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还能写出这样的奇文，佩服佩服。“在不容践踏的铁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前提面前，还谈什么一时一地的那个所谓法律程序的弯弯绕！任何诡辩都是苍白无力的！”不是说新华社领衔改善国家形象么？就这么改变？我怎么觉着自己成了咸丰皇帝的同代人？……
摘一条议论一下。瘳疯山悟能寺长老智障禅师在新华社的高足们质问道：人们想问的是：当英法联军１８６０年侵入北京，在圆明园劫掠财物、纵火三天，让３００多人葬身火海时，你的这些先人们可曾想到“人权”这个词？
——英法联军当初未必想着“人权”，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名“强盗”充分尊重着最牵动“中国人民感情”的“主权”。他们放着京师空城不进，正是为了维护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尊严。转向郊外皇家私囿三山五园，则是对反复无常、颟顸无耻的爱新觉罗·奕詝个人的羞辱和惩戒。——之前这个皇帝大搞两面手段，三番两次撕毁由他授权的大臣签订的条约，让中国信誉扫地，彻底展现为一个流氓国家（新华社的这篇奇文颇有流氓神韵，而《追讨兽首庭审细节及耐人寻味的内讧》一文所揭示的“律师团”丑陋面目更让人恍然回到了大清）。尽管如此，英法仍无意与中国和中国人民为敌，仅视皇帝个人为障碍。他们坚决避免与中国进入交战状态，因此不越京师城池一步，因为占领一国首都，意味着对该国的全体国民的敌意和羞辱。他们要的不是这个。“强盗”所要求的，无非是落实前约关于国家地位平等、公平贸易的规定，以及为了保证这些内容的落实，须在北京派驻使节，以便直接和中央政府沟通。奕詝愚昧，极力抗拒这些本属再正常不过的要求，以卑鄙的阴谋伎俩屡次欺骗玩弄英法，遭此羞辱，本是活该。而其早逝于热河，英法焚掠三山五园未始不有其功。奕詝之死，遂有麒祥之变，遂有八大臣伏诛，遂有恭亲王与两宫太后主政，遂有同光新政，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同文馆，是恭王主持下中国开始转变为正常国家的第一步，如曾左李崛起，则是慈禧太后打破清朝旧制，重用汉人的明智之举的结果。更有安庆军械所以下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的设立。——设使奕詝不死，这一切决难想象，甚至粤匪长毛可能早于支共八十年就在中国建立稳固的邪教统治。
所以，圆明园以及其他苑囿的烧掉，我是很赞成的。让连累人民受害的王八蛋皇帝吐血的事情，我是很赞成的。何况英法并无任何非分要求。这不是国之耻，而是国之幸。英国人说得好：对中国，先揍他一顿，再跟他讲道理。我们汉奸喜欢这样的仗义。可惜今日老欧洲没了当初的血气，不再可能进兵中国，拯救中国人于水火中（当然当初他们也没想这样做，可至少活活气死了一个皇帝，促使中国向正常国家迈进了一小步）。是啊，他们没这个义务。他们会为柏林墙的倒掉努力，他们不会为支共的倒掉努力，反倒叩头言欢。中国人是世界的弃民。于是像我这样的汉奸，也就是人们说的躲在阴暗角落里唧唧歪歪的loser。
至于圆明园本身，首先，从艺术价值看，并没有特别高明的地方。颐和园比圆明园好，因为前者有山水凭借，后者平地造园。而凡尔赛一样是平地造园，就比圆明园强得多。在艺术史上，凡尔赛是有代表意义的，它创造了一种模式，开启了一个时代。圆明园没有这影响。圆明园的空间组织不脱当时中国固有园林模式，跟凡尔赛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作品。相对而言，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昆明湖的建设、万寿山的轴线安排更值得称道，前者是工程能力的体现，后者于中国固有的园林景观模式之内略有新意。
但是，从文化遗产意义来说，三山五园的烧掉是可惜的——尽管这些东西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像吹嘘的那样了不得，但遗产意义上，它们的毁掉总是可惜的。
不过这里尚有一些真事儿，虽然一直有人说，却总是不被大多数人知道。以圆明园为例，它今天的空空荡荡，并不是英法联军焚掠的结果。那次焚掠是闪电式的，焚掠本身的破坏并不是很大。一个相应的例子是颐和园，它在庚子年八国联军时期也遭到过焚掠，但大体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圆明园所经历的焚掠，严重程度甚于颐和园，但也决不至像现在这样空洞无物。事实上清室回京时，圆明园大体完好，只是遭到焚掠，多有狼藉不堪的景象。若加修葺，即能基本恢复。但当时南方长毛尚炽，接踵而来又是北方捻匪猖獗。当时皇帝年幼，两宫太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可谓夙兴夜寐、周公吐脯，绝不愿造成皇室耽于享乐、靡费国帑、大事兴造的印象。因此二三十年间，几乎未尝一顾旧日苑囿。不过这些苑囿仍为皇家财产，由太监管理。