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鹿奶粉中会有三聚氰胺
大家也许还还忘记2007年中国徐州一家出口美国猫狗食物的企业在宠物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来冒充蛋白质导致中美关系轩然大波的事情吧？三聚氰胺，是一种很常见的塑料化工原料，其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氮原子很多，这特点本来也没啥好说的，这种化工原料多如牛毛，这特点也不足让咱三聚氰胺如此又名。
我们知道，食品工业中常常需要检查蛋白质含量，但是直接测量蛋白质含量技术上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适合大范围推广，所以业界常常使用一种叫做 “凯氏定氮法（Kjeldahl method）”的方法，通过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也就是说，食品中氮原子含量越高，这蛋白质含量就越高。这样一来，这名不见经传的三聚氰胺的由于其分子中含氮原子比较多，于是就派上大用场了。
三聚氰胺(melamine) 是一种有机含氮杂环化合物，学名1,3,5-三嗪-2,4,6-三胺，或称为2,4,6-三氨基－1,3,5-三嗪，简称三胺、蜜胺、氰尿酰胺，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主要用途是与醛缩合，生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生产塑料，这种塑料不易着火，耐水、耐热、耐老化、耐电弧、耐化学腐蚀，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是木材、涂料、造纸、纺织、皮革、电器等不可缺少的原料。它还可以用来做胶水和阻燃剂，部分亚洲国家，也被用来制造化肥。
三聚氰胺的最大的特点是含氮量很高（66％），加之其生产工艺简单、成本很低，给了掺假、造假者极大地利益驱动，有人估算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蛋白质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所以“增加”产品的表观蛋白质含量是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原因，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等也成了掺假、造假者心存侥幸的辅助原因。
1994年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合编的《国际化学品安全手册》第三卷和国际化学品安全卡片也只说明：长期或反复大量摄入三聚氰胺可能对肾与膀胱产生影响，导致产生结石。
三聚氰胺最早被中国的造假者用在家畜饲料生产中，饲料中添加了这玩意，仪器一检测，氮原子很多啊，一推算，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生产者顺理成章地就省下昂贵的蛋白粉开支了。三聚氰胺虽然有毒，但是牛羊体积都比较大，肾功能强，能顺利代谢毒素，吃了，好像也没啥死牛死羊的事情发生，于是也没人去关注。顺理成章，造假者扩大应用范围，顺便把三聚氰胺用于出口美国的宠物饲料中，当然不幸的是，猫狗等宠物体积比牛羊小多了，代谢能力差，这三聚氰胺的毒性的影响也就大了，结果毒死了猫狗，惊动了美国洋老太爷，最后三聚氰胺这种东西也进入美国的FDA的视线。
据说当时美国人发现三聚氰胺后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啥添加这玩意，还以为是老鼠药污染造成的。记得当时美国新闻媒体报道都是怀疑中国粮食仓库看管不严，造成老鼠药污染。后来终于有知情的中国人忍不住，偷偷告诉美国人这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奥秘，这高手云集的美国学术界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这复杂的高科技造假过程。
大家注意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受“污染”的都是最便宜的18块钱一袋的婴儿奶粉，显然，三鹿为了占领农村奶粉市场这块最后的肥肉采取了低价倾销战略，但是卖这18块钱一袋的奶粉连本钱都不够，大量生产岂不亏老本了吗？于是三鹿为了节省成本，在奶粉中添加廉价大豆蛋白粉来替代奶粉，这大豆蛋白粉本来也没啥大事，但是，恰恰这次里面被添加了伪造蛋白质的三聚氰胺这高科技玩意，于是最终制造出这起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当然，成人奶粉中肯定也添加了这种高科技玩意，因为成年人的代谢能力比婴儿强大得多，除了特殊的病人，自然也不会有中毒事件发生。另外，如果你想知道三聚氰胺这玩意在中国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应用的广泛性，google一下“蛋白精”，看下结果就知道了。其实，现在还有比三聚氰胺更先进的造假产品，能“耐水洗化验”，能“抗氨氮反应”。总之一句话，你高科技的爷爷都检测不出来这是假的蛋白质。
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现在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安全地吃进肚子里？三聚氰胺这个黑手，从最初的牛羊饲料市场开始蔓延，发展到今天，终于伸到了婴儿奶粉这个领域。我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觉中，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有没有谁做过三聚氰胺对人类健康长期影响吗？我想肯定还没有，因为谁都不会想到，一个国家几亿人，竟然会去吃这种跟食品风牛马不相及的塑料工业的原料。
2008年9月12日 星期五
十万个为什么之三鹿奶粉
2008年9月11日 星期四
“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
毛标准像加工师陈石林
中国新闻周刊/陈石林制造了红色影像的神话。依靠暗房技艺，他加工制作出了毛泽东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标准照，彼此承继，永不衰老，以至于毛泽东进入晚年时，画面怎么修，都“不像主席了”
陈石林，中国摄影家学会高级工程师，曾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组长、翻修组组长，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长。除了毛泽东的标准像，陈石林当时加工过所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林彪在内。
陈石林10来岁就被父亲送到南京照相馆学艺，后来又到香港和台湾谋生，学习加工照片。1950年7月，陈石林回到大陆，当时还很少有人会加工照片，并且能够修出光线的层次、密度和立体感，陈石林被作为人才留下了，进了中央新闻摄影局，后来又进了新华社摄影部，而且享受着和延安来的老革命一样的高级待遇，可以吃小灶，睡沙发床。
恰好赶上要为毛泽东制作标准照，陈石林的技术派上了用场。
“政治是第一位的”
有好几个人问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
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拍摄了一张面带笑容、情绪很好的画面。但画面左右两侧都有人东张西望，显得很不协调，如果把两边剪裁掉又失去了现场的气氛。陈石林担负了修整照片的任务，他用3张底片合成放大，去掉了画面上左右人群，还原了场地和树木，并为主席修出了洁白的牙齿，“加强了毛泽东欢乐的笑容”。
“我当时是翻修组组长，翻是‘翻拍’的翻，修是‘修整’的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新华社有个反对修正主义小组。”陈石林回忆。
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毛泽东从不上照相馆，也不喜欢被人摆拍，陈石林于是从上万张底片中选中了一张毛泽东与劳模的合影，从“集体照”中抠出了毛泽东的头像，他把钟表的发条磨得很细，做成刀片，修掉了毛泽东右后侧的人头。毛泽东第一张标准照在发条刀下诞生了，一年中就印刷了2000多万张，并作为最高面值的纪念图案，上了日后的新版人民币。
“一般照片出来不应该修，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群众可以理解。但是当时情况不一样，政治是第一位的。”陈石林强调，修整好照片的前提是，照片一定要是真的，特别是照片的影像结构不能动，动一点就假一点。而假照片是没有好下场的。陈石林介绍，特殊年代里，因为政治原因常需要对照片动大手术，比如新华社当年曾经发表了一张有毛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共同出席会议的照片，而记者当时因故没有拍到邓小平，在后期加工时想出奇招，把陈毅的头从画面中裁掉，把邓小平的头安在了陈毅身上。这桩“换头案”到底被揭发，被“四人帮”视为帮“走资派”复辟的罪证，大加批判，加工照片的人也受到了处分。
“最像”毛主席
“我从来不讲主席不上像，而是主席的真实形象有没有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在暗房实践中，陈石林逐渐摸索出一套做法，让照片看上去“最像”毛主席，关键是要对领袖气质心领神会，要怀着对领袖的深厚感情，仔细观察，取长补短，突出神韵。比如毛主席头上的光线，该亮的地方一定要亮，毛主席的额头上有“龙骨”，智慧纹很细，略微有一点亮光比较好；而毛主席晚年的眼袋比较深，这里可以柔和一点；毛主席的眼睛原来是很明亮的，年纪大了有点混浊，就要在眼白部分稍微提高一点亮度。相纸也很重要，因为普通放大纸有收缩性，要用匈牙利的放大纸，毛主席的照片才不会变形。
在陈石林看来，政治人物的像有特殊性，美不美倒并不打紧。没有电脑的年代，只能用透明水彩染料涂，用减薄液，哪个地方该浓、哪个地方该淡，靠得是对影像的感觉。比如毛泽东的第三张标准照起初是请照相馆的高级技师修整的，结果他们修得太过仔细，脸部太光滑了，领袖看上去像个瓷娃娃，只好把底片拿回去让陈石林再重做。制作的过程也有讲究，常常是领导默默地将胶卷交给陈石林，陈石林独自修整加工，而后又默默地上交。
陈石林的办公室当时是禁区，一般人不能够随便进入，而没有修改完成的照片则绝对不可以泄密，废了的照片也要全部扔到新华社的一个大炉子里去，当场被焚毁。照片结果的好与坏，大家一句话都不敢讲。因为指责照片，也等于是指责领袖的不足，是为大不敬。
上世纪60年代，陈石林的职业生涯达到巅峰，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拥有一间暗房，天安门有什么重大活动，记者刚刚拍完照，胶卷立即就送到这里，由陈石林以最快的速度加工修整。除了要把照片修得更像毛主席，画面上容易引起歧义的元素，比如群众挥舞的手臂挡住了毛主席的脸，也注定是要被删除的。
1976年，毛泽东逝世。作为第一批群众代表，他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北厅瞻仰毛主席遗容，寄托哀思。加工了半辈子毛主席照片，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主席，毛泽东遗体化了妆，脸上涂红了，看上去如同活人。陈石林心里有个比较，毛主席轮廓还是挺好的，但和照片上不一样。
谁动了毛主席的领子？
陈石林在暗房中为毛主席整过两次领子。毛泽东第三张标准像流传最为广泛，鲜有人知的是，陈石林涂抹掉了背景上露出的灯罩子，消掉了衣服上的皱褶，还把毛泽东白衬衣的领子勾画齐整。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张照片到底被人挑出了骨头，为什么毛主席在这张照片上只露出了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这是污蔑毛主席“偏听偏信”。
1964年，为毛泽东拍一张正面照，露出两个耳朵的标准照，这个重大任务落到了新华社记者郑景康的头上。为了不惊动毛主席，郑景康只带了简单的灯光，只身赴中南海。照片拍回来了，领导还是默默地交给了陈石林。陈石林也还是一句话没有讲，他多年后才披露：“当时我拿到照片后，只感到作为一位伟人，毛泽东这张照片根本不能和崇拜他的群众见面。”在陈石林看来，这张什么都记录下来了的领袖照片几乎是废品：毛泽东眼神无光，显得很苍老，衣服上有大块阴影，衣领还不整齐。
但是陈石林晓得摄影记者的苦衷。那个年代，毛主席已经是神，摄影师见到毛主席连话都不敢同他讲，哪里还敢提醒主席，甚至于敢摸摸主席的领子，帮着主席把褶皱抹平。
陈石林只能在暗室里动了毛泽东的领子。他用四倍的放大镜进行修整，修掉不足处。这时的陈石林，技术已经达到了真正的巅峰状态。经过修整的照片，甚至比 5年前制作的毛泽东第三张标准照显得还要年轻，头发更黑，皱纹更少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70岁了。1998年，陈石林碰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讷说毛主席很喜欢这张照片，亲自圈定，李讷赞叹其神奇：“无论在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修整后的第四张标准照几乎完美无缺，直到群众提出了新的意见。原来，郑景康曾经给蒋介石拍过照，群众质疑，说伟大领袖怎么能够和蒋帮头子用同一个摄影师？陈石林又开始制作毛泽东的第五幅标准像。只是晚年的毛泽东迅速衰老，画面无论怎么修整，再也体现不出伟大领袖的形象了，关键是看上去“不像主席了”，陈石林无奈放弃。多年修整出的毛主席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陈石林自己也过不了这道关了。
1970年，陈石林被调离领袖照片工作组，下放到干校劳动。他感谢时任新华社领导的帮助，中止了他继续研究工作的权利，因为他的人生就此圆满了，他再也修不出合格的毛主席像了。而毛泽东最终还是和蒋介石共用了同一个摄影师，由郑景康拍摄、陈石林修整加工的毛泽东第四幅标准照，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80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访问邓小平，她问邓小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特殊年代里，以毛泽东的标准照为母版，毛主席像几乎也成为了神祇。昔日的黑龙江新闻摄影记者李振盛在其博客上回忆，他当年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就压着翻拍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角度不同的毛主席照片备用。凡是拍回来的新闻照片上，领袖像不大清楚的、集会大场面领袖像太少的、远景中的领袖像显得太小的、群众举的领袖像只见背面木板不见正脸的，都必须动手修改，找出适合的毛主席像剪贴上去，哪怕是大会场中从群众背后朝前拍的大会场，贴正脸领袖像的方向不对头看着很别扭，这都没有关系，只要突出领袖，保证都会顺利过关。
陈石林成了造神链条上最初始的那一环。“文革”时期，红卫兵曾经到新华社造反，指责其封锁伟大领袖的照片。于是由陈石林负责，做了多套毛泽东像的透明片，发到全国各地。当时全国各地的图片社、照相馆等都停下了正常业务，全力以赴生产，一共生产出了上亿张毛泽东照片。陈石林告诉记者，自己离开了领袖照片工作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当时社会上的毛主席像已经达到了饱和。而他保护了照片洗印行业一批人的饭碗，当有人问，出身不好或者是给汉奸拍过照的人能否参加毛主席像的生产，陈石林回答，只要技术好，他们正好可以在生产毛主席像的过程中进行改造。
1989年，陈石林退休。制作领袖照片的陈石林，对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格外敏感。1978年底，邓小平在一次视察讲话中提出要给刘少奇同志平反，那时刘少奇的照片资料还被封锁着。陈石林与摄影家协会的同事合作，从老摄影家、老记者，以及王光美的个人收藏中精选了上百幅照片，进行加工。1979年5月17 日下午，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开追悼会，由他们制作的《少奇同志生平》的大型摄影图片，也在各省市自治区展出。邓小平90华诞时，陈石林又参与组织了 “小平你好”大型图片展。
陈石林表示，“毛主席思想渗透到我的最底层去了，在政治方向上掌握得比较好。”而只要毛泽东或者其家人的历史照片需要修整，他更是义务配合。他曾经为邵华加工过一张与毛岸青的合影，为了效果理想，他将照片放大成2米长进行修整，没有提钱的事。他还帮助邵华最终找到了110位摄影家，展出了110张有关毛主席的珍贵历史图片，庆祝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陈石林几乎和当时所有拍摄过毛泽东的摄影师关系良好，特别是文革时期，“那种照片，不修怎么出得去啊！大多数都修了，把主席脸上修得很均匀，很好。”令陈石林满意的是，群众再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山西塌泥恐千死孟学农仕途堪忧
明报专讯/山西襄汾在残奥期间发生矿场溃坝山泥倾泻导致重大伤亡事件令中央震怒，国家主席糊绵踌及总理瘟痂煲昨日下令全力组织抢救，并依法追究责任。新华社报道，溃坝事故已造成128人死亡，35人受伤。不过当地消息称，泥石流(山泥倾泻)爆发仅两分钟就将一座市集和数个村子夷为平地，遇难人数可能超过千人。有消息称，山西省长孟学农本周末将会向国务院汇报灾情，其仕途前景不妙。
9月8日发生的新塔矿业尾矿溃坝事故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官方已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违法生产、尾矿库超储。新塔矿业矿主和相关责任人等9人已被警方拘留，另外，襄汾县陶寺乡党委书记、乡长，襄汾县安监局局长、襄汾县安监局总工程师被撤职。
尸体摆满地官员阻认尸
来自襄汾县的消息称，新塔矿区许多受灾村民对于官方公布的死者人数表示不相信。村民魏光飞透露，被泥石掩埋的集贸市场可容纳上千人，云合村、贺家庄、薑家沟、卧龙等地村民都到那里买东西，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泥石流畄下来，这些活下来的可能性极小。遇难者中不少是外地矿工及家属，矿工肖某亲眼所见：上千平方米的泥地上摆满了一排排尸体，至少两百具，仅他们重庆老乡就有6个孩子成了孤儿。因为当局迟迟不允许辨认尸体，有死者家属和当地官员一度发生冲突。
对于襄汾县发生溃坝并造成大批民众死亡事件，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糊绵踌、总理瘟痂煲作出指示，要求採取一切措施，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和伤员救治，做好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及依法追究责任。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已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
国务院马凯赴现场善后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透露，新塔矿业採矿许可证2007年8月过期，这家矿业公司属于非法企业。据知情人士透露，新塔矿业老闆为张培亮，当地原是停用的国企矿山，留下一个库坝、废弃多年。矿工说，张培亮买下后将库坝内乾沙挖出来重新推了个堰塘，选矿挑出来泥沙、水都堆在里面，堆得愈来愈多，再加上事发当日下大雨，坝堤承受不住就崩了。
而襄汾县所属的临汾地区，当地去年曾发生轰动全国的「黑砖窖事件」。因地下矿窖太多污染环境，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去年评出全球九个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山西临汾榜上有名。
明报记者报道
2008年9月10日 星期三
加拿大前外交官：西方对中国抱有5种“幻想”
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9月8日文章，原题：前外交官提醒西方不要对中国心存幻想加拿大一名前外交官表示，加拿大人受惑于中国的“魅力攻势”。
“我想政治人物必须摘下玫瑰色眼镜，认识到中国的本来面目”。布赖恩·麦克亚当说，“加拿大政府认为它必须迎合中国的需要，调整其对华外交政策。这是有勇无谋”。
麦克亚当在加拿大外交界工作30年，曾驻欧洲、中东、加勒比地区以及远东。他是研究华人黑帮组织和中国在加拿大间谍活动的专家。
如今已成为一名国际顾问的麦克亚当说，西方对中国抱有5种“幻想”。
幻想一：加拿大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麦克亚当说，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383亿加元）是加对华出口（93亿加元）4倍多。“实际上，中国几乎是在把加拿大当殖民地来利用。从我们这里获得原料，再把产品卖给我们。”
他说：“加拿大不需要中国。是中国需要加拿大。”
幻想二：中国有13亿消费者。
“白日做梦———他们的10亿农民甚至买不起一瓶可乐。”麦克亚当说。真正的顾客群只有30万，是那些享有政府特权的人。
幻想三：中国正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麦克亚当说：“贸易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永远都不会。”
幻想四：中国改善了人权。
麦克亚当说，甚至在加拿大，华人移民和留学生“都遭中国政府恐吓，被迫刺探情报”。
幻想五：中国是友善的。
麦克亚当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令人吃惊……借此尽可能快地变成高技术超级大国。它想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者唐纳·雅各布斯，郑秋靖译）
Former diplomat says West has 'fantasy' view of China
