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呼呼呼二十年，到日子了

1989/5/19：李相国的“连一点电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
写稿的秘书够枪毙一万次的，写那么长那么拗口的复句，想把李相国憋死啊？

1989/5/19：赵摄政的“老了无所谓”

赵摄政十年后翻案黑材料

六四军人列传

黄河清（西班牙）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archives/295534.aspx

九曲澄曰：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6·4”镇压屠杀学生和平民的决策者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
1989年5月17日晚，在邓小平北京寓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名常委对北京是否戒严投票表决，李鹏、姚依林赞成，赵紫阳反对，乔石、胡启立弃权。5月18日，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遭排除；会议讨论决定了戒严部队的组成。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兵组成，刘华清任总指挥。
戒严部队由解放军以下部队组成：陆军第38集团军、24集团军、27集团军、28集团军、63集团军、65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空军第15空降军（隶属广州军区），第23集团军、39集团军、40集团军、64集团军（隶属沈阳军区），第20集团军、26集团军、54集团军、67集团军（隶属济南军区），第12集团军（隶属南京军区），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备部队，武警北京市总队，天津警备区坦克师。总计20至25万人。除第54集团军外，其余部队都在6月3日21时开始陆续接到开枪镇压的命令。
戒严部队从总指挥、军长到士兵，在这一场旷古未闻的军人“征伐”平民的战争中，表现不一，遭际有异。有心怀悲悯，不愿屠民而抗命者；有以服从为天职，坚决执行命令者；有以坦克碾人为乐残民以逞全无心肝者；有被愤怒的市民痛殴致死者……。
兹择其著者略记，所据系中共公开报道、讲话和出版的书籍以及海外公开出版物和网络。不一一注明出处。已昭示天下者怵目惊心，然只是极有限的一部分。历史将记住这些人和事，善人、恶人，好事、坏事。历史绝不会背着“六四”走过去。“六四”解放军镇压屠杀平民百姓和学生的真相完全彻底大白于天下，有赖档案解密，有待当事者、知情者吐实。
限于条件和水平，多有错失遗漏，谨致歉；不过以聊胜于无自勉，期有心人知情者指正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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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刘华清、上将迟浩田、少将张工（“平暴”指挥者）
·上校罗刚（指挥坦克碾死11人者）
·大校佟大刚、大校谢双喜、军士赵斌（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者）
·上尉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中校军官（近距离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者）
·少将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将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校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18名军人的死亡
·中将徐勤先（抗命不从者）
·大校许峰（躲藏变相抗命者）
·少将何燕然、少将张明春（变相抗命者）
·第28集团军官兵抗命
·少将傅秉耀（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少将吴家民（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上士齐金贵（“6·4”后投寄抗议信遭判2年）
·士兵汪全胜（遭民众殴打致疯者）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受广场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保护者）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佚名战士（用高射机枪打跑传达军委首长命令的直升飞机者）
·第12集团军一名战士的信（配备130发子弹）
·中尉李晓明（讲述亲身参与“平暴”经历者）
·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7上将与罗点点（联名上书者）

·刘华清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1916年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戒严部队总指挥。1989年6月4日中午12时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坚决还击”一般被解读为“开枪”。这架直升机是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派来的。“6·4”后，刘华清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迟浩田
迟浩田，山东招远人，1929年生，中央军委委员，1989年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三巨头之一。“6·4”后升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96年迟浩田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美国，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该校学生就1989年“6·4”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回答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迟浩田在《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的内部讲话公然宣称对美国“清场”时，要将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也一起“清”掉。理由是这些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太深，如果留下他们，今后还要搞运动改造……。迟嘲讽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的人“太迂腐，太不讲实际了。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怎么能解放全中国。”

·张工
张工，山西原平人，1935年生；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在戒严部队镇压屠杀平民学生的全过程中不断对外发言：解放军战士如何遭到暴徒殴辱毒打杀戮、如何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如何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如何没有杀死一个平民学生云云。张工是解放军内的“袁木”。“6·4”镇压屠杀翌年7月，张工军衔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擢任北京军区政委，1998年晋升为上将。

九曲澄曰：“6·4”开枪命令究竟谁下，至今无人承认。公开的说法扑朔迷离。中共文职以至军人上下，从元凶邓小平，巨恶李鹏，帮办杨尚昆、姚依林、陈希同，坐镇刘华清、迟浩田、周衣兵、张工诸人，皆系古语所云“无胆匪类”者也。

·罗刚（指挥3辆坦克在六部口追逐碾压11人死亡者）
罗刚，陆军第38集团军坦克第6师上校团长。1989年6月4日清晨，罗指挥三辆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逐碾压学生至11人当场死亡或成肉酱，伤者众，未能统计；现查明姓名单位者死5伤9。部分死难者是被这三辆坦克挤死的。他们在坦克到达前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也已经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腾出了路面；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罗刚事后著文“红墙外的较量”，宣扬自己在六部口指挥坦克镇压“暴徒”的功劳。该文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的《戒严一日》书中。

·佟大刚、谢双喜、赵斌和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
佟大刚，38集团军112师大校副师长，46岁；
谢双喜，北京军区装甲兵部大校副部长，48岁；
赵斌，003号装甲车专业军士驾驶员。
6月4日凌晨1时许，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疑轧死伤多人后，开到了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附近卡住了，只能在原地转动，无法行进。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铁盖，继而用棉被蒙铁盖烧。大火烧了十余分钟，佟大刚、谢双喜在装甲车里忍受不了高温，先爬出来逃命，接着驾驶员赵斌也爬了出来。愤怒的民众围住佟、谢、赵殴打出气。有人劝阻无效。十余名学生迅速挤了上去，挽手成一个包围圈，将3位军人围在中间，还有学生紧紧抱住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军人保护，苦苦劝说在场的民众冷静：不要伤害军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好几位学生被愤怒的民众误伤而血流满面。佟、谢、赵3军人在学生的保护下被送到了广场北京红十字会临时急救站，得以保全性命、治疗殴伤。
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文章，其中有对佟大刚、谢双喜和003号装甲车的描述：
“某师副师长佟大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长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掉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突然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
佟大刚自己撰文“浴血金水桥”（文载《戒严一日》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11月），其中引用003号装甲车驾驶员赵斌的回忆文字曰：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处从路旁窜出两个人，拖起一个隔离墩直朝我车跑来，我先是一怔，怎么办？躲，对方也会左右移动，随车而变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门，方向丝毫不变，径向前冲。每隔十余米路上就有一处路障。我开动脑筋，正确分析，果断处置，能撞则撞，能轧则轧。说心里话还是躲得多。因为每撞一个障碍物，象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
“六四”后，佟大刚升任北京军区副总参谋长，授少将衔。

·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李勃，38集团军112师技术部修理科上尉助理工程师，北京人，1961年生，1976年入伍。6月4日凌晨率322号装甲车第一个挺进天安门广场。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中校军官（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
6月4日凌晨2时许，戒严部队一中校军官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前率队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天安门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北京体育学校学生）目睹同学中弹倒下，情绪异常激动，撩起体恤衫，露出胸膛，对着距离约10米的这个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要杀就先杀死我！”中校军官闻声举起手枪，连开3枪，两枪击中张健。张健未死未倒，强撑着盯着中校军官近半分钟，再喊：“你再开一枪，你再来！你没有将我打倒，你再来！”

·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张美远，38集团军少将副军长。在军长徐勤先抗命后，张美远受命率军进京“平暴”。 38集团军军史记载：“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美远在“六四”后升任军长，授中将衔。第38军大批官兵立功：8人“共和国卫士”、4人“卫国勇士”、27人一等功、131人二等功、1311人三等功。

·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
左印生，15空降军副军长。几乎与38军同时，15空降军经由永定门、宣武门、珠市口、前门从南面杀进了天安门广场。15空降军属于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武器装备最先进。在向天安门挺进的过程中，一直以班为单位，形成一个方阵，人手持枪，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杀气腾腾，开枪挺进，沿途打死打伤许多民众。从珠市口到前门这一民居密集、地形复杂、民众拦阻最顽强的地段，15空降军毫不留情、凶悍异常地以密集的枪弹开路，仅仅15分钟就杀到了前门，先头部队于6月4日凌晨1时25分挺进天安门广场东南部。15空降军杀进天安门广场后，继续开枪杀人。已查实者，北农大园艺系研究生戴金平就是被15空降军枪杀在广场东南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
15空降军副军长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43旅旅长李家洪、43旅旅政委赵金奎、44旅旅长武运平、44旅旅政治部主任樊友义，在“六四”后皆得升迁。
15空降军和38集团军是“六四”镇压屠杀学生市民最凶狠的虎狼之师。

·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赵勇明，27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少校参谋，江苏南通人，1957年生，1976年入伍。奉命率领侦察分队捣毁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18名军人的死亡。
九曲澄曰：18名在“6·4平暴”中死亡的军人，有15人被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中共在北京开表彰大会，请来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家属，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刘华清、迟浩田诸政要接见慰勉有加。中共下令中央各部门、国务院政府各部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大张旗鼓地劳军慰问。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3位“共和国卫士”的画像和雷锋、赖宁等英雄人物一起，张贴在全国各中小学教室里。未几，各学校受令撤下画像，不再张贴。他们的“平暴”英雄事迹也不见再行提起，宣传部门、媒体奉令不再宣传、举办纪念活动。
15名“共和国卫士”的死亡全部在6月4日凌晨后，也就是说是在6月3日21时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屠杀了大批学生市民后。18名军人死亡者的原因无论是愤怒群众的报复性毒打，还是自伤或意外，他们都是被利用者，是中共“6·4”镇压屠杀祭坛上的牺牲。愿他们的亡灵安息。

·39集团军116师某部战士某
该名战士在由山海关向北京进军“平暴”途中，给连长买汽水，被自己的军车撞死。“6·4”后，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战士某
该名战士于6月7日随部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后，驻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校内，一名士兵在驻房内擦枪走火，将他打死。团里报告上级说是被“暴徒”打黑枪打死的。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陈XX（第一位“共和国卫士”）
陈XX，某军宣传干事，5月22日乘坐军车撤退，拦阻的群众欢呼时陈干事挥手致意。因军车突然发动，陈干事被摔下车致死。当时各报都做了如实的简短报道。两天后中央军委突然授予陈XX以“共和国卫士”称号。陈XX成了1989年“6·4平暴”第一位“共和国卫士”。军报改口报道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致死。当时引起学生方面强烈抗议。

九曲澄曰：老谋者深算早筹，未雨前绸缪已备。娃娃们天真可爱，众黑手自诩应愧。

·刘国庚
刘国庚，63集团军通信团4连1排军少尉排长，山东莱阳人，1964年生，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重庆通信学院。6月4日凌晨5时许，刘在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被群众打死，肠子被划出，尸体遭焚烧。
民间说法：刘国庚用手枪打死4人后被市民围住打死，尸体被焚烧。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崔国政
崔国政，39集团军116师347团炮兵营榴炮2连6班下士战士，1968年生,，1987年入伍。官方报道，崔于6月4日凌晨4时40分牺牲于北京崇文门天桥。崔始被群众围住毒打，其中“暴徒”赵耀堂“掏出一把长约l 5公分的水果刀上前乱刺”，“赵身边一个穿皮夹克、身高1﹒80米左右、操北京口音、约20岁男青年，……赵与那名暴徒一起往崔国政身上倒汽油。……赵用火柴点着了崔国政的裤子。约10分钟后，因绳子烧断，崔国政掉在挢下，昏死过去。
民间说法：崔国政与同伙在崇文门天桥上利用有利地形打死打伤多名群众，后被愤怒的市民抓住处死，尸体被焚烧并悬挂于天桥上，其同伙逃脱。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李国瑞
李国瑞，武警北京总队2支队1中队通信班上等兵，内蒙古赤峰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4日凌晨在阜成门一带掉队，5时许，被群众打死在阜成门立交桥上。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
王其富，38军炮兵旅5营营部无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出生，1986年入伍；
李强，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1班上等兵，西安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
杜怀庆，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3班下士战士，河北清河人，1967年出生，1985年入伍；
李栋国，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下士副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生，1986年入伍；
王小兵，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上等兵，西安人，1968年生，1987年入伍；
徐如军，38集团军炮兵旅5营3连有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7年生，1986年入伍。
王其富等6人，都随部队参加北京“平暴”。6月4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军车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翻车导致油箱爆炸，“我们10名战士全被车上的防爆器材砸在车里。车厢前头的5名战友都被死死地砸在车底挤在一起。一点也不能动。”6人身亡。后来军人收尸时用铁锹铲他们的尸体，引发围观群众强烈指责收尸不人道。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王其富等6人“共和国卫士”称号。称他们：6月3日晚9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运送防暴器材，王其富等10名战士乘坐一辆军车前往天安门执行任务，车行至翠微路口时被“暴徒”拦截，遭投掷石头、燃烧瓶、火把，油箱爆炸，其中6名战士壮烈牺牲。云。

·马国选
马国选，54集团军162师炮兵团6连代理排长，河南人，1967年生，1985年入伍。6月4日凌晨1时许，马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锦伟
王锦伟，54集团军某团后勤处战勤中尉参谋，河南太康人，1963年出生。6月4日凌晨王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带。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刘艳坡
刘艳坡，武警北京总队1支队1中队列兵，河北襄城人，1971年生，1989年入伍。6月4日凌晨2时许被群众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于荣禄
于荣禄，39集团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1967年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牺牲于赴广场采访途中。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民间说法：于荣禄违反部队规定，自行脫下军装，换上便衣前往天安门广场拍摄战友“平暴”照片，遭戒严部队误以为学生平民拍照而射杀。

·臧立杰
臧立杰，39集团军115师某团7连2班战士，黑龙江嫩江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7日10时许与同伴乘军车路过建国门时被外交公寓里精确的远距射击击中面部身亡，大批军队随即包围并扫射外交公寓。翌日，各国大批外交人员和家属离京返国。于建国门外大街附近死亡。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景生
王景生，39集团军某团1营1连3排排长，河南南阳人，1966年出生，1984年入伍，1988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1989年7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故
1990年2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徐勤先
徐勤先，中共第一王牌军38集团军中将军长。1989年驻军保定，学潮期间，受命率军进京“平暴”。徐勤先因病住院抗命，“这个兵我不能带”，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六四后，徐勤先被判处5年徒刑。在军事法庭上，徐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不是人民的罪人，就是人民的功臣！”现居北京。有说刑期非5年，获释后患病，现已亡故。

·许峰
许峰，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奉命进军北京城区“平暴”。许峰消极抗命，拖延行进。许峰曾化装进城到天安门广场察看情况，回来后对部下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116师除1个团外，其余各团6月5日才到达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其它部队的押解下。

·何燕然、张明春
何燕然、张明春，第28集团军军长、政委。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何、张奉命率军进城“平暴”。何、张消极抗命，拖延行进。6月4日清晨部队尚在西长安街木樨地，遭民众拦阻，不强行挺进而顺势停滞不前。28军在六四屠戮中普遍抗命，比较温和，同何燕然军长、张明春政委的态度有关。

·第28军官兵抗命
1989年6月4日上午，奉命进北京城镇压学潮的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该部队官兵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28军官兵，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

·傅秉耀
傅秉耀，第39集团军军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傅奉命率军进城“平暴”。傅接到可以采取一切措施的命令，并得知其他部队已经开枪后，在战前动员大会上说：我这个老兵也是第一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我请求大家把枪口抬高一点。

·吴家民
吴家民，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据该军118师一名战士说，吴家民在向部队下达挺进北京城的命令时，亲自训话：“我活了50多岁，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军事行动。军令如山，不过，弟兄们，我求求你们，进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把你们的枪口抬高一寸。”
就已经知道的军人挺进北京杀人情况，至今未有第40集团军开枪杀人的具体案例。

·齐金贵
齐金贵，解放军驻云南部队某坦克团上士播音员，“6·4”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的名义，书写了十多封抗议信，寄给各级政府机关。遭军事法庭判处两年监禁，关押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流亡法国的诗人艾鸽最近著文披露这一史实，艾鸽说：齐金贵对他说过“我也是军人，如果派我去执行戒严，我死也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开枪。”

·汪全胜
汪全胜，第38集团军某部战士，祖籍湖北，1969年生于长沙，独子，有4位姐姐。1989年汪参加北京“平暴”战斗，遭愤怒群众殴打致脑震荡，获中央军委授予“”称号，参加“平暴英雄事迹报告团”；汪父母受到省军区首长接见，4个姐姐由临时工转正。汪自己因脑震荡后遗症时发，经常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谈过几个对象，都没成。现在是彻底疯了。2008年有海外原邻居友人返国欲探望汪，遭有关部门阻止。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
戒严部队和公安、国安系统在镇压屠杀前，派出了大量的化装便衣特务混入学生和市民中。6月3日晚6时许，一名穿便衣的军人被送到了广场纪念碑特别纠察队处。这名军人由于沿途受到愤怒的学生和市民的严厉谴责，惊恐万状，雙目失神，脸色惨白，语无伦次，失去常态，但是全身上下全好无损，没有任何伤痕。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人民大学教师吴仁华将这名军人安置保护在最高层西南角的一个帐篷里，与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隔离，并请来了医生帮他稳定情绪。从便衣的口袋里找到了士兵证件，便衣便无从再否认了。在对他讲述了一番真相和道理后，吴仁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这名便衣特务安全地送出了广场。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6·4”之后，2连驻守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小学，就在朝阳区“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一位街头摆摊卖冷饮的老太太，骂他们是“法西斯部队”，即被当作“暴徒”抓了起来。2连因此多增一份功劳。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崔博士”系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对六四“平暴”不满，在部队中讲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并在6月中旬开小差回了辽宁海城。六四后遭处理回家。

·佚名战士
佚名战士。1989年6月4日中午12点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时，这位佚名战士开着装甲车，用车上的高射机枪向播讲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其打跑了。