等到载湉亲政，此时正值中兴气象，国家承平，慈禧太后感到如释重负，思念着老来需有个享福的所在。似乎曾经考虑过修葺圆明园，不过发现圆明园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弄起来颇费手脚，况且圆明园本来的建筑极多，一一恢复，财政不敷，这才考虑昆明湖万寿山的清漪园。此园本来建筑不多，弘历造它时只为日间游赏，从不在此住宿。要改造成可以常驻的苑囿，须要新建大量的建筑，不过有昆明湖万寿山天然山水，可谓得天独厚，不需要用大量建筑缀满全园，比起圆明三园平地造园，所费人工、建材，毕竟省许多。当然众所周知，即便如此，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复建还是让财政吃紧，以至于挪用海军军费。接踵而至的又是甲午惨败。慈禧太后的窝火、载湉的愤懑可想而知。
颐和园建成，更导致圆明园的冷落。庚子变乱，群龙无首。许多败退下来的八旗散兵游勇化兵为匪，与当地地痞甚至园内太监自由结合，对圆明园大肆劫掠。圆明园在此之前，殿宇虽坏而不隳，树石依然，经此劫掠，一月之间，殿宇树木拆伐殆尽，一时间，园内到处炭厂林立，附近的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旺盛。这就是所谓八旗拆匪。这次劫掠，园内属“木”的可以说荡然无存。等到清室逊位，北洋、国府时期，圆明园照样也无人过问。当时圆明园归颐和园事务所管辖。颐和园事务所的经济来源，就是拆卖圆明园遗物。什么汉白玉的台明台阶，还有条石、湖石，甚至方砖屋瓦，还有地下的木丁、木桩、紫铜管道，甚至碾米作坊用的白沙粒。简直刮尽地皮。其间只有营造学社曾于30年代对圆明园做了些研究，绘制了第一幅科学测绘的圆明三园平面图。事实上，一直以来，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金銮殿，根本不知道什么圆明园，更谈不上以此为“国耻”。
一直到1949年，圆明园遗址虽遭连续破坏，几乎荡然，但比起现在，仍有不少遗存，山水大势也尚具规模。 1940年代日据时期，奖励垦荒，便有人在圆明园平山填湖垦田。不过规模很小。真正导致圆明园被抹平抹光的，是本朝。五十年代的规划中，只是把圆明园定位为全市性公园绿地，并不曾从“国耻”的意义上考虑过。一度还曾经考虑在这里建自来水厂，因而进行过地下水文调查。毛主席号召：以粮为纲，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所以政府虽然一度从园内农民手里征收过土地以为绿地，但稻田除外。等到三年“自然”灾害，食物紧张，征收的土地又悉数放回去，而且变本加厉，大量人口涌入圆明园，大干快上，从此大规模平山、填湖、造地、砍树、拆遗址，马场、养猪场、养鸡场、养鸭场，甚至大型面包厂、供销社、印刷装订厂、机械修造厂、打靶场纷纷落户圆明园。这种破坏又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愈演愈烈。到八十年代，推土机不稀罕了，许多文革十年都没破坏的，在文革后被夷平了——如正觉寺，1975年还较完整，是圆明三园仅存的较完整的遗存，在1975-1977年三年间成了海淀机械修造厂的厂房和生活区。至此圆明园算是斩草除根了。
总之，在本朝三十年间，圆明园基址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历史遗物纷纷散失，地形原貌相继遭到最彻底的破坏。到七十年代末，圆明园的基址上，分布着许多农田。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早就习以为常。大多数中国人，依然不知道什么圆明园，虽说近代史教科书可能提过一笔，却也绝非浓墨重彩。多数人是没印象的。
1976 年文革结束。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但实际所管理的仅限于西洋楼一带。直到八十年代，有个香港爱国导演李翰祥，大约搜肠刮肚想出来的题目，要拍《火烧圆明园》。支共则正转变政策，极力团（巴）结海外爱国华人，于这种民族主义题材的电影，给予了拍摄的一切便利。电影拍成，在中国放映，一时竟然红得要命——其实是个很蹩脚的烂片。不过当时中国人民文化生活贫乏，只要是香港来的就追，到底花里胡哨的清宫打扮比自己电影里的卡其中山装、列宁装、的确良衬衫漂亮。我记得当时刚有彩色水彩笔。有许多女同学，着迷似的用水彩笔画刘晓庆阿姨的懿贵妃行头，还互相攀比……总之这个电影，让圆明园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根。人人都知道圆明园，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虽然直到今天还是有许多人，脱口而出就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反正人家知道火烧圆明园了。
