”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威廉•法伦（William Fallon）最近透露，说，在布什当政下的五角大楼里的一些人“警告我说，你最好未雨绸缪，将来我们迟早要和中国打一仗。”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负责中国政策的主要高级官员的谢淑丽（SusanShirk），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她曾在1971年受到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她写作了《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书中提到，美国人认为中国看上去并不脆弱，但是中国人又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超级大国。
谢淑丽提出，美国的政策应优先考虑中国的对外行为，以避免长期的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是，中国的对外行为又是与其内部动力密不可分的。
她说，在中国的这场前途未未卜的，渐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进程中，我们不能不关注他们的进展和后果，而且我们必须令其成功。否则，我们将全部身不由己，深受其害。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may soon bring trouble. It would be ours too
The country's reformers seek incremental political changes to complement its gobsmacking growth. If they fail, it could be war
o Timothy Garton Ash in Shanghai
o The Guardian, Thursday December 4 2008
o Article history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dec/04/garton-ash-china-economy-comment
In Chinese reactions to the trouble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from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Mumbai to the recession in the US and Europe, I hear a hint of complacency and a touch of arrogance. "If that's what you get with democracy, perhaps we're better off without it," is how one official thinker summarises his reaction to the atrocities in India. And if the west wants China to bail it out of this self-inflicted financial mess, it must give Beijing mor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refrain of "China's back" mingles with "that wouldn't happen here". They may be speaking too soon. If they are, it will be our problem as well as theirs.
Gobsmacking is the word to describ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30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 initiated w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period of reform. In these three decades, growth has averaged more than 9% a year. As I write, I look out at the garishly neon-lit skyscrapers of downtown Shanghai, which make the business districts of all but the largest American cities seem low-rise and sober by comparison.
Across the river, the Superbrand Mall is a buzzing hiv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with young Chinese stopping off for a coffee at Starbucks, weighed down with shopping bags from the most fashionable western brands. Yes, cities like Shanghai are islands of urban prosperity in a sea of rural backwardness, but this growth has also lifted perhaps 3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extreme poverty. If it goes on like this,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be roughly the same size as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y 2020. If.
The well-known free marketeer Zhang Weiying, dean of an impressive new management school at Peking University, argues that after 30 years the economic reform is essentially complete. Yes,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 are still occupied by giant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but as they come to be quoted on stock exchanges across the world, gain minority private shareholders and face market pressures, so they increasingly behave like value-maximising companies. They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the direction of travel is clear.
What's needed for the next 30 years, he suggests, is a complementary political reform, starting with the rule of law. This is an argument I have heard many times over the past fortnight, and in quite surprising places. For instance, in the austere offi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an institution whose primary task is to collect and translate official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from Marx through Mao to Hu Jintao. Its deputy director, Yu Keping, a prominent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party reformer, argues that China is moving from the rule of man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statehood, he suggests, ordinary people are being offered legal recourse against political authority. Even the top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law. The country also needs more transparent, less corrupt government; a civil service answering more efficiently to the needs of its citizens ("one-stop service!" he cries enthusiastically); and more democracy, both in local government and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 Comrade Lenin would be turning in his grave.
Practice lags far behind this theory. Any Chinese lawyer can tell you how far away the country is from having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its ruling authorities, though no longer communist in anything but name, are in one vital sense still Leninist: that is, uncompromisingly defending their monopoly of political power. Nonetheless, in political reforms too, the direction of travel is encouraging.
If w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ve any sense, we will encourage it with every means at our disposal - starting from the aims set by Chinese reformer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saying, "No, this can't work, what you need is western-style multi-party democracy", we should say, "Right, for strengthening the rule of law, here's this detailed body of experience; for a mor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we have this useful method". We will achieve more by offering a complex toolkit for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cluding human and civil rights, rather than a single template for democracy.
Thirty years ago we would have said that Leninist capitalism wa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like fried snowballs. Well, here it is, right in front of our eyes. After another 30 years of Chinese-style incremental reform,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as Deng Xiaoping put it, who knows what new political riverbank they will have reached?
But the Chinese system is wrestling with many tensions. Public protests are a regular occurrence, and some turn violent: demonstrators recently stormed Communist party offices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is is before the economic downturn has begun to bite. The test of any political system is how it withstands hard times. The Chinese system, as it has emerged over the past 30 years, has not yet stood that test.
What's the alternative to further open-ended, incremental reform?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one that we have seen elsewher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Faced with growing discontent, as rising expectations clash with lowered economic performance, post-communist rulers turn to nationalism to preserve their own power. There'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is could be popular in China. Even among Chinese people critical of the current system, one seldom finds much sympathy for the Tibetans or for the Muslim population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If a few despairing members of those small minorities turned to violence in one of China's big cities, the majority reaction would probably be degrees fiercer than in India.
Nationalist netizens in China's hyperactive blogosphere are more luridly anti-western than China's current rulers. If,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existing system were to fail to meet rising expectations -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global recession, American and European resistance to Chinese exports, local corruption, mismanagement and lack of democratic controls - the temptation would grow to salvage legitimacy by turning to a more aggressive nationalism.
Even with the wisest leadership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the global rebalancing of power over the next decades will be hard to manage without conflict. Introducing hi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on Monday, Barack Obama observed that "newly assertive powers have put strain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former US commander in the Pacific, Admiral William Fallon, recently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people in the Pentagon under George W Bush "who warned me that you'd better get ready for the shoot 'em up here,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we're going to be at war with China".