http://www.canada.com/ottawacitizen/news/story.html?id=9c707d65-47cf-4e78-9efe-f98216c3ecc6&p=1
Donna Jacobs, The Ottawa Citizen
Published: Monday, September 08, 2008
Canadians have fallen for a Chinese government "charm offensive," says a former Canadian diplomat and specialist on Chinese mafia "Triad" gangs and Communist China's government-directed espionage in Canada.
"I think politicians have to take off rose-coloured glasses and realize what China is all about," says Brian McAdam.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inks it has to pander to China's needs and to align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This is foolhardy."
Mr. McAdam had a 30-year career in Canada's diplomatic service with assignments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the Caribbean and the Far East. His career ended soon after he discovered a lucrative visa-for-sale scam operating inside Canada's consulate in Hong Kong.
He spent several years warn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at Canada was admitting Chinese criminals and government spies. Immigration and External Affairs (now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gnored his consular reports.
Ostracized and in ill-health, Mr. McAdam took early retirement in 1993, at age 51. However, he later instigated a joint CSIS-RCMP investigation, Project Sidewinder, which, in its 1997 report, confirmed his findings.
"This document," said the Sidewinder Report preface, "does not present theories but indicators of a multifaceted threat to Canada's national security based on concrete facts drawn from the databanks of the two agencies involved (RCMP and CSIS), classified reports from allied agencies and various open sources." A few days after the Sidewinder team submitted its report, CSIS ordered all copies destroyed and the investigation disbanded. CSIS justified the report's destruction as "conspiracy theories -- rumour and innuendo."
Mr. McAdam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expert and author on Triads,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ir partnership and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worldwide.
He says that five myths perpetuate the West's "fantasy" view of China.
Myth 1: Trade with China benefits Canada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eard that China is now Canada'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sks Mr. McAdam. "This means that China is our second-largest source of imports after the U.S. -- not that our trade with China has improved."
He notes that China now exports more than four times as much to Canada ($38.3 billion) as we are selling to them ($9.3 billion). Statistics Canada says the Canadian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expanded from $3.9 billion in 1997 to $26.8 billion in 2006.
"China is really using Canada almost as a colony," says Mr. McAdam, "getting raw materials from us and selling them back to us in finished products ranging from furniture and clothes to plastics and high-tech equipment.
"Canada doesn't need China," he says. "China needs Canada."
Myth 2: China has 1.3 billion customers
"It's a mirage -- there are one billion peasants who cannot afford a bottle of Coke," Mr. McAdam says. The real customer base is 300,000 -- people with privileged government positions.
He says that the West's widespread trade deficits with China spring from low wages and prisoner slave labour, counterfeit products and pir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le a few Canadian companies make money in China, he says, the fantasy of broad-based beneficial trade has been "created by people to justify"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yth 3: China is becoming a democratic nation
"Trade has not brought democracy to China and never will," says Mr. McAdam. Nor will it bring China free speech, free media, free worship or free demonstrations -- graphically confirmed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and this year in Tibet.
He quotes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who said last year that "democracy is probably still 100 years away."
Myth 4: China has improved human rights
With Olympic visitors gone home, Mr. McAdam predicts, China "will crack down" on its citizens.
Mr. McAdam laments that "nobody is really taking China to task over it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ven in Canada, Chinese émigrés and students are "intimid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leads them to think that they, or their families back home, will be harmed -- unless they spy." This includes some targeted students, scientists, businessmen, foreign delegations and public servants, he says.
Most of the Chinese media in Canada are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says Mr. McAdam.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getting here in Canada -- they might as well live in Communist China."
Myth 5: China is benign
"China is engaged in a stunning espionage effort, buying ... its way towards high-tech superpower status as fast as it can," says Mr. McAdam. "It wants to have the world's best military."
Ten months ago, the U.S. government concluded, in a 350-page analysis titled 2007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China is supplementing the technologies that its defense industry obtains through commercial transfers and direct production partnerships with an aggressive and large-scale industrial campaign. Chinese espionage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o extensive that they comprise the single greatest risk to the security of American technologies."
(The Sidewinder Report, incidentally, had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in Canada: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greatest ongoing threats to Canad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Canadian industry. There is no longer any doubt that the ChIS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have been able to gain influence in important sectors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including education, real estate, high technology, security and many others. In turn, it [influence] gave them access to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me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 Canada.")
In 2005, during question period, Stephen Harper, then-Conservativ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criticized the Liberal government for not taking the Chinese espionage threat seriously.
"Today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SIS Asia desk (Michel Juneau-Katsuya) confirmed reports from defectors that close to 1,000 Chinese government agent spies have infiltrated Canada,' said Mr. Harper. He quoted Mr. Juneau-Katsuya's estimate that Chinese spies cost Canada $1 billion each month through industrial espionage. Mr. McAdam's conclusion today: "China has dangled billions of dollars of trade, seducing many countries into ignoring human rights issues in China and allowing China to acquire their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secrets.
"Canada's foreign policy in a nutshell, is 'Shhh, don't upset China because it might affect trade.'
"We need politicians, the media, and others to tell the truth to Canadians and not continue the fantasies. And Canadians must let the government know that a comprehensive China policy based upon facts is long overdue."
Donna Jacobs is an Ottawa writer; her e-mail address is donnabjacobs@hotmail.com
2008年9月9日 星期二
Deutsche Welle：在比利时遭遇语言的烦恼
Guten Morgen(德语，早上好)，bonjour (法语，早上好)，goede morgen(荷兰语，早上好)还是good morning(英语，早上好)呢？当6岁的孩子早上问候老师的时候，应该说什么好呢？这种烦恼在一个多语种的国家尤其明显，德国之声中文网综合报道如下：
布鲁塞尔有很多学校，送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当然就相当于为孩子未来说什么语言做了一个基本的决定。过去在德语幼儿园学习的，父母肯定会将孩子送到德语的学校。但是假如我们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接触一种全新的语言会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一家讲法语的比利时学校。
开学第一天，孩子赶到学校，东张西望，莫名其妙的听课，想跟我们一起回家，不过这当然不行，好在孩子没哭。
当孩子在上学的时候，我和妻子克服了那种"良心上的谴责"，也许孩子原本不用受这种罪的。后来我们问孩子，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看上去有些孤独。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不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我也在想，假如有一天，我在一个完全说俄语的环境中工作会是什么样子。
最终忍无可忍的是老师，在孩子的体恤上贴了便贴条，上面除了名字还有一个警示牌以及说明：注意，德国人！
别人该怎么看呢？6年都要带着这个牌子吗？当然我们没有给孩子解释这种双关语。
转天孩子被孤立的问题又出现了。
这所学校校长事后说，我的儿子中午休息的时候去了他的办公室, 各种事情都和他聊，当然是用德语。 我们问他为什么什么都跟校长说呢？他回答说，如果校长要把他带回家的话，校长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
午休时间，孩子就是和校长一起度过的。
这样一周过去，孩子的法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又是一个周末，孩子对我说， 他是怎么学会Maman(法语，妈妈)这个单词的。
"我偷听来的"，孩子一字一句的跟我说，"因为一个小女孩跑向妈妈，边跑边叫妈妈，那么我就知道法语的妈妈就这样说。"
其实大人也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在这一方面就不必过份担心他了。
Christoph Hasselbach
2008年9月7日 星期日
抗法前辈
今天在小宇姐姐的催促下，去了Palais de Chaillot的建筑与遗产城。这是个博物馆，去年9月才落成。上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小宇姐姐特地打电话告诉我那里有个中国城市展，趁免费日不妨看看。当时懒得很，听说展览还要办到九月，索性就到时候再说。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早上起来，见外边阴沉沉的，就不想出门。谁料下午小宇姐姐又来电话提醒。放下听筒前，我还始终不想出门，放下听筒后忽然改了主意。去看看吧。
到那儿先找中国城市展，展览的主题是从城市看帝国的巨变，我的理解就是展示当今“拆呢”之国的汪达尔主义。。说实在展品没什么特别新鲜的。布置得太有想法，感觉乱七八糟，大概展览创意就是要给人中国城市凌乱的印象——可这不需要这个展览告诉我。展品中有敝母校两座殿堂木构模型，一个天大的铺作模型，北京二环以内的巨型模型（这东西做得挺好，不过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要是乾隆时期北京城的模型还有点意思——就怕凑不出来）。此外还有鲁班尺罗盘之类。至于照片什么，更没有特出之处——惟有一幅大清门前的全景照片有点意思。更多的是多媒体展示，展示拆迁之类，老外看着新鲜，可NHK纪录片比那些精彩得多。
这个展览索然无味，匆匆走过。接着去看常设展厅。还是常设展品好看。模塑中世纪建筑片断和复制的中世纪建筑壁画都以假乱真，蔚为壮观，现代建筑展厅也很有趣，尤其是望出去景观好。下次带照相机去。
然后去书店瞧瞧。中国城市展的书跟这个展览一样有想法，让人不得要领，装帧字体也不讨我喜欢。却意外地发现一本Pékin 1966，是当年一个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拍摄的文革彩照集。这还有点意思（点击看大图）：
扫描两张四十年前抗法前辈的英雄事迹，谨献给今年4月的爱国志士（点击看大图）：
这是1967年2月，中国人民在法国大使馆外抗议的情形和他们在法国大使馆墙上书写的美丽标语。可惜前辈的光辉事迹没能及时传达给4月的抗法爱国者。下次吧。
A Chinese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meets fierce resistance
One villager'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results in abuse and arrests.
from the September 3, 2008 edition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www.csmonitor.com/2008/0903/p01s01-woap.html?page=2
Peter Ford
Huiguan, China - When Fang Zhaojuan began organizing her neighbors here to impeach village leaders whom she suspected of corruption,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 challenge would lead her first to the hospital and then to jail.
