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7日 星期三

陪斗两则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陪斗”?
钱烈宪 @ 2008-9-17 14:05:44 阅读(5586) 评论(10) 引用通告 分类: 小鸡肚肠

福鼎市晨冠乳业 聪尔壮 每公斤0.09毫克



终于知道质检总局为什么以前查不出来三聚氰胺了

  作者:joysong

  三鹿事件曝光了,马上就是质检总局显示其“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的时候了,不出几天,就查出来“22家婴幼儿奶粉厂家69批次产品检出三聚氰胺,让人真摸不清以前干什么去了,不过且慢,看看给出的名单再说:

  .....

  20.企业名称:烟台磊磊
  抽样数:3
  不合格数:3
  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毫克/每公斤):1.2
  21.企业名称:上海保安力
  抽样数:1
  不合格数:1
  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毫克/每公斤):0.21

  22.企业名称:福鼎市 聪尔壮
  抽样数:1
  不合格数:1
  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毫克/每公斤):0.09

  0.09 ppm的含量查出来,不知道质检总局用的何种高级手段,农业部先前公布过饲料中三聚氰胺的色谱检验标准,检出极限是5mg/kg,相信大家会按照这个现成的标准,但是如果让大家都参照这个标准来的话,有一点噪声恐怕就是0.09ppm了,那么大家都不要生产奶粉了,因为没有一个可以合格。

  终于知道质检总局为什么以前查不出来三聚氰胺了,因为没学好分析化学。

山东莒南拆迁引发乱局 市民出门买牙膏被抓

瞭望东方周刊

  村支书刘常玉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6月16日,天还没有亮,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十字路镇永泰居,刺耳的尖叫和哭闹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很快,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拥堵在永泰居这一小片杨树林周围。71岁的老支书刘常玉便悬挂在其中一棵小杨树上。

  刘常玉的脚下,是半瓶窖酒,还有一张摊开在地上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一览表”,一览表被三个烟盒及25块钱压着角。据最早发现刘常玉的几个乡亲说,钱旁边的红色石头上,用烟灰写着个“党”字。

  “这是老支书最后一次交党费……”村民们普遍这样认为。


   自杀

  刘常玉的次子,45岁的刘希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两个原因导致了刘常玉的死:

  其一,莒南县旧城改造对党员有摊派任务,完不成任务,刘常玉在居委会看大门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老人压力大到了极点。

  其二,刘希旺的妻子王业彩与众多乡邻一起因旧城改造的拆迁问题到十字路镇党委上访,之后,莒南县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王业彩逮捕,随后刑事拘留。刘常玉告诉亲人:“我再也没脸活下去了。”

  然而,莒南县副县长孙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彭圣学及县房管局办公室副主任李建民等,几乎所有被记者采访到的官方人士均否认刘常玉的死与旧城改造有关。他们指出,刘常玉的死是因家庭纠纷引起的,公安局出示的材料显示:“刘常玉不属于旧城改造拆迁户。”

  而对于县党委、十字路镇党委明文规定对党员“摊派”拆迁动员任务一事,孙利及彭圣学等人均承认有此事,孙利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党员当然要做好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十字路镇位于莒南县的中心地带,县委、县政府所在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刘常玉曾是十字路乡六村(现永泰居)的支部书记。

  上个世纪90年代城市扩建,刘常玉和他的乡亲们都失去了耕地,变成了“城里人”,但是他们所居住的宅基地一直到2008年还是集体所有的土地,还保留着原来农村的房屋布局和结构。一片一片低矮的房舍在日益增多的高楼之间显得越来越不协调。

  “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打造现代化的城市”,2008年,莒南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工程。

  据村民们介绍,刘常玉对旧城改造是热烈拥护的,但在看到拆迁“提前腾空通告”的时候,刘常玉和众多乡亲一样,感觉有些不对:“动作太大、太快,6月初出通告,6月底之前就要拆完,一下子拆那么多房子,临时安置房也还没谱,大家住哪儿?”

  “他对党无比忠诚,对组织派给的任务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执行。”刘常玉的老伴万延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组织上分给刘常玉12户的“承包任务”,要求他去做通工作,其中一户是他大儿子,他以家长身份做通了,另一户是他已故姐姐名下的房产,他也自然代理了,但是余下的十户人都不买他的账,甚至还有人骂他是汉奸、叛徒、走狗……

  “刘常玉在村里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因为动员拆迁,村里有人骂他,镇上又说要开除他的党籍,他整天给我们全家哭着诉苦。”万延秋说。

  6月11日、12日、13日,群众的不满和抗议达到高潮,连续几天都有群众自发前往党政机关各部门上访。13 日上午,人们听说山东省创建文明城市检查团的领导来到了莒南,下榻桃源大酒店,便纷纷前往,想去跟“省上的领导”反映情况。当天上午,警察在桃源大酒店门口就带走了几个人,随后警察在全县范围内搜捕“分子”,刘常玉的儿媳王业彩便是其中之一。

  刘常玉的弟弟刘常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6月15日,刘常玉哽噎着对他说,“儿媳妇也进监狱了,我丢死人了,再也没脸见人了。”

  第二天一早,刘常玉选择了自杀。

  6.13事件

  刘常玉的儿媳王业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6月11日上午,她跟其他居民一起到了十字路镇党委反映情况,大家上了二楼,领导们正在开会,群众哭着跪倒一片,后来警察来了,摄了像,疏导开了人群。6月13日下午,就在家门口的大路上,几个警察将她抓走了。

  “老头子要不搭上这条命,我还不会这么快被放出来。”王业彩红着眼睛说。

  被抓的人中,多数人都被拘留了5到11天。人民居委会的吴纪世告诉本刊记者,他被抓进去之后,戴上手铐和脚镣,受到警察不断的体罚和殴打。就在他的家人被逼无奈签了同意拆迁的协议书约五小时后,他才获释。

  “我不过是出来买牙膏,结果就被警察抓了。”80岁的乔守田拿着莒南县公安局出具给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说,“ 我年纪大了,一般不出去,我家也不拆迁,6月13日早上我出门买牙膏,路过桃源大酒店,看见好多人。我就走在路沿石上,警察叫我走快点,从背后推我,我回头很生气地说,我怎么走得快!几个警察就把我架起来,拉上警车抓去派出所了。”

  据乔守田讲述,他到了镇西派出所,被审讯了七个小时左右,警察给他录了口供,并且拉着他的手指强行让他按了手印,“自己按的手印是圆圆的一个点,被人拖着手指按的手印是长长的……”

  “我当天是去取药路过,警察叫我快走,踢了我两脚,我还是走不快,他们就把我拖上车,然后卡住我的脖子把我的头往座位底下塞……”76岁的残疾人王佃礼说着说着,眼泪顺着又干又皱的脸滑落下来,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当时呼吸不上来晕了过去,警察看着不对了就把我丢下了车,没被抓进监狱。”



附海外爱国者留言:

游客 137.82.178.x 留言 2008/9/18 03:55

这是谁“透露”的?大鸡院?美国之音?苹果报?明报?

及某汉奸回应:

游客 77.3.155.x 留言 2008/9/18 05:17

就是二楼那些愤青太多了,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负面新闻,就一定是西方敌对媒体造谣,只要是共产党的举措,无论对错,一味包庇纵容,中国的进步才会那么举步维艰!西方对于中国的成见才那么难于破除!

《瞭望东方周刊》是新华社的下辖杂志,是共产党的舆论喉舌哦!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三鹿奶粉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2008年09月17日 00:54:19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9/17/content_10046900.htm

新华网北京9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9月16日就三鹿奶粉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有报道称,中国政府在得到新西兰政府向中国政府高层通报后才获悉三鹿奶粉问题并采取措施,请证实。

姜瑜回答说,9月9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和商务部分别接到新西兰方面有关三鹿奶粉问题的通报。在此之前,中国有关地方政府已掌握了有关情况并采取措施。中国中央政府在接到地方政府通报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并作了相关部署。



有人问:

有谁能回答一下9月9日前地方政府已采取了那些措施?
中央政府什么时候接到地方政府通报的?
9月9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又采取了那些措施?

中国中央政府是在接到地方政府通报后,还是在接到新西兰政府的通报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并作了相关部署的?

一个需要别国政府来督促你保护本国婴儿的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

新西兰总理曝亲自下令绕过地方报告北京详细经过

联合早报

   [提要]总理克拉克:与中国地方交涉几周不果,纽政府直接向北京拉响警报。

  中国三鹿毒奶粉事件昨天爆出令北京尴尬的外一章,纽西兰总理克拉克透露,在河北地方当局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回收奶粉后,纽西兰政府迳自向北京“拉响警报”,揭发三鹿奶粉遭污染。

  据中国卫生部昨天最新通报,再有一名婴儿因食用三鹿毒奶粉而死,使毒奶粉死亡病例增至两起。此外,临床诊断患儿的数目也从周末公布的432名增加到1253名,其中340名现仍留医,53名症状较重,而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则有近万名。

  据卫生部网站的记者会实录,两名死亡的婴儿均来自贫穷省份甘肃,其中死于5月的是名五个月大的男婴,另一名死于7月的是名八个月大的女婴,他们都一直是以三鹿牌奶粉喂养,过后分别出现肾积水、肾结石、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症状,入院后救治无效而死。

  克拉克昨天告诉纽西兰电视台的《早餐》节目,拥有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43%股份的纽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Fonterra)“尝试了几个星期”要求中方回收有问题的三鹿产品,但不得要领:“中国的地方当局拒绝这么做。”

  克拉克说,她本月5日得知此事,三天后,她就下令纽西兰官员越过河北地方当局,知会北京有关部门。

  “你可以想象得到,纽西兰政府向北京拉响警报后,地方当局就遭到重手对付了。”她说:“我想,地方官员最初是倾向于试图把问题掩盖起来静悄悄处理,避免公开回收。我们在纽西兰绝不会这么做的。”

  克拉克认为,恒天然在事件中的表现是负责任的,但它得跟一个地方官员倾向遮丑的政治体制打交道。

  恒天然昨天也为自己没有早点公布三鹿奶粉受污染辩护。该集团首席执行官弗瑞昨天在新加坡通过视频接受纽西兰媒体访问时说,恒天然在中国投资就必须遵守当地的行事规则,否则就是不负责任。作为少数股东,恒天然只能持续施压三鹿,三鹿则得和当地政府合作,并遵守程序。

  内含三名恒天然委任成员的三鹿董事局,是在8月2日获告知奶粉受污染一事。公开回收则是在上周四展开。当被问及中国方面是否因为8月8日开幕的奥运而拖延处理事件时,弗瑞答说自己不会作这方面的揣测。

  处于这起丑闻中心的河北省昨天宣布已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批捕了两名向三鹿供销鲜奶的贩子。这对姓耿的兄弟经营一个养殖307头奶牛的小区,向三鹿供货,但2007年底他们向三鹿销售的牛奶屡次因检验不合格被拒收,整车的牛奶不得不倒掉,造成经济损失。做哥哥的听说掺加三聚氰胺可增加牛奶蛋白质检测指标,便开始买三聚氰胺掺入牛奶。两兄弟每天生产、销售这种掺加三聚氰胺的牛奶约三吨,但他们和家人从不食用这种加料牛奶。除了他们,当局前天宣称还收押了另外17名嫌犯。

  石家庄三鹿集团副总裁张振岭昨天在河北省政府举行的记者会上宣读公开信,就毒奶粉事故向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消费者鞠躬道歉。

  有海外媒体报道,中宣部前天下令禁止中国媒体擅自报道毒奶粉事件,要求一律以官方公布或新华社的报道为准,当局还封锁网络讨论,以期将舆论矛头停在三鹿集团,避免影响奥运后的中国形象。(霍月伟整理)

口舌之灾

肉唐僧

去年万科换新标,有几个玩《易经》的大神当即放言:这个新标由四个红色的V字组成,大不吉。你想想,V字,外国人看着是victory,中国人看着却是鸟嘴,红色的鸟,就是朱雀,主口舌之灾,万科可倒好,一下子搞了四只朱雀,四方朝向四处漏风,情何以堪?
  
  从地震到降价,一到关键时刻,万科总有贵人出手相救。地震那一次是范跑跑,这一次是麤奶粉。范跑跑那次颇有喜剧色彩。而麤奶粉,却让人悲愤莫名。今天新华社的通稿,有“努力减少这起事故对全省奶业发展的影响”云云,别的省的奶就可以喝吗?奶制品里只是奶粉有问题吗?今天有个年轻的妈妈问我:“孩子吃根冰棍没事儿吧?”我听了真是难过死了。在中国,小孩子吃冰激凌,家长都要在心里盘算风险收益比。政府、法律、媒体、专家、产品……但凡是个大词儿,只要前面一贴上“中国”二字,立即就谈不上任何信用。信用的缺失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奇高,这样的社会还能维持多久?
  
  万科这两次风波,还真就是口舌之灾。地震那次很好理解,当初王石要是不在博客里回应,啥事儿都不会有。现在回想一下,王石真冤啊!“十元论”、“两百万合适”,哪句说错了?据冯仑讲,王石近五年来总收入是1700万,捐了1200万,每年拿回家才100万。这可是全球建筑面积和市值第一的老板啊!他捐那么多钱,从不跟外面说。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以至于发生过这样一件“糗事”:答应捐凉山希望小学200万,回去一查发现自己只拿得出100万,只好跟手下借钱。
  
  我非常佩服王石就在于此,那么大的压力下,也没得巴得巴的解释说我其实捐了好多钱,给谁谁谁多少万,给谁谁谁又多少万。宁可道歉也不解释,非常强大,非常男人。我有个朋友,是忠实王粉。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这辈子能赶上在中国大陆投一次票直选总统。他说他会把他这一票投给王石。汶川地震之后他伤心地对我说:王石的政治生涯over了。我倒没这么悲观。雅典人为了防止亚西比德式的人物再次出现,每年以贝壳投票法选出一个城邦里最有影响力的人,放逐十年。王石也不过是被放逐罢了,区别只是被鼠标放逐而不是贝壳。但他的回归远不需要十年之久。因为网络舆论这东西,就象小姑娘发嗲,基于情绪而不是理性。它既不可预判又不可控制,变化非常快。万科此次降价,获得了网络舆论压倒性的支持。这个吊诡的场面,两个月前又有谁想得到呢?所以我完全不担心王石的回归,倒是比较担心我那个朋友这辈子能不能拿到他的选票。
  
  此次降价,万科又被推到风口浪尖。按说,万科不是第一家降价的,更不是降得最多的。以上海为例:今年4月就有开发商开始降价,一降就是20%。6月,李嘉诚的御翠豪庭每平米跌了11,000元,业内轰动,它的老业主却没啥动静。但万科一降价,麻烦就来了。有人说买李嘉诚4万多一平豪宅的人,不可能为了百八十万去售楼处打滚。又有人说别人降都是偷偷的降,万科本来就树大招风,还大张旗鼓八盘齐降,瞎咋呼,结果成了出头鸟。这些原因可能都成立,但在我看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所以,先说说房地产这个行业:
  
  首先来看房价,房价多少算偏高,多少算合适,不能只看房价,而应该看房价与收入的比值——普通人不吃不喝,要多长时间才能买一套房子。国际公认的正常值,是一套房子等于3~5年的家庭收入。而在我国的大中城市,2007年发改委给出的数据说是7.4,也就是说,一套房子的价格等于一户人家7.4年的总收入。这完全是扯淡,根本没人信。因为2006年的数据说是超过12了,到了2007年,居民收入根本没涨,楼价却涨疯了,房价收入比怎么可能反而降到 7.4了呢?如果把我们国家比作一位59岁的中年妇女,统计局显然就是乳房,捏成什么形状都行,只看领导的喜好。2007年,上海普通职员平均月入 3864元,一年4.6万。两口子都上班,一年也就九万多块钱。按国际通行标准的上线——5年计,上海的一套房子应该在五十万以下。超过这个数,就叫偏高。这里还要说明的是:7.4这个值相当具有欺骗性,因为它是整个上海行政区划的均值,闵行、川沙、嘉定这些农村都摊进来了。试想,月入7000多的普通上海三口之家,买得起浦东浦西的房子吗?
  
  这十几年来,房地产行业已经经过了好几次行业调整。每次热,都是银行给开发商贷款、给个人按揭贷款,房价跟坐火箭似的往上窜。搞得我们收入只是美国人的一个零头,买套一模一样的房子反而比美国还贵。过两年,银行钱袋子一扎,房价就跳水。

  表面看房价的周期性波动是资金面决定的,但中国房地产的打摆子病,根子却是出在土地和税收这两个要素上。中国政府从八十年代开始大搞城乡土地两元化—— 城市土地归国家,农村土地归集体。法理上农民虽然有土地所有权,却没有处置权,非常操蛋。所谓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卖给城里人。政府对这个是明令禁止的。政府靠着垄断土地,攫取了巨额的收入——以武警部队和黑社会为后盾,超低价向农民征地,转手以招拍挂的形式高价卖给开发商。其中的差价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如果政府真心要降房价,只需做一件事情:允许农民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把土地所有权真正还给农民即可。当年打国民党,靠的就是承诺分田到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攫取政权后却百般耍赖,先是搞集体化, “集体所有,人人没有”,等农民咂过味来,心齐了,又荒唐地规定:土地是你的,但你不能买卖,也不能变更土地的用途。这相当于规定“你老婆是你的,但你不能和她离婚,也不许和她同房”。
  
  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到地后,为了能卖个好价钱,经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故意不饱合供地连带着房子也成了稀缺品。市场好的时候,炒个楼花转手就赚几十万,地价和房价一起坐火箭。这个不饱合供地真是害死了开发商,去年甚至多次出现“面粉贵过面包”的事情。开发商当然不愿意花这么多钱买地。但在政府不饱合供地的条件下,它要么高价拿地,赌房价还能再升上去,要么就关门歇业没生意可做。每次去土地招标会上举牌子,还不都是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勾当。
  
  等房子炒到天价,撑不住了,政府就把银行钱袋子一扎,开始新一轮的“行业调控”。高价拿地的开发商和高价买房的消费者双双被套。唯一的赢家就是高价卖掉土地的地方政府。前两天,周大福在广州珠江新城拿了块地,楼面地价2860元/米,比去年的价格跌了9000多。这就是调控的力度!这才是去除金融泡沫后基于人均收入的土地真实价值。但是你想想,去年一万多一平拿了地的那些开发商,他们不也和买了高价房的业主一样,被深套了吗?
  
  房地产的游戏规则一直就是这样。调整也好,不调整也好,政府作为唯一的地主,是这场游戏中唯一的赢家。通过周期性的地价炒高,一次又一次深套开发商和消费者,实现财富向特权阶级的大规模转移。每次调整,政府都会妖魔化其中一个受害者,挑动群众斗群众。上一次是不良开发商,这一次是万恶的炒房团,下一次大概会把中介拿出来开刀,反正哪头人多政府就和谁“站在一起”。这个把戏如此低劣和无耻,大家一眼就应该看出来才对,但民众的智力确实是个大问题。多年来的洗脑和愚民政策,成效显著啊!
  