Susan Shirk, who was one of the senior US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China policy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rgues in her boo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that American policy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China's external behaviour, precisely to avert the long-term danger of war. But China's external behaviour can't be separated from its internal dynamics. We cannot afford not to be interested in the progress of its uncharted, increment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s, and we must want them to succeed. Otherwise we'll all be Shanghaied. [这是什么意思？]
timothygartonash.com
2008年12月9日 星期二
哎，环球时报又惹毛了法广
法广声明
发表日期 07/12/2008 更新日期 07/12/2008 21:48 TU
近日发现，中国《环球时报》以《法媒：温州老人＂施粥摊＂寒风中暖人心》转载本台网站《上海视窗》专题同名文章。此文转载后又被中国大陆包括新华社、人民网等在内的多家媒体刊登。本台文章欢迎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海内外媒体转载、但必须注明出处。《环球时报》转载此文时不仅没有注明文章来源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或RFI的法文简称，而且将稿件来源改为《法国之声》。法国并不存在名为《法国之声》的媒体，《环球时报》转载文章源于本网，不可能误判，本台要求立即予以更正。同时，《环球时报》近日刊出署名特约记者王斯的新闻报道：《法媒煽动欧洲与中国保持距离》，大量抄袭本台报道，但却不注明出处，并加上贬损和诱导性用语。此文被海内外网站广泛转载，以讹传讹，已构成侵权行为，本台保留诉诸司法的权利，特此声明。
从季羡林老家伙的遭遇看狗屎一样的中华文化
季羡林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饱醉豚 @ 2008-12-9 18:35 阅读(165) 评论(2) 推荐(3) 引用通告
季羡林教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不是耸人听闻。
不久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有杨佳的母亲“刘亚铃”女士，最近《新京报》又披露了大批访民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盛世丑闻。其实用精神病院作为特种专政工具在中国以及苏联已经有悠久的历史，看到中国人民对这样的新闻“惊诧”，倒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杨佳的母亲被关入精神病院，并在精神病院签署了律师委托书，至今还没有拿到儿子的骨灰或尸体。
季羡林教授，中国国宝，被关入301医院。他的儿子要见父亲，却不被许可，13年未见一次。虽然儿子就在北京，虽然上班都要经过301医院，但是儿子见父亲需要北大党委批准。
于是，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季羡林先生被关入了精神病院，301医院实际上是一座软禁或囚禁敏感人物的精神病院。北大党委，是精神病医院的党委。难怪那个副校长大人说“教师上课不许有XX言论”，那明摆着是向全世界宣布北大是一所野鸡大学。我没说北大师生都是野鸡，我是说北京大学是一座野鸡大学。这里的野鸡不是妓女的意思，因为妓女属于人类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属于禽兽。
季羡林先生，在你们眼中是国宝，在我眼中是一堆狗屎。一个连自己的儿子都被禁止见面的人，却作《泰山颂》曰：“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操，这样的王八蛋，不是狗屎是什么？
以前在图书馆翻过一本陈瑞献先生的画册，序言是季羡林写的。虽然后半篇写得很不着边际，但是在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新加坡人看来，季羡林是很能代表中华文化的。
如果中华文化就是被软禁十三年不许见儿子还要吹捧“人和政通”，就是作为行尸走肉去歌功颂德，去你妈逼的中华文化。
遥想巴金当年，作为一个植物人，也在上海的精神病院住了好几年，当了好几年的中国植物人作协主席。巴金不算行尸走肉，因为他不会行走。
巴金的骨气在于他要自杀，在他清醒的时候曾经几次拔掉管子自杀。
但是，作为精神病院的国宝，国家需要你活下去，你他妈的没有死的权利。国家需要一堆植物肉当中国作协主席，你他妈的就得继续作植物肉活下去。
按照厉以宁的说法，当年的巴金是一堆“待腐朽”的肉。今日的季羡林，是一个待死的国宝。
连国宝都可以享受精神病院的待遇，你们十三亿个屁，又算什么呢。
东海一枭 北大，人类的耻辱----季羡林父子也够脓包！
北大，人类的耻辱！
季羡林藏画失窃案，似乎早已闹得沸沸扬扬。一直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详情，总觉得丢几幅画罢了，不值大惊小怪。今天看到凯迪一帖《季羡林：当面叫我季爷爷，背后偷我的画！》点开略览，其中一段是钱文忠先生介绍季氏父子同在一城却长达13年不许相见的情况，倒真让我大吃了一惊。原文知下：
“钱文忠：季老11月7日见儿子第一面，讲的是什么?“五舅母还在不在?”13年的父子不让见，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季先生的次数是很多的，但是我没有一次单独见季先生的。我也是到11月初才知道，同在北京，儿子上班都要经过医院，居然13年没有见面。我原来以为，一两年见一面总还是有的。事实是，从季老85岁、季承60岁开始，父子俩就没有相见，直到上个月。父亲想儿子，儿子也屡次努力与父亲相见，但有些人就是不让父子俩相见。这些事实，都有他们父子交谈录像为证。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个事情上面，301(医院)没有任何责任，见不见季老，权力在北大那里。他儿子来过几十次，都没有让进来，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他们父子13年不见。这没有道理。现在有人探望季老，包括他的家属，好像都有人盯着，起码我去是如此。为什么?有什么必要?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法律依据?”
儿子见父亲要北大党委同意，这就够荒唐了，而北大居然不同意，而且长达13年不许父子相见，这太违背天理人情突破“人”的底线太不可思议了。旷世无双、千古绝伦啊。既使是“特种部队”，也不至于这么“酷”吧？用冷血、无耻、流氓、畜生、下三烂、“特殊材料”等任何骂辞都已无法表达我厌恶、鄙夷和愤恨之情！
领导层且不去说它们。难道北大师生都死绝了，北大是座死城、空城？13年，没有一个人象人一样站出来说句话吗，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吧。仅此一事，足见北大“整体”上是怎样的非人化。当然，季氏父子也够脓包的。父太绵柔儿太小，家蒙耻辱国蒙羞呀。
季老可谓年高而德不邵。2006年在他95岁生日时，报上曾传出他一些言论。说中国正处于“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的阶段，“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和谐社会。”云云。他的名著《泰山颂》一以贯之地充斥着“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之类歌功颂德的烂调。东海一阅大吐，曾作《在季羡林先生头上撒泡尿》以嘲斥之。
对为老不尊、乱拍马屁的季氏，我还愿意屈尊撒泡善意的尿小予警示，但对于北大，我是连撒泡尿的兴趣也提不起来了。士之无耻，是谓囯耻，培养“士”的囯家最高学府的无耻，是谓啥耻？在二十一世纪居然还有这种无耻大学、和下流组织（北京大学党委）的存在，岂但是北大的耻辱、教育的耻辱、中国的耻辱？这是全体人类的耻辱！
2008-12-8东海老人
芦笛：国父毕业文凭的含金量
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38773.aspx
90年代初，我在《中央日报国际版》副刊上看到一篇文章，嘲笑党国的宣传。作者说，他小时后接受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国民党）的教育，看到介绍伟人生平事迹，在景仰崇拜之余常常自惭得无地自容。据说先总统蒋公在儿时便胸怀救国救民大志，常指挥小伙伴们举行军事演习；而先国父孙文中山樵先生（注：“中山樵” 是日本右派为孙文取的日本名字，此后简化为孙中山，以此传世，致使他的本名和字号反而湮没了。所以，中华民国的国父原来是个伪劣日本人加伪劣美国人）天资非凡，当年在香港医学院求医时，考试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那作者说，他学习了这些伟人事迹，只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废物胚子，盖他儿时连 “国家”“民族”是什么东西都不大了了，遑论立下救国救民大志了。与小伙伴大打出手间或有之，不过那与志向宏大的军事演习并无什么相干。最糟糕的是，他每天去上学，见到路旁小溪里的游动的蝌蚪，时常要忍不住脱了鞋子跳下去抓。为此常常迟到，成绩自然也就不怎么样。看看伟人，再对照自己，他只能慨叹伟人乃是天生的。
后来他长大了，忽一日发现，原来孙文上医学院时班上也就只有两个学生。既然如此，那除非孙文不参加考试，否则必然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即使凡人也能毫不费事地作到这点，似乎算不得什么伟大事迹。
后来我在某个派对上遇到了一位港大毕业的博士后。在闲聊中谈起孙中山来，他提到孙时必称“先生”，毕恭毕敬，还非常自豪地告诉我：“孙中山先生就是我们港大毕业的”，仿佛沾了仙气，与有荣焉。我觉得很奇怪，因问道：“我怎么听说孙中山是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呢？”他说：“是啊！那就是我们港大医学院前身。”
我于是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其他人都大笑，只有他颇为难堪，觉得我出言不逊，损害了国父的光辉形象，因抗辩道：谁说班上只有两个学生？我问：那到底有几人？他沉吟了一阵，答：有三四人吧。我说，就算有三四人，考第一第二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啊，是不是？你我也能做到，对伐？他无语，仍然很不高兴。为避免不必要地伤害他人感情，我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其实现在连香港办的“孙中山纪念馆”都承认了：
“1892年7月23日，香港西医书院举行了首届的毕业典礼，孙中山先生与江英华二人获校方颁授「香港西医书院医药及外科证 书」（L.M.S.H.: Licentc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的专业资格。”（http://sc.lcsd.gov.hk/gb/hk.drsunyatsen.museum/b5 /articles_guan.php）
那就是说，毕业生只有两个，因此，孙文当然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然而若你在谷歌搜索里打入“孙中山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名优异成绩”字样，则可得约1200条结果，第一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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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业成绩相当优异，大小考试都常拿满分。二十七岁他由西医书院 毕业时，他的成绩不但是第一名，而且在所考的十二门科目中，每一科都是一百分。 ...
