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
洞庭湖边鼠满为患的时候，有一位时评家写过一篇文章，很认真地说老鼠的生命力如此之强，我们应该敬畏它。我不知道他说的敬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搞一个拜老鼠教？那样的话，还不如搞一个拜蟑螂教，蟑螂的生命力之强，更值得“敬畏”：
它们几乎可以吃任何有机的东西，连拌了老鼠药的毒饵都可以成为它们的安全食品。在饱餐一顿之后，它们可以3个月不吃东西，1个月不喝水，都还能活下去。把蟑螂的头切掉，它们还可以继续活上一周到一个月，直到死于脱水或饥饿。蟑螂的繁殖力同样惊人，如果房间里跑来了一只雌性德国小蠊，在适宜的条件下，一年之内她就可以留下10万只后代。难怪一个房屋一旦有了蟑螂，就很难消灭干净。也难怪蟑螂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之久，比它更晚出现的恐龙早已灭绝，而它却越活越滋润，而且3亿年来形态没有什么变化，3亿年前的蟑螂化石看上去和现在的蟑螂没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当然犯不着为此去敬畏蟑螂，不过做为进化得如此成功的物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比如它的行为模式。
蟑螂很喜欢钻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以免被发现。蟑螂在躲藏的时候还喜欢扎堆，这也容易理解，聚在一起有很多好处：容易找到配偶，容易沾光揩油跟着大家找到食物，在干燥的环境中聚在一起还能保湿等等。当然，太多的蟑螂都扎堆在一起也不好，毕竟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它们怎么选择到哪里和如何扎堆呢？
在蟑螂的社会中，没有领袖来发号施令，也没有蚂蚁那样的社会分工，每一个蟑螂都是平等的，决策过程完全民主。要集体做出合理的民主决策，并不需要有高深的思想和高超的智力，只需要大家都本能地遵循几条简单的原则：每只蟑螂都出去随机探索环境、发现隐蔽处，根据隐蔽处的质量好坏进行选择，各个蟑螂互相接触、相互影响，然后根据隐蔽处的拥挤程度来决定自己是留下还是离开。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为此做了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很容易做，如果你有空养蟑螂也可以去重复。在一个器皿中建两个相同的遮蔽处（比如放两个塑料瓶盖），然后放一些（比如说50只）蟑螂进去。蟑螂起初到处乱爬，互相触碰进行“咨询”，慢慢地就往遮蔽处扎堆了。如果遮蔽处的容量足够大（比如说能容纳60只蟑螂），那么所有的蟑螂会倾向于躲到其中某个遮蔽处，而让另一个遮蔽处空着，选哪个遮蔽处来躲是随机的。
把遮蔽处的容量缩小，比如说每处最多只能容纳40只蟑螂。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不是40只挤到一处，剩下的10只到另一处呢？不是，蟑螂将会倾向于做平分，在两个遮蔽处中各有25只蟑螂。
现在再放进一个遮蔽处，蟑螂会不会平均分配到3个遮蔽处里面去呢？不然。如果遮蔽处的容量不够大（只能容纳40只蟑螂），那么蟑螂将在其中的两处做平分，每处各有25只蟑螂，而让第三处空着。如果遮蔽处的容量足够大（可容纳60只蟑螂），那么全部50只蟑螂都将挤到一处，而让另两处空着。
如果这些遮蔽处的质量都一样，那么蟑螂选择去哪一处是随机的。如果遮蔽处的质量存在差异，比如有一处比较暗，另一处比较亮，那么蟑螂在大多数时候会选择去较暗的遮蔽处。
从数学上可以证明，蟑螂这么做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可以合理地平衡竞争资源与相互合作的关系。不需要有领导来“集中”，绝对的民主决策也能获得最佳结果。
能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假如出现一只突变的蟑螂非要别出心裁不可，又会怎样呢？要找到这种突变蟑螂可不容易，研究人员就建造了机器蟑螂来代替。这种机器蟑螂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蟑螂，倒像一辆玩具汽车，不过蟑螂的眼神很不济，在给机器蟑螂涂上从蟑螂身上提取的化学物质、让它们带上蟑螂的味道后，蟑螂就把它们当成蟑螂对待，也和它们触触碰碰进行咨询了。
研究人员通过程序控制，让机器蟑螂也具有蟑螂的特点：喜欢躲藏到阴暗的遮蔽处和喜欢扎堆。在12只蟑螂中放进4只机器蟑螂，这个群体的表现和正常的蟑螂群体一样，让它们在一暗一亮两个遮蔽处挑选，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会躲到暗的遮蔽处去。
然后，研究人员改变程序，让机器蟑螂喜欢较亮的遮蔽处。结果，在这几个机器蟑螂的误导下，出现了反常，在大多数时候蟑螂群体会躲到较亮的遮蔽处去。说不定以后可以利用这种机器蟑螂把房间中暗藏的蟑螂都引到明处，聚而歼之。
所以呢，民主决策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也很脆弱，很容易被某个别出心裁的异己分子所破坏。不过，如果这些异己分子出的是坏主意，会很快被自然选择淘汰。不幸的是，在它们被淘汰时，会有一大帮盲从它们的家伙陪葬。
2009.4.6.
（《中国青年报》2009.4.8）
(XYS20090409)
2009年4月10日 星期五
蟑螂的民主决策
2009年4月8日 星期三
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報道
中国文化部捐赠演员戏装
2009-03-27
http://www.kcckp.net/ch/news/news_view.php?0+17452
朝鲜正在创作歌剧《红楼梦》，中国文化部为参加表演的演员捐赠了戏装。
今年是朝中建交60周年，现在血海歌剧团按照新世纪的要求对20世纪60年代曾把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改编并搬上歌剧舞台的歌剧《红楼梦》重新创作改编。
中国为歌剧《红楼梦》主角、配角以及莲花舞、蝴蝶舞等参加各种舞蹈表演的舞蹈演员捐赠了戏装。
歌剧《红楼梦》将使“朝中友好年”大放异彩，为发展朝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2009年4月7日 星期二
九十年代也成了理想主义年代了？
近来正在审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上半叶的电影，以验证那个年代的“美好”或“纳伊夫”。什么苦难的心、苦恼人的笑、灯、巴山夜雨、小街、庐山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大桥下面、血总是热的、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
结论是纳伊夫。
尤其是反应所谓“知识分子”的片子，绝对的没知识。（以下知识分子上就不打引号了，但都是打引号的用法。）
那些片子里老有“背负十字架”之类民间谚语，片子里的知识分子（也有某些其他分子——譬如个体户）说话永远像挤大便，扭扭捏，捏捏扭，爱用气声，长吁短叹地说些很文学很诗意的非人话。苦恼人的笑的白痴程度严重超出我的想象力，虽说之前我已经审查过苦难的心、灯、庐山恋、巴山蜀水这样的白痴电影。相对而言，血总是热的还算生动，就是拍得太粗糙——不过那不是关于知识分子的。
从电影角度看，那些电影的大多数就是带活动画面的广播剧。谢晋老先生之所以能在那时候登峰造极，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就是因为他的片子最不像广播剧。他擅长用镜头和音乐煽情。这是同代其他导演压根不会的。
从主题角度看，这些片子都是替贵党解套的。最大的成功还是属于谢导。谢导的电影最擅长朝着最安全的方向作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严峻批判状。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尤其阴险恶劣，牧马人则是恶心了，恶劣的水准因而有所下降。谢导不愧是贵党培养的杰出电影人，他最能迎合士大夫妻妾争宠般的卑鄙心理，最能加深为人君者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微妙体验。
怪不得八十年代后期王朔用一句“玩儿深沉”把知识分子撕得一丝不挂。怪不得八十年代的“理想青年”在九十年代纷纷登堂入室，做幸福的保皇党。
“三年光棍，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对，那些年月就这么回事——其实后来也一样。作为这个幼儿失学的流氓古国的文盲国民，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双眼皮的母猪大惊小怪。人人心里有一头双眼皮的母猪，她是我们光棍活下去的支柱。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只是当人到中年的时候，少说自己当年如何理想、如何深刻，说你眼里的青年如何堕落、如何浅薄。你他妈就是对你的母猪单相思罢了。别把母猪说得花儿似的。彼此彼此。
九十年代也成了理想主义年代了？
李子暘 @ 2009-4-7 15:49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ziyang/archives/288797.aspx
近读《南方周末》（2009.4.2），在D28版上看到一篇关于摇滚的文章“20年前，如果不叫摇滚……”知道了一点儿中国摇滚的往事和现实。
对于摇滚，我既无兴趣，也无知识，本来应该闭嘴不谈才对，但文中的一个内容，却让我感到有些好笑，于是便忍不住要说一些有欠口德的话。
文章第二段的标题是“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10年”，采自文中一位被采访人物的话：“我觉得九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
什么？难道九十年代也晋升为理想主义年代了！此前我听到的说法可是，八十年代那才是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时的人们都很单纯，热爱知识，只想追求真理，天天谈论尼采、萨特和存在主义，根本不像九十年代的人那样市侩，那样热衷于金钱，把理想像破抹布那样扔得远远的。这种说法因为八十年代末的那次著名悲剧，似乎更加悲壮了，也更加可信了。被描述出来的景象是：本来风生水起的思想运动，被政治一下子打入低谷，接着又被市场经济的庸俗浪潮冲得七零八落。在庸俗浪潮中发财得势的人，当然是背叛理想的叛徒，而不幸被边缘化的人，虽然生活也改善了，但看来没有兴趣再谈论尼采萨特了。
不仅是八十年代，那些更早的年代都被称为理想主义的高潮。
五十年代，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意气风发，准备迎接一个全面解放的新时代。人民拥护政府，政府关爱人民。彼此诚信无猜，人人奋发向上，“时间开始了！”
六十年代，人们真心为着扫除害人虫而前赴后继。即使他们做了一些错事，甚至犯下邪恶的罪行，但他们毕竟是被理想所鼓舞的！他们想建设一个公平的、幸福的、人人做主人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难道有错吗？这种理想激励下的奋斗，虽然给别人带来无穷灾难，难道一无是处吗？不，是不能完全否认那个火热的年代的，那毕竟是理想，你理解吗？你体验过吗？美啊！壮丽啊！令人神往啊！梦回六十年代！
年轻的其实没什么文化的文化青年上山下乡，城市凋敝，乡村蒙灾，恶人横行，穷困遍地，但无悔青春啊！今天，腰围三尺以上的中老年人回忆当年，还是忍不住把忠字舞跳起来！
七十年代，“571工程纪要”开启了多少人的心灵，让他们开始了震烁古今的卓绝思考，他们热爱书和知识，渴求真理，他们激情洋溢在地下室、在没人听得到的角落谈论国家大事，他们揭批四人帮，他们分析毛主席。虽然穷，但他们的精神是充实而富足的，他们的探索奠定了中国走出民族灾难的基础！
八十年代已经说过了。尼采，那个抱着马脖子大喊兄弟的人，起到了后世Zegna西服、GUCCI提包的作用。人们的精神世界不但因此而提升，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可惜，世俗的经济交易来了，善良的人们发现，原来他们的社会地位根本没有真正提高。那一切基本上只是幻觉。原来围着他们叫老师、虚心请教问题的的女青年都被有钱人和小白脸勾走了。人文精神哪去了！人文精神失落了！他们不禁发出了怒喝。为什么女青年不再围着了解尼采的人请教了？为什么人们都那么爱钱？
我是在九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此前就是识字而已。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不断被人教导说，你们这些小年轻啊，没有赶上好时候。八十年代那会儿，那才是真正追求真理的年代，哪像现在，唉……
说话的人一般年纪都比我大，我既为后知后觉，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好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不过，不管他们怎么说，没赶上八十年代那个火热的理想主义的年代，我倒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我在九十年代生活得挺好，还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虽然不是遗憾，但突然得知九十年代原来也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还是让我心头一喜，感到些许欣慰。我毕竟赶上了一个理想主义时代，可是，以前他们不都说九十年代是市侩的年代，是堕落的年代吗？
就这转念一想，彻底破坏了我的好心情。
我无可挽回地意识到，原来，所谓理想主义年代就是这么回事，原来什么年代都可以被称为理想主义年代。
行文至此，我可以不再旁敲侧击、围魏救赵了，咱们三十六计一计都不用，有话直说。让所有这些理想主义年代及其歌颂者、追随者、仰慕者都玩儿蛋去！呸！什么理想主义！其实就是思想水平低下，看什么都新鲜，三年光棍，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拿无知落后当个性。其实就是中年危机，回忆当年青春，即使是在狗屎堆里十几年打滚如一日，也可以从臭屎中闻出丰收的芳香来，并以此自我美化、自我抬高。你们看，虽然现在我混得挺惨，但我也有过当年。要不是这个社会堕落了，我又怎会如此？我这种高洁之士，在当今物欲横流、无耻当道的世界里，自然不会飞黄腾达。
拜托，您睁眼看看世界，看看真正的理想和智慧是什么，看看真正的壮丽和迷人是什么，看看真正的追求真理是怎样的，然后再看看自己，看看您曾经经历的那些，如果您还能自称什么理想主义，我就服您的厚！
文中那些摇滚歌手，就是在唱这首乏味的老歌。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明或者暗示，自己在九十年代对商业的无知其实说明了他们承载着理想，他们不放弃理想，结果就被市侩商人所算。如果这也是理想，那我只能说，九十年代以来，发扬这种理想的空间一直在扩大，而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在缩小，更不是理想终于被压制。今天，如果你想不挣钱唱歌，没问题啊！地下通道、过街天桥、那么多酒吧、大学校园，都是你可以一展歌喉的天地，当然，你不要想一面抒发理想，一面还要求有人高高兴兴地养活你，并且只因为自称有理想，你就可以不顾社会的规矩任意而为，吸毒、酗酒、聚众斗殴、乱性、懒惰，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好事，即使有，那也和理想无关。那才是真正的无耻和堕落。
九十年代，咱是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过来的，体会是，既没感到理想主义，也没感到市侩遍地。虽然是当事人之一，但我并不打算接受那些把九十年代称为理想主义的高调，我也不赞同那些认为九十年代是市侩庸俗的指责。现实并非如此。相比过去，九十年代是一个越来越正常的年代。如果真有理想，你有远比过去大得多的实现机会。但如果你想堕落，也并没有人强制你追求进步。更多的选择和责任都归于个人。你越来越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归因于社会和他人了。我认为这是好事，虽然好得还很不够。唱高调的人其实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理想。理想不是他们掩饰、美化自己无知、无能和落后的遮羞布。
人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也完全有权去追求、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判断力。有理想很容易，但有足够的智慧很难。智慧比理想更重要，更能让人明白自己是谁。
如果理想比智慧更多，结果就是，青年时代，他们被他人或者自己的愚蠢所操纵，浑浑噩噩地虚度时光。进入中年以后，面对窘迫的生活和空虚的精神，他们只好依靠自欺来打发时间，而最常用的自欺方法就是把当初浑浑噩噩的青春想象成、描绘成理想洋溢的黄金时代，希望以此多少赢得一些世人的同情甚至向往，以满足自己那廉价的虚荣心。不过，能够被他们骗住的，也就只有那些和他们同样头脑空虚、精神乏味、其实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理想的宝贝儿们。
文汇报，你个白痴文盲，放你妈的屁！！！
罗马大型古迹卡拉卡拉浴场震毁
香港文汇报／罗马考古部门表示，地震震毁市内的古迹卡拉卡拉浴场，[文盲。卡拉卡拉浴场是能让这样的地震震毁的吗？出现损毁和震毁是一回事吗？文盲。白痴。臭不要脸的。死去！！！我枪毙你一万次！！！！！！！]可幸最著名的古罗马广场和罗马斗兽场并无受损，但要留待今天再详细检查。
考古部发言人表示，卡拉卡拉浴场出现若干程度损毁，并称初步检查并不一定准确。这个浴场建筑建于公元3世纪，遗址如今为旅游胜地，常上演歌剧，夏天更常举办露天演唱会。
浴场佔地11公顷，古时能同时容纳1,600人洗澡，集浴池和娱乐休閒于一身，有兼收希腊语和拉丁语书籍的公共图书馆，还有购物中心、体育馆和花园。
在震央拉奎拉，市内一间教堂的圆顶坍塌，圣马西莫大教堂亦受损。多间历史悠久的教堂和遗迹受严重破坏，在震央拉奎拉，最少4座罗马和文艺复兴教堂、一座16世纪堡垒部分震毁。
该区著名教堂圣玛利亚教堂的中堂部分塌毁，该教堂有白色和粉红色的外牆，糅合了罗马和哥德式的建筑风格。圣玛利亚教堂以北、文艺复兴时期建成的华丽教堂圣伯尔纳教堂，亦有钟楼倒塌。
拉奎拉建于13世纪，其名字在意大利语解作「鹰」。市内街道狭窄，佈满巴罗克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是著名旅游地。著名景点包括1272年建成的加内莱喷泉，有99个泉口，纪念当地最初由99座宫殿、教堂和广场组成的传说。现时市内人口约7万，吸引很多游客和外国留学生。
拉奎拉是教宗塞莱斯汀五世的故乡，他在13世纪末修建的圣玛利亚教堂，是市内历史最悠久的教堂。当地古时以巫师、弄蛇师而闻名，山间乡村科库洛每年会举办弄蛇师巡游，圣多明哥雕像会被活蛇缠绕。当地于1703年的地震中遭严重破坏，教堂、广场和中世纪大教堂都不能倖免。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路透社/综合外电消息/英国广播公司
Le séisme a été ressenti jusqu'à Rome
06.04.2009, 13h52
http://www.leparisien.fr/faits-divers/le-seisme-a-ete-ressenti-jusqu-a-rome-06-04-2009-469297.php
Les Thermes de Caracalla, un imposant complexe datant du 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ont été touchés par le puissant séisme qui a touché lundi l'Italie centrale, selon un responsable des biens archéologiques de Rome. «Lors d'un premier examen après le séisme de cette nuit, les contrôleurs ont constaté que les Thermes de Caracalla avaient subi quelques dommages, non encore évalués précisément», a indiqué Angelo Bottini.
