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47707/15980
西非黑猩猩的数量已经降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科学家们开始号召对包括咱们远方亲戚在内的猩猩来一次人种定义。
仅仅二十年前，科特迪瓦的黑猩猩种群有一万只之众，几乎占全球的一半，根据最新的统计，那里的数量只剩下数千只。今天出版的《当代生物学》报道说，族群数量这样的骤降对于任何一种生物都是悲哀的。但是对于黑猩猩们，我们应不应该不只把他们当作一种动物，而是像关心一个人种一个民族那样看待他们？
“他们是非人类，但也是人，是一个人种。”，黑猩猩与人类关系研究中心的副主管Deborah Fouts这样说，“他们是没把火箭送上天去，但是我们和他们没什么区别。”Fouts是越来越多的相信猩猩（包括黑猩猩，矮黑猩猩，大猩猩等）是人种之一的科学家和种族学家的一个。
这个观点也争议多多。如果成为一个人最起码得是人类，那么咱们的近亲黑猩猩们就只有98%符合条件，如果人的定义更加广泛的话，或许他们就是了。他们有自我意识，感觉以及高水平的认知能力，要不了一个月，研究者们就可以发现不只是人类才特有的行为迹象。一些人甚至建言黑猩猩和大猿应该被赋予人权。主张将一个叫Hiasl的黑猩猩留在奥地利予以保护的人和西班牙议会通过猿类权利草案的立法者也曾经这样大声疾呼过。
事关权利就难办了——一个黑猩猩怎么为自己负责，比如，和别的猩猩打架？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行不行得通上，而是科学和道义上过不去。
Jared Taglialatela，一位叶克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说到：“他们表现出了与人类相似的各种复杂的交际和认知能力，他们有感觉，有想法，有目标。”。黑猩猩感觉的能力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灵长类学家Jane Goodall记录下的一个叫Flint的黑猩猩，他的妈妈死了，他很悲伤，这是最可以表现黑猩猩特征的。而不明确的是他们抽象思维能力和感情对思维的介入。
Pascal Gagneux，一个圣迭戈加州大学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员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不能谈论什么是昨天什么是明天，他们的交流方式是瞬间的，比如，‘一个邻居来了’，‘咱们走’，‘一个雌猩猩发情了’，‘看看我’之类，而不是‘你好吗？’这样。”他认为黑猩猩是人，但又在根本上与交流系统复杂的人类有天壤之别。
但是教猩猩们用符号语交流的Fouts不同意了：“他们记得住过去的事，当一个好几年不见的人走过来时，他们会拿起名字的标记牌。”Taglialatela支持 Fouts的说法：“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长大了自己要干嘛，但是他们懂得什么事就要发生了这样的概念。”他还说黑猩猩会使用大脑中类似人类大脑布鲁卡语言区与威尔尼克语言区的部分，这两个语言区被认为是人类语言生成和处理的关键。交流的时候，黑猩猩会选择与目前情形相合的形式:有人看着他就会伸出手，有人向远处看他会叫出声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丰富的交流指令系统，而且一点也不简单，看见一片食物他会发出富含感情的声音，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交流。”
研究者们还发现，黑猩猩们会视场合不同使用不同的手势，同一手势又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比如求偶或者打架后言和，这是一个很微妙但又具有高度抽象思维的语言系统。黑猩猩们还表现出利他主义精神，很愿意帮助陌生人，即使没有预期的奖励。但是，提倡对黑猩猩进行人类学研究的Gagneux说，他们的感情移入不是出自一种同情。当然，话说回来了，Taglialatela说：“有多少次你看到谁上新闻了或者在街上遇到谁了，不都无动于衷吗？”Fouts说黑猩猩们“可以感觉到痛苦，爱慕和我们所能有的感觉”，她训练的黑猩猩甚至可以问问你最近过得如何，“他们不经常那样，但不代表他们什么都不懂。”
科学家们所言的不是有点危险而是极度危险的科特迪瓦黑猩猩种群数量骤降怎么办？他们应该像人一样被哀悼还是动物？也许，这与符号学无关了。
“真是一场悲剧，没有别的词形容了。”Taglialatela说。
2008年10月20日 星期一
猩猩：不是人类，但是人吗？
2008年10月18日 星期六
谋泽东思想最牛逼
沉墨 @ 2008-10-17 19:11:18
http://www.bullog.cn/blogs/wangzimo/archives/192575.aspx
今日欣闻Dr.毛要在他妈的学校开办他爷爷的思想系，深感欣慰。众所周知，先帝爷戎马一生，虽有7、8十来个亲密革命女战友，但血脉依旧凋零，只恨当时没把两弹一星的钱投资到伟哥研发。太子爷踌躇满志却命丧朝鲜半岛一锅蛋炒饭，副太子爷长期抽搐满志导致精神不正常，娘娘和侄儿接班不成反遭大将军大总管政变。可惜老天有眼，孙子新宇天生仪表堂堂，学腹五吨，貌似阿斗，神似刘禅，真乃天蓬元帅下凡，若大战一开，令其镇守北戴河，帝国边界无忧。况且我党一贯坚持唯物科学主义发展观，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封建主义思想，因此Dr.毛作为先帝爷的孙子，毫无疑问是建立他爷爷思想系的不二也二人选。
我读谋泽东思想，坚持“学学更健康，谁读谁知道”的原则，终于掌握了谋主席思想的精髓一个“谋”字，俗话说不管阴谋阳谋能斗人就是好谋。1941年 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脏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谋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7月1日，朱老总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表明自己是谋主席最早粉丝，这是猪日后没有被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谋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主要包含几个主要方面：
1.新愚娱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谋的思想是对粉丝永远都是微笑的，对战友永远都是假笑的，过去都是苦难的，现在都是幸福的，今后都是和谐的，未来都是漫长的。后来这种精神被很好的运用到超女当中去了，还被泰森纹在臂膀之上取得了一次次批斗的胜利，他终于追随先帝爷拍毛片去了，这是谋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又两次胜利。
2.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其中有3年又10年尤为艰难，当然有用心险恶的人说非正常死亡了几千万人，就算退一步讲这是事实，那也是在困难的时期创造性的用饿死人的方式解决了人多吃饭的问题。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斗－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包养、互相吹捧”，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主席身体力行的实行“百花齐上、百家流放”，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愁兼顾、适当死人”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3.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通过土地公有化彻底把农民变成了无产阶级，问题迎刃而解。
4.政策和策略。体现在《帝国主义和周正龙的华南虎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5.党的建设。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提出“惩前毙后、没病杀人”的正确方针，还创造了通过批评全党与自我批评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人形式。
谋泽东思想的活的鬼魂，是贯穿于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文革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批斗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丰富和发展了马渴死列宁主义。欧耶!
2008年10月15日 星期三
BBC：中国产豆角在日本验出高浓度敌敌畏
2008年10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53北京时间 00:53发表
中国产冷冻豆角在日本检测出高浓度"敌敌畏"，引发东京政府再度关注中国产食品的安全。首相麻生太郎表示，将向中国政府提出如何确保食品安全的问题。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网上刊登的公报，被查出含超标敌敌畏的冷冻豆角由山东烟台北海食品公司生产，日本烟草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从中国进口。
山东省烟台北海食品公司总经理蓝明德15日向日本共同社表示，全面停止所有产品的包装与出货，与日中两国当局合作尽快查出原因。
东京都八王子市一名女子, 日前食用在超市购买的中国产冻豆角后, 口部麻痹入院治理，经检测同类未开封产品中含有超标敌敌畏。
在今年一月发生的中国产"毒饺子"事件刚刚平息后，再次出现"毒豆角"，对日本相关企业造成冲击，也再度影响日本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15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掌握情况后将向中国政府提出确保食品安全问题。
麻生太郎说，一年多来中国产食品的安全危害发生了多起，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2008年10月14日 星期二
中国造催泪弹惊现三聚氰胺
“中国制造”再“爆”安全问题
钱烈宪 @ 2008-10-14 16:28:10
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archives/190885.aspx
泰国发现催泪弹中有强力炸药
2008年10月14日
泰国一名调查人员说，在上个星期警察和反政府抗议者的冲突中，警察发射中国制造的催泪弹筒，其中含有强力炸药。法医专家蓬迪帕星期一说，警察很依赖含有RDX炸药的催泪弹筒。一名妇女因为胸部受伤而死亡，另外几名抗议者在冲突中丧失肢体。蓬迪帕说，弹筒在爆炸时在人行道上炸出弹坑。
泰国媒体说，蓬迪帕认为是爆炸的弹筒造成那名28岁的妇女胸部受伤，以致丧生。星期一，在为这名妇女举行葬礼时，泰国王后思瑞克特罕见地在公众场合出现。这名妇女的父亲说，王后告诉他，他的女儿为崇高的事业而死。当天晚些时候，陷入困境的颂猜总理到海滨王宫，向国王汇报泰国的政治局势。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2008-10-14-voa10.cfm
报道指中国制催泪弹爆炸力过大 涉导致泰示威者伤亡
（2008-10-14 4.40pm）
早报导读
（综合讯）有报道说，泰国的法医专家和人权组织报告指出，泰国使用廉价的中国催泪弹，爆炸力过大，涉导致示威者伤亡。
明报引述外电报道，泰国警方上周使用催泪弹驱散包围大楼的示威者，双方也曾发生冲突，有478人受伤，大部分是示威者。
调查报告指出，警方使用了中国、美国和西班牙的催泪弹，但多数使用的是中国制造的催泪弹。
泰国中央监识科学研究所所长彭蒂说，中国制的催泪弹含有通常用于制造炸药用的RDX物质，但RDX并不是一般标准催泪弹用的物料。
彭蒂说，在上周警民冲突中其中一名28岁女死者，她的胸口的伤口大小与中国催泪弹造成的类同，但现时要说是中国催泪弹造成的还言之尚早。
http://realtime.zaobao.com/2008/10/081014_32.shtml
特别鸣谢：书架上的史诺比
驴夫 [202.108.130.*] @ 2008-10-14 16:38:56
这是污蔑 中国从来就不生产催泪弹 也从来不会用催泪弹 更不可能出口催泪弹
忠贞爱国 [218.241.231.*] @ 2008-10-14 16:43:05
催泪弹可能有好几种，分出口的和自己用的，没准出口的发错货了~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222.66.128.*] @ 2008-10-14 17:00:09
警察很依赖含有RDX炸药的催泪弹筒。一名妇女因为胸部受伤而死亡，另外几名抗议者在冲突中丧失肢体。
腥花社消息：含有RDX炸药的催泪弹筒是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在中国试验都没有问题。这次可能是那几名抗议者自己身体不好。
无上荣光 [123.235.195.*] @ 2008-10-14 17:11:56
在中国试验都没有问题。
=============================================================
在中国试验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中国贱民早都百毒不侵了——当然，婴儿除外——应该拿外国人试验才对。
尼古大王 [222.71.24.*] @ 2008-10-14 17:31:32
怎么老喜欢加点料?这个RDX又是有啥效果?让人泪如泉涌?
