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最后的梦呓

辛子陵简介

辛子陵，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四级研究员。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在职期间和退休以后，为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有重要著述问世：（1）1974年根据邓小平授意撰写《林氏春秋的破产》，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重新肯定朱德、贺龙元帅的历史地位，7月邓小平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批准此文，1975年2月18日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2）1983年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之约，撰写《恢复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百团大战及其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在增刊第5期发表。（3）1986年刘伯承元帅逝世后，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写悼词，中央一字未改照准，即是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刘帅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4）《毛泽东全传》一、二、三、四卷，150万字，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前夕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同年12月台湾学英文化事业公司推出6卷本台湾版，风靡宝岛；1996年7月利文出版社推出《毛泽东全传》新订本，北京新华内部书店设专柜销售。（5）《林彪正传》，50万字，公正评价林彪一生功罪，2002年2月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6）《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70万字，首次由体制内人士对毛泽东一生作倒三七开评价，2007年7月由香港书作坊出版。（7）2008年在《炎黄春秋》发表《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合成一个新东西》等文章，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2010年春节辛子陵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2010-2-22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8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16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17

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20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21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陈志武：中国房价2015年前会见顶

　　作者：喻奇树 来源：华西都市报

　　去年信贷大量的投放是否会给今年带来压力？今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如何看待现今的房市及房产投资？昨日，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胀，如今过度买房不是好的选择，今年股市比房市有更多机会。

　　谈通胀：货币增量不合理让人担扰

　　陈志武说，从去年贷款的增长来看，中国的货币增量远大于合理的货币增量，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目前在很多领域里已出现通胀，全面通胀也将很快到来。他认为，导致通胀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贬值，很多人都强调物价，却有意忽略了后者。

　　不过他同时表示，严格来说，所谓通货膨胀，是指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5%或者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胀。“我赞同姚景源的"CPI、PPI都在低位徘徊，供给充足，通货膨胀无基础"的说法。”

　　谈投资：今年股市比房市更有吸引力

　　陈志武认为，中国房价2015年之前就会到顶。尽管今年商品房上涨势头受阻，但房价不会下跌很多。房价涨了会带来过大资产泡沫，种下未来金融危机；跌了会带来近期的银行危机和地方财政危机。

　　不过，他也表示，从2010年开始，股市相对房地产市场会更有吸引力。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来越明显，但A股市场不管从市盈率还是从其他指标来看，并没有出现泡沫。

　　他建议投资者，不要过度买房，“一些数据表明，今年买房子的人，多数是投资买房。自住买房比例越来越低，意味着刚性需

　　求在下降，投资需求在上升。”他认为，“如果你已经买了一些房子，不要再买更多了。而要投资一些钱到A股市场，再通过QDII产品，把一部分钱投资到其他国家的股市上。”

　　谈消费：已到以消费带动增长的时代

　　陈志武说，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陈志武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陈志武认为，正是由于过去生产金融和消费金融长期不平衡，才导致了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供过于求。只有拉动消费金融发展，给消费者提供消费的按揭贷款，消费者才能改变消费的时间配置。

于建嵘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外一篇）

五年前于建嵘谩骂方舟子，表现为十足的傻逼。
不过这些话讲得还有点意思，有史料价值。问题是仍然耽于幻想。体制内吃饭的容易这样。不然没信心活下去。
另外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人民币矛盾”，居然得到于的赞赏，还说什么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这不是给贵党吃药么？权力从哪里来？利益。出让了利益，别的挥霍不说，军警暴力靠什么维持？刁民向政府争利，客观上就是威胁政权。这是黑社会分赃集团最简单的逻辑。好在身处分赃集团核心的贵党大多数领导干部是明白这一点的。

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于建嵘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

2009年12月26日 北京 财政部礼堂


主持人：各位，近年来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腐败泛滥现象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因为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诸如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律师代理的涉及群体性法律事务也有很多。那么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有些什么特征，律师如何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题为《社会冲突与律师建设性作用》的演讲。大家欢迎！

于教授系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很简单。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将以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为核心，与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见，相信于教授的演讲一定能给大家很多启发，引发深思，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获。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老师为我们讲课。

于建嵘：大家上午好！我实际上是 1987年的律师，做了八年，现在在社科院农村所工作，所以没有再从事律师的业务。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实际上原来想叫《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底线》。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想对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社会会发生很大的社会动荡。这个观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议论的就比较多。认为中国在2009年和2009年以后会发生动荡的包括伍凡先生，包括一些英国国外的主流媒体。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在《财经》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2009年应该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就是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结构，社会动荡离真正发生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最近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你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师和魏汝久律师请我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实话我有点底气不足。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外讲了一年，包括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中央党校，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底气。为什么？因为我访问了这些人之后，他们的判断在影响我的认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动荡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前两天有一批律师到我家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假如一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认为中国会发生动荡，我们这些法律人士应怎么办？我们当时的结论是宪法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我今天临时把这个题目改成了《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寻找社会稳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又是什么？

实际上年初的时候，中央的有关领导人也曾经认为2009年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今天是26号，再过四天这年就过去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这种社会形势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事实上，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 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过了90,000起。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些增加的确在动摇执政者对国家的判断。表面上看我们有很好的楼建起来了，有很好的公路开通了，大家好像感觉到莺歌燕舞，但实际上有这些事情在动摇执政者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我曾经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

我先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工人发生了什么，农民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当前中国农民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这本书我调查的是湖南的农民，写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我想回答一个问题： 2004年以前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农村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税斗争。（放PPT）这是我2002年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拍的照片，当时说坚决打击抗粮、抗税、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粮，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粮；抗税，指不交国税或者地税；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费，不交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后两者我们简称为税费问题。（放PPT）这是2002年我在江西农村拍的片子，它是政府在宣传“皇粮国税不可抗拒”。（放PPT）2002年12月22 号，我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拍了这副图片。它说的是什么呢？这批农民在组织农会。当年毛泽东组织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这儿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会告诉你这句话，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某某某，还有后来人。我在这个地方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农会？他们告诉我，组织农会就是要和地方的贪官污吏抗争到底。当中我心中充满了震撼，回来之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我提出来，天下可忧的在民权，天下可惧的在民怨。这么多农民因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产生民怨的时候，你这个政权要思考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报告出来之后，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在2004年的3月5号，温家宝在两会期间宣告取消农业税。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向他鼓掌。

农业税费的取消实际上与当时的湖南农民很有关系。（放PPT）这个人叫彭荣俊，他是当时组织农会的领袖。2008年12月6号，他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英雄。我今天想讲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量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农业税取消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没有解决，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中央焦点访谈的一个数据统计。每天都有许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去投诉，它专门有人记录这些投诉。我和它有个协议，它让我进入所谓的绝密系统，进去就会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什么人，打什么官司，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每个月要给它提供两份报告，告诉它最近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什么。根据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观察，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我们先分析一下农村土地问题有什么特点。2004年9月2号，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焦点问题。

首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书记被包围起来的一起事件。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想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想到农民把他认出来了，为了抢救他动用了武警。你们看一看这副图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些什么人？老年人，老年妇女。我在调查中国农民抗税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妇女，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她家只有这一个闺女，所以她来抗税。而农民土地问题，你会发现大量的妇女和老年妇女走到了第一线。什么原因？两个。我曾经去访问她们，她们告诉我，第一，我们是老年人，我们要为子孙万代留下一块土地；第二，地方官员不敢对我们老人采取措施。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们是软实力。你不要看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确怕她们，它不怕年轻人站到这里，拖你一下没关系，这个老人一拖可能到医院去了。

其次控告的对象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控告县乡政府，而农民土地问题则控告市政府、省政府，一直控告到中央。

再次地域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农民土地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抗税主要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而农村土地问题就在城市的周边地区。

最后方式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找不到人，见不到人，而农民土地问题他主动地走到你面前。

农民抗税的时候，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警力去收税费。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所以农民抗税和反对征地时的暴力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样。

农民抗税费时，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农民土地问题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大批律师介入，我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第二，农民抗税费时，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不认为经济利益是错误的，但现实是很多律师介入农民土地问题，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律师费用。

另一方面，黑社会介入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也很严重。今天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市委书记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现在判刑了。我曾经去访问他，我说你做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不容易，你可能要请客送礼、开后门，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才做一个市委书记，你怎么会动用黑社会去抢农民的土地呢？这个市委书记这么回答我：他说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没要黑社会去，只是这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这个市委书记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去做吧。我发现这句话真是说不得，说了麻烦就大了。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一个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增多。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号又打死了四个农民，也是真枪实弹地打，就是为了抢夺地下资源。第二个是林权纠纷在增加，我们分析五年之内可能都会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第三，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工人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毛泽东搞工人阶级运动的地方。共产党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支部。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这儿我调查了四年写了一本书，就是安源工人他们在干什么。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放PPT）你们看一看，这是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到北京旅游。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到北京走去呢。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旅游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上访，不告状，我们旅游。最后当场表态把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厦门，实际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矿。我对安源煤矿产生兴趣就因为此。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最后这批人到北京来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批人。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一天两万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对于这种合法与非法与否很难界定的行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 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为什么？怕打死。这个事情之后我连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我讲《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全国总工会9月份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主席、研究室主任叫到浦东去学习。我去讲课，工会的人都提出来，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我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么能听你的话。现在闹事了，你们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你的话了。我们判断，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原来已经好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重新掀起。

出租车罢运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典型的发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庆。重庆的市委书记当时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他见了这一批人，一件他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工会。他一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但是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2008年11月10号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当地市委书记叫江泽林，是我们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重庆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当时我们很少几个人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我就提出来，根据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中国现在高层人士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析，我认为不会，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第二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不再见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我们罢课的，他们只叫停课。为什么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的、同类型的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做不到。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

对于工人问题，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国有单位改制，劳资冲突将是工人问题的关键。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工人将来发生的主要问题。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今年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四个博士答辩，我去了，有三个博士写的都是市民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纠纷最严重的是甘肃陇南，去年11月17号把市委砸了。我们分析市民的维权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增加，大家要密切关心。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丝湾拆迁引发的较大群体性事件。我前不久专门到了昆明，想去了解螺丝湾发生了什么。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前面讲了不同的情况，现在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我认为市民维权就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共产党必须交出政权，地方官员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文革一样造反夺权，哪怕把你的政府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要你的权力。不是说把你政府砸了，我们再建立一个新政府，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利益之争是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我讲一个故事，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 5月8号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了权力意识。（放PPT）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她叫裴宜理，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位政治学家。她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说1989年以后，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 20年快到了，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崩溃。西方人一旦看见中国的民众走向街头就欢欣鼓舞，说共产党又要崩溃了，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回去了，为什么呢？她说我们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判断对，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

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走向街头？中国老百姓会说，你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你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讲话不算数。你的法律说了村民应该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怎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地卖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讲话不算数。那么西方人走向街头会怎么说，他说给我十块钱凭什么？根据人权，根据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会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你北京上访村去，你会发现访民常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你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共产党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说你没有按规矩做，你只要按规矩做，他还会拥护你。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请我到了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

第三个特点叫做反应性大于进取性。这个观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的问题，是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烦。比如拆迁，他老百姓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不给我赔钱。哪怕他明知道这个拆迁有好处，也绝对不敢找你说，你怎么不拆我的房子。就是一般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不找你的麻烦。

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以上就是目前占中国群体性事件80%以上的维权活动的特点。

那么2009年6月17号湖北石首发生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武装精良的部队，在街头被老百姓打得丢盔弃甲，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和我们前面讲的维权活动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取这个名字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还“双规”了（笑）。2007年10月30号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做演讲，我讲中国目前发生了一种新的群体事件，它和维权活动不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将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是老百姓对社会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对什么不满？对公权力和有钱人不满。第二个是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

11月8号我一回到北京，麻烦来了。手机一打开，接到一条短信，我们所的党委书记给我发的，叫我回来之后马上与他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书记我回来了，你有什么事？他说你回来了吗？我说刚下飞机，还没进海关。他说你马上回单位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很严重的事情。我说明天来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今天来，必须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单位是不坐班的，不去根本没有人管你，平时我一年难得去几次，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顺访社科院，顺便去访问他一下。（笑）但是他这一说没办法啊，我听了感到很严重啊，我又拿人家的工资，没办法背着包就去了。一进我们单位，见了我们书记，我说书记什么事情？我们书记拿了一张纸给我看，是有一个部门，专门给中央打小报告的部门给中央领导写的一个报告，标题叫《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第一句话叫于建嵘说中国发生一个什么泄愤事件，主要是由于对公权力和财富的不满，就是仇官、仇富，大概三百多字。有一个刚从地方到了中央领导，在旁边做了个批示。他批得很好，很委婉，叫建议社科院与于建嵘同志谈一谈，著名学者要注意影响，签了个名。这一搞麻烦了。

这个报告到了我们单位，就是大事，单位的大领导又不在，秘书很生气，在旁边做了个批示，农村所好好和于建嵘谈。（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拥护我们政府的，哪有愤可泄呢？！既然人民没有愤哪有泄愤事件呢，你不是胡说八道嘛？我们领导就说叫你不要乱讲，你到处乱讲（笑），现在不是麻烦了，你看看。我说这有什么麻烦呢。他说怎么还不麻烦，中央领导批示要我们跟你谈，我们必须要和你谈，而且所有谈话记录要回覆到中央去，这是一个规矩，你不谈怎么办？我就问我们领导，我说你看过我的演讲稿吗？他说没看，你这个家伙到处做演讲，从来不给领导看演讲稿。（笑）我说你听过录音吗？他说没听，你在美国讲我到哪里听呢。那我说不谈。他说为什么不谈？我说你们的祖师爷毛泽东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在美国讲了三个小时，凭什么三百个字我就和你谈，不谈，要做调查，没调查不谈。我就躺在那个沙发睡觉了，我说倒时差。我们那个书记讲话轻言细语的，我一不谈，书记麻烦了。最后所里党委一开会，开完之后书记来向我传达了一个决定，说党委讨论了，你说现在不谈也有点道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要讲道理，那么好，党委决定，你可以今天回去，但这个礼拜之内不能离开北京，随叫随到。我说那不是“双规”了嘛。（笑）。等了五天，书记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最喜欢到处跑，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我都想去看一下，所以他知道把我关到北京不准走我心里很难过。我说书记怎么样了可以谈了吗？他说不要谈了，我说为什么不要谈了？他说我们从伯克利大学的网站上把你演讲的录音下载下来了，请了一个懂湖南话的人（笑）把这个演讲录音变成了文字，我们党委都看了一遍，我们认为你没有错，你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同志（笑，掌声）。听完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伯克利的演讲，《南方周末》和南方报系很多报纸都讲了。

现在社会泄愤事件是大家通用的概念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用。特别去年发生“瓮安”，今年发生“石首”之后，很多人开玩笑，说于建嵘你有先见之明，你发明一个定义，发明一个概念，你了不起。实际上我没有先见之明，中国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注意。

我最早注意这个问题，是2004年10月18号重庆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姓于的挑夫在挑担换肩的时候撞了一个姓郑的妇女，这个妇女就骂这个姓于的，说你瞎了眼啊，挑担都不会挑。于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里想开个玩笑把事情过去了，他就说我怎么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是在后面，后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没瞎。这一讲麻烦了，姓郑的的老公过来了。老公甩了姓于的一巴掌，说你撞了人，你还不认错，你还强嘴啊！姓于的把担子一放，把扁担一拿，说你怎么打人呢？我撞了你，撞伤了你，我把你送医院，撞坏了你的衣服，我赔你的衣服，你凭什么打我呢？这一下就发生争吵。一吵之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说对啊，你怎么打人啊？你城里人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打人呢！

这个老公讲了一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他说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你又怎么样呢。（笑）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公务员又怎么样了，很多人围过来看，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一问，说不得了，一个国家公务员打死了我们一个 “棒棒”“（重庆话“挑夫”之意）（笑），还说白打死，那怎么行呢！所以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事情到了派出所老百姓包围派出所，要派出所交出尸体交出凶手。派出所说没死人。谁说没死人，都说死了人。最后把派出所砸了，砸完派出所之后，说派出所归政府管，干脆把政府砸了算了，又把政府砸了。

这个事情发生后，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带了一帮队伍去调查。当时我们也想这么一万多人把政府砸了，是不是像原来说的有黑社会。但调查发现，根本就没有，非常偶然。