#不可不知的30所中国名校之三:香港大学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作为香港西医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走向社会后，他最初曾在广州、澳门等地以行医为业。1894年6月，年仅27岁的孙中山到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2008年10月6日 ... 1892年7月，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到该院挂牌行医。同年12月，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开设中西药 ...
#孙中山的学医行医历程
2007年10月12日 ... 当时，博济医院内附设医校，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博济医院也是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 ...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勤奋攻读五年，成绩名列前茅。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市委员会
孙中山学习成绩优异，人品端正，自然受到老师的赞誉。据康德黎回忆此时的孙中山 ... （18）因此，孙中山的成绩名列第一。 1892年7月23日，香港西医书院举行首届毕业生 ...
#孙中山先生读书时期
孙中山在此大会堂参加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举行之第一届毕业礼。孙中山十科考卷均获荣誉成绩，以“特殊优等”资格毕业，被推选为毕业生代表在典礼中致词。 ...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业成绩相当优异，大小考试都常拿满分。二十七岁他由西医书院 毕业时，他的成绩不但是第一名，而且在所考的十二门科目中，每一科都是一百分。 ...
#国父孙中山先生
1892年7月，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曾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 这是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第一部纪录片， 也是第一部在香港公映的孙中山先生的 ...
#名人养生之道－－孙中山的“四物汤”
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孙中山先生曾先后在广州、香港学医，1892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 七月- 历史上的今日- 被骗网 ...
孙中山于1878年12岁时随母去檀香山就学，中法战争前夕返国，先后入香港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香港西医书院（大学)学习。7月23日，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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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止此。1992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第61卷第5期）载文指出，过去国民党宣传说孙逸仙以极佳的成绩毕业，甚至说不但他的成绩在当时是第一名，而且此后百年来港大医学院从来没人打破过。其实所谓香港西医书院只是个未获立案的野鸡学校，并非港大医学院前身。其毕业证书不为香港当局承认，因此孙文毕业后无法获得行医执照，毕业等于失业。
为解决这问题，孙文到处奔走，拉关系求达官贵人为他说情走后门，甚至运动到英国驻华公使和李鸿章头上。李鸿章为此写信给港督，要香港西医书院的两名首届毕业生进京候补，并赏每人临时月薪50 元。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带着他俩到广州，向两广总督李翰章领牌晋京（也就是申请去北京的通行证）。但总督衙门要他俩填写三代履历，这触怒了孙文，他于是离开广州，改去澳门行医。澳门行医也要执照，他求葡萄牙人Francisoh Fernandes代他向澳门当局申请，遭到拒绝。于是孙文便无照行医，被澳门当局禁止。孙只好跑回国内，在广州开办“中西药局”。没多久他就干脆下海，挣革命快钱大钱去了。此所谓“不能为良医，则退而为良相。不能为良相，则退而为国父”。
这就是党神话里的那个天才学医行医的真实经过。孙文在那个野鸡学校里的学习成绩，我不得而知，知道的就是他的英文不怎么样。他被我大清驻英使馆囚禁后，曾给他恩师康德黎写信求救，这信的照片就放在网上（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e/Sun_Yar_Sen%27s_two_short_letters_to_his_teacher_James_Cantile.png ），诸位不妨去看看他的英文造诣如何。
请注意，孙文12岁就去檀香山教会学校就学，1883年回国，先后入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香港西医书院，从12岁起就一直在英语学校中求学。然而就连我这30岁才开始学英文的老同志，也不至于写出那种英文来。
不仅如此，孙中山的一生，就是招摇撞骗的一生。他连自己的出生地都可以捏造为夏威夷，藉此去骗取美国护照（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他在澳门非法无照行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吹：“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他连个正式学士学位都没有，居然冒充博士，变成了国际知名的“Dr Sun Yat-sen”。国父既是骗子，宜乎中国变成骗子之邦。
那位说了，对伟大的革命家，只能看大节，不能计较这些小节。这就是说，所谓道德操守，只适用于我辈凡夫俗子，不适用于大人物。小人物无照行医是犯法，国父无照行医则是悬壶济世；小人物捏造出生地骗取外国国籍是犯法，国父这么干则是救国；小人物虚构学历是无耻，国父冒充博士则是革命需要；小人物非法集资开公司要进大牢，国父发行“革命公司股票”敛财、收买国内黑社会匪徒发动武装叛乱乃是“恢复中华”；寇者只能是失败者，王者必然是成功者；被杀头的只会是窃钩者，封王封侯的一定是窃国者……这套“革命道德相对论”，老祖宗早就在两千多年前发明了，实在没有什么稀罕的，用不着革命理论家们再来给咱们开课。干脆痛痛快快地说一句 “革命就是实行双重标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不就完了？
可悲的是这公开的双重标准深符中国国情，因而获得许多国人真诚拥护。我遇到的那位满怀深情的港大校友似乎并非个例。前段港大医学院改名李嘉诚医学院。有人反对，提出应该改名为“孙中山医学院”，以纪念这位伟大校友。他人却又质疑道：香港西医书院成立于1887年，而港大成立于1911年，西医书院1913年并入该校医科，1915年宣布结束。所以严格说来，孙文不能算是港大校友，正如和他一道毕业的江英华并未被港大当成校友来纪念一般。
可惜拉名人大旗作虎皮历来是咱们的传统。正因为有此传统，所以看来那党神话还得永久流传下去，起码许多港大校友不会同意，西医书院不过是港大草创时收编的一个野鸡学校，而孙文在该校的成绩也没有什么非凡之处，那所谓“第一名优异成绩”乃是笑话，因为接受事实就意味着让港大历史少了光辉的一页。
当然这说来也是人之常情，连鬼子亦不能免俗。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曾见到为伊藤博文等所谓“长州五杰”设立的纪念碑亭，以为伊藤曾在那儿认真求学，不料后来看了点介绍伊藤生平的文字，才发现此公只在该校混了不到一年就回国了*。据李提摩太说：“他讲的英语不很流利，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半天，好像要衡量每个字的分量。”确实也不像是个留学生样子。可连英国鬼子都以有过这种校友为荣（当然也不能排除那碑亭是日本人建的，我当时没有细看文字说明，现在一点都记不住细节了），连中国人也要把那个他硬派为严复的同学，当然港大将孙中山当成校友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至今还没听说剑桥大学为旁听生徐志摩树碑立传，可见从文确实不如从政，窃钩端的不如窃国。
所以，孙中山的真实面目永远不会被国人识破。这原因我早就说过了：中国人民绝对无法接受自辛亥以来的中国史乃是一部蠢动史，唯一的客观效应就是为中国引来接二连三的灾难，使得中国社会持续倒退。承认这点，就等于否定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而若承认全民拥戴的“国父”不过是个毫无起码道德操守、政治信仰与政治智慧、祸国本事却又天下无双的骗子、匪徒与流氓，更要极大超出国人的自尊底线。因此，大约在本世纪内，孙文神话大约都会流传下去。
2008年12月8日 星期一
王天成："渐进民主"的玫瑰梦（附陈志武新作）
终于有人说到所谓“英国道路”的玄机了。虽然还没说透。这些年朱学勤之流常爱说“英美道路”和“法俄道路”的对比，仿佛英法转型就是循着两个先天的模式：前者改良渐进，后者革命激进，前者代价小，后者代价大。
这个人指出渐进民主（或者代称“英国道路”）就是玫瑰梦。他说了大宪章的情况，很正确。而17世纪的英国革命，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国王上了断头台，克伦威尔变成比国王还可怕的专制独裁者，接着是血雨腥风的反攻倒算，直到贵族忍无可忍，发动政变，不流血地改朝换代，才建立了宪政。
看起来英国的近代化转型一点也不和平。制造英国道路神话的，是18-19世纪的法国人。英国君宪制的建立，对法国思想的影响很大。而在1789年三级会议之初，除了极少数极端主义者，并没有人希望一场流血的革命。甚至市民占领巴黎了，流血了，革命真的来临了，倾向革命的议员仍旧着迷于英国道路。他们促使路易十六接受君主立宪制，继续做“法国人的国王”，他们甚至连换个国王的念头都没有——要知道英国1689年的政变，被称作光荣革命，因为改朝换代了。法国人大约自信有了英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做得比光荣革命更好，不改朝换代，就顺利地建立起宪政……一切似乎美妙，美妙得太不真实，真实立即惩罚了玫瑰梦。法国政治家极力避免的1640年噩梦不仅在18世纪末的法国重演，而且烈度远甚于前者。但细审其基本模式，同17世纪的英国大同小异，差异在于程度。而就这程度的差别，造就了所谓“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的对立。如托克维尔的理论，正是站在法国的立场上，对比英美建立的。