·第12军战士的一封信
“6·4”时一位高中学生在近十年后，披露当时戒严部队第12军一位战士的信。摘录如下：
SM:
我们前往北京时乘的飞机是中国民航和中国联航，到京后就住在南苑机场。因为我们是第二梯队、后备军，主要任务是控制整个戒严部队的，哪里需要人时就上哪里。当时参加戒严的部队也不是很稳定。他们好多在我们没到时，只有干部有子弹，正、副班长有5发子弹，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发子弹。我们到后他们每人发10发子弹，而我们每人却发了130发子弹，并有命令是在执行任务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我们完成任务的人。当然大家的心情也很复杂，只是紧张而不是害怕。对我们来说并不怕，不象其他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射击，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可以开枪射击任何你所看不顺眼的人。当时若我们12军上了，肯定会血洗北京城。这是没说的，因我们是中央军委的铁拳，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根本不会让我们上去。
南苑机场是整个戒严部队的大本营。最早到京的是38军，最晚到的是我们军，6月4日到的。本来5月20日我们军就到了，但因保密不严，整个驻Ｘ部队的营房都被Ｘ市的高等院校（连中专也在内）的学生所围，所有通往铁路和机场的交通要道都被学生所阻。
我们是7月18号乘火车离开北京的。有好几个将官来给我们送行，并和我们车箱的官兵一一握手。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心情。其中有一个是中央军委的，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因除到我们客车车厢来外，闷罐车厢都没去。铁路沿途整个都被武装力量所封锁，安全措施是国家元首级。
好了，我只能给你谈这些。本来不该谈的，希望你看后把它烧掉。我毕竟还是名军人，应该遵守国家机密，为了你我却违反了这铁的纪律，希望你好自为之！
XR(1989)7、31
这位当年的中学生还附了如下一段话：
他的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除此而外，我还有一只他送给我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表
——戒严手表。表盘上没有商标，在12点刻度下是一个头戴钢盔的士兵头像，6点刻度上方有一行字：献给敬爱的首都卫士。下面写着：北京市手表厂。这只机械手表装在红色的长方形塑料盒内，盒盖上印有“赠首都戒严部队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
他在信中虽然说过“血洗北京城”的话，但是他后来对我说，他们刚到京就被告知“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有的士兵被活活打死”，因此情绪有些激愤。我理解他，因为当时连我也相信政府的宣传，何况他还在更封闭的军营中。只是在多年后我们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李晓明
李晓明，22岁，解放军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雷达站中尉站长，1989年随军参加北京戒严部队“平暴”。2001年李居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某大学就读。李晓明接受澳大利亚吕易采访时说：
我们116师高炮团当时驻军在辽宁省海城县。5月20日上午10时，高炮团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了上级文件，大意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们正在罢课、示威、游行，派我们去沈阳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每人发了冲锋枪，军官还配有手枪。我们乘军车向沈阳进发。当队伍行进到沈阳附近时，上级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关附近，上面又说改去北京。……
6月3日下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6月4日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上级没有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部队官兵也都感到气氛紧张，情态严重。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最后，我们军队后退，群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我们师长也许听到、看到更多。他回来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长头脑简单，说：师里怎么会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116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 6月5日清晨6时许，第38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前来我团，他站在一辆军车上，两名士兵将机关枪架在驾驶室上。由他在前面开路，我们车队仿佛被押进城。一路上，我们看见许多烧毁的军车、民用车、公交车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几乎不见，但不时从街旁楼内传出喊声：“法西斯、刽子手！”我们的战士有的便向楼内开枪扫射。到广场后，我们部队被安排到军事博物馆前厅驻下。我同6连1名排长一起去广场想看个究竟。只见纪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纪念碑北侧的大理石台阶和柱子已被坦克车撞坏，履带印在广场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见。我们在垃圾堆里随意翻了一下，发现一条裤子和一件棉袄上面，都有弹洞和斑斑血迹。也不知这些衣服的主人是伤是死。我们的战士去打扫广场，回来后也告诉我说他们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滩血。……有开枪就难免有人被打死打伤。但我们部队射杀，打伤了多少人我们没有统计，也不好统计。整个戒严部队打死、打伤多少人恐怕也难统计。前面提到，6月5日清晨，我们部队在38军作战处长押进城途中，就有战士向街道两旁楼内喊话的人开枪射击。6月5日10时左右，我团1连由天安门广场去新华社接应被围困在那里的6连时，也是一路开枪将他们接回来的。一个士兵就亲口告诉我，他就向路上的群众打了一梭子（约有20多发子弹）。所以说死伤一些人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再就是6月7日，广场上的部队开始向各自的防地出发。我们师由广场向朝阳区方向开进。前面由装甲车开路，每辆军车上都架着机关枪，每个官兵的枪内装满了子弹。当车队行进到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从对面的一个国际饭店（我不知道这家饭店的名字，它的后面是外交公寓）楼上传来几声枪声。我们的整个车队便停下来，冲锋枪、机关枪一起向楼上开火，如同暴雨一般。有无死伤，我不清楚。只听说第二天便有大批驻在公寓和驻京的外交人员就匆匆离京回国了。……我没有看到或看到开枪杀人的明确文件或口头命令。但是“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些文字，和政府让官兵荷枪实弹，炮兵、装甲兵、坦克兵一起上等行为，显然是让部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是不言而喻、每一个官兵都心知肚明的。……
7月4日，“6·4”之后整整一个月，上面正式传达了开枪的明确命令：在协助警察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的过程中，如群众在一百米左右，向天空开枪；在五十米左右，向地下开枪；如再接近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身体开枪。
……我们军长傅秉耀因执行戒严令不得力而被贬新疆军区，名为平调，实为暗降。据说，38军军长因拒不执行戒严令而被军事法庭判刑。……对中央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不惜血腥杀人的野蛮、惨暴行径，我也十分愤怒。虽然我未开一枪，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滩滩血迹，想到那些为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与幸福而英勇牺牲的青年学生和无辜平民，内疚、惭愧、负罪之感常常萦绕我的心头。记得当年的6月8日，我和营部车辆管理员一同坐公共汽车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到了邮局，当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想发电报时，他们又同样以冷冷的眼光藐了我们一眼，说机器坏了，不能拍，拒绝了我们。

·张爱萍七上将上书与罗点点
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军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签名）

这封联名信送到新华社，被扣不发。次日，北京百万民众游行，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皆保持了沉默。
七上将上书是罗点点穿针引线促成的。罗点点是大将罗瑞卿女儿，时在海军总医院任门诊部主任，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平民，故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在世的十几位上将军，得到这七位上将军的积极反响。为此，罗点点事后被捕，囚禁一年。其母四处奔走求告，始获释。

2007年6月4日－2009、5月初稿于马德里

失散兩岸的血親

BBC：结团旅游能有乐吗？

我说过：团体旅游是二十世纪最王八蛋的一大发明。
现在要纠正：团体旅游是十九世纪最王八蛋的一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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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团旅游能有乐吗？

BBC中国网 鸿冈

你如果放假出远门旅游，会自己策划，还是参加旅游团？

我有时喜欢一个人独自出游，有时候愿意和伙伴、亲友搭档。一个人的话便于发掘自己内心遮盖着的，本来可能只有模糊意识的东西。跟好友一起出走则可彼此激发思考，分享收获。

跟一大群没有共同兴趣的人一起转悠，我却觉得无异于浪费光阴，闹不好碰上较劲的人，还会叫你生闷气，受折磨。

参加旅游公司组的团，发生这种遭遇的几率实在太大，决不可轻易陷足其中。

目中无光，疲惫无聊

我刚和伙伴到伊斯坦布尔（Istanbul）去了几天，再度验证了我这种偏拙之见。

在那里的景点和博物馆看到一个个导游举着小旗率团走过，总觉得他们身后的团员双目乏光，疲惫无聊。

根据我的成见，他们一方面肯定是日程排得太满，参观的内容消化不过来，另一方面众口难调，很多项目本来也没多大兴趣，只因是集体活动而被拖着去了。

疲劳的原因除了身体活动量太大，以及大脑需要处理的信息太多，也是因为跟这么一大群人朝夕共处需要调剂关系，这无疑也消耗精力，我光想着都累得慌。

灌输信息

这栋宫殿是哪个皇帝哪年差人替他盖的，那幅画是哪个画家哪年给谁画的，真有那么重要么？

我曾经觉得这都是关键环节，总尽量聚精会神听讲解，看说明。

但若干年前跟一位老作家一起出走考察，每到一处古迹或博物馆他一听讲解员开口，就总颇不客气地谢谢他不要说话扰人。

迪克（Richard Fisher）说，他在所到之处只想静静感受眼前的宝藏精华，从中寻悟启发。

至于建筑或展品的历史轶事，若有必要以后可以找书或找人查证研讨，初看之时灌输太多无关紧要的信息只会妨碍认识和欣赏。

而且我们那趟出走之后他真写出一本书来，内容也并不匮乏。

迫不得已

当然有的时候参加旅游团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我七十年代从中国来到伦敦之后曾被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 Chinese Understanding，简称SACU）请去给他们组织的旅游团成员介绍在中国的生活经验。

那时侯，谁要想去中国旅游只有这一个途径，不仅必须参加SACU的旅游团，或者确切说是“学习旅游团”，报名的人要事先参加学习班加强认识，统一思想，才能通过审查，批准参加。

出发前每个人还必须承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开小差，参加所有的组织活动，等等。

这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开放之后当然完全变了，现在英国人去中国谁还参加旅游团实在是自投罗网。

悠久传统

不过团体旅游在英国历史长久，现在这种十人八人一队，或者二三十人一团的旅游从历史角度来说也都还得算是小炒。

1841年，反对酗酒的宗教组织节制会（Temperance Society）活跃人士汤玛斯•库克（Thomas Cook）被广泛视为当代团体旅游的鼻祖。

当时靠桌椅匠手艺为生的库克与新建的铁路公司商定，以每人一先令的价格（普通票价的一半）包下往返车票和途中用餐，把570名节制会员从莱斯特（Leicester）送到11英里以外的拉夫伯勒（Loughborough）参加示威集会。

此事经营成功，他又安排会员孩子的夏令营，还组织350人从莱斯特去苏格兰旅游，包办车票和吃住，逐渐把买卖做大，自己和儿子开始靠旅游业挣钱了。

实惠

几经转手的汤玛斯•库克公司至今仍号称欧洲第二大的旅游集团公司。虽然他们早就开办面向不参团队的独立旅游者的服务项目，团体旅游仍然很有市场。

但这是图什么呢？当然批量提供带来的价格优势是个重要因素。

虽然过去几年英国人自己上网订票订旅馆不断增多，致使集体旅游人数不断下降，但库克的主要竞争对手TUI旅游公司刚刚公布的数字显示，顾客又开始选择全包的旅游了，数字据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但这不是我关注的。你要想在海边晒太阳，泡酒吧，愿意与同类扎堆，恐怕已经不可救药。

可若是为了长见识，开眼界，增加对自己的内心和外面世界的了解而出走，却还是愿意参团，而且不是纯粹为了省钱，希望听听你做此选择的理由。

旅游业行家的观点当然也欢迎。

（鸿冈 2009年5月11日）

德国之声：探寻慕尼黑维吾尔人团体

德国/欧洲 | 2009.05.11

德国最终是否真的会接纳从关塔那摩监狱释放的维吾尔囚犯，目前尚无定论。而德国之所以会成为这场讨论的焦点，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德国的慕尼黑有一个数百人的维吾尔社团。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帮助来自关塔那摩的维吾尔同胞在慕尼黑安家落户。前不久德国之声的记者Jodi Breisler 前去了解这个相对不为人所知的团体：

慕尼黑火车站不远处有一个维吾尔人开的饭店，叫做塔克拉玛干。

尽管菜单上有很多土耳其菜，但这个饭店的根却在遥远的中国。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饭店的名字恰恰反映了店主的命运，多年前，他从中国新疆逃亡到德国，今后恐怕也很难再重返故乡了。

跨过街道，在一个四层建筑的第三层。这里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总部，他们与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共同合作，为在中国和在全球各地的维吾尔人的权益而奋斗。

近来，这个在慕尼黑的总部看起来比平常更活跃，记者们蜂拥而至纷纷去了解这个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少数族裔群体。

热比娅·卡德尔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她被维吾尔人称为"维吾尔人的母亲"。"通过关塔那摩维吾尔的遭遇，世界舆论对维吾尔问题的了解越来越多。媒体对我们民族的遭遇越来越关注,普通民众对我们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我真诚的希望关塔那摩的维吾尔人能够尽快获得自由。"

流亡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受到了中国当局的迫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逃出来。维吾尔流亡组织宣称，在新疆一些人被控分裂祖国或从事恐怖主义活动遭到中国当局的酷刑甚至被枪杀。

在被中国当局关押多年之后，1996年加利利逃离了新疆。他背井离乡，先是来到吉尔吉斯共和国，这是他逃亡之旅的第一站。后来几经磨难终于来到了德国。"尽管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正是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但是当地警察还是逮捕了我们。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原本想把我们遣送回中国,后来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和协调下，我们最终获释……1997年我们在黑市上买了护照来到德国。"

加利利表示，很多出逃的同胞并没有像他这样好的运气。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所在国政府遣返中国当局。还有很多人滞留在签证管理不严格的国家，比如阿富汗。

或许目前即将从关塔那摩获释的那些维吾尔人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都是2001年以后在阿富汗被美军逮捕的，布什政府将他们看作是恐怖分子。

美国轰炸那些被怀疑是塔利班武装据点的目标时，他们被迫从自己的避难地出逃。后被美国士兵从阿富汗的山中搜寻到。

现在美国方面证实,这些人是无辜的。美国国防部试图安排他们前往第三国，因为美方担心,这些人被遣返中国后,有可能会受到迫害。

然而，中国方面则宣称,这些关塔那摩的维吾尔囚犯是恐怖团伙的成员。他们的目的是使新疆脱离中国。维吾尔组织则表示，他们在以和平方式争取家乡的独立。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首席秘书艾莎表示："现在慕尼黑大约有５００名维吾尔人，在全德国共有７００名左右。慕尼黑是欧洲境内最大的维吾尔社团，因此这里被许多维吾尔人认为是他们背井离乡后真正的家乡。"

库尔班现年25岁，他同家乡的亲人几乎失去了联系。业余时间里，他正在努力学习法语，梦想有一天可以到法国。但他同时也表示，能留在慕尼黑已经很好了。"在这里很多寻求政治避难的人不能重新和家人团聚，但是我们觉得在这儿就像一个大家庭……能在这里遇到同胞我们很高兴。"

慕尼黑的维吾尔社团希望那些在关塔那摩监狱度过了七年牢狱之灾的同胞也能顺利来到德国，成为他们当中的新成员。

作者：Jodi Breisler / 萧凌/达扬

责编：乐然

美国的废除另类疗法运动

　　作者：vergildedragoon

　　大约在本年(2009)一月中旬的时候, 美国总统奥巴马开放了为期三周的 "Citizen Briefing book". 美国人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把自己对政府的建议直接反映给总统. 每一个建议之下 有讨论区及投票区,

　　每一个使用者只能投一票. 正面票值十分,负面票扣十分. 在众多建议中,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的一名教授发难: 要求政府停止拨款给国家另类及补充疗法研究中心 (NCCAM). 这项建议几乎获得了一面倒的支持并得到了8940分的高分—几乎和伊拉克撤军同分.

　　建议原文如下:

　　Defun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Biomedical research funding is falling because of the nation's budget problems, but biomedical research itself has never been more promising, with rapid progress being made on a host of diseases. Here's a way to increase the available funding to NIH without increasing the NIH budget: halt funding to NCCAM,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This Center was created not by scientists, who never thought it was a good idea, but by Congress, and specifically by just two Congressmen in the 1990's who believed in particular "alternative" (but scientifically dubious) treatments. Defunding NCCAM would save at least $225 million, possibly more.
　　Defunding NCCAM would also provide a direct societal benefit. Practitioners of so-called "alternative" medicines constantly refer to NIH's support as a way of validating their practices and beliefs, most of which are not supported by evidence. The fact is that after >10 years, NCCAM has not yet found a single piece of positive evidence for any of these methods, which include acupuncture, "qi", homoepathy,
magnet therapy, and other treatments.
　　Any legitimate, promising medical treatment can be funded by one of the existing NIH Institutes. There's no need for a separate center for "alternative" therapies - but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NCCAM has become a last refuge for poorly designed, unscientific studies that couldn't get funded through the normal peer-reviewed process.
　　A useful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and the history of NCCAM can be found at http://www.quackwatch.org/01QuackeryRelatedTopics/nccam.html.
　　We can quickly save $225 million and move the funding into more promising research programs by eliminating NCCAM.

　　我将几个重点摘要如下:

　　--(正统)生物医疗会给人民光明的未来,但是需要更多经费

　　--NCCAM 从来没有被科学界支持过. 其成立完全是因为二名参议员大力推动.

　　--十余年来NCCAM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证据支持针灸,气, 顺势疗法, 磁疗及任何其他另类疗法的任何功效.

　　--NCCAM 已经成为不科学及不严谨的研究的避风港.

　　--把NCCAM 废除可以每年省下 2.25亿美元.

　　之下的讨论区就更精彩了. 几乎是人人对各式各样的另类疗法破口大骂. 针灸, 药草和顺势疗法是最常被攻击的. 有人认为针灸跟神创论同属无稽之谈; 有人指出NCCAM 根本是国立伪科学中心; 有人指出支持另类疗法的议员居然能当选, 说明了美国大众的无知; 甚至有一位医生说自从 NCCAM 成立之后他无时不视之为国耻, 在看到这项建议之后他总算知道科学界的良心仍然还在. 也有少数另类疗法的支持者为NCCAM 辩护, 统统被批驳的体无完肤.

　　事实上美国的科学界在1992年政府决定推动另类疗法研究之后就没有停止对各式各样另类疗法的批判 (当然也包含中医). 不断有知名科学家, 包括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Paul Berg, 美国物理协会会长 Allen Bromley, 写信给参众议员指出所有的另类及补充疗法都是伪科学,并要求政府废除 NCCAM. 2002 年美国著名怀疑论网站 www.quackwatch.com 的发起人 Wallace I. Sampson 终于正式发难, 他在网路上发表了 “Wh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Should Be Defunded”, 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回响.

