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主权”与“人权”之争

芦笛

在《多维博客》首页看见王希哲的博文题目，似乎是谈论主权与人权孰重的，参与讨论的文字还很多，也没有打开看，只是对国人无边的愚昧再度深感绝望。

这感觉早在去年胡平和张鹤慈争论“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孰为“第一人权”时就有了，那就是：中国的所谓 “精英”们何以如此蠢笨，专门在我党布下的迷魂阵里钻到发昏章第十一？

例如我党提出“生存权比言论自由更重要”的伪命题，“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就有本事一头扎进那黑洞去，提出“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击。张鹤慈先生觉得太过匪夷所思，便坚持吃饭比言论自由重要。两造争论到血压升高手冰凉，肾上腺素大量分泌，为此促寿若干年，却到死也意识不到那完全是围绕着个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英文中有无等价词汇：Pseudo-issue？Non-existing matter？Ghost subject？Or simply nonsense? ）的伪争论。

我在《愚不可及的“鱼和熊掌之争”》中已经指出，世上再没比这更愚蠢的伪争论了，盖那命题的潜在前提是：“生存权与言论自由不兼容，前者是必需品，后者是奢侈品，因此在人民解决温饱前不宜实行”。这完全是个弱智笑话：生存和言论自由并不是“ 鱼与熊掌”一类不可得而兼之的事，言论自由并不妨碍生存，也不是在大多数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才能行使。相反，压制言论自由反而会妨碍人民生存。如果没有57年的反右斗争与59年的反右倾，则后来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因此，即使抛开道义不论，光讲功利意义，一个国家也不能没有言论自由。哪来什么“为了生存必须压制言论自由”的胡说八道！

这本是一目了然的事，然而咱们的“民运理论家”却就是看不出来，要去比较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孰高孰低，在各项人权中排座次，武断规定“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难道言论自由还高过了性命？莫非死人还会讲话不成？这种浑人还给吹成当代中国的苏格拉底，你说这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怪不得人常说我党愚弄百姓，惟其愚昧，所以可以玩弄，因为玩弄，便变得更加愚昧，愚而被弄，弄而更愚，循环往复，不知伊于胡底。

眼下这主权与人权的争论又何尝不如此？共党为了压制人权，便炮制出个“主权高于人权”之说，而民运反其道而行之，认定“人权高于主权”，那专门在网上搞笑的网上首浑马悲鸣则干脆说出“如果人权高于主权，那么私仇高于公义”的绝顶昏话来。因此，他为了报私仇纠缠郑义12年，为此发动扫荡民运，甚至“为报私仇将六四无辜死难者一马勺捞进去”（这是他在网上多次吐露的心声），都是天经地义的。

当然，我们的“知识分子”们闹出这些笑话来，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天资问题，盖无论是言论自由和生存权，还是主权和人权，统统都是西洋进口货。国人折腾了一个半世纪还难以消化，虽然太过迟钝了些，毕竟还是可以理解的。

所谓“主权”（sovereignty），意思是“政府控制管理国家的权利”。从定义中就可以看出，它是从“权利”（rights）这个母概念里衍生出来的子概念。[此说不确。souveraineté系指autorité/puissance，即“权力”，而非droit(right)权利。主权在民，谓人民授权（力）。所谓droit(right)权利，是指任何作为个体的、负责的“人”（法人）天经地义地被允许的“本分”，严复译为“直”，得之。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国家（Etat）既不具备法人资格，当然不具备任何权利。但个体的法人需要共同相处组成社会，相处之间，于天然权利之外，更有超出“本分”以外的利益追追逐和博弈。为使这种过程不至于无谓失序，于此过程中，有必要授权维持一个超越个体法人的机构为之平衡、仲裁、保护，是为“国家”。此“ 国家”并非个体法人，其所拥有的乃是个体授予它的“权力”，它的一切举动，都是超越“权利/本分”界限的。故其实行，须得个体法人的表决同意方为合法，在现代民主国家，表现为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及全民公决。而当授权者亦即法人的表决不利于该“国家”的时候，该国家便自动丧失一切被授予的“权力”，若它以手中的权力阻挠法人剥夺它的权力，它便是十足非法的，这时，通过包括暴力革命在内的一切手段颠覆这个“国家”，虽不是法人的义务，却是法人之“本分”，也就是所谓“权利”。]“权利”乃是地道的西洋货，不见于欧洲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是整个民主理论的基本柱石。在我的模糊印象中，它似乎是英国思想家洛克首先提出的。