那么问题就在于，究竟是英法的何种差异导致革命烈度的不同。这个人提到了英国贵族的作用，但这不是根本。法国也有贵族，全欧洲都有贵族。且不说意大利、德意志那些土皇帝般的贵族本身就是专制者反动派，至少法国的贵族，有不少正是明智贤达的高尚人士。他们追求进步，向往英美宪政模式，厌恶绝对专制。在革命之初，他们和第三等级代表一起重演大宪章故事，连逼带哄（之所以哄，是因为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坏人，在宪政派看来，是个可以合作的君王），让路易十六接受了君宪制。然而这都是徒劳。路易十六接受君宪制并非假仁假义，但随后，就发生了旧制度和宪政人权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尤其是涉及教会财产的问题，更为棘手。法国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归教会所有，教会享有太多的特权，这种特权绝非宪政能够容忍；此外旧制度下的法国，国王随意给各地不同的特许权，各地待遇不同，违背平等的理想。而这些现实的改变，必然伴随重大的冲突。尤其是前者，教会的利益和路易十六神授君权的合法性直接相关。若他默许革命对教会的剥夺，自己将无法在欧洲王室立足。接着是互动的过程。路易十六越来越厌烦宪政，包括君宪派在内的法国人也因此越来越猜疑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因此更加厌恶这场将他待若囚徒的革命。出走不成，里通外国，直到被废黜、被斩首——法国贵族精英做着1689的英国梦，法国却走上了1640年代的英国道路。甚至更严重。处决路易十六引起欧洲各国的震动，导致各国对法国的军事干涉。外国干涉的威胁又促使革命政权绷紧对内监控的神经，形成恐怖统治。恐怖统治成了法国革命的标志，区别于英国革命的标志。同时，法军在外军面前反而愈战愈勇，逐渐壮大，贡献了拿破仑这个怪物，把法国引向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当拿破仑宣布终结革命的时候，法国已经被绑上了扩张战争的战车，此后，军事扩张就是它的生命，尽管战绩辉煌，难逃覆灭的结局。法国本无意于革命，却走上了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路。
变量并不在于有没有贵族精英，更不在于有没有和平演变的意愿，而在于转型前的制度，是否完善、强大、固执。英国的幸运就在于，它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足够完善、强大、固执的专制机器，贵族始终拥有大笔资源，足以制衡王室，王室在贵族丛林中，只不过是个更荣誉的贵族罢了。英国（英格兰）的贵族又不像意大利德意志的贵族割据自立，由于地方促狭，凯尔特民族（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环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得不统一在同一个王国里，贵族并不愿意割据分裂。但问题在于，英国的王室为什么没有能耐收拾这些贵族呢？原因在于，英国作为岛国，防御代价很低，所以始终没有建立受控于中央的强大的常备陆军。虽说不列颠群岛仍有其他民族相邻，但这些民族实力很弱，根本不足以威胁一个统一的英国。所以跟欧陆国家不同，古代英国从来没能组建一支常备陆军。常备陆军必须号令一致，有个一言九鼎的总司令，直到今天，各国依然如此。古代英国没有常备军，就杜绝了军事独裁的可能性。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切独裁都须军事独裁以为前提。英国没这个前提，完善、强大、固执的专制机器也就无从建设。
法国正相反。法国处在欧陆易受攻击的位置，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国的滥觞，正是百年英法战争刺激的结果。从那以后，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以后，法国就一直保有欧洲最强大的、由国王（或皇帝、或中央）节制的常备陆军，直到1940年败于纳粹德国（甚至普法战争的失利都没有动摇法国陆军的这个地位）。这样一支中央集权的陆军，是路易十四建立绝对专制的前提。路易十四时代乃至整个波旁王朝，既是法军在欧陆耀武扬威开疆拓土的时代，也是绝对专制构厦齐备的时代。一个看似完美无缺，一切合乎逻辑的制度建立起来，强大而固执，转型的代价自然也就大得多（斯图亚特王朝其实也想模仿法国的绝对专制，不过，有心无力，恰恰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这一企图是英国贵族无法接受的，才导致1640年革命）。
这就是所谓英法道路对比的真实原因。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变量在于转型前的制度是否足够完备、强大、固执，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地理条件。哪怕英国这样的条件，都不得不经历1640-1689半个世纪的动荡——虽然动荡的波及面和深度远不如法国革命。至于德国，转型更晚，它的转型模式更复杂，直到法斯专政，战争覆灭，涅磐重生，其代价又高于法国。并没有谁盼望革命，只是革命就这么来了而已——若不来，多半却是德国的代价。越是想避免付出转型的代价，就越是要在日后加倍偿付代价——不公平的是，这样的偿还经常是落在与生俱来上贼船的后人头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有白痴的玫瑰梦。
王天成："渐进民主"的玫瑰梦
BBC 2008年12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3北京时间 18:43发表
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显著，而政治改革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不仅进行了经济改革，也已经并且应当继续以渐进方式进行政治改革。
宪政学者王天成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渐进民主"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的"玫瑰梦"。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推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对王天成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归纳了"渐进政改论"的主要观点：
答：这主要是官方学者，或者一些有一定独立性，但愿意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以为这样说话容易被接受的学者提出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是渐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的。
他们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后倡导的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及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县以下设立人大常委会、给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权等等，还有人事制度改革，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国进行了渐进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受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那种认为中国要走"渐进民主道路"的观点影响。
问：那"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思想资源又来自哪里呢？
答：他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就是"英国道路"。他们认为英国的道路是逐渐演进的道路，是渐进民主的道路。实际上英国道路不是这样，这是对英国道路的简单化和片面的、浪漫化的理解，其实也是一种虚构。
英国的道路不是简单地用"改革"两个字就能概括的。英国的宪政转型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一个十七世纪，这两个阶段都发生了战争。
当时英国的改革是因为贵族起义取得了胜利，迫使国王不得不接受改革。
说到英国宪政，人们总是要提到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贵族率领军队攻入伦敦，把国王俘虏之后强迫国王签署的一个投降协议书。
但是国王人身获得自由后又后悔了，企图取消《大宪章》，当然后来又失败了。约翰王因此在郁闷中去世，后来的国王还是要摆脱《大宪章》的束缚，这样又发生战争。
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自下而上。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宪政学者王天成谈中国民主道路的现实选择
经过了多次战争之后，贵族和国王都学到了一些东西。贵族认识到，战争并不能作为他们让国王遵守《大宪章》，保护他们自由和权利的常规方式，这样就开始了议会政治，用议会来约束国王。
当时英国的议会主要是贵族组成的，贵族是当时主要的纳税人。国王有自己的财产，但比如发动战争，他就需要贵族纳税、奉献。
当时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叫"没有代表不纳税"，国王征税必须经过议会同意。
议会就利用这个原则和国王博弈，每次国王要钱的时候贵族就跟他谈判，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问：由此可见，贵族是推动英国宪政的主要力量。反观中国，这样的力量在哪里呢？
答：这样的力量在中国是找不着的。中国的人大和英国当年的议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人大主要是由官员组成的，这些人是吃纳税人的税金的。他们没有动力、没有兴趣也没有力量去跟政府博弈，他们自己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大的权利能否巩固全靠更高统治者的意志，他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发挥作用，他不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别想发挥作用。你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谈判、去制约他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缺乏内在的力量和动力来让中国像英国一样进行演进。
问：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加上"（2+2+2）·（2+2）"这个背景，"渐进民主"这个提法，至少在字面上听起来似乎应当是一个合理选择，您不同意这个道路，那"渐进民主"的害处在哪里呢？
答：的确很多人认为"渐进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现实的选择，因为它很温和，这样统治者能够接受。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不现实的选择。
一些消极的"渐进民主论"者甚至认为这个民主就是渐渐发育出来的，你不用去设计，你就等待就行了；另一些"渐进民主论"者也在考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因为总不能"不渐不进"吧，"渐进民主"也需要一个开端嘛！