　　那么为什么 NCCAM 的经费每年有增无减?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政治因素. 参议员 Tom Harkin 在过去20年内一直大力推动另类疗法, 而Tom Harkin基本上在美国人民评价中算是德高望重, 科学家们动不了他; 而因为顾虑到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 大多数议员基于选票考量, 也不愿为了这件事触怒移民. 但是在美国学术界里, 中医及其他另类疗法是迷信及伪科学是早就拍板定案的结论. 绝对没有甚么中医越来越被主流学术界接受或是中医将走向世界这种事情. 中医骗子们是典型的无知无畏而后无耻. 中医能在美国还能有市场是多项政治考量及角力的结果, 说有朝一日能够被学术界接受乃至于发扬光大根本是痴人说梦. 而且即使在Tom Harkin 这种元老级人物的护航下 NCCAM 每年的经费也只有 2.25 亿美元, 跟美国正统疗法的每年三百亿美金经费比起来根本不到百分之一, 说到底美国官员们仍然是相信科学的. 美国的普罗大众阶层是另类疗法的真正大本营.

　　今年奥巴马提出的 “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 (让科学回到它应有的地位) 让美国的科学家及其支持者在饱受保守势力以及新纪元思想打击后重新燃起希望. 不少科学家越来越敢大声挑战民意代表及利益团体, 这也是为何在六年之后, 全面停止另类疗法研究的呼声再度响起. 事实上因为NCCAM的研究经费不到正统医学经费的百分之一, 钱不是美国人真正关注的. 美国人真正关注的是确保科学的统治地位及在民间普及科学价值观, 因为科学理性是强国之道, 虽然世界上不少人不这么认为.

　　看看美国, 想想中国. 中国人民多数是贫穷的, 每年政府还要花费巨资研究中医, 扶持中医. 中国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理由站起来告别中医中药; 中国宪法里中医是被明文保护的; 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预科学; 中国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理由反对中医中药及一切的另类疗法, 让科学回到它应有的地位.

　　什么时候我华夏民族能够真正走向科学强国之道? 还是我们一定要作用中医易经照耀世界这种白日梦才配做炎黄子孙?

　　PS:

　　看看一些美国学者及医学生批判中医:

　　http://www.quackwatch.org/01QuackeryRelatedTopics/acu.html

　　Be Wary of Acupuncture, Qigong,
　　and "Chinese Medicine"
　　Stephen Barrett, M.D.
　　http://www.sciencebasedmedicine.org/?cat=8 一系列的批判针灸文章.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16/AR2009031602139.html

　　Washington Post 报导美国最近的废除另类疗法运动

(XYS20090509)

德国之声：记者无疆界创始人获09年度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

亨利·南恩是德国新闻杂志《明星周刊》的创办人。位于汉堡的以亨利·南恩命名的新闻学校是德国最著名的培养新闻记者的专业学校之一。自2005年以来，由《明星周刊》和古纳亚尔出版公司（Gruner+Jahr）每年一度共同颁发的"亨利南恩奖"倍受德国媒体、政界和社会的关注。该奖的一个重要奖项是新闻自由奖。今年"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的得主是法国人、"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创办人罗伯特·梅纳。

本年度"亨利·南恩奖"评奖委员会秘书彼得·桑德迈耶尔在谈到"亨利南恩奖"时不无自豪地说："我想我可以不太谦虚地说，亨利南恩奖是德国最重要的新闻大奖。报名的新闻工作者要先递交一份作品参赛，胜出者才会获奖。除此之外，亨利南恩新闻奖还有两个重要的奖项，一个是终身成就奖，一个是新闻自由奖。"

今年的"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授予了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疆界"的主要创建人、法国人罗伯特·梅纳。梅纳在接受颁奖时，略显激动地说："很高兴能获此奖项，此项殊荣我要和'记者无疆界'的同仁分享。鉴于现在这个世界还存在无视自由，无视人权的现象，所以我们才更需要独立自由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我们永远不能放弃。"

许多中国人应该对梅纳这个名字不陌生，至少应该对他的一些"不寻常"的抗议行动还记忆犹新。梅纳就是在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在世界各地的圣火传递接力仪式上，频频采取行动，抗议中国侵犯人权的政策，抗议中国对新闻言论的严格管制的那个人。从雅典到伦敦到巴黎，凡是北京奥运圣火经过的地方，梅纳都试图同其他几名"记者无疆界"的成员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让世人关注08奥运东道主中国存在的侵犯人权的现象。中国官方媒体将梅纳形容为"给奥运唱反调的，支持藏独的干扰分子"。

而09年度"亨利南恩新闻奖"的评委却一致同意将今年的"新闻自由奖"授予这位多年来为争取新闻自由做不懈努力的法国人。桑德迈耶尔表示："从1985年梅纳成立'记者无疆界'组织以来，他就一直为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作努力，为全世界因从事新闻工作而受到当局不公正待遇的新闻工作者争取权益。梅纳已经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而且要知道，这个'记者无疆界'组织并不是一个大组织，工作人员并不多，因此这令他的工作更加值得敬佩。"

梅纳和他的同仁们有时经常选择"不同寻常"的抗议手段，比如他们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雅典奥运圣火接力仪式讲话时，冲破警察阻拦，冲上演讲台，亮开印有五个手铐的"五环旗"，或是他们在巴黎奥运圣火仪式期间，将印有同一图案的旗帜挂到了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上。几名"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成员还曾冲进欧盟议员的会场，现场播放一些遭酷刑的人痛苦尖叫的录音，目的是让欧盟议员关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的刑讯逼供的现象。

对于类似的抗议方式，也有的媒体认为是有些过激和哗众取宠,对此桑德迈耶尔认为："梅纳曾说，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时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无处不在地表达他们的主张。我们应该支持这种要求新闻自由的主张，因此，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包容他们表达这种主张的方式方法。"

09年"亨利南恩奖"其他奖项得主还有：背景新闻奖：梅兰妮·贝尔格曼；摄影奖：中国摄影师杨延康；纪录新闻奖：豪克·古斯等；终身成就奖约尔根·莱纳曼。

作者：谢菲

责编：叶宣

Xiegong Fischer

只剩下很高级的复制品了

温总理在北川中学所题"多难兴邦"已被擦掉

温家宝总理“多难兴邦”四个字已被擦掉。（资料图）

　　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用粉笔写的“多难兴邦”四个字是否已被永久收藏？今天上午，四川长虹公司企划部部长刘海中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这四个字已被擦掉。

　　刘海中称，去年5月23日总理在北川中学写下这四个字后，有关部门确实考虑过将其作为文物，永久收藏，并在次日用有机玻璃将其罩起来，进行临时保护。后来经过研究，认为总理所提“多难兴邦”更重要的是一种激励，激励北川中学的师生，因此将其铭记在心，当做一种学习、工作的动力是最重要的，最终决定将其擦去。

　　“擦去的时间大概在一周后。”刘海中补充，现在“多难兴邦”虽然已经被擦掉，但是北川中学后来利用照片“拷贝”了这四个字，并将其放置在每一个教室。

　　附：多难兴邦四个字来历

　　去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来到设于四川长虹集团培训中心院子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走进高三(一)班的临时教室时，黑板上写着“历史：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涉及的相关专题”等字样，一位中年教师正在上课：“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共同渡过这个难关……”温总理亲切地对这位老师说：“我占用你几分钟，给同学们说几句话。”

　　站在讲台上，温家宝诚恳地和同学们谈起心来：“同学们，你们都是高三学生了。这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你们很快就要参加高考，国家已经考虑到这里的灾情，将四川地震灾区的高考时间往后推迟。我们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你们复习功课，准备高考。”

　　不少同学的眼眶，在不知不觉之间湿润了。

　　温总理拿起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一侧一笔一划竖着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他说：“我们要记住这4个字。相信经受过灾难的同学会更加努力。”

　　“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北川中学。它将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地震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精神的一种象征。”温总理的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掌声再次热烈响起。

　　“青少年们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你们，就看到震区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总理充满感情地说，“同学们，老师们，我还会来看望你们的。”

　　“同学们，加油！努力！”掌声再次响起……（布衣）

责任编辑：吴志全

大陆专家在台湾误将厕所复制品当真迹

　　核心提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大陆学者薛翔前天误将台北圆山饭店男厕一幅王宠的扇面书法复制品视为真迹，当时还大声说愿赌上学术声誉。薛翔昨天接受采访时称误判是“因为我没有打开玻璃看”。



　　大陆专家薛翔(上，翻摄自TVBS)误将台北圆山饭店放在地下一楼男厕的明代书画家王宠的复制画片(上左、上中)视为真迹。仔细比较，复制画较真迹(左，台北故宫提供)少了七行(见红框处)。

　　中新网5月8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大陆学者在台北圆山饭店男厕发现明代书画家王宠真迹?结果乌龙一场。台北故宫博物院昨天说，那是故宫复制画片，王宠真迹珍藏在台北故宫库房，不曾流落民间。

　　赴台交流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考古学副教授薛翔宣称，他在台北圆山饭店男厕发现一幅王宠的扇面书法真迹，估计市值至少1万美元，暗讽圆山饭店不识货竟把名家真迹放在男厕。

　　消息一出，昨天一早台湾印社秘书长、岛内知名书法家陈宏勉跑去圆山男厕鉴定王宠扇面，他说“一看就是假的”，首先规格不对，真品比复制品大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男厕上的复制品是铜版纸印的，质感差很多，真品字迹的光泽、印章的厚度及光泽都不一样。

　　陈宏勉表示，圆山男厕为了室内设计需要，裁掉了王宠五言诗的前七行，事实上圆山男厕镜子两边总共挂了四张书画作品，除了王宠的复制品，其它三张也同样被裁掉了。

　　台北故宫收藏的王宠原作第一句从“不尽青山路……”起始，而圆山版从“鸟禅心报午钟闲来”开头，少了前七行诗。

　　台北故宫昨天下午郑重开记者会宣布，王宠的书诗扇面真迹在故宫，圆山饭店挂的是故宫出售的复制画片，一张只要50元。王宠书诗扇面真迹为泥金纸本，纵17.8厘米，横52.5厘米，过去曾公开展览。台北故宫文化营销处处长金士先说，当年他曾经手将王宠书诗扇面的复制画片卖给圆山，很清楚来龙去脉。

　　圆山男厕挂的另一幅复制书画、明代李士达的《平川归渡》同样是台北故宫珍藏。金士先说，故宫复制的王宠书诗扇面画片并未装裱，他分析，这应该是圆山为了搭配男厕的墙面宽度自行裁切。圆山证实，厕所一定要留位置给镜子，不得不裁画。

　　对此，超过二十年字画鉴定资历的艺术家薛翔昨天受访时改口说：“因为我没有打开玻璃看。”对于记者追问他前天大声说愿赌上学术声誉，薛翔说：“东西肯定没错，它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真迹，一个是很高级的复制品。”

　　这件复制品原价一张50元，竟然被鉴赏家视为“市价至少1万美元”的真迹，台北故宫乐透了，决定赶紧加印。金士先喜孜孜地说，昨天是他任职故宫最高兴的一天，因为复制品可比拟真迹，连专家都看走眼。

　　让薛翔看走眼的王宠书诗扇面画片，出自台北故宫出版的《惠风和畅》扇页书画选辑，1984年，台北故宫选印一百幅扇面合辑，当初是以铜卡纸印成画片，可整套选购，也可零买。其中有些画片仍可在故宫礼品部买到，但王宠的书诗扇面非常畅销，早已断货。如今因有大陆专家免费宣传，故宫决定加印。

　　金士先说，台北故宫所有复制画皆由故宫提供原件拍摄，前后七八道步骤，过程中对于复制品的纸质、拍摄底片、冲印、影像的清晰度、校色、输出、制版到印刷，都很讲究，印刷前还会先做电子稿输出图试看，达到高仿真阶段才会量产，“这也是薛教授看走眼的原因。”

　　薛翔现任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日前赴台参加一项研讨会，在南京小有名气，网络及电视都介绍过他，曾担任电视节目的鉴定团专家。

拦温家宝座驾：大连访民仇杰被劳教一年

自由亚洲电台/因拆迁及被警察殴打而导致残疾而上访的大连访民仇杰去年在温家宝居住地附近截停温家宝座驾被劳教一年，近日被释放述说一年来遭遇。对此，有访民质疑中央高层经常高调表示的关心百姓疾苦，亲民之说。

辽宁省大连市的访民仇杰因为拆迁及被警察殴打致残问题等上访多年不获解决，08年5月4号早七点到温家宝住地东交民巷附近截停温家宝座驾，之后就被劳教一年，到本月3号获释回到大连家中。

他星期四对本台叙述了一年前事发经过。他说：截他车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但是那个没上去拦，截停下了，而且温总还在车上，没有下来，只是他的警卫下来了，把我送到东交民巷派出所十六个小时给我送到东城分局，当天预审，预审说是温家宝总理批示给我抓起来了，因为总理坐在后座上，车速可能挺快的，当车刹闸的时候总理就被从后车座倒向前车座上了，预审说总理头上碰个大包，就因为如此，总理下令对我实行法治严管。

但仇杰表示他不相信预审的话，他认为温家宝总理不会下令这么做，一切都是他们当地的公安部门为了惩罚他所为。他还表示，各地处理这类问题不同，据大连访民向他表示，与他同去截车的另一位湖南女访民不仅没有被处罚，她的上访问题也获得了解决。仇杰说：她是湖南的，截车的时候她没截，在总理的车停下以后，她在路边下跪了，据我听说她问题解决了，我们两人处理方法确实是相反。

仇杰妻子姜女士星期四也对本台表示：当局对他们的处罚不只于此，就连他们家有限的低保也在今年初被取消，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她说：她刚给温总的车拦截了以后，区刑警大队到我们单位给我带走无故扣押了我六个小时。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他是国家人民的总理，不找他又找谁呢？你不办事不能镇压我们呢。他被关押了以后，我继续接着上访，政府又逼着居民委把我的低保也取消了，书记就告诉我是政府给他压力。

而仇杰在劳教中的初始阶段没有受到迫害，但在大连公安局领导来到劳教所见了劳教所领导后，对他的迫害就开始了，给他关禁闭，几个犯人轮番殴打他，就连殴打期间砸坏的椅子也要在他妻子送来的有限的生活费里扣除。

早前与仇杰一同在京上访的吴姓访民星期四对本台说，不明白中央高层所做与其高调亲民为何有这样大的不同。他说：他是人民的领导，人民找他，不会耽误他工作，只是把材料递上去，他个人也不会受到威胁，我感到中国的领导人在中国人民面前说的做得离得太远，他如果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亲民，老百姓去找他把冤情告诉他，他不但不给老百姓办，而且把他劳教了，我感到悲哀，与他们说的相差太远。

据了解，虽然51岁的仇杰目前身体很差，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但他不会屈服，还会继续进京上访讨公道，他呼吁海内外媒体在关注他的遭遇的同时更要关注他的上访诉求，促请当局尽快解决他的上访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RFI：采访遇难学生家长：外国记者在四川频遭攻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特约记者周西/随着“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地却接连传出有外国记者在采访时遭遇暴力攻击和恐吓的消息。《联合早报》北京记者引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昨天发出的通知，提醒会员去四川地震灾区采访时必须小心人身安全。该协会说，至今已经接获三起外国记者在当地被身份不明的暴徒抢夺采访器材的通报，其中两起涉及记者采访在地震中罹难的学生家长。有迹象显示，那些参与暴力妨碍记者采访的人，可能都有官方背景。

这份通知披露，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米欧前天在德阳市富新镇采访遇难学生家长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试图抢夺他的摄影机，并动手殴打了他。仅仅过了一天，吉米欧一行昨天又在绵阳市再次遭到攻击。当时，他们正在市政府办理采访证，碰巧遇上一位当地的女性上访者，并随即进行采访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冲上来抢夺摄影器材并弄坏了摄影机底座。当吉米欧要求绵阳宣传部门赔偿损失时，对方表示事件将交由警方处理，并提醒说，警察有权阻止任何采访。这名官员甚至还宣称：“警察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对待记者，是为了保护你们免受那些上访者的伤害”。

另一名因在四川采访地震新闻而遭到攻击的外国记者，是芬兰电视广播公司的马凯丽，10个身份不明男子在富新镇试图抢夺她的摄影器材，而且还要把摄影助理拖出采访车。马凯丽表示，不仅如此，采访团队在离开时还被跟踪。她说：“我们的摄影机几乎被抢走，事件非常暴力，人们在那里要非常小心。”此外，《联合早报》驻重庆记者张晓中，上周六在绵竹五福镇采访校舍倒塌死亡学生家长时，也遭遇到数名骑摩托车男子的围堵恐吓，并抢走了他的采访证件。

报道又说，由艺术家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活动，收集并整理到的遇难学生名单，截至昨天，上榜人数已经达到5203人。与此同时，也在统计死难学生人数的成都作家谭作人却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留；而成都天网负责人黄琦，同样因为协助地震受难家属而被拘留，罪名也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达赖喇嘛访美

多维现场：吴宏达称西藏早晚会是独立国家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5月5日在曼哈顿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与中国民运人士、异议作家、教授学者以及中国留学生等会面，交流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民运人士徐文立代汉人替达赖喇嘛与藏人致歉，认为汉人应去掉狂躁心，而异议人士吴宏达则指出，西藏早晚会是独立的国家。

在造访美国加州、明州与马萨诸塞州后，达赖喇嘛5日在纽约举行交流会，吸引120多人到场。

达赖喇嘛表示手术后，自己虽然“失去一个器官”，但身体情况基本良好。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主席徐文立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好，不但是藏族人民的幸福，也是汉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他更代表汉族向达赖喇嘛与藏族人民道歉，称汉族应去掉狂躁心、要有平等心。

“做为一个中国知识份子，从我内心，应该有向达赖喇嘛和藏族人民道歉的地方。”徐文立表示：“我们难免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先生来到国外时，他看到南非的黑人朋友，也生了一些不敬的想法。所以这点希望藏族朋友们给予谅解。”

徐文立认为，要解决各个少数民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去掉狂躁心、要有平等心，如此问题将可处理得很好。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指出，今年是天安门事件20周年，28个支持民主运动组织将发表共同声明，他希望达赖喇嘛也能给予一些支持言论；另即将前往台湾的杨建利也询问达赖喇嘛是否有话要让他带给台湾总统马英九。

达赖喇嘛表示，自己一直支持平反六四、平反胡耀邦，就是为了真理，六四事件中，无辜人民受伤害，所以支持六四是为人权、为民族，也是合理的。胡锦涛提出和的谐社会，如果要社会和谐，必需先解决上述问题。

