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下载：[美国][濒危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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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片 名】：PBS.Nature.The.Vanishing.Lions
【中 文 名】：濒危的狮子
【出品年代】：2008
【IMDB链接】：N/A
【IMDB评分】：N/A
【国　　家】：美国
【类　　型】：动物生态
【语　　言】：英语
【字　　幕】：中英双字

迅雷下载：BBC人脑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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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片 名】Brain Story
【中 文 名】人脑漫游
【出品年代】2001
【国　　家】英国
【类　　型】专题
【主　　演】Susan Greenfiled
【文件格式】RMVB
【文件大小】6CD
【视频尺寸】640 * 352
【影片长度】50 mins
【对白语言】英语
【字　　幕】简体中文

奇文，关于三鹿

http://dzh.mop.com/mainFrame.jsp?url=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8781779_0_0.html

【天精】汶川大地震三鹿捐出1600万，现在我们四川人就力挺她！

　　我是四川人，四川人最讲情义！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乳品行业三鹿第一家站出来捐出1600万，雀巢、美赞臣、惠氏、多美滋这些国外品牌才捐了多少？
　　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失去亲人、失去家园、流着热泪的时候，在我们的小孩饿得直哭的时候，是三鹿帮助了四川人，给我们灾区的孩子送来了宝贝的奶粉，拯救了无数幼小生命。我们四川人就是被这样的民族企业感动着，永远不会忘记！
　　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患难见真情。现在婴儿肾结石的事情和三鹿联系在一起，三鹿有了麻烦，那么，我们四川人绝对义不容辞的力挺她！
　　永远记得，在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还是中国自己的企业挺起民族的脊梁！民族品牌支持四川，我们就支持民族品牌！
　　奶粉事件发生后，三鹿集团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认错误，并且召回所有问题奶粉，全面承担所有患病宝宝的医药费，并且对这件事进行了彻底的调查。这种速度比以前的雀巢碘超标，可口可乐零度案件，肯德基苏丹红案件要高出多少？国产品牌辛辛苦苦树立起来，请大家不要因为一个负面就把人一棍子打死，那些依然在吃肯德基的人，依然喝可口可乐的人，请你们对一个勤恳、踏实、一心为百姓的企业多一点支持！
　　三鹿，50年来，你哺育了三代中国人，
　　三鹿，危难时刻，你帮助了我们四川人，
　　现在，我们四川人支持你，一起渡难关！
　　三鹿，雄起！
　　我代表四川人民支持三鹿！
　　我代表汶川人民支持三鹿！
　　我代表北川人民支持三鹿！
　　我代表成都人民支持三鹿！
　　(发帖时间:2008-09-12 10:41:47)
　　--- 〓花花●小章鱼〓【●～天生我精必有才】（1）

凡是有利于抹黑奥运的，这里一概收录。

三鹿集团公关解决方案建议

（据说是三鹿公关公司写给三鹿危机公关的信)

集团各位领导们：

　　目前正处于北京奥运会期间，由于政府对食品安全等负面新闻的干预，对三鹿奶粉的结石负面来说出现了好的转机，但不能过早松懈，目前还存在着几大隐患。

　　1.因三鹿负面涉及食品安全问题，是在奥运期间暂时平静，并不代表奥运会后依旧平静，如此负面新闻再次传播，依旧对集团相当不利。

　　2.此事对消费者本身来说，将会是长期的影响，企业的一次安抚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心理纠结，如有个别消费者对此事的解决方法不满意，找到三鹿的竞争对手，则将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鉴于上面两大隐患，我公司对结石负面事件有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利用奥运期间的风平浪静，协助三鹿集团打好这一艰苦的负面公关战役。

　　一、安抚消费者，1-2年内不让他开口

　　在奥运会特殊时期内，尽一切可能安抚本次事件的所有消费者，满足他们的一切条件，力保将本事件的当事人在2年内不再提及此事件。

　　二、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

　　抓紧奥运时间，与“百度”媒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防止将来负面爆发时失控，同时可以掌握新闻公关的主动性。

　　百度作为搜索引擎，是所有网站的集结地，也是大部分消费者获取搜索信息的主要阵地，对三鹿来说将是公关环节的重量级媒体。目前在百度上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的企业有蒙牛、伊利、汇源等，政策享受起点为自然年度500万元的广告投放，鉴于三鹿集团在产品线上不如其他几家企业丰富，经公司与百度相关部门的多次深度沟通后，百度已经同意将对三鹿集团的公关保护政策降低至年度300万元广告投放，可以享受将目前几大事业部早期负面删除。

　　我可考虑一旦透露“肾结石”负面消息放大后，百度可能会以负面作为要挟，要求增加投放量，因此我司迄今没有跟百度提及肾结石相关负面新闻，所以强烈建议在此事还未大肆曝光的特殊时期，尽快与百度签订300万的框架协议。

　　签订框架协议后，小网站的恶意报道均可被删除，如遇到国家权威机构通报或发生重大影响的负面新闻时，可三鹿集团在上层协调政府部门公关，涛澜通在公关媒体，共同配合将负面影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三、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本次肾结石事件可能也涉及其他竞品，并非单纯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因此可称为行业标准问题。

　　因此建议集团安排人手搜索竞品同类事件中的消费者资料，以掌握有力武器，如此事件被恶意炒作，三鹿集团将可利用这些资料作为反击武器，将矛盾转化为行业标准问题，转移媒体与消费者的视线，获得行业协会的出面支持和救市，最大化减少负面事件对三鹿集团的不良影响。

　　综上：

　　1.建议抓紧奥运会这一特殊时间，依靠消费者安抚、媒体公关保证与行业标准、竞品事件等手段，将被动处理新闻变为主动掌控。

　　2.百度的300万框架合作问题，目前奶粉事业部已经投放120万元，集团只需再协调180万元就可以与百度签署框架，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

　　3.截至8月11日，在百度的网页，新闻频道前50页搜索“三鹿”一词有相当多负面，涉及奶粉、酸奶、花花牛等各事业部较早期负面信息。

　　因时间紧迫，望各位领导能尽快决策，抢占危机公关的最佳时间点！

　　北京涛澜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三鹿服务小组

　　2008年8月11日

猪农自曝：奶粉算啥子，猪肉才是最害人的！

凯迪网络 2008-09-13 15:39:39

到处都在叫嚣抵制老外的快餐，据说里面有什么苏丹红，听起来挺吓人，其实仔细想想，就要发笑。


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最害人的食品确是我们吃得最多的——猪肉以及猪肉制品。

本人从事饲料销售多年，所有的饲料都是卖给农民养殖户；农民养猪似乎是祖传的特征，以前农民都是用水潲喂猪，几多年前农民与时俱进居然用起了饲料，饲料这东西确实也是好，以前要一年才养肥的猪到现在最少的也就4个多月就可以长到200多斤。

在农民心里，什么样的饲料才是好饲料呢？答案肯定是 ：

1：猪吃了长得快的饲料
2：猪吃了长得皮红毛亮的饲料
3：猪吃了马上就睡的饲料
4：猪吃了能屙黑色粪便的饲料

而农民一般就把这几个标准综合了来确定一种饲料的好坏。这么一来，让饲料厂家和销售商绞尽脑汁的问题就出现了，怎么样才能使一种饲料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当然通过平常的在饲料中添加鱼粉，豆粕的方法是肯定行不通了，只有找”捷径“来达到目的。

我销售饲料这么多年，和大大小小的饲料厂有30多家合作过，我亲眼看到的一般都是这么几个办法：

1：在饲料中添加激素能刺激猪的生长速度，而这种低劣的激素对人体有很大的害处，特别是发育的年轻人，能使不到年龄的女孩子提早来月经，使老年人诱发疾病等等
2：在饲料中添加砷制剂来使猪的皮红毛亮，砷，这不要我说了吧？谁都知道是剧毒品。（农民以为皮红毛亮是有营养的表现，其实是猪轻微的中毒）
3：在饲料中添加镇静剂，如本巴比妥等等能够使猪睡觉，有的人吃了猪肉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就是这个原因，长期吃这种猪肉使人的头脑迟钝。（农民以为猪吃了睡觉是好饲料）
4：更加好笑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农民认为猪拉黑色的大便也是好饲料的特征，其实正常的猪屎是黄褐色的，因为农民有此爱好，所以饲料厂家就拼命的添加高铜，这样才能使大便变黑。猪肉中含有高铜，人过多的食用对智商和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看了上面我说的，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吧。
另外，猪肝，猪血，猪肺是含毒素最多的，最好不要食用。
此外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饲料相关的生产厂家和销售人员基本上是不吃肉的。

事件越滚越大：大陆毒奶粉已在台湾制成月饼上市

东森新闻

大陆毒奶粉事件越滚越大，传出已经有25吨的奶粉流入台湾。台纽食品公司证实曾经购买过这批奶粉，不过却喊冤表示，当初并不知道奶粉有毒；这些奶粉大多被制成面包、糕饼甚至月饼，台湾卫生署对此表示将全力追回。

　　在一包包堆积成山的散装奶粉上贴紧封条，这些是传出造成大陆近80名婴幼儿罹患秘尿结石的三鹿牌有毒奶粉，卫生署人员13日一早前往位在桃园的台纽食品公司的仓库深入追查，不过业者却大声喊冤。台纽食品公司协理张敏麟表示，供货商提供的资料，也有去检验样品，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在规章里面是没有规范的，所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会加三聚氰氨。

　　台纽食品负责人表示，当初海关审查时并不周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进口了一批参入三聚氰氨的有毒奶粉；根据了解，台纽食品在6月份进口25公吨的三鹿牌奶粉，以1.6公斤装的奶粉来换算，大约是1万5625罐。这些奶粉不少已经被制成面包、蛋糕，甚至是月饼，更惨的是这些都已经流入了台北市、高雄县和屏东县。

　　恐怖的毒奶粉其实早已被吃下肚，但卫生局追查动作不敢停摆，除了连夜稽查厂商，还循线找到食品加工厂。桃园县卫生局技士李明宗表示，这个工厂跟台纽在 7月份跟8月份一共订了70包的奶粉，但是在12日已经退了53包已经用了17包，把奶粉当原料加一些配方，当成它的成品。

　　中秋节月饼需求量大增，应该有不少的有毒奶粉已被用掉，但是卫生署深入追查大约可追回六成的毒奶粉。消基会代理董事长谢天仁说，大陆食品老是出问题，不是毒水饺，就是黑心奶粉，且出事的又多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添加物，相关单位应通盘检讨大陆食品的检验标准，否则消费安全将永远老在出事后或下肚后才被发觉。

新西兰总理：中国地方官员对召回污染奶粉要求置若罔闻

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9月15日表示，新西兰奶业巨头恒天然(Fonterra)曾要求中国官员召回其中国夥伴三鹿集团生产的被污染奶粉，但是地方官员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克拉克表示，直到新西兰政府联系中国中央政府之後，中国河北的地方官员才开始采取行动。恒天然拥有三鹿集团43%的股权。

路透社报导，克拉克称，恒天然在8月得知三鹿奶粉遭污染後，即要求全面公开地召回所有受波及产品，但却遭到阻挠。“他们数周来一直在要求进行官方正式召回，但是中国地方当局一直不采取行动，”她对新西兰TVNZ电视台说。

“在地方层面上，我认为第一反应就是试图掩盖它，不予正式召回。那绝不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做法。”克拉克表示，她在9月5日被告知这一问题，三天后新西兰官员被下令绕过河北地方官员，直接通知中国中央政府。“你可以想象，当新西兰政府告知北京之後，北京重手责成地方官员开始行动，”她说道。

对三鹿奶粉污染事件为何本月才曝光，公众的质疑正在升温。新西兰乳业巨头、三鹿大股东恒天然公司(Fonterra)14日表示，它今年8月就得知其中国夥伴三鹿集团在售奶粉遭到污染。这些奶粉导致400多名婴儿患结石病，其中至少一人丧生。恒天然拥有三鹿43%的股权。中国政府初步调查发现，三鹿奶粉中的化合物三聚氰胺导致婴儿患肾结石，三鹿集团上周因此被下令停产。