She was following the law, after all, and had launched legal petitions signed by a large majority of villagers. They believed they had been cheated of proper compensation when their village council had sold lan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the government of a nearby township.
Mrs. Fang, her family, and colleagues on a recall committee, however, found themselves plunged into a violent political drama. This, they say, has shown residents of the hamlet just how narrow the boundaries remain for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It has also, they add, hardened their resolve to enforce them.
Huiguan, a nondescript cluster of brick houses outside the port of Tianjin, is like tens of thousands of other Chinese villages, on the verge of being swallowed up by a fast-expanding city. Its farmland has all but disappeared under new factories,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Fang, a 43-year-old widow, found suspicious.
"She never expected this," says her sister, Fang Zhaohui, displaying photographs of Fang's bruised and bloody body taken in the hospital six weeks ago, after thugs had broken into her home and beaten her. "She never expected it would be so difficult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so black."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is abusing its power," complains Li Guangde, a village activist who has so far avoided jail. "They are putting difficulties in our way and a lot of pressure on us. Perhaps some township officials were involved in the land sale and maybe there was corruption. I don't know."
Democratic hopes sputter
Chinese law prescribes direct democratic elections for village councils, and provides for recalls if a majority of villagers lose faith in their leaders. "But that is only the law," cautions Yawei Liu, head of the China Program at Atlanta's Carter Center, which has worked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strengthen village self-rule.
"Once you move into the real worl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nforce," he adds.
Ten years ago, when China's definitive law on village elections came into effect, many officials and some foreign scholars touted it as heralding broader democracy nationwide.
Today, such hopes are sputtering. Fang's fate illustrates one key weakness of the experiment: It is very hard for grass-roots democracy to thrive in a vacuum where superior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undemocratic.
"Unless there are changes higher up, this kind of democracy cannot be sustained," fears Dr. Liu.
"At any point in the process the authoritarian system can come into play" to frustrate villagers' democratic aims, says Kevin O'Brie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has studied village governance in China for years. "This story is an example of bottom-up democracy being swamped by undemocratic people who are used to giving orders."
On the other hand, Dr. Liu points out, "the beatings and the jailings are a reflection ... that the villagers are so keenly aware of their rights there is nothing else the government can do."
Recent events in Huiguan show that "when people know they have been given some political rights, they are go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adds Li Lianjiang, a village elections exper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is a positive sign of democratic growth."
Roots of dispute
The drama here began last November, when Han Baocai, an 80-year-old farmer, filed a complaint with the Tianjin municipal government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he Huiguan village council had sold more than 50 acres of commonly held land to the higher-level township government of nearby Xiaozhan.
Villagers claim now that Xiaozhan paid 10,000 RMB per mu ($8,500 per acre), and sold it to developers for 800,000 RMB per mu ($685,000 per acre), alleging that the Xiaozhan and Huiguan authorities shared the profits at the villagers' expense.
Xiaozhan deputy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Liang Hongbin insists that the township paid a fair market price for agricultural land and that villagers were compensated according to the law.
Party Secretary Hao Shumin acknowledges the Xiaozhan government sold the land to developers for nearly twice what it paid for it, because the land's status had changed from village agricultural land to nationally owned industrial-use land, increasing its value. But he says the price was less than a tenth of what the villagers claim.
Huiguan villagers, however, believed they had been cheated, and in January they began the process specified by the village democracy law to recall their elected council.
From the start, they say, the Xiaozhan authorities put obstacles in their way, which villagers sometimes managed to overcome by appealing to officials at higher levels of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hierarchy.
But with a recall committee of five villagers duly elected in February to oversee the impeachment referendum, Xiaozhan stopped sending representatives to Huiguan village meetings. Villagers complain that since the law requires all village votes to be observed by an official from the local township, the local government could nullify all their decisions simply by refusing to witness them.
The conflict sharpened with a disagreement over who had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all vote. Xiaozhan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eligibility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Huiguan's activists were illegal, which rendered the recall process null and void.
When appeals to the Tianjin authorities to resolve the dispute went unanswered, villagers say, they went ahead with preparations for the recall vote, deciding on procedures, publishing a voter list, distributing ballots, and inviting local and district officials to witness the vote on July 5.
Violence follows vote
The day before the vote, village council president Yuan Shiwan and his two colleagues abruptly resigned. The recall vote went ahead anyway, garnering 617 votes in favor and none against, well over the 50 percent of village residents required for the motion to pass.
Despite the resignation and the vote, however, villagers said a crowd of them found Mr. Yuan and his colleagues still occupying the council offices on July 8. What happened next is unclear: Yuan claims to have been manhandled, knocked to the ground, and beaten; villagers at the scene say he was not touched.
Three days later, however, seven people including two of Yuan's sons showed up at Fang's house and beat her savagely, according to eyewitnesses who also photographed her injuries after an ambulance had taken her to hospital. One man was detained but later released, and nobody has yet been charged with the assault.
The next day Fang's son and a friend of his were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attack on Yuan. They were released two weeks later, and no formal charge was filed. A district court has, unusually, accepted their lawsuit against the police for wrongful arrest.
The Olympics factor
On Aug. 13, Fang and her fellow recall committee members mailed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o a variety of offices,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Anti-Corruption Office and the Tianjin prosecutor. But they abstained from visiting petition office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anything to disturb the social order during the Olympics; they wanted a party spirit," explains Mr. Li.
The day after the Olympics closed, however, Fang and other villagers approached district officials to press their case. On their return to Fang's home, police arrested her; three other members of the recall committee; Han Baocai, the 80-year-old who had first raised the issue in contention; and one other villager, said Li, who was detained with them but released a few hours later.
The six others, and another member of the recall committee arrested later, remain in detention. They are being held on suspicion of "disturbing the social order," according to plainclothes police officer Zhang Congying, but neither Mr. Zhang nor the Xiaozhan police chief, Wang Jinting, would say what they had done to incur such suspicion.
Xiaozhan Deputy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Liang insists that Fang and her colleagues "were not arrested because of their recall effort. Nobody would be arrested for seeking to recall officials according to the law."
Consequences of direct democracy
Fang's sister, however, sees their detention as a warning to others. "If they arrest Fang Zhaojuan, other people won't dare cause any more trouble," she says. "They do it to suppress ordinary people."
A "barefoot lawyer," who is advising Huiguan's recall committee, but who asked not to be identified since he has already been jailed once for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grees.
"This case is a natural resul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e argues. "When ordinary people try to use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they will definitely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The phenomenon of having a law supporting people's rights that they cannot actually enjoy is too common in our country."
The villagers say they are not giving up, however. "We want a fair solution to all the problems ... and a clear response to our vote," says Li. "We insist on it."