而趁着这股圆明园热，一些文史、古建领域的专家也蠢蠢欲动，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爱国主义旗号下别有用心地展开圆明园学术研究——没有这个旗号保护，这些研究根本得不到支持。八十年代中叶，成立了圆明园学会（须要指出的是，学会里请了不少德高望重的王八蛋，没他们办不了事儿），其刊物《圆明园》汇集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需要承认的是，刊物里免不了有一些王八蛋的政治正确的软文，像今天的文汇报驻法国高级记者郑若麟《雨果怒斥当年英法侵略军劫掠焚烧圆明园的罪行》这种毫无学术价值的文章也堂而皇之刊载在第三辑[1984]的《圆明园》）。同时，关于保护圆明园遗址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在胡赵亲自关怀下，1983年，原则上决定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农民土地一律被征收——虽然当年他们是响应国家号召去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国家玩儿你是你的幸福……其间又经历关于复建还是保持原样的争论波折，1988年公园才正式落成开放。1989年事件以后，支共又大搞所谓青少年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圆明园遗址公园当然在其行列。总之，自香港恶势力拍摄《火烧圆明园》恶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来，圆明园逐渐被放大成民族悲情的符号。陡然间，中国人假装得世世代代都记着这桩仇恨的样子，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新近才知道这三个字的。而他们所知关于圆明园的信息，也大都是经过过滤、歪曲的别有用心的言辞，很少有实际内容。许多事情对内行来说一点也不新鲜，可问题是永远只是内行知道，他们的知识就是无法传播到社会，所谓“学术有自由，宣传有政策”，这也是中国文史领域的常态。
到今天，遗址公园的范围基本涵盖了三园范围。不过，许多地方的地形早已遭到破坏。21世纪初的发掘曾经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信息，不过还远不足以复原。圆明三园的总平面式可以掌握的，建筑细节也可以通过四十景领略，虽然不可能完整。唯有竖向地形，经过大搞的年代，再无可能复原。而竖向设计是一个园子的关键。如今遗址公园的地形起伏，许多都是经过现代设计和推土机的重新塑造的了。
新华时评：拍卖圆明园兽首是历史强盗基因的恶性遗传
2009年02月25日 10:54:10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25/content_10891402.htm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５日电 题：拍卖掠走的圆明园兽首是历史强盗基因的恶性遗传
新华社记者 吴济海 查文晔
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当地时间２３日驳回“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停止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兔首铜像拍卖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赔偿金。随后，佳士得拍卖行宣布２５日继续拍卖这两件１５０年前从北京圆明园掠夺的文物。
不可否认，文物的拍卖与流转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文物收藏者的相互交流，以及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因子的传播与展示，但是，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任何文物的拍卖行为绝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也是极端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绝对不能违背已经形成的国际规范与广泛共识，绝对不能剥夺财产原属国人民有关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物返还归属的基本文化权利。
众所周知，鼠首和兔首铜像是圆明园流失的著名文物“１２生肖兽首”中的两件。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劫掠火烧圆明园时，１２生肖兽首铜像遗失。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７０年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等相关条约，并已与包括美国、意大利、印度、希腊等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走私文物的双边协议，共同致力于打击文物走私，促进文物返还的国际合作，并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先后从英国、美国等地成功索回非法流出的文物３０００余件。