中国媒体9月10日首先报导了多个地区婴儿饮用奶粉後患病的情况，三鹿于9月11日宣布召回8月6日之前生产的奶粉。“从今年8月我们得知产品污染问题那天起，恒天然就要求对所有受波及产品实行全面公开的召回。消费者安全一直是我们最关注的。”官方人士称，今年3月，三鹿就开始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婴儿尿液出现褪色现象，一些婴儿入院治疗。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13日表示，在9月11日前三鹿已经调查并召回一些产品，并封存了其他被污染的奶粉，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向政府报告。高强称，直到9月8日三鹿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政府向河北省政府汇报，省政府才发现这一问题。

恒天然表示，该公司正寻求与中国政府举行会议讨论该问题。中国对污染奶粉的调查已经扩展到奶源地区，官方试图追踪牛奶中三聚氰胺的来源。为三鹿供应牛奶的农民和交易商可能已经用水稀释了牛奶，并用三聚氰胺来使得牛奶中的蛋白质水平看上去高于实际水平。三聚氰胺往往用于塑料、肥料和清洁产品中。

质检总局表示，前往河北、广东、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调查组会同当地政府，确保奶业调查能够全面展开，并检查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奶粉。高强承诺，此次丑闻发生後将把食品质量检查带到一个“新高度”。

奶粉危机：一艘破底大船上的不法分子们

老鳯 @ 2008-9-14 23:47:43

http://www.bullog.cn/blogs/laofeng/archives/177858.aspx

　　孩子吃奶粉居然能吃出肾结石，不愧是神奇的土地伟大的人民。今天各大媒体都醒目的标注：不法分子向奶中添加三聚氰氨。据说那样能够增加奶中的蛋白质指标，由有业内人士坦言，三鹿不过是正好倒霉，其实国产奶源都有这样的问题。突然庆幸，一直以来给孩子都喝的进口奶粉，倒不是对国外产品太有信心，实在是对国产的东西太没信心。比如不法分子这个词用的就很好，即非犯罪嫌疑人，也非罪犯，不法分子而已。说透了，这里谁不是不法分子呢？
　　
　　各种深度分析文章也不断的在出来，政府部门仿佛也很重视，现在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奶业公司向奶农收奶，因为竞争激烈，所以“不法”奶农在“利益”的驱动下，向奶中注水，加尿素或者三聚氰氨，以此谋利。请注意，在“利益”的驱动下，我们这里出的很多事都是利益驱动的，比如造豆腐渣楼，比如搞毒大米，比如超载，比如黑车，比如比如。“利益”不是个坏词，每个人上班工作也是利益驱动的，关键是，我们的利益怎么就老驱动人去做坏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人说，在中国，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做企业，认认真真的做产品，一分不少的按章纳税交费，你这个企业一定亏的鼻涕拉糊。我想这一点不用质疑，只要你还有基本的智商和判断力，用眼睛就能看得到。高速上的卡车，不超载就一定亏本；夜市上的大排档，按章缴税交费就一定亏本，甚至不仅仅是在市场中这样，在官场中，老实人就一定没前途，大马路上你走路不肯闯红灯开车不会卡位都会吃亏。这样说起来，每个人都是不法分子，哪怕学生。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很畸形和很变态：你绝不可能做个真正守法的好人。
　　
　　于是玩着玩着就过界了，三鹿这次就玩出格了，受害者都是年幼的还没来得及成为“不法分子”的孩童，而且孩子得肾结石毕竟罕见。可是谁又知道我们平时得的病，老人们得的病，和各色各样的名优产品没有关系呢？如果三鹿是专做老年人奶粉的，我估计根本不会被发现，老头老太得个肾结石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事先就得到网上举报的食品监督局在留言板上回了一条：请向当地卫生部门反映。这个多头管理的体制不仅仅是不断的制造“利益”驱动的怪兽，同时连他自己名义上应当承担的责任都罔顾了。甚至9月2日cctv还播出了三鹿奶粉是如何优质的电视片。至于下面的发展，如果按照一贯的行事逻辑，应该是由几个所谓的“不法奶霸”来承担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然后食品监督部门在全系统做一次大检查之类的秀，媒体再吵吵两天分点盛筵的剩汤，最后宣布三鹿的生产经过了再次检验，以后对奶源要严加控制，然后就该结束了吧。至于游戏规则，不会有任何改变。
　　
　　一艘大船，上面上上下下装着无数的不法分子，底已经破了，水在不停的往里面涌，可是底层人的喊声传不到上面去，只好绝望的通过捣乱来引起注意。船中层的人，知道下面在漏水，于是就只能拼命的往上爬，想爬到上面甲板去就能暂时安全。上面甲板上的人依然歌舞升平开着社交舞会，虽然他们很多人已经知道船进水了，但他们不想费劲去补船了，他们决定等船真不行的的时候就上救生艇走人。于是本来应该拿去补船的资金和人财物被拿去做着装饰粉刷的工作，看起来既光鲜又祥和。
　　
　　这就是奶粉危机的揭示的全部真相。

一盘很大的棋的一小步

关于做好“三鹿”奶粉受污染事件网上宣传管理的提示

　　近日，河北“三鹿”奶粉受污染事件引起网民关注。现就做好网上相关宣传管理工作提以下要求：

　　1、严格规范稿源，网上报道只转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稿件。

　　2、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不作头条，不开专题。要重点报道政府采取的处置措施及进展，报道医疗部门对致病儿童的积极救治。

　　3、论坛、博客等互动栏目中不把此事作为推荐话题，不置顶，论坛言论的数量和气氛要作适当控制，防止炒热。

　　4、坚决封堵和删除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煽动维权上访、散布谣言等有害信息。

　　5、组织网评员开展网上引导。引导口径以卫生部等部门对外发布的正面信息为准，积极引导网民支持党和政府的态度和立场，相信有关部门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效。

宣传提示

　　甘肃婴儿患泌尿系统结石病，涉及石家庄三鹿集团。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及国家的形象信誉，请各地指导属地网媒在宣传报道中注意稳妥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不要过分炒作，不要对其它食品安全做链接报道，避免放大食品安全问题，给大局添乱。

　　二是不要做猜测性报道，对重大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报道要以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各媒体不得自行组织采访报道，不要轻易下结论，避免授人以柄。

RFI之总爸爸来法系列

总爸爸抵达巴黎的12号，我和A在JUSSIEU会晤，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
当中说到PCC，A说：“总爸爸来了，这老儿就是你们PCC的总书记罢了。”
我说：“我喜欢说总书记是总爸爸……”
哈哈。
A又说：“萨老师想当皇上，简直就是皇上，跟总爸爸勾结。”
我说：“反正他当不了皇上，这点足以宽慰。”

在天主教传统的欧洲共和国，譬如法国意大利，总爸爸总要受很多一部分人的敌视。因为这些国家就是在同总爸爸及其党徒的血雨腥风的斗争中诞生的。

萨老师不满于长期以来占据法国统治地位的法国式的政教分离，那种绝对的、机械的、理性的、冷冰冰的政教分离，他崇美，他所谓“积极的政教分离”，也就是美式政教分离，实用的、有弹性的、有时候自相矛盾的（譬如美国总统的口头禅“上帝保佑美国”，按照法国标准，这是非法的）。不过政教分离在法国太彻底了，给总爸爸面子是一回事，社会是不是接受“积极的政教分离”又是一回事。法国乃至欧洲，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很多，而且往往是知识精英，这跟几乎没人愿意自称无神论者的美国大不相同。

我去年五月在梵蒂冈和总爸爸邂逅过，他从那个窗户向人群致词。十月去的时候，他居然盘踞在大教堂里给西班牙内战期间死亡的卡多立克党员封圣——此事导致大教堂被禁止参观，等待参观的游客队伍绕广场达3/4圈之多，我也因此直到下午三点才得以进教堂拍照，错过了光线最好的时机。

我一直嫌总爸爸他们占据了梵蒂冈这座宝库，许多房间不能开放，博物馆参观路线因此被弄得像迷宫——以至于我连续三次踏勘，才把博物馆房屋的空间关系弄清楚。都怪墨索里尼，跟总爸爸签了拉特兰协议，使教廷得以永久合法地盘踞在梵蒂冈。

可其实总爸爸赖在欧洲有什么味道呢？总爸爸自己也承认，欧洲人越来越不待见他和他的党了。他应该移民拉美，或者非洲，那儿的信徒热情得多，在刚果（金）还可以卖赎罪券，笃定放心，那儿没有马丁·路德，说不定还能用赎罪券收入在那儿再造一座梵蒂冈呢。

那天回家时路过西戴岛，塞纳河边树了好多大屏幕，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簇拥在桥梁、堤岸围观，原来是总爸爸在巴黎圣母院装神弄鬼。圣米歇尔喷泉前，许多同性恋抗议者用同性接吻的牌子欢迎总爸爸。西边的天空金红金红的，非常非常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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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规格接待罗马教皇本笃16世

作者 肖曼

发表日期 12/09/2008 更新日期 12/09/2008 11:58 TU

罗马天主教教皇本笃16世从今天9月12日起对法国首都巴黎进行72小时的访问，今天上午巴黎时间11点，法国总统萨科齐夫妇亲临奥利机场迎接本笃16 世，总统府发言人说，这是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个破例的有意义的姿态，以表示对教皇的最高礼遇，法国总统只是在去年9月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来法国时曾经亲自到机场迎接过。梵蒂冈发言人也表示，法国总统对教皇的礼遇超出预先的惯例。

今天教皇本笃16世到达巴黎后，将前往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会谈，并发表讲话。他在法国巴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今天下午在巴黎天主教教会修缮五年重新开放的一座西都会修道院里，面对700位来宾发表讲话，今天晚上在巴黎圣母院作晚间祈祷仪式，明天教皇将在巴黎的荣军院大教堂作弥撒，并接见天主教以外的其它基督教教会和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代表等等。

在对巴黎进行访问后，本笃 16世将前往法国西南部仅次于罗马的天主教圣地城市鲁德。教皇本笃16世对法国的首次访问中预计一共要发表11次讲话，教皇将利用他在巴黎期间数次发表讲话的机会，表述他对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以重振在法国日渐衰落的天主教教会。据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法国人声称是天主教教徒，其中只有百分之十定期去教堂做礼拜，而在上世纪的90年代，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

法国总统萨科齐似乎成为本笃16世意欲在法国弘扬天主教的政治同盟。萨科齐上任总统不久就高调访问梵蒂冈，并提出了一个“积极世俗化”的理念，在法国引发争论。作为一个世俗化共和国，法国历史上曾经深受天主教的影响，从政教合一走向世俗的共和国，法国走过了长期的血腥历史。法国总统推出“积极世俗化”的概念，就是要与以前“法国式的世俗化”拉开距离。

在法国受到质疑的“积极世俗化”概念自然得到教皇的欢迎，最近几天，教皇的主要助手贝尔多那红衣主教多次推崇萨科齐总统的这个口号。除了天主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以外，教皇还要对堕胎，避孕，同性恋等现代世界面临的问题表示态度。

在本笃16世到访巴黎期间，20多个社团共同组织抗议教皇的活动也将在警方的严密控制下展开，他们反对本笃16世所体现的倒退的一面，比如本笃16世在访问非洲时宣称他赞成用戒绝性生活的方式来避孕和防止艾滋病，而不赞成使用避孕套。他们声称并不反对接待宗教领袖，但反对法国政府把本笃16世当作国家元首来接待，花大笔的国家资金，调动几千警力。他们说：我们不愿为教会的事务埋单。有最新民调显示，百分之六十的法国人认为教皇来访是教会的事，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教皇来访与全体法国人有关。

还应提醒巴黎听众朋友的是，今天下午，晚上和明天上午的一些时段，巴黎圣母院，荣军院附近的一些地区交通中断，地铁在这些地方不停车，36路汽车改道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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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星期五到访法国

作者 索菲

发表日期 12/09/2008 更新日期 12/09/2008 12:02 TU

梵蒂冈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星期五到访法国几乎占据所有法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费加罗报报导说，尼古拉萨克奇到奥利机场迎接自从入主梵蒂冈教廷后首次到访法国的本笃十六世，天主教皇前来法国主要是为庆祝圣母在路尔德显灵奇迹一百五十周年。费加罗报认为，梵蒂冈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此次法国之行对于一位喜欢法国又讲法语的教皇来说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法国人。费加罗报接着写道，梵蒂冈教皇在法国传教布道将向数十万人做弥撒，本笃十六世将就萨克奇所主张的“积极世俗化”的概念进行阐述。梵蒂冈天主教皇赞同世俗化要健康地演变。费加罗头版大标题就叫：“本笃十六世与法国的约会”。

