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个旧帖：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作者：五道口商场

一：已经娶妻生女的太监魏忠贤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败堵而高堂大院了，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犹如现在的养牛专业村、养兔专业村一样，成为一方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说这很残酷，其实未必。德国的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因此，把一个原本注定要贫困一生的孩子送进宫中，以此换来一家人的温饱甚至发达，对这一家人甚至对这个孩子来说不啻于一桩合算的生意。

　　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

　　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这从魏忠贤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可以看出来。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不过，魏家也不是赤贫，起码还有几亩薄田，否则魏忠贤也不会在十七岁那年娶上媳妇，更不会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一起酗酒赌博。

　　从现在的资料推断，魏忠贤显然是个外向型多血质的人。他从小应该是个调皮捣蛋上房爬树的主儿。这种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干，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农民。从少年开始，他就整天跟在村里的几个混混屁股后面，由于他本性憨直，待人热诚，讲哥们义气，所以虽然家境贫寒，但在这群人里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基于他的家境以及个人名声，他的老婆只能是一个在农村随处可见的相貌平庸的村妇。家庭生活对他显然没有太多吸引力，对对付付干完农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偷鸡打狗，纵酒赌博。

　　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在一次输光了裤子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氏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寥寥数十字的记载显然把事情简单化了。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和长期以来某种模模糊糊的心理准备。支撑这一时冲动的，除了他那多血质的性格之外，必然还有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是呀，作为一个欲望强烈，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挣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上天在他心底种下了那样多的欲望种子，却又注定要让这些种子活活旱死。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藉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而这种做法又给他带来整个家族和村里的冷眼和厌弃，村里人甚至以他为反面典型，教育孩子长大后千万不要和他一样。虽然他表面上满不在乎，可是内心不能不为自己生活的失败与无望而产生深深的自我厌弃感。他表面上放荡不羁，实际上对自己失望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也许这句憋出来的话倒给他指出一条道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何如进宫当太监！就把这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如果赢了，衣食不愁不说，熬上几年，混出个模样，回到肃宁，说不定县太爷也会亲自接见呢！

　　在那个夜里，躺在丑妻身边的魏四也许越想浑身越热血沸腾。或许他会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兴奋得发抖。他想像着自己，这个在村子里人人瞧不起的人跟在皇帝身边—皇帝，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想像自己鲜衣怒马，驰骋在肃宁县城，以前的哥们见了他，纷纷在马头前下跪。想像自己这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换成了青砖瓦舍的三进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飞扬。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据说，当了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个地方胡乱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后事没踪没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摆着的。做了太监，就成了一个废物，就不再是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而是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耻辱和最大丧失了。

　　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白受罪。

　　魏四的犹豫、彷徨、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是可以想像的。这是欲望和欲望的交战，损失与损失的衡量。实际上，两边都是悬崖，两边都是火坑，两边都是地狱。是阉割掉基本能力，还是阉割掉一生仅有的一点希望？

　　无论魏忠贤最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被钉在历史的展台上，这一夜的他，只是一个被命运追逐着的猎物，在经受着精神上的剐刑。


二：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然而，决定好作，实施这个决定却依然困难重重。

　　摆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费用，合起来最低也要二十多两银子，这笔钱对他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其次，当时的净身手术师虽然有一定经验，但一无麻醉，二无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别是成年人的净身手术，死亡率更高。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有明一代，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无路可走者的求职需要。明朝中叶，一次宫中大规模招收太监，初定名额是一千五百人，结果有两万多人蜂涌来报名，不少人面试前都做了净身手术。面对如此汹涌的求职潮，政府只好一再扩大名额，从一千五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再从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后，还是不免有一万多人落选。社会上对这些落选者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无名白”，也就是净过了身却没门子进宫的人。

　　每一次饥荒过后，京城里就会增加许多“无名白”，到魏忠贤的时代，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仍然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应该就是一万部情节相似的悲剧，映照了“君正臣良，天纲地维”的大明社会的真实一面。

　　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然而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看着这些女声女气的汉子赖在自己马前，死乞活要，谁都恶心，只好捏着鼻子给两个钱打发了事。因此，乞丐倒成了大部分人的专业。再剩下的人，只好去当小偷或者加入黑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样险恶的前途，魏四的决定实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成功率不大于百分之五十。然而，他的血液里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卤劲。他说动家里，同意他去作此生死一赌，家里居然被他说服了。毕竟，这次赌博成本不大，成功了，一家从此脱离苦海，上升到中产阶级乃至更高的阶层；失败了，就算大赵庄少了一个浪荡子。连他分家出去另过的哥哥也卖了家里的一条驴，来资助他这次悲壮的冒险。

　　借助太监村的优势，他很快打听到了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二十几两银子，进京找一家私人净身师，净了身。当他躺上了那扇专门用来净身的门板，被人用麻绳紧紧缚住手脚时，他心里也许会掠过一丝悲凉，甚至会泛起一丝悔意，更多的，应该是对周围一切事物蓦然而起的莫名的愤恨和悲怨，虽然他是自愿躺到这里的。这种怨恨，在手术师举起屠刀的一刻化为了浓黑的液体，从那时起永远积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势，下面插了一根大麦杆，魏四叉着腿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为了减少小便，净身师成天给他喝臭大麻水，让他拉稀，就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里，整个屋子恶臭难闻。魏四的运气不错，伤口没有感染，顺利度过了危险期。可是家人带来的消息让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经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村边的土地庙，然而用这点钱作见面礼，吴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已经成了全家的投资，不能眼看着半途而废，让他当“无名白”。哥哥魏钊早已分家单过，狠了狠心，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让侄子把钱送了来。

　　这回吴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进宫，却绝口不提。魏四的伤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们聚集的龙华寺里安身，一等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做恶梦。秋去冬来，他连一身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整天窝在龙华寺偏房里，不敢出去。原来那些梦想不再想了，他现在满心都是后悔。原来虽然吃不饱饭，毕竟还算个正经人家呀，可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条决心：如果进不了宫，宁可自杀，也不去当乞丐。

　　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挑选。前三所需要一个倒净桶的人。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二十二岁算是最大的，长得魁梧，身手又灵便，成了那一拨二十多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

　　消息传来，全家人烧香念佛。这一天，成了魏忠贤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动，不次于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的高中进士，虽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马桶的职业。谁又能想到，这个日子后来被人郑重记入历史，作为一桩巨大不祥的开始。


三：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

　　像所有眉飞色舞、吐沫星子乱溅的夸大其辞一样，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的，当了太监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夏装各一套，铺盖六年一套，日子过得比在大赵庄时自然是强多了。然而也仅此而已。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的大太监，最高领袖是宫中司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不过总共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位高权重，地位比高级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于中层的有数千人，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主体，也就是数万名像魏四这样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的太监这一层，所得的好处就仅剩下衣食两项了。甚至有的家里负担重的，为了多赚点钱，还在宫里给宫女当佣人，洗衣烧饭无所不为，被人称为“旋匠”。

　　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来是一个儒士，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他好像与文字天然不亲近，进宫多年，在文化太监中熏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他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却独独与“心机”两字沾不上光。在与太监们喝酒赌博的日子里，他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当认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与别人的差距后，他就没有什么痴心妄想了。实际上，以他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他进宫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能力帮助家里摆脱赤贫，侄女、外甥女还是相继被卖到京城做了大户人家的奴婢。由于能力平庸不思进取，在宫中混了十几年之后，他才脱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二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因为一年那点“外落”而过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如果能以此终老一生，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即使做梦，他也不会想到有人会把整个帝国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上。


四：“魏傻子”被捉弄了一把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它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戏：偶然。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不仅仅因为李进忠是“傻子”，更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

　　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从五岁起，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就不断呼吁皇帝按惯例册封这位长子为太子，万历直拖了十五年才补办了册封手续。而且册封之后，也一直心神不定，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太子早就被从储位上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不定，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修成正果。当时一些侍候太子长子的太监经常抱怨前途无望：“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在那些精明之徒对才人与皇子不那么待见的时候，他却自始至终，谨谨慎慎，恭恭敬敬，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魏进忠的另一个特点是性格讨人喜欢。他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这一点，在以阴毒猜狠著称的太监群里非常少见，因此也非常受人欢迎。虽然被目为“傻子”，可是人见人爱。另外他身体灵活，是个运动型的人，“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在动手方面，可谓心灵手巧。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也经常能逗人开心。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他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异乎寻常的有感情。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受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层文化氛围中成长，听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但事实确实如此。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都机灵乖巧，有眼色，会来事，对小皇孙百依百顺，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在和小皇孙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把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惟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因此，他对客氏的感情，与亲生母亲没有任何分别。都十六岁了，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形影不能分离。登基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自此之后，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时间，他对木匠活的热爱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如果生在民间，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贵胄，因此，这一切在记载进史书之时，不可避免地是他行为离奇的佐证。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现而已。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小皇孙要什么玩具，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小皇孙一高兴了，就喜欢拿这个老仆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当夕阳从紫禁城头落下之后，魏进忠经常会坐在小皇孙身边，絮絮地给他讲些宫外的市井奇闻或者乡下的古老传说。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一天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心里就空落落的，在他心里，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个孩子当了皇帝的天启五年五月，魏进忠对他的这种近乎亲缘的感情仍然没有丝毫衰减。那一天，皇帝在西苑荡舟取乐，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监一时心急，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竟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救皇帝，结果几乎搭进了性命。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是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


五：意想不到的转折

　　万历四十八年，魏进忠五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是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进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倍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不少。

　　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昏头转向。魏进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得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砸到他头上。

　　在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对儿”的习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皇帝奶妈客氏的“对儿”原本是魏朝，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乾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从此事务繁多，在宫中的时候越来越少。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魏进忠的豪爽耿直，开朗活泼对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

　　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看来，这个重感情的“憨而壮”的老太监身上确实有某种不可阻挡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让当时这个宫中最尊贵的女人心动不已。

　　不论如何，成为客氏的“对儿“成了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

　　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却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平时除了几个宫女和太监，几乎没有接触到其他人，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坐在那儿活像一个木偶。别人说什么，他根本听不明白，也不想听明白。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历史把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站到了帝国最高处的前魏四，李进忠，现魏进忠，是如何开始他的表演的。


六：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举动。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国家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完吾”。

　　这一动作说明魏进忠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傻子”，这个人，很知道些抑扬进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贤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更强烈的欲望和自尊。从小，他就是个活泼伶俐的孩子，作为家中的“老小”，倍受父母宠爱。长大之后，他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更高的期待。正是强烈的改变生命状态的欲望驱使他毅然自宫，这个举动说明了他完全具备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然而，入宫之后的无情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运在他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笑脸：生而贫穷，长大之后因赌博恶习而不为社会所接纳，在命运的逼迫下放弃男人的自尊成为太监，而成为太监之后依然混得没有名堂，在太监们的钻营倾轧中屡屡挨踩，升迁得异常之慢。因此，被人目为没能耐没出息的“傻子”。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他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他笑嘻嘻地听着别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气，人家怎么逗他也不生气，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来换取别人的保护。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没有了自尊。他活得像一个爬虫，他乐于当一个爬虫，当爬虫多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可以任由别人践踏—既然自己没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力，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蠢蠢欲动，给魏进忠带来痛苦。睡在太监班房里，魏进忠经常做这样的梦：自己在刷一个巨大的马桶，马桶里有一只小小的蛆虫，他怎么也刷不到。他对这只蛆虫异常地厌恶，异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到这个恶心的东西。越刷不到他越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过来。虽然不会心理分析，可是他也能隐隐感觉到，其实那只蛆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其实是厌恶不已的。想到这里，两颗混浊的泪会不知不觉在夜半三更爬上魏进忠的眼角。实际上，自尊和欲望一直在憨直的外表下顽强地发挥着能量，虽然缺少机心，但他并不是没有机心：他对皇子和才人的鞠躬尽瘁，难道是出于纯粹忠诚吗？他之接近客氏，仅仅是阴差阳错吗？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扬眉吐气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一天。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权力的滋味胜过了所有的琼浆。这才直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杀荣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个高员一生的努力化为乌有，也可以使另一个人瞬间飞黄腾达。全帝国所有最聪明、最能干、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自己一跺脚，四夷八荒都要颤动。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他一时有点头昏目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品尝超强的快感。现在，他对命运的抱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感激。俯视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清河晏，让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觉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挥，就会把温暖洒向四面八方。这才是他，真正的魏忠贤！


七：缺乏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魏忠贤

　　可惜，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伙食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也不会接过这炙手可热的担子。虽然胸怀大志，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

　　天启六年初，兵部请求提升镇虏关提调董节为游击将军。魏忠贤听了奏折，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从提调到游击将军中间还有个都司佥事的级别，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级别直接超升？里头一定有问题，说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为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责问。兵部立刻作出了解释：因都司佥事一级实缺较少，提调一般都直升游击将军，这是几十年来的惯例，有据可查。但魏忠贤既已认为是大案，哪能随便放过，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迁的官员削籍为民。兵部尚书再次说明情况，魏忠贤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熟悉政务，反而命令兵部以后再不得越级超升，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有一次，礼部官员李恒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当上了山西巡抚，说他“整兵山东”，无疑是错误了。魏忠贤抓住这个把柄，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恒茂立刻认错，再颂扬魏忠贤一番，肯定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书辩解，说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未赴任，说他“整兵山东”符合惯例。这番不识趣的辩白让魏忠贤恼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一个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想了一个绝招：明朝资深大臣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于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在这幕喜剧中，魏氏表现出了小农式的狡黠，然而，这区区几百匹马于事无补，徒然让人笑话而已。


八：当官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侯得浑身舒泰。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人来疯似的努力向世人夸耀。

　　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以显示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家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一百年前“立的皇帝”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虽然累，但是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政治词汇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


九：“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有七情六欲。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发现皇帝令人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材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二十九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五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今圣上天启帝了。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怒笑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以来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委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儿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了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数计。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他们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对皇帝也毫无怨言。杨涟被打得肌肉腐烂，筋骨暴露，自知必死，给皇帝上书说：“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分。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代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天启三年，周建宗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十：魏忠贤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决难舍弃。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代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倍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分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造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当上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笼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代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说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经的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国家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的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十一：他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小农社会中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说实在的，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朝臣面前，他没法不自卑，没法不小心。东林党攻击之初，他确实惶恐不已，以为末日到了。然而此时，自卑、恐慌一扫而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现在，有那么多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建宗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建宗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魏忠贤的亲信爪牙在拷打周建宗时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毫不防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作“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疏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中书舍人朱慎坎，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天启五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的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堂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国家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进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代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天启五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很快到达了最高爵位。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之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以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地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的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辞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作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十二：魏忠贤的拯救计划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代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魏忠贤出任提督东厂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时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天启六年，一位苏州官员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里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还说自己“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过什么岳庙关庙。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如此荒唐的闹剧，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上的进一步劣化。这场闹剧，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水土流失。


十三：魏忠贤成了吊死鬼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背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十四

　　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侯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魏氏后人戴上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又全部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如果魏忠贤九泉之下有知，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那场赌博吗？

痒痒肉挺多的

前些天听说一个笑话。
京剧院演五十年代歌颂农民起义的新编戏《秦琼观阵》，最后一句秦琼本该唱“大家一起反王朝”，现在改了，改成“大家一起反隋朝”……
还得说京剧界人士体贴贵国（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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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用“花甲”形容国庆60年引发争议被叫停

中评社

        前接收读者来信指，在黄鹤楼下一个很醒目、很招人眼球的地方，看到一副对联。其中“国庆花甲”四个字，让人感觉特别不爽。这几个字读起来拗口不说，用“花甲”二字对祖国六十华诞表示礼赞，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记者前日来到黄鹤楼门口。看见“国庆花甲”、“笔会南楼”这幅对联就贴在大门口左右两侧，白纸黑字很是醒目。记者随机询问路过市民的意见，除表示没有注意到以外，多数人均认为看见“花甲”，就感觉到是与老人有关。

　　就此，记者采访黄鹤楼公园管理处。相关人员表示，这是为庆祝黄鹤楼南楼画社成立而请武汉市某位著名诗词人士写的对联。记者联系该诗词人士，他表示，“花甲”一词就是“60年”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指人的年龄。如果有市民觉得感觉上很怪，可能是因为此词本身有歧义。可以考虑更改。“国庆花甲”中，花甲一词是否用词妥当？记者采访了武汉多位文化专家，均表示如此用词不雅也不妥。花甲多是形容人已老了，用形容人的词来形容国家不太妥当，其实可以用更好更大气的词汇。

　　湖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处的“花甲”用词不妥，将通知黄鹤楼管理处予以变更。

永恒的女猩

吴澧　更新于2009年05月22日


　　伊拉克战争三周年之际，美国《外交》双月刊——或许是史无前例地——登了一篇动物学文章，题目叫作《和谐社会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Peace）。文章作者、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罗伯特·Ｍ·沙波尔斯基总结了灵长类社会的争斗与和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启发。沙教授的标题，让人想起马克思读完《物种起源》后在信中写给恩格斯的话：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读完全文，想起的却是哥德《浮士德》的著名结语，“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但哥德所谓的“永恒”，是望向未来的；如果将过去，特别是将几千年文明史之前的几百万年自然史包括进去，按沙教授文章里的观点，更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永恒的女猩，引导我们向前”。

　　今年２月１２日是查尔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１１月２４日，又是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一百五十周年。达尔文谈的是生物进化理论，但进化论的影响远远超出自然科学。比如，要问人类行为如何演化，有了进化论，我们就知道去哪里找答案了。

　　我们去找人类的亲戚物种猩猩们和猴子们。人类大约在五百万年前与黑猩猩在进化路上依依分手，至今共享着几乎相同的基因。几年前，《科学》杂志登过人猩基因ＤＮＡ序列比较，９９．８％相同。学界常用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猩分手之后，黑猩猩的社会行为几乎无变化，因此可以当作人类准远祖来研究。支持该假设的一个证据是直到一百万年之前，人类（这个“人类”的含义是很宽松的）化石还是很像黑猩猩的；另一个证据是西非和东非的黑猩猩社会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已经彼此隔绝了一百五十万年。

　　对灵长类社会的观察，特别是其中男性的表现，令学者们很沮丧。男性们太暴烈，太富攻击性，而且整天为等级地位而你争我斗。就说黑猩猩吧，一个社区大约 有百来口猩，社区内实行严格的男猩等级制度，每个男猩都知道谁是自己的上级，谁是自己的下级。最高处则是猩王。每个男猩都企图爬上更高的等级，社区处在持续的男猩政治斗争之中。难怪一位革命领袖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群猩猩推翻另一群猩猩的暴烈的行动。”

　　如果下级对上级不敬，上级走过身边时，不是象习惯要求的那样低头俯首、发出致意的柔声，而是眼看另一边，上级就会非常愤怒，捶胸吼叫。两猩的对抗，会迅速波及整个社区内男猩间的复杂同盟／敌对关系，引起等级身分的再分配，甚至导致猩王宝座的转手。原来，那位革命领袖说的还不是比喻。那种暴烈的革命，在砸碎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建立的真是一个红彤彤的猩社会。离开政治中心十万八千里的偏远山区里一个普通农民，藐视镇委书纪的征地令而进京上访，可以被抓起来，戴上“颠覆镇府”的大罪名。似乎这位农民的眼光，令某些大人物很不舒服。

