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逗了

留言的傻逼更多更傻更贱。
居然有把牛博比党的。
只有一个人指出这种比喻的毛病。
其实很简单：党不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不是合法的主人；罗永浩是牛博的合法主人。证迄。
毛病出在一厢情愿。提倡民主自由的网站？政治网站？罗永浩一次又一次否认这个宗旨，强调牛博只是个企图汇聚牛文的平台，也就是旨在择优。一定要说择优就是歧视，那就算歧视吧。你也可以质疑罗永浩择优的标准和做法，你无法接受你就走，因为除此之外你无权改变牛博的任何事情，罗永浩是牛博的主人，他把它拆了撕了你也管不着。说相声的都懂这道理，可惜傻逼永远缺乏相应的理解力。热泪盈眶地来牛博注册，热泪盈眶地感到自己也将跻身牛群，热泪盈眶地发现自己没人关注，热泪盈眶地怨恨牛博和罗永浩……人家不是什么公共服务机构啊，人家该你的欠你的？你他么是人么？会选择么？不满意就滚，少他么废话。换了我，我才没罗永浩那种欣赏变态的情趣，早把他们一顿拳打脚踢逐出了——也许傻逼就此自己建个什么平台自得其乐，要的就是这个。
毛病出在一厢情愿地以为开博就是为让人看——你可以秉持这样的博客观，可不能推己及人。许多人不爱让阿狗阿猫看，这不是下半身那些傻逼能理解的。
毛病出在一厢情愿地期待众志成城干大事业的那种粘乎劲儿。傻逼跟傻逼去黏糊吧。要知道还有许多人烦这个。
老实说牛博要是不分上下半身，我就没兴趣去瞧了。绝对是劣币淘汰良币。我并不认为上半身都是好的。可分一分看起来方便。这样好，是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不过更好的是，取消下半身，不请的别来，爱上哪儿上哪儿玩儿去。

答复萧瀚老师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aoluo/archives/313992.aspx


晚上回家，有朋友在msn上提醒我看看一篇题为“抗议牛博网的特权等级制” 的文章，我打开文章扫了几眼，就答复他说，“有什么看的？这不又是一傻逼吗？” 朋友说，“嗯，这个萧瀚，倒不是傻逼吧，至少写这篇文章之前不是... ... 唉，要不你google一下这个人？” 于是我就google了一下，然后决定严肃地给这位过去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令人尊敬的萧瀚老师做个正式答复。

下面的黑字是萧瀚老师的原文，红色字部分是我的答复。


抗议牛博网的特权等级制

萧瀚

来了几天，我才明白过来牛博网所谓的“上半身”与“下半身”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等级的意思。

“上半身”是名流发表文章的地方，“下半身”是草根发表文章之地。我还没见过一个网站的博客是这么个搞法的。任何一个网站要推出一些能给自己带来影响力的作者和作品，在首页显要位置作推荐，这都很正常。不少网站也在首页罗列名博列表，这也都很正常。

但是，我还真没见过哪个网站列了名人名博之后，这些名人名博不管文章写得好差，都可以一劳永逸地列于首页的显要位置——就是所谓“上半身”；而非名人名博的文章不管写得好差，一律永远只能留在所谓“下半身”。

牛博网本来是一个只给邀请来的作者开博客的地方，我们本来想做的是一个媒体（直到现在也仍然是），而不是BSP。但因为我们几乎是中国唯一一个不主动删帖的博客类网站，所以很多读者希望我们也能开通博客空间供他们使用，于是我们在技术条件成熟后，也开通了自行注册的博客空间。开通博客空间后，很多用户又表 示，希望他们的文章也能在首页上露个脸，要不然实在是没人看，“寂寞得紧”。于是我们又在首页的下方开设了自行注册的博客文章的全部更新列表。

说到这里，我想提醒一下，虽然其他网站如何搞跟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既然萧老师反复用“没见过”、“还真没见过”来表示对我们区别对待“草根”的惊讶， 那我也就提醒大家一下，我也是“还真没见过”哪个博客网站会对自行注册的“草根”博客像我们这么友好体贴的：你在哪里见过一个博客网站会让自行注册的“草根博客”的文章全都有机会上一次首页的？在绝大多数的博客网站，除非极偶然地被编辑发现并推荐，要不然“草根”博客里的文章是永远都没有机会上首页的。也就是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只能待在无人关注的暗处的。放到了光天化日的“下半身”算歧视的话，那放到暗无天日的腋窝里、臭袜子里，裤裆子里算不算歧视？按照上下半身就是歧视的诡异逻辑，里外难道不是更严重的歧视吗？

很快我们又发现，跟那些自重身份的邀请作者不同，这些自行注册的作者里，有很多渴望出丑的大傻逼会大量地反复重贴自己发过的文章来占据首页更新列表（这种流氓行为跟那些因为不知道首页列表生成的方式因而无意“刷屏”的很容易区分），以吸引更多的点击。考虑到这对那些正常发帖的作者们不公平，我们又改进了“下半身”更新文章列表的规则：你一口气发多篇文章的话，只有最新的一篇会在首页显示出来。稍后不久，又有一些用户反映他们讨厌首页的喧嚣，希望自己写的文章能静静地待在角落里供二三好友分享，于是我们又提供了用户自行设置是否上首页更新列表的功能......

即使是很谦虚地说，我也认为我们是对“草根”博客考虑得最体贴的博客网站了。当然，因为人手、时间和资金都不够，我们的技术故障解决得不够及时（有些甚至长期解决不了）。因为唯一的一个编辑脾气不好，所以有时候他硬着头皮做客服工作的时候嘴脸也比较难看，这些也是事实。

萧老师所谓的“名流”，固然有些本来就是名流，但是也有很多是我们通过朋友或读者推荐在其他地方发现，或是通过在“下半身”博客沙里淘金发掘出来，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在我们发现他们的时候，每篇文章的点击数都不过十次八次，是“草根”到不能再“草根”的博客。

我们邀请一个作者上“上半身”之前，通常会看他的博客里原有的至少几十篇文章，根据整体的水平来决定是否邀请。但这也避免不了该作者来了之后由于种种原因， 一直没功夫写像样的长文章，或是改了风格开始狂写自己不擅长但是喜欢写的文章，或是突然没了兴致从此基本上不再更新等等。所以那些上了“上半身”的博客，我们也经常会为了首页文章的质量，从上面拿掉。当然，我们也知道更理想的方式是，首页文章列表全部都是由编辑选择完成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足够的人手，这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老读者们都知道。

此外，过去能保证定期做编辑推荐列表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推荐“下半身”博客的文章（甚至还经常推荐外部博客网站上的文章）。所以，“一劳永逸”也罢，“一律永远”也罢，都只是萧老师的幻觉。

好了，弄了半天，我一直尊敬的牛博网，原来跟斧头帮一个德行。跟斧头帮在延安时候一样，翻墙才两米远，你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搞你们的特权，如果我加入你们就是为了跟你们一起分享特权的话，那我也是个斧头帮坯子。

“好了，弄了半天”，一直受人尊敬的萧瀚老师，原来是这么一副没弄清事实就乱扣斧头帮帽子的德行。萧老师现在可以发帖道歉了。

顺便说一下，即便我们真的搞了什么特权，也不是什么“翻墙才两米远，你们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我们在墙内的时候也是这个德行。这是萧老师弄错的又一个基本事实。

某些人看到这样的抗议，可能会认为我是因为自己没享受到特权闹情绪，我虽然心胸不像某些人标榜的那么宽大，但还不至于这么小气。

嘴上扯着自由主义，脚底下干的却是特权主义。牛博网“上半身”虽然群英荟萃，但实际上你们跟斧头帮一路货色——就像延安窑洞里的那些党国元凶，安然享受特权 不说话。在此，我尤要批评一直非常尊敬的xxx先生们（鉴于我不清楚你们的博客是不是镜像博客，因此原先的点名批评撤回，并对于我可能的错误批评向你们致歉。）……，你们为何在此问题上也保持沉默？

很多作者其实很讨厌被放到“上半身”被人关注的（有好几个作者甚至为此离开了牛博，包括最早为此离开的东东枪老师），他们更喜欢较少地被关注（或者说更喜欢被自己喜欢的人关注而不是一帮自以为是的傻逼牛博读者），是我为了首页有更好的内容恳求他们放到“上半身”的。固然也有很多作者喜欢待在“上半身”，但萧老师以自己个人的喜恶，不加区分地假定待在“上半身”的人就是在“安然享受特权”，也再一次暴露了萧老师是一个考虑问题、写文章都不够严谨的货色。

我更要批评牛博网“下半身”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老朋友们（鉴于我不清楚你们的博客是不是镜像博客，因此原先的点名批评撤回，并对于我可能的错误批评向你们致歉。），以及其他我不认识的朋友们，你们都比我开博早得多，你们为什么也没有抗议？

当然上述批评不针对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如果上述批评错了，敬请谅解。如果大家认为，维护这样一个能让大家畅所欲言的地方不容易，容忍“上半身”、“下半身”的等级制，大家都能理解，那我要说，错了，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姑息养奸。

有人说这是罗永浩先生自己掏钱办的网站，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是纯粹的会员制、同仁制，这样的说法是成立的，但是现在是会员制和自由注册制并存状态，那 么它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既然是公共平台，就要遵循公共领域的基本准则——对所有文字一视同仁，它们受关注的状态应该自由竞争产生，而不是搞这种身份特权 制。可以视影响力推荐作者，视文字的重要性推荐文章，但不能推荐了某些作者，无论他们什么文章就永远被放在享受特权的位置。

再者，所谓罗永浩先生个人掏钱办的网站，每一个在这里开博的人也不是就白花他的钱，每篇文章边上的广告是什么？在这里发文开博的人给他个人也好他的事业也好 带来的隐性广告效应难道都是毫无价值的？否则，我们如何理解新浪、搜狐等大型网站最初也是创办人掏钱办网，让大家免费发言，难道他们都是慈善家，而不是资本家？如此简单的基本网络营销模式，难道还需要我喋喋不休地来辩论？即使罗先生最初没有营利动机，只是要办一个纯粹的让人说话之地，那也与到此开博的博友 无关——进入公共领域，就要按照公共领域的规则做事，这天经地义。更何况，每篇博文左侧的广告，已经说明我上述关于牛博网无盈利动机的假定至少在目前状态 下已被改变。

提供公共平台和借助公共平台进行公共表达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必须遵循基本的平等精神，对所有使用此平台的人提供基本的平等机会；后者可以完全设为私域，一旦完全开放或者部分开放到公共领域，那么其与公共领域相交的部分也必须遵循公共领域的基本规范。

这些都是基本常识，不少人拿所谓的自由主义跟我争论，我要说这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常识。

连党媒都不至于出现这样明目张胆的特权等级制，而一个号称倡导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精神的地方，却搞得比哪里都等级分明，我为你们感到羞耻。

在牛博网废除特权制之前，我将停止更新博客，以示抗议，文章发不出来又不会死——即使这种抗议在某些人看来一文不值，但我有义务公开我的态度。

如果我们追求的自由不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见之行动，在我看来就是假的。

2009年8月12日於追遠堂
2009年8月13日修订

在全世界的博客网站都不会在首页提供能显示全部“草根”博客文章列表的情况下，我们努力设法让所有愿意被更多人读到的“草根”博客有机会在首页上占据一席之地，换来的却是“我还没见过一个网站的博客是这么个搞法的”，甚至是“连党媒都不至于出现这样明目张胆的特权等级制”。呵呵，要不是内心强大，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早他妈去做新新浪去了。

从今天开始，觉得自己被放在了下半身就是被歧视了的博客，我们会像所有其他的博客网站一样，把你们全都塞到腋窝、臭袜子和裤裆子里。

最后，我想对那些跟在萧老师的文章后面起哄架秧子的大傻逼们说的是，你们看看，不管是否基于正确的理由，萧老师对我们不满的时候，至少会决定不再使用这里的博客空间服务了，也就是说，萧老师傻是傻，但志气还是有的。而你们这些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继续使用这里的博客空间的，那就是传说中的贱逼了。

那些想继续骂我，但还想继续在这里写博客的贱逼们不用担心，无论你怎么骂我，我都不会删除你的帖子，更不会删除你的博客。我在我掏钱办的网站上不删除你骂我的帖子，不是因为我相信自由民主（虽然我确实相信自由民主），而是因为在这点上我喜欢假装有度量。

2008年8月14日於自家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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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棋迷 [206.230.48.*] @ 2009-8-14 7:12:19
而你们这些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继续使用这里的博客空间的，那就是传说中的贱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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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太傻逼了，在国内的自由战士们，骂共产党是有的，可我看也少有不享受共产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不信你们丫被流氓打了不去找警察叔叔，不信要事老鼠让人强奸了（虽然我知道少有这么不开眼的）你丫忍着不去报案。

可这等于自由战士们是践逼么? 别和我扯淡什么公共服务属于人民属于纳税人不属于党之类的裹脚布, 中国的事实就是这样, 什么都是共产党的, 共产党说了算, 这是事实判断, 同样公共服务是共产党提供管理的也是事实, 至于是不是应该这样那是另一回事.

照这么说, 只要是在这个国家出生长大的人就或多或少利用了党的好处沾了党的光,比如我北京人, 光北京户口一项就不知道沾了多少光? 照这么说, 咱人人都吃人家嘴短还不许骂骂党啦? 谁骂谁践逼?

别人骂骂你, 你装看不见不就得了, 至于这么脆弱, 非要拿"践逼"当预防针想堵别人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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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回复 @ 2009-8-14 15:18:11

1. 公共服务属于人民属于纳税人，这是事实，不是裹脚布。基本上从你这句傻逼话就知道谁“太傻逼了”。

2. 在我看来，这个国家长大的人不是或多或少沾了党的光，占了党的好处，而是或多或少被党剥夺了合法的权益。单从这一个认识上的分歧就可以看出我们不具有交流的基础。

3. 我们跟党争取，是因为那些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正当权益。这些傻逼跟我争取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且在我态度如此恶劣的时候还不滚蛋，就是纯粹的贱逼。

4. 我是很脆弱啊，我为什么要在这种问题上不脆弱呢？告诉你吧，我已经脆弱地把你的id从我的这个博客里屏蔽了，跟你这种大傻逼我没什么可说的，以后你想说什么就滚回你自己的博客里去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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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几个提到民粹，提得很到位。

不过最后有个人希望他们和解，莫名其妙。什么叫和解？要他们怎么和解？互相道歉？然后就是所谓没有根本分歧的人终于站到一块儿去了？然后众人皆大欢喜？这不就是贵国常说的和谐么？

怎么就是去不了那黏糊劲儿呢？一个个跟鼻涕虫似的，恶心不恶心？

桥归桥路归路，话不投机时立交就是比平交好。萧老师最后一帖发完就走了，再不来往了，这样不就是和解了么。

等级和民粹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ay/archives/314068.aspx

安衍 说:
老罗发飚了哈哈
小撮 说:
回击萧瀚了吧
安衍 说:
嗯
小撮 说:
萧瀚有点民粹
安衍 说:
是啊
记得上次我们说过的沈睿吧？
她看了老罗的回复，也走了
嘿嘿，亏我昨天还长篇大论回复她了
这些人心理多少有些不平衡
象老罗说的，我就喜欢装大度。
但实在不好装，哈哈哈
其实谁的大度不是装出来的，就是个修炼过程。。
小撮 说:
有意思。DP是受不了牛博的民粹
而有些人还嫌民粹的不够
安衍 说:
这就像钟摆
刚刚放开的时候，很多人还概念不清
很多人是尝到甜头
小撮 说:
萧瀚如果来出走社，估计也会抨击出走社的等级制度吧
安衍 说:
这些人太过敏了，被TG搞得草木皆兵
根本就是概念不清
zodiac 说:
刚才看了萧瀚在牛博上的那篇
很是没劲
安衍 说:
我一朋友节选了一段发给我，我第一反应就跟老罗一样
根本没问是谁写的
zodiac 说:
关键是这个破事儿还写那么多，初来乍到的很多事实都没搞清楚
安衍 说:
搞清楚了也有不同意见
他现在还是不服，有他最新的评论回复。不过是跟上回一样面子拉不下死扛，还是他本来的观点，没有被说服，这就不一定了吧，我也不十分肯定
鬼道 说:
我觉的这不一定是面子问题，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安衍 说:
可能
小撮 说:
他的推理前提有问题
先假定老罗建牛博的目的是做自由民主的启蒙
另外，萧的自由民主理念也更偏民粹主义
首先 老罗建牛博不是为了进行自由民主的启蒙
其次 即使是做自由民主启蒙 也有多种模式
zodiac 说:
我印象中老罗从来没因为一点儿破事儿死撑面子过。要说牛逼程度和影响力，老罗都未必比艾未未差。
安衍 说:
这个难说，老鼠和杨恒均那事儿就不咋滴
小撮 说:
即使要做自由民主启蒙，也可以有多种方式
安衍 说:
对，启蒙也包括让大家搞清楚民主和民粹的区别
小撮 说:
一种是讲课的方式
一种是做游戏的方式
如果是讲课的方式，那肯定要分出老师和学生的角色
权利和义务就不会完全平等
zodiac 说:
尤其是我不喜欢萧瀚那篇文章的语气，还什么一直在下半身的朋友们，我要批评你们。。。有点儿过于自以为是了
安衍 说:
萧瀚很适应老师的角色呵呵
小撮 说:
讲台是老师的
出走社这种方式是做游戏的方式
不讲理论
而是模拟环境、让大家一起来尝试来体验
萧瀚在课堂上宣讲自由民主理念的时候
可以允许学生逃课
但如果学生都跑上讲台
他恐怕也不干吧
讲台是不是也是一种形式的上半身呢
安衍 说:
讲台是不是也是一种等级，哈哈
小撮 说:
老罗从来没有承诺过要在牛博进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实践和实验
这是关键
安衍 说:
又用自己的理想挟持人家
小撮 说:
这与斧头帮是有根本区别的
斧头帮是用自由民主的许诺骗大家支持他的
参看历史的先声
安衍 说:
我对牛博的筛选机制没有异议，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些优秀的人被老罗P颠P颠请到“上半身”，这不关乎光荣、荣誉什么的，只是站方选择的筛选机制，每一个筛选机制必然都有成本，让这些优秀的人暂居下半身不受人关注其实就是损失了站方的机会成本。
但成本的比较、机制的选择是站方的事情，站方当然比我们更关注牛博的发展、影响力甚至经济利益。
鬼道 说:
我不认为罗如果把萧放到上半身，萧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小撮 说:
我觉得不必阴谋论地解释萧瀚
是萧的民粹主义在做怪
安衍 说:
牛博里不少人持这种观点，也是对萧瀚不了解
鬼道 说:
就象我们有时候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获益，但是并不影响我们批判不合理的制度
小撮 说:
他对牛博的批评倒不见得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安衍 说:
他认为是不合理的
这个我倒是愿意相信
小撮 说:
对等级的本能反感
就象他支持学生逃课一样
安衍 说:
但我觉得民主包含着一些妥协
就包括对以下这一点的谅解
■ 我觉得我的文章比你们邀请的大多数作者牛逼多了，你们为什么不把我的博客放到上面去？
■ 坦率地讲，我们确实看不过来，牛博的整个编辑部只有一个编辑，所以我们也常常为了牛人很可能被埋没了的事实感到惶恐。
在操作层面、在效率方面，作一些让步
否则就是民粹了
小撮 说:
他一直讨厌权威、等级什么的
从学理上讲，民主制度与等级制度不构成对立
一个民主社会也会有等级
没有等级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军衔学衔啥的 不都是等级吗
zodiac 说:
小撮一再强调萧瀚信奉民粹，可我对民粹的理想难以理解，至少逻辑上得能让人理解吧？
那是个什么样的理念（或者理想）呢？
安衍 说:
大部分人都拜斥，尤其是年青人
这不是很正常吗
小撮 说:
人人平等的社会啊
安衍 说:
为什么年轻人叛逆？
小撮 说:
年青人大多怀着这样的理想
安衍 说:
乌托邦啊
zodiac 说:
那就是没有专家，没有教授的社会？
没有上下级关系？
安衍 说:
用民选的，呵呵
所以说“民粹”了
小撮 说:
毛也是讨厌等级
把军衔都废除了
毛恨不得把所有的官僚都削平了
安衍 说:
专家、教授都去讨好民众
zodiac 说:
没有这些，一个社会如何做决策啊？
安衍 说:
大家一起决策呀
zodiac 说:
如何运转啊？能玩得转吗？
安衍 说:
毛就试过
文革啊
推翻官僚
打倒权威
小撮 说:
就剩下他一个伟大导师和亿万站起来的人民
当然，他要比人民站得更高
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人民站在广场上
把精英们全踩在脚下踏上一万只脚
安衍 说:
然后他死了
乌托邦就实现了
zodiac 说:
不管专家教授都干什么，至少得分得出哪些是专家哪些不是吧？
你只要分了，不就等于承认等级权威的存在嘛
鬼道 说:
倡导机会平等也没啥错
至少要有这样的提倡
做起来虽然不太可能
安衍 说:
对
当然了
但要搞清楚定义
但至少要搞清楚追求的平等是个什么
尽量制衡，永恒追求
要完全做到当然是不可能
小撮 说:
分等级是必要的
但等级之间应该是可流动的
开放社会的含义就是等级之间是开放的
zodiac 说:
牛博的上下半身不也是相互流动嘛
安衍 说:
大概是流动不畅
所以作些技术性的讨论是必须的
原则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小撮 说:
我们可以说牛博上下半身的流动机制而不规范
还不合理
但上下半身的设置没有什么问题
安衍 说:
这个我相信老罗也着急
这关乎他的网站质量和机会成本
出发点跟那些一肚子酸水的下半身写手不一样
但问题总有些客观条件限制，而且也需要集思广议，不见得老罗都想得很透彻
民粹的逻辑难以理解？
单单是出于对集权的恐惧一条，就足以理解了啊
钟摆摆向高高的另一头
好比极左和极右
小撮 说: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对威权主义的解毒剂还是有意义的
民粹主要是一种空想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中，这些都是民粹主义信奉的公理
他们把这些视作不证自明的
安衍 说:
自视为“人民、群众、老百姓、大多数”的人也爱听
小撮 说:
“人民”的天然神圣
先把人民捧上天
然后挟人民以令天下
这是僭主的典型套路
安衍 说:
这些夹杂着一点民粹倾向的人，我相信倒还没有僭主的阴谋呵呵
后来就顺其自然了吧
没有必要太恶意揣摩其实
zodiac 说:
民粹的理想蓝图到底啥样？比共产主义的理想都难实现吧？
安衍 说:
蓝图就是君子国吧
小撮 说:
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态
安衍 说:
人的思想高度觉悟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同决策
zodiac 说:
我相信可以消除等级，但是消除优劣之分和判断优劣的标准，是不是有点儿难啊？
安衍 说:
所以是反智的
小撮 说:
等级并不天然是一个贬义词
等级是存在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
我们要反对的是不合理的等级设置
不合理的表现 是等级封闭
不可流动
还有就是等级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权利大，义务少
合理的等级划分 应该是责权对等
并且等级之间要流动
zodiac 说:
除非有一天在技术上彻底消除人类中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包括生理上的能力上的环境上的
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安衍 说:
否则民粹终究要沦为被少数人利用的工具
小撮 说:
那不可能的，那是违反自然的
也很没意思
zodiac 说:
所以民粹是空谈
安衍 说:
呵呵，问题是，有民粹倾向的人通常不认为自己是民粹
机会平等跟绝对平等，不是很好厘清
在现实当中通常是这个争论。原则性的东西，至少到了萧瀚这个级别，不会不明白。
有一些差异，他认为就是关于机会平等的，而另一些人不这么认为
问题的关键都在于理论上的是非，要贯彻到现实的细节中去
小撮 说:
是啊，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技术问题
安衍 说:
所以象刘瑜“民主的细节”这种文章，比理论探讨更显得迫切
小撮 说:
象我们出走社关注的就是技术问题
安衍 说:
呵呵，可是你看，牛博关于这个的讨论，多少人觉得是小事啊
他们说，堕落啦，没意思啦，讨论这种小问题
无聊啊
一副超然的模样
小撮 说:
萧瀚把这个话题提出来，挺好的
安衍 说:
我也觉得挺好的
小撮 说:
虽然他的观点错误
安衍 说:
就应该这么针锋相对来一下，条分缕析
小撮 说:
萧瀚的离开还是让我感到遗憾
安衍 说:
当然了
小撮 说:
刚看了他的告别宣言
安衍 说:
醉钢琴离开我都无比遗憾
好在好歹有镜像
小撮 说:
罗永浩表达方式还是糙了一点
情绪太多
安衍 说:
他自己都说了哈哈
唯一的一个编辑又脾气太差
勉强做点客服工作总没好气
这厮。。。
小撮 说:
完全可以客气一点，把道理说明白就行了
安衍 说:
这个是比较任性啊
上次俺就自言自语批评了呵呵
我要跟他熟我就去教训丫
不熟就算了，我还没那么大责任感
小撮 说:
我有时候说话太糙
事后就很后悔
但也没象老罗那么糙
zodiac 说:
愤青的秉性，都有点儿情绪化
小撮 说:
毕竟大家没有原则性的冲突
还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安衍 说:
要做到理性又有激情，谈何容易嘛呵呵
zodiac 说:
我已经能感觉出老罗这次还是挺客气的了
小撮 说:
是的。
zodiac 说:
大家不过是觉得对方是萧瀚，还应该再客气一些罢了
小撮 说:
是啊，我是希望萧瀚能跟老罗达成凉解
安衍 说:
我还希望他跟方舟子达成谅解呢
zodiac 说:
我很乐观，他们早晚都能达成谅解
安衍 说:
算了吧
小撮 说:
其实他对方舟子是最客气的
zodiac 说:
人不能蠢一辈子
安衍 说:
怎么不能
zodiac 说:
蠢一时可以
安衍 说:
有的人越来越蠢
小撮 说:
方舟子事件之后他很愧悔
写了篇自省文字
安衍 说:
就是任性了
小撮 说:
反省自己的市恩心态
安衍 说:
如果象小撮那么有宿命感、使命感，呵呵
就会稍稍克制一下任性的快感
谁TM不爱任性了