梵蒂冈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抵法，向一个天主教淡化的世俗化国家讲话则是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的观点，世界报称本笃十六世是个酷爱法国的文人。世界报自问自答道，梵蒂冈教皇此次法国之行的调子到底是更为文化还是更为世俗化？是以世俗化为主还是以文化为主？世界报的回答说，只有到罗马教皇下周一，十五日结束访问法国时才有可能就教皇到底这次出行是这两个主题中的哪一个促成此行做出结论。

世界报接着写道，本笃十六世不如让保罗二世的个人魅力，但是更为沉迷于神学和精神世界的东西，简而言之，现任梵蒂冈天主教皇比让保罗二世更为文质彬彬，世界报强调这也正是不了解本笃十六世的法国人所需要了解的。

世界报社论名叫：“教皇到世俗化之国度”。世界报社论写道，罗马教皇作为和平与博爱的使者，同时既是教宗又是国家元首的本笃十六世首次到访法国，哪怕法国顶礼膜拜的天主教徒越来越少。

世界报强调教皇的访问，首先是法国国家元首萨克奇与梵蒂冈教皇本笃十六世之间将就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展开交流的机会，曾在去年年底，萨克奇提出积极的世俗化，但是萨克奇也强调，世俗化并没有与基督教之根割断的能力。对于世俗化人来说，由于这次讲话，萨克奇已经超越了黄色警戒线。而这一积极的世俗化提法却正中梵蒂冈教皇本笃十六世下怀，本笃十六世非常希望天主教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参与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多。

世界报社论继续写道，本笃十六世启程之前冲分赞扬了法国的慷慨收留与宽容的传统，如果这一优良的传统被一小部分因世俗问题想不通而举行偏激的举动则是太遗憾了。世界报社论最后结论说宗教在社会中有其地位，但是，共和国则是不偏不倚中立的。

解放报认为，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访法不会出现奇迹，仅四天时间，教皇不可能把每况愈下的天主教掀起一个热潮。因此，解放报的封页是本笃十六世的背影，题目就叫艰难的使命。法国宗教报纸十字架报则仅仅局限于宣布罗马天主教皇与法国人之约，然后详细地罗列了教皇此次法国之行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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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开放世俗化”与法国总统的“积极世俗化”

发表日期 12/09/2008 更新日期 13/09/2008 00:19 TU

9月12日，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访问法国第一天晚上在巴黎圣母院晚祷之后，在圣母院广场对近5万名青年人说，信仰和道德不可停留在表面上；伪装的宗教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危险的。他呼吁年轻人随时随地和亲朋好友谈论基督。

从巴黎南郊奥利机场抵达总统府之后，法国总统萨科齐接待了到访的本笃十六世。本笃十六世特别强调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世俗化。本笃十六世在巴黎总统府发表演讲时这样表示说：

教皇本笃十六世关于世俗化的讲话

收听0分钟50秒

13/09/2008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欢迎仪式上重申了他提出的“积极世俗化”。萨科齐总统这样表示说：

法国总统萨科齐关于世俗化的发言

收听0分钟57秒

13/09/2008

总统府演讲结束之后，本笃十六世看望了法国犹太团体代表。周五下午他前往刚刚翻修一新的贝尔纳丹学院。位于巴黎五区的贝尔纳丹学院建于十三世纪，这座曾被充公的建筑是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西都会式建筑。1245年，天主教教皇英诺森四世在巴黎贝尔纳丹学院开启了西都会修士们研习神学的中心，巴黎为此也成为欧洲神学的发祥地之一。

周六荣军院广场上的盛大露天弥撒

本笃十六世巴黎之行的重头戏可算作周六上午在荣军院广场的露天弥撒。在巴黎荣誉军人院广场做弥撒之前，本笃十六世将先参观“法兰西学院”。据法新社的消息，法国总理费永将亲自参加荣誉军人院广场上的弥撒。荣誉军人院前搭起了观礼台，估计将有25万人参加今天上午的大型弥撒。巴黎市政厅还特意配备了一个由2200名少年组成的唱诗班。

巴黎市政府为教皇访法提前作了周密的安排。周五、周六两天，警方在空中直升机和塞纳河上的巡逻队的配合之外，路面上还调动了5400名警力，以防万一。

访问露德市

露德市是教皇访法的第二站，那里的保安同样严密。露德市出动了3800名保安人员，维护公共秩序。

位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省的小城露德市，对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来说都充满了魅力。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教徒、游客、还有那些身患绝症的重病人到露德市去礼拜、朝圣。

今年恰逢圣母显现150周年。教皇本笃十六世访法的重头戏也安排在了露德朝圣地。周六傍晚，教皇将首先以普通朝圣者的身份前往圣母显圣洞——玛沙比尔圣母山洞。法国红衣主教普帕尔回述说，1858年圣母玛利亚曾在这个岩洞里多次向贝尔娜黛特·苏毕卢显圣。

周六晚间，教皇将率领一个手执火炬的宗教队列前去圣殿。教皇在露德城一共做两场弥撒。一次是周日晨，在露德草坪上。第二次是周一（15日），在路德玫瑰经圣母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对身患重病的人做弥撒。本笃十六世每到一处都不是以一万计而是以几十万计的人次来随从他的。周六预计会有20万的人前往露德朝圣。

政界和非宗教人士的反对

教皇这次访法也引发一些政界和非宗教人士的非议。

法国自由思想组织主席布隆戴勒致函法国总统。他在给总统的信中说：他不支持用公款来支撑本笃十六世访法的经费。据法新社报道，本笃十六世此次访问法国是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省政府、省议会和露德市政厅支付的费用。他提醒说，本笃十六世美国之行的花费高达一千两百五十万欧元。

巴黎周六和周日两天，“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无神论联盟”、“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等左派和极左派团体都将组织不同规模的示威。大部分民间团体主张尊随1905年通过的有关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法律。

本笃十六世将于周一午间从塔尔博·露德比利牛斯机场飞抵罗马洽米皮诺，结束他对法国四天的访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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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巴黎荣军院举行盛大露天弥撒抨击崇拜金钱权力

发表日期 13/09/2008 更新日期 13/09/2008 13:02 TU

今天是本笃16世巴黎之行的第二天 :上午10点，本笃16世在巴黎最辉煌并见证了法国历史的荣军院广场举行大型露天弥撒。26万人参加了这场盛大宗教活动。

教皇的来访，在宗教日趋淡化的世俗法兰西，再次掀起人们对基督的热情，和对生命的思考。教皇乘坐防弹透明车从塞纳河亚历山大III世大桥，慢行前往荣军院广场，受到数10万信徒的欢呼。

教皇在弥撒中表示，不要崇拜偶像，偶像包括金钱、权力等等。他引述圣徒保罗的话说，“对钱财的热爱是万恶之源”。本笃16世用流利的法文布道，他说，“对金钱、权力、甚至知晓的渴望，难道不正是让人偏离生命的真正目的吗？”

这个露天弥撒是本笃16世本次巴黎之行最大的宗教活动。法国总理费永和司法部长、内政部长等诸多政要，以及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贝尔纳代特-希拉克都出席了这次活动。巴黎市政厅特意配备了由2200名少年组成的唱诗班。唱诗班的歌声，教皇的布道声，信徒的发言声，回荡在巴黎上空。

在巴黎荣誉军人院广场做弥撒之前，曾是神学专家的本笃十六世先参观了“法兰西学院”。他乘坐教皇车途径塞纳河岸，9点09分到达“法兰西学院”，受到200多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欢迎。

露天弥撒后，教皇与巴黎大区主教们共进午餐，然后下午16点30分到巴黎南郊的奥利机场，前往法国西南部的天主教圣城卢尔德，参加圣母玛丽亚向贝尔纳代特-苏碧鲁显圣150周年纪念活动。

昨晚八点半，教皇在欢呼声中抵达巴黎圣母院主持弥撒，现场约有五、六万群众。弥撒结束后，教皇还特别向年轻人演说。本笃16世昨天还发表两次演说，提出“开放世俗化”理念，并赞同法国总统萨科齐则提出的“积极世俗化”理念。据悉法国出动了5400名警察维持秩序。

教皇的来访，也引发舆论对法国世俗化国家原则是否受损的争论。法国从1905年开始，为保障个人宗教自由，实施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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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抵达卢尔德 主持圣母显灵150周年纪念庆典

作者 小妍

发表日期 14/09/2008 更新日期 14/09/2008 00:29 TU

首度访问法国的教皇本笃十六世，结束了周六上午于作为法国历史见证的巴黎荣军院广场约有26万人参加的大型露天弥撒的活动后，傍晚时分，教皇抵达法国南部的天主教圣地—卢尔德。以便完成他此行最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主持圣母玛利亚在卢尔德显灵的150周年纪念庆典。这同时也是本笃十六世登基以来，选择就圣母显灵纪念日的时机，而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祭司仪式。此前，教皇几次教廷境外出访的地点，几乎也都与圣母的史迹有关，例如：位在奥地利的圣母避难的圣殿，巴西的圣母院，以及土耳其的圣母“玛丽亚之家”等等。

法新社当地发回报道说，星期六晚间卢尔德下起雨来，但无碍于来自各地的天主教信徒们的热情，约有数千人用不同的语言沿途高喊着：教皇万岁。朝圣路上，还有唱诗班唱着圣歌，并有信徒大声呼喊：欢迎我们的圣父，我们仰赖您的指引。据悉，教皇是以普通朝圣者的身份，前往圣母显灵山洞，也就是沿着一百五十年前，那位蒙受圣母感召的牧羊小女孩的脚步。根据卢尔德当地的传说，圣母一共对小女孩显灵了18次之多。教皇在完成前往山洞的朝圣过程后，面对广大信徒们，他传达了一项简单有力的福音，那就是：生病的人、失业的人、处于移民困境的人，心中要有爱。

此外，教皇在出发前曾对法国媒体表示，在本世纪能够亲自主持此项盛典，对他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星期天上午，教皇将在卢尔德举行纪念圣母显灵150周年特别弥撒，预计会有12-15万人前来聆听与祈福，然后在 15日中午结束其在法国之旅。据悉，在四天访法期间，教皇主要想传递和平博爱的讯息，并就政教分离问题提出观点。他也希望能够征服法国人的心，因为从前总统季斯卡到密特朗甚至希拉克，都是接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法国人对本笃十六世并不太了解。

确实，教皇本笃十六世的来访，在宗教日趋淡化的世俗法国，再次掀起人们对基督的热情，和对生命的思考。在卢尔德朝圣前，教皇已在荣军院广场上的弥撒中表示，不要崇拜偶像，包括金钱、权利在内。当时，教皇用流利的法文佈道，他并引述使徒圣保罗的话说，“对钱财的热爱是万恶之源”。这场露天弥撒是本笃16世在巴黎行程中最盛大的宗教活动。法国总理费永和司法部长、内政部长等诸多政要，以及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都出席了这次活动。

不过，另一方面，教皇的来访，也引发舆论对法国世俗化国家原则，是否因而受损的争论。因为，法国从1905年开始，为了保障个人宗教自由，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另外，对于教皇来访，法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与出动大批警力的做法，也引来非议。此前，法国内政部公布从本周六起法国动用9200名刑警，防暴警及特警确保教皇在巴黎和卢尔德访问期期的安全。

像是民主运动党主席兼前总统侯选人贝鲁，就对萨科齐总统在爱丽舍宫正式接待本笃十六世，不以为然。他对RTL电台称说对教皇来访并不热衷，贝鲁说，从飞机场迎接教皇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政教不能混为一谈，他表示政府在总统府接待教皇，还有教皇所到之处，犹如政府首脑般，受到高度警备一事，也不适当。

与此同时，法国自由思考联盟会主席马克·布隆德也认为此次教皇访法，是一种宗教行为，期间所需的各种费用应由天主教廷来支付，不应动用法国国家金库。

另有舆论指出，教皇本笃十六世此次访法受到的待遇，与同样是宗教精神领袖的老佛爷，前些日子访法的受到的待遇相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先天下之忧而忧

关于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

2008-09-12 10:45:13 　　来自: 一概诽谤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154693/