Les ruines de
cet ensemble de 11 hectares, situé au pied de la colline de l'Aventin, dans le centre ville, qui comprenait des bains mais aussi des installations sportives et des bibliothèques, sont parmi les mieux conservées de l'empire romain. «Pour avoir un bilan complet et détaillé, il faudra attendre demain», a ajouté M. Bottini. Ce dernier a précisé que d'autres lieux historiques de la ville, notamment le Forum et le Colisée n'avaient pas subi de dégâts. Le Colisée est d'ailleurs lundi normalement ouvert au public, a-t-il relevé.
De nombreux
habitants de la capitale ont été réveillés à 03H32 locales (01H32 GMT) par la secousse qui frappait au même moment L'Aquila à un peu plus de cent kilomètres au nord-est de Rome.
Leparisien.fr
2009年4月6日 星期一
Italie : au moins vingt-sept morts dans un séisme dans les Abruzzes
http://www.lemonde.fr/europe/article/2009/04/06/plusieurs-morts-dans-un-tremblement-de-terre-dans-les-abruzzes_1176997_3214.html#ens_id=1177047
La terre a tremblé dans les Abruzzes, au centre de l'Italie, dans la nuit du dimanche 5 au lundi 6 avril. Au moins vingt-sept personnes sont mortes et quarante autres disparues, selon un bilan provisoire des carabiniers. La terre a fortement tremblé peu après 3 h 30 dans tout le centre de l'Italie et des édifices se sont effondrés dans le centr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L'Aquila, faisant craindre que le nombre des victimes puisse augmenter.
Une résidence pour étudiants de L'Aquila (60 000 habitants) s'est partiellement effondrée. Dans la même ville, de nombreuses maisons se sont lézardées et des habitations ont été détruites.
La population de L'Aquila et de nombreuses petites villes de cette région montagneuse du centre de l'Italie est descendue dans les rues, ont précisé les carabiniers de la capitale des Abruzzes à l'agence ANSA. La secousse a été ressentie jusque dans la capitale, où les lampes se sont mises à chanceler, les meubles à vibrer et les alarmes de voitures se sont déclenchées.
Selon un communiqué de la protection civile italienne, l'épicentre du séisme d'une magnitude de 5,8 se trouvait à 5 kilomètres de profondeur sous L'Aquila. Pour l'institut géologique états-unien,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serait d'une magnitude de 6,3 et l'épicentre se trouve à une profondeur de dix kilomètres.
L'Italie a déjà été frappée par des séismes dévastateurs. En novembre 1980,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magnitude 6,9 avait ébranlé plusieurs régions proches de Naples, dans le sud de la Péninsule - la Campanie, la Basilicate et les Pouilles -, faisant quelque 3 000 morts. En mai 1976, dans le Frioul (nord de l'Italie),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magnitude 6,4 avait fait un millier de morts et 45 000 sans-abri.
Sur le même sujet :
2009年4月3日 星期五
祭神如神在，不祭如关怀
人民时评：“取消公祭”背后的民生关怀
肖 华
2009年04月03日07:1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因灾后重建任务十分繁重，甘肃省政府近日决定，暂停举办2009年甘肃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经组委会研究，除原定的公祭大典，节会其他的文化、旅游、商务等活动继续举办，各承办单位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落实责任，组织实施。
同样因“全市干部不分昼夜进行灾后重建”，都江堰市将停办已经连续举办19年的都江堰清明放水节，全市将全力进行灾后重建工作，发扬抗震救灾精神来共克时艰，解决民生问题。
公祭的主要目的就是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行一些适当的公祭活动无可厚非。但一些地方把公祭办成“烧钱 ”活动，动不动就是投入上亿元、几亿元，与此同时，还有群众生活困难，这样的公祭既失去其原来承载的意义，也因为漠视民生广受诟病。
清明临近，国人有慎终追远的传统，同样有勤俭节约的美德，节俭祭祀应当成为中华祭祀文化的主流方向。祭祀祖先，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上让人达到平衡，得到安慰。公祭，是需要真正用心祭祀，而不是仅仅用钱和仪式祭祀。
今年我们国家保增长促发展的压力很大，为此国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不能铺张。虽然公祭活动花钱不属于党政机关方面的开支，但是公祭大多数花的是财政的钱，公祭活动也是由政府主导的。因此政府的导向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同弘扬传统文化的公祭活动结合起来，值得思考。
从这个角度看，甘肃省暂停举办已连续举办19届的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都江堰市停办连续举办19年的都江堰清明放水节，很有现实意义。其实，公祭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公祭的仪式层面，还应当和国计民生紧密联系起来。经济“寒流”来袭，政府过“紧日子”，对公祭活动也应节俭，把钱花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只有这样，公祭文化才能深入人心，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灾区重建的重任面前，暂停举办公祭其实也是一种纪念方式。这样做，并不代表祭祀文化的暂停和终止，而是用另一种形式让文化传承、让情感延续。在很多人的心里，这一年的伏羲公祭并没有暂停，或许过很多年，我们会想起这一次耐人寻味的“暂停”，想起为了灾区重建而取消的公祭。这样的“暂停”，不仅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以人为本的民生关怀，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
更多人民时评尽在人民网观点频道
（http：//opinion.people.com.cn）
此人一个多月前还在嘲笑穿墙
这会儿都跳墙了。
都是广电总急的功劳……
刘翔掉链子之后……
带三个表 @ 2009-04-03 17:08:23 分类: 闲扯
中国田径未来的强项应该是跳高。
何必要红杏出墙？
带三个表 @ 2009-02-11 3:09:47 分类: 杂谈自从罗永浩担任开关厂厂长，现在就有好多人动不动就翻墙。已经不止一个人向我推荐各种翻墙术，说实话，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一来我网络技术没那么好，二来我也没兴趣看外面那些所谓内幕文字，这些文字都属于官方屏蔽的目标，你仅仅是出于好奇才去看，而不是出于你动脑子。
我上网比较早，当时没有什么防火墙，顶多是点对点屏蔽，刚上网也没什么太多办法，看不见就不看，但那时基本一路绿灯，不想让你看的内容当时都能看到，我的观后感是，什么鸡巴玩意儿。那些异见分子的言论，看来看去就那么点东西，连个花样都没有，我很烦。我有七八年没看这些烂东西了。
有一次跟韩寒聊天，发现韩寒也从来不看，我们一个共同点是，从我们能看到的国内新闻中发现有意思的东西，这比看那些无聊的异见分子的东西还有意思，关键是，这些新闻经常出现在各大网站的头条或首页显要位置，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如果看网络新闻不过瘾，还可以到报摊上买报纸看。
别以为你红杏出墙就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你要没脑子，你天天撑杆跳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
也许有人会说，看了之后能有启发，难道不是好事吗？没有互联网，我们两眼一抹黑，有了互联网，我们大脑一抹黑。互联网的信息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思考和启发，反而让骨子里的那些劣根性的东西在上面发扬光大。
你喜欢翻墙，说明你年轻，腿脚灵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是老了，懒得动了。想起王维的一首诗：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好一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比“一枝红杏出墙来”牛逼多了。然后又想起李白老师的一首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有到了跟丫相看两不厌的程度，才能看到本质，小沈阳说：嚎，你看到净、停、删了吗？pia pia地。
2009年4月2日 星期四
社会科学中的民科标本——陈林和其红学研究
作者：太极螳螂
这阵子有点闲心，随便在网上逛逛，正好看见一个叫陈林的在各大论坛、博客推销其所谓的红学研究成果，从我搜集的资料看，也是推销很长时间了，还有些记者跟风。这类事情我本来不关心，不过其号称揭开百年骗局倒是很能抓人眼球，加上文章的文革遗风，着实令人厌恶。正好有空，把一些回帖整理一下，不妨看看他的学说究竟是什么货色。
先简单介绍下红学。
《红楼梦》一书自清代流传到现在，有很多版本。研究者把这些版本基本上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脂本系列，这系列都是手抄的，有脂砚斋和其他人的评语什么的；另一个叫程本系列，就是木活字印出来的。早一点的程本在乾隆56年就出现了，这个系列问题较少。手抄本系列，就是脂本，都是在民国之后出现的（这个很好解释，原来没红学，没人重视，民国后胡适开始研究，重视的人就多了），问题多多。手抄本目前发现了很多种，比如甲戌本、庚辰本、列藏本、舒序本、蒙府本等等。稍微提一下两个本子，一个是靖藏本，1959年发现，1964年不知何故迷失，只保存下来一些批语（行话叫脂批，见后）。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本子是否存在是个问题，批语很可能是发现者伪造的。另一个是前几年发现的卞藏本，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所谓的红学，大部分是和这些脂本有关系。脂本上面有很多批语（脂批），署名的有脂砚斋啦，畸勿叟啦，等等。批语就批语吧，却透露出很多信息，最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最后结局很可能不和程本系列的一样；最麻烦的是这些脂本都是只有80回，有些只有几十回，几回，但都是前80回的，少数有 120回，不过后40回和程本一样，先不讨论。这就和120回程本系列有很大不同。
同时，这些脂本之间也有很大差异，抵牾之处颇多，结果就是很多人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然而依然是什么说法都有。许多研究者穷经皓首，字字为营，现状还是一塌糊涂，从真正作者是谁开始，到曹雪芹的名字、父母、生卒、字号，写作时间，主要人物结局，后40回到底谁写的，脂砚斋是谁等等一直到小说中很多矛盾怎么解释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全都是很多说法，唯一可确定的就是这本书是一部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这些研究构成了红学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受很多人诟病的部分。
一本书的研究成了一门学问，这个现象不太常见，多种因素导致了红楼梦要比其他古典小说更引人关注。这得从胡适说起。现在所谓“新红学”，就是从胡适研究开始的。胡适研究红楼梦的目标很清楚，一是推广白话文，一是推行新方法，这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至于艺术评价，胡适倒也没认为红楼梦就是最高的，暂且不表。胡适多牛啊，宗师级人物，跟风的自然就多了。问题就出在这里，随着资料的不断出现，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小说是这样，也就很热闹。其次，建国后，这事又和政治挂上钩了，毛泽东都发了话，人人兴趣高涨，这个阶段很复杂，非一言两语能说清楚，总而言之就是红楼梦越来越受重视，超过其他古典小说，一直到现在。同时，现代研究红楼梦的从早一点的王国维、蔡元培到晚一些的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冯其庸、吴恩裕等等等等，学术上都是非常牛b人物，追随者自然也多。
红学研究有很多分支，对小说内容的研究分为两大派，就是索隐派和考据派。索隐派出现时间较早，清代就有了，主要观点就是此书讲的是真事，小说人物都有现实版（影射），说的还有鼻子有眼，可有意思了，代表人物有蔡元培、周汝昌，现在影响大的还有刘心武。考据派祖师是胡适，基本观点就是此书的确融合了作者一些自身经历，有自传特点，但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主要研究方法是对小说文本进行文字学、版本学等方面的考证，这派人物学问都很大，影响也大。
红学中有个问题就是脂程先后问题，就是脂本成书时间早还是程本早。这些讨论有时候真象笑话，连作者是谁都搞不清楚，这类问题也可想而知。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脂先程后，也有人认为程先脂后，持这个观点比较有名的是欧阳健。欧阳健的观点有很多人反对。主要理由是他把本子发现的时间混同产生年代——这一点很多人指出来了，避讳问题也有很多反证，17、18回分回问题他也说不清楚（现在大家看到的红楼梦17和18回在一起，没有分开，这事很怪异），疑点多多。
背景介绍到这里，现在引入主角。
这个陈林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据说是中山大学的未毕业的博士生。他的主要观点是：
1）这本书有真实的年代次序，主要人物有现实原型。
2）120回都是一个人写的，他认为是曹頫（这个说法很早以前就有，有人认为是曹雪芹的父亲）。