  政府除了在土地上攫取巨大差价之外,还对房地产行业征收重税——开发商也收,个人买房也收。搞得现在地价+税收这两项,就要占到总房价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达到60%以上。这是中国的房价严重背离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根本原因。税收重,还产生一个大麻烦:交易成本一高,就会产生交易倾向的单边趋同——要么所有人都买房子,要么所有人都卖房子。房价总是长期锁定在畸高或畸低点上,不能回归中值。当年出台政策,要对二手房交易征收所得税、对不满五年的二手房额外开征5%的营业税,我就说过,这个政策非常操蛋,它会让房价要么大涨,要么大跌。交易越活跃,最终达成的价格就越合理。这是个常识。哪有通过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成交量去让房价理性回归的?经济学家不做爱的吗?难道连抽送次数越多越可能high的道理都不懂?
  
  商品价格波动是正常的,但是波动的幅度却与交易成本高度相关。可惜我们国家有资格 “南书房行走”的那些经济学家完全不懂这个,蠢得厉害。当然也可能不是蠢,而是坏,是为虎作伥。股价和房价振动波幅越大,财富转移就越是惨烈。股票急涨的时候,特权阶级利用内幕消息大把赚钱,急跌的时候在外面做空,萝卜两头切,波动越大越赚钱。特权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维持哑铃型的社会阶层分布——两头大,中间小。如果是纺锤型的社会阶层分布,壮大的中产阶层必然要求与经济势力相适应的政治权力。所以,用股市和房市不断放中产阶级的血,让他们始终处于弱势,这是特权阶级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党干得相当不错,成效斐然。
  
  好象有点跑题了……正题是:为什么万科降价也要被归于口舌之灾?
  
  去年底,王石抛出拐点论。这是很得罪开发商的事情。9.27政策出台后,大家都知道中央开始调整了,只是不知道这个调整什么时候见效。开发商和基金经理是一样的,越是看空就越要唱多,要不然怎么出货?现在王石出来说拐了拐了,可倒好了,你降不降?一降,坐实了他的拐点论;不降,错过了出货的窗口期。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转过年,价格倒是挺住了,成交量却没有了,大家都在观望,就是不买房。和去年相比,成交量下跌了近四成。死挺吧,资金链撑不住;降价吧,去年拿的是高价地,一降就亏。怎么办?
  
  对于开发商来说,招数只有一个,肯定还是唱多做空——舆论上造势,莺歌燕舞形势喜人形势不等人一片大好;私下里偷偷放出各种促销手段努力出货。成交量一下来,其实大家都在降价促销,只是嘴上死也不提“降价”这两个字罢了。万科一明目张胆降价,这就很搅局。别看万科是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全行业的份额去年也才2.7%,分到30个城市里,在哪个城市都是小弟弟,完全打不过地头蛇。地头蛇们不仅份额大,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万科比不了的。你公开承诺不行贿嘛!
  
  这么一来,人家肯定要针对你做动作。“万科向民生银行告贷30亿遭拒”啊, “松山湖讲话”啊,“万科可能向前期业主作出赔偿”啊,谣言一个接一个,网络平媒一起整,出手相当的阴毒。
  
  地震那一次,虽然网络上一边倒的骂王石,但危害并不大。这一次,虽然网上舆论一边倒支持万科,但万科其实非常危险。同行、地方政府、媒体、专家喉舌,这些大牌都在对手手上,自己的业主又不能得罪,展转腾挪的空间非常逼仄。谣言一个又一个,网上发的你找不着源头,平媒发的人家跟你整“据某网友说……”让你有苦说不出。舆论传播这东西,负面消息传播动力非常强劲,你要澄清一个谣言,要花上百成千倍的力气。见招拆招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被动应对,肯定是死路一条。
  
  我看,万科这个四只鸟嘴的标识一换,口舌之灾似乎难免。当下之局,如果想不出60分以上的办法,还真就不如索性装死不吭声。网络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坏消息一旦沾上你,真假不论,你就已经是个输家了。辩解和澄清,只会让自己输得更惨。
  
  外部性就是这样:政府操蛋,民众糊涂,媒体和专家只要一个字给到两块五的价,随时可以用屁眼说话。你万科再牛B,王石再牛B,也改变不了这个大势。保持间离感,当是应对这个糟糕至极的外部性的最佳策略。与邪恶势力沟通勾兑应付,很容易让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我相信,一个连小孩子吃根冰棍都要让大人提心吊胆的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迅雷下载:[美国][濒危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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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片 名】:PBS.Nature.The.Vanishing.Lions
【中 文 名】:濒危的狮子
【出品年代】:2008
【IMDB链接】:N/A
【IMDB评分】:N/A
【国  家】:美国
【类  型】:动物生态
【语  言】:英语
【字  幕】:中英双字

迅雷下载:BBC人脑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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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片 名】Brain Story
【中 文 名】人脑漫游
【出品年代】2001
【国  家】英国
【类  型】专题
【主  演】Susan Greenfiled
【文件格式】RMVB
【文件大小】6CD
【视频尺寸】640 * 352
【影片长度】50 mins
【对白语言】英语
【字  幕】简体中文

2008年9月16日 星期二

奇文,关于三鹿

http://dzh.mop.com/mainFrame.jsp?url=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8781779_0_0.html

【天精】汶川大地震三鹿捐出1600万,现在我们四川人就力挺她!

  我是四川人,四川人最讲情义!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乳品行业三鹿第一家站出来捐出1600万,雀巢、美赞臣、惠氏、多美滋这些国外品牌才捐了多少?
  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失去亲人、失去家园、流着热泪的时候,在我们的小孩饿得直哭的时候,是三鹿帮助了四川人,给我们灾区的孩子送来了宝贝的奶粉,拯救了无数幼小生命。我们四川人就是被这样的民族企业感动着,永远不会忘记!
  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患难见真情。现在婴儿肾结石的事情和三鹿联系在一起,三鹿有了麻烦,那么,我们四川人绝对义不容辞的力挺她!
  永远记得,在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还是中国自己的企业挺起民族的脊梁!民族品牌支持四川,我们就支持民族品牌!
  奶粉事件发生后,三鹿集团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认错误,并且召回所有问题奶粉,全面承担所有患病宝宝的医药费,并且对这件事进行了彻底的调查。这种速度比以前的雀巢碘超标,可口可乐零度案件,肯德基苏丹红案件要高出多少?国产品牌辛辛苦苦树立起来,请大家不要因为一个负面就把人一棍子打死,那些依然在吃肯德基的人,依然喝可口可乐的人,请你们对一个勤恳、踏实、一心为百姓的企业多一点支持!
  三鹿,50年来,你哺育了三代中国人,
  三鹿,危难时刻,你帮助了我们四川人,
  现在,我们四川人支持你,一起渡难关!
  三鹿,雄起!
  我代表四川人民支持三鹿!
  我代表汶川人民支持三鹿!
  我代表北川人民支持三鹿!
  我代表成都人民支持三鹿!
  (发帖时间:2008-09-12 10:41:47)
  --- 〓花花●小章鱼〓【●~天生我精必有才】(1)

凡是有利于抹黑奥运的,这里一概收录。

三鹿集团公关解决方案建议

(据说是三鹿公关公司写给三鹿危机公关的信)

集团各位领导们:

  目前正处于北京奥运会期间,由于政府对食品安全等负面新闻的干预,对三鹿奶粉的结石负面来说出现了好的转机,但不能过早松懈,目前还存在着几大隐患。

  1.因三鹿负面涉及食品安全问题,是在奥运期间暂时平静,并不代表奥运会后依旧平静,如此负面新闻再次传播,依旧对集团相当不利。

  2.此事对消费者本身来说,将会是长期的影响,企业的一次安抚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心理纠结,如有个别消费者对此事的解决方法不满意,找到三鹿的竞争对手,则将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鉴于上面两大隐患,我公司对结石负面事件有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利用奥运期间的风平浪静,协助三鹿集团打好这一艰苦的负面公关战役。

  一、安抚消费者,1-2年内不让他开口

  在奥运会特殊时期内,尽一切可能安抚本次事件的所有消费者,满足他们的一切条件,力保将本事件的当事人在2年内不再提及此事件。

  二、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

  抓紧奥运时间,与“百度”媒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防止将来负面爆发时失控,同时可以掌握新闻公关的主动性。

  百度作为搜索引擎,是所有网站的集结地,也是大部分消费者获取搜索信息的主要阵地,对三鹿来说将是公关环节的重量级媒体。目前在百度上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的企业有蒙牛、伊利、汇源等,政策享受起点为自然年度500万元的广告投放,鉴于三鹿集团在产品线上不如其他几家企业丰富,经公司与百度相关部门的多次深度沟通后,百度已经同意将对三鹿集团的公关保护政策降低至年度300万元广告投放,可以享受将目前几大事业部早期负面删除。

  我可考虑一旦透露“肾结石”负面消息放大后,百度可能会以负面作为要挟,要求增加投放量,因此我司迄今没有跟百度提及肾结石相关负面新闻,所以强烈建议在此事还未大肆曝光的特殊时期,尽快与百度签订300万的框架协议。

  签订框架协议后,小网站的恶意报道均可被删除,如遇到国家权威机构通报或发生重大影响的负面新闻时,可三鹿集团在上层协调政府部门公关,涛澜通在公关媒体,共同配合将负面影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三、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本次肾结石事件可能也涉及其他竞品,并非单纯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因此可称为行业标准问题。

  因此建议集团安排人手搜索竞品同类事件中的消费者资料,以掌握有力武器,如此事件被恶意炒作,三鹿集团将可利用这些资料作为反击武器,将矛盾转化为行业标准问题,转移媒体与消费者的视线,获得行业协会的出面支持和救市,最大化减少负面事件对三鹿集团的不良影响。

  综上:

  1.建议抓紧奥运会这一特殊时间,依靠消费者安抚、媒体公关保证与行业标准、竞品事件等手段,将被动处理新闻变为主动掌控。

  2.百度的300万框架合作问题,目前奶粉事业部已经投放120万元,集团只需再协调180万元就可以与百度签署框架,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

  3.截至8月11日,在百度的网页,新闻频道前50页搜索“三鹿”一词有相当多负面,涉及奶粉、酸奶、花花牛等各事业部较早期负面信息。

  因时间紧迫,望各位领导能尽快决策,抢占危机公关的最佳时间点!

  北京涛澜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三鹿服务小组

  2008年8月11日

猪农自曝:奶粉算啥子,猪肉才是最害人的!

凯迪网络 2008-09-13 15:39:39

到处都在叫嚣抵制老外的快餐,据说里面有什么苏丹红,听起来挺吓人,其实仔细想想,就要发笑。


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最害人的食品确是我们吃得最多的——猪肉以及猪肉制品。

本人从事饲料销售多年,所有的饲料都是卖给农民养殖户;农民养猪似乎是祖传的特征,以前农民都是用水潲喂猪,几多年前农民与时俱进居然用起了饲料,饲料这东西确实也是好,以前要一年才养肥的猪到现在最少的也就4个多月就可以长到200多斤。

在农民心里,什么样的饲料才是好饲料呢?答案肯定是 :

1:猪吃了长得快的饲料
2:猪吃了长得皮红毛亮的饲料
3:猪吃了马上就睡的饲料
4:猪吃了能屙黑色粪便的饲料

而农民一般就把这几个标准综合了来确定一种饲料的好坏。这么一来,让饲料厂家和销售商绞尽脑汁的问题就出现了,怎么样才能使一种饲料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当然通过平常的在饲料中添加鱼粉,豆粕的方法是肯定行不通了,只有找”捷径“来达到目的。

我销售饲料这么多年,和大大小小的饲料厂有30多家合作过,我亲眼看到的一般都是这么几个办法:

1:在饲料中添加激素能刺激猪的生长速度,而这种低劣的激素对人体有很大的害处,特别是发育的年轻人,能使不到年龄的女孩子提早来月经,使老年人诱发疾病等等
2:在饲料中添加砷制剂来使猪的皮红毛亮,砷,这不要我说了吧?谁都知道是剧毒品。(农民以为皮红毛亮是有营养的表现,其实是猪轻微的中毒)
3:在饲料中添加镇静剂,如本巴比妥等等能够使猪睡觉,有的人吃了猪肉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就是这个原因,长期吃这种猪肉使人的头脑迟钝。(农民以为猪吃了睡觉是好饲料)
4:更加好笑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农民认为猪拉黑色的大便也是好饲料的特征,其实正常的猪屎是黄褐色的,因为农民有此爱好,所以饲料厂家就拼命的添加高铜,这样才能使大便变黑。猪肉中含有高铜,人过多的食用对智商和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看了上面我说的,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吧。
另外,猪肝,猪血,猪肺是含毒素最多的,最好不要食用。
此外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饲料相关的生产厂家和销售人员基本上是不吃肉的。

2008年9月15日 星期一

事件越滚越大:大陆毒奶粉已在台湾制成月饼上市

东森新闻

大陆毒奶粉事件越滚越大,传出已经有25吨的奶粉流入台湾。台纽食品公司证实曾经购买过这批奶粉,不过却喊冤表示,当初并不知道奶粉有毒;这些奶粉大多被制成面包、糕饼甚至月饼,台湾卫生署对此表示将全力追回。

  在一包包堆积成山的散装奶粉上贴紧封条,这些是传出造成大陆近80名婴幼儿罹患秘尿结石的三鹿牌有毒奶粉,卫生署人员13日一早前往位在桃园的台纽食品公司的仓库深入追查,不过业者却大声喊冤。台纽食品公司协理张敏麟表示,供货商提供的资料,也有去检验样品,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在规章里面是没有规范的,所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会加三聚氰氨。

  台纽食品负责人表示,当初海关审查时并不周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进口了一批参入三聚氰氨的有毒奶粉;根据了解,台纽食品在6月份进口25公吨的三鹿牌奶粉,以1.6公斤装的奶粉来换算,大约是1万5625罐。这些奶粉不少已经被制成面包、蛋糕,甚至是月饼,更惨的是这些都已经流入了台北市、高雄县和屏东县。

  恐怖的毒奶粉其实早已被吃下肚,但卫生局追查动作不敢停摆,除了连夜稽查厂商,还循线找到食品加工厂。桃园县卫生局技士李明宗表示,这个工厂跟台纽在 7月份跟8月份一共订了70包的奶粉,但是在12日已经退了53包已经用了17包,把奶粉当原料加一些配方,当成它的成品。

  中秋节月饼需求量大增,应该有不少的有毒奶粉已被用掉,但是卫生署深入追查大约可追回六成的毒奶粉。消基会代理董事长谢天仁说,大陆食品老是出问题,不是毒水饺,就是黑心奶粉,且出事的又多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添加物,相关单位应通盘检讨大陆食品的检验标准,否则消费安全将永远老在出事后或下肚后才被发觉。

新西兰总理:中国地方官员对召回污染奶粉要求置若罔闻

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9月15日表示,新西兰奶业巨头恒天然(Fonterra)曾要求中国官员召回其中国夥伴三鹿集团生产的被污染奶粉,但是地方官员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克拉克表示,直到新西兰政府联系中国中央政府之後,中国河北的地方官员才开始采取行动。恒天然拥有三鹿集团43%的股权。

路透社报导,克拉克称,恒天然在8月得知三鹿奶粉遭污染後,即要求全面公开地召回所有受波及产品,但却遭到阻挠。“他们数周来一直在要求进行官方正式召回,但是中国地方当局一直不采取行动,”她对新西兰TVNZ电视台说。

“在地方层面上,我认为第一反应就是试图掩盖它,不予正式召回。那绝不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做法。”克拉克表示,她在9月5日被告知这一问题,三天后新西兰官员被下令绕过河北地方官员,直接通知中国中央政府。“你可以想象,当新西兰政府告知北京之後,北京重手责成地方官员开始行动,”她说道。

对三鹿奶粉污染事件为何本月才曝光,公众的质疑正在升温。新西兰乳业巨头、三鹿大股东恒天然公司(Fonterra)14日表示,它今年8月就得知其中国夥伴三鹿集团在售奶粉遭到污染。这些奶粉导致400多名婴儿患结石病,其中至少一人丧生。恒天然拥有三鹿43%的股权。中国政府初步调查发现,三鹿奶粉中的化合物三聚氰胺导致婴儿患肾结石,三鹿集团上周因此被下令停产。

中国媒体9月10日首先报导了多个地区婴儿饮用奶粉後患病的情况,三鹿于9月11日宣布召回8月6日之前生产的奶粉。“从今年8月我们得知产品污染问题那天起,恒天然就要求对所有受波及产品实行全面公开的召回。消费者安全一直是我们最关注的。”官方人士称,今年3月,三鹿就开始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婴儿尿液出现褪色现象,一些婴儿入院治疗。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13日表示,在9月11日前三鹿已经调查并召回一些产品,并封存了其他被污染的奶粉,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向政府报告。高强称,直到9月8日三鹿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政府向河北省政府汇报,省政府才发现这一问题。

恒天然表示,该公司正寻求与中国政府举行会议讨论该问题。中国对污染奶粉的调查已经扩展到奶源地区,官方试图追踪牛奶中三聚氰胺的来源。为三鹿供应牛奶的农民和交易商可能已经用水稀释了牛奶,并用三聚氰胺来使得牛奶中的蛋白质水平看上去高于实际水平。三聚氰胺往往用于塑料、肥料和清洁产品中。

质检总局表示,前往河北、广东、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调查组会同当地政府,确保奶业调查能够全面展开,并检查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奶粉。高强承诺,此次丑闻发生後将把食品质量检查带到一个“新高度”。

奶粉危机:一艘破底大船上的不法分子们

老鳯 @ 2008-9-14 23:47:43

http://www.bullog.cn/blogs/laofeng/archives/177858.aspx

  孩子吃奶粉居然能吃出肾结石,不愧是神奇的土地伟大的人民。今天各大媒体都醒目的标注:不法分子向奶中添加三聚氰氨。据说那样能够增加奶中的蛋白质指标,由有业内人士坦言,三鹿不过是正好倒霉,其实国产奶源都有这样的问题。突然庆幸,一直以来给孩子都喝的进口奶粉,倒不是对国外产品太有信心,实在是对国产的东西太没信心。比如不法分子这个词用的就很好,即非犯罪嫌疑人,也非罪犯,不法分子而已。说透了,这里谁不是不法分子呢?
  