至于台湾，达赖喇嘛称自己一直“渴望”前往，但也不愿造成台湾当局的不便。

异议人士吴宏达则希望达赖喇嘛的代表到中国时，不要选择和藏人对话，因为他们是背叛者，应选择与汉人对话。他另认为西藏早晚会是个独立的国家。

“就像前苏联，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今天（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是一个策略，是在一个集权主义底下的自治而已，但我相信西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独立体。”吴宏达说。

达赖喇嘛以一位印度着名人士提出的看法为例回应吴宏达，表达汉、藏可互惠的想法。“（他认为）印度、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能成为一个共同的国家。”达赖喇嘛说，西藏在物质上落后，因此发展物质生活是必需的，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对西藏的物质发展有益，而藏族独特的文化、语言，也能使汉族受惠，因此若藏人能有真正的自治，对双方都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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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共产党领导中国60年了，该退休了

VOA记者方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纽约与旅居北美地区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异议作家和独立学者举行见面会。达赖喇嘛呼吁汉藏大团结，强调双方是统一战线，今后要不断接触、发展关系。

达赖喇嘛首先幽默地告诉大家，最近他动了一次手术，除了少了一个器官其他都跟过去一样，身体很好。他强调，西藏问题只能在汉族和藏族人民之间解决。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承认问题的存在。而中国政府掩盖这一问题，认为西藏人民被解放后非常幸福，只是达赖集团少数人在制造麻烦。但他表示，流亡政府方面得到的信息并不是这样。

*如何理解“大藏区”的提法*

去年西藏发生314事件后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虽未中断，但是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对此有与会者认为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应搁置“大藏区”的提法。达赖喇嘛说这一提法不是他提出的，但他仍强调西藏应包括宗教、语言、文化都相同的所有藏族。

达赖喇嘛说：“我们提出的不是独立的问题，所争取的是西藏的自治。而西藏的自治这是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

但有与会者认为达赖喇嘛主张自治的立场只不过是应对极权政府的策略，西藏早晚会独立。达赖喇嘛回应说，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他更重视面对现实。他羡慕欧洲共同体。他说，西藏在物质上是落后的，西藏留在中国对西藏的物质发展有帮助；而独一无二的西藏文化对汉民族也有好处。因此达赖喇嘛说：“在中国的框架下，如果西藏人能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那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大部分藏人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有与会者问，达赖喇嘛的温和态度和诚意得不到北京的正确回应，他该怎么办？达赖喇嘛首先强调，最后的决定权在西藏人民手里，要问西藏人民怎么解决；其次他说，去年11月西藏问题特别大会中大部分藏人仍同意他的中间道路，主张独立的只是少数人，不过他又说：“如果老师太严格了学生也是会溜走的。”

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民运团体希望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说，他一直支持平反六四、平反胡耀邦，支持《零八宪章》。

*达赖喇嘛：中国应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

在回应有与会者建议在今年这一敏感年海外民运应同流亡藏人相互支持时达赖喇嘛说，他主张中国应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他说，中国人多地广，有权成为一个强国。但没有自由和法治是很大的危险。他说，中国应该成为开放社会，有新闻自由，他说：“共产党领导中国60年了，年纪大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

达赖喇嘛说，民主化后很多问题自然会解决。他高度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台湾的民主制度可以对前总统问责。他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必须在法治、民主监督、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解决。所以中国民主化不仅是他与民运人士之间的利益所在更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达赖喇嘛强调双方要不断接触、发展关系。达赖喇嘛说：“所以我们都是统一战线的，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次见面会在纽约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应邀出席的与会者大约有100多人。

屠杀南京手无寸铁平民有法可依

土摩托 @ 2009-5-4 8:41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八卦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immusoul/archives/293013.aspx

日本政府发言人称，屠杀南京手无寸铁平民有法可依。

东方网记者酒井陈洁、朱雯婷美、丰田刘歆、大岛乔礼、实习生于量美惠5月3日报道：日本国政府新闻办公室于5月3日15：30举行即时新闻发布会，介绍日本军队攻占南京的有关情况。

在回答联合早报有关“中国外长指责日本针对手无寸铁的南京人也采取屠杀政策，日本方面是否有这方面回应”时，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民表示：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个措施，是根据联合国的规定，战时遇到特殊情况可以采取这个措施；另一方面，根据大日本天皇指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到目前为止我们采取的措施都是有法可依的。

日本自卫队上将徐建光日表示：“相信中国政府也会理解我们的做法。不少中国士兵化妆成平民混入老百姓当中，很难区分。为了保护日本士兵的人身安全，维护社会秩序，采取一视同仁的屠杀政策是必要的。其它国家也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对日本军官、士兵负责任的做法，我相信国际社会也能理解。”

五四时期的新政治运动及其走向

陈子明/按照传统的说法，譬如彭明《五四运动史》的说法，“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五四时期对内的国民运动，既有新文化运动，也有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梁启超说：“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然而，“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像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他指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他说出了五四时期国人中先进分子的共同想法。

当时对内的国民运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每个人努力的领域各有不同。胡适一直致力于他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反对“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的学生、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说：“我们将来最大的计划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虽然胡适、罗家伦以及陈独秀、毛泽东后来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乃至领导了政治运动，但是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最积极和最明确的新政治运动倡导者，还是梁启超。他在《〈改造〉发刊词》中指出：“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他为共学社制定的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所鼓吹的新政治，主要包括两项内容，都是他旅欧后的心得，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新潮流。现在回过头去看，其中的一项是正确的，另一项则是错误的。不论是对是错，梁启超的新政治对于20世纪的中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世界范围的民主政治从精英政治、少数人民主走向大众政治、全民民主的转折点。新西兰、芬兰、英国、丹麦、冰岛、荷兰等国的妇女相继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该修正案于1920年生效。欧美国家的这种扩大民主范围的趋势，对正在欧洲访问的梁启超影响很大。

梁启超曾经认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现在，他对于自己早年的绅权运动、精英政治思想，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民初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信奉的都是精英立宪主义而不是国民立宪主义。他说：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个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现在稍为关心政治一点的人，大概都叹息痛恨说道：‘民国十年以来，政治没有上轨道。’”“但是问什么是政治轨道，怎样才能上轨道？恐怕许多人也回答不出来。依我说，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它上轨道，除了市民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市民群众运动应从哪里做起呢？梁启超指出：“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在还没有条件进行“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时候，当然要从“特别的”国民运动入手。而本着国民运动“问题要大要普遍”的原则，“特别的”国民运动应当把要求兑现“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政治权利作为一个突破口。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国民运动、群众运动成为流行话语，并衍生出国民革命、全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新的说法，这种新说法压倒了梁启超的国民运动观，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就是从苏俄引进的阶级斗争理论。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和运动中，还是讲国民、国民觉悟、国民运动的，但是到1920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变调了。《新青年》杂志搬到上海后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说：“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在《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中说：“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这种说法成为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进而也被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所接受。

蒋介石在1924年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

鼓吹阶级战争和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到1920年代后期仍然坚持梁启超国民运动思想的，是国家主义派。1926年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后来中共史家撰写的历史，其实是赞同了国家主义派的预言，北伐战争的结果是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市民的群众运动、国民运动、全民革命，更加感到梁启超及其嫡派政治传人思想之可贵，也要谨防再度跌入阶级战争、阶级革命、阶级专政的陷阱。

（二）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鼓吹的新政治，一方面是以国民运动取代绅权运动，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民初党争的失望，他不是用国民运动来辅助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而是试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他在《改造》发刊词中宣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梁启超归国后发起的新政治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他认为：“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接着，他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纷纷兴起否定议会政治、鼓吹直接民主的思潮。受其影响的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不仅有梁启超，还有陈独秀、吴佩孚、孙中山等人。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他们争夺的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此时的陈独秀把立宪政治也视为“狗的运动”。“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

1920年4月，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他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斥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直接行动的对立面，自然是“旧式的代议政治”。

1920年8月，吴佩孚通电提出《国民大会大纲》，提出“国民自决主义”，由“国民公决”制宪，引起强烈反响。《晨报》、《益世报》都发表文章讨论“国民大会”应该行使的职权。各地纷纷集会，成立召集国民大会的筹备组织，如国民大会协进会、策进会、筹备会等，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处尤其热烈。国民大会的赞成者认为它“合于世界最进步之直接立法主义，及直接复议主义，并民治主义之原则”。

孙中山敏锐地接过了国民大会的构想，来充实他的旨在改造“旧式的代议政治”的“五权宪法”。他说：“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直接民权凡四种：一选举权，一罢官权，一创制权，一复决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直接民权通过两个设计来加以体现。一是县自治，在县的范围内国民可以直接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二是由每县一名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在全国范围内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

不论是吴佩孚、孙中山的国民大会，还是后来陈独秀、毛泽东的苏维埃，首先都是为了否定旧法统，重塑政权的合法性；其次是在直接民权的名义下，削弱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和监督制衡能力，推行行政主导体制。

胡适认为，创制、复决、罢免的民治新方式都是在代议制的民主宪政长久实行之后用来补充代议制之不足的，因此他对国民大会之类的新政治设计不感兴趣。他说：“我们此时应该从一种易知易行的代议制下手，不必高谈一些不易实行的‘直接民权’的理论。”然而，在国共两党先后主宰中国政治的情况下，他的声音微乎其微，起不了任何作用。“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定论。

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嫡传弟子，他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他在1935年撰写的《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中仍然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代议制正是被修正的主要内容之一。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1957年“五一九”民主运动中，始有再度呼唤议会政治的声音。直到1970年代中期，顾准才在理论上对议会政治进行了详细研究并重新予以肯定。他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独裁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九十年后反思五四时期的新政治运动，一是要肯定全民民主和国民运动，反对精英政治和阶级战争；二是要对代议政治来一个“否定之否定”。现在实行代议政治，必须抓住三个要点：第一，代议员直接选举，不能间接选举；第二，代议员专职有薪酬，不能兼职；第三，允许成立议会党团，取消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代表团制。

因为“五四”——胡适和闻一多的政治选择

作者：雷颐，原刊于《经济观察报》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历史、思想史的影响既深且远，对新文化运动亲历者的影响，更不待言，胡适、闻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坚持“五四精神”、是否坚持新文化运动一些基本理念上曾与国民党严重冲突。在这种观念冲突中，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闻二人的观点及最后不同的政治选择，都引人深思。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激烈表示反对。1929 年在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上，从4月到6月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这些文章认为，侵犯言论自由、公民财产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中国的进步要民主、法治、宪政。他尖锐指出：“无论什么人，只需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他举例说，安徽大学的刘文典因为当面顶撞了蒋介石被拘禁了一些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拆，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他甚至批评孙中山后来只讲军政训政，不讲宪政，并从哲学上质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胡适及《新月》发表的其他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文章，使国民党大为震怒，从8月上旬开始，发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攻，对《新月》和胡适进行全面围剿。在舆论攻击、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严厉的政治迫害。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8月24日做出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撤职惩办，北平、天津、江苏、青岛、南京等省市党部纷纷响应，要求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甚至要求逮捕“法办”。10月4日，教育部发出“训令”，警告胡适。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店员被抓，一千多份新出的《新月》杂志被没收……

面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胡适立即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篇长文在《新月》发表，力图分析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 “ 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说国民党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他进一步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 ‘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 所以在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他的结论是：“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如果国民党拒不接受批评，仍坚持与新文化运动相反的种种做法，“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谥号的。”

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第二年的“ 一二八”事变，使胡适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中国迫切需要团结、需要政府的权威，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从 “体制外”的尖锐批评者渐渐变为“体制内”的温和批评者和“建言”者，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政治立场开始有变。但胡适对国民党仍时有批评，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仍无变化。

1935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和抵制。但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从社会进步、革命成功的角度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地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

但是，在当时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战爆发，胡适感到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入国民党，且对国民党深有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却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辞，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并因坚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约法”一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发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他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 “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他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科学新文明 “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这又在台湾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及至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老师辈”，闻一多则是受其浸淫的“学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则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下。但就在几年之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由亲蒋反共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主义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它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仁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 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19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书中内容给闻一多强烈的刺激。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专制，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专制，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 “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一向信仰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闻一多，确实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对共产党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为了维护五四精神，争自由、争民主，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最后，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种种因缘使胡适、闻一多二人最终的政治选择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点、理念的情感、坚守、维护却相当一致，确耐人寻味。

中国正处于撕裂状态—专访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

因为揭露腐败而被关押的中国记者姜维平，在五年零一个月的刑期中，被关过三个看守所、两所监狱。他于2009年4月21日访问自由亚洲电台，并接受了不同的声音主持人谷季柔的专访，详细描述了中国高官的腐败行为，和牢狱黑暗的情形。

记者：姜维平先生，非常欢迎您亲自到自由亚洲电台的演播室来接受我们《不同的声音》的采访，您这一趟能到自由亚洲电台来真是费尽千辛万苦，非常不容易。首先谈一下踏上自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感觉？

姜：我是今年2月4日来到了加拿大，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过去在国内是处在一种恐惧当中，应该讲是受到很多的压抑和监控。终于现在是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下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心情不仅是激动的，而且精神非常振奋。

记者：您能够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是经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逃亡历程，能不能先简单描述一下您怎么样从大连到北京，然后在加拿大政府的协助之下到达了加拿大？

姜：我在春节过后，才申请到加拿大的签证，在这之前曾经经过三年的努力。因为2006年获释之后，一直是当地公安拒发护照。在春节过后终于拿到了护照。当时原本的考虑是想在拿到护照之后回到大连，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但是担心这期间会有一些变数。所以在2月4日到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拿到护照的当天就购买了飞往温哥华转机到多伦多的机票。那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同时很焦急，也很担忧。主要担忧什么呢？就是由于现在国内这种僵化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地方官员是滥用手中的权力，担心在拿到护照之后在过关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阻挠或者是怎么样。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整个过程充满着戏剧性。比如说在托运行李的时候，在北京机场当时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看着装这个人估计身份比较特殊，他也查看了我的护照，还且他还让我出具我和我太太的家书。我没有这个准备，幸好我身上有一个过了期的我和我太太的结婚公证书，我把这个拿出来，就化险为夷了。另外，在即将登上飞机之前，又是这个人在机口旋梯口等着，在那儿拿着我的护照又查看了半天。这也使我当时非常担忧。同时，还见到了一个大概我估计是加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也查看了我的护照，目送我登上飞机。

记者：您到达加拿大使馆之前是不是和加拿大使馆联系好了呢？

姜：是这样，在我去加拿大使馆之前通过电话和外交官联系，在这之前我们只有一个电话号码，而且，我本人的英语扔掉了很多年，不是很熟练。我的一个同学帮忙，和这个外交官通了电话第二天约好了时间。到大使馆很顺利就拿到了签证，在这之前就已经买好了机票。所以，必须要那天成行的。这个时候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化险为夷。

记者：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姜：如果是失败的话，我想当时我不知道怎样愤怒，因为从2000年判刑，我在监狱呆了五年，出来之后被秘密监控了三年，可以说我这种希望家庭团聚的愿望已经在我心中存在很久很久了。

记者：可想而知。

姜：我非常执着，一定要闯过这个关口，多亏还不错。

记者：在这之前您是2003年最后一次见到您的家人，是吧？

姜：是这样。我和我太太上一次分手是2003年春节过后在大连的南关岭监狱，也就是我服刑的最后一个地点。我和我太太用眼睛对望离别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悲伤。

记者：2003年一直到您成功逃亡到加拿大，六年的时间终于再和妻子和女儿见面了。

姜：是的，所以她们为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记者：您是2月到达加拿大的，现在两个月的时间都做些什么？

姜：两件事情，一个是学习，因为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突然来到一个信息公开世界。我不是谦虚地讲，我们是井底之蛙，要多学习。第二就是要多陪陪我的太太和小孩，弥补这几年的缺失和忧伤。

记者：对女儿呢？

姜：当然对女儿离别的时间更久一些，她是2003年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她是到大连瓦房店监狱去看我，那是我第一个服刑的监狱，也是一个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个监狱。我的孩子和我见面。我为了让孩子在心灵上少受一点这样的创伤、少留下这些黑暗的东西，我跟我太太讲以后就不要带她过来了。所以2003年的3月份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次见到她一下子就长得高高的。

记者：从几岁变成几岁的？

姜：当时她是12岁的小女孩，现在已经20岁。女大十八变。在机场我看到她的时候，我不相信她是我的女儿。她的脸还是没有变，还是娃娃脸。但是她的身材非常修长，非常挺拔，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为什么呢？我的家人还能健康地活着。

记者：您的小孩虽然经过了这些痛苦，但是她能够在加拿大度过她的成长期，您的感觉是什么？

姜：我觉得主要的不同是价值观的变化，因为过去在国内，她们受到长期的教育和洗脑，她们是非常压抑和矛盾的，因为国内你知道好多人培养孩子的时候都是双重人格，告诉孩子要这样讲，见到老师又那样讲，说谎，非常伪善那种。孩子的人格是分裂的，很压抑的、很悲伤的、很不解的。比如，我清楚地记得在2003年3月21号，她到瓦房店监狱去看我的时候，我太太带着她，她坐在那个地方，低着头，不和我讲话的。她很难接受，因为那个时候我剃着光头，囚犯的光头，神情很疲惫、很悲伤，非常疲惫的那种神态，她又看到爸爸来的时候是和很多犯人一起排着队，剃着光头，看到这个，她不能接受，所以她坐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讲话。当时，我心想以后不能让她到这个环境里来。因为她不能接受这个。但是她现在在西方这个自由的环境里价值观完全不同，人是真实的，人格都是统一的，是和非都是很统一的。这时候看到孩子在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当中对她来讲，这种民主法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记者：我觉得这两种制度的不同在小孩身上更明显的显现出来。可能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里头，她没有办法体会父亲做出来的这种事情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她心目中可能没有办法判断爸爸到底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还是坏人。中共的制度让你进了监狱，她看到是你是一个囚犯，可是她到了自由世界以后，她可能更能体会你做的工作的意义，是不是？

姜：因为她在这里读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她妈妈为她叙述过去的故事，那么她现在看到、听到的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分析，这个社会应该是法制社会，是一种普世价值。她知道爸爸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爸爸个人，是对国家、对整个世界是有好处的。那么就说她在是非的观念上应该讲是一个回归的过程。

记者：其实我相信，这种对于中国所谓的政治犯的看法不光是显现在你女儿身上，对中国普遍的老百姓也是这样，很多的中国百姓因为在中国媒体的渲染之下没有办法正确地看待中国政治犯。但是只要他们了解事实以后就可以对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象我们在自由亚洲电台就可以感觉到有很多很多老百姓非常支持你们的行动。