dbet [221.223.250.*] @ 2008-10-14 18:20:24
肯定不是国产的。我们从不屑用催泪弹。历来都是真枪实弹。
查无此人 [58.33.151.*] @ 2008-10-14 18:38:39
一个从来不用催泪弹的国家出品的催泪弹能让人放心嘛，怎么没掺点三聚氰胺在里面。
bobking1977 [123.116.205.*] @ 2008-10-14 19:13:45
我是催泪弹，目前我情绪稳定。
我所亲历的科技进步奖评奖会
作者：恕不留名
最近我“荣幸”地受邀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某地科委组织的科技进步奖评奖会议。联想到“三鹿奶粉”也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再对比刚刚宣布的诺贝尔奖评选结果，不由得万般感慨！
我们的评奖活动在科委会议大厅进行，科委主要领导全部到会，评审专家再加相关人员几十位。科技进步奖的评审有好几关呢，首先是申报，然后是形式审查，再后是专家评审，就是我们干的活。后面还有公示、政府审批等过程。说起来专家评审是最具权威性的一关。
我们专家评审还分两步，第一步是专业评审，第二步是综合评审。专业评审委员主要是从事某专业的技术人员，但大都是各单位技术部门的领导，也算专业人员吧。不知道怎么把我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家伙塞进了专家委员会，也许总是需要点缀一下吧。综合评审委员会主要是由各部门领导组成。从“专审”到“综审”，也就是说，“专家”从“技术”上把关，“领导”在“整体”上把握。
我们是有评选标准的，当然这个标准不是装在我们心上，而是印在纸上的。比如说“成果水平”，是国际领先还是国内领先；“创新性”，是首创独创还是部分独创；还有“技术难度”、“技术成熟度”、“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用推广价值”等指标，每个指标都层层分解，有详细的打分细则。
我们“专家”的工作就是阅读那些报奖材料，然后进行评议，并对每项成果打分。科技进步奖涉及的专业领域包罗万象，再加上申报材料很多，所以先由评审组长分配每个人主评自己熟悉的领域。对不熟的报奖成果怎么办呢？不是还有评议吗？评议的时候，主评人发表意见，并给出参考打分，其他人自己看着办吧。
最后，组长汇集各种意见，提出各项目的报奖等级意见，也就是说，报特等奖，还是一、二、三等奖的问题。当然，该写的文字材料还得写，该签的字还得签。最后好吃好喝招待几顿，再发给几百大洋作为酬劳。我们“专家”的事就算完成了，后面就是领导们的事了。
这套评奖程序看起来是很“科学”的。还有量化指标，也是很“严谨”的哟。各位看官千万不要以为科技进步奖是随随便便赏给某人的，那是需要“材料”的。
“三鹿奶粉”牌“科技成果”想必也经过了类似的评奖程序。它的报奖材料一定写得很漂亮。“技术水平”不是国际领先就是国内领先，哪个“宝气”专家敢说个“不”字。人家是开了科技成果鉴定会的，有那么多专家签了字的，还有技术查新报告、质量检测报告、用户反馈材料等等，佐证材料一堆一堆的，哪个狗屁专家凭自己脑子里的一知半解就敢否定材料里写的结论。至于“技术难度”？你敢说奶粉里加三聚氰胺的技术不难？“经济效益”？我的奶粉一年卖几十亿，效益还不好？你问其中有多少是采用了新技术生产的产品？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不清楚诺贝尔奖具体是怎么评出来的。只知道它并不需要申报，只是由全球知名学者推荐。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审时好像只进行模糊评审，并没有什么量化指标，好像也不需要首相、国王之类的“领导”把关。怎么诺贝尔奖就那么具有权威性呢？
(XYS20081012)
黑猩猩嘲笑中评社：你们才是猩猩呢！
到现在还有裸猩猩分不清黑猩猩和猩猩这两位表兄弟，可笑吗？可悲啊！
猩猩把白老虎仔当作亲生儿子
中评社
猩猩与白虎幼仔(图片来源:中国网)
香港10月13日电／中国网据英国太阳报报道，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濒危和稀有动物园的一头两岁猩猩为两只白虎幼仔充当养母。
这头非常聪明的猩猩名叫安贾娜，她目前是那对白虎幼仔兄弟最好的伙伴。安贾娜一直在帮助饲养员照料23天大的白虎幼仔米特拉和什娃，她还曾帮助饲养员照料过豹子和狮子的幼仔。
在飓风“汉娜”袭击南卡罗莱纳州时，米特拉和什娃的母亲受到了惊吓，她变得非常好斗。动物园不得不将米特拉和什娃与母虎分开，安贾娜从此开始扮演养母的角色。安贾娜一直与动物幼仔饲养员奇娜在一起，她喜欢模仿奇娜的工作。濒危和稀有动物园创立者安特尔称：“安贾娜一直在帮助奇娜照料动物幼仔。她已为豹子、狮子担任过养母。她现在是白虎幼仔的养母。她给他们瓶子，并和他们躺在一起。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濒危和稀有动物园已繁殖和培养了许多稀有和有天赋的动物，动物园今年向外界展示了它的最新成果狮虎兽幼仔，它的父亲是狮子，母亲是老虎。动物园目前有45只大型猫科动物，其中包括一种最少见的老虎种类。动物园还有熊、一头非洲象和其它灵长类动物。
受到严格训练的饲养员对这些动物进行了训练，这些动物曾在500多部电影中出镜，其中包括好莱坞大片怪医杜利德、阿甘正传。安特尔称：“这些动物接受了数千小时的训练，饲养者一直在照料它们。人们认为与这些野兽如此接近太过危险，但是训兽师自它们还是幼仔时就与它们再一起，与它们建立起了一种基于爱和尊重的特别友谊。”
2008年10月13日 星期一
土地私有化是一条危险之途？
德语媒体 | 2008.10.13
为期四天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12日结束，全会讨论了中国农村形势，通过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苏黎世报驻北京记者在该报发表文章，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村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1983年起，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已在全国实行。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农业的主体。按照这一制度，土地属于国家，由村民委员会分配给农户，租赁期固定为三十年。
但这一制度有严重的缺陷。按正式说法，13亿中国人中，仍有七亿人生活在农村，而中国只有七分之一的国土可以用于农业。这样，二亿农户只耕种140 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平均每户只有0.6公顷。即使土地面积窄小的瑞士农业，去年每个农户也平均拥有17公顷土地，欧盟27国甚至平均为23公顷。
由于中国农业土地不足，农民依靠土地难以长期生存。对于单干的农民来说，为了小片土地向机械化和生产率更高的经营方式投资很划不来。实际上，一大部分农村居民并不经营土地，许多地方是妇女或祖父母在田间耕作，子女的教育则靠在本地区从事的非农业或在城市工厂和建筑工地打工的收入来支撑。这样，过去多年的农业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官方公布的农户收入虽然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部分主要来自非农业收入。"
新苏黎世报记者的文章指出，这次三中全会作出决定之前，中国过去几年实际上已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文章引用一些中国专家的话说，这一做法是一条危险之途：
"他们认为，如果允许资本家把中国的土地转到自己名下，农民将贫困化。村长李昌平说，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企业家虽然可以带来资本，但农村居民大军将陷入失业和依附于人的境地。日本、韩国和台湾提供了农业现代化改革的更好途径。至少在过渡时期，不应支持土地商业化，而应推动农民组成私人合作社，在他们直接进入市场并在国家保证下更容易获得资本后，农民可以互助生产。
批评农业向大企业家开放的人士宣传的实际是农业再次集体化，只不过这次是在私人自愿结合的基础上。一些地区已做了尝试，例如成立种植生态蔬菜或经营果园的合作社。农民出租土地，每年收取固定定的租金、分取红利或者获得养老保障，部分人则受聘为农工。
一年前，一部允许私人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法律生效。但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并不支持这样的合作社，他们担心，如果农民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组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结构，共产党有失去权力和控制的危险。"
2008年10月12日 星期日
龙应台:文化伪差异 中国人真是异类吗?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波赫士为了彰显中国人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
波赫士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波赫士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样“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冥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波赫士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谬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叫“欧州乐园”，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州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州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通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蜡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州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誓如“在中国和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头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动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但他的孩子将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州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则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诧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州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
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州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上海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崇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须详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 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三千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誓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誓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辩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夕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辩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画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贺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什么“中国人”提出这种说辞？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持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何从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侯，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且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的中国现实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政权，它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它摧毁中国传统引进苏联的马列主义；它为了政治需要数十年不断贬抑儒家思想，近数年来又为了政治需要而鼓吹儒家思想；这个政权把与党的意识形态有“差异”者监禁，又对想保持“差异”的台湾进行飞弹武力恫吓。这样一个政权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武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语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玛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语文化培育了托玛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像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导致毁灭性的仇恨。
