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要的不是精彩，是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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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中国没有实力傲视美国

作者 杨眉
发表日期 14/02/2010 更新日期 14/02/2010 13:37 TU

法国的左翼倾向周刊《玛丽安娜》本周一在其网站刊登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瓦雷莉·尼凯女士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国没有实力同美国叫板。或者也可以翻译成是中国没有实力傲视美国。在今天的法国舆论看中国节目中，本台将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上述文章。

尼凯指出，北京对待华盛顿，正如对待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哥本哈根峰会一样，选择的策略不是韬光养晦，而是针锋相对，龙虎相斗。北京不断威胁如果华盛顿在对台军售以及会见达赖喇嘛问题上固执己见，那么，中国将在朝核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上拒绝同西方合作。中国此举向外界披露了一个令人担心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在国际舞台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中国政府并不认为一些众所公认的国际性议题的重要性超出中国的本国利益。

尼凯就中国政府近期来针对西方的咄咄逼人的架势解释说，其中原因主要还在于中国国内。

首先，一方面，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萎缩的背景下依然一枝独秀，然而，中国国内有关经济增长率能否持久的担心日益浮出水面。通货膨胀似乎难以抑制，银行贷款继续泛滥，再加上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北京政府发现事实上他们对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失去控制。而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之所有能够承受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是因为他们期待北京能够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保持经济增长是北京政府维护其合法性的主要途径。

其次，中国政权高层似乎分歧倍出，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所提倡的政权和平交接的模式似乎正面临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抓住了民族主义这根救命稻草。尤其是在当今西方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以及有关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言论沸沸扬扬之时，尽管中国国内对中国世纪论持有怀疑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中国政府的部分官员似乎认为中国从此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

中国在全球激发新保护主义？

不过，尼凯认为，北京同华盛顿的外交冲突恰恰凸显了北京在国际舞台的孤立地位。虽然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其大国的作用，但是，各国并不会因此而接受任何条件。正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所指出的那样，在国际舞台地位的上升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因为国际社会对其的期望也会因此而上升。

中国外交近日来的多次拙劣表现显示中国对国际惯例知之甚少，这将可能影响到中国政府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苦心推行的和平崛起的策略，以及中国和他的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强烈反应显示，对北京来说，在必要的时候，北京与台北之间改善关系的余地是十分有限的。中国代表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的强硬态度不仅直接侮辱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代表，而且也使人对建立全球多边协调体制的言论提出怀疑。

除了台湾之外，刚刚向中国伸出双手的日本，期望与中国共同建立类似欧盟的东亚联盟的日本，也对中国近期的表现倍感担忧。再加上，中国虽然多次表示希望同日本改善关系，但是，中国却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宣示东海领土主权的机会。

尼凯接着分析说，事实上，中国的强大未免有些徒有虚名。中国虽然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在全球仅占第108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这是因为美国国债是最为保险的投资。中国为了刺激出口尽力维持人民币低汇率，并且继续购买美元。中国的大量美元储备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市场稳定的一大因素，与此同时，欧美各国针对中国的市场保护主义倾向正在日益抬头。

因此，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其可能的危害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然而，中国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准备在国际舞台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建设性的强国。这关键要看的是中国是否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RFI：高小兰有争议展品已重新挂出

作者 小青
发表日期 13/02/2010 更新日期 13/02/2010 21:43 TU

中国艺术家高小兰在参加巴黎举办的一次展览期间，在法国国立艺术学院的外墙上展出了一幅以法国总统萨科齐当初的竞选口号为题材的作品。法国国立艺术学院认为该作品影响公共部门的中立性，将其撤下。此举引起法国舆论哗然。反对党批评指出，这完全是一种审查制度。法国现任文化部长密特朗周六在一份公告中指出，在了解了整个事件之后，他已经要求将高小兰的这幅作品重新挂在原来挂的地方。有关这一事件详情请听小青的介绍：