但是，考虑到开端问题的学者为了让当局容易接受，只能提出一些非常温和的建议，比如从行政改革开始，但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两回事，看不出来它对政治改革有什么意义。
问：好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推行了那么多法律，中国政府似乎也有以法治取代民主的趋势，总是强调"依法治国"，这种现象是否也和"渐进民主"论有某种契合呢？
答：这正是很多"渐进民主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觉得可以从建立法治入手。
过去三十年中国确实制定了大量法律，但同时也制定了大量反人权、反自由的法律。法律增多了，政体并没有转变。这些法律的制定准确地说是现有体制的自我完善，并不是向另外一种体制的转型。
当然我们不否认加强法制、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对未来民主转型有好处。但只要不涉及政体本身，不涉及一党制的问题，不涉及人民的选举自由，民主是不会到来的。
而且政府体制不改变的话也不可能建立法治。司法不独立，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你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没有一个恢复正义的地方，法治何在呢？法治其实也是要以民主为前提的。
问：民主进程，渐进也好，不渐进也好，考虑到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它的开端应当在哪里？
答：我认为，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从下面开始。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以地方为开端的优点是为人们学习民主提供一所学校，也包括官员学习民主。然后我们再由地方选举过渡到全国选举。
台湾的民主化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很重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
其实从地方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戊戌变法的时候我们的先辈就认识到了地方自治对实行全国宪政的意义，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很多封疆大吏也持这种观点，后来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也是这种看法，才有了台湾的地方自治和民主转型。
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陈志武 @ 2008-12-8 12:01 阅读(85) 评论(0) 推荐(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在我们揣摩中国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含义时，思考中国为什么每次在需要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是很有趣的。中国应该或者能够仅仅通过增加实体建筑来取得长期增长吗？如果当要暂停或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时候，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吗？
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出租车司机抱怨圣保罗崎岖不平的街道和公路。我回应道，“我以为高油价和高铁矿石价格已经使巴西繁荣起来了…巴西为什么不在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花更多的钱呢？”
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巴西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只要政府有额外的钱，卢拉总统总是喜欢减税并补贴人民，而不是将这些钱用在修建道路上。为什么？”
“哦，”我说，“想象你是卢拉并且有180亿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将这些钱花在修建公路上，还是宁愿给每个巴西人发100美元？”
“当然将它给人民，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如果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是政府考虑的一部分，那么将钱返还给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中国不仅仅是花掉钱，而且似乎总是喜欢像摩天大楼，华丽的政府建筑物，公路以及大工业项目这样有形的东西。”
这不仅部分地解释了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将其新经济刺激计划集中于运输系统上的原因（仅仅铁路项目就会得到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一半以上的投资）。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对上级来说，有形的项目是最容易识别的东西。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新经济刺激计划极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诸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社会保障项目却堪忧，即使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并增加私人消费。
这种支出结构一点也不新鲜。在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总计约880亿美元，即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既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大约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于缺乏对政府预算的公众监督，中国特别偏向于赞成大型实体项目，并且，通过税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几乎维持着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完全控制，从而将这种偏向的影响最大化。北京令人惊叹的奥林匹克场馆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这种体系的结果。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 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因为国家占有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在过去30年里，中国资产价值的收益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当大多数家庭不拥有生产资产的时候，它们不能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受益。对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难怪中国的国内消费不能以与GDP相适应的方式增长。
将中国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剩下的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应该公平地分配给13亿中国人。这可以通过将这些资产置于国家财富基金之下，并免费将基金的份额分配给中国公民的方式来实现。
其次，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和经过媒体的公众参与进行公开。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责任，可以使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没有这样的结构改革和通过减税以及退税将财政盈余返还给家庭的行动，中国政府建立在投资上的经济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导向型的政治－经济体系。事实上，即使在新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之后，中国仍然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
30年来。通过全民所有制和税收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为中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国家建设政策提供了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体面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以及过剩的工业基础。中国缺乏的是促进内生性增长的足够的私人消费。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需要提高其人民对未来的金融安全感，并使私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适应。建设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钢铁和混凝土。（原题《中国的建设狂热》）
参考下一篇：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1206.html
2008年12月7日 星期日
读黄色新闻一得
方才趁休息，把朝廷黄色媒体关于萨达会的铺天盖地的暴盗和混怒读了一些（之前一直没胃口读那个，千篇一律么），发现个奇怪的现象，朝廷似乎不知道萨柯齐在今年会见达老佛爷的计划。朝廷媒体有说萨柯齐心血来潮的，有说他因经济危机出此下策的……弄得仿佛朝廷听说这事跟晴天霹雳似的。可是众所周知的是，早在8 月，消息就很明确，在奥运期间萨达会不合时宜，但萨柯齐一定会在年内会见达老佛爷。见：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8/blog-post_8482.html：
"Nous travaillons avec les collaborateurs du président Sarkozy pour une rencontre cette année, mais plus tard", a déclaré à l’AFP M. Wangpo Bashi, secrétaire du Bureau du Tibet à Paris, représentation officielle du Dalaï Lama en France.