《环球时报》“误炸”党中央。
zhnxin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向以歪曲事实恶意煽情误导中国人民为能事。也正由于该报记者编辑们养成了一种不顾事实瞎编乱扯的坏习惯，使得该报文章带有较大政治风险，有时歪打正着，一巴掌抽在党的脸上。
《环球时报》2008年10月06日发表该报记者余德水，张光政和谷棣撰写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搅和世界” 一文（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8134575.html，以下简称“搅”文）。该文对长期与中国政府合作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进行了强力攻击。该文形容NED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块招牌’。NED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但“搅”文里没有提到的重要事实是：就中国事物而言，NED对中国内政最直接、最频繁、最广泛、最长期的干涉活动，恰恰是通过中国政府进行的。《环球时报》对NED的丑化攻击，也等于对与该组织合作的中国政府的丑化攻击。如果说NED是CIA的“另一块招牌”，那么中国政府不就是CIA的伙伴或者是其中国代理人吗？如果说接受NED资助的民运藏独东突组织是“CIA走狗”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不就是其中尾巴最粗的一条吗？
“搅”文在介绍NED的组织结构时说：“NED打着‘加强其他国家的民主团体和机构的力量’的旗号，下属四大机构，即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及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
而中国政府接受NED资助并与之合作，就是通过“下属四大机构”之一的“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简称IRI）”进行的。中国政府与IRI的合作，始于1994年前后。IRI作出支持村民选举的决定并起动了一个"中国项目" （China Program）。IRI 并与中国民政部协商就IRI如何帮助中国的村民选举工作扮演一个恰当的角色。对于这个CIA的“另一块招牌”的下属机构，江ZM当局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至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浙江大学教授朗友兴的一篇论文列举了三点：第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需要各种力量包括外国NGOs来重整其合法性。第二，农村所实行的民主选举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 第三，“更何况中国村民选举确需要外界在资金、选举技术、程序等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这三点是相当中肯的。中国领导和外国机构打交道时，挟洋自重的心态很重。虽然他们心中畏惧并痛恨民主，但同时也明白作为独裁统治者，他们是遭到世人鄙视的。他们心中十分自卑，因此常搞些“民主”花样邀请洋人来捧场背书。最好能赚几句洋人表扬话语。由此而取得“自重”。这就是朗教授所说的“重整其合法性”。至于第三点，更属于大实话。洋人的金钱技术永远是需要的，管它是不是来自CIA的“另一块招牌”。就算CIA直接给的，那又怎样？
与中国民政部达成协议后，IRI就开始了长达10几年介入中国村民选举活动的进程。他们资助中国培训地方选举官员。培训内容涉及到选民登记，候选人选择程序，秘密投票和制表等。自1996年以来已经在中国8个省进行了这类培训。IRI资助大批西方民主人权专业人士前往观摩指导中国村民选举活动。从1994 年以来，这些专家足迹遍及海南、贵州、云南、四川、福建、安徽、宁夏等大半个中国的乡村地区。IRI网站上最近的一篇关于中国乡村选举的观察报告是 2005年关于安徽省的选举。
除了IRI，还有其他西方民主人权机构的专家们赴华帮助中国民主改革。他们在中国各地受到尊敬。因为中国中央政府愿意作这些专家的后盾。朗友兴列举一个实例很能说明这一点：1992年福建省人大某些官员提倡以家庭作为投票单位。而民政部力压他们改变这种做法，但地方官员不予理睬。所以，民政系统的官员不得不授引美国Kevin O'Brien 教授（他当时正好在福建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主张，以警告地方官员"假如他们不改变做法，那么，外国人会将福建的选举视为假民主，这将有损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最终，地方官员不得不同意修正。
谁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民政部的态度不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吗？
除了与中国政府当局合作外，IRI还介入妇女、环境、艾滋病防治等领域里的中国民间组织活动。2006年IRI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乡村妇女领袖会议，来自全国的各地的农村妇女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中国政府透明度、乡村妇女领袖面临的挑战等。IRI在中国的这类活动都是公开的。说明中国政府同意他们进行这些活动。
理性地讲，中国政府与NED，IRI合作是好事。因为这样的合作促进中国进步，对中国人民有利。对PC的将来也有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直在帮助各国的民主和社会改进事业。它当然出钱给海外民运组织，东躲组织以及回纥组织。当中国政府表示愿意进行民主改革并提出合理项目的时候，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也愿意给予支持。过去十几年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和海外轮独运组织分享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源的现象。对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并不是不知情。如果受益各方都能敢做敢当，同时彼此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就没什么好吵的了。反正是洋人的钱，又不是掏自己的腰包。问题在于中国当局往往太过小鸡肚肠。心里总巴望着独占洋人的资源。挟洋自重，由自己来独得好处就高兴，一看到对手也得好处就妒忌得受不了。明明与NED合作了十几年，双方友好往来一直挺和谐的。现在突然发表文章大骂该组织，搞得各界有点莫名其妙：是不是嫌NED给轮独运的钱太多，给自己的太少？
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网站中国页：http://www.iri.org/asia/china.asp
2008年10月8日 星期三
BBC：中国未更新毒奶患者人数 世卫不满
2008年10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56北京时间 20:56发表
中国政府周三（8日）拒绝公布毒奶患儿的最新数字，世界卫生组织对此表示不满。
中国当局表示对于毒奶事件造成的影响坚持公开的态度，但是拒绝披露毒奶患儿的最新数字。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再次强调了及时通报健康情报的必要性。但是中国官员说，他们没有准备公布最新数字。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主任邓海华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宣布毒奶患儿的最新数字，我没有得到任何授权。"
截至9月22日，中国所公布的因饮用三聚氰胺污染牛奶造成的患儿人数为53000人。自那时以来，中国当局再也没有更新过患儿人数。
中国的毒奶事件造成的影响在国外继续发酵，目前已经有几十个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
中国卫生部官员本周表示患儿的人数已经更新，但是还不能公布。
邓海华为卫生部的做法进行辩护，强调卫生部一直对毒奶事件采取公开的态度。
他指出："自从三鹿婴儿奶粉污染案曝光以来，卫生部曾4次公布毒奶患儿人数。"
他表示，患儿的最新数字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表示，"及时共享信息非常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特勒德松经常与中国当局会晤。他对法新社说，中国卫生部没有提供最新数字，世卫组织也没有要求中方提供这些数字。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当局不愿公布最新数字，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共享这些数据。"
中国卫生部在周三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宣布了三聚氰胺在乳与乳制品中的临时管理限量值。
中国卫生部强调这个限量值是当前应急状态下监管工作当中采取的一个行政控制措施。中国严格禁止在食品中人为添加三聚氰胺，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008年10月7日 星期二
BBC：英国遗传专家称人类已停止进化
2008年10月0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33北京时间 20:33发表
英国遗传学专家指出，人类的进化正在停顿。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著名遗传学家施蒂夫·琼斯教授说，人类现在已经到了历来最大可能的先进阶段，而且进化的过程已经减慢。
琼斯教授说，人类在体能和智力两方面，已经到了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他说，医学和科技的进步意味着"适者生存"的说法已经不再完全正确了。他提到发达国家的儿童死亡率，在150年前能活到21岁的儿童只有一半，但是现在已经达到98%。
这即是说，进化的其中一个要素 -- 以死亡作天择，已经不再适用，几乎所有人都能把他们的基因传下来。
琼斯教授又说，在西方，人类的进化因为缺少年迈的父亲而陷于停顿。
他说，35岁以上的父亲更能传递基因变异，但是现在的父亲平均年龄正在下降。
琼斯教授说，物竞天择、变异和突变是进化的三大要素，不过，由于生育的模式改变，人类基因变异已经失去了。
他解释，人类社会因素变化常常造成基因的变化，例如婚姻的模式和避孕方法。他说，人类基因变异的最大源头来自年纪大的男子。
他说，这是因为男性的细胞分裂随着年龄而增加。现在大龄父亲减少将对基因变异的速率构成重大影响。
2008年10月6日 星期一
科普和电影中的文革消息
文革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也有一本，数学。
按说我这年岁都是看八十年代的十万个为什么，我这本文革版的是从我表哥那儿驮来的。那是三年级暑假时候，我是个爱科学的少年儿童。我跟我妈去大姨家，驮来一大堆少儿科普书，主要是84、85两年的全部少年科学，还有生活中的化学、外国旅行家的故事、中国自然地理入门、八十年代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等等，还有就是这本文革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分册。我至今不知道我表哥是从哪儿弄来这古董的，他只比我大两岁，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那些书了，可能不感兴趣了吧。
文革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数学，给我印象很深。我从这书里知道了无级变速、块规、螺旋测微器、游标卡尺、双曲拱桥、贴地球仪、水压机——奇怪的是为什么把水压机放在数学分册——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文革这码事儿，知道毛主席语录，知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知道黑体字，就是从这类科普书开始的。那本十万个为什么反复引用的一句语录是：“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必用黑体字标出。
那时候我手里还有一本《天体、生命和人类的起源》——我最早知道康德他老人家，就是因这本书介绍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小册子的封面设计挺有想法，背景是深蓝的天空和银河系，叠加在背景上的是一道盘旋而上的光带，光带的下端从一点出发，越往上越宽大，光带上生息着不同地质年代的生物，按照年代排列，越往下越原始，越往上越高级，直到人类直立……这个封面常让我心驰神往、想入非非（其实还有不少其他书的封面也一样让我神往，譬如地球的画像封面上那张最经典的地球照片，太阳的一家封面上巨大的太阳的一隅以及九大行星——当然现在老九降级了……）。但这本书里头频频提到“刘少奇一类骗子”。虽说我并不清楚刘老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但至少思想品德课有刘老师和掏粪工时老师握手的故事，那么刘老师俨然是个好人……所以我大惑不解，问我爸：“为什么说‘刘少奇一类骗子 ’？”我爸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懂的！少问！”于是我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今年是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据说捷克的过来人不愿意在家里向子女提那事，仿佛有意遗忘。中国不少人对文革、对历史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历史，尤其是像文革这样的历史，不能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之成为财富。遗忘意味着浪费，故意遗忘是犯罪。拿邓晓芒的话说：“难道我们这一代的血和泪都白流了？”
如今研究文革的也不算少，但多集中在宫廷权斗、66-69年的动乱夺权，多文字，少形象，以至于再要拍摄文革题材的电影，都越来越不像。张老师的活着还碰着点边际，姜老师的阳光灿烂则完全是小说家言（当然并不反对），那里头的小孩说“向毛主席保证”的时候，简直貌合神离不着边际。若问一般过来人，模糊的更多。