　　我觉得黑幕就要揭开，肯定与国际金融大鳄们有关系。民族品牌又一次落入圈套，在民众面前变得不可原谅。怎么办，哇哈哈被达能玩死，乐百氏也失利，南孚也被兼并，大宝已然消逝，汇源更是危在旦夕。民族品牌的大沦丧揭开序幕，我们静观中国经济转型的种种吧。

十万个为什么之三鹿奶粉

为什么三鹿奶粉中会有三聚氰胺

　　大家也许还还忘记2007年中国徐州一家出口美国猫狗食物的企业在宠物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来冒充蛋白质导致中美关系轩然大波的事情吧？三聚氰胺，是一种很常见的塑料化工原料，其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氮原子很多，这特点本来也没啥好说的，这种化工原料多如牛毛，这特点也不足让咱三聚氰胺如此又名。

　　我们知道，食品工业中常常需要检查蛋白质含量，但是直接测量蛋白质含量技术上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适合大范围推广，所以业界常常使用一种叫做 “凯氏定氮法（Kjeldahl method）”的方法，通过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也就是说，食品中氮原子含量越高，这蛋白质含量就越高。这样一来，这名不见经传的三聚氰胺的由于其分子中含氮原子比较多，于是就派上大用场了。

　　三聚氰胺(melamine) 是一种有机含氮杂环化合物，学名1,3,5-三嗪-2,4,6-三胺，或称为2,4,6-三氨基－1,3,5-三嗪，简称三胺、蜜胺、氰尿酰胺，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主要用途是与醛缩合，生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生产塑料，这种塑料不易着火，耐水、耐热、耐老化、耐电弧、耐化学腐蚀，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是木材、涂料、造纸、纺织、皮革、电器等不可缺少的原料。它还可以用来做胶水和阻燃剂，部分亚洲国家，也被用来制造化肥。

　　三聚氰胺的最大的特点是含氮量很高（66％），加之其生产工艺简单、成本很低，给了掺假、造假者极大地利益驱动，有人估算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蛋白质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所以“增加”产品的表观蛋白质含量是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原因，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等也成了掺假、造假者心存侥幸的辅助原因。

　　1994年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合编的《国际化学品安全手册》第三卷和国际化学品安全卡片也只说明：长期或反复大量摄入三聚氰胺可能对肾与膀胱产生影响，导致产生结石。

　　三聚氰胺最早被中国的造假者用在家畜饲料生产中，饲料中添加了这玩意，仪器一检测，氮原子很多啊，一推算，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生产者顺理成章地就省下昂贵的蛋白粉开支了。三聚氰胺虽然有毒，但是牛羊体积都比较大，肾功能强，能顺利代谢毒素，吃了，好像也没啥死牛死羊的事情发生，于是也没人去关注。顺理成章，造假者扩大应用范围，顺便把三聚氰胺用于出口美国的宠物饲料中，当然不幸的是，猫狗等宠物体积比牛羊小多了，代谢能力差，这三聚氰胺的毒性的影响也就大了，结果毒死了猫狗，惊动了美国洋老太爷，最后三聚氰胺这种东西也进入美国的FDA的视线。

　　据说当时美国人发现三聚氰胺后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啥添加这玩意，还以为是老鼠药污染造成的。记得当时美国新闻媒体报道都是怀疑中国粮食仓库看管不严，造成老鼠药污染。后来终于有知情的中国人忍不住，偷偷告诉美国人这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奥秘，这高手云集的美国学术界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这复杂的高科技造假过程。

　　大家注意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受“污染”的都是最便宜的18块钱一袋的婴儿奶粉，显然，三鹿为了占领农村奶粉市场这块最后的肥肉采取了低价倾销战略，但是卖这18块钱一袋的奶粉连本钱都不够，大量生产岂不亏老本了吗？于是三鹿为了节省成本，在奶粉中添加廉价大豆蛋白粉来替代奶粉，这大豆蛋白粉本来也没啥大事，但是，恰恰这次里面被添加了伪造蛋白质的三聚氰胺这高科技玩意，于是最终制造出这起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当然，成人奶粉中肯定也添加了这种高科技玩意，因为成年人的代谢能力比婴儿强大得多，除了特殊的病人，自然也不会有中毒事件发生。另外，如果你想知道三聚氰胺这玩意在中国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应用的广泛性，google一下“蛋白精”，看下结果就知道了。其实，现在还有比三聚氰胺更先进的造假产品，能“耐水洗化验”，能“抗氨氮反应”。总之一句话，你高科技的爷爷都检测不出来这是假的蛋白质。

　　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现在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安全地吃进肚子里？三聚氰胺这个黑手，从最初的牛羊饲料市场开始蔓延，发展到今天，终于伸到了婴儿奶粉这个领域。我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觉中，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有没有谁做过三聚氰胺对人类健康长期影响吗？我想肯定还没有，因为谁都不会想到，一个国家几亿人，竟然会去吃这种跟食品风牛马不相及的塑料工业的原料。

“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

毛标准像加工师陈石林

中国新闻周刊/陈石林制造了红色影像的神话。依靠暗房技艺，他加工制作出了毛泽东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标准照，彼此承继，永不衰老，以至于毛泽东进入晚年时，画面怎么修，都“不像主席了”

　　陈石林，中国摄影家学会高级工程师，曾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组长、翻修组组长，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长。除了毛泽东的标准像，陈石林当时加工过所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林彪在内。

　　陈石林10来岁就被父亲送到南京照相馆学艺，后来又到香港和台湾谋生，学习加工照片。1950年7月，陈石林回到大陆，当时还很少有人会加工照片，并且能够修出光线的层次、密度和立体感，陈石林被作为人才留下了，进了中央新闻摄影局，后来又进了新华社摄影部，而且享受着和延安来的老革命一样的高级待遇，可以吃小灶，睡沙发床。

　　恰好赶上要为毛泽东制作标准照，陈石林的技术派上了用场。

“政治是第一位的”

　　有好几个人问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

　　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拍摄了一张面带笑容、情绪很好的画面。但画面左右两侧都有人东张西望，显得很不协调，如果把两边剪裁掉又失去了现场的气氛。陈石林担负了修整照片的任务，他用3张底片合成放大，去掉了画面上左右人群，还原了场地和树木，并为主席修出了洁白的牙齿，“加强了毛泽东欢乐的笑容”。

　　“我当时是翻修组组长，翻是‘翻拍’的翻，修是‘修整’的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新华社有个反对修正主义小组。”陈石林回忆。

　　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毛泽东从不上照相馆，也不喜欢被人摆拍，陈石林于是从上万张底片中选中了一张毛泽东与劳模的合影，从“集体照”中抠出了毛泽东的头像，他把钟表的发条磨得很细，做成刀片，修掉了毛泽东右后侧的人头。毛泽东第一张标准照在发条刀下诞生了，一年中就印刷了2000多万张，并作为最高面值的纪念图案，上了日后的新版人民币。

　　“一般照片出来不应该修，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群众可以理解。但是当时情况不一样，政治是第一位的。”陈石林强调，修整好照片的前提是，照片一定要是真的，特别是照片的影像结构不能动，动一点就假一点。而假照片是没有好下场的。陈石林介绍，特殊年代里，因为政治原因常需要对照片动大手术，比如新华社当年曾经发表了一张有毛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共同出席会议的照片，而记者当时因故没有拍到邓小平，在后期加工时想出奇招，把陈毅的头从画面中裁掉，把邓小平的头安在了陈毅身上。这桩“换头案”到底被揭发，被“四人帮”视为帮“走资派”复辟的罪证，大加批判，加工照片的人也受到了处分。

“最像”毛主席

　　“我从来不讲主席不上像，而是主席的真实形象有没有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在暗房实践中，陈石林逐渐摸索出一套做法，让照片看上去“最像”毛主席，关键是要对领袖气质心领神会，要怀着对领袖的深厚感情，仔细观察，取长补短，突出神韵。比如毛主席头上的光线，该亮的地方一定要亮，毛主席的额头上有“龙骨”，智慧纹很细，略微有一点亮光比较好；而毛主席晚年的眼袋比较深，这里可以柔和一点；毛主席的眼睛原来是很明亮的，年纪大了有点混浊，就要在眼白部分稍微提高一点亮度。相纸也很重要，因为普通放大纸有收缩性，要用匈牙利的放大纸，毛主席的照片才不会变形。

　　在陈石林看来，政治人物的像有特殊性，美不美倒并不打紧。没有电脑的年代，只能用透明水彩染料涂，用减薄液，哪个地方该浓、哪个地方该淡，靠得是对影像的感觉。比如毛泽东的第三张标准照起初是请照相馆的高级技师修整的，结果他们修得太过仔细，脸部太光滑了，领袖看上去像个瓷娃娃，只好把底片拿回去让陈石林再重做。制作的过程也有讲究，常常是领导默默地将胶卷交给陈石林，陈石林独自修整加工，而后又默默地上交。

　　陈石林的办公室当时是禁区，一般人不能够随便进入，而没有修改完成的照片则绝对不可以泄密，废了的照片也要全部扔到新华社的一个大炉子里去，当场被焚毁。照片结果的好与坏，大家一句话都不敢讲。因为指责照片，也等于是指责领袖的不足，是为大不敬。

　　上世纪60年代，陈石林的职业生涯达到巅峰，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拥有一间暗房，天安门有什么重大活动，记者刚刚拍完照，胶卷立即就送到这里，由陈石林以最快的速度加工修整。除了要把照片修得更像毛主席，画面上容易引起歧义的元素，比如群众挥舞的手臂挡住了毛主席的脸，也注定是要被删除的。

　　1976年，毛泽东逝世。作为第一批群众代表，他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北厅瞻仰毛主席遗容，寄托哀思。加工了半辈子毛主席照片，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主席，毛泽东遗体化了妆，脸上涂红了，看上去如同活人。陈石林心里有个比较，毛主席轮廓还是挺好的，但和照片上不一样。

谁动了毛主席的领子？

　　陈石林在暗房中为毛主席整过两次领子。毛泽东第三张标准像流传最为广泛，鲜有人知的是，陈石林涂抹掉了背景上露出的灯罩子，消掉了衣服上的皱褶，还把毛泽东白衬衣的领子勾画齐整。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张照片到底被人挑出了骨头，为什么毛主席在这张照片上只露出了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这是污蔑毛主席“偏听偏信”。

　　1964年，为毛泽东拍一张正面照，露出两个耳朵的标准照，这个重大任务落到了新华社记者郑景康的头上。为了不惊动毛主席，郑景康只带了简单的灯光，只身赴中南海。照片拍回来了，领导还是默默地交给了陈石林。陈石林也还是一句话没有讲，他多年后才披露：“当时我拿到照片后，只感到作为一位伟人，毛泽东这张照片根本不能和崇拜他的群众见面。”在陈石林看来，这张什么都记录下来了的领袖照片几乎是废品：毛泽东眼神无光，显得很苍老，衣服上有大块阴影，衣领还不整齐。

　　但是陈石林晓得摄影记者的苦衷。那个年代，毛主席已经是神，摄影师见到毛主席连话都不敢同他讲，哪里还敢提醒主席，甚至于敢摸摸主席的领子，帮着主席把褶皱抹平。

　　陈石林只能在暗室里动了毛泽东的领子。他用四倍的放大镜进行修整，修掉不足处。这时的陈石林，技术已经达到了真正的巅峰状态。经过修整的照片，甚至比 5年前制作的毛泽东第三张标准照显得还要年轻，头发更黑，皱纹更少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70岁了。1998年，陈石林碰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讷说毛主席很喜欢这张照片，亲自圈定，李讷赞叹其神奇：“无论在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修整后的第四张标准照几乎完美无缺，直到群众提出了新的意见。原来，郑景康曾经给蒋介石拍过照，群众质疑，说伟大领袖怎么能够和蒋帮头子用同一个摄影师？陈石林又开始制作毛泽东的第五幅标准像。只是晚年的毛泽东迅速衰老，画面无论怎么修整，再也体现不出伟大领袖的形象了，关键是看上去“不像主席了”，陈石林无奈放弃。多年修整出的毛主席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陈石林自己也过不了这道关了。