© 你说呢。

建政60年自损“国家形象”：公安竟枉屈港记“藏毒”

苹果日报报导／北京当局为阻挠传媒採访无所不用其极，香港now新闻台记者昨在成都採访谭作人一案前，被公安以怀疑房间藏有毒品为由，禁锢房内7小时，无法外出採访。now新闻台对事件深表遗憾，向国务院港澳办投诉。香港两个新闻组织也齐声谴责内地当局此举是干预採访自由。

now新闻台驻京记者黄嘉瑜与摄影师8月12日晨6时许准备由酒店出发採访谭作人案之际，数名自称公安人士在房间外拦截，指称接获市民举报，怀疑黄等三间香港记者入住的房间藏有毒品等违禁品，要搜查房间。

根据now新闻台播出的片段，公安除搜查黄及摄影师的行李外，更逐一搜查房间的柜桶，甚至敲打牆身检查。黄称，公安搜查四小时后并无发现，她曾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及道歉，但对方不予理会，公安又要求将摄影师拍摄公安搜查房间的片段删除，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黄在压力下将部份片段交出。公安下午约1时全部撤走。

now宽频电视新闻台台长罗灿对事件表示遗憾，批评内地当局无理阻挠记者採访，「今次屈记者怀疑藏有违禁品，系好严重指控，以前都未试过。」now新闻台已向国务院港澳办投诉，促请尽快澄清事件。港澳办说，now新闻台已向他们反映事件，正进行了解。

同被公安怀疑房间藏有违禁品的本港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由于昨晨已离开酒店，「逃过」一劫，但有传吕被多名人士跟踪。有线电视执行董事赵应春否认，并指吕入住的房间未遭搜查。不过，赵承认基于安全，吕只可远距离採访谭作人案，他亦对今次事件表示遗憾。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谴责内地当局无理阻挠本港记者採访的行为，侵犯採访自由权，记协将去信保安局及中联办要求跟进事件。麦相信，今次打压採访与中共建政60周年的敏感时期，以及四川豆腐渣工程有关。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也谴责事件，又指藏毒指控十分严重，希望北京彻查，还香港记者公道。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指出，由于《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内地当局对本港传媒一直採取较宽鬆态度，多以非法採访或洩露国家机密等藉口阻挠香港记者採访，「今次屈藏有毒品都系首次。」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对事件表示强烈不满，他批评此举破坏国家的国际形象。

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中央政府如临大敌，大力收紧境内外记者的採访限制。有驻内地的新闻从业员不讳言，早前已有官员向他们提出，要避免10月1日前夕撰写有关中国负面事件的报道；昨天有内地公安「屈」本港记者藏有违禁品一事，正好引证收紧採访限制行动已经启动，预料十．一前继续严控採访活动。

消息人士透露，中央早已下令各部门在建政60周年前夕，慎防各种「有害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但据悉中央高层未说明如何防范，只由其下部门自行执行，相信今次「屈」记者藏有违禁品而阻挠採访的招数，就是相关部门向上「交差」的「屎桥」。

虽然有指上月新疆乌鲁木齐的骚乱中，香港记者都可以自由採访；但知情者透露，有关乱事源于维吾尔族人「搞事」，矛头非指向中央，因此中央未有如前年3.14西藏暴乱事件般禁制传媒採访，但肯定十．一前夕，中央会继续收紧採访限制，紧张程度较六四20周年前夕更高，避免任何「丑事」影响歌舞昇平的建政60周年活动。

德国之声：艾未未谈谭作人案和他自己被软禁过程

本周三（8月12日），中国成都地方法院就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进行了一审审理。参与调查5.12汶川地震死难学童身份人数的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特意从北京赶往成都准备为谭作人出庭作证。但是周三凌晨，他遭到强行闯入旅馆房间的公安人员的扣押。据艾未未所述，他遭到警察的殴打并被限制人身自由达11个小时之久。由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无法到庭作证。德国之声记者电话连线了艾未未先生。

德国之声：艾未未先生，据说您在为谭作人出庭作证前遭到公安人员的扣押。现在您在什么地方？

艾未未：他们已经解除了对我的软禁。是在对谭作人的庭审结束之后，他们立刻恢复了我以及同行几个人的自由。但是他们没有给出任何扣押的理由和原因。我被扣押了整整11个小时。

德国之声：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

艾未未：我和左小祖咒昨天晚上（周二）到达了成都。吃过晚饭回到旅店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辆便衣的车停在旅店门口，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回到房间之后因为旅途的疲劳我们就休息了。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嘈杂声、吆喝声和脚步声掺杂在一起。还有人砸门，非常恐怖。有人在我们的门外吆喝"警察"。我在屋里问："你们怎么证明是警察？为什么深更半夜用这种方式砸门？"这时候有人一脚把门踢开了。进来的人打了我，虽然不是很重，但是我的脸还是肿了。

后来我发现跟他们争论没有任何意义。比如说，你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打人"，他们说"我哪打你了，我没有打你，谁见我打你了？"他们已经完全是街道式的流氓。你无法想信一个国家穿着制服的执法者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问一个警察："你们怎么能这样打人？！"那个警察回答说："我打你，我打死你都可以！"所以说，可以看得出他们身为执法者对法律的态度。

德国之声：当时进入房间的警察有几个人？

艾未未：当时闯入我的房间的有4、5个人。警察已经进入每个人的房间，把所有人都拉到走廊里站着。其他人也有被打的。后来警察带走了4个人，加上后来被带走的两个，总共有6个人被抓。

德国之声：这6个人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艾未未：不知道，你问警察，他们也不说。

德国之声：今天早上凌晨3点开始，您被警方扣押了11个小时，这么长时间您被允许做什么？

艾未未：一直到下午2点20分，我们一直被扣押在旅店里。这样就非常有效地阻止我们接近举行庭审的法院。这样我们也没有机会和其他表示抗议的人进行交流。因为有大量的朋友和遇难学生家长也前来支持谭作人。在旅店里我们不能出去，他们（警察）坐在走廊里。我可以用手机向外发送短消息。我用这种形式把消息发给那些关注这件事的人们。

德国之声：谭作人的代理律师浦志强在庭审前已经知道您不能出庭作证了？

艾未未：他并不完全知道。法院在最后一秒告诉他，没有办法通知到我们，因为无法打通我们的电话。这完全是一派谎言。我的每个电话都是能打通的。而且作为法院通知不到证人是因为打不通电话，这也是非常滑稽的。这样造成浦志强在整个辩护过程中最重要的几个证人都没有到场。

德国之声：谭作人关注调查汶川地震中死难学童人数和身份，并撰写了有关"六四"的文章。理论上来说，调查汶川地震中死难学童人数和身份不足以给谭作人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即便您出庭作证，应该对法庭最终的判决也不会起决定性作用。为什么您还是会遭到阻拦？

艾未未：据说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但是在控诉书上没有呈现出来。这个原因是一个大型的高度污染的项目，将在成都上游100公里处建造。这个项目事关很多人的利益。谭作人是对这个项目的反对者。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理由。六四只是个借口。

德国之声：现在一审已经结束，您会在今后的庭审中继续作为证人出庭吗？

艾未未：我会一直愿意作为证人出庭，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从一审的风格可以看出来，四川的公检法是一心要把这个案子做死的。没有任何诚意希望这个案件得到公正合理的交代。

德国之声：您现在还会做些什么？

艾未未：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学生调查工作，使建筑质量调查成为更清楚的事实。这从根本上讲是对谭先生的支持。

作者：洪沙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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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谭作人律师浦志强接受本台专访：这是一场政治审判

发表日期 12/08/2009 更新日期 12/08/2009 14:35 TU

谭作人的律师浦志强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场政治审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从庭审表现来说，控方所有与案件没有关系的证据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辩护方所有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证据都完全不被接受。这种情况是十分少见的。还有，事实上，谭作人有关六四方面的工作和言论比作为律师的我个人所作的要少得多。而在公民调查方面，无论是人力和财力上的投入，谭作人比艾未未都多不了多少。而且自从谭作人被捕之后，艾未未手中调查成果非常可观，他现在已经有五千多人的名单，他每天都定期公布。所以，实际上，在谭作人案件中，律师和证人可能比被告人的罪行要深重。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吊诡和滑稽的案件“。

他说，“我认为这是成都本地的官员为了掩盖四川大地震死难人数这样一个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不当选址而将谭作人拘押治罪。因为谭作人一直从事对上述两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实上是得罪了四川当地的官员。

用六四的罪名来指控，事实上只是一个接口。如果这样的罪名成立的话，这实际上是很荒诞的。因为谭作人只是受到了王丹的一个电子邮件，他并没有向他人散发。他本人给王丹的回件王丹好像并没有收到。如果在网络时代因为收到一个电子邮件都可以被定罪，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危险之中。至于接受国外敌对媒体采访的指控，没有任何明确规定哪些媒体是境外敌对媒体，没有任何人明确王丹是境外的敌对势力的代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与人交往。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件。这是中国法制的悲哀，这是一个令人羞耻的案例抵达”。

曾调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中国维权人士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三在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审，其辩护律师要求前学运领袖王丹回国作证。多维新闻引述香港《明报》报道说：谭作人因对北京处理「六四」手法不满、与王丹联络而被起诉。

开庭前，一些川震死难学生家长、维权人士等准备到法庭外声援。消息披露：谭作人一案应于周三上午9点半开审。但至周二晚，法院仍未贴出有关通告。

现年55岁的谭作人曾任《文化人》杂志主编，2008年多次向政府上书要求迁移成都彭州千万吨级的大型石化项目，川震后发起死难学生人数调查，指死难或失踪学生共5781人，其中53%死于「豆腐渣工程」校舍。今年3月28日，他在成都被刑拘，4月30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6月29日移送检察院起诉。

另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报道，从北京飞抵成都声援谭作人的艺术家艾未未，周三清晨三点钟被数名警察进入酒店房间打伤，而香港的NOW宽频电视的记者也被禁止到法院采访，记者们一直被困在酒店之内。电视台发表声明，对记者采访受阻表示遗憾，并要求当局尽早让记者进行正常采访。

声援者遭到警方干扰的相关消息，据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的报道说：今天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维权人士谭作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四川官方如临大敌，警方与希望出庭作证的艺术家艾未未等人发生冲突。警方还扣留了前往成都采访的两名香港记者。

艺术家艾未未此前曾主持了对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民间调查，为了支持谭作人，他昨天晚上五点多前往四川成都，他想他想以证人身份为谭作人出庭作证，如不允许就去旁听案件。“同时告诉公众关于五一二学生调查和豆腐渣工程的事实。”

艾未未说，晚上十二时，他发现有不明身份者在监视，艾未未质问了这些人，还打了110报警。12日凌晨三时许，突然来了二三十人。这些人中，有穿警服的警察，但更多的是便衣。艾未未等人分住在不同房间，他们使劲敲门说要例行检查。门被强行砸开后，艾未未要求对方出示证件，他们则说“穿了警服就是警察。”

在争执过程中，有一人突然出手，打中了艾未未的下巴。 随后，警察带走了同行前往的四个人。艾未未则前往医院检查，他对记者表示，现下巴肿胀很严害，上、下牙齿难以合上，还有头晕、头痛等症状。验伤后，他们被控制在酒店里，警方称在十二时后才允许离开，但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记者得知，同样被警方带走的并被控制不得前往成都中院的，还有512地震死难者家属刘艳萍女士，以及成都作家冉云飞等。 冉云飞被住所派出所传唤，一直到12点获得自由。香港媒体有消息说同是谭作人案件证人的艾晓明教授今天也受到软禁。

北京律师刘晓原认为，从法律上来看，这种行为涉嫌非法拘禁。

庭审方面，由于成都中院把绝大多数旁听证分给内部人，只有谭作人的太太获准进入庭审现场。但成都中院还是聚集了三四百名来自各地的声援者。冉云飞告诉记者，“有很多人从外地来，有不少512遇难学生家长从地方上来，更有谭作人的朋友从成都市各处前往。”

有网友在现场以网络TWITTER直播情况，随后则被警方带走。

由于事涉敏感，现场几乎看不到中国大陆的记者，而前往成都采访此次审判的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香港NOW宽频记者黄嘉瑜均受到警察及不明人士跟踪滋扰。

其中香港NOW宽频记者更被当局以怀疑房间有毒品被扣查软禁，成都警方公安自称收到市民举报，说记者房间里有“违禁品”，禁止记者离开。

庭审在12点半左右结束，没有当庭宣判。此后，被控制的艾未未、冉云飞等人陆续获得自由。

尽论中国：私人武装掘起，当局讳疾忌医

苹果日报李平／重庆市三名亿万富豪因涉及黑帮活动被拘捕，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市公安局前副局长文强也因涉嫌充当黑帮的保护伞而被扣查，一场扫黑风暴不只再度引爆内地富豪横跨黑、白两道的问题，更引爆内地富豪招兵买马、组建私人武装的问题。

可以合法持有枪枝弹药

被捕的重庆富豪中，渝强公司董事长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是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形容，这些黑帮已有了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网民在支持铁腕治黑的同时，也质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位，为甚麽变成官员给富商的酬庸？这种官商勾结的制度不予废除，岂能有效阻止黑帮富商漂白、染红？

其实，内地一些亿万富豪不只以黑帮的手法争夺地盘、行业利益，旗下的保安队堪比黑帮，更有富豪私自招兵买马，以治安联防队、民兵等形式，组建、操控私人武装。他们与黑帮的最大区别，在于可以合法持有枪枝弹药。在官商勾结背景下，亿万富豪以其财力、势力，要买到武器不难，加上每年有上千万民工走投无路，令富豪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据称，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地的私人武装不少于100万人马。

民兵沦为富豪私人军队

一向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面对私人武装的掘起，本应寝食不安、急谋对策，但由于死要面子，要维护大局受控、社会和谐的表象，因而讳疾忌医，只承认有富豪涉黑帮活动，不承认有富豪豢养私人武装，以至中共武装力量建制中的民兵，目前已在一些地方沦为富豪的私人军队，听命于提供装备、训练费用、薪酬的富豪。

更令人怀疑的是，中央军委早前发出公开文件，勒令高级、中级军官加强整风，显示军官贪腐问题严重，他们能否经得起富商的利诱呢？近年一些军人卷入地方的衝突，成为政府和富商徵地、拆迁的帮凶，是否意味着军商勾结问题恶化，甚至军队暗中易帜？

邢悦：从文化视角解读美国的人权外交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邢悦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目前，在世界大国中，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其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对本民族的认同的基础上。而美国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把13个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组成的、相对独立的英属殖民地“合众为一”而形成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为何认为他们是美国人呢？因为他们都信奉自由、平等、民主、自治等原则，很多州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所以美国自视为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idea-state），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不是靠种族、宗教、语言、出生地来确定的，而是靠他的理念（idea）来确定的。具有了美国理念的人就是美国人。如John O’Sullivan认为“美国人是通过对一整套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特别是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来界定的”。