　　为什么男猩们如此死命维护等级地位？为了玩弄女猩。

　　ＤＮＡ亲子鉴定发现，社区三分之一的小猩是猩王的种，还有三分之一是顶级男猩的，其余男猩的传种机会少得可怜。这就从遗传上解释了，为什么每个男猩都在努力往上爬。目前这种贪官们逼得邓玉娇杀人自卫、逼得高莺莺跳楼身亡的疯玩女人的趋势继续下去，估计再过几年，ＤＮＡ亲子鉴定就会发现，东国三分之一的新生儿，都是东共各级革命干部的接班人。

　　沙波尔斯基教授梳理了灵长类社会的案例和学者们的实验，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悲观的：暴烈的猩社会，看不出有走向和谐的可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十年来，沙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反例。在肯尼亚Masai Mara有两个热带草原狒狒（savanna baboon）族群，比邻而居（题头图：沙波尔斯基教授拍摄的女狒像）。沙教授称一个为“森林”族群，另一个为“垃圾堆”族群。“垃圾堆”族群生活在一家旅馆附近，挑拣旅馆丢弃的食品为生。男狒也是富有攻击性的，“森林”族群里最有攻击性的也是最不合群的一批男狒，每天进入”垃圾堆“族群的领地，跟后者抢食物。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期间，“垃圾堆”族群被垃圾感染了肺结核，全体死亡。“森林”族群里那些专来抢食物的男狒也跟着染病死了。于是“森林”族群只剩下女狒和比较老实的男狒。然后，沙教授发现狒狒们的行为有了明显变化。

　　男猩等级仍然存在，但变得宽松温和。上级很少攻击下级，有时还会让让下级。上级心情不好时找个无辜出气包痛打一顿的暴烈行动，几乎消失。和善行为大量增加。不但男狒和女狒互相梳毛搔痒；甚至在男狒与男狒之间，也观察到了梳毛搔痒——用沙教授的话来讲，这希罕得就像狒狒生出了翅膀。

　　为避免近亲繁殖，狒狒是女的留守族群，男的长大后出走，加入其他族群。沙教授后来离开了一阵。１９９３年他重返肯尼亚时，“森林”族群里的男狒，已经全部换过。经历了八十年代那场变故的男狒，均已去世；现在的男狒，全是从其他族群入赘的。按理说，这些男狒，从小受的都是暴烈教育，其中也必有性子暴烈的，但是，“森林”族群居然保持了宽松温和的“文化”！而且，沙教授说，到他写文章时，二十年了，依然保持。

　　年青男狒的入赘，通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早已入赘、站稳门户的男狒要揍他；女狒则排斥他，不理他。但在“森林”族群里，他受到的接待远为和善。按沙教授统计，新男狒获得第一次性机会的平均等待时间是６３天，但在“森林”族群里只有１８天。由此，沙教授对“森林”族群的文化改变有了一个解释。

　　沙教授猜测，那些暴烈的上级男狒染病死亡后，女狒不再那么紧张害怕，她们的心情放松了。于是，对新入赘的年青男狒，她们也显得轻松友善，更愿意尝试交往。而新来的男狒，虽然原本脾气恶劣，受到如此好心的接待，他们渐渐也放松了。他们最终吸收了“森林”族群的文化，变得比较和善，不再那么富有攻击性。

　　《外交》双月刊是本一本正经的杂志，沙教授也讲得比较正经。换成网上调侃的话，就是邓贵大那样的暴烈革命干部，要用钱抽打女孩子、要把女孩子推倒在沙发上试图做这做那的家伙，突然被上帝召去了。于是邓玉娇们和高莺莺们变得比较放松，不再那么抑郁，对爱国青年也显得比较和善。爱国青年的荷尔蒙有了正常出路，他们也渐渐变得比较正常了，不再为律师签名要求释放邓玉娇而大叫“你们背后有西方反华黑手！”顺口溜曰：

        暴烈干部死翘翘，爱国青年被改造。
        革命社会得和谐，全靠女猩好引导。

　　从这个狒狒“森林”族群的例子，和其他一些研究，沙教授相信，我们人类并不是无可救药地必然陷于暴烈行动的。但愿如此，阿弥陀佛。

供解放后参考

独裁者竞选手册

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09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作者以独裁者的口吻分析了一下自己该如何赢得民主选举，文字轻松幽默，内容意味深长。

原文：The Dictator’s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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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公开竞选越来越多的今天“民主”却依然难以实现？一个头脑中的小实验就能帮你理解为什么把那些老朽的独裁者们赶下台是如此地困难。

原 苏联的统治者们曾经是那么地害怕公开竞选。他们认为，竞选将赋予公民反对“伟大光荣正确”政府的权力，而我们西方那些研究政治系统的专家也是这样想的。然 而，当铁幕落下，竞选真正席卷全球后，民主却好像没有带来它曾经期许的自由与幸福。很多时候，旧日的统治者令人惊异地依然能够以既有的方式统治着一切。肯 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哪里呢？

为了找寻答案，我将自己设想为一个年迈的独裁者，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要在民主的环境里维持自己的权 力，我将面临哪些选择呢？尽管想起来挺难过，但我必须诚实面对一个问题：我的人民并不爱戴我。他们不仅没有对我创造的丰功伟绩感激涕零，反而越来越意识 到，当其它国家日新月异地发展时，我长期统治下的他们的伟大祖国却陷入了停滞。外面有些声音甚至坚定地认为这糟糕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无奈地摇摇头，难以 置信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然后拿起桌上的金笔，开始把我面临的选择都一一列出来。我下决心要把所有选择写得有条有理，每一项都仔细权衡利弊。
————保罗·柯林

选择1 ： 翻到历史的新一页并且全身心拥抱一个好政府的诞生

好处： 这可能正是大多数人希望的。我或许能够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怪不错的人，没准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值得骄傲的政治遗产。

坏 处：我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怎么操作。我多年来运用娴熟的政治手腕与这东西格格不入。总的来说，我只擅长通过喂饱一大群利益相关者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天 哪，我以后没准儿还要去研读那些给捐款人写的狗屎报告。退一步说，即使我搞清楚哪里需要进行改革，现在的行政系统恐怕也没有能力去执行。毕竟，我花费了多 年的时间与精力来确保行政系统里那些出色或正直的人统统要被排挤出去，因为正直的人大都难以被控制。

更糟的是，改革也许是危险的。我的朋友们，哦不，是我周围那些寄生虫一样的马屁精们，他们可能不会容忍什么改革，为此他们甚至可能搞个宫廷政变把我给赶下台，然后再把政变精心打扮成一个外人看起来的所谓“改革”！

假设我干了我该干的，假设我真的建立了一个好政府，我会再次当选吗？我开始回忆起那些以前见过的富国领导人们，他们总是教育我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我大概算了一下，他们赢得自己竞选的机率大概是45%，还不到一半。

所以，即使改革成功，我也很可能丢掉权力。我最好还是作弊吧，但该怎么做呢？

选择2 ：欺骗选民

好处：我控制了大部分的媒体，所以这事儿相对来说不难办。还有，我的人民受教育程度都不高，而且也没有好的外界参照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糟糕，所以我完全可以跟他们说，有我这样的总统他们实在是三生有幸。

坏处：由于这一套已经搞了很多年，人民对我的信任现在已经大打折扣。看来，尽管“欺骗”这法子绝对值得采用，但我肯定不能单靠这一招儿来赢得胜利。

选择3：把少数族裔拎出来当替罪羊

好 处：这招儿绝对灵！我可以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国内的少数族裔或是外国政府。仇恨政治学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对于选举而言。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移 民、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民主刚果的图西族，这些都是近些年利用仇恨的经典范例。实在不行，我至少还可以骂以色列啊，哦不，应该直接骂美国。我还可以向 自己的族群多许诺些好处，作为配套。

坏处：我有些朋友是少数族裔。实际上，他们这些年一直在给我提供资金支持，我当然也回报了他们不少的 好处。一直以来，我都喜欢跟少数族裔谈生意，因为不管他们变得多富有，对我也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倒是那些主体民族的人我一直要多加提防，不能让他们太得 势。如果对少数族裔吓唬得太厉害，他们可能把资产转移国外然后逃之夭夭。所以，尽管找替罪羊这招儿肯定奏效，但做得过火了的话代价会很高。

选择4：花钱买选票

好处：相对于我的竞争者，搞贿选对我而言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我比他们谁的钱都多。

坏处：我真能相信那些选民吗？如果我给了他们钱，能保证他们一定会选我吗？毕竟，外头那种光拿钱不干事儿的“二皮脸”太多了。

总 之，这事儿有点儿拿不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无意中发现了牛津大学一个叫皮德罗·文森特的人做的研究。文森特在某非洲小国做了一项关于“贿选”的实验。他 观察了几个选区的选举情况，其中有些是有外界监督的，而有些没有。在那些没有监督而贿选几乎没有限制的选区，贿选的竞选人最终获得了更多的选票。看来，贿 选这招儿也还蛮灵的。

贿选有两种模式：零售和批发。一个个地去送钱成本略高，操作也困难些，但仍然值得一试。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精确定位地把钱砸到那些对我获得胜利最有帮助的人头上。

贿 选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如果英国工党被发现花钱买选票，那他们的选举基本也就完蛋了。但在在像我们这样的很多国家，人们看待选举的角度很不一样：政治家们上 台之后几乎什么也干不成，于是，人们期望在选举期间，当他们的手中小小的权力还能施展一下的时候，那些政客们能够派发点儿好处出来。进了口袋的真金白银总 好过空头支票吧。既然政客们能不受批评地公开贿选，他们是怎么保证投票人信守承诺的呢？毕竟，投票是不记名的。是什么因素阻止了选民拿了张三的钱最后不会 又投票给了李四呢？

在肯尼亚，那些在野党意识到劝服选民不拿政府贿选的钱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想都别想。于是他们劝说人民拿了政府的钱后依然要投票给反对党。

为 什么反对党这样做最后依然无效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有点儿搞笑，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感。很多时候，一般人如果拿了谁的钱又去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心里总 是会不舒服。二，是因为人们担心被发现。投票这种事儿能做到多隐秘呢？在津巴布韦，穆加贝总统的街头眼线们不停散布消息说政府肯定会知道大家最后投票给了 谁。在一个恶政横行的国家，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但是，每个选民要花我多少钱呢？我需要买多少张选票，而我又买得起多少张选票呢？还有没有更便宜的办法来搞选票呢？

别 忘了还有批发贿选方式。贿赂以选区形式发放，不落实到个人。“集体投票”在贫穷保守的农村地区很常见，通常都是那些地方上的有头有脸的人说了算。计票的时 候，很多村庄把选票100%地投给某个候选人的情况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如果那些地头蛇们能决定周围人的选票，直接把他们搞定显然要便宜得多。

总的来说，贿选是个好办法。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钱来买选票。

选择5：恐吓选民

好处：大部分的政治家总是试图通过迎合选民来获得选举，其实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有效手段——恐吓。大部分人都不是那么勇敢，当面对一群威胁着要动粗的打手时，他们一般都会知难而退而不是奋起抗争。

恐吓战术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即使我无法知道大家投票给了谁，但至少我能知道他们是否投了票。民主国家“身份政治”那套我也一直在搞，所以我对那些要投票给发对派的人了如指掌，我可以威胁他们，“如果去投票，一切后果自负”。

坏 处：暴力政治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了。那边儿的人也可能开始玩狠的。毕竟，他们人多！要不是他们人多我也就不用担心会输掉选举了。我可不想在一场暴力对决中 输得一败涂地。想着想着，街头示威的汹涌人群席卷一切的景象逐渐映入脑海，那场景伊朗的国王见过，海地的杜瓦利埃见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见过，印尼的 苏哈托也见过。到那时候，你甚至不能指望自己的士兵会服从开枪的命令。

选择6：逼迫有实力的竞争者退出竞选

好 处：这一招儿对我很有诱惑力，不仅大大提高了胜选的机率，而且直接打击了我最痛恨的那些人：我的竞选对手们。我必须找点儿理由让他们滚蛋，这也没什么难 的。我可以抨击他们搞腐败——毕竟，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更妙的是，资助我的那批商人一直要求我打击腐败，这样可谓一举两得。如果腐败问题太敏感，搞不好可 能会引火烧身，我还可以试试在他们公民身份上做做文章，给他们硬安个外国老爸，直接以不具竞选资格之由驱逐出竞选。

坏处：除非我把这事儿做绝，就像尼日利亚的阿巴察当年那样，确保自己成为唯一的竞选者，要不然，选民总是还有机会选择其他人。尽管跟我竞争的只剩下一批烂人，但愚蠢的选民很可能最后还真去选了那些垃圾。

担心，太担心了，肯定还应该有什么别的办法。然后，我想起来了，长舒一口气，仰天长啸。

选择7：最后一招，虚算选票

好 处：终于，我找到了最靠得住的妙招。一招在手，横行天下。真实的选举结果也许会是：我1票；对手1千万票。但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必然写着：“现任总统最终险 胜”。这一招还可以与其它招数产生联动。一旦人们意识到选票最后不会被真的计算进去，他们就更不可能拒绝贿选或是投靠反对派了。而且，我还可以一直引而不 发，直到最后快输的时候再使出这个杀手锏，一举扭转乾坤。

坏处：国际社会可能会不喜欢。没事，我记着别做得太过分就行，得票率99%就有点儿过了，搞得跟苏联选举似的那可太丢人了。

（数据显示，全球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口中举行的民主选举，尽管选民们都牢骚满腹，但当权者照样可以顺利地获得74%的选票。如果竞选的外部监督再弱化些，得票率甚至可以达到88%。不知道怎么搞的，当权者在他们的社会中都非常善于不断赢得选举。

当年的苏联领导人对竞选的恐惧让我们误以为竞选本身就会是民主的胜利。其实，竞选作弊没有多难，实际上，只有真正脑子不好的独裁者才会选择竞选不作弊。）

保罗·柯林是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此文节选自他的著作《战争，枪炮和选举：危险地区的民主》。

来自乌有之乡的火眼金睛

震惊，课文怎能如此妖魔化新中国——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崔士忠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党和国家准备隆重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在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将要举行国庆60周年大庆的喜悦中时，我们的中学生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却在痛骂新中国，仇恨新中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笔者最近忽然惊讶的发现，原来，部分中学课文在以极尽妖魔化新中国为能事。仇恨新中国的敌对势力，在和我们争夺下一代，而且，他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样的结果，将直接导致我们新中国60年所有的发展成就，与普通劳动群众没有任何关系，从而成为汉奸、买办和帝国主义的盛宴。　　

　　这绝不是骇人听闻、无中生有，就在整整20年前的1989年，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特别是忽视了对中学生的教育，曾经酿成了一场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整治风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仅仅过了20年，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呀。　　

　　2009年5月1日，劳动节休息期间，笔者偶尔翻看孩子（高中一年级学生）的学习资料，竟然发现了一篇极度妖魔化新中国的课文赫然出现在孩子的《语文导刊》上，震惊之余，把孩子叫了过来，她竟然说，这没看出什么不对呀，新中国就是不好嘛。　　

　　这篇课文的题目是《父亲的春天》，出现在《新课程报·语文导刊》的2009年4月21日的“总第292期”B3版，作者：周同宾。　　

　　课文主要是通过对“父亲”在1954年灾难深重、水深火热生活的描写，深刻控诉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1954年的“统购统销”制度，文中通过“父亲”对“春脖子”太长的刻骨铭心的感受，说明了新中国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无情剥削、压榨和迫害”。　　

　　引文如下，引号里是原文：　　

　　1954年，家里的粮食本来够吃，“是‘统购统销’强逼父亲卖了，谷子6分钱一斤，高粱、玉米7分钱一斤，小麦9分钱一斤。”“风雪天，勒令父亲站在村公所的院里，从白天站到到黑夜，从黑夜站到天明，不答应就不准进屋，更不准回家。”致使一家人一到春天就挨饿。　　

　　课后作业：为什么父亲在时嫌春天太长？作者也说“那时的春天可也真长”？　　

　　是呀，单从课文看，学生对课后作业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新中国实在是太黑暗了，小麦市场价9角钱一斤，“统购统销”却强迫“父亲”9分钱卖给国家，而且还不让农民留足口粮，吃饭都没有保障。这与最近影视剧不断美化的旧中国的地主豪绅有天壤之别。　　

　　课文给孩子的第一印象是，新中国，不但对农民残酷剥削，而且还想把中国所有的农民都饿死。这与现在电影电视上演的旧中国蒋介石时代，家住豪宅、出入轿车、处处帅哥美女卿卿我我、随时丫鬟仆人使来呼去，根本就是地狱天堂：“旧中国是天堂，新中国是地狱”。搞的网友在网上大声疾呼，旧中国就是好，不见得什么都是新的就好呀。　　

　　幸亏我不是孩子，幸亏我知道许多孩子不知道的东西。　　

　　幸亏我知道，当时的9分钱，可以买到现在9元、90元的东西；幸亏我知道，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最迅速、最先进的时代；幸亏我知道，没有新中国的统购统销，新中国就不可能打赢抗美援朝的战争，新中国很快就会灭亡；幸亏我知道，没有统购统销，新中国就不可能从原来的连钉子也叫“洋钉”的农业国变成拥有完善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幸亏我知道，没有新中国的统购统销，新中国就不可能有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卫星也不能上天，新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有尊严的大国；幸亏我知道，没有统购统销打下的物质基础和国际和平环境，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美好的生活。　　

　　不幸的是，这一切，孩子是不知道的。孩子知道的，只有对新中国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痛骂。　　

　　当我问孩子们，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怎么样时，孩子们说，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残害了很多好人，这是书上和老师对我们说的。　　

　　少数仇恨新中国的敌对势力，为了证明新中国的黑暗，旧中国的美好，故意隐瞒旧中国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处在连年战乱中的苦难，故意隐瞒旧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压榨而没有尊严，故意把旧中国极少数人的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和新中国的部分贫困反复对比演绎，丝毫不提旧中国的政治腐朽、民不聊生，丝毫不提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地主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丝毫不提新中国的成就和进步，只是不厌其烦的控诉新中国、控诉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最终想证明，只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才适合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适合中国，中国的未来应该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让孩子更客观的多了解一下新中国，为了让孩子更多更客观的了解一下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更为了让孩子不再痛骂新中国、不再痛骂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抬杠胡诌谁敌手？毛刘。

1943年，陕甘宁边区文武晏安。刘千岁正率领一众识时务者托举着毛太阳冉冉升起。
刘千岁给续范亭（关于此人，可查百度）写信，说了很长很长的梦话。正在钻研哲学的毛太阳见此信，又加注了不少梦话。
看了半天，实在看不懂他俩在说啥。只觉得抗战时期的延安府真的很有空。童鞋们，谁能看懂以下梦话，千万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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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1943年）

按：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起草了给续范亭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人性”问题。毛主席对信稿加了很多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这里，把毛主席的批语结合刘少奇信稿的内容摘录如下（【】内是毛主席的批语）：

刘少奇的信中说：

大概如我们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

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
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的最基本【毛批：比较深刻。】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的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
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的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的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的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已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
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
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的机械的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
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

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的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地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已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
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
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
【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
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的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乌，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
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于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侧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
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侧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已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四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的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规真理自觉的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的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毛批：总评：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

呼呼呼呼二十年，到日子了

1989/5/19：李相国的“连一点电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
写稿的秘书够枪毙一万次的，写那么长那么拗口的复句，想把李相国憋死啊？

1989/5/19：赵摄政的“老了无所谓”

赵摄政十年后翻案黑材料

六四军人列传

黄河清（西班牙）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archives/295534.aspx