同样，此次被拍卖的鼠首和兔首铜像也理应归还中国。佳士得公司执意拍卖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行为，不但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的基本精神和国际共识，更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此类拍卖行为要受到强烈的谴责。
法国这家法院作出的荒谬判决，依据的是荒唐的理由和荒诞的逻辑。两件兽首铜像是圆明园文物的一部分，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两件兽首铜像是被侵略者掠走并非法流出中国，这也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在不容践踏的铁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前提面前，还谈什么一时一地的那个所谓法律程序的弯弯绕！任何诡辩都是苍白无力的！[全文的闪光点，重点阅读领会。]如果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而允许拍卖，那实属历史强盗基因的一种恶性遗传，只会纵容弱肉强食式的对文物的掠夺和贩卖，这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应当之所为。
追索流失文物是个世界难题，涉及诸多因素。中国仍有成千上万的文物在海外流失，中方希望按照国际公约以公益方式收回国宝，同时也会考虑收藏者的自身利益。有的即使一时收不回来，也希望持宝者能够妥善保管，让世界感受中国文化，传播中华文明。
然而，让人愤慨的是，目前两具铜首的拥有者近日竟以人权为旗号侵犯中国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并声称，只有在“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前提下，才会归还铜像。
人们想问的是：当英法联军１８６０年侵入北京，在圆明园劫掠财物、纵火三天，让３００多人葬身火海时，你的这些先人们可曾想到“人权”这个词？
抢走了财物，到头来却还对财产原属国中国指手画脚，开出“价码”进行“勒索”，这无疑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是一次可耻的对中国人民的“二次掠夺”。
此次国内外有关人士积极追索和促成圆明园文物回归中国的努力，反映了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正义的、守法的人们相信，按照国际社会处理非法流失文物返还问题的法律框架和原则，依靠国际合作追索非法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努力，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响应。
追讨兽首庭审细节及耐人寻味的内讧
作者：陶短房
不少人曾经对“中国律师团”两次成功设法推迟对两件铜兽首的拍卖津津乐道，不少人也曾经对有关人士利用法国司法程序追讨被劫文物赞叹不已，更有许多人不惜熬夜等待，希望传来一个理想的诉讼结果，但他们失望了。
当地时间2月23日晚18时40分，法国巴黎大事法庭宣布，驳回中国民间团体于2月19日向该庭提交的紧急诉讼，裁定佳士得拍卖行可以拍卖由皮埃尔.贝尔热保存的、当年被英法联军劫夺的中国圆明园两件铜兽首。
“律师团”的代表刘洋说，他们虽败犹荣，因为“在巴黎巨大的法庭里，我们发出了不屈的声音”，而在当地，法国媒体却以冰冷的口吻淡淡写道：毫无悬念的判决。
是“虽败犹荣”么？
和国内许多人的理解不同，这次的诉讼行动并非以“律师团”或中国国内的团体、个人，而是以在巴黎注册的“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名义发起，诉求最初有3项：申请阻止拍卖；在拍卖前对拍品进行“财产保全”；请求法国政府协助这两件文物返还中国。
国内民众最重视的第3项是最早无疾而终的：周一，当法国文化部的委托律师到达法庭后，“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随即取消了这项要求。
而另两项要求的败诉可谓毫无悬念，早在宣判之前，法国当地一些热心归还被掠文物的活动人士就指出，不论“律师团”或“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都存在一个致命的司法漏洞，即它们都不是和铜兽首收藏者皮埃尔.贝尔热有直接财产争议的一方，或其委托人。