需要真实的、第一手的史料。譬如文革的那些味同嚼蜡的故事片，就是绝好的、生动的教材。前些日子看了个“长城新曲”，说长城下一个坦克部队里，有个战士发明了一种用柴草做的猪饲料，叫做糖化饲料，拿这喂猪，可以节省粮食，为的是多给国家上缴粮食，接着围绕这种饲料在临近农村的普及，展开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从这片子里，就能看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所谓的“主食”、“副食”之分就是以粮为纲的产物，“以粮为纲”的本质就是压榨农村支援工业，农民的地位相当于农奴，甚至还能找到这些天的当红明星三聚氰胺的前身，柴草做的糖化饲料。类似的有价值的片子还有不少。可以看到土地制度、经营制度、洗脑教育的方方面面。虽说这些电影都是当时粉刷门面洗脑之作，然而即便为粉刷而作，三十余年下来，粉刷油漆剥蚀殆尽，真相自然显露，它们本身就成为真实的、第一手的史料。
题外话。06年纪念文革40周年，有人为文革究竟三年还是十年打起了官司。十年说是76年以后尤其是“拨乱反正”以后的官方定义。三年说则主张69年九大召开标志着文革“胜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实现，此后的七年则是围绕“保卫文革胜利果实”展开的，之所以要保卫，是因为育帅出事，周公当政、希贤复出，引起了僵持拉锯，但这一时期并不属于文革本身。
问题是这种主张的提出者并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其实证据很好找，70年代（76年以前）不少故事片都提到“文化大革命的那时候如何如何”。76年电影《山村新人》里，一个思想落后的知青说：“现在可不是文化大革命了。”革命知青立马质问：“哦！你对文化大革命就这态度啊？”这两句对话揭示了69年以后尤其是育帅出事以后当局对文革的界定。这样的证据足以证明真正意义上的文革是66- 69三年，70年代，尤其是批林批孔时期，在当时官方的表述中，已经不是文革，当时的焦点是对文革的态度。希贤他正是因为对文革的态度问题被太祖第二次打倒的。之所以后来把文革表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以粉碎“四人帮”作为文革结束的标志，是因为直到76年太祖才驾崩，这才导致四人帮在内的一大批人下台，以及政策开始转向，是改朝换代的标志，而官方当年认定的69年在人们心中并没有什么标志意义（何况69年隆重推出的育帅出了大事，70年代官方都不愿意多提这个“开启新纪元”的界碑，只好含糊其辞：“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所以无论后来的当局还是一般人，都更愿意把69年以后的7年都看成文革的延续。
关于理科的记忆碎片（六）
土摩托 @ 2008-10-6 0:00:00 阅读(397) 评论(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十二
旧金山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天主教堂，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周日弥撒。教友们下跪祈祷什么的我觉得都还好，但是结尾的时候，一群孩子从后面走了出来，在大人的带领下绕场一周，宣誓效忠圣母。这些孩子，在尚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就都被洗脑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长大后都会成为铁杆教徒，包括我当时的那女友在内。那次就是她带我去的教堂，出门后我俩就分手了。
人和鸭子一样，都会把生平见到的第一个活物当作精神支柱，如果那个活物是猪，也只好认了。
我见到的第一个活物是什么呢？答案是《十万个为什么》。前几天我父母搬家，整理出一大堆旧书，我一眼看见了那捆准备卖到废品收购站的《十万个为什么》，当即扑上去抢下。那是我的《圣经》啊，怎么能当废纸卖呢？
我把《圣经》请回家，沐浴更衣，再点上一炷香，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第一本。阿嚏！书上都是灰，妈的呛死我了。
十三
这套《十万个为什么》第1-14册是红皮，每册3毛6到4毛9不等，我爸竟然一本没丢。后面的改成了蓝皮，价格差不多，但可惜只剩下了3本。
这套书每本讲一个科目，但封面上没标明，还是我爸爸仔细地在书脊上分别写上了“化学”、“物理”、“天文”、“气象”等字样。第一本讲的是数学，出版于1970年8月，定价4毛6。我爸在扉页上注明“72.12，北京”。那一年，我4岁，即将从上海搬到北京和父母团聚。我爸买的是重印版，《重版说明》里写着：
《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1962年第一版，1965年修订本），过去在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出版黑线的影响下，存在不少错误，没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不少内容宣扬了知识万能，追求趣味性。散布了封、资、修的毒素。
翻开目录，我看到了这样的内容：“车床能无级变速吗？”、“打麦场应该设置在哪里？”、“a+b和a-b哪一个大？”、“为什么车轮是圆的？”……
这？这难道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圣经》吗？再看第二本，《力学》，结果更离奇，全是教人怎么造桥，怎么修路，怎么扔手榴弹，怎么打飞机的。正文里不时出现黑体字，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用来验证科学的重要性和准确性。
再往后翻，所有17本都是如此。真不能想象还在上小学的我是怎么把这套书看完的，又是因为这么对这套书念念不忘的。
看来，我第一个看到的活物还真是一头猪，我前女友第一个见到的反而有可能是只鸭子呢！猪非鸭，焉知鸭之乐？于是，我这头猪放走了一个好姑娘。
2008年10月5日 星期日
日本政治就像是一座旋转门
记者来鸿
克里斯·霍格
BBC记者
2008年10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15北京时间 19:15发表
麻生太郎最近走马上任，成为日本新首相。日本政治确实很独特，首相更换非常频繁。近几年，这种旋转门现象更加频繁，几乎一年换一个首相，这让人对刚上任的麻生首相缺乏信心，甚至断言他又是一个"短命内阁"的首相。以下请听BBC驻日本记者克里斯·霍格的报道：
如果是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最近从事我的记者工作，他肯定会发现，失去一位首相也许被认为是不幸，但是如果一连失去两位首相，那就太粗心大意了。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9月初就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位首相由于民意支持不断下降，不得不宣布辞职。
最近，自民党又选出了一位新首相。
我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日本的卡拉OK政治时代，日本的统治精英们一个接一个地接过话筒，边走边唱，来领导这个国家。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尖刻，但是人们面对的现实是，日本首相们只要能够有机会会晤美国总统，并获得一张合影照片留给子孙们去欣赏，他们的任期也就足够了。
保持现状
我自2006年就一直在日本驻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最近上台的麻生太郎已经是我所看到到的第四位日本首相。
这些首相一个接一个进来，又一个接一个的出去，就像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旋转门。外国领导人还没来得及熟悉日本老首相的名字如何发音，接着就出现了一位新首相。但是这种变化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多大损害。
目前，日本的大公司仍然在扩展，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您如果有机会来日本访问，就会发现日本是一个富有的现代化社会，它制造出了世界上一些最强有力、家喻户晓的品牌。
我听说，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政界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关键作用。这个国家实际上是掌握在大批官僚，也就是中层管理者手中。
照本宣科
我最初对这种说法有点怀疑，但是在我最近去首相府采访前首相福田康夫之后，我的想法就改变了。
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公务员们总是在担心首相回答问题时会犯错误，所以准备起来面面俱到。
在采访前，我要花几天时间就采访内容与这些官僚们进行曲折复杂的谈判，讨论哪些问题可以谈，哪些问题不可以谈。
当我抵达首相府就要开始采访的时候，福田康夫还没有到，房间里有一群穿着西装革履的助理在不停的忙碌，人人感到紧张。
这次采访，官僚们希望福田首相谈一谈环境问题。但是，他们担心首相在接受我采访时会走题。于是他们就写出他们希望首相谈的内容要点，并把这些要点输入到位于我左耳后方的讲稿提示器里。
我很礼貌地告诉他们，这样进行采访看上去会很不自然，但是他们没有理睬我的意见。
他们说，不管我如何问问题，首相在采访之前都会发表一项声明，确保他要表达的要点都包括在内。
"但是我们的采访不会用他的声明，"我解释说。
不管怎样，首相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发表声明。
颠倒提问顺序
福田康夫走进来坐下。他看上去很愉快，甚至还用英语与我交谈了几句话。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与首相聊天的时间。他的一位助理站在我后边作出手势，并喊道： "三、二、一、首相开始。"
可怜的首相开始看着讲稿提示器，照本宣科地念了起来。我的表情也马上严肃起来，以防影响他的情绪。他也随之进入状态。
很明显，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一段声明是不会使用的，但是他还是按照助理的要求继续念下去。
最后，终于等到我有机会向首相提问题了。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内心深处突然冒出了年轻人那种对着干的冲动。
我注意到福田首相膝盖上放着五页打字材料，密密麻麻一大片，每一页都是针对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开始向首相提问题，但是故意把提问顺序颠倒过来。
这一招立刻引起周围一圈顾问的埋怨声和紧张翻阅稿纸的声音。但是令人佩服的是，福田首相仍然泰然自若地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可怜的福田首相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傀儡。不过很明显，他确实是一位富有聪明才智的政治家，这样一个事实使这次采访经历更让人感到沮丧。
提前大选
福田康夫下台了，现在该轮到新首相麻生太郎在媒体曝光了。
那么您现在需要了解他的什么背景呢？
麻生太郎是日本前首相的孙子，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首相，曾经是参加奥运会的射击选手。我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些。
但是麻生太郎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提前举行大选。
目前形势不太妙，因为全国一多半选民不支持他，而他才刚刚上台。
不过，麻生太郎已经访问过纽约联合国总部，而且还计划在几周之后会晤美国总统布什。
但是如果麻生聪明一点的话，应该尽早安排一次与美国总统合影留念的机会，因为他在台上的时间恐怕不会很长。
2008年10月2日 星期四
自古村外无道德：孔夫子是三鹿毒奶的罪魁祸首
写得比较傻。
王奇生
2008年，我们国家突然爆出了三鹿毒奶粉的丑闻，全国舆论大哗。这样的丑闻，你无论怎样评价它我看都不过份，但是有一些观点，我看还是值得商榷的。
比如有人说：五千年的道德文明在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年里面全部败坏了。对这一点，我就不同意。其实你翻翻历史就知道，中国五千年里哪里有所谓的道德文明可言呢？当中国人局限于一个小村落之中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是可以信任的，可能是有道德的，可是一旦走出了自己的小村落、自己的族群，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造出三鹿毒奶粉的人，其实传统得很，他们其实都是最正宗的中国人。
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善于坑害同胞的民族。
食品安全状况如此糟糕，并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的。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语，叫“做酱油的不吃酱油”，为什么呢？因为做酱油的那个过程实在是太恶心了。我小时候，离我家不远有一家酱油坊，听那里的工人说，有一年清理酱油的发酵池，足足发现了十几具老鼠的尸骨，那些老鼠都是失足落入发酵池之后沉入池底的。日久天长，老鼠们全烂光了，只剩下一把细细小小的枯骨。有很多年，我们全县人民就是吃这种酱油的，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味，只觉得味道格外鲜香而已。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全国是非常普遍的，四川农民在粪坑里腌制榨菜，福建的农民在猪圈旁的空地上晾茶叶，空地上布满鸡粪猪粪的碎屑，而这些茶叶后来就制成了铁观音。这些事，是没办法一一追究的。所以我们中国很早就有一句话，叫“眼不见为净”。
可见，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不讲道德的，出现了三鹿毒奶粉之类的事，也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忘了传统。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一直如此丑陋呢？这其实与中国人的儒教传统有关。儒教的社会基础是一种宗族文化传统。儒教首先注重的是宗族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有一次有人问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个小伙子，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告发了自己的父亲，这样的人正直不正直呢？孔夫子说：这不叫正直，真正的正直是儿子为父亲隐瞒丑事，父亲为儿子隐瞒丑事。可见在孔夫子看来，自己的家族利益才是第一位的，至于说到社会，说到国家，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还有一次孔夫子的一个学生问他：一个仁义的人，是不是要以救助天下所有的穷苦人为自己的志向呢？孔夫子说：你只要能救助自己身边的亲戚、熟人就可以了，天下太大，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类似这样的话，孟子也说过，有人问孟子，如果自己的父亲犯了罪，而自己又是个法官，那该怎么办呢？孟子说：那我就把我老爸背起来逃走。