3）所有脂本都是伪造的，伪造者是陶洙。
4）包括胡适在内，很多人都知道陶洙伪造，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说。
前两点不做过多讨论，里面东西很多，繁琐的很，也没啥意思。他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用86回的内容推翻第2回的内容，却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另外在方法上犯了很大错误，主要是循环论证。先假设120回是一个人写的，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又运用这个结论论证出 120回是一个人写的。
第三条倒是很不寻常。陶洙何许人也？
陶洙，字心如，出身江苏望族，工画，哥哥做过大官，也做过教授。他和他哥哥都是很喜欢书的人，一生收集、刻印、整理过很多图书，算是民国比较有名的藏书家。自民国开始，红楼梦研究也比较热闹起来，研究热闹，自然有人注意版本，各种版本也就陆续出现。陶洙的职业与爱好就和这个背景就联系起来了，不少脂本或多或少都和他有点关系。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陈林却认为陶洙为了钱财，伪造出很多脂本，通过出售获益。并举了一些例子，例如甲戌本1927年以10两黄金的价格卖给胡适。陈林认为这是重金。我们看看上世纪20-30年代这是不是重金。根据资料记载，上世纪20 -30年代，北大教授一个月工资200-300元，清华大学教授一个月工资是400-500元了，当时一两黄金能兑换30-50元左右。很显然，10两黄金对一个教授来讲并不多。也是这个期间开始到1938年，陶洙印书就印了200多种，他哥哥又当大官又当教授，难道也差这点钱么？
陈林又说列藏本也是伪造的。所谓列藏本，就是列宁格勒藏本，这本书现在在圣彼得堡。这个抄本上世纪60年代发现，有证据表明1832年这本书就到了圣彼得堡。陈林说这是1937年俄国人收购的，证据就是书中有个K．K．弗鲁格1937年的记录编号。然而他文献工作做得不到家，没注意到1832年的证据有人分析的非常到位，甚至不知道1900-1920年间有个俄国人的笔记表明这个抄本的存在。
实在找不到证据，陈林就开始推测。比如蒙府本，这个抄本是1960年发现的。这时候有人说陶洙1961年才死（陶洙至少1954年还没去世），陈林推测这个本子“很可能”是当时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操办的，然后说“很可能是为了给贫病交加的陶洙提供最后一笔救命钱”，两个很可能之后就推测蒙府本是伪造过程中的“阶段性产品 ”，“很可能”真的很可能么？即使是赵万里经办的，花了多少钱，钱给谁了？陈林的证据呢，付之阙如！跟谁这讲故事呢？
甚至推测也不推测了，直接否定。比如，舒序本原收藏人自己说购买不过花了40元，庚辰本收藏人后代说买的时候只有8元，陈林一概不信，但是没有丝毫证据。
书商或者藏书家伪造图书的事情不是没有，不过伪造终究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分析某人做这种事情必须要分析伪造的动机是什么？怎么规划的，这么一场大规模的伪造就没有一点漏洞么？还有什么人参加了？不怕被人识破？他敢骗胡适，也敢骗陈群（有个抄本陈群收藏过，陈群曾任汪伪政府内政部长，陶洙也为伪政府做过事，陈林认为这个本子是陶洙伪造的，然后给了陈群）？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他赚了多少钱？他真想伪造，伪造一两本就要很大功夫，有两个本子纸张就得找100多年前的，这是成本问题。还有保密问题，这么多种本子，他一个人造的过来么？如果有人帮忙，他就不怕别人说出去？比如蒙府本、舒序本笔迹n多，陶洙得找多少人干这事？他是干书籍收藏整理的，这事传出去，还想不想混了？
类似的问题陈林一概不分析。唯一貌似有力的证据就是笔迹问题。在没有看过原本、没有分析过纸张、墨色、印鉴等等情况下，他通过比较甲戌本和庚辰本的笔迹，认为是一样的（有个北师大藏本上面有陶洙笔迹），然后就认为是陶洙伪造的。但是有件事情很难解释，陶洙天天和书打交道，也是积年老手，既然想伪造，怎么就不知道注意自己的笔迹呢？他伪造了那么多本，为啥别的本子笔迹不一样啊？这个“惊天骗局”如果成立，陶洙能够处心积虑设计这么大一个工程，怎么就忽然疏忽，把重要的甲戌、庚辰的笔迹弄得“一模一样”？先不说过录本的问题，馆阁体是那个年代读书人必须学的字体，有了这个底子，想要抄写的一样就能抄写一样，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就是在满篇的臆测基础上，陈林又做惊人语，说这些事情研究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但是都不说。但是他并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也不进行分析。比如庚辰本是不是伪造的，几十年前吴恩裕就怀疑，冯其庸专门写了文章分析，只要驳倒冯其庸，就为自己加了分，不知是学力不够还是什么原因，此人根本就不分析。在他的笔下，除了研究红楼梦的，甚至陆志韦，王利器这些和红学不大沾边的人都成了骗子。
再举个例子，有本书叫《春柳堂诗稿》，1952年发现，55年出了影印版，后来重印过。书上有两段关于曹雪芹生平描述的文字。网上有个叫孤鸿道人的说这两段文字是伪造的。一开始说这两条小字是用纸条贴上去影印的，后来有人专门去国图看了原本，发现没有纸条——倒是真难为他怎么想出来的，呵呵。这条被驳倒了，道人后来又说是陶洙指使作假者印上去的，还自导自演了个采访，假装找了两个隐去姓名的职业作假者甄作贾和贾作甄，详细描述当年的过程，活灵活现。就算1952年造的假，过去50多年了，这二人怎么也七八十岁了，50多年前的话还记得那么清楚，这辈子莫非就造了这一次？最后，有网友找到了这本书另外一个原本，证明这两段文字本来就有，这个骗局算是彻底破了产。稍微动点脑子，这种事情好好想想就行，王利器先生说这本书本是杨钟羲旧藏，1952年杨家好多书都被收购了。都是王先生介绍的。如果是陶洙伪造的，那么什么时候卖给的杨钟羲？杨钟羲1940就去世了，过去快70年了，造假者还活着？莫非是卖给了其家人？如果王利器先生说的是假话，为什么？ 这些问题陈林一概不考虑，把伪造说拿过来就当作自己的证据，其理论还有什么可靠性？
诸如此类，不再多说。
非常不寻常的主张，要有非常不寻常的证据，还是这句话。总说民科民科，以前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民科其实也很多，不过不太容易发现，这就是一个标本。民科通常都说自己不受主流待见，自己的成果不被承认，说起来就是有八辈子冤屈一样，怎么也不想想你的成果为什么不被承认。
不被承认就到处喊冤，陈林似乎也很冤屈，号称自己揭开“百年骗局”，捣毁最大“骗子集团”，到处散发自己“成果”，故意制造些耸人听闻的言辞，中国学术界再不济，也没到这个地步吧？陶洙后来为汪伪政府做事，成了汉奸，按陈林所说，陶洙造假在前，做汉奸在后，然而在陈林文章中汉奸似乎必然要造假，一口一个“汉奸陶洙造假”，在这里没有表现出一个研究文史的人应具有的历史态度。举个例子，林彪打辽沈战役在前，叛国在后，共产党的历史也从来不曾写过什么“反革命林彪指挥了辽沈战役”。如此文史素质，我也不惮做最恶意的推测，此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在炒作。
(XYS20090402)
2009年4月1日 星期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的屁，一屁顶一万屁！
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宁铜像被炸出大洞
据美国媒体报道，4月1日凌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芬兰火车站附近一座列宁的铜像被炸弹炸出一个大洞。当地警方发言人表示，在这起爆炸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目前，爆破专家正在事发地点勘查。
据警方发言人称，炸弹的威力相当于400克TNT炸药的威力。
据悉，这座铜像包括底座在内高约10米，树立在列宁当年的一个演讲地——圣彼得堡（前苏联时期称为列宁格勒）芬兰火车站外的广场。1917年4月，列宁从海外流亡回国后在此发表演说。几个月后，前苏联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座铜像就是为了纪念列宁的这次演说而设。
据报道，这座铜像是前苏联时期最早的一批纪念雕像之一。在卫国战争期间因市民的保护未遭毁坏。
“新疆时间”——弱者的古典武器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在新疆自治区，信仰穆斯林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刻意遵循着他们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当地的汉人时间，通常汉人们都坚持着北京所实行的全中国统一的单一时区制。
来到喀什市的国际酒店大厅里，时钟指示已经是快到夜里11点了，看起来，这个时候供应晚餐是为时太晚了，对刚到达这里的饥肠辘辘的旅客们来说，这似乎是个坏消息。
不过别担心。穿过这座中国最西部的城市主要街道的过街地下通道，转进一条积满尘土的小路，沿着残旧的黄赭色的店铺门面走下去，就来到了一个清真寺后面的充满生气的露天广场。
在这里，一些带子女的家庭聚在一个露天餐厅看电视。空气中飘来烤羊肉串摊子上的孜然香气。隔壁，一位厨师在做拉面条，面团在他手上就像儿童在做翻绳儿游戏一样灵巧。
这里的时间，还不到晚上9点钟。
洛杉矶时报近日刊登驻北京分社首席记者白思卉（Barbara Demick)女士从喀什发出的这篇题为“中国西部边远地区的时区划分”（Clocks square off in China's far west）的报导。该报导说，新疆的喀什市，这座有35万人口的城市，建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绿洲。这里现在有两个时区，之间相隔两小时。这里的人们如何设置他手表和时钟里的时间，不仅取决于所在地段，而且取决于他的职业和民族，取决于他的宗教和对当局的忠诚度。生活在两个时区的人们，据说双方很少发生混乱，因为他们相互间是尽可能少地发生联系。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时，毛泽东发布了命令，要求人们都要遵循一个时区作息，而不管这个国家幅员是相当于一个美国大陆那样辽阔。
但是维吾尔人，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占主导地位的这个少数民族，在采用官方定的北京时间方面，却是踌躇不前，因为如果按北京时间作息，那将意味着他们在一片漆黑时起床，太阳还没下山就要就寝了。
“这就像要求洛杉矶按照纽约时间作息一样荒谬，”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美国协会秘书长阿里木•塞依托夫(Alim Seytoff)说，他在1996年离开了新疆。
“这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极权性质的做法，他们试图将一个时区强加给所有人。”
于是，维吾尔人就按照他们自己的非官方时间来作息，在拨钟表上，这比北京时间要提前[推迟]两个小时。维吾尔人实际上是听从太阳的指令，而不是按照大约2000英里外的北京政府的统一命令来行事。
洛杉矶时报的这篇报导认为，这种不同的时区差别，实际上是隐喻着，维吾尔人和住在新疆邻近的不安地区的汉人之间，有一道鸿沟。自1949年以来，全新疆的汉族人的比例已经从9％增至40％多，维吾尔人还指责中国政府压制了他们的文化和信仰。
维吾尔族属于一种穆斯林人群，他们看起来更像欧洲人种，说突厥语，还带有一些阿拉伯语在里面。
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只有最低限度的社会交往。维吾尔人说，他们晚上不会与出门中国汉人同事外出，因为他们之间的饮酒和吸烟习惯不一样。通婚也是罕见的。新疆的汉人往往懒得学习当地的语言，而且他们避免住到维吾尔族聚居区。“不要在晚上到那里吃东西，”一位酒店的中国汉族工作人员警告住客们说，“那里都是穆斯林人群。”
洛杉矶时报的这篇报导还说，这里的学校，政府机构和邮局都采用北京时间。机场和铁路系统也是采用北京时间。而公交线路有一些使用新疆时间，另一些采用北京时间。
而当地居民都能进行这种令外人奇怪的时间差别上的调整。
“混乱？根本不会！您可以问问随便什么人，他们对北京时间和本地时间是多么容易转换，”在喀什市内公共汽车站工作的一位女士坚持这样说。
市内的公共汽车运行在4月1日前采用的是本地时间，4月1日后旧转换成采用北京时间。“我们生活每一个方面都采用北京时间，它与我们相伴。那些少数民族，则采用他们的本地时间。”这位女士如是说。
28岁的导游阿里塔什（Ali Tash）也说，这真的是很简单。他指着酒店大堂里的空沙发，解释说，假如他要约一个中国汉人朋友和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一起见面，“那么，我会对这位汉人说，是在4点钟，而对那位维吾尔族朋友说是在2点钟，然后他们各自都将在同一时间来到，这没问题。”
现代的时区划分将地球分为15个时区，每15度（经度）是一个时区，这种划分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明，这种设计标明了全球的统一性，也使铁路旅行更为有效。直到19世纪末，每个城镇确定时间标准的做法还是在太阳达到正顶头时，把钟表定为正午时。
中国的幅员跨度足够定为5个时区，但是又是中国是世界上坚持用一个时区标准的最大的国家。相比之下，俄罗斯划分了11个时区。
“中国如此做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其长期的帝王传统，中国皇帝控制着时间，”中国是在宇宙的中央，皇帝自认是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子。乔治城大学的新疆问题学者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说。
米尔沃德呼吁维吾尔人坚持采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因为它可以是一种“弱者的古典武器”。
“这类事情，就是人们在专制社会所能做的。就像讲一个隐喻的笑话一样，它是一种表达独立的方式，但是又非常微妙，不会惹出乱子，”米尔沃德说。
洛杉矶时报的这篇报导说，维吾尔人显然对得以维持着“自己的时间”感到自豪。在一个市场上，一名大约8岁的维吾尔族男孩开玩笑地抓住了一名外国游客的手腕，看她的手表。看到了那上面拨到了本地时间，男孩咧嘴笑了。
不过，中国政府并非总是如此宽容地对待当地居民的时区感。
1968年，被命名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强硬派龙书金，曾经颁布过一项规定，命令维吾尔人停止使用自己的时间。这是据美国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新疆学教授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说的，他最近完成了一篇有关新疆时区差别问题的论文。
但是，当时的政府却无法执行这种法令，后来到1986年，又发布了一项通知，正式确认可以采用非官方的当地时间。
“如果他们真的强迫人们遵循与北京同步的工作时间，将会引发抗议怒潮，因为人们要在一片漆黑时就起床，”鲍文德说。
确实，在星期一上午北京时间9点钟的时候，当你可能认为这应当是人们一周工作日的开始，街上应当充满熙熙攘攘的紧迫的人群时，这个城市却非如此，它仍然打着睡眼惺松的哈欠。市中心人民广场的毛泽东铜像还笼罩清晨的薄雾中。在主要街道上行驶的汽车，都开着大灯。
喀什几乎是在新德里以北，大约与纽约同一纬度。它在隆冬的计时问题更严重，如果按北京时间，直到上午10点多钟了，太阳都还没有升起来；而在夏至时，太阳下山要到夜里快11点。
洛杉矶时报的这篇报导最后说，据非官方统计，中国汉人们自己也在扭转他们的作息时间，因此大多数学校和许多商家都是到北京时间上午10时才开始上课或开门。
喀什师范学院的学生的林建说：“大多数人采用的是北京时间，只有当地的维吾尔人采用新疆时间。但是，我们开课通常是比平常时间晚两个小时的。我们很容易适应，入乡随俗嘛。”
然而，新疆时间，严格说仍然是属于非官方范畴。在国营的国际大酒店厅堂里，有5个时钟显示着不同时区的时间，它们分别是莫斯科、伦敦、纽约、东京和北京时间。当记者问大厅里的服务人员：为什么没有时钟显示新疆时间？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必要。他们都知道这个时间。”
在喀什的钟表市场，一名叫阿卜杜勒·哈基姆（Abdul Hakim）的维吾尔族钟表匠说，他曾经制作出一种可以同时显示北京和新疆两个不同时间的手表，但无人问津。
“人们总是只采用这一个或那一个时间，而不是同时用两个。中国汉人用北京时间，维族人用我们自己的时间，”他说。“但是，如果有人来买手表的话，我就随他们喜欢，来拨定时间。”
Clocks square off in China's far west
In Xinjiang province, the Muslim Uighur minority makes a point of observing its own time, not that of local Han Chinese, who adhere to Beijing's imposition of a single time for all of China.