为什么选择文化角度解析美国人权外交

由于美国独特的建国经历，体现着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在其国家认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人就是靠美国信念而凝聚在一起而成为国家的。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形成和延续的意义远不如美国那么重要。比如，中国人即便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价值观，还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黄皮肤、生长在这块土地，都讲汉语、都有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而美国人如果没有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土崩瓦解。所以美国是一个高度强调文化价值观并具有较强烈且一致的文化价值观的民族。美国人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无论他们对具体政策意见多么不一致，他们都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它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同时，美国民主政治和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比其它国家更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在美国，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民众在对外政策中所持有的信念和倾向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环节。如，美国的对外决策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分享，国会在诸如宣战、战争拨款、对外援助等事务上有相当大的权力。由于国会议员都是民选产生，对选民的意见非常敏感，所以一般倾向于迎合民众的意见。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现实主义路线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评价都很低，如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资深学者对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也有同样的见解，如资中筠先生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的狂热精神”，不理解美国文化，就很难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离开美国的文化背景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就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人权外交手段还是目的？

中国民众普遍认为，“人权”是美国为实现现实利益的手段。如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国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是为石油而战，至少石油利益是美国对伊战争的主要原因，而美国人宣称的民主、人权、反独裁专制只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幌子。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一本学术期刊上刊登的一篇论述美国人权外交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权外交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府利用人权问题，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自己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服务的实质。它们对于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损害他国利益的情形视而不见，对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的灾难熟视无睹，这是一种建立在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和尊严基础之上的强权政治。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真正用意，并不是他们宣称的为了‘关心人权’、‘保护人权”’，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美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美国向来以世界最自由的国度、最尊重人权的国家自居。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什么美国在国内真心实意地搞民主、人权，在国际社会就一定是借民主、人权实行霸权呢？如果推进民主、保护人权这些道义上的追求只是美国发动战争，谋求现实利益的幌子的话，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个幌子来掩盖它的真实目的呢？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争都不需要幌子。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强国奉行“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强国侵略甚至吞并弱小国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德国的威廉二世不就宣称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开辟土地”吗？如果国家需要“幌子”使对外侵略行为变得冠冕堂皇，符合道义的话，可以使用的幌子很多，如日本对东亚国家发动的殖民侵略战争冠之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誉，但世界上除了美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曾使用过“民主”、“人权”这样的幌子。民主、人权真的是美国的幌子吗？美国为什么要以“民主”、“人权”为幌子？

此外，如果说在美国对伊战争这个事件上我们无法排除美国以“人权”名义获取石油利益的话，在有些事件上我们很难找到美国“人权外交”背后的那个险恶用心。如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美国的理由是那里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不可坐视不管。中国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场侵略战争，美国此举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南联盟来遏制俄罗斯，推进北约东扩。但事态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俄罗斯迫使南联盟接受了北约的停战条件，而被中国视为“民族英雄”的南联盟主席米洛舍维奇不仅在战后本国的大选中败北，而且被他的同胞——塞尔维亚警察逮捕后送到国际法庭受审，被判处反人类罪等10多项罪名后死在狱中。捷克参与了北约的这次军事行动，当时的总统哈维尔1999年4月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时说：“科索沃没有可以使某些人感兴趣的油田，任何北约成员国对科索沃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舍维奇也没有威胁任何北约成员国或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尽管如此，北约却在打仗，正在打一场代表人类利益、为了拯救他人命运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能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而不施援手。”

其实，人道主义干预是受到联合国认可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也是经联合国同意的。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战后（1999年9月）这样说：主权绝不是一张容许国家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的通行证，主权意味着责任，而不仅仅是权利。

从科索沃这个事件中，我们很难找到美国人权背后的“真实目的”。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美国介入索马里内战、美国出兵卢旺达等。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权并不总是手段，有些时候人权有可能就是目的。联系到上面谈到的美国的决策机制，政治家可能会以“人权”为名谋求私利，但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所以美国的人权外交必须被民众所接受，而如果政治家能以“人权”为名说服民众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并愿意出钱、出人的话，说明美国民众真诚地相信人权必须得到维护、真诚地希望促进别国的人权，并愿意为此承受损失。所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政治家有可能会把人权当手段，但对民众而言，人权就是目的。

美国有没有可能放弃人权外交？

美国的信念——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人权外交的根源在于美国人的两大信念：美国例外论和美国的“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是指美国是“上帝的选民”，美国与众不同，美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在各方面都优越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早在1630年，当温斯罗普带着那批摆脱了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终于找到实现其宗教信仰的理想之所时，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将看着我们。”

美国学者杰里尔•罗赛蒂称“美国例外”是美国人的一种命定感——“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感以及使世界基督教化和美国化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美国“例外论”意味着“上帝是在美国一边，美国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生活模式。”

“天定命运”是指清教徒作为“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是与他们在世间的拯救人类的特殊使命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上帝与清教徒之间签订的盟约。美国成立后，这种观念对美国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美国革命前夕，托马斯•潘恩就在他的《常识》一书中宣称，“美国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整个人类的事业。我们有能力开创一个新世界。” 由于美国作为“山巅之城”与其他国家的主要区别就在它享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主政体，所以，其他国家得到拯救的方法就是实行与美国一样的民主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言：“新大陆的神秘使命是以现代民主制的诞生而完成。”美国学者拉尔夫•加布里埃尔更是明确地指出：“美国的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正是基督教赋予美国的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使命的世俗表达。”

这两大信念源于北美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的基督新教（清教）文化，后来也被其他殖民地所接受，成为各殖民地共同的历史起源，形成了美国早期国家认同的基础。美国建国后“例外论”和“天定命运”逐渐扩展为整个美国的集体记忆，成为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普遍的信仰。尽管很多当代美国人不会再以清教的选民思想去论证美国的特殊性，但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并因此承担着把美国的民主、人权价值观传到世界各个角度的意识，这些仍然普遍存在于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中。

由此可知，由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促进民主和人权是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着美国能否继续成为今天的美国。如果把民众、人权这些价值观从美国人的认同中抽掉，就如同把汉唐盛世的历史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抽掉一样，美国人看世界的视角和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将会大为不同。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的认同，认同来自于文化和信仰。因此，如果美国的文化和信仰变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改变了，美国人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了。没有了优越感和使命感的美国将与其他国家没有两样。

此外，美国是否在世界推行民主和人权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谈到，美国的安全利益包括人民、领土和生活方式（即美国的价值观）三个方面。世界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国家是对美国价值观的挑战，而且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讲人权的国家，他们会把美国视为众矢之的，首先对美国造成威胁，进而威胁世界。因而只有全世界的国家都民主化了，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乃至世界的安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权”联系着美国的过去和未来，人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理解和美国的安全。如果把它从美国的国家对外政策中抽掉，美国就不再是现在的美国了，美国也就愈发不安全了。美国学者也清楚的认识到这点：“人权注定保留在美国的对外事务日程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美国将永远不会放弃人权外交。”

为什么中国人普遍不相信美国的“人权外交”？

以下说得不怎么样。其实很简单，贵国人不是死到临头，不清楚世上有所谓人权这回事；贵国人的成功就在于能在被践踏的同时尽量多地践踏他人的人权。

在中国，除了少数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以外，大多数民众甚至学者对美国的人权外交不以为然，认为人权外交就是美国政策实现国家现实利益的工具。依笔者管见，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在东亚几千年“天下老大”中心地位使中国人形成唯我独尊的心态，中国人对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自中国近代被迫卷入到世界体系中后，中国从来没有对强国有过好感，也没有与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建立过长期稳固的关系（中苏蜜月是个例外）。相反，当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时，中国倾向于团结比自己还弱的国家一起对抗强国。所以，中国一直采取与强国势不两立的姿态，对来自强国的批评更是有一种天然的反感。由于人权是美国所倡导的，美国还自己标榜是世界人权卫士，并且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角度来看，这与有着“礼不往教”的传统文化和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外交原则的中国相比，差异实在太大了。所以有些中国人认为，如果接受了美国的“人权外交”，无异于向美国屈服，而中国是绝不能向强权屈服的。

第二，中国文化强调以德治国，以德治天下。中国政府一向认为自己站在国际道义的一边，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力量和楷模。当大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与中国的原则和选择不同时，中国政府就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对的，别国要么是错的，要么是假的。由于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原则已经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加以否认，不能说“人权是不存在的”或“维护人权是错的”，所以中国自圆其说的办法就只能说美国维护人权是假的，以此来保持自己在道德上居高临下的地位。

第三，更深刻的原因或许是中国文化中不承认世界上会有利他主义。如中国社会中流行着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意味着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不仅承认人是自私的，而且规定人就应该是自私的。如果一个人不自私，他就是违背了天道，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如果中国人以这种价值观来解释美国的人权外交，必然会认为美国要么是骗人，要么就是疯了。在解读别国的行为意图时，人们倾向于“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如果一个人的信念是“世界上没有人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甘愿自己利益受损”时，他对美国人权外交的解读就只有一种：美国政府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打着“人权”的旗号欺骗民众。与中国的利己主义文化相反，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基督教从伦理学上讲是“利他主义”。基督教的最终目标不是仅使自己得到好处，而是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对中国人而言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所以，文化上的差异是中国普通民众对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解产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邢悦博士是北京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王力雄:新疆问题出路与思考

2009年08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13北京时间 01:13发表

7月5日发生在新疆的骚乱已过去一个月。中国当局陆续逮捕了上千名有关事件的嫌疑人，而新疆骚乱所引发人们对有关民族政策的思考也仍在继续。

中国独立作家、民族问题专家王力雄2007年曾出版探索新疆问题的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王力雄从80年代起曾多次走访新疆，其中一次在新疆收集资料期间还曾被当局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由被捕。然而正是那次的监狱经历，使他结识了维吾尔人朋友，让他得以走进维吾尔人的内心世界。

新疆骚乱后中国政府指责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势力是此次骚乱的幕后策划者，但许多学者和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它的民族政策。

那么，解决新疆问题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新思维？王力雄在接受《中国丛谈》的采访时阐述了他对新疆问题出路的思考。

以下是BBC中文网专访王力雄的文字摘录：

问：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书中，你曾预言新疆问题有取代西藏问题的趋势，成为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你当时预测的根据是什么？

王力雄：这可以从那时新疆问题发展的趋势以及新疆所存在的民族矛盾的很多迹象都可以判断出来。如果比较明智的看待新疆问题的话，很多人都会看得出来 。

问：这次新疆的骚乱，流血冲突，是不是已经证实了你的预测，而且会越来越糟糕呢？

王力雄：对，因为这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被压下去了。这种压下去的矛盾还在积累。一旦遇到合适的时间可能还会再爆发。

问：你曾说过当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冲突就严重了，那么这次的流血冲突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从民族矛盾到种族冲突转变的临界点了呢？

王力雄：是的，我一直是这样看的。最大的危险是这样一个变化的趋势。但是现在我个人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临界点。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应该说几年以前就已经不断地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这次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它就是一个种族之间的冲突，完全是以民族来划线的。

问：这次的新疆骚乱引发了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广泛思考和讨论。当初中国政府出台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力雄：不能说中国政府完全是出于好的愿望，但也不能说它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谋。政府在大的方面比如政治方面对民族实行比较严厉的镇压，而为一种对其政治镇压的平衡，它在其他的一些小的方面给与一些民族的优惠，例如体现在它的一些民族优惠政策上。

但这二者之间构成一种冲突。于是，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受到的压制所产生的不满，就借助于在小的方面对它的优惠去表达出来。 比如说在一些刑事或是民事方面对少数民族往往在分寸上和汉族不一样，对少数民族稍微宽松一点，那么少数民族就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在政治上所受到压制的那种不满在这方面表达出来。

所以就构成了一种好像在法律的实施面前的不平等。反过来这种不平等又造成了汉人的不满。因此这种大处镇压，小处放纵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效果最不好的。

问：如果当初采纳胡耀邦的那种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是否要比王震、王恩茂他们所推行的民族政策要好得多呢？也就是说不会造成像今天这样的结果了呢？

王力雄：胡耀邦的政策在当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西藏在80年代的后期也出现了一些抗议、动乱，但是我认为那是因为在文革期间和以前这些民族受到高度压制，整个时期过去以后，当政策变得宽松之后的一种反弹。

如果当时的那种宽松政策持续推行下去，并且把这种反弹吸收和消化掉的话，那么民族关系会逐步走向比较良性的发展。而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一方面它有这种反弹，另一方面党内存在两种路线的斗争。

一些强硬派会有意的利用甚至操纵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把它作为反对温和派政策的一种口实，因此导致冲突变得比较严重，最后导致胡耀邦整个路线被否定。

我认为那时本来是中国的民族政策走上良性的一个机会，但被失掉了，以至于到今天的地步。

问：这次新疆骚乱之后，中国政府不承认是由民族矛盾造成的，它被定性为由境外的三股势力所策划的。 也就是说它不承认是自己民族政策的失败。鉴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它会对自己的民族政策作出反思或是调整吗？

王力雄：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迹象。因为对作为掌握民族政策的反分裂集团来讲，他们最大的一个忌讳就是被别人指出他们民族政策的失败，他们死活不愿承认这一点。 但是在新疆事件发生的一年之前，发生了西藏事件，一年之内两起事件接连发生，这就已经太明显了。

如果不是民族政策失败，那么为什么会在民族地区出现接二连三、此起彼伏的动荡和事件呢？所以这一定是民族政策出现了问题。我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内部的人也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认识。

问：去年发生的西藏骚乱和这次新疆的骚乱，两者相比有什么不同？ 尤其是新疆的骚乱它更有什么特点呢？

王力雄：新疆的特点是它的暴烈程度要比西藏更强一些。一方面是它的民族性、宗教文化方面的区别。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新疆来讲，它的民族主义动员的深度要比西藏更广泛、更深入，因为它的移民问题要比西藏更要严重很多。

大量的汉人移居新疆，而移居新疆的汉人不象在西藏的汉人那样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和旅游点。移居到新疆的汉人都是深入到农村，和最普通和最基层的老百姓面对面。这样的话很多日常的冲突就遍布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它所带来的矛盾使得民族对立的程度比较深。一旦发作起来就比较广泛和爆烈。

问：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取消民族优惠、打破民族之间的界限，包括取消民族、多元共治等等以解决民族矛盾，你更倾向于什么呢？

王力雄：这必须要有一个综合的和大规模的转变才有可能解决民族问题， 因为现在的民族矛盾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和浅层次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所以，它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也就是说那种小修小补已经不解决问题了。

而大的变化和中国的政治情况和专制体制又不相容，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和整体上的彻底转变才可能做得到。

现在一些人所提出的取消民族自治， 实际上并不可行，因为中国的这种民族自治的体制已经形成了许多利益的格局，要把这些撤销掉，发生一种比较本质的变化所受到的阻力也是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

民族问题从文革之后实际上已经反复多次了，从胡耀邦时代的宽松到后来的加强管制和镇压，它把可能所试的方面其实都试了，可是都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从近期来看也看不到这种乐观的前景。

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需要哪些条件和新思维才能找到解决新疆问题的出路呢？

王力雄：我觉得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因为只有真正的民主和对人权的保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之间出现的冲突。

问：记得你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的书中曾说过，你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国向民主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使民族矛盾激化，那么反过来说是否现在也标志着中国政治转型的开始呢？

王力雄：这个倒不见得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开始。这只是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之下没有镇压住的一次爆发。这个爆发也是非常短暂的，它马上又被这种专制的镇压力量所压下去了。

但这种压下去的办法并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这种矛盾和仇恨会更深的积累下来，等待着爆发的时机。因此最危险的还是等未来中国的政治一旦出现民主转型的这种时刻，国家控制力放松了，专制的手段也不能再使用了，自由的空间又突然打开了。那种原本在专制时间积累的民族仇恨很可能会借用政治宽松化、民主化的当口又爆发出来。

这似乎显得是民主化导致了民族矛盾，实际上这种民族矛盾的根源是在专制时代积累下来的，但是恰恰在那个时候会爆发，而如何避免这种危险实际上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问：中国真的出现这种转型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比前苏联解体以及南斯拉夫内战时候那种民族矛盾的血腥冲突更严重的种族冲突吗？

王力雄：我想至少可能比苏联解体时的冲突更严重，因为苏联解体的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但像南斯拉夫的解体，尤其是波黑战争就很血腥、很残酷了，几乎是伴随着种族清洗和大屠杀。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在未来的新疆发生的。而新疆的人口规模要比波黑大三倍多，地盘就更大。因此，它冲突的规模和血腥的程度都应该是超出波黑的反抗的。

问：那是不是将来新疆的骚乱还可能会继续发生呢？甚至更严重呢，这次的骚乱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是一系列民族、种族骚乱的开始呢？

王力雄：对！我想如果现在的民族政策不进行调整，不能够把民族之间的仇恨消解掉，尤其是需要在民族之间的民间进行交流或对话，消除仇恨和达到理解。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认为现在的这样一种民族关系已经到了随时可能会由很小的火星引发大的冲突，甚至是血腥的重演，规模比现在还大。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问：中国政府为了现政权的稳定，为了维护它的统治，是不是也会做出一些民族政策的调整，使情况不会越来越糟呢？

王力雄：我认为如果稍微有一点责任心和智慧的统治者的话，它应该是走这条路。但是现在在中国主管民族地区和民族政策的是由很多部门组成的一个联合体，我把它称为反分裂集团，而这个反分裂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它自身的利益、它的社会地位、它的权利、它资金的来源都取决于反分裂的形式越严重，它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金钱也越多。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集团，它不会反省自己，说自己的路线是错误的。它总是会把责任归于境外势力的操纵，什么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如何如何等，所以要加大力度，强化镇压，继续强化他们的这种路线。 所以会导致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正是危险所在。

如果是一个明智的统治集团，它就应该去修正自己的路线，但是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结构恰恰是下面的官僚集团往往能够操纵和决定整个统治集团的这种取向，所以究竟会怎么样发展还需要再观察。

相关：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11/wang-lixiong.html

达赖喇嘛接受德国之声专访

中国 | 2009.08.06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日（8月2日）在法兰克福下榻的酒店里接受了德国之声中文部记者代英的专访。现年已74岁高龄的达赖喇嘛很高兴有机会同中国听众进行交流，认真地回答了一些听众就西藏自治提出的问题。达赖喇嘛还谈到了中国民主化趋势对西藏问题的影响、他本人对中国官方西藏立场的看法以及藏人内部对其以自治为终极目标的“中间道路”的不同看法。

德国之声：尊敬的达赖喇嘛，经历了50年的流亡生活以后，您对重新返回西藏还抱有希望吗？

达赖喇嘛：所有的藏人都抱着一种希望。单从西藏角度去看，似乎情况非常艰难，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如果从宏观角度去看，其实我们是有很大希望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专家以及知识分子开始关心西藏、支持西藏。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有希望的。

德国之声：您一再重申，您不追求西藏的独立，也不是像北京政府所说的那样要分裂祖国。您只是希望西藏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治。那您觉得您应当怎样做，才能让中国政府信服这一立场呢？

达赖喇嘛：（笑）其实中国政府知道我没有寻求独立、没有搞分裂，但是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一再讲我是一个分裂主义者（笑）。比如最近在新疆发生的事情，很多抗议者虽然手里拿着中国国旗，但是最终还是被说成是分裂分子。

德国之声：您一再坚持中间路线，但是北京政府对您的批评还是非常强烈。比如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说您是"人面兽心的恶魔，披着宗教外衣的野兽"。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立即说您是一系列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

达赖喇嘛：对我的这种指控或者辱骂，是因为一个人愤怒的时候可能会说出很多奇怪的话，我不会在乎这些。在佛陀时期，佛祖释迦牟尼也曾遭到有些人的诽谤。当时温家宝总理的指控，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听到这个指控后，我当时就发出呼吁，希望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来澄清一下西藏事件是不是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煽动和策划的。我也呼吁说，西藏流亡政府所有文件都是公开的，可以仔细查看这些文件，也可以对我进行调查。从西藏来的逃亡藏人每次见我的时候，我都有些公开讲话。这些讲话都有它的录音，都可以来调查。但是我的呼吁没有结果，没有人来调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一再地呼吁和等待，如果有人来调查的话，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对现实不了解而造成的误会，或者故意的歪曲，对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造成了影响。

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讲，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整个世界对西藏状况其实是非常了解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所做的掩盖和歪曲，其实对中国的形象毫无积极意义。中国一再讲，西方敌对势力在利用西藏问题，这是对西方国家一项很严重的指控。确实我们在西方有很多支持者、同情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利用他们对抗中国，所以这也是对西方很多支持者的指控。

我一再地、自始至终地讲，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应当发展经济，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断呼吁，不应当去孤立中国。