事情经过的发生，就是那么个小事，突然来了，打完之后都走了，回去喝酒去了。（笑）我们当时还想到底有没有动员，结果发现没有组织，不但没有正规组织，也没有黑社会，什么都没有，就是非常偶然的。最关键一个问题，这批人与这个事没有关系。当时抓了一批人，我们去问，你们认识姓于的挑夫吗？不认识。你们认识姓郑的吗？也不认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去砸政府？说我们要为我们死去的挑夫报仇啊，我们要为他主持公道啊。我们又问，你们这个公道是怎么来的？他说就是当官的人打死我们的人还不当回事，我们不为这些老百姓主持公道，谁为他们主持公道啊！

接着马上又发生了一起新的事件， 2005年6月26日在安徽的池州。有个老板开着部车，挂的是江苏的牌照，在一个路口撞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亮。老板车子停下来了，司机很紧张，但是发现刘亮站起来了，开车的心态你们知道，先是很紧张，一看到站起来之后声音嗓门就大了。就骂这个孩子，说你走路怎么走的，刚才我不踩刹车，不把你撞死了嘛。刘亮是高中生，人很高大，但吓哭了，说你撞了我，你还怎么样，就扑到车子上。两个人就撕扯起来了，刘亮就把反光镜那个地方扳了一下，可能扳过来了，车里面几个人就围过来把他拦开。这时候来了两个踩三轮车的人，围过来说你撞了人，不送医院不抢救，你还怎么样啊，怎么还打人啊！司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是没有撞着人嘛，不是好好的嘛。这个老百姓说那怎么知道好的呢，不送医院，不照一个片子，怎么知道好的呢。现在好，等一下不好怎么办呢！这时车里一个乘客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不是没撞死人嘛，就是撞死了人，在你们安徽也就是赔三十万嘛，有什么了不得的。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外面的问里面的人发生什么了。不得了，江苏的老板开着车撞死了我们一个孩子，还在尸体上踩了两脚。（笑）还说安徽人算什么，不就是死一个人三十万嘛。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池州，老百姓说安徽人民算什么，胡锦涛还是安徽的。（笑）那怎么办呢？砸他们的车子，把和他有关系的一个超市全部抢了，到了派出所砸派出所。

凭着这两个案件的调查，我当时心中产生了一种疑惑。我在想中国社会是不是发生了某种变化。一听你是当官的、公务员，一听你是有钱人，就心中充满了怒火。参与者与这个事情没一点关系，他们根本不认识刘亮，也根本不认识开车的这个人，更不认识那个开超市的老板。他们心中就是知道有钱的人压死了我们的人，欺负了我们没钱的人。调查完之后，我开始在想，这种事情和维权活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能不能用一个新的定义界定？我想来想去就想到怨恨、愤怒。所以后来我称之为泄愤事件。

泄愤事件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权威信息。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短信，现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权威信息。（放PPT）这是2006 年8月在浙江瑞安市。瑞安是温州下面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很富，这个人跳楼了，她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学英语的大学生，嫁给了瑞安的一个做模具的老板的孩子。灰姑娘嫁给了白马王子，她应该幸福地生活着，但是她跳楼了。她一跳楼老公就报案了，公安局一看说这个不就是自杀嘛，她家属不同意，特别是她学生不干了。学生把这幅图片贴到了网上，在网上问了全国人民，浙江人民、温州人民、瑞安人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会自杀吗？（笑）全国的网民马上回答不会。（笑）她怎么能自杀呢，你看她那么漂亮，那么充满阳光，眼神都在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她怎么会自杀呢！所以有很多网络上的人在分析，她应该是他杀，那么怎么杀的？应该这么杀的，杀了之后这么丢下去的。她的学生一看分析，全国人民都说不是自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为老师主持公道。怎么主持？（放 PPT）你看上街砸他们家工厂，冲政府。

所以我说，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态。很简单，你戴一个很好的手表，大家手机都有拍照的功能，给你拍个照片上网了，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个某某领导，凭他工资怎么能戴一个几十万的手表呢？网上开始搜，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在干什么，你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贪官。这个结论可麻烦了，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市委书记看了可能说声无稽之谈。现在老百姓只要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观点，说你是贪官，你的麻烦就来了。不要以为你的市委书记不查你，老百姓就会放过你了。不会的。老百姓开始说，这个人是贪官，为什么他们市委书记不查他，开始把市委书记又要搜，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搜两搜，发现这两个家伙原来在一起做过事。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能搜我呀，还是搜他吧，查他。（笑）所以市委马上就决定立案调查，老百姓好不查我啊。一查果然不错，贪官。现在人不经查啊。（笑，掌声）有网络之后，你要害人也很容易，我们开会的时候，你买一包很好的烟给他，两百块钱一包，他进来开会坐到这里，把烟送过去，再拍个照片，又上网了。你一个国家公务员你怎么能抽这么好的烟呢？一查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贪官。前不久一个检察长开部好车，网上一查麻烦了，又有贪官之嫌。所以有了网络，它马上会把一个“细枝末节”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利用网络这个力量，可以先把一些腐败现象先变成公共事件，再变成一个法律事件。我经常在思考，现代社会的科技已经改变了很多政治生态。今天来了一个上访的农民叫张居正，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学做演讲，他带了一个包去，拿出了一个像一个录音笔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我以为是录音笔，这个东西我们多的很，这不是，还有针孔摄像机！我一看很惊讶，我说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搞特工的（笑），他说什么搞特工，我买的，我到中关村200多块钱买的。我不相信，他告诉我真的是买的，我给他钱，说这个卖给我了，他隔两天又帮我送一个过来，还告诉我还有钮扣那么大的东西，多少钱？两百多块钱。我当时很惊讶，到了中关村去，果然不错，到处这个产品，什么手表、钮扣什么都有。所以我现在和人家谈话，首先看他带笔了没有，（笑）这个钮扣对不对，为什么？没办法。原来这个都是高科技，尖端特工才有的，现在老百姓都可以使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用上了。

我曾经讲过自从有了复印机，就改变了中国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你们可能知道，找你打官司的农民，口袋里复印了很多中央文件。你们不要小看复印机，假如没有它，农民跟政府的关系就不一样。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在湖南调查，那些湖南农民走到政府那里去，会把文件拍到桌子上说，你反对中央，我们才是中央的政策执行人。那个政府很惊讶，说我们什么时候反对中央？农民说你看看中央文件说收税不能按人头收，你怎么按人头收呢。那个政府官员一看真的有，很紧张，麻烦了，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件了，我怎么没看见？他可能打麻将去了（笑），而老百姓他打官司，他天天琢磨这个事情，很多老百姓复印的文件有时候比我们律师还多。假如没有复印机，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你把文件放到某某领导桌子上，那个领导把桌子一拍，伪造中央文件。你不管抄得多好，总会抄错一个字吧。

我在湖南遇到这么一个农民，我书里写他是农民宣传家。他是一个什么农民呢？这个农民我没见他之前，我想象他是能说会道，相貌堂堂的。我见了他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老实的不能再老实的农民。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当时收税费的时候，他在广东打工，不在家，地方政府官员把他的棺材抬走了。他回来听说棺材抬走之后，工也不打了，买了一个扩音器，买了一个录音机，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叫人读了录下来。从此以后，他就是每天挑着担子到你政府门口去放，你到什么地方收税，他什么地方放高音喇叭，中共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搞的那个地方官员特别恨他，但是又没办法对付他，因为他宣传中央政策啊（笑）！

我曾经去问过这个农民，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下来？他说第一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我说话不流利，每次读我很麻烦；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我请老师录下来，录下来之后，我告诉地方政府，我这个文件录音带很多很多，我放在很多地方，你们不要想对付我，因为我没有讲错一句话，都是这个中央政策那个文件。就算将来有一天他要抓我坐牢的时候我也不怕，我有证据啊，我没有乱说话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都是中央说的。（笑）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我写书的时候对他做了很多访谈，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的智慧和农民利用国家法律对付不法政府的勇气。假如没有复印机，他敢说吗？没有这个录音机，没有这个录音带，他敢去宣传吗？他不敢。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说你伪造中央文件，你搞反动宣传。所以我们律师这方面有的还不如农民呢。我一再建议大家，要多利用现代科技，不一定需要我拿出来作证据，但我起码要保护我自己，我当天讲了什么，我有录音录像。

第四个特点，无规则底线。前面我讲维权活动的时候，我反复讲他们讲规则。而泄愤事件没有规则底线，打、砸、抢、烧的行为经常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假如没有的话就不叫泄愤。今年一年也发生了几次很大的泄愤事件，有海南东方事件，四川的南充事件等等。

讲了维权，讲了泄愤，再讲骚乱，骚乱和泄愤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看一看这个，（放PPT）2008年9月湖南发生了骚乱。你们看把人民政府的招牌砸了，这个事情经常发生；关键看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超市，老百姓把这个超市抢了，最后发现这个超市与这个事一点关系没有。这就是维权活动、泄愤事件和骚乱最关键的区别，骚乱会攻击无关人员。维权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侵权人和政府，泄愤事件它针对的是政府和侵权人，而骚乱它针对的是无关人员。那么你再看，这像不像过狂欢节一样，抢超市了，抢商店了，高兴得不得了。2008年10月国庆节期间，那儿商店基本上全部关门不敢开，最后真正用的野战军部队进去才恢复秩序。这种行为我们称为骚乱。骚乱可能还有一种由意识形态引起的。2008年3月拉萨的问题我也认为是骚乱，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针对了无关人员。今年新疆发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它是恐怖活动，我认为不是，还是骚乱。

这就是我对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简单归纳。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有比较明确的利益诉求，泄愤事件它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发泄心中的怨恨。骚乱和泄愤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骚乱它主要针对无关人员，即无辜的人。一旦你发现这起事件针对了无辜的人员之后，这个问题就是骚乱。

根据我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统治是统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为。我们政治学研究政治首先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在中央很弱，中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领导敢站出来说反对中央。你看中国所有地方领导人，只要中央开了一个会，不管心中再不服，再不满，他一定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团结在某某人周围。不敢说不表态，不表态要下台，这是我们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需求，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说中央错了。而社会管制还是有效的。不要看到今天发生很多问题，共产党现在还是有能力把社会管理住。比如说非典来了，猪流感来了。比如要搞那个国庆节庆典了，我们在北京生活最了解这个问题，它可以动用一切的力量来维护所谓的管制秩序。只要一声令下，那些老太太都戴着袖章，站到那个路口：“你是什么人！”就开始了。你不要看老百姓说我怎么不服它了？真正有那一天，它现在还是有这个能力。我们都知道国庆节期间，谁敢踏近一步，那些老头、老太太马上把你揪出来，人民战争共产党还是可以打。所以我得出了第一个结论，目前中国社会应该还是稳定的。

但我第二个结论是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刚性稳定是我今年发明的，借用了自然科学特别搞建筑科学的一个词，我认为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真正的社会稳定它讲的是社会持续的稳定，讲的是国家法律持续的稳定，而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稳定围绕着一个目标，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就是共产党怎么垄断权力是它一切重点的重点，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坚持其它都可以不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其他都可以改，就这个不能改。为什么？权力垄断性是目前我们这个政权最关键的特点。它垄断和封闭权力，不允许其他人进入，也不允许挑战政府权力垄断的一切行为，这一点是共产党的底线。这个底线就说明我们的稳定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就是怎么保护宪法持续的稳定性、法律持续的稳定性，你政府是可以改变的，你这个人当不当总统没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宪政制度不能变。我们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基本制度怎么样无所谓，但是我共产党的权力不能变。所以刚性稳定的第一个特点就叫做权力的垄断性。

第二点，本来正常社会行为的都可以被当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把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这些行为都视为不稳定，现在还把上访也变成不稳定因素。地方政府的很多文件都说，现在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上访，哪些人上访就是不稳定，以什么方式上访就是不稳定。其实上访是你宪法规定的权利，是你信访条例规定的权利，为什么也变成不稳定呢？因为它们认为对地方权力的冲击也是一种不稳定，不只是对中央权力的冲击，对所有的权力冲击都是一个不稳定，所以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刚性稳定它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靠司法，而是主要靠国家的暴力，靠意识形态，靠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所以说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假如要评价社会稳定指标，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刚性的稳定。但是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牺牲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点不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看到，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么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那么该怎么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时候，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司法部、公安部、武警总部、法院，包括信访局都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核心的观点就是控制社会上所谓对政权挑战的一切行为。这些办法行吗？我想来想去不行。那么怎么办？到底怎么才能稳定？

我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我在台湾访问的故事。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你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但是我说还有一个，你要派个买单的，因为要包括吃包住嘛。（笑）没问题，派个买单的。

我演讲完之后，他们就开一个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区，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笑，掌声）。

所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我想来想去，想一个社会为什么它是和谐的？首先它的产权是明确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要是我的又是你的。中国产权明确吗？不明确。今天我们去问，假如地方官员给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我们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房子没有了，这些不都发生了嘛。我们哪一个农民敢说这句话，说我的土地他不敢卖我的，谁敢说？没有一个敢说。只要想一个办法，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且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想拆你的房子，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说你是非法建筑嘛。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很难说这个产权就是我的。

前不久不是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广西一个信访办主任成了上访的，他的房子被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哪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护了吗？你不敢说，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明确的权利，因为人家可以想一切办法，把你的合法权利变成非法权利。

其实发生纠纷不可怕，现代社会都发生很多纠纷，但社会和不和谐，要有一个权威的司法机构。西方也好，台湾也好，你说发生纠纷怎么办？人家告诉你到法院去告他。我们老百姓会说吗？我们老百姓不会说，你说到法院去告他，老百姓一律说法官怎么能相信呢（笑）？相信不得的（鼓掌）！问我们律师能相信吗？他说律师也不能相信（笑）。因为我们没有能将法律作为我们一个底线，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啊！那么老百姓就想，我不管你法院怎么判，我就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也不能相信。有一个美国人叫茱莉，她就是一个到北京来上访的洋人，为了她中国丈夫的事。她到我家里去访问我，向我请教。我就问她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怎么办？她说我肯定到法院去告。我说那你怎么在中国要上访呢？她说因为中国的法院不听话，不听中央的话，所以我直接到中央来告，希望中央让它听话。我说你告的有效果吗？她说没有效果，我不告它还不抓，一告把老公抓了。因为一告之后，地方政府说这个问题麻烦了，一定要把它做实，做成铁案，所以把他判了。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再次，我们有真正的代议制度吗？我们也没有。今天在座的律师，我们有几个人真去投票选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吗？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是谁，知道也没有用。人家说我又不是你选出来的，我只知道三个代表，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三个代表啊（笑，掌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代议制度不健全。

最后，我们有开放的媒体吗？我们也没有。不要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空间，那个互联网是人家没有办法啊！如果有办法，人家连互联网都希望不要啊！现在新疆不是没办法上网了嘛，你们法律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贺卫方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石河子。他告诉我，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联系，短信收不到，上网上不去，怎么办呢？我说谁叫你被人搞到石河子去了。

我们常说，现在我们开放多了，但这是科学的原因，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不是由于它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说你批评我吧，有些当官的说你们批评我吧，你真的敢批评他吗？你说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真正批评他，你马上下岗，你马上被跨省追捕！所以我想来想去，一个和谐的社会它应该要有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结构，真正的代议制度，要有开放的媒体。

由于我们今天都很难做到这些，我特别感觉到法律的重要。（放PPT）这是我18号在苏州做演讲的时候拍的，街上出现的一副 “打倒无法政府”的标语符号。什么原因？拆迁。这个无法政府很有意思，没有法律的政府。老百姓现在不说腐败政府，说它是无法政府。在我心目中，法律可能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所以我反复讲，我们的司法能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底线呢？我认为我们的司法应该成为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司法现在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司法地方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司法由利益集团控制越来越明确。政党兼理司法，这是你们的魏汝久律师他的观点。“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你们法律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话，跟中央领导讲课的一个人的话。他讲完课不久，中国政法大学请我去给学生做演讲，讲土地问题，讲完之后本来要走了，学生提了一个想法，说于老师你能不能对我们政法大学生提一点建议。我说我又不是名人，又不是国家领导，我提什么希望和建议呢？学生说你提一提吧，我说既然让我提，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部分合法性的国家，在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趋于瓦解的国家，我们法律人士要守住法律这个社会的底线，守住了社会的底线，就守住了社会的未来，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掌声）

我一讲完这个之后，本来背着包要走了的那个人——他现在是政法大学的大领导，他很高兴，把话筒抢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刚才于老师说要我们法大的人守住底线，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我们守得住吗？我们守不住啊（笑）！他说，前两天，我们政法大学要开校庆，湖南省高院的副院长到学校来。说某某老师，现在是书记管着帽子，哪个人当法院院长，哪个人当检察长还是听党委的；市长管着票子，你的经费在市里面啊，你要盖楼，市长说不同意你拿不到这笔钱啊；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没办法，我们有良心没办法啊！