  各种深度分析文章也不断的在出来,政府部门仿佛也很重视,现在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奶业公司向奶农收奶,因为竞争激烈,所以“不法”奶农在“利益”的驱动下,向奶中注水,加尿素或者三聚氰氨,以此谋利。请注意,在“利益”的驱动下,我们这里出的很多事都是利益驱动的,比如造豆腐渣楼,比如搞毒大米,比如超载,比如黑车,比如比如。“利益”不是个坏词,每个人上班工作也是利益驱动的,关键是,我们的利益怎么就老驱动人去做坏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人说,在中国,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做企业,认认真真的做产品,一分不少的按章纳税交费,你这个企业一定亏的鼻涕拉糊。我想这一点不用质疑,只要你还有基本的智商和判断力,用眼睛就能看得到。高速上的卡车,不超载就一定亏本;夜市上的大排档,按章缴税交费就一定亏本,甚至不仅仅是在市场中这样,在官场中,老实人就一定没前途,大马路上你走路不肯闯红灯开车不会卡位都会吃亏。这样说起来,每个人都是不法分子,哪怕学生。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很畸形和很变态:你绝不可能做个真正守法的好人。
  
  于是玩着玩着就过界了,三鹿这次就玩出格了,受害者都是年幼的还没来得及成为“不法分子”的孩童,而且孩子得肾结石毕竟罕见。可是谁又知道我们平时得的病,老人们得的病,和各色各样的名优产品没有关系呢?如果三鹿是专做老年人奶粉的,我估计根本不会被发现,老头老太得个肾结石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事先就得到网上举报的食品监督局在留言板上回了一条:请向当地卫生部门反映。这个多头管理的体制不仅仅是不断的制造“利益”驱动的怪兽,同时连他自己名义上应当承担的责任都罔顾了。甚至9月2日cctv还播出了三鹿奶粉是如何优质的电视片。至于下面的发展,如果按照一贯的行事逻辑,应该是由几个所谓的“不法奶霸”来承担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然后食品监督部门在全系统做一次大检查之类的秀,媒体再吵吵两天分点盛筵的剩汤,最后宣布三鹿的生产经过了再次检验,以后对奶源要严加控制,然后就该结束了吧。至于游戏规则,不会有任何改变。
  
  一艘大船,上面上上下下装着无数的不法分子,底已经破了,水在不停的往里面涌,可是底层人的喊声传不到上面去,只好绝望的通过捣乱来引起注意。船中层的人,知道下面在漏水,于是就只能拼命的往上爬,想爬到上面甲板去就能暂时安全。上面甲板上的人依然歌舞升平开着社交舞会,虽然他们很多人已经知道船进水了,但他们不想费劲去补船了,他们决定等船真不行的的时候就上救生艇走人。于是本来应该拿去补船的资金和人财物被拿去做着装饰粉刷的工作,看起来既光鲜又祥和。
  
  这就是奶粉危机的揭示的全部真相。

2008年9月14日 星期日

一盘很大的棋的一小步

关于做好“三鹿”奶粉受污染事件网上宣传管理的提示

  近日,河北“三鹿”奶粉受污染事件引起网民关注。现就做好网上相关宣传管理工作提以下要求:

  1、严格规范稿源,网上报道只转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稿件。

  2、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不作头条,不开专题。要重点报道政府采取的处置措施及进展,报道医疗部门对致病儿童的积极救治。

  3、论坛、博客等互动栏目中不把此事作为推荐话题,不置顶,论坛言论的数量和气氛要作适当控制,防止炒热。

  4、坚决封堵和删除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煽动维权上访、散布谣言等有害信息。

  5、组织网评员开展网上引导。引导口径以卫生部等部门对外发布的正面信息为准,积极引导网民支持党和政府的态度和立场,相信有关部门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效。

宣传提示

  甘肃婴儿患泌尿系统结石病,涉及石家庄三鹿集团。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及国家的形象信誉,请各地指导属地网媒在宣传报道中注意稳妥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不要过分炒作,不要对其它食品安全做链接报道,避免放大食品安全问题,给大局添乱。

  二是不要做猜测性报道,对重大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报道要以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各媒体不得自行组织采访报道,不要轻易下结论,避免授人以柄。

RFI之总爸爸来法系列

总爸爸抵达巴黎的12号,我和A在JUSSIEU会晤,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
当中说到PCC,A说:“总爸爸来了,这老儿就是你们PCC的总书记罢了。”
我说:“我喜欢说总书记是总爸爸……”
哈哈。
A又说:“萨老师想当皇上,简直就是皇上,跟总爸爸勾结。”
我说:“反正他当不了皇上,这点足以宽慰。”

在天主教传统的欧洲共和国,譬如法国意大利,总爸爸总要受很多一部分人的敌视。因为这些国家就是在同总爸爸及其党徒的血雨腥风的斗争中诞生的。

萨老师不满于长期以来占据法国统治地位的法国式的政教分离,那种绝对的、机械的、理性的、冷冰冰的政教分离,他崇美,他所谓“积极的政教分离”,也就是美式政教分离,实用的、有弹性的、有时候自相矛盾的(譬如美国总统的口头禅“上帝保佑美国”,按照法国标准,这是非法的)。不过政教分离在法国太彻底了,给总爸爸面子是一回事,社会是不是接受“积极的政教分离”又是一回事。法国乃至欧洲,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很多,而且往往是知识精英,这跟几乎没人愿意自称无神论者的美国大不相同。

我去年五月在梵蒂冈和总爸爸邂逅过,他从那个窗户向人群致词。十月去的时候,他居然盘踞在大教堂里给西班牙内战期间死亡的卡多立克党员封圣——此事导致大教堂被禁止参观,等待参观的游客队伍绕广场达3/4圈之多,我也因此直到下午三点才得以进教堂拍照,错过了光线最好的时机。

我一直嫌总爸爸他们占据了梵蒂冈这座宝库,许多房间不能开放,博物馆参观路线因此被弄得像迷宫——以至于我连续三次踏勘,才把博物馆房屋的空间关系弄清楚。都怪墨索里尼,跟总爸爸签了拉特兰协议,使教廷得以永久合法地盘踞在梵蒂冈。

可其实总爸爸赖在欧洲有什么味道呢?总爸爸自己也承认,欧洲人越来越不待见他和他的党了。他应该移民拉美,或者非洲,那儿的信徒热情得多,在刚果(金)还可以卖赎罪券,笃定放心,那儿没有马丁·路德,说不定还能用赎罪券收入在那儿再造一座梵蒂冈呢。

那天回家时路过西戴岛,塞纳河边树了好多大屏幕,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簇拥在桥梁、堤岸围观,原来是总爸爸在巴黎圣母院装神弄鬼。圣米歇尔喷泉前,许多同性恋抗议者用同性接吻的牌子欢迎总爸爸。西边的天空金红金红的,非常非常好看。



法国高规格接待罗马教皇本笃16世

作者 肖曼

发表日期 12/09/2008 更新日期 12/09/2008 11:58 TU

罗马天主教教皇本笃16世从今天9月12日起对法国首都巴黎进行72小时的访问,今天上午巴黎时间11点,法国总统萨科齐夫妇亲临奥利机场迎接本笃16 世,总统府发言人说,这是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个破例的有意义的姿态,以表示对教皇的最高礼遇,法国总统只是在去年9月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来法国时曾经亲自到机场迎接过。梵蒂冈发言人也表示,法国总统对教皇的礼遇超出预先的惯例。

今天教皇本笃16世到达巴黎后,将前往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会谈,并发表讲话。他在法国巴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今天下午在巴黎天主教教会修缮五年重新开放的一座西都会修道院里,面对700位来宾发表讲话,今天晚上在巴黎圣母院作晚间祈祷仪式,明天教皇将在巴黎的荣军院大教堂作弥撒,并接见天主教以外的其它基督教教会和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代表等等。

在对巴黎进行访问后,本笃 16世将前往法国西南部仅次于罗马的天主教圣地城市鲁德。教皇本笃16世对法国的首次访问中预计一共要发表11次讲话,教皇将利用他在巴黎期间数次发表讲话的机会,表述他对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以重振在法国日渐衰落的天主教教会。据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法国人声称是天主教教徒,其中只有百分之十定期去教堂做礼拜,而在上世纪的90年代,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

法国总统萨科齐似乎成为本笃16世意欲在法国弘扬天主教的政治同盟。萨科齐上任总统不久就高调访问梵蒂冈,并提出了一个“积极世俗化”的理念,在法国引发争论。作为一个世俗化共和国,法国历史上曾经深受天主教的影响,从政教合一走向世俗的共和国,法国走过了长期的血腥历史。法国总统推出“积极世俗化”的概念,就是要与以前“法国式的世俗化”拉开距离。

在法国受到质疑的“积极世俗化”概念自然得到教皇的欢迎,最近几天,教皇的主要助手贝尔多那红衣主教多次推崇萨科齐总统的这个口号。除了天主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以外,教皇还要对堕胎,避孕,同性恋等现代世界面临的问题表示态度。

在本笃16世到访巴黎期间,20多个社团共同组织抗议教皇的活动也将在警方的严密控制下展开,他们反对本笃16世所体现的倒退的一面,比如本笃16世在访问非洲时宣称他赞成用戒绝性生活的方式来避孕和防止艾滋病,而不赞成使用避孕套。他们声称并不反对接待宗教领袖,但反对法国政府把本笃16世当作国家元首来接待,花大笔的国家资金,调动几千警力。他们说:我们不愿为教会的事务埋单。有最新民调显示,百分之六十的法国人认为教皇来访是教会的事,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教皇来访与全体法国人有关。

还应提醒巴黎听众朋友的是,今天下午,晚上和明天上午的一些时段,巴黎圣母院,荣军院附近的一些地区交通中断,地铁在这些地方不停车,36路汽车改道行驶。




梵蒂冈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星期五到访法国

作者 索菲

发表日期 12/09/2008 更新日期 12/09/2008 12:02 TU

梵蒂冈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星期五到访法国几乎占据所有法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费加罗报报导说,尼古拉萨克奇到奥利机场迎接自从入主梵蒂冈教廷后首次到访法国的本笃十六世,天主教皇前来法国主要是为庆祝圣母在路尔德显灵奇迹一百五十周年。费加罗报认为,梵蒂冈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此次法国之行对于一位喜欢法国又讲法语的教皇来说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法国人。费加罗报接着写道,梵蒂冈教皇在法国传教布道将向数十万人做弥撒,本笃十六世将就萨克奇所主张的“积极世俗化”的概念进行阐述。梵蒂冈天主教皇赞同世俗化要健康地演变。费加罗头版大标题就叫:“本笃十六世与法国的约会”。

梵蒂冈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抵法,向一个天主教淡化的世俗化国家讲话则是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的观点,世界报称本笃十六世是个酷爱法国的文人。世界报自问自答道,梵蒂冈教皇此次法国之行的调子到底是更为文化还是更为世俗化?是以世俗化为主还是以文化为主?世界报的回答说,只有到罗马教皇下周一,十五日结束访问法国时才有可能就教皇到底这次出行是这两个主题中的哪一个促成此行做出结论。

世界报接着写道,本笃十六世不如让保罗二世的个人魅力,但是更为沉迷于神学和精神世界的东西,简而言之,现任梵蒂冈天主教皇比让保罗二世更为文质彬彬,世界报强调这也正是不了解本笃十六世的法国人所需要了解的。

世界报社论名叫:“教皇到世俗化之国度”。世界报社论写道,罗马教皇作为和平与博爱的使者,同时既是教宗又是国家元首的本笃十六世首次到访法国,哪怕法国顶礼膜拜的天主教徒越来越少。

世界报强调教皇的访问,首先是法国国家元首萨克奇与梵蒂冈教皇本笃十六世之间将就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展开交流的机会,曾在去年年底,萨克奇提出积极的世俗化,但是萨克奇也强调,世俗化并没有与基督教之根割断的能力。对于世俗化人来说,由于这次讲话,萨克奇已经超越了黄色警戒线。而这一积极的世俗化提法却正中梵蒂冈教皇本笃十六世下怀,本笃十六世非常希望天主教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参与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多。

世界报社论继续写道,本笃十六世启程之前冲分赞扬了法国的慷慨收留与宽容的传统,如果这一优良的传统被一小部分因世俗问题想不通而举行偏激的举动则是太遗憾了。世界报社论最后结论说宗教在社会中有其地位,但是,共和国则是不偏不倚中立的。

解放报认为,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访法不会出现奇迹,仅四天时间,教皇不可能把每况愈下的天主教掀起一个热潮。因此,解放报的封页是本笃十六世的背影,题目就叫艰难的使命。法国宗教报纸十字架报则仅仅局限于宣布罗马天主教皇与法国人之约,然后详细地罗列了教皇此次法国之行的行程。




教皇的“开放世俗化”与法国总统的“积极世俗化”

发表日期 12/09/2008 更新日期 13/09/2008 00:19 TU

9月12日,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访问法国第一天晚上在巴黎圣母院晚祷之后,在圣母院广场对近5万名青年人说,信仰和道德不可停留在表面上;伪装的宗教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危险的。他呼吁年轻人随时随地和亲朋好友谈论基督。

从巴黎南郊奥利机场抵达总统府之后,法国总统萨科齐接待了到访的本笃十六世。本笃十六世特别强调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世俗化。本笃十六世在巴黎总统府发表演讲时这样表示说:

教皇本笃十六世关于世俗化的讲话

收听0分钟50秒

13/09/2008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欢迎仪式上重申了他提出的“积极世俗化”。萨科齐总统这样表示说:

法国总统萨科齐关于世俗化的发言

收听0分钟57秒

13/09/2008

总统府演讲结束之后,本笃十六世看望了法国犹太团体代表。周五下午他前往刚刚翻修一新的贝尔纳丹学院。位于巴黎五区的贝尔纳丹学院建于十三世纪,这座曾被充公的建筑是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西都会式建筑。1245年,天主教教皇英诺森四世在巴黎贝尔纳丹学院开启了西都会修士们研习神学的中心,巴黎为此也成为欧洲神学的发祥地之一。

周六荣军院广场上的盛大露天弥撒

本笃十六世巴黎之行的重头戏可算作周六上午在荣军院广场的露天弥撒。在巴黎荣誉军人院广场做弥撒之前,本笃十六世将先参观“法兰西学院”。据法新社的消息,法国总理费永将亲自参加荣誉军人院广场上的弥撒。荣誉军人院前搭起了观礼台,估计将有25万人参加今天上午的大型弥撒。巴黎市政厅还特意配备了一个由2200名少年组成的唱诗班。

巴黎市政府为教皇访法提前作了周密的安排。周五、周六两天,警方在空中直升机和塞纳河上的巡逻队的配合之外,路面上还调动了5400名警力,以防万一。

访问露德市

露德市是教皇访法的第二站,那里的保安同样严密。露德市出动了3800名保安人员,维护公共秩序。

位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省的小城露德市,对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来说都充满了魅力。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教徒、游客、还有那些身患绝症的重病人到露德市去礼拜、朝圣。

今年恰逢圣母显现150周年。教皇本笃十六世访法的重头戏也安排在了露德朝圣地。周六傍晚,教皇将首先以普通朝圣者的身份前往圣母显圣洞——玛沙比尔圣母山洞。法国红衣主教普帕尔回述说,1858年圣母玛利亚曾在这个岩洞里多次向贝尔娜黛特·苏毕卢显圣。

周六晚间,教皇将率领一个手执火炬的宗教队列前去圣殿。教皇在露德城一共做两场弥撒。一次是周日晨,在露德草坪上。第二次是周一(15日),在路德玫瑰经圣母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对身患重病的人做弥撒。本笃十六世每到一处都不是以一万计而是以几十万计的人次来随从他的。周六预计会有20万的人前往露德朝圣。

政界和非宗教人士的反对

教皇这次访法也引发一些政界和非宗教人士的非议。

法国自由思想组织主席布隆戴勒致函法国总统。他在给总统的信中说:他不支持用公款来支撑本笃十六世访法的经费。据法新社报道,本笃十六世此次访问法国是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省政府、省议会和露德市政厅支付的费用。他提醒说,本笃十六世美国之行的花费高达一千两百五十万欧元。

巴黎周六和周日两天,“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无神论联盟”、“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等左派和极左派团体都将组织不同规模的示威。大部分民间团体主张尊随1905年通过的有关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法律。

本笃十六世将于周一午间从塔尔博·露德比利牛斯机场飞抵罗马洽米皮诺,结束他对法国四天的访问行程。




教皇巴黎荣军院举行盛大露天弥撒抨击崇拜金钱权力

发表日期 13/09/2008 更新日期 13/09/2008 13:02 TU

今天是本笃16世巴黎之行的第二天 :上午10点,本笃16世在巴黎最辉煌并见证了法国历史的荣军院广场举行大型露天弥撒。26万人参加了这场盛大宗教活动。

教皇的来访,在宗教日趋淡化的世俗法兰西,再次掀起人们对基督的热情,和对生命的思考。教皇乘坐防弹透明车从塞纳河亚历山大III世大桥,慢行前往荣军院广场,受到数10万信徒的欢呼。

教皇在弥撒中表示,不要崇拜偶像,偶像包括金钱、权力等等。他引述圣徒保罗的话说,“对钱财的热爱是万恶之源”。本笃16世用流利的法文布道,他说,“对金钱、权力、甚至知晓的渴望,难道不正是让人偏离生命的真正目的吗?”

这个露天弥撒是本笃16世本次巴黎之行最大的宗教活动。法国总理费永和司法部长、内政部长等诸多政要,以及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贝尔纳代特-希拉克都出席了这次活动。巴黎市政厅特意配备了由2200名少年组成的唱诗班。唱诗班的歌声,教皇的布道声,信徒的发言声,回荡在巴黎上空。

在巴黎荣誉军人院广场做弥撒之前,曾是神学专家的本笃十六世先参观了“法兰西学院”。他乘坐教皇车途径塞纳河岸,9点09分到达“法兰西学院”,受到200多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欢迎。

露天弥撒后,教皇与巴黎大区主教们共进午餐,然后下午16点30分到巴黎南郊的奥利机场,前往法国西南部的天主教圣城卢尔德,参加圣母玛丽亚向贝尔纳代特-苏碧鲁显圣150周年纪念活动。

昨晚八点半,教皇在欢呼声中抵达巴黎圣母院主持弥撒,现场约有五、六万群众。弥撒结束后,教皇还特别向年轻人演说。本笃16世昨天还发表两次演说,提出“开放世俗化”理念,并赞同法国总统萨科齐则提出的“积极世俗化”理念。据悉法国出动了5400名警察维持秩序。

教皇的来访,也引发舆论对法国世俗化国家原则是否受损的争论。法国从1905年开始,为保障个人宗教自由,实施政教分离。




教皇抵达卢尔德 主持圣母显灵150周年纪念庆典

作者 小妍

发表日期 14/09/2008 更新日期 14/09/2008 00:29 TU

首度访问法国的教皇本笃十六世,结束了周六上午于作为法国历史见证的巴黎荣军院广场约有26万人参加的大型露天弥撒的活动后,傍晚时分,教皇抵达法国南部的天主教圣地—卢尔德。以便完成他此行最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主持圣母玛利亚在卢尔德显灵的150周年纪念庆典。这同时也是本笃十六世登基以来,选择就圣母显灵纪念日的时机,而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祭司仪式。此前,教皇几次教廷境外出访的地点,几乎也都与圣母的史迹有关,例如:位在奥地利的圣母避难的圣殿,巴西的圣母院,以及土耳其的圣母“玛丽亚之家”等等。

法新社当地发回报道说,星期六晚间卢尔德下起雨来,但无碍于来自各地的天主教信徒们的热情,约有数千人用不同的语言沿途高喊着:教皇万岁。朝圣路上,还有唱诗班唱着圣歌,并有信徒大声呼喊:欢迎我们的圣父,我们仰赖您的指引。据悉,教皇是以普通朝圣者的身份,前往圣母显灵山洞,也就是沿着一百五十年前,那位蒙受圣母感召的牧羊小女孩的脚步。根据卢尔德当地的传说,圣母一共对小女孩显灵了18次之多。教皇在完成前往山洞的朝圣过程后,面对广大信徒们,他传达了一项简单有力的福音,那就是:生病的人、失业的人、处于移民困境的人,心中要有爱。

此外,教皇在出发前曾对法国媒体表示,在本世纪能够亲自主持此项盛典,对他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星期天上午,教皇将在卢尔德举行纪念圣母显灵150周年特别弥撒,预计会有12-15万人前来聆听与祈福,然后在 15日中午结束其在法国之旅。据悉,在四天访法期间,教皇主要想传递和平博爱的讯息,并就政教分离问题提出观点。他也希望能够征服法国人的心,因为从前总统季斯卡到密特朗甚至希拉克,都是接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法国人对本笃十六世并不太了解。