事实上，我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有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使得中国民众难以了解实际状况。这方面我提出过一些批评。媒体的自由和制度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赢得人民信任的基础。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我完全支持"和谐社会"。但是"和谐"只能来自于人民的信任。如果用武力、恐吓的方式，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和谐"的。人类社会中，相互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集权和专制主义在民众间制造相互猜疑，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如果没有相互间的信任，社会的稳定也将很难保障。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来自中国的批评。我们知道，您坚持"中间道路"已经20年了。现在在藏人中间也有一些人对您的"中间道路"提出批评。那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呢？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想法，它最初是在七十年代开始的。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就此做了决定。1951年签订17条协议的时候，实际上最基本的想法也是"中间道路"。在藏人当中，还有支持西藏的西方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同样也有一些观点，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价值太低了，西藏在历史上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争取独立。有这种想法的，在藏人当中、西方人当中，以及支持西藏的很多人当中都有。我们实行民主机制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批评以及不同的想法我们是很欢迎的。

毛泽东曾经讲过，共产党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共产党没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就犹如鱼离开了水一样，就会活不下去。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共产党社会，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而在我们流亡政府和社区，现在正在开始实行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笑）。

西藏需要现代的发展、现代的建设，这是很重要的。很多西藏人也要求发展经济。我们的"中间道路"其实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它不仅仅是为了西藏，同时也是为了各方共同的利益所提出来的。我经常会举欧盟的例子。欧盟很多成员国过去历史上为了自己国家的独立，进行过血腥的战争，历史是很悲惨的。但他们后来为了共同利益组成了一个联盟，这是一个面对现实的选择。印度曾经有位大师，之所以称其为大师，是因为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有其它许多方面他都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他的名字叫Binowawa。他提出，整个亚洲地区的像阿富汗、印度、缅甸、斯里兰卡以及巴基斯坦这些周边的国家应当组成一个大的联盟，这样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发展。他能在60年代提出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有眼光的人。

那么，我提出"中间道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不仅仅是为了藏人，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自治对藏人来讲，可能在宗教、文化以及环保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之内的自治，对西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精神以外的物质领域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在顾及了汉藏双方利益的前提之下，我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想法。

去年3月发生的西藏事件证明，过去我们所作的改善藏人处境的努力是失败的。所以当时我们征求大家的意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我们就召开了藏人的特别大会。我们也想办法搜集了很多来自西藏境内的意见。当时在会议召开前，我对我们西藏流亡社区选举产生的噶伦，也就是首席部长讲过，我们这个会议一定要开成一个民主的会议，而不要开成像共产党那样的会议，也就是说不能先由我们把主题定好，然后让他们全部同意我们的想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真正以民意作为基础，因为我们过去所做的改变西藏状况的努力已经失败了。让大家去选择今后怎么办。在会议当中，虽然出现不少人反对中间道路、坚持西藏独立，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中间道路"不仅符合共同利益，而且能够实现的余地也更大。所以大家讨论产生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支持"中间道路"。

随后我们在新德里召开了全世界支持西藏人团体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中，经过几天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之后，"中间道路"最终还是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所以虽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但是经过民意的检验，"中间道路"的政策仍将是我们未来继续推进和发展的方向。

过去一年多来，我见了很多华人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等等，在这些接触当中，我们也受益很多。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在8月6号，我们将在日内瓦召开一个有华人朋友、学者、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也征求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德国之声：我们都注意到，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独立知识分子不但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比如去年就有一批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签署了《零八宪章》，其中就提出了要以平等原则来解决民族问题。那么您觉得中国的这种民主化进程对西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达赖喇嘛：中国是一个强大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她终究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全世界都在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趋势当中，一定要接受这种趋势，而不可能孤立地单独去发展。当年我在中国的时候，经常听到"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地讲。但是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不再讲了，除了权力以外，没有其它的。那个时候也一直讲，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一定会灭亡的，灭亡之后就会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好像这个还没有实现，并且是颠倒过来了。原来中国是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这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发展潮流。没有自由的、集权的时代要结束了。

中国的邻国印度，她是一个有10亿人口的大国，它有很多邦，每个邦的文化甚至语言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哪个邦说要独立或分裂，克什米尔问题除外，而克什米尔问题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边境问题。但印度境内的各个邦，它有不同的语言、文化等等，但是没有说它要分裂。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框架之内。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过去60年，中国如果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媒体有自由度，社会是透明的，可能不会发生西藏问题以及最近的新疆问题。所以未来中国这个大国，它的前途是除了走向民主之外，似乎没有其它道路可走。

另外，贪污、腐败的这类负面现象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在一个有独立司法，有法制、有媒体自由度的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以及独立司法的监控等等，这些负面现象是可以受到挑战的。而在一个集权国家，因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无法监督这些负面现象。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未来如果它能走向民主和自由，将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刚刚您提到了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所提出来的想法，其实是在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他们并不是要分裂中国或做什么。所以我希望共产党不要以为这些人在挑战它的权力，而是要跟他们坐下来讨论未来中国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有时候跟中国知识分子开玩笑讲，共产党执政已经六十年了，而六十岁是到了退休的年龄。它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是一种光荣的退休。而如果被别的政治力量赶下台的话，那就不光荣了。所以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带头走向民主化的话，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媒体在民主监督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德国之声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专制统治下的民众传递没有经过过滤的信息。我们的听众听说您将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都很高兴，他们也提出来很多问题。其中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您所追求的西藏自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藏区有多大，他们还关心如果西藏实现了您所争取的这种自治，那么当地的汉人怎么办，是不是都要回去？

达赖喇嘛：概括地讲，我所提出来的自治就是国防和外交由中央政府来全权处理，其它地方事务，包括文化、宗教、环保、经济等等应该由当地的藏人去治理。刚刚提到的范围的部分，其实主要是我们寻求的自治，不是政治上的自治，它是文化宗教上的自治。西藏文化与宗教的范围在哪里？我们现在正是在讲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说是要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我们寻求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文化和宗教的自治。这只是一个区域上的变动而已。

中国境内的朝鲜族、蒙古族，过去他们的区域也曾经有过变动。说明自治区域不是不能变动的。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过去一千多年以来，一直在所有藏区内都得到保持和发展。而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藏区得到发展和保持，其它的藏区却没有这样做。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和保持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性的过程。

去年发生的西藏事件， 不仅局限于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其它的藏区，包括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内所有的藏人，他们都要求保护文化和宗教，要求实行自治。这是所有藏人共同的愿望，并不是部分藏人的愿望。我们一直自称是藏人的代言人，因为在西藏，藏人的空间和环境非常严苛，他们没有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我们是在代表这些藏人发言。而我们在代表这些藏人发言的时候，如果把西藏分成几个区块，只去争取某个区块的自由或者保护文化的话，那我们是对不起所有藏人的。

其实所有藏人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实行自治的想法，前世班禅喇嘛大师也曾经提过。1956年，当时中共领导人陈毅先生曾表示对这一想法的赞同。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化和宗教的自治，前提都是不分裂中国，所以不必对此有任何猜疑和任何不放心。

另外就是藏区汉人的问题。其实过去100多年以来在藏区固定生活的汉人，未来西藏自治了，我们也非常欢迎，没有人会去骚扰他们。因为他们是当地固定民众的一部分，是当地过去一直存在的。我们担心的一点是，西藏实现自治以后，如果汉人多于藏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状况，因为如果人口结构变成这样的话，就无法真正地实行自治。

德国之声：中国方面在论证对西藏统治合法性的时候，常常提到三个论点:一个是历史论，说西藏从元朝开始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二个是解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百万农奴的欢呼声中结束了西藏的黑暗统治。还有一个就是成就论，说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大量资金，修了铁路建了医院。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达赖喇嘛：谈到历史,其实强者的历史观是很类似的。过去英国统治印度时期，也一直在讲对印度做了很多很多的建设、修了很多铁路等等。历史的确是很复杂的。历史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中国官方有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思考和研究之后有他们的说法，藏人有自己的观点，西方人又有他们的观点。所以历史是很复杂的。

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600万藏人中，应该这么说，没有一个藏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者是汉人。藏语里"Jia"是中国，"Bo"是西藏，"Hor"是蒙古。这三个概念是一千多年就有的概念，不是最近才发明的。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其实只有6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新的名词。我不去争论这些概念。历史是历史，是过去的事情。

至于中国的建设和成就，它建设了青藏铁路，当时很多人对这条铁路的建设提出质疑，但是我是表示肯定的。有关中国解放以后对西藏所谓的建设，其实班禅大师在他圆寂之前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当时很概括性地讲，中国对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实际上西藏人民所受过的破坏和痛苦，大于中国在西藏的建设和发展。

对此进行一个公开的、独立的调查是很有必要。所以我在此利用这个机会，也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发出一个呼吁，就是西藏过去的历史，以及近代60多年的状况，希望由他们来做一个非常客观、公正、科学性的调查。调查以后，能把实际状况以材料形式发表出来。最近我在世界各地走访的时候一直也在呼吁西方人能到西藏去，去实地看一看、走一走，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真正地去了解这些藏人。如果99%的藏人觉得很幸福、很快乐的话，那说明我们的资讯、我们的信息是错误的。因为西藏人这么幸福的话，那么我们过去讲的就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应该公开地道歉。但是如果大家看到西藏人的确不幸福，没有那么快乐的话 ，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承认现实、面对现实，然后去制订符合现实的政策。

*以上谈话内容根据现场翻译整理，未经译者本人审核


采访：　代英

责编：　石涛

金融是什么？

　　——《金融的逻辑》序言

　　陈志武 /文
　　2009年2月17日
　　(本文压缩版本在2009年8月6日《南方周末》上刊登，《金融的逻辑》已经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2007年7月，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方位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裂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转变成十足的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严重冲击，给多国带来社会失业、政治动荡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时候，我们自然想知道：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



　　一

　　我跟金融结上缘，完全是巧合。或者说，整个人生都是一系列巧合，随机事件组合在一起，形成系列，就构成了你我的人生。

　　1986年1月，我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拿到系统工程硕士学位。由于那时我的英文较好，学校不让离校，于是，毕业即留校。只是到那时，我已对工程没有兴趣。作为权衡之际，就要求分到政治教研室工作，这样，至少能名正言顺地看些社会科学类著作。在那时候，全国没有几个政治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创造了历史，成了第一位进入国防科大政治教研室的硕士毕业生。去那里之后，具体工作主要是给教研室老师分苹果、送花生、收钱，等等。

　　到3月份，我收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给我奖学金和生活费用，让我进入其博士班。由于该博士项目包括金融、财会、市场营销、管理经济学以及运筹学，说去了之后我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学科作为研究方向。这么多选择，一下把我弄糊涂了，当时，除了经济学和运筹学之外，我确实不知道其它学科是什么。

　　那时，崔之元在国防科大读数学本科，我跟他在一起写文章、译书。问他， “什么是finance”？他说，“是金融”。“那，什么是金融”？他接着再给了一个解释，只不过，我确实没听懂，也就更不明白了，没记住他的解释。我想，反正我的兴趣是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所以，不知道“什么是金融”也无妨。

　　就这样，1986年8月28日，我稀里糊涂地来到耶鲁大学。第一学期，要上的课程没有多少选择，不管你今后学哪科，都要上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微观经济学以及效用函数理论，第二个学期上的是非线性代数、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这期间，我发现，原来要跟随作导师的那位教授年纪已经较大，他所做的研究课题有些过时了。同学给我建议，“不要选择博弈论政治学或者数理经济学了，还是学金融经济学吧”。

　　但是，“什么是金融”呢？



　　二

　　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

　　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像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山西“票号”，则主要以异地价值交换为目的，让本来需要跨地区运物、运银子才能完成的贸易，只要送过去山西票号出具的“一张纸”即汇票就可以了！其好处是大大降低异地货物贸易的交易成本，让物资生产公司、商品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特长商品上，把异地支付的挑战留给票号经营商，体现各自的专业分工！在交易成本如此降低之后，跨地区贸易市场不快速发展也难！

　　相比之下，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上，即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还给张三。对银行和张三来说，则正好相反，他们把今天的钱借出去，转移到明年或者5年后再花。

　　到了现代社会，金融交易已经超出了上面这几种简单的人际交换安排，要更为复杂。比如，股票所实现的金融交易，表面看也是跨时间的价值配置，今天你买下三一重工股票，把今天的价值委托给了三一重工（和市场），今后再得到投资回报；三一重工则先用上你投资的钱，今后再给你回报。你跟三一重工之间就这样进行价值的跨时间互换。但是，这种跨时间的价值互换又跟未来的事件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三一重工未来赚钱了，它可能给你分红，但是，如果未来不赚钱，三一重工就不必给你分红，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股票这种金融交易也是涉及到既跨时间、又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里所讲的“空间”指的是未来不同赢利/亏损状态，未来不同的境况。

　　当然，对金融的这种一般性定义可能过于抽象，这些例子又好像过于简单。实际上，在这些一般性定义和具体金融品种之上，人类社会已经推演、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证券之上的各类衍生金融市场，所有这些已有的以及现在还没有但未来要创新发展的金融交易品种，不外乎是为类似于上述简单金融交易服务的。金融交易范围从起初的以血缘关系体系为主，扩大到村镇、到地区、到全省、到全国、再进一步扩大到全球。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金融交易规模与范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价值交换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是什么？其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或者说，金融市场靠什么才能发展？



　　三

　　虽然到今天我对金融的定义和理解是这样，但刚开始，我接触金融的视角却是另一回事。1987年秋季，也就是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兴奋地等到了上《金融经济学》课程的时候。一开始，教授既没讲金融是怎么回事，也没介绍人类的金融发展史是如何如何，而是一上来就把所有金融交易由随机变量来描述，亦即，不管是股票、债券、借贷签约，还是其它任何金融交易合同，都可以由随机变量来表达。老师说，正因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由金融合同来完成的，都涉及到今天和未来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而未来又充满不确定性、充满着随机事件，所以，通过把任何金融交易合同的细节条款转换成不同的未来随机事件、分析清楚在每种事件出现时交易双方的得失，由此得到的交易双方得失跟未来事件的关系，就是概率论中讲到的随机变量。

　　于是，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随机变量的交易、如何为这些随机变量定价的问题。老师说，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对于当时还没有进入主题状态、没有了解金融交易实质的我，那些课是一头雾水。搞数学推导、为这些随机变量做定价模型，我还可以，因为在中南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和国防科大读系统工程时，学过不少数学，到耶鲁的第一年学了更多。只是从那时一直到2001年前后，我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大社会境况中的金融市场”，还不如说是数学世界里的随机变量和随机过程。对于我这个还比较喜欢数学的人来说，那不是一件坏事，也是中国教育体系出来的人的一种优势。可是，那也让我离人的世界较远，不能够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的一份子的角度来研究。

　　那些年的学习中也不乏观念上的冲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一件东西、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交易行为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不创造价值。

　　但是，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这等于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一文不值；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是一堆废布。——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等等，等等。

　　反而看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最具体的例子是像百度、腾讯、无锡尚德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几十人创办起来，也没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至少到几年前没有），但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经营运作了几十年的武钢、一汽、二汽等，更值钱。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其建设成本，跟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关系不大；换言之，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中介服务，假如张三要创办一个造船厂，就像江苏熔盛重工集团三年前创业时候一样，他手头已经有20亿美元的造船订单，只是需要两亿美元投资。如果造船厂做成了，公司的价值能涨到20亿美元以上。问题是，张三自己无法找到投资者。在另一方，温州、香港等地很多个人和机构有很多空闲资本存在银行，赚3%的年利息，他们找不到风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这种情况下，挑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促成这种金融投资交易，虽然李四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信用增强服务为张三、为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值（他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相当于所筹两亿美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的贡献的价值显然应该跟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不该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四

　　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份子的角度研究金融，那还是2001年之后的事。回过头看，那之后的学术思考和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金融发展的价值。转折点出现于2001年暑期，那次回国旅行，让我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激发我研究市场发展、关心社会转型的问题。

　　2002年6月至12月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期间上一门 “金融经济学”课程。课程内容基本跟我从1991到2001年间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所授博士班课程的相同，那就是，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已给定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市场经济模型。之后，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讲过类似课程与内容。

　　几次讲下来，我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还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国内同学来说，这些理论不仅很超前，而且的确难以把这些理论跟他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就业联系上，因此，他们对于课程的反映一般，应属情理之中。

　　但是，那些教学经历和观察也启发我的思考，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像金融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那样，能够在众多信贷、保险、投资、养老、理财金融产品中去挑选并找到最理想的投资理财组合的话，那么，在更传统的古代、近代社会中，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如何规避一辈子中方方面面的风险，做好养老、病残时期的生活安排呢？金融经济理论是不是对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的人就不适用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猎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亦即，部落成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个人很快会饿死。

　　因此，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方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原始社会里，“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进成员间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期间，他讲到自己的亲身故事。2004年，在上海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 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内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子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跟父母说，如果做按揭贷款，让他们不是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的担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纪60出头，已退休，手头有60万养老用的积蓄。就这样，小王父母拿出手头60万的积蓄，刘教授夫妇把手头仅有的20万积蓄贡献出，另一位亲戚出10万，给小王买上150平米的房子。

　　当然，刘教授的故事对中国人很普通，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种安排改变了小王大家庭的关系和性质。第一，刘教授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恼火，作为历史学教授，自己的收入不高，20万的积蓄是他当时所有的钱。他说自己在广州的房子还不到 70平米，凭什么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供他内弟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从那以后，提起他内弟，首先想到的是他过去的积蓄，而不是他跟内弟的感情有多么好，况且也因为那笔钱使刘教授跟夫人的关系紧张！

　　第二，本来，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万养老钱理财投资好，等再年老之后，自己能有钱养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钱都给了儿子，今后的养老就只能靠儿子、女儿了，也就是说，不管今后跟媳妇、女婿是否处得好，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他们一起住，或者靠他们供养，等着他们给钱。这样，本来可以自立养老的小王父母，今后就只能看别人的脸面养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间，不能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了。

　　同样糟糕的是，正因为小王这么容易就得到90万元的帮助，让他无法感受到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责任，那看似“免费午餐”的90万，只会培养懒惰。

　　而如果小王是通过90万按揭贷款，表面看会给小王夫妇带来月供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不是坏事，会迫使小王奋发向上，培养“自食其力”的个人责任。同时，这也让其父母留住养老钱、年老后有自尊的财产基础，可以理直气壮，不需要看子女的脸面。另外，对刘教授夫妇来说，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也当然不让刘教授一想起内弟就想到自己失去的积蓄。

　　实际上，这两种安排，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买了大房子，他们夫妻俩今后消费什么东西，亲戚自然有权过问、有权管，就像刘教授抱怨小王的房子比他自己的大很多一样！等小王父母更老、靠子女的钱养老时，他父母花钱也会受到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的监督，花别人的钱能那么自由吗？

　　总之，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



　　六

　　小时候，父母都会教我们不能借钱花、要“量入为出”，还有就是要多存钱。在中国文化中，借钱总是件很负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或许正因为此，证券类金融市场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展，一直受到抑制，金融学更是不能走上正堂。

　　这些年我学到，借贷类金融交易原来是，帮助借方把一次性大的开支平摊到今天和未来许多年月上，让一次性大开支不至于把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压垮。就像小王买房要120万元，这种开支的确很大，但买下之后，不只是今天享受，未来许多年也会享受其好处，所以，通过按揭贷款把这些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30年，不是让“享受”和“成本”在时间上更匹配吗？这本应该是一件纯经济的正常事情。

　　到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冲击我这种观念的是下面这段历史。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在那时国库藏银 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那么，从400年前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关键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了，看中国是不是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噎废食、得出“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了！

　　回过头看，正如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我们中国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至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使他们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这些历史不断引发我对金融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借债花钱使西方国家不仅没垮，反而强大起来？后来我认识到，美国就是近代最好的例子。不只是今天的美国虽然负债全球第一却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这应该跟中国各朝代的经历正好相反（中国历朝之初国库满满，但之后每况愈下，到最后财政危机终结朝代；而美国立国之初就负债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

　　我们一般熟悉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从英国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等等这些政治史实，但未必了解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作用。

　　美国独立的起因当然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失控，殖民地人必须向英国交税，但却没权选举代表进入英国议会，去参政、议政、立法。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加税，为什么还要独立呢？所以，各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只能靠多印纸币、借债，来找到财务支持。但是，那时期既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在1776至1787年间不断出现的债务困难，几次都差点让独立运动破产，差点迫使北美重回英国的怀抱！

　　稍微细看，我们知道，1763年开始，英王乔治三世通过一系列法案勒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加大征税，由此激发殖民地人的反抗，导致诸如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5年列克星敦(Lexington)枪击案等关键性事件，使得北美对英国的敌意一发不可收拾。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作大陆军总司令，正式与英军作战。

