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9日 星期二

陈子明:“五四运动”又来了吗?

按此次反法运动,起因亦同。
先是,伦敦之受挫,实不亚于巴黎。唯当晚即转赴巴黎,朝廷制度笨拙,未及反应。故是日官媒辄言“伦敦瑞雪”,盖未得旨意,遂搪塞以一向之套话尔。
次日再败于巴黎,官媒口气初与伦敦无二。当日央视新闻亦为法国电视引用,一派和谐,援为笑柄。唯下站旧金山开跑尚需数日,朝廷乃得趁间计议之。意者有司于巴黎既四度灭火,且擅令改变路线、结束接力,能不阴怀畏罪?其奏章必极力渲染巴黎“反华”之炽,所以激怒至尊九头,从而卸责也。以国朝体制,九头既“无产阶级震怒”矣,官媒自然风从,于是一日之间口气大变,点火煽情,如万箭齐发然。
唯民愤既起,祸乱亦将至,朝廷深有畏于是者。且其九头等恐亦渐晓巴黎详情,顾不能反复其辞矣。况国朝本来孤立,洵不欲绝于法国。于是阴结法国,乃在四月十八日先派赵进军使法沟通,而秘不宣焉,因能致法使蓬瑟莱、拉法兰“来朝”。而仅于公布法使“来朝”消息之侧附言赵进军日前使法之消息,所以期人民疏忽其先后之序,而渐平复其情。又令官媒渲染法国舆情顺附之声,朝廷于其国民,乃能免于前倨后恭之态度,所以维持其颜面也。实则法国舆情驳杂,“反华”者有之,拥中者亦有之(唯不多尔),非因华人抗法而能有移易者。而并为官媒任意拣取,造成抗法奏效之神话。历朝之欺其人民向来如此。然翻来覆去,徒费周章,所谓颜面,无非勉强于中而扫地于外,诚不知此颜面者何谓也,抑掩耳盗铃尔。是皆专制政体必然之弊,百年以下,举凡爱国不出“五四”模式,职是之故也。



近来,中国各地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部分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朝野在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期间的言行,抵制和封堵法国品牌的家乐福连锁超市。令年纪大一些的国人不禁感叹:难道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又一次降临中国了?

广义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运动

说起五四运动,首先必须分清广义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运动。周策纵的《五四与中国》一书给出了广义的定义,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也采用广义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胡适则反对把新文化运动纳入五四运动的范畴。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本文下面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指胡适所主张的狭义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北京大学师生们的思想观点是不一致的。陈独秀曾说:残害人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去国家的民众尽管权利不与宗主国民众同等,然而他们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比起恶国家的民众,就像是天上地下!所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都以其地不能立刻变为租界为憾。不是京、津、江南人没有爱国心,“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胡适是世界主义的拥护者,主张“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他还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然而,他们的弟子却是些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 者、“民族主义”者。当下的情况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大学老师多是早年、晚年陈独秀(剔除担任中共总书记的一段)与胡适的精神传人,大学生们却是五四青年的翻版。

为什么老师影响不了学生,为什么每一代青年人都要经历民族主义的洗礼,这是本文的关注点。事实上,影响学生行为的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因素;外部因素不仅有老师,还有政府,政府的影响力往往大于老师;内在因素则是青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百姓、洋人、官

欲了解大学生与官府的关系,必须放在“百姓、洋人、官”的分析框架内。自从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出现以后,就成为“百姓”的急先锋。王小波说:“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不论是在晚清、民国还是共和国,玩的都是同一个游戏。慈禧先是利用义和团反洋人,然后又收拾义和团的故事,已经人所共知,这里只说说民国以后的事。

由于御用史家任意剪裁和编造近现代史,大多数国人已经不知道五四运动的点火者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当时的日本原敬内阁认为,五四运动受到“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这一判断写入了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汪大燮和林长民当时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负责巴黎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熊希龄当时是国民外交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受到政府的支持,十名理事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都曾是顶级官员,担任过国务总理、总长或省都督。林长民于1919年4月30日接到在巴黎的梁启超的告急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不愿意在偏向日本的对德和约上签字,但是又不想由自己来承受列强的压力,因此急切需要国内的民意表达作为外交后盾。

在“五四”之前,还有一个“五九”,后来被定为“国耻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既然是秘密谈判,为什么会在谈判过程中就被公诸于世了呢?原来,正是袁世凯自己派人透露给媒体,试图通过掀起民间反对浪潮和引发欧美国家的抗议,作为与日方谈判的筹码。“二十一条”披露后,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3000多人群起反对,并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表示抗议。他们归国后,通过向中央政府上书、请愿,筹划、组织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发起“劝用国货、抵制日货”运动等方式,力阻政府与日签订密约。在留日学生的鼓动和组织下,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这次反日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石头、剪子、布”的外交游戏,并不是那么好玩的,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慈禧玩义和团,玩来了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袁世凯玩两手策略,一方面彻底得罪了日本政府,使其下决心支持孙中山的反政府活动;另一方面又授人以柄,为国内各派“倒袁”力量提供了集结起义的合法性。徐世昌政府在激励大学生爱国热情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大学生会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双重口号,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赵家楼是时任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章宗祥曾任内阁司法总长,时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一幕。满怀正义感参加反日爱国游行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想到会引来牢狱之灾。

在共和国时代,情况也是一样的。1967年香港工委紧跟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掀起了“反英抗暴”斗争,外交部门迫切需要国内红卫兵以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给英方一个震慑。没想到一腔怒火的群众是很难控制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大为震怒,当时外交部门的实际负责人王力、姚登山成了替罪羔羊,分别被关入秦城监狱十五年和九年,大批与该事件有关的红卫兵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自由主义理论缺陷

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例如胡适),未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走向,与他们自身的理论缺陷不无关系。中国以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常最关注世界与个体这两头,而忽略对于中间层次——国家、社区——的理论建构。单纯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常常会碰壁,英国的张伯伦主义(绥靖主义)、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中立主义,就是突出的例子。胡适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力,由于他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尤其是他在“九一八事变”甚至“七七事变”后仍然“唱低调”,而越来越微弱。今天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认真吸取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教训。

笔者在《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载2003年第2期《战略与管理》)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世界公民。”笔者还说过:通常所说的民主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等几个层次上的价值的复合体。这是基于对胡适式的“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吴国光语)的一种反省。

宪法爱国主义是哈贝玛斯在面临德国统一问题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指出: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公约。这个社会公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参见徐贲:《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哈贝玛斯的宪政观》)

鉴于下列的原因,中国也要强调宪法爱国主义,而不宜以民族主义和族群认同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基础。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更多地具有政治分化而不是政治聚合的作用。第二,在大陆和台湾长期分离的情况下,两岸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制度,如果不构建哈贝玛斯所说的“民主共同政治文化”,单凭“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已不足以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种强调法治形式程序的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第三,经济全球化虽然总的来说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但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好处尤多。这部分人既不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富的人,而恰恰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介于贫富之间的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对于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将会进一步刺激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势力,损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

政治本能与青春期冲动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相对普通民众而言,大学生更是“超级政治动物”。在国家专政机器“稳定压倒一切”的强力压制下,当代大学生表现得似乎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旦高压阀出现了空隙,大学生们的政治本能就会怦然爆发。克莱孟梭说过:30岁之前没有信仰过激进思潮,心灵有病;30岁之后继续信仰激进思潮,脑子有病。大学生剑走偏锋,感情冲动一时间遮蔽了理性思考,这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有人在网络上撰文《九年前的那些爱国青年今何在》,有人在网络上展示抨击克林顿总统的北大女生成为美国人媳妇后的甜蜜生活照,均意在揭示一条经验规律——思想的激进程度与人的年龄大小是负相关的。

民族主义是大学生发泄政治本能与青春期冲动的首选,历来如此。这里就不说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了。1946年2月的大学生反苏运动和1985年9月的大学生反日运动,是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二战结束时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左倾的、亲苏的。然而,当苏军没有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战胜日本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退,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发生了 “张莘夫事件”(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接收”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8人被害)后,重庆、上海、南昌、南京、青岛、汉口、北平、杭州等地的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苏大游行 。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右倾的、亲西方的。然而,当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与18名内阁成员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北京大学率先发起学潮,号召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开展“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这次学潮受到官方的强力打压,最终只有300多学生抵达广场,当局宣布广场戒严,《北京日报》指责学生“动乱”。后来,这次学潮的参与者成为1989年“反腐败、要民主”学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民族主义的联盟对象

笔者在《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载《领导者》第十九期)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的将近六十年时间里,偏离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现代化走入歧途,当下重新勃发的民族主义会不会使中国重蹈覆辙呢?不会!

正如许纪霖等人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既可以说它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也可以说它能够容纳所有的东西。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具有某种相似性与关联性(参见保罗•塔格特著《民粹主义》)。“有时它一呼万应,有时则遭受冷遇。”它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然而民族主义也并非毫无效果,“在高潮时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的内容与基调”。它“在本质上是多变的,它总是随环境颜色的变化而改变”。它“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这种适应性源于民族主义的“空心化”:它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却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民族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盟,也必须依附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才能发挥深远和持久的作用。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民族主义很快便与列宁主义打成一片,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短短几年中就演变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尽管他的这种叙述在时间顺序上是错误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们上街游行,是响应梁启超、林长民的号召而不是响应列宁的号召;几年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才在民意测验中把列宁选为“世界第一伟人”,位于昔日“世界第一大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前。

五四运动前后,全球思想界正处于急剧左倾化的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以及朝鲜、越南、蒙古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都是世界边缘地带对于中心地带思潮转变的一种响应。而在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民族主义会与哪一种意识形态结盟,却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清楚的。可能引致的群体性事件是“火烧赵家楼”(矛头对准丧权辱国的政府官员)还是“水晶之夜”(又译“砸玻璃窗之夜”,指的是1938年11月9日,在纳粹的导演和怂恿下,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民众反犹事件),也需要认真分辨。

现在,民族主义有三个可能的联盟对象——极左的毛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极右的新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中间的宪政民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和世界公民主义)。第一种联盟关系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市场,却被权势集团高度警惕和全力压制。他们决不允许被“外争国权”调动起来的民众政治积极性,转移到“内惩国贼”即追查惩罚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主义上来。第二种联盟关系是权势集团的企盼。他们喜欢国家主义鼓吹举国一致体制和对外争夺“生存空间”,喜欢种族主义以族群关系来掩盖和冲淡阶级关系。但是,包括毛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既得利益者用国际争端来转移民众对于现实不满的做法,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揭露。第三种联盟关系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朴素的民族情感和温和的民族主义,都是民众油然而生的,没有必要恐惧、抵触或压制,关键是要将其引导到理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特别的”与“法定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没有跟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国民运动,往往是“无结果”的。“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

梁启超又说:“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 ’。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在2008年,国人刚刚看过了台湾同胞的“法定的”国民运动,连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也从中感受颇深,惊叹:“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眼下,国人仍在津津有味地隔洋观赏美国的总统大选,看美国佬如何“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什么时候中国人在“特别的”国民运动之外,也能够参与到“法定的”国民运动中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

韩国媒体批中国留学生首尔表现

江天编译报导/外电报导说,韩国媒体4月28日对奥运火炬在首尔的传递过程中少数中国学生的暴力行为进行批评。此外,韩国政府还说中国留学生等采取暴力行动一事,向中国方面表示“强烈遗憾“。

不过,外电指出,从当天火炬传递总体来看,中国学生的集会一直保持着和平的方式。

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乘大巴从韩国各地赶来,并持有统一发放的国旗、T恤、标语等。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他们高呼支持中国的口号。两名中国人引涉嫌向抗议的韩国人投掷石块而被捕。在首尔火炬传递全程,8000多名警察严阵以待。

外电指出,韩国是世界上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网络论坛上,许多韩国人发贴称中国人的表现给人印象不好,无益于传达和平的信息,歪曲了奥林匹克精神。“把所有中国人赶出韩国,”其中一个帖子称。另一个则说:“中国没有权利举办奥运会”。

韩国媒体28日报导说,一天前,首尔市中心被中国国旗五星红旗覆盖。对此,首尔市民发出了感叹。他们表示惊讶和好奇,纷纷表示:“从哪里涌现出那么多中国青年?”。首尔市民将中国青年们的行动视为“爱国心”。但28日早晨,韩国国民对待中国青年的视线变得冷淡。

韩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指出,舆论发生巨变,是因为拍摄到在首尔广场酒店大厅发生的暴力场面的视频。该视频中,看上去是中国人的100多人涌入酒店大厅内,将几个人挤至墙边,用国旗和拳脚施暴。

而夹在两个组织之间的身穿制服的韩国义警形同虚设般地轻易被挤得后退,后来还被中国人殴打。中国学生们在现场不断高喊“打死他”、“道歉”。

据悉,被围攻的是市民团体“东躲和平连带”的3名成员。他们当天下午5时30分左右在德寿宫前抗议中国的东躲事件,举起东躲旗帜示威,后来被400多名中国人追赶,仓惶逃到酒店,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阻止暴行的义警中有一人被中国人打到,头部受伤缝了六针。

朝鲜日报说,有一位网民于27日晚将该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后,人们开始对向市民和警察使用暴力的中国留学生表示愤怒。

在互联网上,中国青年的其他过激行为也接连被公开,其中包括中国青年投掷的木块打中了采访记者导致其受伤的照片、中国人扔出的金属切割机打伤了市民团体干 部的照片等。在德寿宫大汉门附近,身穿写有“FREE TIBET”T恤的4名美国高中生被300多名中国人包围,后来被警察救出。

中国留学生们从圣火传递两周前开始就在网上社区发布“27日在奥林匹克公园集合”、“不要携带武器,带上鸡蛋”等帖子,有组织地进行了准备。

文章称,正因为这些,韩国网民们更加激动。就中国人的这种行为,网民们表示反感说“在其他国家可以这样吗”、“如果韩国人在中国对公安施暴早就死了”等。在各门户网站上,包含中国留学生施暴场面的照片和他们的个人资料的文章正在大量扩散。(chinesenewsnet.com)

报导还分析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大规模涌现在首尔市中心,是由于圣火传递活动在其他国家受到干扰,再加上韩国的部分市民团体事先预告说将阻止圣火传递,因而刺激到了中国人。

也有人指出,部分市民团体的过激行为刺激了中国群众。例如,在圣火传递活动的起跑地点奥林匹克公园,部分市民团体成员登上公路对面的公共汽车,用“中国没有举办奥运会的资格”等很难看作是单纯的“反对口号”来刺激中国群众。

因此,当警方离开后,愤怒的中国群众涌向他们强烈抗议,并向对方投掷水瓶和石块等。与中国群众发生冲突的地点集中在圣火传递活动的起跑地点奥林匹克公园和平广场和终点首尔广场周围,在其他路段,则没有发生特别的骚乱。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表示:“如果是在外国迎接本国的圣火,常识上应该是在挥舞五星红旗的同时,也应该挥舞太极旗和五环旗。但铺天盖地全是五星红旗,还出现了暴力事件,我想也许没有经历民主主义的中国人不能接受其他意见也是原因之一。”

韩国东亚日报28日说,韩国舆论纷纷责难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中,许多中国留学生向韩国市民和警察施加暴力的行为。

“阻止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的市民行动”于28日表示,“口口声声说追求世界和平,可他们对于反对自己的人们施加暴力。真想问问中国人,有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

另外,舆论还纷纷责难警察只注意圣火的警备工作,而没能阻止中国留学生的违法行为。警察在活动现场拘捕了扔大理石碎片等东西的1名中国留学生,和妨碍圣火传递的3名北韩逃亡者。

然而,中国人尽管乱扔东西,甚至闯入宾馆大厅向外国人施加暴力,警察方面也未能积极检举。某位网民督促道,“在别的国家首都向市民和警察施加暴力,真的是太不象话了。应该捉拿所有行暴的中国人。”

韩国朝鲜日报说,韩国政府就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留学生等中国人采取暴力行动一事,向中国方面表示“强烈遗憾”,由此这一事件是否演变为外交问题,令人担忧。

28日,中国驻韩大使宁赋魁前往外交通商部,对韩国当局为圣火传递活动采取的安全措施表示谢意。此时,外交通商部次官助理李容俊(音译)就部分中国人采取过激行动,向宁赋魁大使表示“强烈遗憾”。李容俊还向中方通报称,将根据警方的录像分析结果,只好对采取暴力行动的人进行刑事处罚。

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本打算召见宁赋魁大使,以表明遗憾立场。刚好宁赋魁前来表达谢意,就趁此机会表示遗憾。”报导还指出,政府如此迅速地表示遗憾,可能是考虑到东躲事件等已经让中国引起舆论侧目,而且因为此次事件,反中情绪在网上迅速蔓延。

对此,宁赋魁在拜访李容俊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昨晚才知道有人(因中国人)受伤的事情,我感到很遗憾,向伤者表示慰问。”

宁赋魁说:“我认为,昨天的圣火传递活动圆满成功。中国政府对于韩国国民的理解以及积极的欢迎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奥运会并不只属于中国的,而是全世界的,希望韩国国民为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予以理解和支持。

朝鲜日报说,宁赋魁还表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对韩国人有着美好的感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应该为不伤害两国国民的感情做出努力。

另外,就部分人士指出政府的举措不够强硬,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文泰英(音译)称,表示“强烈遗憾”是非常强硬的外交辞令。

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补充信息

王同学是真爱国,敢出面。
唔们汉奸是没这个胆滴。



青岛因王千源而自豪——糊绵踌为何不道歉?

牟传珩来稿/长期以来,我为青岛港上太少出名人而沮丧。然而,今年四月,王千源这个青岛女留学生的名字,委实让青岛风流了一把,精彩了一把;也委实让那喝“红奶”长大的“爱国愤青”们也沮丧了一把手,疯狂了一把。王千源这个真正爱国者的名字,已经成为当下国际国内新闻舆论的焦点,让全世界政府、公众、网民大都记住了这个名字。我禁不住要为这位青岛老乡喝一声彩,叫一声好!其实青岛市民也并非都是非理性的,至少在我的生活圈子里,不少人为青岛出了王千源这个女留学生爱国精英而骄傲。因为有像王千源这样的独持己见,看守良知的中国人,中国才有看点,才有希望。在此,我以青岛市人的身份,向王千源致敬!向养育了如此好女儿的王千源的父母致敬!

在今年4月9日海外集会上,青岛籍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卓尔不群地表达了和解呼吁,希望中国学生冷静对待东躲事件以后,她便成为部分华人的谩骂和攻击对象。她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号码与中国身分证号码,以及国内父母的电话、住所地址等,均被恶意公布在大有背景的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网站上。因此导致了王千源被青岛母校开除学籍,家中楼道被贴大字报、摸屎,家被骚扰、抢掠,父母被迫离开住所和工作单位。其实王千源并不主张东躲独立,只是希望以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善待少数民族。王千源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全球六份之一的人都知到她的个人资料,详细到身份证号码。

去年﹐王千源就读的青岛二中2000名学生中有11人被美国大学录取,王千源以优秀生学绩进入美国排第五的杜克大学,并获得每年近5万美元的奖学金,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这也曾经是青岛二中一度对外炫耀的资本。然而当记者致电青岛第二中学时,这个卑鄙、龌龊的学校马上自打耳光,否认事实,坚决要与她划清界线,不承认有王千源这 样的学生,声称已经将她的毕业证书作废,还召开全校“整风”大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该校教务处的某老师对记者说:“全校的师生都很恨她。”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电视台,仅仅因一个女学生表达了个人良好愿望,其网站便在4月17号首页上,以《最丑陋的留学生》刊登了她的照片和视频,进而王千源的照片在中国各大网站上流传,有的照片经过处理后在额头上打上“叛国贼”字眼。官方舆论由此煽动起国内仰仗政府口径说话的所谓“爱国者们”,普天盖地的无耻谩骂与攻击一位中国自己培养出的女学生。对此,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她这个年龄难得的理性、冷静与清醒地说:“我觉得这个很危险。这是把国家利益和党派的东西混淆在一起的做法。为了一时的快意,把自己未来的路堵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她认为中国现在就是需要让大家听到不同的政见、不同的声音。我希望一个国家有更强大的人民,而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逼迫人民连话都不敢说。她说:独裁将大家的手足都切掉了,将大家的思维都控制住之后,把我们的世界不断的缩少,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而反对的声音帮助中国进步,民主让国民变得更强大,让人民自己修养自己,思维自己。由此可见,王千源这位奇女子,是在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怎样来爱自己的祖国。眼下,网上流行的王千源《告同胞书》和新作《我的中国,我的东躲》,让人看到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青岛女留学生迎风而立的形象。这使我霍然联想曾到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的诗人曾卓那首著名的诗歌《悬崖边上的树》,可谓王千源品格的最生动写照: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王千源也 是生长在“五星红旗下”,从小接受“红色记忆”的灌输,然而她的真正成长,却是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反思与批判,学会了对“红奶”的呕吐。因而她才会识别真假爱国,懂得爱什么样的国,她才会西去寻求救国之道,与普世文明价值接轨。于是她在喝“红奶”长大的青年中已是鹤立鸡群,卓尔不群了。其实,在中国近 代史上,不乏爱国仁人志士西取民主,改造中国(即使中共也是从西方拿来了“主义”,但是那是早已被人家抛弃了的暴力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只有满清遗老,太监奴才,才会从维护皇权利益出发,攻击仁人志士学洋卖国,也只有文革“四人帮”之流才会攻击学习西方是“崇洋媚外”。还是胡适说得对:中国人民不愿做外人的奴才,却甘在自己国家做奴才。鲁迅也无情地鞭挞过国民劣根性的“阿Q”精神胜利法和华老栓“吃人血馒头”的愚昧。这些批判不是对少数国民的,至少应该相当于今天的愤青们。其实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例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民众都唱赞歌;文革中国万众一心三呼“万岁”,打倒刘少奇他们上街游行,解放刘少奇他们还上街游行,“(2+2+2)·(2+2)”爱国运动他们上街游行,镇压“(2+2+2)·(2+2)”爱国运动他们还上街游行, 只要有官方舆论开道,他们就会跟着一哄而起。这其实不怪,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只有少数人才会甘居寂寞,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里看守灵魂的纯真与高贵。而那些可以轻易地把“爱国”当口香糖一样咀嚼的人,本质上都是仰仗手里握有公共资源的官府立场说话的。官方让他动他就动,官方让他止他就止。现在官方要降温了,那些要抵制法货大游行的愤青们也就泄气了。

如今,王千源以其柔弱女生身份独持己见,甘做少数清醒者,这不仅需要真知灼见,更需要血性与勇气,实在是凤毛可贵。然而,王千源对比那些网上流氓性攻击和在其家中楼道贴大字报,摸屎、抢掠等无耻下流之辈,用中华传统语话说那是君子与小人之别;用现代语话说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行文至此,我更想说的是,官方竟对那些粗暴恶意侵犯王千源及家人 权益的非法妄为之举,竟袖手旁观,不做处理。如此官府不作为,其实就是在纵容这些违法犯罪。我不禁要问,中国如今还有法度可言吗?糊绵踌作为一国元首,对自己统辖的地盘,仅仅因一个女学生发表了不同意见,就遭到如此粗暴非法的攻击,又作何感想?难道糊绵踌不认为自己的政府玩忽职守,没有履行保护公民的责任吗?火炬手金晶在巴黎遭遇粗暴对待,总统亲自致信,议长亲访安慰,充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宽容与敬民,难道糊绵踌就没有责任对自己国家的公民及家属遭受粗暴侵犯负道歉的责任吗?相比之下,还用再强调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文明与野蛮分野吗?