罢免村官－基层民主实验遭遇剧烈抵抗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中国的有关法令规定，村民委员会的成员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达到一定比例的村民对他们失去信任，可以要求罢免他们的职位。但是，近年来中国各地罢免“村官”的实践证明，罢免程序要启动和真正生效，极为困难。村民们反对腐败“村官”的行动最后可能导致自己被虐待、被关押。前不久发生在天津郊区一个小村庄里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
村民：民主权限竟这么小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9月3日刊登的驻中国首席记者付毕德（Peter Ford）题为“中国一个民主实验遭遇剧烈抵抗”（A Chinese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meets fierce resistance）的文章，报导了天津郊区这个小村庄里发生的基层“民主”发展的故事。报导说，当村民房兆娟怀疑村领导犯有腐败行为，开始组织左邻右舍检举村领导时，她完全没想到的是，这场挑战竟然首先让她自己入了医院，最后入监狱。
然而，她只是依据法规办事，发起几乎全村男女老少签署的一份合法的请愿书。他们认为，村民委员会把集体农田卖给邻镇政府做工业开发项目时，克扣了村民们应得的赔偿金。
但是，房兆娟、她的家人，和罢免委员会的同事发现，他们陷入一出充斥着暴力的政治戏剧。他们说，此事让这个小村的村民们了解到，他们民主权益的界限竟然是这么的窄小。另外，他们还说，这件事让他们更加下决心去行使这些不多的权益。
会馆（Huiguan，音译），位于天津郊外，是由一群形状不一的砖房组成的小村，这里就像中国其他成千上万座村落一样，处在被飞速扩张的城市吞噬的边缘上。他们的农田几乎都变成了新工厂，而且，多数是在如43岁的寡妇房兆娟所质疑的情况下发生的。
“她从未想到过会这样，”她的妹妹房兆慧（Fang Zhaohui，音译）说，她向记者出示了许多张房兆娟于6週前被一群流氓打得遍体鳞伤，送入医院时的照片。“她从未想到会那么样困难，政府会那么样黑暗。”
“乡镇政府滥用职权，仗势欺人，”一名迄今还没有被关押起来的村里积极维权活动人士李广德（Li Guangde，音译）抱怨说，“他们屡次阻碍我们，还向我们施压。一些镇政府官员可能也参与了卖土地的事，也是腐败份子。我都搞不清楚了。”
法律给的民主希望落空
中国的法令明文规定，村民委员会的干部都要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如果大多数村民对他们失去信任，可以要求并启动程序罢免他们职位。“但是，这只是有法而已，”在亚特拉大，与中国当局合作加强中国村民的自主权的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周边学院历史系教授刘亚伟(Yawei Liu)警告说。
他接着说：“但是一旦到了现实环境时，实际执行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10年前，当中国的乡村选举法生效时，许多官员和一些外国学者都把它视为带动全国更广泛的民主化的先驱。
如今，这种希望在落空。房兆娟的命运显示了这场民主实验的一大缺点：在一个高层政府是非民主化的空间中，基层民主很难蓬勃发展起来。
刘博士担心说：“除非高层有所改变，不然，这种民主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长期研究中国乡村政府问题的加州柏克利大学的凯文－奥布赖恩(Kevin O'Brien)教授说，“对民主选举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专制体制都可以进行干涉，”来阻碍村民的民主目标的实现。“这个故事正是由下至上的民主发展，被习惯于听从发号施令的非民主群体淹没的一个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刘博士指出，“殴打和拘留也反映出，村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权益，而政府无技可施了。”
香港中文大学的乡村选举专家李连江还表示，最近在会馆村发生的事件显示，“当人们清楚他们被赋予某些政治权益时，他们就会行使它们。这是民主成长的正面迹象。”
罢免风波的起源
最初，这出戏是去年11月开幕的。当时，80岁的农民韩宝才（Han Baocai，音译）向天津市政府投诉会馆村村民委员会，指出村委会把村里50多英亩集体的土地卖给附近的小站镇政府的交易疑点丛丛。
村民们称，小站镇以每亩1万人民币买下这些土地，现在，又以每亩80万人民币卖给开发商。他们认为小站和会馆的当政者私下把卖土地的利润放进了自己腰包，而受损失的则是村民。
小站镇副党委书记粱红斌（Liang Hongbin，音译）坚持称，镇政府是以公正的市场价买下农田的，而且，已经依法向村民支付了补偿。
党委书记郝淑民（Hao Shumin，音译）承认，小站镇政府以将近两倍于原价的价格把土地转卖给了开发商，因为土地的定位已经从村的农田变为了国有工业用地，价值上升了。但是，他说转卖的价格还不到村民所说的十分之一。
但是，会馆村民认为，他们受骗了，因此，于08年1月间开始依据村民主选举法的程序要求罢免他们选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
他们说，一开始，小站政府就百般阻扰他们，有时候，村民们可以通过向更高层的区政府上诉来克服这些困难。
虽然，村民们于2月份时选出5名罢免委员会成员，由他们负责监督村干部的工作，但是，小站镇停止派遣代表参加会馆村的会议。村民们抱怨，由于法律要求所有乡村级的投票必须在地方乡镇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拒绝派人到现场见证他们的投票过程，来使他们的任何决定变为无效的。
此外，双方的的冲突因为谁有权参与罢免投票的问题进一步加深。小站镇政府官员说，会馆村民采用的资格限制不符合法规，因此，投票结果将是无效的。
村民说，当他们向天津市政府申诉，请求他们解决双方纠纷时，无人理睬他们。最后，他们还是继续进行罢免投票的准备工作，决定好投票程序，发表了选民名单，分发了选票，并要求当地和区政府官员于7月5日到场见证结果。
罢免投票后的官方暴力
投票的前一日，村委员会主任苑世万和两名同事突然辞职。这次罢免投票仍然照计划举行，共617票赞成，无人反对，远比需要通过决定的50％的村民选票要多。
村民们说，尽管村委员会成员自己主动辞职和投票结果，但是，到7月8日时，他们发现苑世万和他的同事仍然占据委员会办公室。此后发生的事情就不清楚：苑世万声称自己被人围起来殴打；村民们说根本没有碰他。
但是，根据目击者证词，3天后，包括苑世万的两名儿子在内的7个人出现在房兆娟的门前，残酷的殴打她。他们还拍摄有房兆娟被送往医院，全身是伤的照片。一名打人的男子被拘留，但是，不久后获释，其他人都没有被起诉攻击罪。
第二天，房兆娟的儿子和一名朋友因为被指控殴打苑世万被逮捕。他们2周后获释，并没有被正是起诉。一区法院一反常例，已经受理了他们起诉警察胡乱逮捕他们的控诉案。
8月13日，房兆娟和其他罢免委员会成员向包括最高法院反贪污腐败部门和天津检察院等多处政府办公机构寄了有关她的经历的投诉信。但是，他们放弃访问上访办公室的选择，李广德解释说，因为“政府不希望在奥运会期间，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发生；他们希望大家服从上级的精神。”
但是，奥运会结束后的头一天，房兆娟和其他村民就找到区政府官员重提他们的事情后，在他们回家的路上，警察逮捕了房兆娟和其他3名罢免委员会成员；还有最初提出村官和政府的腐败问题的，80岁的韩宝才；其他一名村民说，李广德也和他们一起被拘留，不过，几小时后获释。
另有6人和另外一名罢免委员会成员后来也被捕，至今仍在拘留所中。根据便衣警察张聪颖（Zhang Congying，音译）的说法，他们被捕的原因是有“危害社会秩序”的嫌疑，但是，张聪颖和小站镇派出所所长王金廷（Wang Jinting，音译）都说不出他们到底干了那些涉嫌违法的事情。
小站镇副党委书记粱先生坚持称，房兆娟和她的村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搞罢免活动而被捕的。依据法律，要求撤销官员并不会被捕。”
政府杀鸡儆猴
但是，房兆娟的妹妹认为，这是政府杀鸡儆猴的手段。她说：“如果他们逮捕房兆娟，其他人就不敢闹事。他们是为了压制其他普通村民才这么做的。”
一名为会馆村罢免委员会做顾问的“赤脚律师”也同意她的看法。由于这名“赤脚律师”已经因为“反革命行为”罪被拘留过，所以，他要求记者不要公开他的身份。
他认为：“这个案子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当普通老百姓想要行使他们民主权益时，他们肯定要付出代价。在我们国家，这种法律规定的权利人民实际上享受不到的现象已经太普遍了。”
然而，村民们说，他们不会放弃。李广德说：“我们希望所有问题有个公正的结果......对我们的投票给一个清楚的回答。我们要坚持这点。”
2008年9月5日 星期五
2008年8月29日 星期五
张丹红事件和言论自由
德国之声的张丹红被停职了。天朝如获至宝：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7745970.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8/29/content_9732687.htm
以及这个：
http://report.qianlong.com/33378/2008/08/29/1500@4632779.htm
我本来挺喜欢德国之声。然而半年来，尤其是三月事件以来，它的不少报道让我嫌恶。一个是张丹红，还有一个山人。（另有平心，是个滑头；惟有潇阳，较有头脑。）
这里存几个网址：
“中国热”变成“中国恐惧热”
中国问题专家解码施密特报告
施密特报告崛起的中国－要求平视中国接受两岸统一
北京奥运：在激辩声中载入史册
盛大开幕：中德嘉宾赞不绝口
全都出自张丹红女士的手笔。的确，张丹红只是采访记者，观点来自行将就木的施密特，来自那个“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来自“嘉宾”。然而张女士的倾向性也可以一目了然。请看她的提问：
“那奥运会还有什么其它稀奇古怪的特色呢？将体育比赛政治化也算一个吗？”
“作为东道主，中国为建设奥运体育场馆、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兴奋剂检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中国收获的却是西方的批评，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那您认为，如果要在未来避免这种激烈的争论，国际奥委会是不是应该修改举办权的发放标准，明确规定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主办奥运会呢？”
张丹红在德国之声的每一篇文字我都及时读过，上面所引也不例外。老实说，我对这些自作聪明的东西嗤之以鼻，我甚至跟朋友说，德国之声变质了。好在现在德国之声证明了它的本色。
张女士之前也曾为胡笳一事严词抨击朝廷，显然她知道那个朝廷是怎样地流氓。可一涉奥运和东躲，她就晕眩。出生在北京的张女士有情绪，主要是乡愁，因而对她家乡的大party遭到质疑忍无可忍，对祖国“金瓯”破碎的可能性忧心忡忡。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替朝廷说话的德国人。一个是老迈昏庸的施密特，一个是半瓶子醋的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这两位当然不是被张丹红女士“找出来”的，而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然后被张丹红嗅到、盯上的。
虽然我不喜欢张女士的倾向，不过并不觉得是个大问题，不喜欢就不喜欢，只是我个人不喜欢，如此而已。德国之声对张女士的处置，也无可厚非。老板不满雇员，如此而已。德国之声是德国政府的电台，本来就有自己的宗旨和立场。让张女士停职，是德国之声权力范围内部的事情，完全不涉及损害言论自由的嫌疑。张女士与德国之声观点不合，作为雇员，也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并没有谁禁止她为她的祖国奔走呼号，她可以写博客而无须担心被封被抓，如果她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自己办一份报纸或者一家电台，这都是她的自由——至于有多少人听信她或者有谁会攻击她，那却是他人的自由了。
公正的媒体环境不是来自于每个媒体的“大公无私”（他们不是包拯——况且哪里有什么包青天），而是来自每个媒体的“独立有私”，每个媒体有同等的权利为自己的立场鼓噪辩护，互相争吵攻讦而无须担心国家权力的迫害，那么，虽然每个媒体都是不公正的，整个媒体环境却最接近公正。
这个道理是朝廷故意隐匿的。利用中国文化中对所谓“公正”惯作包青天式理解的愚昧传统，利用中国民众最爱听信孙文一伙野心家“天下为公”美好口号的弱智思维，朝廷对张女士停职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如获至宝，大脑懒惰的中国人民很容易因此产生“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糨糊想法。这都在意料之中。不可接受的是张丹红女士本人，在遭到停职后，做出一副遭受迫害的姿态，与朝廷喉舌沆瀣一气——是啊，张女士不如放弃德国国籍，回到祖国怀抱，去新华社、去人民日报实现“公正”、“客观”、“全面”的新闻理想吧。张女士绝对有权抨击德国之声的观点，抨击德国政府的立场，但对于德国之声令她停职这一处分本身，并没有说三道四的本钱——至于为此事不惜引朝廷喉舌为自己声援，只能证明她的机会主义，近乎无耻之尤。
有了张丹红女士的合作，朝廷以及一切腐朽右派势力又可以为获得攻击“西方式”自由的炮弹手舞足蹈一阵子了——“新闻纳粹”的帽子也出来了。纳粹纳粹，有点新鲜的没有？
朝廷以及一切腐朽右派势力欺负中国人不懂得什么是“言论自由”。不懂言论自由，以及不懂自由，是长期受监护的结果，也是自治社会形成的障碍。
过去在论坛，常遇到这样的人。最初，他献宝似的贡献了他自己精心写作头头是道的帖子。于是很受重视。有人赞誉，也有人——因为重视——质疑、驳斥他的观点，他的论证过程或者他提供的论据。有时候需要几个回合，有时候才一个回合，总之献宝者理屈词穷，于是祭出法宝：“论坛本来就是自由发言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你打压言论自由！”“你不要摆出一副专家的面孔，草根的想法才最真实！”“不要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其实谁也说不清的！”……
遇上这样的人，除了请他滚蛋，没有别的办法。并没有人不让他说话：他的大作顺利发表了，他为自己的辩护也始终在不受干扰地进行，直到他自己无话可说为止。摆出专家面孔、“自以为掌握真理”的首先是他自己，是他上论坛头头是道引人注目的，他那时候显然没把自己的锦绣文章仅仅当作草根的声音——虽然别人不能断定他希望大家接受他的观点，但揆诸人情，这也八九不离十，不然干吗上论坛献宝？总之，他上论坛献宝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人反对。遭到反对的是他的观点、他的论证、他的论据——这种反对，恰恰是对他的言论的尊重，惟其尊重，才会对它认真检核，才会认真梳理，才会质疑驳斥，不然，把它当个屁，放了也就放了。这样浅显的道理，他却不懂。理屈词穷的时候想到“言论自由”，可是对方驳斥他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理屈词穷的时候“骂”人家是专家，可是“言论自由”里包含只给草根自由不给专家自由这条精神吗？理屈辞穷的时候说大家都说不清，可是他当初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是为了证明“谁也说不清”吗？其实也很清楚，这种说法就是为了面子企图全身而退，实际只是耍无赖。
这种耍无赖之所以时不时被人采用，是因为中国人对自由缺乏理解。中国人理解的自由，就是“由着自己”。这是道家和法家的自由。黑格尔说过，中国人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是自由的，要组成集体，就没有自由。“由着自己”，正是一个人的“自由”，其实质是放任自身的自然属性。这样的“自由”又分道家法家两种。道家的自由是一个人的逍遥游，根本回避了人和人相处时候的自由问题；法家的自由仍然是一个人的放纵，不同的是这“一个人”是某个特定的人，是掌权者，他的“自由”建立在对其它无数人自由的剥夺的基础上。除了道家和法家的“自由”，冠冕堂皇支配社会人际关系的，则是否定任何人自由的儒家伦理（事实上儒法向来互为表里，这里不多说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由着自己的自由”只有通过两种途径去争取：要么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的不自由上，努力往上爬，掌握了尽可能大的权力，也就获得了尽可能多的自由；要么难得糊涂，齐同万物，别管什么是非真伪，一切顺其自然，犹如鱼之相忘于江湖，不觉着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两种“自由”——其实是一种（“放任自身的自然属性”）——都缺乏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这种“自由”是在鼓励人们把取消人性、取消人的责任当作幸福目标。倘人人都这样，当然又很危险，所以又需要儒家伦理管头管脚（包括对君王加以警告和束缚），亦即取消“自由”。所以邓晓芒说，中国式的“自由”是“无效的”——因为这种“自由”除了被取消，没有别的下场。
取消人性的中国式的“自由”，无论道家的还是法家的，和西方语境里的“自由”南辕北辙。西方所说“自由”的前提在于人的主体性。人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十分鲜明的自我意识，人是主体，将自然客体化，因而产生了自由问题：自然万物是被自然法则支配的，人却不仅被自然法则支配，而且被主体意志支配——后者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法则和意志同时作用在人身上，产生了冲突，产生了痛苦，产生了自由这个概念。所以，自由首先是在人和自然的对立中产生的，自由是痛苦的斗争，不是舒适的享受。
又因为人的最基本单位是单个的人，换句话说一切集体的意志都是可分的，只有单个人的意志才是不可分的，所以原子论的个体（不可分）原则又成了自由的要义。自由又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界限的基础上。当然，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人的生存又必须依赖人和人的合作。那么就需要建立契约，结成团体。这些团体和自然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在法律意义上是同等的“法人”。团体法人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契约，这一契约完全可以依据当事人的意志解除。不过在契约建立和解除之间的时期之内，契约所规定的团体就视同单个的“人”，拥有和自然人个体相等的自由。
从个体自由，又引申出罪责的问题。自然是无罪的，所谓罪，本来就是针对那些具备自由意志的个体而言的。如果将一切“有害”的现象都归结为“罪”，那么人们就要面临对大地、河流、海洋判罪的尴尬，精神分裂症杀人也得严加制裁——其实许多古老文明的法律也确实就建立在这种报复原则上。但这显然这不符合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原则。现代法律原则正是建立在“西方的”自由原则上的：不自由者无罪，对罪责追究的前提是行为方有具自由的能力。这种“西方的”法律原则已经为全世界每个国家接受——至少官方是接受的。
因而，和中国式的“自由”相反，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就要相应地为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行为的责任，由司法机关追究，这点很好理解。言论的责任却不能和行为的责任等量齐观，因为除了诽谤（诽谤有明确边界，构成了行为），言论不会直接对他人造成损害。所以，因言治罪是荒唐的。谁都有说话的权利，不管说的对不对，说这一行为本身是无罪的。这便是言论自由——在行为层次上，言论是绝对自由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就无所谓责任。言论自由所引出的责任问题，是在言论的内容这一层次上体现的。言论的内容不是行为，所以不存在罪行一说，因而法律管不着——对言论责任，只能通过言论追究。方才举的例子里，一个人兴致勃勃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就面临被他人追究责任的可能：他说的是否为真？是否合乎逻辑？……对这种追究，被追究者一样可以予以反追究，在这样的交锋中，使自己的言论更接近“人话”，更能让他人信服。当然，如果不愿意这样，人在行为层次上也有权耍无赖，甚至破口大骂，其结果是自证为 “类猿人”——于是在内容层次上，这样的言论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也因为只有通过言论才能有效地追究言论（内容）的责任，所以必须禁止司法行为介入言论交锋，更不可让强权充当言论交锋的仲裁者。