洛克认为，人类天然具备生存（life）、自由（liberty）以及财产（estate or property）的基本权利，它们是所谓的“自然权利”，与生俱来，不容剥夺，也不可让渡。例如个人可以让渡财产，但不可能让渡追求财富的权利。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基本权利，这就是“平等”的内容。人们可以有财产的不平等，但追求财富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且，无论是政府，是权贵，还是其他公民（哪怕是大多数公民也罢）都无权侵犯他人同等的发财权利。所谓犯罪，就是政府或个人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才有权剥夺罪犯的某些或全部权利，诸如监禁抢劫犯与强奸犯就是剥夺犯人的人身自由，而死刑则是剥夺罪犯的全部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沿袭了洛克的基本思想，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更列出了比较完备的人权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权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作了明确界定与充分阐述。

由此便派生出了政府的主权，它有对内主权（internal sovereignty）与对外主权（external sovereignty）两方面的内容。

所谓对内的主权，就是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利，它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为了自己的权利不受强者侵犯，便制定出宪法来，明确规定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职责，授权政府执行法律，保障公民自由行使基本权利，惩罚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罪犯，并裁决公民间的利害冲突，这就是所谓的“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因此，政府与人民之间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载明签约双方的权利与责任的契约就是宪法。这契约只是一种有限的授权，公民虽然将管理自己的权利授予政府，但并未让渡自己的基本权利。若政府非法侵犯公民权利，就是违反契约，就要遭到罢免。

所谓对外主权，或曰国际主权，则是相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它其实是把个体权利外推到国家范围。个人有充分权利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容他人干涉，在国际上自然也就不容他国干涉。把“人生而平等”的命题放大到国际范围，就得出 “一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一律平等，有天然权利处理自己的事务，他国不得恃强干涉”，这就是现代的主权观。

至此不难看出这一整套概念是怎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从“天赋人权”观念，得出了“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权利”，这就是西式“平等”观，再将这人际关系放大到国际关系，便形成了国际平等观。这一整套政治理论的原生概念就是“权利”的概念。抽掉个体权利，也就没有附着于其上的一系列衍生观念了。

明白了这些常识，则不难看出，国家的对内主权来自于公民授权，其目的是请政府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权不受其他社会成员侵犯。国家对外的主权也来自于公民授权，其目的也是请政府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权不受外国人侵犯。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主权都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人民授权，哪来什么高低关系或是不兼容关系！所谓“为了主权牺牲人权”之说，无异于“为了保护主人的财产，保镖必须当强盗”。

因为主权来自于人民授权，而且授予的并不是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因此它和人权不一样，不但内容可以有增减，而且可以让渡，但让渡的前提还是人民的授权。例如英国让美国在本国领土上设置军事基地，这就是主权让渡，但它获得了人民的批准。又如发行钞票、是否允许外国人来本国打工，抢本国人民饭碗等等，本是各国的主权，但欧盟各国人民觉得可以让渡这些主权给一个共同体。更典型的则是北美13 州殖民地自动放弃原有主权，结成一个联邦国家。反过来，人民也可以撤回这种让渡，从原来的国家中独立出来，例如菲律宾人民投票脱离美国而独立，加拿大魁北克地区人民公投决定是否独立，澳大利亚人民公投决定是否炒英国女王的鱿鱼，改为共和国，等等。

不幸的是中国古代从无“权利”观念，因此自然也就没有西式主权观念。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中国人都只知道无条件服从强者，不但从来不知道弱者拥有与强者同等的权利，还把弱者对强者的无条件服从当成美德予以表彰，当成天经地义宣讲，大儒曾国藩曾经精辟地总结了儒教的道义观：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天朝就是把中外关系看成了这种“冠履关系”，这才毫无必要地吃了无数苦头。即使是被列强反复痛打，天朝也迟迟无法接受中外平等观，更不知道民族国家的主权有些什么内容，唯一关心的就是“国体”，也就是“理顺帽子和鞋子的关系”的面子问题。要到晚清，天朝君臣才算基本知道了主权内容，知道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 ”。直到民初，民国的职业外交官才开始设法通过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直到抗战胜利，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才得以废除。