传统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只注重家族利益而不关心国家与社会利益的。[错！应为：传统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只注重家族利益而不关心个人以及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利益的。]
只要不是自己的亲人或熟人，我们都是可以欺骗他们的。中国人不是不讲道德，但中国人的道德只限于自己熟悉的人。
有这样的一种社会传统，出现三鹿毒奶粉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如果要研究起来，我们的食品安全状况如此糟糕，正是因为我们的儒家传统太糟糕的缘故。
几千年来，我们都是小农经济，所以就算想害人，也不那么容易。而现在，我们匆匆忙忙进入了一个工业时代，生产规模一下子扩大了无数倍，化学毒品也一下子增加了无数种，而政府的管理却还停留在农业文明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全国性的恶性食品安全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想真正搞好我们的食品安全，批孔夫子，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2008年10月1日 星期三
张飞的胡子向两边乍着，很凶，他对手下说：“这次我要单刀赴会。”哦，原来是云长兄。
16：9
带三个表 @ 2008-10-01 1:54:44
http://www.wangxiaofeng.net/?p=2287
住的酒店看上去很高级，连电视都是镶在墙上的液晶屏幕，还能看很多外国电视节目。主要是，这种电视是未来的趋势——16:9。
我不知道酒店的工作人员是否看过这台高级电视，是否体验过客人看电视时的心理感受。它的最大问题是，比例相当不和谐。所有东西都给压成陈水扁了。
我胡乱地调着台，电视里正在转播一场足球赛，欧洲人个子都很高，但看上去好像是一场女足比赛。踢的好像是一只橄榄球。
我又换了一个台，是电视剧《三国演义》，张飞的胡子向两边乍着，很凶，他对手下说：“这次我要单刀赴会。”哦，原来是云长兄。
我又只好换台，有一群领导在开会，镜头一个接一个给了出场的每一个领导，变形太厉害了，妈的，穿上一件绿衣服就是忍者神龟。
16：9，我们的未来。
2008年9月30日 星期二
特稿：那天早上他们在喀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今年八月，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几天前，在新疆喀什曾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据当时中国官员的描述，有一辆卡车冲入一列正在出操慢跑的武警队伍中，撞飞了许多名的武警。
中国官方报导称此次事件为由维吾尔族分裂份子执行的一次恐怖攻击，目标是破坏北京奥运。中国官员说，驾驶卡车的几名男子在撞倒武警后，还继续用弯刀和自制炸弹攻击了武警。他们说，至少有16名武警死亡，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死伤最重的一次恐怖事件。
但是，喀什发生的这起袭击事件从一开始就非常混乱。从过程到使用的凶器－最先说是手榴弹；不，是炸弹；不，是卡车和弯刀。袭击者的身份最终被报导，分别是一名28岁的出租司机和一名33岁的卖蔬菜小贩，两人都是维吾尔族。然后，就像大多数在中国发生的敏感故事一样，在政府的沉默下，渐渐退出公众目光。
但是，《纽约时报》记者锲而不舍，事后找到了3名曾拍到事件过程的照片的游客。他们拍的照片最先曾出现在美联社的报导上。
这3名正好在事发现场附近的外国游客都对《纽约时报》讲述了不一样的事件经过，他们的说法挑战中国官方版本中的关键内容。一名游客还拍摄了27张照片。摄像者仍然坚持匿名。
纽约时报29日刊登了华裔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的这一篇题为“对中国一起袭击事件产生怀疑”（Doubt Arises in Account of an Attack in China）的报导。报导说，这3名外国游客和中国官方讲述的差异，包括，这几名目击者说，他们没有听到炸弹爆炸的响声，以及挥舞弯刀砍武警的人似乎也像是武警。他们说，明显看到穿武警制服的男子持刀攻击其他几名武警。
这就引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武警在挥舞刀子？他们是在向几名弄到武警制服穿的袭击者报复吗？袭击者是否混入了武警，或者说，这是否是一次武警之间的冲突呢？
一名目击者说：“看起来似乎是一批警察在与另一批警察打架。”所有这几名目击者人都因为担心触犯中国政府，而要求不透露他们的姓名。
中国官员拒绝就此事多发表任何言论。喀什8月4日发生的袭击事件，只是八月间连续发生的4起袭击事件的开头，中国政府称这些事件都是由新疆分裂份子策划的。根据官方报道，几起攻击事件共导致至少22名武警和1名平民死亡。
8月5日，喀什地委书记史大刚说，前一天事件的凶手是两名维吾尔族男子，他们分别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和一名卖蔬菜的，事件中，另有16名武警负伤。维吾尔族是一个信奉穆斯林的突厥民族，他们说新疆是他们的祖国，常常反抗汉族的统治。
史大刚说，当时，一名男子驾驶卡车，另外一名持武器跑到现场。他说，两名攻击者被捕前，每人扔了一枚炸弹。事后，武警共从他们身上发现9枚没有使用的爆炸装置、弯刀、小刀和一把自制手枪。
他从未提到攻击者穿着警察制服。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也没提过这点。北美版的香港报纸《明报》曾提过，还引用了新疆当地警员的话，但是，他们现在拒绝就此事发表言论。
长期以来，中国官员一直都试图把新疆的暴动描绘为一种是非分明的冲突，称策划攻击的是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分裂主义组织。官员们在当地实施严厉的保安措施时，都说是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但是，几名见证人所提供的现场记述与官方不符，显示出对这起暴力冲突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当记者于周五（26日）向一名驾车路过袭击事件现场的维吾尔族男子问起，他是否认为是恐怖分子策划了这次袭击时，他说：“他们说的是一回事，我们说的是另外一回事。”还有其他维吾尔族人说，攻击者多半是因为个人受了委屈，而做出那种行动的。
这3名外国目击者说，他们是从邦臣（Barony）酒店目睹了事件经过，该旅馆正好在武警营房和发生袭击暴力事件的另一家旅馆的马路对面。
一名外国游客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3张已经由美联社在八月间发布。他向《纽约时报》展示了另外的24张照片。
这名拍摄了许多照片的游客说，8月4日早上8点左右，他正在窗口旁收拾他的背包时，听到一种撞车的声音。当他往外看时，看见一辆大卡车在撞倒了一根黄色的短柱子后，冲入街对面一组武警中。中国官员说，后来，这辆卡车冲入到一列70多名正离开武警营地慢跑的武警队伍中。
这名摄影者说，后来，这辆卡车撞倒了一根电线杆或是电话线杆，并撞上街对面另一家旅馆，怡全（Yiquan）宾馆的前门。一名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男子从驾驶座上摔下来。
这名摄影者说：“他的伤势挺重。他在打开车门后，摔倒在地面上。他没有爬起来。他在地上爬行了4、5秒钟。”
这名摄影者立刻跑过走廊去找与他一起旅行的两名同伴，其中一人是他的亲戚，一人是他的朋友，一起住在另外一间房间。
另外这两人也听到了撞车声，并已经来到了走廊。3人一起跑到摄影者住的房间的窗口前。摄影者说，这时，他已经离开了大约1分钟。他说，当回到窗口前时，已经看不见那名卡车司机了。
他的那位朋友说：“我记得看见的头一件东西，就是对面大楼墙里的那辆卡车。我还看见地面倒下了大约15人。所有人的身体都是东倒西歪的。一名倒在地上的男性，头顶着地面，四周流着一大摊血。”
他说：“我记得想到，‘这太离谱了。’我有那种离奇的感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几名游客说，后来，现场变得更离奇。
一名或者是两名穿着绿色制服的男子掏出弯刀，开始持刀砍几名倒在地上的，穿着相同制服的男子。
他的那名朋友说：“当这两名看起来像武警的男子－他们也穿着武警制服－拿起弯刀砍其他地上的武警时，立刻让我感到莫明其妙。”
他说：“我们一下子就愣住了。所有三个人都在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砍其他武警？’”
这时，那名摄影者首先拿起了照相机，蹲在窗口旁。他的头一张照片的数码记录时间是上午8点04分，最后一张是8点07分。头一张非常模糊，镜头显示的大部分被树木挡住了。不过，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有几名武警在人行道上围住一名或者更多的人。
这名摄影者说，有两名男子，穿着绿色制服，跪在地上，脸部对着他住的旅馆，双手似乎被绑在背上。另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开始拿弯刀打他们。
他说：“那名被砍的人满脸是血。很多武警都满身是血。还有一些武警漫无目标的在街上走动。另一些武警则坐在人行道边上，我想，他们可能是被吓坏了。一些则按着脖子在跑。”
3名游客说，当所有这些发生时，卡车传出一声小小的响声。那名朋友说，听起来像是汽车回火了。这部卡车的前头部分冒出黑色的浓烟。
他的朋友对事情经过的描述与这名摄影者稍微有点不同。他说，他看见的是两名穿着制服的男子，拿着弯刀，在砍两名倒在地上的男子。他说：“我记得他们中有一人还在动。他肯定受伤了，但是，仍然有小幅的动作。”
摄影者的亲戚看到的又有所不同。这名亲戚说，一名穿着绿色制服的男子，从卡车的方向走过来，这时“一名没有受伤的武警跑过来，开始拿着一把弯刀砍他。砍了几下，然后，被砍的这个人开始反击。”
这名亲戚说，在被砍了几刀后，那名穿制服的男子跌倒了，然后，至少另有一名武警过来踢他。
这3名游客都明确指出的一点是，这时，几乎可以肯定，拿弯刀的这些男子是武警，而不是暴徒，因为他们与其他在现场的另一些武警相互交谈。
游客们说，这种持刀的攻击有1、2分钟时间。摄影者的那名朋友说，然后，看到一名穿着制服的武警把弯刀交给另外一名手持弯刀的武警。摄影者拍下的一张照片就显示一名一只手握着两把弯刀的男子。另一张照片显示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带着一把配有刺刀的来福枪，这是一种在中国非常少见的武器。
游客们说，这时其他武警则试图驱散在现场观望的市民。游客说，其中一名武警看到了这名外国摄影者拿着照相机站在旅馆的窗口前。
几名游客说，事发大约5小时后，武警封锁了他们住的旅馆，挨间的查问旅馆的住客。游客们说，他们看起来很和善，但是，不停的问照片和检查照相机。那名亲戚说：“他们问我们是否拍了任何相片；我们说没有。”游客们把照相机塞到了一个袋子里面。“他们问我们是否向外发了电子邮件。我说没有。”
这名摄影者说，吃早餐时，他看见白布包的尸体被人用担架抬到厢型车里。到了下午，当人们最终被允许离开旅馆时，看到工人们正在拿水管冲洗街道。
这时那辆卡车已经不见了。除了街对面一根弯曲的柱子外，根本就看不出这里曾发生过任何暴力事件。
Doubt Arises in Account of an Attack in China
http://www.nytimes.com/2008/09/29/world/asia/29kashgar.html?n=Top/News/World/Countries%20and%20Territories/China
By EDWARD WONG
Published: September 28, 2008
KASHGAR, China — Just days before the Olympic Games began in August, a truck plowed into a large group of paramilitary officers jogging in western China, sending bodies flying, Chinese officials said at the time.
They described the event as a terrorist attack carried out by two ethnic Uighur separatists aimed at disrupting the Olympics. After running over the officers, the men also attacked them with machetes and homemade explosives, officials said. At least 16 officers were killed, they said, in what appeared to be the deadliest assault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
But fresh accounts told to The New York Times by three foreign tourists who happened to be in the area challenge central parts of the offici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vents of Aug. 4 in Kashgar, a former Silk Road post in the western desert. One tourist took 27 photographs.
Among other discrepancies, the witnesses said that they heard no loud explosions and that the men wielding the machetes appeared to be paramilitary officers who were attacking other uniformed men.