(首发《自由圣火》)

2008年4月27日 星期日

笑看蠢裆作法自毙

芦笛

这两天好戏连台,先是新华网北京4月25日透露信息,考虑到佛爷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佛爷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同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东躲流亡政府就中国宣布准备与老佛爷的私人代表谈判一事作出回应,提出双方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恢复躲区的秩序,承认老佛爷的积极作用和停止对老佛爷的诽谤。接着又是博讯新闻网披露,国内中学已经接到紧急通知,“为防止国际反华势力阴谋操纵破坏社会治安与奥运会准备工作,任何学生在五一期间参与围堵家乐福属于破坏社会治安,如被警方拘捕将遭勒令退学处分。”
这当真是令人忍俊不禁,真想不通我裆好吃好喝的,为什么偏偏要和自己过不去,为自己出难题。
这七八年来,我什么事都没干,天天劝告敬爱的裆中央:仇外这把火可不是费翔那把火,不是好玩的,最后一定要把自己烧进去,晚清就是先例。为照顾首长们的低下智力,我还特地写了预言小说《公元2093年中国大事记》,具体而微地描绘了军界强人如何借我裆掀起的仇外思潮向文官政府发难,最终导致中国核毁灭,可领袖们的智力实在太低下,屡教不改,害得我灰心丧气,几乎要放弃“疗愚帝王师”的卑贱职业了。
要说的都反复说过了:天下再没谁比我裆更 对人民起来闹事恐惧入骨的了。自从89年闹了那次,至今领袖们的尿还不分点地滴。而所谓“民族主义”的闹剧,本质上是群众大规模释放仇恨。如今社会危机这 么深重,满肚子怨气的人多的是,没借口还想闹事涅,何况政府还给了这么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若闹将起来,请问政府该怎么办?支持还是镇压?不镇压,失控了怎 么办?如今哪个领导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闹事就上上大吉,一旦群众起来游行示威,第一本能就是出于莫名恐惧实行镇压。而一旦镇压,岂不是自己掌 嘴,成全了“卖国贼”形象,使 “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神话死灰复燃?
当然我也深知,愤青之愤,乃是专门针对洋鬼子的安全义愤,我裆即使镇压,他们也只会大赞大颂裆妈妈的英明,然而裆内军内的强人可就不会这么看了,这不是为他们发难提供最理想的借口么?请问绵踌痂煲(可惜不是嘉宝),二位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
眼下这与“佛爷集团”的交道,就最能彰显我裆那常人决计无法设想的弱智。我裆不是谴责老佛爷是恐怖分子么?怎么还要跟人家谈判涅?世上几曾有过跟恐怖分子谈判的政府?
因此,这里只有两种可能:
1) 假定佛爷集团真如我裆说的,是恐怖分子集团,则我裆乃是全球第一家向恐怖分子屈膝投降的怯懦政府。
2) 假定佛爷集团不是恐怖分子,那我裆就是满口谎言、肆意欺骗全世界人民、诬良为盗的骗子。
Therefore,我裆不是懦夫就是骗子,两者必居其一。凡是受过初中教育的人都能理解以上严谨推理,想来绵踌痂煲既然上过大学,虽然在学校里忙着作积极分子顾不上学习,但这儿需要的毕竟只是初中智力,就算再蠢笨也不至于看不懂、想不过来吧?
与“佛爷集团”一比,我裆的弱智就更给比衬得惊天动地。现在我裆主动放出了谈判风声,可人家立即打蛇随棍上,提出了那仨前提,每条我裆都无从拒绝:
“恢复躲区的秩序”,这是当然的。维持社会秩序乃是任何一个政府的最起码职责。东躲发生骚乱,本身就是政府失职,我裆有脸把这责任推给“境外恐怖分子”么?中东恐怖分子仇美报复再猖獗,也只听说过炸大楼,邮寄炭疽杆菌等等,还从未听说人家能在美国煽起暴乱。不接受这前提,我裆就必然要在全世界舆论前显得蛮不讲理,可要接受这前提,我裆不就等于承认了东躲骚乱是自己失职么?
“承认老佛爷的积极作用”,这也是我裆无法拒绝的条件——如果不接 受这条,坚持认定老佛爷只有消极作用,那还何必跟人家谈?这不等于承认自己毫无和平解决东躲问题的诚意,与佛爷谈判完全是作公关秀么?但如果接受了这条 件,请问我裆该怎么向全国人民弥缝以前撒下的无量弥天大谎?
“停止对老佛爷的诽谤”,这条其实已被第二条涵盖了。上面已经指出,我裆同意与老佛爷会谈,本身就证明了“佛爷集团是恐怖分子”的宣传乃是无耻诽谤。但间接辟谣的难堪毕竟要比主动认错要小得多,这让我裆怎么答应法?但若不答应,天下哪有一边辱骂诽谤对方一边跟人家谈判的理?
这三条合情合理的要求一提,就此把糊瘟逼进了死胡同:答应了,在国际上丢脸倒是 小事,独裁政体也毫无求得人民谅解的必要,可裆内军内强硬派能答应么?东躲那个口口声声辱骂佛爷是“披着僧袍的豺狼”的自治区裆委书记张某人能容忍么?倘若因此触发裆内权力斗争的惊涛骇浪,胡温那俩“卖国贼”该如何避免灭顶之灾?倘若不答应,那岂不是在全球舆论界面前自动描足了蛮不讲理的恶棍形象?平时倒也无所谓,眼下可是指望洋大人统统来北京朝圣,参加咱们的“侍妾扶正国际认证大典”的关键时刻啊。为这大典,全裆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投注了“震惊世界”的无与伦比的热望,要是砸了锅,岂不要被政敌当作两位施政失误,变成裆内权力斗争的绝佳口实?
想来想去,连我这疗愚帝王师都无法给两位想出个解药来,同情ing。怪只怪缸总煽起了仇外的那把火,两位又极度弱智地把奥运炒作到了发高烧的热昏程度,就此为躲独人士提供了绝佳七寸,捏起来再方便简易不过。
东隅已失,桑榆非晚。事实反复证明了我老人家神目如电,料事如神,对两位竖子的哼哼教导又是何等英明。希望两位吃此一堑,长他一智,从此发现本师尊的英明, 以后多听取我老人家的哼哼教诲,停止饮鸩止渴,放弃煽动所谓“民族主义”的仇外思潮,把精力转移到化解国内深重的社会危机上去,否则迟早要玩火自焚,本师尊有厚望焉!

神州大地神奇的大地

家乐福员工换上国旗新装 市民:态度转变是好迹象

中新社

  家乐福称希望借此表达喜迎奥运心情,目前仅在北京各分店实行

  前日,家乐福在北京所有分店的店员全部换上了印有国旗和“beijing2008”标志的红色新工装。家乐福表示,临近奥运倒计时100天,希望借此表达喜迎奥运的心情。

  新装“全线飘红”

  头上戴着红色棒球帽,其上印有“beijing2008”和五环旗标志;身着红色的短袖衫和蓝色牛仔裤,上衣胸前印有五星红旗,这就是家乐福北京分店店员的新装扮。此前家乐福员工的服装以蓝色为主色调。

  据中关村店店员李女士介绍,前日,店里给所有店员发放了新工装,并要求马上更换。对于新服装,李女士等店员认为:“起码表达了家乐福的善意和姿态,或许能消除抵制者的敌意。”有店员称,新装的帽子约79元,上装约199元,全部免费,裤子则由员工自备。

  尚不清楚是否全国推广

  据家乐福北方区公关部负责人介绍,换装工作开展已有两日,目前仅在北京所有分店实行,尚不清楚是否会推广到全国其他分店。

  谈到换装的背景,该负责人表示,主要是因为临近“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希望借此表达喜迎奥运的心情,也希望借新装上的国旗、“beijing2008”等标志物,传达出家乐福支持北京奥运这一讯息。

  市民称态度的转变是好迹象

  对于家乐福新装“全线飘红”,顾客的看法各不相同。昨日,中关村店内的顾客顾先生认为,从家乐福总部高管接受采访、家乐福发布消息取消“五一”促销、到柜员换装,都可以看出近日来家乐福态度的转变,是好迹象。

  记者在家乐福白石桥店内采访时,顾客李先生表示,抵制家乐福并非单一针对家乐福一家企业,更多的是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民众的声音。(记者张媛)

2008年4月25日 星期五

北京奥运“控制”高于一切

多维社记者纪群编译报导/在离恼晕会还有3个半月的时候,中国正在加大对恼晕会的安全保护力度,尤其是加紧对外籍人士的检查和防备,例如,中国加强了对外国人的身份的随机检查。还有,警方也对学校的科学实验室的化学品加强检查和监管。甚至一个涉外的音乐节也被推迟到几个月,开完恼晕之后。

据美联社记者Tini Tran报导,在北京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北京不想让恼晕会冒任何的受到抗议或攻击的风险。东躲人及其支持者的团体一直在全球各地,尾随着示威恼晕火炬的世界之旅,火炬传递到哪里,他们的示威抗议就跟到哪里,这使得北京政府更加忧心仲仲。

从4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展开了一场“平安恼晕”运动,要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因为据说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可能影响到了8月份的恼晕会。

近几个月来,北京政府两次指责在辛姜地区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企图对恼晕会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据说那些批评中国的人权政策和东躲政策的人权活动团体已经誓言,要想方设法破坏北京的恼晕计划。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认为:“(当局)他们当然有理由担心,鉴于(政府)此前未能对东躲所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人们对政府有过度反应,不应感到惊讶。”他表示,恼晕即将开幕,中国现在开始担心民族主义情绪会会不会失控;中国也许发现了,官方媒体对西方媒体及政治人物的攻击,事实上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中国公安部门的网站上说,在北京开展的这场持续5个月的安全检查活动,还包括增加对酒店,娱乐区和出租房屋的安全检查;官员也将设法控制炸药和枪支的使用和保管,确保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的安全和打击犯罪。

当局要实施的更广泛的保安措施还包括,从随机检查身份证到签证限制,用这样的措施来严格限制来中国访问、居住或工作的外国人。

甚至公众集会的也被怀疑和限制。迄今为止,警方已经下令取消了几项主要活动,包括一个原定在5月举办的、广受欢迎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迷笛(MIDI)音乐节。

北京的这个摇滚音乐节创始人之一的张帆(Zhang Fan)说:“据我所知,(警方)主要是担心青少年聚集在一起,作出出格的事情。”据说这个音乐会已经被当局推迟到10月份去了。

北京一所学校的一名高层人员说,各学校已经接到当局的通知,规定从5月1日到10月17日,对大约250种化学品实行限制购买。警方近日还检查各学校的锅 炉,要求学校详细说明科学实验室的化学品是如何储存的。透露这些消息的这位学校官员,为了避免麻烦,要求记者不要将其名字公开出去。

在北京的一所国际学校的联络主管兰斯•维特(Lance Witte)说,他们学校的校内工作人员,已被告知,上街要随身携带身份证明,以备随机检查。

他还说:“我们的安全与保障措施得每周更新,因为总会有一些新的要求会到来。”

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目前最关注的事情,是中国政府收紧了签证规定。

美联社的报导认为,对于一个一直把“控制”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来说,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届时估计有50万游客要涌来北京看恼晕会,同时还有10.5万名各国运动员和1.8万名记者入境。

香港是进入中国的主要门户,香港的一些旅行社在4月初表示,中国政府的签证办事处已宣布,从4月中旬至10月中旬,停止发放多次入境签证,这项原来的签证,是一种最多可居住一年的多次入境签证,灵活并方便商务人士,在过去,这类签证很容易取得的。

4月中旬,当局还出台了更多的规定,包括要求办理商务签证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文件,持旅游签证办理酒店预订和飞机票也要提供更多的文件。

政府的这些举动,导致北京的旅客和北京市居民常去的互联网论坛上,充满了投诉,以及传授如何巧妙规避当局规则的秘诀。其中一个受欢迎的网站是“中国签证博 客”(The China Visa Blog),最开始由德国商人于尔根•韦克赫林(Juergen Weckherlin)发起的,最初只是为了帮助大家浏览和了解政府的新规则。

“据我所知,他们是希望以此加强安全,但做法是完全错误的,”韦克赫林说,“如果他们是害怕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的‘麻烦制造者’,他们应该知道如何阻止他们。但现在的做法,好像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普遍惩罚,对谁都这样。”

将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韦克赫林说,为他的服装生意,他需要经常越过边境,去大陆监督工厂的工作。

“我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去。有时候,我每周要去两三次,尤其是在五月到七月的生产繁忙时间,”他说。如果出入境的困难得不到相当迅速的解决,他预计,企业“将考虑把订单放到其他地方,如越南去了”。

美联社的报导指出,使得事情会继续持混乱的是,中国一直坚持说,他们的签证政策没有作任何的变化。外交部发言人姜渝在4月24日仍说:“我们将继续采取方便外籍人士来中国的措施,这个政策是一贯的,并且将维持不变”。

4月中旬,在香港的美国和欧洲商会的成员向中国政府发出了紧急信件,提出了有几起签证被拒的例子,说因此有可能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

签证政策的变化,也对许多持商务签证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造成了某些不确定性,虽然在技术上难以行得通的做法却大行其道。外国雇员就业所需要的工作签证,就更难以获得。

一外籍的杂志编辑说,他们公司里多达70%的外国同事七月份以后就都不能做了。

“大量的人可能都会有麻烦,包括那些在音乐,艺术,戏剧,新闻等行业工作的人,本来他们的工作是非常有益于北京市和中国的,”该杂志编辑说。由于害怕政府报复,他也要求记者不要公开他的姓名。

外国人反映很大的是,目前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实行了一项新的随机检查身份的措施。要求外国人这样做,但是该项规定却不是例行地执行。

一今年48岁的美国人说,最近在北京以北一座城市的一家麦当劳里,他就被警察检查了两次,要出示护照和居留证。

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人士说:“我认为这是荒谬的,如果我去天津或上海,我当然会带着我的护照,但如果我就住在这个城市,只是上街去(也要随身带护照),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大不了地看待这种事情?”不过,这位美国人也不愿透露姓名,担心说了这些话,以后办签证有麻烦。

美联社的报导还说,实际上,遇到麻烦检查的,不仅仅是外国人。自从3月份以来,所有在北京居留的外地人都需要带着房东的一份信,到当地派出所登记。这是一个以北京为基地的艺术活动家团体“小鸟”(Little Bird)的创始人伟伟(Wei Wei)告诉记者的。

几乎是唯一没有麻烦、可以放心住在北京的人,是那些即将观看或参加恼晕会的外国人。

马克,这位29岁的加拿大人说,他和他的女朋友在2006年来到中国,并获得在这里教英语的就业机会。他们原来已经担心,签证即将到期,可能没法延期。但现在他们觉得有信心了:因为他们有一次买彩票赢得了恼晕门票。

不过,他依然关心着自己的朋友们。

“我有很多朋友们得回国去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恼晕门票,”他说,“这简直荒谬,有没有恼晕会,他们都希望能够呆在这里。中国把他们踢出去,但是又没有什么真正充足的理由”。

2008年4月24日 星期四

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陈志武 /文
2007年12月8日星期六《财富志》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纽约跟邱立平一起吃晚饭,他是我在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时的同学。这些年,他跟楼云立女士创办经营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麦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非常成功,现在管理近四亿美元的资本。这次他在纽约,是参加华视传媒(VisionChina)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仪式。继分众传媒、常州天和之后,华视传媒是他们投资的公司中第三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公司。

吃完饭当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带陈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点。路上,我跟她讲,“陈笛,昨天爸爸了解到一个叫华视传媒的公司,前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发行的原始股价格为8美元,当天最高涨到9.5美元。到昨天,股价跌回8美元,也就是当初的发行价。你觉得该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陈笛,“华视传媒是做什么的?”

“华视传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总部在深圳。它的主体业务是在公共汽车上装上移动电视,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收益来自节目间歇间的广告销售。虽然其历史才两年多,公司运营规模快速增长,已在中国组建了覆盖全国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覆盖面包括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于中国有几亿人坐公共汽车,华视传媒的业务扩张范围很大,规模经营的空间几乎无限。随着覆盖面的拓广,其广告收入应该会快速增长。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17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万美元增长7倍多。”

陈笛,“不过,爸爸,我知道你比较关心中国的各种投资机会,华视传媒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投资中国,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投资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体的公司好不好,我总体上对投资中国不是太乐观。”

“为什么呢?”

陈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或者说社会结构的构成基础。让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只认血缘关系,认亲情,不认其他的。比如,像你家里和妈妈她家里的人,谁都只认亲戚,除了亲缘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说我不喜欢表妹,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喜欢表妹?她是你的亲人,你们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亲了,所以,你应该喜欢她。”

“妈妈说的对,你是应该喜欢她。长大后,你也会发现,最后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这些亲戚是永久的,你跟他们的关系总是很特殊,而且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你们天生就有了这种亲情。”

陈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上面。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有没有交流时的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自由选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没有义务,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能相互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因为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难以有一种长久的约束,也就是说,正因为两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相帮助的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当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陈笛,“可是,为什么在不以血缘决定一切的美国社会里,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变得只相信亲戚,不认别的人。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换个角度讲,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很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长久的信任与友情关系,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这会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陈笛,“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这些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不过,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情况会改变的。”

陈笛,“另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以年龄而定。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决定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这么重要?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收。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然要听50岁的?为什么小朋友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做判断,也就是说,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这有道理。不过,到今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大变化的时代中,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老年人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跟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陈笛,“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朋友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会说,小朋友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大人也不能还嘴呢?这应该是一种平等、对等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国社会,小朋友、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这使得这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创新,也不能培植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对这样的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

陈笛,“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呢?’,这位大人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我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今天与陈笛的谈话,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讲讲华视传媒的商业模式,但她却谈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以此来表明对投资中国的没信心。关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的认识,这些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不能够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小朋友的地位总是最低,也没有足够高的发言地位,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会很有限。

陈笛出生在美国,也一直在美国上学,但每年在中国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对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天生的东西,完全由这种被动的、不以人的选择为基础的维度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么巧?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老佛爷对中国人说

真不知道今上真要和老佛爷坐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
所以,不谈不谈决不谈。



佛爷首次接受中文媒体专访 回应糊绵帱「三个停止」

本报记者 王寧 廖国文 科尔盖特(Colgate)大学独家专访

老佛爷4月23日早上在纽约上州科尔盖特(Colgate)大学接受了本报记者王寧与廖国文的独家专访。这是自「3.14」东躲拉萨动乱后,老佛爷首次接受中文媒体的独家专访。

在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老佛爷首次正式回应了糊绵帱有关谈判大门敞开的讲话,首次公开谈他与躲青会关係。佛爷强烈呼吁汉躲民族携手和好,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

佛爷23日在为星岛日报读者留言时,並未停留在客套礼节上,而是执笔沉思,写下一段他从未向任何媒体发表过的话。

他用躲文写道:对於所有汉族同胞表示问好。我们兄弟民族在紧紧保持兄弟情感下,任何问题以通过內部坦诚交谈来解决,並经常保持相互密切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佛爷办公室人员指出:佛爷为我们写的这段话对他们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动態。他们不仅认真抄录了这段话,还与我们认真逐字討论將这段躲文译成中文和英文。並在事后向佛爷本人求证,力求丝毫无误地理解留言的真正含意。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前,老佛爷首先表示:「首先我很高兴会见一家主要的中文报纸,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东躲人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在中国兄弟姐妹及东躲人中间找到答案。当然,外人能够帮助我们,但最后解决方法还是要靠我们。全球华人兄弟姐妹对此问题的清晰理解是真正重要的。为此我很高兴会见你们。」

佛爷一向推崇和平及非暴力,但近来围绕奥运圣火传递发生的暴力行为,显示出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说失去了佛爷的控制。本报记者首先要求佛爷就此作出解释。

佛爷表示,首先我不是世界的统治者。在躲人中间——你昨天也看到了我演讲门口的抗议(指另一佛教宗派雄登信徒),他们极力反对我。我在五一年到七十年代时也信奉过这个信仰,但后来发觉这是不对的,就不再信仰了。他们就这样反对我。佛爷指出雄登信徒在印度杀人,被列罪犯。他说,你看,也有反对我的人。在躲人社区,现在有些团体全面违背我的中间路线。

这是老佛爷首次將抗议奥运圣火传递的人,同长期以来极力反对他的雄登信徒放在一起提出,以说明部分躲人並不听他话。

记者表示糊绵帱最近发表了只要他做到「三个停止」,与佛爷谈判大门是敞开的讲话。请他回应这个讲话。

老佛爷表示:从2002年到现在有6次圆桌会议,但无实质结果。他认为糊绵帱未准备好进行对话。对话不仅是见面,而是要相互聆听对方意见,共同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佛爷表示他全力支持糊绵帱的和谐社会主张,认为是非常重要,实在的理念。

佛爷日前在密歇根会见了美国东躲问题特使,但没有公布具体內容。佛爷在专访中透露,他向美国方面提出现在出现的这种危机,会使中国领导人更加注意到东躲真正的现状。过去中国领导人认为东躲人是快乐的,现在他们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他认为这次危机可能使中国领导人会重新考虑对东躲流亡政府的態度。如果那样的话,所以现在美国可以进行帮助。如果这样情况出现,佛爷表示將全力支持中央政府解决东躲问题。

佛爷表示美国特使向他告知中美间就此问题的几次接触,如在欧洲会见中国官员等。称指美国特使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在採访將结束时,佛爷已经非常激动。他说:「政府指责我,我不在乎,但有几百万中国人,无辜的中国人真正感到佛爷是个很坏的人,那样我真的感到很悲伤。」

老佛爷把民族团结的希望放在年青一代身上,希望年青一代躲人同汉族交流。他指出他去年在加拿大发现有一个当地的东躲青年人团体,同汉人青年团体组成了一个友谊组织。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今后如有事件发生,双方马上可以展开对话。

专访结束时,我们要求老佛爷通过星岛日报,用一句话向所有中国人表达他想说的话。他激动地用英中相杂的话说:「我们是兄弟民族,不要对我们感到愤怒,让我们站在一起。所有的分歧我们都可以在內部解决。」


佛爷首次谈与躲青会关係

本报记者王寧、廖国文纽约报道

记者问道:现在有许多报道试图描写您与躲青会的关係。您同他们的追求目標有何不同吗?