由于中国式的自由观根深蒂固，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是不含内容方面的责任的，相反，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言论会构成行为上的责任。许多人认为言论自由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本身没错），但遇到驳斥非难，也就是对自己言论内容的责任的追究，就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所以中国人喜欢吵架骂人而不喜欢争辩。吵架骂人是以嗓门声势取胜，压住对方的声音，跟有些动物为争夺配偶进行决斗的手段差不多。此外，最好是掌握权力，那就更“自由”：干脆只许自己说，不让对方说。于是，言论内容上的责任被当作行为上的责任处置，多有因言获罪的事例。中国式的“自由”观就这样导致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至于嗓门声势不如人，也不掌握权力的人，那就只好不说——好在有匿名的机会，可以吐几下口水解恨，偷得片刻的“自由”。
大致来说，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人的言论相对比较负责，因为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人发出声音的目的经常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听到，而且希望他人信服。为了让他人信服，就需要做不少功课，需要注意言论的分寸，需要注意言论的根据——因为稍有不慎，自己的言论就会成为他人言论的靶子或笑柄。
相反，在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人的言论经常被极端情绪控制，被口水量支配，因为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人发出声音的目的经常就是为了让人听到，甚至仅仅是匿名宣泄，人们担心的只是行为层次上的言论责任（小心被抓），不大担心内容层次上的言论责任（只要不被抓，说什么都行，不怕胡说，只怕没得说）。人们习惯于被禁止说话，一有机会也喜欢享受禁止他人说话的特权。禁止的途径，一个是动用权力（当然那是掌权者的专利），一个是发动或“代表”群众吐唾沫（其实不管是权力还是群众，都是大集体浩然之气的具象）。这种环境下，人们要么“敢怒不敢言”，要么撕心裂腑、哀鸿遍野或鸣鼓攻之、呐喊连天。
来自后一种环境的人，跑到前一种环境里，很难适应。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对法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好争辩”。这多半是因为中国人向来只会叫喊，不会争辩（当然，中国人缺乏常识也是原因）——中国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只信无边无际的“自己”。他们不喜欢条分缕析，不懂得陈述的力量，不习惯否定和批判的游戏。只是由于人在矮檐下，不好在人家的地盘上撒泼叫喊，于是把对方有理有据的争辩看成对自己的欺负。
四月份火苗事件，留学生获得了叫喊的机会（其实平时没事儿他们也可以去干这个，可他们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他们说，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没错。在行为层次上，他们有权这样做。可问题是他们的敌人也有权这么做。事实上法国政府也丝毫没有干预双方的自由。满街的五星红旗蔚为壮观，义勇军进行曲声势浩大，敌人的雪山双猫旗也一样满眼都是，铁塔和圣母院上的手铐五环旗更是声势夺人，多精彩的一场大戏。可言论自由就是对喊口号吗？眼见着敌人在示威以外的场合说得头头是道，留学生们说出了什么？（估计他们也没听敌人说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叫喊？据说为的是扭转法国媒体对华舆论。然而除了叫喊还是叫喊。倒是行使了言论自由权，可这种被放纵的情绪支配的叫喊没有自由的内核，因而归根结底是“无效”的。这是中国式自由观必得的收成。
那时还听说一件事。在法有一批公派留学生，多是国内的“精英”，因政府间交往，到这里的精英学校交流，如高等政治学院之类的。这些人那阵子还写公开信给萨老师，宣传奥运，宣传东躲。他们开会讨论奥运和东躲问题，有个自作聪明的才女说：“我提议我们在学校里争取每堂课开头向班里演讲，给法国学生宣传东躲宣传奥运。”一群才子才女连声附和：“好啊！是应该发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不料座中有个年纪比较大的，89以后来法，跟他们不是一拨儿的，这位泼了冷水：“发声音没问题，可是你得提防法国人准备一大堆论据把你淹死……”于是歇菜。在言论并不被禁止的环境里，这些提议者和附和者显然还处在“能说就是胜利”的惯性中，根本没有考虑到言论的责任，没有预见到自己言论遭受质疑的可能性。他们把言论理解为宣传，也就是出门不认货的叫喊、口水。他们是戈培尔的信徒，以为把一句话重复一千遍，自然就掌握了真理。这一套在中国还行得通，在巴黎高等政治学院，人精荟萃的地方，完全是自取其辱。好在让老前辈阻止了。
（回顾这个：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france-3-ce-soir-ou-jamais.html）
总之，言论的不自由导致言论的不负责，言论的不负责也妨害对言论自由的自觉。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中国式的“自由”层次上，不大能分清言论的行为和内容两个层次，更不理解媒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回过头来看德国之声将张丹红停职，据说是因为张丹红要替中国说公道话。这是不是权力介入言论交锋呢？不是。因为德国之声是独立的法人，它有它的“私利”，它有权维护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要不侵害个人的权利。同时任何人也有权反对它的立场和观点。作为个人，张丹红一样具有这一权利。问题是作为德国之声的雇员，她的言论却并不代表她个人，而是代表德国之声，她代表德国之声发言的权力是德国之声授予的，是德国之声与她之间的契约规定的，是一种权力，这已经超出了个人基本权利的范围。所以，德国之声有权认为她的言论和德国之声的宗旨发生了冲突，并因此解除契约，收回曾授予她的代表德国之声发言的权力——她可以以任何其他名义发表言论，她个人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因为被停职而遭到剥夺，事实上，她不是找到朝廷喉舌为自己壮胆了么？并没有人禁止她这样做。而张丹红可耻之处正是在于，被停职后，她不是以个人身份在言论内容层次上与德国之声和德国政府交锋，并且自负其责（这才是言论自由的要义），而是把代言权力和言论权利混为一谈，又生怕人单势孤，索性投靠朝廷喉舌为自己张目。其实她的言论自由没有受到丝毫损害，更谈不上人身迫害，她却把自己伪装成这副样子，博得“不明真相围观者”的起哄，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任何一个具体的媒体，都不是而且不应该是大公无私的，而是偏见有“私”的——“私”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这种“私”，才是自由的保障。绿党造反派外长费舍尔说得好：自由媒体有权不公正，因为它们是自由的。自由社会的前提就是承认每个个体（法人）的“私”，让各式各样的“私”和平、公开地交锋，从而平衡健康地进步。言论自由在于“私”，政治自由也在于“私”。民主选举从来不是选圣贤，而是各种势力之“私”的程序化、公开化的和平角力。只有这种小人之争，才是公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保障。相反，哪个人、哪个集团组织动辄声称它没有私利，标榜天下为公，高唱什么“……为民所……”乘以三的道德经，那才是狼子野心、大奸大恶。祸乱之源，都在“大公无私”。
Deutsche Welle
时事风云 2008.08.30
有关张丹红讨论的本台通告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603310,00.html
过去几天来，互联网以及诸多中国媒体中，出现了很多有关本台工作人员张丹红女士的讨论。一些错误的报道称，张丹红已经被解职。而事实上，张女士作为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工作。
德国之声的工作人员作为地区问题专家，经常以嘉宾身份参与德国及国际媒体的访谈节目。张丹红过去以其众多报道，在德国之声内外，都证明了其专业能力。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她的一些表述同德国之声所遵循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包括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
德国之声有义务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依照惯例，调查结束前，当事人将不参加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包括播音工作。这也是本台处理张丹红女士问题的原则。
2008年8月27日 星期三
太露骨了些，索隐派无用武之地
说的句句是实。
宴会
nostalgia @ 2008-8-27 13:53:06 阅读(2071) 评论(25)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一
听我爸说我家祖宗曾经很阔，到了我太老爷辈儿家境开始下坡。对岸的几户农民一夜之间发了，跑过来欺负我太姥姥。太姥姥就知道盖房子没什么生意头脑，差点让人把地都骗走了。“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说。
到了我爷爷，地被分得差不多了，几个暴发户也学会了坐着拉屎，还盖了大房子，有板有眼地拿起地主的“范儿”来。“真是老天有眼啊！”我爷爷会说——后来那几家自己为了一口井聚众打架，打到河这边，我伯伯跟其中一拨儿混了一脸儿熟，趁机跑上去打了一个老冤家几棍子，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条汉子，跟着喊：打死丫的！打死丫的！一面拍了一板儿砖。
架打完了——我们这头赢了，祖宗的地差不多都要了回来。挑头打架的几个暴发户和好了，我伯伯和我爸却为分家产翻了脸。“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说。
我刚生的时候我家还是很穷，我小时候我爸常在家跟自己生闷气较劲，要不就是“咱家的地……”。“你有完没完啊还？”我妈有时候忍不住了会说，“瞧瞧人家对岸的，哪家过得……”我爸那时候最怕听人提这个，一提就急，急了就动手。
我上学那年我爸忽然想通了，弄了一个包工队给对面的大户搞装修兼做各样小买卖，几年下来钱越挣越多，可以说是小发了一笔，等我弟出生的时候，我家已经不仅可以天天吃肉，还照着对岸人家的样子盖了几间新房。有了钱我爸的心情好了很多，对家里人和气了不少，我妈也净忙着数钱不怎么顾得上跟我爸斗嘴了。
“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摸着弟弟的脑袋说。
二
“我要在家搞一个ＰＡＲＴＹ。”我爸有一天突然宣布。“什么玩意儿？”我妈问。“就是大家轮流坐庄请客吃饭，对岸的大户现在时兴这个。”“要请谁啊都？”“统统都请，请帖已经发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不要啰里啰唆的，你只管做饭就行了。”“还有，太姥姥的房子要油漆粉刷一下，不能给祖宗丢脸！饭厅要重新装修，家具全部要换新的，菜你就看着办吧，鲍鱼烩王八是咱家的拿手菜，量要足，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小气。”“小强，你的钢琴胡琴要加紧练，客人来了要表演，给全家争光！”
“这得花不少钱吧？”我讪讪地问。
“生意上的事你懂个屁！”我爸一脸坚决。
既然爸爸已经拿了主意，一家人就不再犹豫一心一意地投入到了这场盛宴的准备中。尤其是弟弟，一提这茬儿就激动得不行，在所有的衣服上都印上了各种别出心裁的 “ＰＡＲＴＹ”字样，逢人就说：我们家要开ＰＡＲＴＹ喽！谁要是拿这顿饭跟他开玩笑，他会脸红脖子粗地跟人争个没完。有一回街上一个好事的说：听说你爸打你妈？他差点没一把火把那孙子家点了。妈妈则是忙于各种具体的事情，扮演她一贯擅长的任劳任怨的角色。我一面在外人面前努力表现对这个ＰＡＲＴＹ的无所谓甚至是不屑，一面在心理暗暗地为自己是一个新兴暴发户的儿子的地位洋洋自得，盼着这场盛会的到来。
我真的很想他们能喜欢我们的新房子还有老房子。
再说我爸妈也不容易。
三
这一天终于来了。
周围的邻居来了，远房的穷亲戚来了，爸爸的老战友来了，老冤家来了，伯伯来了，对面的大款们也来了。
“听说这家人打老婆。”大款甲一下车就一肚子气。
“对对对，我这次要跟他老婆好好谈谈，要是不让谈，这顿饭我就——”大款乙站在门口大声地说，“不——吃——了！”
“是啊，他的那个装修公司收费太低，里面肯定有鬼！”
“……打老婆……”
“……听说还打孩子呢，太不像话了！”
“……有鬼……”
“咕噜唧哩”
“Ｏ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爸假装什么也没听见，“请进、请进。”我妈陪着笑脸在屋里招呼着。大款丙盯着我妈看了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我看是假笑，没错，肯定是假笑！”我弟像变了一个人，一点脾气也没了，四处跟着诸位大款的屁股后面“ＯＫＯＫ”个不停。我变得越来越分裂，一会儿眉飞色舞地带客人们参观，转脸又觉得这一切都滑稽得可以，斜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恶狠狠地说：“啊呸！”
饭菜一上，大家都忙着吃，嘴里有食儿，话就不多。
我爸满意地扫视低头咀嚼的两百多颗脑袋，摸了一把正在傻笑的弟弟，对着妈妈微微点了点头。
那一刻他激动了。他觉得自己真正的做了一回主人——那些抢过太姥姥的地的蛮人，平日颐指气使的大款，哥哥，老冤家、爱唠叨的老婆，不知道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的儿子，在这一刹那都是那么的温顺和亲近——真是天高地阔、乾坤浩荡、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四海翻腾和为贵、五洲震荡食为天哇！
那天夜里，客人们早就吃完走了。我起来上厕所看见老爸一个人坐在饭厅里发呆，喃喃地自言自语：“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
对前列腺的敬仰如滔滔亚马逊河
《新闻联播》是不能违反的
钱烈宪 @ 2008-8-27 13:08:56 阅读(6183) 评论(55) 引用通告 分类: 深度变态
《新闻联播》是个说了算的男人
《新闻联播》是参加座谈会的观众主动提及最多的电视栏目，在主持人深入跟进访问后，观众们围绕《新闻联播》畅所欲言，许多观点和表达很有新意，也很鲜活。
你们为什么看《新闻联播》？
张新：我认为《新闻联播》代表我们国家，就跟国旗似的。看《新闻联播》就像吃饭一样，必须得看。就像人每天都看报纸一样，或者是每周一早晨去参加公司的例会一样。
陈春梅：《新闻联播》是国内最权威的发布机构，它发布的新闻是最权威最准确的。在我看来，《新闻联播》说出来的话全部都是代表中央政府的意思。
赵捷：我觉得它比较有政策导向性。有的时候发什么文件，上海台没有，中央台有。
詹亮：《新闻联播》中间没有广告。
陈俊彦：因为习惯了，从小学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过的，偶尔一天不看会觉得很奇怪的。
冯斌：到了晚上7：00，基本上所有的卫视都转播《新闻联播》，我没有选择。而且，我觉得可以通过《新闻联播》了解一些国内外的大事，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动向，每天看《新闻联播》的话，可以第一手掌握一些大的国际动向。还有，《新闻联播》的准确性比较高，不像网上有很多花边新闻，《新闻联播》的新闻我觉得肯定是求证了才敢播的。
周燕梅：我觉得它的新闻比较全面，世界各地都有，各行各业都有。而且上海台在7点之前有一些新闻已经播过了，然后到了7点，我就会想到去看CCTV。
尤慧莹：我一直看是因为我知道《新闻联播》历史很久了，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看的，看了30年了。我也从小就看的，然后觉得它的片头曲几十年不变的，记得那段音乐，对主持人印象也很深。觉得中央领导人主要靠《新闻联播》给我们传达信息，我爸爸就经常看着看着说领导又有什么想法了，然后看完之后就看《天气预报》，蛮顺的。
刘君艳：有时候是工作需要，我经常写材料，必须得了解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国家有哪些大政方针。
宋继赟：因为它在北京，比较有权威性。
郭磊：央视的《新闻联播》比其他台的新闻更严谨，更严肃一点，因为毕竟是中国三大权威新闻机构之一，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的《新闻联播》。当然，我看《新闻联播》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会准确报时，我正好可以对对时间。
陈红斌：我看《新闻联播》有什么感觉呢？最后一段不是国际新闻嘛，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到没有，现在国际新闻报道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原来是5分钟，现在只有3分钟。我觉得这个说明咱们国家的经济水平提高了，国际地位提高了。
李洋：它不仅是我们沈阳人在看，全国人民在这个时间都在看。
周燕梅：现在新出来的播音员海霞，我挺喜欢的。
如果把《新闻联播》比作一个人的话，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主持人：如果把《新闻联播》比做一个人，你们觉得它是男的还是女的？
何涛：男的呗，说了算。
关颖：我觉得应该是男士。就像我一样，虽然我在家也管事，但大事还得是我老公说了算。
赵俊皓：它岁数比较大，是个绅士，感觉就像罗京那样。
宗建军：男的。比较严肃，比较深邃，比较内敛。主持人坐在那里，都是规规矩矩的，主持人打个哈欠，补个妆什么的，报纸上都在议论他们，好像一点都不能动。
高丁露：如果说比较贴近生活的民生新闻是女的的话，那么，《新闻联播》是比较政治，比较严肃的，所以应该是个男的。
娄宏伟：我觉得《新闻联播》比较有领导性，不管是省市台还是其他什么台，一般在晚上7：00的时候都转播《新闻联播》，所以它是男的，因为一般都是男的当领导。
刘大全：因为中央电视台跟政治有关，搞政治的都是男的。
主持人：《新闻联播》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郭磊：它就是大家长。说一不二的，不能违反的。
万晓燕：应该算是一种风帆吧，它有一种指向性。
陈春梅：就像老师一样，带领我们的。它代表中国，代表母亲，代表老师的权威。
俞燕宏：我觉得它像一面镜子吧，从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赵俊皓：是我的长辈。会教育我，提醒我，教育我成长，教育我怎么做人，怎么学习，但是有距离感。
岑屹：我觉得像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它说话我要听，就像我和我的父亲一样，父亲的话一定要听。
刘君艳：《新闻联播》就好比外交部发言人一样，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人说话吧。
卢玉：有句俗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觉得《新闻联播》是铁打的营盘，其他的电视节目是流水的兵。
主持人：《新闻联播》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
方玉敏：成熟稳重，很权威。从主持人的着装就可以看出来，男士全是穿西服，打领带，他们的着装就特别庄重。主持人说话都是很标准的，不像地方台的主持人有地方方言。