九曲澄曰：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6·4”镇压屠杀学生和平民的决策者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
1989年5月17日晚，在邓小平北京寓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名常委对北京是否戒严投票表决，李鹏、姚依林赞成，赵紫阳反对，乔石、胡启立弃权。5月18日，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遭排除；会议讨论决定了戒严部队的组成。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兵组成，刘华清任总指挥。
戒严部队由解放军以下部队组成：陆军第38集团军、24集团军、27集团军、28集团军、63集团军、65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空军第15空降军（隶属广州军区），第23集团军、39集团军、40集团军、64集团军（隶属沈阳军区），第20集团军、26集团军、54集团军、67集团军（隶属济南军区），第12集团军（隶属南京军区），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备部队，武警北京市总队，天津警备区坦克师。总计20至25万人。除第54集团军外，其余部队都在6月3日21时开始陆续接到开枪镇压的命令。
戒严部队从总指挥、军长到士兵，在这一场旷古未闻的军人“征伐”平民的战争中，表现不一，遭际有异。有心怀悲悯，不愿屠民而抗命者；有以服从为天职，坚决执行命令者；有以坦克碾人为乐残民以逞全无心肝者；有被愤怒的市民痛殴致死者……。
兹择其著者略记，所据系中共公开报道、讲话和出版的书籍以及海外公开出版物和网络。不一一注明出处。已昭示天下者怵目惊心，然只是极有限的一部分。历史将记住这些人和事，善人、恶人，好事、坏事。历史绝不会背着“六四”走过去。“六四”解放军镇压屠杀平民百姓和学生的真相完全彻底大白于天下，有赖档案解密，有待当事者、知情者吐实。
限于条件和水平，多有错失遗漏，谨致歉；不过以聊胜于无自勉，期有心人知情者指正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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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刘华清、上将迟浩田、少将张工（“平暴”指挥者）
·上校罗刚（指挥坦克碾死11人者）
·大校佟大刚、大校谢双喜、军士赵斌（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者）
·上尉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中校军官（近距离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者）
·少将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将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校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18名军人的死亡
·中将徐勤先（抗命不从者）
·大校许峰（躲藏变相抗命者）
·少将何燕然、少将张明春（变相抗命者）
·第28集团军官兵抗命
·少将傅秉耀（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少将吴家民（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上士齐金贵（“6·4”后投寄抗议信遭判2年）
·士兵汪全胜（遭民众殴打致疯者）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受广场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保护者）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佚名战士（用高射机枪打跑传达军委首长命令的直升飞机者）
·第12集团军一名战士的信（配备130发子弹）
·中尉李晓明（讲述亲身参与“平暴”经历者）
·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7上将与罗点点（联名上书者）

·刘华清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1916年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戒严部队总指挥。1989年6月4日中午12时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坚决还击”一般被解读为“开枪”。这架直升机是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派来的。“6·4”后，刘华清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迟浩田
迟浩田，山东招远人，1929年生，中央军委委员，1989年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三巨头之一。“6·4”后升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96年迟浩田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美国，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该校学生就1989年“6·4”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回答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迟浩田在《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的内部讲话公然宣称对美国“清场”时，要将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也一起“清”掉。理由是这些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太深，如果留下他们，今后还要搞运动改造……。迟嘲讽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的人“太迂腐，太不讲实际了。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怎么能解放全中国。”

·张工
张工，山西原平人，1935年生；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在戒严部队镇压屠杀平民学生的全过程中不断对外发言：解放军战士如何遭到暴徒殴辱毒打杀戮、如何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如何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如何没有杀死一个平民学生云云。张工是解放军内的“袁木”。“6·4”镇压屠杀翌年7月，张工军衔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擢任北京军区政委，1998年晋升为上将。

九曲澄曰：“6·4”开枪命令究竟谁下，至今无人承认。公开的说法扑朔迷离。中共文职以至军人上下，从元凶邓小平，巨恶李鹏，帮办杨尚昆、姚依林、陈希同，坐镇刘华清、迟浩田、周衣兵、张工诸人，皆系古语所云“无胆匪类”者也。

·罗刚（指挥3辆坦克在六部口追逐碾压11人死亡者）
罗刚，陆军第38集团军坦克第6师上校团长。1989年6月4日清晨，罗指挥三辆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逐碾压学生至11人当场死亡或成肉酱，伤者众，未能统计；现查明姓名单位者死5伤9。部分死难者是被这三辆坦克挤死的。他们在坦克到达前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也已经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腾出了路面；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罗刚事后著文“红墙外的较量”，宣扬自己在六部口指挥坦克镇压“暴徒”的功劳。该文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的《戒严一日》书中。

·佟大刚、谢双喜、赵斌和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
佟大刚，38集团军112师大校副师长，46岁；
谢双喜，北京军区装甲兵部大校副部长，48岁；
赵斌，003号装甲车专业军士驾驶员。
6月4日凌晨1时许，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疑轧死伤多人后，开到了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附近卡住了，只能在原地转动，无法行进。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铁盖，继而用棉被蒙铁盖烧。大火烧了十余分钟，佟大刚、谢双喜在装甲车里忍受不了高温，先爬出来逃命，接着驾驶员赵斌也爬了出来。愤怒的民众围住佟、谢、赵殴打出气。有人劝阻无效。十余名学生迅速挤了上去，挽手成一个包围圈，将3位军人围在中间，还有学生紧紧抱住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军人保护，苦苦劝说在场的民众冷静：不要伤害军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好几位学生被愤怒的民众误伤而血流满面。佟、谢、赵3军人在学生的保护下被送到了广场北京红十字会临时急救站，得以保全性命、治疗殴伤。
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文章，其中有对佟大刚、谢双喜和003号装甲车的描述：
“某师副师长佟大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长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掉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突然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
佟大刚自己撰文“浴血金水桥”（文载《戒严一日》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11月），其中引用003号装甲车驾驶员赵斌的回忆文字曰：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处从路旁窜出两个人，拖起一个隔离墩直朝我车跑来，我先是一怔，怎么办？躲，对方也会左右移动，随车而变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门，方向丝毫不变，径向前冲。每隔十余米路上就有一处路障。我开动脑筋，正确分析，果断处置，能撞则撞，能轧则轧。说心里话还是躲得多。因为每撞一个障碍物，象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
“六四”后，佟大刚升任北京军区副总参谋长，授少将衔。

·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李勃，38集团军112师技术部修理科上尉助理工程师，北京人，1961年生，1976年入伍。6月4日凌晨率322号装甲车第一个挺进天安门广场。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中校军官（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
6月4日凌晨2时许，戒严部队一中校军官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前率队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天安门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北京体育学校学生）目睹同学中弹倒下，情绪异常激动，撩起体恤衫，露出胸膛，对着距离约10米的这个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要杀就先杀死我！”中校军官闻声举起手枪，连开3枪，两枪击中张健。张健未死未倒，强撑着盯着中校军官近半分钟，再喊：“你再开一枪，你再来！你没有将我打倒，你再来！”

·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张美远，38集团军少将副军长。在军长徐勤先抗命后，张美远受命率军进京“平暴”。 38集团军军史记载：“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美远在“六四”后升任军长，授中将衔。第38军大批官兵立功：8人“共和国卫士”、4人“卫国勇士”、27人一等功、131人二等功、1311人三等功。

·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
左印生，15空降军副军长。几乎与38军同时，15空降军经由永定门、宣武门、珠市口、前门从南面杀进了天安门广场。15空降军属于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武器装备最先进。在向天安门挺进的过程中，一直以班为单位，形成一个方阵，人手持枪，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杀气腾腾，开枪挺进，沿途打死打伤许多民众。从珠市口到前门这一民居密集、地形复杂、民众拦阻最顽强的地段，15空降军毫不留情、凶悍异常地以密集的枪弹开路，仅仅15分钟就杀到了前门，先头部队于6月4日凌晨1时25分挺进天安门广场东南部。15空降军杀进天安门广场后，继续开枪杀人。已查实者，北农大园艺系研究生戴金平就是被15空降军枪杀在广场东南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
15空降军副军长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43旅旅长李家洪、43旅旅政委赵金奎、44旅旅长武运平、44旅旅政治部主任樊友义，在“六四”后皆得升迁。
15空降军和38集团军是“六四”镇压屠杀学生市民最凶狠的虎狼之师。

·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赵勇明，27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少校参谋，江苏南通人，1957年生，1976年入伍。奉命率领侦察分队捣毁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18名军人的死亡。
九曲澄曰：18名在“6·4平暴”中死亡的军人，有15人被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中共在北京开表彰大会，请来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家属，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刘华清、迟浩田诸政要接见慰勉有加。中共下令中央各部门、国务院政府各部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大张旗鼓地劳军慰问。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3位“共和国卫士”的画像和雷锋、赖宁等英雄人物一起，张贴在全国各中小学教室里。未几，各学校受令撤下画像，不再张贴。他们的“平暴”英雄事迹也不见再行提起，宣传部门、媒体奉令不再宣传、举办纪念活动。
15名“共和国卫士”的死亡全部在6月4日凌晨后，也就是说是在6月3日21时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屠杀了大批学生市民后。18名军人死亡者的原因无论是愤怒群众的报复性毒打，还是自伤或意外，他们都是被利用者，是中共“6·4”镇压屠杀祭坛上的牺牲。愿他们的亡灵安息。

·39集团军116师某部战士某
该名战士在由山海关向北京进军“平暴”途中，给连长买汽水，被自己的军车撞死。“6·4”后，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战士某
该名战士于6月7日随部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后，驻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校内，一名士兵在驻房内擦枪走火，将他打死。团里报告上级说是被“暴徒”打黑枪打死的。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陈XX（第一位“共和国卫士”）
陈XX，某军宣传干事，5月22日乘坐军车撤退，拦阻的群众欢呼时陈干事挥手致意。因军车突然发动，陈干事被摔下车致死。当时各报都做了如实的简短报道。两天后中央军委突然授予陈XX以“共和国卫士”称号。陈XX成了1989年“6·4平暴”第一位“共和国卫士”。军报改口报道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致死。当时引起学生方面强烈抗议。

九曲澄曰：老谋者深算早筹，未雨前绸缪已备。娃娃们天真可爱，众黑手自诩应愧。

·刘国庚
刘国庚，63集团军通信团4连1排军少尉排长，山东莱阳人，1964年生，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重庆通信学院。6月4日凌晨5时许，刘在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被群众打死，肠子被划出，尸体遭焚烧。
民间说法：刘国庚用手枪打死4人后被市民围住打死，尸体被焚烧。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崔国政
崔国政，39集团军116师347团炮兵营榴炮2连6班下士战士，1968年生,，1987年入伍。官方报道，崔于6月4日凌晨4时40分牺牲于北京崇文门天桥。崔始被群众围住毒打，其中“暴徒”赵耀堂“掏出一把长约l 5公分的水果刀上前乱刺”，“赵身边一个穿皮夹克、身高1﹒80米左右、操北京口音、约20岁男青年，……赵与那名暴徒一起往崔国政身上倒汽油。……赵用火柴点着了崔国政的裤子。约10分钟后，因绳子烧断，崔国政掉在挢下，昏死过去。
民间说法：崔国政与同伙在崇文门天桥上利用有利地形打死打伤多名群众，后被愤怒的市民抓住处死，尸体被焚烧并悬挂于天桥上，其同伙逃脱。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李国瑞
李国瑞，武警北京总队2支队1中队通信班上等兵，内蒙古赤峰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4日凌晨在阜成门一带掉队，5时许，被群众打死在阜成门立交桥上。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
王其富，38军炮兵旅5营营部无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出生，1986年入伍；
李强，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1班上等兵，西安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
杜怀庆，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3班下士战士，河北清河人，1967年出生，1985年入伍；
李栋国，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下士副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生，1986年入伍；
王小兵，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上等兵，西安人，1968年生，1987年入伍；
徐如军，38集团军炮兵旅5营3连有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7年生，1986年入伍。
王其富等6人，都随部队参加北京“平暴”。6月4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军车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翻车导致油箱爆炸，“我们10名战士全被车上的防爆器材砸在车里。车厢前头的5名战友都被死死地砸在车底挤在一起。一点也不能动。”6人身亡。后来军人收尸时用铁锹铲他们的尸体，引发围观群众强烈指责收尸不人道。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王其富等6人“共和国卫士”称号。称他们：6月3日晚9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运送防暴器材，王其富等10名战士乘坐一辆军车前往天安门执行任务，车行至翠微路口时被“暴徒”拦截，遭投掷石头、燃烧瓶、火把，油箱爆炸，其中6名战士壮烈牺牲。云。

·马国选
马国选，54集团军162师炮兵团6连代理排长，河南人，1967年生，1985年入伍。6月4日凌晨1时许，马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锦伟
王锦伟，54集团军某团后勤处战勤中尉参谋，河南太康人，1963年出生。6月4日凌晨王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带。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刘艳坡
刘艳坡，武警北京总队1支队1中队列兵，河北襄城人，1971年生，1989年入伍。6月4日凌晨2时许被群众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于荣禄
于荣禄，39集团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1967年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牺牲于赴广场采访途中。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民间说法：于荣禄违反部队规定，自行脫下军装，换上便衣前往天安门广场拍摄战友“平暴”照片，遭戒严部队误以为学生平民拍照而射杀。

·臧立杰
臧立杰，39集团军115师某团7连2班战士，黑龙江嫩江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7日10时许与同伴乘军车路过建国门时被外交公寓里精确的远距射击击中面部身亡，大批军队随即包围并扫射外交公寓。翌日，各国大批外交人员和家属离京返国。于建国门外大街附近死亡。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景生
王景生，39集团军某团1营1连3排排长，河南南阳人，1966年出生，1984年入伍，1988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1989年7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故
1990年2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徐勤先
徐勤先，中共第一王牌军38集团军中将军长。1989年驻军保定，学潮期间，受命率军进京“平暴”。徐勤先因病住院抗命，“这个兵我不能带”，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六四后，徐勤先被判处5年徒刑。在军事法庭上，徐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不是人民的罪人，就是人民的功臣！”现居北京。有说刑期非5年，获释后患病，现已亡故。

·许峰
许峰，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奉命进军北京城区“平暴”。许峰消极抗命，拖延行进。许峰曾化装进城到天安门广场察看情况，回来后对部下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116师除1个团外，其余各团6月5日才到达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其它部队的押解下。

·何燕然、张明春
何燕然、张明春，第28集团军军长、政委。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何、张奉命率军进城“平暴”。何、张消极抗命，拖延行进。6月4日清晨部队尚在西长安街木樨地，遭民众拦阻，不强行挺进而顺势停滞不前。28军在六四屠戮中普遍抗命，比较温和，同何燕然军长、张明春政委的态度有关。

·第28军官兵抗命
1989年6月4日上午，奉命进北京城镇压学潮的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该部队官兵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28军官兵，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

·傅秉耀
傅秉耀，第39集团军军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傅奉命率军进城“平暴”。傅接到可以采取一切措施的命令，并得知其他部队已经开枪后，在战前动员大会上说：我这个老兵也是第一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我请求大家把枪口抬高一点。

·吴家民
吴家民，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据该军118师一名战士说，吴家民在向部队下达挺进北京城的命令时，亲自训话：“我活了50多岁，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军事行动。军令如山，不过，弟兄们，我求求你们，进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把你们的枪口抬高一寸。”
就已经知道的军人挺进北京杀人情况，至今未有第40集团军开枪杀人的具体案例。

·齐金贵
齐金贵，解放军驻云南部队某坦克团上士播音员，“6·4”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的名义，书写了十多封抗议信，寄给各级政府机关。遭军事法庭判处两年监禁，关押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流亡法国的诗人艾鸽最近著文披露这一史实，艾鸽说：齐金贵对他说过“我也是军人，如果派我去执行戒严，我死也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开枪。”

·汪全胜
汪全胜，第38集团军某部战士，祖籍湖北，1969年生于长沙，独子，有4位姐姐。1989年汪参加北京“平暴”战斗，遭愤怒群众殴打致脑震荡，获中央军委授予“”称号，参加“平暴英雄事迹报告团”；汪父母受到省军区首长接见，4个姐姐由临时工转正。汪自己因脑震荡后遗症时发，经常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谈过几个对象，都没成。现在是彻底疯了。2008年有海外原邻居友人返国欲探望汪，遭有关部门阻止。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
戒严部队和公安、国安系统在镇压屠杀前，派出了大量的化装便衣特务混入学生和市民中。6月3日晚6时许，一名穿便衣的军人被送到了广场纪念碑特别纠察队处。这名军人由于沿途受到愤怒的学生和市民的严厉谴责，惊恐万状，雙目失神，脸色惨白，语无伦次，失去常态，但是全身上下全好无损，没有任何伤痕。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人民大学教师吴仁华将这名军人安置保护在最高层西南角的一个帐篷里，与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隔离，并请来了医生帮他稳定情绪。从便衣的口袋里找到了士兵证件，便衣便无从再否认了。在对他讲述了一番真相和道理后，吴仁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这名便衣特务安全地送出了广场。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6·4”之后，2连驻守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小学，就在朝阳区“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一位街头摆摊卖冷饮的老太太，骂他们是“法西斯部队”，即被当作“暴徒”抓了起来。2连因此多增一份功劳。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崔博士”系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对六四“平暴”不满，在部队中讲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并在6月中旬开小差回了辽宁海城。六四后遭处理回家。

·佚名战士
佚名战士。1989年6月4日中午12点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时，这位佚名战士开着装甲车，用车上的高射机枪向播讲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其打跑了。