姜：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是是非判断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敢不敢真实表达的问题，这个特别重要。国内对这些异议人士，民间的有一些普通百姓很同情、很赞同，但他不敢公开表达，他不敢表达对你的认同，这是非常痛苦的，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回家讲一套，到了公司讲一套，会上讲一套，会下讲一套。这个对人是摧残最厉害的，就是伪善和谎言。

记者：这种人格分裂好像在你的文章里经常可以看到，你在分析政治人物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都有这样的问题。

姜：所以，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的观点？就是我发明了一个词，就是现在中国进入了什么时代呢？一个状态叫撕裂状态；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表演时代。撕裂状态是什么呢？经济上高速增长，政治上僵化倒退到了民国都不如。比如在新闻自由方面，就造成这个社会上的撕裂状态，裂了一个口子，象火车一样头在前进，尾在另一个方向发展，中间这个断裂带就是社会的动乱。所以，为什么现在统治阶级，从共产党来讲，一党执政，它有那么庞大的军队但是它很恐惧，因为它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每一个点都充满变数，有可能随时坍塌下去。你再看表演时代，你看现在的中国人不管当官的还是百姓，很多人都在表演。当官的台上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老百姓一样，上班讲一套，包括小孩，妈妈都告诉孩子‘别给老师这样讲啊’，比如说老师求孩子办事，我们都经历过，‘教你爸爸给我们报销点出租票’，‘教你爸爸办点什么’，孩子说怎么能这样呢？‘别这样说啊’。小孩从小就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在一种表演时代。为什么象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小沈阳，不过是一个演员，一下吹捧成如此风云人物。你现在问小孩子理想是什么？很多小孩都说当演员，我要学章子怡、我要学刘晓庆。说为什么？‘名利双收哇’。象对角线一样生活，走最近的那一个成功途径：表演。所以，造成我认为的中国现在目前就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非常长危险的。

记者：怎么个危险法？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影响力？

姜：一个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出现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才会有民主法制，老百姓才有安定的生活，才能缩小城乡的差别、贫富的差别。这样就象邓小平刚开始改革开放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富’，但现在是怎么样呢？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另外一部分人根本没带动。而且陷入了绝对的贫困化。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在经济繁荣背后的不稳定因素。现在通过一些突发事件，从瓮安事件以来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包括杨佳事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愿望，包括你们电台，为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在帮助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把这些民怨、民情、民恨由一种途径把它宣泄出来，社会还是稳定地转型嘛，叫民主转型嘛，对吧？

记者：事实上象您所写的那些文章揭发中国的腐败黑暗面也是同样的工作。

姜：所以，我把我自己称为医生，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医生，什么医生呢？我抱着善的愿望，比如社会得了疾病，癌症或者是各种疾病，通过我们的文章、通过我们真实的声音帮助它。理性、客观、积极。所以你看我的文章，我认为我良好的愿望帮助它。国保的人2006年以后经常和我谈话，我也和他们讲，我说我是很善意地帮助你们，因为老百姓的一些悲伤由于官员的层层对信息的过滤你们听不到，看不到，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加以改进。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1998年在香港的《前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黑龙江民谣显民意》，就是黑龙江的民谣显露出一种民意。其中民谣当中就提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统治阶级，我们的执政党能够（我这是书生的想法）按照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来改进的话，就不会出现黑龙江后来发生的韩桂芝案，田风山案，这些人我都是很熟悉的，还有马德案，辽宁省的张国光案，慕马大案，吉林的米风君案，实际上它如果按照我的做，能挽救很多当官的政治生命。因为他改进了嘛，更不用说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因为我在东北办事处工作了五年，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省长，这级别的领导干部我接触很多。我这篇文章我认为我是很善意很积极的。

记者：不过很遗憾，生病的人都讳疾忌医，你指出了薄熙来各种贪污腐败的行为，得到的结果是您进了监狱，他继续升官。

姜：他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特例。为什么是特例呢？因为韩桂芝案也好还是马向东也好，还是米风君，他们的能量是有限。因为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造成个人的作用尤为明显，一个官员在地方做得怎么样个人品质特别重要，因为没有约束，包括我们没有法制的约束、没有言论自由的约束，没有人制止他。薄熙来是什么呢？应该讲是他父亲的背景造成在京城里有人给他摆平，在地方应该讲他的外表、他的谈吐很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他在这种体制当中使他人性恶的一面充分发挥了。所以他成为整个东北贪腐官僚当中的最后一个堡垒，到现在没有攻克。但是最近有攻克的迹象。随着他爸爸权力的失去，他爸爸和江泽民交易的失去，他在地方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越来越显现出来。所以他这个和马向东、韩桂芝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反弹能力强，非常强。那么就我个人来讲，我跟他没有个人恩怨，因为他从1982年到大连金州，那个候我是大连日报记者，他见到我是很客气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专制、这样的霸道、这样的腐败。那么，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对他的看法有个过程。我现在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仍然在位，因为那些贪官一个个都垮掉了。我给你觉个例子，包括朱胜文，哈尔滨常务副市长，就是死在监狱里自杀的那一个。我采访他的时候，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是1995年底，我刚到《文汇报》工作的时候哈尔滨开冰雪节我采访过朱胜文，当时他话讲得很大，他说你们大连有1万多警察，我们这有2万5千警察归我们管，口气很大的。他的太太也是，讲话口气很大的。他在台上的时候也是话讲得很大的。应该讲显得很有底气，常务副市长嘛，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手遮天的。但是当他在政治斗争失利，当时有个副书记叫岳玉泉，把他整掉了以后，他死在监狱里。他的太太到天安门广场替他申冤的时候整了一个白麻袋套在身上，麻袋的背后写的是‘朱胜文，冤、冤、冤’。你们也播了嘛，就在天安门，刚刚套上这个麻袋，不过三秒钟，天安门的民警就把她抓起来送到派出所里去。那么就是说，在位的时候她没有想到民主法制，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当她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时候，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她在北京上访的时候也找记者，也找你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给她报道了，我当时在监狱里听到的消息。当时想到当年和她见面的情景，你现在可以看到在香港文汇报查到我写的一篇文章《访哈尔滨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与程道喜》，程道喜当时是政协主席，因为我们写的比较长的文章一般来说都要给他看一下，看完之后他说‘也加一个政协主席的名字吧’，他怕得罪那个人，他是北大荒的知青，给我的印象很好的。为什么像这样的官员在位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而是满足于歌功颂德？等到自己政治斗争失败，倒霉的时候才想到监狱是那么黑暗，你看他在监狱里写的文章，我出来之后在网上看到他在监狱写的诗，写到专案组怎么折磨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了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

记者：他们其实也需要法律的保障。

姜：所以，我本身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有种切肤之痛，就是我们的官员，我就奉劝他们利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在你们在位的时候一定要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这是帮你们自己的忙和子孙后代。就象何清涟讲的，现在的官员是最不负责任的。都不想你再干那么四年八年，为什么不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你要平反六四，你这样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包括你自己，你不要等到象朱胜文这样政治斗争失败了，被殴打才去上访，才留恋过去失去的时光。

记者：希望中国的高官能够听到您这番肺腑之言。

姜：但愿吧。

记者：不过有报道说薄熙来对您还是咬牙切齿，甚至后悔他当年没把您给做了，有这回事儿吗？

焦：这个我不能证实，为什么呢？我是一个记者，我看到这些报道了，记者秉持的就是真实客观，他们专案组我接触了很多人，他本人我也接触过，没有听说他想把我杀死，但是他肯定是不舒服。因为什么呢？大部分人都是歌功颂德嘛，薄市长、薄省长您如何如何好，长久下去，他这个本身来讲都昏昏然，没有忧患意识。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讲这样的话。

记者：不过您现在到了自由世界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他可能更觉得危险很大。

姜：这个是这样，每个人他有些东西是他自己不能左右的，个人的主观愿望不一定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出走这个经过，我认为有必然性。有什么必然性呢？就是跟中国目前这个政治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跟很多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主要是东北的打过交道，有一些人私下谈论的时候思想很开放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人，象我刚才讲到的，很有良知的，在他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也希望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他只不过是不会这样讲，他会做。那么，他做了中国的政策就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就有利于我们发展。

记者：以您的了解中国体制内有多少掌握权力的体制内官员有这样的想法？

姜：我想最起码有三分之一。我这里可以给你透露一个信息，1998年当时和我们报社的两位领导到省里去拜访闻世震省长的，当时他是一省的省委书记，叫地方大员吧，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先聊天，他就讲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有些人不信马列，信佛教也很好嘛，总比没有信仰好哇’。我们听了当时很惊讶。就是说在我们高级领导干部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比如说闻世震还提出什么观点呢，他亲自给我们讲，他说也欢迎海外媒体对我们进行监督。但是你看中国安全部的法律，你给境外报纸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是犯罪的。但他认为，而且他把他这个观点作为一个正式文本发表在辽宁日报上，有一段‘欢迎媒体批评，包括海外媒体的批评’。

记者：我希望能够亲自去采访他。

姜：他现在已经退下来，现在是人大经济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我认为他在中国的官员当中比较开明。

记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象他这样的官员。

姜：所以我和有些海外出来的人士的有些观点不同，就是说我不一概否定共产党所有的官员都不好，我认为那样对我们记者来讲，从我们眼里看到的不是那个事实，大部分是比较昏庸、比较专制、是腐败的，但是有一部分还是不错的。包括赵紫阳、胡耀邦不是很好吗，对吧？地方有很多官员没有名也是很开明的。

记者：所以就是希望那些比较开明的人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之内还能够有生存的空间。

姜：所以我就想通过我们的宣传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活动能够给体制内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一个回旋的余地。

我看到海外的一些报道，骂的很多，一再地贬低人家，话讲得很蛮，而且很血腥。有一些我认为不符合事实。官员当中应该讲有的还是不错的。我们怎么能够秉持一种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冷静、客观的观点，而且跳出个人的恩怨，比如说我坐牢，我不能说。我就遇到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就说移植器官，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你看到过没有？我说我确实没有看到，他感到很惊讶，他认为象我应该说看到了，或者是应该编一些故事。我不喜欢编故事，我是一个记者，我秉持这种客观、公正、理性和善意。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不要动乱，希望中国和平民主地转型，渐进走向一个法制的国家。

记者：从您的谈话的内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您是非常诚恳非常准确地根据事实报道新闻，因此我也很想证实一下在您的笔下描述出来的那些腐败现象，有些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官员说你在造谣，有一部分读者也认为恐怕太夸张了吧，但是从您的谈话我是明显感觉出来，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记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确认您写出来的文章中的那些行径都确实存在，是真的？

姜：可以，没有问题！

记者：可以，绝对没有问题，薄熙来真的有二十多个情人？

姜：不是，薄熙来没有。你看到的报道是大庆市的一个副市长，叫钱棣华，他有二十多个。有二十多个情妇、几十个情妇的这种官员在中国是很平常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或条件回国？

记者：我去年在中国采访了北京奥运。

姜：但是你到了北京奥运，我想你接触的面可能比较窄！它可能对你的采访有限制，因为你太有名，对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深入基层去看吧，官员养几个情妇的事极其平常。官员互相之间情妇是公开的！而且说我们这不是腐败，我们是热爱生活。这很正常，吃饭的时候会说这是我的小妹妹。

记者：在你的笔下，薄熙来也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

姜：是的，我认为他是一个表演时代当中的标准的演员。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小例子。我见到过牡丹江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在服装节的时候和我在一起，很好的一个人。他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就被派到大连去采访。他就去早上的菜市场去采访，采访菜的事情。当时菜运输问题老百姓有意见，他当时见到菜农就谈话，问老百姓的疾苦。他认为他做的很对，这个时候刚好薄熙来也来视察，他就请薄熙来也来谈几句话。他认为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新闻。等到回到台里的时候，台里人就告诉他你赶快回北京。薄市长给你好一顿骂，叫你赶快滚！他就特别惊讶，他跟我讲，他说‘姜记者没想到，他如果对我不满他就应该当时显出来，那你才是个真实的人。我不是说人家一定要高兴，对吧？’你批评人家，人家不高兴也很正常，但是你人格不要分裂。他当时说你说的对，老百姓就应该解决，还表扬他。等到回去之后台里告诉他要把他赶出去，走之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这个人是个伪君子。我能举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能举很多很多例子。这个人，他的危害性是太具有欺骗性了，他长得很潇洒，妙语连珠，口若悬河，非常有才华，应该这样讲。但是看人不要看他讲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我还给你举一个例子，他80年代的时候在金州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上面的领导来查看优秀教师的情况，他赶快就去优秀教师家里放上彩电、冰箱、沙发什么的都武装上去，因为那个教师很贫穷，50多岁，生活很贫困。他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搞一套假的东西，什么冰箱、沙发、彩电，地毯都整的挺好，等人家一走，他就把这些东西全收走了。收走了当时那个教师就倒在地上哭，他就说好，留下沙发吧。很多记者都在场。

记者：在记者面前也这样？

姜：就是，他根本不当回事情。还有加拿大宗家理事会到大连去搞一个活动，在市政厅里放一个录像，放大连的街景和城市建设的变化，我当时和大连日报的记者在场，这时候加拿大代表团的人还没有来，他就事先把这个录像演示一遍，在放的过程当中那个录像倒过来了，他就暴跳如雷，把那个放录像的人骂得很难听，确实和他在公开场合所表现的截然不同。那就是表演时代。我们怎么能需要这样的官员呢？对不对。

记者：更有甚之，您也提出来，他用国安机器来打击他的对手。

姜：这个非常可怕，我最近在《开放》、《北京之春》、《争鸣》特别是《前哨》，我发表了很多文章，揭露他在用国家机器，用非法的手段来打击他的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打击政敌是在90年代末，在95年以后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我被捕之前，十几起大的案件，这个你可以看我在《北京之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讲到了几个典型的案例，表面你看这些案例它都有冠冕堂皇的一个幌子，但实际上他险恶的用心就是要打击政敌。国家安全局的任务是反间谍机构，他让当年给他做饭的一个厨师当了安全局长，然后让这个安全局长去监控自己的政敌。本身这些手段就是违法的。

记者：你现在到海外之后还打算继续进行这种揭发中国腐败问题的工作吗？

焦：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因为来到海外以后，我刚才谈到了需要学习，需要冷静下来，包括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换一个角度可能更清醒。这种对腐败的揭露还会继续。但是可能要深层次的分析，要研究。

记者：中国新闻记者的工作环境确实很困难，我们从很多位揭发腐败的记者受到的严厉惩治就可以感受到，中国新闻记者要真的做一个好记者的话，要负担很大的压力的。可不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首先您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些一般人不容易接触到的信息？另外，您在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背负到什么样的包袱？您感觉到您的危险存在吗？

姜：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来到加拿大之后有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诗人提出来说，你在体制内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你为什么要舍弃那个优越的条件去写他们呢？我给你讲，这主要是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童年的生活很苦，爸爸妈妈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后来读书、下乡、上大学，我们读的那些书，受的那些教育读的那些书，就告诉我们要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不能做一个表演的人，要做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人，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中毒深。]另外你刚才讲到新闻来源，这都是在平时的生活里方方面面，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道听途说，听到一个事情就认为是这样，我们要小心考证。因为国内设置了很多障碍，非常危险，冒着风险，所以在采访过程当中非常小心，而且要反复求证。不能说有人这样讲你就信了，但也不能说他讲了你就相信。你要仔细思索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有可能是错的。这样才能写出比较有分量的东西。正因为这个东西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才那么恐惧，那么仇恨。如果你是造谣，他起诉你诽谤就完事儿了，很简单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用国家机器把你抓起来，要叫你闭嘴呢？我们有些记者，我看了你们的报道，一个叫王有琴的到临沂去见陈光诚的太太，安抚她两句都被村里的村霸打出村庄，它为什么这么恐惧呢？包括一个叫陈元的在湖南，为什么那么恐惧？就是因为你的那些和我们那些报道击中了他的要害。它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倒不怕你从理论上去讲什么一党执政，威权统治理论论证，它不怕你去论证，反正没有涉及到他的个人利益。所以你看到受到严重迫害的主要是这些揭露腐败的记者，越具体越可怕。

记者：对他的伤害越大。

姜：象高勤荣，师涛，他给高勤荣下了三个罪名，什么罪名都加上了，你可以看到在中国，新闻职业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其高风险的程度怎么都难以想象，现在越来越多。

记者：您当时写文章也感觉到可能有这种后果吗？

焦：我感觉到了，想到了这个后果，严重的后果。但是我想别无选择，因为社会的进步总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我的想法是要忍耐但是不能等待。忍耐是说你要对这个社会要有谨慎的乐观，它会进步、会发展，腐败一定会被遏制。但是我们不能人人都在等待，等待天上掉馅饼，等待它自己倒台，不会的。腐败就是你揭露一些总是比不揭露要好嘛。你象那个躲猫猫事件，还有现在逐步发生的一些事件，只要你把它披露了比不披露要好。只要我们努力了就是要好，你比如说，我的报道，尤其在大连我了解薄熙来，非常了解，老百姓的我也听到很多，我对他的揭露使他上升的趋势受到了阻碍。

记者：还有很大的作用。

姜：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比如说他在十七大的时候他想上，但是却落马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层的政治斗争可以拿着你这个做筹码。比如说有个人不一定同情你，但是他也看不上他，他就说‘你看老百姓对他反应很大，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议论报道，形象不好’。他在政治当中失利了，这个东西显示的作用就特别大。这主要是政治体制决定的，因为是一党专政。

记者：听说他现在面临调查，有这回事儿吗？

姜：是在调查他，因为不光是我的报道，大连很多人都在告他，因为他有问题嘛。

记者：他到重庆了现在。

姜：到了重庆人家也不会放过他。因为你到重庆去，但是你做的那些事情伤害了那些人，你那些事情老百姓永远不能忘记，他怎么能忘记呢？他在那里当政的时候，当地的媒体都是歌功颂德，包括他的脚印都落在海边，搞了一个雕塑，那个雕塑上有几百个人的脚印永远刻在那个上面的，铜的脚印就是他的，你可以看那个百年成雕嘛。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老百姓的民心是不可辱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以为你离开这个城市就可以结束吗？不能结束的。所以，香港一个杂志的一个同行写了一篇文章说‘姜维平的报道是薄熙来挥之不去的幽灵’，的确是这样的。