可惜毛共上台后立即就与苏俄帝国主义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让苏联专家拥有早就被国府废除了的治外法权；向第三国关闭东北和新疆地区，专向苏联开放；与苏联开办丧权辱国的“合资公司”（那可与如今的中外合资公司不同，条约不但规定苏方拥有管理权，而且规定由苏联垄断中国的剩余工业原料，中方不得向第三国出售。就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苏联搞了“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转引自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由周恩来主动提出放弃外蒙。甚至在韩战爆发后，毛泽东还跪求斯大林在旅顺港永久驻军。后来赫鲁晓夫提出归还旅顺，毛泽东还顾虑重重，生怕失去了主子的武力保护。这一系列无耻的卖国罪行，无论是满清，是北洋军阀，是国民党，都从未干出来过。

可笑的是到后来媚外又变成了仇外，毛共害上了“主权过敏症”，就连借外债和引进外资都成了丧权辱国，讲究的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似乎那就是“民族尊严” 的同义词。哪怕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小农宣传都还深入人心，驱之不去。我上大学时，一日嘴痒，向同学们说：中国应该请外国来投资，解决原始资本积累问题。某同学当即疾言厉色道：你干脆说白了，应该请帝国主义派兵来侵略咱们，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意思？我这才意识到，大学不比工厂，在大老粗中随便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懂，“知识分子”可就两样了，因此惶惶了一两年，直到报上宣布开始引进外资才如释重负。

如今这仇外又变成了媚外，政府又变成了清廷，唯一关心的就是面子。各级官员统统成了买办，充分利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竞相向洋大人廉价抛售甚至白送资源。“主权”的唯一内容便是“政府任意侵犯、压制、剥夺公民人权的神圣权力”。只要西方不对此说三道四，则“什么都好谈”。

由此不难洞见中国式“主权”为何会与公民人权格格不入——不压制公民人权，让他们真的当家作主，监视政府，这国还怎么卖？说穿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权”，就是“政府无限任意卖国权”。

可笑的是爱国愤愤至今悟不出这点，但凡西方指责中国政府压制本国公民人权，他们就要陪着政府丢面子，陪着政府一道愤愤，陪着政府谴责帝国主义干涉咱们内政。姑不说上面早解释过了，无论是内外主权都来自于人权，从未听说过有压制人权的主权，就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反应也极度无耻。中国是联合国人权宪章签字国，既然签了字，就要承担条约义务，只有流氓无赖才会说话不算话，是不是？随着政府签字画押，人权就不再是内政了，而是任何缔约国都有权监督的国际事务。这与签订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毫无区别：你既然答应保护知识产权，若再大量制造盗版光盘，其他国家就有条约赋予的权利干涉你，岂能容你说话如同放P，躲在暗地里拆烂污？中国政府靠压制公民人权，以廉价甚至零价向国际倾销人力物力资源，以此吸引外资，完全是拆文明世界的墙角，动摇人家福利社会的基础，理应遭到全球人民特别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一致抵制。

时至21世纪，中国还在持续爆出人权丑闻，就算没有国际条约的束缚，中国人倘若还有点知耻之心，也应该知道谴责那个野蛮烂污政府，要求他们停止为中国丢脸。哪怕是彻底丧失了羞耻心，也不该以耻为荣，反过来把“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所以不配享受与西方公民同等的人权”当成捍卫“民族尊严”的圣战旗帜挥舞。这种下流愚蠢之极致，实在没法不让一个稍有自爱自尊之心的人呕吐。


后记

本文在《海纳百川》网站贴出后，网友跟贴转了王希哲的有关文字，从题目判断，他似乎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人权才能高于主权，实行私有制则反之”。

听这浑人的意思，却原来，当年斯大林在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仅1932-1933一年，光是乌克兰一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人，每天饿死二万五千人（这数字是乌克兰在2000年11月24日至29日在首都基辅 “乌克兰之家”展示的克格勃档案提供的），这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表现？而毛共搞暴力土改，杀害几十万地主，之后又强制推行公社化，剥夺全体农民的土地，把他们从祖祖辈辈的自由农化为世代束缚在原地的党农奴，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表现？

王希哲这类尤物的网络存在意义，就是生动地展示毛共对人脑的摧毁力有多可怕，其对智力的破坏，乃是他那种下愚终生无望修复的。这次他出来奋勇搞笑再次证明了这点——奢谈人权，却竟然连追求私人财产是基本人权都不知道！而就连这种毛共大老粗也敢出来冒充“民运”理论家！这世上到底还有什么垃圾，是“民运”那宝库错过了的？


首发《海纳百川》网站 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