·第12军战士的一封信
“6·4”时一位高中学生在近十年后，披露当时戒严部队第12军一位战士的信。摘录如下：
SM:
我们前往北京时乘的飞机是中国民航和中国联航，到京后就住在南苑机场。因为我们是第二梯队、后备军，主要任务是控制整个戒严部队的，哪里需要人时就上哪里。当时参加戒严的部队也不是很稳定。他们好多在我们没到时，只有干部有子弹，正、副班长有5发子弹，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发子弹。我们到后他们每人发10发子弹，而我们每人却发了130发子弹，并有命令是在执行任务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我们完成任务的人。当然大家的心情也很复杂，只是紧张而不是害怕。对我们来说并不怕，不象其他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射击，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可以开枪射击任何你所看不顺眼的人。当时若我们12军上了，肯定会血洗北京城。这是没说的，因我们是中央军委的铁拳，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根本不会让我们上去。
南苑机场是整个戒严部队的大本营。最早到京的是38军，最晚到的是我们军，6月4日到的。本来5月20日我们军就到了，但因保密不严，整个驻Ｘ部队的营房都被Ｘ市的高等院校（连中专也在内）的学生所围，所有通往铁路和机场的交通要道都被学生所阻。
我们是7月18号乘火车离开北京的。有好几个将官来给我们送行，并和我们车箱的官兵一一握手。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心情。其中有一个是中央军委的，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因除到我们客车车厢来外，闷罐车厢都没去。铁路沿途整个都被武装力量所封锁，安全措施是国家元首级。
好了，我只能给你谈这些。本来不该谈的，希望你看后把它烧掉。我毕竟还是名军人，应该遵守国家机密，为了你我却违反了这铁的纪律，希望你好自为之！
XR(1989)7、31
这位当年的中学生还附了如下一段话：
他的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除此而外，我还有一只他送给我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表
——戒严手表。表盘上没有商标，在12点刻度下是一个头戴钢盔的士兵头像，6点刻度上方有一行字：献给敬爱的首都卫士。下面写着：北京市手表厂。这只机械手表装在红色的长方形塑料盒内，盒盖上印有“赠首都戒严部队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
他在信中虽然说过“血洗北京城”的话，但是他后来对我说，他们刚到京就被告知“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有的士兵被活活打死”，因此情绪有些激愤。我理解他，因为当时连我也相信政府的宣传，何况他还在更封闭的军营中。只是在多年后我们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李晓明
李晓明，22岁，解放军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雷达站中尉站长，1989年随军参加北京戒严部队“平暴”。2001年李居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某大学就读。李晓明接受澳大利亚吕易采访时说：
我们116师高炮团当时驻军在辽宁省海城县。5月20日上午10时，高炮团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了上级文件，大意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们正在罢课、示威、游行，派我们去沈阳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每人发了冲锋枪，军官还配有手枪。我们乘军车向沈阳进发。当队伍行进到沈阳附近时，上级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关附近，上面又说改去北京。……
6月3日下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6月4日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上级没有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部队官兵也都感到气氛紧张，情态严重。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最后，我们军队后退，群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我们师长也许听到、看到更多。他回来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长头脑简单，说：师里怎么会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116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 6月5日清晨6时许，第38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前来我团，他站在一辆军车上，两名士兵将机关枪架在驾驶室上。由他在前面开路，我们车队仿佛被押进城。一路上，我们看见许多烧毁的军车、民用车、公交车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几乎不见，但不时从街旁楼内传出喊声：“法西斯、刽子手！”我们的战士有的便向楼内开枪扫射。到广场后，我们部队被安排到军事博物馆前厅驻下。我同6连1名排长一起去广场想看个究竟。只见纪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纪念碑北侧的大理石台阶和柱子已被坦克车撞坏，履带印在广场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见。我们在垃圾堆里随意翻了一下，发现一条裤子和一件棉袄上面，都有弹洞和斑斑血迹。也不知这些衣服的主人是伤是死。我们的战士去打扫广场，回来后也告诉我说他们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滩血。……有开枪就难免有人被打死打伤。但我们部队射杀，打伤了多少人我们没有统计，也不好统计。整个戒严部队打死、打伤多少人恐怕也难统计。前面提到，6月5日清晨，我们部队在38军作战处长押进城途中，就有战士向街道两旁楼内喊话的人开枪射击。6月5日10时左右，我团1连由天安门广场去新华社接应被围困在那里的6连时，也是一路开枪将他们接回来的。一个士兵就亲口告诉我，他就向路上的群众打了一梭子（约有20多发子弹）。所以说死伤一些人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再就是6月7日，广场上的部队开始向各自的防地出发。我们师由广场向朝阳区方向开进。前面由装甲车开路，每辆军车上都架着机关枪，每个官兵的枪内装满了子弹。当车队行进到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从对面的一个国际饭店（我不知道这家饭店的名字，它的后面是外交公寓）楼上传来几声枪声。我们的整个车队便停下来，冲锋枪、机关枪一起向楼上开火，如同暴雨一般。有无死伤，我不清楚。只听说第二天便有大批驻在公寓和驻京的外交人员就匆匆离京回国了。……我没有看到或看到开枪杀人的明确文件或口头命令。但是“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些文字，和政府让官兵荷枪实弹，炮兵、装甲兵、坦克兵一起上等行为，显然是让部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是不言而喻、每一个官兵都心知肚明的。……
7月4日，“6·4”之后整整一个月，上面正式传达了开枪的明确命令：在协助警察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的过程中，如群众在一百米左右，向天空开枪；在五十米左右，向地下开枪；如再接近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身体开枪。
……我们军长傅秉耀因执行戒严令不得力而被贬新疆军区，名为平调，实为暗降。据说，38军军长因拒不执行戒严令而被军事法庭判刑。……对中央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不惜血腥杀人的野蛮、惨暴行径，我也十分愤怒。虽然我未开一枪，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滩滩血迹，想到那些为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与幸福而英勇牺牲的青年学生和无辜平民，内疚、惭愧、负罪之感常常萦绕我的心头。记得当年的6月8日，我和营部车辆管理员一同坐公共汽车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到了邮局，当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想发电报时，他们又同样以冷冷的眼光藐了我们一眼，说机器坏了，不能拍，拒绝了我们。

·张爱萍七上将上书与罗点点
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军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签名）

这封联名信送到新华社，被扣不发。次日，北京百万民众游行，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皆保持了沉默。
七上将上书是罗点点穿针引线促成的。罗点点是大将罗瑞卿女儿，时在海军总医院任门诊部主任，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平民，故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在世的十几位上将军，得到这七位上将军的积极反响。为此，罗点点事后被捕，囚禁一年。其母四处奔走求告，始获释。

2007年6月4日－2009、5月初稿于马德里

失散兩岸的血親

BBC：结团旅游能有乐吗？

我说过：团体旅游是二十世纪最王八蛋的一大发明。
现在要纠正：团体旅游是十九世纪最王八蛋的一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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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团旅游能有乐吗？

BBC中国网 鸿冈

你如果放假出远门旅游，会自己策划，还是参加旅游团？

我有时喜欢一个人独自出游，有时候愿意和伙伴、亲友搭档。一个人的话便于发掘自己内心遮盖着的，本来可能只有模糊意识的东西。跟好友一起出走则可彼此激发思考，分享收获。

跟一大群没有共同兴趣的人一起转悠，我却觉得无异于浪费光阴，闹不好碰上较劲的人，还会叫你生闷气，受折磨。

参加旅游公司组的团，发生这种遭遇的几率实在太大，决不可轻易陷足其中。

目中无光，疲惫无聊

我刚和伙伴到伊斯坦布尔（Istanbul）去了几天，再度验证了我这种偏拙之见。

在那里的景点和博物馆看到一个个导游举着小旗率团走过，总觉得他们身后的团员双目乏光，疲惫无聊。

根据我的成见，他们一方面肯定是日程排得太满，参观的内容消化不过来，另一方面众口难调，很多项目本来也没多大兴趣，只因是集体活动而被拖着去了。

疲劳的原因除了身体活动量太大，以及大脑需要处理的信息太多，也是因为跟这么一大群人朝夕共处需要调剂关系，这无疑也消耗精力，我光想着都累得慌。

灌输信息

这栋宫殿是哪个皇帝哪年差人替他盖的，那幅画是哪个画家哪年给谁画的，真有那么重要么？

我曾经觉得这都是关键环节，总尽量聚精会神听讲解，看说明。

但若干年前跟一位老作家一起出走考察，每到一处古迹或博物馆他一听讲解员开口，就总颇不客气地谢谢他不要说话扰人。

迪克（Richard Fisher）说，他在所到之处只想静静感受眼前的宝藏精华，从中寻悟启发。

至于建筑或展品的历史轶事，若有必要以后可以找书或找人查证研讨，初看之时灌输太多无关紧要的信息只会妨碍认识和欣赏。

而且我们那趟出走之后他真写出一本书来，内容也并不匮乏。

迫不得已

当然有的时候参加旅游团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我七十年代从中国来到伦敦之后曾被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 Chinese Understanding，简称SACU）请去给他们组织的旅游团成员介绍在中国的生活经验。

那时侯，谁要想去中国旅游只有这一个途径，不仅必须参加SACU的旅游团，或者确切说是“学习旅游团”，报名的人要事先参加学习班加强认识，统一思想，才能通过审查，批准参加。

出发前每个人还必须承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开小差，参加所有的组织活动，等等。

这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开放之后当然完全变了，现在英国人去中国谁还参加旅游团实在是自投罗网。

悠久传统

不过团体旅游在英国历史长久，现在这种十人八人一队，或者二三十人一团的旅游从历史角度来说也都还得算是小炒。

1841年，反对酗酒的宗教组织节制会（Temperance Society）活跃人士汤玛斯•库克（Thomas Cook）被广泛视为当代团体旅游的鼻祖。

当时靠桌椅匠手艺为生的库克与新建的铁路公司商定，以每人一先令的价格（普通票价的一半）包下往返车票和途中用餐，把570名节制会员从莱斯特（Leicester）送到11英里以外的拉夫伯勒（Loughborough）参加示威集会。

此事经营成功，他又安排会员孩子的夏令营，还组织350人从莱斯特去苏格兰旅游，包办车票和吃住，逐渐把买卖做大，自己和儿子开始靠旅游业挣钱了。

实惠

几经转手的汤玛斯•库克公司至今仍号称欧洲第二大的旅游集团公司。虽然他们早就开办面向不参团队的独立旅游者的服务项目，团体旅游仍然很有市场。

但这是图什么呢？当然批量提供带来的价格优势是个重要因素。

虽然过去几年英国人自己上网订票订旅馆不断增多，致使集体旅游人数不断下降，但库克的主要竞争对手TUI旅游公司刚刚公布的数字显示，顾客又开始选择全包的旅游了，数字据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但这不是我关注的。你要想在海边晒太阳，泡酒吧，愿意与同类扎堆，恐怕已经不可救药。

可若是为了长见识，开眼界，增加对自己的内心和外面世界的了解而出走，却还是愿意参团，而且不是纯粹为了省钱，希望听听你做此选择的理由。

旅游业行家的观点当然也欢迎。

（鸿冈 2009年5月11日）

德国之声：探寻慕尼黑维吾尔人团体

德国/欧洲 | 2009.05.11

德国最终是否真的会接纳从关塔那摩监狱释放的维吾尔囚犯，目前尚无定论。而德国之所以会成为这场讨论的焦点，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德国的慕尼黑有一个数百人的维吾尔社团。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帮助来自关塔那摩的维吾尔同胞在慕尼黑安家落户。前不久德国之声的记者Jodi Breisler 前去了解这个相对不为人所知的团体：

慕尼黑火车站不远处有一个维吾尔人开的饭店，叫做塔克拉玛干。

尽管菜单上有很多土耳其菜，但这个饭店的根却在遥远的中国。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饭店的名字恰恰反映了店主的命运，多年前，他从中国新疆逃亡到德国，今后恐怕也很难再重返故乡了。

跨过街道，在一个四层建筑的第三层。这里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总部，他们与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共同合作，为在中国和在全球各地的维吾尔人的权益而奋斗。

近来，这个在慕尼黑的总部看起来比平常更活跃，记者们蜂拥而至纷纷去了解这个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少数族裔群体。

热比娅·卡德尔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她被维吾尔人称为"维吾尔人的母亲"。"通过关塔那摩维吾尔的遭遇，世界舆论对维吾尔问题的了解越来越多。媒体对我们民族的遭遇越来越关注,普通民众对我们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我真诚的希望关塔那摩的维吾尔人能够尽快获得自由。"

流亡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受到了中国当局的迫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逃出来。维吾尔流亡组织宣称，在新疆一些人被控分裂祖国或从事恐怖主义活动遭到中国当局的酷刑甚至被枪杀。

在被中国当局关押多年之后，1996年加利利逃离了新疆。他背井离乡，先是来到吉尔吉斯共和国，这是他逃亡之旅的第一站。后来几经磨难终于来到了德国。"尽管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正是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但是当地警察还是逮捕了我们。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原本想把我们遣送回中国,后来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和协调下，我们最终获释……1997年我们在黑市上买了护照来到德国。"

加利利表示，很多出逃的同胞并没有像他这样好的运气。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所在国政府遣返中国当局。还有很多人滞留在签证管理不严格的国家，比如阿富汗。

或许目前即将从关塔那摩获释的那些维吾尔人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都是2001年以后在阿富汗被美军逮捕的，布什政府将他们看作是恐怖分子。

美国轰炸那些被怀疑是塔利班武装据点的目标时，他们被迫从自己的避难地出逃。后被美国士兵从阿富汗的山中搜寻到。

现在美国方面证实,这些人是无辜的。美国国防部试图安排他们前往第三国，因为美方担心,这些人被遣返中国后,有可能会受到迫害。

然而，中国方面则宣称,这些关塔那摩的维吾尔囚犯是恐怖团伙的成员。他们的目的是使新疆脱离中国。维吾尔组织则表示，他们在以和平方式争取家乡的独立。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首席秘书艾莎表示："现在慕尼黑大约有５００名维吾尔人，在全德国共有７００名左右。慕尼黑是欧洲境内最大的维吾尔社团，因此这里被许多维吾尔人认为是他们背井离乡后真正的家乡。"

库尔班现年25岁，他同家乡的亲人几乎失去了联系。业余时间里，他正在努力学习法语，梦想有一天可以到法国。但他同时也表示，能留在慕尼黑已经很好了。"在这里很多寻求政治避难的人不能重新和家人团聚，但是我们觉得在这儿就像一个大家庭……能在这里遇到同胞我们很高兴。"

慕尼黑的维吾尔社团希望那些在关塔那摩监狱度过了七年牢狱之灾的同胞也能顺利来到德国，成为他们当中的新成员。

作者：Jodi Breisler / 萧凌/达扬

责编：乐然

美国的废除另类疗法运动

　　作者：vergildedragoon

　　大约在本年(2009)一月中旬的时候, 美国总统奥巴马开放了为期三周的 "Citizen Briefing book". 美国人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把自己对政府的建议直接反映给总统. 每一个建议之下 有讨论区及投票区,

　　每一个使用者只能投一票. 正面票值十分,负面票扣十分. 在众多建议中,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的一名教授发难: 要求政府停止拨款给国家另类及补充疗法研究中心 (NCCAM). 这项建议几乎获得了一面倒的支持并得到了8940分的高分—几乎和伊拉克撤军同分.

　　建议原文如下:

　　Defun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Biomedical research funding is falling because of the nation's budget problems, but biomedical research itself has never been more promising, with rapid progress being made on a host of diseases. Here's a way to increase the available funding to NIH without increasing the NIH budget: halt funding to NCCAM,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This Center was created not by scientists, who never thought it was a good idea, but by Congress, and specifically by just two Congressmen in the 1990's who believed in particular "alternative" (but scientifically dubious) treatments. Defunding NCCAM would save at least $225 million, possibly more.
　　Defunding NCCAM would also provide a direct societal benefit. Practitioners of so-called "alternative" medicines constantly refer to NIH's support as a way of validating their practices and beliefs, most of which are not supported by evidence. The fact is that after >10 years, NCCAM has not yet found a single piece of positive evidence for any of these methods, which include acupuncture, "qi", homoepathy,
magnet therapy, and other treatments.
　　Any legitimate, promising medical treatment can be funded by one of the existing NIH Institutes. There's no need for a separate center for "alternative" therapies - but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NCCAM has become a last refuge for poorly designed, unscientific studies that couldn't get funded through the normal peer-reviewed process.
　　A useful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and the history of NCCAM can be found at http://www.quackwatch.org/01QuackeryRelatedTopics/nccam.html.
　　We can quickly save $225 million and move the funding into more promising research programs by eliminating NCCAM.

　　我将几个重点摘要如下:

　　--(正统)生物医疗会给人民光明的未来,但是需要更多经费

　　--NCCAM 从来没有被科学界支持过. 其成立完全是因为二名参议员大力推动.

　　--十余年来NCCAM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证据支持针灸,气, 顺势疗法, 磁疗及任何其他另类疗法的任何功效.

　　--NCCAM 已经成为不科学及不严谨的研究的避风港.

　　--把NCCAM 废除可以每年省下 2.25亿美元.

　　之下的讨论区就更精彩了. 几乎是人人对各式各样的另类疗法破口大骂. 针灸, 药草和顺势疗法是最常被攻击的. 有人认为针灸跟神创论同属无稽之谈; 有人指出NCCAM 根本是国立伪科学中心; 有人指出支持另类疗法的议员居然能当选, 说明了美国大众的无知; 甚至有一位医生说自从 NCCAM 成立之后他无时不视之为国耻, 在看到这项建议之后他总算知道科学界的良心仍然还在. 也有少数另类疗法的支持者为NCCAM 辩护, 统统被批驳的体无完肤.

　　事实上美国的科学界在1992年政府决定推动另类疗法研究之后就没有停止对各式各样另类疗法的批判 (当然也包含中医). 不断有知名科学家, 包括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Paul Berg, 美国物理协会会长 Allen Bromley, 写信给参众议员指出所有的另类及补充疗法都是伪科学,并要求政府废除 NCCAM. 2002 年美国著名怀疑论网站 www.quackwatch.com 的发起人 Wallace I. Sampson 终于正式发难, 他在网路上发表了 “Wh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Should Be Defunded”, 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回响.

　　那么为什么 NCCAM 的经费每年有增无减?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政治因素. 参议员 Tom Harkin 在过去20年内一直大力推动另类疗法, 而Tom Harkin基本上在美国人民评价中算是德高望重, 科学家们动不了他; 而因为顾虑到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 大多数议员基于选票考量, 也不愿为了这件事触怒移民. 但是在美国学术界里, 中医及其他另类疗法是迷信及伪科学是早就拍板定案的结论. 绝对没有甚么中医越来越被主流学术界接受或是中医将走向世界这种事情. 中医骗子们是典型的无知无畏而后无耻. 中医能在美国还能有市场是多项政治考量及角力的结果, 说有朝一日能够被学术界接受乃至于发扬光大根本是痴人说梦. 而且即使在Tom Harkin 这种元老级人物的护航下 NCCAM 每年的经费也只有 2.25 亿美元, 跟美国正统疗法的每年三百亿美金经费比起来根本不到百分之一, 说到底美国官员们仍然是相信科学的. 美国的普罗大众阶层是另类疗法的真正大本营.

　　今年奥巴马提出的 “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 (让科学回到它应有的地位) 让美国的科学家及其支持者在饱受保守势力以及新纪元思想打击后重新燃起希望. 不少科学家越来越敢大声挑战民意代表及利益团体, 这也是为何在六年之后, 全面停止另类疗法研究的呼声再度响起. 事实上因为NCCAM的研究经费不到正统医学经费的百分之一, 钱不是美国人真正关注的. 美国人真正关注的是确保科学的统治地位及在民间普及科学价值观, 因为科学理性是强国之道, 虽然世界上不少人不这么认为.

　　看看美国, 想想中国. 中国人民多数是贫穷的, 每年政府还要花费巨资研究中医, 扶持中医. 中国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理由站起来告别中医中药; 中国宪法里中医是被明文保护的; 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预科学; 中国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理由反对中医中药及一切的另类疗法, 让科学回到它应有的地位.

　　什么时候我华夏民族能够真正走向科学强国之道? 还是我们一定要作用中医易经照耀世界这种白日梦才配做炎黄子孙?