记者：难怪他很想把你做了。不过您为了您这个工作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在牢里呆了五年零一个月。我知道您在牢里也是受了很大的折磨。能不能描述一下您的牢狱生活？

姜：我坐牢是五年零一个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0年12月4日到2003年2月20日。我在看守所里面，我经历了三个看守所，第一个是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第二是大连开发区看守所，第三个是大连看守所，也就是说有部队的，还有市的看守所，还有区里一级的看守所。仿佛就象是让我采访一样，各个层次的都让我去。最有趣的是第一个看守所的部队就是薄熙来秘书当年所在的部队。我不是部队的，我是地方的犯人，如果我是犯罪分子的话他应该把我送到地方看守所，他竞然把我送到部队看守所，这本身就是违反国家规定的，我不是部队里面的犯罪嫌疑人嘛，对吧？他为了封锁消息，把我押在他的前秘书车克民，也就是安全局局长服兵役的兵营里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心里虚不虚，他是不是伪君子？如果你真有罪，那就送到地方看守所去搞，对不对？

记者：所以他笃定是要把你封住。

姜：对，是要封住。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3月20号以后到2006年1月份那就是我在监狱服刑。我们叫投劳，投入劳动改造，两个监狱，瓦房店监狱和大连南关岭监狱。从看守所来看最黑暗的应该是大连开发区看守所，我现在读到了很多关于看守所里面打死人致伤致残的事情，应当讲我相信这些报道，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也看到过，听到过。他们对我来讲，因为我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在坐牢后不久就被海外做了报道，当时香港的亚洲周刊有一个记者叫王建民，我非常感谢他，他第一个报道了我的消息，使我这个由秘密案件变成了公开案件。变成公开案件之后在阳光下操作，官员的伪善这一面可以讲是降低了对你的打压。所以，我的处境总体上来讲还是改善了一些，整体上对我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我出来之后看到他们对高智晟的那种折磨，那种折磨我良心地讲我没有经历过，我很幸运。但是我相信那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记者：您有目睹一些其他人？

姜：看守所里面的牢头狱霸殴打犯人的事情，这种事情我看得太多太多，家常便饭，每一两天都有的。我的隔壁也有被打死的。这是我在大连一个看守所，我的旁边房间就有被打死的，牢头狱霸打群架打死的。但是在我这个房间，在我眼下发生的，没有过。

我再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说那里也经常打击牢头狱霸，他也搞专项整治，就是这个时期，这一个月来不许打人骂人，警察也抓那些牢头狱霸。抓了牢头狱霸以后，你比如说他打人了，他就把你放到一个大筐里，让两个杂役抬着他在走廊里面一个房间一放，在那里殴打，很有趣。我当时在姚家看守所的时候关在5-13，就是五楼十三号。两个杂役用一个扁担挑一个大筐子，殴打别人的牢头狱霸坐在大筐子里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打他三扁担，走廊特别长，很多犯人都是幸灾乐祸的，希望看到他挨打，打的时候把屁股露出来，趴下来，然后用扁担狠狠打，因为打了很多房间，等到了5-12的时候就皮开肉绽了，那就是很难看、很惨的。

我们房间的希望他到我们门前再打他，他打之前要讲话，他要问为什么打你？他就要说‘我是牢头狱霸，叫什么名字，我该打’，就打三扁担，结果打到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跳过我的房间了，为什么？这个警察就说‘这里押的是记者，算了，别叫5-13将来给报道了’。然后我们房间里面的狱友就说我‘老姜，就因为你，没看到热闹。’我记得特别清楚，打的时候特别可笑，打完了之后他要喊‘谢谢政府’。

记者：让人想到文革那时候的情景。

姜：所以我写的一篇传记里头有这个情节，看了之后让人哭笑不得，很悲伤，因为他本身就是打人嘛，然后再打他。

记者：这种手法好像太原始了一点。

姜：是的，非常原始。人到了监狱之后完全变成了生活的弱者了。完全就象是案板上的鱼，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打人家，这确实说不过去。

记者：我能不能请你谈一下您在狱中经历的强制劳动的情形?更否更深入的描述一下？

姜：因为这些关于劳动的事情，海外有很多报道，他这个劳动是这样，就是每一个监狱都是一个劳动生产单位，一个经济实体。而且在一个院子里面，比如说你有五千犯人可能有几百个企业在里面，大大小小的，一般来说，这些生产都是手工操作的。就是说适合在房内来做的，比如说做圣诞树、牙签、鞭炮、餐盒、纸袋、手袋等等，这种情况非常多。就是基层那种实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包括警察，他可以承包，承包这个小队，比如说这个小队有20个犯人就是无偿给他劳动。然后他拿着这个再搞什么生意。这种交易是比较黑暗的，应该讲很残忍、很苦的。我最长的生产，我在体力劳动受到最大的折磨的时候是在大连瓦房店监狱，就是2003年的2月20日一直到5月份，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每一天我不停地劳动。那时候劳动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5点钟就要到一个大厅里面坐着劳动，然后到晚上10点钟。那段时间应该讲是非常痛苦的。后来我到了南关岭监狱的时候又劳动了一个月，他叫培训，然后我就当了事务犯，就是监狱里管理犯人的那种，实际上也是监控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个政治犯，又比较有名，他就让我在一个大楼里面，象一个传达室一样，你坐在里面。叫监督岗，人从我门前走过，可以监督我，然后让我管理他们，就是制造矛盾，也便于对我监督管理和监控。那个时候我脱离了这个苦命。我可以读书，包括我可以听短波收音机。那个时候从2006年的6月26号开始到我被释放，我始终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他们都不知道的。

记者：真的？也听我们的节目吗？

姜：听的，包括你当时采访李敖，我是非常详细地收听的。

记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教？

姜：我觉得自由亚洲电台信息面比较大，比较有深度。它侧重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对鼓舞民主的一些人士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客气地讲，我的判断可能拥有的最多的听众可能是囚徒。为什么是囚犯？我刚才和你们的总编也谈到，一个是他们有时间，在那里的时间很充足。第二个有条件，为什么呢？因为狱警他也腐败呀。你给他点好处，他就给你买收音机，很简单嘛，他要没收，没收那个部门就归我们来负责，放在我们那儿的，一大筐子都是半导体收音机，德生牌的短波。第三是囚犯是社会最底层的，切肤之痛，对社会的这些是感同身受的，所以他用心去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监狱都很偏僻，没有干扰，非常清晰。所以，那时候信息并不闭塞。什么都知道。

记者：其实我们也感觉到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克服千辛万苦收听我们的节目、打电话给我们。

姜：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途径获得真实的声音，他心里有怨恨、有些想法向哪里说？很多很多我都可以写，这方面到时候我可以在我的那本书里有详细的描述。

记者：您刚才提到您也曾经做过体力劳动，能不能描述一下有没有任何产品是我们可以认得出来是狱中劳役制造的？

姜：这些产品比如说餐盒，在飞机上空姐给你的那个餐盒基本上都是监狱生产的。为什么呢？看守所很多、监狱很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些生意，由手工来操作，由于卫生条件很差，因为在监狱里，有的时候没有水，种种原因卫生条件很差，所以在生产过程当中，质量是令人堪忧，难以想象的。

记者：是拿来让我们吃饭用的。

姜：所以我坐飞机的时候餐盒上来的时候我心里都是很不舒服的。还有海带，海带中间带一个结子，海带放在餐盘里，他端上来你看很漂亮，实际上是垃圾，它在海边，人家丢掉的一些垃圾，他用一车拉过来，然后给犯人，犯人在里面选，当我们选这些垃圾的时候我们经常选出卫生巾。我们选的太多了，粪便都有的，我们就是选其中好一点的，因为海带叶子很大，即使腐烂，中间的部分还是比较好，就把这个好部分的剪下来打个结，水一冲漂漂亮亮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不吃海带结。

记者：搞得以后我们也不要吃了。

姜：这种情节很悲伤，而且，我们有一个犯人他就很仇恨，我们人人身上都长虱子，他就把一个虱子夹在海带结里头。

记者：这些产品都通过普通的渠道和其他的正当的产品一起出口吗？

姜：我不知道是否出口。至少我在中国市场看到有很多卖的，到了商场一看海带结，我就明白了，他打的那种结的风格方式，我可以肯定大连海带结有很多是瓦房店监狱生产的。因为犯人很多，几千名犯人，他们每天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就象教室一样，盘腿坐在那里，从早坐到晚上，从早上5、6点开始到晚上10点钟，晚上休息的时候，回来了，没有完成任务的就写在板上，谁没有完成任务，就在前面站成一排，他就开始殴打，打的时候不是警察打他们，我没有看到警察直接打，牢头狱霸打。比如我所在的房间是瓦房店监狱一监，它的班长叫大坐班，它三个班长，一个大坐班，两个副手，都是打手，就让这些人站成一排在前面，谁没有完成任务就殴打他们。

记者：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吗？

姜：是普遍存在的，每个房间都是这样。我目击了很多，但是有一点，对我他不殴打，因为警察告诉他姜维平可以没有任务但是必须劳改，就是我必须不停地做，但是我没有任务。他没有殴打我，他让我看，看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做这个工作，他们那么苦，那么不公平，我不能帮助他们，我也很悲伤，但是没有办法。当时那个条件，我只能保护我自己，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保持沉默吧。但是我很悲伤。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要改进它。所以，这些坐班都是些十恶不赦的，他们本身就是重案犯，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判了十几年。到了里面天天打人，就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关系，送礼买了一个大坐班。

记者：其实强迫劳动是违反国际法的。

姜：是的。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太多了。我过去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是谴责我们没有人权。因为那个时候我参观过很多监狱，都是让我看光明的一面。我到大庆监狱去过，我到瓦房店监狱去过，但是当我真正变成一个犯人的时候，看到真实的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要谴责我们？的确要谴责，因为谴责给你施加压力，也是一种制约。让你在做坏事的时候有所顾虑。

记者：中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地杜绝腐败，才能够杜绝这些不法行为？

姜：“我思考了很久，在监狱里想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日夜都不能休息，我在苦苦思索怎么能够使中国进步和改变。我们付出这么多的牺牲和代价，为什么这个超稳定的系统还在这样运作下去？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我也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素质包括我们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和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有了钱，但不抓教育，我认为它是有意的。为什么呢？它就愿意愚民政策，让你不知道，封锁消息。让你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与外界隔绝，然后洗脑，让你说谎话。一个是强权，一个是谎言，两手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造成这些社会的弊端。黑暗面、阴暗的东西、腐败、贪婪越演越烈。正因为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慢慢推动它。现在互联网也好，广播也好对社会的进步应该讲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可忽视，有些事情，尤其是网络。这就主要表现在人和自然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比较开明，突发事件、地震、洪水。因为这个不危害共产党的统治，在人和人的矛盾发生的时候、人和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是一步都不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认为这个危害到了它的统治。所以它现在有个前提，我可以让你赚钱，不择手段地赚钱，你可以充分地表演、发财，但是你不能挑战我的强权。这是主要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体制内其实有改革思想的人占了三分之一，您认为中共这样的形势的政权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姜：我不是预言家，我是一个记者。我想从总的趋势来讲整个世界，这个社会还是要前进。比如说现在基层的民主选举，它那个方向的发展，还是在逐步提升这个层次，现在不是村长可以直选了，对吧？以后乡长、镇长、县长，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它会设计障碍，让民主进程延长，它自己的寿命延长，它会采取各种理由，比如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呀，国民素质不够呀，再过100年、200年呀。它用这种方法能混一天算一天。但是这个趋势，普世价值，这种民主、法制、宪政谁都不能改变。象现在的共产极权的国家在全世界已经没几个了，对吧？还有古巴、中国是最大的，最后一个堡垒。这个趋势不会变，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地长。这个长的过程当中也不排除矛盾的积累在某一个点上会发生变化，就会很快坍塌。这里面的不可预见因素太多了。为什么呢？尤其是今年，我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重要节日交替和重叠使他们很恐慌，而且更重要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群体性事件，说白了就是群众起义、人民起义遍地都是，从瓮安、陇南事件一直发展到了在重庆公开抢抢，为什么发生在重庆？就是因为薄熙来是个非常典型的官员，他那套政策最能激发这种矛盾，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并不是对他有个人看法，为什么发生在他那个地方？他那个地方最近出了很多事情。又是工人、又是三峡移民，又是抢枪的事件，已经公开地抢夺解放军的枪支了。枪支是故事的开始，不是偶然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必然的因素。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问责问到了哪一级？》，其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的因素，为什么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因为你要承认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老百姓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一些切身的实惠，对吧。你要承认在经济，银行、金融各方面比美国还要好。由于老百姓的忍耐精神特别强烈，承受力特别强。他们只要能给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反。所以，我估计这个也不要盲目乐观，会一夜间改变，要谨慎的乐观，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长期地去推动它，要前进，但是也不能等待，不能说反正它很强大，我们就等待，不要这样。

记者：就是因为最近您刚才说的很多节日交替的时候，民主墙30周年、天安门20周年，很多很多这种纪念活动，西方媒体也会特别提到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有更大的群众运动？

姜：我前天参加司徒华到多伦多搞的一个活动，他就谈到他有预测，他很乐观，他说大概在2012年。他认为再过几年就可以怎么样。我想我不是预言家，我是记者，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和目光，但是我想这个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每个人都要努力。你象六四20周年他们分外地恐惧。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变化，出口减少、下岗多、两千五百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五、六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他们最恐惧的。因为它以前的王牌就是我经济上好，我让你吃饱，当然吃饱了老百姓就不会造反，这个很正常，因为一般的人都是满足于物质的要求，对吧？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发生变化，又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撕裂状态，这个口子很大。它就很可能在这个口子里沉没，所以它今年的打压最强烈。包括对刘晓波、胡佳等等，最近抓了很多。有的时候你刚看到一个名字又看到一个比他抓得还要严重的名字。这就说明它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希望社会动乱，我的想法是国家千万不要动乱，但是必须努力。我们尽快民主转型，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当机立断，推动中国的民主。推动民主从六四开始，这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这个伤口很大，而且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对吧？通过平反六四来把中国深层次的矛盾一下把它解决，中国不会乱，你比如说民主我们可以用村一级尽快到县一级，然后法治，独立的媒体，同时要有独立的司法系统，然后开放党禁和报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这样你共产党可以不倒台，你可以竞选，老百姓如果选你，你再做嘛。象台湾这样，国民党百年老店倒掉，最后不是重新东山再起吗？民主的好处就是说不是要推翻你，是给你机会，让你平等竞争。

记者：好的，在您这种恳切的呼声中，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官员也能够听一听您的建议，好，非常谢谢您。

姜：谢谢。

有这样的卫生部长，贵国人民要多幸福有多幸福。

为什么不派他率领全国坐台名医携带八角茴香去墨西哥猪场作法度人呢？

卫生部长介绍防猪流感良方：八角茴香煮猪肉

2009年04月30日16:44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人民网北京4月30日电（记者 方华明） 今日15时卫生部、质检总局和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卫生部长陈竺在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预防猪流感的一剂良方。

　　陈竺说，今天中午我在卫生部食堂吃的饭里面就有两个菜是有猪肉的，所以卫生部的同志们都在吃猪肉。记得在禽流感发生的时候，“China Daily”有一幅漫画，说最好的对付禽流感药方，就是把一只鸡和一个八角茴香炖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子。为什么？因为达菲的原料莽草酸主要就在八角茴香里面，我们可以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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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推荐中药治疗猪流感把国格都侮辱了

　　作者：王澄

　　广东的中医在完全没有见过猪流感的情况下瞎编出抗猪流感的中药方，最可怕的是卫生部也在没有见过猪流感的国情下向全国人民推荐中药方。（2009年4月29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人感染猪流感诊疗方案(2009版)》的通知）我从猪流感在墨西哥爆发一开始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可能流行情况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态度。“据中通社武汉二十八日消息：正当猪流感疫情引发世人恐慌之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二十七日向媒体披露，华中农业大学早已研製出猪流感疫苗，现尚待国家有关部门验收发文。”而WHO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对于这个消息理都没理会，全当没有这回事。

　　5月1日美国的报道说，But it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before the first pilot lots begin required human testing to ensure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f all goes well, broader production could start in the fall.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才能获得第一批试用（抗猪病毒）疫苗供人体安全和有效性实验。如果成功，大众使用将在秋季开始。”

　　科学家现在开始担心这个猪流感会在今年秋天卷土重来，所以美国想要生产6亿支疫苗。很明显，美国看到了这个“灾害商机”，美国只有3亿人，又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打，为什么要生产6亿支？就是准备向全世界出售，很可能国际上的订单都已经到了美国生物制品厂商手里。中国院士陈焕春说他（比美国提前半年）已经研制出来了疫苗，却没人过问和订货，区别就在于公信力。我在西方看得很清楚，中国医疗界的落后和中国人说谎在国际上路人皆知。当今的世界，如果中国人不说谎就没有说谎的民族了；如果中国卫生部不说谎，世界上就没有说谎的卫生部了，这已经是国际常识了。萨斯的时候不是中国的院士说病原是支原体吗？事后中国官方强迫大家接受“中药可以治疗萨斯”，国际上只好假装没有听到。这次更绝，中国居然在没有遇到猪流感病人的情况下就发明出能够治疗猪流感的中药方，并经国家卫生部推荐，还能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吗？从古到今，从西到中，全世界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的卫生部会说谎，这下让全世界人民开开眼。

　　胡锦涛跟墨西哥领导人说，“在这次抗击猪流感的工作中，我们愿意向你们提供帮助”，我听了都脸红，不知道胡锦涛要拿什么东西去帮助墨西哥，假药？

　　附录: 1
　　5月1日最新消息: 中国疾控中心并表示,用于生产针对此次人感染H1N1A型流感病毒疫苗的毒株,预计将在5月中旬送抵中国,中国制造的疫苗预计最快可在三个月后问世.

　　附录: 2
　　2009年5月1日早晨4时的报道
　　Vaccine promised as U.S. swine flu cases pass 100

　　U.S. authorities are pledging to eventually produce enough swine flu vaccine for everyone but the shots couldn't begin until fall at the earliest.

　　Worries abou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mounted Thursday as the nation's swine flu caseload passed 100, and nearly 300 schools closed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Federal officials had to spend much of the day reassuring the public it's still safe to fly and rid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ft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he wouldn't recommend it to his family.