That raises several questions: Why were the police wielding machetes? Were they retaliating against assailants who had managed to obtain official uniforms? Had the attackers infiltrated the police unit, or was this a conflict between police officers?
“It seemed that the policeman was fighting with another policeman,” one witness said. All of the witnesses spok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for fear of running afoul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hinese officials have declined to say anything more about the event, which wa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four assaults in August in which officials blamed separatists in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attacks left at least 22 security officers and one civilian dead,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ports.
On Aug. 5, the party secretary of Kashgar, Shi Dagang, said that the attack the previous day on the police officers, which also injured 16, was carried out by two Uighur men, a taxi driver and a vegetable seller. The Uighurs are a Turkic Muslim group that calls Xinjiang its homeland and often bridles at Han Chinese rule.
One man drove the truck, Mr. Shi said, and the other ran up to the scene with weapons. The attackers, who were arrested, had each tossed an explosive and when they were captured had a total of nine unused explosive devices, machetes, daggers and a homemade gun, he said.
He never mentioned attackers in security uniforms. Neither did reports by Xinhua, the state news agency. One publication, the North American edition of a Hong Kong newspaper, Ming Pao, did, citing police officials in Xinjiang, who now refuse to elaborate on the events.
Chinese officials have long sought to portray violence in Xinjiang as a black-and-white conflict, with separatist groups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carrying out attacks. Officials cite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when imposing strict security measures on the region.
But the ambiguities of the scene described by the witnesses suggest that there could be different angles to the violence. When asked whether terrorists were involved, a Uighur man who on Friday drove past the scene of the attack said, “They say one thing, we say something else.” Other Uighurs say the attackers were acting on their own, perhaps out of a personal grievance.
The three witnesses said they had seen the events from the Barony Hotel, which sit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a compound of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China’s largest paramilitary force, and another hotel outside of which the attack occurred.
One tourist took photographs, three of which were distributed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in August. He showed 24 others to The Times.
At around 8 a.m. on Aug. 4, the photographer was packing his bags by the window when he heard a crashing sound, he said. When he looked up, he said, he saw a large truck career into a group of officers across the street after having just hit a short yellow pole.
Chinese officials said later that the truck had barreled into 70 officers jogging away from the compound.
The photographer said that the truck then hit a telephone or power pole and slammed into the front of the other hotel, the Yiquan, across the street. A man wearing a white short-sleeve shirt tumbled from the driver’s side, he said.
“He was pretty injured,” the photographer said. “He fell onto the ground after opening the door. He wasn’t getting up. He was crawling around for four or five seconds.”
The photographer raced into the hallway to get his traveling companions, a relative and a friend, from another room.
The two others had also heard the crash and were already in the hallway. All three dashed to the window in the photographer’s room. The photographer said he had been gone for about a minute. Back at the window, he said, he saw no sign of the truck driver.
The friend said: “The first thing I remember seeing was that truck in the wall in the building across the street. I saw a pile of about 15 people. All their limbs were twisted every which way. There was a gentleman whose head was pressed against the pavement with a big puddle of blood.”
“I remember just thinking, ‘It’s surreal,’ ” he said. “I had this surreal feeling: 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The tourists said the scene turned even more bizarre.
One or two men dressed in green uniforms took out machetes and began hacking away at one or two other men dressed in the same type of uniforms on the ground.
“A lot of confusion came when two gentlemen,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 military officers — they were wearing military uniforms, too — and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 hitting other military people on the ground with machetes,” the friend said.
“That instantly confused us,” he said. “All three of us were wondering: ‘Why are they hitting other military people?’ ”
The photographer grabbed a camer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rouched down by the window. His first photograph has a digital time stamp of 8:04 a.m., and his last is at 8:07 a.m. The first frames are blurry, and the action is mostly obscured by a tree. But it is clear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olice officers surrounding one or more figures by the sidewalk.
The photographer said that there had been two men in green uniforms on their knees facing his hotel and their hands seemed to be bound behind their backs. Another uniformed man began hitting one of them with a machete, he said.
“The guy who was receiving the hack was covered in blood,” he said. “A lot of the policemen were covered in blood. Some were walking around on the street pretty aimlessly. Some were sitting on the curb, in shock I guess. Some were running around holding their necks.”
The friend recalled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event. He said he had seen two uniformed men with machetes hacking away at two men lying on their backs. “I do kind of remember one of them moving,” he said. “He was definitely injured but still kind of trying to squirm around.”
The relative also saw something different. He said a man in a green uniform walked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truck. “A policeman who wasn’t injured ran over and started hitting him with a machete,” the relative said. “He hit him a few times, then this guy started fighting him back.”
After being hit several times by the machete, the uniformed man fell down, and at least one other police officer came over to kick him, the relative said.
It became clear to the tourists that the men with machetes were almost certainly paramilitary officers, and not insurgents, because they mingled freely with other officers on the scene.
While all this was happening, the three tourists said, a small bang came from the truck. It sounded like a car backfiring, the friend said. Black smoke billowed from the front of the truck.