　　PS:

　　看看一些美国学者及医学生批判中医:

　　http://www.quackwatch.org/01QuackeryRelatedTopics/acu.html

　　Be Wary of Acupuncture, Qigong,
　　and "Chinese Medicine"
　　Stephen Barrett, M.D.
　　http://www.sciencebasedmedicine.org/?cat=8 一系列的批判针灸文章.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16/AR2009031602139.html

　　Washington Post 报导美国最近的废除另类疗法运动

(XYS20090509)

德国之声：记者无疆界创始人获09年度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

亨利·南恩是德国新闻杂志《明星周刊》的创办人。位于汉堡的以亨利·南恩命名的新闻学校是德国最著名的培养新闻记者的专业学校之一。自2005年以来，由《明星周刊》和古纳亚尔出版公司（Gruner+Jahr）每年一度共同颁发的"亨利南恩奖"倍受德国媒体、政界和社会的关注。该奖的一个重要奖项是新闻自由奖。今年"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的得主是法国人、"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创办人罗伯特·梅纳。

本年度"亨利·南恩奖"评奖委员会秘书彼得·桑德迈耶尔在谈到"亨利南恩奖"时不无自豪地说："我想我可以不太谦虚地说，亨利南恩奖是德国最重要的新闻大奖。报名的新闻工作者要先递交一份作品参赛，胜出者才会获奖。除此之外，亨利南恩新闻奖还有两个重要的奖项，一个是终身成就奖，一个是新闻自由奖。"

今年的"亨利南恩新闻自由奖"授予了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疆界"的主要创建人、法国人罗伯特·梅纳。梅纳在接受颁奖时，略显激动地说："很高兴能获此奖项，此项殊荣我要和'记者无疆界'的同仁分享。鉴于现在这个世界还存在无视自由，无视人权的现象，所以我们才更需要独立自由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我们永远不能放弃。"

许多中国人应该对梅纳这个名字不陌生，至少应该对他的一些"不寻常"的抗议行动还记忆犹新。梅纳就是在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在世界各地的圣火传递接力仪式上，频频采取行动，抗议中国侵犯人权的政策，抗议中国对新闻言论的严格管制的那个人。从雅典到伦敦到巴黎，凡是北京奥运圣火经过的地方，梅纳都试图同其他几名"记者无疆界"的成员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让世人关注08奥运东道主中国存在的侵犯人权的现象。中国官方媒体将梅纳形容为"给奥运唱反调的，支持藏独的干扰分子"。

而09年度"亨利南恩新闻奖"的评委却一致同意将今年的"新闻自由奖"授予这位多年来为争取新闻自由做不懈努力的法国人。桑德迈耶尔表示："从1985年梅纳成立'记者无疆界'组织以来，他就一直为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作努力，为全世界因从事新闻工作而受到当局不公正待遇的新闻工作者争取权益。梅纳已经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而且要知道，这个'记者无疆界'组织并不是一个大组织，工作人员并不多，因此这令他的工作更加值得敬佩。"

梅纳和他的同仁们有时经常选择"不同寻常"的抗议手段，比如他们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雅典奥运圣火接力仪式讲话时，冲破警察阻拦，冲上演讲台，亮开印有五个手铐的"五环旗"，或是他们在巴黎奥运圣火仪式期间，将印有同一图案的旗帜挂到了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上。几名"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成员还曾冲进欧盟议员的会场，现场播放一些遭酷刑的人痛苦尖叫的录音，目的是让欧盟议员关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的刑讯逼供的现象。

对于类似的抗议方式，也有的媒体认为是有些过激和哗众取宠,对此桑德迈耶尔认为："梅纳曾说，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时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无处不在地表达他们的主张。我们应该支持这种要求新闻自由的主张，因此，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包容他们表达这种主张的方式方法。"

09年"亨利南恩奖"其他奖项得主还有：背景新闻奖：梅兰妮·贝尔格曼；摄影奖：中国摄影师杨延康；纪录新闻奖：豪克·古斯等；终身成就奖约尔根·莱纳曼。

作者：谢菲

责编：叶宣

Xiegong Fischer

只剩下很高级的复制品了

温总理在北川中学所题"多难兴邦"已被擦掉

温家宝总理“多难兴邦”四个字已被擦掉。（资料图）

　　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用粉笔写的“多难兴邦”四个字是否已被永久收藏？今天上午，四川长虹公司企划部部长刘海中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这四个字已被擦掉。

　　刘海中称，去年5月23日总理在北川中学写下这四个字后，有关部门确实考虑过将其作为文物，永久收藏，并在次日用有机玻璃将其罩起来，进行临时保护。后来经过研究，认为总理所提“多难兴邦”更重要的是一种激励，激励北川中学的师生，因此将其铭记在心，当做一种学习、工作的动力是最重要的，最终决定将其擦去。

　　“擦去的时间大概在一周后。”刘海中补充，现在“多难兴邦”虽然已经被擦掉，但是北川中学后来利用照片“拷贝”了这四个字，并将其放置在每一个教室。

　　附：多难兴邦四个字来历

　　去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来到设于四川长虹集团培训中心院子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走进高三(一)班的临时教室时，黑板上写着“历史：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涉及的相关专题”等字样，一位中年教师正在上课：“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共同渡过这个难关……”温总理亲切地对这位老师说：“我占用你几分钟，给同学们说几句话。”

　　站在讲台上，温家宝诚恳地和同学们谈起心来：“同学们，你们都是高三学生了。这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你们很快就要参加高考，国家已经考虑到这里的灾情，将四川地震灾区的高考时间往后推迟。我们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你们复习功课，准备高考。”

　　不少同学的眼眶，在不知不觉之间湿润了。

　　温总理拿起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一侧一笔一划竖着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他说：“我们要记住这4个字。相信经受过灾难的同学会更加努力。”

　　“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北川中学。它将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地震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精神的一种象征。”温总理的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掌声再次热烈响起。

　　“青少年们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你们，就看到震区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总理充满感情地说，“同学们，老师们，我还会来看望你们的。”

　　“同学们，加油！努力！”掌声再次响起……（布衣）

责任编辑：吴志全

大陆专家在台湾误将厕所复制品当真迹

　　核心提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大陆学者薛翔前天误将台北圆山饭店男厕一幅王宠的扇面书法复制品视为真迹，当时还大声说愿赌上学术声誉。薛翔昨天接受采访时称误判是“因为我没有打开玻璃看”。



　　大陆专家薛翔(上，翻摄自TVBS)误将台北圆山饭店放在地下一楼男厕的明代书画家王宠的复制画片(上左、上中)视为真迹。仔细比较，复制画较真迹(左，台北故宫提供)少了七行(见红框处)。

　　中新网5月8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大陆学者在台北圆山饭店男厕发现明代书画家王宠真迹?结果乌龙一场。台北故宫博物院昨天说，那是故宫复制画片，王宠真迹珍藏在台北故宫库房，不曾流落民间。

　　赴台交流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考古学副教授薛翔宣称，他在台北圆山饭店男厕发现一幅王宠的扇面书法真迹，估计市值至少1万美元，暗讽圆山饭店不识货竟把名家真迹放在男厕。

　　消息一出，昨天一早台湾印社秘书长、岛内知名书法家陈宏勉跑去圆山男厕鉴定王宠扇面，他说“一看就是假的”，首先规格不对，真品比复制品大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男厕上的复制品是铜版纸印的，质感差很多，真品字迹的光泽、印章的厚度及光泽都不一样。

　　陈宏勉表示，圆山男厕为了室内设计需要，裁掉了王宠五言诗的前七行，事实上圆山男厕镜子两边总共挂了四张书画作品，除了王宠的复制品，其它三张也同样被裁掉了。

　　台北故宫收藏的王宠原作第一句从“不尽青山路……”起始，而圆山版从“鸟禅心报午钟闲来”开头，少了前七行诗。

　　台北故宫昨天下午郑重开记者会宣布，王宠的书诗扇面真迹在故宫，圆山饭店挂的是故宫出售的复制画片，一张只要50元。王宠书诗扇面真迹为泥金纸本，纵17.8厘米，横52.5厘米，过去曾公开展览。台北故宫文化营销处处长金士先说，当年他曾经手将王宠书诗扇面的复制画片卖给圆山，很清楚来龙去脉。

　　圆山男厕挂的另一幅复制书画、明代李士达的《平川归渡》同样是台北故宫珍藏。金士先说，故宫复制的王宠书诗扇面画片并未装裱，他分析，这应该是圆山为了搭配男厕的墙面宽度自行裁切。圆山证实，厕所一定要留位置给镜子，不得不裁画。

　　对此，超过二十年字画鉴定资历的艺术家薛翔昨天受访时改口说：“因为我没有打开玻璃看。”对于记者追问他前天大声说愿赌上学术声誉，薛翔说：“东西肯定没错，它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真迹，一个是很高级的复制品。”

　　这件复制品原价一张50元，竟然被鉴赏家视为“市价至少1万美元”的真迹，台北故宫乐透了，决定赶紧加印。金士先喜孜孜地说，昨天是他任职故宫最高兴的一天，因为复制品可比拟真迹，连专家都看走眼。

　　让薛翔看走眼的王宠书诗扇面画片，出自台北故宫出版的《惠风和畅》扇页书画选辑，1984年，台北故宫选印一百幅扇面合辑，当初是以铜卡纸印成画片，可整套选购，也可零买。其中有些画片仍可在故宫礼品部买到，但王宠的书诗扇面非常畅销，早已断货。如今因有大陆专家免费宣传，故宫决定加印。

　　金士先说，台北故宫所有复制画皆由故宫提供原件拍摄，前后七八道步骤，过程中对于复制品的纸质、拍摄底片、冲印、影像的清晰度、校色、输出、制版到印刷，都很讲究，印刷前还会先做电子稿输出图试看，达到高仿真阶段才会量产，“这也是薛教授看走眼的原因。”

　　薛翔现任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日前赴台参加一项研讨会，在南京小有名气，网络及电视都介绍过他，曾担任电视节目的鉴定团专家。

拦温家宝座驾：大连访民仇杰被劳教一年

自由亚洲电台/因拆迁及被警察殴打而导致残疾而上访的大连访民仇杰去年在温家宝居住地附近截停温家宝座驾被劳教一年，近日被释放述说一年来遭遇。对此，有访民质疑中央高层经常高调表示的关心百姓疾苦，亲民之说。

辽宁省大连市的访民仇杰因为拆迁及被警察殴打致残问题等上访多年不获解决，08年5月4号早七点到温家宝住地东交民巷附近截停温家宝座驾，之后就被劳教一年，到本月3号获释回到大连家中。

他星期四对本台叙述了一年前事发经过。他说：截他车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但是那个没上去拦，截停下了，而且温总还在车上，没有下来，只是他的警卫下来了，把我送到东交民巷派出所十六个小时给我送到东城分局，当天预审，预审说是温家宝总理批示给我抓起来了，因为总理坐在后座上，车速可能挺快的，当车刹闸的时候总理就被从后车座倒向前车座上了，预审说总理头上碰个大包，就因为如此，总理下令对我实行法治严管。

但仇杰表示他不相信预审的话，他认为温家宝总理不会下令这么做，一切都是他们当地的公安部门为了惩罚他所为。他还表示，各地处理这类问题不同，据大连访民向他表示，与他同去截车的另一位湖南女访民不仅没有被处罚，她的上访问题也获得了解决。仇杰说：她是湖南的，截车的时候她没截，在总理的车停下以后，她在路边下跪了，据我听说她问题解决了，我们两人处理方法确实是相反。

仇杰妻子姜女士星期四也对本台表示：当局对他们的处罚不只于此，就连他们家有限的低保也在今年初被取消，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她说：她刚给温总的车拦截了以后，区刑警大队到我们单位给我带走无故扣押了我六个小时。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他是国家人民的总理，不找他又找谁呢？你不办事不能镇压我们呢。他被关押了以后，我继续接着上访，政府又逼着居民委把我的低保也取消了，书记就告诉我是政府给他压力。

而仇杰在劳教中的初始阶段没有受到迫害，但在大连公安局领导来到劳教所见了劳教所领导后，对他的迫害就开始了，给他关禁闭，几个犯人轮番殴打他，就连殴打期间砸坏的椅子也要在他妻子送来的有限的生活费里扣除。

早前与仇杰一同在京上访的吴姓访民星期四对本台说，不明白中央高层所做与其高调亲民为何有这样大的不同。他说：他是人民的领导，人民找他，不会耽误他工作，只是把材料递上去，他个人也不会受到威胁，我感到中国的领导人在中国人民面前说的做得离得太远，他如果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亲民，老百姓去找他把冤情告诉他，他不但不给老百姓办，而且把他劳教了，我感到悲哀，与他们说的相差太远。

据了解，虽然51岁的仇杰目前身体很差，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但他不会屈服，还会继续进京上访讨公道，他呼吁海内外媒体在关注他的遭遇的同时更要关注他的上访诉求，促请当局尽快解决他的上访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RFI：采访遇难学生家长：外国记者在四川频遭攻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特约记者周西/随着“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地却接连传出有外国记者在采访时遭遇暴力攻击和恐吓的消息。《联合早报》北京记者引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昨天发出的通知，提醒会员去四川地震灾区采访时必须小心人身安全。该协会说，至今已经接获三起外国记者在当地被身份不明的暴徒抢夺采访器材的通报，其中两起涉及记者采访在地震中罹难的学生家长。有迹象显示，那些参与暴力妨碍记者采访的人，可能都有官方背景。

这份通知披露，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米欧前天在德阳市富新镇采访遇难学生家长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试图抢夺他的摄影机，并动手殴打了他。仅仅过了一天，吉米欧一行昨天又在绵阳市再次遭到攻击。当时，他们正在市政府办理采访证，碰巧遇上一位当地的女性上访者，并随即进行采访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冲上来抢夺摄影器材并弄坏了摄影机底座。当吉米欧要求绵阳宣传部门赔偿损失时，对方表示事件将交由警方处理，并提醒说，警察有权阻止任何采访。这名官员甚至还宣称：“警察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对待记者，是为了保护你们免受那些上访者的伤害”。

另一名因在四川采访地震新闻而遭到攻击的外国记者，是芬兰电视广播公司的马凯丽，10个身份不明男子在富新镇试图抢夺她的摄影器材，而且还要把摄影助理拖出采访车。马凯丽表示，不仅如此，采访团队在离开时还被跟踪。她说：“我们的摄影机几乎被抢走，事件非常暴力，人们在那里要非常小心。”此外，《联合早报》驻重庆记者张晓中，上周六在绵竹五福镇采访校舍倒塌死亡学生家长时，也遭遇到数名骑摩托车男子的围堵恐吓，并抢走了他的采访证件。

报道又说，由艺术家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活动，收集并整理到的遇难学生名单，截至昨天，上榜人数已经达到5203人。与此同时，也在统计死难学生人数的成都作家谭作人却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留；而成都天网负责人黄琦，同样因为协助地震受难家属而被拘留，罪名也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达赖喇嘛访美

多维现场：吴宏达称西藏早晚会是独立国家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5月5日在曼哈顿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与中国民运人士、异议作家、教授学者以及中国留学生等会面，交流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民运人士徐文立代汉人替达赖喇嘛与藏人致歉，认为汉人应去掉狂躁心，而异议人士吴宏达则指出，西藏早晚会是独立的国家。

在造访美国加州、明州与马萨诸塞州后，达赖喇嘛5日在纽约举行交流会，吸引120多人到场。

达赖喇嘛表示手术后，自己虽然“失去一个器官”，但身体情况基本良好。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主席徐文立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好，不但是藏族人民的幸福，也是汉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他更代表汉族向达赖喇嘛与藏族人民道歉，称汉族应去掉狂躁心、要有平等心。

“做为一个中国知识份子，从我内心，应该有向达赖喇嘛和藏族人民道歉的地方。”徐文立表示：“我们难免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先生来到国外时，他看到南非的黑人朋友，也生了一些不敬的想法。所以这点希望藏族朋友们给予谅解。”

徐文立认为，要解决各个少数民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去掉狂躁心、要有平等心，如此问题将可处理得很好。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指出，今年是天安门事件20周年，28个支持民主运动组织将发表共同声明，他希望达赖喇嘛也能给予一些支持言论；另即将前往台湾的杨建利也询问达赖喇嘛是否有话要让他带给台湾总统马英九。

达赖喇嘛表示，自己一直支持平反六四、平反胡耀邦，就是为了真理，六四事件中，无辜人民受伤害，所以支持六四是为人权、为民族，也是合理的。胡锦涛提出和的谐社会，如果要社会和谐，必需先解决上述问题。

至于台湾，达赖喇嘛称自己一直“渴望”前往，但也不愿造成台湾当局的不便。

异议人士吴宏达则希望达赖喇嘛的代表到中国时，不要选择和藏人对话，因为他们是背叛者，应选择与汉人对话。他另认为西藏早晚会是个独立的国家。

“就像前苏联，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今天（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是一个策略，是在一个集权主义底下的自治而已，但我相信西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独立体。”吴宏达说。

达赖喇嘛以一位印度着名人士提出的看法为例回应吴宏达，表达汉、藏可互惠的想法。“（他认为）印度、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能成为一个共同的国家。”达赖喇嘛说，西藏在物质上落后，因此发展物质生活是必需的，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对西藏的物质发展有益，而藏族独特的文化、语言，也能使汉族受惠，因此若藏人能有真正的自治，对双方都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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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共产党领导中国60年了，该退休了

VOA记者方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纽约与旅居北美地区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异议作家和独立学者举行见面会。达赖喇嘛呼吁汉藏大团结，强调双方是统一战线，今后要不断接触、发展关系。

达赖喇嘛首先幽默地告诉大家，最近他动了一次手术，除了少了一个器官其他都跟过去一样，身体很好。他强调，西藏问题只能在汉族和藏族人民之间解决。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承认问题的存在。而中国政府掩盖这一问题，认为西藏人民被解放后非常幸福，只是达赖集团少数人在制造麻烦。但他表示，流亡政府方面得到的信息并不是这样。

*如何理解“大藏区”的提法*

去年西藏发生314事件后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虽未中断，但是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对此有与会者认为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应搁置“大藏区”的提法。达赖喇嘛说这一提法不是他提出的，但他仍强调西藏应包括宗教、语言、文化都相同的所有藏族。

达赖喇嘛说：“我们提出的不是独立的问题，所争取的是西藏的自治。而西藏的自治这是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

但有与会者认为达赖喇嘛主张自治的立场只不过是应对极权政府的策略，西藏早晚会独立。达赖喇嘛回应说，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他更重视面对现实。他羡慕欧洲共同体。他说，西藏在物质上是落后的，西藏留在中国对西藏的物质发展有帮助；而独一无二的西藏文化对汉民族也有好处。因此达赖喇嘛说：“在中国的框架下，如果西藏人能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那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大部分藏人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有与会者问，达赖喇嘛的温和态度和诚意得不到北京的正确回应，他该怎么办？达赖喇嘛首先强调，最后的决定权在西藏人民手里，要问西藏人民怎么解决；其次他说，去年11月西藏问题特别大会中大部分藏人仍同意他的中间道路，主张独立的只是少数人，不过他又说：“如果老师太严格了学生也是会溜走的。”

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民运团体希望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说，他一直支持平反六四、平反胡耀邦，支持《零八宪章》。

*达赖喇嘛：中国应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

在回应有与会者建议在今年这一敏感年海外民运应同流亡藏人相互支持时达赖喇嘛说，他主张中国应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他说，中国人多地广，有权成为一个强国。但没有自由和法治是很大的危险。他说，中国应该成为开放社会，有新闻自由，他说：“共产党领导中国60年了，年纪大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

达赖喇嘛说，民主化后很多问题自然会解决。他高度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台湾的民主制度可以对前总统问责。他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必须在法治、民主监督、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解决。所以中国民主化不仅是他与民运人士之间的利益所在更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达赖喇嘛强调双方要不断接触、发展关系。达赖喇嘛说：“所以我们都是统一战线的，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次见面会在纽约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应邀出席的与会者大约有100多人。

屠杀南京手无寸铁平民有法可依

土摩托 @ 2009-5-4 8:41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八卦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immusoul/archives/293013.aspx

日本政府发言人称，屠杀南京手无寸铁平民有法可依。

东方网记者酒井陈洁、朱雯婷美、丰田刘歆、大岛乔礼、实习生于量美惠5月3日报道：日本国政府新闻办公室于5月3日15：30举行即时新闻发布会，介绍日本军队攻占南京的有关情况。

在回答联合早报有关“中国外长指责日本针对手无寸铁的南京人也采取屠杀政策，日本方面是否有这方面回应”时，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民表示：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个措施，是根据联合国的规定，战时遇到特殊情况可以采取这个措施；另一方面，根据大日本天皇指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到目前为止我们采取的措施都是有法可依的。

日本自卫队上将徐建光日表示：“相信中国政府也会理解我们的做法。不少中国士兵化妆成平民混入老百姓当中，很难区分。为了保护日本士兵的人身安全，维护社会秩序，采取一视同仁的屠杀政策是必要的。其它国家也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对日本军官、士兵负责任的做法，我相信国际社会也能理解。”