　　Scientists were racing to prepare the key ingredient to make a vaccine against the never-before-seen flu strain — if it's ultimately needed. But it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before the first pilot lots begin required human testing to ensure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f all goes well, broader production could start in the fall.

　　"We think 600 million doses is achievable in a six-month time frame" from that fall start,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ssistant Secretary Craig Vanderwagen told lawmakers.

　　"I don't want anybody to have false expectations. The science is
challenging here," Vanderwagen told reporters. "Production can be done, robust production capacity is there. It's a question of can we get the science worked on the specifics of this vaccine."

　　Until a vaccine is ready, the government has stockpiled anti-viral medications that can ease flu symptoms or help prevent infection. The medicines are proving effective.

　　Reassurances from top health officials didn't stop the questions from coming.

　　An estimated 12,000 people logged onto a Webcast where the government's top emergency officials sought to cut confusion by answering questions straight from the public: Can a factory worker handling parts from Mexico catch the virus? No. Can pets get it? No.

　　And is washing hands or using those alcohol-based hand gels best? Washing well enough is the real issue, answered Dr. Richard Besser, acting chief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e keeps hand gel in his pocket for between-washings but also suggested that people sing "Happy Birthday" as they wash their hands to make sure they've washed long enough to get rid of germs.

　　Although it is safe to fly, anyone with flu-like symptoms shouldn't be traveling anywhere, unless they need to seek medical care.

　　The swine flu outbreak penetrated over a dozen states and even touched the White House, which disclosed that an aide to Energy Secretary Steven Chu apparently got sick helping arrange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recent trip to Mexico but that the aide did not fly on Air Force One and never posed a risk to the president.

　　So far U.S. cases are mostly fairly mild with one death, a Mexican toddler who visited Texas with his family — unlike in Mexico where more than 160 suspected deaths have been reported. Most of the U.S. cases so far haven't needed a doctor's care, officials said.

　　Still, the U.S. is taking extraordinary precautions — including shipping millions of doses of anti-flu drugs to states in case they're need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warning of an imminent pandemic because scientists cannot predict what a brand-new virus might do. A key concern is whether this spring outbreak will resurge in the fall.

　　The CDC confirmed 109 cases Thursday, and state officials confirm 22 more. Cases now are confirmed in New York, Texas, California, South Carolina, Kansas, Massachusetts, Indiana, Ohio, Arizona, Michigan, Nevada, New Jersey, Delaware, Maine, Colorado, Georgia and Minnesota.

(XYS200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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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部长八角茴香煮猪肉对付猪流感良方并非无鸡之谈

　　作者：Yush

　　而是由来已久。

　　陈竺：

　　引用：

　　记得在禽流感发生的时候，“China Daily”有一幅漫画，说最好的对付禽流感药方，就是把一只鸡和一个八角茴香炖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子。为什么？因为达菲的原料莽草酸主要就在八角茴香里面，所以我补充高部长的话，我们可以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一剂良方。

　　当年八角茴香炖鸡对付禽流感，China Daily有评论（那幅漫画可能就是配此评论的），抱怨科学家们不解释此良方是否doable：

　　引用：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5-10/31/content_536881.htm

　　But since it has been known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the raw Star Aniseeds have a curing effect, and that any short, if not hasty, attempts to make modern medicines would involve untold hazards, a safer way to use them might just be to use them without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s a herb or as a spice.

　　However, what a pity that today there is not a single modern scientist to tell us whether this is doable - when many Chinese, having got the information that I got, are doing it anyway.

　　If it is doable, having a daily pot of stewed chicken (but never a sick one) spiced with Star Aniseeds would be a much tastier, and more affordable alternative for a developing society.

　　And any country can import some seeds of the plant, or order some shipments of the dried fruits from China. They will never cost a king's ransom.

　　(China Daily 10/31/2005 page4)

　　China Daily竟然说中医未用过八角茴香治流感：

　　引用：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11/02/content_489694.htm

　　Despite its new fame as the key ingredient of Tamiflu, star anise has rarely been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flu. But in some Tibetan prescriptions, the star anise is used to cure influenza.

　　后有瑞士专家、钟南山院士等危言耸听，说八角茴香防禽流感无效反而会导致中毒：

　　引用：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1/10/content_3760058.htm

　　瑞士专家警告过量食用八角茴香可能导致中毒

　　专家警告说，吃八角不能直接预防流感，日常饮食中盲目过量食用八角反而会导致中毒。

　　达菲是一种常规抗流感药物，动物实验显示它对Ｈ５Ｎ１型禽流感病毒有抑制效力。达菲共有１２道生产工序，最初是从八角茴香中提取莽草酸。这一消息使不少人误以为日常饮食中多吃八角也可预防禽流感，甚至出现了抢购八角的风潮。

　　专家对此评价说，并不是将八角煎汁服用就可抗击禽流感。一般来说，八角在烹饪过程中产生莽草酸的几率不大。另外，八角茴香中含有黄樟醚，过量食用可能导致中毒

NHK殖民台湾史特别节目余波荡漾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2日专电）「日本放送协会（NHK）」上个月播放日本统治台湾那段历史的特别节目遭到许多人士持续抗议，有日本民间团体预定5月中旬举行一场大型讨论和抗议集会。

「日本李登辉之友会」事务局长柚原正敬今天对中央社记者表示，有关4月5日播放的特别节目「亚洲的『一等国』」报导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台湾的内容，该会认为报导偏颇，两度要求NHK做回应，但未获正面回应。

他说，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升一、旅日的台湾人林建良等人将在东京涩谷举行一场集会，会场大约可容纳300人，集会之后，可能会前往东京NHK电视台抗议。

他说，台湾被日本殖民时期受到歧视，战争给台湾人留下深深伤痕，这些只要是熟悉台湾的人士都很清楚，但台湾人对于日本统治时期也有些正面评价，NHK不应刻意未提，释出「台湾人反日」的错误讯息。

NHK的特别节目名为「日本登场系列报导」，因今年适逢横滨开港150周年，节目主要在回顾日本登上世界舞台的150年大事记。第一回题目是「亚洲的『一等国』」，报导日本最初的殖民地─台湾。

NHK的「日本登场系列报导」预定明天播出第二集「天皇与宪法」。第一集播出后，遭到许多台日人士抗议，前「文艺春秋」总编辑在报上指「NHK何时成了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另有人表示，该节目是在「离间台日关系」。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最大派阀町村派开总会时，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前外相町村信孝都说，看了有关第一集日本统治台湾的报导，都觉得「怪怪的」。

多次在该节目出现的87岁台湾人柯德三今天接受中央社越洋电话采访时表示，NHK只采用他批评日本的那一部份，没有提及他肯定的那一部份，导致外界误解，他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他说自己非「亲日派」或「反日派」，而是「知日派」，他知道日本的左、右派之争，并认为这次受访被利用来当成左右派斗争的工具。

他表示，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人确实受到歧视，这让他很愤慨。他同时也对NHK记者说，日本像是母亲一样，教育他24年，所以他日文讲得好，进到好的大学，还当上医师，为民服务。

柯德三于4年前曾在东京出版一本书，名为「母国是日本，祖国是台湾」。不过，他认为，殖民统治好的一面，被统治者可以做评价，但统治者没资格说自己做了多少好事。

他说，最不满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了，就把台湾这个「养子」丢出去不管，连要送给谁，也不说清楚。他认为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之后再让台湾人做选择。

对于NHK特别节目编辑不妥之处，譬如节目以一张原住民照片标题写「人间动物园」、用「日台战争」一词等，节目中登场的其他几位人士都说要提出抗议，但他本身不想抗议。

他很无奈地说，现在的日本政府、日本人和部分台湾人都一样，为了经贸利益，都很在意中国。

柯德三就读的旧制「台北第一中学」（现在的建国中学）成立了一个「丽正会」校友会，他是台湾分会的会长。台湾分会每季集会，下一次是六月。

两年前在东京举行最后一场大型校友会时，现场将近300人，其中5位台湾人，分别来自台湾与美国，还到台上接受鼓掌。闭幕前，唱出校歌「浩荡万里大瀛之碧澜高击处，常夏浓绿飘香之我高砂，乃大八洲日本国南方之重镇…」时，许多人都热泪盈眶。

供参考，尤其供贵党同志参考

尼泊尔毛主义党领袖普拉昌达对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

　　作者：常建刚　何朝荣/《普拉昌达选集》第1卷收入了普拉昌达2006年4月左右的谈话文章《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当时尼泊尔4月人民大起义正日益高涨，尼共 (毛)夺取全国胜利在望，普拉昌达该谈话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该文涉及尼共(毛)对意识形态、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党和组织等许多重大主题，对了解尼共(毛)基本的思想理论观点有参考意义，现将其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绪论

　　十年深入彻底的人民战争背后肯定有许多重要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但我们党认为，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使我们的政策、计划和纲领建立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当革命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一致时，就会取得伟大的胜利；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当革命偏离上述路线，陷入了“左”的或右的主观主义时，就会遭受严重的失败。在准备人民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党甚至在同“左 ”倾教条主义(以同右的偏向作斗争的名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严重发展起来)的偏向进行斗争时，就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作为出发点。正因为此，尼泊尔人民战争获得了新的动力，达到了新的高度。我的第一个最深感受就是我们能够把社会革命的科学从主观唯心主义下解放出来使人民群众也能掌握，这是尼泊尔人民战争达到如此强度和高度的原因。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90年运动之后，从总体上来说，一切革命运动的两极化进程，具体来说就是改良主义和革命路线的两极化进程加剧了。通过运动攫取了权力的主要政治势力不但没有满足人民要求切实变革的渴望，反而同腐败的官员和国王相勾结，不顾一切地把持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他们“表现”的所做所为。期待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议会政党领导人的不满日益增加，这就导致人民群众围绕民族主义、民主和人民生活等基本问题开展军事斗争的客观基础在不断地发展着。同时，历史性的1990年运动也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分化形成两大派即改良派和革命派创造了有利形势。因此，代表着改良主义和调和主义路线的联合马列在精神领袖莫汉·班德拉的领导下形成了，而在普拉昌达同志的领导下代表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团结中心也诞生了。联合马列鼓吹多党民主，深陷议会道路，而团结中心在团结大会上采取了与尼泊尔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它对右的议会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深入揭露，走上了准备人民战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党揭露了拉马和比什瓦卡尔马及其追随者 ——他们怀着改良主义目的混入了团结中心——的右倾取消主义，并在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把他们开除出党，全党团结一致地沿着准备人民战争的道路前进。同时，党通过联合人民阵线继续推进着合法的斗争，反对执政的议会政党反国家、反人民的政策和行为。

　　城市的人民运动和农村——主要是尼泊尔西部地区罗尔帕和鲁孔——的阶级斗争为人民战争的发动准备了客观基础。在对国家的具体政治形势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党制定了通过合法和公开的阵线有限地利用第一次议会选举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那一阶段的议会斗争，在当时尼泊尔的形势下，对于传播和形成党的革命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下，党的第三次扩大会议闭幕了。这次扩大会议对我党和尼泊尔人民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具体分析尼泊尔社会过去和当前情况的基础上，草拟了人民战争最初的战略和战术。就这样，1996年2月13日发动的历史性的人民战争就与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发展明显融合联系在一起。

　　理论、意识形态、哲学

　　没有鲜明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坚定的信念，历史上的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前进并取得胜利。尼泊尔人民战争不会，也不可能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把马列毛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正确把握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它就要求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坚持、应用和发展。我党一直非常认真地把握住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它发现真理，又坚持群众路线把真理转变为群众的力量。由于我们的正确理解，我们的运动与真理和群众就密不可分，这样，敌人就不能像对待“恐怖主义”那样小瞧我们，无论他们多么想那样做。在我看来，这是最根本的。在这一思想定位的基础上，我党发展出了能够一个一个打败敌人的政治路线，通过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合理配合使人民不断取得跨越性的胜利。我们把对敌人的思想政治进攻转变为军事进攻，反之亦然，并保持了两者的平衡。这个特点显然粉碎了敌人对我们的一切指责。

　　如果不能适当地从20世纪的重大革命和反革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就不能把21世纪的革命推向前进。从这点出发，我党对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非常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了20世纪下半叶主要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路线斗争，并力图得出正确的结论。总体上我们把同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党还必要地强调了同霍查教条修正主义的斗争，霍查教条修正主义甚至歌颂斯大林同志某些形而上学的缺点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基本思想在历史性的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开始形成，那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思想、战略和战术而召开的。在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我党得出结论认为人民战争的历史性发动和五年来成功的深入进展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并把它归纳为普拉昌达路线。从第二次全国大会，到21世纪的民主，再到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所作出的决议，人们发现在理论领域又不断形成了新的发展。然而，我认为现在还不是立即就对“思想”或“主义”等术语展开论战或讨论的时候。主要问题是勇往直前地面对21世纪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挑战。

　　十年来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最可靠和最恰当的证据，它证明了我党力图发展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我认为一场鲜活的革命是最可靠和最合适的证据。

　　法兰克福学派的“将军”们的理论完全基于辩论，而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相脱节，他们急不可耐地批判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同志，最终却走向反动。他们不可避免地同甚至颂扬斯大林缺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从而失去生命力的霍查派一样堕落。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才能担当起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缺点中吸取教训并纠正它们的任务。这对于那些或左或右的偏离者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站在阶级斗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我党努力从革命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前进。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我们说把革命科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的历史性的伟大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原因就在于十年来人民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不可忘记的。活生生的革命客观现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努力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之上，没有陷入“左”的或右的偏向。

　　我党明确反对把像罗莎和切那样的伟大革命家同主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相分离而列入另一个阵营。我们宁愿尊敬他们，并学习他们作出的贡献。然而，谈到必然和自由的时候，一定不能认为更多地强调自由必然就是更科学的。列宁同志有一个正确结论：虽然罗莎有时在把握认识必然和争取自由两者之间的科学关系时会陷入主观，但她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只雄鹰。我党认为列宁对罗莎的评价是正确的。我党毫无疑义地认为在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比罗莎作出了更好的科学总结。

　　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

　　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问题同客观分析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研究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特征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展。通过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成为可能，随着对官僚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及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这一发展又前进到马列毛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及其战略战术的发展只有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自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右的修正主义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向帝国主义投降，因此，右的修正主义不可能以革命科学的视角分析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打着捍卫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反对右的修正主义旗帜的毛主义革命运动又受到教条修正主义的影响，它只会重复旧的东西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的分析。很明确，我党自发动历史性的人民战争以来就一直对外主要同右的修正主义，对内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着斗争。这样做的同时，我党牢牢地把握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运用具体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央委员会的文件特别讲了这一进程，并强调要对当今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分析。

　　上述文件还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得出的革命会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爆发的战略结论，但后来，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列宁发现上述分析滞后于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新的战略结论。今天，总体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体是在冷战后，全球帝国主义一直发展着的许多特点出现了新的形式。党对之开始了令人鼓舞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并在文件中强调了上述问题。

　　我党提出必须建立人民新世界联盟，这丝毫不意味着革命现在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发生。它意味着承认这一事实：由于信息技术的空前革命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对全球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独特性质，全世界正转变为一个小的整体；它还有强调根据这一事实确立革命战略的意思。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尼泊尔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世界影响同列宁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都是不能相比的。因此，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某一国家无论发动还是捍卫革命，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国际运动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要把某一国家的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基地。为了表达这一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思想，我党最近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了人民新世界联盟的思想。这并不意味着正在成为人民革命坚强核心的南亚联盟的思想是不必要的。

　　在一定程度上捍卫马列毛主义，反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进攻，在这些方面革命国际运动组织的建立和发动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方面，革命国际运动组织没有能够取得大的飞跃。革命国际运动组织只有在同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它似乎更倾向于对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进行分析和颂扬，但在以群众路线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基础大胆地发展战略战术方面却止步不前。

　　为了推动无产阶级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无疑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形势的背景下。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的问题上保持思想一致。这一挑战在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会遇到。至于可能性的问题，“全球化”已为建立共产国际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秘鲁革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又遭受到严重挫折，其经验对于正在领导2l世纪革命的人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过程中，秘鲁革命对于我们发挥了重要鼓舞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从这场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对我们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低估秘鲁人民战争对于世界革命的贡献将是一个大错。它的发动建立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然而，这场迅速发展了12年的人民战争由于领导人的被捕及随之而来的挫折，现在陷入了生存危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也不会让人轻松。贡萨罗主席被捕后，右倾机会主义鼓吹放弃战争，同敌人实现和解，这些迹象充分表明了形势的严峻性。

　　马列毛主义要求我们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同各种机械的、主观的和片面的思想作不断的无情的斗争。在同一种倾向作斗争时必须注意不要陷入另一种极端。共产主义运动一度一方面陷入支持阶级调和的右的极端，另一方面又陷入只管向前走也不前后左右看看的“左”的极端。发动了游击战争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运动陷入前者，即右的极端，而伟大的秘鲁革命运动从思想上陷入后者，即“左”的宗派主义。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是，由于机械和片面的思想，诸如：完全否定必要的调整与妥协或同次要反动派及中产阶级结成联盟反对主要敌人，不能保持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适当平衡，机械地理解持久人民战争而不根据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出新的军事战略，把贡萨罗主席理想化为一个从不犯错误的天才领导人并把他置于全党和中央委员会之上，不能也不准备在真正意义上从斯大林同志形而上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等等，该党虽然付出六万多人的牺牲，还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虽然一个人精神上是革命的，但结果仍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他——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陷入了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这就是我党从伟大的秘鲁人民战争和千千万万革命者的鲜血中吸取的教训。我党坚持的一切方针，例如关于“发展21世纪民主”的思想、军事路线与政治路线的“结合”、与敌人斗争的一系列战术等等，都包含了从秘鲁正反两面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

　　由于尼泊尔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处理同两大邻国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肯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同印度政府的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人民相互关系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应当以互利的外交关系的形式来认识和处理，而不能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础上来处理。我们通过南亚毛主义政党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和南亚革命者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关系，它应当在自由选择任何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来看待和处理。处理这一关系并不那么困难，因为思想和信仰是一回事，而同两大邻国的关系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考虑到印度垄断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的本质是尼泊尔和南亚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保持两者平衡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无论它有多么敏感，只要不跨越意识形态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界限，它们还是能够向前推进的。