那个人讲完之后，我心想也算了，背着包要走了。那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又站起来，说于老师你评价一下刚刚某某院长这句话？我说这不能评价，人家请我来做演讲，还给了钱，我怎么好评价呢？（笑）

学生说不行，你还是要评价一下。我说真的让我评价，我就做个评价，我说我没有想到，这种所谓的知名法学家他有什么资格站到我们政法大学讲台上！什么叫“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我们所有的法律人士，我们都敢提着乌纱帽来对抗的时候，不是有办法了嘛。麻烦了，我讲完之后背着包就跑，因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网上有个帖子，叫于建嵘怒斥某某某，说我骂了他一通。这个人几年都不理我，我们平时一起开会，他装作不认识我。但是现在关系好了，前不久有个土地案子，他又请我去开会。他就问我，于建嵘你给我讲心里话，我当时讲错了吗？你这个家伙比较坏，你要我的学生都去提乌纱帽，他们都下岗了怎么办？

我说你没有讲错，中国的现实的确是书记、市长和政法委管着，但是你怎么能在我们的学生面前让他们失去信仰呢！中国需要一大批信仰法律维护法律的人士，只有我们都坚守了法律这个信仰，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未来（热烈的掌声）！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怎么敢和你的学生说这句话呢？（热烈的掌声）

中国要改革，怎么改？包括中国政权怎么改？我最近也提出一个想法，大改改不了，中央我们先不动，中央政法委不动它，最高人民法院不动它，我们能不能从基层做起？因为直接关系民众的利益主要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从这两个开始行不行？我们不叫司法独立，叫司法制衡好不好？我们不说制衡共产党，我一说制衡你你共产党肯定不高兴，我们叫司法制衡地方政府好不好？我们拥护你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用垂直的司法来制衡地方政府，因为地方它直接面对民众的利益。

所以我最近开了几次论坛，专门请了中央党校的很多人来讨论能不能这样做？但人家不理我啊，写了报告上去人家不理我，说这个还是不行。但是我想中国的问题的确也在于此。所以我反复地讲，中国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到底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靠法律。我们脱离一切意识形态，不要再回想当年毛泽东时代怎么样，也不要说邓小平时代怎么样，我们就去守住我们的宪法。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东西可守了，我们在一节一节的败退，我们的最后底线能不能守住？中国社会是不是会发生动荡？将来会发生多大的问题？就看我们最后的底线能不能守住。

曾有人忧心如焚地问我，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中国还有没有希望向好的方向转变？我的回答是有希望，这希望就在于面对社会压力时的理性选择！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最为基本的选择。其一，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理性的妥协，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魏汝久：各位同仁，我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的魏汝久律师。在这个寒冷的周末，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向大家表示敬意！因为参加这样的讲座，是不会给各位的律师工作带来直接的好处的。如果一位律师参与代理群体性或者敏感性的案件，这位律师反而有可能要倒霉。比如我就曾经因为办理了这样的案子，被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开除了。这个律师所随后出台了一个规定：如果谁敢再办这样的案子，就解除聘用。我把这个书面规定拍成了照片，准备将来放到“中国律师博物馆 ”。所以，我对于那些没有来听讲的律师表示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大家关心我们的宪政建设、关心基本人权保障这样的题目，表示诚挚的敬意！

如果我们不正视真实的社会现实，不去捍卫宪政和法治建设的底线，那我们就会被人家称为只知道“捞钱”、“混迹”于律师界多少年等等的“讼棍”！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一职业的未来在哪里；就不知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我们国家的宪政建设和基本人权的保障，都来关心我们宪法委员会的工作，都来参与到我们宪政建设和人权保障的事业中来！

下面我们就和于老师互动一下，大家可以自由地提问任何问题。首先由我对于老师的这个讲座提出三点批评，我认为于老师有三个“严重的错误”。

1、于老师犯了一个法律错误。于老师说他几乎是被“双规”了一个星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双规”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其《党章》对它的党员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党纪措施。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来规定，但《党章》这一党的文件却凌驾于法律之上，规定党可以限制党员的人身自由。我们知道于老师不是党员啊，你想被“双规”的资格都没有，你怎么被双规了呢？这是一个法律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观点错误。于老师说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要实现宪法司法化，这是错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公开说“宪法至上”、“党的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 ”。但是最高法院却发了一个内部通知，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规定法官办案不能适用宪法；也不允许法官参与宪法司法化的研讨会；也不允许法官发表关于宪法司法化的文章。“宪法司法化”成了一个口号而已。大家看这叫什么“宪法至上”，这叫“牌坊至上”。

第三个是政治错误。至于是什么错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们宪法专业委员会，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关于“律师要讲政治”的指示；要认真学习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律师要顾大局的讲话。这个局长的前任不是东西，这任司法局长到底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向于老师请教，请大家提出来。谢谢。


于建嵘：汝久说我刚才犯了一个法律错误，是他本身搞错了，因为那个党的规定不是法律，所以没犯法律错误。是魏汝久律师刚才犯了一个法律错误，把一个不是法律的说成法律的。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第一个问题是转户口的问题，说宪法规定公民可以，但现实中为什么不行。外地律师户口一直不能调到北京，小孩在北京长大，又要回湖南高考，怎么办？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说这方面律师和农民工差不多，一样的待遇，不要认为律师就享有了比农民工更多的权利。当然律师也不应有高于农民工的权利。最近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课题，现在户口本身没有太大意义了，关键是说户口背后的东西怎么办？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高考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个制度问题，要从户籍制度建立起来的过程来考察，并做到逐步地将附着在户籍上的东西剥离。

第二个问题是说他没有参加选举，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跟你一样的看法。我也没有参加选举，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选举制度，我们没有必要陪人家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心中，还有那么一点信仰，还有那么一点东西，我总希望能够坚守这点东西，不愿意同流合污。

李庄那个案件，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妖魔化律师制度不是正确的态度》，批评的是中国青年报。它错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不管李庄这个人怎么样，你报纸不能随便引申到说我们律师制度怎样了。说律师只有5%的胜诉率，5%的胜诉率了不得了，哪怕1%都是中国律师的伟大胜利啊。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我们当事人的权利就是最大的胜利。

有的律师想进入政界的，我告诉你，将来一定会是这样。因为将来你看一看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它都是从英雄时代之后，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工程师时代，最后都要进入法律时代，就是法律人士的时代。法律最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国家政府最后的底线。今天的律师为什么没有进入政界？就是说很多人都不想进去或者人家不让你进去。但是我相信，将来中国真正管理这个国家的一定是法律人士，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律师出来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世界性的趋势。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说让讲一讲骚乱的特点。骚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针对无辜的人。泄愤事件是对法律底线的突破，它开始突破法律，放火，砸你的公安局，但是泄愤事件有一个底线，社会的道德底线它不突破，你与这个事无关，我就不针对你。而骚乱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不管你什么人，我们都要抢，我们都要打你，所以这是与泄愤的区别。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政治 ”？司法部长说律师要讲政治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叫《司法部长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叫“政治”？我认为律师最大的政治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做法律让你做的事情。法律让你干什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政治，是我们唯一的政治。律师不需要顾全大局，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做到这一点，就是维护了这个国家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这一点假如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学法律的、法学博士、法学硕士们都不知道的话，我认为很危险。


于建嵘：（看纸条）能不能谈一下法L功的问题？对法L功，我没有调查，不好发表意见。我不是怕政治问题，而是没有做过调查的事我从来不讲。

但是我最近调查过家庭教会，去年我们曾经就此写了三个报告，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要关心。根据我们的调查，全国现在仅基督教的信教群众大概就有7,000万左右，而三分之二是家庭教会。政府现在对家庭教会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当作没看见，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去年我们在北大做了演讲，呼吁应该要正视家庭教会，首先是要“脱敏”、要讨论，装作看不见是不行的。我基本上不认为家庭教会本身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问题，我主要担心的是共产党对它的态度。

但是家庭教会本身有一个问题我是担忧的，是什么？就是家庭教会的培训学校。假如你们将来有兴趣办这类案子，我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南方周末的笑蜀等得到消息都赶过去了，那天晚上我带他们见了他一生中都震撼的事情。我们通过很多关系，进入一个一般的居民楼里面，那里有将近20个全国各地来的孩子，在封闭进行家庭教会的培训。我为什么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教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学了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对这个东西怎么看，所以这个问题我很担心。魏汝久曾经办过一个案子，他把材料给我看，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秘密化有利于邪教的传播，只要公开化就不可怕。所以我最近一再呼吁，一定要让家庭教会公开化，我反对的是秘密化，你越秘密化可能越麻烦。所以我最担心的不是家庭教会的聚会，而是地下学校。我建议在座的律师多关心家庭教会的一些事情，对家庭教会应该在发展过程中间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我们不要说去辩护、去代理，起码要有一些研究，我分析将来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谢谢。


提问：我提一个问题，您认为律师在这个社会群体事件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除了当辩护人之外，在制度、程度设计方面您有什么考虑？

于建嵘：我认为律师可能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当这个事情还没发展成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假如他找到你，你应该给他提一些比较好的法律方面的建议。如果律师能真正介入的话，效果可能会比较好。第二才是发生后的作用。但律师在群体性事件中间的作用，确实是存在瓶颈。根据我的了解，中国很多大的群体性事件，特别维权活动，事件发生之前都找过律师。但是他找律师，律师没办法，因为人家不立案，律师有什么办法呢。而政府也不支持。你们大家可能知道，云南孟连事件发生之后，说是律师在怂恿、唆使胶农，起到坏作用。我认为政府这个态度是错误的。另外，一些律师也不想做，因为当事人交不起诉讼费、代理费，很多事没闹之前也没有名。实际上现在社会对律师的评价是分离的。最近李庄事件发生之后，我写了一个妖魔化律师制度文章，很多人评论，说谁来妖魔律师了，是你律师自己妖魔自己。所以我还认为律师还是应当多介入弱势群体的维权案件，特别是土地问题。但为保护自己，我还建议我们律师协会能不能做一个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规范，比如说这个案子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有个规范，可能就是保护我们的一种方法。


提问：比如这个规范，规定了律师不能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必须要合伙人回避，必须要向司法局和当地司法局备案等等，那怎么办？

于建嵘：那有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不接受外国人采访是对的，我同意。我们何必给自己惹麻烦嘛！我从来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凡是外国记者打电话给我，我一定说没时间。如果外国记者打电话到我们单位去，说我们要采访于建嵘，我们领导人肯定告诉他找不到我。你外国人找我必须经过院里面批准，而且还必须正式文件告诉我，不然我不见。不见对我没有损失，对你有损失。（笑）。所以我倒建议这种问题我们不要和它纠缠，没有必要纠缠。在今天中国有时候做律师也好，做社会人士也好，做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好，你还是要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底线。

但是法律中哪些东西有利于保护律师的，我们要列清楚。发生或可能发生维权、泄愤事件这种情况下，律师如何参与，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个规范，不怕麻烦。有时候我们需要妥协，在中国需要有生存智慧，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也需要寻找我们行为的规范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们去维护这个法律的尊严，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


提问：于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您刚才也谈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等机构不愿意撤销，那更谈不上司法独立。还有整个体制新的转型的问题。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出口在哪儿？这个改变还有没有希望？

于建嵘：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这种希望在于社会压力。现在看来，这代领导人有没有这个想法很难说。但是这个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寻找共识和底线了。我早两年说让宪法成为我们社会稳定的底线，大家可能会笑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没有人笑话我了，因为我们没有底线了。我们在退，我们一直在退，我们没有东西了，这个民族都没有东西了，到了今天，假如执政党它还想执政的话，假如这些执政的人还想对这个民族抱有责任的话，他就是要寻找到社会各种力量都能接受的底线。这个底线不是什么政治，不是什么三个代表，我认为就是宪法。相对而言，中国的宪法现在有很多规定，我们很难挑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动荡？我认为假如不寻求这个底线，会发生。但是发生动荡会不会彻底地把社会秩序打乱？也不会。发生之后，大家可能重回底线。因为通过暴力夺取的政权它一定要用暴力来恢复，那么这个民族又重新走向了一个60年以前走过的路，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社会发生动荡，反而可能促使大家认识到，唯一能走的是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去维护这个底线。否则，社会动荡将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现在大家在妥协，不停地妥协，双方妥协；双方争论，压力越大，政府开始妥协。我认为这就是在找底线，最后找来找去，没有其他东西，什么顾大局、讲政治都是空话，唯一的东西就是宪法。而这个宪法就是我们共产党都认可的宪法，你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当然宪法中间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不满意，那我认为那是可以改变的。我的判断大概是这样。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在中国还能起作用吗？昨天下午就有一个维护传统文化非常有名的人陈明到我家里去。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社会是需要的，但是目前靠传统文化去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很难。靠传统文化是没有办法作为中国社会稳定这个底线规范的。我这几年调查基督教问题，我认为想从文化方面找到中国的共识已经很困难了。这点可能与我们学法律的有关，法律人很多是讲规则，而中国传统文化很多规则是模糊的。有人现在提出来要重回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能救中国吗？救不了。在我看来，唯一能救中国的只有宪法。我们大家都坚持这个宪法，把宪法的原则变成社会规范的底线，可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主持人：时间已经快到了，今天于教授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演讲，有一些答案，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给了大家启发，需要大家思考，深深地思考。让我们最后以热烈的掌声对于教授的讲课表示感谢！

（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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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刚性稳定 中国社会形势的解释框架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燕山大讲堂》今天是第31期，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学者于建嵘先生。他所关注的话题从农民维权到工人维权，一直坚持着站在底层、为底层说话的学术立场，他对社会冲突和家庭教会的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今天的话题：刚性稳定——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有请于老师。

于建嵘：大家下午好。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在今年年初做的研究，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今天我主要是想提供一个理论的框架，增加一点理论的分析。
学界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形势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动荡说，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很多人认为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学说是稳定说，我们国家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会发生动荡，中国社会总体上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最活跃的政体，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最近我们常会看到一些主流的学者，说中国是后发达国家的榜样。到底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今天就想对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做一个分析。

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的确发生了一些社会冲突事件，但总体而言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制的有效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的稳定，具有十分巨大的社会风险。为防范中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革。

围绕这个观点我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怎么去认识中国目前的刚性稳定；第三个问题怎么办？
第一，我认为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

一般讲到社会稳定的时候，都是针对群体性事件而言的。群体性事件一般认为它有非法性，可能会带来某些社会秩序的变化。根据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1000人以下为特大的群体性事件，去年一年来，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我们先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中国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有工人、农民的维权，有社会泄愤事件、也有骚乱。各群体维权的主要诉求，分析一下，会发现，在农民群体中，主要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农村维权抗争的焦点，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占到农村问题的60%以上；与农民维权的诉求不同，劳资冲突是工人维权的主要诉求；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业主维权是市民维权的主要议题。

这些维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利益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对于目前维权问题的判断。2007年5月8日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广东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这句话不好听，但是他讲对了，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他们不是要执政党的权力，而是要你给他利益。

第二，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提出来的。她在2007年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判断说中国会崩溃，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呢？就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中国，不知道中国的人民在干什么。中国发生的很多问题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人讲的是法律，而东方人主要讲的是规则，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

举个例子。中国老百姓找政府说什么事呢？他会说，你说了给我10块钱，怎么只给我5块钱，你这个政府不讲规则，讲话不算数。西方人不会这么讲，西方人会说你怎么能只给我10块钱，根据人权你应该给我100块钱。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一个是根据已有的法律原则，一个是根据意识形态和天赋的人权。裴宜理教授的观点改变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她说执政党身在福中要知福，假如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不和你讲规则了，开始讲天赋人权了，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一切都按照政府的规则做，你却不守规则。现在恰恰由于政府不守规则，讲话不算数，才带来了这么多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保持着稳定，没有发展根本性改变的原因。2008年的7月裴宜理教授约我到哈佛大学，我们有一个对话叫《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西方学者判断的那种动乱。

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在我看来中国的老百姓不会主动的去找政府的麻烦，恰恰是政府找了老百姓的麻烦，老百姓感觉你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带来了问题，所以他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和市民问题都与之相关。

四是目标的合法性和行为的非法性共存。

对维权问题我简单的总结了这四个特点。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发生这么多问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维权。
第二种群体性事件，就是像2008年6月28日贵州发生的瓮安事件，我把它叫做社会泄愤事件。这个名词是2007年10月30日到美国一所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编出来的，当时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名词来概括“瓮安事件”。我认为，现在有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叫泄愤事件。