五四时期的新政治运动及其走向

陈子明/按照传统的说法，譬如彭明《五四运动史》的说法，“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五四时期对内的国民运动，既有新文化运动，也有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梁启超说：“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然而，“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像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他指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他说出了五四时期国人中先进分子的共同想法。

当时对内的国民运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每个人努力的领域各有不同。胡适一直致力于他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反对“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的学生、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说：“我们将来最大的计划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虽然胡适、罗家伦以及陈独秀、毛泽东后来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乃至领导了政治运动，但是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最积极和最明确的新政治运动倡导者，还是梁启超。他在《〈改造〉发刊词》中指出：“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他为共学社制定的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所鼓吹的新政治，主要包括两项内容，都是他旅欧后的心得，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新潮流。现在回过头去看，其中的一项是正确的，另一项则是错误的。不论是对是错，梁启超的新政治对于20世纪的中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世界范围的民主政治从精英政治、少数人民主走向大众政治、全民民主的转折点。新西兰、芬兰、英国、丹麦、冰岛、荷兰等国的妇女相继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该修正案于1920年生效。欧美国家的这种扩大民主范围的趋势，对正在欧洲访问的梁启超影响很大。

梁启超曾经认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现在，他对于自己早年的绅权运动、精英政治思想，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民初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信奉的都是精英立宪主义而不是国民立宪主义。他说：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个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现在稍为关心政治一点的人，大概都叹息痛恨说道：‘民国十年以来，政治没有上轨道。’”“但是问什么是政治轨道，怎样才能上轨道？恐怕许多人也回答不出来。依我说，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它上轨道，除了市民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市民群众运动应从哪里做起呢？梁启超指出：“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在还没有条件进行“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时候，当然要从“特别的”国民运动入手。而本着国民运动“问题要大要普遍”的原则，“特别的”国民运动应当把要求兑现“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政治权利作为一个突破口。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国民运动、群众运动成为流行话语，并衍生出国民革命、全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新的说法，这种新说法压倒了梁启超的国民运动观，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就是从苏俄引进的阶级斗争理论。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和运动中，还是讲国民、国民觉悟、国民运动的，但是到1920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变调了。《新青年》杂志搬到上海后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说：“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在《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中说：“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这种说法成为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进而也被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所接受。

蒋介石在1924年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

鼓吹阶级战争和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到1920年代后期仍然坚持梁启超国民运动思想的，是国家主义派。1926年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后来中共史家撰写的历史，其实是赞同了国家主义派的预言，北伐战争的结果是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市民的群众运动、国民运动、全民革命，更加感到梁启超及其嫡派政治传人思想之可贵，也要谨防再度跌入阶级战争、阶级革命、阶级专政的陷阱。

（二）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鼓吹的新政治，一方面是以国民运动取代绅权运动，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民初党争的失望，他不是用国民运动来辅助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而是试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他在《改造》发刊词中宣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梁启超归国后发起的新政治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他认为：“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接着，他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纷纷兴起否定议会政治、鼓吹直接民主的思潮。受其影响的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不仅有梁启超，还有陈独秀、吴佩孚、孙中山等人。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他们争夺的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此时的陈独秀把立宪政治也视为“狗的运动”。“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

1920年4月，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他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斥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直接行动的对立面，自然是“旧式的代议政治”。

1920年8月，吴佩孚通电提出《国民大会大纲》，提出“国民自决主义”，由“国民公决”制宪，引起强烈反响。《晨报》、《益世报》都发表文章讨论“国民大会”应该行使的职权。各地纷纷集会，成立召集国民大会的筹备组织，如国民大会协进会、策进会、筹备会等，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处尤其热烈。国民大会的赞成者认为它“合于世界最进步之直接立法主义，及直接复议主义，并民治主义之原则”。

孙中山敏锐地接过了国民大会的构想，来充实他的旨在改造“旧式的代议政治”的“五权宪法”。他说：“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直接民权凡四种：一选举权，一罢官权，一创制权，一复决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直接民权通过两个设计来加以体现。一是县自治，在县的范围内国民可以直接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二是由每县一名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在全国范围内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

不论是吴佩孚、孙中山的国民大会，还是后来陈独秀、毛泽东的苏维埃，首先都是为了否定旧法统，重塑政权的合法性；其次是在直接民权的名义下，削弱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和监督制衡能力，推行行政主导体制。

胡适认为，创制、复决、罢免的民治新方式都是在代议制的民主宪政长久实行之后用来补充代议制之不足的，因此他对国民大会之类的新政治设计不感兴趣。他说：“我们此时应该从一种易知易行的代议制下手，不必高谈一些不易实行的‘直接民权’的理论。”然而，在国共两党先后主宰中国政治的情况下，他的声音微乎其微，起不了任何作用。“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定论。

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嫡传弟子，他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他在1935年撰写的《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中仍然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代议制正是被修正的主要内容之一。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1957年“五一九”民主运动中，始有再度呼唤议会政治的声音。直到1970年代中期，顾准才在理论上对议会政治进行了详细研究并重新予以肯定。他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独裁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九十年后反思五四时期的新政治运动，一是要肯定全民民主和国民运动，反对精英政治和阶级战争；二是要对代议政治来一个“否定之否定”。现在实行代议政治，必须抓住三个要点：第一，代议员直接选举，不能间接选举；第二，代议员专职有薪酬，不能兼职；第三，允许成立议会党团，取消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代表团制。

因为“五四”——胡适和闻一多的政治选择

作者：雷颐，原刊于《经济观察报》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历史、思想史的影响既深且远，对新文化运动亲历者的影响，更不待言，胡适、闻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坚持“五四精神”、是否坚持新文化运动一些基本理念上曾与国民党严重冲突。在这种观念冲突中，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闻二人的观点及最后不同的政治选择，都引人深思。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激烈表示反对。1929 年在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上，从4月到6月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这些文章认为，侵犯言论自由、公民财产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中国的进步要民主、法治、宪政。他尖锐指出：“无论什么人，只需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他举例说，安徽大学的刘文典因为当面顶撞了蒋介石被拘禁了一些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拆，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他甚至批评孙中山后来只讲军政训政，不讲宪政，并从哲学上质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胡适及《新月》发表的其他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文章，使国民党大为震怒，从8月上旬开始，发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攻，对《新月》和胡适进行全面围剿。在舆论攻击、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严厉的政治迫害。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8月24日做出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撤职惩办，北平、天津、江苏、青岛、南京等省市党部纷纷响应，要求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甚至要求逮捕“法办”。10月4日，教育部发出“训令”，警告胡适。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店员被抓，一千多份新出的《新月》杂志被没收……

面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胡适立即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篇长文在《新月》发表，力图分析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 “ 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说国民党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他进一步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 ‘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 所以在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他的结论是：“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如果国民党拒不接受批评，仍坚持与新文化运动相反的种种做法，“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谥号的。”

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第二年的“ 一二八”事变，使胡适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中国迫切需要团结、需要政府的权威，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从 “体制外”的尖锐批评者渐渐变为“体制内”的温和批评者和“建言”者，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政治立场开始有变。但胡适对国民党仍时有批评，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仍无变化。

1935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和抵制。但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从社会进步、革命成功的角度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地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

但是，在当时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战爆发，胡适感到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入国民党，且对国民党深有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却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辞，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并因坚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约法”一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发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他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 “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他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科学新文明 “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这又在台湾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及至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老师辈”，闻一多则是受其浸淫的“学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则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下。但就在几年之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由亲蒋反共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主义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它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仁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 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19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书中内容给闻一多强烈的刺激。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专制，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专制，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 “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一向信仰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闻一多，确实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对共产党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为了维护五四精神，争自由、争民主，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最后，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种种因缘使胡适、闻一多二人最终的政治选择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点、理念的情感、坚守、维护却相当一致，确耐人寻味。

中国正处于撕裂状态—专访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

因为揭露腐败而被关押的中国记者姜维平，在五年零一个月的刑期中，被关过三个看守所、两所监狱。他于2009年4月21日访问自由亚洲电台，并接受了不同的声音主持人谷季柔的专访，详细描述了中国高官的腐败行为，和牢狱黑暗的情形。

记者：姜维平先生，非常欢迎您亲自到自由亚洲电台的演播室来接受我们《不同的声音》的采访，您这一趟能到自由亚洲电台来真是费尽千辛万苦，非常不容易。首先谈一下踏上自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感觉？

姜：我是今年2月4日来到了加拿大，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过去在国内是处在一种恐惧当中，应该讲是受到很多的压抑和监控。终于现在是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下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心情不仅是激动的，而且精神非常振奋。

记者：您能够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是经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逃亡历程，能不能先简单描述一下您怎么样从大连到北京，然后在加拿大政府的协助之下到达了加拿大？

姜：我在春节过后，才申请到加拿大的签证，在这之前曾经经过三年的努力。因为2006年获释之后，一直是当地公安拒发护照。在春节过后终于拿到了护照。当时原本的考虑是想在拿到护照之后回到大连，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但是担心这期间会有一些变数。所以在2月4日到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拿到护照的当天就购买了飞往温哥华转机到多伦多的机票。那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同时很焦急，也很担忧。主要担忧什么呢？就是由于现在国内这种僵化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地方官员是滥用手中的权力，担心在拿到护照之后在过关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阻挠或者是怎么样。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整个过程充满着戏剧性。比如说在托运行李的时候，在北京机场当时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看着装这个人估计身份比较特殊，他也查看了我的护照，还且他还让我出具我和我太太的家书。我没有这个准备，幸好我身上有一个过了期的我和我太太的结婚公证书，我把这个拿出来，就化险为夷了。另外，在即将登上飞机之前，又是这个人在机口旋梯口等着，在那儿拿着我的护照又查看了半天。这也使我当时非常担忧。同时，还见到了一个大概我估计是加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也查看了我的护照，目送我登上飞机。

记者：您到达加拿大使馆之前是不是和加拿大使馆联系好了呢？

姜：是这样，在我去加拿大使馆之前通过电话和外交官联系，在这之前我们只有一个电话号码，而且，我本人的英语扔掉了很多年，不是很熟练。我的一个同学帮忙，和这个外交官通了电话第二天约好了时间。到大使馆很顺利就拿到了签证，在这之前就已经买好了机票。所以，必须要那天成行的。这个时候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化险为夷。

记者：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姜：如果是失败的话，我想当时我不知道怎样愤怒，因为从2000年判刑，我在监狱呆了五年，出来之后被秘密监控了三年，可以说我这种希望家庭团聚的愿望已经在我心中存在很久很久了。

记者：可想而知。

姜：我非常执着，一定要闯过这个关口，多亏还不错。

记者：在这之前您是2003年最后一次见到您的家人，是吧？

姜：是这样。我和我太太上一次分手是2003年春节过后在大连的南关岭监狱，也就是我服刑的最后一个地点。我和我太太用眼睛对望离别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悲伤。

记者：2003年一直到您成功逃亡到加拿大，六年的时间终于再和妻子和女儿见面了。

姜：是的，所以她们为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记者：您是2月到达加拿大的，现在两个月的时间都做些什么？

姜：两件事情，一个是学习，因为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突然来到一个信息公开世界。我不是谦虚地讲，我们是井底之蛙，要多学习。第二就是要多陪陪我的太太和小孩，弥补这几年的缺失和忧伤。

记者：对女儿呢？

姜：当然对女儿离别的时间更久一些，她是2003年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她是到大连瓦房店监狱去看我，那是我第一个服刑的监狱，也是一个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个监狱。我的孩子和我见面。我为了让孩子在心灵上少受一点这样的创伤、少留下这些黑暗的东西，我跟我太太讲以后就不要带她过来了。所以2003年的3月份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次见到她一下子就长得高高的。

记者：从几岁变成几岁的？

姜：当时她是12岁的小女孩，现在已经20岁。女大十八变。在机场我看到她的时候，我不相信她是我的女儿。她的脸还是没有变，还是娃娃脸。但是她的身材非常修长，非常挺拔，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为什么呢？我的家人还能健康地活着。

记者：您的小孩虽然经过了这些痛苦，但是她能够在加拿大度过她的成长期，您的感觉是什么？

姜：我觉得主要的不同是价值观的变化，因为过去在国内，她们受到长期的教育和洗脑，她们是非常压抑和矛盾的，因为国内你知道好多人培养孩子的时候都是双重人格，告诉孩子要这样讲，见到老师又那样讲，说谎，非常伪善那种。孩子的人格是分裂的，很压抑的、很悲伤的、很不解的。比如，我清楚地记得在2003年3月21号，她到瓦房店监狱去看我的时候，我太太带着她，她坐在那个地方，低着头，不和我讲话的。她很难接受，因为那个时候我剃着光头，囚犯的光头，神情很疲惫、很悲伤，非常疲惫的那种神态，她又看到爸爸来的时候是和很多犯人一起排着队，剃着光头，看到这个，她不能接受，所以她坐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讲话。当时，我心想以后不能让她到这个环境里来。因为她不能接受这个。但是她现在在西方这个自由的环境里价值观完全不同，人是真实的，人格都是统一的，是和非都是很统一的。这时候看到孩子在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当中对她来讲，这种民主法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记者：我觉得这两种制度的不同在小孩身上更明显的显现出来。可能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里头，她没有办法体会父亲做出来的这种事情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她心目中可能没有办法判断爸爸到底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还是坏人。中共的制度让你进了监狱，她看到是你是一个囚犯，可是她到了自由世界以后，她可能更能体会你做的工作的意义，是不是？

姜：因为她在这里读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她妈妈为她叙述过去的故事，那么她现在看到、听到的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分析，这个社会应该是法制社会，是一种普世价值。她知道爸爸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爸爸个人，是对国家、对整个世界是有好处的。那么就说她在是非的观念上应该讲是一个回归的过程。

记者：其实我相信，这种对于中国所谓的政治犯的看法不光是显现在你女儿身上，对中国普遍的老百姓也是这样，很多的中国百姓因为在中国媒体的渲染之下没有办法正确地看待中国政治犯。但是只要他们了解事实以后就可以对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象我们在自由亚洲电台就可以感觉到有很多很多老百姓非常支持你们的行动。

姜：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是是非判断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敢不敢真实表达的问题，这个特别重要。国内对这些异议人士，民间的有一些普通百姓很同情、很赞同，但他不敢公开表达，他不敢表达对你的认同，这是非常痛苦的，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回家讲一套，到了公司讲一套，会上讲一套，会下讲一套。这个对人是摧残最厉害的，就是伪善和谎言。

记者：这种人格分裂好像在你的文章里经常可以看到，你在分析政治人物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都有这样的问题。

姜：所以，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的观点？就是我发明了一个词，就是现在中国进入了什么时代呢？一个状态叫撕裂状态；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表演时代。撕裂状态是什么呢？经济上高速增长，政治上僵化倒退到了民国都不如。比如在新闻自由方面，就造成这个社会上的撕裂状态，裂了一个口子，象火车一样头在前进，尾在另一个方向发展，中间这个断裂带就是社会的动乱。所以，为什么现在统治阶级，从共产党来讲，一党执政，它有那么庞大的军队但是它很恐惧，因为它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每一个点都充满变数，有可能随时坍塌下去。你再看表演时代，你看现在的中国人不管当官的还是百姓，很多人都在表演。当官的台上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老百姓一样，上班讲一套，包括小孩，妈妈都告诉孩子‘别给老师这样讲啊’，比如说老师求孩子办事，我们都经历过，‘教你爸爸给我们报销点出租票’，‘教你爸爸办点什么’，孩子说怎么能这样呢？‘别这样说啊’。小孩从小就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在一种表演时代。为什么象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小沈阳，不过是一个演员，一下吹捧成如此风云人物。你现在问小孩子理想是什么？很多小孩都说当演员，我要学章子怡、我要学刘晓庆。说为什么？‘名利双收哇’。象对角线一样生活，走最近的那一个成功途径：表演。所以，造成我认为的中国现在目前就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非常长危险的。

记者：怎么个危险法？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影响力？

姜：一个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出现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才会有民主法制，老百姓才有安定的生活，才能缩小城乡的差别、贫富的差别。这样就象邓小平刚开始改革开放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富’，但现在是怎么样呢？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另外一部分人根本没带动。而且陷入了绝对的贫困化。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在经济繁荣背后的不稳定因素。现在通过一些突发事件，从瓮安事件以来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包括杨佳事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愿望，包括你们电台，为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在帮助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把这些民怨、民情、民恨由一种途径把它宣泄出来，社会还是稳定地转型嘛，叫民主转型嘛，对吧？

记者：事实上象您所写的那些文章揭发中国的腐败黑暗面也是同样的工作。

姜：所以，我把我自己称为医生，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医生，什么医生呢？我抱着善的愿望，比如社会得了疾病，癌症或者是各种疾病，通过我们的文章、通过我们真实的声音帮助它。理性、客观、积极。所以你看我的文章，我认为我良好的愿望帮助它。国保的人2006年以后经常和我谈话，我也和他们讲，我说我是很善意地帮助你们，因为老百姓的一些悲伤由于官员的层层对信息的过滤你们听不到，看不到，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加以改进。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1998年在香港的《前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黑龙江民谣显民意》，就是黑龙江的民谣显露出一种民意。其中民谣当中就提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统治阶级，我们的执政党能够（我这是书生的想法）按照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来改进的话，就不会出现黑龙江后来发生的韩桂芝案，田风山案，这些人我都是很熟悉的，还有马德案，辽宁省的张国光案，慕马大案，吉林的米风君案，实际上它如果按照我的做，能挽救很多当官的政治生命。因为他改进了嘛，更不用说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因为我在东北办事处工作了五年，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省长，这级别的领导干部我接触很多。我这篇文章我认为我是很善意很积极的。

记者：不过很遗憾，生病的人都讳疾忌医，你指出了薄熙来各种贪污腐败的行为，得到的结果是您进了监狱，他继续升官。

姜：他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特例。为什么是特例呢？因为韩桂芝案也好还是马向东也好，还是米风君，他们的能量是有限。因为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造成个人的作用尤为明显，一个官员在地方做得怎么样个人品质特别重要，因为没有约束，包括我们没有法制的约束、没有言论自由的约束，没有人制止他。薄熙来是什么呢？应该讲是他父亲的背景造成在京城里有人给他摆平，在地方应该讲他的外表、他的谈吐很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他在这种体制当中使他人性恶的一面充分发挥了。所以他成为整个东北贪腐官僚当中的最后一个堡垒，到现在没有攻克。但是最近有攻克的迹象。随着他爸爸权力的失去，他爸爸和江泽民交易的失去，他在地方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越来越显现出来。所以他这个和马向东、韩桂芝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反弹能力强，非常强。那么就我个人来讲，我跟他没有个人恩怨，因为他从1982年到大连金州，那个候我是大连日报记者，他见到我是很客气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专制、这样的霸道、这样的腐败。那么，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对他的看法有个过程。我现在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仍然在位，因为那些贪官一个个都垮掉了。我给你觉个例子，包括朱胜文，哈尔滨常务副市长，就是死在监狱里自杀的那一个。我采访他的时候，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是1995年底，我刚到《文汇报》工作的时候哈尔滨开冰雪节我采访过朱胜文，当时他话讲得很大，他说你们大连有1万多警察，我们这有2万5千警察归我们管，口气很大的。他的太太也是，讲话口气很大的。他在台上的时候也是话讲得很大的。应该讲显得很有底气，常务副市长嘛，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手遮天的。但是当他在政治斗争失利，当时有个副书记叫岳玉泉，把他整掉了以后，他死在监狱里。他的太太到天安门广场替他申冤的时候整了一个白麻袋套在身上，麻袋的背后写的是‘朱胜文，冤、冤、冤’。你们也播了嘛，就在天安门，刚刚套上这个麻袋，不过三秒钟，天安门的民警就把她抓起来送到派出所里去。那么就是说，在位的时候她没有想到民主法制，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当她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时候，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她在北京上访的时候也找记者，也找你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给她报道了，我当时在监狱里听到的消息。当时想到当年和她见面的情景，你现在可以看到在香港文汇报查到我写的一篇文章《访哈尔滨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与程道喜》，程道喜当时是政协主席，因为我们写的比较长的文章一般来说都要给他看一下，看完之后他说‘也加一个政协主席的名字吧’，他怕得罪那个人，他是北大荒的知青，给我的印象很好的。为什么像这样的官员在位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而是满足于歌功颂德？等到自己政治斗争失败，倒霉的时候才想到监狱是那么黑暗，你看他在监狱里写的文章，我出来之后在网上看到他在监狱写的诗，写到专案组怎么折磨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了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

