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 ——读莫言获奖小说《檀香刑》

七月的一天，我在Gibert Joseph书店邂逅法国人A女士。她说她正在看一本小说，就是这莫言的檀香刑——当然是法文版的。她说这书很精彩，问我看没看过。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作家的，你是知识分子，怎么不看？我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不看小说的，我只看地图……（当时我手里正拿着刚选中的一本地图册）。她中文发音太差，当时我也没听明白“檀香刑”是哪几个字。我知道有莫言这么一号，具体不清楚。
现在晓得这书的内容。不就是红高粱之类的延伸么？不还是“野蛮的好”那一套么？周先生早就说过这个。下面再附周先生的文章——周的文章实在人忍俊不禁。
不过，洋人，至少有些洋人，确实很乐意围观贵国野蛮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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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

——读莫言获奖小说《檀香刑》

茉莉

死刑和酷刑，一直是国际人权组织关注的范畴。因此，尽管中国作家莫言告诫说：“过于优雅的女士”请不要读他的《檀香刑》，我这不够优雅的女士，还是硬着头皮把这本书读完了。

读后的感受是毛骨悚然和恶心，也许这正是莫言所要达到的震撼效果。然而，我的震撼不仅来自书中描写的酷刑本身，更令我震惊的，是像莫言一类的中国作家在道德上沦落的程度：他们弃置丰富的现实题材，漠视文学的人文关怀，而去追随中国乡村仇恨传统与历史暴力叙说，迎合当前排外的民族主义，拿人性残忍当有趣。

◎ 宣称大撤退，讴歌义和团

小说《檀香刑》的故事情节是：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猫腔戏班的班主孙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遭遇灭门惨祸。孙丙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反抗洋人。孙丙有个美丽的女儿叫眉娘，是县令钱丁的情人。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钱丁被迫将孙丙关入大牢，并给他施以一种新发明的残酷死刑---檀香刑。小说以主人公眉娘为中心，围绕在她身边的三个男人，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

这是一曲讴歌义和团的华美大戏。书写义和团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现代化的今天，著名作家如此高调赞赏义和团的排外壮举，却是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尽管义和团运动有它发生的理由，但它绝不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和博大胸怀，而是昭显了许多负面的民族性，对本世纪初的中国造成巨大的戕害。自五四以来，不少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义和团进行过尖锐的批判。

陈独秀先生曾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鲁迅在其大量文章中，多次提到义和团运动是对中国进步的“反动”。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宣言：“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但是，先知们严肃的历史反省，对当今中国文学界那些一心想出“新招”、玩出惊骇刺激来的作家，显然是不值得理睬的。莫言宣称：“《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由于不满当今文坛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对民间文学的继承，莫言以他“决不妥协的心灵”，撤退到江湖乡村，寻找爱国的民间文艺，打造出地道的“中国小说”。

毫无疑问，不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文学永远需要从民间吸取源泉。作家有权重新审视历史，也有权以生花之笔再造历史。但是，著名作家是会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他们在撰写历史题材时需要特别谨慎。莫言童年时就具有的义和团情结，深受他家乡山东民间传说的影响，例如：“德国兵把许多中国健壮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的枕木下边，丢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木头一样的废人。然后又有德国士兵把许多小男孩用骡子驮到青岛的一个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学习德语。”（莫言《后记》）

这样无稽的传说，长大成为作家的莫言，已经从德国歌德学院院长那里证明其荒诞，但一心要“大撤退”的他，仍然坚守其狭隘的民族立场。没有能力去把握义和团深刻复杂的背景，莫言干脆在小说中将历史简单化，泾渭分明地定调：洋人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十恶不赦、坏事做尽；义和团是拯救民族的英雄，他们义薄云天、视死如归、大智大勇。

◎ 以浓墨重彩渲染酷刑为乐

中国人历来有爱看杀头的“看客”传统，《檀香刑》中描绘的新型酷刑，把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据说电影中的暴力镜头是有级别限制的，但“中国小说”显然不受这一限制。莫言自认他笔下的酷刑“纯出想象，无典可凭”，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那人的谷道（肛门）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此刑法不伤内脏，却能让受刑人受尽非人折磨和痛苦才死。

莫言浓墨重彩描写的刽子手赵甲，其杀人手艺高超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制造行刑用的檀香木桩，犹如雕琢一件精美的首饰，在虐杀同类中，他获得极大的职业自豪感。书中的德国鬼子克罗德也不由得赞赏：“中国人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

据莫言自己解释，他写此书“写得很痛苦，但对于作品来说，这样的描述是很有必要的，人类有阴暗愚昧的一面，对虐杀同类感到本能的快意和欣赏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描述或许会刺伤某些人的心灵，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人的灵魂和肉体进行医治。”

但是，笔者在小说中看不出半点作家的写作痛苦，相反，莫言以他恣肆华丽的语言，尽情抒发了他描写血腥虐杀的欢乐，给酷刑以诗意的赞叹，完全没有鲁迅先生在描写爱看杀头的无知民众时，表现出来的沉痛的道德追问与悲悯情怀。

这样就超越了人类的某种禁忌。在一个欣赏刽子手艺术的时代，在一个用婴儿做汤的现实中国，作者不是以文学审美的特性，去追求爱的精神与人文关怀，去承担废除死刑和酷刑的人道责任，而是以创作自由的名义，渲染酷刑，帮助人们进行暴力想象，助长群体的残忍性。看来，需要医生治疗的，首先是失去正常认知、精神变态了的作家自己。

◎ 评论界把莫言推向暴力的极致

曾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莫言笑脸，到今天变换为阴森恐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实，莫言一贯的创作，就有张扬“百姓在压抑之下寻求生存时的那种生命力和精神的总爆发”的目的。有识者指出，莫言早期《红高粱》系列，就蕴含强悍的暴力主义的音调。当描写“民族的原始生命力”获得评论界一片欢呼时，陶醉于其中的莫言，在颂扬暴力、残酷叙事这条路上就走得更远，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极端。

然而文学评论界仍然在欢呼。啊！“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啊！多么“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就这样，文艺界把一个原本有才华的作家，进一步推向追腐逐臭的泥潭。当他表现优秀时，没有人对他作品中的精华进行有见识的肯定；当他写作发生偏差时，却去赞赏他“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缺乏杰出如别林斯基那样评论家，去引导作家更为高贵和人性，莫言的作品就只有原始再原始，野蛮再野蛮。

这是符合当今中国人敌视西方的大潮流的，也是符合民族集体道德堕落的大趋势的，莫言的这本书因此获得“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大奖。对此，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原载香港《开放》200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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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三十五 　

鲁迅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随感录三十六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随感录三十七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

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听说其中好处甚多，重要的举出两种来，是：

一，用在体育上。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无如竟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

二，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抵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 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