佛爷想也没有想就回答说:「当然完全不同。他们要求的是独立,我要求的是真正自治。」他解释说:600万东躲人从中国大陆分离出来,总是势单力薄的,只有同10多亿中国人合在一起时,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老佛爷在整个专访中多次强烈同躲青会划清界线,多次使用「他们」,「我们」。他把激进的躲人称为「年青人」(Youth)。指一些年青人的组织的目標是独立,他们也来请佛爷上课,但佛爷说他总是指出他同他们追求独立的目標是不同的。

佛爷说他在印度时,看到一个英国人在抢夺奥运火炬的电视,当场就表示这令人不安。他重申全面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並特地提到当时在討论中国申请举办奥运会时,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他当场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他说:「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古老国家,举办世界最著名比赛是应得的。甚至现在发生了东躲不幸事件,我的立场不变。」

佛爷说:「奥运火炬是奥运的一部分,我向躲人发出信息:十亿多中国人对奥运比赛和奥运火炬感到自豪。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尊重他们。奥运火炬是奥运一部分,我们不应该阻拦火炬。」

记者问,东躲青年大会的主席最近声称將不惜用武力来达到独立的目的。你是否有影响他们的方法。

佛爷解释说:当你採用暴力来做你的诉求时。你用非暴力诉求获得的支持就极大缩小了。佛爷指出他在来美国前成功阻止了一批印度东躲人向东躲边境的游行,但出来后听说4月18日又有250名东躲年青人开始了向边境的游行。佛爷无奈地说:东躲人中也有不听我话的人。他解释,我警告他们在抵达边境时就会遭到中国方面的逮捕,是自杀,同时,他们的行动又使印度政府处境十分为难。佛爷表示他无法向每一个人去说明他的立场。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在美进行访问的老佛爷4月24日于纽约上州汉密尔顿会见近十家海内外中、英文媒体,在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中,佛爷强调“和谐”的重要,他称,真正的大团结是不可能建立在枪口底下的,只有“汉躲大团结”才是真正的大团结。

4月10日抵达美国的老佛爷,在24日这天于纽约上州与媒体会面,多维社也进行了全程录影,将在多维新闻网上播出,此外,新闻网也将刊出更详细的记者会内容。记者会结束后佛爷便启程回印度,预计下次再度访美的时间为7月。

整场记者会里,佛爷谈话的主轴就是这两个字:和谐。佛爷不仅不断强调,也以此两字形容中国国家主席糊绵帱的领导作风。

佛爷首先对媒体们提出最关心的四件事。第一,他强调,同理心为人类的核心价值,就算无关宗教,仍是佛爷所关切且首要推广的;其次,身为一个佛教徒,佛爷对其他宗教的观点为,各宗教都已有千年的传统,教义均包含爱、和平、礼让,且均能互相包容;第三,对于东躲问题,佛爷认为自己是个自由的发言人,但不是统治者,如果东躲人民真的快乐,他绝对会据实告诉世界,但东躲人为何会变成难民呢?佛爷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因素;最后,佛爷表示,东躲从1959年开始便朝民主 的道路走,2001年开始就有选举制度,因此,佛爷笑称自己的角色像个“资深顾问”(senior advisor),重要的决策已经不在佛爷的手中,他的责任有限,但这样的责任也不是他自愿的,佛爷倒是非常期待能早日完全的退休。

在回答记者关于近来兴起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看法时,佛爷认为,国族主义是正确的,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国家有期待,且对于异族会有些“态度”(attitude),例如前阵子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态度;但太过情绪化并不好,有时反而造成盲目。

至于躲青团,佛爷表示,任何社会的青年都是很重要的,东躲青年组织(Tibetan Youth Organization)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与我们有不同的立场”。佛爷说,流亡政府的一群人已做出决定,就是要自治,现在佛爷每次遇到年轻躲人难民时,都会对他说:“你有责任保持东躲的传统文化,但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同,我认为你们(追求独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你们有责任维持东躲的传统文化。”

只是,当这些青年听不进佛爷的话时,佛爷苦笑道:“我也没办法控制他们。我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变小,现在甚至有人批评我、批评躲传佛教,但我都乐意接受,只是他们在当地制造混乱是不好的。”

不过,佛爷补充:“有人说中国人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一群制造混乱的东躲人,这都是中国政府捏造的,我不相信。”

当多维社问道,糊绵帱已上任六年,佛爷是否对糊绵帱至今的东躲政策感到失望时,佛爷并未正面回应是或否,而是比较起中国历代领导人的风格。

佛爷称,毛润之是理想主义者,因此才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邓希贤重视经济,但后来反而造成贫富不均以及累积而成的贪腐问题;缸择抿则给了中国劳动人民与中产阶级机会,是个现实主义者;至于糊绵帱则强调和谐、大团结,但佛爷表示,真正的大团结是不可能建立在枪口底下的,在枪口底下只有恐惧,这样的和谐是不会长久的,只有“汉躲大团结”才是真正的大团结。

记者会结束前,佛爷表示,躲人百分之百支持奥运,有记者追问佛爷是否会参加北京奥运?

“我当然很想。”但佛爷苦笑道:“但我现在是中国的罪犯。”

佛爷另透过媒体发了一封声明,呼吁信教华人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打压躲民、让伤者得到医疗救助,全文如下:

十四世老佛爷向所有信教的华人兄弟姊妹呼吁:

我曾向所有华人呼吁过,今天我以一个佛祖释迦摩尼的忠实弟子和出家比丘的身份,愿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外信教的华人兄弟姊妹,尤其向佛陀的追随者们,就人道相关的事务,再向所有广大教友们作以下的呼吁。

汉躲两族人民都同样修行大乘教法,同样地,对受苦受难的有情众生,我们都以慈悲为怀、以母相待,因此,在汉地所称的观音,与在躲地所称的晋热色都是汉躲两族共同皈依的慈悲本尊,同修慈悲心的基础。

佛教从印度传入东躲之前,先传入中国,所以我经常把华人同修们视为学长来尊敬,如同你们多数人所知道的,今年3月10号开始,拉萨和许多躲区地方发生了示威抗议,这些事件是由于躲人对中国政府的治躲政策深感不满而引发,我为当时死难的躲人和汉人深感悲痛,我立即向中国当局和躲人呼吁表示克制,尤其向躲人呼吁,不要走暴力之路,很不幸,尽管许多国际领导人、非政府组织、知名人士,特别是很多中国知识份子,向中国政府提出采取克制的呼吁,但中国当局仍然采取了残暴的手段,在这次事件的过程中,有人丧生、多人受伤,还有更多的人被拘捕,打压还在继续,尤其传统上在视为佛教知识宝库的寺院,已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许多寺院已被封锁,据我们所知,不少被拘留的人正遭拷打和虐待,这种打压的方式,似乎是官方授权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在不允许国际观察人士、媒体或游客去东躲的情况下,我深切担忧那些被拘捕的躲人命运,其中不少人在打压中受了伤,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受伤人员,因恐惧而不敢去看医治疗。据可靠消息,不少人逃亡到山上,但他们在那里短粮缺衣、无房无室,而留在家里的人怕自己将成为下一个被逮捕的对象,而终日处于恐惧之中,为正在遭受的痛苦而深感不安;这些事件最终朝哪个方向方展,我深感担忧和不安,如同我长期努力和敦促的一样,我不认为打压能够妥善解决问题,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我坚信,通过躲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才是向前迈进的最佳途径。我曾 多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重申,我没有把东躲分离出去的意图,为了能够长期保存和发扬佛教文化、语言文字以及躲民族的特性,我们所寻求的是全体躲族人民能够享有具有实质意义的自治。丰富的佛教文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博大文化之一部分,且具有利于华人兄弟姐妹的能力,因此我呼吁,请你们支持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残暴打压,释放所有已被拘捕的人,受伤的人员能够立即获得医疗条件。

愿一切吉祥。

十四世老佛爷释迦比丘丹增嘉措于2008年4月24日


以下内容供对照:

糊绵帱:法国伤了中国人感情

倍可亲(backchina.com)中国国家主席糊绵帱4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在会见法国参议长蓬斯莱一行和前总理拉法兰时表示,近来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事情,希望法方正视出现的问题,同中方一起排除干扰,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中新网北京四月二十四日电中国国家主席糊绵帱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在会见法国参议长蓬斯莱一行和前总理拉法兰时表示,近来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事情,希望法方正视出现的问题,同中方一起排除干扰,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多年以来,参议长先生对加强两国立法机构的交往,推动中法关系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当前中法关系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参议长先生坚持率领参议院代表团如期来访,体现了您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我对此高度评价。”会见伊始,糊绵帱说。

他还称赞拉法兰前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清楚地记得二00三年在中国发生‘非典’期间,您坚持如期来访,您为中法关系做出的贡献,我们也不会忘记。”糊绵帱说。他表示,相信这次通过法国朋友们的来访,一定能够加强沟通,增进互信,促进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糊绵帱说,中法建交四十四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全面发展。两国各层次交往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多边场合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磋商与协调。中方赞赏法方在台湾、东躲等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他表示,近来,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事情,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巴黎传递时遭到干扰和冲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中方不愿看到的。糊绵帱强调,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中法关系,坚持中法友好、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方针。希望法方正视出现的问题,同中方一起排除干扰,妥善处理两国关 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共同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蓬斯莱说,历史已经证明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法国高度重视发展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对华关系是法政府、议会和人民的共同愿 望,这一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历届法国政府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认为东躲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躲问题和台湾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

法方对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受到干扰和冲击表示痛心和遗憾,对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小姐再次致以诚挚的慰问。法方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反对将体育与政治挂钩,衷心祝愿和支持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Comment les étudiants chinois jugent la France

LE MONDE 24.04.08 13h06 • Mis à jour le 24.04.08 15h22

Un étudiant de l'Institut technologique de Pékin installe un drapeau à sa fenêtre, le 23 avril 2008.



AP/Andy Wong
Un étudiant de l'Institut technologique de Pékin
installe un drapeau à sa fenêtre, le 23 avril 2008.


PÉKIN, SHANGHAÏ, CORRESPONDANTS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04/24/comment-les-etudiants-chinois-jugent-la-france_1037955_3216.html#ens_id=1020806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continuent de s'employer à calmer, par médias interposés, les ardeurs "patriotiques" de manifestants anti-occidentaux - et anti-français - qui ont exprimé leur colère dans les rues de plusieurs villes de Chine ces derniers jours. Mais la ferveur nationaliste ne retombe pas pour autant sur Internet : le portail Sina.com a recueilli près de huit millions de signatures d'internautes pour défendre "l'appartenance du Tibet à la Chine" et "la protection de la flamme olympique" durant son voyage à travers le monde.

Des témoignages, recueillis mardi 22 et mercredi 23 avril dans deux universités à Pékin et à Shanghaï, montrent cependant que les commentaires vengeurs exprimant la colère des plus radicaux ne reflètent pas forcément les sentiments de toute une génération d'étudiants : ces derniers critiquent la France, se disent patriotes, mais se gardent de sombrer dans un nationalisme extrême.

Au hasard des rues de l'immense campus de l'université de Pékin (Beida), un jeune couple confie ses impressions au lendemain de l'élévation du dalaï-lama au rang de "citoyen d'honneur" de la Ville de Paris par Bertrand Delanoë : "Il ne faut pas politiser les Jeux olympiques, c'est une erreur, explique Li Jinging, étudiante en journalisme. La décision du maire de Paris montre aux Chinois que les Français soutiennent le dalaï-lama."

"Mais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et leurs médias, poursuit Li Jinging, n'ont pas été capables jusqu'à présent de donner à l'étranger une bonne image de la Chine : le gouvernement a décidé de fermer les frontières du Tibet aux journalistes et même si ça ne signifie pas qu'il se passe des choses terribles là-bas, cela montre la difficulté qu'ont les autorités à communiquer avec le reste du monde."

Plus loin, un autre couple, qui marche enlacé dans une allée discrète, dit "comprendre les différences de système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Moi, affirme la jeune fille qui ne donnera pas son nom, je sais que Sarkozy et Delanoë n'appartiennent pas au même parti. Je suis l'actualité de près. Mais pour le reste des Chinois,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vis-à-vis de la Chine est incompréhensible." Et le boycottage de Carrefour ? Les deux adolescents - il est étudiant en physique, elle en micro-électronique - secouent la tête : "Non ! Boycotter ne sert à rien. On vit à l'époque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puis ce sont des Chinois qui travaillent à Carrefour !"

Plus loin, un jeune homme anonyme glisse furtivement que la "politisation des Jeux olympiques" par les Occidentaux ne justifie pas que "la Chine en fasse un incident diplomatique", avant de s'éloigner d'un pas pressé.

Une étudiante en psychologie, qui vient de voir un débat consacré aux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sur la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hongkongaise Phoenix TV, remarque que "cette question intéresse beaucoup d'étudiants. Autour de moi, observe-t-elle, de nombreuses voix très radicales s'élèvent contre la France".

Les incidents durant le passage de la torche à Paris et les déclarations de Nicolas Sarkozy évoquant la possibilité de ne pas assister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JO) de Pékin ont provoqué l'indignation dans une grande partie de l'opinion publique chinoise éduquée des grandes villes.

L'étalage sans complexe de ce nationalisme est cependant surtout le fait de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 nés dans les années 1980, après le début de l'ouverture de la Chine au monde extérieur, passés à l'âge adulte dans un environnement bien plus favorable aux débats que leurs aînés, mieux éduqués et plus familiers qu'eux d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les jeunes réagissent au quart de tour à tout ce qui peut porter atteinte aux Jeux olympiques. "C'est une génération qui a grandi avec une idée différente de la Chine, et pour qui les JO sont un symbole fort. Ce sont leurs JO", estime le responsable d'un grand groupe français à Shanghaï.

Sur le campus de la China Eastern University de Shanghaï, Guo Ming estime que "ce qui s'est passé à Paris, c'est comme si vous aviez joué de la musique d'enterrement lors d'un mariage auquel vous auriez été invités".

Violet Shen, qui étudie l'anglais, parle avec un remarquable accent américain et dit lire la presse étrangère, ne comprend pas ce que les Occidentaux reprochent à la Chine au Tibet : "Regardez comment les Chinois vivent aujourd'hui. On peut dire que notre vie est merveilleuse. Essayez d'imaginer comment était la Chine il y a cent ans, les changements qui ont eu lieu sont gigantesques."

Le front de la colère n'est pas aussi uni qu'il n'y paraît. Le jeune écrivain et coureur automobile Han Han s'est exprimé sur son blog contre le boycottage de Carrefour, fustigeant des actes qu'il juge "pathétiques". "Certaines personnes cherchent des noises à un supermarché ! Et tiennent pour des traîtres tous ceux qui ne font pas comme eux !", écrit-il avant d'interroger : "Pourquoi donc notre patriotisme est-il si fragile et si superficiel ?"

Sur le campus, un groupe de jeunes vend des tee-shirts sur lesquels apparaît le logo de MSN, suivi d'un coeur, et de "China" - une référence à l'affichage par des millions de Chinois de ces symboles au côté de leur nom tel qu'il apparaît quand ils sont en ligne sur le service de messagerie instantanée. Grands, bronzés et particulièrement joviaux, ils expliquent dans un anglais parfait qu'ils ont vécu quinze ans aux Etats-Unis.

Un peu plus tard, des policiers accourent et s'enquièrent de leurs noms et numéros de téléphone. "Ont-ils parlé de Carrefour ?", demandent-ils, ajoutant à notre attention, quand on leur dit être français : "Ne vous inquiétez pas, tout est sous contrôle."

Bruno Philip et Brice Pedroletti
Article paru dans l'édition du 25.04.08.

拭目以待

说实话,旧金山以后,也就平壤会有观赏性(当然是另一种性质的观赏性)。我就盼着平壤了。




朝鲜:在平壤的圣火传递活动将让世人"大吃一惊"
2008年04月24日 19:32:23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8-04/24/content_8044041.htm

新华网平壤4月24日奥运专电(记者高浩荣 张滨阳)北京奥运圣火平壤传递活动组织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钟石24日在平壤说,朝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将保证高水平地、出色地、安全地和成功地举行奥运火炬在平壤的传递活动,让世人“大吃一惊”。

李钟石当天在平壤羊角岛国际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鲜花盛开的美好的4月举行奥运火炬在平壤的传递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目前,奥运火炬传递经过五大洲,正在形成高潮。作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18站,平壤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他说,中国是朝鲜的友好邻邦,朝中之间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朝鲜人民对中国举办奥运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希望这次奥运火炬传递能顺利进行。

为了搞好这次奥运火炬传递,朝鲜人民作出了真诚的努力。首先,朝鲜选择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主体思想塔和金日成体育场作为传递的起点和终点。其次,在起跑仪式上将升起朝中两国国旗,奏响朝中两国国歌,朝鲜主要领导人将出席仪式。届时,将有数十万平壤市民沿途观看和欢迎奥运火炬,并载歌载舞迎接奥运火炬。第三,朝鲜选拔了曾为国争光的著名运动员,以及为国家繁荣富强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担任火炬手。

李钟石说,奥运火炬在平壤的传递活动将在28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在主体思想塔广场举行起跑仪式,10时15分起跑,下午3时15分(北京时间下午2时15分)结束。期间,在第48名火炬手跑完后,将在平壤体育馆附近暂时休息。

他说,奥运火炬的传递路线约20公里,从主体思想塔广场起跑后,途经文绣江岸路、清流桥、友谊塔、中国大使馆前街道、琵琶大街、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前大街、普通江岸路、平壤体育馆、千里马大街、平壤火车站、平壤大剧场、金日成广场、革命大街、千里马铜像前大街、凯旋门,直至终点——金日成体育场。

他说,80名火炬手将参加传递活动,每人传递的路程为200米。届时,各种车辆组成的车队长度也将达600米。他还希望新闻记者遵守朝鲜方面的有关规定,为顺利完成奥运火炬传递尽到自己的责任。

这将是奥运圣火首次在平壤举行传递活动。

France 3 Ce soir (ou jamais)的一场辩论

刚看了这个,从半当中开始看的。

拥蕃方: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蕃人歌舞家Tenzin Gönpo、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民族学家Katia Buffetrille。
拥中方:社会主义党埃索纳省的参议员Jean-Luc Mélenchon、时评家Élisabeth Martens、19日声援中国集会的组织者Jieni Fu(女,看上去二十五岁至三十岁,北大新闻系毕业,在法学习经济管理)。

我切入的时候,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正在强调中国对媒体的控制:他们无权看CNN,却反CNN……

气氛十分热烈,可惜许多话我记不住,听不清(尤其是蕃人歌舞家口音太重,很难懂;中国学生口音也很重,不过作为中国人较易听懂),而七嘴八舌争执时一个字也听不清。下面所记,未必正确,甚至可能有记忆复原造成的主观误解,次序也未必是原样(事实上讨论的兴趣中心时常有绕回来的情况,我的记忆可能会把不同时间内容相似的话题合并到一起去而不自知)。总之,以下所记,仅为自己备忘,不能完全代表辩论者本人的意思。

节目中播放了314的官方镜头。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强调,这当然是片面报道,这些镜头是真的,但这并不说明事件的性质。他列举了一串数字:死亡的、失踪的、被捕的、被囚禁的。这些数字应该都来自吐蕃流亡政府。

支持中方的时评家Élisabeth Martens对这些数字感到惊愕——这证明她没有接触过这方面信息。我认为这是轻率的、不应该的。如果想对此事有所评论的话,这些信息是必须有所了解的,不管其真伪,至少要知道有这些数字。

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强调:中国当局在314以后迅速驱逐所有的外国人,才是导致事情复杂化、严重化的原因。他翻译了一句中国成语:关门打狗。

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又强调,他们不反对中国,相反他们要中国好,要吐蕃好。

中国学生Jieni Fu说,他们就是要法国人明白,中国正在改善,正在发展,三十年来改变了很多,要一步步来,不能这样被教训,中国人不是笨蛋,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被洗脑。

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说:中国的变化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是践踏人权的理由。他提了杨春林因为“要人权不要奥运”被判刑的事件,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提了胡笳事件,并质问中国学生Jieni Fu:(这件事)您知道吗?Jieni Fu回答:当然。接着就没话说了。(我觉得如果她真的了解这些事情,就不应该再为这个政权辩护——也许她并不很了解,只是为面子答应“当然”,这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她明知这些事情的原委却还进行这样的争辩,不管她的动机是“家国”迷信还是索性赚取政治资本,反正就是无耻。)

社会主义党埃索纳省的参议员Jean-Luc Mélenchon因写了一篇Blog反对抵制奥运,指责抵制奥运的行为为种族主义作怪,并断言吐蕃自14世纪起就属于中国,所以被华人及中国人视为“英雄”。不过他的Blog所援引的历史依据遭到汉学家和民族学家的驳斥。民族学家Katia Buffetrille说:“您引用的完全是中国官方资料,是歪曲史实的。14世纪的吐蕃与蒙元关系紧密,但并不是属于中国……”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则告诉参议员,十三世老佛爷1913年回复中国当局的信中已经强调了吐蕃的独立地位……此时参议员先生一脸尴尬,哑口无言——最后只能回答:我不是历史学家。

参议员先生和时评家Élisabeth Martens又强调老佛爷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是美国反共的战略棋子,而老佛爷59年之前的政权是神权政治……给我的印象,参议员似乎十分质疑老佛爷的财源,而且对老佛爷的宗教身份十分反感(这符合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党的基本教条;此番支持示威的主力除无疆界记者组织,就是包括社会主义党、绿党在内的左派政党,但社会主义党是无神论哲学,对宗教向来排斥,此番德拉诺埃授予老佛爷荣誉市民金钥匙,强调的是老佛爷争取和平反对暴力,而同时表彰胡笳,也是为了昭示这一举动无关宗教和吐蕃独立;而支持中国立场的参议员Jean-Luc Mélenchon则是社会主义党内的异数——也许对宗教的反感正是他反对老佛爷的原因)。

蕃方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说,所谓老佛爷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正是中国人进犯吐蕃的理由——但这都是冷战时期的事情,现在是现在。他说他1985年去吐蕃,满目疮痍(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后来补充:胡耀帮80年代初去吐蕃,看到这样的景象,落了泪)。他又转往达兰萨拉见老佛爷,问他:我们能帮你们什么?(他的意思是要资助老佛爷他们。)老佛爷回答:把实情告诉世人。也就是说,老佛爷不向非佛教徒化缘。

蕃人歌舞家Tenzin Gönpo则强调,老佛爷固然是他们的民族领袖,但并不具有强迫其人民的权力,事实上蕃人也有对老佛爷持异议者,都能很好的共存。

蕃方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告诉对神权政治极端反感的参议员:吐蕃流亡政府不是1959年之前神权政治的继续,那里有议会,有民主的选举,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同意老佛爷的声音。

汉学家Jean-Philippe Béja介绍了50-80年代的吐蕃政治,尤其是80年代,他特地介绍了胡耀帮对吐蕃自治的积极作用以及此人的倒台导致吐蕃政策倒退,包括限制宗教活动、加强汉语教学和爱国主义思想政治的灌输。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倒退,导致1987年开始的吐蕃形势动荡(他没有提到班禅圆寂这另一重要原因),直到酿成 1989年的骚乱。

时评家Élisabeth Martens以她在吐蕃的亲眼所见证实:吐蕃人并没有忘掉自己的语言,并没有被禁止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是双语——她承认她不懂蕃语,不能判断其程度。

蕃人歌舞家Tenzin Gönpo告诉她:蕃语文教学急剧衰落,讲蕃语和精通蕃文不是一回事。

中国学生Jieni Fu质问歌舞家:您离开吐蕃那么多年,您没有回去过,您不知道吐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歌舞家说:我离开吐蕃很多年,可是我了解吐蕃时事信息很多很及时。包括PCC的吐蕃日报,我都一直阅读。当然有许多变化,我不是不知道。但我也知道有什么矛盾。

中国学生还说(跟上面的话不是一次——什么由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在北京有个吐蕃朋友,她在事发后,就希望事态回复平静(太平),不要再闹下去、查下去。接着又强调了她的渐进理论,说:“我们不希望革命式的变化,不能指望中国一下子变化……”(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插话:“我们也不想(这样)”。)她质问蕃方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你们到底想达到什么?