陈红斌：个性张扬的人不能做《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因为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代表的是国家。
周俊：它很闷，不跟你说话，我想跟它说话，它不睬你。
刘君艳：它很平和，主持人说话的音调都比较平和，不像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又是港台腔又是嘻哈风格什么的。
假设《新闻联播》这个栏目没有了，你们怎么办？
主持人：假设中央电视台没有《新闻联播》这个节目了，你们会怎么样？
关伟：这个假设不可能存在。
陈红斌：我觉得《新闻联播》没有了的话就像一个人没有了大脑一样，《新闻联播》就是在给全国人民指明一个方向。
张新：那是不行的，就像没有了北京一样。
娄宏伟：那国家大事就不知道了。
陈浩：我东看看，西看看，电视看看，网络看看。
陈蕾：我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因为每天看惯了。
主持人：如果《新闻联播》没有了，你们对中央电视台的看法会不会改变？
岑屹：觉得中央电视台的权威性没有了，像前一段时间关于西藏打砸抢烧的报道，都是从《新闻联播》上播出来的，地方台不可能有。
张薇：我会认为中央电视台出问题了。
郝文峰：如果没有《新闻联播》了，那就不叫中央电视台了，中央台就不完整了。
李洋：会觉得很奇怪。它是中央台一个标志性的节目。换句话说，中央台有义务通过这么一个栏目告诉老百姓国内国外发生的事情。
张宇：它代表了国家这一天的想法，让老百姓了解国家这一天是怎么想的，没有《新闻联播》不可能。
刘大全：国家发布什么政策都得通过这个途径，你要是一级一级往下传达，得传到什么时候啊！
主持人：如果《新闻联播》不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而是在别的电视台播，你们会怎么样呢？
张宇：那就变成普通新闻了，就变成了地方台的辽宁新闻，沈阳新闻，就不叫《新闻联播》了。因为《新闻联播》有特权，你看它什么时候给别的地方让过道，但是别的地方会给《新闻联播》让道，如果说今天的《新闻联播》要延长多长时间，别的台的节目就得往后延。
陈晶：它转到哪个台我就看哪个台，比如说它转到辽宁台了我就看辽宁台。
刘君艳：如果转到地方台那就杂乱无章了。这种严肃的、权威的新闻还是适合在代表国家的中央台播。
宋艳雯：我感觉不是国家的那种新闻，觉得它是地方型的。
赵捷：不看了。觉得在其他地方就不是那种主流的感觉了。
冯斌：如果换到CCTV-2，CCTV-3、CCTV-4，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换到地方台就可能不一定看了，我觉得它的权威性就打折了。
陈俊彦：一样的，只要是新闻就可以了。
郭磊：《新闻联播》在央视一套放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天下第一吧，它是一套，在国内是第一的，如果放到其他地方台的话，我认为就不叫《新闻联播》了。所谓的《新闻联播》就是把全世界和全国各地的新闻在第一时间在第一个频道里放出来给全国的人看，否则就不能叫《新闻联播》了。
俞燕宏：我对《新闻联播》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我看到它就想到中央一套，如果这个台没有《新闻联播》，那么CCTV-1也没有必要存在了。
来源
http://ad.cctv.com/20080716/103829.shtml
相关信息
http://ad.cctv.com/20080716/103769.shtml
行星地球
NHK和BBC合拍的纪录片行星地球第一辑四集：
行星地球 プラネットアース planet earth
2006年5月7日 - 10日
59Mins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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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得那么好，还展示了拍摄的方法——那些动物若有知，一定会怒不可遏：难道我们生命千辛万苦的意义就在于刺激你们人类的视网膜？设使我是它们，宁可饿死，也决计不在镜头前捕食。
好在它们并没有这样的尊严感。一边看，一边感叹众生被觅母支配的生命过程。求生，繁殖，天经地义，艰苦而无痛苦，自在而无幸福。
只有人，从众生中脱颖而出，只有人，有可能摆脱觅母这个引擎，有可能否定生命和生殖。人的定义就是会自杀的动物，会选择绝后的动物。黑猩猩的自我意识仅限于认出镜中的自己，人的自我意识更建筑在对死亡和毁灭的觉悟。所谓痛苦和幸福，所谓自由和理想，都从灭的觉悟中来。
2008年8月24日 星期日
我也觉得来不及了
BBC《今日中国》的第四集，最后戴晴说：
我觉得革命不会给这块土地带来任何好处，只会给野心家带来机会。我觉得中国要变，慢慢地变，要从每个人的脑子变，从每个人的心里变，从每个人的行为变——这个国家的环境和资源才会变。但是，我觉得来不及了。
往日对戴晴印象不怎么样，这席话却几乎就是我的话。
九十年代末到三四年前，我曾经对朝廷麾下的“和平演变”抱有乐观的预期，现在想来，无非害怕二字而已。因害怕革命的发生，所以让自己乐观起来。我找到了支持乐观的理由，诸如中国文明从来就是不一样的，现在将来也必然走特别的道路（于是“特色”被默认了），没有朝廷就没有一个稳定力量，后果不堪设想，再坏也比没有好（于是他奶奶的领导被默认了），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生活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近了许多，还会继续接近（于是一个中心被默认了），英美改良发展顺利，欧陆革命代价惨重（却不想欧陆的革命何以会这样持久惨烈）……
这哪里是理由？十足自欺欺人的障目之叶。我已经懒得驳斥这些理由，戴晴这一句话就足够：慢慢地变虽好，却来不及了。我听见1789的脚步，我看到旧制度前提下历史朝着人们良好愿望前进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无法预见旧制度崩溃后会经过怎样的灾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对我来说，那绝对是灾难而不可能是福音。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许多人念叨的什么“如何成功”——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成功什么前途是什么意思——我只希望我能忍受，能把忍受转化为欣赏，当然前提是不在灾难中毁灭。我下半辈子的目标仅此而已，或者已属奢侈了。
2008年8月23日 星期六
短兵相接
附录相声小段：鸡蛋论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的鸡给了你多少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A：这鸡蛋真难吃。
B：再难吃也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凭这个就不能说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自己家鸡下的蛋都说不好吃，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嫌难吃就别吃，滚去吃隔壁的鸭蛋吧。
A：这鸡蛋真难吃。
B：鸭蛋是好吃 ，可是不符合我们家的具体情况
A：这鸡蛋真难吃。
B：胡说！我们家的鸡蛋比邻居家的鸭蛋好吃五倍！
A：这鸡蛋真难吃。
B：凡事都有个过程 现在还不是吃鸭蛋的时候....
A：这鸡蛋真难吃。
B：光抱怨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努力去赚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幼右心理阴暗，连鸡蛋不好吃也要发牢骚
A：这鸡蛋真难吃。
B：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蛋,美国鸡蛋好吃，你去吧
A：这鸡蛋真难吃。
B：不是老毛，你现在臭鸡蛋都吃不上，还有劲在这里唧唧歪歪
A：这鸡蛋真难吃。
B：大家小心A，此人IP在国外
A：这鸡蛋真难吃。
B：台湾网特，滚，这里不欢迎你
A：这鸡蛋真难吃。
B：tmd，我怀疑你是轮子
京奥方圆暗合风水旺局 盛唐气势再现
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2/9/6/100729683.html?coluid=24&kindid=0&docid=100729683&mdate=082314065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8-23 09:04:07
中评社香港8月23日电／延续数千年的中国风水文化，近来在内地再度兴起。素以学说繁多纷杂着称的中国风水界，同为一个“大风水”叫好，那就是北京奥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王大师表示，古人对于墓地和寺庙选址极其讲究，地处安定门外的洼里乡的确风水奇佳。事实上，洼里乡早在20多年前就已被确定为奥运用地。
文汇报报道，不少民间风水师认为，风水学说对奥运场馆布局起到决定性作用，鸟巢和水立方是当今世界现代建筑中最大和最讲究风水的两个建筑。
民间对于奥运风水的主流观点包括：
一、水立方建在北京的北面（北方属水），以水为主题的场馆，将会滋润北京城；
二、北京古称“燕京”，象征也是燕子，以鸟巢命名国家体育场，“燕归巢”的风水含义不言而喻；
三、圆形的鸟巢、方形的水立方分立北京中轴线左右，正好契合风水理论中的“天圆地方”。
另外，也有玄学家认为，水立方属“水”、鸟巢属“木”、依照五行原理正是，水生木、木生火。这被奥运布局旺起来的“火”，正是火红的中国国旗以及不断传递的奥运火炬。
外媒：人气催旺中国经济
韩国媒体的报道则更加有趣。《朝鲜周刊》称，奥运开幕时，鸟巢将聚集很多“年轻人的气”，这些“气”将沿着中轴路汇聚到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纪念堂，从而“被吸入画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中”，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坊间流传的说法，似乎已被事实印证。北京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和各国民众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开幕式”；各国运动员在“风水极佳”的赛场上屡破世界纪录，水立方甚至因此被西方称为“水魔方”，奥林匹克精神更因此在全球“大旺”起来。
北京奥运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风水秘密？一位具有官方背景，被业界尊为王大师的风水家对本报揭开了谜底。“虽然以五行原理分析鸟巢、水立方的布局并非毫无道理，但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和‘事后诸葛’”，王大师表示。
奥运所在地 史上风水佳
北京奥组委官方强调，奥运布局不相信风水，而是尊重科学，本报也从多方渠道了解到，奥运场馆建设并未刻意追求风水理念。但鸟巢、水立方以及奥运村所在的洼里乡确实是老北京人口中的“风水宝地”，这里埋葬过一位清代公主和多位古代名士，还有供奉泰山娘娘的“碧霞元君庙”和龙王庙（修复后，现为奥运村的村长室）。这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王大师表示，古人对于墓地和寺庙选址极其讲究，地处安定门外的洼里乡的确风水奇佳。
事实上，洼里乡早在20多年前就已被确定为奥运用地。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杜立群介绍，洼里乡18.8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全部是绿地，几十年来，这里的建设目标就是森林公园和绿化隔离带，从未出现过一家带污染企业。
1993年，《北京市总体规划（1993年～2010年）》，对洼里乡进行明确定位——旧城中轴线的南、北延长线两侧，将主要用于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建设。
王大师认为，抛开很多玄而又玄的说法提出：风水就是“时间和空间”，其本质是建立和维系人类生态平衡场，从现代绿色、无污染的角度评价，洼里乡也是块“大风水”宝地。
风水三神笔 紫禁城 天安门 奥体中心
文汇报又报道，很多国人最关心奥运风水与中国国运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活北京”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经这样说过：“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有3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紫禁城，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中心；二是天安门，新中国把一个旧时代的宫廷广场改造成一个人民的广场，给北京带来全新的景象；第三个里程碑就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这是对北京城传统中轴线的延伸，代表着北京开始借奥运会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盛唐之势再现
王大师肯定地告诉记者，无论是目前中国良好发展态势，还是研究历史规律，抑或用玄学角度探索未来国运，中华民族再现“贞观之治”、“康干盛世”绝非儿戏之言。日本媒体似乎“先知先觉”，一向喜欢跟中国“唱反调”的《产经新闻》甚至在头版刊发评论文章惊呼：“当今中国，具有盛唐之势。”
中国如虎添翼
王大师认为，中国历来以“三元九运”预测国运，2004年—2023年进入下元八运，此运为“艮”卦，大旺东北方，子山午向（即坐北朝南）建筑更是“旺丁旺财”。北京位于中国东北部，鸟巢、水立方均为子山午向，在八运中北京大有发展，首都的旺相必将推动中国国运更上一层楼。
这位风水学家认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华再迎盛世。奥运选址到建筑虽然未依照风水理论行事，但却暗暗符合风水大旺格局，是真正顺时、顺势而为，堪称天意。可以预计，奥运是令中国国运如虎添翼的“大风水”，中华民族会因举办奥运而更加兴盛！
2008年8月21日 星期四
买佛龛
陈晓卿 @ 2008-8-22 1:50:50
http://www.bullog.cn/blogs/hizi/archives/169078.aspx
近来老妈成了体育迷，天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比赛，前提是有中国队的比赛。不管什么都看，哪怕规则都不清楚，只要有希望得金牌就行。她愿意等，等到升国旗的时候。
我理解不了这种心理。当年，部办秘书纪大姐整整一上午一眼不拉地看谢军的比赛直播，我特敬佩也特吃惊，在旁边问：“您还会下国际象棋呢？”“我哪懂这个？可咱们小谢军，就快拿世界冠军了！”纪姐头都不回，双手捂着胸口说，“多让人激动啊！”我倒。金牌真这么重要么？
偶尔，老妈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她到昨天还在担心，美国队会不会在金牌榜上超过我们。我反复解释鬼子没希望了，她才稍微放下心来。但我说金牌不重要，她又不乐意了，认为我假清高。我被迫用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大Party，大家来乐和乐和就得了，可现在已经成了堂会了……这下我妈真的生气了，她认为我太反动，“金牌多不是意味着我们国家体育强么？难道你就希望我们还是东亚病夫才好？”
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引用刘建宏同学的例子。四年前的雅典，中国队金牌狂飚，回来后，建宏到母校讲座，在座有听众也说到这个问题，理所当然认为“国运盛体运盛”，金牌多就意味着咱们已经成为体育大国了。刘同学一时语塞，只好反问台下，请每周坚持体育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二百多人的礼堂，举手的只有不到三十人；刘同学趁热打铁，继续请坚持每天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令人汗颜，只有五个人……刘建宏把双手一摊，耸了耸肩膀，算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台下掌声雷动。
当然，我妈显然比那些年轻人难以说服。她坚持认为这次堂会相当伟光正，并且举了大量例证－－北京的空气质量，道路交通，治安状况……更重要的是，得了这么多金牌，真的让人从心底感到国家大有希望。她认为我这么大岁数还不懂事，觉悟太低，甚至连陈乐都不如。
我只好闭嘴，继续看比赛。昨天女排发挥一般，被巴西队遏制了，让老妈心情非常不好。我赶紧解释说，比赛总有输有赢，运动员有状态高低的问题，时好时坏。比如，如果今天第一局如果拿下了，就会像股市暴涨，后面也就顺了；没拿下，就有可能像股市暴跌……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近期股市低迷，我们本来让老爸解闷玩儿的炒股活动，结果把老人家套在那儿了，这事情一直让老妈搓火。
果然，我妈关了电视，开始埋怨我们怂恿我爸糟蹋钱。我恨自己多嘴，可也只好听着。抱怨了一会儿，我妈突然问我：“你说，股价都跌成这样了，国家怎么不管呢？”我对炒股一窍不通，只好想像着解释－－炒股是市场行为，可能国家干预的程度有限吧。我妈摇头，表示不信：“别人说的可跟你不一样，政府其实是能救市的。”
“那为什么不救呢？”我问。“还不是因为要办运动会？”老妈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开始吸引我们往里面投钱，都投了，投多了，然后它就缩水。你说这次北京，花了多少钱啊！真是劳民伤财，哪一分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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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旬老太申请抗议反遭劳教惩罚；秦刚论兴奋剂
BBC：北京八旬老太申请抗议反遭劳教惩罚
2008年08月2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41北京时间 01:41发表
北京当局为奥运专门设立了示威区，但是，两位年近80的北京老太太却因为长期上访、申请抗议遭到惩罚。
这两位老太太吴殿元和王秀英先后五次向当局申请到新设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 游行示威。
但是，她们的申请没有到当局批准或拒绝的答复，后来，两人同时遭到被判劳教一年的处罚。
79岁的吴殿元和77岁的王秀英原来的住房于2001年被强制拆除。之后，两人就一直不断上访。
扣留盘问
吴殿元的儿子李学惠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表示，两位老太太从8月5日至8月18日期间，先后5次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申请到新设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 进行游行示威。
但是这些申请无一得到当局批准或拒绝的答复。两人于8月5日申请游行当天还被公安局扣留盘问10个小时。
李学惠说，8月17日中午，吴殿元和王秀英同时收到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7月30日签署的的"劳动教养决定书"。
他说，两位老太太8月18日再度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时，执勤的公安人员告诉她们，因为两人已经在8月17日收到劳动教养决定书，所以她们现在没有权利申请游行示威。
李学惠表示，他们准备通过司法渠道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表示："积极上访的吴殿元和王秀英在申请游行示威后遭到当局处罚，显示了政府所宣称的在奥运会期间专设'集会游行示威场所'供民众申请游行，不过是在作秀"。
她指出，尽管民众提出许多申请，但当局除了报复的行动外，未有批准任何申请的报道。
近十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因征地、拆迁、国企改制、军人转业导致的上访人次剧增。
Too Old and Frail to Re-educate? Not in China
By ANDREW JACOBS