　　1970年，陈石林被调离领袖照片工作组，下放到干校劳动。他感谢时任新华社领导的帮助，中止了他继续研究工作的权利，因为他的人生就此圆满了，他再也修不出合格的毛主席像了。而毛泽东最终还是和蒋介石共用了同一个摄影师，由郑景康拍摄、陈石林修整加工的毛泽东第四幅标准照，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80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访问邓小平，她问邓小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特殊年代里，以毛泽东的标准照为母版，毛主席像几乎也成为了神祇。昔日的黑龙江新闻摄影记者李振盛在其博客上回忆，他当年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就压着翻拍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角度不同的毛主席照片备用。凡是拍回来的新闻照片上，领袖像不大清楚的、集会大场面领袖像太少的、远景中的领袖像显得太小的、群众举的领袖像只见背面木板不见正脸的，都必须动手修改，找出适合的毛主席像剪贴上去，哪怕是大会场中从群众背后朝前拍的大会场，贴正脸领袖像的方向不对头看着很别扭，这都没有关系，只要突出领袖，保证都会顺利过关。

　　陈石林成了造神链条上最初始的那一环。“文革”时期，红卫兵曾经到新华社造反，指责其封锁伟大领袖的照片。于是由陈石林负责，做了多套毛泽东像的透明片，发到全国各地。当时全国各地的图片社、照相馆等都停下了正常业务，全力以赴生产，一共生产出了上亿张毛泽东照片。陈石林告诉记者，自己离开了领袖照片工作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当时社会上的毛主席像已经达到了饱和。而他保护了照片洗印行业一批人的饭碗，当有人问，出身不好或者是给汉奸拍过照的人能否参加毛主席像的生产，陈石林回答，只要技术好，他们正好可以在生产毛主席像的过程中进行改造。

　　1989年，陈石林退休。制作领袖照片的陈石林，对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格外敏感。1978年底，邓小平在一次视察讲话中提出要给刘少奇同志平反，那时刘少奇的照片资料还被封锁着。陈石林与摄影家协会的同事合作，从老摄影家、老记者，以及王光美的个人收藏中精选了上百幅照片，进行加工。1979年5月17 日下午，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开追悼会，由他们制作的《少奇同志生平》的大型摄影图片，也在各省市自治区展出。邓小平90华诞时，陈石林又参与组织了 “小平你好”大型图片展。

　　陈石林表示，“毛主席思想渗透到我的最底层去了，在政治方向上掌握得比较好。”而只要毛泽东或者其家人的历史照片需要修整，他更是义务配合。他曾经为邵华加工过一张与毛岸青的合影，为了效果理想，他将照片放大成2米长进行修整，没有提钱的事。他还帮助邵华最终找到了110位摄影家，展出了110张有关毛主席的珍贵历史图片，庆祝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陈石林几乎和当时所有拍摄过毛泽东的摄影师关系良好，特别是文革时期，“那种照片，不修怎么出得去啊！大多数都修了，把主席脸上修得很均匀，很好。”令陈石林满意的是，群众再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山西塌泥恐千死孟学农仕途堪忧

明报专讯/山西襄汾在残奥期间发生矿场溃坝山泥倾泻导致重大伤亡事件令中央震怒，国家主席糊绵踌及总理瘟痂煲昨日下令全力组织抢救，并依法追究责任。新华社报道，溃坝事故已造成128人死亡，35人受伤。不过当地消息称，泥石流(山泥倾泻)爆发仅两分钟就将一座市集和数个村子夷为平地，遇难人数可能超过千人。有消息称，山西省长孟学农本周末将会向国务院汇报灾情，其仕途前景不妙。

9月8日发生的新塔矿业尾矿溃坝事故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官方已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违法生产、尾矿库超储。新塔矿业矿主和相关责任人等9人已被警方拘留，另外，襄汾县陶寺乡党委书记、乡长，襄汾县安监局局长、襄汾县安监局总工程师被撤职。

尸体摆满地官员阻认尸

来自襄汾县的消息称，新塔矿区许多受灾村民对于官方公布的死者人数表示不相信。村民魏光飞透露，被泥石掩埋的集贸市场可容纳上千人，云合村、贺家庄、薑家沟、卧龙等地村民都到那里买东西，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泥石流畄下来，这些活下来的可能性极小。遇难者中不少是外地矿工及家属，矿工肖某亲眼所见：上千平方米的泥地上摆满了一排排尸体，至少两百具，仅他们重庆老乡就有6个孩子成了孤儿。因为当局迟迟不允许辨认尸体，有死者家属和当地官员一度发生冲突。

对于襄汾县发生溃坝并造成大批民众死亡事件，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糊绵踌、总理瘟痂煲作出指示，要求採取一切措施，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和伤员救治，做好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及依法追究责任。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已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

国务院马凯赴现场善后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透露，新塔矿业採矿许可证2007年8月过期，这家矿业公司属于非法企业。据知情人士透露，新塔矿业老闆为张培亮，当地原是停用的国企矿山，留下一个库坝、废弃多年。矿工说，张培亮买下后将库坝内乾沙挖出来重新推了个堰塘，选矿挑出来泥沙、水都堆在里面，堆得愈来愈多，再加上事发当日下大雨，坝堤承受不住就崩了。

而襄汾县所属的临汾地区，当地去年曾发生轰动全国的「黑砖窖事件」。因地下矿窖太多污染环境，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去年评出全球九个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山西临汾榜上有名。

明报记者报道

加拿大前外交官：西方对中国抱有5种“幻想”

　 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9月8日文章，原题：前外交官提醒西方不要对中国心存幻想加拿大一名前外交官表示，加拿大人受惑于中国的“魅力攻势”。

　　“我想政治人物必须摘下玫瑰色眼镜，认识到中国的本来面目”。布赖恩·麦克亚当说，“加拿大政府认为它必须迎合中国的需要，调整其对华外交政策。这是有勇无谋”。

　　麦克亚当在加拿大外交界工作30年，曾驻欧洲、中东、加勒比地区以及远东。他是研究华人黑帮组织和中国在加拿大间谍活动的专家。

　　如今已成为一名国际顾问的麦克亚当说，西方对中国抱有5种“幻想”。

　　幻想一：加拿大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麦克亚当说，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383亿加元）是加对华出口（93亿加元）4倍多。“实际上，中国几乎是在把加拿大当殖民地来利用。从我们这里获得原料，再把产品卖给我们。”

　　他说：“加拿大不需要中国。是中国需要加拿大。”

　　幻想二：中国有13亿消费者。

　　“白日做梦———他们的10亿农民甚至买不起一瓶可乐。”麦克亚当说。真正的顾客群只有30万，是那些享有政府特权的人。

　　幻想三：中国正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麦克亚当说：“贸易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永远都不会。”

　　幻想四：中国改善了人权。

　　麦克亚当说，甚至在加拿大，华人移民和留学生“都遭中国政府恐吓，被迫刺探情报”。

　　幻想五：中国是友善的。

　　麦克亚当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令人吃惊……借此尽可能快地变成高技术超级大国。它想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者唐纳·雅各布斯，郑秋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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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diplomat says West has 'fantasy' view of China

http://www.canada.com/ottawacitizen/news/story.html?id=9c707d65-47cf-4e78-9efe-f98216c3ecc6&p=1

Donna Jacobs, The Ottawa Citizen
Published: Monday, September 08, 2008

Canadians have fallen for a Chinese government "charm offensive," says a former Canadian diplomat and specialist on Chinese mafia "Triad" gangs and Communist China's government-directed espionage in Canada.

"I think politicians have to take off rose-coloured glasses and realize what China is all about," says Brian McAdam.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inks it has to pander to China's needs and to align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This is foolhardy."

Mr. McAdam had a 30-year career in Canada's diplomatic service with assignments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the Caribbean and the Far East. His career ended soon after he discovered a lucrative visa-for-sale scam operating inside Canada's consulate in Hong Kong.

He spent several years warn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at Canada was admitting Chinese criminals and government spies. Immigration and External Affairs (now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gnored his consular reports.

Ostracized and in ill-health, Mr. McAdam took early retirement in 1993, at age 51. However, he later instigated a joint CSIS-RCMP investigation, Project Sidewinder, which, in its 1997 report, confirmed his findings.

"This document," said the Sidewinder Report preface, "does not present theories but indicators of a multifaceted threat to Canada's national security based on concrete facts drawn from the databanks of the two agencies involved (RCMP and CSIS), classified reports from allied agencies and various open sources." A few days after the Sidewinder team submitted its report, CSIS ordered all copies destroyed and the investigation disbanded. CSIS justified the report's destruction as "conspiracy theories -- rumour and innuendo."

Mr. McAdam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expert and author on Triads,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ir partnership and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worldwide.

He says that five myths perpetuate the West's "fantasy" view of China.

Myth 1: Trade with China benefits Canada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eard that China is now Canada'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sks Mr. McAdam. "This means that China is our second-largest source of imports after the U.S. -- not that our trade with China has improved."

He notes that China now exports more than four times as much to Canada ($38.3 billion) as we are selling to them ($9.3 billion). Statistics Canada says the Canadian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expanded from $3.9 billion in 1997 to $26.8 billion in 2006.

"China is really using Canada almost as a colony," says Mr. McAdam, "getting raw materials from us and selling them back to us in finished products ranging from furniture and clothes to plastics and high-tech equipment.

"Canada doesn't need China," he says. "China needs Canada."

Myth 2: China has 1.3 billion customers

"It's a mirage -- there are one billion peasants who cannot afford a bottle of Coke," Mr. McAdam says. The real customer base is 300,000 -- people with privileged government positions.

He says that the West's widespread trade deficits with China spring from low wages and prisoner slave labour, counterfeit products and pir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le a few Canadian companies make money in China, he says, the fantasy of broad-based beneficial trade has been "created by people to justify"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yth 3: China is becoming a democratic nation

"Trade has not brought democracy to China and never will," says Mr. McAdam. Nor will it bring China free speech, free media, free worship or free demonstrations -- graphically confirmed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and this year in Tibet.

He quotes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who said last year that "democracy is probably still 100 years away."

Myth 4: China has improved human rights

With Olympic visitors gone home, Mr. McAdam predicts, China "will crack down" on its citizens.

Mr. McAdam laments that "nobody is really taking China to task over it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ven in Canada, Chinese émigrés and students are "intimid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leads them to think that they, or their families back home, will be harmed -- unless they spy." This includes some targeted students, scientists, businessmen, foreign delegations and public servants, he says.

Most of the Chinese media in Canada are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says Mr. McAdam.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getting here in Canada -- they might as well live in Communist China."

Myth 5: China is benign

"China is engaged in a stunning espionage effort, buying ... its way towards high-tech superpower status as fast as it can," says Mr. McAdam. "It wants to have the world's best military."

Ten months ago, the U.S. government concluded, in a 350-page analysis titled 2007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China is supplementing the technologies that its defense industry obtains through commercial transfers and direct production partnerships with an aggressive and large-scale industrial campaign. Chinese espionage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o extensive that they comprise the single greatest risk to the security of American technologies."

(The Sidewinder Report, incidentally, had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in Canada: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greatest ongoing threats to Canad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Canadian industry. There is no longer any doubt that the ChIS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have been able to gain influence in important sectors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including education, real estate, high technology, security and many others. In turn, it [influence] gave them access to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me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 Canada.")

In 2005, during question period, Stephen Harper, then-Conservativ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criticized the Liberal government for not taking the Chinese espionage threat seriously.

"Today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SIS Asia desk (Michel Juneau-Katsuya) confirmed reports from defectors that close to 1,000 Chinese government agent spies have infiltrated Canada,' said Mr. Harper. He quoted Mr. Juneau-Katsuya's estimate that Chinese spies cost Canada $1 billion each month through industrial espionage. Mr. McAdam's conclusion today: "China has dangled billions of dollars of trade, seducing many countries into ignoring human rights issues in China and allowing China to acquire their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secrets.

"Canada's foreign policy in a nutshell, is 'Shhh, don't upset China because it might affect trade.'

"We need politicians, the media, and others to tell the truth to Canadians and not continue the fantasies. And Canadians must let the government know that a comprehensive China policy based upon facts is long overdue."