　　自从美帝国主义以 “9·11”事件为借口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后，世界舆论对它进行了迅猛的抨击。在与“世界社会论坛”有关系的拉美国家，人民支持左翼的浪潮表现了人民的不屈不挠。这一正好发生在美帝国主义鼻子底下的反帝浪潮清楚地表明世界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从这点出发，发生在拉美国家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具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政治：战略和战术

　　每一个认真研究我们运动——从我党成立之日到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直至今天的发展——的人，都会看到它不同于过去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一般的传统的模式。在基本确立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方向后，我们的独特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到：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通过打造党的团结——甚至是同右派，把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确立起来。我们甚至利用议会准备人民战争，强调把握政治和军事干预两者之间的平衡和配合，我们以新的方式利用和平谈判和停火同敌人作斗争。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把革命的政治路线放在中心位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群众路线。从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和发展过程来看，它就是在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正确配合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平衡和配合在通过建立政治基础，从公开阵线以40点要求的方式提出国家和人民的基本问题从而赢得人民战争的主动权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和第二次和平谈判可以看作是这一配合的新的发展。我党已经作出分析并认为，两次谈判对于在人民群众中更广泛地确立我党的政治路线，对于表明我党对实现和平(反映人民需求和渴望的具有远见的政治解决)的诚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我们最强大的敌人也被迫屈服于我党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我们认为战术的灵活性离开了战略的坚定性就会陷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潭，而战略的坚定性离开了战术的灵活性则会陷入机械倾向和教条主义的泥潭。只有合理地把握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才能以合理的、有力的方式把革命推向前进。这一结论已经在党和人民战争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证实。如果只有战术的灵活性，我党将会走上与右的修正主义联合的邪路，就会在对议会进行特殊利用的过程中走上赞成议会的道路，就会在同敌人进行和谈后再也不会重返战争。从这些和其他许多例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党所有战术的计划和观点都与战略的计划和观点密不可分。同样，如果我们只表现出战略的坚定性，党就会变成一个脱离群众的狭隘团体，这只会使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无限激情和主动性衰竭。今天我们的实际行动已经表明我们战略上的坚定性通过战术上的灵活性得到了有效的实行。实际上，革命一方面是被只讲战略的保守派，另一方面是被只讲战术的改良派破坏的。人民战争的迅速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党在同各种偏向作斗争的同时，理解并正确把握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为了推动革命不断前进，就必须一直保持着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我们必须清楚，那些用改良主义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人认为我们的战略是危险的，总是对它进行抗议，而用“左的”宗派主义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人则认为我们战术上的灵活性是危险的，总是对它进行抗议。然而，他们已被证明是不科学的，我们党是实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党，它一直朝着，将来会继续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总的来说，从战略的坚定性与战术的灵活性的相互关联方面来理解新人民民主、制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才是合适的。每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物质力量方面还弱小的时候，它就强调，也应当强调通过战略口号进行多方面的政治揭露，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积聚力量。当党强大并接近战略目标的时候，它就担负起，也理应担负起负责任的领导的角色，通过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和强调政治口号以确保政治出路。人们应当清楚一件事，我们党在吸取了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的经验教训后谈到要发展21世纪的民主，并相应地接受了反帝反封建宪法框架下的多党竞争。然而在这里，制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应该从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方面来理解。当到了领导国家的阶段，而要求斗争仍采取发动初期的形式，或处于斗争发动初期的阶段却要求领导国家阶段的特点，两者都不代表辩证唯物主义。

　　联合马列的多党人民民主表现的是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阶级调和和改良主义，而我们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在力量平衡的情况下借以推进阶级斗争的过渡性的革命口号。在这个意义上，联合马列的多党人民民主同我们的民主共和国在本质上有着巨大区别。最近，联合马列也谈到要朝着民主共和国前进，我们之间一直在这些关键共识方面进行着讨论。我们希望通过遵守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联合马列也会从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路线转变到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

　　我们党非常认真地对待同议会政党达成的12点共识。我们没有把它视为儿戏，而是把它看作是为了满足人民对和平和民主的渴望、反对独裁的封建君主专制所必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际的共识。随后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抗议活动不仅证明了它的重大意义，而且也是对它的认可。作为通过制宪会议选举实现彻底民主(即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共和国)进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12点共识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只有在决心推动革命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时候不陷入左或右的教条，才会站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立场上。我们党在建党初期，通过对外反对右的修正主义，对内反对莫汉’比克拉姆教条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断前进着。这些斗争鼓舞着我们远离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公式来理解的一贯偏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运用。这一认识使我们能够决定利用议会教育尼泊尔社会认识到议会的无用和人民战争的必要。“左的”保守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他们认为我们陷入了右的泥潭，而当我们揭露议会的时候，右派把我们视为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既不是右派也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马列毛主义者，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事实上，我们努力所做的不是新东西，而只是试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壮大添加新的动力，在列宁逝世后，由于斯大林同志的缺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破坏，而毛泽东同志又努力把它推向前进。

　　我们不会说由于我们在利用议会后又走上了人民战争，那么世界上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当今世界，利用议会的战术，其作用几乎已经穷尽。然而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具体情况而一味地抵制一项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忽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仅仅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失去意义，使其降低到宗教教义的水平。我们利用议会的经历，重要性不在于利用议会，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门科学。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一切发展过程都受到对立面的绝对斗争和相对统一的推动和制约。毛泽东同志把这解释为矛盾的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推动党和革命前进的过程中，会有无数的矛盾必须去解决。换句话说，党总是面临着大量工作要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理顺意见、计划和方针的亟需重视的方面与那些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仍需不断注意的方面，就能够以科学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以科学方法处理好内部不同方面的原则的基础上，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在整个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和注意的战略和战术。党在决定每一项方针、计划和纲领时，也总是遵循着这一科学原则。

　　党、组织

　　1、思想与组织的关系

　　随着尼泊尔革命思想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我们党也经常按照新的思想和战略建立新的组织。思想和组织机构与工作作风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和协调这种关系，思想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产生了新的思想，那么党就会勇敢地建立新的组织。从团结中心的组建到毛主义党的成立，经历了团结——斗争——转变，以及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系列发展过程。随着思想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必须要打破旧的组织建立新的组织，并不断地进行转变并产生活力。一直以来我们党主要就是这么做的，刚刚发生的中央委员会的解体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许多情况下，党发展的新思想不能被党内的许多领导和工作人员很好地吸收领会，结果就又转向旧的组织和工作作风上去。我们党在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出建立根据地和军队的决定后，对于那些畏缩不前的人给予了打击并颁布了一个名为《组织问题的几个方面》的文件，这一文件现在仍有现实意义。21世纪世界革命贡献的伟大思想，与狭隘的、无政府主义的、帮派的以及极端自我的个人主义的诸多流弊发生着猛烈的冲突。

　　2、党的团结和斗争

　　谈到党的建设，2001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如下表述：“普拉昌达同志领导下组建的尼共(团结中心)，不是尼泊尔共运中某些党派集团的简单合并或联合，而是革命进程中一次伟大的跨越和新的开始。团结中心大会通过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是尼共四大和五大后任何党派集团的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与修正主义长期斗争后的彻底决裂。它不是任何内部的简单融合，而是产生质变的化学反应。”但是，在团结中心组建近十五年后仍然可以看到党内由于内部斗争而发生分裂的幽灵在抬头，这给党的内部斗争带来不健康的影响，而且阻碍了党的核心的发展。我们认为，党的二大报告中的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但后来党的不健康的内部斗争同时也表明，把二大的思想吸收消化并按照其科学思想转变或改造党的组织还很难。这背后的客观原因是尼泊尔社会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社会基础，主观原因是受莫汉·比克拉姆的无政府主义和狭隘宗派主义的余毒的影响。在党建问题上，莫汉·比克拉姆一派的主要观点就是：斗争——分裂，再斗争——再分裂，而毛主义党所主张的“团结——斗争——转变”和“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根本找不到。我们党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在一段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莫汉派错误思想的影响，以致他们身上流毒不浅，热衷于搞宗派主义。他们用否定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之否定)，把斗争视为分裂的基础，而不是转变的基础，把党内斗争引向不健康的方向。他们看不见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中有团结，不懂得运用“正见、异见和对话”也就是“团结、斗争和转变”的创造性的辩证法。因此，现在我们党特别强调要反对小资主义和唯物质论，强调思想斗争中的转变。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斗争和转变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很难与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莫汉派划清界线。要党而不是要宗派，要转变而不是要分裂，这是我们党的最新观点。从领导者到普通党员，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思考斗争和转变这一问题，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观念。

　　3、在革命中革命的思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伴随着人民战争和新政权的发展在党内出现的阶级变化、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而产生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我们党目前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光是尼泊尔革命运动中我们党出现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遍问题。我们党目前出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为了坚持真理和阻止将来的反革命，我们党在上次中央全会上作出了在革命中革命的决定。在革命中继续革命的思想主要来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党经过激烈讨论，指出为了防止反革命党，我们要继续发展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甚至不惜建立自己的新党。

　　4、十年来主要的党内斗争

　　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谈过去十年来党内的斗争，我只能简要地谈一下党内的主要斗争。在发动历史性的人民战争的第一个计划的酝酿过程中，就领导问题产生的争论是党内的第一次主要斗争。人民战争发动后不到一年，针对党内三名负责同志所表现出的思想动摇而展开的非常敏感的斗争为第二次党内斗争。在敌人所谓的“基洛色拉2号”围剿行动中召开的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为建立党的领导集中化而展开的斗争为第三次重要的内部斗争。第四次扩大会议之后反对阿罗克派的广为谈论的斗争为第四次主要的内部斗争。第五次即最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去年在党的领导集中化和纯洁化问题上发生的甚至已走到了分裂边缘的斗争。简要地说，这五次斗争就是我们党在过去十年的主要党内斗争。上述五次斗争尽管只是少数不同人的不同错误，但党经过斗争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通过转变，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成功地使革命到达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我们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已经接受了历史的检验。每一个革命者都要以此为荣，不断地把革命推向前进。

　　5、革命的领导和继承问题

　　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被压迫阶级如果没有产生自己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革命的领导问题是关乎党和革命成败的关键。领导的产生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也不是把某一个人推上位置去就可以的，它是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历史需要产生的。这样的领导团队里也许会有某某人，他们的主要领导也许会是某某人，这些都是历史的机遇。马克思主义一直清楚阐明了这一科学结论。

　　但是，现实问题是，当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领导问题就又变得复杂化了。20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经验表明，随着政权的发展，党内斗争中使用暴力的危险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增加，而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强化，国家消亡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具体地讲，斯大林同志在党内斗争中使用暴力，以及在他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前苏联的反革命运动，迫使当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党都在严肃地研究和思考领导权这一问题。在此背景下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全会提交了一份讨论报告。报告的主要议题是如何使被革命运动力量赋予领导权的党的最高领导和领导集体日渐远离政治事务而专心于思想工作，以及如何创造物质条件训练下一代成为革命的继承人。我们党认为，当党的主要领导人去世之后要确保党的继承人不会有发生反革命的危险并继续革命。

　　6、人民民主和多党竞争

　　党的《发展21世纪民主的决议》主要是在20世纪民主与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按照这一决议，在宪法框架下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多党竞争，可以使国家政权中人民的监督、管理和干预具有活力，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反革命力量的抬头。只有在发展民主的基础上巩固专政，才能最终为阶级、党和国家的消亡奠定基础。以多党竞争的方式来不断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像列宁所说的将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社会主义竞争愈广泛和生动，国家消亡的力量愈强烈。我们党的决议的本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民主从机械的、工具式的理解中解脱出来，使其具有活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党、思想、军队和政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党有思想，并由这种思想建立军队，再由军队来建立政权。如果明天我们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者社会主义中承认多党竞争的话，那么是否每一个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呢?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弄清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阶级形态。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认为，没有阶级的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虚伪幻想。我们设想的新民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各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建立这样的国家就必须摧毁旧的国家，在摧毁过程中人民大众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机器。这样，当反帝反封建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代表各阶级人民和思想信仰的政党就没有必要建立各自的军队了，因为他们的利益之间没有某种敌对的矛盾存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之下的民主竞争，能使人民的国家更强大。到那时，只有在两种非常情况下，才可能提出建立军队的事情。一种情况是，领导民主国家的党转变为对人民实行剥削、压迫和镇压的反革命的党，这时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利用人民暴动的权利，建立自己的军队，而且也必须建立军队。另一种情况是，以人民的名义参与竞争的任何政党蜕变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并有可能以武装暴力的形式出现时，人民就必须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宪法框架。

　　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

　　1、人民战争的准备和发动

　　在尼共(四大)的阿逾陀决议中莫汉·比克拉姆提交了有关武装斗争的报告，之后至1990年历史性人民运动的前夜，当时的尼共(火炬党)一直扮演着领导准备和发动武装斗争的积极角色。回顾这一初期的准备工作和1990年的人民运动，我们感到人民战争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还很不充分。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在人民运动之后的国内新形势下，散布在各个党派集团中的革命者开始联手合作，结果成立了尼共(团结中心)。在1991年团结中心的成立大会上，团结中心党内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反对各种改良主义和按照尼泊尔的特点开展持久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大会之后人民战争四个方面的准备(思想与政治准备、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武装斗争准备)开始了。在武装斗争准备上，党一方面强调加强农村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努力通过公开阵线(当时的联合人民阵线)向人民宣传民族、民主与民生的急迫问题，并教育他们通过包括“关闭尼泊尔”(大罢工)的人民斗争和人民大会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中党内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尼尔莫勒·拉马、鲁帕拉尔·比什瓦卡尔马等人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感到很害怕。尼尔莫勒·喇嘛甚至公开说，要在发动人民战争之前十五天告诉他，好让他选择自己的路。在那种情况下，团结中心党内两种路线的斗争很自然地表现为敌对形式。最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右倾机会主义的拉马和比什瓦卡尔马开除出党，为人民战争的具体的技术准备扫清了道路。

　　几个月之后，党召开了中央全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尼泊尔人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次会议第一次在权衡尼泊尔社会历史和现状特点的情况下，梳理和制定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人民战争的具体阶段、战略和战术原则。这次会议展开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使党内形成了关于人民战争的一致理解。回想当时，就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党内还有人认为人民战争应该慢慢地、逐渐地、以不打破秩序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且还在是否可以把发动人民战争的党和革命的领导权赋予纯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对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同志产生怀疑。这次会议一方面改变了革命不应该打破常规而慢慢向前推进的观点，使党内形成了团结的气氛，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党的里程碑式的决议中坚定地写明了发动人民战争，从而消除了对巴布拉姆同志的疑虑。所以，第三次扩大会议使党在思想、政治、感情和意识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这样，在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清晰的路线图后，党开始在内部和外部进行有计划的最后准备工作。在此过程中，敌人针对罗尔帕和鲁孔两地农民斗争的罗米约镇压行动对人民战争的准备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党中央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就两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一个是人民战争的发展到底是急是缓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辩论上，一些同志认为不能提“激进”两个字，而应该是“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包括党内主要领导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认为不管有多少曲折和困难，人民战争都要以“激进”的方式推进。讨论最后终于在“激进”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在当时，人民战争发动之前就已被清除出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处指责我党内部存在“平行领导”和“寡头政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基仁同志坚定地为当时的普拉昌达总书记辩护后，达到了激烈和夸张的程度，但最后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发动人民战争的第一个计划。1996年2月 13日，人民战争终于揭开了序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2、军事战略的发展

　　2001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当时尼泊尔和国际的特殊形势，提出了在持久人民战争和武装暴动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之间进行调和的观点。近期党又认为应该发展21世纪新的人民战争军事路线。

　　在谈论尼泊尔人民战争背后的思想基础和创新之处时，党的上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出了“普拉昌达路线”这一特殊的思想体系。此次会议同时还认为，从军事战略发展来看，我们党不应为20世纪两种不同的战略(武装暴动和持久人民战争)的固定模式所局限。信息技术的空前革命使世界变小以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集中剥削和压迫，使我们党在对20世纪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党应该作出在持久人民战争中有武装暴动、在武装暴动的同时又有持久人民战争的新的战略调整。这一结论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威慑性进攻、谈判、停火、重新进攻、再重新谈判，这是21世纪新军事战略发展的前提，也是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总结。

　　发展21世纪新军事战略，主要依据党的《发展21世纪民主的决议》以及刚刚召开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历史性决议的精神。与20世纪30、40年代相比，如今人类已大步向前。生产力处在新的位置，信息与通讯技术处在新的位置，帝国主义处在新的位置，与之斗争的人民群众也处在新的位置，因此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也必然有新的发展。现在我们党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站在敌人的肩上打敌人的头”，这其中包含了21世纪新军事战略的雏形。虽然“站在敌人的肩上打敌人的头”不是一种纯军事战略，但它与发展21世纪马列毛主义思想这一问题相联系。它代表着在坚决地与右倾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也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内部产生的传统主义、僵化主义、教条主义和模式主义思想作斗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代表。目前，在伟大实践中成功运用的这一军事战略对21世纪新思想的总结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秘鲁人民战争受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依据当今世界形势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在战略坚定性和战术灵活性的运用实践上出现了失衡(单方面强调战略)，以及在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极端理想主义错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以至发展至今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政治和军事战略观点是不会重蹈秘鲁的覆辙的，这也是我们取胜的可靠基础。

　　挑战与可能

　　如何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发展马列毛主义以反对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主要挑战。十年人民战争的成功推进，为发展马列毛主义思想提供了客观基础；而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又使人民战争的胜利成为可能。我们不会像占星家那样去预测未来，但过去十年人民战争和尼泊尔社会的变革，将会使尼泊尔革命在下一个十年为世界革命提供新的思想。尼泊尔人民战争是必胜的，当尼泊尔转变为人民共和国后，尼泊尔的和平与进步将在未来十年内大步向前。

杨恒均：西方式教育让我儿子失去了中国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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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的大事。如果想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则我认为下面的话更加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洲大学（美国的是华盛顿的一所大学，澳洲的是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 ——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洲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洲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洲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洲“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老子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老子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从自己和儿子身上，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疑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大家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这不是此篇短文里要探讨的。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和很多朋友期待的我来攻击一番中国教育相反，今天我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冬！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膨胀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恩来同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洲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儿子并没有失败——不幸在哪里？不幸在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不幸在哪里？在于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培养出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 ……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杨恒均200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