记者：他们其实也需要法律的保障。

姜：所以，我本身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有种切肤之痛，就是我们的官员，我就奉劝他们利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在你们在位的时候一定要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这是帮你们自己的忙和子孙后代。就象何清涟讲的，现在的官员是最不负责任的。都不想你再干那么四年八年，为什么不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你要平反六四，你这样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包括你自己，你不要等到象朱胜文这样政治斗争失败了，被殴打才去上访，才留恋过去失去的时光。

记者：希望中国的高官能够听到您这番肺腑之言。

姜：但愿吧。

记者：不过有报道说薄熙来对您还是咬牙切齿，甚至后悔他当年没把您给做了，有这回事儿吗？

焦：这个我不能证实，为什么呢？我是一个记者，我看到这些报道了，记者秉持的就是真实客观，他们专案组我接触了很多人，他本人我也接触过，没有听说他想把我杀死，但是他肯定是不舒服。因为什么呢？大部分人都是歌功颂德嘛，薄市长、薄省长您如何如何好，长久下去，他这个本身来讲都昏昏然，没有忧患意识。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讲这样的话。

记者：不过您现在到了自由世界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他可能更觉得危险很大。

姜：这个是这样，每个人他有些东西是他自己不能左右的，个人的主观愿望不一定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出走这个经过，我认为有必然性。有什么必然性呢？就是跟中国目前这个政治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跟很多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主要是东北的打过交道，有一些人私下谈论的时候思想很开放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人，象我刚才讲到的，很有良知的，在他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也希望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他只不过是不会这样讲，他会做。那么，他做了中国的政策就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就有利于我们发展。

记者：以您的了解中国体制内有多少掌握权力的体制内官员有这样的想法？

姜：我想最起码有三分之一。我这里可以给你透露一个信息，1998年当时和我们报社的两位领导到省里去拜访闻世震省长的，当时他是一省的省委书记，叫地方大员吧，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先聊天，他就讲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有些人不信马列，信佛教也很好嘛，总比没有信仰好哇’。我们听了当时很惊讶。就是说在我们高级领导干部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比如说闻世震还提出什么观点呢，他亲自给我们讲，他说也欢迎海外媒体对我们进行监督。但是你看中国安全部的法律，你给境外报纸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是犯罪的。但他认为，而且他把他这个观点作为一个正式文本发表在辽宁日报上，有一段‘欢迎媒体批评，包括海外媒体的批评’。

记者：我希望能够亲自去采访他。

姜：他现在已经退下来，现在是人大经济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我认为他在中国的官员当中比较开明。

记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象他这样的官员。

姜：所以我和有些海外出来的人士的有些观点不同，就是说我不一概否定共产党所有的官员都不好，我认为那样对我们记者来讲，从我们眼里看到的不是那个事实，大部分是比较昏庸、比较专制、是腐败的，但是有一部分还是不错的。包括赵紫阳、胡耀邦不是很好吗，对吧？地方有很多官员没有名也是很开明的。

记者：所以就是希望那些比较开明的人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之内还能够有生存的空间。

姜：所以我就想通过我们的宣传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活动能够给体制内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一个回旋的余地。

我看到海外的一些报道，骂的很多，一再地贬低人家，话讲得很蛮，而且很血腥。有一些我认为不符合事实。官员当中应该讲有的还是不错的。我们怎么能够秉持一种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冷静、客观的观点，而且跳出个人的恩怨，比如说我坐牢，我不能说。我就遇到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就说移植器官，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你看到过没有？我说我确实没有看到，他感到很惊讶，他认为象我应该说看到了，或者是应该编一些故事。我不喜欢编故事，我是一个记者，我秉持这种客观、公正、理性和善意。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不要动乱，希望中国和平民主地转型，渐进走向一个法制的国家。

记者：从您的谈话的内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您是非常诚恳非常准确地根据事实报道新闻，因此我也很想证实一下在您的笔下描述出来的那些腐败现象，有些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官员说你在造谣，有一部分读者也认为恐怕太夸张了吧，但是从您的谈话我是明显感觉出来，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记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确认您写出来的文章中的那些行径都确实存在，是真的？

姜：可以，没有问题！

记者：可以，绝对没有问题，薄熙来真的有二十多个情人？

姜：不是，薄熙来没有。你看到的报道是大庆市的一个副市长，叫钱棣华，他有二十多个。有二十多个情妇、几十个情妇的这种官员在中国是很平常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或条件回国？

记者：我去年在中国采访了北京奥运。

姜：但是你到了北京奥运，我想你接触的面可能比较窄！它可能对你的采访有限制，因为你太有名，对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深入基层去看吧，官员养几个情妇的事极其平常。官员互相之间情妇是公开的！而且说我们这不是腐败，我们是热爱生活。这很正常，吃饭的时候会说这是我的小妹妹。

记者：在你的笔下，薄熙来也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

姜：是的，我认为他是一个表演时代当中的标准的演员。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小例子。我见到过牡丹江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在服装节的时候和我在一起，很好的一个人。他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就被派到大连去采访。他就去早上的菜市场去采访，采访菜的事情。当时菜运输问题老百姓有意见，他当时见到菜农就谈话，问老百姓的疾苦。他认为他做的很对，这个时候刚好薄熙来也来视察，他就请薄熙来也来谈几句话。他认为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新闻。等到回到台里的时候，台里人就告诉他你赶快回北京。薄市长给你好一顿骂，叫你赶快滚！他就特别惊讶，他跟我讲，他说‘姜记者没想到，他如果对我不满他就应该当时显出来，那你才是个真实的人。我不是说人家一定要高兴，对吧？’你批评人家，人家不高兴也很正常，但是你人格不要分裂。他当时说你说的对，老百姓就应该解决，还表扬他。等到回去之后台里告诉他要把他赶出去，走之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这个人是个伪君子。我能举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能举很多很多例子。这个人，他的危害性是太具有欺骗性了，他长得很潇洒，妙语连珠，口若悬河，非常有才华，应该这样讲。但是看人不要看他讲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我还给你举一个例子，他80年代的时候在金州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上面的领导来查看优秀教师的情况，他赶快就去优秀教师家里放上彩电、冰箱、沙发什么的都武装上去，因为那个教师很贫穷，50多岁，生活很贫困。他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搞一套假的东西，什么冰箱、沙发、彩电，地毯都整的挺好，等人家一走，他就把这些东西全收走了。收走了当时那个教师就倒在地上哭，他就说好，留下沙发吧。很多记者都在场。

记者：在记者面前也这样？

姜：就是，他根本不当回事情。还有加拿大宗家理事会到大连去搞一个活动，在市政厅里放一个录像，放大连的街景和城市建设的变化，我当时和大连日报的记者在场，这时候加拿大代表团的人还没有来，他就事先把这个录像演示一遍，在放的过程当中那个录像倒过来了，他就暴跳如雷，把那个放录像的人骂得很难听，确实和他在公开场合所表现的截然不同。那就是表演时代。我们怎么能需要这样的官员呢？对不对。

记者：更有甚之，您也提出来，他用国安机器来打击他的对手。

姜：这个非常可怕，我最近在《开放》、《北京之春》、《争鸣》特别是《前哨》，我发表了很多文章，揭露他在用国家机器，用非法的手段来打击他的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打击政敌是在90年代末，在95年以后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我被捕之前，十几起大的案件，这个你可以看我在《北京之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讲到了几个典型的案例，表面你看这些案例它都有冠冕堂皇的一个幌子，但实际上他险恶的用心就是要打击政敌。国家安全局的任务是反间谍机构，他让当年给他做饭的一个厨师当了安全局长，然后让这个安全局长去监控自己的政敌。本身这些手段就是违法的。

记者：你现在到海外之后还打算继续进行这种揭发中国腐败问题的工作吗？

焦：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因为来到海外以后，我刚才谈到了需要学习，需要冷静下来，包括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换一个角度可能更清醒。这种对腐败的揭露还会继续。但是可能要深层次的分析，要研究。

记者：中国新闻记者的工作环境确实很困难，我们从很多位揭发腐败的记者受到的严厉惩治就可以感受到，中国新闻记者要真的做一个好记者的话，要负担很大的压力的。可不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首先您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些一般人不容易接触到的信息？另外，您在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背负到什么样的包袱？您感觉到您的危险存在吗？

姜：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来到加拿大之后有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诗人提出来说，你在体制内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你为什么要舍弃那个优越的条件去写他们呢？我给你讲，这主要是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童年的生活很苦，爸爸妈妈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后来读书、下乡、上大学，我们读的那些书，受的那些教育读的那些书，就告诉我们要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不能做一个表演的人，要做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人，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中毒深。]另外你刚才讲到新闻来源，这都是在平时的生活里方方面面，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道听途说，听到一个事情就认为是这样，我们要小心考证。因为国内设置了很多障碍，非常危险，冒着风险，所以在采访过程当中非常小心，而且要反复求证。不能说有人这样讲你就信了，但也不能说他讲了你就相信。你要仔细思索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有可能是错的。这样才能写出比较有分量的东西。正因为这个东西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才那么恐惧，那么仇恨。如果你是造谣，他起诉你诽谤就完事儿了，很简单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用国家机器把你抓起来，要叫你闭嘴呢？我们有些记者，我看了你们的报道，一个叫王有琴的到临沂去见陈光诚的太太，安抚她两句都被村里的村霸打出村庄，它为什么这么恐惧呢？包括一个叫陈元的在湖南，为什么那么恐惧？就是因为你的那些和我们那些报道击中了他的要害。它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倒不怕你从理论上去讲什么一党执政，威权统治理论论证，它不怕你去论证，反正没有涉及到他的个人利益。所以你看到受到严重迫害的主要是这些揭露腐败的记者，越具体越可怕。

记者：对他的伤害越大。

姜：象高勤荣，师涛，他给高勤荣下了三个罪名，什么罪名都加上了，你可以看到在中国，新闻职业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其高风险的程度怎么都难以想象，现在越来越多。

记者：您当时写文章也感觉到可能有这种后果吗？

焦：我感觉到了，想到了这个后果，严重的后果。但是我想别无选择，因为社会的进步总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我的想法是要忍耐但是不能等待。忍耐是说你要对这个社会要有谨慎的乐观，它会进步、会发展，腐败一定会被遏制。但是我们不能人人都在等待，等待天上掉馅饼，等待它自己倒台，不会的。腐败就是你揭露一些总是比不揭露要好嘛。你象那个躲猫猫事件，还有现在逐步发生的一些事件，只要你把它披露了比不披露要好。只要我们努力了就是要好，你比如说，我的报道，尤其在大连我了解薄熙来，非常了解，老百姓的我也听到很多，我对他的揭露使他上升的趋势受到了阻碍。

记者：还有很大的作用。

姜：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比如说他在十七大的时候他想上，但是却落马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层的政治斗争可以拿着你这个做筹码。比如说有个人不一定同情你，但是他也看不上他，他就说‘你看老百姓对他反应很大，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议论报道，形象不好’。他在政治当中失利了，这个东西显示的作用就特别大。这主要是政治体制决定的，因为是一党专政。

记者：听说他现在面临调查，有这回事儿吗？

姜：是在调查他，因为不光是我的报道，大连很多人都在告他，因为他有问题嘛。

记者：他到重庆了现在。

姜：到了重庆人家也不会放过他。因为你到重庆去，但是你做的那些事情伤害了那些人，你那些事情老百姓永远不能忘记，他怎么能忘记呢？他在那里当政的时候，当地的媒体都是歌功颂德，包括他的脚印都落在海边，搞了一个雕塑，那个雕塑上有几百个人的脚印永远刻在那个上面的，铜的脚印就是他的，你可以看那个百年成雕嘛。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老百姓的民心是不可辱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以为你离开这个城市就可以结束吗？不能结束的。所以，香港一个杂志的一个同行写了一篇文章说‘姜维平的报道是薄熙来挥之不去的幽灵’，的确是这样的。

记者：难怪他很想把你做了。不过您为了您这个工作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在牢里呆了五年零一个月。我知道您在牢里也是受了很大的折磨。能不能描述一下您的牢狱生活？

姜：我坐牢是五年零一个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0年12月4日到2003年2月20日。我在看守所里面，我经历了三个看守所，第一个是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第二是大连开发区看守所，第三个是大连看守所，也就是说有部队的，还有市的看守所，还有区里一级的看守所。仿佛就象是让我采访一样，各个层次的都让我去。最有趣的是第一个看守所的部队就是薄熙来秘书当年所在的部队。我不是部队的，我是地方的犯人，如果我是犯罪分子的话他应该把我送到地方看守所，他竞然把我送到部队看守所，这本身就是违反国家规定的，我不是部队里面的犯罪嫌疑人嘛，对吧？他为了封锁消息，把我押在他的前秘书车克民，也就是安全局局长服兵役的兵营里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心里虚不虚，他是不是伪君子？如果你真有罪，那就送到地方看守所去搞，对不对？

记者：所以他笃定是要把你封住。

姜：对，是要封住。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3月20号以后到2006年1月份那就是我在监狱服刑。我们叫投劳，投入劳动改造，两个监狱，瓦房店监狱和大连南关岭监狱。从看守所来看最黑暗的应该是大连开发区看守所，我现在读到了很多关于看守所里面打死人致伤致残的事情，应当讲我相信这些报道，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也看到过，听到过。他们对我来讲，因为我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在坐牢后不久就被海外做了报道，当时香港的亚洲周刊有一个记者叫王建民，我非常感谢他，他第一个报道了我的消息，使我这个由秘密案件变成了公开案件。变成公开案件之后在阳光下操作，官员的伪善这一面可以讲是降低了对你的打压。所以，我的处境总体上来讲还是改善了一些，整体上对我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我出来之后看到他们对高智晟的那种折磨，那种折磨我良心地讲我没有经历过，我很幸运。但是我相信那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记者：您有目睹一些其他人？

姜：看守所里面的牢头狱霸殴打犯人的事情，这种事情我看得太多太多，家常便饭，每一两天都有的。我的隔壁也有被打死的。这是我在大连一个看守所，我的旁边房间就有被打死的，牢头狱霸打群架打死的。但是在我这个房间，在我眼下发生的，没有过。

我再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说那里也经常打击牢头狱霸，他也搞专项整治，就是这个时期，这一个月来不许打人骂人，警察也抓那些牢头狱霸。抓了牢头狱霸以后，你比如说他打人了，他就把你放到一个大筐里，让两个杂役抬着他在走廊里面一个房间一放，在那里殴打，很有趣。我当时在姚家看守所的时候关在5-13，就是五楼十三号。两个杂役用一个扁担挑一个大筐子，殴打别人的牢头狱霸坐在大筐子里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打他三扁担，走廊特别长，很多犯人都是幸灾乐祸的，希望看到他挨打，打的时候把屁股露出来，趴下来，然后用扁担狠狠打，因为打了很多房间，等到了5-12的时候就皮开肉绽了，那就是很难看、很惨的。

我们房间的希望他到我们门前再打他，他打之前要讲话，他要问为什么打你？他就要说‘我是牢头狱霸，叫什么名字，我该打’，就打三扁担，结果打到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跳过我的房间了，为什么？这个警察就说‘这里押的是记者，算了，别叫5-13将来给报道了’。然后我们房间里面的狱友就说我‘老姜，就因为你，没看到热闹。’我记得特别清楚，打的时候特别可笑，打完了之后他要喊‘谢谢政府’。

记者：让人想到文革那时候的情景。

姜：所以我写的一篇传记里头有这个情节，看了之后让人哭笑不得，很悲伤，因为他本身就是打人嘛，然后再打他。

记者：这种手法好像太原始了一点。

姜：是的，非常原始。人到了监狱之后完全变成了生活的弱者了。完全就象是案板上的鱼，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打人家，这确实说不过去。

记者：我能不能请你谈一下您在狱中经历的强制劳动的情形?更否更深入的描述一下？

姜：因为这些关于劳动的事情，海外有很多报道，他这个劳动是这样，就是每一个监狱都是一个劳动生产单位，一个经济实体。而且在一个院子里面，比如说你有五千犯人可能有几百个企业在里面，大大小小的，一般来说，这些生产都是手工操作的。就是说适合在房内来做的，比如说做圣诞树、牙签、鞭炮、餐盒、纸袋、手袋等等，这种情况非常多。就是基层那种实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包括警察，他可以承包，承包这个小队，比如说这个小队有20个犯人就是无偿给他劳动。然后他拿着这个再搞什么生意。这种交易是比较黑暗的，应该讲很残忍、很苦的。我最长的生产，我在体力劳动受到最大的折磨的时候是在大连瓦房店监狱，就是2003年的2月20日一直到5月份，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每一天我不停地劳动。那时候劳动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5点钟就要到一个大厅里面坐着劳动，然后到晚上10点钟。那段时间应该讲是非常痛苦的。后来我到了南关岭监狱的时候又劳动了一个月，他叫培训，然后我就当了事务犯，就是监狱里管理犯人的那种，实际上也是监控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个政治犯，又比较有名，他就让我在一个大楼里面，象一个传达室一样，你坐在里面。叫监督岗，人从我门前走过，可以监督我，然后让我管理他们，就是制造矛盾，也便于对我监督管理和监控。那个时候我脱离了这个苦命。我可以读书，包括我可以听短波收音机。那个时候从2006年的6月26号开始到我被释放，我始终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他们都不知道的。

记者：真的？也听我们的节目吗？

姜：听的，包括你当时采访李敖，我是非常详细地收听的。

记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教？

姜：我觉得自由亚洲电台信息面比较大，比较有深度。它侧重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对鼓舞民主的一些人士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客气地讲，我的判断可能拥有的最多的听众可能是囚徒。为什么是囚犯？我刚才和你们的总编也谈到，一个是他们有时间，在那里的时间很充足。第二个有条件，为什么呢？因为狱警他也腐败呀。你给他点好处，他就给你买收音机，很简单嘛，他要没收，没收那个部门就归我们来负责，放在我们那儿的，一大筐子都是半导体收音机，德生牌的短波。第三是囚犯是社会最底层的，切肤之痛，对社会的这些是感同身受的，所以他用心去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监狱都很偏僻，没有干扰，非常清晰。所以，那时候信息并不闭塞。什么都知道。

记者：其实我们也感觉到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克服千辛万苦收听我们的节目、打电话给我们。

姜：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途径获得真实的声音，他心里有怨恨、有些想法向哪里说？很多很多我都可以写，这方面到时候我可以在我的那本书里有详细的描述。

记者：您刚才提到您也曾经做过体力劳动，能不能描述一下有没有任何产品是我们可以认得出来是狱中劳役制造的？

姜：这些产品比如说餐盒，在飞机上空姐给你的那个餐盒基本上都是监狱生产的。为什么呢？看守所很多、监狱很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些生意，由手工来操作，由于卫生条件很差，因为在监狱里，有的时候没有水，种种原因卫生条件很差，所以在生产过程当中，质量是令人堪忧，难以想象的。