Donna Jacobs is an Ottawa writer; her e-mail address is donnabjacobs@hotmail.com

Deutsche Welle：在比利时遭遇语言的烦恼

Guten Morgen(德语，早上好)，bonjour (法语，早上好)，goede morgen(荷兰语，早上好)还是good morning(英语，早上好)呢？当6岁的孩子早上问候老师的时候，应该说什么好呢？这种烦恼在一个多语种的国家尤其明显，德国之声中文网综合报道如下：

布鲁塞尔有很多学校，送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当然就相当于为孩子未来说什么语言做了一个基本的决定。过去在德语幼儿园学习的，父母肯定会将孩子送到德语的学校。但是假如我们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接触一种全新的语言会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一家讲法语的比利时学校。

开学第一天，孩子赶到学校，东张西望，莫名其妙的听课，想跟我们一起回家，不过这当然不行，好在孩子没哭。

当孩子在上学的时候，我和妻子克服了那种"良心上的谴责"，也许孩子原本不用受这种罪的。后来我们问孩子，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看上去有些孤独。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不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我也在想，假如有一天，我在一个完全说俄语的环境中工作会是什么样子。

最终忍无可忍的是老师，在孩子的体恤上贴了便贴条，上面除了名字还有一个警示牌以及说明：注意，德国人！

别人该怎么看呢？6年都要带着这个牌子吗？当然我们没有给孩子解释这种双关语。

转天孩子被孤立的问题又出现了。

这所学校校长事后说，我的儿子中午休息的时候去了他的办公室, 各种事情都和他聊，当然是用德语。 我们问他为什么什么都跟校长说呢？他回答说，如果校长要把他带回家的话，校长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

午休时间，孩子就是和校长一起度过的。

这样一周过去，孩子的法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又是一个周末，孩子对我说， 他是怎么学会Maman(法语，妈妈)这个单词的。

"我偷听来的"，孩子一字一句的跟我说，"因为一个小女孩跑向妈妈，边跑边叫妈妈，那么我就知道法语的妈妈就这样说。"

其实大人也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在这一方面就不必过份担心他了。

Christoph Hasselbach

抗法前辈

今天在小宇姐姐的催促下，去了Palais de Chaillot的建筑与遗产城。这是个博物馆，去年9月才落成。上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小宇姐姐特地打电话告诉我那里有个中国城市展，趁免费日不妨看看。当时懒得很，听说展览还要办到九月，索性就到时候再说。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早上起来，见外边阴沉沉的，就不想出门。谁料下午小宇姐姐又来电话提醒。放下听筒前，我还始终不想出门，放下听筒后忽然改了主意。去看看吧。

到那儿先找中国城市展，展览的主题是从城市看帝国的巨变，我的理解就是展示当今“拆呢”之国的汪达尔主义。。说实在展品没什么特别新鲜的。布置得太有想法，感觉乱七八糟，大概展览创意就是要给人中国城市凌乱的印象——可这不需要这个展览告诉我。展品中有敝母校两座殿堂木构模型，一个天大的铺作模型，北京二环以内的巨型模型（这东西做得挺好，不过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要是乾隆时期北京城的模型还有点意思——就怕凑不出来）。此外还有鲁班尺罗盘之类。至于照片什么，更没有特出之处——惟有一幅大清门前的全景照片有点意思。更多的是多媒体展示，展示拆迁之类，老外看着新鲜，可NHK纪录片比那些精彩得多。

这个展览索然无味，匆匆走过。接着去看常设展厅。还是常设展品好看。模塑中世纪建筑片断和复制的中世纪建筑壁画都以假乱真，蔚为壮观，现代建筑展厅也很有趣，尤其是望出去景观好。下次带照相机去。

然后去书店瞧瞧。中国城市展的书跟这个展览一样有想法，让人不得要领，装帧字体也不讨我喜欢。却意外地发现一本Pékin 1966，是当年一个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拍摄的文革彩照集。这还有点意思（点击看大图）：

扫描两张四十年前抗法前辈的英雄事迹，谨献给今年4月的爱国志士（点击看大图）：

这是1967年2月，中国人民在法国大使馆外抗议的情形和他们在法国大使馆墙上书写的美丽标语。可惜前辈的光辉事迹没能及时传达给4月的抗法爱国者。下次吧。

A Chinese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meets fierce resistance

One villager'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results in abuse and arrests.

from the September 3, 2008 edition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www.csmonitor.com/2008/0903/p01s01-woap.html?page=2

Peter Ford

Huiguan, China - When Fang Zhaojuan began organizing her neighbors here to impeach village leaders whom she suspected of corruption,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 challenge would lead her first to the hospital and then to jail.

She was following the law, after all, and had launched legal petitions signed by a large majority of villagers. They believed they had been cheated of proper compensation when their village council had sold lan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the government of a nearby township.

Mrs. Fang, her family, and colleagues on a recall committee, however, found themselves plunged into a violent political drama. This, they say, has shown residents of the hamlet just how narrow the boundaries remain for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It has also, they add, hardened their resolve to enforce them.

Huiguan, a nondescript cluster of brick houses outside the port of Tianjin, is like tens of thousands of other Chinese villages, on the verge of being swallowed up by a fast-expanding city. Its farmland has all but disappeared under new factories,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Fang, a 43-year-old widow, found suspicious.

"She never expected this," says her sister, Fang Zhaohui, displaying photographs of Fang's bruised and bloody body taken in the hospital six weeks ago, after thugs had broken into her home and beaten her. "She never expected it would be so difficult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so black."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is abusing its power," complains Li Guangde, a village activist who has so far avoided jail. "They are putting difficulties in our way and a lot of pressure on us. Perhaps some township officials were involved in the land sale and maybe there was corruption. I don't know."

Democratic hopes sputter

Chinese law prescribes direct democratic elections for village councils, and provides for recalls if a majority of villagers lose faith in their leaders. "But that is only the law," cautions Yawei Liu, head of the China Program at Atlanta's Carter Center, which has worked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strengthen village self-rule.

"Once you move into the real worl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nforce," he adds.

Ten years ago, when China's definitive law on village elections came into effect, many officials and some foreign scholars touted it as heralding broader democracy nationwide.

Today, such hopes are sputtering. Fang's fate illustrates one key weakness of the experiment: It is very hard for grass-roots democracy to thrive in a vacuum where superior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undemocratic.

"Unless there are changes higher up, this kind of democracy cannot be sustained," fears Dr. Liu.

"At any point in the process the authoritarian system can come into play" to frustrate villagers' democratic aims, says Kevin O'Brie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has studied village governance in China for years. "This story is an example of bottom-up democracy being swamped by undemocratic people who are used to giving orders."

On the other hand, Dr. Liu points out, "the beatings and the jailings are a reflection ... that the villagers are so keenly aware of their rights there is nothing else the government can do."

Recent events in Huiguan show that "when people know they have been given some political rights, they are go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adds Li Lianjiang, a village elections exper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is a positive sign of democratic growth."

Roots of dispute

The drama here began last November, when Han Baocai, an 80-year-old farmer, filed a complaint with the Tianjin municipal government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he Huiguan village council had sold more than 50 acres of commonly held land to the higher-level township government of nearby Xiaozhan.

Villagers claim now that Xiaozhan paid 10,000 RMB per mu ($8,500 per acre), and sold it to developers for 800,000 RMB per mu ($685,000 per acre), alleging that the Xiaozhan and Huiguan authorities shared the profits at the villagers' expense.

Xiaozhan deputy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Liang Hongbin insists that the township paid a fair market price for agricultural land and that villagers were compensated according to the law.

Party Secretary Hao Shumin acknowledges the Xiaozhan government sold the land to developers for nearly twice what it paid for it, because the land's status had changed from village agricultural land to nationally owned industrial-use land, increasing its value. But he says the price was less than a tenth of what the villagers claim.

Huiguan villagers, however, believed they had been cheated, and in January they began the process specified by the village democracy law to recall their elected council.

From the start, they say, the Xiaozhan authorities put obstacles in their way, which villagers sometimes managed to overcome by appealing to officials at higher levels of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hierarchy.

But with a recall committee of five villagers duly elected in February to oversee the impeachment referendum, Xiaozhan stopped sending representatives to Huiguan village meetings. Villagers complain that since the law requires all village votes to be observed by an official from the local township, the local government could nullify all their decisions simply by refusing to witness them.

The conflict sharpened with a disagreement over who had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all vote. Xiaozhan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eligibility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Huiguan's activists were illegal, which rendered the recall process null and void.

When appeals to the Tianjin authorities to resolve the dispute went unanswered, villagers say, they went ahead with preparations for the recall vote, deciding on procedures, publishing a voter list, distributing ballots, and inviting local and district officials to witness the vote on July 5.

Violence follows vote

The day before the vote, village council president Yuan Shiwan and his two colleagues abruptly resigned. The recall vote went ahead anyway, garnering 617 votes in favor and none against, well over the 50 percent of village residents required for the motion to pass.

Despite the resignation and the vote, however, villagers said a crowd of them found Mr. Yuan and his colleagues still occupying the council offices on July 8. What happened next is unclear: Yuan claims to have been manhandled, knocked to the ground, and beaten; villagers at the scene say he was not touched.

Three days later, however, seven people including two of Yuan's sons showed up at Fang's house and beat her savagely, according to eyewitnesses who also photographed her injuries after an ambulance had taken her to hospital. One man was detained but later released, and nobody has yet been charged with the assault.

The next day Fang's son and a friend of his were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attack on Yuan. They were released two weeks later, and no formal charge was filed. A district court has, unusually, accepted their lawsuit against the police for wrongful arrest.

The Olympics factor

On Aug. 13, Fang and her fellow recall committee members mailed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o a variety of offices,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Anti-Corruption Office and the Tianjin prosecutor. But they abstained from visiting petition office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anything to disturb the social order during the Olympics; they wanted a party spirit," explains Mr. Li.

The day after the Olympics closed, however, Fang and other villagers approached district officials to press their case. On their return to Fang's home, police arrested her; three other members of the recall committee; Han Baocai, the 80-year-old who had first raised the issue in contention; and one other villager, said Li, who was detained with them but released a few hours later.

The six others, and another member of the recall committee arrested later, remain in detention. They are being held on suspicion of "disturbing the social order," according to plainclothes police officer Zhang Congying, but neither Mr. Zhang nor the Xiaozhan police chief, Wang Jinting, would say what they had done to incur such suspicion.

Xiaozhan Deputy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Liang insists that Fang and her colleagues "were not arrested because of their recall effort. Nobody would be arrested for seeking to recall officials according to the law."

Consequences of direct democracy

Fang's sister, however, sees their detention as a warning to others. "If they arrest Fang Zhaojuan, other people won't dare cause any more trouble," she says. "They do it to suppress ordinary people."

A "barefoot lawyer," who is advising Huiguan's recall committee, but who asked not to be identified since he has already been jailed once for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grees.

"This case is a natural resul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e argues. "When ordinary people try to use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they will definitely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The phenomenon of having a law supporting people's rights that they cannot actually enjoy is too common in our country."