　　1776年3月17日，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华盛顿请求把战场转移到纽约。英军接受请求，转移战场。当第二届大陆会议于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时，华盛顿正在纽约曼哈顿南端，其军队士气得到了及时的鼓舞，因为就在那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汇集100多艘战船、3万多正规军，集中攻打守在曼哈顿、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华盛顿的一万大陆军，而且大陆军也没有任何战船。8月 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夺下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用边退、边打游击战的办法，开始了跟英军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宣布独立不久的美国，更大的挑战不在跟英军的战场上，而是在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因上面讲到的原因被很快否决。独立战争开支主要靠以下几方面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 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1775年发行首批公债用于买军火；第三，是十三州（殖民地）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给供货商写欠条。

　　只是在1780年末之前，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奉献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结束，不愿再收欠条作军饷；眼看大陆军就要失败，几乎没有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

　　就在独立运动要告终之际，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美国250万法国金币。法国贷款没到之前，这一消息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将其做抵押，立即通过再贷款得到救命钱，让独立军维系到次年9月。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关键一战，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迫使英国于1783年9月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年轻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幸存下来。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开始。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写“借条”太多，因债务泛滥而产生的，那么，1783年时的美国货币、“借条”、债券种类并没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老大陆币”、以“新大陆币”、以墨西哥银元、以西班牙银元、英镑，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没人问津，商品市场也没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新共和国的命运。

　　1790年1月，年纪33岁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宣布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美国发行的所有债务，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全部按原条款一分一文由联邦政府全额兑现。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只付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力量聚焦在这四只证券，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效劳。

　　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他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汉密尔顿之兑现过去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为更多的政府融资广开财路！

　　债券市场先于其它证券市场发展，而债券市场又起源于战争融资需要，早期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是这样，后来的美国还是这样。

　　那么，从美国的经历中为什么我们能理解到，230年前负债累累的美国以及400年前债负压身的西欧国家，反而在那之后胜过当时国库满满的中国、印度呢？我的思路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这些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其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美国和英国的兴起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看来，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



　　七

　　回头看，对金融的认识、理解，花了我二十余年时间。1986到2001年间的数理金融理论训练和研究，给了我分析人、社会、经济的科学方法和基本框架，让我认识到人生一辈子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是人的行为的终极目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一样。这一分析框架或许就是一把钥匙，帮助我认识社会、文化、历史还有其它，包括反思和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也包括再思考企业和国家的治理战略。

　　本书收集的正是这些年反思、审视、研究、讨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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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本书共收集我在2008年末之前写的相关文章，都是围绕金融、关于金融。各章节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章节读，基本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基本没有能够一一给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的最大遗憾，希望各位同仁能够凉解。

　　在本书各章的写作中分别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仁的帮助，比如，李利明、文冠中、龙登高、郭宇宽、曾人雄、张磊、朱武祥、王永华、张维迎、林毅夫、卢峰、陈平、熊鹏、石明磊、韦森、陈雨露、梁晶、吴冲锋、李玉、谢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维、张信东、李云龙、周程、刘凌云、冯玉、赵灵敏、谷重庆、曹惠宁、范文仲、李健、张宏、岳峥、袁为鹏、彭凯翔、孙涛、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张福山、高平阳、杜凯，等等，还有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朋友时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读者，他们因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代价，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茅于轼、吴敬琏、袁伟时、朱学勤等老前辈也时常给后学以指导，这是本人一辈子的荣幸，也不甚感谢。另外，特别感谢李利明，他是本书各章的总编辑，纠正了本书初稿中的众多错字，提高了可读性。当然，我也要感谢《经济观察报》、《新财富》、《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等杂志与报纸读者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夫人王蓓、女儿陈晓（Tiffany）和陈笛（D.J）多年的支持，感谢在湖南老家以及南京岳父母家的多位亲戚，他们总是我靠得住的粉丝。

对比新闻：从达赖喇嘛“窜访”说起

VOA记者李肃

达赖喇嘛对欧洲的访问，中外媒体都有不少的报道。

*中国媒体奚落达赖喇嘛*

无论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中国媒体在报道达赖喇嘛访问欧洲时大量使用了“窜访”这个词，例如“达赖窜访欧洲”、“达赖窜访瑞士遭冷遇”、“达赖将于11月窜访日本”等等。《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在7月31日的一篇报道中连用三个“窜访”，报道说：“目前，达赖正在德国法兰克福窜访......。此前，达赖于7月28日窜访波兰华沙......。8月4日到5日，达赖将窜访瑞士洛桑......。”

“窜访”是一个在汉语词典里找不到的词，显然是中国媒体的得意之作。从汉语字典的解释上看，“窜”是乱跑、乱逃的意思。“窜访”就应该是“乱跑、乱逃的访问”。

*《环球时报》误导中国读者*

据《环球时报》报道，就连德国政治家也说达赖喇嘛“窜访”。《环球时报》6月11日的一则报道题目是：《德政治家批达赖窜访》。报道说：“据德国之声9日引述福音教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福尔默本周一晚......表示，去年，北京奥运前夕，达赖集团与中国中央政府对话机会并不坏。但由于达赖喇嘛不断窜访国外，以及通过示威和宣传等方式进行挑衅，最终错失对话良机。福尔默指出，目前流亡藏人自己也已经认识到，达赖得到的‘欢迎’以及所有那些窜访活动，对解决他们的事情没有好处。”

找来德国之声6月9日的中文报道，原文是这样的：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福尔默女士说：“考虑到奥运会，中国政府早在2002年就进行过对话的试探，但由于达赖喇嘛与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众多公开会面，以及通过示威和宣传进行的‘许许多多最真诚的公民社会的努力’，使中国在世界面前蒙羞。”“目前，西藏人自己也已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巨大欢呼’以及所有那些国外访问，于事情本身并无多少助益。”

对照以后可以发现，德国之声的报道中并没有“窜访”、“达赖集团”、“挑衅”等贬义字眼的踪影，而只是使用了中性词汇。

*新华社奚落达赖喇嘛没商量*

就连达赖喇嘛低调处理同热比娅的关系，新华网的报道也奚落了一番。报道说：“对于热比娅的热忱，一贯带着‘非暴力’幌子的达赖显得较为低调。......在7月28日访问华沙时，达赖只提到他在两年前曾在德国汉堡见过热比娅，‘热比娅告诉我她完全同意非暴力以及不寻求独立’。然后，达赖就大谈了一通和平、非暴力的套话来搪塞。

德新社7月14日也报道说，‘世维会’致函达赖喇嘛办公室，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发起‘全球反华行动日’活动。对此，达赖喇嘛办公室连忙发表声明给予否认。有分析人士说，达赖集团担心引火烧身，因此急于与有暴力色彩的‘疆独’‘划清界限’，以掩饰‘藏独’的暴力本质。”

而在同一件事上，德国之声8月3日的报道是这样说的：“据周一一期的柏林《日报》报道，达赖喇嘛在接受该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新疆7.5事件的发生与去年西藏地区发生的骚乱有某种共性，但他拒绝在藏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直接合作。他指出，藏人方面无意(与维吾尔人)正式结盟，对中国政府共同施压。”

*中西媒体，大相径庭*

中西方媒体在报道上，不仅在使用词汇上泾渭分明，而且在报道内容上也大相径庭。

新华网8月3日报道说：“......达赖在披着宗教外衣的同时，在他的讲经布道当中，夹杂着‘分裂中国’的私货。”

《环球时报》8月3日报道说：“与之前多次受到的追捧相比，正在德国窜访的达赖这次受到的待遇明显要差了不少，不仅买账的听众越来越少，连他在德国的众多‘权贵朋友’也没有一个出来会见他。”

与此同时，瑞士世界电台8月3日报道说：瑞士藏人协会的执行董事会一个董事说：“瑞士人尤其认为，瑞士政府过于谨慎，太注重维护经济关系了。......瑞士外长对此予以否认。他上个月告诉记者说，在会见达赖喇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向瑞士政府施加压力。”

瑞士新闻8月2日报道说：“批评人士说，这反映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中国媒体没报道什么？*

西方媒体还报道了中国没有报道的达赖喇嘛在访问欧洲期间的谈话。美联社8月4日报道说：“这位西藏精神领袖说，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对西藏人事业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赞同和支持使他深受鼓舞。”“他说，在中国国内，对于西藏人受到的歧视和该地区自治的必要性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他声称，甚至中国政府官员也在脱离北京的强硬立场。”“达赖喇嘛说：‘许多中国人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在中国官员当中，一些官员私下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和对我们的支持。’”

德国之声对达赖喇嘛进行了专访。这家电台8月3日报道说，达赖喇嘛说：“自治对藏人来讲，可能在宗教、文化以及环保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之内的自治，对西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精神以外的物质领域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虽然出现不少人反对中间道路、坚持西藏独立，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中间道路’不仅符合共同利益，而且能够实现的余地也更大。......经过民意的检验，‘中间道路’的政策仍将是我们未来继续推进和发展的方向。”

报道说：“达赖喇嘛指出，...‘中间道路’...并不以实现西藏完全独立为目标，而仅仅是要求得到真正的文化和宗教自治：‘简单地总结起来，我希望实现的自治包括：中央政府掌握国防和外交政策，而文化、宗教、环保、经济等地方事务则应该由当地的藏人自己来管理。’”

*达赖喇嘛是否分裂祖国之争*

8月5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中国驻瑞士大使董津义的谈话说：“达赖...是一个在国际上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达赖喇嘛说：“我一再地、自始至终地讲，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应当发展经济，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断呼吁，不应当去孤立中国。事实上，我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有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使得中国民众难以了解实际状况。这方面我提出过一些批评。媒体的自由和制度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赢得人民信任的基础。

“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我完全支持‘和谐社会’。但是‘和谐’只能来自于人民的信任。如果用武力、恐吓的方式，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和谐’的。

“其实中国政府知道我没有寻求独立、没有搞分裂，但是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一再讲我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特稿：以革命的名义，包办8千湘女当军嫂

多维社记者纪群编译报导/这部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电影表明，当它预定于今秋在全国上映时，各地的观众将会看到一部充满苦涩的革命浪漫主义欢乐的传说。

电影戏剧化地讲述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定居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次炼狱之旅。随着这部电影在政府密切监视下在北京开拍，一个欺骗大众、强迫婚姻和自杀的故事，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将被公布于众。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刊登了该报驻远东记者谢瑞丹（Michael Sheridan）的一篇题为“毛泽东时代奴隶少女新娘的隐藏痛苦”（Hidden misery of Mao’s slave teenage brides）的报导。报导说，一批老年妇女出面讲述，当年她们是如何被虚假的培训和教育承诺引诱去中国的新边疆，结果发现自己被关在军营里，被强制与军人结婚。

中国记者还发现，毛泽东曾批准派遣了900名原上海妓女到军队中接受“思想改造”。

数千名战争中留下的寡妇也被征召到西部大荒原，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新丈夫孕育后代。

这些，让人们对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层占领和移民新疆的决心，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是自那以后，中国汉人和穆斯林维吾尔人之间的民族冲突的火种就开始埋下了。最近，人们目睹了新疆1997年暴动以来最血腥的暴乱。

在成千上万名移民西部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的故事，像作家卢一萍所记述的这八千名来自湖南的女孩这么的悲凉。卢一萍花了5年时间，追踪采访当年湘女中幸存者，这些人当年大都是清纯的农村女孩，对“新中国”充满理想。

“当时，在新疆有20万名士兵，只有少数已经结婚了。所以，从1949年到1954年，军方上层在隐瞒征召女兵的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从中国各地征召了4万妇女进疆，”她说。

“她们被告知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绝口未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卢一萍在百度网上发表的采访中说。

而在湘女们在长途跋涉，刚到达西部时，就得到了当头一棒：她们被立即上了一堂“军事”课，其内容与苏联式的理想，或者建设工程毫无关联，而是“革命婚姻”。

然后，她们被送到遍布各地的军营。一组20名的湘女发现她们被送到一个有1,000多人的军营，几天内，就马上与20名资格最老的军官结婚了。

当年15岁的肖叶群拒绝与一名26岁的部队政委王富民结婚。“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大9岁，我不愿意当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她回忆说。

“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几十年后，就在中国准备庆祝解放60周年之时，肖叶群和其他湘女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了。包括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当年的湘女戴庆媛回忆说，“军区的司令官王震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嫒还回忆说，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来说，觉得结婚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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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 2009
Hidden misery of Mao’s slave teenage brides

Michael Sheridan

THE film’s title, 8,000 Girls Ascend the Heavenly Mountain, suggests that Chinese audiences will see a tale of joy when it is aired on television this autumn.

It dramatises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girls aged 13 to 19 who went to China’s remote far west in the 1950s to follow soldiers sent to colonise the turbulent Muslim region.

In real life it was a trip to purgatory. As shooting for the film unfolds in Beijing under the watchful gaze of party censors, an astonishing story of mass deception, forced marriages and suicides has come to light.

Elderly women have come forward to tell how they were lured to China’s new frontier by false promises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 only to find themselves locked in barracks and coerced into marrying soldiers.

Chinese journalists have also discovered that Chairman Mao Tse-tung approved the dispatch of 900 prostitutes from the brothels of Shanghai to undergo “thought reform” at the hands of the troops.

Thousands of war widows were also conscripted to go forth and multiply in the desert with new husbands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t casts new light on the leadership’s determination to occupy and populate the far west, known as Xinjiang, in the early 1950s. Ethnic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Uighur Muslim population has flared ever since. The area recently witnessed its worst riots since an insurrection in 1997.

The stoical enduranc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settlers has rarely been described in such bleak terms as in the accounts of the 8,000 women from Hunan province collected by Lu Yiping, an author. He spent five years tracing the survivors of that naive pilgrimage, simple rural girls infused with the idealism of the “new China”.

“There were 200,000 soldiers in Xinjiang and only a handful had wives. So from 1949 to 1954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hushing up their real motive, recruited 40,000 women from all over China,” he said.

“They were told that they would go to Russian-language schools, work in factories or drive tractors on farms. Marriage was never mentioned,” said Lu in an interview published on the Baidu.com website.

The first shock for the Hunan girls came after a long journey to the west by lorry. They received a military lecture which was not about Soviet studies or engineering but “revolutionary marriage”.

Then they were sent to barracks scattered across the region. One group of 20 girls, who found themselves with a regiment of 1,000 men, hastily married the 20 most senior officers within days of their arrival.

Xiao Yequn, who was 15 at the time, refused to marry a 26-year-old political commissar named Wang Fumin. “When I found out he was nine years older than me I was unwilling to be his wife,” she recalled.

“He immediately took out his pistol and put a bullet in the chamber. I dared not resist and the next year we got married.”

Xiao’s story is among several published by the state media this year as the nation prepares to celebrate 60 years since “liberation” on October 1, 1949.

“We were greeted by the military commander, Wang Zhen, who told us, ‘Comrades, you must prepare to bury your bones in Xinjiang’,” remembered Dai Qingyuan.

“Before he finished, all the girls broke down weeping because we realised w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go home.”

Dai married a veteran “hero” eight years older than herself. “Most of the girls were so depressed because there was no love in their marriages, only obedience. At home we obeyed our parents. In the army we obeyed the party,” she said.

“Nobody dared do otherwise because our job was to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for the army corps.”

The army corps evolved into big military and business conglomerates called bingtuan which built the economy of Xinjiang and remain its most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fertility of the army wives helped to change the population balance in Xinjiang so that Chinese now outnumber the Muslims.

“The prettier you were, the worse your plight because you would be picked by the older, senior officers,” said Jiang Lihua.

Among the soldiers, however, the arrival of women came like the discovery of an oasis in the desert.

“I knew a battalion commander called Zhao who went mad because he couldn’t find a wife and roamed around waving a gun,” recalled a political officer in an interview with Chinanews, an official agency. “His superior officer locked him up in a room where he committed suicide.”

A colonel named Hu forced a girl into marriage and within days she also killed herself, the political officer said.

One woman, who was due to marry a widowed officer 20 years her senior with three children, went mad on the eve of her wedding.

The number of female suicides is unknown. According to Lu, girls who refused to wed were victimised in political campaigns. A few held out to marry for love, finding the handsome younger soldiers of their dreams.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Chinese censors will allow the film to treat its subject, given the unrest in Xinjiang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se accounts.

At present the script indicates that it will tell a tale of wholesome adventure in which “girls bring vital dawn to Xinjiang and with the soldiers they write a revolutionary page of blossoming and faith”.

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

作者：刘 涛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战斗的六六年即将过去的时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到了清华园，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带来了六七年的战斗任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我们的行动。

　　前几天，我作了一个初步的检查，同学们一方面热情地鼓励我，另一方面严肃地向我指出，绝不能舍后妈、保亲爹。江青同志跟我谈话时也指出，必须和家庭划清界线，真正跟毛主席干革命。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逐步认识到，尽管在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一定客观上的困难，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对刘少奇的本质认不清，对他存有幻想，立场还没有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样是不行的。我决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江青同志的希望，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六七年元旦，我和弟弟刘允真一起去看我们的亲生母亲──王前同志，她揭发了刘少奇不少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整理公布出来，让这些肮脏的东西见见太阳，大家一起来批判它。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刘少奇在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

　　刘少奇对我们说，“七大”以前没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他是在扯谎，是在诡辩、抵赖。

　　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去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林彪同志在六○年就号召全军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号召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立场，却要我们按孔子、墨子封建的唯心论的修养方式来修行。我们要问：“刘少奇你居心何在？！”

　　一九四二年，刘少奇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检查山东、太行山、晋西北等地的工作。一路之上就只讲他自己的什么“党内斗争”啦，什么“战略策略”啦，什么“建立根据地”啦，全是他自己的一套。遵义会议后，全党确定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刘在这个时候，还只是突出个人，可就是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妈妈文化程度低，她就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既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学文化。可刘少奇却要她去背什么曹禺的剧本，《老残游记》！由此可见，刘对毛主席的著作无视到何种地步！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刘少奇一方面从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坐在屋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另一方面，在延安工作时，尽管他去主席那儿只有两分钟的路，但他也不是经常请示主席，对主席并不是忠心耿耿。联想到他在解放后，尤其是近几年对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真使人气愤到极点！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利用毛主席的修养，借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到处树立他个人的权威，欺骗党和人民。他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他是人民的罪人！

　　他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有个人野心。

　　一九四一年，在华东党校第一期，他讲授他的“战略和策略”时说到：“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他自夸地说：“领袖来自于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这些话暴露了他个人野心有多大。事隔十八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刘批判彭德怀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这句话说的是多么坦白露骨。告诉你，刘少奇，你想要篡党，那是白日作梦，你的野心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因为我们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刘少奇在很多言行上也是对抗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在他的第一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而在七大刘少奇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这直接违背毛主席指示。他这个看法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上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半无产阶级──贫农。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农民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最后因讨论时大家不同意，才没有写上。然而在五一年他在组织工作会议后的一个文件上又提出这个看法，用来对抗毛主席，把群众、同志们的批评置之脑后，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而且在解放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更加错误。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说明他是顽固透顶了。

　　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刘大搞“搬石头 ”，“一脚踢开旧干部”，分配土地时，“绝对平均”，这是违背毛主席政策思想的，就是搞的形“左”实右。此事过了十几年，他并不吸取教训，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时，又是形“左”实右。联想起来不是令人深省吗？这两次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纠正了。由此看来，刘少奇民主革命的关也没过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在关键时刻，要不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端正了航向，那我们中国就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将要亡党亡国的呀！

　　从刘少奇以往对毛泽东思思的态度，以及他一贯的表现不难看出，刘少奇制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长期以来就违背和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刘少奇在政治上是这样地对抗毛主席，在组织上也是如此，搞他的独立王国，用干部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他对军队干部看不起。认为军队干部要听党的干部的，受党的干部支配就行了。因此他对军队干部就十分疏远，而对白区和他共同工作的干部就分外亲，非常听信于他们搞宗派。从刘少奇到中央后，一直管组织工作，可是他提拔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彭真、饶漱石、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都是他提拔的，而这些人都出了问题，可有哪一个不是毛主席首先提出问题，而是刘少奇揭发出来的呢？（联想到当今，我们看刘少奇除了走这“唯亲信”的路’线外，还走“老婆路线”，“女儿路线”。王光美这几年青云直上，一个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竟然由刘少奇本人亲自到处宣传；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由王光美在清华“蹲点”，又搞了个“反蒯 ”──学生斗学生的经验。我妹妹曾说（也可能是她自夸），刘很信她的话，她觉得第一个工作组不好，刘就给撤了；她认为第二个工作组有问题，但基本上还是革命的，于是就给留下了。）