确实,教皇本笃十六世的来访,在宗教日趋淡化的世俗法国,再次掀起人们对基督的热情,和对生命的思考。在卢尔德朝圣前,教皇已在荣军院广场上的弥撒中表示,不要崇拜偶像,包括金钱、权利在内。当时,教皇用流利的法文佈道,他并引述使徒圣保罗的话说,“对钱财的热爱是万恶之源”。这场露天弥撒是本笃16世在巴黎行程中最盛大的宗教活动。法国总理费永和司法部长、内政部长等诸多政要,以及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都出席了这次活动。

不过,另一方面,教皇的来访,也引发舆论对法国世俗化国家原则,是否因而受损的争论。因为,法国从1905年开始,为了保障个人宗教自由,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另外,对于教皇来访,法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与出动大批警力的做法,也引来非议。此前,法国内政部公布从本周六起法国动用9200名刑警,防暴警及特警确保教皇在巴黎和卢尔德访问期期的安全。

像是民主运动党主席兼前总统侯选人贝鲁,就对萨科齐总统在爱丽舍宫正式接待本笃十六世,不以为然。他对RTL电台称说对教皇来访并不热衷,贝鲁说,从飞机场迎接教皇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政教不能混为一谈,他表示政府在总统府接待教皇,还有教皇所到之处,犹如政府首脑般,受到高度警备一事,也不适当。

与此同时,法国自由思考联盟会主席马克·布隆德也认为此次教皇访法,是一种宗教行为,期间所需的各种费用应由天主教廷来支付,不应动用法国国家金库。

另有舆论指出,教皇本笃十六世此次访法受到的待遇,与同样是宗教精神领袖的老佛爷,前些日子访法的受到的待遇相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2008年9月13日 星期六

先天下之忧而忧

关于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

2008-09-12 10:45:13   来自: 一概诽谤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154693/

  我觉得黑幕就要揭开,肯定与国际金融大鳄们有关系。民族品牌又一次落入圈套,在民众面前变得不可原谅。怎么办,哇哈哈被达能玩死,乐百氏也失利,南孚也被兼并,大宝已然消逝,汇源更是危在旦夕。民族品牌的大沦丧揭开序幕,我们静观中国经济转型的种种吧。

2008年9月12日 星期五

十万个为什么之三鹿奶粉

为什么三鹿奶粉中会有三聚氰胺

  大家也许还还忘记2007年中国徐州一家出口美国猫狗食物的企业在宠物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来冒充蛋白质导致中美关系轩然大波的事情吧?三聚氰胺,是一种很常见的塑料化工原料,其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氮原子很多,这特点本来也没啥好说的,这种化工原料多如牛毛,这特点也不足让咱三聚氰胺如此又名。

  我们知道,食品工业中常常需要检查蛋白质含量,但是直接测量蛋白质含量技术上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适合大范围推广,所以业界常常使用一种叫做 “凯氏定氮法(Kjeldahl method)”的方法,通过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也就是说,食品中氮原子含量越高,这蛋白质含量就越高。这样一来,这名不见经传的三聚氰胺的由于其分子中含氮原子比较多,于是就派上大用场了。

  三聚氰胺(melamine) 是一种有机含氮杂环化合物,学名1,3,5-三嗪-2,4,6-三胺,或称为2,4,6-三氨基-1,3,5-三嗪,简称三胺、蜜胺、氰尿酰胺,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主要用途是与醛缩合,生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生产塑料,这种塑料不易着火,耐水、耐热、耐老化、耐电弧、耐化学腐蚀,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是木材、涂料、造纸、纺织、皮革、电器等不可缺少的原料。它还可以用来做胶水和阻燃剂,部分亚洲国家,也被用来制造化肥。

  三聚氰胺的最大的特点是含氮量很高(66%),加之其生产工艺简单、成本很低,给了掺假、造假者极大地利益驱动,有人估算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蛋白质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所以“增加”产品的表观蛋白质含量是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原因,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等也成了掺假、造假者心存侥幸的辅助原因。

  1994年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合编的《国际化学品安全手册》第三卷和国际化学品安全卡片也只说明:长期或反复大量摄入三聚氰胺可能对肾与膀胱产生影响,导致产生结石。

  三聚氰胺最早被中国的造假者用在家畜饲料生产中,饲料中添加了这玩意,仪器一检测,氮原子很多啊,一推算,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生产者顺理成章地就省下昂贵的蛋白粉开支了。三聚氰胺虽然有毒,但是牛羊体积都比较大,肾功能强,能顺利代谢毒素,吃了,好像也没啥死牛死羊的事情发生,于是也没人去关注。顺理成章,造假者扩大应用范围,顺便把三聚氰胺用于出口美国的宠物饲料中,当然不幸的是,猫狗等宠物体积比牛羊小多了,代谢能力差,这三聚氰胺的毒性的影响也就大了,结果毒死了猫狗,惊动了美国洋老太爷,最后三聚氰胺这种东西也进入美国的FDA的视线。

  据说当时美国人发现三聚氰胺后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啥添加这玩意,还以为是老鼠药污染造成的。记得当时美国新闻媒体报道都是怀疑中国粮食仓库看管不严,造成老鼠药污染。后来终于有知情的中国人忍不住,偷偷告诉美国人这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奥秘,这高手云集的美国学术界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这复杂的高科技造假过程。

  大家注意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受“污染”的都是最便宜的18块钱一袋的婴儿奶粉,显然,三鹿为了占领农村奶粉市场这块最后的肥肉采取了低价倾销战略,但是卖这18块钱一袋的奶粉连本钱都不够,大量生产岂不亏老本了吗?于是三鹿为了节省成本,在奶粉中添加廉价大豆蛋白粉来替代奶粉,这大豆蛋白粉本来也没啥大事,但是,恰恰这次里面被添加了伪造蛋白质的三聚氰胺这高科技玩意,于是最终制造出这起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当然,成人奶粉中肯定也添加了这种高科技玩意,因为成年人的代谢能力比婴儿强大得多,除了特殊的病人,自然也不会有中毒事件发生。另外,如果你想知道三聚氰胺这玩意在中国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应用的广泛性,google一下“蛋白精”,看下结果就知道了。其实,现在还有比三聚氰胺更先进的造假产品,能“耐水洗化验”,能“抗氨氮反应”。总之一句话,你高科技的爷爷都检测不出来这是假的蛋白质。

  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现在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安全地吃进肚子里?三聚氰胺这个黑手,从最初的牛羊饲料市场开始蔓延,发展到今天,终于伸到了婴儿奶粉这个领域。我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觉中,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有没有谁做过三聚氰胺对人类健康长期影响吗?我想肯定还没有,因为谁都不会想到,一个国家几亿人,竟然会去吃这种跟食品风牛马不相及的塑料工业的原料。

2008年9月11日 星期四

“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




毛标准像加工师陈石林

中国新闻周刊/陈石林制造了红色影像的神话。依靠暗房技艺,他加工制作出了毛泽东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标准照,彼此承继,永不衰老,以至于毛泽东进入晚年时,画面怎么修,都“不像主席了”

  陈石林,中国摄影家学会高级工程师,曾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组长、翻修组组长,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长。除了毛泽东的标准像,陈石林当时加工过所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林彪在内。

  陈石林10来岁就被父亲送到南京照相馆学艺,后来又到香港和台湾谋生,学习加工照片。1950年7月,陈石林回到大陆,当时还很少有人会加工照片,并且能够修出光线的层次、密度和立体感,陈石林被作为人才留下了,进了中央新闻摄影局,后来又进了新华社摄影部,而且享受着和延安来的老革命一样的高级待遇,可以吃小灶,睡沙发床。

  恰好赶上要为毛泽东制作标准照,陈石林的技术派上了用场。

“政治是第一位的”

  有好几个人问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

  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拍摄了一张面带笑容、情绪很好的画面。但画面左右两侧都有人东张西望,显得很不协调,如果把两边剪裁掉又失去了现场的气氛。陈石林担负了修整照片的任务,他用3张底片合成放大,去掉了画面上左右人群,还原了场地和树木,并为主席修出了洁白的牙齿,“加强了毛泽东欢乐的笑容”。

  “我当时是翻修组组长,翻是‘翻拍’的翻,修是‘修整’的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新华社有个反对修正主义小组。”陈石林回忆。

  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毛泽东从不上照相馆,也不喜欢被人摆拍,陈石林于是从上万张底片中选中了一张毛泽东与劳模的合影,从“集体照”中抠出了毛泽东的头像,他把钟表的发条磨得很细,做成刀片,修掉了毛泽东右后侧的人头。毛泽东第一张标准照在发条刀下诞生了,一年中就印刷了2000多万张,并作为最高面值的纪念图案,上了日后的新版人民币。

  “一般照片出来不应该修,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群众可以理解。但是当时情况不一样,政治是第一位的。”陈石林强调,修整好照片的前提是,照片一定要是真的,特别是照片的影像结构不能动,动一点就假一点。而假照片是没有好下场的。陈石林介绍,特殊年代里,因为政治原因常需要对照片动大手术,比如新华社当年曾经发表了一张有毛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共同出席会议的照片,而记者当时因故没有拍到邓小平,在后期加工时想出奇招,把陈毅的头从画面中裁掉,把邓小平的头安在了陈毅身上。这桩“换头案”到底被揭发,被“四人帮”视为帮“走资派”复辟的罪证,大加批判,加工照片的人也受到了处分。

“最像”毛主席

  “我从来不讲主席不上像,而是主席的真实形象有没有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在暗房实践中,陈石林逐渐摸索出一套做法,让照片看上去“最像”毛主席,关键是要对领袖气质心领神会,要怀着对领袖的深厚感情,仔细观察,取长补短,突出神韵。比如毛主席头上的光线,该亮的地方一定要亮,毛主席的额头上有“龙骨”,智慧纹很细,略微有一点亮光比较好;而毛主席晚年的眼袋比较深,这里可以柔和一点;毛主席的眼睛原来是很明亮的,年纪大了有点混浊,就要在眼白部分稍微提高一点亮度。相纸也很重要,因为普通放大纸有收缩性,要用匈牙利的放大纸,毛主席的照片才不会变形。

  在陈石林看来,政治人物的像有特殊性,美不美倒并不打紧。没有电脑的年代,只能用透明水彩染料涂,用减薄液,哪个地方该浓、哪个地方该淡,靠得是对影像的感觉。比如毛泽东的第三张标准照起初是请照相馆的高级技师修整的,结果他们修得太过仔细,脸部太光滑了,领袖看上去像个瓷娃娃,只好把底片拿回去让陈石林再重做。制作的过程也有讲究,常常是领导默默地将胶卷交给陈石林,陈石林独自修整加工,而后又默默地上交。

  陈石林的办公室当时是禁区,一般人不能够随便进入,而没有修改完成的照片则绝对不可以泄密,废了的照片也要全部扔到新华社的一个大炉子里去,当场被焚毁。照片结果的好与坏,大家一句话都不敢讲。因为指责照片,也等于是指责领袖的不足,是为大不敬。

  上世纪60年代,陈石林的职业生涯达到巅峰,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拥有一间暗房,天安门有什么重大活动,记者刚刚拍完照,胶卷立即就送到这里,由陈石林以最快的速度加工修整。除了要把照片修得更像毛主席,画面上容易引起歧义的元素,比如群众挥舞的手臂挡住了毛主席的脸,也注定是要被删除的。

  1976年,毛泽东逝世。作为第一批群众代表,他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北厅瞻仰毛主席遗容,寄托哀思。加工了半辈子毛主席照片,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主席,毛泽东遗体化了妆,脸上涂红了,看上去如同活人。陈石林心里有个比较,毛主席轮廓还是挺好的,但和照片上不一样。

谁动了毛主席的领子?

  陈石林在暗房中为毛主席整过两次领子。毛泽东第三张标准像流传最为广泛,鲜有人知的是,陈石林涂抹掉了背景上露出的灯罩子,消掉了衣服上的皱褶,还把毛泽东白衬衣的领子勾画齐整。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张照片到底被人挑出了骨头,为什么毛主席在这张照片上只露出了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这是污蔑毛主席“偏听偏信”。

  1964年,为毛泽东拍一张正面照,露出两个耳朵的标准照,这个重大任务落到了新华社记者郑景康的头上。为了不惊动毛主席,郑景康只带了简单的灯光,只身赴中南海。照片拍回来了,领导还是默默地交给了陈石林。陈石林也还是一句话没有讲,他多年后才披露:“当时我拿到照片后,只感到作为一位伟人,毛泽东这张照片根本不能和崇拜他的群众见面。”在陈石林看来,这张什么都记录下来了的领袖照片几乎是废品:毛泽东眼神无光,显得很苍老,衣服上有大块阴影,衣领还不整齐。

  但是陈石林晓得摄影记者的苦衷。那个年代,毛主席已经是神,摄影师见到毛主席连话都不敢同他讲,哪里还敢提醒主席,甚至于敢摸摸主席的领子,帮着主席把褶皱抹平。

  陈石林只能在暗室里动了毛泽东的领子。他用四倍的放大镜进行修整,修掉不足处。这时的陈石林,技术已经达到了真正的巅峰状态。经过修整的照片,甚至比 5年前制作的毛泽东第三张标准照显得还要年轻,头发更黑,皱纹更少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70岁了。1998年,陈石林碰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讷说毛主席很喜欢这张照片,亲自圈定,李讷赞叹其神奇:“无论在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修整后的第四张标准照几乎完美无缺,直到群众提出了新的意见。原来,郑景康曾经给蒋介石拍过照,群众质疑,说伟大领袖怎么能够和蒋帮头子用同一个摄影师?陈石林又开始制作毛泽东的第五幅标准像。只是晚年的毛泽东迅速衰老,画面无论怎么修整,再也体现不出伟大领袖的形象了,关键是看上去“不像主席了”,陈石林无奈放弃。多年修整出的毛主席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陈石林自己也过不了这道关了。

  1970年,陈石林被调离领袖照片工作组,下放到干校劳动。他感谢时任新华社领导的帮助,中止了他继续研究工作的权利,因为他的人生就此圆满了,他再也修不出合格的毛主席像了。而毛泽东最终还是和蒋介石共用了同一个摄影师,由郑景康拍摄、陈石林修整加工的毛泽东第四幅标准照,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80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访问邓小平,她问邓小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特殊年代里,以毛泽东的标准照为母版,毛主席像几乎也成为了神祇。昔日的黑龙江新闻摄影记者李振盛在其博客上回忆,他当年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就压着翻拍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角度不同的毛主席照片备用。凡是拍回来的新闻照片上,领袖像不大清楚的、集会大场面领袖像太少的、远景中的领袖像显得太小的、群众举的领袖像只见背面木板不见正脸的,都必须动手修改,找出适合的毛主席像剪贴上去,哪怕是大会场中从群众背后朝前拍的大会场,贴正脸领袖像的方向不对头看着很别扭,这都没有关系,只要突出领袖,保证都会顺利过关。

  陈石林成了造神链条上最初始的那一环。“文革”时期,红卫兵曾经到新华社造反,指责其封锁伟大领袖的照片。于是由陈石林负责,做了多套毛泽东像的透明片,发到全国各地。当时全国各地的图片社、照相馆等都停下了正常业务,全力以赴生产,一共生产出了上亿张毛泽东照片。陈石林告诉记者,自己离开了领袖照片工作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当时社会上的毛主席像已经达到了饱和。而他保护了照片洗印行业一批人的饭碗,当有人问,出身不好或者是给汉奸拍过照的人能否参加毛主席像的生产,陈石林回答,只要技术好,他们正好可以在生产毛主席像的过程中进行改造。

  1989年,陈石林退休。制作领袖照片的陈石林,对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格外敏感。1978年底,邓小平在一次视察讲话中提出要给刘少奇同志平反,那时刘少奇的照片资料还被封锁着。陈石林与摄影家协会的同事合作,从老摄影家、老记者,以及王光美的个人收藏中精选了上百幅照片,进行加工。1979年5月17 日下午,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开追悼会,由他们制作的《少奇同志生平》的大型摄影图片,也在各省市自治区展出。邓小平90华诞时,陈石林又参与组织了 “小平你好”大型图片展。

  陈石林表示,“毛主席思想渗透到我的最底层去了,在政治方向上掌握得比较好。”而只要毛泽东或者其家人的历史照片需要修整,他更是义务配合。他曾经为邵华加工过一张与毛岸青的合影,为了效果理想,他将照片放大成2米长进行修整,没有提钱的事。他还帮助邵华最终找到了110位摄影家,展出了110张有关毛主席的珍贵历史图片,庆祝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陈石林几乎和当时所有拍摄过毛泽东的摄影师关系良好,特别是文革时期,“那种照片,不修怎么出得去啊!大多数都修了,把主席脸上修得很均匀,很好。”令陈石林满意的是,群众再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山西塌泥恐千死孟学农仕途堪忧

明报专讯/山西襄汾在残奥期间发生矿场溃坝山泥倾泻导致重大伤亡事件令中央震怒,国家主席糊绵踌及总理瘟痂煲昨日下令全力组织抢救,并依法追究责任。新华社报道,溃坝事故已造成128人死亡,35人受伤。不过当地消息称,泥石流(山泥倾泻)爆发仅两分钟就将一座市集和数个村子夷为平地,遇难人数可能超过千人。有消息称,山西省长孟学农本周末将会向国务院汇报灾情,其仕途前景不妙。

9月8日发生的新塔矿业尾矿溃坝事故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官方已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违法生产、尾矿库超储。新塔矿业矿主和相关责任人等9人已被警方拘留,另外,襄汾县陶寺乡党委书记、乡长,襄汾县安监局局长、襄汾县安监局总工程师被撤职。

尸体摆满地官员阻认尸

来自襄汾县的消息称,新塔矿区许多受灾村民对于官方公布的死者人数表示不相信。村民魏光飞透露,被泥石掩埋的集贸市场可容纳上千人,云合村、贺家庄、薑家沟、卧龙等地村民都到那里买东西,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泥石流畄下来,这些活下来的可能性极小。遇难者中不少是外地矿工及家属,矿工肖某亲眼所见:上千平方米的泥地上摆满了一排排尸体,至少两百具,仅他们重庆老乡就有6个孩子成了孤儿。因为当局迟迟不允许辨认尸体,有死者家属和当地官员一度发生冲突。

对于襄汾县发生溃坝并造成大批民众死亡事件,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糊绵踌、总理瘟痂煲作出指示,要求採取一切措施,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和伤员救治,做好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及依法追究责任。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已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

国务院马凯赴现场善后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透露,新塔矿业採矿许可证2007年8月过期,这家矿业公司属于非法企业。据知情人士透露,新塔矿业老闆为张培亮,当地原是停用的国企矿山,留下一个库坝、废弃多年。矿工说,张培亮买下后将库坝内乾沙挖出来重新推了个堰塘,选矿挑出来泥沙、水都堆在里面,堆得愈来愈多,再加上事发当日下大雨,坝堤承受不住就崩了。

而襄汾县所属的临汾地区,当地去年曾发生轰动全国的「黑砖窖事件」。因地下矿窖太多污染环境,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去年评出全球九个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山西临汾榜上有名。

明报记者报道

2008年9月10日 星期三

加拿大前外交官:西方对中国抱有5种“幻想”

  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9月8日文章,原题:前外交官提醒西方不要对中国心存幻想加拿大一名前外交官表示,加拿大人受惑于中国的“魅力攻势”。

  “我想政治人物必须摘下玫瑰色眼镜,认识到中国的本来面目”。布赖恩·麦克亚当说,“加拿大政府认为它必须迎合中国的需要,调整其对华外交政策。这是有勇无谋”。

  麦克亚当在加拿大外交界工作30年,曾驻欧洲、中东、加勒比地区以及远东。他是研究华人黑帮组织和中国在加拿大间谍活动的专家。

  如今已成为一名国际顾问的麦克亚当说,西方对中国抱有5种“幻想”。

  幻想一:加拿大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麦克亚当说,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383亿加元)是加对华出口(93亿加元)4倍多。“实际上,中国几乎是在把加拿大当殖民地来利用。从我们这里获得原料,再把产品卖给我们。”

  他说:“加拿大不需要中国。是中国需要加拿大。”

  幻想二:中国有13亿消费者。

  “白日做梦———他们的10亿农民甚至买不起一瓶可乐。”麦克亚当说。真正的顾客群只有30万,是那些享有政府特权的人。

  幻想三:中国正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麦克亚当说:“贸易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永远都不会。”

  幻想四:中国改善了人权。

  麦克亚当说,甚至在加拿大,华人移民和留学生“都遭中国政府恐吓,被迫刺探情报”。

  幻想五:中国是友善的。

  麦克亚当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令人吃惊……借此尽可能快地变成高技术超级大国。它想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者唐纳·雅各布斯,郑秋靖译)



Former diplomat says West has 'fantasy' view of China

http://www.canada.com/ottawacitizen/news/story.html?id=9c707d65-47cf-4e78-9efe-f98216c3ecc6&p=1

Donna Jacobs, The Ottawa Citizen
Published: Monday, September 08, 2008


Canadians have fallen for a Chinese government "charm offensive," says a former Canadian diplomat and specialist on Chinese mafia "Triad" gangs and Communist China's government-directed espionage in Canada.