Published: August 20,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8/21/sports/olympics/21protest.html?_r=2&pagewanted=1&oref=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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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Wang Xiuying, left, and Wu Dianyuan have been ordered to undergo “re-education” for seeking a protest permit in Beijing.
BEIJING — In the annals of people who have struggled against Communist Party rule, Wu Dianyuan and Wang Xiuying are unlikely to merit even a footnote.
The two women, both in their late 70s, have never spoken out against 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Both walk with the help of a cane, and Ms. Wang is blind in one eye. Their grievance, receiving insufficient compensation when their homes were seized for redevelopment, is perhaps the most common complaint among Chinese displaced during the country’s long streak of fast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Beijing police still sentenced the two women to an extrajudicial term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this week for applying to hold a legal protest in a designated area in Beijing, where officials promised that Chinese could hold demonstrations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They became the most recent examples of people punished for submitting applications to protest. A few would-be demonstrators have simply disappeared, at least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Games, squelching already diminished hopes that the influx of foreigners and the prestige of holding the Games would push China’s leaders to relax their tight grip on political expression.
“Can you imagine two old ladies in their 70s being re-educated through labor?” asked Li Xuehui, Ms. Wu’s son, who said the police told the two women that their sentence might remain in suspension if they stayed at home and stopped asking for permission to protest.
“I feel very sad and angry because we’re only asking for the basic right of living and it’s been six years, but nobody will do anything to help,” Mr. Li said.
It is unclear why the police have detained people who sought permission to protest. Some political analysts say the police may be refusing to enforce the government’s order, announced last month, to allow protest zones. Chinese lawyers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lso suggested a more cynical motivation — that the authorities were using the possibility of legal demonstrations as a ploy to lure restive citizens into declaring their intention to protest, allowing the polic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m.
When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warded the Games to Beijing in 2001, ignoring critics who said China should not be rewarded for repression, its president, Jacques Rogge, offered assurances that the Games would invariably spur China toward greater openness.
But prospects dimmed even before the opening ceremony, when overseas journalists arrived to discover that China’s promise to provide uncensored Internet access was riddled with caveats. The ensuing uproar did persuade the government to unblock some politically sensitive Web sites, but many others, including those that discuss Tibet and the banned spiritual group Falun Gong, remain inaccessible at the Olympic press center.
The announcement that the police had set up protest zones was first greeted as a positive if modest step that could allow Chinese a new channel to voice grievances otherwise ignored by party officials and the state media.
“In order to ensure smooth traffic flow, a nice environment and good social order, we will invite these participants to hold their demonstrations in designated places,” Liu Shaowu, the security director for Beijing’s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He described the creation of three so-called protest zones and suggested that a simple application process would provide Chinese citizens an avenue for free expression, a right that has long been enshrin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but in reality is rarely granted.
But with four days left before the closing ceremony, the authorities ac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yet to allow a single protest. They claim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who filed applications had their grievances addressed, obviating the need for a public expression of discontent.
Chinese activists say they are not surprised that the promise proved illusory. Li Fangping, a lawyer who has been arrested and beaten for his dogged representation of rights advocates, said there was no way the government would allow protesters to expose some of China’s most vexing problems, among them systemic corrupti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esidents for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Olympics.
“For Chinese petitioners, if their protest applications were approved, it would lead to a chain reaction of others seeking to voice their problems as well,” Mr. Li said.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embraced a market economy and shed some of the more onerous restrictions that dictated where people could live, whom they could marry and whether they could leave the country. But with political dissent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unrelenting.
In theory, the Communist Party allows citizens to lob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matters of local corruption, the illegal seizure of land and extralegal detentions. In reality, those who arrive at Beijing’s petition office are often met at the door by plainclothes officers who stop them from filing their complaints and then bundle them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Intimidation, beatings and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s are often enough to prevent them from trying again.
Daniel A. Bell, who teaches political theor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suggested that Western political leaders and rights advocates were naïve to think that the Olympics would lead to looser restrictions. Although Chinese have come to enjoy greater freedom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progress has been largely stalled in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Olympics as officials worked to ensure that nothing would interfere with them.
In recent months, the pressure has only intensified: scores of rights lawyers and political dissenters have been detained, and even the armies of migrant workers who built the Olympic stadiums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leave town, lest their disheveled appearances detract from the image of a clean, modern nation.
“When you have guests coming over for dinner, you clean up the house and tell the children not to argue,” Mr. Bell said.
While the demands of Ms. Wu, 79, and Ms. Wang, 77, the protest applicants, might be seen as harmless, they threatened to expose the systemic problems that bedevil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Like many disenchanted citizens, the two women, former neighbors, were seeking to draw attention to a government-backed real estate deal that promised to give them apartment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that replaced their homes not far from Tiananmen Square. Six years later, they are living in ramshackle apartment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and their demands for compensation have gone unanswered.
On Monday, when they returned to the police station to follow up on their protest applications, the women were told they had been sentenced to one year at a labor camp for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For the moment, the women have been allow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but they have been warned that they could be sent to a detention center at any moment, relatives said.
Officials say that they received 77 protest applications but that nearly all of them were dropped after the complaints were “properly addressed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or departments through consultations.”
At a news conference on Wednesday, Wang Wei, the vice president of Beijing’s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 was asked about the lack of protests. He said it showed the system was working. “I’m glad to hear that over 70 protest issues have been solved through consultation, dialogue,” he said. “This is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But human rights advocates say that instead of pointing the way toward a more open society, the Olympics have put China’s political controls on display.
“Given this moment when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is shining on China, when so much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re in Beijing, it’s unfathomable why the authorities are intensifying social control,” said Sharon Ho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truth is they’re sending a clear and disturbing message, one they’re not even trying to hide, which is we’re not even interested in hearing dissenting voices.”
流氓国家的外交部真是流氓济济。越流氓越有前途，沙老师是榜样。
秦刚论兴奋剂
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467269.htm
2008年8月20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胡**主席访韩、南奥塞梯局势、北京奥运会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今天有六名外国人举行支持“*独”的抗议活动而被中国警方逮捕，他们现在在哪里？是否会被驱逐出境？另据称有两名中国妇女因为申请示威被判劳教，你对此有何评论？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主管部门还没有批准一起示威申请，你认为这能体现中国的民主吗?
