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信仁义”的手迹

同情心是万恶之源。
把同情心、恻隐之心、“血性”之类动物本能当作道德，甚至当作善的根源，当作考核他人“良心”的指标，是动物世界般的不文明古国的专利。看样子“文革”还会来，不过得等教会垮了后。



特稿：“不捐款的，希望他们辞职”

多维社记者蒋绍峰编译报导

美国麦克拉齐报6月6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在一些公司里，老板们已经把捐款雇员和捐款数额都列了出来，并张榜公布。可见施加的压力是极高的。

深圳神舟电脑公司(Hasee)董事长吴海军(音译)已向公司1%未捐款的雇员发出一份通告，称他们是“冷血”，“我们希望他们从公司滚蛋。”

文章指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四川发生大地震后，都慷慨解囊，自愿捐款。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从国内外收到63亿美元的救济捐款。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涌进灾区提供援助，另有数百万人参加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救援行动。

单位组织捐款

一些社会科学家已把这种现象描绘成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称这显示出个人同情和慷慨给予都得到提升。

“对公民社会而言，这是个好消息。人们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学者贾西津(音译)说。

麦克拉齐报说，不过，针对一些公司管理层和级别较低的政府官员纷纷要求捐款的热情，已经引发了不少的抱怨。在展示慷慨方面所感受到的压力，已让一些在华外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害怕，如果他们不被视为慷慨捐款的模范，就有可能成为遭到抵制的目标。

甚至一些驻华外交官也透露，中国外交部正为救灾捐款向他们施加压力。一位欧洲外交官指出，很明显，中国一直都在“评比”每个国家都捐出多少。

文章称，前文提到的深圳神舟电脑董事长吴海军的“滚蛋”言论　，已在互联网上引起一片欢呼声，但也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多维社检索到吴海军5月17日向全体雇员发布的“亲笔指令”：

“需要张榜公布，忠信仁义是我司的企业文化，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行动中，99%的员工体现了爱心，符合公司的文化，但还有1%的冷血混在我司，对他们我们不去指责，但希望他们离职，我们公司不需要这样的员工。另外虽然捐了点小款，但又心有不甘背后议论废话一堆的人渣，也请一并滚蛋。”

吴海军的言论受到大部分网友的赞赏，甚至网上出现了“买神州电脑，力挺吴海军”的“口号”。但也有人发出了疑惑的声音：“这样让员工离职，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

有评论文章指出，因员工没有捐款或者少捐款，就想将他们“扫地出门”，做法很有魄力、血性，但细细思量，吴海军不免存有“民为轻，我为重”的想法。“不向灾区捐款，就从我的公司滚蛋！”表明企业主对员工动辄颐指气使，不体谅、不尊重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质疑者称，救灾捐助是自愿，不是义务，更不是赋税。每个人捐多捐少要量力而行、因人而宜，1%的员工为什么不捐款或者少捐款，他们的真实思想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恐怕吴海军自己也不清楚。

评论文章还说，不在公司捐款不等同于没捐款。捐款的地方很多，除了公司外，还有各地红十字会定点的募捐点、社区点等。在公司组织捐款前，有些员工们可能已经捐钱了，能说他冷血吗？

麦克拉齐报发自北京的报导指出，为救援灾区捐出的大量现金，也促使一些网民公开发表评论，要确保这些救灾款运用得当。作为回应，北京已承诺增加透明度，但审查官员已开始删除网上有关质疑救灾款去向的文章，并警告媒体编辑离这个主题远点。

紧急装运救灾物资

文章引述中国官方通讯社的消息说，国家审计署6月5日宣布，已部署6000多名审计人员正在对救灾款物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审计行动，以防止私人救济团体“隐藏、滞留或挪用”救灾款物。

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司长王中信说，“确保所收到的每一分钱都被适当利用是一个挑战。”王中信还表示，目前的系统无法妥善处理好这笔巨额捐款。

王中信坦言，5月20日之前，由于当时抗震救灾的重点是抢险救人，在突发状态下，有关部门在救灾款物的管理上相对于后期来说不够规范，物资的分发确实比较混乱，比如捐赠物资没有登记，领取物资没有收据等等，但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情况直到5月20日之后才得以改变。

文章指出，大部分救灾物资都是通过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并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中国红十字会这个渠道。中国红十字会已公布共收到5.7亿美元的救灾款。

南加州侨领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海京对麦克拉齐报说，“我们已在报纸上公开了我们所收到的捐款，我们的网站也每天都在更新捐款数额。”王海京还补充说，中国红十字会几乎每天就收到“10张捐款支票”。

针对中国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以及政府机构从雇员中所筹集到的救灾资金，要有一个更加严格的交代。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学者贾西津说，雇员可能会对公司筹集的救灾款如何被使用有着合法的担忧。

贾西津说，“那些捐了款的人并不知道钱最后去了哪里。”贾西津强调，中国需要“一个独立的社会审计机构”，以确保私人公司和非营利团体正在筹集的救灾得到妥善处理。

“但仅靠政府审计这种单一的途径，还不够。”贾西津说。在国外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也不是靠单一的一个部门，一定会有多元的监督，这样才可能相互之间构成一个验证、构成一个制约和平衡。

比如说有没有民间独立的评估机构？有没有足够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途径、公众问责的途径，还有一些细则，比如公众发票的管理，是不是每一笔资金都有一个票据？

奔赴灾区的志愿者

“所以，我觉得在一些细节的小的程序上面，甚至一些技术手段的改进，特别是网络，完全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更多地引进公众监督，再逐渐地发展出独立的社会监督部门，比如独立的社会审计机构，再加上政府的监管，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组织的运行更制度化，”贾西津说。

不过，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同时也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贾西津还指出，共产党一直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存有戒心，如果让这些组织在救灾扮演一定的角色，可能会对这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提供一个抗衡。

文章最后指出，中共领导人已对早前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生的政治事件感到担忧。这两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在推翻专制政权领导人时，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政府对此是有点担心，”贾西津说。“过去的传统方式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单位或党组织来参与(救援)。”而现在，非政府组织正在站出来满足这个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