The machete attack lasted a minute or two, the tourists said. One uniformed man then handed his machete to another uniformed man who had a machete, the friend said. One of the photographs shows a man walking around clutching two machetes in one hand. Another photograph shows a uniformed man carrying a rifle with a bayonet, a rare weapon in China.
Other officers were trying to disperse civilian onlookers, the tourists said. One of the officers saw the photographer with his camera in his hotel room window, the tourists said.
For about five hours after that, police officers locked down the hotel and went room to room questioning people, the tourists said. They seemed unthreatening, the tourists said, but they kept asking about photographs and checking cameras.
“They asked if we took any pictures; we said no,” the relative said. The tourists had stuffed the camera into a bag. “They asked if we sent any e-mails. I said no.”
The photographer said that while at breakfast, he saw white body bags on gurneys being wheeled to vans. In the afternoon, when people were finally allowed to leave the hotel, workers were spray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hoses, he said.
The truck was gone. Except for a bent pole across the street, there was no sign that anything had happened.
中国豆浆也出事，印尼验出含三聚氰胺
香港文汇报／综合中央社朝鲜日报消息，针对印尼卫生部检验出中国製造的豆浆饮料也含有三聚氰胺，新加坡农粮与兽医局昨天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除了中国製造的乳製品外，也将检验其他中国食品是否含有三聚氰胺。
农粮与兽医局表示，新加坡所有从中国进口的牛奶和乳製品已被勒令下架，消费者若购买了这些产品，应该丢弃。
稍早前，印尼卫生部表示，除了中国乳品外，有4种非法进口的中国製造豆浆饮料，也被检验出含有三聚氰胺。这使得中国毒奶事件，扩大到中国的非乳製品也可能含有三聚氰胺。
此外，继28日再次发现含有三聚氰胺的饼乾以后，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决定对含有大豆蛋白成分的中国产品也实施三聚氰胺检查。大豆蛋白以粉末形态进口，主要用于健康功能食品。此外，还用于火腿、水饺、鱼饼等食品，以提高蛋白质含量。
目前韩国尚无出现在大豆蛋白质成分中检测出三聚氰胺的事例。但就像奶粉一样，食品製造商有可能会为提高蛋白质含量而在大豆蛋白当中加入三聚氰胺。韩国食药厅考虑到这一点，决定採取上述措施。
食药厅进口食品科长徐甲锺表示：「这是为了减轻国民的担忧，从『预防角度』实施的检查。」去年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大豆为17万多吨。
2008年9月27日 星期六
刘夙（金仕并）的“科普”
科普普出个这么个玩意儿，真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什么圈子都有臭虫。
科普那批人，不少都一根筋，包括土摩托在内，因为智商较高，无法理解处在平均智商水平的现实社会。不大讲“政治”。这也情有可原。
可这个玩意儿跟别人都不同，就是体制培养出来的一枚变态。
附驳他的文章。
刘夙老师您还甭谦虚，驳他的那位也甭给他留面子，从吐蕃那阵子我就瞧出来了，你他奶奶的就算还没当上御用文人，也是潜龙在渊，早晚肩担日月手把大唐扶吧您哪。
我看结石奶粉事件
文／刘夙
9月9日，甘肃的《兰州晨报》率先公开报道了三鹿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从而拉开了中国乳业危机的序幕。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内，网上网下的各路人马，已经就此事发表了太多的意见。随着事情的逐渐明朗，大家已经在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的有关部门（主要是质检总局、各地质监局以及中央和各地的食品药品质量监督局）不作为，可能还存在腐败；二，相关企业见利忘义；三，不法奶贩子和奶农道德败坏；四，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既有制度的问题，也有社会道德的问题。
对于上述共识，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我想谈谈大多数人不怎么注意的问题——消费者自身的问题。
饮食，基本是一件私人的事情，或者用政治学的术语说，是“己域”的事情。所以，单纯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在一个物资不匮乏的国家，谁想怎么吃东西，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他有足够的钱。然而，健康的饮食却不是任意的。如果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把“贵生”（善待自己的生命）作为一条道德准则，以健康饮食作为这条道德准则的一条行为规范的话，那么饮食就不是完全自由的，不健康的饮食是不应当提倡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到健康饮食，善待自己的生命。
要做到健康饮食，就必须掌握营养学、食品工艺学以至农学的一些知识。这些学科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堪称博大精深，但是基础知识还是简单易懂的。每天花上几分钟时间，了解一些营养学和食品安全的常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不过常常有人不屑去做罢了。这种不屑做的结果之一，就是自己做不到健康饮食，到头来只能贻害自己的身体，可谓损己不利人。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食品知识的匮乏，还会给不良商家的造假掺假留下可乘之机。就拿结石奶粉事件来说，这件具体的食品安全事件，反映的是中国乳业市场的整体畸形。在一个正常的乳业市场中，巴氏杀菌奶（即“鲜牛奶”）应该在非发酵液态奶中占压倒性优势，而超高温灭菌奶（即“纯牛奶”）应该只占很小的比例。欧美国家正是这样。这是因为与生鲜牛奶相比，巴氏杀菌奶的营养损失不大，而超高温灭菌奶却使牛奶营养有较多的损失，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当然是巴氏杀菌奶更有营养。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反了过来，超高温灭菌奶占了较大比例。正是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之下，原本应该没什么地位的超高温灭菌奶生产商，反而变得财大气粗，竟然可以联合起来通过所谓的“禁鲜令”打压巴氏杀菌奶生产商，这就埋下了结石奶粉事件的伏笔。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巴氏杀菌奶因为风味接近生鲜牛奶，所以很难掺假，否则很容易被喝过生鲜牛奶的消费者察觉。而超高温灭菌奶不仅造成牛奶营养的损失，也破坏了鲜奶的口感，为了弥补，厂家就常常另加香精，这样就可以掩盖许多异味，也就给原奶的掺假留下了空间[1]。假设，每个消费者都有正确的对乳制品工艺和营养的认知，多喝巴氏杀菌奶，少喝超高温灭菌奶，那么超高温灭菌奶在市场上的比重就不会这么大，相关的企业就不会这么嚣张，生鲜牛奶的收购也不会这么混乱，结石奶粉事件发
生的概率也就会变小了。
中国消费者食品知识的匮乏，有很多原因。科普不力，是一个直接原因。我到现在，就没有见过几本像样的、科学的介绍营养学的普及型读物，往往都是一些另类的、不科学的奇谈怪论，比如什么林光常、刘太医之类。至于介绍各种食品加工工艺的普及型读物，就更是少之又少了[2]。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不仅缺乏正确的食品知识，而且还受到了许多错误宣传的蒙蔽。比如最近十几年来大肆炒作的“黑色食品”，就是一个伪科学概念[3]。还有凉茶能“败火”，辣椒能“祛湿”，番木瓜能美容，核桃能“补脑”，都是受中医理论影响的错误观点。当然，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科普界都存在水平太低的问题，货真价实的精品太少，芜杂污秽的假货太多，而食品知识科普的缺乏，只是这个大问题的一角罢了。
另一个直接原因是错误的环保观念。这几年来，由于极端环保人士和伪环保人士的长期宣传，许多人都养成了一种错误的环保观念，即认为由完全符合自然生态的农业生产出的食品才是健康的，有人还给这种农业起了个诱人的名字，叫“有机农业”，而由人工干预生产出的食品就是不健康的，干预得越多，就越不健康。由此产生了很多奇怪的现象，如柴鸡肉、柴鸡蛋大受推崇，“来自大草原”成为金字招牌，等等。
实际上，这些消费取向都是违反农学常识的。比如，柴鸡大受推崇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规模化饲养的鸡含有激素。连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宁堂原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为了鼓吹他们心目中的“生态农业”，也都这么传谣[4]。网上甚至还有人编造了“肯德基的鸡有六个翅膀”的更离奇的谣言。真实的情况是，规模化饲养的鸡之所以能在短短四十几天的时间里就育肥、出栏，或是大量生蛋，主要靠的是品种的优良和饲料的精细，根本不需要用到激素。由于规模化饲养可以做到生长条件统一，饲料统一，保证没有未知因素的干扰，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比较整齐，而且易于监控；相比之下，柴鸡的饲养就达不到上述条件，谁也不能保证它在饲养过程中是否取食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反而无法令人放心食用。规模化饲养还有别的好处，如可以严格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成本低等。而柴鸡因为是露天放养，有感染禽流感的危险；其饲养成本也比较高，虽然有的人不在乎花高价，但更多的人显然还是认为食品价格应该越低越好的。
至于“来自大草原”的概念，就更荒唐了。草原本来是一个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植被类型，由于水分条件的限制，其生产力水平比同纬度的森林地区低得多。比如，森林地区在毁林开荒之后通常都可以开辟为耕地，但草原地区就很难维持长期的种植业生产。说白了，草原地区是因为种不了粮食，才不得不发展牧业的，如果以为牧业是草原地区的专利，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证明，草原能承载的牲畜数量，要比同纬度的森林地区低得多。因此，在理想情况下，牧业的合理地理布局应该是以森林地区为主，草原地区为辅；即使考虑到农林牧的统筹安排，森林地区的牧业比重也不应过小。特别地，牛奶等生鲜产品易于变质、需要尽快运送到消费地的性质，更决定了饲养乳牛的农场应当建在消费地附近，而不能离之过远。盲目追求“来自大草原”的结果，一是导致草原过牧、退化，产生严重的生态危机，二是易于受到不法商家的欺骗。
总之，这次的结石奶粉事件，并不单是政府、商家和不法奶贩奶农的责任，不成熟的消费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科普工作者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中，普通人的科学知识，显然应该主要来自独立的科普个人和机构，而不是政府和商家。
看到这里，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指责我把政府、商家的责任往消费者身上转嫁，情绪爱激动的，说不定还要骂我是“御用文人”“政府的托”之类。我想说的是：第一，在结石奶粉事件中，政府、商家、消费者各自的责任都是客观存在的，一味地闹情绪、发脾气，并不能否定消费者自己的责任的存在。现在的某些激进右翼分子，对于政府责任强调太多，对于个人责任则故意忽略，试图通过矫枉过正的手段，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中的不合理之处。这些人的急躁心情可以理解，然而这种手段却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情况是，尽管从长期的结果来看，对政府的鞭策可以为广大公民逐渐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但是从短期来看，消费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仍然是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最有效的办法。换句话说，如果多学一点可以保护自己的话，为什么不多学一点呢？说句不客气的话，自己明明也有责任，却哀怨地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责任，这是一种流氓行为。我之所以把某些激进右翼分子称作“流氓自由主义者”，这也正是原因之一。
第二，有人可能会说，在科普不力的情况下，明明是商家的生产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为什么要去指责消费者？问题在于，在宏观经济这个体系中，生产和消费是相互反馈的，生产可以影响消费，消费也可以影响生产。商家可以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者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商家的生产习惯？可见，只会发脾气、听不进忠言的人，不仅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也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说句难听的话，这样的人实在缺乏民主素质，如果不幸沦为弱势群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