　　在刘的眼里，只要是他认为好的人，此人就不会有缺点，就可以得到重用；可若是他认为不好的人，此人一辈子就别打算翻身。他根本不是发展地、辩证地看人，他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这样形而上学，主观片面。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照顾他们的困难。”而他对干部漠不关心，对干部的困难不闻不问。毛主席撒评这种人：“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谁给刘少奇拍马屁，此人大有希望，若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会大祸临头。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中央，老子天下笫一。（联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不难理解他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他的逻辑。）1941年，在华东党校的两位同志（柳X，顾XX）因给他提意见，他竟把人家打成托派。可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的“论党内斗争”也就是在这时写的。本来有柳X等人的这一段，后来又删了。他的“论党内斗争”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是他受王明打击后带着个人情绪写的。

　　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尤其是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凡是对他或他那条反动路线表示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者，不问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扣上“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达到提高领导或执行错误路线的威信，实现其要求并去吓唬人，这与毛主席正确的党内斗争是直接相违背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直接相对抗的。

　　刘少奇错误的组织路线，与他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离不开的，是与他丑恶的灵魂离不开的，而决不是象他在检查中所讲的，仅是由于世界观的认识论不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认为，人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

　　 1936年，他指示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胡踢奎等人用写自首书的方式向人民的敌人投降，这样能出狱，以后还能“继续为党工作”。为了能使这一叛徒哲学合法化，他在七大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甚至要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恢复党籍，也可以做中央委员。后来康生等同志坚决反对，才没有写上去。他的这套哲学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实际上就是认为“好死不如赖活”。在他的眼里，那些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的英雄先烈们大概是“傻子”，而向敌人卑躬曲膝，投降自首才是“聪明人”，这套叛徒哲学并非偶然，这是与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

刘的这套哲学，使他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很不好受，因此，战争一残酷，他就溜之大吉。1940年，我军打下了盐城，阜宁等地，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后，他就轻敌了，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他自己住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中学等。违背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结果1941年敌人来轰炸，学校散了一大半，人也死了好多，城市最后也丢了。损失不小。日本人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在他逃命哲学的指导下，他弃下军队，赶快跑到安徽，留下陈毅同志在苏北指挥作战。在他这套活命哲学的指导下，他能无限忠于党和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吗？他能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吗？他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试想在中美之战中他能挺住吗？这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刘只是一个“ 高级”个人主义者，因为他是要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呀！可事实上，资产阶级只能是唯利是图，在他灵魂深处只能是低级趣味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无道德的。

　　现在让我们来揭穿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画皮。

　　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他把白区工作党的事业经费（包括党员的党费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捐款）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同志们，大家可以想想，他仅仅是贪污了经费吗？不，他是吞食了党和人民的血汗！后来离婚时，刘又把这个金皮带圈送给了妈妈，可他又反咬一口，背地里对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说是我妈妈偷的，来陷害妈妈。这件事妈妈当时还是为了党的利益忍受了二十年，直到这次我们去看她，才和我们说的。这个金皮带圈我们要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贪污的见证。刘少奇，把你贪污的金鞋拔子交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刘少奇确实就象毛主席指的这种人，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刘处处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极点，但在同志们面前却又装作很廉洁。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曾对我母亲谈过：“你看人家刘瑛（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不见，穿在外边大家不都看见了吗。”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小算盘打的有多精。还有一次给战士缝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孩子。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你真愚蠢，在家带孩子多累，去缝衣服又轻快，又是群众场合，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他那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学的典型表现。他现在对我们也是进行的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他说：“你们不要怕吃小亏。长征时，你只要下个决心和别人同甘共苦，大家也不会亏待你，不但饿不着，还有马骑。他让我们去上半工（农）半读的学校，半工半读（也是他提的那套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是第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将来就大有发展前途……”原来我对他的这套商人哲学并无认识，后来对照了毛主席著作，才看出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却要我们多吃小亏，占大便宜，归根到底还是为个人。1941年在前线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别人吃的是玉米渣，刘每天可要吃一只老母鸡，让副官到处给他买活鸡、活鱼，还要吃桔子。象他这样的人，不和群众同甘苦，他到底干的是什么革命呀！

　　刘少奇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他对妻子的态度上。他对妈妈极不人道。他为了娶妈妈，竟然欺骗妈妈，隐瞒自己的年龄，少说十一岁（当时他是四十三岁，说是三十二岁），而我妈妈当时还只有十六岁。妈妈一直到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二十六、七岁。他就是这样卑鄙，无道德到极点。这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大暴露。他对妻子，不是看成革命同志，根本看不起，骂她是“小党员”。对她政治上毫不关心，他不让妈妈看报、读政治书，说“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文化书，是政治书，你看不懂。”却只要她伺侯。还说伺侯好他就是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他认为别人伺候他那是理所应当。

　　更加残忍的是，妈妈与他离婚后，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就是不许她和我们见面。1947年底，妈妈写信给刘，说非常想见我们，刘却恶狠狠地回信道：“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1955年，她写信给我，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我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妈妈经过组织关系，说想见见我们，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妈妈工作的地方，说她如何如何不好，造成妈妈所在单位的组织给她施加压力。平时他也对我们说妈妈如何如何坏，目的就是让我们对亲生的母亲没好印象，不去见她。要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一辈子也别想见到妈妈了。他为什么对妈妈这样狠毒，恨不得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就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妈妈手中，怕她揭发。

　　充当刘少奇政治帮凶的王光美是个什么东西呢？据说在辅仁上学时她和那些上层人物、神父等打得火热（她出国访问时，又把她年轻时的一套搬出来了，简直令人作呕，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党和人民丢尽了脸！）46年，北京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是去美国留学，还是去延安都没有定，两条道路还没选定，后来叶剑英同志给她作了工作后她才去延安。现在看来，她去延安，也是有她的个人野心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却得到了刘某人的宠爱，这难道是奇遇吗？不，这是臭味相投！

　　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了出来，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

　　刘少奇确实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从来都是无视毛主席，无视毛泽东思想，搞自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毛主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他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他灵魂深处，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王国，是那样卑鄙、肮脏。

　　毛主席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

　　刘少奇，我们正告你，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若还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认错误，不回到毛主席这边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是刘少奇的子女，今天我们从妈妈揭发的事实中更加看清了刘的本质，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造反动老子的反，与他划清界线，真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1967.01.02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八期，196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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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热比娅亲属“谴责她制造民族骚乱”

2009年08月0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00北京时间 19:00发表

中国继续向流亡海外的世界维吾尔大会领袖热比娅施压，称她在境内的亲属指责她制造了"7·5"民族骚乱。

新华社引述其中一封信的部分内容："因为您的原因，7月5日，在乌鲁木齐，那么多的无辜各族群众失去了生命，那么多无辜群众的房屋、商店和车辆被烧掉、被毁掉，各族群众的团结与和睦关系遭到了破坏。”

信中表示，在这次事件中，热比娅和“世维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新华社表示，信件是由热比娅的儿子卡哈尔、女儿茹仙古丽和她的弟弟买买提所写。

BBC中文网无法证实信件的真伪，也无法确定信件是热比娅亲属自愿写的。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BBC中文网表示，他相信这些信件都是假的。

子女曾遭软禁

热比娅有11名子女，其中五名子女及其家人生活在新疆。他们中的几人曾被关在狱中或被软禁多年。

长子卡哈尔曾遭到罚款，并被迫清盘热比娅的生意。

茹仙古丽在2006年被软禁数月。她目睹了保安人员为了阻拦她两个兄弟与到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见面而殴打他们。

维吾尔人权组织也称，茹仙古丽和热比娅的弟弟买买提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也曾经遭软禁。

上周，中国就日本决定允许热比娅访日以及澳大利亚允许她参加墨尔本举行的一个关于她的纪录片首映式而提出了正式抗议。

中国官方公布说，骚乱造成197人丧生，其中大多都是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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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应该这么做……”——热比娅境内部分亲属采访实录

　　近日，热比娅境内部分亲属分别致信乌鲁木齐“7·5”事件遇害者家属和热比娅本人，对热比娅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参与分裂活动表示不满，对暴力事件表示愤慨，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歉意。

　　他们为什么写信？缘何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歉意？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面对面采访了热比娅在乌鲁木齐的部分亲属。

　　长子卡哈尔：不要做破坏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事情

　　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发生时，热比娅和前夫阿不都热依木的长子卡哈尔在自家阳台上亲眼目睹了暴徒灭绝人性的暴行。

　　“我家就住在山西巷子，从12楼看到一些暴徒从南门往山西巷子跑过来，打砸周围的店铺、烧掉警车和公交车，殴打无辜的老百姓。我相信，新疆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起暴力行为。”卡哈尔说。

　　“因为妈妈把这件事的发生提前告诉了舅舅，所以我们想，这件事有她的背景。”目睹“7·5”严重暴力事件的卡哈尔和其他亲属商量给那些乌鲁木齐“7·5”事件遇害者的家属写封信。

　　卡哈尔说：我们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看到了“7·5”事件中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人们一定会想，热比娅的孩子们在乌鲁木齐，他们是不是也会干一些搞破坏、教唆别人的事情，“也许会出现这样的误会”。

　　卡哈尔说：给遇害者亲属写公开信的目的，第一，向群众表明我们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第二，表达对无辜死难群众的同情；第三，告诉新疆的各民族同胞，不要听信热比娅的谣言。

　　“她是我们的亲生母亲，说她什么也不太好。希望妈妈不要从事这种（搞分裂）事情。”谈及为什么给热比娅写信，卡哈尔说，“我们是她的亲生孩子，想让她听从我们的劝阻，为新疆以后的发展着想，不要搞民族分裂、教唆别人的事。”

　　事实上，母亲热比娅并没有给卡哈尔留下太多的美好回忆。在提及热比娅抛弃孩子，给童年带来的艰辛时，他的眼眶红了——

　　在卡哈尔13岁时，热比娅就抛下了6个年幼的孩子，与他的父亲离婚了。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卡哈尔不得不用了10年时间才完成小学学业。

　　“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和睦相处。”卡哈尔说：“妈妈在美国，有时候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会劝她不要干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事情，但是她也不怎么听我们的话。”

　　卡哈尔希望对母亲热比娅说：“我最想说，妈妈在美国不要搞分裂的事情，不要做破坏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事情，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平安地过日子。那样，我们会感到高兴。”

　　“要是没有发生‘7·5’事件，我、妹妹和舅舅家15个人准备到阿克苏去。”在阿克苏承包了40亩果园的卡哈尔遗憾地说，“我们准备去那休息。但因为这个事情（“7·5”事件）的原因，这些事情全部泡汤了。”

　　女儿茹仙古丽：分裂分子不会得逞

　　在新疆一所学校工作20多年的茹仙古丽，是热比娅的女儿。

　　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好多无辜生命、财产”在“7·5”事件中遭受损失，茹仙古丽感觉特别“内疚”和“难过”。在她看来，“这百分之百是境内和境外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包括我妈妈，从事的民族分裂活动。”

　　茹仙古丽认为，“7·5”事件跟母亲有关，她说：“好多无辜的群众都遇害了。作为热比娅的儿女，我们觉得非常对不起死去的人，所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和记者面对面的采访中，她多次提到，希望母亲热比娅能够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从此不再搞祖国分裂、民族分裂”。

　　谈及给遇害者家属写信表示歉意，茹仙古丽说：“我们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心里面过不去。”因为在平时生活中，单位领导和同事十分照顾茹仙古丽，不时询问有什么困难，“我觉得，我就是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面长大的。”她说。

　　虽然不少人知道茹仙古丽是热比娅的女儿，但是大家和她相处得“特别好”。“本来我想，我是热比娅的女儿，大家肯定恨死我了。”

　　事实上，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并没有使茹仙古丽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反而是我们的一个书记特别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没发生什么事情吧？’。”那一刻，接到电话的茹仙古丽“特别感动”。

　　说起自己工作生活20多年的学校，茹仙古丽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说，学校里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是一个民族大家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相处得都“特别好，特别愉快”，“维吾尔族学生和其他民族的学生和睦相处，很团结”。

　　“我最大的愿望是，如果各民族团结的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分裂分子都不会得逞。”茹仙古丽说。

　　小儿子阿里木：妈妈教我“浇汽油自焚”让我“心很酸”

　　每每谈及自己的亲生母亲热比娅，阿里木的心情都十分复杂和矛盾。

　　没有人能想像到一个母亲会教唆亲生儿子自焚。然而，这就是发生在现年33岁的阿里木——热比娅的小儿子身上的真实故事。

　　阿里木的童年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拉扯下长大的。在17岁之前，他对母亲的记忆都是空白。“我一直很难理解妈妈会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就把我抛弃了。”阿里木说，“我感到母亲欠我的太多了。”

　　对母爱的渴望和追求曾经让阿里木做了一些傻事，他至今想起来还追悔莫及——

　　阿里木在新疆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后经商，但是在热比娅的灌输和影响下，他因为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被判刑入狱。

　　“当时办案单位到我们公司查偷税问题，妈妈便从国外打电话让我们浇汽油自焚，挂牌到广场去游行。”阿里木说，“我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把电话挂掉了。我无法理解，她作为一个母亲不疼我。作为父亲，我疼我的孩子，他们还需要我。所以我没有做，我也不会做的。”

　　“浇汽油自焚”这样的话让阿里木感觉“心很酸”。然而，更心酸的还在后面——

　　2007年，阿里木因为偷税漏税700多万元被判刑入狱。谈及此，阿里木觉得很不值得：“我是1999年以后兼任公司法人代表，以前是我妈妈偷的税。我妈妈在经营的时候，我继父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们，教唆我们不要给国家交税。”

　　在狱中，阿里木通过媒体了解到乌鲁木齐“7·5”事件。

　　“当时，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我妈妈煽动国内一些人做的。”阿里木说，“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做，一直在煽动国内一些人做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事情，他们在国外生存的本钱也是这个。”

　　“她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有多少人受伤，不知道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受到多大影响，她现在成了很多很多维吾尔族人的敌人。作为她的子女，我们以后怎么办？”现在的阿里木，深刻认识到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能让他们致富，走上幸福道路。

　　他说：“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帮助、国家的政策、银行的贷款。没有这些帮助，没有这些好的政策，能把热比娅大厦盖起来吗？热比娅走进监狱以后，政府还是帮助我，在公司的发展上帮助了我们很多。”

　　“我想对母亲说，希望她考虑一下国内人的感受，不要做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祖国的事情，这样也许可能有机会相聚。十几个兄弟，到现在没有聚到一起。如果妈妈再这样往下走下去，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狱中的阿里木，对母亲发出了内心的呼唤。

　　弟弟买买提：要是那个时候姐姐来电话，我肯定臭骂她

　　热比娅在乌鲁木齐的弟弟买买提，也许一辈子都忘不了她打来的那个电话——

　　7月5日11时40分，热比娅给买买提打电话，说乌鲁木齐将发生大的事情。仅仅6个小时后，乌鲁木齐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姐姐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互相问候。我在电话里听她说要发生大事，我问她在哪儿，她说乌鲁木齐会发生大事情。”买买提说。

　　“她说要发生大事情，谁知道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呢？从姐姐电话里说的话来看，她是事先知道这件事的，我认为姐姐做错了，要是姐姐让他们（暴徒）这么做的话，她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管她在什么地方。”

　　买买提亲眼目睹了热比娅所说的“大事”。“当时我眼睁睁看着暴徒分子一边打砸抢，一边烧毁马路上的车辆，还殴打、杀害无辜群众。”

　　采访中，买买提多次用“很生气”“很痛心”等词汇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任何人看到无辜的人被杀、汽车被砸、房子被烧，都会生气。任何中国老百姓都会气愤。因为我们在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得很好、很和睦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件。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 老百姓有什么罪？汽车有什么罪？要是那个时候姐姐来电话，我肯定臭骂她。”曾经长期和热比娅生活在一起、做生意的买买提，不由接连质问，“我会跟她说，当时你跟我说要发生大的事情，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事？当时你给我们甚至给中国政府也承诺过，不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守信用？造成这么大的乱子，姐姐，这是好事吗？”

　　如今，买买提的子女们都在乌鲁木齐工作或经商，“7·5”事件也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7·5”事件不光给我们，而且给新疆和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买买提衷心希望各民族团结，生活“回到原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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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比娅亲属致热比娅的信（全文）

妈妈您好：

这封信是您的儿子卡哈尔、女儿茹仙古丽，弟弟买买提．卡德尔一起坐下来写给您的。

当年，党和政府给了您那麽多的机会，在生意上给您创造了很多便利的条件，您才进入了新疆首富的行列，之后党和政府又给了您一次又一次的宽待。但是，您还是因他人的诱惑进了监狱，之后因我国政府宽容您才去了美国。在去美国之前，您向我国政府发誓不参与一切分裂活动，但您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妈妈！我们也想过安稳的日子。我们新疆这个大家庭裡的群众从来也没有见过像7月5日这样残忍的暴力事件。因为您的原因，7月5日，在乌鲁木齐，那麽多的无辜各族群众失去了生命，那麽多无辜群众的房屋、商店和车辆被烧掉、被毁掉，各族群众的团结与和睦关系遭到了破坏，这是为什麽呢？

新疆是各族群众和睦相处的幸福家园，任何人想轻易地毁掉它是不可能的，群众也不会轻饶毁坏他们家园的人。妈妈，您干了这麽多的事，但政府还是这麽好地对待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你们母亲做的事情是你们母亲自己的事情，你们跟这些事情无关。」您一出狱就去了美国，新疆的变化您不知道。现在群众的生活特别好，只要努力、勤奋，各族群众之间就没有任何差别。简单地说，现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中出现了很多百万富翁，盖了数不完的高楼大厦，我们政府给了他们各种优惠的政策。这些不都是好政策的成果吗？

任何人都不希望有人破坏这个幸福的家园。所以，您也想一想我们的幸福、您的孙子孙女的幸福，希望您不要毁掉新疆各族群众安定、幸福的生活，不要听信别的国家的挑拨。我们还是想念那个入狱之前疼爱我们的妈妈，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妈妈被各族群众唾骂。

卡哈尔（热比娅的儿子）

买买提（热比娅的弟弟）

茹仙古丽（热比娅的女儿）

开塞尔．阿皮孜（热比娅的女婿）

卡迪里亚．开塞尔（热比娅的外孙女）

热孜亚．卡德尔（热比娅女儿的养女）

左克拉．卡德尔（热比娅的姐姐）

阿依迪达．卡哈尔（热比娅的孙女）

阿依古丽（热比娅的儿媳）

迪里达尔．卡哈尔（热比娅的孙女）

祖力普卡尔（热比娅的孙子）

萨尔达（热比娅的外孙）

2009年7月24日乌鲁木齐

陈志武：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长江》杂志

　　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

　　舆论普遍认为，“国进民退”再次抬头，且来势汹汹。《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此轮“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假如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市场的角色呢？为此，本刊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试图帮助我们解开缠绕在“国进民退”头顶的疑团，为那些“受伤”的民营企业开副药方。

　　宏观过热，调控民企

　　《长江》：我们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谈，比如说为什么要宏观调控？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说法？

　　陈志武：这一叫法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应该说是一种超宏观调控的经济，是宏观、微观都管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更多用宏观调控这个名词，强调的是政府退出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管理。

　　《长江》：市场化改革之后，为什么开始出现宏观调控呢？

　　陈志武：市场化改革最基础的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但是，在政府退出经济事务、退出经济领域、退出市场，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企业和民间经营者后，政府的角色就需要被重新定义——政府成为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在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从理念上说，就出现了宏观调控这样的名词。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革命的一个基本思路。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调控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更加微观的市场管理上。

　　《长江》：我们的宏观调控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影响经济运行，有什么区别吗？

　　陈志武：按照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政府介入经济时，只是通过财政和货币这些核心经济变量来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从而达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比如说2004年的“铁本事件”，这已经不是“宏观调控”了，因为政府甚至可以命令一个民营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把建设项目和投资项目停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使用刑事拘留等手段，这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或者任何宏观调控理论的逻辑和范畴。

　　《长江》：同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情况是，宏观调控下受到损害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最著名的例子也都是民营企业，比如刚才提到的铁本？

　　陈志武：从根本上讲，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基础制度的制定与设计方面的讨论一直很少。邓小平说，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黑猫论”实际是说，不争论到底该如何做、该做什么基本制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在这种思维架构下，中国一直没有对基础制度框架进行深入讨论。在我看来，如果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有很多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存在，那么，在规则制定与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难免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放在优先地位、放在民营企业之前。只要出现大的经济振幅，一旦政府决定介入市场，它肯定会偏袒和保护国有企业，而把监督、监管和调控的对象重点放在民营企业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就像是国家的儿子，它们是政府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任何时候要进行监管和调控，首先会针对与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

