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31日 星期二

杨恒均: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贵国是个靠愉快心情支持的国家,贵国的愉快心情是由吗啡等特效药支持的一种变态。



杨恒均: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那天,匆匆浏览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金鞭溪,发现离朋友约会还有三个小时,正好,这是我到周围走走的好机会。走了一圈后,决定不坐旅游车,不搭的士,按照我的老习惯,去坐当地人的公交车回城里,这样我就可以和当地居民有一个小时的近距离接触。对了,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哪怕是在游玩的时候,也总是找机会接触当地的民众,和他们聊天,交朋友。我发现,从这种聊天交朋友中得到的知识和信息是我这一辈子在任何书本上也学不到的。

当地人看到背一个大相机的我找地方公车,都很好奇,因为这里是有专门旅游巴士和很舒服也不太贵的针对游客的交通车的。但我这个游客却一定要去坐他们的公交车。

我上到一辆已经坐了七八人的公车,车里到处是箩筐,气味中有蔬菜、辣椒的味道,我扫了一眼,全是当地村民,大多是中年和老年妇女。我坐在她们中,很自然就聊开了。由于车一直没有开,我们聊了足足二十多分钟,很快,我已经弄清楚她们都是来旅游区兜售农家品的附近村民。最小的也有三十多岁了,最老的一位大概有七十多岁。

她们都抢着和我聊天,其中一位说,几乎没有游客坐我们这里的公车,另外一位说,你是大城市来的吧,你不一样。不是和我们不一样,是和很多游客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我不一样,这种车,即便有游客来坐,也是年轻的游客们,我这种年纪的游客如果还有钱旅游的话,是决不会有人愿意爬进这种脏、乱、差的山区公车里,和一群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交叉的山区村民坐在一起。

我很开心有机会和她们聊天,让我感觉到一上午的游玩得到了补偿,总算没有浪费时间。我们聊了很多,等到车坐满时,我已经知道她们今天各卖了多少蔬菜和苹果、鸡蛋和粽子,她们几乎都告诉我她们今天的收入,有两位还告诉我她们家靠卖水果和蔬菜一个月能够收入多少。她们都很坦诚地向我讲。和她们在一起,我很自在。

但我注意到,只有那个最老的婆婆没有说话,却一直看着我。我问她,你的东西卖完没有?她摇摇头,我看到她的提篮里有一些蔬菜和一个塑料袋,问她,那是什么?

婆婆颤巍巍地提起袋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看到一些很大的鸭蛋。她说,今天的六个鹅蛋一个也没有卖掉。我这才知道那是鹅蛋,很大、很大的鹅蛋,白白的。

婆婆说,自家腌的咸鹅蛋,本来卖给这里的小摊贩的,可是人家不要。她叹了口气说,这是最好的鹅蛋,今年还准备好这几只鹅能赚点小钱的,不想到……

我这才知道那婆婆刚才为什么不高兴了,感情是鹅蛋没有卖出去。看着我一直盯着她袋子里的鹅蛋,婆婆突然有些兴奋地问,你要不要买?

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我还真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鹅蛋,可是我买这些鹅蛋干啥?我说,我不买,我没有办法带。

大家先是附和老婆婆要我把鹅蛋买下来,见我不买,就去笑老婆婆说,你看人家怎么会买你的鹅蛋呢?你以为是宝贝啊。

她们笑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问,婆婆,你的鹅蛋是生的还是熟的?我想,如果是熟的,也许可以买下来,一会让朋友们每人吃一个。婆婆说,生的,本来卖两块钱一个,看你和我们坐一起,一定是好人,你要是买,我给你一块五一个。

大家又笑起来,我也笑了。她的逻辑有些让我吃惊,和她们坐一起,就是好人了。不过,我还是不能买,生的,我根本无法带下山呀。可是看那老婆婆的样子,实在有些不忍,更何况,她袋子里总共只有六个鹅蛋,也就是九块钱。我刚刚在山上一口气吃了三十块钱的冰淇淋。可是,如果我买下,我得偷偷丢掉,那是浪费,如果不买而给钱老婆婆,她一定不会接受,而且会受到周围她的老乡们的哄笑。我正在犹豫时,听到他们的对话——

你今天怎么没有卖掉呢?你不是说你家的鹅蛋比张家界的山还要吸引人?一个妇女用近似我家乡的张家界口音调侃老婆婆。另外一个说,是啊,你家的鹅蛋不是固定卖给XX摊子的吗?人家不要了?

老婆婆又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不收我的鹅蛋了,他们说游客少了,经济危机来了,茶叶蛋都卖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把鹅杀掉,也不行,但如果卖不出去,还要养那鹅干嘛……

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说起经济不景气,各自的收入都大大减少了,我就很吃惊,那老婆婆也有七岁十多了,虽说是引用,咋就顺口说出了“经济危机”?我说(我一说话,大家就停下来),婆婆啊,你也知道经济危机?

那老婆婆看着我说,咋不知道,你城市人更知道吧,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老婆婆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我更是吃惊不小,我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人家联想到美国,低头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说,啊,婆婆,你从哪里知道美国人都要饭去了?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啊,我第一次听说……

我原本想用这话引申出一番解释后者说教,可看到婆婆有些迷茫地看着我,就一下子愣住了。周围的几位妇女又哄笑起来。一位比较年轻的妇女说,她(婆婆)听电视上说的,她就记住了,常常说,我就没有看到电视上那样说过,我到看到报纸上说,美国人是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要不是我们的钱,他们早垮了,也够苦的……

各位,我又被大大的雷到了,我想说点什么,反驳一下,解释一下,但当看到她们都真正开心地笑闹着,我张开的嘴巴僵住了。我能够说什么?

有人说我写了几篇博文就是启蒙了,其实我最警惕这个说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和那些不知道的朋友交流。我认为这种交流看法和思想是越交换越多,对各方都有好处。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犹豫起来,告诉他们真像难道真对她们有好处吗?

说到美国人都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车厢里因为老婆婆卖不出六个鹅蛋而弥漫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总算是一扫而光了,她们都快活了。谁说不是?想起遥远的靠我们的钱才能维持生活的美国人民,我们谁都没有理由不高兴啊!她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就算卖不出鹅蛋,就算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总理说了,要度过经济危机,靠的就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种信心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人民需要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曾经靠这种信心干出了鬼哭狼嚎的壮举——当我们多少年前因为虚报亩产万斤而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 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饿死了“少数人”,我们至少解放了,对不对?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多少亿万的人民当时没有被解放?

这次到湘西和湖北也是想看一下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据说,我们富裕了,很强大了,财大气粗了,连我都被忽悠住了、迷茫了,可是,我虽然不喜欢数学,但小学的算术我还是会的。当一个13亿国民的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的时候,当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个中国人的收入会减少,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当国家财大气粗的时候,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就表明平均摊到13亿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身上的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正是抱着这个简单的算式,我走了一些地方,接触了当地那么多人,他们的生活真的还很贫困,而这些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如果让我把他们和澳洲、美国的贫困地区相比,我要告诉你,相差不是十年、二十年,而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这是我凭良心而说出的直觉。我知道数字和事实被一些人垄断了,但我的直觉还没有背叛我。

也许国家大了,人口多了,确实没有什么办法,那么既然没有什么办法,要你启蒙干什么?好在那个地区的电视和新闻都非常主流,几乎是24小时的光明和幸福的主旋律,当然只有在提到美国和台湾的时候,才会愁云惨雾,但那种愁云惨雾,只会让你更加高兴和快乐,因为你没有不幸地生活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所以,一个七十岁的老婆婆用一句简单的话——“美国人都要饭了”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从而一扫卖不出六个鹅蛋的经济危机的阴霾。信心啊,那不正是我们 “国家”需要用来对付经济危机与不和谐因素的有力武器?

车厢里那种充满信心的气氛让我陷入了沉思,自然没有了心情聊天。这时,两个女警察来到车门口,其中一位喊道,你们下去,换另一班车,这车要下班的职工先走。话音刚落,那些和我同车等了近半个小时的村妇们就一下子站起来,提着箩筐包袱自觉地下车了。我最后一个下车,经过警察时问,为什么要换车?警察看到我这身打扮有些差异,是的,这种车里不会有我这种打扮的人。吃惊的警察大概摸不准,打量了我一会才说,你们坐下班车。我继续问,为什么?

刚才和我聊天的一位村妇说,他们下班了,就要我们下来,他们要先走,是这里的干部和职工。平时都是这样,他们不知道有游客(指我),要是游客多了,他们就不敢这样了。

我有些不解,就问,我们坐这长途公车的票价都一样吗?她们说,是的啊。我问,那为什么对待你们就不一样?那几位妇女都很迷惑的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天方夜谭似的问题,她们认为自己被赶下车是天经地义的,她们只是对我被赶下车有些抱歉。

我有些生气,转身对警察说,我需要解释,为什么要我们下来,你们先走。她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我这位游客如此较真,说不出话,于是我就冲她们拍照。这时,调度过来解释说,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有车来,这样就可以一起走,但还有一部车在路上堵住了,你们等下一班,很快的。

我说,人数一样多,票价一样,我们先来的,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为什么要我们下车,为什么他们不能等?

我很生气地说,但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根本不会计较这些,何况,人家有权利这样调度,而且看到我生气,那个调度员加紧调车。那部公共汽车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上去后,就被司机换上了职工专车的牌子。不过,他们那部车开走后不到十分钟,一部专门调派的公车就冲进了停车场。

当地村民都让我先上,说是因为我这车才来这么快,我不肯上,让她们先上,最后我才上,可当我最后上去后,才发现,她们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上车后前边第一个单人座位)。

车开了,我还有些不开心,不怎么说话,她们竟然开始安慰我,说,因为就是你一个游客,他们没有注意到才会这样,他们下班了,要回去,你就别生气。不过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啊,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调车过来,职工下班很多人。总是这样,今天幸亏有你,他们有点怕,你还照相……你别生气了……

我心里更难过了,天啊,我哪里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坐这种车只是体验生活而,今天过后,我可能永远不到这里来了。

我当时生气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那位没有卖出鹅蛋的老婆婆,那位被他们忽悠到认为美国人已经开始要饭而感到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的老婆婆,还有这一车听到警察一句话就立即提着大篮子小篮子下车,空出一部公车让给公仆们的村民。她们每天这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和农产品其实比谁都辛苦,但她们都纯朴的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不重要的人……

车开出后,我一个人郁闷,失去了和她们说话的兴趣。车在蜿蜒的山道行走,我的思绪却比山道更加崎岖。当车子开离旅游区来到山区后,经常有当地村民上落,不一会,车上几乎挤满当地的村民了,我却更加显得孤独。这孤独让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不应该走进他们中,也许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最以为了解他们的我其实最不了解他们。他们不需要启蒙,他们幸福,他们有信心,不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是我们,对他们启蒙只能把不高兴和缺乏信心感染给他们……

走了半个小时,学校放学了,从山间的小路涌出一群群学童,他们在路上奔跑、拦车,车停了,孩子们想上去却挤不进,不一会车厢里就像罐头沙丁鱼了。我看到两个几岁的小孩子站在我旁边,本能地让位置给她们,可是,有两位妇女却立即制止了,而且,那孩子一看大人的脸色,根本不敢坐我的位置,我听那妇女对孩子叽里呱啦地说,你们坐什么,人家是客人,是一个好客人……

车继续走,我身边的孩子们挤得水泄不通,我却坐在那里,像一个城市来的精英,精英啊!我不想说美国和澳洲了,在那里,孩子们有自己的舒适的校车接送……

那天,我和朋友聊天都没有了心情,想写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直到今天,回到家乡随州后我才能一口气写出来,写出来后,我都不愿再看一遍,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根本就不值得花时间写的小事,对不对?写出后给一位网友看,她立即说,你怎么写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你越来越像一个老婆婆了,你应该写一写宏大的主题啊,你写的这些事在中国几乎不算什么事了,我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帮你纠正文章里的错别字了……

是啊,这算什么事呢?不修改拉倒,我自己修改,因为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写,应该放进博客里。这几天,我老是想车上的老婆婆会怎么处理她那六个卖不出去的鹅蛋……我又设想,如果她知道我经常来往美国,会不会要我把鹅蛋买下来带给靠借中国的钱生活的美国人民?我又会想,如果她明天还卖不掉那几个鹅蛋的话,她还要坐那趟公车?如果她再被赶下来,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帮她们吼两声……

可我几乎是生平第一次相信,我的吼声,不但不能为老婆婆壮胆,很可能会让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失望;而只有电视和报纸上的主旋律,那及时报道的美国经济危机笼罩下的惨况,才会让因为卖不出六个鹅蛋而陷入愁云惨雾的老婆婆充满信心——那信心,不正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人能够继续过和谐日子的必要保障吗?

杨恒均 2009/3/31 随州

非洲人对中国投资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在几内亚首都克纳克里,这个摇摇欲坠的城市的边缘,在烈日之下,中国和几内亚工人正肩并肩地在建筑工地上忙碌,这是一个两国关系的最新的象征,一种悠久和经久不衰的联盟:一座造价5000万美元,有5万个座位的体育场。

这个城市充满了这种友谊的标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几内亚被孤立并力图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就与几内亚发展了友好关系。

但到目前为止,几内亚还没有从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得到自己真想要的东西: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以建设本国急需的基础设施。几内亚想得到这些东西的交换条件,就是让外国可以参与开采他们这个穷国的庞大资源储备,主要是铝土矿和铁矿。


这是纽约时报刊登的记者莉迪娅·博格林(Lydia Polgreen)在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下降,希望下沉”(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Drops, Hope Sinks)的报导所述。报导说,随着全球商品价格暴跌和中国的几个非洲伙伴们更深地陷入到了混乱中,中国已放弃了一些危险的和最激进的计划,而寻找有保值保证的投资,而这也是西公司长期以来都在为他们的投资所寻找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这里的政治局势不太稳定,国际市场也不很有利。””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火正德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中国对在几内亚大举投资的踌躇时说,中国已经毫不犹豫地在几内亚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几内亚军政府在长期掌权的总统于08年12月去世后,掌控了政权,但是军政府并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就在一年前,随着国际市场对铜,锡,石油和木材的需求被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似乎颠覆了在非洲几十年的旧秩序,踏入了西方大公司留下的大量的投资空白,西方这些公司胆子太小,他们不敢投资于非洲大陆的资源丰富但社会秩序脆弱的国家。在这轮对非洲的财富待新的争夺中,中国正在寻求一个大的份额。

中国没有任何附带条件,而且有着强烈的风险承受意愿,中国似乎是向非洲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和政治的替代援助方案,他们可以替代西方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压非洲国家接受的条件苛刻的援助和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但是高速增长中的中国为寻求伙伴与资源似乎正开出空白支票。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如今,中国对非洲资源产品的需求停滞不前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从局势更稳定的赞比亚和利比里亚等国,逢低买进铜和铁矿石等。但是,中国公司现在拼命压价,同时他们也避免到一些最混乱的角落大陆去。面临财政收入下降的非洲各国政府正在意识到,毕竟他们可能还仍然需要西方的帮助。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司雄心勃勃地进入到一些没有人愿去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一家叫欧亚集团的私营研究机构分析师菲利普·德蓬戴(Philippe de Pontet)分析说。

中国在2007年宣布了一项与刚果达成的90亿美元的交易,中国通过在刚果建设公路,学校,水坝和铁路,帮助这个面积相当于西欧、经历了十多年战乱的国家进行重建工程,来换取该国巨大资源宝库中的铜,钴,锡,金等矿藏资源。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导,根据这项交易中国政府协助刚果建设2400英里道路、 2000英里铁路、32所医院、145间健康中心和2所大学;刚果政府以1000万吨的铜和40万吨的钴作为回报。

但是现在这笔交易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因为资源价格的下降,已经使得刚果在谈判中处于一种更为不利的谈判地位。刚果也突然发现,她自己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而该组织拒绝对刚果的旧债一笔勾销刚果的旧债务,尽管刚果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新的用矿产交换的贷款协议。刚果的政治和种族动乱仍然严重,其经济已经接近崩溃。

如果是一年前,这些因素对中国来说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中国似乎不在乎这些局势的影响:中国继续在海盗出没的索马里海域寻找石油,或者在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地方开采金属矿产,中国公司都没有退缩,照样做生意。

不像许多西方公司那样,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已经毫无顾忌与因为达尔富尔的冲突而成为一个国际唾弃的苏丹政府做生意。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中国倡导在非洲投资的一种新模式: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互利与互不干涉,而这种干涉本来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捐助者和投资者而言,是常事,他们的捐助和投资往往带有劳工和环境标准的要求,以及尊重民主和人权的要求。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深受非洲各国政府的欢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从20世纪80年代不到1000万美元的增长到到2008年的1000多亿美元。非洲领导人以公开提到中国资金和投资替代了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机构的作用。

但是在几内亚,这个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铝土矿矿床的国家,指望中国开采矿土铝的一个希望已经几乎破灭。

“中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几内亚财政部和赞成中国投资的高级经济师易索利·迪亚洛(Sory Diallo)说。“他们不会将50亿美元注入到一个市场环境不明朗的不稳定的国家。”

法国殖民者曾经将几内亚称为“地质奇迹”,有着如此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尽管开采多年,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几内亚仍然是非洲最贫穷和最不发达的国家。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统治几内亚达24年的强人兰萨纳-孔戴(Lansana Conté)2008年去世后,在军政府取得政权后,几内亚政府希望利用中国的现金和建设经验来发展几内亚经济。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中国确保获得在非洲的矿藏的做法,就是签订以帮助建设大型项目的方式换取矿物的协议。在安哥拉,这样的安排能够保证中国获得非洲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的石油,安哥拉在恶性的内战持续了几十年、支离破碎后,目前走上了蓬勃发展的路程。

中国和安哥拉官员吹嘘这种伙伴关系是中国在非洲大陆投资的的典范,这是让这两个国家都受益的的一种双赢游戏。

但是,这一说法,在经济衰退之际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非洲各国政府现在认识到,这些贷款在本质上,是预支本国未来的收入,而原料价格下跌可能使他们背负堆积如山的债务。

在刚果,这样的事情似乎正在发生。按目前价格计算,要满足与中国达成的交易中的严格的生产指标,刚果必须做出很大努力,英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权利与义务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Development)执行总监帕特里夏·菲尼(Patricia Feeney)说。

“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可以依赖中国人抱有太大期望,他们以为已经可以不理会西方的捐助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在设法疏远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人,”菲尼女士说。

在几内亚,中国已经退出了一座急需10亿美元的水电大坝的建设,本来,几内亚官员曾经将中国对这座水坝的援建视为木已成舟的事情。

“这个大坝不是一个礼物,它是一种投资,”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火正德解释说,“这样的方式才能达到双赢。”

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几内亚人开始对中国的投资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觉得中国的公司像西方的公司一样,都是剥削性的,即使不比西方更残酷,至少也是一样厉害。几内亚的军政府在12月上台后,就突击搜查连涉嫌出售假药的中国公司,但是空袭搜查却演变成了对中国企业的公开掠夺,是在发泄一种长期受到压制的怨恨。

哈米杜·孔德(Hamidou Condé)敞开着衣服,在烈日下挖地基,这是一个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新医院工程,也是中国和几内亚友谊的又一象征。

35岁的孔德先生有两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他说,他在用各种工具,包括在岩石铲,鹤嘴锄和斧头,挖坚硬的岩石,已经干了两个月,但是还没有从中国人的工头那里拿到一分钱工资。

“我们像奴隶一样干活,”孔德先生说,“然后像奴隶一样没有报酬。中国没有给几内亚带来什么好处。”




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Drops, Hope Sinks

By LYDIA POLGREEN
Published: March 25,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26/world/africa/26chinaafrica.html?ref=todayspaper

CONAKRY, Guinea — Chinese and Guinean workers toil shoulder to shoulder on a sun-blasted construction site at this crumbling city’s edge, building the latest symbol of an old and sturdy alliance: a $50 million, 50,000-seat stadium.

This city is littered with such tokens of a friendship that first flowered when Guinea was an isolated and struggling socialist state in the late 1950s.

But so far Guinea has not gotten what it really wants from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 multibillion-dollar deal to build desperately needed infrastructure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the impoverished nation’s vast reserves of bauxite and iron ore.

As global commodity prices have plummeted and several of China’s African partners have stumbled deeper into chaos, China has backed away from some of its riskiest and most aggressive plans, looking for the same guarantees that Western companies have long sought for their investmen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not very stable,” Huo Zhengde, the Chinese ambassador here, said in an interview, explaining the country’s hesitation to invest billions in Guinea, where a junta seized power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ongtime president in Decemb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re not favorable.”

Just a year ago China appeared to be upending the decades-old order in Africa, stepping into the void left by large Western companies too timid to invest in the continent’s resource-rich but fragile states as the market for copper, tin, oil and timber soared to new heights. I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s riches, China sought a hefty share.

With a no-strings-attached approach and a strong appetite for risk, China seemed to offer Africa a comple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heavily conditioned aid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at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aid agencies pressed on Africa for years, often with uninspiring consequences. Rising China, seeking friends and resources, seemed to be issuing blank checks.