By Barbara Demick
March 31, 2009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nation/la-fg-china-timezone31-2009mar31,0,2547939.story
Reporting from Kashgar, China -- The clock in the lobby of the International Hotel shows it is almost 11 p.m., too late for dinner and bad news for two hungry travelers.
Not to worry. Take an underpass to cross the wide main street of China's westernmost city, turn down a dusty alley of crumbling ocher storefronts that opens up into a lively public square behind a mosqu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re watching television at an open-air restaurant. The scent of cumin wafts from a grill where lamb sizzles on skewers. Next door, a chef makes noodles strung between his hands like a game of cat's cradle.
Over here, it's not quite 9 p.m.
Kashgar, a city of 350,000 built around an oasis along the old Silk Road, has two time zones, two hours apart. How you set your watch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neighborhood, but on your profession and ethnicity, religion and loyalty. People liv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time divide say there is little confusion because they have as little to do with each other as possible.
When communist China was formed in 1949, Mao Tse-tung decreed that everybody should follow a single time zone, no matter that the country is as wide as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But Uighurs, the dominant minority in China's northwestern Xinjiang province, balked at running their lives on Beijing time, which would have them getting up in the pitch dark and going to sleep at sunset.
"It is as ridiculous as having Los Angeles following New York time," said Alim Seytoff, who left Xinjiang in 1996 and is now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yghur American Assn. in Washington.
"That is the totalitarian natur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y try to impose one time zone."
So the Uighurs follow their own unofficial time, which is two hours earlier -- in effect following the dictates of the sun rather than of Beijing, about 2,000 miles away.
The separate time zones are in fact a metaphor for the chasm between the Uighurs and Han Chinese living in uneasy proximity in Xinjiang. Since 1949, the ethnic Chinese have grown from 9% to more than 40% of the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Uighurs acc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suppressing their culture and faith.
The Uighurs are a Muslim people who look more European than Chinese and use a Turkic language sprinkled with Arabic.
There is only minimal socializing between Uighurs and Chinese. Uighur men say they don't go out at night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because they don't share the habits of drinking and smoking. Intermarriage is rare. Few Chinese in Xinjiang bother to learn the local language and they avoid Uighur neighborhoods. ("Don't go eat over there at night!" a Chinese employee at the hotel warns guests. "It's full of Muslim people.")
Schools, government offices, post offices all use Beijing time. So do the airports and railroad stations. Some bus lines use Xinjiang time and others Beijing time.
Local people have strangely adjusted.
"Confusing? Not confusing at all! You can ask anybody how easy it is to convert between Beijing time and the local time," insisted a Chinese woman working at the Kashgar inter-city bus station, which is running on local time until April 1 and then switching over. "We use Beijing time in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It is only our comrades, the ethnic minorities, who use their local time."
Ali Tash, a 28-year-old tour guide, said it's really quite simple. Pointing at empty sofas in a hotel lobby, he explained how he would set up a hypothetical meeting with a Chinese friend and a Uighur friend. "So I say to the Chinese guy, come at 4 o'clock, and to the Uighur guy, come at 2 o'clock, and then everybody will be there the same time. No problem."
Modern time zones dividing the world into 15-degree-wide slices of longitude are a relatively recent invention, designed to stamp uniformity on the globe and make railroad travel more efficient. Until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standard practice had been for each town to set its clocks to noon when the sun reached its zenith.
China is big enough to span five time zones but is the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insist on a single one. In contrast, Russia has 11.
"The reason goes back to a long Chinese imperial tradition in which the emperor is in control of time because it has a cosmological significance," said James Millward, a Xin- jiang scholar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Millward calls the Uighurs' insistence on using their own time a "classic weapon of the weak."
"These are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people do in authoritarian societies. Like telling a joke with a twist, it is a way of expressing independence that is subtle enough that you don't get into trouble," Millward said.
Uighurs appear proud of keeping their own time. A Uighur boy of about 8 playfully grabbed the wrist of a foreign visitor in the market to look at her watch. Seeing that it was set to local time, he gave a big gr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always been so tolerant of chronological deviation.
In 1968, Long Shujin, a hard-liner who was soon to be named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for Xinjiang, issued a decree ordering Uighurs to stop using their own time, according to Gardner Bovingdon, a Xinjiang expert at Indiana University who recently completed a paper on the separate time zone.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not able to enforce the law and in 1986 published a small notice acknowledging that the unofficial time could be used.
'If they really had forced people to synchronize their workdays with Beijing, it would have produced howls of protest because people would be getting up in the pitch dark," Bovingdon said.
Indeed, at 9 a.m. Beijing time on a Monday morning, when one might expect people to be bustling with the urgency of the week ahead, the city was still yawning itself awake. The statue of Mao looming over People's Square in the center of town was barely visible through a shroud of morning haze. Cars on the main road had their headlights on.
Kashgar is almost due north of New Delhi and about the same latitude as New York. Its problems with timekeeping are worse in midwinter, when the sun doesn't rise according to a Beijing-oriented clock until past 10 a.m., and during the summer solstice, when sunset is close to 11 p.m.
Unofficiall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have skewed their working hours, so most schools and many businesses don't actually open until 10 a.m. Beijing time.
Jiang Lin, a student at Kashgar Teachers College, said: "Most people are using Beijing time; only local Uighurs use Xinjiang time. But our class starts two hours later than usual time. It's quite easy to adapt to it, just as when you are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Still, Xinjiang time remains strictly unofficial. In the lobby of the Chinese-run International Hotel there are five clocks showing the time in Moscow, London, New York, Tokyo and Beijing. Asked why there was no clock indicating Xinjiang time, the concierge replied with irritation: "There's no need. They know what time it is."
Abdul Hakim, a Uighur watchmaker in the Kashgar market, said he used to stock a watch that displayed two different times, but nobody bought it.
"People use one time or the other, not both. The Chinese use Beijing time. The Uighurs use our time," he said. "But if somebody buys a watch from me, I'll set it however they like."
barbara.demick@latimes.com
Nicole Liu and Eliot Gao of The Times' Beijing Bureau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三位一体”的由来
“党政军”三位一体也不是没有先例。屋大维统一地中海后，鉴于凯撒觊觎王位而被刺，不敢称孤道寡南面为君，因而给自己加了好多头衔。其中有些头衔是荣誉性的，譬如奥古斯都，意为尊崇，犹如贵国皇帝的尊号，亦如国朝毛太祖高皇帝曰“伟大”、华废帝曰“英明”、邓太宗文皇帝曰“总设计师”。有些头衔虽由屋大维兼任，如执政官、首席元老之类，但并没有形成和国家元首职务捆绑的惯例。只有以下三个职务是三位一体的：
I. Princeps第一公民——相当于国家元首，即贵国的国家主席。这个词是后来Prince一词的来源。
II. Imperator天下兵马督招讨大元帅——相当于武装力量总司令，即贵国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实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词是后来Emperor的来源，通常译为“皇帝”。这只是近代传教士来到贵国，跟贵国当时的皇帝作的权宜对等。事实上Emperor和皇帝意义并不相同。
III. Pontifex Maximus最高大祭司——相当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198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2-2020？）。
这个职位是共和国时期就存在的。屋大维以后，这个职位长期为担任前两个职位的那个人即所谓“罗马皇帝”垄断，成为惯例，形成高度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但在后期罗马帝国，随着罗马的基督教化和基督教的罗马化，382年，克雷蒂安皇帝（Gratian，359-383），正式任命罗马首席主教达苏一世（后追认为教宗Pope Damasus I）为最高大祭司。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文献不足，也许只是孤证，真正可以确凿认定的第一名由罗马第一主教出任并成为惯例的最高大祭司是列奥一世（Pope Leo I，440-461），也有人认为是格列高里一世（Pope Gregory I，540-604）。自此，罗马第一主教就是最高大祭司，历任所谓教宗均具有Pontifex Maximus头衔。
不过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统治中心已经转移到东方希腊语世界，同时也是基督教被一步步奠定为罗马帝国国教的时期。而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意味着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拥有最高的教权。罗马皇帝把自己神化为耶稣的第十三名使徒，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有权召开基督教大会，裁定教义，任命教会首领以及高级教士。而罗马第一主教的最高大祭司头衔，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权特征，除了短暂的东西罗马对峙时期是服从西罗马皇帝，一直到公元八世纪，罗马的最高大祭司（即后来追认的教宗）仍必须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
不过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的情况出现了变化，高度一元化的政教合一出现了裂缝。众多蛮族国家信奉的是一个基督教异端教派——阿利乌斯教派。这个异端教派不为作为罗马国教的正统教派（Orthodoxe）承认。而罗马教会则是正统教派在西方的中流砥柱。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在位）时期，东罗马一度接近恢复大业，诛灭了汪达尔、东哥特等信奉异端的蛮族国家，不过昙花一现，不久蛮族又兴，罗马教会近乎独立支撑，虽然名义上仍接受君士坦丁堡的领导，但实际上逐渐承担世俗责任，开始占有土地，并行使税收权。同时，罗马教会也当仁不让地在蛮族中间推广正统教义。偏处西北隅的法兰克王国是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归依正统教派的蛮族国家。罗马教会同法兰克王国紧密合作，前者仰仗后者的军事征服扩大正统教派的势力范围，后者仰仗前者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后来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二元君权神授体制。
同时的东方，沿袭着罗马后期的高度一元化的政教合一制度。皇帝的神圣化愈演愈烈，皇帝公然自称为Basileus（巴西琉斯，古希腊语的国王），包括宦官制度在内的种种宫廷制度也一一树立起来。公元797年，罗马帝国的女皇伊莲娜剥夺了他儿子君士坦丁六世的共治皇帝的帝位，并刺瞎了他的眼睛，自称（男）皇帝。这导致了东罗马出现了男性皇帝的空缺。此举使得同时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和罗马教会有机可趁。他们指控伊莲娜轼君，不承认她的（男）皇帝帝位。在罗马教会和查理曼的合谋下，罗马教宗在亚琛为查理曼戴上了皇冠，称神圣罗马皇帝。犹如曹丕篡汉，刘备在蜀中称帝一样的意思。此时罗马教会与东方正统教会公开分庭抗礼，即所谓公教（catholique，贵国称天主教）。此后东西教会产生过多次冲突。最著名的为863年，罗马教宗尼克劳一世和君士坦丁堡主教佛希要先后互相开除对方教籍。有些中文资料把佛希要开除尼克劳一世教籍理解为地方宗主教开除教宗教籍，并视为“千古奇事”，其实是中国人理解的问题。当时东西教会尚未正式分裂，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系由东罗马皇帝直接任命，正统在焉，罗马教会虽已经与东方正教有很大不同，也拥有实际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却并不为东方承认。从权力授受的正统性角度讲，君士坦丁堡教会比罗马教会更具有合法性，虽说在罗马帝国时期，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略次于罗马教会。此次分裂是短暂的，不久双方又达成妥协，互相承认教籍。
1054年，由于君士坦丁堡主教弥格耳·赛鲁来过于跋扈，以及罗马教宗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者亨拜态度僵硬，导致又一次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互相开除对方教籍的事件。此次分裂是永久的。从此东西教会互不承认，分道扬镳。
在西方，神圣罗马皇帝的头衔，有神圣二字，他的皇冠，是由教宗给戴上的，从权力结构来说，西方具有政教二元的特征。因而中世纪西方比起现代虽然仍是政教合一的（主要是世俗政权与教权纠缠不清，君权神授），但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当时的西方却已经倾向于政教分离，因为教权毕竟由宗教僧侣掌握，与世俗政权之间有一道沟壑。政权和教权盘根错节相互制衡，勾心斗角，需要说服人，需要思考，需要经院哲学（实为希腊哲学的继续，虽然有庸俗化的一面），同时，政教之间的缝隙也使得商业、自治城市成为可能。这也是西欧成为现代性摇篮的重要原因。
在东方，政权、军权、教权三位一体，集中于皇帝一身，此种制度扼杀了可能性。正教教义极端鄙视人，鄙视人的头脑，禁止讨论，强调等级和行礼如仪的服从，皆因三位一体密不透风，只需要驯服工具，不需要作为个体的人的才智。忠君爱国被认为就是爱上帝。故一样是中世纪基督教，比起公教，正教一直带有很强的蒙昧主义倾向。
东罗马灭亡后，正教意识形态权威转移到俄国。莫斯科自诩第三罗马，全盘继承了东罗马三位一体的体制。莫斯科大公自称凯撒，俄语即沙（皇）。他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军事首脑，也是最高宗教领袖。俄国正教教义特别强调忠君爱国，天上是上帝，人间是凯撒，忠于凯撒即忠于上帝，俄罗斯是天命所归，平等只是在上帝面前才存在，人间没有平等，只有服从，等等。事实上正教虽然也是基督教，甚至可以说是正统教派，实际上却抛弃了基督教肯定自由、追求普世的一面，继承了基督教蒙昧的一面，甚至与犹太教式的自恋相沆瀣，这与它作为罗马“国教”的漫长经历是分不开的——什么东西一旦被“国”了，就丧失了普世性。
今日俄国，正处在反动时期。普京也罢，梅德韦杰夫也罢，都着力复兴正教，向沙俄看齐。沙俄的背后，则是东罗马的影子。熟悉历史的都知道，东罗马也罢，沙俄也罢，虽说一度都有赫赫武功，但总的来说，一直是所谓次等力量，在世界文明中，从来只是个次要角色。至于沙俄时期的文化巨擘，无一不是深受西方影响的，说句不很正确的话，那些人并非什么“伟大俄罗斯文明”的产物。
至于贵国，这些年才刚刚形成两千年前罗马帝国的“惯例”，正煞有介事的推出，好像什么了不起的智慧成就。对它也没什么好说的，一边儿凉快去吧。
御用法学的荒唐之作
评《国家主席：三位一体宪政体制的创立与完善》
李进进