主席说:讨论,平心静气的讨论,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学会坐下来讨论。

中国学生不说话了。(这一节并不是辩论的最后一节——只是我次序记不清了,随意的把这一节放在最后,没有别的意思。)

汉学家在之前强调过:就此事件,我们要求允许派遣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

参议员还强调过世界格局(我转身去倒水了,没听明白),强调不应做适得其反的事情——他还强调,谁都知道,他自己作为社会主义者,向来维护人权,支持工会运动,支持弱势群体,他一直踏踏实实地维护着自己国家的人权——但他不信任老佛爷(因为其宗教身份以及曾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嫌疑)。

支持吐蕃人民组织主席Jean-Paul Ribes还说:我完全支持科西嘉独立。要不要独立不是问题。

汉学家补充:并没有主张科西嘉独立的人士被捕、被镇压。

汉学家则针对中国人促进吐蕃进步的论调说:日本侵略中国,正是说为了中国的进步;美国占领伊拉克,正是说要促进伊拉克及中东的民主。

下来最好能找到这场辩论的录像,校正我即时一瞥的偏听和偏见。

总的印象,支持中方者不大能提供确凿的事实,喜欢纠缠于空洞的教义(如渐进发展理论、政教合一的罪恶),而所提供的仅有的事实,要么是关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信息来自中国官方),要么是出于个人表面的观察。而蕃方总是能举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所以我实在记不住),无论是久远的历史,还是眼前的现实,都有详细具体的论据。这实在是太明显了。参议员的口才是不错,有几次简直拿出了竞选演讲的腔调——可惜空洞,没有具体的内容,就没有说服力。事实上中方那三位多数时候也的确在听对方滔滔不绝。

言论自由是不同言论撞击的前提,而不同言论发生撞击,才是言论自由的正果(当然言论自由也可以为社会提供安慰剂发泄口——但这不是正果)。提出观点就是为了被质疑、被驳斥。表达、示威当然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问题是要达到示威的目标,要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那么必须尽量拥有事实和逻辑。此番中国学生在欧美示威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他们对所在国的政治光谱、不同政治理念实在太缺乏了解。譬如此番在法学生示威,打出了“无国界种族主义”的标语,意在指责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行为是种族主义。这实在是笑话奇谈。无国界记者的极左们,其基本教义对种族主义绝对深恶痛绝,所以叫“无国界”——种族主义都是有国界的。法国当然有种族主义者,极右的勒庞,谁看见他老人家这回出来叫嚣?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他老人家对外国的事情毫无兴趣……这次抗议最烈的,都是胸无祖国,放眼世界,以世界为己任的世界公民左派们。这本属欧洲政治常识。倘要反对这些抗议行为,也该找准对象。却打出“无国界种族主义”这样的不知所云的标语。当然,如果一定认为无国界记者的行为是种族主义,也是观点的自由,但必须加以论证,论证其表面虽然无国界,实质却是种族主义——真能做到这个,也未尝不可。但单靠这样莫名其妙的口号,是不可能有任何说服力的。

此外还有言不及义的口号,什么“One China”。中国人说一个中国,这话骨子里是天无二日的天朝幽灵,可中国人自己不觉得。在老外看来,一个中国两个中国,不算什么问题,况且此次他们抗议的是吐蕃和中国的人权,又不是支持中华民国……就算有支持吐蕃独立的,跟“One China”也不冲突:One China, One Tibet,怎么了?我那日在现场见中国学生这边对喊着“Liberté au Tibet(吐蕃自由)”的“敌人”回敬以“One China”,只觉得好笑——我拍录像了。我还会详细描述那日的事情。

既然是示威,是诉求,就是要让公众理解、接受自己的立场,而如果是对某个势力的反制,更应该了解对手的立场和诉求。出来打旗子了,喊口号了,就算言论自由了 ——是的,人有权这样,这是起码的权利。可达不到目标,就是洋相,就是表演无知,就是在法国人面前证明:中国学生是经过PCC洗脑的笨蛋。当然还是得强调:人有权要求出洋相,有权给别人提供证明自己是笨蛋的机会。



http://ce-soir-ou-jamais.france3.fr/index-fr.php?page=emission&id_rubrique=272


Ce soir, débat sur le Tibet avec Jean Luc Mélenchon, Jean Philippe Béja, Jean Paul Ribes, Katia Buffetrille, Jieni Fu, Tenzin Gonpo et Elisabeth Martens.

En live : RAPHAEL interprète "Adieu Haïti".

Jean-Luc Mélenchon, Sénateur PS.
Sénateur PS de l’Essonne (Ile -de-France), Jean-Luc Mélenchon, via un article publié sur son blog le 7 avril, a dénoncé notamment « l’engouement irréfléchi pour la cause tibétaine, estimant que l’appel au boycott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est une agression teintée de racisme contre le peuple chinois »… Une déferlante médiatique s’en est suivie allant même jusqu’en Chine, où il est désormais perçu – d’après ce qu’on peut lire sur certains sites Internet – comme un « héros »…

Jean-Philippe Béja, Sinologue.
Spécialiste de la Chine,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entre d’Etude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CERI), ancien directeur du Centre d’Etudes Français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à Hong Kong (1993/1997), Jean-Philippe Béja est membre du comité de rédaction de "China Perspectives" et "Perspectives Chinoises". Auteur de nombreuses publications sur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chinois, sur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société et du système politique, il a notamment publié "A la recherche d’ une ombre chinoise" (Seuil, 2004), retraçant l’histoire du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en Chine de 1919 à 2004. Par ailleurs, il vient de publier un chapitre sur "le mouvement des droits civiques : un nouvel avatar du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 dans le livre d’Amnesty international, "Droits humains en Chine : le revers de la médaille".

Élisabeth Martens, Essayiste.
Biologiste de formation, Elisabeth Martens, spécialisée en médecine chinoise, s’est installé durant 3 ans (1988/1991) en Chine, visitant également les régions tibétaines. Elle s’est initiée au Bouddhisme tibétain. Depuis son retour en Belgique, elle est chargée de cours de Religions et Philosophies d’Extrême-Orient (Bouddhisme, Taoïsme, Confucianisme) et multiplie voyages et recherches au Tibet et dans les régions avoisinantes, la dernière fois pendant l’été 2007. Elle a publié en novembre 2007, "Histoire du bouddhisme tibétain. La compassion des puissants" (L’Harmattan). Un ouvrage qui se veut à l’encontre des idées reçues sur le Tibet, son histoire et sa religion bien loin du discours angélique en Occident qu’elle ne manque pas de railler…

Jieni Fu, Organisatrice de la manifestation de soutien à la Chine.
Etudiante, diplômée de journalisme de l’ Université de Pékin venue poursuivre des études d’économie et de gestion en France. Elle fait partie du collectif d’étudiants à l’origine de la manifestation du samedi 19 avril,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à Paris, qui a réuni plusieurs milliers de personnes -4.000 selon la police- notamment des étudiants et expatriés chinois en France pour soutenir l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et contester leur couverture par les médias occidentaux. Une manifestation précédée d’une lettre envoyée au président Sarkozy pour lui demander d’accorder son "soutien total et inconditionnel aux Jeux Olympiques 2008 en Chine." .

Tenzin Gönpo, Chanteur et danseur tibétain.
Né dans le sud du Tibet (région de Lhodrak), Tenzin Gönpo fuit le pays à l’âge de 5 ans avec sa mère pour échapper à l’occupation chinoise. Il se réfugie dans le Nord de l’Inde à Darjeeling et entre au T.I.P.A., le Conservatoire des Arts Traditionnels Tibétains fondé par le Dalaï Lama en exil. Il y étudie la musique, le chant, la danse et l’opéra traditionnels. Installé en France depuis 1990, aujourd’hui directeur artistique de l’atelier culturel tibétain européen "La Compagnie Tshangs-pa", Tenzin Gönpo a collaboré avec de nombreux artistes comme le cinéaste Jean-Jacques Annaud pour le film "7 ans au Tibet", la chorégraphe Carolyn Carlson (musique du solo "Man over mountain") ou Bartabas pour le spectacle équestre "Loungta, les chevaux du vent". Il est en ce moment en tournée avec son spectacle "Contes et Musiques du Tibet" avec Pascal Fauliot (il sera le jeudi 8 mai au Château des Vaux à La Loupe en Eure et Loir et le samedi 17 mai au Musée des Arts Asiatiques à Toulon dans le Var.) .

Jean-Paul Ribes, Président du Comité de soutien au peuple Tibétain.
Journaliste, Jean-Paul Ribes a créé en 1987 le Comité de Soutien au Peuple Tibétain et publie "La Lettre du Tibet" qui s’efforce d’alerter les milieux politiques français et les médias sur la situation au Tibet. Il a participé à de nombreux ouvrages sur la question, dont "Tibet, des journalistes témoignent" (L’Harmattan 1992), préfacé plusieurs ouvrages du Dalaï-lama et présenté l’édition française du livre de Steve Lehman "Les Tibétains en lutte pour leur survie" (1999). Il est enfin l’auteur d’un essai "Karmapa" (Fayard 2000). Il est l’un des instigateurs de "l’appel à la solidarité avec le peuple tibétain", une pétition, signée par de nombreux artistes et hommes politiques, qui dénonce la répression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contre les Tibétains.

Katia Buffetrille, Ethnologue.
Ethnologue à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É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spécialiste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 directrice de la revue "Etudes Mongoles, sibériennes, centrasiatiques et tibétaines", Katia Buffetrille passe plusieurs mois par an au Tibet où elle poursuit ses recherches… Auteur de plusieurs ouvrages sur le sujet – dont notamment "Le Tibet est-il chinois ?" (2002) écrit en collaboration avec Anne-Marie Blondeau, qui vient d’être réédité en anglais sous le titre "Authenticating Tibet".

2008年4月23日 星期三

Des Français présents en Chine relativisent l'ampleur des manifestations antifrançaises

Article interactif
Des Français présents en Chine relativisent l'ampleur des manifestations antifrançaises


LEMONDE.FR 23.04.08 10h28 • Mis à jour le 23.04.08 14h04

http://www.lemonde.fr/web/articleinteractif/0,41-0@2-3216,49-1037256@51-1020806,0.html

Des Français séjournant ou vivant en Chine ont constaté des incidents mineurs dans les principales villes du pays. Ils font part au Monde.fr de leur perception des événements.


Ouverts et respectueux des étrangers
(par Jonathan Faucon, à Shanghaï)
Français, Françaises rassurez-vous, nous allons bien ! Séjournant en Chine, depuis plus de deux ans, entre Shanghaï et Pékin, je n'ai à aucun moment eu à souffrir d'une quelconque animosité ou véhémence de la part des Chinois au milieu desquels j'évolue au quotidien. Bien au contraire ! Les Chinois sont ouverts, curieux, simples et respectueux des étrangers qu'ils accueillent. Par ailleurs, ils savent faire la distinction entre les quelques "agitateurs" aux messages brutaux qui opèrent a Paris et ceux qui vivent parmi eux et tentent de comprendre leur histoire, leur culture et les choses auxquelles ils aspirent.

Je travaille pour un fournisseur de Carrefour et, par conséquent, je suis de près les événements de ces derniers jours. S'il est indéniable que l'enseigne française a été désignée comme cible des "représailles" – au même titre que les marques de luxe et de cosmétiques – il est également vrai que peu de gens estiment que les actions seront massivement suivies. La "révolte" s'exprime d'ailleurs en grande majorité par la voix des jeunes (moins de 30 ans). Pour finir, et concernant notre sécurité, la police chinoise a très récemment contacté notre société pour connaître le nombre de Français employés et rappeler de ne pas hésiter a les contacter sur leur portable au moindre incident.

Une sorte de défiance
(par Hugo C., à Canton)
Les Chinois ont toujours eu un très bon a priori envers les Francais, et jusqu'à maintenant, ils étaient très respectueux envers les occidentaux.

Hie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trois ans, je me suis fait embrouiller par une éboueuse qui faisait sa tournée à vélo : "Il y a vraiment trop d'étrangers, maintenant, à Canton", et autres noms d'oiseaux dans sa langue locale...

Il y a une sorte de défiance, plus que de l'agressivité, qui flotte dans l'air, et c'est vraiment inédit. Hier soir dans le métro, quelques jeunes me regardaient d'une manière insistante en se parlant entre eux. Je n'avais jamais eu le sentiment d'être rejeté jusqu'à maintenant.

Des collègues chinois m'ont conseillé de ne plus dire que j'étais français dans la rue, mais je pense que la nervosité actuelle des Chinois n'est pas orientée seulement contre les Français, mais bien contre tout ce qui est étranger : la télévision locale de Canton passait un reportage hier sur les "nuisances" causées par les communautés africaines qui vivent dans les environs de la rue XiaoBei, et on pouvait voir plusieurs Chinois se plaindre de leurs bruyants voisins...

La Chine s'est très ouvert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sous l'impulsion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 va-t-elle commencer à se refermer avec les deux crises récentes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

Pas d'agressivité dans l'air, tout le monde défend les JO
(par Julien)
Je vis en Chine depuis trois ans. Pas de comportement spécifiquement antifrançais en vu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même si le boycott de Carrefour fait parler de lui. Pour autant que je sache, pas non plus d'hostilité dans les paroles comme on peut parfois l'observer contre les Japonais.
La politique des visas est très sévèrement durcie en ce moment mais à l'égard de tous les étrangers et il est difficile de savoir si les Français sont particulierement ciblés.

J'observe aussi que Sarkozy a bien moins bonne presse ici que ses deux prédécesseurs. Les Chinois qui m'en on parlent semblaient, en effet, bien circonspects, autant à la suite de ses declarations qu'à propos de ses histoires de "famille", dont apparemment tout le monde a entendu parler et qui ont l'air de suciter plus de doutes sur les "mœurs" de notre president que d'admiration...

Une tension inhabituelle
(par Pascale Orget, à Canton)
Je vis à Canton depuis 2006. Pour la seconde fois, je m'y sens mal à l'aise. A l'arrivée, débarquée sans un mot de chinois a mon actif – dans une ville immense –, je ne comprenais rien, et pire, je ne pouvais rien lire, ce fut une panique d'illettrée en bibliothèque.

Le malaise, aujourd'hui, est différent. Hostilité concrète ? Non. C'est plus, dans l'atmosphère, une tension inhabituelle. Un ami, qui voyage beaucoup, a été accueilli à la frontière par un examen soigné et soigneux de son passeport, là où un coup d'œil suffit habituellement. Gêne... je travaillais dans un hôtel : l'un de mes ex-collègues me raconte que la police est venue contrôler les papiers des Français – scan, examen... à chaque "check-in" –, procédure obligatoire pour tous, les informations sont transmises à la police. Mais il est rare que celle-ci se déplace et exige de voir les passeports des clients – les faisant descendre de leur chambre pour cela.

Samedi, thé avec des amis chinois, j'apprends que "Vitton" (Jean-Louis personnifié), le patron de Carrefour(?), finance le dalaï-lama. Et pourquoi ? Parce que les étrangers craignent une Chine forte. Un autre me rassure : "C'est dans le Nord, ici on fait des affaires, pas de politique."

Après cette conversation édifiante et pétrifiante, j'ai parcouru le web. La Chine veut son heure de gloire, et face à la réception internationale cherche le coupable, le saboteur, celui qui lui a fait perdre la face. Nous étions très sincèrement admirés en Chine."L'enfer ne contient pas plus de furie..."




Arrêter de prendre la Chine pour le grand méchant loup
(par David Pomies)
Je suis profondément stupéfait de voir certains articles dans les médias qui disent que les Chinois ont vraiment pris les Français en grippe. Malgré les petits incidents des dernières semaines, j'ai toujours été traité avec le plus grand respect, je n'ai jamais vu aucune agressivité symbolique contre la France (aucun boycott, aucune banderoles), bien qu'étant dans une grande ville de 10 millions d'habitants comptant trois magasins Carrefour et deux Auchan.

Je pense qu'il faut arrêter de prendre la Chine pour le grand méchant loup. Les Chinois ont fait plus de progrès en vingt ans que nous en deux cents.

Il y a fort à parier que dans cinquante ans ce seront eux qui nous donneront des leçons de savoir-vivre. Ils ne le feront sans doute pas, il n'y a qu'en Occident où nous avons cette attitude colonisatrice et donneuse de leçons de toute manière.


Il faut relativiser
(par Mana Mi You, à Pékin)
Déjà j'explique ma situation: je suis né en France mais d'origine chinoise. Je n'ai pas assisté aux manifestations antifrançaises, par contre j'ai été au contact de Chinois qui soutiennent les boycotts.

Je trouve que les réactions de chacun (Français et Chinois) vont trop loin et je suis indigné par les réactions limites, voire carrément racistes, que l'on retrouve un peu partout.

Sur les manifestations chinoises, oui il s'agit de milliers de personnes... dans des villes ayant des millions d'habitants (16 millions pour Pékin, où je vis). Si vous faites un calcul rapide, cela concerne moins de 0,1 % de la population, ce qui ne peut être représentatif. Lorsque je parle aux Chinois, certains se braquent, d'autres sont plutôt ouverts.

Si vous regardez attentivement, il s'agit pour beaucoup d'étudiants qui se contactent par Internet à travers des programmes ou sites équivalent à MSN Messenger ou Facebook. Là où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a fait son boulot de propagande, cette jeune génération l'a reprise pour aller plus loin (au point que les agences de presse officielle appellent à la retenue). Beaucoup des photos qui sont sur Internet proviennent des Chinois sur place et non d'agences de presse. D'ailleurs la photo qui a choqué le plus (celle où l'handicapée Jin Jing se fait agressée) a été prise par un étudiant chinois en France. Il l'a mise sur Internet de sa propre initiative, puis elle a été reprise par les internautes et les médias.




Le message de la France est mal passé
(par Jean de Coligny)
Tout d'abord, en tant que Français à l'étranger, je voudrais dire que je ne suis pas fier de ce qui s'est passé à Paris lors du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En effet, si les Chinois ne connaissent du Tibet que ce qu'ils en voient à la télévision, les Français ne le connaissent que par Tintin au Tibet. Il est absurde de manifester pour un Tibet libre, alors même que le dalaï-lama est attaché à l'approche de la "voie du milieu" depuis plus de trente ans. Si les manifestants de Paris étaient restés non violents, le message serait beaucoup mieux passé auprès du peuple chinois. Au contraire, ces événements violents et ces revendications fantaisistes servent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qui les utilise contre nous faisant oublier tout message sérieux que nous aurions par ailleurs envie de faire passer (il en va de même pour les fausses photos du Tibet publiées dans la presse occidentale qui nous ont fait perdre tout crédit aux yeux des Chinois).

Je n'ai pas assisté à des manifestations antifrançaises et je ne peux pas dire non plus avoir été personnellement la cible de critiques. J'ai en revanche entendu toute sorte de clichés sur la France depuis l'agression de Jin Jing : "les droits de l'homme ne sont pas respectés chez vous non plus" ou "les Français ne sont pas polis". Le peuple chinois est mal informé et parfois peu instruit, il faut être d'autant plus pragmatique dans les messages que nous lui adressons. Ce ne fut malheureusement pas suffisamment le cas à Paris.




Pas de confrontation directe mais beaucoup de manifestations électroniques
(par Eric Phan-Kim, à Shanghaï)
Je travaille à Shanghaï dans une entreprise américaine mais dont l'effectif est à 99 % chinois. J'ai eu quelques conversations polies avec mes collègues qui sont persuadés que les médias occidentaux sont biaisés sur la question tibétaine. Par contre, j'ai aussi reçu, en tant que destinataire de diffusion de mails à grande échelle, des appels de boycott de produits français avec les logos des marques en question, ainsi que des messages du genre "Ne vous laissez pas acheter ! Votre dignité vaut plus que les quelques sous des promotions de Carrefour." La manifestation la plus impressionnante du patriotisme chinois a été la "floraison" des cœurs dans MSN: en l'espace d'une journée, quasiment tous mes contacts chinois on ajouté "(L)China" devant leur nom, ce qui à l'écran devient un cœur rouge suivi de "China".


Blocus d'un hypermarché Carrefour
(par Nicolas Risse, à Chongqing)
Dimanche dernier, j'ai pu assister au blocus d'un hypermarché carrefour situé à 200 mètres de chez moi, dans la ville de Chongqing. Les conséquences directes de ce rassemblement ont été la fermeture journalière du magasin en question. J'ai pu dénombrer environ deux cents manifestants qui étaient équipés de drapeaux chinois et de diverses pancartes. Ils n'ont pas cessé de scander divers slogan- que je ne pouvais malheureusement pas comprendre par faute de non-maîtrise du chinois mandarin. L'esprit est resté bon enfant du fait d'un encadrement effectué par la police locale. J'ai également pu constater que les participants à cette manifestation faisaient pour la plupart partis de la tranche d'âge des 20-25 ans. Aujourd'hui le supermarché a réouvert, même si, selon moi, sa fréquentation avait l'air d'avoir un peu diminué. Je resterai toutefois prudent sur ce fait car la journée a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pluvieuse et donc très peu propice au déplacement des foules.

J'ai bien évidemment évoqué le problème au travail avec plusieurs collègues chinois mais, d'après eux, les rancœurs s'adressent plus au gouvernement français qu'à ses habitants. Une chose est sûre, c'est qu'ici cela fait beaucoup parler. Je n'ai jamais entendu les mots Fagua (France) et Faguagen (Français) revenir aussi souvent dans les conversations. A l'heure actuelle je n'ai été victime d'aucune critique et je pense sincèrement n'avoir rien à craindre en ce qui concerne mon intégrité physique et morale.