"I think politicians have to take off rose-coloured glasses and realize what China is all about," says Brian McAdam.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inks it has to pander to China's needs and to align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This is foolhardy."

Mr. McAdam had a 30-year career in Canada's diplomatic service with assignments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the Caribbean and the Far East. His career ended soon after he discovered a lucrative visa-for-sale scam operating inside Canada's consulate in Hong Kong.

He spent several years warn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at Canada was admitting Chinese criminals and government spies. Immigration and External Affairs (now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gnored his consular reports.

Ostracized and in ill-health, Mr. McAdam took early retirement in 1993, at age 51. However, he later instigated a joint CSIS-RCMP investigation, Project Sidewinder, which, in its 1997 report, confirmed his findings.

"This document," said the Sidewinder Report preface, "does not present theories but indicators of a multifaceted threat to Canada's national security based on concrete facts drawn from the databanks of the two agencies involved (RCMP and CSIS), classified reports from allied agencies and various open sources." A few days after the Sidewinder team submitted its report, CSIS ordered all copies destroyed and the investigation disbanded. CSIS justified the report's destruction as "conspiracy theories -- rumour and innuendo."

Mr. McAdam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expert and author on Triads,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ir partnership and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worldwide.

He says that five myths perpetuate the West's "fantasy" view of China.

Myth 1: Trade with China benefits Canada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eard that China is now Canada'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sks Mr. McAdam. "This means that China is our second-largest source of imports after the U.S. -- not that our trade with China has improved."

He notes that China now exports more than four times as much to Canada ($38.3 billion) as we are selling to them ($9.3 billion). Statistics Canada says the Canadian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expanded from $3.9 billion in 1997 to $26.8 billion in 2006.

"China is really using Canada almost as a colony," says Mr. McAdam, "getting raw materials from us and selling them back to us in finished products ranging from furniture and clothes to plastics and high-tech equipment.

"Canada doesn't need China," he says. "China needs Canada."

Myth 2: China has 1.3 billion customers

"It's a mirage -- there are one billion peasants who cannot afford a bottle of Coke," Mr. McAdam says. The real customer base is 300,000 -- people with privileged government positions.

He says that the West's widespread trade deficits with China spring from low wages and prisoner slave labour, counterfeit products and pir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le a few Canadian companies make money in China, he says, the fantasy of broad-based beneficial trade has been "created by people to justify"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yth 3: China is becoming a democratic nation

"Trade has not brought democracy to China and never will," says Mr. McAdam. Nor will it bring China free speech, free media, free worship or free demonstrations -- graphically confirmed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and this year in Tibet.

He quotes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who said last year that "democracy is probably still 100 years away."

Myth 4: China has improved human rights

With Olympic visitors gone home, Mr. McAdam predicts, China "will crack down" on its citizens.

Mr. McAdam laments that "nobody is really taking China to task over it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ven in Canada, Chinese émigrés and students are "intimid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leads them to think that they, or their families back home, will be harmed -- unless they spy." This includes some targeted students, scientists, businessmen, foreign delegations and public servants, he says.

Most of the Chinese media in Canada are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says Mr. McAdam.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getting here in Canada -- they might as well live in Communist China."

Myth 5: China is benign

"China is engaged in a stunning espionage effort, buying ... its way towards high-tech superpower status as fast as it can," says Mr. McAdam. "It wants to have the world's best military."

Ten months ago, the U.S. government concluded, in a 350-page analysis titled 2007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China is supplementing the technologies that its defense industry obtains through commercial transfers and direct production partnerships with an aggressive and large-scale industrial campaign. Chinese espionage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o extensive that they comprise the single greatest risk to the security of American technologies."

(The Sidewinder Report, incidentally, had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in Canada: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greatest ongoing threats to Canad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Canadian industry. There is no longer any doubt that the ChIS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have been able to gain influence in important sectors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including education, real estate, high technology, security and many others. In turn, it [influence] gave them access to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me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 Canada.")

In 2005, during question period, Stephen Harper, then-Conservativ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criticized the Liberal government for not taking the Chinese espionage threat seriously.

"Today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SIS Asia desk (Michel Juneau-Katsuya) confirmed reports from defectors that close to 1,000 Chinese government agent spies have infiltrated Canada,' said Mr. Harper. He quoted Mr. Juneau-Katsuya's estimate that Chinese spies cost Canada $1 billion each month through industrial espionage. Mr. McAdam's conclusion today: "China has dangled billions of dollars of trade, seducing many countries into ignoring human rights issues in China and allowing China to acquire their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secrets.

"Canada's foreign policy in a nutshell, is 'Shhh, don't upset China because it might affect trade.'

"We need politicians, the media, and others to tell the truth to Canadians and not continue the fantasies. And Canadians must let the government know that a comprehensive China policy based upon facts is long overdue."

Donna Jacobs is an Ottawa writer; her e-mail address is donnabjacobs@hotmail.com

2008年9月9日 星期二

Deutsche Welle:在比利时遭遇语言的烦恼

Guten Morgen(德语,早上好),bonjour (法语,早上好),goede morgen(荷兰语,早上好)还是good morning(英语,早上好)呢?当6岁的孩子早上问候老师的时候,应该说什么好呢?这种烦恼在一个多语种的国家尤其明显,德国之声中文网综合报道如下:

布鲁塞尔有很多学校,送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当然就相当于为孩子未来说什么语言做了一个基本的决定。过去在德语幼儿园学习的,父母肯定会将孩子送到德语的学校。但是假如我们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接触一种全新的语言会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一家讲法语的比利时学校。

开学第一天,孩子赶到学校,东张西望,莫名其妙的听课,想跟我们一起回家,不过这当然不行,好在孩子没哭。

当孩子在上学的时候,我和妻子克服了那种"良心上的谴责",也许孩子原本不用受这种罪的。后来我们问孩子,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看上去有些孤独。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不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我也在想,假如有一天,我在一个完全说俄语的环境中工作会是什么样子。

最终忍无可忍的是老师,在孩子的体恤上贴了便贴条,上面除了名字还有一个警示牌以及说明:注意,德国人!

别人该怎么看呢?6年都要带着这个牌子吗?当然我们没有给孩子解释这种双关语。

转天孩子被孤立的问题又出现了。

这所学校校长事后说,我的儿子中午休息的时候去了他的办公室, 各种事情都和他聊,当然是用德语。 我们问他为什么什么都跟校长说呢?他回答说,如果校长要把他带回家的话,校长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

午休时间,孩子就是和校长一起度过的。

这样一周过去,孩子的法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又是一个周末,孩子对我说, 他是怎么学会Maman(法语,妈妈)这个单词的。

"我偷听来的",孩子一字一句的跟我说,"因为一个小女孩跑向妈妈,边跑边叫妈妈,那么我就知道法语的妈妈就这样说。"

其实大人也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在这一方面就不必过份担心他了。

Christoph Hasselbach

2008年9月7日 星期日

抗法前辈

今天在小宇姐姐的催促下,去了Palais de Chaillot的建筑与遗产城。这是个博物馆,去年9月才落成。上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小宇姐姐特地打电话告诉我那里有个中国城市展,趁免费日不妨看看。当时懒得很,听说展览还要办到九月,索性就到时候再说。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早上起来,见外边阴沉沉的,就不想出门。谁料下午小宇姐姐又来电话提醒。放下听筒前,我还始终不想出门,放下听筒后忽然改了主意。去看看吧。

到那儿先找中国城市展,展览的主题是从城市看帝国的巨变,我的理解就是展示当今“拆呢”之国的汪达尔主义。。说实在展品没什么特别新鲜的。布置得太有想法,感觉乱七八糟,大概展览创意就是要给人中国城市凌乱的印象——可这不需要这个展览告诉我。展品中有敝母校两座殿堂木构模型,一个天大的铺作模型,北京二环以内的巨型模型(这东西做得挺好,不过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要是乾隆时期北京城的模型还有点意思——就怕凑不出来)。此外还有鲁班尺罗盘之类。至于照片什么,更没有特出之处——惟有一幅大清门前的全景照片有点意思。更多的是多媒体展示,展示拆迁之类,老外看着新鲜,可NHK纪录片比那些精彩得多。

这个展览索然无味,匆匆走过。接着去看常设展厅。还是常设展品好看。模塑中世纪建筑片断和复制的中世纪建筑壁画都以假乱真,蔚为壮观,现代建筑展厅也很有趣,尤其是望出去景观好。下次带照相机去。

然后去书店瞧瞧。中国城市展的书跟这个展览一样有想法,让人不得要领,装帧字体也不讨我喜欢。却意外地发现一本Pékin 1966,是当年一个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拍摄的文革彩照集。这还有点意思(点击看大图):


扫描两张四十年前抗法前辈的英雄事迹,谨献给今年4月的爱国志士(点击看大图):




这是1967年2月,中国人民在法国大使馆外抗议的情形和他们在法国大使馆墙上书写的美丽标语。可惜前辈的光辉事迹没能及时传达给4月的抗法爱国者。下次吧。

A Chinese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meets fierce resistance

One villager'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results in abuse and arrests.

from the September 3, 2008 edition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www.csmonitor.com/2008/0903/p01s01-woap.html?page=2

Peter Ford

Huiguan, China - When Fang Zhaojuan began organizing her neighbors here to impeach village leaders whom she suspected of corruption,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 challenge would lead her first to the hospital and then to jail.

She was following the law, after all, and had launched legal petitions signed by a large majority of villagers. They believed they had been cheated of proper compensation when their village council had sold lan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the government of a nearby township.

Mrs. Fang, her family, and colleagues on a recall committee, however, found themselves plunged into a violent political drama. This, they say, has shown residents of the hamlet just how narrow the boundaries remain for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It has also, they add, hardened their resolve to enforce them.

Huiguan, a nondescript cluster of brick houses outside the port of Tianjin, is like tens of thousands of other Chinese villages, on the verge of being swallowed up by a fast-expanding city. Its farmland has all but disappeared under new factories,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Fang, a 43-year-old widow, found suspicious.

"She never expected this," says her sister, Fang Zhaohui, displaying photographs of Fang's bruised and bloody body taken in the hospital six weeks ago, after thugs had broken into her home and beaten her. "She never expected it would be so difficult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so black."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is abusing its power," complains Li Guangde, a village activist who has so far avoided jail. "They are putting difficulties in our way and a lot of pressure on us. Perhaps some township officials were involved in the land sale and maybe there was corruption. I don't know."

Democratic hopes sputter

Chinese law prescribes direct democratic elections for village councils, and provides for recalls if a majority of villagers lose faith in their leaders. "But that is only the law," cautions Yawei Liu, head of the China Program at Atlanta's Carter Center, which has worked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strengthen village self-rule.

"Once you move into the real worl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nforce," he adds.

Ten years ago, when China's definitive law on village elections came into effect, many officials and some foreign scholars touted it as heralding broader democracy nationwide.

Today, such hopes are sputtering. Fang's fate illustrates one key weakness of the experiment: It is very hard for grass-roots democracy to thrive in a vacuum where superior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undemocratic.

"Unless there are changes higher up, this kind of democracy cannot be sustained," fears Dr. Liu.

"At any point in the process the authoritarian system can come into play" to frustrate villagers' democratic aims, says Kevin O'Brie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has studied village governance in China for years. "This story is an example of bottom-up democracy being swamped by undemocratic people who are used to giving orders."

On the other hand, Dr. Liu points out, "the beatings and the jailings are a reflection ... that the villagers are so keenly aware of their rights there is nothing else the government can do."

Recent events in Huiguan show that "when people know they have been given some political rights, they are go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adds Li Lianjiang, a village elections exper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is a positive sign of democratic growth."

Roots of dispute

The drama here began last November, when Han Baocai, an 80-year-old farmer, filed a complaint with the Tianjin municipal government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he Huiguan village council had sold more than 50 acres of commonly held land to the higher-level township government of nearby Xiaozhan.

Villagers claim now that Xiaozhan paid 10,000 RMB per mu ($8,500 per acre), and sold it to developers for 800,000 RMB per mu ($685,000 per acre), alleging that the Xiaozhan and Huiguan authorities shared the profits at the villagers' expense.

Xiaozhan deputy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Liang Hongbin insists that the township paid a fair market price for agricultural land and that villagers were compensated according to the law.

Party Secretary Hao Shumin acknowledges the Xiaozhan government sold the land to developers for nearly twice what it paid for it, because the land's status had changed from village agricultural land to nationally owned industrial-use land, increasing its value. But he says the price was less than a tenth of what the villagers claim.

Huiguan villagers, however, believed they had been cheated, and in January they began the process specified by the village democracy law to recall their elected council.

From the start, they say, the Xiaozhan authorities put obstacles in their way, which villagers sometimes managed to overcome by appealing to officials at higher levels of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hierarchy.

But with a recall committee of five villagers duly elected in February to oversee the impeachment referendum, Xiaozhan stopped sending representatives to Huiguan village meetings. Villagers complain that since the law requires all village votes to be observed by an official from the local township, the local government could nullify all their decisions simply by refusing to witness them.

The conflict sharpened with a disagreement over who had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all vote. Xiaozhan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eligibility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Huiguan's activists were illegal, which rendered the recall process null and void.

When appeals to the Tianjin authorities to resolve the dispute went unanswered, villagers say, they went ahead with preparations for the recall vote, deciding on procedures, publishing a voter list, distributing ballots, and inviting local and district officials to witness the vote on July 5.

Violence follows vote

The day before the vote, village council president Yuan Shiwan and his two colleagues abruptly resigned. The recall vote went ahead anyway, garnering 617 votes in favor and none against, well over the 50 percent of village residents required for the motion to pass.

Despite the resignation and the vote, however, villagers said a crowd of them found Mr. Yuan and his colleagues still occupying the council offices on July 8. What happened next is unclear: Yuan claims to have been manhandled, knocked to the ground, and beaten; villagers at the scene say he was not touched.

Three days later, however, seven people including two of Yuan's sons showed up at Fang's house and beat her savagely, according to eyewitnesses who also photographed her injuries after an ambulance had taken her to hospital. One man was detained but later released, and nobody has yet been charged with the assault.

The next day Fang's son and a friend of his were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attack on Yuan. They were released two weeks later, and no formal charge was filed. A district court has, unusually, accepted their lawsuit against the police for wrongful arrest.

The Olympics factor

On Aug. 13, Fang and her fellow recall committee members mailed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o a variety of offices,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Anti-Corruption Office and the Tianjin prosecutor. But they abstained from visiting petition office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anything to disturb the social order during the Olympics; they wanted a party spirit," explains Mr. Li.

The day after the Olympics closed, however, Fang and other villagers approached district officials to press their case. On their return to Fang's home, police arrested her; three other members of the recall committee; Han Baocai, the 80-year-old who had first raised the issue in contention; and one other villager, said Li, who was detained with them but released a few hours later.

The six others, and another member of the recall committee arrested later, remain in detention. They are being held on suspicion of "disturbing the social order," according to plainclothes police officer Zhang Congying, but neither Mr. Zhang nor the Xiaozhan police chief, Wang Jinting, would say what they had done to incur such suspicion.

Xiaozhan Deputy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Liang insists that Fang and her colleagues "were not arrested because of their recall effort. Nobody would be arrested for seeking to recall officials according to the law."

Consequences of direct democracy

Fang's sister, however, sees their detention as a warning to others. "If they arrest Fang Zhaojuan, other people won't dare cause any more trouble," she says. "They do it to suppress ordinary people."

A "barefoot lawyer," who is advising Huiguan's recall committee, but who asked not to be identified since he has already been jailed once for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grees.

"This case is a natural resul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e argues. "When ordinary people try to use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they will definitely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The phenomenon of having a law supporting people's rights that they cannot actually enjoy is too common in our country."

The villagers say they are not giving up, however. "We want a fair solution to all the problems ... and a clear response to our vote," says Li. "We insist on it."