周六，在法国国立艺术学院的外墙上悬挂着写着几个法文字的黑白条幅。条幅分别写着，工作，赚钱，多和少。这几条条幅在展出不久曾被撤下，周六又再次展出的，其中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创作这一作品的是中国艺术家，今年三十二岁的高小兰。她创作的上述条幅灵感来自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当年的竞选口号，多劳多得。然而条幅上的词汇却可以引起人们各种联想，做出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比如，多劳少得，或者少劳多得等。这对萨科齐的口号多少带有讽刺效果。特别是在当下法国经济危机仍未走出阴影，法国民众对总统萨科齐很不满意的情况下，这一条幅上的内容比较敏感。

艺术学院大概不愿得罪总统从而决定把这一作品撤下来。校方的理由是，作者将作品呈现在公共道路上，戏剧性使用国立学校建筑物作为传达讯息的工具，却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学校认为，高小兰可以同其他参展人一样，将作品放在学校内展览。高小兰本人对学校的决定非常不满，她说，她创造这一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人们对此作出反应，因此不能将条幅挂在学校的院内。她还找来媒体，将这一事件公布出去，还威胁说要诉诸法律，她也在在网上发起签名运动，她说艺术家应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法国在野党也在这事件上大作文章，认为这是一种审查制度。巴黎市长德拉诺埃指出，这种做法令人对人们自由表达权利的担忧。昨天，在文化部长密特朗的干预下，事情终于圆满解决。高小兰对法新社说，他对文化部长密特朗的决定非常满意，她说密特朗本人打电话给她，对上述事件表示遗憾。密特朗还说，希望看到她的作品尽快挂回到原地。密特朗的指示刚刚做出就马上有一个安装小队前来帮助高小兰重新挂上条幅，该条幅于是又挂在了国立艺术学院的外墙上。

通缉胡锦涛

RFI：中国艺术家高小兰巴黎展品惹争议

发表日期 12/02/2010 更新日期 12/02/2010 22:20 TU

据本台综合法新社消息，32岁的中国女艺术家高小兰，目前正在巴黎参加由法国国立美术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和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联合举办、名为“七日周末”的展出活动。她的一件取材于法国2007年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萨科齐竞选口号“多劳多得”的作品，周三被法国国立美术学院悬挂在位于巴黎第六区马拉凯河岸美术学院的外墙上，但不久就被取下。学院方面表示，取下这件作品的原因是，担心影响公共机构的中立性。

这件作品上有四面黑旗，上面分别用白字写着“得”“少”“多”“劳”这几个法文单词。参观者可以看到的是“多得”和“少劳”。针对美术学院的这一举动，高小兰的律师特里瓜尔女士表示，美术学院在决定展出这件作品时，就已经参与到了展览中。这位律师表示，学院方面关于公共机构中立性的言论是彻底的丑闻，因为这一事件涉及的是言论自由，艺术家的作品不具备遵守任何中立性的义务。她最后说，这位中国艺术家有权利获得法国从共和国基本价值出发，给予她符合道德的对待，也就是重新挂上这幅作品。

高小兰本人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她的朋友们在周五晚上17点30分到美术学院示威。高小兰呼吁他们戴上与作品中相似的小旗。

法国在野的社会党对这一事件迅速作出了反应。该党负责文化事务的全国秘书，以及另一名副职全国秘书，周五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这一事件是政治审查的结果，社会党与艺术家完全站在一起，要求这一作品重新得到展出。

社会党籍的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周五也表示，提议在巴黎著名的104号画廊重新展出这件作品。他说，这一出于主观意愿的审查事件令人十分担忧，因为影响到了艺术家在社会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赵也：是什么在掌控着这个国家？

擴展閲讀：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1369.html

　　是什么在掌控着这个国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现在和将来。

　　肯定不是平民百姓，在这个国家平民百姓除了屈服于强权、听从吩咐、在各种欺凌和歧视中走着自己的生存之路以外，是没有包括话语权在内的任何权力的。

　　那么是九大长老吗？是５００户家庭吗？如果是这区区几千人在决定着一个庞然大国的走向，那么，他们又是被什么掌控的呢？

　　不管如何解释历史，是命运还是暴力和狡诈，事实是１９４９年，毛泽东的枪杆子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从来不需要人民的认同。