2008年4月22日 星期二

Lihsiong Wang:蕃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蕃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Lihsiong Wang


  一、西蕃宗教的现状

  1、从“活佛爆炸案”说起

  表面看,蕃区现在到处是寺庙,香火旺盛,僧侣众多,人们自由地拜佛转经。在蕃区浮光掠影地走一圈,然后得到蕃人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印象,是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经历。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一点,因此变过去的封闭防守为主动进攻,开放西蕃门户,邀请更多的外国记者和政客去西蕃参观,并且开始取得成效。

  而在2003年1月,四川省甘孜蕃族自治州雅江县的蕃人洛让邓珠被执行死刑;蕃人僧侣阿安扎西被判缓期两年死刑。阿安扎西是一位广受当地信教百姓拥戴的蕃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当局指控他策划并且指使洛让邓珠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性的恐怖爆炸案,因此判刑。

  2001年1月,甘孜州首府康定的折多河中桥半夜发生爆炸,无人受伤,但震惊整个康定城;2001年8月1日夜里,也是在康定,PCC甘孜州党委的大门遭爆炸,值班室内两名武警受伤;同一年10月2日,康定城内州交通警察大队大门又发生一起夜半爆炸,守门老汉被炸死。

  现在,这几起爆炸案都归于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对这次审判的疑点,我已经写了其他文章进行质疑,不在这里重复。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如果西蕃宗教真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自由,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爆炸案呢?我虽不相信是阿安扎西指使了爆炸,但爆炸的确可能是蕃人所为,而且和宗教问题有关。甘孜州当地与我持相同看法的人不少。康定发生爆炸之后,当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阿安扎西,而是离阿安扎西居住地几百公里之外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2、喇荣尼姑的遭遇

  距离色达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喇荣山谷,有一座蕃传佛教宁玛派高僧晋美彭措建立的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时只有三十多人,到了九十年代末,在那里学习的僧众已近上万人,其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喇嘛,有尼姑,还有上千名汉人信徒,从各地前去学习的僧众不断增加。

  中国当局对任何不被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1999年8月我在康区旅行时原打算去色达,当时就听到当局要对五明佛学院进行整肃,传说警方已对那里进行控制。因为我刚从新疆出狱,同行者担心再惹麻烦,遂决定不去。当局整肃五明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那里的人数,使之不能拥有太大影响。按照当局的规定:佛学院原有的四千多名蕃族女僧众只允许留下四百人;原有的四千多名蕃族男僧众只允许留下一千人;而所有一千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

  当局原指望主持佛学院的晋美彭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够协助完成驱赶僧众的任务,但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他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 行为。于是当局使用强硬手段,由工作组指挥雇来的汉人民工摧毁僧众的房屋,以让僧众无处存身的方式逼迫他们离开。2001年7月10日拆房达到高峰,一天之内拆掉了一千七百多座房屋。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就在色达拆房高峰的二十天后——请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甘孜州PCC党委大门被炸。而康定城里发生的三起爆炸都是在对色达五明佛学院整肃最烈的2001年内发生。

  我当然不是说色达五明佛学院的高僧们参与或指使了爆炸,但是那场强行驱逐波及了来自各地的几千人,被赶走的人不再受佛学院管束,而其中不少人并没有修 行到佛教的不嗔与忍辱境界。想到上千对社会毫无伤害的女人仅因为有信仰就被拆毁住房,逼她们凄惶逃奔,连我这样的无关者都会感到愤怒,何况那些被驱赶的人。以爆炸进行抗议不是没有可能。

  3、蕃区有无宗教自由

  宗教有不同的层面,有的显露在外,如寺庙建筑、僧侣念经和信众烧香拜佛,也有表面不容易看到的,如宗教的哲学、传承、组织、教育等。后者是宗教的实质,前者是宗教的形式。形式是实质的载体,宗教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就不是宗教而成了迷信。

  目前蕃区的宗教在形式上的确有了相当自由,走马观花的旅游者几乎不会看到限制,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就会知道限制不仅存在,而且无孔不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0年我在西蕃自治区做过如下调查:

  “……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僧;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西蕃所有的PCC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僧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僧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 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蕃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蕃 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蕃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蕃人超过西蕃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2000年)的萨噶达瓦节(蕃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蕃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蕃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蕃特色,西蕃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蕃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 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蕃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 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还不如没有。”(Lihsiong Wang,《与达佛爷对话》,人间出版,2002年,页109-110)

  在西蕃自治区以外,蕃人最多的地区就是以四川甘孜蕃族自治州为主的康巴地区。康区两位最受信众拥戴的活佛——康北的晋美彭措和康南的阿安扎西,一位门下几千弟子被驱逐,一位本人被判死缓入狱。追溯政权对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焦点就在宗教是否自由。他们要宗教自由,而政权不给他们这种自由。

  4、宗教自由的以身试法

  以阿安扎西为例,他落得这样的结果,与他和当地政府多年的矛盾有关。甘孜州当局一直把他视为异端。1997年7月,甘孜州宗教局禀承甘孜州党委的意志,下发了一个专门针对阿安扎西的文件,其中指责他的内容有:

  1、把一个帐篷寺庙改建为土木结构的固定寺庙;2、扩建了寺庙;3、修建了一处“念经活动点”;4、指认了两名活佛的转世灵童;5、插手干预另一个寺庙的搬迁。

  一目了然,以上对阿安扎西的指责,每一条都属于宗教事务。如果真有宗教自由,政府就不需要对其中任何一点进行指责。然而政府不但这样做了,还由此对阿安扎西进行了以下几项处置:

  1、取消他的活佛身份,责令其只许做一个普通僧人;2、否定他指认的转世灵童;3、规定他不得去其他寺庙参与活动;4、罢免其雅江县政协委员。(因为在中国有太多“窃密”、“泄密”的罪名,所以我在这里不能透露文件内容的来源)

  这几项处置,除了罢免政协委员可以由当政者决定,其他几项无疑都是对宗教事务的干涉。除此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局的干涉能否生效。按照阿安扎西本人说法, 他的活佛身份是他在印度时由达佛爷认定的。那是宗教内部的传承,只能遵循宗教内部的规则。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政党地方分支机构,何以能够决定谁可以是活佛谁不可以是呢?对这样的决定,阿安扎西不会接受,当地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接受。那是宗教原则,不是有权力就可以改变的。事实也是这样,老百姓仍然把阿安扎西当作活佛,阿安扎西的威望反倒越来越高。几万当地百姓联名为阿安扎西进行担保。这把政府放到了一个尴尬地位,它以正式发文件的方式宣布了对阿安扎西的处置,却又不能得到兑现,于是就构成了对政府的蔑视和挑战,也构成了对相关官员的羞辱。虽然这应该说是政府方面自取的,但政府却会把账记在阿安扎西头上。

  在认为权力可以做到一切的社会,当权者不会因为人民不接受就善罢甘休。他们必然要不断升级,把互动进行下去。一个回合没胜就来第二回合,直到最终证明权力取得胜利。

  二、宗教对西蕃的社会功能

  5、被击毙的盗贼

  我在阿安扎西入狱之前就开始对他关注,曾计划把他作为研究对象。我对他的兴趣,最初起于如何维系蕃区社会治安的思考。

  康区——特别是甘孜州——是个治安案件多发地区。我自己有亲身感受。一次我开车到甘孜县城时太阳未落,住下有点早,赶到下个县城则要走一半夜路。我早听过在康区不敢开夜车,但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决定继续走。结果黄昏刚近就不见任何车辆,夜色降临更是漆黑一片。果然我碰到一棵巨大原木横挡在公路中间, 那是强盗惯用的拦路手法,只要车一停,蕃在黑暗中的强盗就会出来抢劫。幸亏木头和路边排水沟之间还有个空档,让我的车能从那冲过去,才幸运地免遭抢劫。

  我在雅江县还遇到一起命案。那次我住在离县城几公里的一个路边旅店,早上喝酥油茶时,旅店的蕃族老板指着窗外让我看。不远处的路边上,一块编织布遮盖着一个形体,一看就是一个人。蕃族老板说,那是昨晚被警察打死的强盗。强盗是两个蕃人,抢了一辆成都货车。司机到雅江县城报了警,带着警察沿路回来找。两 个强盗刚好走到这里。警察逮捕他们时,因为他们有拔刀动作而开枪,当场打死一个,另一个跑上了山。蕃族老板忏悔说,两个强盗先是想住他的旅店,因为没有身份证没让他们住,出门就遇到了警察。如果当时让他们住下,可能就不会死人了。不过他随后又说,打死也好,前年前面山上也被警察打死了一个,结果太平了一 阵。最近抢劫案又多起来了,再打死一个又会有一段太平。

  不久县里来了几辆警车勘查现场,我跟一位警官聊天,他说现在的案件越来越多。10年前他刚进县公安局时,全局只有30多人,现在已经70多人,案子还是破不过来。最大的问题是蕃区地广人稀,道路差,交通不便,若是哪里发生案子,报案须骑马翻山,有时得走几天,警察去现场也得骑马,又得耗去几天,犯案的人早就跑了。而且茫茫草原,连绵大山,人一跑根本不知上哪去找。他说治理蕃区的社会治安,只有毛大爷(他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方法最好。那时候靠的是群众专政,全民皆兵,人人都提高警惕,有违法犯罪的现象大家一块起来管,基层组织也发挥作用,即使没警察,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或者即使发生什么罪案,案犯也跑不了。现在呢,基层组织失去作用,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全当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持社会的治安全靠警察,只要是警察手伸不到的地方,罪犯就可以胆大妄为。

  不过,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阶级斗争来上紧社会发条只能维系一时,不可能保证长远。当毛的一套已经不能再指望,蕃区的社会治安应该靠什么维持, 扩展地讲,就是西蕃社会应该怎么治理,靠什么保证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不仅是现在和毛时代需要面对的问题,历史上也一样需要解决,那么在以往的千年时间中,西蕃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6、活佛如何成为社区领袖

  雅江县是蕃区与汉地最接近的县之一,处在与各种现代化因素、商品经济、市场意识、流动人口等频繁接触的前沿。但是在雅江西部的乡村和牧区,与康区的恶劣的社会治安状况相比,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我在一位名叫嘎玛(为了防止给当事人造成麻烦,这里用的是化名。下面他的两个朋友的名字也是化名)的康巴人家里住过。嘎玛有两个几乎天天在一起的好朋 友,一个叫勒布,一个叫曲扎,他们三个都是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大魁梧,一副英雄模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全都不喝酒,不抽烟。面对我的惊讶(康巴男人中嗜酒者颇多),嘎玛解释说,原来他们都是很能喝酒的,抽烟、赌钱、打架、打猎、偷东西……所有的坏习惯都有。周围的蕃人几乎都是如此。嘎玛的额头上现在还 有一道刀疤,他也砍过别人的头(我想象得出嘎玛打架时的勇猛)。那时他光是输在赌博上的钱就有十三四万元。家里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天天喝酒,喝醉了就耍疯,要么打架,要么掏出钱包来随便送人,或者两个喝酒伙伴互相送对方回家,来来回回走上好多趟,回到家里还要打老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有几年时间滴酒不 沾,不抽烟,不赌博,不偷不抢不打架不杀生。不仅他们几个是这样,周围几个乡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跟他们一样戒掉了恶习。

  是什么使他们发生这种变化的呢?就是阿安扎西。阿安扎西七岁出家,年已三十才在印度被认定为活佛。1987年他返回康区,在甘孜州雅江县和理塘县交界一带主持宗教活动。嘎玛告诉我,以前虽然也有活佛来,但那些活佛对老百姓的状况并不关心,拿到老百姓的供养就走人。阿安扎西却不一样。他不把老百姓给的钱放进自己腰包,而是用来做善事。他养了六七十个孤寡老人,没人养的他都养。他给不能通车的村子出钱修路,他还自己亲自参加修路。他办的学校有一百三十多个 学生,都是孤儿、残疾儿童或贫困家庭的儿童,每月的花费要一万三千多元,都得靠阿安扎西来解决。

  阿安扎西得到百姓信任,他对百姓也就有了影响力。他提出禁止喝酒赌博等恶习,人们就接受了。戒除恶习的人一多,成了风气,也就带动了更多的人。每年他都要下乡给百姓讲经传法,每个乡讲半个月。讲法时他挨个点名,每个人他都认得,并且知道乡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谁打架了,或是谁偷了东西,他都了解。他会叫那些做过坏事的人站到人群中间,在众人面前谴责他们。喇嘛带领大家一块念经的时候不允许他们参加。这对蕃人来讲是非常大的耻辱,而且有佛教中那种业和因果的威慑,对他们心理的触动会非常大。最后做过坏事的人要当众认错,表示改正。这样的人一般都会痛改前非。

  我问嘎玛,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生活的乐趣是什么?嘎玛说乐趣多得很,耍坝子、跳弦子、吃好的、吹吹牛都是快活事。抽烟喝酒打牌没有什么真的乐趣,或者是当时乐一下,事后后悔。我相信他是真心这样说。虽然他的体魄看上去力能拔山,可是他的眼睛单纯得就像孩子。我先去睡觉时,嘎玛、勒布和曲扎余兴未尽, 在外屋的火塘边又接着“吹牛”。我半睡半醒地听着他们在外面不停大笑,真是发自心底的笑,那样地开怀、透彻、给人感染。我实在想不出,他们天天在一起还有 什么话没有说完,还可以那样一起笑?他们一小时发出的笑要超过我一年的笑。他们的确很快活,而那快活和物质财富、感官享受是没有关系的。

  7、幸福来自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当权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曾有十年时间担任PCC西蕃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在西蕃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在任何历史时 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逻些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只要懂得一点常识,就会知道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过陈奎元先生可想而知地会这样争辩——那些以为自己在宗教中获得了幸福的人,不过是精神鸦片的迷幻作 用。陈先生所说的幸福有“实际”二字作为定语。那么需要问,什么是“实际”的幸福呢?幸福是“实际”的吗?这世上有没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叫幸福,可以放在盘 子里,吃得越多就越幸福呢?没错,物质方面的满足的确可以带来一定幸福,但那只是在一定的阶段。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证明——“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 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王绍光,《市场、民主与幸福》,《天涯》杂志)

  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世界。精神是人的本质所在。在温饱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的生存状态怎么样,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精神世界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而组成精神世界的依托与核心,在我来看,就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判断。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凝聚,在“空无”中飘忽不定的精神只能是弥散的(通常描述 心态的“空虚”二字形象地传达了那种感觉),无法产生和维系精神世界,人类就只能停留在(或退回到)只有物质世界的动物状态。所以,自打精神之光开始照亮人类心智,绵延至今,人类在精神世界里锲而不舍地所作的最大努力,就是对意义与价值“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

  宗教的核心就在于解答生命的意义,宗教自身同时亦是结构完整的价值体系。所谓幸福,其实就是意义与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因此在人类满足温饱之后,宗教是给人类以幸福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千百年来西蕃人的生存之道和幸福之道,也是主要立足于宗教。

  8、被拔掉羽毛的“康巴雄鹰”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成为全中国的座右铭。即使在蕃区草原,也到处矗立这样的语录牌。PCC对西蕃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地区保持稳定的冀望,都寄托在“发展”二字上。他们相信,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安居乐业,民族矛盾也会越来越少。

  真是这样吗?是否发展就会稳定?富裕就会稳定?我们再来看嘎玛的故事。近些年,康区每年都要举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其中一个重要节目就是 评选“康巴之鹰”——那有点类似内地的选美,不过选的是外形彪悍、丰采过人、服饰华丽的康巴男人。嘎玛先天条件好,身材魁伟,做派粗犷,一头漫卷的长发特别有英雄气质,每年都要被雅江县作为代表送到州里参加“康巴之鹰”的竞选,而且多次成功地当选为“康巴之鹰”。这对嘎玛本人当然也是一个荣誉,因此每次参 加选拔前他都要认真地准备“行头”,如虎皮或豹皮缝制的彩缎蕃装、贵重而繁多的配饰、镶金嵌银的腰刀,当然还少不了一条好枪。要显示康巴男人的气概,最重要的莫过于有支枪了。然而,嘎玛去年参加完“康巴之鹰”评选活动后回家不久,便被抓进了公安局。

  要说他为什么被抓,得话分两头。从几年前开始,当局下令收缴民间枪支。原因当然是为了“稳定”。蕃人爱枪,多年来蕃人有枪一直是被允许的,尤其在牧区,为了防范袭击羊群的野兽,枪几乎是必需品。因此收上来的都是些破旧枪支,好枪没有人交。而嘎玛去参加“康巴之鹰”的竞争,当然不能背一支破枪,他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支好枪。

  无论是嘎玛还是借枪的朋友,都没有想到这事会惹着公安局。因为评选“康巴之鹰”的活动由政府组织,嘎玛是雅江县选派的代表,在这种活动上背一支枪,就 跟演戏的道具一样,不会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对。即使是公安局的人看到,也会认为是政府同意的,不会追查。除非是有人专门举报,说那枪是违法的,在应该收缴的范围。嘎玛正是遭到了这样的举报。

  是谁举报的嘎玛?这就要把故事转到另一条线上。当前中国举国开发旅游,蕃区也不例外。嘎玛所住的村庄就是雅江县规划中的一个旅游点。被定为“蕃家接待”,即把旅游团安排到当地百姓家吃住,游客直接付钱给接待人家。目前项目刚开始,为数不多的旅游团都是县旅游局直接安排,当务之急是要给游客留下好印 象,传出去一个好名声,才能把景点推出去。因此要求接待的家庭房子够大,卫生好,会做饭,主人善于与客人打交道。嘎玛家这几方面的条件在村里都是首屈一 指,于是旅游局安排到他家的旅游团最多,嘎玛当然也挣到了一些钱。照理说,旅游办好了,村里家家经济上都会受益。人们生活已经比从前富裕了很多。当年不那么富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都不错。尤其是阿安扎西在的那些年,大家一心向善,很少发生争执。即使发生一些矛盾,也有他们称之为“大喇嘛”的阿安扎西来断决,马上就能摆平。现在不同了,嘎玛家接待的旅游团多,别人心里就不平衡了。县旅游局长去村里视察时,村里一群人去质问,为什么不把旅游团平均地分到各 家?旅游局长让他们回家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于是气不过的人就使出了举报一招,不能让你嘎玛把好处都得了,又出“康巴之鹰”的风头,又挣旅游的钱。

  于是嘎玛被抓进公安局,不但枪要没收,受罚款,蹲拘留,最让他受到羞辱的是把他的一头长发剃了个精光。他一辈子都是留长发,已经成为他与生俱来的一个部分,剃掉他的头发,对他就如同割掉鼻子差不多。他哀求警察,表示宁可交一万元给公安局,也要留下头发。但是警察不听那一套,硬是把他剃成了光头。等嘎玛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在人们眼里成了被拔光羽毛的鹰,再也神气不起来。人们都把他当笑话讲。我去年到雅江,也去了嘎玛家,但是他不在,听说他闷在家里很长时间,然后出了远门。我没有看到他的模样,也无法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我猜得出来,举报者此刻一定会在心里感到恐惧,当初想让嘎玛得到的报复可能仅仅是没收一条枪,罚点款,只是让他不要那么顺利罢了,并没有想到让他遭到如此羞辱。拔光羽毛的“康巴之鹰”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康巴人可是有血性的啊。阿安扎西已经被关进了监狱,谁还能管得住嘎玛,约束他不要恢复到原来那种用刀说话的状态呢?眼下嘎玛似乎没有什么表示,可越是这样,越会让举报者害怕。康巴人报仇可不在乎时间,甚至可以世世代代地打下去。举报者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刀磨快,时刻带在身上。

  不光是我想这个问题,当地人也在困惑,房子越盖越大,有了汽车摩托车,可是彼此之间为什么反倒变得恶毒,未来又会怎样冤冤相报地继续呢?从这个角度看,发展并非是硬道理。即使仅仅从维持统治稳定,消解民族矛盾的角度,仅靠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旧的矛盾的确会消除一些,新的矛盾又继续产生,而且可能更 复杂,更难解决。前面讲过那个被警察击毙的盗贼,还有被警察剃头羞辱的嘎玛,当然还包括被当局关进监狱的阿安扎西、遭到枪毙的洛让邓珠,以及几千名被强行 驱赶的色达五明佛学院弟子,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连带的方方面面,最终产生出来的是什么?难道都是能够靠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的吗?