Today, China’s quest for commodities has not stalled. State-owned companies are bargain-hunting for copper and iron ore in more stable places like Zambia and Liberia. But Chinese companies are now driving harder bargains and avoiding some of the most chaotic corners of the continent. African governments facing falling revenues are realizing that they may still need the West’s help after all.

“We have seen in the recent past Chinese companies wade into countries nobody else would,” said Philippe de Pontet, an analyst at the Eurasia Group, a private research firm. “That may be changing.”

In 2007 China announced a $9 billion deal with Congo for access to its giant trove of copper, cobalt, tin and gold in exchange for developing roads, schools, dams and railways needed to rebuild a country roughly the size of Western Europe and shattered by more than a decade of war.

But that deal is now in doubt as falling prices have left Congo in a much weaker negotiating position. It also suddenly finds itself needing the help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ich has objected to writing off the country’s old debt even as Congo takes on what amounts to new mineral-backed loans from China. Congo’s political and ethnic turmoil remains deep, and its economy is near collapse.

A year ago those factors seemed irrelevant. Chinese companies did not flinch from making deals to search for oil in the pirate-infested waters off Somalia, or to mine industrial metals in places like Zimbabwe.

Unlike many Western companies, Chinese state oil companies had no qualm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which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ariah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in Darfur.

China espoused a new model for African investment: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between sovereign nations with none of the meddling so common among Western donors and investors, with their demands for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s well as respect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se policies proved popular among African governments, and trade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grew to more than $100 billion by 2008, from less than $10 million in the 1980s. African leaders spoke openly about China’s offer of an alternative to the edicts of Western-dominated institution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But here in Guinea, which has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posits of bauxite, an ore needed for making aluminum, that hope has all but collapsed.

“The Chinese have changed their strategy,” said Ibrahima Sory Diallo, a senior economist in Guinea’s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an advocate for Chinese investment. “They are not going to inject $5 billion into an unstable country in an uncertain market climate.”

French colonists once called Guinea a geological scandal, so rich are its deposits of valuable minerals. Despite years of mining and billions in profits, Guinea remains one of the poorest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frica.

So it is no surprise that Guinea’s government, first under Lansana Conté, the strongman who ruled for 24 years until his death last year, and the junta that replaced him, wanted to tap China’s cash and building expertise.

China’s approach to securing minerals in Africa has been to sign agreements to build huge projects in exchange for minerals. In Angola,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has guaranteed Chinese access to oil in Africa’s fourth largest oil producer, which is now booming after emerging tattered and broke from a vicious civil war that lasted decades. Chinese and Angolan officials trumpeted this partnership as a model for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continent, a win-win relationship benefiting both countries.

But that formulation has proved problematic in an economic downturn. African governments are now realizing that these deals are in essence loans against future revenue, and falling prices could leave them saddled with giant piles of debt.

That is what appears to have happened in Congo. At current prices Congo would struggle to meet the stringent production targets in the Chinese deal, said Patricia Feeney, executive director of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Development, a Britain-based advocacy group.

“The Congolese have raised expectations so much that they could rely on Chinese and turn their backs on Western donors, and in the process they have probably managed to alienate people who were willing to help,” Ms. Feeney said.

In Guinea, China has backed away from what Guinean officials portrayed as a done deal to build a much-needed $1 billion hydroelectric dam.

“The dam is not a gift; it is an investment,” said Mr. Huo,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hat is what win-win means.”

Guineans are increasingly suspicious of Chinese investment. Many people see Chinese companies as being just as exploitative as Western ones, if not more so. After the military took power in December, it raided Chinese companies suspected of selling fake medicines, but the raids degenerated into open looting of Chinese businesses, tapping a vein of resentment long suppressed.

Hamidou Condé works bare-chested under the relentless sun, digging a hole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hospital being built by a Chinese company, yet another symbol of Chinese-Guinean friendship.

Mr. Condé, 35, who has two wives and four children, said that he had been digging in the hard rock with a shovel, pick and ax for two months, but that he had yet to receive any pay from his Chinese taskmasters.

“We work like slaves,” Mr. Condé said. “And like slaves we are not paid. The Chinese bring nothing good to Guinea.”

RFI:兽首拍卖者贝尔热的中国情结

  伊夫·圣洛朗( Yves Saint Laurent )与皮埃尔·贝尔热( Pierre Bergé ) 收藏的两件圆明园兽首星期二晚间在巴黎大皇宫分别以一千四百万欧元的价格被拍卖。在拍卖前,皮埃尔·贝尔热接受了本台专访,明确表示他知道这两件文物的历史。他愿意把两件兽首送给中国,条件是中国要表态切实地尊重人权。

  很久以前,这两个兽首是中国的

  我为什么有可能把两个兽首送给中国,这是因为很久以前,这两个兽首就是中国的。后来在火烧圆明园时被抢走了。事情发生在19世纪,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

  自从有了相关国际法规之后,帕特农神庙佛塑今天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它在那里放很久了。 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都装满外国的艺术精品,很多是抢来的,这用不着遮遮掩掩。

  我很清楚这两个兽首属于北京圆明园喷泉。有那么一天,十二个兽首全部回到中国手里,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这两个兽首的所有权是我的

  不过,这两个兽首的所有权是我的。我不是非得向中国做出什么表示不可的,也根本没有把兽首还给中国的义务。我完全可以把它给卖了,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中国政府真正尊重人权了,我就准备把这两件兽首还给中国政府

  可是,大家知道,很多年来,我和中国之间有矛盾。六四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我完全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我为自由的中国人在巴黎的Tournon路提供了一间办公室,成立中国民主之家。他们把它给建起来了。

  我非常看重民主的原则,当有一天,中国政府真正尊重人权了,我就准备把这两件兽首还给中国政府。这是一个交换,也可以叫胁迫。为了人权和自由,我不在乎用胁迫这个词。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宗教自由的问题

  在人权问题上没有轻重之分。轻度冒犯人权也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有人权问题,有承认西藏的问题,有让西藏人生存,给予西藏人信仰宗教自由的问题。

  您知道,我从来都不喜欢宗教领袖,无论是罗马教皇,伊斯兰教主,还是达赖喇嘛。

  我不喜欢宗教领袖。但我认为宗教领袖有存在的权利。信徒们有信仰的权利。这是人权。我要求尊重人权。

  在中国连一家同性恋杂志都不许办

  同性恋这个话题,问都不需要问。这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很清楚,在中国连一家同性恋杂志都不许办。老实说,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穆斯林国家也不许办。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完全值得关注。但我今天先要求中国尊重人权。

  我曾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顾问

  伊夫·圣洛朗在1985年访问过中国。我们是一起去的。那时候是邓小平先生执政。我们觉得中国那时正迈向民主。后来我多次访问过中国,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顾问,中国政府为此还给我发了证书。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国家要走向民主了。然后发生的却是六四的灾难,恐怖与屠杀。那一刻,我明白了,民主在中国只是一个幻想,这个国家回到了专制的老路上去了。

  如果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听众需要我

  我向此时此刻所有能收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听众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我要说我不会不管他们的,如果他们需要我,我就会帮他们忙。

深藏不露的的亿万富翁们



来源:http://qzone.qq.com/blog/22681348-1238134573

2009年3月30日 星期一

海外华人缘何声名狼藉

赵静芝

有个问题不回答也早就有共识:非裔黑人和印度人与华人相比,特别是中国大陆人,在加拿大的处境、被白人的接纳程度以及他们对枫叶国的认同,熟强熟弱?
我们真的没有脸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又必须严肃地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不是一个习惯自省的民族,但我们要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在海外的声名如此狼藉?
最近,大陆一本名为《中国男人调查》的图书部分回答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诊断结论:中国男人患上了集体精神阳痿症。中国男人在男性气概、敢作敢为、举止得体、礼貌、浪漫等指标上都落后于西方男人,唯一让人意外的是,中国男人比西方男人更“雄心勃勃”。
再看看我们有些华人在海外“雄心勃勃”了些什么?

一:“ 内斗”都是自搞的。海外华人社会本身就是分裂的,华人社会的一盘散沙不是洋人捣的鬼,全部是“窝里斗”结出的果实。看看那些跟在领事馆后面摇头晃尾的侨领们,有几个是省油的灯?斗,是他们这些人基本的生存状态。不斗,反而不能彰显他们的气概。都说印度人抱成团,南亚人一股绳,唯独华人“一锅粥”。温哥华当地有一群老年华人,为了谁是这个协会的真正代表,已经斗了两年多,越老越斗,越斗越猛,完全不顾及老年人形象对社会的观感。海外华人内斗的惨烈程度,比目前大陆不知要威猛多少倍。而且,涵盖的界别非常广泛,商界、文化界、教育界,同乡、同学、同好,斗得洋人根本看不明白。
二: “自律”都是自发的。离开了祖国,我们失去了土地,赢得了天空。没有网络的屏蔽,没有新闻的检查,似乎是自由了。但十分奇怪的是,在华语媒体的小环境里,中共党委宣传部的清规戒律依旧悄悄地在执行。温哥华当地的一家至今依旧无法在大陆顺利打开的网站,居然把“法轮功”、“暴政”、“博讯”等词汇都作为敏感语言予以屏蔽,其力度并不比大陆网管部门差。当地多家华文报纸更是在报道口径、舆论导向方面和《人民日报》保持着惊人的一致。他们长年累月在华人中兜售着明显偏颇的货色,利用道德社会猥亵着道德,利用自由环境亵渎着自由,虽然有辱新闻从业者操守,但那些媒体的投资者还自认为“识时务、顾大局”。试问,但这是加拿大社会倡导的吗?这是华人社会真正向往的吗?
三:“轻视”都是自找的。按理奥运也办了,国库也丰盈了,神7也升天了,大国也崛起了,华人为啥总有被别人轻视的感觉呢?关键是当我们举手宣誓效忠英国女皇的时候,心里还存着如何回社会主义祖国再“捞一票”的杂念。归属感和忠诚度,是我们的软肋,我们从对加拿大价值观的认知一直到平时生活习性方面和社会的融洽度,常常充当的是一个不识趣的“反叛者”的角色。更多的人,还把这个态度当做是对母国的一种病态的挚爱。殊不知,当普世价值阳光恩泽于你的时候,我们不会感恩也就罢了,我们常常摆出一副过路客僧当寺主的架势,最后常演变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壮举”。去年的“红旗乱舞”就是一例。
四:妖魔都是自证的。有人动辄以“全体侨界”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指手划脚,今天说是受到歧视了,明天说待遇不公,后天又以华人选票相威胁向政府要钱,把自己当成窦娥的干爹,把政府当冤大头,其实暴露了自己不三不四的本来面目。这些人咄咄逼人的样子,早就败坏了华人的形象,但因为他们脸皮厚,依旧长年累月地在当地媒体和堂会上招摇过市。不要说别人妖魔化你,其他族裔只要拿公允的镜子一照,马上就自我妖魔了,不用“化”。
五.“冷漠”都是自动的。和一些海外华人强烈“爱国”的亢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中国大陆人民的苦难表现出惊人的冷漠。他们对他们眼中的西方媒体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标准,在用放大镜不断给居住国挑刺之余,从来不愿意或根本就无勇气面对太平洋对面那个国度那么多的谎话和欺骗。当刘晓波无端被拘押的时候、当高智晟被公权力残害身体的时候,他们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平静。当法轮功遭到虐杀的时候,当备受世界拥戴的达赖被中共污蔑成小丑的时候,他们出奇的沉默。连毒奶粉死了娃娃和豆腐渣校舍压了宝宝,都撼动不了他们对那个专制体制的愚忠。
西方人轻慢我们,说白了,我们有愧,做了许多对不起居住国的事情。自己人看不起自己,说实话,我们有病,干了很多对不起良知和道德的勾当。

2009年3月29日 星期日

为什么应当解散中国?

广东“五一黄金周”遭中央否决,旅游市场大乱,旅社拟向政府索偿

明报/广东省恢复“五一黄金周”遭中央否决后,引发全省旅游市场大混乱。“境外游”首当其冲,退团潮陆续有来;不少旅行社处境窘迫,损失机票和酒店订金;不少已交钱报团市民不知所措,纷纷向旅行社咨询改期或退团事宜。深圳一些旅行社表示,今日起退团情况会逐步明朗,未来不排除向政府追讨经济损失。

此外,有北京专家指今次事件有中央警告广东意味,中央高层官员早前曾在内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广东“只讲经济不讲政治”。

境外游最受打击影响航空业

广东康辉旅行社境外游经理罗海波昨日表示,今次政策改变导致旅游市场混乱,省政府并未采取应补救措施,全省旅游界普遍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境外游客也纷纷表示,影响旅游心情,旅游预期大打折扣。取消“五一黄金周”令欧美游和澳洲游最受打击,许多旅行社很早做计划、出产品,五一期间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暴涨,加幅达六成至一倍,各大旅行社为防机票和酒店价上涨,纷纷大手笔预订团队机票和酒店。

目前长线团无法成行,不但旅行社损失订金,也会影响航空业,五一节前3天欧美航线可能一半机位是空的。

目前大部分游客表示今日上班才会知道是否有长假放,游客若退团,按合约只能退还75%的团费。

深圳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吴斌对记者表示,五一黄金周落空主要影响“境外游”,受影响最大的客源是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而国内游、省内游影响不大,民营单位、个人游仍按计划进行。旅行社方面主要损失机票和酒店订金,游客损失除团费外还有签证费。目前深圳国旅正在调查退团情况,同航空公司或酒店协商,减少退订损失。今次属于政策改变,如果损失很大,他们会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寻求补偿。

计划全打乱游客损失不菲

广东最大旅行社广之旅表示,截至26日止,在该社报名五一游的客人有3000多名。前天有100多名客人查询关于改变出游计划事宜,其中有十多人退团。广之旅董事长郑烘表示,该社对于无法如期出行的游客,建议以改期或换人方式解瘦;对于坚持要求退团的客人,该社不扣任何费用。



粤“不折腾”取消五一长假,旅业料损失惨重

大公报/广东省28日公布“五一”不进行调休的通知,大批市民今天开始咨询关于改变“五一”出游计划的事宜,业内人士透露已报名“五一”长线游的市民退团高峰下周开始涌现,预计退团和改线的人数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旅社损失惨重。

自广东通过“3+2+2”模式实现“五一”七天长假的消息传出,不少市民担心价格上涨纷纷提前报名、付款,旅行社加大对团队机票和酒店的采购投入,供应商也趁机推出各种优惠措施。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今年广东“五一”报名高峰提前来临。当时,旅游市场一片繁荣,中国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广之旅董事长郑烘更表示,保守估计今年“五一”出游的人数将同比增长6倍以上,有望拉动广东旅游经济过1000亿元。

如今休假方案有变,不少旅行社都低调地推出应对措施,却不愿对事件作出任何回应。据了解,旅行社与游客签订的是广州市旅游局版本的旅游合同,上面清楚注明“距离出团日期14天以上退团的,扣团费25%作为违约金”。由于今年情况特殊,加上游客现在退团是提前了一个多月,因此很多旅行社对于是否全额退费还没有定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旅社人士告诉记者,在“广东版五一”酝酿阶段,有关方面要求旅行社多做准备,旅社因此纷纷大手笔投入。由于带薪休假制度在广东没有全面落实,因此旅行社初步估计改线路和退团的客人将占报名总数的三分之二。如今旅行社即使扣下25%的违约金,也不足以填补海外采购中已经付款的机票和酒店订金,现在旅行社面临收客越多亏得越惨的局面。不过,也有旅行社承诺不扣取任何费用,全额退团。

有业内人士形容这是中国当代旅游业首次出现的一场“闹剧”,广东全部出境游组团社和游客都被“忽悠”了一回,在金融海啸的背景下,业内人士纷纷叫苦,指是“雪上加霜”。为了争取减少损失,如今旅行社纷纷联系景点景区及酒店,为三天的“五一”假期设计新产品,加推一些跨省、广东省内及港澳游的中短途线路。

中国广电总局和新闻总署争权夺利

娜妮毛/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新闻总署为了争夺全国几十万名记者证的发放权和培训权,以及其背后的巨额利润等利益之争,现在进入白热化。

1989年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合法的记者证一直由新闻出版署(后改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颁发。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开始自己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它的依据是《行政许可法》第412条:“广播电视编辑记者主持人的资格认定由国家广电总局实施。”;

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又将广电记者证的核发权力收回,依据是2008年7月国务院的“三定”方案。

可是,广电总局并不怎么买新闻出版总署的帐。总局和总署,都是正部级单位,而且它们都有各自的法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总局的腰杆子比总署还要硬些,不光是因为它有央视和中央电台、国际电台等三个牛气的直属单位,而且总局局长还兼任了某部副部长。

全国换发记者证工作从2月25日就开始实施了,但广电总局却不为所动,至今未向全国广电系统下发换发记者证的通知。

据总局人教司和总署报刊司透露,两个部门换发记者证的文件正在“会签”中。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是广电总局在拖延: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不让全国十多万广电记者换你的证。虽然有国务院的“三定”方案,但至少我可以拖延。

拖延的背后其实是利益之争。“培训资格证”费用是个庞大的数字,广电总局一个“资格证”需要180元,新闻出版总署的“资格证”是300元(北京地区 400元,其他地方1000元、1200元不等),如果每年有一万人参加所谓的“培训资格”考试,其费用就是几百万元。

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广电记者证归新闻出版总署核发,那么以后广电记者的“培训资格证”由谁来搞?继续由广电总局来搞,新闻出版总署有意见:“那不是等于没把权力收回吗?”,如果完全划归总署来搞,总局肯定有意见:“本来这块肥肉已经在我肚子里了,凭什么还要吐出来呀?凭什么你来收培训费用,我还要替你搞什么资格审查,好处都是你得?”

看样子这场不见硝烟的拉锯战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到底谁是赢家?十多万广电记者翘首等待的记者证6月30日前能否拿到手?还是个未知数。

2009年3月28日 星期六

王道乐土是贵国对雪域高原的无私馈赠 自娱自乐是贵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RFI:中国官方纪念“西藏农奴”解放日

发表日期 28/03/2009 更新日期 28/03/2009 15:23 TU

今天是中国官方设立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法新社为此发出报道说:中国当局今天周六(3月28日)分别在北京和西藏首府拉萨举行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庆祝活动,纪念中国共产党统治西藏50周年。

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向全中国的转播中,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国旗悬挂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之前的居所布达拉宫上。大约13000人在拉萨庆典仪上唱起中国国歌。他们大部分身着藏族服装。

昨天周五,中共领导人和由北京指定的班禅喇嘛,在"农奴解放日"前夕,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大会。中国当局宣称,是它在50年前,把西藏从黑暗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幸福与繁荣。

法新社说:"百万农奴解放日"是共产党新创立的一个节日。此前一年,中国军队严厉镇压了发生在西藏的藏人骚乱。因此很多藏人将不会参加这次官方举办的"农奴解放"庆祝活动。

法新社回顾历史说:50年前,成千上万的藏人举行反抗中国统治的暴动。共产党军队镇压了暴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大批藏人逃亡印度。

1959年3月28日,西藏暴动失败后,北京宣布解散西藏政府,建立一个在中共监控下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而对中共出兵这个喜马拉雅地区,中国当局辩称,此举结束了佛教僧侣的神权统治,将西藏人民从占人口10%的封建统治者的奴役下解救出来。

然而,流亡的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50年来一直指责中共政权在藏区实施政治及宗教压迫。法新社还引述流亡藏人表示,中共军队在1959年3月至10月间,共杀害了8万7000名藏人。

今年,为确保西藏暴动失败50周年之际,在西藏和周边藏区不发生任何抗议示威,北京大大强化了安保措施。

北京指控目前流亡在印度北部的,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危险分裂分子”,一切被北京假定为支持西藏独立的人都受到惩罚。

1995 年由北京指定的班禅喇嘛,作为西藏佛教二号人物,越来越被当局用于有关西藏的宣传。19岁的班禅喇嘛周六在无锡世界佛教大会上宣称中国有宗教自由。他说,“这次佛教大会证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和宗教自由的国家”,并说“中国是保证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民族”。

法新社引述一些外国藏学家透露:这位在中国国内舞台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班禅喇嘛,几乎不被西藏人接受。

音译名叫桑登-嘎美(Samten G.Karmay) 的巴黎流亡藏人解释说,班禅喇嘛只是被北京当局用于宣传的一枚棋子。



德国之声:“解放日”是对躲人的侮辱

50年过去了。50年前,躲人奋起反抗汉人的统治,达老佛爷逃往印度。当年的3月28日,东躲地方政府被中国当局解散。正是这样一个日子,从今年起将在东躲被作为“解放日”来庆祝。德国之声记者冯海音发表评论认为,这对躲人来说是一种侮辱。

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谁能控制过去,就能够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此言看来在中国领导层那里得到了活学活用。数周来,电影、大型展览以及其它活动以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传播着有关世界屋脊历史的“中国版”。就在一年前,躲人才在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中表达了对汉人统治的拒绝。而现在,他们却必须将这一统治的开端作为从“农奴制中被解放出来”加以庆祝。因为北京控制了现在,所以任何其它的视角都被缩至无影无踪:当You-Tube网站上出现了一段中国安全力量殴打东躲僧侣的录像后,该网站在中国全国遭到封杀。在国际层面,达老佛爷的行动空间受到了限制。比如这次在南非。由于北京的压力,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申请入境南非参加和平大会时遭到拒签。最后,整个大会流产。

早在30年前,达老佛爷就正式告别了争取东躲独立的目标。从那以后,他关心的就只是在东躲属于中国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自治。但是,北京却坚持宣称达老佛爷想将东躲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一名分裂主义分子,并将他勾画成一个想在东躲重新引入旧制度的人——按北京的说法,一个“农奴社会”。事实上旧东躲上并非一个西方浪漫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乐园。躲人,首先是达老佛爷曾希望自己来进行改革,通过一种温和的、与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相协调的方式。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不丹,就和东躲有着类似的起始点,但它们都靠自身的力量建起了一个现代社会。

如果躲人现在被强迫赠上一个“解放纪念日”,那么有一点应该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思考:一年前成群结队走上街头的人正是那些50年前不是自愿被“解放”的人的子子孙孙。解决东躲问题的唯一可能性是给予躲人贯彻宪法赋予的少数民族权利的条件。迄今为止,这只是写在纸上而已。

作者: 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
责编:叶宣


“班禅喇嘛”讲话藏人是否承认?