记者：是拿来让我们吃饭用的。

姜：所以我坐飞机的时候餐盒上来的时候我心里都是很不舒服的。还有海带，海带中间带一个结子，海带放在餐盘里，他端上来你看很漂亮，实际上是垃圾，它在海边，人家丢掉的一些垃圾，他用一车拉过来，然后给犯人，犯人在里面选，当我们选这些垃圾的时候我们经常选出卫生巾。我们选的太多了，粪便都有的，我们就是选其中好一点的，因为海带叶子很大，即使腐烂，中间的部分还是比较好，就把这个好部分的剪下来打个结，水一冲漂漂亮亮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不吃海带结。

记者：搞得以后我们也不要吃了。

姜：这种情节很悲伤，而且，我们有一个犯人他就很仇恨，我们人人身上都长虱子，他就把一个虱子夹在海带结里头。

记者：这些产品都通过普通的渠道和其他的正当的产品一起出口吗？

姜：我不知道是否出口。至少我在中国市场看到有很多卖的，到了商场一看海带结，我就明白了，他打的那种结的风格方式，我可以肯定大连海带结有很多是瓦房店监狱生产的。因为犯人很多，几千名犯人，他们每天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就象教室一样，盘腿坐在那里，从早坐到晚上，从早上5、6点开始到晚上10点钟，晚上休息的时候，回来了，没有完成任务的就写在板上，谁没有完成任务，就在前面站成一排，他就开始殴打，打的时候不是警察打他们，我没有看到警察直接打，牢头狱霸打。比如我所在的房间是瓦房店监狱一监，它的班长叫大坐班，它三个班长，一个大坐班，两个副手，都是打手，就让这些人站成一排在前面，谁没有完成任务就殴打他们。

记者：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吗？

姜：是普遍存在的，每个房间都是这样。我目击了很多，但是有一点，对我他不殴打，因为警察告诉他姜维平可以没有任务但是必须劳改，就是我必须不停地做，但是我没有任务。他没有殴打我，他让我看，看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做这个工作，他们那么苦，那么不公平，我不能帮助他们，我也很悲伤，但是没有办法。当时那个条件，我只能保护我自己，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保持沉默吧。但是我很悲伤。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要改进它。所以，这些坐班都是些十恶不赦的，他们本身就是重案犯，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判了十几年。到了里面天天打人，就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关系，送礼买了一个大坐班。

记者：其实强迫劳动是违反国际法的。

姜：是的。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太多了。我过去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是谴责我们没有人权。因为那个时候我参观过很多监狱，都是让我看光明的一面。我到大庆监狱去过，我到瓦房店监狱去过，但是当我真正变成一个犯人的时候，看到真实的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要谴责我们？的确要谴责，因为谴责给你施加压力，也是一种制约。让你在做坏事的时候有所顾虑。

记者：中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地杜绝腐败，才能够杜绝这些不法行为？

姜：“我思考了很久，在监狱里想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日夜都不能休息，我在苦苦思索怎么能够使中国进步和改变。我们付出这么多的牺牲和代价，为什么这个超稳定的系统还在这样运作下去？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我也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素质包括我们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和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有了钱，但不抓教育，我认为它是有意的。为什么呢？它就愿意愚民政策，让你不知道，封锁消息。让你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与外界隔绝，然后洗脑，让你说谎话。一个是强权，一个是谎言，两手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造成这些社会的弊端。黑暗面、阴暗的东西、腐败、贪婪越演越烈。正因为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慢慢推动它。现在互联网也好，广播也好对社会的进步应该讲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可忽视，有些事情，尤其是网络。这就主要表现在人和自然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比较开明，突发事件、地震、洪水。因为这个不危害共产党的统治，在人和人的矛盾发生的时候、人和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是一步都不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认为这个危害到了它的统治。所以它现在有个前提，我可以让你赚钱，不择手段地赚钱，你可以充分地表演、发财，但是你不能挑战我的强权。这是主要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体制内其实有改革思想的人占了三分之一，您认为中共这样的形势的政权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姜：我不是预言家，我是一个记者。我想从总的趋势来讲整个世界，这个社会还是要前进。比如说现在基层的民主选举，它那个方向的发展，还是在逐步提升这个层次，现在不是村长可以直选了，对吧？以后乡长、镇长、县长，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它会设计障碍，让民主进程延长，它自己的寿命延长，它会采取各种理由，比如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呀，国民素质不够呀，再过100年、200年呀。它用这种方法能混一天算一天。但是这个趋势，普世价值，这种民主、法制、宪政谁都不能改变。象现在的共产极权的国家在全世界已经没几个了，对吧？还有古巴、中国是最大的，最后一个堡垒。这个趋势不会变，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地长。这个长的过程当中也不排除矛盾的积累在某一个点上会发生变化，就会很快坍塌。这里面的不可预见因素太多了。为什么呢？尤其是今年，我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重要节日交替和重叠使他们很恐慌，而且更重要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群体性事件，说白了就是群众起义、人民起义遍地都是，从瓮安、陇南事件一直发展到了在重庆公开抢抢，为什么发生在重庆？就是因为薄熙来是个非常典型的官员，他那套政策最能激发这种矛盾，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并不是对他有个人看法，为什么发生在他那个地方？他那个地方最近出了很多事情。又是工人、又是三峡移民，又是抢枪的事件，已经公开地抢夺解放军的枪支了。枪支是故事的开始，不是偶然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必然的因素。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问责问到了哪一级？》，其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的因素，为什么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因为你要承认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老百姓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一些切身的实惠，对吧。你要承认在经济，银行、金融各方面比美国还要好。由于老百姓的忍耐精神特别强烈，承受力特别强。他们只要能给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反。所以，我估计这个也不要盲目乐观，会一夜间改变，要谨慎的乐观，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长期地去推动它，要前进，但是也不能等待，不能说反正它很强大，我们就等待，不要这样。

记者：就是因为最近您刚才说的很多节日交替的时候，民主墙30周年、天安门20周年，很多很多这种纪念活动，西方媒体也会特别提到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有更大的群众运动？

姜：我前天参加司徒华到多伦多搞的一个活动，他就谈到他有预测，他很乐观，他说大概在2012年。他认为再过几年就可以怎么样。我想我不是预言家，我是记者，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和目光，但是我想这个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每个人都要努力。你象六四20周年他们分外地恐惧。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变化，出口减少、下岗多、两千五百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五、六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他们最恐惧的。因为它以前的王牌就是我经济上好，我让你吃饱，当然吃饱了老百姓就不会造反，这个很正常，因为一般的人都是满足于物质的要求，对吧？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发生变化，又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撕裂状态，这个口子很大。它就很可能在这个口子里沉没，所以它今年的打压最强烈。包括对刘晓波、胡佳等等，最近抓了很多。有的时候你刚看到一个名字又看到一个比他抓得还要严重的名字。这就说明它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希望社会动乱，我的想法是国家千万不要动乱，但是必须努力。我们尽快民主转型，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当机立断，推动中国的民主。推动民主从六四开始，这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这个伤口很大，而且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对吧？通过平反六四来把中国深层次的矛盾一下把它解决，中国不会乱，你比如说民主我们可以用村一级尽快到县一级，然后法治，独立的媒体，同时要有独立的司法系统，然后开放党禁和报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这样你共产党可以不倒台，你可以竞选，老百姓如果选你，你再做嘛。象台湾这样，国民党百年老店倒掉，最后不是重新东山再起吗？民主的好处就是说不是要推翻你，是给你机会，让你平等竞争。

记者：好的，在您这种恳切的呼声中，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官员也能够听一听您的建议，好，非常谢谢您。

姜：谢谢。

有这样的卫生部长，贵国人民要多幸福有多幸福。

为什么不派他率领全国坐台名医携带八角茴香去墨西哥猪场作法度人呢？

卫生部长介绍防猪流感良方：八角茴香煮猪肉

2009年04月30日16:44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人民网北京4月30日电（记者 方华明） 今日15时卫生部、质检总局和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卫生部长陈竺在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预防猪流感的一剂良方。

　　陈竺说，今天中午我在卫生部食堂吃的饭里面就有两个菜是有猪肉的，所以卫生部的同志们都在吃猪肉。记得在禽流感发生的时候，“China Daily”有一幅漫画，说最好的对付禽流感药方，就是把一只鸡和一个八角茴香炖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子。为什么？因为达菲的原料莽草酸主要就在八角茴香里面，我们可以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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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推荐中药治疗猪流感把国格都侮辱了

　　作者：王澄

　　广东的中医在完全没有见过猪流感的情况下瞎编出抗猪流感的中药方，最可怕的是卫生部也在没有见过猪流感的国情下向全国人民推荐中药方。（2009年4月29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人感染猪流感诊疗方案(2009版)》的通知）我从猪流感在墨西哥爆发一开始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可能流行情况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态度。“据中通社武汉二十八日消息：正当猪流感疫情引发世人恐慌之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二十七日向媒体披露，华中农业大学早已研製出猪流感疫苗，现尚待国家有关部门验收发文。”而WHO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对于这个消息理都没理会，全当没有这回事。

　　5月1日美国的报道说，But it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before the first pilot lots begin required human testing to ensure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f all goes well, broader production could start in the fall.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才能获得第一批试用（抗猪病毒）疫苗供人体安全和有效性实验。如果成功，大众使用将在秋季开始。”

　　科学家现在开始担心这个猪流感会在今年秋天卷土重来，所以美国想要生产6亿支疫苗。很明显，美国看到了这个“灾害商机”，美国只有3亿人，又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打，为什么要生产6亿支？就是准备向全世界出售，很可能国际上的订单都已经到了美国生物制品厂商手里。中国院士陈焕春说他（比美国提前半年）已经研制出来了疫苗，却没人过问和订货，区别就在于公信力。我在西方看得很清楚，中国医疗界的落后和中国人说谎在国际上路人皆知。当今的世界，如果中国人不说谎就没有说谎的民族了；如果中国卫生部不说谎，世界上就没有说谎的卫生部了，这已经是国际常识了。萨斯的时候不是中国的院士说病原是支原体吗？事后中国官方强迫大家接受“中药可以治疗萨斯”，国际上只好假装没有听到。这次更绝，中国居然在没有遇到猪流感病人的情况下就发明出能够治疗猪流感的中药方，并经国家卫生部推荐，还能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吗？从古到今，从西到中，全世界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的卫生部会说谎，这下让全世界人民开开眼。

　　胡锦涛跟墨西哥领导人说，“在这次抗击猪流感的工作中，我们愿意向你们提供帮助”，我听了都脸红，不知道胡锦涛要拿什么东西去帮助墨西哥，假药？

　　附录: 1
　　5月1日最新消息: 中国疾控中心并表示,用于生产针对此次人感染H1N1A型流感病毒疫苗的毒株,预计将在5月中旬送抵中国,中国制造的疫苗预计最快可在三个月后问世.

　　附录: 2
　　2009年5月1日早晨4时的报道
　　Vaccine promised as U.S. swine flu cases pass 100

　　U.S. authorities are pledging to eventually produce enough swine flu vaccine for everyone but the shots couldn't begin until fall at the earliest.

　　Worries abou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mounted Thursday as the nation's swine flu caseload passed 100, and nearly 300 schools closed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Federal officials had to spend much of the day reassuring the public it's still safe to fly and rid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ft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he wouldn't recommend it to his family.

　　Scientists were racing to prepare the key ingredient to make a vaccine against the never-before-seen flu strain — if it's ultimately needed. But it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before the first pilot lots begin required human testing to ensure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f all goes well, broader production could start in the fall.

　　"We think 600 million doses is achievable in a six-month time frame" from that fall start,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ssistant Secretary Craig Vanderwagen told lawmakers.

　　"I don't want anybody to have false expectations. The science is
challenging here," Vanderwagen told reporters. "Production can be done, robust production capacity is there. It's a question of can we get the science worked on the specifics of this vaccine."

　　Until a vaccine is ready, the government has stockpiled anti-viral medications that can ease flu symptoms or help prevent infection. The medicines are proving effective.

　　Reassurances from top health officials didn't stop the questions from coming.

　　An estimated 12,000 people logged onto a Webcast where the government's top emergency officials sought to cut confusion by answering questions straight from the public: Can a factory worker handling parts from Mexico catch the virus? No. Can pets get it? No.

　　And is washing hands or using those alcohol-based hand gels best? Washing well enough is the real issue, answered Dr. Richard Besser, acting chief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e keeps hand gel in his pocket for between-washings but also suggested that people sing "Happy Birthday" as they wash their hands to make sure they've washed long enough to get rid of germs.

　　Although it is safe to fly, anyone with flu-like symptoms shouldn't be traveling anywhere, unless they need to seek medical care.

　　The swine flu outbreak penetrated over a dozen states and even touched the White House, which disclosed that an aide to Energy Secretary Steven Chu apparently got sick helping arrange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recent trip to Mexico but that the aide did not fly on Air Force One and never posed a risk to the president.

　　So far U.S. cases are mostly fairly mild with one death, a Mexican toddler who visited Texas with his family — unlike in Mexico where more than 160 suspected deaths have been reported. Most of the U.S. cases so far haven't needed a doctor's care, officials said.

　　Still, the U.S. is taking extraordinary precautions — including shipping millions of doses of anti-flu drugs to states in case they're need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warning of an imminent pandemic because scientists cannot predict what a brand-new virus might do. A key concern is whether this spring outbreak will resurge in the fall.

　　The CDC confirmed 109 cases Thursday, and state officials confirm 22 more. Cases now are confirmed in New York, Texas, California, South Carolina, Kansas, Massachusetts, Indiana, Ohio, Arizona, Michigan, Nevada, New Jersey, Delaware, Maine, Colorado, Georgia and Minnesota.

(XYS200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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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部长八角茴香煮猪肉对付猪流感良方并非无鸡之谈

　　作者：Yush

　　而是由来已久。

　　陈竺：

　　引用：

　　记得在禽流感发生的时候，“China Daily”有一幅漫画，说最好的对付禽流感药方，就是把一只鸡和一个八角茴香炖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子。为什么？因为达菲的原料莽草酸主要就在八角茴香里面，所以我补充高部长的话，我们可以把猪肉和八角茴香煮在一起，肯定是一剂良方。

　　当年八角茴香炖鸡对付禽流感，China Daily有评论（那幅漫画可能就是配此评论的），抱怨科学家们不解释此良方是否doable：

　　引用：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5-10/31/content_536881.htm

　　But since it has been known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the raw Star Aniseeds have a curing effect, and that any short, if not hasty, attempts to make modern medicines would involve untold hazards, a safer way to use them might just be to use them without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s a herb or as a spice.

　　However, what a pity that today there is not a single modern scientist to tell us whether this is doable - when many Chinese, having got the information that I got, are doing it anyway.

　　If it is doable, having a daily pot of stewed chicken (but never a sick one) spiced with Star Aniseeds would be a much tastier, and more affordable alternative for a developing society.

　　And any country can import some seeds of the plant, or order some shipments of the dried fruits from China. They will never cost a king's ransom.

　　(China Daily 10/31/2005 page4)

　　China Daily竟然说中医未用过八角茴香治流感：

　　引用：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11/02/content_489694.htm

　　Despite its new fame as the key ingredient of Tamiflu, star anise has rarely been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flu. But in some Tibetan prescriptions, the star anise is used to cure influenza.

　　后有瑞士专家、钟南山院士等危言耸听，说八角茴香防禽流感无效反而会导致中毒：

　　引用：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1/10/content_3760058.htm

　　瑞士专家警告过量食用八角茴香可能导致中毒

　　专家警告说，吃八角不能直接预防流感，日常饮食中盲目过量食用八角反而会导致中毒。

　　达菲是一种常规抗流感药物，动物实验显示它对Ｈ５Ｎ１型禽流感病毒有抑制效力。达菲共有１２道生产工序，最初是从八角茴香中提取莽草酸。这一消息使不少人误以为日常饮食中多吃八角也可预防禽流感，甚至出现了抢购八角的风潮。

　　专家对此评价说，并不是将八角煎汁服用就可抗击禽流感。一般来说，八角在烹饪过程中产生莽草酸的几率不大。另外，八角茴香中含有黄樟醚，过量食用可能导致中毒

NHK殖民台湾史特别节目余波荡漾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2日专电）「日本放送协会（NHK）」上个月播放日本统治台湾那段历史的特别节目遭到许多人士持续抗议，有日本民间团体预定5月中旬举行一场大型讨论和抗议集会。

「日本李登辉之友会」事务局长柚原正敬今天对中央社记者表示，有关4月5日播放的特别节目「亚洲的『一等国』」报导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台湾的内容，该会认为报导偏颇，两度要求NHK做回应，但未获正面回应。

他说，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升一、旅日的台湾人林建良等人将在东京涩谷举行一场集会，会场大约可容纳300人，集会之后，可能会前往东京NHK电视台抗议。

他说，台湾被日本殖民时期受到歧视，战争给台湾人留下深深伤痕，这些只要是熟悉台湾的人士都很清楚，但台湾人对于日本统治时期也有些正面评价，NHK不应刻意未提，释出「台湾人反日」的错误讯息。

NHK的特别节目名为「日本登场系列报导」，因今年适逢横滨开港150周年，节目主要在回顾日本登上世界舞台的150年大事记。第一回题目是「亚洲的『一等国』」，报导日本最初的殖民地─台湾。

NHK的「日本登场系列报导」预定明天播出第二集「天皇与宪法」。第一集播出后，遭到许多台日人士抗议，前「文艺春秋」总编辑在报上指「NHK何时成了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另有人表示，该节目是在「离间台日关系」。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最大派阀町村派开总会时，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前外相町村信孝都说，看了有关第一集日本统治台湾的报导，都觉得「怪怪的」。

多次在该节目出现的87岁台湾人柯德三今天接受中央社越洋电话采访时表示，NHK只采用他批评日本的那一部份，没有提及他肯定的那一部份，导致外界误解，他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他说自己非「亲日派」或「反日派」，而是「知日派」，他知道日本的左、右派之争，并认为这次受访被利用来当成左右派斗争的工具。

他表示，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人确实受到歧视，这让他很愤慨。他同时也对NHK记者说，日本像是母亲一样，教育他24年，所以他日文讲得好，进到好的大学，还当上医师，为民服务。

柯德三于4年前曾在东京出版一本书，名为「母国是日本，祖国是台湾」。不过，他认为，殖民统治好的一面，被统治者可以做评价，但统治者没资格说自己做了多少好事。

他说，最不满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了，就把台湾这个「养子」丢出去不管，连要送给谁，也不说清楚。他认为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之后再让台湾人做选择。

对于NHK特别节目编辑不妥之处，譬如节目以一张原住民照片标题写「人间动物园」、用「日台战争」一词等，节目中登场的其他几位人士都说要提出抗议，但他本身不想抗议。

他很无奈地说，现在的日本政府、日本人和部分台湾人都一样，为了经贸利益，都很在意中国。

柯德三就读的旧制「台北第一中学」（现在的建国中学）成立了一个「丽正会」校友会，他是台湾分会的会长。台湾分会每季集会，下一次是六月。

两年前在东京举行最后一场大型校友会时，现场将近300人，其中5位台湾人，分别来自台湾与美国，还到台上接受鼓掌。闭幕前，唱出校歌「浩荡万里大瀛之碧澜高击处，常夏浓绿飘香之我高砂，乃大八洲日本国南方之重镇…」时，许多人都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