这种社会泄愤事件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发生得特别偶然，没有一般的上访或者行政诉讼的过程；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没有明确的组织者，绝大多数参加的人没有实际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和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起了很大作用，比如网络、短信；第四个特点是有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事件。研究社会泄愤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明显的诉讼对象。

而第三种时间，骚乱就不是这样的，它可能没有明确的针对对象。2008年的9月吉首因非法集资引发的冲突，暴力涉及商店和其它社会设施，2008年10月国庆节的时候吉首市的商店都是关门的。这样看来维权、泄愤和骚乱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四种则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这类冲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组织性。

我们简单的对目前发生的社会问题做了四个方面的分类。通过简单的介绍你会发现目前中国群体事件中80%以上是维权，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不一定有暴力；泄愤事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也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骚乱事件诉求复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宗教冲突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不一定有暴力。

对于目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感到很迷茫。在电视里看见其它国家游行示威和发生的很多问题，这是街头政治，但中国没有。中国有维权、有骚乱，但是没有街头政治，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相对而言，他抗议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但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不是为了推翻政府并且取而代之。

当前中国有很多维权组织，但真正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还没有。每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很难形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一般对一个社会运动的判断，不但要有组织、目标、话语，而且要有比较详实的可连续性的活动，中国目前没有。这些问题对中国现在政治有影响但它不能改变我们的政治结构，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全性和有效性。中国政治的统一性现在没有动摇，所以，我认为中国是相对稳定的国家。

但中国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基础的，这种稳定可能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存在的问题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

什么叫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的稳定首先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核心不是国家的法律怎么实施，法院或者人大、政府怎么依法运转，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排他性，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体制最高甚至终极目标。

“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中国只要发生游行、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等等任何行为，都会被看成是非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最大的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比如信访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宪法》第41条，再根据国务院的《信访条例》规定老百姓可以上访，同时地方政府又会说你到北京来上访是非稳定的因素。信访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稳定的因素呢？所以这是刚性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如何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呢？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认为刚性稳定的相对一面是韧性稳定，韧性稳定这个词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想出来的。我讲刚性稳定，刚性稳定的对立面就是柔性稳定，他说柔性不好应该是韧性，因为韧性是可以测量的，韧性是不能断的，刚性容易断。中国社会怎么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想了几点，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要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治权威。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有没有可能转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一是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的问题。中国社会80%以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币的矛盾。要确保利益的均衡，使利益冲突不至于发展成大的问题，我们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农村的利益体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怎么使农民拥有土地权利，使农民在土地权利中间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农村土地权问题，最近两年中国的民权纠纷也在不断的增加。谁来主导这个利益，既得利益的人会愿意吗？我们先把这些观点提出来，讨论的时候以此来探讨有没有可能。

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转变，首先是要解决利益问题，但最关键的不在于利益，还有政治。我想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宪法》框架内有民主、有真正利益表达的社会，这样问题就来了，怎么改？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顺利的发展，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有一些想法。能不能从最基层做起，十年以前我研究的主要是乡村，村一级，最后发现村一级不行，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政权的最基层政权。所以我现在想真正要改变中国的就是县，从县级政权做起，能不能在县级政权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因为这样既不影响整个国家体制的变动，又能够为整个国家体制找出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

县级政权怎么改？第一，县级政权能不能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予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坐实人大代表选举。第二，县政长官能不能真正拿到人大来选，而不是组织的调派。现在县一级到了政治分权的时候，能不能把政府真正建到县一级，这是目前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县级政权做好了，对将来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能打下了伏笔。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纲领》中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讲把县级政权做实，这个国家就可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所有县级政权是直接和民众面对面的，中央、省的政权都是管官之官。最近我一直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呼吁启动县级政权改革。

第三，一定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制度来解决纠纷，只能采取信访。我们往往会说由于司法的不公平，由于司法的腐败，所以不得不出现信访制度。所以我觉得对司法制度的改革是目前改革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要解决刚性稳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司法改革。

怎么改变司法？我说要有司法制衡，我们制衡谁？用司法权制衡基层政府。与中国老百姓权利相关的司法问题主要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能不能想办法使现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脱离地方官员的控制。能不能在基层法院、检察院把这一点先改了，起码做到县、市两级法院的人、财、物都不归地方政府管。我认为，对地方县级政府一方面要给它权力，让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司法权的制衡，当司法这个最后的社会底线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社会冲突的发生会少很多。

这个刚性稳定结构怎么改变，就是政治改革，包括司法制度改革，这是我这几年思考的问题。2004年12月我到台湾去访问，在台湾大学做演讲，做完演讲之后，我要求他们派一个司机、给我一张地图，再派一个买单的人，让我拿着地图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台湾老百姓很多的问题，我问，假如你们的官员把你们家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撤我的房子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就坚持问，假如拆了怎么办？他说我到法院告他，法院就会判他，这个政府就会很麻烦了。我说假如这个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再一次回答：不可能。法官不可能腐败，因为我有房产证、有产权，法官不可能乱判。我坚持问假如腐败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大陆这边90%的老百姓会相信法官会腐败。台湾百姓不一样，他说，我会到议员那里告他，我的议员就会很高兴，会立即去调查，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的这个法官可能就会当不成了。我接着问，假如议员腐败了怎么办？他说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腐败，议员一定不会，不信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把电话拿出来，给他们的议员打电话说我这里发生了一个事情你马上过来，他说，议员马上就会想办法过来。议员会很高兴特别兴奋。为什么？他就希望发生这个事情，他只要调查这个事情马上就能得到很大的政治资本。所以你到台湾去，经常看见老百姓打电话给议员，议员就会马上赶过来，只要一调查完就会通知很多媒体。我接着问假如议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说不可能腐败，他要到我们家拜选票的，如果不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他腐败，我的选票就不给他了。

从台湾回来，我总结了一个基层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台湾的基层社会是非常稳定的，所有的表达都在法定的框架内进行。我们所谓群体性事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法律的秩序性。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感觉不像大家讲的那样，台湾的很多老百姓没看到过大陆人，说我今天请你吃饭，到镇里面去。我看见他的家门没关，我就说你门还没关，他说不用关的，没事，我们家有摄像头，来了什么人都能看见。我就想，在我们这里，来了人会把摄像头也搬走的（听众大笑）。考察台湾的社会，我就想，一个稳定的社会首先是确定的产权，我们是不确定的，说是你的就是你的，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第二，有权威的司法机构，有问题可以找司法，在台湾有，我们这里没有司法权威，所有的法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部分都是贪官。第三，有真正的代议制度，代议制度靠的是选票，背后是开放的媒体。

中国要从刚性的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要从这些方面着手。有人问你讲的这些在中国大陆能做到吗？基本上做不到。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革命不合法，改革没动力，官方瞎折腾，社会无共识。我看了昨天一本杂志刊登了我在日本的演讲，还有人给我写信，说你讲的非常好就是做不到。我讲这话的时候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做到吗？革命话语已远离我们而去，革命已经不合法。你要想革命，在民众那里也做不到，我在调查湖南农民的时候问过他们学毛泽东搞农会，你们到底怎么看？那些农民告诉我，不相信他们，这些人去了之后又是另外一批贪官污吏，你要再搞革命，再搞一次不又是骗人吗。

我最近几年走了很多地方，发现民众并不认同通过暴力的手段打破秩序。到网上发发牢骚可以。

改革的话语虽然还有合法性，但是它带来的诸多问题使他已经丧失了动力。改革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部门主导的改革，部门主导的改革往往做出的是有利于他自己的一些选择。我们很难再对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执政的团队没有足够的压力他愿意把权力放出来吗？孙中山学苏联以党治国以来，党国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改革牵扯到权力的分配，我们能寄希望于掌握权力的人主动的把权力让出来吗？所以我们看不到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所在。执政的人为私利瞎折腾，精英阶层就讲我们不折腾，不折腾就是不改革。所以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找不到改革的力量和动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精英阶层没有实现共识，民间的力量没有得到整合，也没有表达的方式。说心里话我的确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明知道路在这个地方，但是谁来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呢？谁才能使这个民族走这条路呢？

对待社会稳定中国学者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很多人认为还是稳定吧不要乱，乱了之后中华民族要多少年才能恢复。一种心态是干脆乱了再说。虽然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希望这个民族、希望民众不要因为社会动荡受到损害，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改革，但就是找不到力量，找不到一个途径，感觉到没有力，感觉到很困难。虽然我们心中充满了困惑，但我们还在仰望星空，希望这个民族能够寻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道路。我在想，今天在这里仰望星空的人到底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呢？为这个社会刚性的稳定走向韧性稳定做些什么呢？我心中充满了疑问。谢谢各位。

主持人：非常感谢于老师精彩的演讲，在无力中仰望星空，在无力中坚定前行。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

提问1：县、中级法院人、财、物不归地方政府管，是不是司法腐败就能好一点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可能？

于建嵘：最近我和云南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对话谈了这个问题，在目前中国没有办法完成党的民主化的情况下怎么办？因为县一级法院和中级法院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利益，现在老百姓最不相信的就是他们，所以老百姓才对司法缺乏基本的信任。我觉得县一级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是由省级统管，会克服司法地方化的问题，有助于减缓司法腐败。

提问2：感谢于老师的讲座。您说刚性稳定在中国能够实行，是现在的管制处在明紧暗松的过程中，这样一个处置方式是不是刚性稳定得以在中国实行的原因呢？

于建嵘：不是明紧暗松，而是想不到解决办法。刚性稳定最大的问题是分赃之治，他们是互相用稳定来制约。你们不是要稳定吗，那就得听我的，不然这个国家动荡了怎么办？老百姓也不希望动荡。但刚性稳定他不是追求这个民族是真正和谐的，走向韧性的稳定，在我想来，这个稳定性就是不要乱，连合法的游行示威都不算稳定，因为你对我的权力可能带来挑战。实际上我讲的刚性稳定主要是对权力本身的挑战，而不是说社会秩序带来的根本性的动荡。所以我的看法是他可以追求一时的安定，至于将来怎么样，后人来定。邓小平很聪明，总是说后人比我们聪明，至于后面怎么样那是后人的问题。

主持人：到了该结束的时间了，非常感谢于老师的演讲，中国社会如何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祉。我觉得于老师有点悲观，您觉得这个社会没有共识，我觉得共识还是有的，一个最起码基本的共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民族能避免两千多年来治乱循环的悲剧命运，在这样一个共识之下，我们有着很多努力的空间，所以我们应该充满力量、坚定前行。

上海国保警察沈国良用车撞冯正虎

http://76.162.190.142/show.asp?id=858

2010年2月28日上午郭泉的辩护律师郭莲辉打来电话，他路过上海，想来看望我。我欢迎他光临寒舍，就放弃原定与妻子一起去岳母家过元宵节的计划，在家等候远道而来的客人。其间，一位上海的古玉鉴定专家沈纯理先生也来拜访我。

中午12：00左右，郭莲辉律师由二位上海市民陪同，其中一位顾国平，我不是很熟悉的，另一位我根本不认识，但随同郭律师登门拜访我家的人都是我的客人。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就起身去我家附近的餐馆吃午饭。

13：30左右，我们走到我小区的大门口，被一大批社区保安人员围住，其中有一位便衣警察要求郭律师跟他们去五角场派出所，郭律师当场拒绝，要求有合法的证件才可以跟他们走。我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客人，我们要去吃饭了，有什么事等我们吃饭后也可以谈，是谁叫他们去？这位便衣说：与你没有关系，是沈国良找他们。我说：他们是来我家做客的，你们又没有合法证件，你们要征求郭律师自己是否愿意配合。

后来，郭律师与二位市民被便衣警察请上小车子送到五角场派出所，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么急匆匆传唤郭律师，我的感觉他没有犯法，他刚到上海，已购了飞机票，明天回江西，只不过路过上海看望一下朋友而已。但愿是什么误会，他去派出所搞清一下就可以走了，他是一个律师会懂得如何与警察打交道。

他们走后一会，大约14：00左右，我与沈纯理先生还站在小区的大门边，准备去吃饭。突然一辆深色的小桥车疯狂地朝我冲来，撞到我的左腿，紧急煞住了。周围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个司机疯了。门卫奔出来要追究这个司机，一看是国保警察沈国良。他开进小区，又转过头，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车前，大声谴责他：你想压人，我让你压。他又开过来撞我，我被撞出一步。这时民警小叶拉住我。杨浦区国保警察叶处长也在现场目睹此景。小区大门上空安装的摄像头记录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

国保警察沈国良离开时，又将我的朋友沈纯理先生带走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沈国良的行为实在过分，今天没有人得罪他，我也没有妨碍他什么，他要找的郭律师也已跟便衣警察走了。他今天的行为已失去理智，公然开车撞人是一个警察可以做的行为吗？这表明他心里压力太大，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工作的失败变成个人的泄愤，所做的行为与他的年龄与职业不相符，不适合做国保警察工作。

沈国良先生是包管我的国保警察，对我的一连串打压都与他有关，还指使社区保安人员对我干一些坏事。我很清楚，但我总是谅解他，这是他养家糊口的工作。当然管住我，他有成绩，可以有奖励。但是，我坚守自己做人尊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我不得不让他失败。过去他企图无法无理地软禁我在家，但被我冲破了。我回国的第一天他在接我的车上告知我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但我一下车就被记者包围，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政府依法让我回国，实际上纠正了上海违法官员的错误。中国驻日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一周内三次来远离东京的成田机场看望我，他们的诚意确实令我感动，我没有任何条件就主动离开机场，化解了一个难题。中国驻日大使馆也帮助我顺利回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易与承诺，是靠双方的诚信去解决问题。我的回国却让上海某些国保警察觉得很失面子，沈国良先生在我背后散布我与中国驻日大使馆有交易、有承诺的流言蜚语，还在制造一些麻烦。的确，他们一下子无法接受我回国的事实，但是个人、地方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

其实，沈国良先生不必太生气，这是工作，我们俩没有个人之间的怨恨。这个工作本来就很难做，他做不成功，其他人也做不成功，做成功的是不正常的。在一个法律制度日趋完善的国家里，要做违法的事，也只能穿着便衣，偷偷摸摸地干，对方有恐惧的心理，被吓住了，不讲法的警察就能得逞一下，否则很难成功，没有人肯屈服。沈国良先生就是要撞死我，也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现实与趋势。而且，中国的检察部门也不容许警察可以公然开车撞人。


冯正虎

2010年2月28日

“那是在2000年，现在已是2010年，那已经是10年之前的事了。”

中国体操选手年龄造假 悉尼奥运铜牌将被取消

美联社

一位国际体操联合会(FIG)官员周五表示，因为队员董芳霄年龄造假被证实，所以应该取消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获得的一枚铜牌。

　　经过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调查，董芳霄在参加悉尼奥运会时只有14岁。而参加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必须年满16岁。不过，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另一位怀疑对象杨云年龄造假，但国际体操联合会认为这也给出了一个警告。

　　国际体操联合会已经取消了董芳霄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的所有成绩，调查还将上交给国际奥委会。因为牵涉到奥运会，所以要由国际奥委会决定是否取消中国队的奖牌。而国际奥委会之前就表示，如果有任何体操运动员年龄造假，他们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说：“我们证实，已经收到国际体操联合会关于董芳霄和杨云的调查，我们也注意到了他们作出的决定。显然，在执委会作出决定前，我们需要时间考虑这些证据。我们非常感谢国际体操联合会的工作。”

　　中国将为这次年龄造假的调查支付所有费用。该调查包括12月在瑞士洛桑国际体操联合会总部两天的听证会。人在温哥华的中国奥委会新闻专员张海峰说，这一决定已是陈年往事了。“那是在2000年，现在已是2010年，那已经是10年之前的事了。”而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史蒂夫.佩里赞扬了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调查： “国际体操联合会做了一件很有责任感的事，现在我们将和美国奥委会合作。”

　　2008年北京奥运会，身为国家技术官员的董芳霄的信息显 示她出生于1986年1月23日，而她在FIG的资料 却是1983年1月20日。董芳霄的博客也说自己属牛，那么她的生日就应该在1985年2月20日 到1986年2月8日之间。董芳霄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拒绝回答任何相关问题，只是告诉美联社记者，自己已经离开体操队了。1999年世锦赛，董芳霄帮助中 国队拿到团体铜牌，她个人名列全能第六。FIG表示，这些成绩也都将被取消。

Should Europe Lift Its Arms Embargo on China?