  9、靠什么保护蕃区生态

  康区之所以成为蕃区相对比较富的地区,和一种名为松茸的菌类有很大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松茸只是百姓自家吃,一个人上山半天可以采到一背篓,市场上只卖两角钱一斤。现在松茸出口到日本,价格扶摇直上,高等级的松茸达到千元一斤。康区几乎是全民性地采摘或倒卖松茸。在松茸主产区,仅松茸一项就能给当 地人均年收入增加千元,占到百姓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据说有的蕃民拜佛时已经加上了祈求保佑日本人的新内容,希望日本人身体健康,能把松茸生意一直做下去。日本人保持健康倒不是难事,问题会出在康区自身。一个县干部告诉我,他们县的松茸年产量九十年代后期是千吨左右,2000年是七百吨,2001年 是四百吨。如此锐减的原因主要在于不适当的采摘。松茸要在孢子成熟后才能再生,但孢子成熟后的松茸卖不出价,因此人们都抢在松茸孢子成熟前采摘,松茸产量必然逐年减少。还有,随着松茸价格提高和采摘者增加,没长出地面的小松茸也要采,导致覆盖松茸菌床的植被掀开,菌床暴露,以后就难以再生长新的松茸。如此采下去势必没有明天,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仍然继续这样采。

  康区的人采松茸,西蕃、青海的蕃区就挖虫草。虫草是一种冬季前后侵入蛾幼虫体内的真菌,夏季时从死虫头顶长出,据说有大补效果,主要是内地有钱人吃。 价格也是扶摇直上,过去十多元一斤,现在几千元一斤。挖虫草的方法是连着草皮深挖20厘米,才能完整地取出虫草。西蕃山地的植被厚度一般也就是20厘米,需要千年甚至万年时间才能形成。有时一挖一片。放眼望去,挖过虫草的地方到处都是裸露的泥土,造成植被破坏,在雨季形成滑坡,连带大面积的植被剥离山体,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虫草产量也同样大幅度地下降。20世纪80年代,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可采2-3斤虫草,现在则采不到半斤。类似的情况还有其他天然野生药材。蕃区的蕃药企业三年时间增加了两倍(1999年蕃药企业有34家。到2002年已经达到近百家——见中国中药材GAP 网),掠夺性的收购和开采已经造成大量高原药材品种面临绝种。资源的日趋匮乏导致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恶性循环。

  比起其他地方,西蕃的生态平衡要脆弱得多。我们知道生物多样化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能在蕃区生存的物种相对较少,生物多样化程度 远不如低地。高原的生物链有点像那种一环套一环的单链条,断掉很少环节就可打破整个生态平衡。不像热带雨林那种每环同时对接多环的复杂网链,断掉几环只相 当网上破个洞,不会破坏整个网的平衡。位于中国头顶的青蕃高原是中国几大江河发源地,那里的生态失衡会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成倍放大,因此蕃区生态被破坏不 仅是蕃区自身的灾难,也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的汉地。

  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长江大水后,专家们多年谈论的江河上游生态与下游关系的意见终于被政府采纳,下令禁止江河上游——几乎 都集中在蕃区——砍伐森林,并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区。然而生态不是可以靠命令就得到保护的,一方面,在蕃区那种天高地远之处,警察连罪犯都难以抓捕,不执行生态保护命令的人更容易逍遥法外;从另一方面说,青蕃高原的生物链脆弱,个别环节遭破坏就可能导致系统失衡,那么政府能否对生物链的所有环节都发布命令,并且派人昼夜看管呢?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宗教做得更好。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体系不仅能够调节人类内心世界的平衡,还能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是宗教一个非常重要的 “实际”功能。在一个地区产生和普及的宗教,往往可以对当地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起到最佳调节功能,形成生态、人类和信仰之间的最佳关系。虽然宗教徒不会这 样看待宗教,但是从社会学和功能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认为:正是人类与环境取得最佳关系的需要,构成了特定宗教在特定地区产生普及的条件 之一,反过来又服务于那个地区的人和生态。

  保护青蕃高原脆弱的生态,蕃传佛教那种对自然的谦卑和对所有生命的慈悲为怀显然十分有利。在蕃传佛教的观念中,万物众生平等,人无特权,不能为满足人 追逐财富的欲望而随便牺牲别的物种。与基督教不同,佛教没有人是万物灵长、万物皆是上帝给人所用、人类可以征服自然的视角。佛教尊重和保持世界原本的平 衡,追求众生的和谐状态。传统蕃人不会轻易杀死一个蚂蚁,因为按照其宗教的转世观念,那蚂蚁上一世可能就是其父母。蕃人也不会为满足此生的欲望掠夺性地毁 坏草场,因为他未来转世后,无论转世为人还是牛马,还要靠那草场继续生存。

  中国当局推行的无神论则不会这样思维。无神论只需要追求现世幸福,满足只能活一次的肉体所产生的欲望。既然人死一切皆无,死后洪水滔天跟自己又有何干?从理性角度,无神论者有时也会表示为了子孙后代如何如何,然而那毕竟是一种自我牺牲,因此是不牢靠的。事实也往往如此,嘴上挂着环保的人遇到具体问题就服从自利的欲望。而在蕃传佛教的来世观念中,保护生态不是给子孙做的,恰恰是为自己所做。这一世看不到的代价,下一世还是由自己来付。

  在蕃区可以看到,寺庙周围往往有最好的生态。你会惊讶僧侣们用传统方式体现着现代的环保精神。僧侣和寺庙在青蕃高原无处不在,拥有对百姓的至高权威,又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本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力量,帮助社会和政府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遗憾的是中国当局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其视野只涉及到自己的权力会不会遭到分割与触犯的问题。甘孜州当局对阿安扎西第二次整肃,其中一个罪名是指控他鼓动当地群众制止林业局砍树。对此罪名即使真像当局描 述那样,阿安扎西所做也和国家要求的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会被当作罪名,原因只在于阿安扎西是一个僧侣,通过民间力量进行生态保护,因此触犯了政府的权威 和权力。

  10、宗教与直升飞机

  一位蕃区公安局长谈他的解决蕃区治安难题的设想,认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给警方配备直升飞机。他的理由是,蕃区每个州的面积都有十多万平方公里,只有直升飞机能够不受交通限制地迅速抵达案发现场。这当然是一种“唯武器论”,不过也是从实践中换来的真知。问题是青蕃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在四千米以上,普通直升飞机性能不够,必须是适用于高原的专用直升飞机。中国目前不能生产高原直升飞机,在青蕃高原使用的大都是美国进口的“黑鹰”直升机。一架“黑鹰”直升 机价格超过一千万美元,接近一亿元人民币,是蕃区一个州本地年财政收入的几倍到几十倍,这还没有考虑昂贵的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

  多年来中国当局批评宗教无用、僧侣是寄生虫,正是忽略了这方面的计算。如果宗教能够让人不犯罪,一个社会可以少付出多少成本,这是可以换算出金钱数额的。即使不考虑宗教给人的幸福、爱心及内心世界的平衡,仅从这个角度,也不能把宗教视为无用。

  无独有偶,因为蕃羚羊问题而受到世界瞩目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也提出过同样想法:需要配备直升飞机打击盗猎者。在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自然 保护区,但是收效甚微。是否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为何蕃区历史上没有政府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却保护得很好?显然,宗教起的作用是重要的。包括一些迷信,如 把虫草视为神山的肠子,不可挖采,还有对猎人的歧视,看似不那么符合人权,却都有保护生物的效果。阿安扎西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他不是歧视猎人,而是花 钱买来牛羊送给猎人,让猎人改行放牧,而不再靠狩猎为生。如果整个蕃区的僧侣都能像阿安扎西这样做,不仅教育百姓不杀野生动物,还组织群众自发地保护森 林,政府可以因此省下多少投资,效果也不可同日而语。

  记得在马尔康旅行时,路上一个画面给了我极深印象。那是路边山坡上一座蕃家房屋,整个一面山墙上顶天立地地用白灰写了一个巨大汉字——“富”,远远看去震人心魄,房屋主人对“富”的迫切渴望,恨不得一夜暴富的心态扑面而来。可是以往蕃家房屋的那个位置都是用来画宗教符号或图形的。蕃族本是个按照快乐原则生活的民族,快乐原则比利害原则更接近生活本质,但是必须有道德原则的制约,否则容易堕落。宗教就是蕃族的道德原则体系,若是缺少了宗教无所不在的制 约,蕃民族的前途令人担忧。

  蕃人一旦从宗教的境界堕入对世俗之利的追求,一心致富,能靠什么满足呢?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满足更多欲望,人们只有不停地增加放牧的牛羊数量,消耗草 场,结果导致草场退化,变成沙漠,减少流入中国江河的水,给内地带去铺天遮日的沙尘。为了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沙尘的问题,政府每年的投资又得付出多少呢?

  而宗教不需要政府投资,也不需要政府组织,只要政府不进行压制,给宗教以真正的自由,宗教就会自动去做上述工作。从投资的角度,简直是无本万利。而今日中国当局却采取相反做法,一方面动用大量资源压制和瓦解蕃区本土宗教,一方面以“援蕃”方式从内地调动大量资源去满足蕃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这将形成 一个循环,宗教越淡化,人的物欲越强,胃口随之增大,北京对蕃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财政供养已成为习惯状态,不要说不再供养,供养少了都会立刻难保稳定。而 这样供养下去,哪里才是头,又如何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稳定的基础呢?

  11、心中的警察

  无论对生态平衡,还是社会稳定,起到最大破坏作用的都是人心之内的贪欲。个人一旦贪婪就会堕落,人类一旦贪婪,自然和社会就会走向毁灭。无论是偷盗、 抢劫、捕猎、毁坏自然,哪一个不是出于人的内心之贪?而恰恰对这个内心之贪,再严密的法律,再强大的警察,再昂贵的直升飞机也是看不住的。对人的内心,唯一能起作用的是“心中警察”——就是道德。而宗教是道德的主要来源。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利润为最高目标的社会。“资本来到世界,每个毛孔都流淌着鲜血”——马克思这话说得没错。每个社会的原始资本主义都是贪婪且无恶 不作的怪胎。对当年的欧美社会,幸亏有受着国家尊崇和保护的宗教力量,才能从怪胎状态过渡到规范的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也进入了丑陋的资本原始积累阶 段,然而中国的国家机器不但在努力调动和纵容全社会的贪婪,而且还使用国家力量不遗余力地摧毁唯一能防止社会彻底堕落的宗教。

  一个社会的警察没有了,可以在很短时间重新建立,一个人的“心中警察”没有了,重新建立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一个民族丧失了“心中警察”——即宗教和道德的体系,则是没有几代人的时间不可能重建。在宗教盛行的西蕃传统社会,除了逻些几乎没有警察的概念。为什么犯罪的情况却很少,就是因为蕃人被“心中警 察”所管束。

  而从另一个角度,外在的法律和警察更无法与宗教相比,法和警察只是防止和惩治恶,却不会产生与促进善。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一次我开车至内蒙古东乌旗,草原路纵横交错,突然看到一个躺在草丛中的人从轮边闪过。我没有停车,就是因为怕被法沾上——如果那人是伤的或死的,我如何能证明和我没有关系呢?后来斗争良久才鼓起勇气去报告,结果被当地机关的人嘲笑一番,方知是当地一种天葬习俗。虽然那种天葬和我理解不一样,倒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的后怕是,如果我当时压到了那个死人,我会怎么办?如果更不敢报告,也就无法知道那是天葬的尸体,结果会让我一生无法摆脱负罪之感。

  也许有人认为不靠宗教,人道主义也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我的另外一个经验可以进一步说明:在四川阿坝州一次夜行车,我看到路边有个满头流血的男人招手, 当时我没有停车。事后很自责。但那不是因为没有人道主义,恰恰因为人道主义是一种理性,而在理性范畴内,事物各方面因素往往难以简单判明,一旦并行的因素相互冲突,就会落入不知所措的状态。要考虑停车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危险,会不会遭到抢劫,那男人是不是黑道火并受伤……不光要为自己考虑,还要为车上的其他人负责——那同样也是人道主义。最终我也无法说在人道主义意义上不停车是错了,但是却让我由此看到人道主义的局限。宗教却不一样。如果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 徒,我相信就不会有这么多顾虑,而是毫不犹豫地停车,因为那是宗教的绝对命令所要求的。其他的一切考虑,在救人面前都该让位。特别是对佛教徒来讲,根本不 用考虑为此会遭什么厄运,因为做善事不会有恶报,宗教给人这个自信。即便会遇到法律上说不清的事也不算什么,因为冥冥中的主宰自会主持公道,即使一时遭受冤枉,最终也会得到应有的果报。

  中国现在有数百万警察,各地还有数不清的联防、保安、民兵等作为辅助力量,然而犯罪仍在不断增长,每年仍要把大量财富投入与犯罪进行的斗争。如果人们 只是因为对外在警察和法律的惧怕才不敢犯罪,那么只要在法律看不见的地方,不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警察再多,又怎么看得住比他们多千百倍的百姓,以及如何顾 及得到像蕃区那样广阔的地域呢?

  比较内外两种警察,如果只有外在的警察,没有“心中警察”,犯罪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而若人人都有“心中警察”,外在的警察就成了多余的,不再需要。当 然,完全依靠“心中警察”的理想状况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二者结合——国家为社会运用外在的警察,宗教给人们建立“心中警察”,二者互相补 充,才能让社会处于最好的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如果把宗教视为敌人,就是犯下了大错。今天的中国,国家就正在犯这种错误。

  三、对蕃传佛教的致命毁坏

  12、佛教为何离不开“高僧大德”

  僧侣在所有宗教中都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我认为佛教要比其他宗教更依赖于僧侣。基督教、伊斯兰、犹太教等都有其宗教的唯一经典(圣经、古兰经等),信仰者可以通过对经典的研读直接面对其宗教的神与教义。对那些宗教,僧侣有重要作用,但不是离开僧侣就完全无法与其神和教义沟通。例如基督教的圣经,两千年就那一本,一代一代往下传,每代基督徒从小读起,活到老读到老,加上以故事为载体的写法,文字相对平易,一辈子读上几十遍,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比较深入的认 识,由此实现与上帝或基本教义的直接沟通。

  佛教没有那种最高的和唯一的经典,而是由众多经典组成一个庞大的教义体系,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加上文字难懂,思辨玄奥,充满了“悟”或“机锋”一类难把握的内容,又分成众多门派,各有独自的典籍学说,纷纭庞杂,即便是穷尽毕生,也未必能通彻全貌,普通信众更是没有可能凭自己的能力与精力去掌握。因此 佛教始终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二元状态——一元是象牙塔中极高理性的哲学(佛法)境界,另一元则是大众层面的普遍迷信及根植迷信的虔诚,而能够把这相互分离的二元有机地衔接起来、使其相互沟通并包容在佛教完整体系内的,唯有依赖佛教的僧侣。

  佛教僧侣通过世代传承的教育体系和毕生研修的自我努力,具有把握佛教哲学一元的能力,同时他们又直接面对信众的一元。僧侣的工作是既要守护和发展佛法,又要以佛法对大众进行教化,把佛教的深奥哲学变成大众的日常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僧侣是架在佛教二元之间的桥梁。佛法只有通过僧侣才能抵达人世,而信众只有通过僧侣才能认识佛法。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僧侣,也就等于没有佛教。佛教所称的“三宝”——佛、法、僧之所以缺一不可,道理就在这里。再好的 “佛”和“法”,没有能够将其带给信众的僧人,就如同空中楼阁,与人世间无法相关。

  虽然对不同的宗教,我们不应该进行价值方面的判断,不过仅从技术层面可以看到,基督教因为具有唯一经典,信众可以直接把握,神职人员的话语权就不如佛教僧侣那么大,也比较容易受到信众的监督,对他们构成世俗制约。佛教则因为典籍体系庞大艰深,且充满辩证法和“方便”,信众难以掌握,解释权几乎全被僧侣 垄断,信众也就无从对僧侣产生制约。尤其是历史上全民信仰佛教与政教合一的西蕃社会,缺乏其他精神资源作为对僧侣进行判断的参照,对僧侣无条件服从的迷信 成分就会更多。

  这就对蕃传佛教的僧侣阶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僧侣阶层能够保持纯正和自律,信众的迷信——即对僧侣的无条件服从就不构成多大问题。“如法”的僧侣保证佛法与信众不发生脱节,使佛教体系保持有序与完整,也能让佛教良好地发挥社会功能。而在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是僧团领袖。僧团是指以寺庙为单位的 僧侣团体,对寺庙和僧团进行管理的活佛、堪布、主持及上师喇嘛等构成僧团领袖。佛教的组织特点是各个寺庙自成一体,由僧团领袖进行领导,因此只要僧团领袖 能够自身如法,同时以佛教戒律对僧团严加教育和管束,配之以必要的清理门户,僧团的如法就可以得到保证。

  这种僧团领袖一般被尊称为“高僧大德”。他们对佛教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晋美彭措和阿安扎西都属于这种高僧大德。晋美彭措所办的五明佛学院,正是针对佛教的关键——培养僧侣阶层;阿安扎西虽然没有晋美彭措那样的佛学造诣,然而他所履行的是僧团领袖另一种重要功能——直接面对信众,以巡回每个村庄的方 式用佛法具体地指导百姓日常生活。这种工作是佛教僧侣最需要去做的。正是依靠这样的工作,才能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

  怕的就是僧团领袖堕落。僧侣堕落只是个人问题,而且可以清理,僧团领袖堕落则会使整个僧团失去管束,集体败坏。同时僧团领袖充当着民众精神导师那样的重大角色,假如以教谋私,把信仰当作牟利工具,普通信众是无法做出判断的,佛法因此则会与信众绝缘,信众对僧侣的虔诚迷信也就由此堕落为受人耍弄的愚昧。

  佛教深知这个危险,所以佛教对戒律和传承极其重视,相当于佛教的生命线。蕃传佛教的传承被形容为如黄金一样纯洁清净的链条,不能有任何一环受到污染。 一位上师给弟子的加持,等于那黄金链上的世世代代所有上师的传承与集合,受传承者从而可以获得巨大的加持与成就。假如一个给弟子实施灌顶传法的活佛或上师 违反了戒律,他的弟子就将没有一个能够得到传承,已经沿袭了世代的传承到他为止而中断。从社会学角度,如此严厉的规则之用意在于阻吓僧侣的破戒和堕落。从宗教角度,当僧侣集体堕落之时,将导致佛法传承整体中断,也就是佛教中所说的末法时代。由此可以看到,所谓末法时代的根本就是僧侣阶层——首先是僧团领袖 ——整体地堕落。

  13、宗教对僧侣的制约

  没有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这已是基本常识。那么对蕃传佛教僧团领袖的制约是什么?首先来自心里。佛教给世人建立“心中警察”,需要僧侣自身先具有“心中警察”。僧侣必须遵守众多的清规戒律,实行被常人视为残酷的禁欲,那不是因为存在现世有形的监督和惩罚,而是因为僧侣对其宗教因果业报的坚信。如果违反戒律,不仅不能修成正果,而且必会遭到报应。

  僧侣在信仰方面的坚定与纯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纯正的传承。被概括为“闻、思、修”的传承方式是一个复杂体系,但首先要求环境纯正,以及传承链条不可 中断。蕃传佛教有很多僧侣从儿童开始出家,为的就是避免尘世欲望在心里生根;很多寺庙藏在深山之中,尽量封闭,也是要远离尘世污染和诱惑。克服俗世欲望并 不容易,需要艰苦地修行多年。蕃传佛教的噶举、宁玛等教派那种三年三个月零三天不出门不见人的“闭关”,被认为是战胜欲望的一种标志。能够经受住那种考 验,即被百姓尊奉为喇嘛。只有消除了尘世欲望的僧侣,才能成为佛法与信众之间的纯正桥梁。而他们在纯净环境修行成熟后,再去面对滚滚红尘,就可以岿然不 动,专心于弘扬佛法和救渡众生。重要的是这种消除尘世欲望的环境不能中断,始终保持着由纯净上师培养纯净弟子的环境与教育体系。而只要出现一次整体性断 裂,产生一代被尘世污染的僧侣,传承就会失去纯净。

  蕃传佛教从1959年以后,就发生了这样一次整体断裂。当时的PCC当局不仅禁止宗教和传承,而且对活佛和僧侣实施全面改造,有意识地迫使他们背叛宗教戒律,接受世俗生活。(典型例子是1964年在逻些成立的“活佛学习班”,十几位少年活佛集中劳动和思想改造,有意识地安排他们从事屠宰、打猎等行为,使 其中有些活佛染上终生无法戒除的恶习。)1980年代宗教得以重新恢复时,宗教传承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一代僧侣受到尘世污染,失去了佛教正见,且新一代出家人几乎都在无神论环境长大。这对蕃传佛教无疑构成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危机并没有到此结束。今天中国当局虽然重新开放宗教,并且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在宗教传承方面依然施加种种限制。色达五明佛学院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晋美彭措本是有幸跨越了蕃传佛教断裂年代的高僧大德,如果给他这样硕果仅 存的僧团领袖以充分自由,本还有可能把断裂传承续接起来。不幸的是,当局一旦发现晋美彭措和跟随他的高僧大德们把佛学院办出起色,就认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 威胁,从而一定要用严厉手段将其打压下去。

  有几个数据可以反映一些问题:甘孜州在被PCC当局接管之前,共有各种佛学教育场所604个,现在只有93个——这93个中间,政府批准的只有9个,其 余84个都算违法(这些数字是我在甘孜州佛教协会所在的安雀寺所见)。合法的佛学教育场所比过去减少了六十多倍;即使是连非法的算在一起,也只是过去年代的六分之一。因此,烧香磕头虽在今天有了自由,佛学传承的断裂仍然没有真正接续。从这个意义上说,蕃传佛教传承的断裂不能说是从1959年到1980年二十年,而是至今还在断裂中。传承断裂二十年还有可能接续,长达四十多年时间,足以使高僧大德逐一耗尽生命,而接掌了佛教界香火的僧侣都在“彻底的唯物主义 者是无所畏惧的”年代长大,而后又被全民逐利的世风熏染,接续纯正传承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渺茫。

  前面说过,除了内心的自我约束,僧侣还要受到僧团的制约。僧团可以对违反戒律的僧侣进行处分,直至清理出门。但是对于僧团领袖,僧团制约就弱了很多, 因为僧团是被僧团领袖管理的。尤其是蕃传佛教的活佛,其活佛身份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因此对活佛的外在制约几乎没有。当然,达佛爷和各教派法王那样的最 高宗教领袖,对自己教派下属的僧团领袖应该有一定制约能力。在传统西蕃,政教合一的体制也给蕃传佛教提供了自上而下约束和惩治僧团领袖的手段。然而现在这 些条件都不复存在。蕃传佛教几大教派法王全部流亡在外,无法介入蕃区境内的宗教事务。而利用政权控制了宗教事务的中国当局,其手法就是把蕃传佛教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联系割断,只保留以寺庙为单位的各自独立的僧团,禁止相互串联,禁止介入其他寺庙的事务(从甘孜州宗教局处理阿安扎西的文件可以看到),从而使得僧团领袖既不受宗教内部自上而下的制约,又不受僧团之间的互相制约,而只受其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制约。可想而知,地方政权对僧团领袖的制约无疑不会是要求他们遵从佛法和宗教戒律,只能是要求他们顺从政权的意志。

  14、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

  PCC政权曾经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党,集中了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性、狂热性和排他性,势必要对其他信仰全面否定。邓小平时代的PCC放弃意识形态,走向务实,宗教才得以恢复。但在PCC领导人的眼中,似乎从来没有看到宗教的价值。

  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与江伯伯总书记共同进行了一次电视直播对话。江伯伯有一段话涉及西蕃宗教。他说:“我本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来讲,我是PC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毫不影响(笑)对于西蕃的宗教自由的尊重。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 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识水平都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义。这一点,我把这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Why ?为什么?”