　　在这个意义上，之前的讨论中很多经济学家在解释为什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时，都把重点放在投资回报率和经济效益上，好像只要国有企业的赚钱能力超过或者是等于民营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民营化。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说，实际上这种考量是很狭隘的。中国一直在呼吁加强法治建设，要发展法治社会。但只要经济领域里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法治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倡导。因为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那么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时，都会偏袒国有企业，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平等，不管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还是在法律的具体条文里，都不会真正平等。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只看国企和民企谁带来的收益大，而是必须考虑到国有经济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会带来很多扭曲，带来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

　　《长江》：回到宏观调控上，有一种更为工具、更为细节的说法，为什么每次都会殃及民企，原因是民企在金融方面受限，只要银行开始加紧收贷，就会让一部分公司资金链紧张。

　　陈志武：这是国企和民企不平等的另一个具体体现。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基本都被控制在国家手中，它们在放贷时是否会给国企和民企平等的机会，让它们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呢？很明显，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银行中做放贷的官员更倾向于给国企放贷，尤其是今年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给一些大基础设施项目、给大国企尽可能多的放贷，这是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而放贷给民营企业则会让这些官员承担风险，甚至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长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金融领域。这种方法是不是会帮助它们在宏观调控或者经济不景气时更好地应对和生存？

　　陈志武：应该会这样。不过这么多年里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机会一直很少。尽管私人应该更多进入金融业，但是，在中国，未来短时期内，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以及大型国企的强势地位，这些局面不太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要允许跟民营企业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存在并快速发展，最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的国有金融机构主要为大型国企服务，同时有很多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乐于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但是这些年，政府一直不允许个人和民营企业以真正大股东的身份进入金融业，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谈了很多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金融业终于放开了一点，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出现，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原因有很多，尤其是理念上和意识形态上一些以往的误区没有消失。比如一个关键的误区是，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后，既然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去经营金融企业，那他们是不是会去放高利贷？但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正是开放金融，像保护股权投资者一样地保护放贷人的权益，这样，更多人和企业才会去供给资金，使贷款利息下跌，才可以解决好高利贷问题。

　　《长江》：如果我们承认国企强势地位的存在和总会有宏观调控这样的事实，那么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他们尝试进入金融业；二是尽量避免进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您的观点呢？

　　陈志武：要做的包括几方面，一是从根本层面看，学界和决策层必须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更深的认识，尽量避免利用宏观调控或别的名义打击民营经济。要更深地意识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一旦被强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后果。尽管短期内完全改变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差距很不现实，但是大家认识到这些，这很重要，也该朝“国退民进”迈进。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很显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们无法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得到很多资本和金融支持。房地产行业最近一年多的变化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在服务业等行业，以及涉及研发的行业寻找自己的空间和优势。当然，我知道研发也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但好在现在有很多私人股权基金和创业基金在中国兴旺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缓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劣势。民企可以利用国内和境外的VC和PE的支持，在R&D（研发）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模仿，它对成熟产品和成熟技术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在研发和创新方面却处于劣势。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比国企好，可以更多地在研发和创新上占据领先地位。我觉得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可以向那些最能够得到PE和VC支持的行业去发展，利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相对于国企的融资劣势。

　　《长江》：但是民营企业之所以纷纷进入资本密集的行业，正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规模上永远长不大，永远改变不了国企和民企的强弱格局。

　　陈志武：这个说法是误区。其实在服务业等行业，很多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做到很大。在酒店行业、餐饮行业、旅游业和零售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这些行业不是制造业也不是重化工业。

　　金融全球化救了民营企业

　　《长江》：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让一部分人认为国有化反而具有一定优势，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陈志武：很遗憾，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得出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荒唐的结论，以为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经济，通过宏观调控甚至于微观调控，可以更好地抑制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种结论跟整个人类经济史是非常相悖的。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潮流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地认为，由政府来经营经济可以更加繁荣，这种看法很显然跟过去100多年的人类经济史相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介入一些公司和银行是其短暂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政府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利益主体直接去经营这些公司和银行。

　　《长江》：可能更为滑稽的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制度相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言更为优越。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还是有太多暴发户心态，许多人并没完全理解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不理解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长远来看这些结论肯定会误导人。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都已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美国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每次它的经济都能出现根本性的复苏，这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好，它每次都能从危机中以更强的姿态走出来。我并不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跟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过度自信，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希望这种过度低估美国自我修复能力的态度，不至于对中国的很多政策产生影响。否则，这反而会让中国错失一些未来的增长机会。

　　《长江》：在2004年和2005年以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海外公开上市，它们在业绩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

　　陈志武：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看到背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肯定能享受不少WTO红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了更好的贸易机会，包括机械制造业。WTO红利包含的这些机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一部分大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通过外溢效应间接分享。出口企业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机械、设备等，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国资委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刚才提到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利用香港联交所、纽交所、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上市机会，到海外上市，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透明度、管理行为以及业绩上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善是因为有了国资委更好的监管，有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这种看法很肤浅，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提供的无形监管、监督和约束，以及这些看不见的手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改善。

　　《长江》：资本和金融的进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很多融资上的问题？

　　陈志武：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幸亏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过去给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中关村，看看今天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对于太阳能制造业而言，从VC、PE到最后上市，如果没有美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唱主角的国家。换句话说，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和证券市场的支持，才使得中国民营经济不至于在国有企业垄断的社会里被全盘挤掉。



　　背景

　　新一轮“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

　　今年初，政府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大产业规划中均涉及兼并重组，并被视为“做大做强”的主要手段，这些政策被认为偏向国企。新一轮“国进民退”现象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甚至在竞争领域的轻纺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隐忧。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由发改委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各行业协会、大企业代表组成的编制小组起草。在目前已经公布的钢铁、汽车等行业的产业振兴规划细则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均被政府钦点为重组主力军。

　　钢铁

　　山东日照钢铁公司年产700万吨钢铁，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之一，今年将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重组。2008年底，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两家公司签署了重组协议。重组主要服务于一项政府目标，即在未来5年内，通过兼并重组，把该省70%的钢铁产能全部集中到山东钢铁集团。无独有偶，南方一家民营钢铁公司——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也被国有属性的宝钢集团所兼并。

　　让民营钢铁公司更加无所适从的是，国务院今年3月公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规定，到2011年，国内45%的钢铁产能应该向排名前5位的钢铁企业集中，最大的三家国有钢铁公司——宝钢、鞍钢、武钢被政府指定为这次联合重组的主角。这表明大规模的行业兼并即将发生。

　　航空

　　航空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近日，成立于2005年的东星航空宣告破产，由于其无力偿还拖欠中航油的1.4亿元、湖北机场集团的6000万元债务，年初申请破产。起因是湖北省政府和中航集团曾就共同打造武汉航空枢纽签署框架协议。湖北省政府曾力促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但遭东星航空拒绝，武汉市政府随即向交通部申请东星航空停航。

　　航空业曾是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在这一轮“国进民退” 行动中，面临全军覆没的局面：目前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去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其中，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收购了 72%的股权；去年12月停航的奥凯虽然复航，但美国联邦快递已经中止与其合作关系，元气大伤。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同样巨亏的国有的东航和南航，2009年则分别从政府获得70亿元和30亿元的资金支持。

　　房地产

　　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以19.6亿元高价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此前，它刚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

　　6月30日，中化集团旗下方兴地产以40.6亿元竞得“广渠路15号”地块，楼面价每平方米约1.6万元，成为北京招拍挂制度以来的地王。

　　不仅是大型央企，一些地方省市的国资公司也掀起新一轮进军房地产的高潮：常州交通产业集团6月份耗资32亿元获得常州京杭大运河东侧地块；大连港集团斥资49.2亿元获得大连中山区5号地块；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更是斥资 50.8亿元拿下青岛燕儿岛路旧城改造项目地块。

　　潘石屹参加广渠路15号地块竞标后感慨道：“天价地王多是国企，政府4万亿资金大都到国企腰包里了，他们有了钱，就不讲市场规律拿地。”

　　10大产业振兴规划，与去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中国政府化解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但更是对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这些将引发怎样的格局变化，经济学界和实业界对此深度关注。

为何中共高干子孙们名字这么有趣？

【阿波罗新闻网2009-06-28讯】 作者：何三畏

柯庆施女儿著《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听这名字，应该有得可观，但我只是看了一段文摘，我记住了柯女的名字——柯六六。
在中国，“红星照耀的家庭”兼“共和国开创者”的子孙们的名字已经自成一种现象。我没有特别收集，但一下就能记起的有，罗点点，林豆豆等，现在又加一个柯六六。这些名字有意思。至于前不久新闻报道的，万宝宝，薄瓜瓜，则已经是第一代革命家的孙子辈了。李禾禾的父辈，辈份应该靠不上，只是学习这种取名风气而已吧，禾禾二字，也没有那种“故意的土气”。前不久，传毛泽东又续新后，其孙子生二胎，取名毛东东，虽然也是两字相叠，但可能主要是为了沾一点“毛气”的意思，也无第一代革命家的第一代后人的“故意的土气”。还有一种革命后代的名字是，复制革命前辈，如陈小同，李小鹏。
把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需要声明一下，我是毫无褒贬之意的。我提到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柯庆施等等的名字，心里是一样的感觉。例如这里最先提到的柯庆施吧，他当然是了不起的人物，据说是他“拉开了个人崇拜的序幕”，他发明了“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又说他和谭震林、李井泉“是推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政策齐名的闯将，旗手”。这些我都不管，反正都是“老一代革命家”。
可以这么说吧，某些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把子孙的名字，已经弄了一种粗俗化的风气。我认为那是故意的，不太可能是无意的。
为什么是这样，还没有看到人研究过，虽然这是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皆政治历史课题。
说他们没有文化，这讲不通。经过多年的斗争，能够入主北京的，都基本上是各有一套的人物了，其中有没文化的，但只要他喜欢，要取一个有文化的名字，那是没得问题。所以，只能说他们“喜欢”这样的名字。为什么喜欢？或者还有一些当时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政治风气的影响。例如，毛泽东多次明白地表示厌恶知识分子，如果有他的追随者，公然给自己的儿子取一个特别文化的名字，是不是有一点冒犯老人家的样子呢。另外，革命家是不是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例如，林彪给女儿取名豆豆，儿子好像是在家里被叫“虎子”的。毛泽东生女都跟江青姓，包括和贺子珍生的女儿，都姓李。但他的儿子是龙种，是一定要姓毛的，当然得取一个以后可供全国人民欢呼的名字。这种情况下，如果毛的追随者们的儿女，也取一个包括“英、杰”之字在内的名字，有没有一种自暴政治野心的嫌疑？
要知道毛泽东对名字相当敏感，他的业余爱好之一，就是为别人改名字，也不问你是不是请了八字先生，费了好大的劲取的名字，他老人家一听，就凭当场的感觉，立刻给你赐一个名字，更可怕的是，往往有一个革命家庭跟他攀上，带了孩子去朝拜，他第一句就问，孩子什么名字？想想看，与其早早地取了一个多么文化的名字，让毛泽东听不惯，还不如就取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这样，一来听上去没有政治追求，二来也好要有机会让伟大领袖赐名。当然，这后面几句话，是我的推演，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史家求证。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汉语的走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是港澳台的汉语跟大陆不一样，说明要是不经过革命改造，汉语可能是另外一种习惯。第二，这些习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是我们习焉不察的。范美中先生成为“范跑跑”之后，教育部有关人士表态，要把他清除出“ 教师队伍”。他的校长一听，说我这里没有“教师队伍”！校长的父亲是黄埔出身，打过日本，也打过国共战争，晚年觉得“队伍”真是没有意思，不如办学，这就是后来范美中教书的学校。盖“队伍”是打仗的，教师是教书的。——军事化是简化汉字的一大特征。星期五的报纸广告，一般会看得到商家“备战”周末市场。
但是，高层的革命家庭真还少见军事化的名字。大概他们是不想打仗了，虽然一到有事，都发脾气说，大不了重上井冈山，但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朴” 了，哪还愿再去呢，如果你要篡夺“公朴”，拿几百万人头来换的狠话都说，哪舍得去。倒是他们的子民，有不少军事化的名字。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9/0628/article_13641.html

北京地铁和车厢内将监听乘客声音

北京将进一步升高对地铁乘客的监控，除了已设置的录影系统外，还将增设监听设备。北京质监局表示，地铁除了要设置录影监控系统外，还必须在列车车厢等处，进行监听，以便突发事件发生后，可以影音重现当时的现场状况。

法制晚报报导，7月31日上午,记者从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了解到，北京首部《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强制性地方标准将从8月1日起正式实施。按标准条文要求，轨道交通的列车客厢等处须进行音频监听。1日上午，记者从公交警方了解到，目前北京各条地铁线路都已经在站台、出入口等区域配备视频监控系统。在遇有火情、跳落站台等突发事件时，警方和地铁工作人员可以调取监控录像进行查看。

为了能更加真实地再现当时情景，今后视频监控系统上将加装音频采集器，对现场声音进行收录。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回放现场图像的同时将可以“原音重现”。由于资金等客观因素，音频采集器的加装时间目前还没有具体确定。

报导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高速交通系统，人流疏散量大、通道和流量受客观条件限制，存在相对薄弱环节，如发生突发事件，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危害。所以，对轨道交通的公共安全防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规定了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系统的总体结构以及视频监控、化学监测、放射性材料监测与处置、武器与爆炸危险品检测及处置等子系统的功能要求和技术指标，力求实现各系统的报警信号联动，提高轨道交通安全防范能力。

按要求，轨道列车内功能设施至少应包括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系统、化学监测系统和车厢音频监听系统。标准对轨道交通重要部位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配置提出明确规定：如在车站出入口及朝外半径50米扇形范围内公共区域、站台层、站厅层、车站内公共通道（含楼梯、自动扶梯）、检票出入口、安检出入口、车站售票区域等处，须严密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此外，在站台层须进行拥挤度检测；在站台层和各节列车车厢须进行化学监测；在车站出入口或站厅必须进行武器与爆炸危险品的检测；在检票出入口须进行放射性材料的检测；轨道交通的场、站周界必须设围栏或围墙；站台层、站厅层和安检仪附近必须加装抗爆球等。

标准还特别提出，轨道交通的列车客厢等处须进行音频监听。另外，标准还要求，轨道交通的车载系统应具有系统信息的存储功能。列车接入图像、客车车厢手动报警、监听音频和化学报警信息的本地存储时间应不低于7天，车载系统信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事件和报警信息存储90天。

RFI：伊朗总统选举折射现代化转型

作者 凯文
发表日期 12/06/2009 更新日期 13/06/2009 07:47 TU

二零零九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三十周年。三十年来，在“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下，伊朗经历了漫长的两伊战争和国际风云变幻，逐渐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之一。尤其自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以来，美伊关系急剧恶化，欧美舆论一致对伊朗口诛笔伐，伊朗国家形象大跌，俨然成为一个在中东地区挑战美国权威、捍卫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桀骜不驯的麻烦制造者。然而，对于具有全球眼光的中文听众来说，仔细分析之下，伊朗却也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远非黑白二字所能概括。

今天的伊朗，全称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此以前，伊朗处于1921年建立的巴列维王朝统治之下。巴列维王朝奉行亲美政策，以美国为蓝图对伊朗进行改革。但由于社会贫富悬殊、经济严重依赖西方、对反对派采取僵化的压制政策，导致民怨沸腾。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举行公民投票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尽管名义上为共和国，伊朗的国体却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共和国大相径庭。其首要特征是政教合一。伊朗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并由占总人口90%的什叶派主导。伊斯兰教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准则，其权威不容挑战。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表示，在理想的政体中，国家权力应该由阿訇执掌，议会仅有有限的权力。

然而，与苏联和东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尽管伊朗奉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这个国家却同时拥有较为发达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媒体政策，这正是伊朗的吊诡之处。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就曾经在多党制和一党制之间摇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于1985年宣布实行一党制，“伊斯兰共和党”为执政党，其他党派均被取缔，但随后伊朗于1988年颁布了政党法，并于1998年做出修改，尤其在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的合法政党和组织逐步增加，已经达到100多个，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建设公仆党”、“伊斯兰参与阵线”、“德黑兰战斗的宗教人士协会”等。当前伊朗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上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进行。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都公开宣示自己的基本立场，例如1997年当选的总统哈塔米被认为是改革派或温和保守派，而2005年当选的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则是极端保守派。在今年6月12日进行的大选中共有四位候选人，其中内贾德和雷泽是保守派，而穆萨维和卡洛比则是改革派。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作为神权国家的伊朗，其政治生活反而比前共产主义世俗国家更加公开和透明。

此外，伊朗的选举和推举制度不仅仅适用于总统，也同样渗透在议会、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等各个重要机构。伊朗议会由290名议员构成，每4年通过全民普选产生，哈塔米执政期间，改革派一度在议会中得势，而在2008年最近一次的大选中，保守派卷土重来，占据了多数议席。伊朗总统每4年选举一次，最多连任两届，但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只是第二号领导人，他要受到最高领袖的制约。最高领袖控制伊朗的武装力量，并有权就安全、国防和外交政策做出决策，最高领袖是由伊斯兰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推举产生的。专家会议负责委任并监察最高领袖，并有权将其罢免。专家会议由86名成员组成，在1998年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首先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资格。而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宪监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6人由最高领袖委任，另外6人则由司法机关提名并经议会批准产生。成员任期6年，负责审核议会通过的所有法案以监督其合宪性以及与伊斯兰教义的一致性。此外，宪监会还有权审议议会、总统和专家会议的候选人资格。目前，宪监会控制在保守派手中，保守派借助宪监会的强大权力，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全面控制，这也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焦点之一。

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尽管伊朗一直饱受欧美国家批评，而且自从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以来，国家政治生活趋于保守，新闻自由也受到进一步控制，目前伊朗多数报纸都支持政府，所有电视台均为国家所控制，现任总统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尽力窒息反对派声音。但作为选举和政党制度的对应产物，尤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现状相比，伊朗的媒体制度仍然算得上较为开放。

由此可见，尽管从世界通例的眼光来看，受制于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朗的政治架构颇有叠床架屋的累赘之嫌，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伊朗也仍然在艰难地探索现代化转型中自己的独特道路。同中国一样，伊朗背负着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和百年来的政治遗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实现现代化转型。伊朗把阿拉伯的神权政治同西式民主选举结合在一起，其中不无矛盾与冲突之处，但即便如此，“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尤其选举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值得其他转型国家认真对待。

夜郎为何不能自大？

―作者：程映虹（原载《纵览中国》11/07/2009）

“汉朝的时候，在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很小的县，叫作桐梓县。在桐梓县往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夜郎国。夜郎国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国土却小得非常可怜，和中国的一个小县一样大。可是夜郎国的国王却十分的自大骄傲！以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很大，不晓得临近的国家有多大！有一次，汉朝派人去拜访夜郎国的国王，他一脸骄傲地问：“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究竟是那一个国家大呢？”汉朝的人一听，都忍不住想笑呢！”

以上这段文字，抄自互联网上的一个以“互动百科”自诩的访问量(或互动量)很高的网站，而从这段文字的语气上看，它十有八九源自某一个给儿童启蒙的汉语类读物。写下这段文字的人，是自觉地用自己浸淫其中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去毒害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嘲笑的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大，但骨子里是为了建立“大小之别”，而这个大小之别又是以汉与非汉来对比的。故事中一再重复的“小”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小”不但可悲可卑，而且可笑可怜，而“大”则是伟大，宏大，博大；“小”是夜郎，当然是“非汉人”，而“大”则是“汉”的代名词，所谓“大汉”“大唐”“大明”、“大清”(清统治者虽非汉族，却以汉人道统的后继者自居)一直到现在的从卷烟名称到舞台表演中的“大中华”等等都是如此。更有的网站说，拜无知和自大的福，我们今天还知道夜郎，不然这个小国的名称早就湮没不彰了。

幸而不是所有有影响的中文网站都是如此。“百度百科”对“夜郎自大”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它说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今天这个成语“属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但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误读的历史。”因为“司马迁在这个故事里叙述了夜郎国和汉朝的一个外交事件，其实当时夜郎王和滇王都只是因为没有信息的朴素的发问。就象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城里，然后问，城里粮食产量高还是我们乡下产量高啊？这样的问题虽然有点可笑，但并不至于说成‘自大’。”