答：你是不是看到新华社的消息之后感到很失望，缺少一点“兴奋剂”？
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就相关问题作出了解释，我没有更多的补充。在中国和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申请游行示威要依照有关的法律程序进行。
外国人在北京举行示威活动，他们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如果出现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有权依法进行处理。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从事支持“*独”和分裂中国的活动不受欢迎，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和一致的谴责。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具体情况请你向有关部门去了解，我在前面的阐述中已经回答了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原则。
2008年8月19日 星期二
这年头儿闲人多
愤青分类学
李老五 @ 2008-8-18 0:49:48
http://www.bullog.cn/blogs/metalfri/archives/167740.aspx
在传统生物分类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只关注所谓“纯天然”物种，而对外力干预下的物种突变关注度不够——尤其是人类变异。一种保守的说法甚至认为：“只有纯粹依靠自然进化的物种才有资格被列入分类树中去，其他只是稍现即逝的玩笑罢了。”（沙比诺夫斯基，2001）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这些年，随着网络——一种新的交流方式的兴起，一种新的物种被认为正在产生。愤青，这些年来一直被生物学家所重视，这个种群所表现出来的部分非人类的习性让分类学家考虑了一种新的分类可能性。
分类学上，生物学家提出了关于愤青亚种的分类树。
动物界(Animalia)
愤青虽然富有攻击性并惰于思考，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与常春藤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脊索动物门(Chordata)，脊椎动物亚门 (Vertebrata)
毫无疑问，愤青属于脊索动物门。无论是哪一类愤青，他们的背部都拥有支持体轴作用的棒状脊索，并且分布在消化管之上，神经管之下。事实上，由于愤青本身是由智人种变异而成，所以在门这一分类阶元，两者并没有任何区别。少数几种愤青由于缺少脊椎骨，一级神经中枢系统被清洗的情况较为严重，被分在半索动物门 (Hemichordata)下，由于缺乏研究，这里不予讨论。
哺乳纲 (Mammalia) 真兽亚纲(Eutheria)
社会报告指出，愤青的分娩和妊娠过程与智人种无异。有部分生物学家认为，愤青们的思考逻辑过于特殊，应分入原兽亚纲(Prototheria)，但这种分类方法并不被主流学界所采纳。
人科(Hominidae) 人属(Homo) 智人种(Homo sapiens) 愤青亚种(Homo Fenqingia)
由于愤青与智人种占据的栖息地基本相同，并不存在已报告的生殖隔离，在思想、社会行为以及内分泌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分类学家倾向于将愤青分类为亚种（subspecies），这也被当今的主流学界所接受。
概述
愤青，或粪青，（保护程度为野外绝灭EW）这个名词可以从生物、精神与文化各个层面来定义，或者是这些层面定义的结合。生物学上，愤青被分类为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愤青亚种，拥有高度发展的头脑（但研究表明愤青亚种的脑发达程度较智人种略逊）。精神层面上，愤青亚种被描述为能够依据自己的情感选择支持任何残忍的暴行或智人种难以接受的强烈的民族认同倾向，在心理学研究中这些倾向被认为与智人种在童年生活中所受到的强烈心理刺激所导致的定向变异有关。文化愤青学上，愤青被定义为残忍粗暴、言行极端、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与网络群体性，尤其是他们能够建立各种非自发性的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有时他们也会互相争吵）。
生物学上愤青的学名为“愚人”，与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长臂猿、合趾猿、智人种同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愤青与其它灵长目动物的不同在于愤青粗暴的行为、由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主导的诡异的内分泌、欠发达的大脑，以及由这种大脑而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推理能力和思维逻辑水平。由于智人种和愤青亚种血缘相近，动物学家 F.李戏称愤青为“无脑人” ，并著述从各个角度论述愤青亚种种行为的起源。
行为学上来看愤青亚种的特征有：懂得使用网络，具有非自发性的互助性组织，不喜欢进行深刻的思考，喜欢谩骂，容易道听途说等。这些行为学上的差异也衍生出各愤青次亚种之间不同的信仰、敌对对象、愤怒意识、流氓价值观、网络语言规范。
生命周期
生物学上，愤青亚种主要来源于智人种的变异，近代，这种变异主要发生在亚洲的中国（大陆），主要由计算机网络作为媒介，在野外还没有报告发现这种变异。通常认为这种变异与中国大陆的网络普及和智人种的发情行为得不到发泄有关。
愤青亚种的定向变异通常在智人种的14-25岁之间完成，近年来也有报告30岁以上获得这种变异的例子，但这并不常见，有人提出，智人种在步入中年期后会获得对这种愤青化变异的定向免疫能力。
与其他物种相比，愤青的变异过程显得简单许多。这种变异并不需要基因级别的干预或DNA突变，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转变，前沿的生物学家认为中国大陆所盛产的爱国激素民族激素和中国大陆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对智人种的神经中枢器官大脑的清洗有关。这也导致了中国大陆成为了愤青亚种的最主要栖息地。
愤青学家认为，这种定向变异在愤青亚种步入中老年期之后有消失的倾向。但是因为最早报告的现代愤青亚种仍未步入中年期，这个观点还停留在假说阶段。
对智人种来说，死亡往往带来不舒服的感觉或是惧怕。但是部分愤青次亚种对于死亡有着近乎疯狂的崇拜，如“为国战死”，“东京大屠杀，老子先死在战场上”等便是他们对死亡的疯狂崇拜的一种真实写照。但事实上，将这种崇拜付诸实施的愤青几乎没有出现。
情感
愤青亚种的情感是他们与智人种的重要区别之一。情感上，愤青亚种并不认同自己的“愤青亚种”分类，现代，他们通常以中国人自居，并对此身份表现出无条件无理由的无比自豪。愤青种通常表现出对自己族群的过激的狂热感情倾向性，对外来民族的排斥和诋毁，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实现自己在愤青亚种中的地位提升。有的分泌学家认为愤青种的这种行为是他们分泌赖以生存的爱国主义激素、民族激素的一种方式。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对愤青亚种的神经中枢器官大脑的清洗的一种反映。偏激的愤青学家甚至认为，愤青亚种的大脑只不过是他们存储代谢废物的器官，类似智人种的膀胱。
逻辑思维与智能
愤青亚种的逻辑思维能力被认为是他们和智人种的重要差异之一。他们的思考水平比较简单，并且停留在原始的兽行阶段。愤青亚种的逻辑可以被简单的概括为：我是爱国者===〉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爱国的，是正确的===〉谁反对了我===〉谁就是汉奸、卖国贼。内分泌研究指出，他们通过这种原始的逻辑思考促进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的分泌。
通常认为，愤青亚种的智能与智人种相比较差，但无本质差异。而近年来他们所表现出的极端思维与民族倾向性使得部分前沿的人类学家认为他们作为群体的智能水平大致与蟑螂相当。
社会活动与思想
愤青的社会活动主要表现为对其他民族（以日、美、韩等国为主，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法国正在成为愤青的新目标）的谩骂和攻击，以及对反对他们种群观点的智人种进行“汉奸定性”的侵犯活动。愤青亚种普遍缺乏运动能力和对健身等社会活动的渴望，但愤青对于奥运会这一智人种的盛会有着智人种都难以置信的疯狂痴迷，他们的这种痴迷并不表现在参与精神和友谊的传承，而是表现为对中国大陆运动员获得奖牌的总数的无比关注（尤其是金牌）。对于没有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在与中国运动员的竞争中夺取了奖牌（大多数情况是金牌）的外国运动员，或者担任外国运动队教练的中国智人，他们通常会进行他们最擅长的社会活动——谩骂或攻击，并以此分泌更多的民族激素和爱国激素。
愤青亚种喜欢与他们的近亲，智人种进行辩论，但是他们的辩论从未完美的结束。对于一个愤青亚种来说，辩论的次数越多，他的种族认同感就越强，有研究表明，辩论的次数和时间与愤青亚种体内的民族主义激素和爱国激素的分泌量成正比关系。从实战角度来说，智人中所推崇的逻辑关系、充分阐述、幽默机智等辩论窍诀并不被愤青亚种所接受，他们在辩论中更看重气势、字数、贬义词的数量以及辩论对手的亲属在自己辩辞中出现的次数。
繁殖与性行为
愤青亚种的性行为与智人种无异，但有报告指出愤青亚种的性行为有粗暴倾向。并没有证据表明愤青亚种与智人种之间存在生殖隔离，但由于智能和行为模式上的巨大差异，愤青亚种更倾向于与本种族的异性结合并进行繁殖活动。愤青亚种的后代并不会先天性的获得愤青亚种的定向变异，但是由于聚居地的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量较多，愤青亚种的后代出现这种定向变异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生理特征
生理特征上，愤青亚种与智人种的黄色人种并无太大差别。肤色带黄，头发粗直较硬并且黑色，愤青亚种眼睛大多数是黑色或深褐色的，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愤青亚种体内的爱国激素分泌量过多时他们的虹膜颜色将转为红色。面部宽阔，颧骨明显突出平扁，鼻根低矮或中等，眼睑有内惋褶，胡子和体毛较少，身材一般为中等高度。但是由于长期接触计算机网络，远离野生生活，愤青亚种在体型上更多地表现出皮下脂肪较多，秃顶，运动能力差等特征。
饮食
智人种是杂食性动物，能消化植物和动物。一些智人种会选择戒吃一些或所有的肉类，一般会出于宗教，道德，生态保护，或健康的原因等等。愤青亚种在饮食习惯上与智人种并无差异，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对愤青亚种的研究深入，解剖学家发现愤青亚种的消化系统与智人种有着很大区别。智人种的消化系统开端是口，并以肛门作为排遗器官；而愤青亚种则正相反。所以愤青亚种在行为学上经常表现出与智人种的巨大差异：他们用肛门进食，而且满嘴喷粪。
与智人种的区分
有时，对于社会中的不公正与政府司法官员腐败现象通常深恶痛绝和对某一种社会现象如对高校招生、对语言政策、对医疗制度等等高度不满的并具有激进思想的人也被称为愤青亚种。但这种指称没有被主流学界所承认，被指称的人群会拒绝愤青的叫法，再者这些人多数不拥护所谓的“有特色社会主义”，且与民族主义者没有必然联系，可能只是对社会不满，并不具有愤青亚种的定向变异。
栖息处
历史上，愤青亚种曾广泛分布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地，但由于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的缺乏，愤青亚种先后在这些国家灭绝。
近代，由于愤青亚种对于爱国激素、民族激素、计算机网络和中国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对智人种的神经中枢器官大脑的清洗的依赖，他们难以在地球上除了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长期定居生活（近年来在朝鲜半岛有数例报道的愤青亚种）。大部分中国大陆的城市是愤青亚种人口密集的地区，山地和高原等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稀少，这通常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网络普及程度有关。
语言
现代愤青亚种的主要语言是汉语，近年来愤青亚种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网络语言。但由于愤青亚种的智能较差，这种新发明的语言并不具有广义意义上的私密性和创造性，许多智人种可以轻易的学会这种语言。
次亚种分类
随着愤青学 (Fenqingiaology)的兴起，原本那种认为愤青就是愤青的传统观点受到质疑，愤青种群之间的微妙差异也逐渐凸现在研究者面前。研究者们发现，借助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这一在愤青内环境调节上划时代的发现，可以有效地把愤青分成层次分明的数个次亚种和分枝，这使得今后的愤青研究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 注释：民族激素（Nationalism Hormone）和爱国激素（Patriotism Hormone）是指愤青体内才含有的特殊激素，它是调节愤青亚种内分泌和生命活动的主要因素。具体的运作机制目前还不清楚。目前所知，暴露在空气中的这些激素相当脆弱，它们甚至活不过5秒钟，但这种神秘的、细菌一样的东西却可以通过心理接触（包括网络发言、谈话、辩论、新闻等）传播，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可能。一旦进入到宿主体内，这些激素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到达靶细胞，起到调节愤青生命体征的作用。
愤青亚种下辖三个次亚种，并存在并列分类阶元：粪青亚种和已经灭绝的古愤青亚种。次亚种之间的分类是根据他们体内的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分泌量来确定的。
粪青亚种：（Homo Crapia）
粪青亚种的最大近亲是愤青亚种，他们在情感、社会行为、群落组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粪青的行为更加凶暴，语言更加粗俗，智能水平更为低下。有人指出，粪青亚种的定向变异方式与愤青亚种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变异并不具有可逆性。粪青亚种的内分泌系统也与愤青亚种有很大区别，有人推段他们的内环境主要是由沙文激素（Chauvinism Hormone）和法西斯激素（Fascism Hormone）调节的，但由于粪青亚种的性情乖戾并且难以接近，近年来对粪青亚种的研究进展少之又少。
古愤青亚种：（Paleo Homo Fenqingia）
古愤青亚种曾被报告在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地出现。他们甚至曾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统治了整个中国大陆。但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大多数古愤青的行为方式和变异与现代愤青（分布于中国大陆）有很大不同，实际上，纳粹亚种（Homo Nazia）、嬉皮亚种（Homo Hippiea）、义和亚种（Homo Fuqingmieyaia）、军国亚种（Homo Militarisia）和红卫亚种（Homo Maoisthebestia）这种分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普遍意义上，古愤青亚种已经完全绝灭。
民族愤青次亚种：（Homo Nationphia Fenqingia）
这种次亚种的愤青体内的民族激素含量通常高于普通的愤青亚种。民族愤青次亚种通常赞赏“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的一个政治时代，那时中国大陆几乎遍布古愤青亚种，有的生物学家甚至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智人种已经灭绝）的中国，认为当时硬朗的中国形象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并因此批判邓小平时期之后的中国政府的对美、日政策。民族愤青次亚种一般非常怀念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如汉、唐、元、明等，一部分人希望中国再次强大后能够收复原来的领地。这种次亚种的愤青又常因传统文化的专利问题，和古高句丽等族群的民族归属问题和韩国的愤青亚种产生激烈冲突——他们都认为那些由智人种所创造的思想和科学精华应该归他们所有。
爱国愤青次亚种：（Homo Patriotisia Fenqingia）
这种次亚种的愤青体内的爱国激素含量通常高于普通的愤青亚种。爱国愤青们常自称为“爱国主义青年”，并自以为正确、神圣。他们通过仇恨来获得爱国激素的对象主要为美国、日本、台湾泛绿、民运分子。常自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也常常在“保钓”等问题上对中国内地政府的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其不够强硬。有些拥护毛的爱国愤青次亚种，认为“用领袖思想能治病”，这些人是反科学的，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发展表示积极支持。愤青的一个共同、普遍特征是关注军事新闻，分享军武图片，好谈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胜利事迹，崇尚军事决定论，强调中国武力之强大与对手之懦弱可笑。鼓吹发展军事，认为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软弱就要挨打”。
吼愤青次亚种：（Homo Fenqingia-vocifer）
这种愤青的内分泌系统与通常的愤青亚种无异，他们获得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的方式是区分他们和愤青亚种的重要根据。愤青亚种的谩骂和攻击性行为通常出现在计算机网络上，并不能对智人种的正常生存产生实际上的威胁。而自从2008年3月14日后，在中国大陆报告了不少例这种吼愤青次亚种。他们具有高于普通愤青亚种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能力，而他们乐于对一些智人种的社会性服务部门（如超市、快餐店等）实行疯狂的攻击，并伴以中国大陆所禁止的示威活动，并称这种行为为“抵制”，是一种爱国的正确行为。他们的出现被一些智人种社会学家认为严重侵犯了智人种的利益。还有些愤青学家指出，这种新的次亚种愤青所分泌的激素是民族激素，爱国激素，法西斯激素和沙文激素的混合加强体，且具有强烈的传播性，他们可以轻易进入健康智人种的体内，改变智人种的体液调节系统，使得智人种出现定向变异，愤青内分泌学家称这种新型激素为沙比激素（Shabilly Hormone）。
也有智人种社会学家指出，这种吼愤青亚种的出现可能威胁到智人种社会的正常秩序，并对此表示了担忧。但是由于学界缺乏对吼愤青亚种的研究，使得这个新的物种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仍然是个谜团。一位不知名的愤青学家这样表述自己的无奈：“你怎么可能知道一个傻逼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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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倍可亲网友[ houton2008 ] 于 2008-8-19 11:29 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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