The villagers say they are not giving up, however. "We want a fair solution to all the problems ... and a clear response to our vote," says Li. "We insist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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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免村官－基层民主实验遭遇剧烈抵抗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中国的有关法令规定，村民委员会的成员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达到一定比例的村民对他们失去信任，可以要求罢免他们的职位。但是，近年来中国各地罢免“村官”的实践证明，罢免程序要启动和真正生效，极为困难。村民们反对腐败“村官”的行动最后可能导致自己被虐待、被关押。前不久发生在天津郊区一个小村庄里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

村民：民主权限竟这么小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9月3日刊登的驻中国首席记者付毕德（Peter Ford）题为“中国一个民主实验遭遇剧烈抵抗”（A Chinese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meets fierce resistance）的文章，报导了天津郊区这个小村庄里发生的基层“民主”发展的故事。报导说，当村民房兆娟怀疑村领导犯有腐败行为，开始组织左邻右舍检举村领导时，她完全没想到的是，这场挑战竟然首先让她自己入了医院，最后入监狱。

然而，她只是依据法规办事，发起几乎全村男女老少签署的一份合法的请愿书。他们认为，村民委员会把集体农田卖给邻镇政府做工业开发项目时，克扣了村民们应得的赔偿金。

但是，房兆娟、她的家人，和罢免委员会的同事发现，他们陷入一出充斥着暴力的政治戏剧。他们说，此事让这个小村的村民们了解到，他们民主权益的界限竟然是这么的窄小。另外，他们还说，这件事让他们更加下决心去行使这些不多的权益。

会馆（Huiguan，音译），位于天津郊外，是由一群形状不一的砖房组成的小村，这里就像中国其他成千上万座村落一样，处在被飞速扩张的城市吞噬的边缘上。他们的农田几乎都变成了新工厂，而且，多数是在如43岁的寡妇房兆娟所质疑的情况下发生的。

“她从未想到过会这样，”她的妹妹房兆慧（Fang Zhaohui，音译）说，她向记者出示了许多张房兆娟于6週前被一群流氓打得遍体鳞伤，送入医院时的照片。“她从未想到会那么样困难，政府会那么样黑暗。”

“乡镇政府滥用职权，仗势欺人，”一名迄今还没有被关押起来的村里积极维权活动人士李广德（Li Guangde，音译）抱怨说，“他们屡次阻碍我们，还向我们施压。一些镇政府官员可能也参与了卖土地的事，也是腐败份子。我都搞不清楚了。”

法律给的民主希望落空

中国的法令明文规定，村民委员会的干部都要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如果大多数村民对他们失去信任，可以要求并启动程序罢免他们职位。“但是，这只是有法而已，”在亚特拉大，与中国当局合作加强中国村民的自主权的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周边学院历史系教授刘亚伟(Yawei Liu)警告说。

他接着说：“但是一旦到了现实环境时，实际执行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10年前，当中国的乡村选举法生效时，许多官员和一些外国学者都把它视为带动全国更广泛的民主化的先驱。

如今，这种希望在落空。房兆娟的命运显示了这场民主实验的一大缺点：在一个高层政府是非民主化的空间中，基层民主很难蓬勃发展起来。

刘博士担心说：“除非高层有所改变，不然，这种民主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长期研究中国乡村政府问题的加州柏克利大学的凯文－奥布赖恩(Kevin O'Brien)教授说，“对民主选举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专制体制都可以进行干涉，”来阻碍村民的民主目标的实现。“这个故事正是由下至上的民主发展，被习惯于听从发号施令的非民主群体淹没的一个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刘博士指出，“殴打和拘留也反映出，村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权益，而政府无技可施了。”

香港中文大学的乡村选举专家李连江还表示，最近在会馆村发生的事件显示，“当人们清楚他们被赋予某些政治权益时，他们就会行使它们。这是民主成长的正面迹象。”

罢免风波的起源

最初，这出戏是去年11月开幕的。当时，80岁的农民韩宝才（Han Baocai，音译）向天津市政府投诉会馆村村民委员会，指出村委会把村里50多英亩集体的土地卖给附近的小站镇政府的交易疑点丛丛。

村民们称，小站镇以每亩1万人民币买下这些土地，现在，又以每亩80万人民币卖给开发商。他们认为小站和会馆的当政者私下把卖土地的利润放进了自己腰包，而受损失的则是村民。

小站镇副党委书记粱红斌（Liang Hongbin，音译）坚持称，镇政府是以公正的市场价买下农田的，而且，已经依法向村民支付了补偿。

党委书记郝淑民（Hao Shumin，音译）承认，小站镇政府以将近两倍于原价的价格把土地转卖给了开发商，因为土地的定位已经从村的农田变为了国有工业用地，价值上升了。但是，他说转卖的价格还不到村民所说的十分之一。

但是，会馆村民认为，他们受骗了，因此，于08年1月间开始依据村民主选举法的程序要求罢免他们选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

他们说，一开始，小站政府就百般阻扰他们，有时候，村民们可以通过向更高层的区政府上诉来克服这些困难。

虽然，村民们于2月份时选出5名罢免委员会成员，由他们负责监督村干部的工作，但是，小站镇停止派遣代表参加会馆村的会议。村民们抱怨，由于法律要求所有乡村级的投票必须在地方乡镇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拒绝派人到现场见证他们的投票过程，来使他们的任何决定变为无效的。

此外，双方的的冲突因为谁有权参与罢免投票的问题进一步加深。小站镇政府官员说，会馆村民采用的资格限制不符合法规，因此，投票结果将是无效的。

村民说，当他们向天津市政府申诉，请求他们解决双方纠纷时，无人理睬他们。最后，他们还是继续进行罢免投票的准备工作，决定好投票程序，发表了选民名单，分发了选票，并要求当地和区政府官员于7月5日到场见证结果。

罢免投票后的官方暴力

投票的前一日，村委员会主任苑世万和两名同事突然辞职。这次罢免投票仍然照计划举行，共617票赞成，无人反对，远比需要通过决定的50％的村民选票要多。

村民们说，尽管村委员会成员自己主动辞职和投票结果，但是，到7月8日时，他们发现苑世万和他的同事仍然占据委员会办公室。此后发生的事情就不清楚：苑世万声称自己被人围起来殴打；村民们说根本没有碰他。

但是，根据目击者证词，3天后，包括苑世万的两名儿子在内的7个人出现在房兆娟的门前，残酷的殴打她。他们还拍摄有房兆娟被送往医院，全身是伤的照片。一名打人的男子被拘留，但是，不久后获释，其他人都没有被起诉攻击罪。

第二天，房兆娟的儿子和一名朋友因为被指控殴打苑世万被逮捕。他们2周后获释，并没有被正是起诉。一区法院一反常例，已经受理了他们起诉警察胡乱逮捕他们的控诉案。

8月13日，房兆娟和其他罢免委员会成员向包括最高法院反贪污腐败部门和天津检察院等多处政府办公机构寄了有关她的经历的投诉信。但是，他们放弃访问上访办公室的选择，李广德解释说，因为“政府不希望在奥运会期间，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发生；他们希望大家服从上级的精神。”

但是，奥运会结束后的头一天，房兆娟和其他村民就找到区政府官员重提他们的事情后，在他们回家的路上，警察逮捕了房兆娟和其他3名罢免委员会成员；还有最初提出村官和政府的腐败问题的，80岁的韩宝才；其他一名村民说，李广德也和他们一起被拘留，不过，几小时后获释。

另有6人和另外一名罢免委员会成员后来也被捕，至今仍在拘留所中。根据便衣警察张聪颖（Zhang Congying，音译）的说法，他们被捕的原因是有“危害社会秩序”的嫌疑，但是，张聪颖和小站镇派出所所长王金廷（Wang Jinting，音译）都说不出他们到底干了那些涉嫌违法的事情。

小站镇副党委书记粱先生坚持称，房兆娟和她的村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搞罢免活动而被捕的。依据法律，要求撤销官员并不会被捕。”

政府杀鸡儆猴

但是，房兆娟的妹妹认为，这是政府杀鸡儆猴的手段。她说：“如果他们逮捕房兆娟，其他人就不敢闹事。他们是为了压制其他普通村民才这么做的。”

一名为会馆村罢免委员会做顾问的“赤脚律师”也同意她的看法。由于这名“赤脚律师”已经因为“反革命行为”罪被拘留过，所以，他要求记者不要公开他的身份。

他认为：“这个案子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当普通老百姓想要行使他们民主权益时，他们肯定要付出代价。在我们国家，这种法律规定的权利人民实际上享受不到的现象已经太普遍了。”

然而，村民们说，他们不会放弃。李广德说：“我们希望所有问题有个公正的结果......对我们的投票给一个清楚的回答。我们要坚持这点。”

重口味恶心慎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132796/index.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7787648.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7729426.html

张丹红事件和言论自由

德国之声的张丹红被停职了。天朝如获至宝：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7745970.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8/29/content_9732687.htm

以及这个：
http://report.qianlong.com/33378/2008/08/29/1500@4632779.htm

我本来挺喜欢德国之声。然而半年来，尤其是三月事件以来，它的不少报道让我嫌恶。一个是张丹红，还有一个山人。（另有平心，是个滑头；惟有潇阳，较有头脑。）

这里存几个网址：

“中国热”变成“中国恐惧热”

中国问题专家解码施密特报告

施密特报告崛起的中国－要求平视中国接受两岸统一

北京奥运：在激辩声中载入史册

盛大开幕：中德嘉宾赞不绝口

全都出自张丹红女士的手笔。的确，张丹红只是采访记者，观点来自行将就木的施密特，来自那个“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来自“嘉宾”。然而张女士的倾向性也可以一目了然。请看她的提问：

“那奥运会还有什么其它稀奇古怪的特色呢？将体育比赛政治化也算一个吗？”

“作为东道主，中国为建设奥运体育场馆、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兴奋剂检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中国收获的却是西方的批评，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那您认为，如果要在未来避免这种激烈的争论，国际奥委会是不是应该修改举办权的发放标准，明确规定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主办奥运会呢？”

张丹红在德国之声的每一篇文字我都及时读过，上面所引也不例外。老实说，我对这些自作聪明的东西嗤之以鼻，我甚至跟朋友说，德国之声变质了。好在现在德国之声证明了它的本色。

张女士之前也曾为胡笳一事严词抨击朝廷，显然她知道那个朝廷是怎样地流氓。可一涉奥运和东躲，她就晕眩。出生在北京的张女士有情绪，主要是乡愁，因而对她家乡的大party遭到质疑忍无可忍，对祖国“金瓯”破碎的可能性忧心忡忡。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替朝廷说话的德国人。一个是老迈昏庸的施密特，一个是半瓶子醋的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这两位当然不是被张丹红女士“找出来”的，而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然后被张丹红嗅到、盯上的。

虽然我不喜欢张女士的倾向，不过并不觉得是个大问题，不喜欢就不喜欢，只是我个人不喜欢，如此而已。德国之声对张女士的处置，也无可厚非。老板不满雇员，如此而已。德国之声是德国政府的电台，本来就有自己的宗旨和立场。让张女士停职，是德国之声权力范围内部的事情，完全不涉及损害言论自由的嫌疑。张女士与德国之声观点不合，作为雇员，也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并没有谁禁止她为她的祖国奔走呼号，她可以写博客而无须担心被封被抓，如果她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自己办一份报纸或者一家电台，这都是她的自由——至于有多少人听信她或者有谁会攻击她，那却是他人的自由了。

公正的媒体环境不是来自于每个媒体的“大公无私”（他们不是包拯——况且哪里有什么包青天），而是来自每个媒体的“独立有私”，每个媒体有同等的权利为自己的立场鼓噪辩护，互相争吵攻讦而无须担心国家权力的迫害，那么，虽然每个媒体都是不公正的，整个媒体环境却最接近公正。

这个道理是朝廷故意隐匿的。利用中国文化中对所谓“公正”惯作包青天式理解的愚昧传统，利用中国民众最爱听信孙文一伙野心家“天下为公”美好口号的弱智思维，朝廷对张女士停职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如获至宝，大脑懒惰的中国人民很容易因此产生“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糨糊想法。这都在意料之中。不可接受的是张丹红女士本人，在遭到停职后，做出一副遭受迫害的姿态，与朝廷喉舌沆瀣一气——是啊，张女士不如放弃德国国籍，回到祖国怀抱，去新华社、去人民日报实现“公正”、“客观”、“全面”的新闻理想吧。张女士绝对有权抨击德国之声的观点，抨击德国政府的立场，但对于德国之声令她停职这一处分本身，并没有说三道四的本钱——至于为此事不惜引朝廷喉舌为自己声援，只能证明她的机会主义，近乎无耻之尤。

有了张丹红女士的合作，朝廷以及一切腐朽右派势力又可以为获得攻击“西方式”自由的炮弹手舞足蹈一阵子了——“新闻纳粹”的帽子也出来了。纳粹纳粹，有点新鲜的没有？

朝廷以及一切腐朽右派势力欺负中国人不懂得什么是“言论自由”。不懂言论自由，以及不懂自由，是长期受监护的结果，也是自治社会形成的障碍。

过去在论坛，常遇到这样的人。最初，他献宝似的贡献了他自己精心写作头头是道的帖子。于是很受重视。有人赞誉，也有人——因为重视——质疑、驳斥他的观点，他的论证过程或者他提供的论据。有时候需要几个回合，有时候才一个回合，总之献宝者理屈词穷，于是祭出法宝：“论坛本来就是自由发言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你打压言论自由！”“你不要摆出一副专家的面孔，草根的想法才最真实！”“不要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其实谁也说不清的！”……