VOA记者江河/中国政府选定的西藏第二号精神领袖十一世班禅喇嘛星期五在北京发表讲话,他除了盛赞共产党对“西藏解放”的贡献之外,还不指名地批评了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海外的西藏问题学者说,即使班禅喇嘛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也不意味着西藏人民会把他看作是一位精神领袖。

不指名谴责达赖喇嘛

中国官方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座谈会。19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确吉杰布与会。这次会议的基调是批判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同时歌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西藏农奴的贡献。

十一世班禅喇嘛在座谈会上说,西藏的稳定面临一个“无耻的”人的攻击,这看来是对达赖喇嘛不指名的谴责。

据路透社的报道,十一世班禅喇嘛在座谈会上说,西藏的稳定面临一个“无耻的”人的攻击,这看来是对达赖喇嘛不指名的谴责。班禅喇嘛说:“我想真诚地感谢共产党给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明辨是非。我可以清楚地识别谁是真正的热爱和保护西藏人民,谁是出于个人动机破坏西藏的平静和稳定。”

中国央视的报道说,“长期以来,境外达赖分裂主义集团一直无视西藏发展成就,想方设法干扰西藏社会稳定,肆意抹黑攻击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十一世班禅认为事实胜于雄辩。”

班禅喇嘛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说,现在对西藏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50年前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得到了翻身解放,这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是他说的?灌输的结果?

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前香港信报主编邱翔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达赖喇嘛认可的班禅早就失踪了,而且当时国际上把那个失踪的班禅称为是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现在的班禅则是中国政府钦定和承认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找出来安排的。因此,邱翔钟对这个班禅的这些言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邱翔钟:“现在中国官方所认可的班禅是受到中国政府操控的,所以他讲的话,不管他年龄多大,是不是他本人讲的话,在中国这种制度下,我相信不是他本人。或者即使是他本人,也是中国当局长期灌输的结果,也不是面对西藏的事实。”

寺庙少见其画像

事实上,这位班禅喇嘛从未接受过西方媒体的采访。尽管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一篇长稿,阐述班禅喇嘛能够代表全体西藏人民的根据,但在西藏的寺庙里,很少能看到这位班禅喇嘛的画像或照片,而他的其他前任的画像则是很常见的。

精神领袖?

海外的西藏问题学者说,即使班禅喇嘛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也不意味着西藏人民会把他看作是一位精神领袖。

设在巴黎的国际西藏研究协会前主席桑坦.卡梅说:“他只是一个宣传工具。北京政府正在利用他。由于他说的都是和共产党保持一致的话,因此,西藏人并不承认他。”

桑坦.卡梅指出,尽管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同属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但从历史上看,这两人之间经常存在着分歧,而共产党并不是第一个利用这一点的政府。例如,清朝政府就曾利用厚此薄彼的手段制造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对立。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截稿时为止,记者在网上搜寻班禅喇嘛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这段讲话的中文版时却一无所获。

我们为什么会发烧?

·方舟子·

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会感到头痛的一件事是,美国人还在使用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抛弃的华氏温标。华氏温标的设定非常古怪,把水的冰点定为32度,沸点定为212度,中间分成180度,不容易记忆和换算。华氏温标这一古怪的设定是历史的产物:德国人华伦海特在1714年发明该温标时把冰、水和盐的混合物能达到的最低温度定为0度,把健康人(据说是其妻子)的体温定为96度(后人将其修正为98.6度,即37摄氏度)。

华伦海特如此设定,显然以为健康人的体温是一个恒定的数值。其实不同的人的体温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不同身体状态下的体温也不完全一样,甚至一天之内都会有变化。在身体不同部位测得的体温也不一致。口腔温度在36.1~37.5摄氏度之间通常被认为是正常的,腋下温度偏低约0.3度,肛门温度则偏高约0.5度。

所以体温根本就不适合用来定温标。不过,我们既然属于恒温动物,体温的变化还是受到了严格的调控。这个调控中心位于大脑内一个叫视丘下部的区域,它通过两个途径收集体温变化的信息,再发出升温或降温的命令。一个途径是从皮肤上的热、冷感受器送来的信号,这些感受器极其敏感,只要温度升高0.007摄氏度或降低0.012摄氏度,它们就能觉察到。另一个途径是直接感受流经视丘下部的血液的温度。如果视丘下部觉得体温过高,就会发出信号,让身体做出降温反应。体内热量主要是新陈代谢过程产生的,减少新陈代谢就可减少热量的来源,让皮肤血管舒张、出汗则能增加热量的散发。反之,如果觉得体温过低,就会增加新陈代谢制造热量,让皮肤血管收缩,或用颤抖的方式让肌肉运动产生热量。

有时体温会高到超出了正常范围,这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发烧,生病了。其实发烧本身不是病,而是生病的症状。有很多种原因能够导致发烧,最常见的是病菌、病毒感染。这些病原体进入体内后,引起了一连串反应。它们遇到血液中的巨噬细胞(一种白细胞),刺激它释放白细胞介素之类的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随着血液循环到了体温调控中心,刺激那里的细胞释放出前列腺素E2。前列腺E2会使感热神经元的放电速率降低,或者说,把“正常体温”的设定值给调高了,让身体觉得体内热量不足,于是就要增加产热和减少散热。肌肉运动是增加产热的一种快速方法,因此发烧的人会不由自主地颤抖。为了减少散热,皮肤的血管收缩,那里的血液被送到体内深处,因此发烧的人会觉得发冷。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等药物能够抑制前列腺素E2的合成,因此它们是很有效的退烧药。

吃了退烧药,或者病好了,烧退了,体温设定值恢复正常,身体要把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就会出汗。所以退烧会导致出汗,但是许多人却倒因为果,误以为是出汗导致了退烧,因而在民间流行着这样的土办法:发烧后多穿衣服、多盖被子,捂出汗来病就会好。

由此可见,发烧是人体在遇到病原体入侵时产生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和一些无脊椎动物在感染了病原体后,也都会出现类似的反应。这不能不让人猜测,发烧是否是进化而来的一种抵御病原体的有效方法?它在总体上对身体是有益的?

理论上,体温升高能加速某些免疫反应,比如能加速白细胞的增殖和运动,增强巨噬细胞吞噬病原体的能力,并能抑制某些对温度敏感的病原体的增殖等等,这些都有助于身体的康复。动物实验支持这一猜测。让蜥蜴感染病菌,体温较高的,则生存率也较高。人为升高老鼠、兔子、猪、狗等哺乳动物的体温,发现它们对某些病毒、病菌的抵抗力增加了。初步的人体临床试验也表明发烧可能有些好处。例如,小孩患水痘,从发烧、出疹到完全结痂,大约要1周,如果用扑热息痛退烧,和用安慰剂相比,这个病程要多一天。成人患普通感冒后服用阿司匹林,鼻涕里感冒病毒的量要比服用安慰剂的人多。

当然,如果体温过高也是有害的。如果是高烧(肛门温度高于41摄氏度),会对细胞、组织造成损伤,也可能导致身体丧失了对体温的调控。当体温达到42摄氏度时,感热神经元的放电速率达到了最高峰,感冷神经元的放电速率则跌到了最低谷,无法对体温做进一步的调控。因此一旦发高烧,会很危险,必须立即采取手段让体温下降。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发烧,却未必就要急着吃药退烧。在通常情况下,吃退烧药只是让病人觉得舒服一些,无助于身体康复,反而可能还会有所延误。至于“XX退热颗粒”、“XX清热颗粒”之类的传统药物,连是否真有退烧的疗效都很值得怀疑,服用它们更是有害无益。

2009.3.23.

探秘中国博客审查:一个实验

兰小欢

@ 2009-3-28 12:20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hafa/archives/287477.aspx


草泥马和河蟹的战争在不断升级,河蟹不断发展新的武器,草泥马不断使用新的诡计。在草泥马族茅山巫师部落穿墙术不断提高的今天,河蟹那层厚厚的壳 ---“大火墙”以及金盾工程,已经显得越来越笨重无力。今天河蟹朝廷越来越倚重的是武功诡异绝伦的“太监”群体 --- 各大网络服务商的“自我审查”。在这一点上,河蟹再一次成为了苏俄老大哥的小兄弟:俄罗斯的网络审查强劲绝伦,而且根本不屑使用“大火墙”这么笨重原始的技术,玩儿的就是黑客和自我审查,更详细的介绍点击这里

俄罗斯的情况按下不表,今天我们来测试的是中国“十五大太监”各自的葵花宝典神功修炼程度以及各自武功招数的特点。这十五大大内高手分别是:百度,博客大巴,中国博客网,凤凰播报,猫扑,MSNLIVE, MY SPACE,网易,QQ空间,新浪,搜狐,天涯,TOM,雅虎中国,和歪酷。

这项实验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Rebecca MacKinnon领军,耗时10个月。她的团队花了两个月时间设计实验和计算机程序,然后在2008年2月和2008年9月之间不停的向这十五大高手出招:用五十类不同的话题在各个网上发文章,测试各大高手的自宫程度和手法。这五十类话题包括:突发事件,台湾,农民工,非法拆迁,经济金融,东躲等等,无奇不有。

看官须知,这各大高手虽然受朝廷统一领导,但修行主要靠个人。几乎每家公司都有各自开发的“太监程序”,有些还是业内共享的标准,所以修行程度差别很大。在实验者进行的有效的108次实验中,功力最深的公司“太监”了60次,第二的太监了44次,而功力最浅的只太监了一次。由于内容敏感,实验者并没公布这些功力排名公司的名字。(一旦公布出来,那家功力最浅的公司肯定要受被迫面壁,重新训练,哈哈)

举几个例子。

实验者试了四篇关于毒奶粉的文章。凤凰网出手最恨,四篇全灭。其次是天涯,删了两篇(其中一篇还是官方关于温总视察一个销售毒奶粉商店的报道)。

再试十篇关于东躲的,引发13大高手纷纷出手。最狠的灭了八篇。

十六篇关于奥运的(开幕式假唱,体操队员年龄等等),出手最恨的灭了八篇,有四家一篇都没灭。

什么话题能引发十五大高手一起出招呢?“政治异见人士”,所有人都出了手,最恨的灭了4篇。

除了出手凶狠程度不同以外,各大高手的武功招数也不同。有的高手只玩儿一首绝活,有的则花样百出。

1. 干脆发表不了。“对不起,您的文章发表失败,文章内容包含不合适内容,请检查”(百度)。有十一位高手怀此绝技。

2. “您的博文已经提交,需要审核后才能显示。谢谢”,十位高手修炼过这个。

3. 猫扑,网易,和TOM:在博文发表后,只能自己看,公众看不了。

4. 开始发表成功,随后删除。大家都见识过新浪的“马眼小人儿”了:“对不起,您访问的博客地址不存在。”

5. 文章内容可见,但关键字变成“×××”。博客大巴和雅虎中国的独门绝技。实验者从新华网上原文粘贴了一篇糊绵踌谈论躲独问题的文章到博客大巴,结果“糊绵踌”就变成了“×××”,是“避讳神功”第十八层的境界。

6. 博客发表,但中国大陆用户看不到。这是微软的“龟息大法”了。


可以看出,虽然宣宣是“河蟹进行曲”的总指挥,但各大高手的“河蟹之舞”姿势各不相同。任何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如果能提出一套理论解释这种不同并且加以数据验证,那就一定会成为下一个Jesse Shapiro(芝加哥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刚三十岁。他将“媒体偏见”的研究带入了全新的境界)。

关于这次实验的详细介绍及结果,见这篇英文论文《中国审查制度2.0: 公司如何审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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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明:毛式语言震惊天下,大主教图图喊停

苹果日报/南非大主教图图等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最近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停止责难、辱骂达赖喇嘛」。中共的语言无疑已经震惊天下。

言语最能表现本性。汉高祖刘邦本来是个无赖,不事生产,不读诗书,好酒好色,起兵争天下之初,凡有儒生晋谒,就解下他们的儒冠,拿来撒尿,「与人言,常大骂」,有一次传召名士郦食其,同时叫两个少女给他洗脚,见郦食其对他长揖不拜,就骂道:「竖儒!」这是少年积习,不会因富贵而消除(《史记.高祖本纪、郦生陆贾列传》)。

梁朝叛将侯景同样自小不识斯文,作乱称帝时,臣下按「天子祭七世祖考」故事,请立七庙。他愕然问:「何谓七庙?」听到解释后,又说不出祖先名讳:「前世(先人)吾不复忆,唯阿爷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啖是(我爸爸远在朔州,怎能到来吃这个)。」百官听到这样鄙俚无知的言语,都不禁窃笑(《南史.贼臣传》)。

毛泽东是中共不祧之祖,满腹学问无非通俗小说,不是请人代笔,只能写「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之类诗词。然则「与人言,常大骂」成为中共语言的特色,有什麽奇怪。

比如说,中共主政初年,为了吞併民营工商业,就以「打退资产阶级五毒齐放的猖狂进攻」为言,发起五反运动。文革时,读书人不是「牛鬼蛇神」,就是「臭老九」。一九九○年代,香港总督彭定康提倡民主,于是中共高干又群起声讨,叫他做「千古罪人」、「婊子」、「搅屎棍」等等,不一而足。

最近,中共总理温家宝在英国遭一位反独裁少年掷鞋,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种卑鄙伎俩!」六个字只有「这种」二字不带詈侮含义。中共一不能以事实证明他们不独裁,二不能用道理解释国民不应有民主,唯有用「卑鄙伎俩」、「恶毒居心」、「说三道四」、「反华杂音」等等口号压倒异己言论。

现在,中共叫达赖喇嘛做「披着羊皮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正是因为难有其他说词。一九五九年藏民不堪大跃进而揭竿而有八万七千人被共军剿灭的事实,中共不能说。更加不能说的,是无数大小六四事件之后,汉满蒙回藏五族都没有欢迎共军的道理。

既然道理、事实都不能说,温家宝索性拿「达赖」这个尊号来詈辱:「达赖主张我们从西藏撤军,这是『赖』都『赖』不掉的。」

侯景称帝不过一百二十天就败亡,刘邦则在郦食其、陆贾等劝说下,渐渐改变无赖习性,明白「不宜倨见长者」,「事诗书,行仁义,法先圣」。但那是旧中国的事了。

新中国领袖六十年如一日。由毛泽东以至温家宝,都是用那样的语言。

2009年3月27日 星期五

允许卖国,才能爱国

叶子风

2009-02-19 00:37:56
http://www.douban.com/note/27158609/

在某论坛看了一个帖子,气不打一处来。又是那一套滥调,强调要区分爱国、爱党、爱政府,爱国是伟大的情操,但不等于爱了党和政府。另外,批评党和政府,恰恰可能是爱国的表现,是赤胆忠心,因为“打者爱也”、“打是亲骂是爱”。这套莫名其妙的宏论,,我十几年前就从方舟子嘴里听到过:祖国是母亲,爱国很正义,绝不能把爱国分子等同于爱党分子。后来,我在连岳的文章里也看到,牛博网最令他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牛博网友能区别爱国与爱党。当时我还非常惊讶:怎么这帮传说中的反骨分子也是爱国主义者!

爱是一种情感。我从来没弄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份情感播撒到“国家”、“党”、“政府”上面。这些都是极其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抱不住,亲不得。即使是“爱人民”这种说法,我也感到恐惧,一想到“人民”里面还有司马南、余秋雨和杨二车娜姆之流,你教怎么可能爱得下去。我当然不可能爱党和政府,举世无双的粗暴统治,高调封杀低俗网站,像我这么低俗的人内心已经布满伤痕。我是没出息没本事,不然的话我早就出国了,而不是呆在这个热衷于自残的国度。但是如果我到了美国,我就会爱美国了吗?或者说,有一天,中国也宪政了,自由又民主了,难道我就会爱中国了?我心里很清楚,一样不会!爱国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和由谁统治、由谁执政没有关系。我无法想象的是,人怎么可能爱上某个国家,你不过是生活在这里罢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不过就是:坏国家让你进贡了,还处处限制你的自由,好国家让你纳税,是逼你购买它的服务。国家就是如此冰冷,人类怎可能对它产生爱?

多少文学作品、流行歌曲都在反复讲述一个真理:爱难求。爱一个人难,找一个值得爱的人难,怎么爱国就变得如此轻易?!如果不是政府有意制造这种现象,为了统治或管治的目的,我实在不能想象正常人会有如此怪异的情感。即使面临所谓的外敌入侵,一群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那也是因为威胁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至亲好友。就是说,抵抗外敌,自愿上战场打仗,不是因为爱国,而是因为爱自己以及自己关心的人。或者说的再直白一点,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事实上,爱本来就是基于个人的利益。

唉,既然说到这里,也就不想再隐瞒了。一直以来,我秉持的观念是:能出卖的,才可能有爱。比如我的老婆或情人,我可能会出卖的,所以我才可能去爱。如果我老婆把我管得死死的,出门盯梢,去朋友饭局每次都随从。我没有任何机会背叛她,那么我不是爱她,而只是屈服于她。只有当我可以出卖她,却又自愿守身如玉,这才能说明我爱她。同样的,比如房子,车子,都可能被我出卖,所以我爱。钱,当然了,用于买卖,到处流通,我简直爱的不行了。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别人出了好价钱,我能卖却没卖,可见我有多爱它。我再重复一次,能爱的,必然是能被出卖的。

或许有人会问:父母与子女间呢?我的回答是:看看文革吧,划清界限、互相揭发,至亲如何不能出卖?实际上,看看现实生活里,又有多少家庭真的有爱呢?“养儿防老”是爱吗?家庭暴力是爱吗?兄弟阋墙、姐妹反目之类,不也都是百姓家寻常事吗?中国传统上尊卑长幼的人伦秩序,礼教森严,孝道为先,实际上哪里有爱可言。人人无可选择之下,只能按部就班、规行矩步,这不是爱他人,而是自我禁锢。

由此推之,我唯一可能的爱国路径是:如果能卖国,我就可能爱国。不允许卖国,光要求爱国,这种爱国主义我可干不来。嗯,反正中国傻鼻多,全交给他们吧。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houton2008

几年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会见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往往会“感谢贵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发展。昨天,我听见新闻联播上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说:“感谢贵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台湾、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过几年,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就会说:“感谢贵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台湾、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过几年,时代又进步啦,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就会说:“感谢贵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台湾、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过几年,时代又进步啦,那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说:“感谢贵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台湾、西藏、……北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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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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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时代进步得一塌糊涂啦。

那时,北京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外宾时说:“感谢贵国坚持一个北京的立场,承认大兴、通县、密云……海淀是北京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在石家庄,直隶领导人在会见另一拨外宾时说:“北京、天津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感谢贵国坚持一个直隶的立场,承认北京、天津是直隶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赞赏贵国政府不支持京独、津独的态度。”

在上海康平路,上海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说:“崇明岛是我国的宝岛,浦东自古以来就是上海领土。一切划江而治的企图都是可耻的,都必将为世界人民所唾弃!感谢贵国坚持一个上海的立场,承认崇明、浦东是上海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在南京总统府,南直隶领导人在会见另一拨外宾时说:“上海和所谓的‘安徽’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感谢贵国坚持一个南直隶的立场,承认上海和所谓的‘安徽’是南直隶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赞赏贵国政府不支持皖独、沪独的态度。”

同时的杭州人民大会堂,两浙领导人在会见还有一拨外宾时说:“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这四处的分离,并入朱元璋炮制的所谓‘南直隶’,纯属对我国的非法肢解。我们决不承认朱元璋侵略政策造成的非法现状。感谢贵国坚持一个两浙的立场,承认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是两浙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赞赏贵国政府不支持南京方面非法占领我国固有领土的态度。”

等等等等……

多么美好的愿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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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吃饱了撑着早上一睁眼忽然就想要独立啊?

究竟是哪些王八蛋造成独立分离运动的啊?

这个叫中国的白痴为嘛动不动“自古以来”啊?

为嘛成天害怕被分割啊?

人缘儿咋那么差涅?

坏事做绝了吧?