By LEO CENDROWICZ / BRUSSELS Wednesday, Feb. 10, 2010

Barack Obama is not the only one with a China-size headache. Leaders in Europe have also tangled with Beijing recently on everything from trade to climate change to Iran. But perhaps the thorniest issu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s the arms embargo that's been in place ever since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in 1989.

The E.U. is now rethinking this 20-year-old arms ban. Spain, which holds the E.U.'s rotating presidency until July 1, has called for a review of the embargo as a way of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Beijing. "We are all aware of the new role which China is assuming in the world," said Spanish Foreign Minister Miguel Angel Moratinos. This is great news for China, especially given its fury over the recent decision by the U.S. to sell $6.4 billion worth of arms to Taiwan, which China regards as a renegade province.

(See a brief history of U.S. Presidents in China.)

China says the lifting of the embargo is more symbolic than anything else — it would signal a European acceptance of the country's status as an equal player on the world stage. The weapons ban has certainly not prevented China from becoming a military power — its annual defense budget officially stands at $70 billion, although the Pentagon believes the real figure to be twice as high. Rather, Beijing sees the embargo as outdated and insulting, considering the other nations currently subject to an E.U. arms ban are all pariah states — Congo, North Korea, Iran, Burma, Somalia, Sudan and Zimbabwe. (A similar E.U. embargo against Uzbekistan was lifted in October, despite continuing concerns about human rights in the Central Asian nation.)

And Europe could certainly benefit from bette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which has been dismissive of E.U. diplomatic requests and disdainful of European attempts to be more of a global leader in recent years. In 2008, China canceled a summit with E.U. leaders after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met with the exiled Tibetan leader, the Dalai Lama. Then, last December, China executed a British citizen for drug-smuggling — the first European to be executed in China in 50 years — despite condemnations from the E.U. and pleas from supporters that he be spared because of his mental illness. And at last year's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E.U. leaders were shocked by China's scorn for European efforts at securing a meaningful commitment to cut emissions.

The harsh tone from Beijing stings even more since the E.U. had hoped its new Lisbon Treaty — intended to create a more streamlined institution with a strong President and Foreign Minister speaking on its behalf — would ensure the bloc would have a bigger presence on the global stage. But China has historically sought to exploit the E.U.'s internal divisions to fuel its economic growth, not deal with the bloc as a whole. All of the E.U.'s biggest members have cozied up to Beijing at one point or another in the hopes of guaranteeing lucrative trade deals.

(See pictures of China mourning the potential loss of Google.)

But the tide is now turning in Europe. Charles Grant, director of the London-based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published a paper last month arguing that Europeans need to agree on a single message in their dealings with China so that Beijing can't play a game of divide and conquer. At the same time, he said, the E.U. should "abandon the fiction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ich cannot be meaningful with such divergent value systems, and focus on a limited number of issues on which China and the E.U. can find agreement.

Lifting the arms ban may not be so simple, however, with strong resistance already developing against the idea. Many E.U. countries are worried about China's increasingly threatening behavior toward Taiwan and are reluctant to sanction an arms buildup that would further isolate the island. France, for one, had called for the embargo to be lifted in 2004, but now says it should stay in plac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s also opposed to ending the ban so long as Beijing continues to sell arms to countries like Zimbabwe and Sudan, whose governments the West accuses of committing or supporting violent acts against civilians. And the E.U. would also have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antagonizing the U.S., which has its own arms embargo on China.

François Godement, a senior policy fellow with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president of the Asia Centre at the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in Paris, says the Spanish bid to review the embargo is especially ill-conceived since there has been no mention of trying to squeeze concessions from China first. "There seems to be some expectation of future Chinese goodwill of an unspecified nature," he says. "But China has steadfastly refused to give anything in exchange." Godement says Europeans have long deluded themselves that China will accept them as equal partners when, in fact, Beijing will likely continue probing the bloc for weaknesses and division. He says the ban should only be lifted after Europe takes a long and hard look at its China policy. "If there is one good thing about China's strident tone, it has been to help the E.U.'s big countries realize that they cannot go it alone and they need a united front," he says.


《时代》：欧洲应该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么?

作者：LEO CENOROWICZ （《时代》周刊） 译者： BRUSSELES Susan

不只奥巴马对中国问题深感头痛，欧洲领导人也深陷跟北京之间各方面的纠纷，包括贸易，气候变化，伊朗问题。但是也许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棘手的问题是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开始的武器禁运。

　欧盟开始重新考虑这20年的武器禁令。西班牙作为欧盟这个阶段的轮值主席国，呼吁重新审视武器禁运的问题以改善同北京的关系。“我们意识到北京在世界上承担的新的角色，”西班牙外交大臣Moratinos说。这对中国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在美国最近出售64亿美元的军火给台湾的情况下。

　　中国表示，解除武器禁运是非常有意义的，这表示欧洲接受了其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平等地位。武器禁令不可能阻止中国发展为一个军事大国，国家的年度国防预算为700亿美元，但是五角大楼认为实际数字还要高一倍。并且，中国政府也认为这一禁令早已过时，并且带有侮辱性质，参考其他被欧盟武器禁运的国家就知道了，都是像刚果，朝鲜，伊朗，缅甸，索马里，苏丹和津巴布韦这样的糟糕国家。

　　欧洲当然会从跟中国的更加友好的关系中获利，近年来中国一直以来都对欧盟的外交要求和欧洲想进一步成为世界霸主的努力持冷淡态度。在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西藏达赖喇嘛之后，中国取消了与欧盟首脑的会面。接着，去年12月，中国不顾欧盟的谴责以及神经病应该获得赦免的支持，处决了一位英国的毒品走私者，这是50年来中国处决的第一个欧洲人。年末，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蔑视欧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的态度让欧盟领导人感到震惊。

　　北京更加强硬的反对态度是从欧盟希望实施新里斯本条约开始的，该条约旨在创建一个更加精简的机构，由一个强势总统和代表它发言的外长组成，这样将确保欧盟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强大的地位。但是中国历来试图利用欧盟内部分歧，以推动其经济增长，而不是把欧盟当成一个整体。所有欧盟最大的成员国都分别在拉拢中国，希望保证利益丰厚的贸易协议。

　　但是，现在欧洲的趋势发生了变化。欧洲改革伦敦中心论的缔造者Charles Grant，上个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欧洲在跟中国的贸易中应该坚持同一立场，从而中国再对欧盟无法再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同时，他说，欧盟应该放弃中国这个“战略伙伴”，这对于拥有不同价值体系的双方是毫无意义的，同时欧盟应该聚焦在少数的中国能够跟其达成统一的问题上。

　　解除武器禁运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并且巨大的阻力已经形成。许多欧盟国家担心中国日益威胁台湾的行为，不愿意制裁其扩大军备的行为将使台湾更为一个更加孤立的岛。法国曾要求禁令在2004年取消，现在却表示禁令应该继续实施。欧洲议会也反对结束该禁令，直到中国停止销售武器给津巴布韦和苏丹这些被西方指责其政府从事或支持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的国家。并且欧盟还必须考虑美国政府的立场，它反对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高级政策研究员和巴黎政治学院亚洲中心的总裁Franois Godement说，西班牙申请停止禁运明显是考虑不周，因为现在没有必要为中国做出第一次让步。“对中国未来的期望是带有某种不确定性的，”他说。“但是中国一直拒绝给予任何东西作为交换。” Godement说，欧洲人一直自欺欺人的以为中国会接受他们成为平等的伙伴，而实际上，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探索的欧盟弱点，试图分裂欧盟。他说，欧洲需要对中国政策做出认真研究后再考虑禁令是否应该取消。“中国的强硬态度是件好事，它帮助欧盟大国认识到，他们不能单独行事，他们需要统一战线，”他说。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61947,00.html

RFI：新华社刻意删改美驻港新总领事简历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发表日期 26/02/2010 更新日期 26/02/2010 15:17 TU

曾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主任的杨甦棣（Stephen Young）将于3月起出任美国新一任驻香港总领事，他将负责美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切事务。

新华社在发布这则消息时，却刻意删去杨甦棣曾出任在台协会主任这一重要经历，外界分析相信这是因为杨甦棣在海峡两岸事务上偏向绿营的民进党。而他与陈水扁的私交甚笃，也使他的公信受到台湾蓝营的质疑。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杨甦棣出生于华盛顿特区，1973年毕业于韦斯利安大学，并取得学士学位。之后，他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并分别于1974年和1980年取得该校的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报道又指出，杨甦棣于1980年加入美国国务院。来香港履新之前﹐他在华盛顿特区任教于国防大学武装部队工学院。在美国国务院，他曾担任中国及蒙古国事务办公室主任。他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和俄语。杨甦棣的夫人费雯莉是位高级律师，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负责中国项目。他们有三个子女。

新华社在根据该“新闻稿”播发《杨甦棣将出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消息时，却在杨甦棣的简历中删去了来港前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这一段经历。此外，新闻稿也没有提及杨甦棣曾任美驻吉尔吉斯大使的履历。碰巧得很，杨甦棣出任上职时，吉尔吉斯爆发了所谓的“颜色革命”，这段经历显然非北京所乐意提及。

1963年当杨甦棣12岁时，他已随在美军服役的父亲到台湾居住，以后的两年里，他在高雄左营海军基地度过他的少年时光。除了普通话之外，他因此还能操流利的闽南话。事实上，他过去曾到台湾5次，包括1981年、1989年和1998年3次派驻台湾，曾出任前在台协会主任薄瑞光的副手。

对台湾的蓝营而言，杨甦棣偏向民进党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他履新在台协会主任一职前在华府召开的记者会上，有台湾的记者问他是不是亲绿时，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我不亲绿，也不亲蓝，我亲美。”

RFI：黑格与中国

作者 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发表日期 26/02/2010 更新日期 26/02/2010 20:53 TU

前美国国务卿黑格2月20日病逝，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例行地讲了几句悼念的话，美国再也没有人对黑格的逝世做出反应。其实黑格应该从中国那边享受哀荣，因为在美国政治圈与外交界中，黑格是始终对中共政权一往情深的人。然而，中国对他的逝世也冷淡以对，只有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讲了几句话：“黑格将军长期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中国对他的不幸去世深表哀悼。”

黑格军人出身，获前国务卿基辛格赏识步入政坛。他曾效力于尼克松、福特、里根三任总统，被称为美国历届内阁中改变世界的五人之一，他所改变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他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背弃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令他担任国务卿仅17个月便黯然下台。

黑格逝世后，媒体对他也颇为冷落，能看到的多是有关他与中国的记述：

1972年1月，黑格以总统特使身分第一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而他的首次越轨表演，则发生在1981年6月访华期间，当时他已出任里根总统内阁国务卿一职，美中关系因为对台军售而出现紧张。

那次，黑格会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着重讨论了军售问题，然后他在北京举行记者会，说美国正在考虑出售攻击性武器给北京。他的陈述显然是个人的杜撰，并且如此重大的宣布，他事先竟然没有知会与他同行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专家李洁明，和美国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专家阿米塔吉。这两人都大吃一惊，立即动用美国驻华使馆的密码，向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艾伦和国防部长温伯格紧急报告。

结果，里根总统即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明白否定了黑格在北京的讲话，重申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强调《台湾关系法》中有出售武器给台湾的条款。这令北京恼怒，当即把接待黑格的规格降级：当黑格打道回府时，美国国务卿本应由中国外交部长送行，但送行者却由外长黄华改为副外长章文晋。

黑格身为基辛格的传人，在美中关系上比基辛格走得更远。基辛格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是应对世界局势需要的手段而非目的；黑格却把与中国建立关系视为目的，并称这是他的信念，1980年代后，他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非传统意义的共产国家。黑格在华军售上，秉持一个奇怪的理论，称美国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可堵住北京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口。而他同时又主张美国从对台湾的承诺上后退。

黑格一生访问中国不下50次，乐此不疲。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就给儿子买回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他赞同邓小平“中国的人权就是养活13亿中国人”的理论。他去世前两年，还为美国未能撤销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终止对台军售感到遗憾。他只比他当年的下属傅立民少走了一步，没有公开支持中共的六四屠杀，不然，黑格在中国的问题上，就找不到可称道之处了。

奥巴马、希拉里对黑格逝世冷淡反应是有道理的：在对中国的友善与退让换来中国政府的狂妄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正趋于强硬，此时，终生亲北京的黑格不可能受到他们的赞扬。

但中国政府对黑格逝世冷淡以对却令人不解，中国不是正需要美国有更多黑格这样的人吗？唯一的解释是：黑格早已过气，并被美国人唾弃，赞扬他只能是朝美国日趋强硬的对华政策火上浇油。

RFI：中国10%黑社会组织由公职人员掌控

发表日期 26/02/2010 更新日期 26/02/2010 10:07 TU

中国社会科学院披露惊人消息：中国10%黑社会组织竟然由公职人员掌控。中国社科院在其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指出，由合法公司、黑社会和公职人员组成的“白黑红”三位一体型架构已经成为典型的中国黑社会组织，其中近10%的黑社会犯罪组织由公职人员组成和领导。

中国社科院指出，“白黑红”一体型的“白”是指合法公司、正当的行业经营及组织领导者；“黑”即黑社会老大；“红”则是拥有政治身份或背景的“保护伞”。

“白黑红”一体型的特点是，以“白色”为幌子、“黑色”为手段、“红色”为护身符，形成“以黑养商、以黑护商、以商助黑、以商买权、以权促商、以权护黑”的涉黑组织特色。

研究人员以重庆市为例，对2000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25个涉黑组织案例进行分析，将中国涉黑组织分为5种类型：“白黑红”一体型、“背靠大树”型、“暴力冲突“型、联盟型及“暴力垄断行业”型。

其中，“白黑红”一体型是最典型、最高级的形态。透过“黑白”途径攫取雄厚的经济基础，再透过“红色”身份作为保护或攫取利益是黑恶势力梦寐以求的事情。

“白黑红”一体型通常由某一行业起家，逐步扩大市场，进而垄断或控制此行业，最后向其他行业延伸，发展为融“白黑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和犯罪组织。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还透露，中国大陆治安恶化，暴力犯罪案件10年来首度大幅增长。

蓝皮书统计指出，2009年1到10月，中国刑事案件和受理治安案件大幅成长，刑事案件数增幅在10%以上，治安案件数增幅达20%左右，全年刑事案超过530万件，治安案件更达到990万件。原因是“经济环境转差使得犯罪份子性情更为暴烈”。

蓝皮书预测，2010年中国的社会治安仍然严重。由于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就业困难，贫富差距加大，造成贫困人口增加，加上各种社会问题引发的各种群众事件，“维稳压力并不会减轻”。

RFA：中国产软件暗设后门 窃取隐私令人恐惧

中国多款杀毒软件产品被发现非法盗取用户个人资料，杀毒软件公司甚至胁迫网站站长加入其联盟。专家认为，由于官方监管不力，甚至纵容或者合谋，不少用户对国产软件感到恐惧。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近期中国网络上出现大量讨论国产杀毒软件的内部存在盗窃信息的“后门”的情况，有用户专门分析了几款杀毒软件，分析结果让人不寒而栗。

360安全卫士：每五分钟窃取一次用户隐私信息

分析发现，自称有2.6亿用户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存在非法盗取用户信息的后门。这款软件在安装进用户电脑时，会偷偷设置一些和杀毒无关的功能，然后窃取用户的个人资料。著名博客作者郭卫东星期一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360的问题已经由网络资深技术人员发现每隔五分钟把用户电脑上使用的隐私上传到独立的IP地址上，这种做法肯定是违法的” 。

用户说，由于360卫士偷偷上传用户私人信息，占用了极大的资源，所以会造成上网变慢。但是由于盗窃信息的“后门”运行在系统最底层，用户很难发现。今年2月，专家在检查360安全卫士的漏洞时，才偶然发现其中的盗窃信息功能。

瑞星杀毒软件：胁迫网站加入其联盟

羊城网的站长小劳专门写信给知名博客作者阮一峰，揭示了另一款软件“瑞星杀毒软件”故意对羊城网的一些页面报告有病毒，然后胁迫用户加入其“瑞星安全网站联盟”，但是实际上这个网页并没有问题。

瑞星公司曾贿赂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陷害竞争对手微点公司。2005年7月5日，微点公司莫名其妙地被网监处调查。网监处先是以“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为由，后又以“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案件调查为名，对微点公司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检查”，频繁传唤包括专家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研发人员。同年7月21日，办案人员将扣押的装有微点核心技术的计算机送到瑞星公司。

目的：配合政府监控网民或非法竞争

至于杀毒软件公司为何要盗取个人用户信息，郭卫东分析表示，“窃取用户隐私，在用户不知道的情况下设置一些木马，或者后门程序，来获得一些商业上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网络监控部门可能会通过杀毒软件公司提供的信息找到发布文字的人” 。