“我们正与萨柯齐总统的僚属着手在今年安排一次萨达会，不过要晚些时候。”巴黎吐蕃局书记、达老佛爷驻法官方代表巴希旺波先生在法新社宣布说。
"Il est vrai que sa Sainteté n’a pas souhaité rencontrer [1] le président Sarkozy lors du voyage du mois d’août 2008 dans la mesure où ce sont les dates des JO à Pékin, que Sa Sainteté a soutenus de manière tout à fait constante et cohérente", a indiqué M. Bashi.
Wangpo Bashi a estimé que cette rencontre aurait pu "pénaliser les discussions en cours entre les parties tibétaines et chinoises, et aussi la situation au Tibet où la situation est encore très tendue".
"Ce n’est vraiment pas de très bonnes dates", a encore déclaré le secrétaire du Bureau du Tibet. "Ce n’est pas le moment, c’est tout, mais sa Sainteté souhaite sincèrement le rencontrer et le président Sarkozy a sincèrement la volonté et l’intention de rencontrer (le Dalaï Lama), il l’a dit, il l’a redit, ça ne change pas", a ajouté M. Bashi.
“的确，尊者无意在2008年8月的法国之旅期间会晤萨柯齐总统，须知这正值北京奥运期间，而尊者是坚决支持本届奥运的，”巴希先生指出。
巴希旺波估计，如果在这时候发生萨达会，可能会“损害正在进行的蕃中对话，并使本来就很紧张的吐蕃地区局势变得更糟”。
“日子不对头”，吐蕃局书记再次声明，“现在不是时候，如此而已。不过尊者真诚期待着与萨柯齐总统会晤，而萨柯齐总统也有与尊者讳无的诚意和计划——他再三说过这一点，这是始终如一的。”巴希先生补充道。
此外，我肯定看到过爱丽舍的解释，表示萨达会会安排在十二月，格但斯克。一切都早已公开。所以，当萨柯齐十一月下旬宣布他与达老佛爷会晤的时候，我只觉得萨柯齐这回说话终于算数了……我都早就知道的事情，朝廷怎可能不知道？当然，海内外中文媒体的确没提过这碴儿。但朝廷不可能不知道。却大惊小怪，歇斯底里，甚至扯到萨柯齐急欲摆脱经济危机，萨达“阳谋”这件事的时候经济危机还没影儿呢。朝廷揣着明白装糊涂，故作不知，无非为了煽动屁屁。为了煽动，隐瞒真相、制造谎言也是朝廷的拿手好戏。这都不奇怪。可问题是，这当口煽动屁屁对朝廷有什么好处呢？家乐福真要卷铺盖滚蛋，造成大量失业，这不是又给焦头烂额的瘟八宝添乱么？家乐福什么还是小事，跟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欧盟剑拔弩张，这不是找难看么？朝廷这葫芦里究竟藏的什么药？朝廷究竟在下什么棋？朝廷到底在研读哪部兵法秘笈？奇绝啊奇绝。
我的解释：朝廷里没有谁在下棋，朝廷行政机器各个部门无非各行其是，都是独自地遵循自身的条件反射，并没有一个大脑支配。除非非常情况，没有谁能让统一的意志横向贯彻各部门从而协调运作。非常情况，如五月地震，也必须瘟八宝这样头寸的亲自督阵，方始搬得动各路人马，而且并不是轻而易举、如臂使指。而一般情况下，发生一件事情，对口的部门就会自动运作，按照自己一贯的反应行动。譬如在长春妈妈领导下的装潢战线（宣传、新闻、广电……），自然要开足马力，为了运动群众无所不用其极——至于社会后果、经济后果，装潢部门不在其位，当然不谋其政，由相应部门收拾。像外[交]战部和装潢战线这些没有实绩硬指标的部门，条件反射的原则也很简单，宁左勿右即安全——左过头了是认识问题，还是好同志，右了那就是立场问题了。在有毛太祖的年代，皇上忽然觉着那个王八蛋跟自己跟得太紧，左过头造成恶果，可以翻脸不认人，给后者戴上反动势力复辟之类的帽子，顺便擦了自己的屁股（见杨继绳的《墓碑》），谁让人家是皇上；现在没有这样的强势驾驶员了，大家脚碰脚，只要表现得像个忠臣，谁也搞不掉谁——可要是“奸”那么一点点，那就悬了。实绩部门的因素还复杂些（其实也很简单，稳定和敛财两手抓——当然这智力含量是高一点），外战装潢这些虚头巴脑做面子的，就这么简单。
这种只问权力执行、不问权力来源、却又没有一个强势独裁者的巨型无脑行政机器，不可能不是一头颟顸蠢笨暴躁易怒的怪兽，而它的下场是也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去年中德交恶以来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已经处处展示了这一点。
法国学者：对于中国，欧洲需要保持距离
"Pour la Chine, la France est le maillon faible de l'Europe"
LEMONDE.FR 04.12.08 20h56 • Mis à jour le 05.12.08 12h29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12/04/pour-la-chine-la-france-est-le-maillon-faible-de-l-europe_1127070_3216.html
Après avoir renoncé à rencontrer le dalaï-lama en août à Paris, Nicolas Sarkozy a finalement annoncé qu'il rencontrerait le chef spirituel tibétain en Pologne samedi 6 décembre. Réplique immédiate de Pékin : le sommet Chine-UE, prévu le 1er décembre à Lyon, a été annulé. Jeudi, la Chine a été plus loin, menaçant Paris de mesures de rétorsion économique. Jean-Vincent Brisset,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à l'Institu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et spécialiste de la Chine, explique les raisons de l'intransigeance de Pékin.
Comment se fait-il que la question tibétaine soit devenue si vive qu'elle suffit à Pékin pour annuler un sommet Chine-UE ?