杨太师口述史料一坨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张培森整理,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台会”--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两,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超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反 “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一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

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

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 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

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 (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台,要彭德怀出来指挥。但是会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瓦窑堡的一场争论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刘英插话:我记得还争论得很厉害。)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东征是走一步看一步,瓦窑堡不是留了一个留守处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那个意见,后来是没有能按计划打胜仗。周恩来、博古他们就留在了瓦窑堡,洛甫没有留,是跟着我们过河的。东征战绩是很不错的,占领了很大一片地方,但是县城一个没有占领。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想要同我们合作,博古还有王稼祥他们一起到了前方,于是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开了会。后来决定回头,就回到了西边。可见那时就有点不同的主张了。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个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 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就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叫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

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不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 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

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 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

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庐山会议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 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报告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

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呵,你乔木也在呵。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哩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2009年月2月1日于北京

2009年3月26日 星期四

BBC:法国回归历史的真实

记者来鸿
艾伦·利特尔
BBC记者

北约60周年峰会即将举行。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法国将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结束法国43年来"孤立"于北约核心军事决策体系外的历史。BBC记者艾伦·利特尔发现,法国与美英两国的关系正在摆脱傲慢与偏见,回归历史的真实:


这是一个有关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与美国总统约翰逊进行电话交谈的故事。戴高乐想告诉约翰逊法国决定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自从北约建立以来,总部一直设在法国。由于戴高乐的决定,北约总部必须搬家。

戴高乐还表示,他还打算让所有的美军人员撤离法国领土。

"这个决定是否还包括那些在法国安葬的美军阵亡将士的遗体?"据说当时约翰逊这样反问了一句。

戴高乐肯定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反美情绪

当你到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公墓去看一看,就会知道英语国家的军队在二战诺曼底登陆以及解放法国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曾经做过计算,诺曼底登陆当天,盟军就有4572名官兵阵亡,其中只有19个是法国人,只占阵亡人数的0.4%。现在回想起来,在诺曼底抢滩登陆那一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当天阵亡的盟军官兵中,还包括37名挪威人和1名比利时人。其余的都是来自英语国家,其中包括2名新西兰人、13名澳大利亚人、359名加拿大人、1641名英国人和2500名美国人。美军在当时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场大灾难。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兰领导英国从帝国时代进入欧洲时代。

但是麦克米兰试图带领英国进入欧盟前身的"欧洲共同市场",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否决票,引起了轰动。

戴高乐两次很客气地听取了英国的申请,但是两次都把英国拒之门外。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帝国主义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匹"特洛伊木马"。

上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宣布独立。戴高乐当时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他允许一个国家获得自由,并不是要看到法国的独立被美国夺走而无动于衷。

麦克米兰晚年时感叹法国与英语盟国发展关系方面显得近乎神经过敏。

他说,法国与德国和解了。尽管德国的残酷侵略和4年占领所造成耻辱,法国原谅了德国。但是法国永远不会原谅英美两国给法国带来的解放。

法国人的反美情绪由来已久。18世纪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认为,美洲新世界很明显低人一等。

他们的大量讲话和文章都谈到美洲动植物的退化。

这些哲学家认为,美洲大陆是千年之后从大洋里产生出来的,这也就证明了试图在新大陆生根发芽的文明社会的文化是多么的落后。

自我解放

法国庆祝解放6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就住在巴黎。

当纪念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60周年的时候,我前往当年登陆的海滩,看到许多二战老兵最后一次聚集在那里。这些老人昂首挺胸,列队走过描写他们解放法国时的巨幅照片。

法国的矛盾心理非常明显。麦克米兰过去也谈到过这种神经过敏的心理。

2004年8月,巴黎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法国自我解放60周年。

巴黎市长给这些纪念活动起了一个名字:巴黎的自我解放![当时用的是“se libérer”这个代动词,意思是摆脱。Paris se libère就是“巴黎解放”的意思。如果一定要强调“自我解放”或者说“被自己解放”这层意思,应该是Paris se libère lui-même.当然,前面那种表达的确弱化了被动语态,回避了巴黎是“被”解放这个事实。不过说不上歪曲,因为代动词本来就有被动的意思。但代动词形式一定要直译成英语,就得用上-self,就不再具有法语代动词的那种微妙感觉,成了很直白很笨拙的一种措辞。再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自我解放”了。这位英国记者估计不是不知道这些,不过故意挖苦开玩笑罢了。要让英国人法国人不互相挖苦,就好像叫汤姆和杰瑞相敬如宾。]

法国一家报纸还出版了有48页的纪念专刊。但是在这个专刊中一直翻到第18页时才提到盟军的作用。

创造神话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当时在巴黎度周末,他说巴黎到了8月份显得很空荡。这主要是因为每年8月,许多巴黎居民喜欢到乡间去度假。

"我理解巴黎是在8月被解放的。但是我猜想巴黎人直到9月返回市里后才发现他们被解放了。"他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句话带刺,又是一段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讥讽。

这句话之所以带刺,主要是因为法国战后给国民讲述的这段自我解放的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之上。

1944年8月25日那天傍晚,戴高乐在巴黎市政厅讲演,首次谈到了巴黎的"自我解放"。

他当时宣布,"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在整个法国的帮助和支持下,也就是说,在战斗的法国、真正的法国和永恒的法国的支持下,巴黎人解放了自己。"

即使是在1944年,法国人心里很明白这个故事不是事实。一直等到上世纪80年代,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才开始着手重新研究20世纪法国历史中这一最黑暗的篇章。

我住在巴黎的时候,萨尔科齐还没有成为总统,不过我感到他很有可能成为法国首位后戴高乐时代的领导人。

萨尔科齐的政敌称他是"美国佬萨尔科齐",希望这样的指责可以导致他无法当选总统,但是这个招数不灵。

现在,萨尔科齐使法国重新回到大西洋主义阵营。

在我看来,这是法国在漫长的旅途中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法国是一个很成熟、喜欢争论、基础牢固的民主体制。它正在对神话提出质疑,正在回归历史的真实。

《中国不高兴》:左棍商业大杂烩

搜狐评论约稿,转载请注明。

宋石男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iyi/archives/287182.aspx

所有与《中国不高兴》较劲,逐条批驳其谬论的老实人都上了恶当。这本没有任何营养,甚至没有丝毫智力活动迹象的书压根儿就配不上任何理性批判。除非你喜欢批判在火车站附近兜售的5元一本的《法制故事大荟萃》,那么你就可以热情洋溢地去批判这本中国左棍低劣炮制的商业大杂烩。(之所以称其为左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伪左派。真正的左派不屑于做这种“就地躺下、腿成钝角”的下流炒作。)

《中国不高兴》策划人张小波袒胸露乳地说,此书的主要观点出于5个作者3天内的群P对话。在MBA速成教材风行的今日,此书的成书速度也足够MBA了。我算了下,3天之内要说这么多话,他们每个人的胸腔容量差不多相当于2.5部洒水车。而这3天内的群P对话,经过他们自己或外聘枪手的发水,遂变成长达34万字的文字垃圾,油爆爆、惊咋咋、苏丹红、孔雀绿地出现在世人眼前。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不高兴》用激进民族主义谋取商业利益的大杂烩本质:

作者是大杂烩,老弱病残的大杂烩。过气老写手、弱智评论员、种族主义精神病、资深脑残,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阵容。

封面宣传是大杂烩。第三排的宣传语“为国直言,替天行道”,剽窃自左棍的偶像义和团,后者在《马兰村坎字团告示》中说:“扶清灭洋,替天行道”。第五排的“ 抽丝剥茧驱妖娥,敢为今世开太平”剽窃自义和团的先驱太平天国,后者的一把手在《咏剑》中说:“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内容是大杂烩。第一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前六节打着鸡血鼓吹08年我爱国志士对辱华行为的种种不高兴的撒娇,后四节却莫名其妙地转去攻击“文艺腔”。因为私人恩怨,中间还特别将余世存先生揪出来示众了一下。第二部分《中国的主张》,继续语无伦次的拼凑之旅。当看到“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这样的段落时,相信任何一个略具常识和逻辑的人,都会忍不住要低声呼唤百度十大神兽之首的名字。第三部分《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更加彻底跑题,“中国不高兴”已然褪色到黑暗中,直接跳出来的是作者们自己的不高兴。他们如狼似虎地扑向假想中的若干中国知识分子对手,单方面抬杠并在幻觉中大获全胜,然后顺便警告说,“咱们的大中国啊,现在正红火;千万别冒杂音啊,西方正盯着我……”然后,然后就没了,这部商业大杂烩就此戛然而止,断了气。

关于此书的大杂烩本质,年轻的评论者袁柒有几段话说得不错:

“本书号称‘中国对外要设立大目标,做英雄国家,为世界除暴安良’,‘对内要消除逆向种族主义思想,肃清文艺腔’,同时还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要‘有条件地决裂’,要使用‘惩罚外交’、‘解气外交’。我建议作者应该少看一些穿越和武侠小说。在他们笔下,国家政治好像是哥们义气和男女乱搞……抛去逻辑混淆、片面取证、自造术语、蛊惑人心,以及诸多学术硬伤不说,我以为有了被‘同志加兄弟’的友邦追着打的经历,有了忍受饥饿和病困去修非洲最长铁路的教训,有了在鸭绿江对岸‘无私援军’却被独裁者骂作‘修正主义’的前车之鉴,政治浪漫派和民粹分子应该越来越少,但我错了……他们有着更崇高的目标,他们要靠‘惩罚外交’和‘解气外交’对付欧洲,要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知道自己很不高兴,并且在设计‘未来国际战略’时,用强大的假想对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另有评论者认为,《中国不高兴》是一本叫春的书。里面充斥着自恋、意淫、受迫害妄想、铁血煽情以及民族主义激进,叫出了一个“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春天,叫出了一部“娇羞无限、娇喘连连”的毛片。但我要指出,《中国不高兴》不止是一本叫春的书,它本质上是一本卖春的书。王小峰曾指此书为“帮人打手枪”,道破了一半秘密,但还不够。全部的秘密则是,此书是“收费表演打手枪以及收费帮人打手枪”——他们躺在“大国崛起”而且“不要再来伤害我”的谷堆上玩自己,然后将这些场景写成下流小说,堂而皇之地向全中国的孩子兜售。于是,爱国主义不但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还成了无赖最后的摇钱树。对付这种垃圾书,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拿出《左传》中先轸“不顾而唾”的派头,不关注、不购买、不讨论。[你们都不讨论,我上哪儿觅得这么些笑料啊?难道还要比我买这垃圾书不成?]

实际上,《中国不高兴》只有书名是有价值的。它应该去掉里面所有的34万字,仅仅将这五个字印上封面出售。这五个字必将赢得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鸣。尤其是那些凉山里被拐卖去当童工的中国孩子,尤其是那些山西黑窑里生不如死的中国奴隶,尤其是那些在看守所里躲猫猫致死的中国犯人,尤其是那些因言获罪的中国思想犯,尤其是那些毕业即失业的中国大学生,尤其是那些进城又返乡的中国农民工,尤其是那些被城管殴打致死的中国小贩,尤其是那些精神正常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中国上访者,尤其是那些网站被封博客被删的中国网民,尤其是那些唱着草泥马之歌的所有不能自由言说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在黑夜里低声哭泣的所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人。他们不高兴,中国不高兴。

© 转载注明出处 否则剥你光猪

德国之声:南非拒签达赖喇嘛惹关注

德语媒体 | 2009.03.26

由于南非政府拒绝向应邀出席约翰内斯堡国际和平大会的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组织者无限期推迟了原定本星期五举行的大会。德国多家媒体继续报道这一事件并分析了其背景。

《每日镜报》就这一事件写道:"离2010年足球世界杯大赛还有一年,东道主南非在国际上的越位现象愈来愈严重。在多年支持津巴布韦独裁者穆加贝之后,南非政府现在完全出人意料地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入境南非的签证。这一禁令引起了南非平民社会的愤怒,开普敦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说,这一做法与去年南非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丑陋表现遥相呼应。当时,南非共和国多次阻挠对苏丹、津巴布韦、伊朗和缅甸等不义政权的谴责,支持中国的立场。"

《柏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南非政府拒发签证,"因为中国是南非的重要政治和经济伙伴,南非不想惹恼北京":

"中国与黑非洲的外贸总额约为五百亿欧元,其中与南非的贸易额占五分之一。中国企业在这个好望角之国投入了六十亿欧元,并以20%的股份入股南非的最大银行标准银行。南非的公司在中国投资二十亿欧元,其中包括名为南非英美资源公司的矿山公司集团。

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北京向南非购买铁、煤、白金和其它原料。如果中国甩手不干的话,南非就千真万确地'熄灯'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矿业公司现在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此外,南非政府认为自己对北京与非洲的关系负有责任。在非洲,中国已成了最大的投资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法兰克福汇报》刊登的一篇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分析文章认为,南非政府拒发签证的真正原因并非南非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因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德国和英国":

"真正的原因更多在于南非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本身和四个星期后即将举行的南非大选。说得更明确一些,是非国大竞选经费的来源问题。该党主席朱玛的一大部分宣传活动显然得到了利比亚革命领袖卡扎菲、印度执政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资助。这是南非《邮政卫报》引用非国大内部消息作的报道。据说朱玛还从西非石油国家赤道几内亚的血腥独裁者奥比昂那里获得了财政援助。

这些钱对他很有用,因为前国防部长列托卡新成立的人民大会党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必须认真对待的对手。非国大刚刚在议会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所以不惜工本进行竞选。该党没有一场竞选活动不免费供应饭菜,朱玛在每个省区登台,都用大客车运送数百人前往助势。这些活动当然需要很多钱,这些钱显然也来自北京。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玛当然不需要达赖喇嘛。"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2009年3月25日 星期三

“藏独”不离口,中南海的偏爱?

陈破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红军亡命于川藏边境时,曾经过西藏境内,从藏人那里取得食物并借宿。对此,毛泽东说:“我们不得不从西藏人手中拿走必需品,以后要偿还。”并说:“这是我们对外国唯一的欠债”。可见,那时,连毛泽东都认为西藏是外国。

1951年,中共进军西藏一年多后,与藏方签订“十七条协议”,承认西藏宗教、文化、政治的特殊性,建立起相当于“一国两制”的中藏关系。然而,即便对那个由中共自己拟定的、相当于“城下之盟”的“十七条协议”,中共也无意遵守,而自我违背。于是导致1959年西藏人民大起义。中共凭籍武力,血腥镇压,西藏最高领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

不必赘述其后中共在西藏展开的大屠杀、大迫害、大破坏、大毁灭,仅说1980年,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视察西藏,目睹西藏遭受的浩劫和藏人蒙受的苦难后,深感愧疚,召集当地中共党政干部训话,提出:“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

可见,中共污指从前西藏是“黑暗、落后、野蛮的农奴社会”(其中的弥天大谎自不待言),中共入藏,不仅没有把西藏带向光明、进步、文明,而是把西藏推向更黑暗、更落后、更野蛮的深渊。中共折腾下的西藏,岂止是“农奴社会”,简直是“人间地狱”!

时至今日,西藏三区,仍然不断出事,表明,所谓“翻身农奴”,对中共从未心服口服。也表明,对待藏人,中共有心硬而无意软,有心打而无意谈。

1978年开始,邓小平曾有意纠正中共在西藏的极左政策。1979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特使、也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邓亲口对后者说: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但观今日中共高层,却什么都不愿意谈。不论达赖喇嘛的立场,如何地趋向温和、再温和,从独立诉求到中间道路;从“和平方案”到“高度自治”;从“一国两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尽都充耳不闻,毫不领情。

据知,中藏谈判中的障碍之一是,中共方面,硬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明知,作为佛教徒,达赖喇嘛不可能附和中共说假话。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已经体现莫大善意。中共故意出此难题,就是拒绝谈判的意思。

在最近的交锋中,中共总理温家宝、外长杨洁篪甚至还拿达赖喇嘛22年前、即1987年的立场(“中共撤军、停止汉人移民”)来说事,避而不提达赖喇嘛自2002年以来的最新立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为基础,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

于是,出现一个悖论:当1949年,西藏政府和人民均自认“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时,中共硬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当今日,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共却硬说达赖喇嘛的立场是“藏独”。结果就是,西藏问题,“独立”不行,“不独立”也不行。

既然一条道路都走不通,这也就难怪,流亡藏人中,存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弃独”温和派,也存在以藏青会为主的“独立”激进派。

中共的乖张表现,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恰恰是中共本身,需要“藏独”的存在。从夺取西藏,到奴役西藏,到逼出“藏独”,中共堪称始作俑者。而今,“藏独”,作为一个虚拟的名词,大量存在于中共的话语中,俨然中共领导层的偏爱。

在中共喉舌中,抗议中共的藏人,一律被称为“藏独分子”;同情藏人的中外人士,包括会见达赖喇嘛的外国领导人,一律被指为“支持藏独”;流亡藏人聚居地达兰萨拉,被称为“藏独大本营”; 象征自由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被称为“藏独旗帜”;表现西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歌曲,被称为“藏独音乐”……

“ 藏独”不离口,中南海的潜台词是:你最好主张独立,我方便树立民族主义大旗;没有了你这个“藏独”靶子,我怎么对中国民众宣称“爱国主义”?如果我不高举 “爱国主义”的旗帜,又如何抵御民主、人权的呼声?如果我抵挡不住民主化浪潮,又如何能保住我党既得利益和我等高官厚禄?

中共死咬达赖喇嘛为“藏独”,国际社会固然明白,中共此态,是无理取闹;但中共此招,却仍然能蒙蔽中国民众,尤其能蒙蔽那些对西藏问题缺乏深究的普通民众。

中共对达赖喇嘛,与其说是不愿意谈,不如说是不敢谈。中共最怕的,就是达赖喇嘛以至柔克至刚,舍了疆土而赢了道义。因而用尽文革语言,竭尽对达赖喇嘛的诅咒,仿如桀犬吠尧。

达赖喇嘛不断伸出橄榄枝,中共却不敢接招,背后浮现的,也是主政者胡温等人的权力尴尬。遍观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层,谁也没有权威,谁也做不了主,因而,谁也不敢提出大政方针的改变。为了保住党内权位,只能比强硬,一个比一个强硬,不是比给外界看,而是比给自己人看。从江泽民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都竭力避免重蹈胡耀邦赵紫阳的覆辙:招惹党内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被赶下台,落得个自身难保、晚景凄凉。

(3/24/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间接地了解一下不高兴

常识还在躲猫猫,谎言绕地三周半

作者:袁柒
http://yzmg.blogbus.com/logs/36631430.html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渐渐对生活中一些人类异常行为表示出了宽容。譬如我们楼下有个鞋匠的小孩,一旦跟爹妈不合心意就会找一个有脏水的地方。扑通躺地上乱打滚。把鼻涕、眼泪抹得一脸。对天大吐口水。那种喊叫声经常被路过的居民误以为是在屠宰生猪。这孩子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是,反正我不高兴,你看着办。现在市面上畅销一本叫做《中国不高兴》的书,就反映了这种现象。和这个脏小孩不同的地方是,本书的作者都已大多已为人父。为了让自己的打滚哭喊更有说服力,他们还给自己取了个共同的笔名——中国。然后他们真以为自己就代表了中国。站在这个角度指点江山,规划世界。

“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美国只不过是“刷着绿油漆的黄瓜”。考虑到国际机票的价格和英语交流的困难,他们没有去找奥巴马采访或是到美国街头问几个群众。而是在书的后半部分又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代表这个群体说“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这一次我想西方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完成了对中国和西方的角色扮演之后,作者意淫的很舒服。揉啊搓啊的,可见要体验优越感,爱国的成本最低。

据说清朝有个叫安德海的人成年之前,穷的实在扛不住了。就一咬牙拿把刀把自己阉了,跑去宫里当太监。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余秋雨和安德海有异曲同工之妙。男人把自己阉了就可以享受太监的福利。读书人把良心喂狗吃就可以上CCAV。但安德海和余老师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们毕竟能感觉到自己缺了点什么。所以当别人提到这一点时一般保持沉默。而有的太监,会把黄瓜、茄子、擀面杖等物件放在裤裆里。在人前装硬。比一般人更硬。本书的作者在开篇第一章把题目定为“为国直言 替天行道世界瞩目”,说明用国家这根擀面杖来给自己装硬,太监们的自尊心一下就提上去了。

我不能说我在评论。比如有人为了耸人听闻弄点关注。要是发表类似“人应该吃屎”“应该鼓励强奸”这样的观点,对此不管他如何把屎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分析的头头是道、把强奸的社会意义和正面价值挖掘的有声有色。一开始到最后我就是不信,但对于恋粪癖、强奸犯,从精神症状的角度去看,还是能理解的。像《中国不高兴》这么重口味的东西。还是第一次碰到。作者们说起话来好像天生的领袖。一口一个‘小年轻们’‘中国人们’,但绝不要想像一滴水融化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做人民的核心。
  
被该书作者点名炮轰的王小波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文革中期,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走进那间房子,我哥被惊呆了:这间房子有整整的一面被巨幅的世界地图占满了。这位同学身着蓝布大褂,足蹬布底的黑布鞋,手掂红蓝铅笔,正在屋里踱步,而且对家兄的出现视而不见。据家兄说,这位先生当时梳了个中分头,假如不拿红蓝铅笔,而是挟着把雨伞,就和那张伟大领袖去安源的画一模一样了。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才小声问道:能不能请教一下……你这是在干吗呢?他老人家不理我哥哥,又转了两圈,才把手指放到嘴上,说道:嘘,我在考虑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然后我哥哥就回家来,脸皮乌紫地告诉我此事。然后我们哥俩就捧腹大笑,几乎笑断了肠子……”

1982年一个叫张清安的农民刻玉玺,设后宫,分封丞相,文武百官,打算定都巴中县,把巴中川剧团大楼当皇宫,写好了准备(通过邮局)寄到台湾的册封蒋为“威国王”的“谕旨”,还决定要“御驾亲征”,结果还没出师,就被县公安局给灭了。国内的愤青论坛上也有这么一些人。经常对着一张普通军事操练的图片发言说“小心,我们还是不要在论坛多说了,以免泄露军事机密”“对,不要说了,现在的网特还是很多的,不要给国家带来危害”
  
举这么多例子是说明,被迫害妄想症往往和自恋症联系在一起。本书完全发挥了上述的风格。比如这段【摘自第59节】:

“ 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这就是传说中口气比脚气大了,请问作者的军队在哪儿?硬盘里还是床底下?作者认为中国应该搞点事儿出来,但自己要不要去做第一批炮火,作者没有表态。
  
再如这段【摘自第59节】:

“ 中国有原创性的东西,坦率地说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歌曲日本人会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几乎没有。我听到过日本人很豪迈地唱“文革”歌曲…… 所谓的高雅文化,比如《图兰朵》那些东西,让那些所谓的高等中国人去附庸风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虑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还是有她的纯真性的”。
  
——当时我们不但有原创性的文革歌曲,还有原创性的忠字舞、易子而食、迫害揭发、武斗夺权、批斗游街、割喉枪毙。至于后半段,谁能告诉我他在说什么?
  