专家认为，一旦用户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了以为是帮助杀毒的软件，实际上是把自己暴露在被监控的危险的情况下。商家可以通过植入的后门，远程控制亿万用户的电脑。再利用这些电脑去攻击其它对手、堵塞网络等。同时黑客也会利用这个后门，从事多种不法活动。

资深网络评论员洪波对此表示，“这也算是一个竞争策略吧，很多用户都会关心自己的上网安全问题，安全就会成为一种胁迫手段。（这些软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安全问题，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市场竞争的问题，把安全当作一种胁迫手段要挟用户，要挟网站，这是不正当的”。

对于瑞星公司陷害微点公司，阮一峰表示，这种公司的商业诚信，是令人质疑的。洪波认为，商业公司存在非法竞争手段，一部份是出于官方监管不力甚至是纵容或合谋的结果。去年中国国家工信部主导的“绿坝”软件，也存在诸多漏洞和安全隐患，用户被胁迫使用号称“安全”的软件，实际上是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芦老师关于俄国两篇新作

看毛澤東怎樣在匈牙利事件中顢頇攪屎

【按】這是我正在寫的《野蠻的俄羅斯》的一段，寫出來後拿不定主意是否該把它放到《治國白癡毛澤東》中去，想了想，主旨還是談那反世界的衰落的，所以似乎還是放在《野蠻毛子》中比較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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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25日，有“兄弟党”参加的苏共20大在开了10天后，在名义上结束。但在这一天，代表大会召开了一个不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内部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长达四小时的发言，那就是著名的“秘密报告”。

绝大多数代表们对报告内容事前一无所知，斯大林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报告对斯大林的可怕罪行的无情披露，对他们不啻晴天霹雳。在长达4小时的时间里，全场始终笼罩在死一般的沉寂之中，《共青真理报》主编一连服了五片硝酸甘油，以防突发性心肌梗死。当会间休息时，代表们走到阳台上去休息时，都觉得很尴尬，彼此不敢对视。当会议终于结束，人们离开会场时，大厅里只听到一片“哒，哒，哒”（俄语“是，是，是”），表明代表们是何等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对任何问题都只能随口称是。

当天晚上，苏共人员向东欧党的代表团们用记录速度念了秘密报告，以便让会众把它记录下来。波共党魁贝鲁特当时害了肺炎，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他收到那报告后，在阅读时受到极度强烈的刺激，致使心脏病突发，不久后便不治身亡。继任的波共第一书记奥哈布说，那报告“就像大锤打在头上”。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确像个大锤，给那个反文明世界敲上了第一枚棺材钉。它给国际共运、苏共乃至赫鲁晓夫本人，都带来了空前沉重的打击。无论是国际共运，是苏共，还是赫鲁晓夫，都再未能从那打击中恢复过来，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奇怪的是，当时苏共领导中除了卡冈诺维奇外，似乎没谁预见到秘密报告必然引发的连锁反应，然而到最后，就连他也改变了立场。始终坚持反对清算斯大林的罪行的只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然而那主要还是因为两人在斯大林的罪行里卷得最深，怕受到连累，并不是因为预见到了披露斯大林罪行必然给全球共产事业带来致命打击。

赫鲁晓夫本人则热衷于推行“去斯大林化”。他天真地相信，党中央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必能使苏联人民认识到党的英明伟大，因此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迫于政治局同僚的压力，他不能不在秘密报告中特地交代大会代表：

“我们不能让这事泄露出党外，尤其不能泄露到媒体上去。就是为此，我们才在党代会的内部会议上谈论此事。我们必须知道限度何在，不能给敌人提供弹药，不能在敌人眼前暴露家丑。我想，大会代表们是会理解并恰当分析这些问题的。”

然而他却不遗余力地让苏联人民知道这事。秘密报告被大量印发，仅在首页标明“不得发表”，而不是“绝密”或“机密”，不但传达到苏共的每个党支部，还向各级共青团组织会议上作了宣读，就连党外人士也被邀请去听传达。赫鲁晓夫是真下了决心，要和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并指望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赫鲁晓夫甚至告诉波兰共产党（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宣部头目，说可以发表他的秘密报告。他还不顾波共中央内许多人的反对，逼迫波共中宣部印刷并下发报告的波兰文本。波共决定印刷3千份，但印刷工人却私自多印了1万5千份，文件因此在波兰人民中广泛流传，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国务院将它交给《纽约时报》发表，于是全球都知道了斯大林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

这个重磅炸弹立即触发了所谓“波匈事件”。东欧是不折不扣的苏联占领区，那儿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权，本来就是在苏联强奸犯大军的刺刀下建立的，人民本来就对征服者极度不满。傀儡政权被斯大林扶上台后，更按照他的命令，强制推行了苏式农业集体化、重工业化、“肃反”等一系列残民运动。于是，人民对共产党暴政的痛恨，便与本国内源远流长的对俄罗斯征服者的民族仇完美地融合为一。

不难想象秘密报告在这些斯大林主义者统治的国家中引起的强烈震荡。在波兰，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层会议常常变为反苏集会，与会者愤怒声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克里姆林宫新沙皇斯大林的滔天罪行。6月28日，波兹南的工人阶级走上街头抗议，和平示威迅即演变为暴力冲突。愤怒的工人们夺取了武器，攻占监狱并释放了囚犯们。当局出动正规军后才恢复了对该城的控制。此后，波共领导作了调整，把开明派哥穆尔卡选为第一书记。为了消解民族仇恨，恢复民族尊严，哥穆尔卡抵制了赫鲁晓夫等人的巨大压力，将苏军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踢出政治局，礼送回苏联（罗虽是波兰人，却在1918年便加入了苏联红军。战后，斯大林让他出任波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使得他作为苏联人强加给波兰的儿皇帝，成了波兰国耻象征）。他更拒绝按莫斯科定下的调子将波兹南事件谴责为帝国主义阴谋，却肯定了工人行动的正义性，终于和平化解了全国危机。

匈牙利出现的危机可就没有那么容易化解了。波共前领袖贝鲁特（就是那个被秘密报告直接吓死的同志）还比较聪明，对莫斯科来的命令阳奉阴违，尽可能在不开罪斯大林的前提下，抵制其灾难性政策。他借口波兰国情特殊，天主教势力雄厚，始终没有在波兰实行农业集体化，因此波共的民愤并不是太大。但匈共（时称“劳动人民党”）领袖拉科西则是斯大林的忠实走狗。他逼真拷贝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作法，搞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表演审判”（show trials），甚至比苏联本国闹得还更邪乎，连苏共新领袖们都看不下去。如贝利亚骂的那样，一个只有95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150万人遭到迫害。

匈牙利的经济更是一团糟。战后，匈牙利政府同意向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付出3亿美圆的战争赔款，并承担养活苏联驻军的财政负担。巨额赔款高达国民岁入的19-22%。1946年，匈牙利货币贬值，引发了高通胀。因为参加了苏联组织的“经互会”，匈牙利既不得接受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慷慨援助，也不得与西方国家作生意，无法靠外援或外贸来纾解经济困难。拉科西更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农业集体化破坏国民经济。GDP虽有增长，却被他大量用于建立昂贵的重工业企业，国家债台高筑，粮食供应紧缺，国民生活水平江河日下。1952年，工人阶级与其他雇员的生活水平仅为1938年的2/3。 真正是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莫斯科自己的政策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却强求仆从国与宗主国保持高度一致，甚至直接任命仆从国领导人，更造成了匈共内部的重重矛盾与巨大混乱。因为拉科西是臭名昭著的“匈牙利的斯大林”，斯大林一死，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就把他召去，如同骂儿子那样，轮番痛骂之，命令他启用老革命纳吉同志为部长会议主席，改变政策。但两年后，主张扩大消费品生产的马林科夫斗不过赫鲁晓夫，丢掉了总理职务，拉科西便以纳吉持与马类似的主张为借口，向纳吉发难。官司打到莫斯科后，苏共领导又翻转了原来的立场，反过来支持拉科西，纳吉被迫下台。苏共20大后，莫斯科强迫拉科西下台，却让另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格罗接任第一书记，而不是让深孚民望的纳吉复出。西方学者指出，如果苏联在拉科西下台后便启用纳吉，形成类似波兰哥穆尔卡的领导核心，则匈共也不至于在后来事变猝发时内部四分五裂，使得局势完全失控。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入匈牙利后，立即引发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拉科西不得不给被他杀害的匈共前副总书记拉斯洛平反。7月间，拉科西黯然下台。政局的剧变鼓舞了人民，大学生和知识份子中成立了许多讨论时局与政治的沙龙，吸引了大批参加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著名者，便是为咱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至死念念不忘的“裴多菲俱乐部”。10月6日，被拉科西枪决的拉斯洛被政府以隆重仪式重新安葬，首都10万人民自发出席葬礼，哀悼人民的好儿子胡耀邦。10月19日，苏联终于与波兰哥穆尔卡达成妥协，同意减少苏联在波兰的驻军，并在双边贸易中作出让步。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人民，他们相信苏联也会对匈牙利作出类似让步。

10月中旬，各高校抛弃了官办学生会，恢复了被拉科西取缔的民主选举的学生会（匈牙利版“高自联”）。10月23日，20多万人在国会大厦前和平示威，要求国会接受作家协会与大学生们提出的改革主张。当晚8点钟，格罗发布广播讲话，谴责了作协与大学生的要求。愤怒的民众因此推倒了高达9米多的斯大林的青铜雕像。与此同时，大批民众在布达佩斯广博电台大厦前示威，并派代表团进入大楼，要求电台广播他们的要求。守卫该大楼的国家保卫局的部队扣留了他们，并向示威民众开枪，打死打伤大批群众。被激怒的群众以暴力行动回敬政府的暴行，推翻并烧毁警车，占领军火库并夺取武器，派去镇压暴民的匈牙利军队士兵也撕掉领章帽徽，加入起义暴民。

匈共党魁格罗吓破了胆，于当晚请求苏联出动驻军帮助镇压革命。24日凌晨两点，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迅速占领了城内要地。武装起来的人民开始建筑街垒，进行巷战，但他们的攻击重点还是民愤焦点——国家保卫局的特务部队。24日白天，后者再次在党报机关大楼内向赤手空拳的民众开枪，再度引起民愤。武装民众随之攻占了该大楼。当天，纳吉再度出任政府总理，发表广播演说，承诺重新开始三年前被搁置的政治改革，呼吁终止暴力行动。

10月25日，国家保卫局部队在国会大厦屋顶上向下面的示威民众开枪，打死至少100名平民，引起苏军误会并予以还击。武装民众趁机对国会发起进攻，政府因此倒台，格罗和前总理秘密逃往苏联。新政府由纳吉担任总理，卡达尔担任第一书记。28日，停火实现，骚乱基本结束。30日，苏军大部份撤出布达佩斯。

至此，匈牙利的人民革命尚有获得类似波兰式和平解决的希望。不幸的是，毛泽东反复无常的颟顸搅屎，致使局势急转直下，使得事变不能不以武力镇压终局。

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教皇位置出缺。毛泽东认为，论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位置非他莫属。虽然他彻底缺乏世界知识，驻外使馆又没有能耐搜集情报，准确判断形势，他却要出来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事实盟主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途径，便是挺身出来作东欧仆从国的辩护人与保卫者，调停与仲裁他们与莫斯科之间的冲突。

在波兹南事件发生后，苏联一度准备派兵镇压，但赫鲁晓夫亲访波兰后，意识到局势并没有大使馆通报的那么严重，便取消了原计划，决定向波兰作出让步。毛泽东在事后对波兰驻华大使作了点调解，表示支持波共的纲领，还盛赞哥穆尔卡的政治智慧，赢得了波兰人的好感。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觉得需要中间人的调停来弥合苏联与波兰的分歧，于是便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苏联与几个东欧仆从国的会谈。

刘少奇率领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谈时，秉承毛的意思，建议苏军继续留在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保持华沙条约，警惕反革命，双方对此达成了共识。但多变的毛泽东迅即改了主意。10月29日，他要刘少奇告诉赫鲁晓夫，苏联应该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撤出驻军，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并建议苏方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 这一意见为苏共领导听取，政治局议决从匈牙利撤军并与该国谈判，就连死硬派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也同意了这主张。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承认苏联政府“犯了巨大的错误”，“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并保证“尊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完全的主权”，甚至表示：“苏联政府准备就在匈牙利的驻军问题，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华沙条约缔约国开展谈判。”

西方学者指出，如果苏联政府10月30日的声明早几个月发布，那么后来根本也就不会有人民革命。然而在骚乱发生之后再发表这种声明，便只能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受此鼓舞，本已趋于平静的革命群众再度焕发斗志，到处搜寻国家保卫局的特务并私刑处死他们。在这激进的气氛下，纳吉为了保持在群众中的威信，不能不变得也更激进。在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的同日，他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要求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就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的问题开始谈判。

大概就是这又使得毛泽东再度改了主意。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晤。刘少奇和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让匈牙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中方的意见再次影响了苏共领导的决定。10月31日，苏共主席团在讨论了一整天之后，终于决定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革命。

11月1日，苏军越过东部边界，大举入侵匈牙利。纳吉闻报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世界宣告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请求布达佩斯的外交使团与安理会秘书长帮助匈牙利捍卫其中立。然而这一切努力丝毫没有用处。强大的苏军在几天内便粉碎了人民的自发抵抗，占领了匈牙利全境。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终于被抓到苏联去，在那儿被秘密处决。事变平定后，一共有22,000名匈牙利公民被判刑，13,000名被囚禁，数百名被处决，约有200,000名难民逃到了西方。

苏军悍然入侵匈牙利，大批难民逃往西方，使得苏联乃至国际共运的声誉在西方一落千丈。不但西方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因此丧失了对苏联的同情，公开谴责苏联入侵，就连西欧共产党也发生严重分裂，意共、法共和英共都有若干党魁公开谴责苏联，因而退党或是被开除出党，更有大批党员纷纷退党。

国际共运遭受的这一挫败，跟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未遂共运教皇毛主席作出的贡献分不开。国内学者沈志华指出，毛泽东之所以先主张苏联让步，和平解决分歧，后主张镇压，乃是他原来认为匈牙利是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后来则是要背叛社会主义，其实这估计完全错了，“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当然，没有证据表明纳吉不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在我看来，波匈事件反映的是人民对共产暴政的痛恨。它们之所以发生，直接触媒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那报告传到西方之后，至少是在知识份子中，苏式共产主义便从此失去了欺骗力。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还会相信，一种疯狂到连同志都要大肆屠杀的独夫领导的事业可以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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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胯夫与伧夫治国


芦笛


斯大林死后，苏共新领袖到底是什么样，一时笼罩在迷雾中，盖斯大林生前不容部下插手外交事务，外交一直都由他与莫洛托夫把持。被西方视为斯大林的接班人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从未在世界舞台上亮过相，西方对之毫无了解。因此，在斯大林死后，西方政客们当然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仔细掂量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1954年8月，由前首相艾德礼与前卫生大臣比文（Aneurin Bevan）率领的英国的工党代表团访华。途经莫斯科时，马林科夫在其别墅中设宴款待。客人们便借此机会观察东道主。

代表团员们的印象是，马林科夫“是最有才智的，抓住所谈问题的实质也最快”，“没有废话”，是“极为适意的餐桌邻居”，“有一个令人愉快、富于音乐感的嗓子，讲一口受过良好教育的俄语”。英国大使黑特尔则说，在他听过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中，马林科夫讲的俄语最好。他的讲话组织很好，逻辑严密，其思维方式似更像西式定向。但赫鲁晓夫给他的印象却很糟，他说赫氏“喧嚣吵闹，急躁冲动，多嘴多舌，随心所欲，其对外国事务的无知令人警觉”。据他说，赫鲁晓夫看上去无法掌握比文的思路，以致马林科夫必须用单音节词向他解释。他更急于说话而不是倾听和理解，反应快但并不聪明，等等。因此，代表团都以为马林科夫才是真正的老板，没谁愿意与赫鲁晓夫啰嗦，都以为他不过是个傻子，不会在台上久呆。

即使在赫鲁晓夫当上了“领导核心”之后，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还要情不自禁地感慨道：“这样一个长着一对猪眼睛、话语滔滔不绝的肥胖粗俗的人，怎么竟会变成亿万人民的领袖、雄心勃勃的沙皇？”