最近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两篇转载颇多的文章，一篇是强世功的《国家主席：三位一体宪政体制的创立与完善》，另一篇是李国文《上官仪：武则天夫妇的牺牲品》。与“草泥马”文化现象不同，这两篇文章都是正统的，而且都在官方网站上登出和转载。两篇文章本来没有什么关联的，一个是谈法学或宪法学，另一个谈文史，谈谈唐代大御用文人上官仪的“御用”和“御死”。不过我倒是将两篇文章联想到一起去了。让我们来先谈谈《国家主席：三位一体宪政体制的创立与完善》这篇文章（简略“三位一体——国家主席论”）。
初读这篇文章，第一是找不到感觉，因为文章使用的是我熟悉但是感觉不舒服的语言风格，或者说是作者的前辈们惯用的语言。但是这篇文章毕竟和我的所学专业密切相关，所以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三位一体——国家主席论”中的“三位”，乃是“党权、军权和国权”，“一体”是宪法规定中的主席。可是现行宪法将这三权分开的，党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由谁来领导，宪法管不了，实际政治告诉我们党的主席（如华国锋）或总书记（如胡耀邦或赵紫阳）不一定管的了党。但是宪法制定了“国家主席”，主席是“国权”的代表。宪法还规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军权，只有这个权力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宪法本身没有将此“三位”合为一体，甚至是分权的。那么此文如何将此“三位”合为一体？不读宪法的人，很难理解。这就得要有上官仪这种御用文人来完成。“三位一体——国家主席论”的作者于是乎借用了一个宪法惯例来你弥补宪法的不足。他说：
“邓小平在政治悲剧中发现了宪政制度的不足，而努力通过创立宪法惯例来完善自己的宪政体制。第一，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现权力顺利意见，并建立了代际政治的宪政惯例；二是全力恢复“三位一体”的宪政体制。1990年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江泽民又顺利地出任国家主席，实现了党权、军权和国权的统一。2002年，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2003年胡锦涛又将人国家主席，2004年，胡锦涛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体制作为一种宪法惯例已经正式建立起来。”
文章的荒唐就在于，本来宪法就没有的东西，文人们非要用个什么学说弄成个什么法学的东西。我不知道作者是否学过法律，法学实证主义和诠释法学都不允许这种做法。从宪法实践来看，任何法律的惯例不可违背成文法本身。最重要的是，宪法惯例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这种法律的惯例只有在英国存在，因为英国没有成文宪法。英国宪法最大的惯例是“国王在议会之中”，这就是说，国王是主权的象征，人民通过议会行使治理权。美国宪法中算的上惯例的我看只不过是人民直选和总统选举团之间的奥妙运作。关键是，人民直选和总统选举团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其他的如司法解释权等，算不上是宪法惯例。美国总统制的连任两届在罗斯福总统之前算是个惯例，但还是被罗斯福给打破了，后来不得不制定成宪法修正案。
中国的宪法只不过是政治独裁者手中的一张纸而已。他要设立国家主席的时候，就在纸上画一笔，打个勾。不要的时候，就打个叉。他们的做法有什么“法”的味道，那谈的上什么宪法惯例，更没有什么理论可谈。
可是我们的一些学者非要将政治上的既存的东西合法化﹑理想化或“万岁化”。这就是御用文人的作风。让我们来欣赏李国文的《上官仪：武则天夫妇的牺牲品》。
首先李文将御用文人描述的不能再惟妙惟肖了：
“御用文学，只要好看，就不怕浮浅，只要好听，就不怕肉麻，只要应景，就不怕扯蛋，只要上口，就不怕空洞。一句话，只要主子满意，也就算得上是恪尽厥职了。”
其次，李文认为唐高宗册封武则天为后的诏书一定是大御用文人上官仪所草拟。武则天本是太宗李世民的老婆，现在儿子要给册封为他的老婆，曰之皇后。这是有点难啊。本来暗地里“蒸”(以下奸上曰‘蒸)一下没有事的，现在皇上要合法化还要加点礼教，这只有上官仪这个大御用文人来做了。经过他的脑袋一转悠一篇漂亮的诏书就出来了：
“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忤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于是乎，本是乱伦，本是“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床上，转移到唐高宗的床上，为两代人献身”，现在变成了儿子忠厚，父亲慈爱，其不合礼呼？这就是御用文人的妙用。
回到国家主席的设置上，设不设之本是党内博弈或角斗的结果，可是一帮子文人非要去讲个什么理，还是法理。欲设之，为之欢呼，不设之，也为之欢呼。让我们来品味一个真实的故事。
1982年正是我国修改宪法的重要之年。当年四个宪法学的泰斗中的两“斗”进了宪法修改委员会，长期和彭真一起开会，研讨宪法的修改。还有两个不在修改宪法委员会中。在1982年宪法公布之前，关于国家主席设不设立的问题，一直定不下来。多数人要恢复1954年的“国家主席”制度。可是“上”不表态，因为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不喜欢那个虚东西，繁琐。所以在1981年底和1982年初，传出来的话是不设国家主席。那两个没有参加修宪的两个宪法泰斗正准备出一本书，对于内部修改宪法的意见也不是那么有把握，但是他们等不到宪法公布了，就在书中有关国家主席这栏目里说“不设国家出席”符合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当时的国家元首的职责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所以称为“集体元首”）。可是，当“上”面定下来恢复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们稿子已经送到出版社了。他们于是乎立即改稿，说恢复国家主席如何如何好和必要。
现在可好，“三位一体一国家主席论”不但说“设立国家主席”好，而且弄成了个什么宪法惯例，还弄成了个什么“一体”论。我担心，明天有人不放弃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时候，人家不搞“一体”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说是“万岁”呢。所以。这篇文章大有为当权者拍马屁之嫌。
这“三位一体—国家主席论”通篇文章谈的“体”不过是独裁者的集权。宪法中的“体”是什么？宪法中的“体”就是就是“民主自由”。“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这是毛泽东讲的。毛泽东还讲了，他的事业继承了孙中山的新民主主义。他后来抛弃了这个宪政，四人帮在1975年的宪法中﹑华国锋在1978年宪法和邓小平在1982年宪法中都抛弃了这个宪政的“体”。那两个当年的宪法学泰斗，是这个“三位一体国家主席论”作者的爷辈了。那爷辈的人，我知道，虽然不得不为当局唱赞歌，但还是知道宪法的“体”是民主自由，经常为争取点民主自由打点擦边球。现在可好，怎么孙子辈的学者，还算的上是个学者的话，不但不谈这个“体”，还要把这个“体”变成独裁者的宪法护身符呢？咋北大法律系的教授怎么成了鲁迅笔下那九斤老太太抱怨的“一代不如一代”了？
P.S
补：1982年宪法修改的时候，国家主席设置的问题开始定不下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军权的问题。按照1954年的宪法，国家主席统帅国家武装力量。可是邓小平不愿意当国家主席，但又不愿意放弃军权，所以后来专门为邓小平设置了一个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于是将国家主席彻底虚位化。中国宪法为人穿衣打造，有什么道理可讲。
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和国家武装力量统帅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1975宪法关于国家主席和国家武装力量统帅的规定：
第十五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第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1978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和国家武装力量统帅的规定：
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
第二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十足的垃圾文章。
国家主席：三位一体宪政体制的创立与完善
● 强世功
关于我国的宪政体制，最权威的说法是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制度，这样的说法不仅有成文宪法文本上的依据，而且还有坚实的法理学基础。从成文宪法的文本上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其它任何国家机关，包括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全国人大代表大会负责。从法理学上讲，我国的宪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法的根本在于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方式就是有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行使最高主权的国家机关。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往往被人们看作是“橡皮图章”，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最高国家主权究竟在哪里？我们国家的宪政体制究竟是不是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制？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在宪法学界存在着争论，只不过争论的不是宪政体制，而是争论我们国家的国家元首究竟是什么。正式顺着国家元首这个问题的争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政体制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我国宪法中的“主席制”。
“主席制”起源于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时担任临时中央主席，“毛主席”的称呼由此而来。也由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对“主席”的称呼格外钟爱。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也从初期的委员长、总书记改为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当时的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则由林伯渠担任。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这被看作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这部临时宪法主要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也规定了组织国家政权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规定国家机关的设置与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第十三条第二款）而对国家机构具体职权的规定是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可以说，《共同纲领》和这部组织法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第四条）这个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名、副主席六名、委员会五十六名组成。而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并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这意味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居于领导地位。在这种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党权、军权和国权集中于毛泽东一身，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主席制的雏形。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它是在临时宪法的基础上产生。这部宪法可以名副其实称之为“毛泽东宪法”。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这部宪法的起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另一方面这部宪法设立了国家主席制度，是中国宪法不同于西方宪法和苏联宪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主席制度虽然是为毛泽东本人量身定做的，但他恰恰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宪政体制的最杰出的贡献。临时宪法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实际上行使着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职权，由它产生政务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个模式基本上模仿苏联1936年宪法的模式。1954年宪法虽然参考了1936年苏联宪法，但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设立了国家主席。国家主席的职权来源于三部分：一部分是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属于国家元首的一些程序性、礼仪性职权，比如签署法律、接见外国使节等等；一部分是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而来的，1954年宪法取消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其职权纳入到国家主席，即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第四十二条）一部分来源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权，即“领导”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职权，在国家主席中演变成最高国务会议，即国家主席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国家重大事务，形成的意见交人大、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其他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第四十三条）。由此来看，国家主席不是一个虚权元首，而是实权元首。这样的制度恰恰是1936年苏联宪法所缺乏的。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三位一体”体制正式建立。从此，毛泽东大量重要的政治活动就通过国家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进行的，在从1954年到1958年，毛泽东召开过大约16次最高国务会议，相反，中共中央的会议远远少于国务会议。
然而，这个“三位一体” 的体制由于1959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而选举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第一次发生了分裂，即按照党章，毛泽东是党主席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拥有最高的政治主权；而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拥有最高的法律主权。如果二者在党内合作顺利，那么，两个主权合一就能维持三位一体体制；否则，中国的宪政体制就面临着分裂。不幸的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导致中国宪法体制的危机。当毛泽东在党内的声音不能在国家体制中发挥作用时，毛泽东被迫摧毁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宪法体制。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启用林彪，巩固军权；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冲击国家体制，最后发展到文化革命，国家的宪政体制馅入了分裂。
随着文革混乱通过军管得到控制，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国家宪政体制，但由于毛泽东决心不准备再担任国家主席，那么，任何人担任国家主席都有可能让宪法体制陷入分裂，由此在林彪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就围绕国家主席的存废展开了斗争。最后的结果是林彪在政治上败亡，而国家主席在1975年宪法中被废除。需要注意的是，1975年宪法直接以党代政，“三位一体”变成了“两位一体”，即全国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国家完全被党所取代。仅仅三年之后，1975年宪法被修改，但并没有恢复国家主席，于是7年之后这部宪法又进行了彻底的修改，关键在于重建1954年宪法的国家主席体制。因此，中国宪法中有影响的就是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
1982年宪法是邓小平宪法，整个宪法的修改贯穿了邓小平的思想，即汲取毛泽东宪法中“三位一体”的教训，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因此如果说1954年宪法是集权的宪法，那么，1982年宪法是分权的宪法。首先，国家主席由1954年的实权元首，变成了虚权元首，宪法中又设立了独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党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党主席制，恢复了党总书记制，实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与党的总书记的分离。由此形成党权（党的总书记）、国权（国家主席）与军权（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分离。这样，邓小平采取这种分权的模式，试图探索国家权力顺利移交的宪政模式，从而避免毛泽东未能实现权力顺利移交的宪政悲剧。为此，邓小平建立了过渡性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中顾委主任，并掌控者军权，其他老一代革命家出任虚伪元首，而让年轻的一代掌握党权。然而，邓小平宪法和毛泽东宪法的一样，当党内发生政治分歧的时候，这部分权的宪法导致了后来的政治悲剧。
但是，和毛泽东废除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宪法不同，邓小平在政治悲剧中发现了宪政制度的不足，而努力通过创立宪法惯例来完善自己的宪政体制。第一，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现权力顺利意见，并建立了代际政治的宪政惯例；二是全力恢复“三位一体”的宪政体制。1990年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江泽民又顺利地出任国家主席，实现了党权、军权和国权的统一。2002年，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2003年胡锦涛又将人国家主席，2004年，胡锦涛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体制作为一种宪法惯例已经正式建立起来。2007年，在刚刚召开的中共17大上，中共中央按照邓小平确立的代际政治这一宪法惯例，新一代未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我们相信，在18大之后，中国的宪政体制也肯定会按照邓小平确立的宪法惯例，维持“三位一体”的宪政体制。
由此可见，中国的宪政体制的两种最根本的特征是：代际政治和三位一体。这种宪政体制是由毛泽东奠基的，由邓小平完善的。如果说毛泽东宪法是中国宪政的奠基石，那么邓小平的宪法则是中国宪政的拱顶石，而这里所谓的毛泽东宪法和邓小平宪法，不仅包括成文宪法，而且包括不成文宪法和宪法惯例。中国宪政的发展方向就是不断地完善这些宪法惯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体制。
最新神兽：猴蛇
北风 @ 2009-4-1 11:12 评论(9) 推荐值(77) 引用通告 分类: 琐碎杂事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enyc1230/archives/287973.aspx
猴蛇，属哺乳纲灵长目猴蛇科。大脑发达，颜面似人，猴首蛇身，臀部亦呈脸状。善模仿人语，但多说假话。约一百年前出现在俄罗斯，一度广泛分布于东欧、东北亚、非洲等地，现存于东北亚及中南美洲等地。该物种形态各异，但以分布在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北部之品种较为纯正。因种群稀少，中国民间学者凌沧洲2009 年4月1日提议将每年的4月1日定为“中国猴蛇节”，以加强对该物种的重视及保护。
（北风版权所有，凌沧洲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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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31日 星期二
杨恒均：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贵国是个靠愉快心情支持的国家，贵国的愉快心情是由吗啡等特效药支持的一种变态。
杨恒均：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那天，匆匆浏览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金鞭溪，发现离朋友约会还有三个小时，正好，这是我到周围走走的好机会。走了一圈后，决定不坐旅游车，不搭的士，按照我的老习惯，去坐当地人的公交车回城里，这样我就可以和当地居民有一个小时的近距离接触。对了，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哪怕是在游玩的时候，也总是找机会接触当地的民众，和他们聊天，交朋友。我发现，从这种聊天交朋友中得到的知识和信息是我这一辈子在任何书本上也学不到的。
当地人看到背一个大相机的我找地方公车，都很好奇，因为这里是有专门旅游巴士和很舒服也不太贵的针对游客的交通车的。但我这个游客却一定要去坐他们的公交车。
我上到一辆已经坐了七八人的公车，车里到处是箩筐，气味中有蔬菜、辣椒的味道，我扫了一眼，全是当地村民，大多是中年和老年妇女。我坐在她们中，很自然就聊开了。由于车一直没有开，我们聊了足足二十多分钟，很快，我已经弄清楚她们都是来旅游区兜售农家品的附近村民。最小的也有三十多岁了，最老的一位大概有七十多岁。
她们都抢着和我聊天，其中一位说，几乎没有游客坐我们这里的公车，另外一位说，你是大城市来的吧，你不一样。不是和我们不一样，是和很多游客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我不一样，这种车，即便有游客来坐，也是年轻的游客们，我这种年纪的游客如果还有钱旅游的话，是决不会有人愿意爬进这种脏、乱、差的山区公车里，和一群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交叉的山区村民坐在一起。
我很开心有机会和她们聊天，让我感觉到一上午的游玩得到了补偿，总算没有浪费时间。我们聊了很多，等到车坐满时，我已经知道她们今天各卖了多少蔬菜和苹果、鸡蛋和粽子，她们几乎都告诉我她们今天的收入，有两位还告诉我她们家靠卖水果和蔬菜一个月能够收入多少。她们都很坦诚地向我讲。和她们在一起，我很自在。
但我注意到，只有那个最老的婆婆没有说话，却一直看着我。我问她，你的东西卖完没有？她摇摇头，我看到她的提篮里有一些蔬菜和一个塑料袋，问她，那是什么？
婆婆颤巍巍地提起袋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看到一些很大的鸭蛋。她说，今天的六个鹅蛋一个也没有卖掉。我这才知道那是鹅蛋，很大、很大的鹅蛋，白白的。
婆婆说，自家腌的咸鹅蛋，本来卖给这里的小摊贩的，可是人家不要。她叹了口气说，这是最好的鹅蛋，今年还准备好这几只鹅能赚点小钱的，不想到……
我这才知道那婆婆刚才为什么不高兴了，感情是鹅蛋没有卖出去。看着我一直盯着她袋子里的鹅蛋，婆婆突然有些兴奋地问，你要不要买？
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我还真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鹅蛋，可是我买这些鹅蛋干啥？我说，我不买，我没有办法带。