还有这段【摘自第40节《西方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

“ 爱迪生的一大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发明可以在白天用电的民用电器,例如留声机。虽然现在我们说,这些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他的指导思想在今天看来却是错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指导思想延伸到现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夜间灯火辉煌的美丽景象,背后就是电力公司希望大家多多用电,它才好多多赚钱……白天睡觉晚上享受夜生活,已经是发达国家带给世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改掉?以前世界各地销售商品的商店规模都很小,自从美国建起了大型商场,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必然的模式。大型商场之所以能够出现,也是因为电力照明的原因。如果没有电力照明,大型商场里面就会很暗……这类高消耗的物质享受生活方式,即将彻底毁灭中国人几千年养成的节约习惯”。
  
——在喜欢指导别人思想的作者看来,任何人做任何事都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按照这种逻辑,人类使用火,也是错误的,因为火之所以用起来方便是因为火柴厂想买商品。他们根本没意识到,地球的树木是有限的。蔡伦发明纸是错误的,因为他的指导思想里没有考虑到环境消耗。在宾馆ML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在搞享受,是西方的腐坏思想。正要反驳他的时候,本书另一作者却自相矛盾的发出了以下的议论
  
【摘自第10节】:

“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要大量使用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再说,凭什么拦住我们用?中国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应该节约,应该天人合一(辟谷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来。这个观点看似高明,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第10节对照上述第40节的观点,如果不是在环境问题上自扇耳光,前面要求“首要的就是放弃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提供的榜样。发达国家能从自己做起吗? ”后面扬言只有中国不该节约,应该大量使用石油。是反智还是耍破皮无赖?
  
【摘自第25节】:

“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
  
——要点脸成吗?你自己痿了,能怪美国安全套质量太好吗?中国的制毒者都是被欧盟的食品安全标准给逼的,结石宝宝是被谁逼的。在本书作者看来追究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为了争一口气,而不是为了人的生命。
  
“中国人在这100多年里打了多少仗,上演了多少大戏剧,西方、美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
  
——谁要手贱把这段翻成英语给外国人看,我都会觉得害臊。咱就在自己家里丢人好吧。实在无话可说。
  
“ 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且不说有没有这位军科院的哥们儿,我真不知道这话有什么不敢说的,这话一个出租司机一天能说二百段。美国和俄罗斯都给说成了老黄瓜。但布什不会像收拾伊拉克一样收拾宋晓军、普京也不会像制服格鲁吉亚制服宋晓军。人根本不认识。你就插着腰骂的吐沫飞溅人对你也没什么兴趣。要真那么硬的话,何不到到美国黑人区和俄罗斯酒吧里随便找几个家伙,上去给人一顿削。如果还能竖着出来的话。这本书的所有论点,都没有例证和论据,那我说你是个傻逼,因为你就是个傻逼。
  
除了替领导算了一笔军事帐外,本书的作者们号称要中国“对外要设立大目标,做英雄国家,为世界除暴安良”,“对内要消除逆向种族主义思想,肃清文艺腔”,同时他们也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要“有条件决裂”,要使用“惩罚外交”、“解气外交”。我建议这些作者应该少看一些穿越和武侠小说。在他们的笔下,国家政治好像是哥们义气和男女乱搞,如果真是如此,昨天报纸上说德法两国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是不是萨科奇和默克尔真就开房嘿咻了一番?
  
抛去逻辑混淆、简单对立、自造术语、蛊惑人心、类似把‘普世价值’写成‘普适价值’的硬伤不说,我以为有了被‘同志加兄弟’的友邦追着打的经历,有了忍受饥饿和病困去国外修了非洲最长铁路的教训。有了在鸭绿江对岸留下百万炮却被独裁者骂做修正主义的前车之鉴。政治浪漫派和民粹分子应该越来越少,但我错了,在这本书里,他们还呼唤着种族主义的崛起。
  
它看上去很硬,实则全是扯淡,比如根据奥巴马的一篇普通公文,推算出美国已经衰落。根据几条电视新闻,判定西方世界在中国面前瑟瑟发抖。而不扯淡的是,这些个人言论变成了一本出版物,它通过正规渠道发行。售价29.80。就像春药摆在医院的货架上。就像葵花宝典提醒着想做太监的人,上面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默许什么,反对什么。
  
听说这书在校内这种大学泡妞网站影响不错。我也给女孩一个建议。要是你男朋友喜欢这本书。您不妨慎重考虑一下跟他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将来既不屑于养家糊口,也不擅长工作。家庭和婚姻对他们都其次,民生和民主问题在他们看来也太小。他们有着更崇高的目标,他们要靠惩罚外交和解气外交对付欧洲,要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知道自己很不高兴。并且在设计未来的‘国际战略’方面,用强大的假想和意淫对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尽论中国:以谎闢谣是中共政坛疫症

苹果日报李平/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只要领导一重视,许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河南民权县爆发手足口病疫情后,县长办公会议要求「确保全县无一例死亡病例发生」,于是,奇迹出现了:县人民医院60多位病童,被诊断为患上脑炎、上呼吸道感染、颅内感染、肠道感染等不同的病症,总之一定不是手足口病。

领导一重视「奇迹」就出现

同样发生手足口病的山东菏泽市,在领导重视下,创造了另一个奇迹:山东电视台本月12日曾报道菏泽爆发手足口病疫情,但有关网页已消失;《新京报》昨日报道,菏泽市传染病医院的病童家长说,至少有四名儿童在他们眼前死亡,但此一消息随后在转载的新浪等网站被「和谐」掉了,只留下菏泽报告两宗死亡病例。

如果说,民权、菏泽爆发手足口病之初,民众传出的消息有不准确、不清晰之处,被当局斥为谣言,那麽,当局发佈的疫情通告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由于当局刻意隐瞒疫情,被剥夺了知情权的民众,只能借助口口相传、互联网和手机短讯等传播相关消息、相互提醒,其间难免有错漏,难免有以讹传讹的时候,但是无心之失往往被当局抓住辫子,一概打为谣言,甚至要追究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混合真假消息 欺上瞒下

一旦疫情曝光,当局无法掩盖,又不惜编造混合真假消息的通告,欺上瞒下。以谎言闢谣,已成为在中共官场广泛传染的疫症、痼疾,近年屡屡于猪蓝耳、禽流感、肠病毒、脑膜炎、手足口病等疫情爆发时发作,要麽避重就轻、少报减报受害人员情况,要麽透过官方传媒编造领导一重视、疫情就受控的神话。

2003年沙士疫情爆发后,中央政府虽然炒了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加强官员问责,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但萌生出以谎闢谣的隐瞒疫情变种,其病源既在于官僚体制,又在于官员草棺人命的观念,只要其中之一得不到医治,官场疫症就会继续变种、继续扩散。

2009年3月24日 星期二

江胡时代的精气神





拉加寺主持喇嘛祥萨仁波切的呼吁书

中国中央政治委员会,青海省政府和果洛藏族自治州政府各级领导:

近日,我的寺院、拉加寺正处于中国军警的高度戒备和镇压之下,全寺僧侣遭受着极大的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特别是三月二十一日,该寺僧人扎西桑波因不堪忍受当地公安人员的虐待和侮辱跳进黄河被迫自尽,拉加寺现今仍然被恐怖所笼罩,部分僧人被逮捕,在寺院展开的各种会议、搜查和审讯使寺院无法进行正常的佛事活动,中国军警的非法行为完全剥夺了僧侣们的人生自由,扰乱了僧人们的清净生活,听到此事后我心里极度痛苦和悲哀。

政府有责任平息此类事情的发生,同时需要谨慎面对和应用“分裂分子”和“破坏民族团结”等的言词,因为僧侣们要求的仅仅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天上有太阳和月亮,雪域藏国有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说法深深地扎根于所有藏族人的心里,而且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所有藏族人的基本上师,没有任何人可以取而代之,藏族人永远也不会违背他们的上师,这是信仰和事实给与的现实,是无可置疑的。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不准藏人呼叫自己上师的名字,不准供奉和悬挂自己上师的画像,并且强迫藏人辱骂上师,踩踏上师画像,中国当局的这种愚蠢的做法和错误的政策迫使更多的藏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不敢信任,迫使西藏三区民众一次又一次地起来进行和平抗议,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离心离德的举措不但严重地践踏了西藏人们的基本人权、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而且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条款。

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有责任正确合理地,依事实,依法律处理好此类事件,就在这极端敏感的时刻,西藏境内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人人皆知的世界性新闻和事件,政府的错误政策在不断酝酿着此类事件的不断发生。

藏人都渴求着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但是,是谁使这些爱好和平热爱生活的人们不得安宁呢?又是谁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答案恰恰是政府自1949年到今天在藏区实施的错误政策、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和伤害藏人感情的言行,也是政府和军警的无情打压与颠倒黑白的远离事实的行径,这是众所周知的。近日在我的寺院、拉嘉寺所发生的一切也是当地政府和军警的蛮横行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为此,我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对2008和2009年里,在西藏发生的各种事件向西藏人们和国际社会予以正确的解释;在四川省境内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格德寺僧人扎百自焚时被武警开枪击倒之事件,拉加寺的僧人扎西桑波因不堪忍受中国公安人员的残酷虐待而投河自尽等事件向死者家人和寺院给予明确的交代;懇請立即停止当局增派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驻守拉加寺院一事。

为了中国当局自身的利益和西藏人们的合理要求,希望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以及对世人特别是对广大藏人有个正确的交代,也希望中国政府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真的想济身于世界大国行列就必须面对事实。西藏有句谚语:‘谎言和地鼠的尾巴短﹐真理和山溝的後路长’。所以,欺骗世人、愚弄国人、打压异族的时代已经过去,吁请面对现实吧!

第十一世祥萨仁波切丹增确吉坚参

于2009年3月22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9年3月22日 星期日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

文/一位藏人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3/blog-post_22.html

这个令人窒息的国家啊!

为丹达【1】哭,为他的母亲所经历的苦难痛哭,被单蒙面,为只能哀哭而耻辱。

只有在多数的汉人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个什么生态,对历史、现状、文化、政府有所反思,并做出改变才有希望。否则,其他的民族,周边的人,只能被这个政府,以及组成这个政府的汉人民众裹挟着,如同在一条烂船上,一起沉陷。

其实,我甚至对这种汉人了解事实后会反思和改变都不抱希望!信息再被封闭,有了解的渠道,人心是肉长的,有些常识,有些疑问,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和过人的胆识。但汉人心态之漠然,或残暴,或当看客,哪里有希望!

之前,我把政府和民众是分开来看的。民众,不管什么民族,只要不当权,受政府在土地、权益、福利上的侵害,差不多一样。民众,老百姓,知识分子,学生,不是和我一样的人吗? 也许生活习惯不同,衣服不同,起名方式不同,但本质上一样啊。

但目睹这些证据,以及族人50年以来的遭遇,对比从去年开始变本加厉的来自一般汉人民众和年轻人的疯狂,不得不得出结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还有 1949年以来中国人发展到极致的“吃人的文化”。[1949不算什么重要分水岭。其实历来就是“吃人的文化”。]它也自噬。而这个政府,是有纵容它的土壤。他们相辅相成。汉人文化中的恶:漠然、自利、暴力等在49年以来的一次次运动中被培育、发酵;而善的那些:仁、礼、道、德被嘲笑,被掐灭。[感谢这位图博人给我们支那人留面子……其实,我们从来就跟现在你们看到的那样贪婪下作愚蠢猥琐……]中国政府是在虚假、残暴、贪婪、自利为特色的中国汉人文化土壤上的恶之花。

偶然出现的,稀少珍贵,犹如晨星般的,善良有勇气的汉人在哪里?在监狱里,或被监控,成为“异议”分子。可惜大多数人不知,也不关心。在这个奇怪的国家,“自由、民主、服务、爱心、理想、体恤、利他……”这些概念,价值观被政府割裂、异化,被民众嘲讽,或认为远不可及。眼瞎了一样,耳聋了一样,空了心的中国人。

中国人,只有认清自己面目,看清自己政府暴力的来源和实质,才会对丹达和扎白【2】事件开始了解。

那失去草原的蒙古人,逼成“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分裂分子”加“恐怖分子”的藏人, 面目模糊的各式花瓶族,我们因为在这个国家,说倒底就是因为不肯那么容易放弃土地,不肯那么容易放弃信仰,不肯那么容易放弃生活方式和道德观,不肯那么容易变成汉人,就成了“问题”和“分子”!!所以,哪来的“少数民族问题”?分明是“汉族的问题”,“中国的问题”。

看见这些证据还叫“杀得好”,叫“活该”的,或者明明知道那边媒体不得进,言论完全受控封杀,还要求“第三方独立证据”的,不是一个又一个人吗?那虐杀丹达的,枪击自焚扎白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由父母养育的人吗?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父母,会孕育这样的人民?!


注释:

【1】丹达:拉萨人,30岁,被虐杀之前是西藏移动公司的职员。2008年3月14日,为救被中国武警毒打的年迈老僧,他恳求武警手下留情,却被那些武警毒打,而后被抓走,受尽令人震惊的酷刑,不得而治,于6月19日,北京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的前一天惨死家中。

【2】扎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4岁。2009年2月27日,为抗议当局对宗教的压制,他当街自焚,被军警枪击。目前生死不明。中国官媒否认枪击,称在成都某医院医治。来自当地的消息指他面临双腿被截肢,疑是被掩盖枪击证据。

转贴这些帖子以纪念我被电视锯摧残的2006年夏

那年夏天回家,所有的电视台疯狂播映一部《暗算》,躲都躲不掉。几乎是各电视台轮番上阵昼夜滚动播出。不是我要看,我真的没想看,我甚至拿被子蒙头,可是,那种恶心做作的声音、那种狗屁不通的台词还是往耳朵里钻。我逃到北京,旅馆里也是《暗算》。我被彻底暗算了。这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场灾难。
之前还有一次,是来法前夕,所有的电视台都是《纪晓岚》。受了相当长时期的折磨,我提前逃离了恶俗现场。
有一点不同意作者。这类东西能风行,不是贵国影视界没落,不是中华传统文化失落,而是贵国本来如此、历来如此、从来如此。它就好这口儿。
再补一句:中国人太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艺儿了。


都是下三烂——中国拍电视剧的乌合之众

by 刘氏兄弟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uBros/archives/286564.aspx

中国影视剧深受港台影视剧的不良影响,使今天的中国电影丧失了大量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即对电影真实感的追求。可悲的是,现在众多国产影视剧现在连最起码连老百姓所说的“像”(真实)都做不到。

“真实”——乃影视剧的生命和灵魂(老生常谈)。如果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连最起码的真实都做不到,即使你的剧本、你的故事都是一流的,也无法感动观众。笔者在美国期间曾跟过一个台湾电视剧剧组,承担摄影工作,期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无论剧中演员在雨水里摸爬滚打,还是火中逃生,这些演员绝不允许化妆师给他们的脸上“抹黑”,破坏他们的“光辉形象”,也绝不许有符合情境的真实的汗水,永远保持每个小脸光亮如鲜,光彩照人。他们不但不允许化妆师“破坏 ”他们的“光辉形象”,每开拍一个镜头前,必掏出一个自备小镜子,来审视一下自己的脸,是否处在完美状态。这个现象当时令笔十分者困惑不解,搞不懂。这些港台演员是到底是时装模特还是影视演员?好莱坞明星深信他(她)们在电影中饱受磨难后的“悲惨”造型是很容易打动观众的。时至今日,在为数众多的港台电视剧与国产电视剧充斥着十分拙劣的“影楼妆”与“晚会妆”,把一些演员的脸化妆出那种质感,看起来像个塑料人。

在一些“古装”、“民初”以及“红色”的影视剧里,我们也看到那些乞丐和叫化子穿的都是崭新干净的“破衣服”,而我们的革命战士也都身着光鲜的军装在与敌人作战,对此我们早已见怪不怪。

一个演员朋友参加了一部翻拍抗战题材“红色经典”电影的电视剧拍摄,该片改编自一个再现我游击队神勇抗日的著名电影。这个朋友中途回家休息,我问他:你们组的演员有无经过摸爬滚打,擒拿格斗,射击和枪械使用等军事训练?他回答到:“根本没有,上来就演。”这位朋友似乎看出我的用意,无奈地补充道:“咱们中国的电视剧都这样,没办法。”

这个“红色经典”属于典型的军事题材电视剧,剧中大部分情节都是战斗场面,如果演员没有军事训练和体验,这部剧拍出来会怎么样呢。后来看到了该剧,果然一个“水”字了得。这个曾让我们儿时痴迷的电影就这么给拍电视剧的糟蹋了。想到斯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拍《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时,演员们被导演拉到兵营军事训练了近两个月,结果这些演员个个成了能上战场打仗的准军事人员,否则观众是难以感受到《拯救大兵瑞恩》那真实的像战争记录片一样的情境和魅力。詹姆斯·卡梅龙(James Cameron)编剧、指导的《终结者2》(Terminator 2)虽是一部商业动作片,但导演也拉着演员接受如枪械和射击等军事强化训练,一个目的,就怕演员到时演“水”了,观众看着不像,影响影片的整体质量。

其实,好莱坞现在的作法也与我国50年代的电影人的观点类似--表演离不开生活,开拍前演员体验生活是不可缺少的一课。《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谢晋在谈到当年的创作时讲到,他曾让所有娘子军的女演员进行强化军事训练,每天枪不离手,甚至在她们睡觉时也必须抱着枪,最后训练到这些演员操枪射击比职业军人都专业。

谈到港台影视剧,我们发现港台很多演员因多缺乏生活体验,很多表演方式还停留在我国上世纪初“文明戏”的那种程式化表演上,表演经验全凭师父带徒弟,所以看现在的港台剧,演员大多摇头摆尾,挤眉弄眼,装腔作势,咋咋呼呼,一副小坏样儿,拙劣之极。不能否认的是,电影、电视人的审美落后也降低了国民的审美。

题外话,中国电视台购片人员的水准也拉低了中国电视剧的水准。在电视上看到那么多烂电视剧可都是在他们的把关下购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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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女工、家庭妇女拯救中国电视剧

by 刘氏兄弟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uBros/archives/286469.aspx

春节期间,跟过去电视台的一位同事探讨电视剧的市场走向。这位同事原就职于在总编室,后调任节目交流部,再后来成为节目交流部主任,在电视节目交易圈里摸爬滚打十几年,可谓经验丰富。他的一番高见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位同事高深莫测地问我们,你知道我们电视台的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是哪一类吗?我们摇了摇头。他神秘兮兮地说,我们台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都是家庭妇女和下岗女工的最爱,收视率有时能达到4到5个点,我还为引进这种电视剧受到台长的嘉奖。所以,你要是拍电视剧,就拍那些婆婆妈妈,磨磨叽叽,家长里短,悲悲切切,俗称“苦情剧”,或称“平民生活”剧。这种电视剧让这些家庭妇女和下岗女工与剧中人物的命运惜惜相连。我们立刻悟出了近年“韩剧”风行中国的原因。这个独特的收视群体给中国的电视剧工作者们着实出了一道大难题。