罢免村官-基层民主实验遭遇剧烈抵抗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中国的有关法令规定,村民委员会的成员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达到一定比例的村民对他们失去信任,可以要求罢免他们的职位。但是,近年来中国各地罢免“村官”的实践证明,罢免程序要启动和真正生效,极为困难。村民们反对腐败“村官”的行动最后可能导致自己被虐待、被关押。前不久发生在天津郊区一个小村庄里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

村民:民主权限竟这么小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9月3日刊登的驻中国首席记者付毕德(Peter Ford)题为“中国一个民主实验遭遇剧烈抵抗”(A Chinese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meets fierce resistance)的文章,报导了天津郊区这个小村庄里发生的基层“民主”发展的故事。报导说,当村民房兆娟怀疑村领导犯有腐败行为,开始组织左邻右舍检举村领导时,她完全没想到的是,这场挑战竟然首先让她自己入了医院,最后入监狱。

然而,她只是依据法规办事,发起几乎全村男女老少签署的一份合法的请愿书。他们认为,村民委员会把集体农田卖给邻镇政府做工业开发项目时,克扣了村民们应得的赔偿金。

但是,房兆娟、她的家人,和罢免委员会的同事发现,他们陷入一出充斥着暴力的政治戏剧。他们说,此事让这个小村的村民们了解到,他们民主权益的界限竟然是这么的窄小。另外,他们还说,这件事让他们更加下决心去行使这些不多的权益。

会馆(Huiguan,音译),位于天津郊外,是由一群形状不一的砖房组成的小村,这里就像中国其他成千上万座村落一样,处在被飞速扩张的城市吞噬的边缘上。他们的农田几乎都变成了新工厂,而且,多数是在如43岁的寡妇房兆娟所质疑的情况下发生的。

“她从未想到过会这样,”她的妹妹房兆慧(Fang Zhaohui,音译)说,她向记者出示了许多张房兆娟于6週前被一群流氓打得遍体鳞伤,送入医院时的照片。“她从未想到会那么样困难,政府会那么样黑暗。”

“乡镇政府滥用职权,仗势欺人,”一名迄今还没有被关押起来的村里积极维权活动人士李广德(Li Guangde,音译)抱怨说,“他们屡次阻碍我们,还向我们施压。一些镇政府官员可能也参与了卖土地的事,也是腐败份子。我都搞不清楚了。”

法律给的民主希望落空

中国的法令明文规定,村民委员会的干部都要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如果大多数村民对他们失去信任,可以要求并启动程序罢免他们职位。“但是,这只是有法而已,”在亚特拉大,与中国当局合作加强中国村民的自主权的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周边学院历史系教授刘亚伟(Yawei Liu)警告说。

他接着说:“但是一旦到了现实环境时,实际执行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10年前,当中国的乡村选举法生效时,许多官员和一些外国学者都把它视为带动全国更广泛的民主化的先驱。

如今,这种希望在落空。房兆娟的命运显示了这场民主实验的一大缺点:在一个高层政府是非民主化的空间中,基层民主很难蓬勃发展起来。

刘博士担心说:“除非高层有所改变,不然,这种民主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长期研究中国乡村政府问题的加州柏克利大学的凯文-奥布赖恩(Kevin O'Brien)教授说,“对民主选举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专制体制都可以进行干涉,”来阻碍村民的民主目标的实现。“这个故事正是由下至上的民主发展,被习惯于听从发号施令的非民主群体淹没的一个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刘博士指出,“殴打和拘留也反映出,村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权益,而政府无技可施了。”

香港中文大学的乡村选举专家李连江还表示,最近在会馆村发生的事件显示,“当人们清楚他们被赋予某些政治权益时,他们就会行使它们。这是民主成长的正面迹象。”

罢免风波的起源

最初,这出戏是去年11月开幕的。当时,80岁的农民韩宝才(Han Baocai,音译)向天津市政府投诉会馆村村民委员会,指出村委会把村里50多英亩集体的土地卖给附近的小站镇政府的交易疑点丛丛。

村民们称,小站镇以每亩1万人民币买下这些土地,现在,又以每亩80万人民币卖给开发商。他们认为小站和会馆的当政者私下把卖土地的利润放进了自己腰包,而受损失的则是村民。

小站镇副党委书记粱红斌(Liang Hongbin,音译)坚持称,镇政府是以公正的市场价买下农田的,而且,已经依法向村民支付了补偿。

党委书记郝淑民(Hao Shumin,音译)承认,小站镇政府以将近两倍于原价的价格把土地转卖给了开发商,因为土地的定位已经从村的农田变为了国有工业用地,价值上升了。但是,他说转卖的价格还不到村民所说的十分之一。

但是,会馆村民认为,他们受骗了,因此,于08年1月间开始依据村民主选举法的程序要求罢免他们选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

他们说,一开始,小站政府就百般阻扰他们,有时候,村民们可以通过向更高层的区政府上诉来克服这些困难。

虽然,村民们于2月份时选出5名罢免委员会成员,由他们负责监督村干部的工作,但是,小站镇停止派遣代表参加会馆村的会议。村民们抱怨,由于法律要求所有乡村级的投票必须在地方乡镇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拒绝派人到现场见证他们的投票过程,来使他们的任何决定变为无效的。

此外,双方的的冲突因为谁有权参与罢免投票的问题进一步加深。小站镇政府官员说,会馆村民采用的资格限制不符合法规,因此,投票结果将是无效的。

村民说,当他们向天津市政府申诉,请求他们解决双方纠纷时,无人理睬他们。最后,他们还是继续进行罢免投票的准备工作,决定好投票程序,发表了选民名单,分发了选票,并要求当地和区政府官员于7月5日到场见证结果。

罢免投票后的官方暴力

投票的前一日,村委员会主任苑世万和两名同事突然辞职。这次罢免投票仍然照计划举行,共617票赞成,无人反对,远比需要通过决定的50%的村民选票要多。

村民们说,尽管村委员会成员自己主动辞职和投票结果,但是,到7月8日时,他们发现苑世万和他的同事仍然占据委员会办公室。此后发生的事情就不清楚:苑世万声称自己被人围起来殴打;村民们说根本没有碰他。

但是,根据目击者证词,3天后,包括苑世万的两名儿子在内的7个人出现在房兆娟的门前,残酷的殴打她。他们还拍摄有房兆娟被送往医院,全身是伤的照片。一名打人的男子被拘留,但是,不久后获释,其他人都没有被起诉攻击罪。

第二天,房兆娟的儿子和一名朋友因为被指控殴打苑世万被逮捕。他们2周后获释,并没有被正是起诉。一区法院一反常例,已经受理了他们起诉警察胡乱逮捕他们的控诉案。

8月13日,房兆娟和其他罢免委员会成员向包括最高法院反贪污腐败部门和天津检察院等多处政府办公机构寄了有关她的经历的投诉信。但是,他们放弃访问上访办公室的选择,李广德解释说,因为“政府不希望在奥运会期间,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发生;他们希望大家服从上级的精神。”

但是,奥运会结束后的头一天,房兆娟和其他村民就找到区政府官员重提他们的事情后,在他们回家的路上,警察逮捕了房兆娟和其他3名罢免委员会成员;还有最初提出村官和政府的腐败问题的,80岁的韩宝才;其他一名村民说,李广德也和他们一起被拘留,不过,几小时后获释。

另有6人和另外一名罢免委员会成员后来也被捕,至今仍在拘留所中。根据便衣警察张聪颖(Zhang Congying,音译)的说法,他们被捕的原因是有“危害社会秩序”的嫌疑,但是,张聪颖和小站镇派出所所长王金廷(Wang Jinting,音译)都说不出他们到底干了那些涉嫌违法的事情。

小站镇副党委书记粱先生坚持称,房兆娟和她的村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搞罢免活动而被捕的。依据法律,要求撤销官员并不会被捕。”

政府杀鸡儆猴

但是,房兆娟的妹妹认为,这是政府杀鸡儆猴的手段。她说:“如果他们逮捕房兆娟,其他人就不敢闹事。他们是为了压制其他普通村民才这么做的。”

一名为会馆村罢免委员会做顾问的“赤脚律师”也同意她的看法。由于这名“赤脚律师”已经因为“反革命行为”罪被拘留过,所以,他要求记者不要公开他的身份。

他认为:“这个案子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当普通老百姓想要行使他们民主权益时,他们肯定要付出代价。在我们国家,这种法律规定的权利人民实际上享受不到的现象已经太普遍了。”

然而,村民们说,他们不会放弃。李广德说:“我们希望所有问题有个公正的结果......对我们的投票给一个清楚的回答。我们要坚持这点。”

2008年8月29日 星期五

张丹红事件和言论自由

德国之声的张丹红被停职了。天朝如获至宝: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7745970.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8/29/content_9732687.htm

以及这个:
http://report.qianlong.com/33378/2008/08/29/1500@4632779.htm

我本来挺喜欢德国之声。然而半年来,尤其是三月事件以来,它的不少报道让我嫌恶。一个是张丹红,还有一个山人。(另有平心,是个滑头;惟有潇阳,较有头脑。)

这里存几个网址:

“中国热”变成“中国恐惧热”

中国问题专家解码施密特报告

施密特报告崛起的中国-要求平视中国接受两岸统一

北京奥运:在激辩声中载入史册

盛大开幕:中德嘉宾赞不绝口

全都出自张丹红女士的手笔。的确,张丹红只是采访记者,观点来自行将就木的施密特,来自那个“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来自“嘉宾”。然而张女士的倾向性也可以一目了然。请看她的提问:

“那奥运会还有什么其它稀奇古怪的特色呢?将体育比赛政治化也算一个吗?”

“作为东道主,中国为建设奥运体育场馆、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兴奋剂检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中国收获的却是西方的批评,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那您认为,如果要在未来避免这种激烈的争论,国际奥委会是不是应该修改举办权的发放标准,明确规定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主办奥运会呢?”

张丹红在德国之声的每一篇文字我都及时读过,上面所引也不例外。老实说,我对这些自作聪明的东西嗤之以鼻,我甚至跟朋友说,德国之声变质了。好在现在德国之声证明了它的本色。

张女士之前也曾为胡笳一事严词抨击朝廷,显然她知道那个朝廷是怎样地流氓。可一涉奥运和东躲,她就晕眩。出生在北京的张女士有情绪,主要是乡愁,因而对她家乡的大party遭到质疑忍无可忍,对祖国“金瓯”破碎的可能性忧心忡忡。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替朝廷说话的德国人。一个是老迈昏庸的施密特,一个是半瓶子醋的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这两位当然不是被张丹红女士“找出来”的,而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然后被张丹红嗅到、盯上的。

虽然我不喜欢张女士的倾向,不过并不觉得是个大问题,不喜欢就不喜欢,只是我个人不喜欢,如此而已。德国之声对张女士的处置,也无可厚非。老板不满雇员,如此而已。德国之声是德国政府的电台,本来就有自己的宗旨和立场。让张女士停职,是德国之声权力范围内部的事情,完全不涉及损害言论自由的嫌疑。张女士与德国之声观点不合,作为雇员,也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并没有谁禁止她为她的祖国奔走呼号,她可以写博客而无须担心被封被抓,如果她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自己办一份报纸或者一家电台,这都是她的自由——至于有多少人听信她或者有谁会攻击她,那却是他人的自由了。

公正的媒体环境不是来自于每个媒体的“大公无私”(他们不是包拯——况且哪里有什么包青天),而是来自每个媒体的“独立有私”,每个媒体有同等的权利为自己的立场鼓噪辩护,互相争吵攻讦而无须担心国家权力的迫害,那么,虽然每个媒体都是不公正的,整个媒体环境却最接近公正。

这个道理是朝廷故意隐匿的。利用中国文化中对所谓“公正”惯作包青天式理解的愚昧传统,利用中国民众最爱听信孙文一伙野心家“天下为公”美好口号的弱智思维,朝廷对张女士停职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如获至宝,大脑懒惰的中国人民很容易因此产生“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糨糊想法。这都在意料之中。不可接受的是张丹红女士本人,在遭到停职后,做出一副遭受迫害的姿态,与朝廷喉舌沆瀣一气——是啊,张女士不如放弃德国国籍,回到祖国怀抱,去新华社、去人民日报实现“公正”、“客观”、“全面”的新闻理想吧。张女士绝对有权抨击德国之声的观点,抨击德国政府的立场,但对于德国之声令她停职这一处分本身,并没有说三道四的本钱——至于为此事不惜引朝廷喉舌为自己声援,只能证明她的机会主义,近乎无耻之尤。

有了张丹红女士的合作,朝廷以及一切腐朽右派势力又可以为获得攻击“西方式”自由的炮弹手舞足蹈一阵子了——“新闻纳粹”的帽子也出来了。纳粹纳粹,有点新鲜的没有?

朝廷以及一切腐朽右派势力欺负中国人不懂得什么是“言论自由”。不懂言论自由,以及不懂自由,是长期受监护的结果,也是自治社会形成的障碍。

过去在论坛,常遇到这样的人。最初,他献宝似的贡献了他自己精心写作头头是道的帖子。于是很受重视。有人赞誉,也有人——因为重视——质疑、驳斥他的观点,他的论证过程或者他提供的论据。有时候需要几个回合,有时候才一个回合,总之献宝者理屈词穷,于是祭出法宝:“论坛本来就是自由发言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你打压言论自由!”“你不要摆出一副专家的面孔,草根的想法才最真实!”“不要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其实谁也说不清的!”……

遇上这样的人,除了请他滚蛋,没有别的办法。并没有人不让他说话:他的大作顺利发表了,他为自己的辩护也始终在不受干扰地进行,直到他自己无话可说为止。摆出专家面孔、“自以为掌握真理”的首先是他自己,是他上论坛头头是道引人注目的,他那时候显然没把自己的锦绣文章仅仅当作草根的声音——虽然别人不能断定他希望大家接受他的观点,但揆诸人情,这也八九不离十,不然干吗上论坛献宝?总之,他上论坛献宝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人反对。遭到反对的是他的观点、他的论证、他的论据——这种反对,恰恰是对他的言论的尊重,惟其尊重,才会对它认真检核,才会认真梳理,才会质疑驳斥,不然,把它当个屁,放了也就放了。这样浅显的道理,他却不懂。理屈词穷的时候想到“言论自由”,可是对方驳斥他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理屈词穷的时候“骂”人家是专家,可是“言论自由”里包含只给草根自由不给专家自由这条精神吗?理屈辞穷的时候说大家都说不清,可是他当初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是为了证明“谁也说不清”吗?其实也很清楚,这种说法就是为了面子企图全身而退,实际只是耍无赖。

这种耍无赖之所以时不时被人采用,是因为中国人对自由缺乏理解。中国人理解的自由,就是“由着自己”。这是道家和法家的自由。黑格尔说过,中国人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是自由的,要组成集体,就没有自由。“由着自己”,正是一个人的“自由”,其实质是放任自身的自然属性。这样的“自由”又分道家法家两种。道家的自由是一个人的逍遥游,根本回避了人和人相处时候的自由问题;法家的自由仍然是一个人的放纵,不同的是这“一个人”是某个特定的人,是掌权者,他的“自由”建立在对其它无数人自由的剥夺的基础上。除了道家和法家的“自由”,冠冕堂皇支配社会人际关系的,则是否定任何人自由的儒家伦理(事实上儒法向来互为表里,这里不多说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由着自己的自由”只有通过两种途径去争取:要么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的不自由上,努力往上爬,掌握了尽可能大的权力,也就获得了尽可能多的自由;要么难得糊涂,齐同万物,别管什么是非真伪,一切顺其自然,犹如鱼之相忘于江湖,不觉着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两种“自由”——其实是一种(“放任自身的自然属性”)——都缺乏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这种“自由”是在鼓励人们把取消人性、取消人的责任当作幸福目标。倘人人都这样,当然又很危险,所以又需要儒家伦理管头管脚(包括对君王加以警告和束缚),亦即取消“自由”。所以邓晓芒说,中国式的“自由”是“无效的”——因为这种“自由”除了被取消,没有别的下场。

取消人性的中国式的“自由”,无论道家的还是法家的,和西方语境里的“自由”南辕北辙。西方所说“自由”的前提在于人的主体性。人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十分鲜明的自我意识,人是主体,将自然客体化,因而产生了自由问题:自然万物是被自然法则支配的,人却不仅被自然法则支配,而且被主体意志支配——后者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法则和意志同时作用在人身上,产生了冲突,产生了痛苦,产生了自由这个概念。所以,自由首先是在人和自然的对立中产生的,自由是痛苦的斗争,不是舒适的享受。

又因为人的最基本单位是单个的人,换句话说一切集体的意志都是可分的,只有单个人的意志才是不可分的,所以原子论的个体(不可分)原则又成了自由的要义。自由又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界限的基础上。当然,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人的生存又必须依赖人和人的合作。那么就需要建立契约,结成团体。这些团体和自然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在法律意义上是同等的“法人”。团体法人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契约,这一契约完全可以依据当事人的意志解除。不过在契约建立和解除之间的时期之内,契约所规定的团体就视同单个的“人”,拥有和自然人个体相等的自由。

从个体自由,又引申出罪责的问题。自然是无罪的,所谓罪,本来就是针对那些具备自由意志的个体而言的。如果将一切“有害”的现象都归结为“罪”,那么人们就要面临对大地、河流、海洋判罪的尴尬,精神分裂症杀人也得严加制裁——其实许多古老文明的法律也确实就建立在这种报复原则上。但这显然这不符合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原则。现代法律原则正是建立在“西方的”自由原则上的:不自由者无罪,对罪责追究的前提是行为方有具自由的能力。这种“西方的”法律原则已经为全世界每个国家接受——至少官方是接受的。

因而,和中国式的“自由”相反,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就要相应地为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行为的责任,由司法机关追究,这点很好理解。言论的责任却不能和行为的责任等量齐观,因为除了诽谤(诽谤有明确边界,构成了行为),言论不会直接对他人造成损害。所以,因言治罪是荒唐的。谁都有说话的权利,不管说的对不对,说这一行为本身是无罪的。这便是言论自由——在行为层次上,言论是绝对自由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就无所谓责任。言论自由所引出的责任问题,是在言论的内容这一层次上体现的。言论的内容不是行为,所以不存在罪行一说,因而法律管不着——对言论责任,只能通过言论追究。方才举的例子里,一个人兴致勃勃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就面临被他人追究责任的可能:他说的是否为真?是否合乎逻辑?……对这种追究,被追究者一样可以予以反追究,在这样的交锋中,使自己的言论更接近“人话”,更能让他人信服。当然,如果不愿意这样,人在行为层次上也有权耍无赖,甚至破口大骂,其结果是自证为 “类猿人”——于是在内容层次上,这样的言论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也因为只有通过言论才能有效地追究言论(内容)的责任,所以必须禁止司法行为介入言论交锋,更不可让强权充当言论交锋的仲裁者。

由于中国式的自由观根深蒂固,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是不含内容方面的责任的,相反,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言论会构成行为上的责任。许多人认为言论自由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本身没错),但遇到驳斥非难,也就是对自己言论内容的责任的追究,就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所以中国人喜欢吵架骂人而不喜欢争辩。吵架骂人是以嗓门声势取胜,压住对方的声音,跟有些动物为争夺配偶进行决斗的手段差不多。此外,最好是掌握权力,那就更“自由”:干脆只许自己说,不让对方说。于是,言论内容上的责任被当作行为上的责任处置,多有因言获罪的事例。中国式的“自由”观就这样导致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至于嗓门声势不如人,也不掌握权力的人,那就只好不说——好在有匿名的机会,可以吐几下口水解恨,偷得片刻的“自由”。

大致来说,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人的言论相对比较负责,因为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人发出声音的目的经常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听到,而且希望他人信服。为了让他人信服,就需要做不少功课,需要注意言论的分寸,需要注意言论的根据——因为稍有不慎,自己的言论就会成为他人言论的靶子或笑柄。

相反,在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人的言论经常被极端情绪控制,被口水量支配,因为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人发出声音的目的经常就是为了让人听到,甚至仅仅是匿名宣泄,人们担心的只是行为层次上的言论责任(小心被抓),不大担心内容层次上的言论责任(只要不被抓,说什么都行,不怕胡说,只怕没得说)。人们习惯于被禁止说话,一有机会也喜欢享受禁止他人说话的特权。禁止的途径,一个是动用权力(当然那是掌权者的专利),一个是发动或“代表”群众吐唾沫(其实不管是权力还是群众,都是大集体浩然之气的具象)。这种环境下,人们要么“敢怒不敢言”,要么撕心裂腑、哀鸿遍野或鸣鼓攻之、呐喊连天。

来自后一种环境的人,跑到前一种环境里,很难适应。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对法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好争辩”。这多半是因为中国人向来只会叫喊,不会争辩(当然,中国人缺乏常识也是原因)——中国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只信无边无际的“自己”。他们不喜欢条分缕析,不懂得陈述的力量,不习惯否定和批判的游戏。只是由于人在矮檐下,不好在人家的地盘上撒泼叫喊,于是把对方有理有据的争辩看成对自己的欺负。