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文物所有权属于国家，追讨权也属于国家，“律师团”既非这些文物法律上的拥有者，也未得到拥有者的授权，和贝尔热之间构不成财产争议关系，而“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本身就是法国民间团体，在这一问题上更缺乏“身份”；本来最适合作为追讨主体的中国文物管理局虽作出立场表态，可本身既未亲自提起追讨，也未委托任何人代理，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看上去有那么多的力量在为追讨而努力，可并未形成有效的合力，而是隔山打牛，无所用力。
非但如此，原本先天不足的诉讼，又被某些人的自作聪明弄得更无胜算：“律师团”异想天开地拿着诸如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爱新觉罗.州迪“授权”大做文章，殊不知如此一来等于自乱阵脚——铜兽首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掠夺的财产，还是逊清皇族？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当意识到诉讼可能面临败诉之际，“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代表律师萨雅格居然宣称，发起诉讼的理由是“两件文物是全人类的遗产”，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这一诉讼提醒人们关注其命运，这不啻对自己立场的自我否定——既然是“全人类的遗产”，那还争什么争？
最终的司法裁决也的确如此。巴黎大事法庭抓住了“授权”这条致命的小辫子，在公诉状中他们明确指出，“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并不具有铜兽首这一可能有争议财产争议一方的授权，“该协会只能代表自己，而无权代表任何人”，于是最终的结论只能是，该协会在启动诉讼程序时“明显滥用了自己的权力”。
显然老到的法国法官和检察官们成功地切割了概念：一方面，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两件铜兽首来源的正当性（只表示贝尔热的收藏和佳士得的拍卖“程序上合法 ”），以及这一问题在中国民众中所激发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们将“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和中国、和中国民众切割开来，于是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是中国人在索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在法官和检察官笔下，却成了一个没有授权、和铜兽首无关的法国民间团体，对一次合法拍卖和一位合法收藏者的无理取闹。
于是这场被刘洋律师称为“虽败犹荣”的官司，在法国司法界看来则是可以人人喊打的死羊：据报道，法国检察官宣称该诉讼是“鲁莽和不适当的”，是对诉讼权力的滥用，因而甚至主张对该协会予以罚款，以惩戒这一“不合时宜的行为”。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整个诉讼期间，本应同仇敌忾的“律师团”和“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之间却龃龉不断，前者一方面向传媒暗示，后者是自己在法国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却不顾后者劝阻，鼓动巴黎华人、留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后者的负责人贝尔纳尔.戈麦斯则公开表示，自己才是诉讼的唯一发起人，而“律师团” 是“想贪天功为己功的窃夺者”。一方面，当地媒体、评论和司法界冷眼旁观这场主体不明、注定败诉的官司，另一方面，原本处于弱势的一方却自乱阵脚，还没打到熊，已在为如何分配熊皮争执不休，“虽败犹荣”，败已矣，荣安在？
文物追讨是一项艰巨、长期的工作，需要耐心、投入和不懈的努力，许多国家为此付出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在这一问题上，仅有热情是不够的，一味寄望于造势和眼球效益更只能徒然赚得几声廉价的叫好，尽快明确追讨主体、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合力、共识和统一的口径，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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