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颇具中国特色,其规模和从业人员数量远远超过半死不活的中国电影业,也可谓一支独秀。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民营电视媒体,没有第二个能与中央电视台抗衡的全国性广播网。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制作电视剧,不需要把几十集的电视剧一次性拍完,而是先试拍几集,确定风格样式,试探市场,投石问路,如果观众不买帐,马上停拍,损失降到最低。然而一旦行情火爆便一发不可收,最终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可达上百集。发行上只要把电视剧卖给一家全国广播网,即可获得丰厚利润。在国内,电视剧是一次性大投入的行业,不管你拍20集还是40集,都是一口气拍完,大把的资金也是一次性砸入,风险极高。发行时,如果能卖给十几家电视台,那就要跑断腿,累吐血,苦不堪言。

中国的电视剧行业与电影业完全独立的,二者是毫不相干的两个行当。中国的电视剧受电影传统的影响微乎其微,电影诞生100年来所形成的成熟电影语言和技巧在中国的电视剧里难觅踪影。中国的电视剧可谓是旁门左道,单走一路,在制作和创作上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缺乏专业精神的怪异套路。这个套路的根源还受港台影视剧粗制滥造的影响,已无严谨和质量可言。势头如此强大的中国电视剧业,反而拉低了中国电影制作水准,使得很多中国电影看起来像用胶片拍的电视剧,十分粗糙。长期从事电视剧演出的演员很难再胜任细腻的电影表演,“小燕子”赵薇发现自己演电视剧更适合,在演过几部票房惨败的电影之后便务实地重新回归电视剧队伍,这也是娱乐圈独特的“赵薇现象”。

电视剧与电影在吸引观众的手段上也是天壤之别。电影的难度更大一些,把观众从家里吸引到电影院,Filmmaker不使出浑身解数难以保证票房。而电视剧收视率的最大威胁就是电视遥控器。在中国,只要这个电视遥控器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家庭妇女和下岗女工的手里,遇上符合她们口味的电视剧,就可再创收视奇迹。

中国家庭妇女和下岗女工这个收视群体真的能撑起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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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生活》如何成了《窃听风暴》

——说说恶俗浅薄的港台电影译名


by 刘氏兄弟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uBros/archives/286270.aspx

2007年第79届奥斯卡将最佳外语片颁给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时,中国影迷们发现,在音像店里按原片名是绝对找不到此片的。

全世界的电影人都为取一个好的、独一无二的片名(Unique Title)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但在港台地区再好的片名也会被肆意糟蹋篡改,变得不伦不类,牵强附会,面目全非,驴唇不对马嘴。过去我们大陆对外国电影的译名有过非常好的传统,翻译时要经过反复推敲,不但保持原意,还使译名充满智慧和文采,令人回味。

1. 《他人的生活》——《窃听风暴》。把一部深刻的,充满思想内涵的欧洲电影,活生生变成了一部好莱坞动作猛片。网上发现,很多网友看过影片后,对《窃听风暴》译名十分反感,认为完全是对该片的亵渎。此前我们也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风暴”:《霓裳风暴》《赤色风暴》《极速风暴》《对垒风暴》《危机风暴》《赎金风暴》《铁腕风暴》《夺命风暴》《疑云风暴》《七年风暴》《水风暴》《银线风暴》《夺命风暴》《激情风暴》《长空风暴》《怒火风暴》《夏日风暴》《核艇风暴》《杀人风暴》《逆行风暴》《烈血大风暴》《爱的大风暴》《世纪邪风暴》《诺曼底大风暴》……,其中只有《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是最完美的译名。

2. 《Toy Story玩具的故事》——《玩具总动员》。由此开始,便衍生出缺乏想象力的、乏味透顶的、没完没了的各种“总动员”,如《虫虫总动员》、《赛车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超人总动员》、《怪兽总动员》、《鲨鱼总动员》、《战鸽总动员》、《小鸡总动员》和《超市总动员》等拙劣译名,还乐此不疲。我们的台湾同胞誓将“总动员”进行到底,让我们拭目以待。“动员”二字可能是台湾同胞在“国统”时期,对“动员戡乱”在心里打下深深烙印是分不开的,对“动员 ”情有独钟,唯有“总动员”才够大,才够响亮,才能刺激台湾观众。

3. 《Bad Boy》——《绝地战警》。原片名来自美国著名纪实电视节目《COPS警察》里的一首主题歌“BAD BOY(坏小子)”。以下“战警”可以组成一个连的兵力:《X战警》《追风战警》《飚风战警》《MIB星际战警》《天王战警》《恶灵战警》《机械战警》《雷霆战警》《捍卫战警》《超级战警》《变种战警》《杀戮战警》《狂飙战警》《绝命战警》《魔域战警》《卧龙战警》《终极战警》《恶灵战警》《超世纪战警》《猛龙战警》《天王战警》《飙风战警》《超速战警》《夺命战警》《搞笑战警》《捍卫战警》《猛龙战警》《狂暴战警》《超世纪战警》《超速战警》《梦幻战警》《逃学战警》《猛龙战警》《天王战警》《核能战警》《时空战警》《新人类战警》《机器战警》《黑鹰战警》《101机速战警》《天王战警》《威龙战警》《杀戮战警》《激情战警》……

4. 《Pulp Fiction廉价小说》——《黑色追缉令》,一个最不着边际的译名。而下面各种“追缉令”,就更加荒唐,能活生生地把你看恶心了:《火线追缉令》《宇宙追缉令》《圣战追缉令》《裸体追缉令》《银河追缉令》《赤色追缉令》《廉政追缉令》《熄灯追缉令》《五路追缉令》《边缘追缉令》《绑票追缉令》《木兰追缉令》《疯狂追缉令》《圣战追缉令》《骇客追缉令》《吊人树追缉令》《媚力追缉令》《机密追缉令》《红粉追缉令》《绑票追缉令》《黑白追缉令》《外星追缉令》《骇客追缉令》《三界追缉令》《扑克牌追缉令》《爱情追缉令》《致命追缉令》《全面追缉令》《圣战追缉令》《外星追缉令》《警犬追缉令》《第六感追缉令》《全面追缉令》《妙探追缉令》《致命追缉令》《癫疯追缉令》《狂魔追缉令》《警犬追缉令》《CIA追缉令》《誓死追缉令》《夜色追缉令》《天涯追缉令》《癫疯追缉令》《妙探追缉令》《海滩追缉令》《杀戮追缉令》……

5. 《风月俏佳人》《律政俏佳人》《律政俏佳人》《电影星光俏佳人》《法庭俏佳人》《风骚俏佳人》《历劫俏佳人》《偷心俏佳人》《骑士俏佳人》《甜梦俏佳人》《醉月俏佳人》《虎胆俏佳人》《星光俏佳人》《剑客俏佳人》《月历俏佳人》《活宝俏佳人》《复制俏佳人》《江湖俏佳人》《隔世俏佳人》《妙手神捕俏佳人》《神偷俏佳人》《欢喜冤家俏佳人》《性感圆椅俏佳人》《双面俏佳人》《甜心俏佳人》《浪漫俏佳人》《福星俏佳人》《云裳俏佳人》《甜心俏佳人》《红粉俏佳人》《球爱俏佳人》

6. 还有一些一名多用的例子,完全对不上号:《威龙猛将》《威龙猛探》《威龙战警》《威龙杀阵》《威龙二世》《威龙任务》《威龙父子》《威龙特警》《威龙任务》《虎胆威龙》《铁甲威龙》《赤子威龙》《逃学威龙》《绝地威龙》《赌命威龙》《宇宙威龙》《夺命威龙》《校园威龙》《弹指威龙》《漫画威龙》《西域威龙》《皇家威龙》《威龙父子》《威龙杀手》……

7. 《Forrest Gump》——《阿甘正传》。咋听起来,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叫“阿甘”的,发生在台湾本省的“阿猫”“阿狗”的故事,让台湾观众嗅到了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毁了一部美好电影。

8. 《终结者》——《魔鬼司令》。记得当年施瓦辛格去台湾宣传其《T-2:Terminator 2》(终结者2)时,对台湾人把自己扮演的机器人称为“魔鬼大帝”,片名译为《魔鬼司令》十分不解,一头雾水,并略显不悦:你们台湾的片名翻译跟我的电影毫不相关,我怎么成了“魔鬼司令”和“魔鬼大帝”了?台湾方面解释,这个译名就是为了体现“猛”的意思,而且《终结者1》在台上映就译成《魔鬼司令》,只能继续沿用。后来在台湾,施瓦辛格的所有电影被冠以“魔鬼大帝”系列,如《魔鬼大帝:真实谎言》等。阿诺·施瓦辛格的这顶“魔鬼”帽子在台湾恐怕是摘不掉了。

9. 《Once Upon A Time In West西部往事》——《狂沙十万里》。译名看似豪迈,其实很愚蠢,与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观众会误以为故事发生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但片中看不到一点狂沙。

10. 《The Professional职业杀手》——《这个杀手不太冷》。一个最弱智、最白痴,自以为是之极的译名。

上述例子不胜枚举,除了“风暴”,不是“战警”,就是“总动员”,没什么新鲜货色。港台这些没文化、愚蠢、恶俗、乏味透顶的电影译名,足以证明港台文化的没落,审美的落后,语言的贫乏枯竭,文采和想象力的丧失。中华汉语语言文字在港台地区也呈现一种退化、枯竭、萎缩现象。

当今中国大陆的流行文化已全盘“港台化”。拙劣的港台文化,象病毒一样对中华正统文化的躯体日益侵嗜,造成恶劣影响——没文化的在从事文化工作,有文化的正在恶俗化和庸俗化。[这位作者不知道,这才是中华演艺事业的优秀传统。港台得其正也。上头那些不着调的片名跟过去的戏名不是异曲同工么?“还魂记”挺明白的,偏要说成不着边际的“牡丹亭”。还有“度世”成了莫名其妙的“三醉”——哪三醉啊?又见法国人把“琵琶记”翻译成琵琶之歌,第一反应是嘲笑他们没文化,这里头哪儿来什么“琵琶之歌”啊?接着却想:“琵琶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翻译我也没招儿啊。原来叫“赵贞女蔡二郎”不是挺明白的么?就算剧中人物名字改了,那就“赵五娘蔡中郎”呗。为什么是“琵琶记”?……贵国演艺界就是爱用黑话起一个不搭调的名字,其来有自。作者引用那些华而不实离题万里的片名,正是贵国烂污传统的延续。至于作者上头说到港台演员的观念,的确也就是过去一班戏曲演员的观念,现在是乌合之众,那时候也是,现在乱七八糟,那时候也都流氓。无非现在少了四功五法的玩意儿,更显稀松,不过跟什么绍兴戏黄梅戏相比的话,基本半斤八两。这句话说中国演艺文化很确切:没文化的在从事文化工作,有文化的正在恶俗化和庸俗化。也因此,如艾未未言,华人文化到哪儿永远是最烂的。要问其中缘故,看过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可以思过半。]但实在不能令观众容忍的是,令人作呕、自以为是的、恶俗的港台电影译名,在我们电影还没看之前,便倒了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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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青海加拉镇发生骚乱六名藏人被捕

2009年03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06北京时间 16:06发表

新华社发布英文报道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加拉镇发生骚乱,官员和政府机构遭袭击,警方逮捕6人。

报道引青海当地政府官员称,截至星期日(3月22日)早晨9时,除6人被捕外,还有89人向警方自首。

报道说,这95人中只有两个人不是喇嘛。

新华社报道称,加拉镇星期六(3月21日)下午发生骚乱事件,有数百人参与,其中包括附近拉加寺的近100名喇嘛。

报道说,骚乱者袭击了加拉镇的公安局,殴打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受轻伤。

而据西藏流亡政府消息,约4000名藏人星期六下午进行示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挥舞雪山狮子旗,高呼“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

西藏流亡政府称,冲突的起因是拉加寺25岁僧人扎西桑波在星期六下午3时30分左右为躲避警方追捕跳入寺庙附近的麦曲河自尽。

据称,警方在扎西桑波的住处发现雪山狮子旗和“可疑文件”。

“谣言”?

新华社报道引加拉镇警方称,骚乱是由“谣言”引发。

报道说,拉加寺喇嘛扎西桑午因涉“鼓吹”西藏独立而遭调查,他在星期六下午从加拉镇公安局逃跑后下落不明。

据称这名喇嘛借口上卫生间翻墙逃跑,有证人说看见他游向黄河对岸,新华社稍早有关报道称警方在黄河边找到他的衣物。

新华社报道引果洛州官员鞠克忠称,警方仍在寻找扎西桑午喇嘛,目前加拉镇“社会秩序已经恢复”,警方在盘问有关嫌疑人。

虽然新华社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到的喇嘛名字不同,但发音相近,相信是同一人。

新华社报道引果洛州官员称,截至星期六下午5时,绝大多数骚乱者已经散去,约30余人在星期日凌晨被劝说离开。

西藏流亡政府称,扎西桑波在3月10日曾经参与拉加寺僧人抗议活动,他们把寺庙大殿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摘下,挂上雪山狮子旗。

局势紧张

据称,这次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加拉寺严密防备。

西藏流亡政府引未具名的消息来源称,加拉镇一带目前局势极为紧张。

这次事件已经是3月以来果洛自治州发生的第二起涉及藏民的群体事件。

果洛自治州班玛县的玛柯河林场3月初曾发生警车和消防车被遭土制炸弹袭击事件。

而在爆炸事件前,当地森林警察的一处检查站遭到数十名村民抗议。

玛柯河林业局副局长时宝国后来说,初步调查认定爆炸事件是普通的刑事案件。

时宝国还说,抗议事件是当地农民和牧民在林场非法砍伐和运输木材,与林业保护部门发生冲突,但不能肯定抗议与爆炸事件之间有联系。

麻生听说此事,由衷叹道:支那上邦不可战胜。

贵国不仅要驱逐穿“和”服的,还应该驱逐穿“西”装的。

母女穿和服在武大樱园拍照遭十余人轰赶

  (长江商报记者 汪志 通讯员 闫西子 张雨舟 实习生 吴丹平)“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昨日下午3时左右,一对母女在武大樱园内穿和服拍照,引来众多学子围观声讨。

  两女子樱园内穿和服拍照

  下午3时左右,两个穿日本和服的女子出现在樱花大道上,年纪较长的穿了件淡紫色和服,另一年轻女孩穿一件彩色和服,两人站在樱花树下合影留念。给她们拍照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随行的还有一位年轻女子。4人都操武汉口音,在樱园逗留了近10分钟,引来很多赏花市民的目光。

  十多人自发轰赶“和服母女”

  “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突然,一位穿蓝条纹衣服的小伙子冲他们吼起来,接着一名年轻女子也加入声讨行列。吼声吸引了 10米开外游人的注意。两女子一下被镇住了,马上逃到另一处。随后,十多名年轻人加入声讨队伍,很多围观市民也表示愤慨,责备声越来越大。

  眼见情况不妙,母女俩没有反驳,立即停止拍照,脱下和服交给随行的年轻女子,收拾东西匆匆离开。记者看到,母亲脸涨得通红,年轻女子安慰刚脱下和服的年轻女孩说:“不要理他们,没什么的,一群神经病。”

  “只是觉得穿和服拍照好看”

  记者上前询问得知两人为母女。问她们为什么穿和服来樱园,这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母女表示:“穿和服拍照只是觉得好看,没考虑其他的,没有任何意图。”

  记者随后寻找那位率先声讨的小伙子,但他已离开。据了解,此人是武汉大学信息学部大二学生。另一位参与声讨的年轻女子表示:“虽然和服有美丽之处,但它毕竟是日本人特有的服饰,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有种异样的感觉。”此外,也有学生认为,这对母女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其他人不该干涉。

2009年3月21日 星期六

解秘一根火腿肠的18种成分

  记者·杨猛 北京报道
  2009-03-20南都周刊

  有多少人会如此认真地解读一根的火腿肠的“内心”?它居然包含了18种物质!从猪到猪肉到火腿肠,看似简单的变化,却映照出食品工业时代下,食品的制作方式,还有食品安全问题。

  一个煎鸡蛋,两根火腿肠。对于我这样的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人来说,这是最省事的早餐。正由于食品工业的发达,现在我的饮食生活变得如此丰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买到想吃的东西。

  与惨白的工业鸡蛋比起来,两根红色的火腿肠更能诱惑我的胃:一根猪肉鸡肉混合火腿肠,45克;一根鱼肉火腿肠,80克。

  它们的价格很低廉:猪肉鸡肉的只要1元,想吃上鱼肉的,我得花上1.5元。它们也确实够方便,不需要加热,撕掉肠衣就能吃。作为早餐,它有点简单了,但是两根香肠所蕴含的400千卡热量,已经足够保证我一个上午的需要。

  剥开包装皮,它在我的胃里搅动。说实话,它的味道还凑合,但绝不是肉的味道。在猪肉当牛肉价卖的年代,1元一根的火腿肠,当然不可能是纯肉。

  这一天是3月17日,寻常的北京早晨。《北京青年报》上,刊登着这样的一则消息:广东市场又检出瘦肉精生猪,而电视里,一个营养学家正忧心忡忡地警告说: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和非食用物质的非法添加,正在毁掉中国人的健康。

  我突然对那根已经吞进肚子里的猪肉鸡肉火腿肠感到担心。谁能保证它没有添加什么奇怪的物质?它会把我体内的平衡搞坏吗?我仔细看了下残留在手中的红色塑料火腿包装。还好,它不是产自广东。

  这根45克的火腿肠的配料称得上复杂:猪肉、鸡肉、水、淀粉、蛋液、白砂糖、植物蛋白、食用盐、食品添加剂(增稠剂、水分保持剂、食用香精、增味剂、山梨酸钾、红曲米、D_抗坏血酸钠、亚硝酸钠)、猪骨提取物。

  有多少人会如此认真地阅读一根火腿肠的配料说明?它居然包含了18种物质!红曲米、D_抗坏血酸钠、亚硝酸钠,这些陌生而拗口的化学名词,和实验室随时能着火的化学试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仿佛闻到了漂浮在医院走廊里的那股福尔马林的味道。于是,我决定马上出发,去了解一根火腿肠的生产过程,看看这些成分是如何添加进去的。

  有多少人会如此认真地解读一根的火腿肠的“内心”?它居然包含了18种物质!从猪到猪肉到火腿肠,看似简单的变化,却映照出食品工业时代下,食品的制作方式,还有食品安全问题。

  安全的阴影:瘦肉精

  通过GOOGLE,我找到这样的资料:从1987年中国第一根火腿肠在洛阳春都诞生以来,目前,我国共有火腿肠生产企业30—40家左右,火腿肠产量占整个肉制品产量的三分之一,年销售额达500亿元。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人每年要吃掉几百亿根的香肠,东北、华北人最爱,北方的市场明显好于南方,所以国内火腿肠生产量较大的企业,比如双汇、金锣、雨润等,多半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占到全国总量的80%以上。

  在北京,想找到一家火腿肠厂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生猪养殖的条件限制,使得一些北京本地火腿肠企业已经停产了。最后,北京顺义的鹏程食品公司,接纳了我的要求。

  鹏程食品公司,前身是北京顺义肉联厂,已经有50多年历史。它拥有北京最大的安全生猪养殖基地和最大的生鲜肉加工基地,年屠宰能力达到300万头,每天供应北京大概40%的鲜肉市场,但火腿肠生产并不是他们的主项。

  肉联厂的好处,就是生猪饲养、屠宰和生产都是一体的,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安全系数。他们每天屠宰6000头猪,这些生猪以玉米等纯粮饲料喂养。

  “像我们这种养殖规模庞大的企业,根本不会使用瘦肉精这种化学添加物,根本犯不上!”鹏程食品公司研发部工作人员刘昌蓉强调说。

  显然,上个月发生在广东的瘦肉精事件,让各地的猪肉加工企业都倍感紧张。

  2月份,广州有70人因食用“瘦肉精”中毒,“毒猪”来自湖南省个别不良生猪养殖户,经营者伪造检疫合格证逃避检验。对于广州人来说,这不是第一次。 2001年,广东发生首次瘦肉精中毒事件,导致信宜县和河源两地1200多人中毒,引起了业内重视。3年前,219头瘦肉精超标的生猪在广州被查获,湘潭生猪因此遭广州封杀3个月。而在全国,中毒事件屡有上演。

  瘦肉精,学名盐酸克伦特罗。不同的包装,代表着它的两种身份:当这种白色结晶性粉末化学原料装在玻璃容器里,它是一种治疗哮喘的处方药原料。由于运动员服用盐酸克伦特罗能长肌肉,属于兴奋剂范畴,而被阻挡在零售药店外,药品批发企业只能向医疗机构、特定企业定点供应;当这种化学原料,按每公斤、甚至几克分装在一小包一小包的塑料袋里,它改叫“瘦肉精”,由人药变成了兽药,身价也翻了几番,来去也更自由。它在2004年的身价是每公斤3000 元人民币,现在行情有所上涨,进入地下销售渠道后,到了猪贩子或者养猪户手上时,身价已变成每公斤5000至10080元人民币。

  在地下市场,购买瘦肉精原料的销售渠道由两类人维系,一类是饲料厂的业务员,还有一类人是猪贩子,实际上,这是使用瘦肉精最大的人群。在湖南娄底,猪贩子甚至跟养猪户挑明,喂了瘦肉精的猪,价格多加一角,没喂少一角。