  分析这句话,在江总书记心目中,如果教育水平、知识水平高,信仰蕃传佛教就是不正常的,就需要问为什么。这可以反映在他心里对蕃传佛教的不以为然。PCC当局之所以容忍蕃传佛教,是因为一时还不能把它消灭。但是在容忍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控制分化,决不允许宗教对权力形成挑战。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僧 侣,尤其要控制僧团领袖。按照江伯伯的说法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江伯伯在PCC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江伯伯对此 这样解释:

  “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PC的领导……要求他们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江伯伯,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01年 12月12日)

  非常明显,这里没有任何从宗教需要出发的考虑,都是从PCC权力出发的考虑(在PCC的词汇中,“祖国”、“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进步”等都是由 它代表),宗教只能是PCC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只能发挥PCC需要的工具作用。而僧团领袖与PCC的关系,其本质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八个字。

  中国当局对僧团领袖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让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僧团领袖满足大众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是自由的,但如阿安扎西那样深入本地社区,对民众讲经传法,以佛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由此成为当地民众的精神领袖,则会深受当局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对僧团领袖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当局也要严加防范。如阿安扎西没有得到政府批准“擅自”建立孤儿学校,成为他受到一系列指控之一,孤儿学校也被政府收管,很快垮掉。当局担心僧团领袖从事公益活动会使其获得当地民众的感激与拥戴,由此逐步成为社区领袖,对政府权威造成削弱。从阿安扎西案例可以看到,一旦僧团领袖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能量就很容易超出政府的可控范围,对当局权威提出挑战。如阿安扎西反对政府的林业局砍伐森林,当地百姓和乡村干部就 包围林业局人员进行抗议;而当阿安扎西担心政府对其迫害出走时,数万百姓联名为他请愿。这些无疑都加深了当局的担忧。

  二是对现存僧团领袖进行“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当局工具的僧团领袖(如阿安扎西、晋美彭措),都会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如日喀 则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按照宗教仪轨向达佛爷通报班禅灵童寻访情况被判刑八年),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 袖,则当作“统战对象”,既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个人利益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 安排人大、政协甚至政府官职,对其活动开放绿灯,提供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西蕃那曲地区一名低阶活佛因为主动在各种公开场诃斥骂达佛爷,被当局封为全国政协常委)。

  三是由当局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经当局批准,甚至由当局直接遴选。通过使用这种权力(相当于世俗权力中被视为要害的人事权),一方面可以造成蕃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时日逐步替换不断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整个蕃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变成中国当局挑选的驯服工具。配合这个目的,中国当局还把重要的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北京等地的官办佛学院进行培养,灌输当局需要他们具有的思想,同时对色达五明佛学院一类不 受政府控制的蕃传佛教教育系统进行封杀。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蕃传佛教的僧团领袖,目前来自佛教本身的制约已基本没有,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增加。政权利用其制约能力引导僧团领袖,效果只能是促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虽然理论上宗教戒律仍然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对犯戒的惩罚是否存在,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PC按照其世俗标准挑选和培养的 僧团领袖,对佛法能有多少虔诚和纯正值得怀疑。而佛教为了适应其自身复杂体系所发展的“方便圆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处,也非常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以及为我所用的花言巧语。

  所以,今日PCC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毛泽东是要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蕃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 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PCC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因为一旦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 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于远离真理的迷信,并且失去对佛法的信心。据说释迦牟尼对佛教消亡的末法时代有过如此预言——“毁我宗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指的便是穿袈裟的僧侣。当然,今日僧侣堕落的根源不在僧侣,但佛教从根基被毁,只能因为僧侣的堕落。

  15、末法时代的活佛

  我曾亲眼目睹这样的场面,康区一个县党政班子集体出城三十里,在路边搭起帐篷,欢迎寺庙一位活佛偕汉人老板从内地返回。一路警车开道,车队长达一里 地,每辆车上都挂着黄色哈达。县当局给活佛这种旧西蕃迎接贵人的礼节,目的不仅仅是“统战”。今日蕃区跟全中国一样,各级党政部门都在不拘一格搞经济。一 切都被资源化。哪个地方有知名寺院,就要把它搞成旅游点;哪里有地位高的活佛,就当成招商引资工具。在内地的汉人老板眼里,蕃区的县委书记、县长只是百无一用的芝麻官,但是对蕃区活佛却兴趣浓厚,尊奉有加。活佛因此变成了有价值的资源。

  对活佛来讲,想获得个人与其寺庙良好发展,当然需要地方权力多方支持和高抬贵手。有些活佛正是出于这一点去讨政府欢心。例如那位被政府远迎的活佛,在当地农民因为不杀生的戒律而拒绝使用杀虫剂时,他便应政府的要求出面说话,向农民保证他已经把所有虫子都超度了,于是农民就不再拒绝按政府要求使用杀虫 剂。那位活佛官至副县长,与他同寺的另一位活佛官至副州长,当然还有成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活佛。目前蕃区这种权力、金钱和宗教之间的 “三角”,吸引了不少活佛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他们无心钻研佛法、努力修行,既不通过讲经传法指导百姓的信仰生活,也不从事社区公益为百姓造福解难。他们热衷的是同有钱的港澳信徒和内地老板交往,或是同官场权势者周旋。他们很多时间是在内地都市间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出入饭店酒吧。位于北京使馆区附近的 “玛吉阿米”蕃餐厅,常常同时出现四、五个活佛,每人周围簇拥着一群有钱的汉人男女。活佛要大款供养,大款要活佛保佑。有的活佛出手能买上百万元一辆的汽车;我见过要当影视编导的活佛,要当电影明星或歌星的活佛。他们常年留在汉地,贪图享乐,被内地的花花世界吸引,置自己的寺庙和僧团不管,抛弃父老乡亲和 养育自己的地方。还有活佛在内地做起生意,成为商人。我甚至听说过这样一个场面,在成都的迪斯科舞厅,一位年轻活佛置身于一圈鼓噪喝采的青春女孩中间,十根手指套满荧光棒,在震耳欲聋的音乐疯狂蹦迪。他的绛红色袈裟随着舞姿翻动飞舞,那形象可真够酷啊。可是让佛教信徒想那场面,分明已是鬼怪的影像。

  除了被世俗化的现代生活所诱惑,还有活佛热衷钻营权力。一方面积极宣称“爱国爱教”、“反对分裂”以获取政治上的资本;另一方面为了扩大个人声誉,利用西蕃文化的神话资源和西蕃宗教的神秘性,任意编造身世、神乎其神;同时针对汉族信徒惘然不知却又心仪蕃传佛教的心理,到处封许谁是活佛转世,谁是空行母投胎,用以笼络人心和交换利益,由此给一些有名有钱却行为不端的人创造盗名欺世的可能,败坏宗教。

  上述活佛往往这样为自己行为寻找理由——宗教事业需要资金支持,要建寺庙、塑佛像,就需要找有钱人化缘。一位活佛对此具体解释——寺庙靠有钱人几万、 十几万供养才修得起来,靠蕃人一元两元钱地供养,何年何月才凑得够,不在汉地化缘怎么行呢?更振振有辞的说法是——弘扬佛法不能仅限蕃地,也要去救渡汉人 众生以及全世界的众生,因此要在汉地学汉语、英语,才能更好的弘法利生,何况大隐隐于市,出家人即使身在红尘又有何惧?对这些说法,晋美彭措明确反对,他说建庙造塔、印经放生一类事应该让在家人去做,出家人的功德不是把心思放在那上,而要把全部生命放在闻思修上。“大隐隐于市”首先得有一个“大”,现在的出家人中有几个能担当起那个“大”?如果你不是大成就者,谁能相信你能在红尘中可以做到不动心,能冒得起和俗人混居一起的风险!然而因为晋美彭措对今日活 佛、僧侣行为的严厉批评,却遭到蕃区僧侣层的不少非议。

  我没有见过晋美彭措。但我知道雅江百姓之所以爱戴阿安扎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要个人享受。老百姓给他的供养,都被他用于公益事业。我去过他的住 处,与我见过的很多活佛相比,他的生活真是过于简单。他睡在地上,只有一个垫子。上面摆着一些经书。放在蕃桌上充当笔筒的是一个饮料罐。四面木板墙没有油漆也没有雕刻,仅挂着一张印刷的布达拉宫像。他留我吃了饭。因为我是客人,给我增加了牛肉和花生米,他自己只有一碗水饺。他用的筷子两根颜色不一样,不是 一双。他周围的所有物品,唯一不属于基本必需品的只有一朵插在净水瓶上的鲜花。

  对比两类活佛不同的命运,不如说今日中国的宗教自由是有宗教堕落的自由,但是没有宗教提升的自由。

  16、宗教不能被权力改造

  以上所说的逻辑脉络: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僧侣阶层整体堕落→蕃传佛教进入末法时代,虽然是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导致,却不见得是其目标清晰的战略安排(当局似乎缺乏如此远见的战略能力),只是就事论事的权术操作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结果。

  PCC内部也出现过另一种声音。如以改革形象著称的官员潘岳(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 (《深圳特区报》2001年12月16日)。文中提出PCC应“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开辟一个‘功能主义’新视角”,他在总结了宗教对社 会有益的功能后,表示希望PCC“不再被动应付宗教”,而要“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潘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深圳特区报》 2001年12月16日)。比起摧毁宗教或腐蚀宗教的PCC以往政策,潘岳先生的观点有积极意义,但是他没有脱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路。这样说不是为了求全责备,而是因为此种出发于权力集团的思路不能实现其希望的“功能主义”。

  宗教是一个独立体系,虽然立足于现世,面对的却是彼岸世界。宗教体系是一个完整的、包罗万象的、且绝对不会从属于其他体系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同时也是囊括现世与其宗教有关的人与事的实体。宗教体系有很多层面,不同角色与不同部分在体系中各归其位——寺院、僧侣、僧团组织、僧团领袖、教派、法王和最高的宗教领袖……有教育体系、考试与选拔的体系、经书研读和传承、面对大众的讲经传法;有信众、居士;有各种宗教节日、繁复的仪轨与修行、大规模的法会等 等……在这种结构中,不需要每个局部角色对体系总体把握,或体现整个体系的完整意义,只需要其完成局部功能。关键在于体系是完整的。只要体系完整,众多局 部就可以在组合中实现宗教的整体意义,并完成宗教的整体功能。那些局部如同多米诺牌一样相互制约,彼此支撑,不能简单地论定哪个局部可以不要。即使单独看某些局部似乎无用,但其是整体中的一个支点,去掉它会带动连锁变化,体系的完整性就会出现缺失。

  由此而言,对宗教是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的,不能只允许看上去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禁止看上去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在一个体系中,所谓“精华” 与“糟粕”不可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某些被局外人感到奇怪甚至荒谬的事物,如闭关,苦修,禁欲等,不能把它们当作单独事物进行质疑,因为它们是组成一 个完整体系的不同局部,是在历史积淀中形成和互为组合的。一个大体系不会是单一成分,必然要滋生出形形色色的事物。旁观者看其好坏,不过是价值观不同的评 价。即使宗教有改革的必要,也不是能够以世俗权力从外部推动的,不能是那种外科手术式的局部切除和移植,而必须是宗教从自身内部进行的改革,是一种自发 的、平衡的、水到渠成和整体协调的改变。只有发自于宗教内部的改革才会是良性的和平衡的改革。

  总之,宗教不是能够被“引导”、改造和利用的。宗教的现世功能只是其走向彼岸世界的过程中自然结出的果实。这种关系不能颠倒。彼岸世界怎能被现世权力引导和改造呢(如果不是相反的话)?这样的想法违背宗教的基本原理,如果不是对宗教的无知,就是出于对权力的自以为是。现世世界如果真想“利用”宗教的 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对宗教进行干涉,给宗教以充分自由。那时,宗教的善果将会自然降临人间,造福人类。

  17、末法与末世

  在蕃传佛教体系保持完整的以往年代,普通信众尽管教育水平不如今天,却是“如法”。一个衣衫褴褛目不识丁的老婆婆,也许只有一盏从家乡千里迢迢带到佛像前的酥油灯,但她的祈祷从保佑宇宙万物众生开始,到保佑人类、保佑西蕃、保佑达佛爷健康长寿,保佑部落村庄,保佑亲戚朋友,最后才会求到保佑自己。而 今天,寺庙香火旺盛,衣衫光鲜的人们在逻些大昭寺一出手就点上千盏灯,祈祷的却只是保佑自己发财升官,许诺自己所求能实现就出更多的钱拜佛——那无异把世间行贿手段拿来收买佛。大昭寺的喇嘛终日被过度香火所熏而感身体不适,释迦牟尼像因为太多的人上金粉(给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上一次全身金粉的价格为 6000元人民币,上一次脸部金粉的价格是300元),每隔不久就会被过厚金粉变得形象臃肿,必须把金粉结成的壳去掉。这种“瘦身”过去每年只做一次,现 在则是四五次。做了坏事的人因为缺乏因果的正见,不是去改邪归正,而是以为只要肯花钱点灯、烧香、放生或给寺庙供养就能够抵消罪孽,花的钱不过是以罪孽挣的钱之零头,从商业角度绝对是合算的投资。

  色达五明佛学院一位僧侣告诉我,他认识一个蕃族青年,把家里的二百头牦牛全部放生。青年由此认为,做了这件善事足以宽恕以后他犯的所有罪孽。他不知道 在佛教因果相报中,一个因和另外一个因是不能混淆和错乱的。放生牦牛和再犯罪孽是不同的因,各有各的果报,不能相互抵消。这本该是佛教常识,但那位舍得把 全家牦牛放生的信徒对此却一无所知,可见宗教教育缺乏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所导致,然而却不会带来中国当局希望的结果。例如那位蕃人青年的理想是去印度参加争取西蕃独立的军队。他并且肯定地认为,只要为西蕃独立斗争,死后都将往生极乐世界。这种话听上去已经不像佛教徒的语言,而是从伊斯兰圣战者口中说出。

  中国当局应该由此认识到,这位蕃族青年的狂热和偏激并不是因为学懂了佛教的结果,恰恰是没有学懂的结果。按当局目前的政策把宗教搞乱,使宗教失去哲学内核和体系框架,反倒使宗教更有可能成为任人取舍的工具,大众的迷信更容易被蛊惑煽动。一旦信仰失去宽广的眼界、多样化的空间和互为制约的平衡时,就会因为狭隘而走向极端,宗教仪轨变成巫术,惑众妖言或旁门左道趁机而出,被装扮成教主的野心家控制,成为作乱的工具。佛教本是最排斥暴力的,然而既然有一个蕃族青年开始这样想问题,难保将来不会有更多的青年这样想。这几年在康定、理塘、成都、逻些、昌都……不都已经陆续发生了爆炸吗?

  所以从长远看,对西蕃宗教的毁坏不会给西蕃带来稳定。对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除掉了坚持宗教原则的高僧大德,留下投机效忠的势利小人。但投机者永远都会 投机,未来无论有什么新变化,他们都可能立刻转变,并用另一个方向的极端表现去洗刷相反的过去。今天以世俗物欲诱引蕃人淡出宗教,使他们投入逐利行列,也许一时能转移蕃人对其民族问题的关注,但不会使民族问题就此消失,反而失去了宗教赋予蕃人的慈悲心和行为约制,未来可能导致更难控制的爆发。人是需要信仰的。让全社会的人一切向钱看,短时间也许可行,长久则必会自食恶果,因为钱能形成的平衡远远少于它所造成的失衡,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反而是越有钱越需要 信仰,否则就会出现危机。

  其实从治国角度,体系完整的大宗教本可以成为最有效的稳定器,不仅对蕃地如此,汉地更为需要。佛教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与中国社会有良好的适应性,虽然没有占据国教地位,但在孔孟之道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佛教在中国民间仍然保持着生命力,成为难得的可以整合社会的信仰资源。蕃传佛教相对汉传 佛教有独特优势:一是佛教在西蕃有世代国教的地位,保存得最为完好,在PC统治期间中断时间也比汉传佛教短,而且一直有流亡蕃人保持着未中断的纯正传承。僧团领袖堕落和僧团腐败的问题是目前蕃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共有的,但是蕃传佛教有达佛爷及各教派法王等宗教领袖,具有进行自我净化的权威与能力,汉传佛教却缺乏这种具有公认权威的领袖;二是蕃传佛教重视修行仪规和方法,讲求实修,比起汉传佛教相对形而上的思、悟境界,对需要从感性入门、明确引导并要求 立竿见影的大众更为适合,更容易把握;三是蕃传佛教的活佛制度能为信众提供人格化权威,使信众获得比较直观的依赖,由此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四是西蕃文化具有世界性影响,已经成为时尚,加上它特有的审美性和神秘色彩,比较容易得到汉族文化精英的认同,并借助他们的能量进行传播。

  因此,蕃传佛教本可以成为填补汉人信仰真空状态的宝贵资源,中国政府既然不断宣称西蕃是中国一部分,就应该把蕃传佛教视为中国自身的重要财富而加以珍 视和保护。对于汉人是否需要宗教,应该是已不需要论证的问题。让我在这里转述一个小故事,是一个警察给我讲的他本人亲历之案。这样的故事在今日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朝鲜战争时四川出了个用胸口堵枪眼的英雄黄继光,今日其家乡出来五兄弟到成都打工。一天老二和老三喝酒,先是感慨没钱花,然后琢磨怎么才能搞到钱。老二说他有一个康定的朋友常来成都做生意,肯定有钱。于是哥俩商定老二负责把朋友带来,由老三下手。

  不久朋友来成都,老二约他到自己住处喝酒,老三作陪。二人给朋友酒里放了安眠药,不停劝酒,直到药力发作,朋友睡倒。老二对老三说下面该你了,便到外面去等。老三用绳子勒那睡去的人。朋友在窒息中蹬腿。老二听到屋里挣扎不已,担心老三对付不了,便进屋按住朋友的腿。朋友被勒死后,从他身上搜出九千元钱。哥俩把尸体藏在床下,出去喝酒分钱。路上给老大打了一个电话,出二百块钱让老大帮助处理床下的东西。老大赶去一看,原来是尸体,知道自己一个人处理不了,便打传呼叫来老四老五。三兄弟在一起算帐,买口袋多少钱,绳子多少钱,还要花钱租车等。等三人把尸体弄出去扔进河里,二百块钱还剩七十多,哥仨吃了一顿饭就全光了。

  死者失踪后,家人到公安局报了案,很快查出线索,抓住老二,其他几兄弟也随之落网,只有老三逃跑。公安局去乡下老家抓老三,其母一问三不知。有一个警官很能干,把那母亲单独叫出门,塞给她二百元钱。母亲立刻说出老三藏的地方,由舅舅带路,抓住了老三。

  照理说警方圆满破案,可是给我讲述的警察却是从头到尾嘘嗟不已。我在这里转述这个故事,实在难以抑制心中悲叹——如此民族还要摧毁宗教,其智何在,其心何在,其前途又何在呢?!

  2003年2月-3月北京

BBC系列:一艘中国船的故事

2008年04月1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06北京时间 06:06发表

中国军火船“转往莫桑比克”

涉及津巴布韦大选混乱局面,一艘满载中国军火的货轮因受南非德班码头工人工会抵制无法靠岸,或已转道莫桑比克。

尽管联合国并未对津巴布韦有武器禁运,也就是说中国军火船并未违反任何国际法,不过围这艘船的争议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津巴布韦大选后被多数中立选举观察员认定已败选的穆加贝,一方面拒绝公布选举结果,一方面动用军警威胁恐吓反对派,引发南部非洲邻国和欧美主要国家的不安与谴责。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本来已因东躲骚乱和奥运火炬传递途中的抗议事件而成为世界媒体负面聚焦中心的中国,可能会因为这艘目的地为津巴布韦的军火船再次受到各方批评。

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的内陆国家,一切货物进出口均须借用邻国港口。

来自南非的最新消息称,一个跟踪观察这艘被困德班港外中国货轮的人权活动组织表示,他们相信这艘满载军火的货轮已经离开德班港外海域驶向莫桑比克。

军火船

早间(4月18日),南非德班当地的法庭判决说,中国军火船应该可以在德班停靠和卸货,但是售给津巴布韦的军火将不得通过南非领土运往津巴布韦。

这一判决也就意味着一旦军火在德班卸载将可能被南非扣留。

这艘印有"安岳江 - 广州"字样的中国货轮,数日前已经抵达德班港外海域等待靠岸卸货。

据称,星期三(15日),当轮船接到靠岸通知时,有当地抗议人群指责船上转载的运给津巴布韦政府的武器弹药,可以被穆加贝政府用来"镇压反对派"。

对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大选后拒绝公布选举结果,涉嫌选举舞弊不满的南非码头工人工会随即表示,将以罢工形式拒绝帮助这艘中国军火船卸货。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南非官员表示,船上的确装载大量准备运往津巴布韦的军火,不过这名官员拒绝说明更多细节。

津巴布韦政府官员也已经对媒体表示,任何国家都有权利购买武器弹药,津巴布韦也不例外。而津巴布韦政府将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弹药则"与别国无关"。

人权组织"南部非洲诉讼中心"(Southern Africa Litigation Center)的代表弗利兹(Nicole Fritz)表示,据该组织获得的这艘中国轮船的报关清单显示,船上装载的是大量反坦克火箭筒、迫击炮、冲锋枪等轻型武器和大批弹药。

弗利兹表示,该组织将下一步将开始向莫桑比克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他们也不要允许这宗军火得以被运到津巴布韦。



2008年04月1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18北京时间 04:18发表

中国军火船“驶往安哥拉”

满载运往津巴布韦军火的中国货轮,在南非德班靠岸受阻后,目前被迫开往西非安哥拉。

莫桑比克交通部长证实,这艘货轮目前正在由南部非洲海域驶往安哥拉的途中。早间有报道称,这首中国军火轮曾一度试图驶往莫桑比克靠岸。

莫桑比克官员表示,该国政府不会在这艘货轮没有事先完成必要"申请登记"之前允许轮船靠岸卸货。

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媒体和南部非洲人权组织都已经聚焦在这艘运载武器弹药的中国远洋货轮上。

军火船

这艘印有"安岳江 - 广州"字样的中国货轮,数日前已经抵达德班港外海域等待靠岸卸货。

尽管联合国并未对津巴布韦有武器禁运,也就是说中国军火船并未违反任何国际法,不过围这艘船的争议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津巴布韦大选后被多数中立选举观察员认定败选的穆加贝,一方面拒绝公布选举结果,一方面动用军警威胁恐吓反对派,引发南部非洲邻国和欧美国家的不安与谴责。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本已因东躲骚乱和奥运火炬传递途中抗议事件而成为世界媒体负面聚焦中心的中国,可能会因这艘军火船再次面临公关灾难。

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的内陆国家,一切货物进出口均须借用邻国港口。

早间(4月18日),南非德班当地的法庭判决说,中国军火船应该可以在德班停靠和卸货,但是售给津巴布韦的军火将不得通过南非领土运往津巴布韦。

这一判决也就意味着一旦军火在德班卸载将可能被南非扣留。

国际争议

据称,星期三(15日),当轮船接到靠岸通知时,有当地抗议人群指责船上转载的运给津巴布韦政府的武器弹药,可以被穆加贝政府用来"镇压反对派"。

对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大选后拒绝公布选举结果,涉嫌选举舞弊不满的南非码头工人工会随即表示,将以罢工形式拒绝帮助这艘中国军火船卸货。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南非官员表示,船上的确装载大量准备运往津巴布韦的军火,不过这名官员拒绝说明更多细节。

津巴布韦政府官员也已经对媒体表示,任何国家都有权利购买武器弹药,津巴布韦也不例外。而津巴布韦政府将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弹药则"与别国无关"。

人权组织"南部非洲诉讼中心"(Southern Africa Litigation Center)的代表弗利兹(Nicole Fritz)表示,据该组织获得的这艘中国轮船的报关清单显示,船上装载的是大量反坦克火箭筒、迫击炮、冲锋枪等轻型武器和大批弹药。

目前一些人权组织正在向安哥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效法莫桑比克也拒绝允许中国货轮靠岸。


2008年04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11北京时间 22:11发表

劳工组织呼吁拒卸中国“军火船”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动员非洲港口的工人抵制从一艘中国船只上卸货,这艘来自中国船只运载着运往内陆国家津巴布韦的武器。

有人担心,在上月津巴布韦发生有争议的选举后,这些武器会被津巴布韦用来镇压政治反对派。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发言人对BBC表示,据信这艘中国船正驶往安哥拉。一旦该船的目的地被确定后,他将亲自飞往那里。

这艘船周五离开南非德班,向东驶往莫桑比克水域。当时南非的码头工人拒绝卸下这些危险货物。

早些时候,莫桑比克交通部长证实,这艘货轮目前正在由南部非洲海域驶往安哥拉的途中。

莫桑比克官员表示,该国政府不会在这艘货轮完成必要的"申请登记"之前允许轮船靠岸卸货。

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媒体和南部非洲人权组织都已经聚焦在这艘运载武器弹药的中国远洋货轮上。

负面焦点

这艘印有"安岳江 - 广州"字样的中国货轮,数日前已经抵达德班港外海域等待靠岸卸货。

尽管联合国并未对津巴布韦禁运武器,也就是说中国军火船并未违反任何国际法,不过围这艘船的争议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津巴布韦大选后被多数中立选举观察员认定败选的穆加贝,一方面拒绝公布选举结果,一方面动用军警威胁恐吓反对派,引发南部非洲邻国和欧美国家的不安与谴责。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本已因东躲骚乱和奥运火炬传递途中抗议事件而成为世界媒体负面聚焦中心的中国,可能会因这艘军火船再次面临公关灾难。

4月18日南非德班当地的法庭判决说,中国军火船应该可以在德班停靠和卸货,但是售给津巴布韦的军火将不得通过南非领土运往津巴布韦。

这一判决也就意味着一旦军火在德班卸载将可能被南非扣留。


2008年04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45北京时间 20:45发表

中国"军火船"可能返航 美国介入

美联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说,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追踪载有军火的"安岳江"号货轮。

美国的外交官员也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向南非、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等至少四个非洲国家施压,禁止货轮靠岸。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由于津巴布韦方面无法按原计划接收等原因,货轮所属的中远公司不得不放弃在德班港卸货,并正在考虑将货物原船运回。

姜瑜指出,"安岳江"号货船承运了中方有关公司出售给津巴布韦的一些军品,有关合同是去年签署的,与津巴布韦最近的局势变化无关。

"勿政治化"

姜瑜同时强调:"中国政府对军品出口一贯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所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不干涉接受国内政。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将有关问题政治化。"

不过传统上与中国关系友好的赞比亚却也加入反对"军火船"的行列。

该国总统姆瓦纳瓦萨呼吁周边国家不要允许货轮进入其领海,以防船上的武器会进一步恶化津巴布韦的局势。

对于"安岳江-广州"号货轮目前的具体位置,各方都有不同的说法。有报道说,她将开往安哥拉。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动员非洲港口的工人抵制从一艘中国船只上卸货。

尽管联合国并未对津巴布韦禁运武器,也就是说中国军火船并未违反任何国际法,不过围绕这艘船的争议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向把爱国华人比作“鸡”的新浪网严正抗议!!!

http://torch.2008.sina.com.cn/hd/other/2008-04-21/201572607.shtml

与前几站的风声鹤唳全副武装不同,当地警察在今天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传递全程几乎成了红色的海洋,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而臧渎势力则无处隐藏,显得“鹤立鸡群”,极少数“臧渎”分子还没来得及兴风作浪就被警察带走。

        ——据新浪网报道《吉隆坡传递仿佛置身中国城市街头不见臧渎身影》


Le dalaï-lama et le dissident chinois Hu Jia deviennent citoyens d'honneur de la Ville de Paris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08/04/21/le-dalai-lama-pourrait-devenir-citoyen-d-honneur-de-la-ville-de-paris_1036298_823448.html#ens_id=1020806
LEMONDE.FR avec AFP 21.04.08 09h00 • Mis à jour le 21.04.08 21h02

Sans surprise, mais au risque d'envenimer les relations déjà tend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le Conseil de Paris a fait du dalaï-lama, lundi 21 avril, un "citoyen d'honneur" de la ville. Cette proposition du maire PS Bertrand Delanoë avait suscité la polémique au sein de l'équipe municipale, et de nombreux élus n'ont pas pris part au vote (UMP, MRC, PRG, communistes, Centre et indépendants).