假如有人看了我这篇文章，能够静下心来，真的去多了解一点食品知识，然后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那么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2008.09.25
注释：
[1]参见方舟子《今天你还喝牛奶吗？》，《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24日。
[2]不过，在网上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博客的。如美国食品学博士云无心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yunwuxin47906）。
[3]对于“黑色食品”，笔者已撰有专文揭露之，将发表于《Newton科学世界》杂志上。
[4]二人合写有《食物安全用“饭”还是用“药”》，见《科学时报》2008年9月19日。笔者另撰有《靠谎话支撑的生态沙文主义》一文批评该文。
(XYS20080925)
驳刘夙《我看结石奶粉事件》
作者：bright
在9月25日新语丝新到资料里刘夙《我看结石奶粉事件》一文里有些观点，比如对于极端环保主义以及所谓有机农业等的批评，我基本上没有意见。但还有不少观点我不能同意。
第一，此次乳制品污染事件的性质不容混淆
这次事件是由于乳制品中混入三聚氰胺，造成食用者，特别是婴幼儿的健康受损。污染物是不应该出现在产品中的，即使知识健全的消费者也不能预见到这一后果；即使在鲜奶占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国家，也有相当多的婴幼儿进食奶粉；即使消费者都接受鲜奶，也会存在劣质的奶源，在中国这样一个乳制品市场高速发展的国家，如何对待不合格的奶源是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必须接受的考验；对于专业企业和国家专门机构而言，确定乳制品的质量并不是很难的任务，这从中国出口奶粉质量优于内销这一点上就能看出。
所以，这次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于相关企业和监管机构，消费者的责任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要论证“消费者需要科普”这样的题目，用这件事来作为证据属于“举例不当”。
第二，消费者的平均知识水平必然是有限的
在当前社会高度分工的情况下，即使经过长期有效的科普，普通消费者的平均知识水平仍然不可能达到接近专业的水平。况且，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领域并不局限于食品安全，衣食住行中的不安全因素无处不在：衣服的面料及其染色过程中是否接触并残留了有毒有害物质？住房是否具备良好的抗震能力，装修材料是否合格无害？汽车的安全系数、防撞能力是不是达标？这些都需要消费者自己掌握多少知识、承担多少责任呢？生了病，医生采取的治疗手段是否合理、有效、安全，病人要了解到什么程度呢？这些问题就不展开了，总之要是按照刘夙说的去做，只怕大多数消费者要感叹“做人怎么就那么难”了（其实很多中国人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
第三，政府、企业、消费者的责任是完全不同的
结合以上事实和观点，有必要强调，政府（监管者）、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是不同的。
先来看消费者的责任，如果有人不知道或不顾健康饮食的建议，吃了大量高脂肪、高糖食品，影响了自身健康，这可以说是消费者自身有责任；但如果消费者吃了受到有毒物质污染的食品而健康受损，即使这种食品是所谓“不健康”食品，消费者仍然不应负任何责任，其所受损害并非食物本身的“不健康”所致，而是其中的有毒物造成的，所有的责任完全在于使得毒物混入其中并未及时发现的生产者和监管者。
生产者的责任就是按照工艺规程生产，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既不要少加东西，也不要“多”加东西。
政府作为监管者的责任，说得通俗点，就是尽量别出问题——“防患于未然”，出了问题及时发现、补救——“亡羊补牢”。
这次乳制品污染事件中，生产者和监管者尽到各自责任了吗？消费者有什么责任呢？买的是通过国家审批的名牌“免检产品”，得过科技进步奖的，就算平时消费者因为“无知”，少喝了几杯巴氏消毒鲜奶，纵容了生产高温消毒奶的企业，难道就要对号称市场占有率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出产有毒奶粉负责？请问应负多少责？能不能给个数量级，1％、10％、还是50％？
“现在的某些激进右翼分子，对于政府责任强调太多，对于个人责任则故意忽略，试图通过矫枉过正的手段，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中的不合理之处”。如果个人责任（姑且认为那种拐了8个弯的“间接责任”也算责任）只占很小比例，为什么不能忽略？强调政府责任有什么错？政府不就是大家供养起来为人民服务的吗？服务得不好别说挨点骂，让你下台换一批人来管，难道不是合理的要求？说什么“只会发脾气、听不进忠言的人，不仅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也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 ”，我看向政府问责，恰恰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大家默不做声，贪腐、失职的人难免变本加厉，没看见去年出现在猫狗粮里的三聚氰胺，今年跑到婴儿奶粉中了吗？
“尽管从长期的结果来看，对政府的鞭策可以为广大公民逐渐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但是从短期来看，消费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仍然是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最有效的办法”。这又是糊涂的想法，看看现实吧，据说中国中央政府9月9日获悉奶粉受污染，9月14日起的乳制品就全部合格了，不到一周，什么科普、消费者自身素质提高有这么快吗？
“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指责我把政府、商家的责任往消费者身上转嫁，情绪爱激动的，说不定还要骂我是‘御用文人’‘政府的托’之类”。说得不错，当生产者和监管者应该对事件负责时，故作理性地说什么消费者也应该负责；这就象上市公司出现了欺诈行为，明明控股大股东和监管部门应该负责，有人却说散户们也应该负责，你觉得有说服力吗？我大概还不能算“情绪爱激动的”，我也不会猜测你是“御用文人”或“托”，但确实认为你的这篇文章没找准靶子，犯了“方向性错误”。
(XYS20080926)
2008年9月26日 星期五
既然辟谣，帮着传谣
当初看到第二篇，并不怎么感兴趣，特贡又不是新闻。不过既然辟谣了，那当然是帮着传谣是正道。
中国国务院：谣言，哪有特供？哪有祝咏兰？
星岛环球网/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负责人25日接受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时，就近日网上出现的所谓题为“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的帖文进行了说明。
这位负责人说，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所谓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没有举行过所谓的“授牌仪式”，也没有“祝咏兰”这个人，网上相关信息纯属谣传。
《联合早报》近日有消息披露，在中国普通民众可能被转嫁检测食品安全的成本之际，网络却揭发政府官员在食品安全上享受着特权，让备受毒奶粉波及的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也冲击了当局的统治合法性。
消息称，在民众对于食品安全信心动摇的同时，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存在，遭互联网曝光并广泛流传，让为食品安全担惊受怕的网友哗然。
据网上传闻称，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据中心主任祝咏兰8月18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 上透露，中心不但为国家94个部委的退休老干部“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特供指定专用产品，也“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为国家机关的官员特供有机食品。
祝咏兰说：“我们臻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安全性’和‘营养性’。”她指出，中心严格要求特供食品“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
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年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代表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出席本次会议。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中心全权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
基于对自身优势及对需求的客观判断，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率先投入到食品、茶、酒类等行业中来，被臻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几个。所选用的有机食品均来自严格按照国际、国家食品生产规范和标准生产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及有机农业体系，并通过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对已经加入到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中的企业中心还定期的进行评估考核及相关的认证，帮助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对加入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之后没有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及对特供体系的承诺标准进行生产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目前，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基地等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均已经成为中心重点培养和采购的原材料基地。
我们臻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 “安全性”和“营养性”。当前最为安全的食品当属有机食品，用返朴归真这四个字来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大家都知道目前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则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这些成分残留在最终产品（各类蔬菜、肉类、奶制品）中，人食用了这些产品后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再说“营养性”。有机食品无污染无任何添加剂，保持了天然营养成分，因此比常规食品更有营养，含有更丰富的食物纤维、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为了保证特供产品的营养性，对每一入选产品都有详实的数据纪录，这些数据则是通过国家食品检测中心和绿色食品检测中心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得来的。
为满足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的健康需求，我们将保健食品列为一个新的特供品种。保健食品是介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特殊食品，其要求更高于其它有机食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格外的慎重。在“安全性”方面要求产品组方理论科学、有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和专家安全性论证，产品必须经过动物安全实验，并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工艺上要求先进、完善，原料及辅助材料安全可靠无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学成分，同时对原料供应商的产地证明及其相关质量认证材料进行审核，特别要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是通过国家GPM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企业；除了“安全性”，入选保健食品必须具有显著的功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求入选产品必须通过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功能实验论证以及人体功能实验，要求有权威专家论证和综合评述。此外，我们还要对该产品的市场美誉度和满意度进行大量调研，最后由我们的专家团综合各项数据给予评定。
为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质环认证中心两家权威部门承担，在全国范围内上千种保健食品中，经过一番严格的调查和审核程序。从安全、功效、售后服务、外观造型、用户口碑、质量管理体系六大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覆盖全面的调查项目，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通过六个方面的综合评定，历时半年，“科尔益康胶囊”、“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最终获选。
在此，我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对山东科尔公司表示由衷的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