  在鹏程食品公司,我看到每头猪都需要经过安全检测,印上检疫合格证才能屠宰。这是中国目前最常见的生猪安全管理模式,但是生产、检测、监管领域的管理缺失和落后手段,使得私自屠宰的小厂给猪添加瘦肉精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些小厂超量添加,目的就是为了生长得快。”刘昌蓉说。

  1980年代初,一家美国公司发现弃用的支气管药盐酸克伦特罗可被猪大量吸收,还减少脂肪沉积,明显增加瘦肉率。1980年后期,一些养殖企业和饲料公司将这一“发明”带到了中国,成为一种新型饲料添加剂,在养殖业中推广。一般来说,瘦肉精在出栏前半个月开始喂,效果很明显,长势每天3斤左右,而没有喂瘦肉精的猪只有1.5公斤左右,猪的毛色又好,对于养猪户来说,也是有利可图,而猪贩子赚得更多,以一车生猪120头来算,也有2000多元钱。

  但是,只要每公斤猪肉残留几微克盐酸克伦特罗就能引发中毒症状,迅速造成心率过速,同时使细胞内血钾降低导致心律失常。对原有心律失常的病人更易发生心肌梗死。在发生多起中毒事件后,1999年,农业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的专项查处,但瘦肉精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难合上。

  除了瘦肉精外,还有矿物质、抗生素、防腐剂和类激素等违禁饲料的添加,这是生猪屠宰前生产环节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化危机,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威胁仍然没有得到解除。

  有多少人会如此认真地解读一根的火腿肠的“内心”?它居然包含了18种物质!从猪到猪肉到火腿肠,看似简单的变化,却映照出食品工业时代下,食品的制作方式,还有食品安全问题。

  养眼的视觉:色素

  猪栏里,6000头生猪正等待着被宰杀。这是鹏程一天的屠宰量。

  上午,从一头被屠宰后的长白种猪切割下的肉块,经过10个小时的冷却排酸之后,被工人推送到选修车间。

  熟练的操作工人操起手刀,把附着在肉块深处的筋膜和碎骨一一剔除,并初步分类:五花肉来做培根,1号肉(脖子部位)做梅花肉。4号肉(后臀尖)和2号肉(肩部)做火腿肠。

  这些区分好的肉块,随即出现在一侧的注射车间。这儿的场景让我有点紧张。身着类似防化服的工人,只露出两只眼睛,仿佛电影《生化危机》里的场景。

  操作间的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一个强壮的工人,倾倒一桶粘稠的液体,红色,完全覆盖了码放在不锈钢桶里刚刚选修过的猪肉块。

  “那些红色的水,是腌制液、盐,还有味精。”刘昌蓉说。

  “为什么它是红色的呢?”我好奇。

  “红色是红曲红,这是添加的一种色素。”她解释,添加色素后,未来的火腿肠便具有鲜嫩的肉红色,还有一种名字更为夸张的色素“诱惑红”,也在普遍使用。在食品行业,好的卖相是必不可少的。

  “红曲红”就是红曲米磨碎以后的粉末。把红曲霉接种到蒸过的大米上,培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得到红曲米了,主要含有潘红、梦那红、潘红胺、梦那玉红胺、梦那玉红和安卡黄素等多种成分。红曲红天然色素在肉制品中的添加量是非常少的,一般是100g肉制品中添加色价为100的红曲红0.02%左右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着色效果,因此从用量上来说它在肉制品中的使用是很廉价的,而相对于许多人工色素如胭脂红来说则是相对的安全。

  生产商熟知:消费者喜欢这种诱惑。“现实中,很多人都很喜欢肉制品那种红红的颜色。这样生产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刘昌蓉说。

  在注射车间,这道色素腌制的过程几乎大小通吃。这个“码味”兼“上色”的工序,决定了火腿肠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北京超市的货架上。那些色彩鲜艳得有点夸张的火腿肠,显然和我在家煮的肉色差很大。当然,如果添加点红曲红,我就不会再抱怨自己的厨艺了。

  为了食品更美观而添加色素,但是它安全吗?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食品科学博士范志红一直在研究食品安全问题。人们对色素的了解,有意无意地把“食用色素”和“工业色素”混为一谈。实际上,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她说:“国家许可的色素只要卫生检验合格,并按剂量、范围使用,就可以合法地添加于食品当中。非食用色素是绝对不能加入食品当中的,加入即是违法行为。”

  比如说,日落黄、胭脂红和焦糖色素是我国许可使用的食品色素,多数国家都在用。我们常喝的可乐的颜色就是大量焦糖色素带来的;做糖葫芦熬糖的颜色就是自然产生的焦糖色素带来的。苏丹红则不同,它是非食用色素,就好比涂墙、画画用的染料,是绝对不能用在食品中的。

  但是现实中,滥用色素的危险并不鲜见。范志红发现,一些餐饮店热衷于给熟肉增色,以至于市场上几乎买不到褐色的酱牛肉,牛羊猪肉都是粉红色的,熟鸡肉不是红色就是漂亮的嫩黄,但这都不是正常的颜色,而是加入了很多色素或亚硝酸盐发色剂。

  一次,范志红吃了某餐厅著名的“老鸭汤”,她发现应该煮熟后呈现灰白色的老鸭肉,却色显粉红,风味口感类似中式火腿。范的专业知识告诉她:如果用红曲之类来染,应当是鲜红色才对,不会是这种粉红色。“毫无疑问,这肉是经过亚硝酸盐发色的,而且量用得不少,顿时我食欲大减。”

  肉类中富含氨基酸和其他胺类物质,和亚硝酸盐结合之后,非常容易生成致癌的亚硝胺类物质。“假如没有准确的称量定量,很难保证亚硝酸盐的用量精准程度,应用过量造成致癌物残留的危险是相当大的。”范志红提示,“还没有证据把检验合格的食品色素说成有毒物质。”

  生物学博士方舟子认为:色素只是改善食物的颜色,让食物显得好看,但不一定非用不可。

  各个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不尽相同。美国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一般比中国严格,更新换代较及时,例如有些合成色素因被发现可能是致癌物,而在美国被禁用,包括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但在中国还在合法使用。由于日落黄、喹啉黄、酸性红、诱惑红、柠檬黄、胭脂红这六种色素以及苯甲酸这种防腐剂被发现能导致儿童活动过度,英国食品标准局(FSA)在2008年4月建议食品企业到2009年时自愿停止使用这些添加剂,它们在中国都还在使用。

  “国外也注意研发更安全的添加剂,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则很落后。”方舟子说。

  保鲜的风险:防腐剂

  在注射车间,和色素一起添加到火腿肉里面的,还有防腐剂。

  这个过程叫“注射”的确合适不过。腌制完毕的猪肉被工人输送到机器中,反复摔打,调配好的红色腌制液体通过机器针头的压力,注射到肉里面,反复揉搓、充分吸收。

  “好比给这些肉做按摩,把该加的佐料一次性加够。”刘昌蓉说。这是制作火腿肠的关键一步。今后我们在包装上看到的配料成分,基本在这个过程全部添加完毕。

  它们包括:色素、盐,味精、防腐剂和保水剂。

  以90克的火腿肠为例,色素不到0.1%(有些产品是不加色素的)。盐一般在2%左右。保水剂是磷酸盐,目的增加火腿肠的弹性和切片性,比例在0.3%(各个产品比例不同),防腐剂包括山梨酸钾和乳酸链球菌素,比例在0.1%,一般都是复合使用。

  之后的滚揉车间,机器继续翻滚搅拌,让腌制液继续深入肌体,让岩溶蛋白流出,使之成分紧密,最终具有良好的切片性。

  然后是灌装和蒸煮。70摄氏度、30分钟(根据火腿肠大小差异时间不同)的蒸煮程序之后,每天有20吨左右的火腿肠,从这里走向了北京的市场。今天的火腿肠加工采用了和过去高温蒸煮完全不同的低温技术。平均七八十摄氏度的低温,是为了保持肉质的软嫩弹滑口感。

  刘昌蓉说:“如果没有这些防腐剂,火腿肠几天就坏了。消费者在超市就什么也吃不到。”在我早上吃的那根火腿肠包装上,保存期限写着是“两年”。

  但是添加与否,学问很多。熟食部生产总监刘尔卓刚拒绝了一个四川客户的发货要求,“流通环节太长,不加防腐剂怎么行?不然运到这么远的地方,很可能就坏了。”刘尔卓说。

  火腿肠的生产有销售半径,一般多在本地市场。他说:“就我自己的消费经验来说,我到超市购买食品一是买有保障的大品牌,一是购买保质期短的。”

  防腐剂是各类食品添加剂中争议最大的一个品种,我国到目前为止只批准了32种允许使用的食物防腐剂。2000年以前,化学合成的防腐剂是中国食品市场的主流。化学元素以苯甲酸钠、三氯酸钾、亚硝酸盐为主。其中多用于在午餐肉中防腐、发色的亚硝酸盐,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杀伤性,是潜在的致癌剂。而苯甲酸钠、三氯酸钾也多少对人体有害。实际上,盐就是最普遍使用的保鲜剂,乳链菌肽等天然防腐剂相比化学防腐剂虽然更安全,但在国内成本稍高,多在一些高端产品中使用。

  方舟子介绍,对于现代食品而言,防腐剂的使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防腐剂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如果不使用防腐剂,微生物产生的毒素和食物腐败变质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但由于防腐剂由人工合成,使用不当会有一定副效应,长期过量摄入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在全国添加剂行业里排得上号的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张利胜看来,他接触的中国消费者大多数对防腐剂一知半解。“按照英文字面意思,防腐剂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保存剂’或者‘保鲜剂’。现在弄成一种福尔马林的感觉,让很多人觉得可怕。”

  张利胜举例说,防腐剂中的山梨酸对小鼠的半数致死量为4.2g/kg,也就是说,如果用在一个体重50kg的成人身上,每天摄入210g山梨酸才可能产生毒性反应,按照食品卫生规定,山梨酸用于酱油中的通常量,是0.5g/kg。也就是说,每天食用420kg酱油,才会造成毒性反应,显然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亚硝酸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是防腐剂中毒性最大的一种,人服用3克就能致死。火腿肠里允许残留是每公斤30毫克。而用天然方法制作的东北酸菜里,每公斤就含有200毫克。添加剂是否有毒有害,跟它的配比度和用量有关系。

  “只要在安全标准之下,都是安全的。”张利胜说。

  幸福的错觉:香精

  在火腿肠的加工阶段,除了色素和防腐剂,添加的还有香精。“目的是突出猪肉火腿肠的香气。但是有些产品为突出原汁原味,则不加香精。”刘昌蓉说。

  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我胃里充斥的火腿肠香气,原来是错误的味觉效果。

  在位于北京丰台的北方霞光食品公司,这个号称是国内最大的食品添加剂超市,简单的货架上摆放着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瓶装,袋装,液体,粉末,膏状,牛肉粉香精,苹果香精,面包改良剂,栀子黄色素,新奥尔良烤翅鸡肉粉,几乎囊括了所有食品。

  我们甘之如饴的鸡翅、面包、果味饮料,它们的诱惑味道,很多来自这些增味剂。比如可口可乐和鲜橙多,主要就是不同的香精和色素等配制。

  中国食品业养活了上万家做香精的企业,大多食品靠香料,甚至动物饲料也靠香料。现在我国,冷饮饮料应用约占食用香精香料总量的51%,糖果焙烤应用约占25%,调味品应用约占17%,其他应用约占7%。北方霞光的张利胜介绍,这些香精多为天然品和等同天然品,合成的极少。百分之八九十香精都是单体,通过调配制成。“比如牛肉香精,一些酯类和酚类,天然表现出牛肉的香气,我们就把这些加工,把这些单体调出来,就表现为牛肉的特征。只是这种香气没有考虑肉的蛋白,因此并没有营养。”

  肉里的香气,都是微量元素生成的。但是现在饲养的猪牛羊都是快速生长,而且采用低温加工,没有像过去长时间的熬制,香气自然不浓。“这跟饲养周期短有关,跟生产链有关。以前一头牛长一年,肉能不香吗?”张利胜反问。如果不添加这些没有营养的香气,消费者还能被这些失去了味道的食物吸引吗?

  张利胜把这归因为快速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为了弥补生产缺陷,这些香精才应运而生。

  对此说法,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红不以为然。她举例:100斤牛肉经过蒸煮加工,最多只留下60斤牛肉,不添加植物蛋白和淀粉之类的东西行吗?这些成分都是起到填充作用和吸水作用的,顺便,也能帮助企业降低肉肠的脂肪含量和生产成本。而增添了东西,味道自然比原有的淡了,此时增加香精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

  范志红曾经在学生中间做过调查,结果大多数人表示,如果没有香精的味道,不会选择购买那些饮料。她说:“实际上,这些流行的饮料,我们就是喜欢它们的味道,喝的也是香精的味道,我们被它的味道欺骗。如果没有这些香味,我们还会对那些饮料青睐有加吗?”

  可怕的是非食用物质

  “实际上,肉制品让人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成分,而是其中的脂肪和盐分。”

  范志红说,为了改善切片性能,突出肉类香气,肉肠中一般都会加入较多的动物脂肪,而动物脂肪富含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比加入淀粉更糟糕。为了提高防腐性能,商家都会加入过多的盐,并用各种调味料让盐味显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但如果习惯了这种浓重的口味,就会吃不惯清淡口味的食品,影响儿童一生的饮食习惯,并埋下未来发生高血压的隐患。

  色、香、味,原来都是错觉。

  当我终于参观完一根火腿肠的制造过程后,弄清楚火腿肠的成分后,胃里一阵泛酸。

  但我有别的选择吗?在超市里,我试图去寻找没有添加任何成分的食品,可惜没找到。即使是蔬菜和水果,这些天然非加工食品,也笼罩在农药、抗生素、激素等阴影之下。一个数据表明,人类的食物97%都含有添加剂,有2000多种添加剂正充斥我们的生活。2007年全国的添加剂总产量高达524万吨,从中获得销售收入529亿元。

  范志红的学生曾经在北京海淀区的超市对136种肉制品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72%含有发色亚硝酸盐(增色),46%含有防腐剂,41%含有植物蛋白。调查还发现,肉制品中大多添加了增味剂,也就是增鲜剂。

  方舟子说,不要把非法的添加物和合法的添加剂混淆,在加工食品中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难以避免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必要的。他说:“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该不该使用添加剂的问题,而是添加剂的使用量是否恰当,添加剂名单是否能即时更新。既不要一概排斥食品添加剂,也要反对滥用食品添加剂,同时要尽量使用更安全的添加剂。”

  日本“食品添加剂之神”安部司曾计算:一个人每天摄取的添加剂大约10克,一年约4000克,与人均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大体相当。光吃一个三明治,就可能同时吃进去乳化剂、酵母粉、调味料、pH调整剂、磷酸盐、香料等20多种添加剂。每一种添加剂尽管都经过了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但复合摄取的结果究竟如何,却是未知和模糊的。

  范志红觉得,添加剂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添加其他一些非食用的物质。

  明矾油条、滑石粉面条、漂白粉馒头、大头婴儿毒奶粉、地沟食用油、黑色素酱油、毒粉丝、甲醛啤酒、注水猪肉、蓝耳猪肉、炭疽病牛肉、禽流感鸡鸭、工业食盐、吊白块味精、孔雀绿鱼肉、高浓度残留蔬菜瓜果、外加苏丹红咸蛋、抛光陈米、硫磺银耳、三聚氰胺奶粉、福尔马林鸡爪,这些化学物质从未被批准添加到食品中,不属于食品添加剂,却成为食品的主角。

  曾有网友这样无可奈何地描绘我们一天的“幸福”生活:“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做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鳝,再加一碟敌敌畏喷过的白菜,盛两碗陈化粮煮的毒米饭;晚上蒸一盘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做的腊肉,沾上点毛发勾兑的毒酱油,夹两片大粪水浸泡的臭豆腐,还有用福尔马林泡过的凉拌海蜇皮,抓两个添加了漂白粉和吊白块的大馒头,还喝上两杯富含甲醇的白酒。唉……这日子过的真是那个爽!”虽是极尽调侃之能事,其中的几多心酸和无奈。

  在范志红看来,在这个消费决定生产的时代,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要想真正避免摄入大量食品添加剂和危险食品,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购买新鲜天然的食品原料,花费一些时间,按照传统的方式,亲自动手制作健康的家庭食品。

  肉制品里含有多少添加物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范志红曾经去超市做了一次食品添加剂的调查,共调查肉制品136种,其中包括西式肉制品45种,中式肉制品46种,肉松肉干类29种,肉类半成品9种,速冻肉制品5种和肉罐头2种。结果发现:

  98种含有发色剂亚硝酸盐,占72%没有标注的多是散装中式肉制品,它们虽然颜色也是粉红色,可是没有标注任何原料成分。
52种含有着色剂,占38%主要是红曲红、诱惑红、辣椒红和胭脂红。除了诱惑红之外,都是天然色素。
35种含有磷酸盐,占26%最常用的是三聚磷酸钠。它既能增加保水性,又能帮助抑制氧化和腐败,但也会干扰钙和多种矿物质的吸收。
62种含有防腐剂,占46%包括乳酸菌产生的乳链球菌素,还有丙酸钠、山梨酸钾和脱氢醋酸钠。56种含有植物蛋白,占41%;
49种含有淀粉,占36%。这些成分都起到填充作用和吸水作用,也能帮助降低肉肠的脂肪含量和生产成本。



生化大国是如何炼成的

实习生·熊巧 记者·杨猛 北京报道

  非食用物质在食物供应每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加入。比如瘦肉精就时常被不良商贩加到猪饲料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留下了古人对食物保鲜的最早观点。如果那时有防腐剂,孔夫子就不用担忧了。

  和孔子的那个年代相比,今天中国食品的生产、加工、经销、售卖和消费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食品从田间到餐桌之间的链条被拉得越来越长,食品添加剂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了食品中去。与此同时,对食品最基本的要求:安全,也受到了挑战。从油条、豆腐开始

  中国应用添加剂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早在东汉时期,就使用盐卤作凝固剂制作豆腐。从南宋开始,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就有了记载,是老百姓早餐桌上物美价廉的食品。国人吃了上千年的油条、豆腐,历史上尚未出现一例长期吃这种食品产生的中毒事件。

  亚硝酸盐大概在800年前的南宋用于腊肉生产。公元6世纪,农业科学家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天然色素用于食品的方法。

  泡菜的历史有几千年了。加工过程中先民不自觉使用了食品添加剂,过去的食盐、海盐等全都是粗制天然盐,正是泡菜口感变脆的因素。

  世界范围内,公元前1500年,埃及用食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公元前4世纪,人们开始为葡萄酒人工着色。最早使用的化学合成食品添加剂是1856年英国人W.H.Perkins从煤焦油中制取的染料色素苯胺紫。

  到目前位置,全世界食品添加剂品种达到25000种,其中80%为香料。直接食用的有3000-40000种,常见的有600到1000种。

  从数量上看,越发达国家食品添加剂的品种越多。美国食品用化学品法典中列有1967种,日本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约有1100种,欧盟允许使用的有1000到1500种。

  这个名单也在调整中。溴酸钾作为面团调节剂在发达国家已有8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很多国家的研究报告显示,过量使用溴酸钾会损害人的中枢神经,血液及肾脏并可能致癌。中国在2005年7月1日下达了“禁止使用溴酸钾”的命令。

  食品添加剂市场在中国规范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公司的副总经理彭冲回忆说:“大概1996年才开始,都是化工店和小门市形式的,这边卖化肥,那边就卖食品添加剂,都用麻袋装。这造成一种错觉,大家认为添加剂跟农药是一样性质的。”

  1996年,国家出台了GB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添加剂开始大量应用于食品加工了。10年后,2007年国家颁布了更严格的食品添加剂国标,从过去禁止放什么添加剂,具体到每种产品允许放什么。

被误解的食品添加剂

  1992年,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公司张利胜从大连工业大学的食品工程系毕业,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工厂,于是他就到一家食品加工厂当上了技术员,研究饮料、肉类、果酱、罐头,经常是春夏两季加工水果,冬天加工肉类。

  在那家厂干了8年后,张利胜又去了另外一家食品加工厂,专门研究肉制品的生产配方。“当年刚接触食品添加剂,真是有点恐慌,觉得添加剂有点像毒药。”而现在,他认为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

  这个观点,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不谋而合。“大规模的现代食品工业,就是建立在食品添加剂的基础上的。因为消费者对食物的外观品质、口感品质、方便性、保存时间等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所以要想按照家庭方式来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不加入食品添加剂,只怕大部分食品都会难看、难吃、难以保存,或者价格高昂,消费者是无法接受的。”

  范志红不认为食品添加剂是魔鬼。“实际上,国家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整体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在正常用量下不会引起不良反应。对于加工食品来说,如果没有这些食品添加剂,就很难想象食品能有足够的时间运输和出售,也很难想象消费者能够吃到放心的食品。”

  中国食品供应的工业化进程基本可以认为是大约20年前开始,20年时间还不足以让中国建立完全可靠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用了一百多年。工业化程度越高,对食品加工的要求就越高,加到食品里的非食用物质也越多。这其中有合法无害的添加剂,也有非法有毒的添加物。随着食品工业化日益加深,中国人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把生化技术制造出来的东西吃了下去。