Les Verts et le PS ont voté en faveur de cette distinction accordée au chef spritiuel des Tibétains. Mais Christophe Girard, adjoint au maire de Paris chargé de la culture, était absent de l'hémicycle. Il avait fait part dans une interview au Journal du dimanche, daté du 20 avril, de son "peu d'inclination pour les chefs religieux".

HU JIA, CONDAMNÉ EN CHINE À TROIS ET DEMI DE PRISON

De façon plus inattendue, un autre emblème de la résistance au pouvoir chinois a été honoré par les élus parisiens. Le dissident Hu Jia, condamné en Chine à trois ans et demi de prison, a lui aussi été fait "citoyen d'honneur" de la ville de Paris, dans un vote organisé sur proposition du groupe des Verts. Hu Jia, âgé de 34 ans, est engagé dans la défense des malades du sida,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Bertrand Delanoë a affirmé lors des débats qu'"aider au dialogue est un des devoirs de la Ville de Paris" et a fait valoir que l'"engagement spirituel" du dalaï-lama était de "son point de vue secondaire par rapport à l'avenir du peuple tibétain". "Je suis laïc. Je ne suis pas devenu bouddhiste", s'est encore justifié le maire, pour qui "entre l'angélisme et le cynisme, il y a l'affirmation des convictions".

Le dalaï lama, Prix Nobel de la paix, et le dissident chinois Hu Jia, rejoignent ainsi comme citoyens d'honneur de la Ville de Paris l'otage franco-colombienne Ingrid Betancourt, l'opposante birmane Aung San Suu Kyi, ou l'Iranienne Shirin Ebadi.



LE GROGNARD
21.04.08 | 22h45
Le seul Lama que je préfère s'appelle Serge. Oui Delanoë est un démagogue et un fanfaron, son parti un rassemblements de bobos et moralistes faux-culs, n'en déplaise à Morgenstern qui se permet de donner des leçons aux incultes que nous sommes (plus le singe grimpe haut dans l'arbre, plus on lui voit...). Pour répondre à Sophia K, oui, les bobos sont de droite mais ils veulent se donner bonne conscience en voulant se situer à gauche (voilà pourquoi le PS en est là).

Le+péril+jaune
21.04.08 | 22h40
J'ai la chance de pouvoir lire la presse chinoise : les articles sur la France sont relégués aux nièmes pages (just'après le sport...) et se contentent de relater ici les propos du patron de Carrefour traduits mot pour mot (j'ai lu le texte en français itou), là les manifs de Chinois à Paris, qui selon le journaliste avaient plutôt la sympathie des passants parisiens. Ah, attention, c'est surement de la propagande... En attendant, peuple de France, faites comme les Chinois, ouvrez-vous.

Bruno E.
21.04.08 | 22h35
C'est bizarre comment certains lecteurs ici stigmatisent toute critique du dalaï-lama avec "pro-Chinois". Toujours ce noir et blanc simpliste en France de gens qui n'ont probablement pas beaucoup voyagé et croient que les médias français sont supérieurs à ceux des pays asiatiques. On peut très bien se ranger derrière les Tibétains et condamner la Chine sans pour autant glorifier le dalaï-lama. Ce que j'ai lu de lui ne me convainc guère, et pas tous les Tibétains le suivent comme un Dieu.

natmaka
21.04.08 | 22h35
En 50 ans les Tibétains n'auront guère "obtenu" que des résolutions de l'ONU. En 1961 elle invitait au respect de leur droit à l'autodétermination... qui s'en souvient ou soucie? 10 ans plus tard la Chine entrait à l'ONU et c'en était fini des résolutions. Les doctes politologues qui bouffent ici du lama se soucient aussi peu de la volonté des Tibétains que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et souhaitent le ménager... Les USA aidèrent la France occupée, pourquoi n'aideraient-il pas le Tibet occupé?

Gume
21.04.08 | 22h31
Oui, fâcheux relents de fascination pour la dictature martiale chinoise. Pour y avoir vécu, il faut en effet admettre des nuances, y compris même au sein de la classe dirigeante chinoise (lire les bons articles du Monde sur les relations Chine-Tibet), et donc gérer notre diplomatie adroitement. Mais oui, nous avons le droit, peut-être même le devoir de supporter des dissidents chinois qui font courageusement avancer le droit local bafoué par des potentats locaux.

Bruno E.
21.04.08 | 22h30
Avec toute considération pour la situation exécrable au Tibet, je ne vois pas comment on peut nommer citoyen d'honneur le dalaï- lama? D'accord, il s'est engagé pour le Tibet mais beaucoup d'autres aussi. D'ailleurs le Tibet sous le dalaï-lama ne semblait guère être une réussite de démocratie! Pourquoi pas nommer le pape citoyen d'honneur? Drôle de comportement pour un pays se disant avoir des valeurs laïques que de promouvoir un religieux.

Gérald R.
21.04.08 | 22h23
Que de verve et de hargne... Être en mesure d'affirmer ses convictions surtout quand ce n'est pas le moment, c'est ce que l'on appelle le courage. On reproche à Bernard Kouchner sa realpolitik après que le NouvelObs ait ressorti la préface d'un livre sur le Tibet et du même coup on crie à la démagogie quand Delanoe rend un hommage politique à un prix Nobel de la Paix. Mais c'est vrai, il aurait mieux fallu faire cela cet automne, après les JO... Cela aurait été plus courageux !!!

Soyons+Dada
21.04.08 | 22h11
La gauche socialiste joue avec le feu. Soutenir sans rire (mais avec arrogance) que le moment est bien choisi pour honnorer le Dalai montre avec clarté l'irresponsabilité de Delanoé et de sa clique. Provoquer des tensions en pleine crise alors que Sarkozy déploie des trésors de diplomatie afin de gommer les incompréhensions relève au mieux du pur amateurisme, au pire de la tactique du pompier pyromane. Delanoé n'est pas un homme d'Etat, tout juste un petit politicien local.

GUY R.
21.04.08 | 22h08
Bravo ! enfin un homme politique qui a le courage de ses opinions, ca nous change de la langue de bois

pied de nez
21.04.08 | 22h05
Le conseil de Paris fait un pied de nez à la dictature chinoise ! Je vois pas le problème. Paris n'a pas besoin de la Chine. Les dissidents chinois sont peut être pas insatisfaits de voir qu'on peut les soutenir à l'Ouest au milieu de l'hypocrisie occidentale (certains disent ici diplomatie). Je vois que le Dalai Lama en prend pour son grade, franchement en matière de chef religieux fanatique j'en connais des pires. Je suis apparemment le seul...

etienne Liebig
21.04.08 | 22h03
Putain comment qui z'aiment le Lama, les lecteurs du Monde, j'halu, sur la tête de ma reum! Qu'est ce qui vous z'a fait le Lama avec sa toge qu'on dirait Léon Zitrone prenant les eaux à Vittel? C'est un curé? Ah OK, pourtant à la télé y z ont dit que ce curé là il était chouette et pas pédophile comme les dangereux curés d'amérique... Ce serait beau, plein de Lamas et de Dalaï et de Dalida et de Dali sur les Champs au 14 Juillet avec Delanoé en agogue (je sais pas ce que c'est) irresponsable.

Clairville
21.04.08 | 21h55
Le dalai-lama n'a jamais tué personne et il est symbole de liberté contre des tueurs.C'est un vrai citoyen du monde.

morgenstern
21.04.08 | 21h44
Pour les sous-informés, la constitution Tibétaine du gouvernement en exil intègre la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st vrai que pour le savoir, il faut lire le tibétain ou l'anglais sinon vous êtes condamné à bêler en choeur avec notre sénateur Mélanchon, qui lui croit encore que seuls les impérialistes américains parlent anglais et ne peut avoir comme source d'information que la lecture de la propagande chinoise en français, le pôvre...

Sophia K.
21.04.08 | 21h32
Quelle mépris pour l'adjectif "bobo" dans de nombreuses réactions! Et quoi? c'est un crime d'être bobo?C'est éthiquement inacceptable? C'est sûr qu'il vaudrait mieux que tous les bobos redeviennent de droite pure et dure, ainsi nous reviendrons à ce qui devrait être une situation normale:les pauvres votent à gauche, les riches à droite!N'est ce pas Latouf?Pitoyable en effet...

SR
21.04.08 | 21h30
Enfin un politique français qui n'oublie pas ses engagements ! Enfin un politique qui ne tourne pas sa veste sous la pression de tous ceux qui ont le verbe haut et l'insulte rapide. Il n'est qu'à lire les réactions énervées et injurieuses dévoilant le manque total de connaissance sur ce que propose le Dalai Lama, pour se rendre compte que le maire de Paris a tapé juste. Triste haine qui gère ce monde et qui sourde de France dès qu'il s'agit de ne pas marcher avec le plus fort. Mauvais souvenirs

demago_bobo
21.04.08 | 21h24
Aïe, aïe, aïe ! Bertrand Delanoé va être candidat aux prochaines présidentielles et on est tellement bête qu'on va l'élire !

Jacques B.
21.04.08 | 21h22
Si seulement il n'y avait pas de stratégie politique cachée derrière. J'aurais aimé croire à une prise de position désintéressée...

De ma presqu'ile
21.04.08 | 21h19
Toute espèce animale menacée d'extinction (thon rouge, requin, pandas,etc) et toute culture humaine d'Amazonie, d'Afrique ou du Tibet doit être protégée. Delanöe en fait peut-être un peu trop pour de gentils boudhistes mais, alors, que dire des lèches bottes qui partent ces jours-ci en Chine faire repentance devant des dignitaires chinois juges de procès staliniens ? Entre une handicapée chinoise un peu malmenée et des dizaines de morts au Tibet n'y a t il une différence évidente ?

LE GROGNARD
21.04.08 | 21h18
Pauvre Delanoë, il pressent un destin national et il fait n'importe quoi, il fait citoyen d'honneur un individu qui dit représenter le tibet,par qui a t-il été élu? Delanoë, ta dégringolade commence aujourd'hui,es-tu le toquard tel qu'il nous avait été décrit? A fréquenter les pseudo-intellectuels et autres bobos ridicules on arrive à écoeurer son électorat. La morale de basse-cour du PS coule désormais dans les caniveaux de la capitale. ADIEU PS.

Mort de Rire
21.04.08 | 21h16
Reprenons avec un exemple qui me permet de justifier le terme "gargarismes". Dans la "capitale des droits de l'homme", le film "La Bataille d'Algers" de Pontecorvo est reste ILLEGAL jusqu'a tres tres recemment (aidez-moi, j'retrouve pas la date). Alors, Monsieur Le Maire Hypocrite, allez-y, faites elire Mr. LAMA (pour lequel j'ai beaucoup de respect et d'admiration), et oubliez les derives de l'Etat supracentralise bourre de fonctionnaires bouseux qui est pret a reprimer l'Art au nom de l'Etat!

Jas
21.04.08 | 21h10
Quand on saura dans quelques années la vérité sur ce qui se passe au tibet actuellement, que l'on entend, mais sans preuve, de la bouche des tibétains qui ont des contacts là-bas, à savoir arrestation sur simple dénonciation, exécutions après tortures (il faut nettoyer avant le retour des touristes et des journalistes), on saura que Delanoe était un type bien, et pourtant j'ai pas encore voté pour lui. Que les donneurs de leçon se renseignent avant de traiter le dalai lama de théocrate

gliss
21.04.08 | 21h08
Quand madame la chancelière allemande a critiqué les atteintes aux droits de l'homme, lors de la visite du 1er ministre chinois, j'étais fière d'être européenne. Quand je lis vos réactions, je comprend mieux la lâcheté de nos hommes politiques.

Philippe B.
21.04.08 | 21h03
Mais oui, pleurez vous revanchards post Maoistes qui ne voyez la paix que dans les seules transactions financières entre la Chine et le reste du monde. Delanoë fait un geste fort en direction d'un homme de paix, pas d'un dictateur à la Hu Jintao ou Khadafi. Mais vous, vous préférez les comptes en banque fournis et les intellos en prison, voire 6 pieds sous terre. Vous est-il déjà arrivé de vous engager pour défendre autre chose que votre petit ego ?

PrometheeFeu
21.04.08 | 21h02
@citizen+zen: Je ne vois pas d'ou vous tirez cette information. Mais bon, je ne lit pas le journal du Parti Communiste aussi. En ce qui concerne la diplomatie et la responsabilité, l'action du maire de Paris est en fait l'exemple type de l'application d'une pression diplomatique. C'est une pression non-seulement sur la Chine, mais aussi sur l'élysée. On peut ne pas être d'accord avec l'objectif anti-massacre, mais en tant d'ultra-libéral connaisseur, je tire mon chapeau au maire.

Capitaine Padock
21.04.08 | 20h59
Mille milliards de spountz ! les bobos se convertissent enfin à la théocratie ! Mao réveille toi, ils sont complètement totos avec leur beau, leur merveilleux tibet des contes de fées ! enfin le boycott chinois va bientôt rappeler à ces amateurs la réalité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hilippe-Claude S.
21.04.08 | 20h57
J'hallucine!!! Et c'est pour quand pour le mollah Omar?? Après tout il se bat pour les droits des hommes de sa paroisse!! N'importe quoi!! C'est scandaleux, Le DL est un chef religieux même pas élu comme Ratzinger! Une insulte à la république, à la Chine également, c'est irresponsable, incohérent, j'ai envie de hurler à la bêtise!! Et ça ne fera pas avancer les droits de l'homme Tibétains non plus!

PTDR
21.04.08 | 20h53
"Paris défend les droits de l'homme partout dans le monde" (excusez du peu), pouvait-on lire sur la facade de la mairie de Paris lors du passage de la flamme. Doit-on comprendre, en ces temps de boycott, que les vacances dans la tunisie du dictateur Ben Ali, c'est fini, monsieur le maire ?

Bravo pour votre courage!
21.04.08 | 20h52
Félicitations à M.Delanoe que a eu le courage de poursuivre le nécessaire bras de fer avec le régime totalitaire chinois, seule façon de profiter d'une occasion unique pour dénoncer la barbarie qui persiste dans ce pays et qui subissent les chinois en premier lieu. Bravo pour ne pas avoir cédé à l'hystérie laïcarde (le DL est largement plus un nouveau Luther King que un ayatollah boudiste,n'en déplaise à ceux qui confondent laïcité et anti cléricalisme primaire). Ce racisme antibobo, penible...

agogue irresponsable.
21.04.08 | 20h44
Quelqu'un pour qui la politique consiste à surfer sur les mouvements d'opinion n'a pas la stature d'un homme d'état. C'est un démagogue irresponsable.

Michel M.
21.04.08 | 20h31
Delanoe recrute le Dalaï Lama; il en aura besoin pour conquérir le poste d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Finie l'alliance du sabre et du goupillon, place à celle de la rose et du moulin à prières...

Mort de Rire
21.04.08 | 20h31
Ah oui, Paris "plus belle ville du monde", Paris "capitale des droits de l'homme". Gargarisons-nous, dans nos campaaaagnes, etc. etc. Eh Delanouille, le bac a sable pour les petits il est a cote, ok?

Jean-Christophe R.
21.04.08 | 20h31
Ridicule. C'est avant tout un manque total de diplomatie. Mais le pire est qu'une grande figure du PS fasse d'un chef religieux le chantre des droits de l'homme. On aura tout vu. Pincez-moi, je rêve.

Voltaire réveille toi, il est devenu fou
21.04.08 | 20h25
La, je pense - j'espère - que Delanoe vient de se griller définitivement: faire Citoyen d'Honneur un vieux souverain obscurantiste, théocrate et de droit divin... Pour faire bonne mesure et respecter le poids de chaque religion en France, il faudrait maintenant nommer le Pape et quelques évéques, un ou deux Ayatollah, un ou deux rabbins, et pourquoi pas un scientologue... Et ca se dit Socialiste... Moi, je choisis la laicité

LaTouf
21.04.08 | 20h23
Soutenir les droits de l'homme n'a a priori rien à voir avec soutenir ce dirigeant religieux ! (cf l'histoire du tibet). La réaction de Delanoe est populiste, démagogique, bobo et je manque d'adjectifs... Pittoyable

Californian
21.04.08 | 20h19
Aie Aie Aie....Delanoe devrait retourner a l'universite pour prendre quelques cours du soir - du style diplomatie 101 et puis aussi cultures orientales 101, art de la negociation 101. Enfin c'est juste une suggestion.

lebonsens
21.04.08 | 20h13
Insulte et provocation au moment vis à vis des chinois où NS essaie d'apaiser le malentendu. BDelanoe est irresponsable et ne se préoccupe pas des intérêts du pays. Comment imagine on un jour qu'il soit à la tête du PAYS voire à la tête de l'état.

Arnaud B.
21.04.08 | 20h12
On reconnait bien le démagogue qu'est Delanoë. Lui qui voulait les JO Paris 2012 et qui accusait Londres et le CIO de collusion afin de favoriser la capitale anglaise imagine prendre sa revanche de cette façon: quel gagne petit! Et dire qu'il sera un jour candidat aux présidentielles...

michel j.
21.04.08 | 20h08
Le jour se leve et les C.... commencent!Si Delanoe veut etre President il a interet a refrener ses pulsions bobo et a reflechir!sinon il finira comme sa camarade!

citizen+zen
21.04.08 | 20h06
sait-on que le Dalai-Lama reçoit une allocation substantielle de la CIA ? Ce depuis bien longtemps...

stephane b.
21.04.08 | 20h05
La gauche française qui soutient le tenant d'une théocratie, n'importe quoi. Si le dalai lama rentre au tibet "libre", ce pays libre redeviendra une théocratie. Il ne s'agit que d'une question de pouvoir pour quelques uns. Le dalai lama a bien compris le systéme occidentale et l'utilise à fond pour se faire hisser au sommet d'une dictature. Ridicule décision

Vurca
21.04.08 | 19h53
Ni Lama Ni Mao, si le Dalaï Lama a été prix nobel de la paix, je ne pense pas que cela soit pour rien. C'est à mon avis un homme en qui on peut avoir confiance, ne serait que pour son engagement dans la stricte non violence. J'espère seulement que Delanoë sait ce qu'il fait. Cette nomination ne sera pas sans conséquence.

Jean-Louis C.
21.04.08 | 19h53
Provocation au seul usage franco-français d'une affligeante bêtise !!!

Ni lama, ni Mao
21.04.08 | 14h06
arf arf ! Des gauchistes parisiens qui prennent fait et cause pour le leader d'une théocratie ! Qu'ils retournent à leurs livres d'histoire, et découvrent qu'avant l'occupation maoïste, le régime tibétain s'intéressait bien plus aux droits des moines qu'à ceux des hommes. On peut refuser la dictature communiste chinoise sans pour autant perdre son sens critique ! Le Dalaï-Lama n'est pas le Tibet.

mike
21.04.08 | 12h35
C'est une bonne idée, Paris est, doit être et reste la capitale des droits de l'homme !

holliver
21.04.08 | 11h42
Un peu plus d'huile sur le feu pour satisfaire notre autosatisfaction intello-franchouillarde. Avons-nous perdu définitivement le sens des responsabilités au profit du cirque intello-médiatique? Un peu de recul et de réflexion s'il vous plait, messieurs les politiques...

Glups
21.04.08 | 11h24
Que voila une bien bonne idée, malheureusement ternie par un pisse-vinaigre qui n'arrive pas à comprendre que dans certains pays autres que le sien, la religion puisse être au coeur de la vie, et qui, sur une simple et volatile impression, hésite à soutenir une cause juste, celle du Tibet ! Bienvenue au dalai-lama, défenseur non-violent de la culture de son pays, dont on ne doit pas oublier, et dont on se doit de rappeler aux chinois, que c'est un prix Nobel de la pa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