在司马迁的时代，尽管儒家已经被奉为意识形态的正宗，但太史公撰<<史记>>还没有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他只是写下这段汉与非汉之间的交往，没有更多的的褒贬。但后来随着大汉族主义话语的成型和发展，这段历史就变形成了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而到了“互动百科”引的这段话里，司马迁的原话完全不见了，作者添油加醋，不但连用数个“小”字，而且“一脸骄傲”和“忍不住想笑”都出来了，把汉语绘形绘色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用来给儿童启蒙，可以说再有效不过了。经过这样效果良好的启蒙，孩子长大后，要让他们接受“百度百科”中的解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和很多和历史真相有关的记忆在中国遭遇的命运本质上是一回事：从小就被灌输和习惯了谎言的人，长大后遭遇真相时总会有心理障碍甚至情感抵触。

但即使是“百度百科”的解释也仍然有它的问题，不脱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它把滇王和夜郎侯比作农民进城(这又牵扯出城乡歧视，不说也罢)，承认他们问的问题虽然并没有自大的意思，但仍然有点可笑。其潜台词是作为城里人，我们当他刘姥姥，不必去计较。

灌输汉与非汉的大小之别和明昧之辨外，这个流传了少说也有上千年的成语本身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考查司马迁的原话，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夜郎，而是比夜郎大很多的滇，即今天的云南。为什么到了成语中就只剩夜郎了呢？是不是因为把比夜郎大得多的滇也放进去的话，这个成语所要达到的可笑和可傲的程度就都会打折扣了呢？因为如果只是夜郎侯不清楚汉到底有多大，可以说是他的孤陋寡闻，但如果连滇王也不知道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汉的“知名度”在当时的“国际上”有问题或者汉朝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去掉大的留下小的对于表达大汉族主义观念无疑要方便一些。

最近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的英文书《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BetweenWindsandClouds─TheMakingofYunnanSecondCenturyBCEtoTwentiethCentury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8)，其中从历史的长时段考查了云南的历史是如何在汉文化中被叙述的，以此来说明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对于上面的滇被排除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猜测有一些佐证。杨斌不但强调云南在历史上有它独立于中原汉文化的文明，而且认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其实和东南亚更近，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建立于云南的南诏国曾经和唐朝和吐蕃在东亚三分天下，后来的大理也十分强盛，直到被蒙古(注意，不是汉人，更和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无关)所灭并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的行省。元朝建立的有效统治被明清继承，所以云南直到元明时期才算并入中国。此前虽然中原王朝把云南列入朝贡体系甚至一度在云南“搞”过中原的郡县制，但由于当地的反抗，从来没有能建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

因此，中国主流历史学界沿用明太祖朱元璋的“钦定”历史判断，说云南“早在汉朝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根据不充分，而且是对云南历史从汉文化扩张角度作的简化，是对云南本地历史言说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杨斌称这种汉文化历史言说的霸权为“汉文化的东方主义”，它立足于华夷之辨和汉族文化优越论，把非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他者”，不但在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甚至渗透了日常生活的语言。例如，“云南”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杨斌认为，和中国多数以某一个地理坐标(如山、河或湖)为参考物的地名不同，在“云南”这个地名的背后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这块土地在遥远的云之南)，用来统称这块土地上极其多元的地域单位和族群文化，完全是为了中原王朝的方便而无视这里的特性和差异。生活在被中原王朝称为“云南”这个地方的当地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一度共享一个比较广泛的名称，那也不是“云南”，而是“滇”或“大理”等等。但中原王朝就是要把“云南”这个对当地人来说莫名其妙的地名强加给这块地方和这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族群。这和欧洲殖民主义以和欧洲距离的远近来定义的“远东”“近东”和“中东”有什么差别？

在一个相近的意义上，“新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前两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听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说，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她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句话中的自相矛盾(既然是“新”开拓的边疆，“自古以来”又从何谈起？)。我想，大概很少有几个汉人对这样的陈述会有这样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夏威夷”这个地名可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把一个外文的地名译音赋予如此强烈的汉文明优越论的内容，堪称语言技巧和阿Q精神的珠联璧合。

和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言说最终建立霸权地位的过程类似，“云南”这个汉文化东方主义的发明也是随着汉族和中原王朝对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成功而最终建立的。既然是殖民主义，这个过程当然不免血腥。从汉朝到清朝的历史记载中，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连篇累牍的“叛”与“剿”的文字和“斩首”若干千甚或若干万的统计。诸葛亮七擒孟获是汉文化制造的汉人智慧和道义优越论之神话的杰作，它不但遮盖了汉殖民主义同样霸道和残暴的历史，而且渗透进汉人意识，其程度不下于“夜郎自大”。在为诸葛亮抚掌称快的同时，汉人们往往很少想到问一下：孟获们为什么要反抗，而且是连着七次？就像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理论一样，历来的汉文化优越论之言说只提汉人的传播“文明”和对土著居民的“宽厚”，好像历来就是“孟获”们享受优惠和特权，欠中原王朝的比山高比海深，但却从不知感恩，而很少告诉人们中原帝国在这些“蛮夷之地”掠夺了多少金银财宝、马匹、耕牛、皮革、矿产和形形色色的其他财富，又征用了多少劳力，拉了多少壮丁，毁灭了多少本地文化和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汉文化的成语嘲笑的小不点夜郎国在沦为中原王朝属国甚至属地之后也履有“暴乱”的记录，拒绝朝贡和出劳役，斩杀中原使节和官吏，宣布“独立”，仅汉朝时就不下数起。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对西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道德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就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中的那些被汉文化的神话和谎言掩盖的原罪。

汉文化优越论或汉文化的东方主义是今天中国不断恶化的族群矛盾的一个深层次的历史和心理原因。我们追问“夜郎自大”和很多类似的汉文化现象的来历，并不是要走到彻底否定或者抛弃一切此类成语或者其他类型的语言表达的文化虚无主义(“汉城”改“首尔”是众所周知的例外，而特别恶劣的如“畏吾儿”和“僮”也早已不得不改了)，而是要对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心理和情感作批判性的反思，看看自己作为汉人为何对此敏感，对彼麻木，并把自己放在非汉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拿“夜郎自大”来说，语文老师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在已经约定俗成的成语以外的意义上，夜郎国问一句“汉与我孰大”不但完全正常，而且是一种为自己的文化和群体感到骄傲的表现。我们今天不但不应该再去嘲笑两千年前的夜郎，而且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夜郎自大会名列“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夜郎因其莫须有的“自大”而在汉文化中被嘲笑了两千年说明了什么？再进而言之，夜郎为何不能自大？又是谁不让夜郎自大？

阿基米德的镜子

方舟子

公元前213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罗马执政官马塞卢斯率领一支60艘战船的舰队，攻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叙拉古。

此时，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正带着大军在罗马大地上游荡。罗马军团不敢与之正面交锋，试图切断汉尼拔大军的补给线。叙拉古正是从汉尼拔的北非老家到意大利这条补给线上的关键港口。叙拉古原来一直与罗马结盟，在3年前汉尼拔大败罗马军团后，就倒向了迦太基。

罗马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每艘战舰有三层甲板，由150名桨手行驶，载着75名士兵，25名军官和水手。其中有8艘战船经过改造，每两艘连在一起，载着一架威力巨大的攻城机。罗马军队用它来攻城，几乎攻无不克。但是马塞卢斯知道这一次非同寻常，因为叙拉古城里住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工程师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靠给政府设计武器获得报酬，因此得以衣食无忧地研究纯学术问题。

当罗马战船驶近城墙时，它们遇到了阿基米德的第一种武器——巨大的投石机抛出大石头，向甲板、桅杆和水兵砸去。有的战船躲过了被砸沉的命运，驶得更近了，这时阿基米德的第二种武器派上了用场，小型的投石机从墙洞射出石头，虽然石头较小，但是速度更快，更密集，罗马水兵纷纷被击落水。有一些战船还是驶到了墙底下，开始攻城了。这时从墙头伸出一根根又长又粗的木梁，扔下沉重的铅块，把战船和攻城机砸烂。然后，罗马水兵见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武器：一架架起重机从墙后伸出来，晃动铁爪，钩住了船头，把战船垂直地吊起来，一松开铁爪，战船就被翻了个底朝天。马塞卢斯见了此情此景，感叹道：阿基米德在用我们的船从海里舀水。

最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群叙拉古士兵出现在墙头，一致地晃动手臂，一道白光射向一艘还在一箭之遥的战船，这艘船就被点燃了。然后又射向第二艘、第三艘……罗马战船一艘艘地烧了起来，马塞卢斯赶快下令撤退。在这场被马塞卢斯称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个人的战争中，阿基米德取得了胜利。马塞卢斯必须另找攻占叙拉古的办法。

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

我们可以确定发生过这场战斗，而且罗马舰队被击退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阿基米德设计的武器在击退罗马人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靠的记载表明罗马舰队饱受石头、铅块的狂轰乱砸，也遭遇铁爪起重机的重创。但是早期的记载都没有提到阿基米德还用了能点燃战船的秘密武器，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罗马战船起火了。

到了公元2世纪后期，罗马诗人卢坎才首次说到阿基米德用科学办法把敌人的船只点燃。此时距离这次战斗已过了400年，而且卢坎也没有具体地说阿基米德用的什么办法，可能只是用了更普通一些的点火办法，例如向甲板抛掷装了硫磺、油脂、沥青的火罐。还要再过300年，才有一名希腊数学家首次记载，根据传统说法，阿基米德用镜子点燃了一箭之遥的敌人舰队。

可见这个传统说法缺乏可靠的史料，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阿基米德研究过光学，显然知道用凹面镜能够聚焦阳光。但是当时的技术是制造不出一面足够大的凹面镜的。替代办法是用很多面平面镜排列成一个抛物面，同样能够聚焦阳光。传说阿基米德就是这么设计的，让许多士兵人手一面镜子，排成了一个镜子阵。

阿基米德掌握了足够的光学知识能设计出这种光学武器。但是这样的武器真的能派上用场吗？轻信的古人从不怀疑，文艺复兴之后就不同了。笛卡儿认为那是虚构的故事，而布封却在1747年用实验证明阿基米德能够办到。布封用168面20x15厘米的镜子聚焦阳光，点燃了大约50米外的木头。1973年，希腊科学家试图重现当时的情景。阿基米德时代古希腊人还不会生产玻璃镜子，只能用的是铜镜或磨光的盾牌。在雅典的一个海军基地，士兵们举起了70面1.5x1米的铜镜，瞄准了50米外的一艘小木船。起初，许多人没法聚焦，经过反复练习后，终于对准了，几秒钟后木船开始冒烟，很快就烧了起来。

2005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园里做了演示，把127面30x30厘米的镜子对准30米处的木船模型。对准大约10分钟，木头烧了起来，他们让它烧了一分钟再扑灭，在木板上烧出了一个洞。随后他们到旧金山，对停泊在海上的真木船做实验。这回用了300面镜子，让船舷冒烟、烤焦，有一个地方出现小火，持续燃烧了2个小时后只烧出了一个小洞。但是并没能点燃木船。

这些实验结果不足以令人信服，用到实战上就更成问题了：叙拉古士兵如何知道要准确地把光线对准哪一点？即使目标被一致对准了，罗马战船怎么会保持静止一段时间让他们聚焦？浸泡在海水里的战船是否能像干木头那样被点燃？如果点燃了，火势很小，会不会很快就被船上的士兵扑灭？

即使这一光学武器在理论上可行，在实战中也不实用，还不如发射火箭或用抛石机发射火团更好用。但是它听上去比火箭、抛石机神奇多了，更适合用来讲故事，传说于是出现。就算明知它不可信，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让它一直流传下去。

2009.7.27.

（《中国青年报》2009.7.29）

(XYS20090729)

当局为何不理睬预警——对“7·5”事件的追问

胡平来稿／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专访披露，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萊特.尼亞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得还早。

按说，海莱特提出的三条建议是比较周全的。首先，政府出面讲话，可以疏解维族人的不满，缓和紧张局势。即便还有极少数人要闹事，起码不会闹到那么大的规模和程度。与此同时，政府再调集大量军警严加防范，并告知汉人做好自我保护，就算不能消除暴乱于无形，至少也能减少到较小的程度。然而政府却偏偏是一条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需要追问，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吗？不可能。用不着海莱特7月4日下午来提醒，早在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马上就会想到：1、有维族人会上街，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给个说法；2、有人会冲击政府；3、有人会报复，打杀汉人，等等。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预加防范呢？其实，政府决不是没有预加防范。根据中新社7月6日的报道，七月五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由此可见，在打压和平抗议方面，政府是早有充分准备，动作神速。到了九点钟，有不少维族青年冲到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保护自己也是早有准备，固若金汤。政府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决不是警力够不够的问题，因为你政府至少可以还有多少就派多少嘛。如果担心警力不足，还可以象海莱特建议的那样，让汉族平民自己保护自己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别有用心。

根据官方报道，暴乱是在八点半以后开始的，大量暴力行为是发生在乌鲁木齐南边的维汉聚居区。然而根据《纽约时报》7月17日的报道，在整个暴乱过程中，简直看不到什么军警的影子，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暴乱已经接近尾声时，大量的军警才出现。《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地提到，在打砸抢开始不久，一位姓韩的出租车司机被维族人硬从车里拽出来，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却没有上前制止。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这难道还要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吗？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吧。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警察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RFI：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于7月27日启程访问欧洲

发表日期 24/07/2009 更新日期 24/07/2009 11:44 TU

据“国际西藏邮报”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于7月27日启程访问欧洲3国。达赖喇嘛将接受波兰华沙荣誉市民称号，并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专题研讨会，然后去瑞士传授佛法教义。

该报网站还引述印度时报的消息称，达赖喇嘛9月底至10月中旬访问美国时，将可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印度时报称，美国政府作出这项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另据挪威西藏之声7月22日消息称，近来在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州炉霍县乔拉（译音）境内，当局突然下令，要求藏人在各自寺院和家中供奉达赖喇嘛法相，并向藏人发放大型的达赖喇嘛法相，令所有藏人不解、惊讶，甚至产生怀疑。

它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特稿：镇压太成功，不会想民主

（标题为傻逼多维编辑所拟，不着边际）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在中国信奉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聚集地－－新疆地区发生的暴动，将使许多中国国外的分析师更加肯定，社会动荡将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中共官员不花时间、不下功夫来研究如何避免这类暴动，这种观点迟早会变成现实，很可能最终导致中国现政府的垮台。

如果中国官员们都这么想就好了。

可惜，即便是在报导说乌鲁木齐市至少有156人死亡后，中国的许多官员还将新近发生的这场暴乱－维吾尔人打砸抢烧汉族人的店铺－简单地说成是维族人“忘恩负义”。

纽约时报发表来自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一篇题为“北京总是赢家”（Beijing Always Wins）的评论文章。该文章说，中共的官方报刊《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评论员文章称，此次示威是“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公民们不满受歧视的政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怒。眼下这种观点在首都北京非常普遍。很少有人因为对政府所采取的武力行为感到意外，不少人还击掌称赞。在北京的一名商人就对汉族同胞表示关怀，并责问维吾尔人，“他们对我们给他们提了供那么多金钱，他们感谢过吗？”

爱国主义热潮，加上人们担忧动乱可能会损害他们从经济改革中艰难赢得的利益，这些会为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赢得了更多支持。而维吾尔人的真正苦恼则鲜有人关注：北京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严格控制；汉族人移居到新疆，抢走当地的好工作；以及少数民族在政府部门中没有地位的事实，在中国，做工商业大部分也都要通过政府。

在新疆，宗教信仰、当地民俗和教育选择，这些都由国家牢牢控制住。清真寺可以得到修理和翻新，但是，孩子们却被不允许入内参加礼拜。在暴乱发生后一天，人们再次聚集在乌鲁木齐的清真寺外示威抗议，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的心声。这些示威活动也很快被地方公安驱散。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成功孕育重复：政府的成功模式在一次次事件中重复，而政府在与示威者的博弈中似乎总是赢家－通过镇压，通过说服民众返家，通过关押示威活动领导人，等等，最后赢的总是政府。上个月，在湖北石首，关于一名年轻人的离奇死亡的谣言引爆了数千人的游街抗议，但是，警察一出动后，人群很快就因恐惧而作鸟兽散。近期在贵阳因为土地纠纷和就业问题引发的几起暴乱，很快也都在当地党政官员、警察和武警的协力下扑灭。鲜有迹象表明，政府愿意通过对话而不是压制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一些来自乌鲁木齐的报道也显示，示威活动一开始是和平的，大部分打砸抢烧是在大批武警出现后发生的。

党干部都清楚，北京的领导层大都由不惧使用武力来镇压示威的官僚们组成。例如，1989年镇压天安门事件和西藏暴乱时，中国决策人就称其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党员们似乎十分清楚，谁支持镇压，谁就能飞黄腾达。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还认为，许多中国官员在处理威胁到他们统治权的情况时，手法老道，而且，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先进科技。在新疆暴乱发生不久后，当地的手机和网络服务就被切断。当暴乱发生的消息传出后，大部分新闻都被官员们高明地控制着。我在北京的朋友就在他们手机上收到短信，讲述政府标准版的暴乱经过。政府的代表还四处散发国家新闻部门拍摄的照片。

官方的新闻媒体提到了汉族人的店铺被抢、被烧，不过，却对维吾尔人的摊位受到攻击只字不提，而且，还反复提倡安定和谐的口号。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这些政府机构在处理暴乱事件时屡战屡胜。这就决定了大规模暴乱肯定会被血腥镇压的命运。它还显示，社会动乱并不会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党太强大、太有信心，不会允许自下而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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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D CONTRIBUTOR

Beijing Always Wins

By RUSSELL LEIGH MOSES
Published: July 7, 2009
Beijing


THE riot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the home of China’s Muslim Uighur minority, will affirm to many analysts outside the country that social unrest is a direct threat to the continued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f officials don’t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how to avoid such uprisings, this argument will run, the government could eventually fall.

If only Chinese officials saw things that way.

But even after at least 156 people have been reported dead in the city of Urumqi, many officials here see the recent violence — with Uighur rioters torching businesses owned by Han Chinese, China’s ethnic majority — as simple ingratitude.

A front-page editorial in the state-run People’s Daily described the protests as criminal actions by rioters, not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complaints of citizens angered by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That view is already popular here in the capital. Few are surprised by the violence meted out by the state, and more than a few applaud it. A merchant in east Beijing expressed allegiance with his fellow Han entrepreneurs and, referring to the large outlays of aid to Xinjiang, asked of the Uighurs, “Where is their thanks for all the money we provide them?”

Both nationalistic fervor and the fear that instability might reverse the hard-won individual gains of economic reform combine to create more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hard-line approach. Less discussed are the Uighurs’ real grievances: Beijing’s tight control over the practice of Islam; Han Chinese who migrate to Xinjiang and take the better jobs there; and the fact that ethnic minorities lack regular access to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where business in China is largely done.

Religious practice, local customs and educational choices in Xinjiang are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to a draconian degree. Mosques are being repaired and modernized, but children have not been allowed to attend services. The follow-up demonstrations in Urumqi the day after the riots erupted took place outside mosques, testifying to the rallying cry of religion for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Muslims. These protests, too, were quickly broken up by local security forces.

Success breeds repetition, and the state always seems to win every contest with protesters — by cracking down, by persuading peop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by imprisoning suspected ringleaders. Last month in Shishou, in Hubei Province, rumors surrounding a young man’s mysterious death drew thousands into the streets, but a display of force cowed demonstrators, who ultimately retreated. Two recent incidents of unrest in Guiyang, in southwestern China — over a land dispute and employment — were quickly brought to a halt when officials, accompanied by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dispersed the crowds. Little indicates that dialogue is preferred to repression. Indeed, some reports from Urumqi indicate that the demonstrations began peacefully, and much of the marauding occurred only after security troops appeared in large numbers.

Party cadres know that Beijing’s leadership is largely composed of officials who have not been shy about using force when protests emerged. For example, the crushing of dissent that took place in Beijing and Tibet in 1989 is seen by Chinese decision-makers and the cadres they sponsor as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reform. Party members seem to be keenly aware that that those who supported the crackdowns were quickly helicoptered into high-level positions.

Many Chinese officials are quite sophisticated in their responses to threats to their governance, and they are not tone-deaf to technology. Cellphone service and Internet access were both blocked within a few hours of the first demonstrations in Xinjiang. When word of the unrest cascaded out, much of the news was artfully managed by officials. Friends of mine in Beijing received unsolicited messages on their cellphones that provided the government version of the unrest.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handed out discs with pictures taken by state news organizations.

The state news media talked up the looting and burning of Han businesses but said nothing about attacks on Uighur establishments, and repeated mantras about stability and order. Rumors ran rampant in the run-up to these riots,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bullets flew faster and struck harder than netizens’ bulletins.

The state apparatus has become dizzy with success in dealing with unrest. This gives little hope that further mass outbreaks will not be violently crushed.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ocial upheaval will not pave the way to democracy. The party is too strong and confident to allow change from below.

Russell Leigh Moses is writing a book 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