  旅美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网名)介绍了一段美国食品安全发展早期的历史。1906年有位以社会小说和揭露丑闻闻名的作家 Upton Sinclair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Jungle》,描写了一个肉加工厂的恐怖情形。肮脏、杂乱,就跟我们的社会中时不时爆出的“黑心作坊”一样。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经常让人吃不下饭。当时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主管,一位叫哈维·威利的化学家,组织一些勇敢的志愿者进行了“神农尝百草 ”的实验——他们大量服用甲醛(防腐剂)、硼酸(膨松剂)以及其他一些当时人们往食品里加的东西,最后导致生病。《The Jungle》和哈维的实验,促进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由哈维领导的农业部化学局对食品药品的生产销售进行管理。这个部门就是FDA的前身。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由此逐渐建立。

  在中国食品工业化早期,食品安全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食物从田间到餐桌的链条并不长。用范志红的话来说,就是那时候有东西吃就不错了,食品安全意识无从谈起。

  但范志红说,其实那时候的食品安全事故并不少。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因食用毛蚶引起甲肝大暴发,涉及30万人。那时,往辣椒粉里掺红砖粉之类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没有食品安全意识,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那时掺什么都毫无顾忌。

  据卫生部资料,1982年,中国食品卫生合格率是61.5%,1994年上升到82.3%,2001年提高到88.6%。正是从2001年开始,食品安全事件进入公众视野,频度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围剿非食用添加物

  作为业内人士,张利胜对媒体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妖魔化报道,一直耿耿于怀。他说:“大家重视食品安全是好事。但是三聚氰胺、苏丹红,根本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填充物,说白了,放这些东西就是投毒,但是大家把这些都归因为食品添加剂惹的祸。”

  我国当前约有2亿多的农户在以小作坊等分散的方式生产初级农产品,包括我们所吃的粮食、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等,由于他们的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农民缺乏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和法律意识,因此出现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是难以避免的。

  梳理中国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从饲料肥料、种养、屠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食物供应的整个链条,日益工业化。每个环节都有安全漏洞。各种名目的非食用物质在每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加入到食品中,甚至完全是用化学材料“制造”出来的食品也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市场。

  2001年3月至9月,广东中洋饲料有限公司因购买“瘦肉精”生产猪用混合饲料,导致河源600多名市民中毒,成为震惊一时的大案。该公司原经理林清源被判有期徒刑4年。

  2004年,阜阳发生劣质奶粉事件,12名婴儿因食用这种没有营养价值的“空心奶粉”而死亡,229名婴儿因此营养不良。劣质奶粉是用淀粉、蔗糖替代乳粉,奶香精调香调味而成。

  2004年5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揭露龙口粉丝掺假。一些粉丝生产商为降低成本,掺入粟米淀粉,为了增白,使用有致癌作用的碳酸氢铵化肥、氨水进行增白。龙口粉丝这一历史名牌也被非法添加物攻陷。

  而苏丹红事件则突显了食品供应全球化安全的可怕之处。

  2005年2月,英国食品标准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份通告:亨氏、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的产品中可能含有具有致癌性的工业染色剂苏丹红一号。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禁“苏丹红一号”的行动席卷全球。最后,广州市增城区田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红一号的食品添加剂被认定为这次全球性食品安全事件的源头。

  就在英国警告之后,2005年2月23日,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清查在国内销售的食品(特别是进口食品),防止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被销售及食用。当年3月29日,中国紧急制定了食品中苏丹红染料检测方法的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

  “目前,已经有17种非法添加物被列入黑名单。”张利胜介绍。

立法求解

  在中国食品行业,目前使用的技术标准99.8%由国外制定的。国外一般按产品定标准,标准与产品一一对应;中国则是按类别划分,如各种蔬菜只有一个标准—蔬菜类。因此同样,一个农药残留物,国外有2000多项标准,中国只有100多项。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国外技术标准的修改周期一般是3到5年,而中国技术标准更新速度较慢。如牛奶,1986年制定了国家生鲜牛奶收购标准 GB6914-86。该标准规定牛奶中的微生物指标,国家一级奶应小于50万个/毫升、二级奶100万个/毫升、四级奶则达到400万个/毫升。而美国、加拿大规定,如牛奶中微生物超过5万个/毫升,就要从严处罚。

  监管标准缺位外,法律成了食品安全的保障稻草。从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食品卫生法(试行)》,我国第一部食品卫生专门法律诞生至今,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但是多头管理和监管失控,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法》,2月28日正式出台。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建仙认为,《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食品安全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但卫生行政部门是否就要因此承担所有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还有待考量。

  近年来, 虽然更多的食品安全事件曝光于公众视野,但很多专家并不对中国食品安全的未来感到悲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因为长期为食品企业辩护,成为网友攻击的对象。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应该说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来讲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它具体的标志就是我们国家总的食品合格率在15年以前大概只有50%到60%,而现在已经达到了90%左右。”



你的胃里有多少添加剂

  记者·石宴瑜 实习生·李颖娟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目前我国食品添加剂目录中有1960多种添加剂,共有22类。

  分别是(1)防腐剂(2)抗氧化剂(3)发色剂(4)漂白剂(5)酸味剂(6)凝固剂(7)疏松剂(8)增稠剂(9)消泡剂(10)甜味剂(11)着色剂(12)乳化剂(13)品质改良剂(14)抗结剂(15)增味剂(16)酶制剂(17)被膜剂(18)发泡剂(19)保鲜剂(20)香料(21)营养强化剂(22)其他添加剂。防腐剂——常用的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二氧化硫、乳酸等。用于果酱、蜜饯等的食品加工中。

  抗氧化剂——与防腐剂类似,可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常用的有维C、异维C等。

  着色剂——常用的合成色素有胭脂红、苋菜红、柠檬黄、靛蓝等。它可改变食品的外观,使其增强食欲。

  增稠剂和稳定剂——可以改善或稳定冷饮食品的物理性状,使食品外观润滑细腻。他们使冰淇淋等冷冻食品长期保持柔软、疏松的组织结构。

  营养强化剂——可增强和补充食品的某些营养成分如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无机盐等)。各种婴幼儿配方奶粉就含有各种营养强化剂。

  膨松剂——部分糖果和巧克力中添加膨松剂,可促使糖体产生二氧化碳,从而起到膨松的作用。常用的膨松剂有碳酸氢钠、碳酸氢铵、复合膨松剂等。

  甜味剂——常用的人工合成的甜味剂有糖精钠、甜蜜素等。目的是增加甜味感。

  酸味剂——部分饮料、糖果等常采用酸味剂来调节和改善香味效果。常用柠檬酸、酒石酸、苹果酸、乳酸等。

  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是面粉增白剂的主要成分。我国食品在面粉中允许添加最大剂量为0.06g/kg。增白剂超标,会破坏面粉的营养,水解后产生的苯甲酸会对肝脏造成损害,过氧化苯甲酰在欧盟等发达国家已被禁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

  香料——香料有合成的,也有天然的,香型很多。消费者常吃的各种口味巧克力,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各种香料,使其具有各种独特的风味。酸奶

  果胶(增稠剂)

  副作用:有的增稠剂是淀粉水解产生的糊精、改性淀粉等,它们本身无毒无害,但容易升高血糖,甚至可能导致更剧烈的血糖反应。

  标准:我国允许使用的有琼脂、明胶、卡拉胶等25种。

  推荐:目前使用广泛的是卡拉胶、黄原胶以及改性淀粉、纤维素等自然界存在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

  (酸奶含有防腐作用的乳酸和乳酸菌素,所以不需添加防腐剂。)冰激凌、雪糕

  着色剂:日落黄、柠檬黄、胭脂红、苋菜红、亮蓝等都是食用合成色素,也称食用合成染料。

  副作用:因对人体有害,不能用于糕点及肉制品。

  标准:我国规定,任何婴幼儿食品中严禁使用任何人工合成色素。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冷藏肉品

  山梨酸钾(防腐剂)

  与水果的梨无关,山梨酸(钾)能有效地抑制霉菌,酵母菌和好氧性细菌的活性,还能防止肉毒杆菌、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有害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推荐:山梨酸钾抗菌力强、毒性较小,可参与体内正常代谢,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但价格较贵,不少国家已开始逐步用它取代苯甲酸钠。

  亚硝酸钠(护色剂)

  不仅可以使肉制品色泽红润,还可以抑菌保鲜和防腐,目前还没有其他更为理想的添加剂替代它。

  副作用:过量食入可麻痹血管运动中枢、呼吸中枢及周围血管,更可疑的是有一定致癌性。

  标准:亚硝酸钠可按GBl907国标生产作为食品添加剂,按GB2760规定量添加,肉食中最大使用量是0.15克/千克,肉食中亚硝酸钠残留量在罐头中不得超过0.05克/千克;肉制品不得超过0.03克/千克。世界食品卫生科学委员会1992年发布的人体安全摄入亚硝酸钠的标准为 0-0.1毫克/千克体重,按此标准使用和食用,对人体不会造成危害。

  D-异抗坏血酸钠(抗氧化剂)

  被中国食品添加剂协会评为“绿色食品添加剂”,可保持食品的色泽,自然风味,延长保质期,主要用于肉制品、水果、蔬菜、罐头、果酱、啤酒、汽水、果茶、果汁、葡萄酒等。

  它能防止腌制品中致癌物质——亚硝胺的形成。

  副作用:基本无害,但是过量摄入会导致一系列的肠道与皮肤疾病。

  红曲红(着色剂)

  天然红色素,是微生物发酵的产物,目前并未发现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可以用在调制乳、冷冻饮品、果酱、腐乳、糖果、方便米面制品、饼干、腌腊肉制品、醋、酱油、饮料、果冻、膨化食品上,不允许用在生鲜肉或调理肉制品中。

  速冻面点食品(汤圆等)

  糖精钠、甜蜜素、山梨酸、苯甲酸

  糖精钠(甜味剂)

  糖精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又称可溶性糖精,是糖精的钠盐。一般认为糖精钠在体内不被分解,不被利用,大部分从尿排出而不损害肾功能。(果脯大量含有)

  副作用:致癌的可能性尚未完全排除。

  标准:糖精钠的最大使用量是0.15克/千克、婴幼儿食品中不得使用。在美国,凡是添加糖精钠做甜味剂的食品,均要求标有“糖精钠能引起动物肿瘤”的警告语。

  甜蜜素(甜味剂)

  甜蜜素是目前我国使用最多的甜味剂,成分是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经英、法、德等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卫生当局指定可使用之新合成甜味料。调配于清凉饮料,加味水及果汁汽水最适宜。罐头、酱菜、饼干、蜜饯凉果等均有使用。

  副作用:对肝脏及神经系统有影响,对代谢排毒能力较弱的老人、孕妇、小孩的危害则更为明显,目前我国常出现食品甜蜜素使用过量的情况,出口食口也曾因甜蜜素超标被退回。

  标准:国际市场大多要求检测甜蜜素产品微生物指标,而我国的国标却没有该项要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在30多年前就全面禁止使用甜蜜素,日本也禁止在食品中使用甜蜜素。

  苯甲酸(防腐剂)

  苯甲酸和苯甲酸钠常在碳酸饮料、低盐酱菜、酱类、蜜饯、葡萄酒、果酒、软糖、酱油、食醋、果酱等食品中使用。

  标准:美国FDA规定,苯甲酸被列为安全类食品添加剂,但毒性较山梨酸高。

  抗结剂、稳定剂

  核苷酸(营养强化剂)

  最大使用量0.58 g/kg。增强鲜味。

  磷酸三钙(抗结剂)

  拥有抗凝、水分保持等多功能,最大使用量10g/kg。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奶粉

  抗氧化剂,氢氧化钾,柠檬酸,碳酸氢钠,磷脂,抗坏血酸棕榈酸酯

  磷脂(乳化剂)

  磷脂可以防衰老﹑降低胆固醇等,具有乳化和润湿性。

  标准:大豆磷脂制品被各国列为安全的多用途天然食品添加剂。

  抗坏血酸棕榈酸酯(抗氧化剂)

  维生素类抗氧化剂L-抗坏血酸及其盐类是常用的水溶性抗氧化剂。

  标准:获国际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批准使用,每天摄入量为1.25g/kg体重。在美国、欧盟都获批。在中国,L—抗坏血酸棕榈酸酯也是唯一允许添加到婴儿食品中的抗氧化剂。

  咖啡

  二氧化硅(矽)(抗结剂)

  能解决产品因吸潮受压形成的结块,同时具有吸附作用,是一种优良的流动促进剂。用于蛋粉、奶粉、可可粉、糖粉、植物性粉末、速溶咖啡、粉状汤料。

  黄原胶(汉生胶)(增稠剂)

  最大使用量10g/kg。

  鸡精、味精

  谷氨酸钠,食用香精,呈味核苷酸二钠

  谷氨酸钠(增味剂)

  您可能会有这种经验——往鸡汤中加一些盐,味道会更加鲜美。这是因为鸡肉当中富含谷氨酸这种氨基酸,您又放了一些氯化钠盐进去,便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制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

  副作用:在消化过程中能分解出谷氨酸,后者在脑组织中经酶催化,可转变成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摄入过多时,对人体中各种神经功能有抑制,从而出现眩晕、头痛、嗜睡、肌肉痉挛等一系列症状。

  呈味核苷酸二钠(增味剂)

  常与谷氨酸钠并用,其用量约为味精的2%~10%,并有“强力味精”之称。

  食用植物油

  抗氧化剂

  食用油中通常使用化学合成抗氧化剂,我国允许使用的抗氧化剂品种有BHA、BHT、没食子酸丙酯、异山梨酸钠、维多酚等。抗氧化剂主要用于防止油脂氧化。
  二丁基羟基甲苯(BHT)

  BHT是我国主要的抗氧化剂。我国规定可用于食用油脂、油炸食品、饼干,最大使用量为0.2g/kg。

  没食子酸丙酯(PG)

  PG对猪油的抗氧化能力较BHT强些,我国规定可用于食用油脂、油炸食品、饼干等制品中,最大使用量0.1g/kg。为了达到更好的抗氧化效果,往往几种抗氧化剂复合使用。

  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低毒抗氧化剂,具有良好的抗细菌、霉菌的作用,可增强高油水食品的防腐保鲜效果。用于食用油脂、油炸食品、饼干、方便面等。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面粉

  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增白剂)

  过氧化苯甲酰中含有微量砷和铅,欧盟等发达国家1997年已禁止将过氧化苯甲酰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过氧化苯甲酰主要是通过氧化作用,使面粉中的色素氧化分解达到增白的目的,本身还原为苯甲酸残留在面粉中。

  副作用:过氧化苯甲酰除了增白作用外,不能改善小麦粉的质量。

  标准:所有欧盟成员国规定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都不得用于任何食品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规定,过氧化苯甲酰不得用于小麦粉中,仅可作其他食品的加工助剂使用,其最终残留物不得超过40mg/kg。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批准在面粉中使用过氧化钙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批准氧化钙仅限于面包中使用。我国批准的使用量是500ppm,是美国的7倍,加拿大的5倍。

  陈醋、果醋、白醋

  苯甲酸钠,山梨酸钾(见前文)

  可乐

  阿斯巴甜(甜味剂)

  又称甜味素、天苯糖等。这种低热量甜味剂比普通糖甜约200倍,1克的阿斯巴甜约有4千卡的热量。

  标准:安全性高,被联合国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列为GRAS级(公认安全),至今已有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的6000多种产品中19年的成功使用经验。我国于1986年批准在食品中应用,常用于乳制品、糖果等。

  副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规定,阿斯巴甜每日允许的摄取量为每公斤体重40毫克,且孕妇及哺乳的母亲最好不要食用。不过,国内食品包装上一般都不标注添加量,阿斯巴甜不适合苯丙酮酸尿患者使用,美国使用商家要求在标签上标明“苯丙酮尿患者不宜使用”的警示。有医生建议,怀孕的妇女最好不要食用阿斯巴甜。

  蔗糖素(甜味剂)

  在蔗糖加工的基础上提取而成,在很多用途上能取代蔗糖,适用于碳酸饮料到烘焙食品等十多类食品中。是目前唯一以蔗糖为原料生产的功能性甜味剂,其甜度是蔗糖的600倍。

  标准:FDA于1988年批准蔗糖素可以被用于15类食品,包括作为餐桌上的甜味剂以及用于饮料、口香糖、冷冻甜点、果汁和果冻等食品。1999年,FDA批准蔗糖素作为通用甜味剂用于所有食品。

  茶饮料

  安赛蜜(甜味剂)

  它是一种常见人工合成的新型甜味剂,是中老年人、肥胖病人、糖尿病患者理想的甜味剂,具有对热和酸稳定性好等特点,是目前世界上第四代合成甜味剂。甜度是蔗糖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主要在焙烤食品和酸性饮料中使用。

  副作用:摄入过量会对代谢排毒能力差的老人和儿童构成危害,国家质检总局规定在葡萄酒生产中禁止使用这种甜味剂。

  标准:我国卫生部于1992年5月正式批准安赛蜜用于食品、饮料领域,但不得超标使用,其使用量为0.3克/千克。安赛蜜的安全性高,联合国FAO/WHO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同意安赛蜜用作A级食品添加剂。

  维生素饮料

  柠檬酸钠(酸味剂)

  制备柠檬酸钠的原料基本来源于粮食,因而安全可靠,对人类健康不会产生危害。

  标准:联合国粮农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该品属于无毒品,对其每日摄入量不作任何限制。我国也规定,柠檬酸钠可以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运动饮料

  柠檬酸(酸味剂)。

  柠檬酸普遍用于各种饮料、糖果、点心、乳制品等食品的制造。

  副作用:过量摄取,儿童可能表现出神经系统不稳定、易兴奋;大人则为肌肉痉挛等。基于柠檬酸对钙的代谢可产生的影响,经常食用罐头、饮料、果酱、酸味糖果的人们,要注意补钙。胃酸过多、龋齿和糖尿病患者不宜经常食用柠檬酸。柠檬酸不能加在纯奶里,否则会引起纯奶凝固。

  功能饮料

  牛磺酸(营养强化剂)

  又称α-氨基乙磺酸,最早由牛黄中分离出来。是一种含硫的非蛋白氨基酸,在体内以游离状态存在,不参与体内蛋白的生物合成。

  标准:美国、日本等国规定,婴幼儿以及儿童食品中必须添加牛磺酸。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液体咖啡

  咖啡因(其它)

  副作用:大剂量或长期使用也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特别是它有成瘾性,一旦停用会出现精神萎顿、浑身困乏疲软等各种戒断症状。咖啡因就不仅作用于大脑皮层,还能直接兴奋延髓,引起阵发性惊厥和骨骼震颤,损害肝、胃、肾等重要内脏器官。

  果汁

  常见添加剂为着色剂。参见冰淇淋栏目

  豆奶

  卡拉胶(增稠剂)参见酸奶栏目

  面包、蛋黄派

  山梨醇酐单硬脂酸酯(司盘60)(乳化剂)

  加入后可使面包柔软,延缓老化,能明显提高焙烤制品质量。用于糕点,与其他乳化剂复配使用,可使糕点原料中的水分、奶油等分布均匀,形成细密的气孔结构,改善蛋糕的质量。

  方便面

  着色剂、抗氧化剂、增稠剂(分别参见前面条目)

  按照超市的分类,我们调研了常见食品的添加剂。下次,你逛超市的时候,别忘了仔细看看食品成分的标签上是否有某些让人不快的名字。

  膨化食品

  焦糖色(着色剂)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均已确认焦糖是安全的,但对其四-甲基咪唑作了限量的规定。

  饼干

  膨松剂是在以小麦粉为主的焙烤食品中添加,使之口感柔松可口、体积膨大。

  标准:我国准许使用的蓬松剂有碳酸氢钠、碳酸氢铵、磷酸氢钙、硫酸铝钾(钾明矾)、碳酸钾、沉淀碳酸钙、复合疏松剂等。

  副作用: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膨松剂中的铝对人体健康不利,因而正在研究减少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等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

  口香糖

  木糖醇(甜味剂)

  木糖醇是一种具有营养价值的甜味物质,也是人体糖类代谢的正常中间体。健康的人,即使不吃任何含有木糖醇的食物,100毫克血液中也含有 0.03-0.06毫克的木糖醇。在自然界中,木糖醇广泛存在于各种水果、蔬菜中,但含量很低。商品木糖醇是用玉米心、甘蔗渣等农业作物中,经过深加工而制得的。热量低是它的一大特点:每克2.4卡路里,比其他的碳水化合物少40%。木糖醇从60年代开始应用于食品中,成为糖尿病人欢迎的一种甜味剂。木糖醇是防龋齿的最好甜味剂。

  副作用:木糖醇不会被胃里的酶分解,直接进入肠道,吃多了对胃肠有一定刺激。由于木糖醇在肠道内吸收率不到20%,易在肠壁积累,造成腹泻。

  被膜剂(防腐剂)

  可防止微生物入侵,抑制水分蒸发或吸收和调节食物呼吸作用。

(XYS2009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