大家先是附和老婆婆要我把鹅蛋买下来，见我不买，就去笑老婆婆说，你看人家怎么会买你的鹅蛋呢？你以为是宝贝啊。
她们笑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问，婆婆，你的鹅蛋是生的还是熟的？我想，如果是熟的，也许可以买下来，一会让朋友们每人吃一个。婆婆说，生的，本来卖两块钱一个，看你和我们坐一起，一定是好人，你要是买，我给你一块五一个。
大家又笑起来，我也笑了。她的逻辑有些让我吃惊，和她们坐一起，就是好人了。不过，我还是不能买，生的，我根本无法带下山呀。可是看那老婆婆的样子，实在有些不忍，更何况，她袋子里总共只有六个鹅蛋，也就是九块钱。我刚刚在山上一口气吃了三十块钱的冰淇淋。可是，如果我买下，我得偷偷丢掉，那是浪费，如果不买而给钱老婆婆，她一定不会接受，而且会受到周围她的老乡们的哄笑。我正在犹豫时，听到他们的对话——
你今天怎么没有卖掉呢？你不是说你家的鹅蛋比张家界的山还要吸引人？一个妇女用近似我家乡的张家界口音调侃老婆婆。另外一个说，是啊，你家的鹅蛋不是固定卖给XX摊子的吗？人家不要了？
老婆婆又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不收我的鹅蛋了，他们说游客少了，经济危机来了，茶叶蛋都卖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把鹅杀掉，也不行，但如果卖不出去，还要养那鹅干嘛……
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说起经济不景气，各自的收入都大大减少了，我就很吃惊，那老婆婆也有七岁十多了，虽说是引用，咋就顺口说出了“经济危机”？我说（我一说话，大家就停下来），婆婆啊，你也知道经济危机？
那老婆婆看着我说，咋不知道，你城市人更知道吧，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老婆婆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我更是吃惊不小，我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人家联想到美国，低头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说，啊，婆婆，你从哪里知道美国人都要饭去了？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啊，我第一次听说……
我原本想用这话引申出一番解释后者说教，可看到婆婆有些迷茫地看着我，就一下子愣住了。周围的几位妇女又哄笑起来。一位比较年轻的妇女说，她（婆婆）听电视上说的，她就记住了，常常说，我就没有看到电视上那样说过，我到看到报纸上说，美国人是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要不是我们的钱，他们早垮了，也够苦的……
各位，我又被大大的雷到了，我想说点什么，反驳一下，解释一下，但当看到她们都真正开心地笑闹着，我张开的嘴巴僵住了。我能够说什么？
有人说我写了几篇博文就是启蒙了，其实我最警惕这个说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和那些不知道的朋友交流。我认为这种交流看法和思想是越交换越多，对各方都有好处。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犹豫起来，告诉他们真像难道真对她们有好处吗？
说到美国人都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车厢里因为老婆婆卖不出六个鹅蛋而弥漫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总算是一扫而光了，她们都快活了。谁说不是？想起遥远的靠我们的钱才能维持生活的美国人民，我们谁都没有理由不高兴啊！她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就算卖不出鹅蛋，就算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总理说了，要度过经济危机，靠的就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种信心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人民需要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曾经靠这种信心干出了鬼哭狼嚎的壮举——当我们多少年前因为虚报亩产万斤而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 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饿死了“少数人”，我们至少解放了，对不对？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多少亿万的人民当时没有被解放？
这次到湘西和湖北也是想看一下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据说，我们富裕了，很强大了，财大气粗了，连我都被忽悠住了、迷茫了，可是，我虽然不喜欢数学，但小学的算术我还是会的。当一个13亿国民的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的时候，当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个中国人的收入会减少，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当国家财大气粗的时候，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就表明平均摊到13亿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身上的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正是抱着这个简单的算式，我走了一些地方，接触了当地那么多人，他们的生活真的还很贫困，而这些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如果让我把他们和澳洲、美国的贫困地区相比，我要告诉你，相差不是十年、二十年，而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这是我凭良心而说出的直觉。我知道数字和事实被一些人垄断了，但我的直觉还没有背叛我。
也许国家大了，人口多了，确实没有什么办法，那么既然没有什么办法，要你启蒙干什么？好在那个地区的电视和新闻都非常主流，几乎是24小时的光明和幸福的主旋律，当然只有在提到美国和台湾的时候，才会愁云惨雾，但那种愁云惨雾，只会让你更加高兴和快乐，因为你没有不幸地生活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所以，一个七十岁的老婆婆用一句简单的话——“美国人都要饭了”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从而一扫卖不出六个鹅蛋的经济危机的阴霾。信心啊，那不正是我们 “国家”需要用来对付经济危机与不和谐因素的有力武器？
车厢里那种充满信心的气氛让我陷入了沉思，自然没有了心情聊天。这时，两个女警察来到车门口，其中一位喊道，你们下去，换另一班车，这车要下班的职工先走。话音刚落，那些和我同车等了近半个小时的村妇们就一下子站起来，提着箩筐包袱自觉地下车了。我最后一个下车，经过警察时问，为什么要换车？警察看到我这身打扮有些差异，是的，这种车里不会有我这种打扮的人。吃惊的警察大概摸不准，打量了我一会才说，你们坐下班车。我继续问，为什么？
刚才和我聊天的一位村妇说，他们下班了，就要我们下来，他们要先走，是这里的干部和职工。平时都是这样，他们不知道有游客（指我），要是游客多了，他们就不敢这样了。
我有些不解，就问，我们坐这长途公车的票价都一样吗？她们说，是的啊。我问，那为什么对待你们就不一样？那几位妇女都很迷惑的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天方夜谭似的问题，她们认为自己被赶下车是天经地义的，她们只是对我被赶下车有些抱歉。
我有些生气，转身对警察说，我需要解释，为什么要我们下来，你们先走。她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我这位游客如此较真，说不出话，于是我就冲她们拍照。这时，调度过来解释说，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有车来，这样就可以一起走，但还有一部车在路上堵住了，你们等下一班，很快的。
我说，人数一样多，票价一样，我们先来的，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为什么要我们下车，为什么他们不能等？
我很生气地说，但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根本不会计较这些，何况，人家有权利这样调度，而且看到我生气，那个调度员加紧调车。那部公共汽车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上去后，就被司机换上了职工专车的牌子。不过，他们那部车开走后不到十分钟，一部专门调派的公车就冲进了停车场。
当地村民都让我先上，说是因为我这车才来这么快，我不肯上，让她们先上，最后我才上，可当我最后上去后，才发现，她们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上车后前边第一个单人座位）。
车开了，我还有些不开心，不怎么说话，她们竟然开始安慰我，说，因为就是你一个游客，他们没有注意到才会这样，他们下班了，要回去，你就别生气。不过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啊，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调车过来，职工下班很多人。总是这样，今天幸亏有你，他们有点怕，你还照相……你别生气了……
我心里更难过了，天啊，我哪里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坐这种车只是体验生活而，今天过后，我可能永远不到这里来了。
我当时生气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那位没有卖出鹅蛋的老婆婆，那位被他们忽悠到认为美国人已经开始要饭而感到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的老婆婆，还有这一车听到警察一句话就立即提着大篮子小篮子下车，空出一部公车让给公仆们的村民。她们每天这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和农产品其实比谁都辛苦，但她们都纯朴的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不重要的人……
车开出后，我一个人郁闷，失去了和她们说话的兴趣。车在蜿蜒的山道行走，我的思绪却比山道更加崎岖。当车子开离旅游区来到山区后，经常有当地村民上落，不一会，车上几乎挤满当地的村民了，我却更加显得孤独。这孤独让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不应该走进他们中，也许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最以为了解他们的我其实最不了解他们。他们不需要启蒙，他们幸福，他们有信心，不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是我们，对他们启蒙只能把不高兴和缺乏信心感染给他们……
走了半个小时，学校放学了，从山间的小路涌出一群群学童，他们在路上奔跑、拦车，车停了，孩子们想上去却挤不进，不一会车厢里就像罐头沙丁鱼了。我看到两个几岁的小孩子站在我旁边，本能地让位置给她们，可是，有两位妇女却立即制止了，而且，那孩子一看大人的脸色，根本不敢坐我的位置，我听那妇女对孩子叽里呱啦地说，你们坐什么，人家是客人，是一个好客人……
车继续走，我身边的孩子们挤得水泄不通，我却坐在那里，像一个城市来的精英，精英啊！我不想说美国和澳洲了，在那里，孩子们有自己的舒适的校车接送……
那天，我和朋友聊天都没有了心情，想写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直到今天，回到家乡随州后我才能一口气写出来，写出来后，我都不愿再看一遍，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根本就不值得花时间写的小事，对不对？写出后给一位网友看，她立即说，你怎么写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你越来越像一个老婆婆了，你应该写一写宏大的主题啊，你写的这些事在中国几乎不算什么事了，我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帮你纠正文章里的错别字了……
是啊，这算什么事呢？不修改拉倒，我自己修改，因为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写，应该放进博客里。这几天，我老是想车上的老婆婆会怎么处理她那六个卖不出去的鹅蛋……我又设想，如果她知道我经常来往美国，会不会要我把鹅蛋买下来带给靠借中国的钱生活的美国人民？我又会想，如果她明天还卖不掉那几个鹅蛋的话，她还要坐那趟公车？如果她再被赶下来，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帮她们吼两声……
可我几乎是生平第一次相信，我的吼声，不但不能为老婆婆壮胆，很可能会让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失望；而只有电视和报纸上的主旋律，那及时报道的美国经济危机笼罩下的惨况，才会让因为卖不出六个鹅蛋而陷入愁云惨雾的老婆婆充满信心——那信心，不正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人能够继续过和谐日子的必要保障吗？
杨恒均 2009/3/31 随州
非洲人对中国投资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在几内亚首都克纳克里，这个摇摇欲坠的城市的边缘，在烈日之下，中国和几内亚工人正肩并肩地在建筑工地上忙碌，这是一个两国关系的最新的象征，一种悠久和经久不衰的联盟：一座造价5000万美元，有5万个座位的体育场。
这个城市充满了这种友谊的标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几内亚被孤立并力图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就与几内亚发展了友好关系。
但到目前为止，几内亚还没有从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得到自己真想要的东西：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以建设本国急需的基础设施。几内亚想得到这些东西的交换条件，就是让外国可以参与开采他们这个穷国的庞大资源储备，主要是铝土矿和铁矿。
这是纽约时报刊登的记者莉迪娅·博格林（Lydia Polgreen）在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下降，希望下沉”（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Drops, Hope Sinks）的报导所述。报导说，随着全球商品价格暴跌和中国的几个非洲伙伴们更深地陷入到了混乱中，中国已放弃了一些危险的和最激进的计划，而寻找有保值保证的投资，而这也是西公司长期以来都在为他们的投资所寻找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这里的政治局势不太稳定，国际市场也不很有利。””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火正德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中国对在几内亚大举投资的踌躇时说，中国已经毫不犹豫地在几内亚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几内亚军政府在长期掌权的总统于08年12月去世后，掌控了政权，但是军政府并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就在一年前，随着国际市场对铜，锡，石油和木材的需求被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似乎颠覆了在非洲几十年的旧秩序，踏入了西方大公司留下的大量的投资空白，西方这些公司胆子太小，他们不敢投资于非洲大陆的资源丰富但社会秩序脆弱的国家。在这轮对非洲的财富待新的争夺中，中国正在寻求一个大的份额。
中国没有任何附带条件，而且有着强烈的风险承受意愿，中国似乎是向非洲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和政治的替代援助方案，他们可以替代西方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压非洲国家接受的条件苛刻的援助和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但是高速增长中的中国为寻求伙伴与资源似乎正开出空白支票。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如今，中国对非洲资源产品的需求停滞不前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从局势更稳定的赞比亚和利比里亚等国，逢低买进铜和铁矿石等。但是，中国公司现在拼命压价，同时他们也避免到一些最混乱的角落大陆去。面临财政收入下降的非洲各国政府正在意识到，毕竟他们可能还仍然需要西方的帮助。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司雄心勃勃地进入到一些没有人愿去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一家叫欧亚集团的私营研究机构分析师菲利普·德蓬戴（Philippe de Pontet）分析说。
中国在2007年宣布了一项与刚果达成的90亿美元的交易，中国通过在刚果建设公路，学校，水坝和铁路，帮助这个面积相当于西欧、经历了十多年战乱的国家进行重建工程，来换取该国巨大资源宝库中的铜，钴，锡，金等矿藏资源。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导，根据这项交易中国政府协助刚果建设2400英里道路、 2000英里铁路、32所医院、145间健康中心和2所大学；刚果政府以1000万吨的铜和40万吨的钴作为回报。
但是现在这笔交易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因为资源价格的下降，已经使得刚果在谈判中处于一种更为不利的谈判地位。刚果也突然发现，她自己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而该组织拒绝对刚果的旧债一笔勾销刚果的旧债务，尽管刚果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新的用矿产交换的贷款协议。刚果的政治和种族动乱仍然严重，其经济已经接近崩溃。
如果是一年前，这些因素对中国来说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中国似乎不在乎这些局势的影响：中国继续在海盗出没的索马里海域寻找石油，或者在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地方开采金属矿产，中国公司都没有退缩，照样做生意。
不像许多西方公司那样，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已经毫无顾忌与因为达尔富尔的冲突而成为一个国际唾弃的苏丹政府做生意。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中国倡导在非洲投资的一种新模式：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互利与互不干涉，而这种干涉本来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捐助者和投资者而言，是常事，他们的捐助和投资往往带有劳工和环境标准的要求，以及尊重民主和人权的要求。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深受非洲各国政府的欢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从20世纪80年代不到1000万美元的增长到到2008年的1000多亿美元。非洲领导人以公开提到中国资金和投资替代了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机构的作用。
但是在几内亚，这个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铝土矿矿床的国家，指望中国开采矿土铝的一个希望已经几乎破灭。
“中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几内亚财政部和赞成中国投资的高级经济师易索利·迪亚洛（Sory Diallo）说。“他们不会将50亿美元注入到一个市场环境不明朗的不稳定的国家。”
法国殖民者曾经将几内亚称为“地质奇迹”，有着如此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尽管开采多年，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几内亚仍然是非洲最贫穷和最不发达的国家。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统治几内亚达24年的强人兰萨纳-孔戴(Lansana Conté)2008年去世后，在军政府取得政权后，几内亚政府希望利用中国的现金和建设经验来发展几内亚经济。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中国确保获得在非洲的矿藏的做法，就是签订以帮助建设大型项目的方式换取矿物的协议。在安哥拉，这样的安排能够保证中国获得非洲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的石油，安哥拉在恶性的内战持续了几十年、支离破碎后，目前走上了蓬勃发展的路程。
中国和安哥拉官员吹嘘这种伙伴关系是中国在非洲大陆投资的的典范，这是让这两个国家都受益的的一种双赢游戏。
但是，这一说法，在经济衰退之际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非洲各国政府现在认识到，这些贷款在本质上，是预支本国未来的收入，而原料价格下跌可能使他们背负堆积如山的债务。
在刚果，这样的事情似乎正在发生。按目前价格计算，要满足与中国达成的交易中的严格的生产指标，刚果必须做出很大努力，英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权利与义务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Development)执行总监帕特里夏·菲尼（Patricia Feeney）说。
“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可以依赖中国人抱有太大期望，他们以为已经可以不理会西方的捐助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在设法疏远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人，”菲尼女士说。
在几内亚，中国已经退出了一座急需10亿美元的水电大坝的建设，本来，几内亚官员曾经将中国对这座水坝的援建视为木已成舟的事情。
“这个大坝不是一个礼物，它是一种投资，”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火正德解释说，“这样的方式才能达到双赢。”
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几内亚人开始对中国的投资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觉得中国的公司像西方的公司一样，都是剥削性的，即使不比西方更残酷，至少也是一样厉害。几内亚的军政府在12月上台后，就突击搜查连涉嫌出售假药的中国公司，但是空袭搜查却演变成了对中国企业的公开掠夺，是在发泄一种长期受到压制的怨恨。
哈米杜·孔德（Hamidou Condé）敞开着衣服，在烈日下挖地基，这是一个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新医院工程，也是中国和几内亚友谊的又一象征。
35岁的孔德先生有两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他说，他在用各种工具，包括在岩石铲，鹤嘴锄和斧头，挖坚硬的岩石，已经干了两个月，但是还没有从中国人的工头那里拿到一分钱工资。
“我们像奴隶一样干活，”孔德先生说，“然后像奴隶一样没有报酬。中国没有给几内亚带来什么好处。”
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Drops, Hope Sinks
By LYDIA POLGREEN
Published: March 25,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26/world/africa/26chinaafrica.html?ref=todayspaper
CONAKRY, Guinea — Chinese and Guinean workers toil shoulder to shoulder on a sun-blasted construction site at this crumbling city’s edge, building the latest symbol of an old and sturdy alliance: a $50 million, 50,000-seat stadium.