四月份火苗事件,留学生获得了叫喊的机会(其实平时没事儿他们也可以去干这个,可他们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他们说,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没错。在行为层次上,他们有权这样做。可问题是他们的敌人也有权这么做。事实上法国政府也丝毫没有干预双方的自由。满街的五星红旗蔚为壮观,义勇军进行曲声势浩大,敌人的雪山双猫旗也一样满眼都是,铁塔和圣母院上的手铐五环旗更是声势夺人,多精彩的一场大戏。可言论自由就是对喊口号吗?眼见着敌人在示威以外的场合说得头头是道,留学生们说出了什么?(估计他们也没听敌人说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叫喊?据说为的是扭转法国媒体对华舆论。然而除了叫喊还是叫喊。倒是行使了言论自由权,可这种被放纵的情绪支配的叫喊没有自由的内核,因而归根结底是“无效”的。这是中国式自由观必得的收成。

那时还听说一件事。在法有一批公派留学生,多是国内的“精英”,因政府间交往,到这里的精英学校交流,如高等政治学院之类的。这些人那阵子还写公开信给萨老师,宣传奥运,宣传东躲。他们开会讨论奥运和东躲问题,有个自作聪明的才女说:“我提议我们在学校里争取每堂课开头向班里演讲,给法国学生宣传东躲宣传奥运。”一群才子才女连声附和:“好啊!是应该发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不料座中有个年纪比较大的,89以后来法,跟他们不是一拨儿的,这位泼了冷水:“发声音没问题,可是你得提防法国人准备一大堆论据把你淹死……”于是歇菜。在言论并不被禁止的环境里,这些提议者和附和者显然还处在“能说就是胜利”的惯性中,根本没有考虑到言论的责任,没有预见到自己言论遭受质疑的可能性。他们把言论理解为宣传,也就是出门不认货的叫喊、口水。他们是戈培尔的信徒,以为把一句话重复一千遍,自然就掌握了真理。这一套在中国还行得通,在巴黎高等政治学院,人精荟萃的地方,完全是自取其辱。好在让老前辈阻止了。

(回顾这个: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france-3-ce-soir-ou-jamais.html

总之,言论的不自由导致言论的不负责,言论的不负责也妨害对言论自由的自觉。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中国式的“自由”层次上,不大能分清言论的行为和内容两个层次,更不理解媒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回过头来看德国之声将张丹红停职,据说是因为张丹红要替中国说公道话。这是不是权力介入言论交锋呢?不是。因为德国之声是独立的法人,它有它的“私利”,它有权维护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要不侵害个人的权利。同时任何人也有权反对它的立场和观点。作为个人,张丹红一样具有这一权利。问题是作为德国之声的雇员,她的言论却并不代表她个人,而是代表德国之声,她代表德国之声发言的权力是德国之声授予的,是德国之声与她之间的契约规定的,是一种权力,这已经超出了个人基本权利的范围。所以,德国之声有权认为她的言论和德国之声的宗旨发生了冲突,并因此解除契约,收回曾授予她的代表德国之声发言的权力——她可以以任何其他名义发表言论,她个人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因为被停职而遭到剥夺,事实上,她不是找到朝廷喉舌为自己壮胆了么?并没有人禁止她这样做。而张丹红可耻之处正是在于,被停职后,她不是以个人身份在言论内容层次上与德国之声和德国政府交锋,并且自负其责(这才是言论自由的要义),而是把代言权力和言论权利混为一谈,又生怕人单势孤,索性投靠朝廷喉舌为自己张目。其实她的言论自由没有受到丝毫损害,更谈不上人身迫害,她却把自己伪装成这副样子,博得“不明真相围观者”的起哄,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任何一个具体的媒体,都不是而且不应该是大公无私的,而是偏见有“私”的——“私”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这种“私”,才是自由的保障。绿党造反派外长费舍尔说得好:自由媒体有权不公正,因为它们是自由的。自由社会的前提就是承认每个个体(法人)的“私”,让各式各样的“私”和平、公开地交锋,从而平衡健康地进步。言论自由在于“私”,政治自由也在于“私”。民主选举从来不是选圣贤,而是各种势力之“私”的程序化、公开化的和平角力。只有这种小人之争,才是公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保障。相反,哪个人、哪个集团组织动辄声称它没有私利,标榜天下为公,高唱什么“……为民所……”乘以三的道德经,那才是狼子野心、大奸大恶。祸乱之源,都在“大公无私”。





Deutsche Welle
时事风云 2008.08.30

有关张丹红讨论的本台通告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603310,00.html

过去几天来,互联网以及诸多中国媒体中,出现了很多有关本台工作人员张丹红女士的讨论。一些错误的报道称,张丹红已经被解职。而事实上,张女士作为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工作。

德国之声的工作人员作为地区问题专家,经常以嘉宾身份参与德国及国际媒体的访谈节目。张丹红过去以其众多报道,在德国之声内外,都证明了其专业能力。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她的一些表述同德国之声所遵循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包括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

德国之声有义务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依照惯例,调查结束前,当事人将不参加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包括播音工作。这也是本台处理张丹红女士问题的原则。

2008年8月27日 星期三

太露骨了些,索隐派无用武之地

说的句句是实。

宴会

nostalgia @ 2008-8-27 13:53:06 阅读(2071) 评论(25)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听我爸说我家祖宗曾经很阔,到了我太老爷辈儿家境开始下坡。对岸的几户农民一夜之间发了,跑过来欺负我太姥姥。太姥姥就知道盖房子没什么生意头脑,差点让人把地都骗走了。“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说。

到了我爷爷,地被分得差不多了,几个暴发户也学会了坐着拉屎,还盖了大房子,有板有眼地拿起地主的“范儿”来。“真是老天有眼啊!”我爷爷会说——后来那几家自己为了一口井聚众打架,打到河这边,我伯伯跟其中一拨儿混了一脸儿熟,趁机跑上去打了一个老冤家几棍子,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条汉子,跟着喊:打死丫的!打死丫的!一面拍了一板儿砖。

架打完了——我们这头赢了,祖宗的地差不多都要了回来。挑头打架的几个暴发户和好了,我伯伯和我爸却为分家产翻了脸。“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说。

我刚生的时候我家还是很穷,我小时候我爸常在家跟自己生闷气较劲,要不就是“咱家的地……”。“你有完没完啊还?”我妈有时候忍不住了会说,“瞧瞧人家对岸的,哪家过得……”我爸那时候最怕听人提这个,一提就急,急了就动手。

我上学那年我爸忽然想通了,弄了一个包工队给对面的大户搞装修兼做各样小买卖,几年下来钱越挣越多,可以说是小发了一笔,等我弟出生的时候,我家已经不仅可以天天吃肉,还照着对岸人家的样子盖了几间新房。有了钱我爸的心情好了很多,对家里人和气了不少,我妈也净忙着数钱不怎么顾得上跟我爸斗嘴了。

“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摸着弟弟的脑袋说。




“我要在家搞一个PARTY。”我爸有一天突然宣布。“什么玩意儿?”我妈问。“就是大家轮流坐庄请客吃饭,对岸的大户现在时兴这个。”“要请谁啊都?”“统统都请,请帖已经发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不要啰里啰唆的,你只管做饭就行了。”“还有,太姥姥的房子要油漆粉刷一下,不能给祖宗丢脸!饭厅要重新装修,家具全部要换新的,菜你就看着办吧,鲍鱼烩王八是咱家的拿手菜,量要足,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小气。”“小强,你的钢琴胡琴要加紧练,客人来了要表演,给全家争光!”

“这得花不少钱吧?”我讪讪地问。

“生意上的事你懂个屁!”我爸一脸坚决。

既然爸爸已经拿了主意,一家人就不再犹豫一心一意地投入到了这场盛宴的准备中。尤其是弟弟,一提这茬儿就激动得不行,在所有的衣服上都印上了各种别出心裁的 “PARTY”字样,逢人就说:我们家要开PARTY喽!谁要是拿这顿饭跟他开玩笑,他会脸红脖子粗地跟人争个没完。有一回街上一个好事的说:听说你爸打你妈?他差点没一把火把那孙子家点了。妈妈则是忙于各种具体的事情,扮演她一贯擅长的任劳任怨的角色。我一面在外人面前努力表现对这个PARTY的无所谓甚至是不屑,一面在心理暗暗地为自己是一个新兴暴发户的儿子的地位洋洋自得,盼着这场盛会的到来。

我真的很想他们能喜欢我们的新房子还有老房子。

再说我爸妈也不容易。

 


这一天终于来了。

周围的邻居来了,远房的穷亲戚来了,爸爸的老战友来了,老冤家来了,伯伯来了,对面的大款们也来了。

“听说这家人打老婆。”大款甲一下车就一肚子气。

“对对对,我这次要跟他老婆好好谈谈,要是不让谈,这顿饭我就——”大款乙站在门口大声地说,“不——吃——了!”

“是啊,他的那个装修公司收费太低,里面肯定有鬼!”

“……打老婆……”

“……听说还打孩子呢,太不像话了!”

“……有鬼……”

“咕噜唧哩”

“OK”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爸假装什么也没听见,“请进、请进。”我妈陪着笑脸在屋里招呼着。大款丙盯着我妈看了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我看是假笑,没错,肯定是假笑!”我弟像变了一个人,一点脾气也没了,四处跟着诸位大款的屁股后面“OKOK”个不停。我变得越来越分裂,一会儿眉飞色舞地带客人们参观,转脸又觉得这一切都滑稽得可以,斜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恶狠狠地说:“啊呸!”

饭菜一上,大家都忙着吃,嘴里有食儿,话就不多。

我爸满意地扫视低头咀嚼的两百多颗脑袋,摸了一把正在傻笑的弟弟,对着妈妈微微点了点头。

那一刻他激动了。他觉得自己真正的做了一回主人——那些抢过太姥姥的地的蛮人,平日颐指气使的大款,哥哥,老冤家、爱唠叨的老婆,不知道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的儿子,在这一刹那都是那么的温顺和亲近——真是天高地阔、乾坤浩荡、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四海翻腾和为贵、五洲震荡食为天哇!

那天夜里,客人们早就吃完走了。我起来上厕所看见老爸一个人坐在饭厅里发呆,喃喃地自言自语:“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

对前列腺的敬仰如滔滔亚马逊河

《新闻联播》是不能违反的

钱烈宪 @ 2008-8-27 13:08:56 阅读(6183) 评论(55) 引用通告 分类: 深度变态


《新闻联播》是个说了算的男人


《新闻联播》是参加座谈会的观众主动提及最多的电视栏目,在主持人深入跟进访问后,观众们围绕《新闻联播》畅所欲言,许多观点和表达很有新意,也很鲜活。

你们为什么看《新闻联播》?

张新:我认为《新闻联播》代表我们国家,就跟国旗似的。看《新闻联播》就像吃饭一样,必须得看。就像人每天都看报纸一样,或者是每周一早晨去参加公司的例会一样。

陈春梅:《新闻联播》是国内最权威的发布机构,它发布的新闻是最权威最准确的。在我看来,《新闻联播》说出来的话全部都是代表中央政府的意思。

赵捷:我觉得它比较有政策导向性。有的时候发什么文件,上海台没有,中央台有。

詹亮:《新闻联播》中间没有广告。

陈俊彦:因为习惯了,从小学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过的,偶尔一天不看会觉得很奇怪的。

冯斌:到了晚上7:00,基本上所有的卫视都转播《新闻联播》,我没有选择。而且,我觉得可以通过《新闻联播》了解一些国内外的大事,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动向,每天看《新闻联播》的话,可以第一手掌握一些大的国际动向。还有,《新闻联播》的准确性比较高,不像网上有很多花边新闻,《新闻联播》的新闻我觉得肯定是求证了才敢播的。

周燕梅:我觉得它的新闻比较全面,世界各地都有,各行各业都有。而且上海台在7点之前有一些新闻已经播过了,然后到了7点,我就会想到去看CCTV。

尤慧莹:我一直看是因为我知道《新闻联播》历史很久了,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看的,看了30年了。我也从小就看的,然后觉得它的片头曲几十年不变的,记得那段音乐,对主持人印象也很深。觉得中央领导人主要靠《新闻联播》给我们传达信息,我爸爸就经常看着看着说领导又有什么想法了,然后看完之后就看《天气预报》,蛮顺的。

刘君艳:有时候是工作需要,我经常写材料,必须得了解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国家有哪些大政方针。

宋继赟:因为它在北京,比较有权威性。

郭磊:央视的《新闻联播》比其他台的新闻更严谨,更严肃一点,因为毕竟是中国三大权威新闻机构之一,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的《新闻联播》。当然,我看《新闻联播》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会准确报时,我正好可以对对时间。

陈红斌:我看《新闻联播》有什么感觉呢?最后一段不是国际新闻嘛,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到没有,现在国际新闻报道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原来是5分钟,现在只有3分钟。我觉得这个说明咱们国家的经济水平提高了,国际地位提高了。

李洋:它不仅是我们沈阳人在看,全国人民在这个时间都在看。

周燕梅:现在新出来的播音员海霞,我挺喜欢的。



如果把《新闻联播》比作一个人的话,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主持人:如果把《新闻联播》比做一个人,你们觉得它是男的还是女的?

何涛:男的呗,说了算。

关颖:我觉得应该是男士。就像我一样,虽然我在家也管事,但大事还得是我老公说了算。

赵俊皓:它岁数比较大,是个绅士,感觉就像罗京那样。

宗建军:男的。比较严肃,比较深邃,比较内敛。主持人坐在那里,都是规规矩矩的,主持人打个哈欠,补个妆什么的,报纸上都在议论他们,好像一点都不能动。

高丁露:如果说比较贴近生活的民生新闻是女的的话,那么,《新闻联播》是比较政治,比较严肃的,所以应该是个男的。

娄宏伟:我觉得《新闻联播》比较有领导性,不管是省市台还是其他什么台,一般在晚上7:00的时候都转播《新闻联播》,所以它是男的,因为一般都是男的当领导。

刘大全:因为中央电视台跟政治有关,搞政治的都是男的。



主持人:《新闻联播》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郭磊:它就是大家长。说一不二的,不能违反的。

万晓燕:应该算是一种风帆吧,它有一种指向性。

陈春梅:就像老师一样,带领我们的。它代表中国,代表母亲,代表老师的权威。

俞燕宏:我觉得它像一面镜子吧,从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赵俊皓:是我的长辈。会教育我,提醒我,教育我成长,教育我怎么做人,怎么学习,但是有距离感。

岑屹:我觉得像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它说话我要听,就像我和我的父亲一样,父亲的话一定要听。

刘君艳:《新闻联播》就好比外交部发言人一样,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人说话吧。

卢玉:有句俗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觉得《新闻联播》是铁打的营盘,其他的电视节目是流水的兵。



主持人:《新闻联播》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

方玉敏:成熟稳重,很权威。从主持人的着装就可以看出来,男士全是穿西服,打领带,他们的着装就特别庄重。主持人说话都是很标准的,不像地方台的主持人有地方方言。

陈红斌:个性张扬的人不能做《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因为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代表的是国家。

周俊:它很闷,不跟你说话,我想跟它说话,它不睬你。

刘君艳:它很平和,主持人说话的音调都比较平和,不像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又是港台腔又是嘻哈风格什么的。




假设《新闻联播》这个栏目没有了,你们怎么办?

主持人:假设中央电视台没有《新闻联播》这个节目了,你们会怎么样?

关伟:这个假设不可能存在。

陈红斌:我觉得《新闻联播》没有了的话就像一个人没有了大脑一样,《新闻联播》就是在给全国人民指明一个方向。

张新:那是不行的,就像没有了北京一样。

娄宏伟:那国家大事就不知道了。

陈浩:我东看看,西看看,电视看看,网络看看。

陈蕾:我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因为每天看惯了。



主持人:如果《新闻联播》没有了,你们对中央电视台的看法会不会改变?

岑屹:觉得中央电视台的权威性没有了,像前一段时间关于西藏打砸抢烧的报道,都是从《新闻联播》上播出来的,地方台不可能有。

张薇:我会认为中央电视台出问题了。

郝文峰:如果没有《新闻联播》了,那就不叫中央电视台了,中央台就不完整了。

李洋:会觉得很奇怪。它是中央台一个标志性的节目。换句话说,中央台有义务通过这么一个栏目告诉老百姓国内国外发生的事情。

张宇:它代表了国家这一天的想法,让老百姓了解国家这一天是怎么想的,没有《新闻联播》不可能。

刘大全:国家发布什么政策都得通过这个途径,你要是一级一级往下传达,得传到什么时候啊!


主持人:如果《新闻联播》不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而是在别的电视台播,你们会怎么样呢?

张宇:那就变成普通新闻了,就变成了地方台的辽宁新闻,沈阳新闻,就不叫《新闻联播》了。因为《新闻联播》有特权,你看它什么时候给别的地方让过道,但是别的地方会给《新闻联播》让道,如果说今天的《新闻联播》要延长多长时间,别的台的节目就得往后延。

陈晶:它转到哪个台我就看哪个台,比如说它转到辽宁台了我就看辽宁台。

刘君艳:如果转到地方台那就杂乱无章了。这种严肃的、权威的新闻还是适合在代表国家的中央台播。

宋艳雯:我感觉不是国家的那种新闻,觉得它是地方型的。

赵捷:不看了。觉得在其他地方就不是那种主流的感觉了。

冯斌:如果换到CCTV-2,CCTV-3、CCTV-4,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换到地方台就可能不一定看了,我觉得它的权威性就打折了。

陈俊彦:一样的,只要是新闻就可以了。

郭磊:《新闻联播》在央视一套放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天下第一吧,它是一套,在国内是第一的,如果放到其他地方台的话,我认为就不叫《新闻联播》了。所谓的《新闻联播》就是把全世界和全国各地的新闻在第一时间在第一个频道里放出来给全国的人看,否则就不能叫《新闻联播》了。

俞燕宏:我对《新闻联播》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我看到它就想到中央一套,如果这个台没有《新闻联播》,那么CCTV-1也没有必要存在了。



来源
http://ad.cctv.com/20080716/103829.shtml

相关信息
http://ad.cctv.com/20080716/103769.shtml

行星地球

NHK和BBC合拍的纪录片行星地球第一辑四集:
行星地球 プラネットアース planet earth
2006年5月7日 - 10日
59Mins x 4
http://beta.verycd.com/files/0316a7ed6b7abeeee32f9582fb3c1406471913318
http://beta.verycd.com/files/84f16bf3653dde381068f938fa9c2b6030603

http://beta.verycd.com/files/aba99f340d488cffe4826a1763e48063588657074
http://beta.verycd.com/files/5a2aabdf7cba204c10bbfd3a328bba9627711

http://beta.verycd.com/files/ed68693ee589e6d42fdb3bbe1635d65b588745980
http://beta.verycd.com/files/94180f71781694be60b13c0947776e2831573

http://beta.verycd.com/files/0ee3541a8559601333993969de4246f9588800374
http://beta.verycd.com/files/990d44b48752983742dd0503634e386c27295

拍得那么好,还展示了拍摄的方法——那些动物若有知,一定会怒不可遏:难道我们生命千辛万苦的意义就在于刺激你们人类的视网膜?设使我是它们,宁可饿死,也决计不在镜头前捕食。
好在它们并没有这样的尊严感。一边看,一边感叹众生被觅母支配的生命过程。求生,繁殖,天经地义,艰苦而无痛苦,自在而无幸福。
只有人,从众生中脱颖而出,只有人,有可能摆脱觅母这个引擎,有可能否定生命和生殖。人的定义就是会自杀的动物,会选择绝后的动物。黑猩猩的自我意识仅限于认出镜中的自己,人的自我意识更建筑在对死亡和毁灭的觉悟。所谓痛苦和幸福,所谓自由和理想,都从灭的觉悟中来。

2008年8月24日 星期日

我也觉得来不及了

BBC《今日中国》的第四集,最后戴晴说:

我觉得革命不会给这块土地带来任何好处,只会给野心家带来机会。我觉得中国要变,慢慢地变,要从每个人的脑子变,从每个人的心里变,从每个人的行为变——这个国家的环境和资源才会变。但是,我觉得来不及了。

往日对戴晴印象不怎么样,这席话却几乎就是我的话。

九十年代末到三四年前,我曾经对朝廷麾下的“和平演变”抱有乐观的预期,现在想来,无非害怕二字而已。因害怕革命的发生,所以让自己乐观起来。我找到了支持乐观的理由,诸如中国文明从来就是不一样的,现在将来也必然走特别的道路(于是“特色”被默认了),没有朝廷就没有一个稳定力量,后果不堪设想,再坏也比没有好(于是他奶奶的领导被默认了),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生活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近了许多,还会继续接近(于是一个中心被默认了),英美改良发展顺利,欧陆革命代价惨重(却不想欧陆的革命何以会这样持久惨烈)……

这哪里是理由?十足自欺欺人的障目之叶。我已经懒得驳斥这些理由,戴晴这一句话就足够:慢慢地变虽好,却来不及了。我听见1789的脚步,我看到旧制度前提下历史朝着人们良好愿望前进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无法预见旧制度崩溃后会经过怎样的灾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对我来说,那绝对是灾难而不可能是福音。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许多人念叨的什么“如何成功”——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成功什么前途是什么意思——我只希望我能忍受,能把忍受转化为欣赏,当然前提是不在灾难中毁灭。我下半辈子的目标仅此而已,或者已属奢侈了。

2008年8月23日 星期六

短兵相接



附录相声小段:鸡蛋论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的鸡给了你多少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A:这鸡蛋真难吃。
B:再难吃也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凭这个就不能说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自己家鸡下的蛋都说不好吃,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嫌难吃就别吃,滚去吃隔壁的鸭蛋吧。

A:这鸡蛋真难吃。
B:鸭蛋是好吃 ,可是不符合我们家的具体情况

A:这鸡蛋真难吃。
B:胡说!我们家的鸡蛋比邻居家的鸭蛋好吃五倍!