赫鲁晓夫讲起话来，确实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根本就没有个把门的，有时连见不得人的内部丑事都会兜出来。另文介绍过，他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literally地吓死了波共第一书记贝鲁特。此后波共忙着埋人，他去出席葬礼。葬礼完后，东道主指望他就此离开，他却留了下来，给高干们滔滔不绝地训话。当有人问起斯大林迫害犹太人的问题时，他竟然盛赞苏联内部实行的限制犹太人担任高官的秘密指标，说什么：

“我们设立了百分之二的指标，那意思就是：各部委、各大学，一切机构，都有百分之二的犹太人。你们应该知道这事。我不是反犹主义者，事实上，我们有个部长就是犹太人，……我们尊敬他，但你必须知道限度何在。”

据与会波共人士回忆，赫鲁晓夫这些话几乎让他们“掉下了椅子”。与会的计委领导就是个犹太人。她给吓坏，低声对另一位波兰高干说：“停止！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再跟他说话了。他什么都不明白。停止！”

最结棍的，当然还是他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演。当时大会正在辩论苏联提出的谴责殖民主义的提案，菲律宾代表发言，指责苏联实行双重标准，在谴责殖民主义的同时控制了东欧。赫鲁晓夫立即要求发言，大骂那位代表是美帝走狗。但那代表不为所动，坚持谴责苏联的伪善，赫鲁晓夫便把鞋子脱下来在桌子上敲。外长葛洛米柯也只好跟着照办，形成了轰动全球的丑闻。至今还有人在考证该轶事的真假（似乎是赫鲁晓夫的孙女，但记不得了），说那不可能，因为赫太胖，没法弯腰脱下鞋子来，云云。

有趣的是，赫鲁晓夫反倒指责他的同僚是不知外交礼仪的白痴。他在中央全会上披露，伏罗希洛夫在接受伊朗大使呈递国书时侮辱了伊朗国王，竟然说什么：“我们也有过自己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人民把他推翻了，没有他，我们照样过得很好。”

布尔加宁也是个白痴，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不是为白痴设置的。”（布尔加宁继马林科夫之后担任过苏联总理）。他多次在外交场合下失言，使赫氏目瞪口呆。1955年，他和赫氏访问印度时，竟将甘地那资产阶级政客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相提并论，让赫氏气得发抖。1956年，他盛赞铁托是个列宁主义者，令苏联极为被动。最绝的是，他和赫鲁晓夫去访问芬兰时，在参观一家农场时，信口评论道，那农舍可以用作完美的军事观察哨所。

“我几乎死了过去”，赫鲁晓夫告诉中央委员们，“‘听着，’我说，‘你胡说些什么？’他告诉我，我是个平民，而他是个军人，‘你是什么样的军人？’我说，‘你开口之前得先想想。俗话说：“在吊死者的家中不要提到绳子。”’”

赫鲁晓夫为何几乎死了过去？那是因为芬兰曾英勇抗击过苏联的大规模武装入侵，那真是自发的人民战争，许多平民参加了抗击侵略者的圣战。布尔加宁那话，在芬兰东道主听来无异于算老账，确实跟在吊死鬼家中提绳子差不多，不过那吊死鬼是成千上万埋骨雪原的老毛子。

这些都是赫氏在莫洛托夫等人发动政变后，在中央全会上与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面对面较量时作出的指控，因而不大可能是虚构。可见苏共中央内的伧夫还不止赫氏一人。

不过，公平地说，赫氏也没什么资格指责他的同僚，盖他有时还不是在吊死鬼家中提绳子，直接就是在人家面前晃绳子。一次西方某空军代表团访问苏联，赫鲁晓夫竟然说英法已经沦为二流国家。朱可夫以及其他在场的苏联官员都至感难堪。朱可夫当时就公开说那话说得太不合适，过后还对美国大使说：“你可别注意那句话。我们这儿办事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不过，老赫有时的粗俗评论却也颇有幽默感。在“反党集团”发动政变前夕，他在别墅设宴款待作家和艺术家们，破口大骂文艺界的“自由化倾向”。正骂得起劲时，有个阿明尼亚的老作家发言，抱怨阿明尼亚买不到肉。赫鲁晓夫一下就跳了起来，质问道：“什么叫买不到肉？没有肉？那为什么在这大厅里就有……”大众随他的手指的方向看去，但见一个巨肥的阿明尼亚党官僚。几天后赫鲁晓夫还余怒未息，咒骂道：“那个阿明尼亚灌肠！”很明显，他认为那人便是个巨大的灌肠，阿明尼亚人既然拥有这巨大财富，就不该抱怨没有肉吃了。

克里姆林宫的新贵们既然是这样一群无教养的粗汉，无怪乎英国人要被有点文化、头脑清楚的马林科夫吸引，误以为他才是真正的老板，在赫鲁晓夫胜出后还不能接受事实，死也不能理解，这样一个粗汉为何竟然成了创造出灿烂文化的俄罗斯民族的领袖。这说明鬼子对东方烂污国家是何等缺乏了解，完全是以己度人，以为那个烂污世界也和文明世界一样，领袖们是靠才能脱颖而出的，却不知道那“反世界”的筛选标准完全是颠倒的。第一、二代领袖是屠夫，爬上去靠的是超群出众的整人杀人的阴谋诡计，第三代第四代则是胯夫，爬上去则全靠超群出众的“钻胯神功”。他们的才能或许有别，但无论是哪一代，都是伧夫，用白话说便是痞子。

例如斯大林的个人才能确实非凡。他虽然不是托洛茨基、希特勒那样具有特殊魔力的天生演说家，却是天生的一流戏子。在与外宾会谈时，他能把魔鬼本性藏得严严实实，给人一种真挚、诚恳、坦率的印象。而且，他头脑敏捷，能迅速从纷乱的事物中抓住实质，三言两语便把问题说清楚。因此，跟他打过交道的丘吉尔、罗斯福都对他印象甚好，甚至在他背后亲昵地管他叫“乔大叔”（Uncle Joe，斯大林名叫“约瑟夫”，其英文等价名为“舅色夫”，简称为“舅”，一般写作“乔”。当年放《孤星血泪》，主角的姐夫就叫“舅”。我旁边坐的一个小青工问我：“这人是不是他的舅舅？”我说，“不是，是他姐夫。”“那为何他要管姐夫叫舅？”我答：“那人的名字叫舅，所以他只能这么叫。”“鬼子怎么会叫这种怪名字？那岂不是大众都成了他外甥？”答：“是啊，野蛮人就这样，没规矩。”）。

然而这位仁慈的乔大叔却在1938年11月12日一天之内便批准了处决3,167个人，就连“人民的敌人”的妻子们也要被枪决。当中央委员、乌克兰军区司令亚基尔（Иона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Якир）大将写信向他哀求饶命时，他在信上批道：“恶棍与娼妓。”莫洛托夫批道：“流氓，杂种，prick（抱歉，我不知道这句骂人话的中文等价物）。”卡冈诺维奇批道：“对他只有一个惩罚：处死！”

这就是党国领袖的公文用语，比起来，江青同志和林彪同志在刘少奇专案报告上的批示简直是文雅之极，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亲切指示“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庶几可以媲美。

据文工团的女同志们反映，伟大领袖样样都伟大。确实如此，他老人家不光是会骂粗口，填“放屁”词，其外交神功和赫鲁晓夫比起来也不遑多让。文革期间有个非洲国家的总统来访（记不得名字了），伟大领袖接见了他。那会谈记录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记得伟大领袖一上来就问那总统，他那个国家在什么地方，那国名他从未听说过，念了好几遍也记不住，云云。接着又劝他没事不要到处乱跑，以免国内发生政变，还引用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先例警告他，说恩克鲁玛来访问中国时，国内发生了政变，闪得他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这话说了还不止一次，简直成了谆谆告诫。甚至在那总统说出“不要紧，我们国内还有人”之后 ，他还要重复。那总统也是吃错了药，当伟大领袖问他到中国来干什么时，他答道，他非常倾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特地到中国来学习文革经验，伟大领袖便毫不客气地跟他说：“我不建议你们搞文化大革命。”那意思就连白痴想来也不会错过：您那朝不保夕的烂政权，也配来学我搞文化大革命？

当时我学习了主席讲话，一口气顿时上不来：这么说，咱们节衣缩食送出无量金钱，又买来一个仇人？有哪个有点起码自尊心的国家元首能容忍这种羞辱？更何况那种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对大国的欺负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那总统回去后，只怕从此要视中国为寇仇。

有趣的是，伟大领袖自己也蒙受过这种侮辱。记得那阵子王洪文同志被他提拔为三把手，仅次于人民的好总理。一次他和王共同接见外宾，那家伙也是个二杆子（记不得是谁了），竟跟伟大领袖说：这小伙子真有趣，你是从哪儿把他找来的？伟大领袖极为不快，答曰：不知道！此后王副主席便迅速失宠，再未参加接见外宾，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二杆子的冒失评论。那家伙，谈论咱们敬爱的王副主席的口气，跟祝贺马戏团经理生方想法从贫民窟里挖来个丑角似的。

若是访问莫斯科的英国工党代表团们明白烂污国家的干部遴选制度，也就不会为马林科夫吸引，为赫鲁晓夫脱颖而出而困惑不解了。在文明世界，脱颖而出的前提是才干，而在反文明世界，脱颖而出的前提是与才能并无直接关系的胯夫神功。所以，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没在少年时代受过良好教育，英国工党的比文的出头天是靠勤奋自学，而赫鲁晓夫的出头天是靠钻“乔大叔”的胯，当然两人的才干学养也就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如马林科夫那样貌似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过是浅表包装而已，骨子里未必强过赫氏，起码后者手上的鲜血没有他的多。在那种烂污世界里，鑽过屠夫或伧夫的胯的“有才智”的胯夫甚至更糟糕，谢皮洛夫就是个例子。

谢皮洛夫是联共内的“知识份子”，在大学毕业后又到“红色教授学院”中深造了三年，自称记得十多部歌剧，包括所有的唱段以及器乐旋律，一点都不错。他是联共的所谓理论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他起草的，赫氏是他的恩公，一手把他从《真理报》主编提拔为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长。他同时还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是苏联所谓经济学权威。所以，他并不是什么没文化的痞子。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文雅、敏感、礼貌的人。

然而这位院士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胯夫，全靠奉承主子发迹。在赫鲁晓夫1955年会见铁托的午宴中，赫氏几次向他证实什么事，每次他都在回答前把餐巾解开放下，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答道：“正是如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注，毛子的名字是：本名—父名—姓，对长辈或长官只称本名与父名，表示恭敬）如同军人正式回答长官一般，让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恶心。

然而这胯夫却专门在背后搜集他的恩公的黑材料。他有个笔记本，专门用来记录高官们在背后议论同僚的鸡零狗碎，所有的人讲的每句话都被他记下来，有用时就抛出来。1957年6月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企图颠覆赫鲁晓夫。当时政治局共11名成员，“反党集团”就占了8人之多。候补委员谢皮洛夫见他们有胜无败，便将宝押在那边，跟着向赫鲁晓夫发难。他拿出那个宝贝笔记本来，将赫鲁晓夫自认为是盟友的人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一一念出来，以此彻底摧垮赫氏的斗志。他甚至还向政治局委员们说，赫鲁晓夫会见芬兰总统时猛抓腋窝，好像有大队跳蚤正在侵扰那个地方！气得赫鲁晓夫几乎闭了气。

这就是那个烂污世界的领袖们。不管是屠夫，是胯夫，都是伧夫，而且还常常是懦夫，什么丑态都可能闹出来。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一手提拔的死党，在上述“六月未遂政变”中，他为赫鲁晓夫辩护，被莫洛托夫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竟然吓得昏倒在地，以致大员们必须把警卫叫进来，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然而就是这种懦夫，居然还统治了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达18年之久，成了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领袖，至今还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最为缅怀的领导人！

被政治入侵了的学术翻译

——谈谈《喇嘛王国的覆灭》中文版的翻译

文/丁一夫

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的现代西藏史第一卷《1913-1951: 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 198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中国藏学界异乎寻常的重视，1993年底就由藏学家杜永彬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2005年还出了新版。当代海外藏学家的著作如此迅速地翻译出版，仅此一例。

早在1994年，就有人请时年90岁的著名藏学家柳陞祺为此书中文本写一评论。柳陞祺先生以视力不佳而婉拒。不久，柳陞祺先生写信给在美国的邓锐龄先生说，对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不能听之任之，“我不想看译本，倒想买一本原书”，“如果不难买到，价格不超过一百美金，倒想托你代买一本，我有美金可以还你。”（《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下集）

这倒引起了我对中文版的好奇，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能够读到的是中文译本。粗粗地浏览了一遍中文版，我不得不说，这本得到国内政界学界高度评价的中文译本，像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大多数藏学译著一样，是一本有问题的翻译。

英语不足还是学养不足

打开中文版，第一页，前言，第一节，说的是辛亥革命事起，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流亡中归来，驱逐了清廷派出的官员和入藏川军，开始了为期39年的独立时期。中文版说：“中国从未接受过这种状态，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有效地恢复了其对西藏的控制。”具备起码的近代藏史知识的人，读到这一句都会愣住，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众所周知的史实，或者说，根本和史实相反。这短短一节里，几乎每一节都有问题。谁都知道，被驱逐的清廷官员以驻藏大臣为首，那不是“汉族官员”，“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说法也很奇怪，不想上十分钟，你就想不出译者为什么会这样翻。【1】

中文版第五页，“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经受了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外来威胁，它们从未承认达赖喇嘛履行对西藏统治的权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完全不是事实。于是找原书核对。原著说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经历了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对他的统治的外部威胁，他不再能把行使对西藏的统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高枕无忧的了。【2】这一句中，主语始终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译文的下半句改换主语为“它们”（中国和英国），是把句子结构看错了。可是，我仍然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译。如果译者英语不足，翻出来的中文句子总该懂，而这中文句子的内容错得一目了然，译者作为一个藏学家，总应该看得出来的吧？

还有一些错误，不需要很好的英语，也不需要藏学知识，凭常识就可以判断了。

三十年代，英印政府派出拉萨的一个官员叫威廉逊，他在拉萨生病，拉萨政府拒绝英印政府派出飞机到西藏来救助他。这是近代史上一件很有名的小事。中文版第208页，“这时威廉逊的病情更加恶化，1935 年11月18 日他因小便失禁而死。”“小便失禁”是一种症状，有谁是因小便失禁这种症状而死亡的吗？【3】

还有一例也是凭常识就可知道翻译有问题，不需要核对原文，错译显然来自于英语能力不足。

中文版第395页说，据说“是当时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头目黎吉生首先把热振的请求带给国民政府而引起大札摄政的注意的。” 这很不合逻辑，英国外交官黎吉生怎么会去把热振的请求告诉国民政府而引起热振的政敌大扎摄政的注意呢。原文的意思是，据说是黎吉生让大扎摄政注意热振向中国人发出的请求。【4】错译的原因是没有分析好句子里接连两个“to”。至于此书中为什么把西藏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英国官员黎吉生一次次地译成“头目”，我们就只能猜测了。

还有一些错译，涉及藏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文本居然把内容完全译反了。

中文版第434页，“大扎否决了上述提议，指令噶厦将刑罚更改如下:‘虽然理所当然应考虑判定为重罪，但是我请求施用刺目的刑罚，这是出于年轻的达顿喇嘛长寿的考虑。这是我个人的判决。’接到这道命令时，噶伦们对大札摄政对企图杀害他的政敌表现出的宽大仁慈感到吃惊，…”中文读者读到这一段，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这西藏的大扎摄政是够残酷的，他下令挖政敌的眼睛，而手下的人竟然还为如此宽大仁慈而吃惊。那么让他们不吃惊的刑罚更不知有多残酷呢。中文读者自然不会料到，译者在这里没有把“撤销”这个词给译出来。他说的是“我请求撤销刺目的刑罚”。【5】这样的错译是不可接受的。

再如，中文版第446页，西藏派出一个代表团，申请英国的签证，中国方面强烈反对英国发放签证。英国外交部有人说：“我们的看法和主张是，如果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将不顾西藏政府所提出的不应发放签证的明确请求，我们不可能再维持西藏自治的立场，并对我们维持其自治的立场作出解释。”西藏政府怎么会提出请求不要给自己发放签证呢。有谁到外国领馆去申请签证的时候请求说不要给我发放签证的？那不成了精神病了？原文的意思是，如果英国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不给西藏代表团签证，那么英国就不能继续维持其西藏自治的立场，不能说自己是支持其自治的了。【6】