This city is littered with such tokens of a friendship that first flowered when Guinea was an isolated and struggling socialist state in the late 1950s.
But so far Guinea has not gotten what it really wants from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 multibillion-dollar deal to build desperately needed infrastructure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the impoverished nation’s vast reserves of bauxite and iron ore.
As global commodity prices have plummeted and several of China’s African partners have stumbled deeper into chaos, China has backed away from some of its riskiest and most aggressive plans, looking for the same guarantees that Western companies have long sought for their investmen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not very stable,” Huo Zhengde, the Chinese ambassador here, said in an interview, explaining the country’s hesitation to invest billions in Guinea, where a junta seized power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ongtime president in Decemb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re not favorable.”
Just a year ago China appeared to be upending the decades-old order in Africa, stepping into the void left by large Western companies too timid to invest in the continent’s resource-rich but fragile states as the market for copper, tin, oil and timber soared to new heights. I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s riches, China sought a hefty share.
With a no-strings-attached approach and a strong appetite for risk, China seemed to offer Africa a comple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heavily conditioned aid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at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aid agencies pressed on Africa for years, often with uninspiring consequences. Rising China, seeking friends and resources, seemed to be issuing blank checks.
Today, China’s quest for commodities has not stalled. State-owned companies are bargain-hunting for copper and iron ore in more stable places like Zambia and Liberia. But Chinese companies are now driving harder bargains and avoiding some of the most chaotic corners of the continent. African governments facing falling revenues are realizing that they may still need the West’s help after all.
“We have seen in the recent past Chinese companies wade into countries nobody else would,” said Philippe de Pontet, an analyst at the Eurasia Group, a private research firm. “That may be changing.”
In 2007 China announced a $9 billion deal with Congo for access to its giant trove of copper, cobalt, tin and gold in exchange for developing roads, schools, dams and railways needed to rebuild a country roughly the size of Western Europe and shattered by more than a decade of war.
But that deal is now in doubt as falling prices have left Congo in a much weaker negotiating position. It also suddenly finds itself needing the help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ich has objected to writing off the country’s old debt even as Congo takes on what amounts to new mineral-backed loans from China. Congo’s political and ethnic turmoil remains deep, and its economy is near collapse.
A year ago those factors seemed irrelevant. Chinese companies did not flinch from making deals to search for oil in the pirate-infested waters off Somalia, or to mine industrial metals in places like Zimbabwe.
Unlike many Western companies, Chinese state oil companies had no qualm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which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ariah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in Darfur.
China espoused a new model for African investment: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between sovereign nations with none of the meddling so common among Western donors and investors, with their demands for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s well as respect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se policies proved popular among African governments, and trade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grew to more than $100 billion by 2008, from less than $10 million in the 1980s. African leaders spoke openly about China’s offer of an alternative to the edicts of Western-dominated institution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But here in Guinea, which has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posits of bauxite, an ore needed for making aluminum, that hope has all but collapsed.
“The Chinese have changed their strategy,” said Ibrahima Sory Diallo, a senior economist in Guinea’s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an advocate for Chinese investment. “They are not going to inject $5 billion into an unstable country in an uncertain market climate.”
French colonists once called Guinea a geological scandal, so rich are its deposits of valuable minerals. Despite years of mining and billions in profits, Guinea remains one of the poorest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frica.
So it is no surprise that Guinea’s government, first under Lansana Conté, the strongman who ruled for 24 years until his death last year, and the junta that replaced him, wanted to tap China’s cash and building expertise.
China’s approach to securing minerals in Africa has been to sign agreements to build huge projects in exchange for minerals. In Angola,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has guaranteed Chinese access to oil in Africa’s fourth largest oil producer, which is now booming after emerging tattered and broke from a vicious civil war that lasted decades. Chinese and Angolan officials trumpeted this partnership as a model for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continent, a win-win relationship benefiting both countries.
But that formulation has proved problematic in an economic downturn. African governments are now realizing that these deals are in essence loans against future revenue, and falling prices could leave them saddled with giant piles of debt.
That is what appears to have happened in Congo. At current prices Congo would struggle to meet the stringent production targets in the Chinese deal, said Patricia Feeney, executive director of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Development, a Britain-based advocacy group.
“The Congolese have raised expectations so much that they could rely on Chinese and turn their backs on Western donors, and in the process they have probably managed to alienate people who were willing to help,” Ms. Feeney said.
In Guinea, China has backed away from what Guinean officials portrayed as a done deal to build a much-needed $1 billion hydroelectric dam.
“The dam is not a gift; it is an investment,” said Mr. Huo,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hat is what win-win means.”
Guineans are increasingly suspicious of Chinese investment. Many people see Chinese companies as being just as exploitative as Western ones, if not more so. After the military took power in December, it raided Chinese companies suspected of selling fake medicines, but the raids degenerated into open looting of Chinese businesses, tapping a vein of resentment long suppressed.
Hamidou Condé works bare-chested under the relentless sun, digging a hole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hospital being built by a Chinese company, yet another symbol of Chinese-Guinean friendship.
Mr. Condé, 35, who has two wives and four children, said that he had been digging in the hard rock with a shovel, pick and ax for two months, but that he had yet to receive any pay from his Chinese taskmasters.
“We work like slaves,” Mr. Condé said. “And like slaves we are not paid. The Chinese bring nothing good to Guinea.”
RFI：兽首拍卖者贝尔热的中国情结
伊夫·圣洛朗( Yves Saint Laurent )与皮埃尔·贝尔热( Pierre Bergé ) 收藏的两件圆明园兽首星期二晚间在巴黎大皇宫分别以一千四百万欧元的价格被拍卖。在拍卖前，皮埃尔·贝尔热接受了本台专访，明确表示他知道这两件文物的历史。他愿意把两件兽首送给中国，条件是中国要表态切实地尊重人权。
很久以前，这两个兽首是中国的
我为什么有可能把两个兽首送给中国，这是因为很久以前，这两个兽首就是中国的。后来在火烧圆明园时被抢走了。事情发生在19世纪，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
自从有了相关国际法规之后，帕特农神庙佛塑今天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它在那里放很久了。 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都装满外国的艺术精品，很多是抢来的，这用不着遮遮掩掩。
我很清楚这两个兽首属于北京圆明园喷泉。有那么一天，十二个兽首全部回到中国手里，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这两个兽首的所有权是我的
不过，这两个兽首的所有权是我的。我不是非得向中国做出什么表示不可的，也根本没有把兽首还给中国的义务。我完全可以把它给卖了，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中国政府真正尊重人权了，我就准备把这两件兽首还给中国政府
可是，大家知道，很多年来，我和中国之间有矛盾。六四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我完全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我为自由的中国人在巴黎的Tournon路提供了一间办公室，成立中国民主之家。他们把它给建起来了。
我非常看重民主的原则，当有一天，中国政府真正尊重人权了，我就准备把这两件兽首还给中国政府。这是一个交换，也可以叫胁迫。为了人权和自由，我不在乎用胁迫这个词。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宗教自由的问题
在人权问题上没有轻重之分。轻度冒犯人权也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有人权问题，有承认西藏的问题，有让西藏人生存，给予西藏人信仰宗教自由的问题。
您知道，我从来都不喜欢宗教领袖，无论是罗马教皇，伊斯兰教主，还是达赖喇嘛。
我不喜欢宗教领袖。但我认为宗教领袖有存在的权利。信徒们有信仰的权利。这是人权。我要求尊重人权。
在中国连一家同性恋杂志都不许办
同性恋这个话题，问都不需要问。这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很清楚，在中国连一家同性恋杂志都不许办。老实说，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穆斯林国家也不许办。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完全值得关注。但我今天先要求中国尊重人权。
我曾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顾问
伊夫·圣洛朗在1985年访问过中国。我们是一起去的。那时候是邓小平先生执政。我们觉得中国那时正迈向民主。后来我多次访问过中国，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顾问，中国政府为此还给我发了证书。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国家要走向民主了。然后发生的却是六四的灾难，恐怖与屠杀。那一刻，我明白了，民主在中国只是一个幻想，这个国家回到了专制的老路上去了。
如果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听众需要我
我向此时此刻所有能收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听众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我要说我不会不管他们的，如果他们需要我，我就会帮他们忙。
2009年3月30日 星期一
海外华人缘何声名狼藉
赵静芝
有个问题不回答也早就有共识：非裔黑人和印度人与华人相比，特别是中国大陆人，在加拿大的处境、被白人的接纳程度以及他们对枫叶国的认同，熟强熟弱？
我们真的没有脸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又必须严肃地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不是一个习惯自省的民族，但我们要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在海外的声名如此狼藉？
最近，大陆一本名为《中国男人调查》的图书部分回答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诊断结论：中国男人患上了集体精神阳痿症。中国男人在男性气概、敢作敢为、举止得体、礼貌、浪漫等指标上都落后于西方男人，唯一让人意外的是，中国男人比西方男人更“雄心勃勃”。
再看看我们有些华人在海外“雄心勃勃”了些什么？