A:这鸡蛋真难吃。
B:凡事都有个过程 现在还不是吃鸭蛋的时候....

A:这鸡蛋真难吃。
B:光抱怨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努力去赚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幼右心理阴暗,连鸡蛋不好吃也要发牢骚

A:这鸡蛋真难吃。
B: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蛋,美国鸡蛋好吃,你去吧

A:这鸡蛋真难吃。
B:不是老毛,你现在臭鸡蛋都吃不上,还有劲在这里唧唧歪歪

A:这鸡蛋真难吃。
B:大家小心A,此人IP在国外

A:这鸡蛋真难吃。
B:台湾网特,滚,这里不欢迎你

A:这鸡蛋真难吃。
B:tmd,我怀疑你是轮子

京奥方圆暗合风水旺局 盛唐气势再现

民间对于奥运风水的主流观点认为,圆形的鸟巢、方形的水立方分立北京中轴线左右,正好契合风水理论中的“天圆地方”——场馆选址洼里乡揭秘,风水绝佳振奥兴邦。











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2/9/6/100729683.html?coluid=24&kindid=0&docid=100729683&mdate=082314065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8-23 09:04:07

  中评社香港8月23日电/延续数千年的中国风水文化,近来在内地再度兴起。素以学说繁多纷杂着称的中国风水界,同为一个“大风水”叫好,那就是北京奥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王大师表示,古人对于墓地和寺庙选址极其讲究,地处安定门外的洼里乡的确风水奇佳。事实上,洼里乡早在20多年前就已被确定为奥运用地。

  文汇报报道,不少民间风水师认为,风水学说对奥运场馆布局起到决定性作用,鸟巢和水立方是当今世界现代建筑中最大和最讲究风水的两个建筑。

  民间对于奥运风水的主流观点包括:

  一、水立方建在北京的北面(北方属水),以水为主题的场馆,将会滋润北京城;

  二、北京古称“燕京”,象征也是燕子,以鸟巢命名国家体育场,“燕归巢”的风水含义不言而喻;

  三、圆形的鸟巢、方形的水立方分立北京中轴线左右,正好契合风水理论中的“天圆地方”。

  另外,也有玄学家认为,水立方属“水”、鸟巢属“木”、依照五行原理正是,水生木、木生火。这被奥运布局旺起来的“火”,正是火红的中国国旗以及不断传递的奥运火炬。

  外媒:人气催旺中国经济

  韩国媒体的报道则更加有趣。《朝鲜周刊》称,奥运开幕时,鸟巢将聚集很多“年轻人的气”,这些“气”将沿着中轴路汇聚到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纪念堂,从而“被吸入画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中”,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坊间流传的说法,似乎已被事实印证。北京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和各国民众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开幕式”;各国运动员在“风水极佳”的赛场上屡破世界纪录,水立方甚至因此被西方称为“水魔方”,奥林匹克精神更因此在全球“大旺”起来。

  北京奥运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风水秘密?一位具有官方背景,被业界尊为王大师的风水家对本报揭开了谜底。“虽然以五行原理分析鸟巢、水立方的布局并非毫无道理,但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和‘事后诸葛’”,王大师表示。

  奥运所在地 史上风水佳

  北京奥组委官方强调,奥运布局不相信风水,而是尊重科学,本报也从多方渠道了解到,奥运场馆建设并未刻意追求风水理念。但鸟巢、水立方以及奥运村所在的洼里乡确实是老北京人口中的“风水宝地”,这里埋葬过一位清代公主和多位古代名士,还有供奉泰山娘娘的“碧霞元君庙”和龙王庙(修复后,现为奥运村的村长室)。这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王大师表示,古人对于墓地和寺庙选址极其讲究,地处安定门外的洼里乡的确风水奇佳。

  事实上,洼里乡早在20多年前就已被确定为奥运用地。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杜立群介绍,洼里乡18.8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全部是绿地,几十年来,这里的建设目标就是森林公园和绿化隔离带,从未出现过一家带污染企业。

  1993年,《北京市总体规划(1993年~2010年)》,对洼里乡进行明确定位——旧城中轴线的南、北延长线两侧,将主要用于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建设。

  王大师认为,抛开很多玄而又玄的说法提出:风水就是“时间和空间”,其本质是建立和维系人类生态平衡场,从现代绿色、无污染的角度评价,洼里乡也是块“大风水”宝地。

  风水三神笔 紫禁城 天安门 奥体中心

  文汇报又报道,很多国人最关心奥运风水与中国国运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活北京”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经这样说过:“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有3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紫禁城,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中心;二是天安门,新中国把一个旧时代的宫廷广场改造成一个人民的广场,给北京带来全新的景象;第三个里程碑就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这是对北京城传统中轴线的延伸,代表着北京开始借奥运会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盛唐之势再现

  王大师肯定地告诉记者,无论是目前中国良好发展态势,还是研究历史规律,抑或用玄学角度探索未来国运,中华民族再现“贞观之治”、“康干盛世”绝非儿戏之言。日本媒体似乎“先知先觉”,一向喜欢跟中国“唱反调”的《产经新闻》甚至在头版刊发评论文章惊呼:“当今中国,具有盛唐之势。”

  中国如虎添翼

  王大师认为,中国历来以“三元九运”预测国运,2004年—2023年进入下元八运,此运为“艮”卦,大旺东北方,子山午向(即坐北朝南)建筑更是“旺丁旺财”。北京位于中国东北部,鸟巢、水立方均为子山午向,在八运中北京大有发展,首都的旺相必将推动中国国运更上一层楼。

  这位风水学家认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华再迎盛世。奥运选址到建筑虽然未依照风水理论行事,但却暗暗符合风水大旺格局,是真正顺时、顺势而为,堪称天意。可以预计,奥运是令中国国运如虎添翼的“大风水”,中华民族会因举办奥运而更加兴盛!

2008年8月21日 星期四

买佛龛

陈晓卿 @ 2008-8-22 1:50:50

http://www.bullog.cn/blogs/hizi/archives/169078.aspx

  近来老妈成了体育迷,天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比赛,前提是有中国队的比赛。不管什么都看,哪怕规则都不清楚,只要有希望得金牌就行。她愿意等,等到升国旗的时候。

  我理解不了这种心理。当年,部办秘书纪大姐整整一上午一眼不拉地看谢军的比赛直播,我特敬佩也特吃惊,在旁边问:“您还会下国际象棋呢?”“我哪懂这个?可咱们小谢军,就快拿世界冠军了!”纪姐头都不回,双手捂着胸口说,“多让人激动啊!”我倒。金牌真这么重要么?
 
  偶尔,老妈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她到昨天还在担心,美国队会不会在金牌榜上超过我们。我反复解释鬼子没希望了,她才稍微放下心来。但我说金牌不重要,她又不乐意了,认为我假清高。我被迫用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大Party,大家来乐和乐和就得了,可现在已经成了堂会了……这下我妈真的生气了,她认为我太反动,“金牌多不是意味着我们国家体育强么?难道你就希望我们还是东亚病夫才好?”

  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引用刘建宏同学的例子。四年前的雅典,中国队金牌狂飚,回来后,建宏到母校讲座,在座有听众也说到这个问题,理所当然认为“国运盛体运盛”,金牌多就意味着咱们已经成为体育大国了。刘同学一时语塞,只好反问台下,请每周坚持体育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二百多人的礼堂,举手的只有不到三十人;刘同学趁热打铁,继续请坚持每天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令人汗颜,只有五个人……刘建宏把双手一摊,耸了耸肩膀,算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台下掌声雷动。

  当然,我妈显然比那些年轻人难以说服。她坚持认为这次堂会相当伟光正,并且举了大量例证--北京的空气质量,道路交通,治安状况……更重要的是,得了这么多金牌,真的让人从心底感到国家大有希望。她认为我这么大岁数还不懂事,觉悟太低,甚至连陈乐都不如。

  我只好闭嘴,继续看比赛。昨天女排发挥一般,被巴西队遏制了,让老妈心情非常不好。我赶紧解释说,比赛总有输有赢,运动员有状态高低的问题,时好时坏。比如,如果今天第一局如果拿下了,就会像股市暴涨,后面也就顺了;没拿下,就有可能像股市暴跌……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近期股市低迷,我们本来让老爸解闷玩儿的炒股活动,结果把老人家套在那儿了,这事情一直让老妈搓火。

  果然,我妈关了电视,开始埋怨我们怂恿我爸糟蹋钱。我恨自己多嘴,可也只好听着。抱怨了一会儿,我妈突然问我:“你说,股价都跌成这样了,国家怎么不管呢?”我对炒股一窍不通,只好想像着解释--炒股是市场行为,可能国家干预的程度有限吧。我妈摇头,表示不信:“别人说的可跟你不一样,政府其实是能救市的。”

  “那为什么不救呢?”我问。“还不是因为要办运动会?”老妈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开始吸引我们往里面投钱,都投了,投多了,然后它就缩水。你说这次北京,花了多少钱啊!真是劳民伤财,哪一分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

  相关阅读:侯宝林郭启儒相声选段

北京八旬老太申请抗议反遭劳教惩罚;秦刚论兴奋剂

BBC:北京八旬老太申请抗议反遭劳教惩罚

2008年08月2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41北京时间 01:41发表

北京当局为奥运专门设立了示威区,但是,两位年近80的北京老太太却因为长期上访、申请抗议遭到惩罚。

这两位老太太吴殿元和王秀英先后五次向当局申请到新设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 游行示威。

但是,她们的申请没有到当局批准或拒绝的答复,后来,两人同时遭到被判劳教一年的处罚。

79岁的吴殿元和77岁的王秀英原来的住房于2001年被强制拆除。之后,两人就一直不断上访。

扣留盘问

吴殿元的儿子李学惠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表示,两位老太太从8月5日至8月18日期间,先后5次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申请到新设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 进行游行示威。

但是这些申请无一得到当局批准或拒绝的答复。两人于8月5日申请游行当天还被公安局扣留盘问10个小时。

李学惠说,8月17日中午,吴殿元和王秀英同时收到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7月30日签署的的"劳动教养决定书"。

他说,两位老太太8月18日再度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时,执勤的公安人员告诉她们,因为两人已经在8月17日收到劳动教养决定书,所以她们现在没有权利申请游行示威。

李学惠表示,他们准备通过司法渠道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表示:"积极上访的吴殿元和王秀英在申请游行示威后遭到当局处罚,显示了政府所宣称的在奥运会期间专设'集会游行示威场所'供民众申请游行,不过是在作秀"。

她指出,尽管民众提出许多申请,但当局除了报复的行动外,未有批准任何申请的报道。

近十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因征地、拆迁、国企改制、军人转业导致的上访人次剧增。



Too Old and Frail to Re-educate? Not in China

By ANDREW JACOBS
Published: August 20,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8/21/sports/olympics/21protest.html?_r=2&pagewanted=1&oref=slogin



Two Women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Wang Xiuying, left, and Wu Dianyuan have been ordered to undergo “re-education” for seeking a protest permit in Beijing.

BEIJING — In the annals of people who have struggled against Communist Party rule, Wu Dianyuan and Wang Xiuying are unlikely to merit even a footnote.

The two women, both in their late 70s, have never spoken out against 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Both walk with the help of a cane, and Ms. Wang is blind in one eye. Their grievance, receiving insufficient compensation when their homes were seized for redevelopment, is perhaps the most common complaint among Chinese displaced during the country’s long streak of fast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Beijing police still sentenced the two women to an extrajudicial term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this week for applying to hold a legal protest in a designated area in Beijing, where officials promised that Chinese could hold demonstrations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They became the most recent examples of people punished for submitting applications to protest. A few would-be demonstrators have simply disappeared, at least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Games, squelching already diminished hopes that the influx of foreigners and the prestige of holding the Games would push China’s leaders to relax their tight grip on political expression.

“Can you imagine two old ladies in their 70s being re-educated through labor?” asked Li Xuehui, Ms. Wu’s son, who said the police told the two women that their sentence might remain in suspension if they stayed at home and stopped asking for permission to protest.

“I feel very sad and angry because we’re only asking for the basic right of living and it’s been six years, but nobody will do anything to help,” Mr. Li said.

It is unclear why the police have detained people who sought permission to protest. Some political analysts say the police may be refusing to enforce the government’s order, announced last month, to allow protest zones. Chinese lawyers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lso suggested a more cynical motivation — that the authorities were using the possibility of legal demonstrations as a ploy to lure restive citizens into declaring their intention to protest, allowing the polic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m.

When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warded the Games to Beijing in 2001, ignoring critics who said China should not be rewarded for repression, its president, Jacques Rogge, offered assurances that the Games would invariably spur China toward greater openness.

But prospects dimmed even before the opening ceremony, when overseas journalists arrived to discover that China’s promise to provide uncensored Internet access was riddled with caveats. The ensuing uproar did persuade the government to unblock some politically sensitive Web sites, but many others, including those that discuss Tibet and the banned spiritual group Falun Gong, remain inaccessible at the Olympic press center.

The announcement that the police had set up protest zones was first greeted as a positive if modest step that could allow Chinese a new channel to voice grievances otherwise ignored by party officials and the state media.

“In order to ensure smooth traffic flow, a nice environment and good social order, we will invite these participants to hold their demonstrations in designated places,” Liu Shaowu, the security director for Beijing’s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He described the creation of three so-called protest zones and suggested that a simple application process would provide Chinese citizens an avenue for free expression, a right that has long been enshrin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but in reality is rarely granted.

But with four days left before the closing ceremony, the authorities ac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yet to allow a single protest. They claim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who filed applications had their grievances addressed, obviating the need for a public expression of discontent.

Chinese activists say they are not surprised that the promise proved illusory. Li Fangping, a lawyer who has been arrested and beaten for his dogged representation of rights advocates, said there was no way the government would allow protesters to expose some of China’s most vexing problems, among them systemic corrupti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esidents for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Olympics.

“For Chinese petitioners, if their protest applications were approved, it would lead to a chain reaction of others seeking to voice their problems as well,” Mr. Li said.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embraced a market economy and shed some of the more onerous restrictions that dictated where people could live, whom they could marry and whether they could leave the country. But with political dissent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unrelenting.

In theory, the Communist Party allows citizens to lob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matters of local corruption, the illegal seizure of land and extralegal detentions. In reality, those who arrive at Beijing’s petition office are often met at the door by plainclothes officers who stop them from filing their complaints and then bundle them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Intimidation, beatings and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s are often enough to prevent them from trying again.

Daniel A. Bell, who teaches political theor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suggested that Western political leaders and rights advocates were naïve to think that the Olympics would lead to looser restrictions. Although Chinese have come to enjoy greater freedom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progress has been largely stalled in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Olympics as officials worked to ensure that nothing would interfere with them.

In recent months, the pressure has only intensified: scores of rights lawyers and political dissenters have been detained, and even the armies of migrant workers who built the Olympic stadiums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leave town, lest their disheveled appearances detract from the image of a clean, modern nation.

“When you have guests coming over for dinner, you clean up the house and tell the children not to argue,” Mr. Bell said.

While the demands of Ms. Wu, 79, and Ms. Wang, 77, the protest applicants, might be seen as harmless, they threatened to expose the systemic problems that bedevil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Like many disenchanted citizens, the two women, former neighbors, were seeking to draw attention to a government-backed real estate deal that promised to give them apartment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that replaced their homes not far from Tiananmen Square. Six years later, they are living in ramshackle apartment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and their demands for compensation have gone unanswered.

On Monday, when they returned to the police station to follow up on their protest applications, the women were told they had been sentenced to one year at a labor camp for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For the moment, the women have been allow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but they have been warned that they could be sent to a detention center at any moment, relatives said.

Officials say that they received 77 protest applications but that nearly all of them were dropped after the complaints were “properly addressed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or departments through consultations.”

At a news conference on Wednesday, Wang Wei, the vice president of Beijing’s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 was asked about the lack of protests. He said it showed the system was working. “I’m glad to hear that over 70 protest issues have been solved through consultation, dialogue,” he said. “This is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But human rights advocates say that instead of pointing the way toward a more open society, the Olympics have put China’s political controls on display.

“Given this moment when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is shining on China, when so much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re in Beijing, it’s unfathomable why the authorities are intensifying social control,” said Sharon Ho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truth is they’re sending a clear and disturbing message, one they’re not even trying to hide, which is we’re not even interested in hearing dissenting voices.”


流氓国家的外交部真是流氓济济。越流氓越有前途,沙老师是榜样。

秦刚论兴奋剂

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467269.htm



2008年8月20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胡**主席访韩、南奥塞梯局势、北京奥运会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今天有六名外国人举行支持“*独”的抗议活动而被中国警方逮捕,他们现在在哪里?是否会被驱逐出境?另据称有两名中国妇女因为申请示威被判劳教,你对此有何评论?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主管部门还没有批准一起示威申请,你认为这能体现中国的民主吗?

  答:你是不是看到新华社的消息之后感到很失望,缺少一点“兴奋剂”?

  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就相关问题作出了解释,我没有更多的补充。在中国和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申请游行示威要依照有关的法律程序进行。

  外国人在北京举行示威活动,他们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如果出现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有权依法进行处理。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从事支持“*独”和分裂中国的活动不受欢迎,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和一致的谴责。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具体情况请你向有关部门去了解,我在前面的阐述中已经回答了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原则。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