Le problème du dalaï-lama est un prétexte. La Chine tape sur la France mais, en réalité, ce qu'elle n'aime pas c'est l'Europe unie. Les hommes politiques chinois ont l'impression de gérer dans le bilatéralisme, sauf avec les Etats-Unis, mais ils sont conscients qu'ils ne savent pas gérer dans un contexte multilatéral. Or les Français leur ont fait très peur quand ils ont obtenu l'embargo européen sur les ventes d'armes à la Chine, fin 1989, en réponse au massacre de Tiananmen. Depuis, les Chinois cherchent où enfoncer le coin pour faire éclater une Europe qui les gêne, parce qu'elle leur imposera des quotas, les obligera à réévaluer le yuan, etc. Et il se trouve qu'ils ont trouvé où le coin allait rentrer. Gordon Brown et Angela Merkel peuvent recevoir le dalaï-lama et ne pas se rendre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Le gouvernement polonais peut se permettre d'inviter officiellement le dalaï-lama... La question n'est pas là, il s'agit de taper sur le maillon faible.
La France est donc le maillon faible ?
Oui, et ce, historiquement. Dans mon escadron, à l'armée, on avait l'habitude de dire : "On tape toujours sur le même, comme ça y en a qu'un qui gueule." On est exactement dans la même configuration : la Chine tape toujours sur le même, et en plus elle a la chance qu'en ce moment, il se trouve en haut du dispositif – la présidence de l'UE. C'est merveilleux !
Cela remonte à loin. Les diplomates français ont de tout temps été fascinés par la Chine et en ont une vision totalement déconnectée de la réalité. Nous sommes persuadés qu'il faut être gentils avec les Chinois pour que les Chinois soient gentils en échange. Parmi les pays ayant joué un grand rôle au niveau mondial, le nôtre est celui qui s'est montré le plus faible vis-à-vis de la Chine. Nous sommes ainsi considérés comme un pays femelle, faible et qui change tout le temps d'avis. Or la Chine ne respecte que la force.
L'attitude de Paris depuis le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n'a pas dû arranger cette image...
La France s'est lancée dans un concours d'excuses alors qu'elle n'y était pour rien. Des excuses qui s'inscrivent en outre dans la droite ligne de la tradition diplomatique chinoise : historiquement, un pays vassal marque sa soumission à Pékin en envoyant un émissaire chargé de porter un cadeau. Et que fait Sarkozy ? Il envoie Raffarin, un ambassadeur tout désigné, porter une biographi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à Pékin.
Comment les Chinois ont-ils interprété ce geste ?
Ils n'ont pas eu à l'interpréter ! Pour eux, c'est extrêmement clair : la France est un pays vassal. Et il sera très difficile de revenir en arrière. On a déjà essayé par le passé : en 1993, Balladur avait envoyé un émissaire, George Friedman, déclarer à Pékin que la France ne reconnaissait qu'une seule Chine, afin de se réconcilier après l'embargo sur les armes initié par la France en 1989. Nous n'y avons gagné que du mépris.
Comment rétablir des relations plus saines avec la Chine ?
Il y a heureusement beaucoup de gens en Europe qui commencent à comprendre que la Chine n'est pas un pays ami. C'est un pays égoïste qui a des rapports rugueux avec le reste du monde, avec lequel il faut prendre un peu de distance. Cela s'est ressenti dans les premières déclarations européennes après l'annulation du sommet Chine-UE : Manuel Barroso a commencé par expliquer que le problème concernait toute l'Europe, pas seulement la France, et surtout qu'il y avait un problème du côté chinois. La Chine attend maintenant de voir si Sarkozy ira bien voir le dalaï-lama en Pologne. Elle teste la solidité de l'Europe, pas de la France : si elle impose des mesures de rétorsion bilatérales contre la France et que les Européens laissent faire, elle aura tout gagné. Mais si la France se retranche derrière l'Europe et que l'UE reste solidaire, ça se passera très bien. Si l'Europe faiblit, la Chine pourra piétiner tous les pays européens l'un après l'autre, sauf la Grande-Bretagne, qui ne se laissera jamais faire.
Propos recueillis par Soren Seelow
附法广摘译
RFI：法国学者：对于中国，欧洲需要保持距离
发表日期 05/12/2008 更新日期 05/12/2008 20:57 TU
中国政府一再就法国总统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特别向法国施加压力促使法国学者重新思考法中关系。
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布里策(Jean-Vincent Brisset)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指出，法国外交家们一直为中国所吸引，对中国的判断同现实完全脱钩。我们认为只要对中国人友好，中国就会给我们应有的回报。同世界其他较有影响的大国比较，法国是对中国最为软弱的国家。因此，法国被中国看成一个软弱和柔性的国家，而且总是在改变主意。然而，中国只承认力量。
当《世界报》记者提出如何修补同中国的关系的问题时，布里策表示：幸运的是，目前已经有很多欧洲国家看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当作朋友的国家。这是一个自私的国家，他同外界的关系是缺乏礼仪的。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欧洲需要保持距离。这一情况可以从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声明中看出来，他认为中国虽然声称是针对法国，但却是针对全体欧洲的。现在如果欧洲见到中国制裁法国而不作出反应，中国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如果法国以欧洲作为屏障，欧洲支持法国，问题就不会太严重。如果中国获胜，欧洲国家就会一个一个被踩在脚下，任其蹂躏。只有一个国家是例外，那就是英国，英国绝不会任人践踏。
France/Chine - "Le dalaï lama, un prétexte pour diviser l'Europe"
le 05/12/2008 - 16h42
Jean-Vincent Brisset est directeur de recherches à l'Institu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Il a notamment occupé le poste d'attaché militaire à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pendant trois ans.
http://tf1.lci.fr/infos/monde/asie/0,,4182832,00-le-dalai-lama-un-pretexte-pour-diviser-l-europe-.html
LCI.fr : Le dalaï lama a déjà rencontré des dirigeants étrangers, notamment Bush, Brown ou Merkel. Pourquoi la Chine fait-elle une fixation sur la France et Sarkozy ?
Jean-Vincent Brisset : Même s'il y avait bien sûr des contentieux, notamment économiques, entre les deux pays, il n'y avait pas de fixation avant l'affaire du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à Paris. Pour comprendre pourquoi ils appuient sur la France désormais, il faut connaître la mentalité des Chinois : ils marchent au rapport de force. Quand Bush, Brown ou Merkel rencontrent le dalaï lama, ils le disent clairement, ne changent pas d'avis et ne cherchent pas à s'excuser. Leur politique vis-à-vis de la Chine est donc stable.
Or celle de la France a toujours été changeante. Par exemple en 1993, quand on a vendu des armes à Taïwan, on a multiplié les excuses. C'est interprété comme un aveu de faiblesse. Après le passage de la flamme, on a recommencé en envoyant trois délégations : tout d'abord une lettre d'excuse de l'ambassadeur, ensuite la visite de Raffarin avec un cadeau, et enfin celle du conseiller diplomatique de Nicolas Sarkozy.
Les Chinois ont alors considéré que la France était un pays faible et qu'elle avait fait preuve de vassalité à leur égard. Comme ils ont peur d'une Europe forte, ils ont trouvé son point faible, qui, cerise sur la gâteau, en est le président en exercice. Et ils prennent comme prétexte la rencontre avec le dalaï lama pour recommencer en tapant encore plus fort.