阅读译本的经验是，如果你觉得中文句子不通，或者不知所云，那么，多半是原文没有读通。

中文本第448页，“问题是最大限度地鼓动中国公众发表意见，显然是希望避免任何国际团体对西藏的地位进行调查。” 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是“最大限度地鼓动中国公众发表意见”这种事情？原文很简单：最令中国人不安的事情显然是一种焦虑，即要避免任何国际团体来调查西藏的地位。【7】

二次大战后，西藏派出代表团要求访问美国，遭遇很大困难。中文本第491页说，“国务院通知其驻德里大使:申请访美之事可以允许，但是只是在西藏人处境极为不利的特殊情况下才能这样做。美国大使还得到特别指示，要他依据西藏的护照颁发签证”。这一小节几乎每一句都译错了。【8】

有些地方翻得不好，看来既不是英语不足，也不是知识不足。例如中文版第609页，“这种权力的变化和转移是因关于中国驻印度大使的第一点建议的变化而肇始的。” 原意其实很简单：这种权力转移，一开始是突然推翻了针对中国大使第一条建议作出的决定。【9】

还有一些地方，原著说得很清楚，内容也非常重要，中文翻译却极为误导。中文版第623页，英国外交部研究了“宗主权”一词的含义。这是有关西藏之国际地位的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概念。“英国外交部在考查了这种区别之后得出结论:所有证据都表明，西藏不仅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还具有其自身的明确的国际身份。”可是，英语原文有一点很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不同：英国外交部得出的结论是，西藏不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还具有它自己明确的国际身份。【10】译者只是没有把“not merely” 这个短语译对。

从翻译的角度说，这样有问题的翻译比比皆是，如果有耐心逐句核对，几乎每一页都可以找出一些来。现在我理解柳陞祺先生的话了：“我不想看译本，倒想买一本原书”。

政治对学术的入侵

尽管如此，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有一本中译本总比没有中译本要好。现在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大多数中国人了解西藏的读书条件，却远远比不上海外英语读者。

从翻译的角度出发，由于语言上的困难而造成的中文版缺陷，都是应该谅解的。翻译是助人的事，出力多而得利少，很容易吃力不讨好。在两种语言之间被动地工作，是很辛苦的事情。语言的知识和能力，谁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多年苦读，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改善出来的。所以，我原谅任何纯粹翻译的失误。我有理由相信，任何译者，都会进步，都会译得越来越好。我有耐心等待译者的下一部译著会好得多。

但是，我不能原谅的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

所谓翻译，尤其是学术性翻译，更尤其是当代西藏史这样充满争议的领域里的学术性翻译，读者有理由要求翻译者把原作的意思准确地进行语言转换，让不懂英语或者没有机会读到英语原著的读者，能够用中文读到英语作者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给我们一个中文文本，但是我们要求从这个文本中读到的是原装的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而不是经过中国藏学家杜永彬修改了的戈尔斯坦。由于语言或知识的原因翻得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你翻的时候不可以修改。你翻的时候修改了，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那就不再是翻译，那叫篡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文版第484页，有一节开头就说，“历史发展表明”；中文版第612页，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西藏统治集团”一说。我感觉好奇。这种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框架下的典型说法，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用的英语原话是什么呢？只好再去翻原著。结果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是译者凭空加上去的。【11】

另外有一些地方，可以明显看出译者的汉文化立场。比如，藏人有医生，作为藏学家总应该知道藏医。翻译成“佛医”是不对的。藏文化和西藏历史中，请示神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能理解藏人文化心理中的神喻，你就无法理解西藏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无法理解藏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认识。本书译者把乃穹活佛翻译成“神汉”，是把这种对象比附为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了。

还有一些很容易被中文读者忽略的细节，却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政治对学术翻译的野蛮入侵。

中国的中文读者可能因为已经习惯而不再留意，海外中文读者可能因为事情分散而没有注意，在中国的当代汉语行文中，宣传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些语言规则，这些语言规则甚至已经成为写作者的习惯，演变成人的本能。有些题材是不能形成文字的，有些词汇是不能出现在文章里的，有些政治规则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恪守的。比如，中国大陆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那么，在你写到台湾的时候，属于一个国家才有的一切，比如总统、立法院、行政院，都得打上引号，以示“不合法”，“不予承认”。这种规则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很多人在引用台湾人自己的话的时候，也给其中的此类词汇打上引号，等于强行代表被引用者也必须“不予承认”。

不幸得很，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于是在戈尔斯坦这本洋洋八百页的中文版中，这一规则得到了普遍的实行。

在1951年前的西藏，除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以外，西藏还有一个“民众大会”（有些著作中翻译为“国民大会”。）这是一个类似于议会的“议政机构”。这一机构本身没有行政权力，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的人也不是平时位高权重的僧俗官员，但是每当遇到重大事件，这一机构就体现出举足轻重的份量。民众大会典型地表明了具有悠久历史的西藏社会和政体，已经发展出复杂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而且，它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种东西，这说明西藏的政体完全不同于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

不知译者出于什么考虑，在戈尔斯坦著作的这本汉文版中，凡是民众大会，统统打上引号。甚至在全文引用民众大会对外公告的落款签名处，也给“民众大会”四个字打了引号。问题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打上引号，问题在于，这个引号是戈尔斯坦原著中没有的。标点符号是句子的一部分。引号在当代英文和中文中是如此重要，英美国家的公共演讲中，演讲者常常要把引号读出来，有时候还辅以手势，表示那些字句是打了引号的。在没有这个引号的地方，硬加上一个引号，这就不是翻译，而是篡改了。【12】

在中文版中，这些机构所带的引号显然表示其“不合法”，因为中国政府不承认那个时期西藏“事实上”的独立状态。戈尔斯坦在此书中介绍，1942年，由于外交事务大大增加，噶厦决定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尝试过的“外交局”。外交局的存在，说明西藏在行使独立的外交活动，那正是一个独立国家才有的。可以理解，这会使一些中国学者不愉快。可这是史实，更何况，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在他自己的著作中阐述这一史实。我们这本中文版的译者却毫不含糊地给凡是出现“外交局”的地方都统统打上了引号。更有甚者，在戈尔斯坦大段引用西藏外交局的对外信件的时候，译者在外交局落款签名的地方，也不客气地给外交局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这样的做法，其蛮横几乎可以和中国政府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相媲美，简直匪夷所思。【13】

同样，西藏政府派出的"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一律打上了引号。奇怪的是，同样性质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待遇要好一点，在标题等重要地方是带引号的，在文字段落里有时候有引号，有时候却没有引号。是不是因为“商务代表团”听起来是做生意而不是搞外交，因此可以容忍一点？其实读了此书的人都知道，西藏商务代表团是西藏政府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

这些原著中本没有的引号，却遍布中文版全书，显然是中文版的行文规则，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然而，我却很难理解，译者作为一位专业的藏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相信中共的宣传部或者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会给藏学界及出版社明确指令，在出版物里这些词汇必须打上引号。作为一个学者，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也可以在适当的场合表现自己的爱憎好恶，但是，现在你是在搞学术翻译，不是在做文艺创作。中文读者读了这样的中文版以后，得出的印象必然是，连美国当代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在其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都认为，西藏的这些政府机构是“不合法”的。可是，这并不是戈尔斯坦英文原著中的原意，这种印象是译者通过对中文译文的添加而刻意加给读者的。这是在利用外国原作者的学术声誉欺骗中文读者。这样做，为严肃的学术翻译所不允许，为正派的学者所不齿。这个道理难道很不好懂吗？

此书中文版的迅速问世，得到国内藏学界王尧、耿升、张祖基，多杰才旦、邓锐龄、丹增伦珠、高淑芬等等众多先生的出力相助和推荐，藏学界重镇王尧先生为之作序，戈尔斯坦为中文版写了前言。初版后，1995、1996年两次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2005年又出了新版。戈尔斯坦不通中文，是否了解中文版的政治色彩，我们无从猜测。我想不明白的是，国内藏学界那么多学者，历时十余年，怎么就看不出此书中文版的问题呢？即使手头没有英文原作，中文内容和语句的错误如此明显，怎么会看不出来？遍布全书的引号，在在表现出政治对学术的野蛮入侵，学者们怎么能心安理得？

此书中文版问题的受害者，是中文读者。译者及其师友学长，欠受骗的中国读者一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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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著P XIX: In 1912-1913, the 13th Dalai Lama returned to Tibet from exile in India (see Map 1). His ragtag volunteer force expelled all Chinese officials and troops from Tibet, reestablished his rule, and began a thirty nine-year period in which Tibet held total control over its ow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China never accepted this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Republican and Kuomintang governments worked to restore Chinese control. They were unsuccessful, however, and when Chiang Kai-shek fled to Taiwan in 1949,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lone still controlled Tibet.

【2】原著P43 The 13th Dalai Lama also experienced external threats to his rule from both China and Britain and would never take for granted the exercise of his right to rule Tibet.

【3】原著P270 Williamson's condition worsened, and on 18 November 1935 he died of chronic uremia.

【4】原著P474 that it was H. E. Richardson, the head of the British Mission in Lhasa, who first brought Reting's request to the Chines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regent.

【5】原著P515 Taktra overruled them, instructing the Kashag to change the punishment as follows: "Although the verdict is reasonab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rimes, I request that the punishment of taking out the eyes be withdraw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young Dalai Lama's long life. This is my personal verdict." On receiving that order, the shapes expressed surprise at the leniency the regent was showing to the enemies who had tried to murder him.

【6】原著P528 Our view is that if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we were to disregard the definite request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at visas should not be granted we could no longer maintain the position that Tibet is autonomous and give account of our support in maintaining its autonomy.

【7】原著P530 The matter that is agitating Chinese minds most is clearly anxiety to avoid having the status of Tibet examined by any international body.

【8】原著P577 the State Department notified the U.S. Embassy in Delhi that the proposed visit was permissible, but only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that were very unfavorable to the Tibetans. The embassy was specifically instructed not to issue U.S. visas on the Tibetan passports.

【9】原著P701 The beginning of this shift in power was the sudden reversal of the
decision regarding the first point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s proposal.

【10】原著P716 On both these counts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concluded that all the evidence showed that Tibet was not merely a portion of China but, rather, had a clear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her own.

【11】原著P580, p704。

【12】中文版第460页。

【13】中文版第534页，538页等。

（感谢丁一夫先生赐稿在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2/blog-post_20.html发表。）

謝田：华尔街灭火和中国经济崩盘

2010-02-17 　


作者：謝田 　

真相离世人越来越近，世界对中国越来越不信，这是中共当局最为恐惧的。北京对外界批评有个指责，颇具中国特色，说外人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对“说三道四”耿耿于怀，终于有反唇相讥的机会了。日前中国组团几位经济学家赴美，给华尔街银行家“上课”，反映了跨太平洋微妙的互动。
　　
人多力量大的专家团

“人多力量大”虽然过时，影响尚在，人海战术居然用到学术和商业界了。其实，中国经济学家给华尔街上课，如果说的有道理、有说服力，来一个专家就成；甚至半个专家也够了。来多了也不是不行，来两个意见相同，也说得过去；三、四个持统一观点，就难以理解。一下子来六个，并且六人的观点一致，就未免令人生疑。

学术界中，经济学家各执一词、意见相左，最闻名遐迩。中国经济错综服杂，六个专家异口同声，同唱一首歌，合着中南海的调子，怪不得美方在上完“课”之后，还是半信半疑。

其实，坦称的美国佬已告诉客人，中国学者如能坦率一些、真正指出问题所在，他们反而会“更放心一点”。中国学者异口同声，在遮盖什么呢？何以恰恰在“中国经济崩溃”的预测纷纷出台时，急于华尔街灭火？

崩溃的种种说法

《新闻周刊》预测今年十大事件，第二件就是中国经济崩溃。《新闻周刊》预测中国股市和房市产生泡沫，最后导致崩溃。《福布斯》去年12月也指出，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和20年前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前夕没什么两样，两者都以借贷和哄抬房地产价格引发的资产泡沫为特征。

西北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维克托·施(Victor Shih)更是直截了当，说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个“庞氏骗局”，骗局由央行主导，一面印钞票安抚，一面大肆敛财。

成功预测安隆(Enron)倒闭的查诺斯(James S.Chanos)也说，中国去年的刺激政策导致产出供过于求，银行坏帐风险升高，因而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自信的查诺斯还放空中国水泥、煤炭、钢铁等相关公司的股票，希望从崩溃中获利。如果查诺斯悄悄放空，也许真能赚一笔。但他放空后还很高调，让中共丢了丑。熟悉中共的人，恐怕就不会押他的注了。

崩盘判断的偏颇

西方判定中国经济崩盘，有理性的分析，但缺乏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查诺斯从去年夏天开始研究中国经济，这倒不是问题，后来居上也有。但他把中国经济和政治分开了，所以他的结论按正常社会的逻辑去推，可能非常正确，但用在中国市场，就会出偏。

查诺斯描述的“中国超额信贷规模之大，全球无出其右”，的确是中国经济出现麻烦的根源之一。但对付信贷扩张，红朝运作自如。君不见几年前那么多银行坏账都被悄悄转移，从“优良资产”中剥离，并成功推销出去了吗？这次超额信贷的坏账，规模当然更大，但中共重施故技，处理它应该不是问题。

判断偏颇的原因，是不了解中共治下的运作，以为它跟正常社会一样，货币发行过多，就会通货膨胀；商品供给过多，价格就会下降；银根略有放松，贷款必然增加等等。中国经济如果按西方的模式去推，肯定是会崩盘的。

但哪天西方也许会惊奇的看到，中共又一次从崩溃中“缓”了过来，西方经济理论又一次“失灵”。这是因为，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它就会拚死命去保持这个畸形的经济不会“崩溃”，保证这个已经烂透了的苹果衣着光鲜；中共会倾尽全部国力，继续营造繁荣的假象，直到假象和骗局最后被完全揭开。

国寨也会装模作样的运用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杠杆如“利率”、“银根”、“准备金”等来调节。但这些自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在极权面前什么也不是。假杠杆的运用，更有欺骗性，中南海一句话，就会令其变成一纸空文。经济问题一旦涉及中共存亡这个根本，就会被弃之不理。

究竟怎样崩盘

既然如此，中国经济会因此而永不崩溃？当然不是。笔者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不会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按经济规律崩溃。而且，中国经济的崩盘，不只是经济层面的事，它一定是伴随着更大、更深刻的社会变革而来的。

在中国经济一天天被权贵阶层、太子党集团、依附权贵的知识界附庸等日益掏空、反覆榨取之下，崩溃是必然的。但因为“保几”之类政策背后的努力，它会以一种出人意料、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展现，而不会以正常社会的经济萧条、衰退等方式体现。

西方专家的预测，一定是会落空的。落空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低估了中共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生存，会不惜鱼死网破、破釜沉舟，把全中国社会、人民、和经济，都一起拉下水、拉入万劫不复地步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熟读“九评”和对中共有极为深刻认识的人们，才会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有些西方人还是明白的，或至少在明白之中。法国人最近就说到了点子上。法国时事评论杂志玛丽安发表评论文章，作者是政治学者瓦莱丽·尼凯，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最大敌人就是中共》，认识到了中共是中国的绊脚石。

一位网友留言说，“中国经济如果不崩溃的话，就没有天理了。”这话说对了，因为违背了天理，国人才有如此深重的苦难；而天理不昭，问题就不会解决。天理昭昭之日，崩溃的就不只是中国经济，导致崩溃的源头－中共本身，会率先崩溃。

耶鲁金融教授罗伯特·席勒是房地产席勒指数的发明者。他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缺乏一个像美国大萧条的“坏故事”。无论是普通购房人、投机者、房地产商和各级政府，都沉迷于好故事的情节里。“中国需要坏故事的警醒，否则非理性繁荣持续越久，其破坏力就会越大。”诚哉斯言。

那个“坏故事”会是什么呢？要看对谁坏。退党引发中共崩盘，带动经济崩盘，安知不是“故事”一则？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at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0/02/18/his-holiness-xiv-dalai-lama-white-house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at the White House

Posted by Jesse Lee on February 18, 2010 at 04:40 PM EST

Press Secretary Robert Gibbs said of the meeting today:

The President met this morning at the White House with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The President stated hi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s unique religiou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for Tibeta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sident commended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approach, his commitment to nonviolence and his pursuit of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President stressed that he has consistently encouraged both sides to engage in direct dialogue to resolve differences and was pleased to hear about the recent resumption of talks. The President and the Dalai Lama agreed on the importance of a pos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esident Barack Obama meets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 the Map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8, 2010. (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Pete Souza)

领导要的不是精彩，是万无一失

http://www.mobypicture.com/user/iMaizi/view/602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