遇上这样的人，除了请他滚蛋，没有别的办法。并没有人不让他说话：他的大作顺利发表了，他为自己的辩护也始终在不受干扰地进行，直到他自己无话可说为止。摆出专家面孔、“自以为掌握真理”的首先是他自己，是他上论坛头头是道引人注目的，他那时候显然没把自己的锦绣文章仅仅当作草根的声音——虽然别人不能断定他希望大家接受他的观点，但揆诸人情，这也八九不离十，不然干吗上论坛献宝？总之，他上论坛献宝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人反对。遭到反对的是他的观点、他的论证、他的论据——这种反对，恰恰是对他的言论的尊重，惟其尊重，才会对它认真检核，才会认真梳理，才会质疑驳斥，不然，把它当个屁，放了也就放了。这样浅显的道理，他却不懂。理屈词穷的时候想到“言论自由”，可是对方驳斥他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理屈词穷的时候“骂”人家是专家，可是“言论自由”里包含只给草根自由不给专家自由这条精神吗？理屈辞穷的时候说大家都说不清，可是他当初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是为了证明“谁也说不清”吗？其实也很清楚，这种说法就是为了面子企图全身而退，实际只是耍无赖。

这种耍无赖之所以时不时被人采用，是因为中国人对自由缺乏理解。中国人理解的自由，就是“由着自己”。这是道家和法家的自由。黑格尔说过，中国人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是自由的，要组成集体，就没有自由。“由着自己”，正是一个人的“自由”，其实质是放任自身的自然属性。这样的“自由”又分道家法家两种。道家的自由是一个人的逍遥游，根本回避了人和人相处时候的自由问题；法家的自由仍然是一个人的放纵，不同的是这“一个人”是某个特定的人，是掌权者，他的“自由”建立在对其它无数人自由的剥夺的基础上。除了道家和法家的“自由”，冠冕堂皇支配社会人际关系的，则是否定任何人自由的儒家伦理（事实上儒法向来互为表里，这里不多说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由着自己的自由”只有通过两种途径去争取：要么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的不自由上，努力往上爬，掌握了尽可能大的权力，也就获得了尽可能多的自由；要么难得糊涂，齐同万物，别管什么是非真伪，一切顺其自然，犹如鱼之相忘于江湖，不觉着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两种“自由”——其实是一种（“放任自身的自然属性”）——都缺乏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这种“自由”是在鼓励人们把取消人性、取消人的责任当作幸福目标。倘人人都这样，当然又很危险，所以又需要儒家伦理管头管脚（包括对君王加以警告和束缚），亦即取消“自由”。所以邓晓芒说，中国式的“自由”是“无效的”——因为这种“自由”除了被取消，没有别的下场。

取消人性的中国式的“自由”，无论道家的还是法家的，和西方语境里的“自由”南辕北辙。西方所说“自由”的前提在于人的主体性。人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十分鲜明的自我意识，人是主体，将自然客体化，因而产生了自由问题：自然万物是被自然法则支配的，人却不仅被自然法则支配，而且被主体意志支配——后者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法则和意志同时作用在人身上，产生了冲突，产生了痛苦，产生了自由这个概念。所以，自由首先是在人和自然的对立中产生的，自由是痛苦的斗争，不是舒适的享受。

又因为人的最基本单位是单个的人，换句话说一切集体的意志都是可分的，只有单个人的意志才是不可分的，所以原子论的个体（不可分）原则又成了自由的要义。自由又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界限的基础上。当然，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人的生存又必须依赖人和人的合作。那么就需要建立契约，结成团体。这些团体和自然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在法律意义上是同等的“法人”。团体法人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契约，这一契约完全可以依据当事人的意志解除。不过在契约建立和解除之间的时期之内，契约所规定的团体就视同单个的“人”，拥有和自然人个体相等的自由。

从个体自由，又引申出罪责的问题。自然是无罪的，所谓罪，本来就是针对那些具备自由意志的个体而言的。如果将一切“有害”的现象都归结为“罪”，那么人们就要面临对大地、河流、海洋判罪的尴尬，精神分裂症杀人也得严加制裁——其实许多古老文明的法律也确实就建立在这种报复原则上。但这显然这不符合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原则。现代法律原则正是建立在“西方的”自由原则上的：不自由者无罪，对罪责追究的前提是行为方有具自由的能力。这种“西方的”法律原则已经为全世界每个国家接受——至少官方是接受的。

因而，和中国式的“自由”相反，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就要相应地为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行为的责任，由司法机关追究，这点很好理解。言论的责任却不能和行为的责任等量齐观，因为除了诽谤（诽谤有明确边界，构成了行为），言论不会直接对他人造成损害。所以，因言治罪是荒唐的。谁都有说话的权利，不管说的对不对，说这一行为本身是无罪的。这便是言论自由——在行为层次上，言论是绝对自由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就无所谓责任。言论自由所引出的责任问题，是在言论的内容这一层次上体现的。言论的内容不是行为，所以不存在罪行一说，因而法律管不着——对言论责任，只能通过言论追究。方才举的例子里，一个人兴致勃勃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就面临被他人追究责任的可能：他说的是否为真？是否合乎逻辑？……对这种追究，被追究者一样可以予以反追究，在这样的交锋中，使自己的言论更接近“人话”，更能让他人信服。当然，如果不愿意这样，人在行为层次上也有权耍无赖，甚至破口大骂，其结果是自证为 “类猿人”——于是在内容层次上，这样的言论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也因为只有通过言论才能有效地追究言论（内容）的责任，所以必须禁止司法行为介入言论交锋，更不可让强权充当言论交锋的仲裁者。

由于中国式的自由观根深蒂固，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是不含内容方面的责任的，相反，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言论会构成行为上的责任。许多人认为言论自由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本身没错），但遇到驳斥非难，也就是对自己言论内容的责任的追究，就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所以中国人喜欢吵架骂人而不喜欢争辩。吵架骂人是以嗓门声势取胜，压住对方的声音，跟有些动物为争夺配偶进行决斗的手段差不多。此外，最好是掌握权力，那就更“自由”：干脆只许自己说，不让对方说。于是，言论内容上的责任被当作行为上的责任处置，多有因言获罪的事例。中国式的“自由”观就这样导致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至于嗓门声势不如人，也不掌握权力的人，那就只好不说——好在有匿名的机会，可以吐几下口水解恨，偷得片刻的“自由”。

大致来说，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人的言论相对比较负责，因为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人发出声音的目的经常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听到，而且希望他人信服。为了让他人信服，就需要做不少功课，需要注意言论的分寸，需要注意言论的根据——因为稍有不慎，自己的言论就会成为他人言论的靶子或笑柄。

相反，在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人的言论经常被极端情绪控制，被口水量支配，因为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人发出声音的目的经常就是为了让人听到，甚至仅仅是匿名宣泄，人们担心的只是行为层次上的言论责任（小心被抓），不大担心内容层次上的言论责任（只要不被抓，说什么都行，不怕胡说，只怕没得说）。人们习惯于被禁止说话，一有机会也喜欢享受禁止他人说话的特权。禁止的途径，一个是动用权力（当然那是掌权者的专利），一个是发动或“代表”群众吐唾沫（其实不管是权力还是群众，都是大集体浩然之气的具象）。这种环境下，人们要么“敢怒不敢言”，要么撕心裂腑、哀鸿遍野或鸣鼓攻之、呐喊连天。

来自后一种环境的人，跑到前一种环境里，很难适应。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对法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好争辩”。这多半是因为中国人向来只会叫喊，不会争辩（当然，中国人缺乏常识也是原因）——中国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只信无边无际的“自己”。他们不喜欢条分缕析，不懂得陈述的力量，不习惯否定和批判的游戏。只是由于人在矮檐下，不好在人家的地盘上撒泼叫喊，于是把对方有理有据的争辩看成对自己的欺负。

四月份火苗事件，留学生获得了叫喊的机会（其实平时没事儿他们也可以去干这个，可他们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他们说，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没错。在行为层次上，他们有权这样做。可问题是他们的敌人也有权这么做。事实上法国政府也丝毫没有干预双方的自由。满街的五星红旗蔚为壮观，义勇军进行曲声势浩大，敌人的雪山双猫旗也一样满眼都是，铁塔和圣母院上的手铐五环旗更是声势夺人，多精彩的一场大戏。可言论自由就是对喊口号吗？眼见着敌人在示威以外的场合说得头头是道，留学生们说出了什么？（估计他们也没听敌人说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叫喊？据说为的是扭转法国媒体对华舆论。然而除了叫喊还是叫喊。倒是行使了言论自由权，可这种被放纵的情绪支配的叫喊没有自由的内核，因而归根结底是“无效”的。这是中国式自由观必得的收成。

那时还听说一件事。在法有一批公派留学生，多是国内的“精英”，因政府间交往，到这里的精英学校交流，如高等政治学院之类的。这些人那阵子还写公开信给萨老师，宣传奥运，宣传东躲。他们开会讨论奥运和东躲问题，有个自作聪明的才女说：“我提议我们在学校里争取每堂课开头向班里演讲，给法国学生宣传东躲宣传奥运。”一群才子才女连声附和：“好啊！是应该发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不料座中有个年纪比较大的，89以后来法，跟他们不是一拨儿的，这位泼了冷水：“发声音没问题，可是你得提防法国人准备一大堆论据把你淹死……”于是歇菜。在言论并不被禁止的环境里，这些提议者和附和者显然还处在“能说就是胜利”的惯性中，根本没有考虑到言论的责任，没有预见到自己言论遭受质疑的可能性。他们把言论理解为宣传，也就是出门不认货的叫喊、口水。他们是戈培尔的信徒，以为把一句话重复一千遍，自然就掌握了真理。这一套在中国还行得通，在巴黎高等政治学院，人精荟萃的地方，完全是自取其辱。好在让老前辈阻止了。

（回顾这个：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france-3-ce-soir-ou-jamais.html）

总之，言论的不自由导致言论的不负责，言论的不负责也妨害对言论自由的自觉。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中国式的“自由”层次上，不大能分清言论的行为和内容两个层次，更不理解媒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回过头来看德国之声将张丹红停职，据说是因为张丹红要替中国说公道话。这是不是权力介入言论交锋呢？不是。因为德国之声是独立的法人，它有它的“私利”，它有权维护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要不侵害个人的权利。同时任何人也有权反对它的立场和观点。作为个人，张丹红一样具有这一权利。问题是作为德国之声的雇员，她的言论却并不代表她个人，而是代表德国之声，她代表德国之声发言的权力是德国之声授予的，是德国之声与她之间的契约规定的，是一种权力，这已经超出了个人基本权利的范围。所以，德国之声有权认为她的言论和德国之声的宗旨发生了冲突，并因此解除契约，收回曾授予她的代表德国之声发言的权力——她可以以任何其他名义发表言论，她个人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因为被停职而遭到剥夺，事实上，她不是找到朝廷喉舌为自己壮胆了么？并没有人禁止她这样做。而张丹红可耻之处正是在于，被停职后，她不是以个人身份在言论内容层次上与德国之声和德国政府交锋，并且自负其责（这才是言论自由的要义），而是把代言权力和言论权利混为一谈，又生怕人单势孤，索性投靠朝廷喉舌为自己张目。其实她的言论自由没有受到丝毫损害，更谈不上人身迫害，她却把自己伪装成这副样子，博得“不明真相围观者”的起哄，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任何一个具体的媒体，都不是而且不应该是大公无私的，而是偏见有“私”的——“私”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这种“私”，才是自由的保障。绿党造反派外长费舍尔说得好：自由媒体有权不公正，因为它们是自由的。自由社会的前提就是承认每个个体（法人）的“私”，让各式各样的“私”和平、公开地交锋，从而平衡健康地进步。言论自由在于“私”，政治自由也在于“私”。民主选举从来不是选圣贤，而是各种势力之“私”的程序化、公开化的和平角力。只有这种小人之争，才是公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保障。相反，哪个人、哪个集团组织动辄声称它没有私利，标榜天下为公，高唱什么“……为民所……”乘以三的道德经，那才是狼子野心、大奸大恶。祸乱之源，都在“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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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Welle
时事风云 2008.08.30

有关张丹红讨论的本台通告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603310,00.html

过去几天来，互联网以及诸多中国媒体中，出现了很多有关本台工作人员张丹红女士的讨论。一些错误的报道称，张丹红已经被解职。而事实上，张女士作为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工作。

德国之声的工作人员作为地区问题专家，经常以嘉宾身份参与德国及国际媒体的访谈节目。张丹红过去以其众多报道，在德国之声内外，都证明了其专业能力。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她的一些表述同德国之声所遵循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包括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

德国之声有义务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依照惯例，调查结束前，当事人将不参加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包括播音工作。这也是本台处理张丹红女士问题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