LCI.fr : L'an passé, lors de sa première visite en Chine, vous nous aviez expliqué que les Chinois craignaient Sarkozy (cliquez ici pour lire l'article). Ce n'est donc plus le cas ?
J.-V. B. : Tout à fait. Par rapport à Jacques Chirac, il est arrivé avec un nouveau mode de fonctionnement. En entrant à l'Elysée, il avait une image d'homme fort. Les Chinois le craignaient. Donc ils ont signé des contrats, comme ils le font à chaque fois lorsqu'ils craignent un dirigeant étranger. Aujourd'hui, la situation est totalement différente.
LCI.fr : Pourquoi la Chine a-t-elle peur de l'Europe ?
J.-V. B. : La Chine et l'UE ont beaucoup de contentieux économiques, comme la sous-évaluation du yuan, le déficit commercial à l'avantage de Pékin, les quotas ou encor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et la contrefaçon. Face à une Europe unie, sa marge de manœuvre dans les discussions est limitée. Pour l'augmenter, elle doit donc la diviser car une Europe divisée ne réagit pas. Et elle a trouvé cette marge de manœuvre avec la France. Elle peut désormais très bien dire : "Si on ne vous achète pas d'Airbus, c'est à cause du Français". Les attachés commerciaux vont quant à eux faire jouer la concurrence entre la France et par exemple l'Espagne ou l'Italie. Bref, si l'Europe s'unit, elle s'en sortira. Sinon, ce sera coûteux pour tout le monde.
LCI.fr : En pleine crise économique, un nouveau boycott des produits français comme au printemps est-il envisageable alors qu'il touche souvent des employés chinois ?
J.-V. B. : Un boycott de Carrefour est une vitrine très facile et très pratique à mettre en place. Mais, avec le recul, il semble que le boycott du printemps dernier n'ait pas été si néfaste que prévu. Sur ce point, il faut aussi voir la raison cachée. La crise économique provoque une instabilité sociale. Il faut des boucs-émissaires. Le régime a trouvé le sien avec la France.
En fait, s'il y a un boycott, il concerna certainement les ventes d'armes -que la France a voulu relancer au contraire des autres pays européens- et les transferts de technologie. Mais il faut relativiser : les Chinois ont besoin de la France comme acheteurs, mais aussi comme vendeurs.
LCI.fr : Quelle sera la marge de manœuvre d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à partir de dimanche, au lendemain de la rencontre ?
J.-V. B. : Elle doit tout d'abord réagir de manière ferme sur le ton face aux éventuelles invectives. Surtout, elle doit se retrancher derrière l'Europe. Les Européens doivent faire passer le message qu'ils ne sont pas contents et qu'ils soutiennent la France. Si l'Europe l'aide et reste donc unie, la Chine cédera. José Manuel Barroso (ndlr : l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st déjà allé dans ce sens.
France/Chine - "Les Chinois craignent Sarkozy"
le 23/11/2007 - 17h20
http://tf1.lci.fr/infos/monde/asie/0,,3632534,00-chinois-craignent-sarkozy-.html
LCI.fr : Comment les Chinois ont-ils suivi le début de mandat de Sarkozy et qu'attendent-ils de son voyage ?
Jean-Vincent Brisset : Cette visite d'Etat à l'un des membres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Onu est tout d'abord une étape obligée. Sarkozy connaît Brown et Bush, il est allé en Russie voir Poutine. Il ne lui restait plus que la Chine. Il s'agit donc d'une présentation mutuelle dont il ne faut pas attendre grand-chose sur le fond, sauf si Sarkozy choisit l'affrontement sur les sujets économiques comme la monnaie, les quotas ou les importations.
LCI.fr : Sarkozy entend justement parler des "sujets qui fâchent". Est-ce que cela s'accorde à la mentalité chinoise ?
J.-V. B. : Les dirigeants chinois ne font pas trop la différence entre Sarkozy et Chirac. Mais paradoxalement, il a plus de chance d'obtenir des résultats que son prédécesseur car les Chinois ne respectent que la force. Etant donné que Sarkozy agit généralement plus dans une logique de rapport de force que de claques dans le dos, il ne risque pas de se faire rouler dans la farine comme c'était le cas avec Chirac. Vu son caractère, il supporterait ainsi mal que les Chinois continuent de tricher face à l'Europe comme c'est le cas sur plusieurs sujets, diplomatiques ou économiques -Soudan, nucléaire iranien, jouets...
Les dirigeants chinois craignent notamment Sarkozy car il a à la fois permis de relancer l'Europe et qu'il a choisi de se tourner vers les Etats-Unis, contrairement à Chirac. Ils savent qu'il est influent en Europe. Ils ont peur d'une alliance avec Angela Merkel qui permettrait à l'UE de se mettre sur une seule et même ligne face à eux, puis ensuite un ralliement à la politique américaine. En fait, depuis toujours, les Chinois ont peur, à tort ou à raison, que se forme une alliance occidentale à leurs dépens.
"Les Droits de l'Homme, un copier-coller déjà prêt"
LCI.fr : Quels sont ces sujets qui fâchent ?
J.-V. B. : Ce sont surtout les sujets économiques. Le principal concerne la valeur du yuan. Si la visite se passe bien et qu'il n'y a pas de choc frontal, les Chinois devraient annoncer une petite réévaluation. Ensuite, il est fort probable que le problème de la contrefaçon, dont 70% provient de Chine, soit mis sur la table afin de défendr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Pour la forme, le Darfour et le rôle de la Chine dans la crise -et plus globalement sa présence en Afrique en général- seront évoqués via une belle déclaration de principes. C'est aujourd'hui un passage obligé, comme l'étaient les Droits de l'Homme auparavant. Pour ces derniers, le copier-coller de la déclaration est sûrement toujours disponible à l'ambassade de la France. On nage sur ce point en plein dans le cynisme politique. Sarkozy devrait laisser aussi planer l'ombre de menaces sur le dossier nucléaire iranien.
LCI.fr : L'un des thèmes de la visite est l'environnement. Les Chinois seront-ils réceptifs aux demandes de la France ?
J.-V. B. : Sarkozy aborde le sujet car la France est le bon élève, c'est donc facile d'en parler et qu'il doit le faire s'il ne veut pas être critiqué par Nicolas Hulot à son retour. Mais c'est là encore plus une figure de style qu'autre chose.
LCI.fr : Est-ce une manière de ne pas braquer les Chinois alors que la visite doit permettre de leur vendre des contrats (ndlr : une quarantaine de patrons français accompagnent Nicolas Sarkozy) ?
J.-V. B. : En partie. Il faudra néanmoins relativiser les annonces qui vont être faites d'ici mardi. Elles sont parfois très différentes du nombre de pièces achetées ensuite dans les secteurs concurrentiels comme les avions ou la construction de centrales nucléaires. La vente de contrats doit aussi être interprétée en tenant compte de la mentalité chinoise. Généralement, quand les Chinois ont peur de vous, ils vous achètent des cont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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