一：“ 内斗”都是自搞的。海外华人社会本身就是分裂的，华人社会的一盘散沙不是洋人捣的鬼，全部是“窝里斗”结出的果实。看看那些跟在领事馆后面摇头晃尾的侨领们，有几个是省油的灯？斗，是他们这些人基本的生存状态。不斗，反而不能彰显他们的气概。都说印度人抱成团，南亚人一股绳，唯独华人“一锅粥”。温哥华当地有一群老年华人，为了谁是这个协会的真正代表，已经斗了两年多，越老越斗，越斗越猛，完全不顾及老年人形象对社会的观感。海外华人内斗的惨烈程度，比目前大陆不知要威猛多少倍。而且，涵盖的界别非常广泛，商界、文化界、教育界，同乡、同学、同好，斗得洋人根本看不明白。
二: “自律”都是自发的。离开了祖国，我们失去了土地，赢得了天空。没有网络的屏蔽，没有新闻的检查，似乎是自由了。但十分奇怪的是，在华语媒体的小环境里，中共党委宣传部的清规戒律依旧悄悄地在执行。温哥华当地的一家至今依旧无法在大陆顺利打开的网站，居然把“法轮功”、“暴政”、“博讯”等词汇都作为敏感语言予以屏蔽，其力度并不比大陆网管部门差。当地多家华文报纸更是在报道口径、舆论导向方面和《人民日报》保持着惊人的一致。他们长年累月在华人中兜售着明显偏颇的货色，利用道德社会猥亵着道德，利用自由环境亵渎着自由，虽然有辱新闻从业者操守，但那些媒体的投资者还自认为“识时务、顾大局”。试问，但这是加拿大社会倡导的吗？这是华人社会真正向往的吗？
三：“轻视”都是自找的。按理奥运也办了，国库也丰盈了，神7也升天了，大国也崛起了，华人为啥总有被别人轻视的感觉呢？关键是当我们举手宣誓效忠英国女皇的时候，心里还存着如何回社会主义祖国再“捞一票”的杂念。归属感和忠诚度，是我们的软肋，我们从对加拿大价值观的认知一直到平时生活习性方面和社会的融洽度，常常充当的是一个不识趣的“反叛者”的角色。更多的人，还把这个态度当做是对母国的一种病态的挚爱。殊不知，当普世价值阳光恩泽于你的时候，我们不会感恩也就罢了，我们常常摆出一副过路客僧当寺主的架势，最后常演变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壮举”。去年的“红旗乱舞”就是一例。
四：妖魔都是自证的。有人动辄以“全体侨界”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指手划脚，今天说是受到歧视了，明天说待遇不公，后天又以华人选票相威胁向政府要钱，把自己当成窦娥的干爹，把政府当冤大头，其实暴露了自己不三不四的本来面目。这些人咄咄逼人的样子，早就败坏了华人的形象，但因为他们脸皮厚，依旧长年累月地在当地媒体和堂会上招摇过市。不要说别人妖魔化你，其他族裔只要拿公允的镜子一照，马上就自我妖魔了，不用“化”。
五．“冷漠”都是自动的。和一些海外华人强烈“爱国”的亢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中国大陆人民的苦难表现出惊人的冷漠。他们对他们眼中的西方媒体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标准，在用放大镜不断给居住国挑刺之余，从来不愿意或根本就无勇气面对太平洋对面那个国度那么多的谎话和欺骗。当刘晓波无端被拘押的时候、当高智晟被公权力残害身体的时候，他们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平静。当法轮功遭到虐杀的时候，当备受世界拥戴的达赖被中共污蔑成小丑的时候，他们出奇的沉默。连毒奶粉死了娃娃和豆腐渣校舍压了宝宝，都撼动不了他们对那个专制体制的愚忠。
西方人轻慢我们，说白了，我们有愧，做了许多对不起居住国的事情。自己人看不起自己，说实话，我们有病，干了很多对不起良知和道德的勾当。
2009年3月29日 星期日
为什么应当解散中国？
广东“五一黄金周”遭中央否决，旅游市场大乱，旅社拟向政府索偿
明报/广东省恢复“五一黄金周”遭中央否决后，引发全省旅游市场大混乱。“境外游”首当其冲，退团潮陆续有来；不少旅行社处境窘迫，损失机票和酒店订金；不少已交钱报团市民不知所措，纷纷向旅行社咨询改期或退团事宜。深圳一些旅行社表示，今日起退团情况会逐步明朗，未来不排除向政府追讨经济损失。
此外，有北京专家指今次事件有中央警告广东意味，中央高层官员早前曾在内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广东“只讲经济不讲政治”。
境外游最受打击影响航空业
广东康辉旅行社境外游经理罗海波昨日表示，今次政策改变导致旅游市场混乱，省政府并未采取应补救措施，全省旅游界普遍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境外游客也纷纷表示，影响旅游心情，旅游预期大打折扣。取消“五一黄金周”令欧美游和澳洲游最受打击，许多旅行社很早做计划、出产品，五一期间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暴涨，加幅达六成至一倍，各大旅行社为防机票和酒店价上涨，纷纷大手笔预订团队机票和酒店。
目前长线团无法成行，不但旅行社损失订金，也会影响航空业，五一节前3天欧美航线可能一半机位是空的。
目前大部分游客表示今日上班才会知道是否有长假放，游客若退团，按合约只能退还75%的团费。
深圳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吴斌对记者表示，五一黄金周落空主要影响“境外游”，受影响最大的客源是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而国内游、省内游影响不大，民营单位、个人游仍按计划进行。旅行社方面主要损失机票和酒店订金，游客损失除团费外还有签证费。目前深圳国旅正在调查退团情况，同航空公司或酒店协商，减少退订损失。今次属于政策改变，如果损失很大，他们会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寻求补偿。
计划全打乱游客损失不菲
广东最大旅行社广之旅表示，截至26日止，在该社报名五一游的客人有3000多名。前天有100多名客人查询关于改变出游计划事宜，其中有十多人退团。广之旅董事长郑烘表示，该社对于无法如期出行的游客，建议以改期或换人方式解瘦；对于坚持要求退团的客人，该社不扣任何费用。
粤“不折腾”取消五一长假，旅业料损失惨重
大公报/广东省28日公布“五一”不进行调休的通知，大批市民今天开始咨询关于改变“五一”出游计划的事宜，业内人士透露已报名“五一”长线游的市民退团高峰下周开始涌现，预计退团和改线的人数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旅社损失惨重。
自广东通过“3+2+2”模式实现“五一”七天长假的消息传出，不少市民担心价格上涨纷纷提前报名、付款，旅行社加大对团队机票和酒店的采购投入，供应商也趁机推出各种优惠措施。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今年广东“五一”报名高峰提前来临。当时，旅游市场一片繁荣，中国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广之旅董事长郑烘更表示，保守估计今年“五一”出游的人数将同比增长6倍以上，有望拉动广东旅游经济过1000亿元。
如今休假方案有变，不少旅行社都低调地推出应对措施，却不愿对事件作出任何回应。据了解，旅行社与游客签订的是广州市旅游局版本的旅游合同，上面清楚注明“距离出团日期14天以上退团的，扣团费25%作为违约金”。由于今年情况特殊，加上游客现在退团是提前了一个多月，因此很多旅行社对于是否全额退费还没有定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旅社人士告诉记者，在“广东版五一”酝酿阶段，有关方面要求旅行社多做准备，旅社因此纷纷大手笔投入。由于带薪休假制度在广东没有全面落实，因此旅行社初步估计改线路和退团的客人将占报名总数的三分之二。如今旅行社即使扣下25%的违约金，也不足以填补海外采购中已经付款的机票和酒店订金，现在旅行社面临收客越多亏得越惨的局面。不过，也有旅行社承诺不扣取任何费用，全额退团。
有业内人士形容这是中国当代旅游业首次出现的一场“闹剧”，广东全部出境游组团社和游客都被“忽悠”了一回，在金融海啸的背景下，业内人士纷纷叫苦，指是“雪上加霜”。为了争取减少损失，如今旅行社纷纷联系景点景区及酒店，为三天的“五一”假期设计新产品，加推一些跨省、广东省内及港澳游的中短途线路。
中国广电总局和新闻总署争权夺利
娜妮毛/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新闻总署为了争夺全国几十万名记者证的发放权和培训权，以及其背后的巨额利润等利益之争，现在进入白热化。
1989年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合法的记者证一直由新闻出版署（后改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颁发。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开始自己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它的依据是《行政许可法》第412条：“广播电视编辑记者主持人的资格认定由国家广电总局实施。”；
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又将广电记者证的核发权力收回，依据是2008年7月国务院的“三定”方案。
可是，广电总局并不怎么买新闻出版总署的帐。总局和总署，都是正部级单位，而且它们都有各自的法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总局的腰杆子比总署还要硬些，不光是因为它有央视和中央电台、国际电台等三个牛气的直属单位，而且总局局长还兼任了某部副部长。
全国换发记者证工作从2月25日就开始实施了，但广电总局却不为所动，至今未向全国广电系统下发换发记者证的通知。
据总局人教司和总署报刊司透露，两个部门换发记者证的文件正在“会签”中。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是广电总局在拖延：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不让全国十多万广电记者换你的证。虽然有国务院的“三定”方案，但至少我可以拖延。
拖延的背后其实是利益之争。“培训资格证”费用是个庞大的数字，广电总局一个“资格证”需要180元，新闻出版总署的“资格证”是300元（北京地区 400元，其他地方1000元、1200元不等），如果每年有一万人参加所谓的“培训资格”考试，其费用就是几百万元。
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广电记者证归新闻出版总署核发，那么以后广电记者的“培训资格证”由谁来搞？继续由广电总局来搞，新闻出版总署有意见：“那不是等于没把权力收回吗？”，如果完全划归总署来搞，总局肯定有意见：“本来这块肥肉已经在我肚子里了，凭什么还要吐出来呀？凭什么你来收培训费用，我还要替你搞什么资格审查，好处都是你得？”
看样子这场不见硝烟的拉锯战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到底谁是赢家？十多万广电记者翘首等待的记者证6月30日前能否拿到手？还是个未知数。
2009年3月28日 星期六
王道乐土是贵国对雪域高原的无私馈赠 自娱自乐是贵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RFI：中国官方纪念“西藏农奴”解放日
发表日期 28/03/2009 更新日期 28/03/2009 15:23 TU
今天是中国官方设立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法新社为此发出报道说：中国当局今天周六（3月28日）分别在北京和西藏首府拉萨举行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庆祝活动，纪念中国共产党统治西藏50周年。
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向全中国的转播中，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国旗悬挂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之前的居所布达拉宫上。大约13000人在拉萨庆典仪上唱起中国国歌。他们大部分身着藏族服装。
昨天周五，中共领导人和由北京指定的班禅喇嘛，在"农奴解放日"前夕，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大会。中国当局宣称，是它在50年前，把西藏从黑暗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幸福与繁荣。
法新社说："百万农奴解放日"是共产党新创立的一个节日。此前一年，中国军队严厉镇压了发生在西藏的藏人骚乱。因此很多藏人将不会参加这次官方举办的"农奴解放"庆祝活动。
法新社回顾历史说：50年前，成千上万的藏人举行反抗中国统治的暴动。共产党军队镇压了暴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大批藏人逃亡印度。
1959年3月28日，西藏暴动失败后，北京宣布解散西藏政府，建立一个在中共监控下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而对中共出兵这个喜马拉雅地区，中国当局辩称，此举结束了佛教僧侣的神权统治，将西藏人民从占人口10%的封建统治者的奴役下解救出来。
然而，流亡的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50年来一直指责中共政权在藏区实施政治及宗教压迫。法新社还引述流亡藏人表示，中共军队在1959年3月至10月间，共杀害了8万7000名藏人。
今年，为确保西藏暴动失败50周年之际，在西藏和周边藏区不发生任何抗议示威，北京大大强化了安保措施。
北京指控目前流亡在印度北部的，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危险分裂分子”，一切被北京假定为支持西藏独立的人都受到惩罚。
1995 年由北京指定的班禅喇嘛，作为西藏佛教二号人物，越来越被当局用于有关西藏的宣传。19岁的班禅喇嘛周六在无锡世界佛教大会上宣称中国有宗教自由。他说，“这次佛教大会证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和宗教自由的国家”，并说“中国是保证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民族”。
法新社引述一些外国藏学家透露：这位在中国国内舞台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班禅喇嘛，几乎不被西藏人接受。
音译名叫桑登-嘎美（Samten G.Karmay） 的巴黎流亡藏人解释说，班禅喇嘛只是被北京当局用于宣传的一枚棋子。
德国之声：“解放日”是对躲人的侮辱
50年过去了。50年前，躲人奋起反抗汉人的统治，达老佛爷逃往印度。当年的3月28日，东躲地方政府被中国当局解散。正是这样一个日子，从今年起将在东躲被作为“解放日”来庆祝。德国之声记者冯海音发表评论认为，这对躲人来说是一种侮辱。
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谁能控制过去，就能够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此言看来在中国领导层那里得到了活学活用。数周来，电影、大型展览以及其它活动以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传播着有关世界屋脊历史的“中国版”。就在一年前，躲人才在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中表达了对汉人统治的拒绝。而现在，他们却必须将这一统治的开端作为从“农奴制中被解放出来”加以庆祝。因为北京控制了现在，所以任何其它的视角都被缩至无影无踪：当You-Tube网站上出现了一段中国安全力量殴打东躲僧侣的录像后，该网站在中国全国遭到封杀。在国际层面，达老佛爷的行动空间受到了限制。比如这次在南非。由于北京的压力，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申请入境南非参加和平大会时遭到拒签。最后，整个大会流产。
早在30年前，达老佛爷就正式告别了争取东躲独立的目标。从那以后，他关心的就只是在东躲属于中国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自治。但是，北京却坚持宣称达老佛爷想将东躲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一名分裂主义分子，并将他勾画成一个想在东躲重新引入旧制度的人——按北京的说法，一个“农奴社会”。事实上旧东躲上并非一个西方浪漫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乐园。躲人，首先是达老佛爷曾希望自己来进行改革，通过一种温和的、与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相协调的方式。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不丹，就和东躲有着类似的起始点，但它们都靠自身的力量建起了一个现代社会。
如果躲人现在被强迫赠上一个“解放纪念日”，那么有一点应该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思考：一年前成群结队走上街头的人正是那些50年前不是自愿被“解放”的人的子子孙孙。解决东躲问题的唯一可能性是给予躲人贯彻宪法赋予的少数民族权利的条件。迄今为止，这只是写在纸上而已。
作者: 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
责编：叶宣
“班禅喇嘛”讲话藏人是否承认？
VOA记者江河/中国政府选定的西藏第二号精神领袖十一世班禅喇嘛星期五在北京发表讲话，他除了盛赞共产党对“西藏解放”的贡献之外，还不指名地批评了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海外的西藏问题学者说，即使班禅喇嘛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也不意味着西藏人民会把他看作是一位精神领袖。
不指名谴责达赖喇嘛
中国官方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座谈会。19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确吉杰布与会。这次会议的基调是批判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同时歌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西藏农奴的贡献。
十一世班禅喇嘛在座谈会上说，西藏的稳定面临一个“无耻的”人的攻击，这看来是对达赖喇嘛不指名的谴责。
据路透社的报道，十一世班禅喇嘛在座谈会上说，西藏的稳定面临一个“无耻的”人的攻击，这看来是对达赖喇嘛不指名的谴责。班禅喇嘛说：“我想真诚地感谢共产党给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明辨是非。我可以清楚地识别谁是真正的热爱和保护西藏人民，谁是出于个人动机破坏西藏的平静和稳定。”
中国央视的报道说，“长期以来，境外达赖分裂主义集团一直无视西藏发展成就，想方设法干扰西藏社会稳定，肆意抹黑攻击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十一世班禅认为事实胜于雄辩。”
班禅喇嘛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说，现在对西藏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50年前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得到了翻身解放，这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是他说的?灌输的结果?
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前香港信报主编邱翔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达赖喇嘛认可的班禅早就失踪了，而且当时国际上把那个失踪的班禅称为是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现在的班禅则是中国政府钦定和承认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找出来安排的。因此，邱翔钟对这个班禅的这些言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邱翔钟：“现在中国官方所认可的班禅是受到中国政府操控的，所以他讲的话，不管他年龄多大，是不是他本人讲的话，在中国这种制度下，我相信不是他本人。或者即使是他本人，也是中国当局长期灌输的结果，也不是面对西藏的事实。”
寺庙少见其画像
事实上，这位班禅喇嘛从未接受过西方媒体的采访。尽管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一篇长稿，阐述班禅喇嘛能够代表全体西藏人民的根据，但在西藏的寺庙里，很少能看到这位班禅喇嘛的画像或照片，而他的其他前任的画像则是很常见的。
精神领袖?
海外的西藏问题学者说，即使班禅喇嘛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也不意味着西藏人民会把他看作是一位精神领袖。
设在巴黎的国际西藏研究协会前主席桑坦.卡梅说：“他只是一个宣传工具。北京政府正在利用他。由于他说的都是和共产党保持一致的话，因此，西藏人并不承认他。”
桑坦.卡梅指出，尽管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同属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但从历史上看，这两人之间经常存在着分歧，而共产党并不是第一个利用这一点的政府。例如，清朝政府就曾利用厚此薄彼的手段制造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对立。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截稿时为止，记者在网上搜寻班禅喇嘛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这段讲话的中文版时却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