　　凡是对这个政权合法性怀疑或者看起来像是怀疑的人，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镇压，而且如今继续在镇压。因为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自我怀疑和难以自圆其说，这种镇压是如此荒谬残暴，竟然采用阳谋来诱惑制造对立面，竟然通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来任由国家走向崩溃。为了个人的独裁权力，毛泽东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确实创造了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诞三十年，运动此起彼伏、绵延不断，杀人不断，七斗八斗，人人自危。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皇朝不可能、也没有理由这么做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如此孤家寡人独断专横，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的一场毫无悬念的轻松的宫廷政变，稍稍改变了权力传递的路线。这也给绝望中的国人看到了一线生机，让窒息已久的中国透了一口气。

　　其后提出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指的经济，还包括党政分开、分权、让权、小政府、民主等等承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步履蹒跚，而且遭到很多来自“左”的反扑，譬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反扑不一定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中国永远不会绝种的鉴貌辨色吮痔邀宠的专家、学者等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民初那种痛不欲生不肯剪辫子的遗老太监们。

　　上层正在享受复出后的自由化的成果，他们在“官倒”，在使自己迅速富起来。他们在告别“革命”的过去，迅速完成着自己的转型和定位。

　　可是好景不长，１９８９年，当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公正，要求政府兑现改革承诺的时候，一场至今讳莫如深的悲剧使得政治上的改革就此终止。自此之后，不过是没有头绪的原地转圈。向左走，向右走，无路可走。

　　在历经胡、赵之后，证明已经没有一个个体权威能决定中国的走向，权力实际上已经由一个集团接管。这个集团就是枪杆子以及他们的后人，他们本来就是从争权夺利的所谓“共产革命”开始，死了那么多人，折腾了大半个世纪，最终旗帜鲜明、一丝不挂地实现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道统。剥去、剔除一切意识形态的名词、口号的修饰和枝节，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这一条以争权夺利为唯一目标的轨迹其实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１９８９年那场悲剧的结果只是鼓励和明确了，对于这个父父子子的权力集团来说，可以无所顾忌、没有底线。他们认为，如果想他们让出江山，必须拿人头来换。

　　也正是由于是一个集团，所以不会有任何一个个体来对它进行负责、变革和约束。所以，他们只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谁也不会来考虑国家的未来，关我什么事？正因为没有个体的权威，所以，中国不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也正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平衡的集团的接管和统治，所以邓小平之后的权力才能按步就班顺利过渡。

　　然而，这个权力集团对自己的作为也是心存疑虑的，毕竟他们也看到世界的走向，有时候也会说出“民怨沸腾”、“人民养着你们，你们看着办”这种话来。他们也不知道这艘船开向哪里，什么时候撞礁沉没，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末世心态，才会那么紧张地时刻依赖着强大的军队武装，才会那么极端地贪婪，才会那么不择手段、寸土不让、明目张胆地竭泽而渔。在这种横征暴敛、穷凶极恶、残酷掠夺下，百姓一无所有、沦为奴隶。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集团出现分裂呢？不可能。

　　因为这是一个集团，他们的利益是共存的，集团中的每一个单元分到的一块蛋糕已经足够大了。如果分裂，就会削弱力量，就有可能出现第二个１９７６年，对谁也没有好处。

　　如果是封建社会的王朝，那么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还有削藩的愿望和理由，而这里没有，因为这就是一个由于利益而结盟的集团。

　　那么，这个集团有没有可能出现改变呢？同样不可能。

　　这就是文化对政治的倒逼了，为什么美国是美国，为什么中国是中国，这都是体制和文化几千年相互渗透影响，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美国不可能出现毛泽东，美国出的是华盛顿。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大部分中国人会怎么做呢？会为了公平和正义而放弃利益吗？他们也不会。他们也是在这块土壤上长出来的，没有价值观的支撑，没有文化和心理准备，再加上既得利益者的事实和更大的期望，他们内部更加不可能出现改变。

　　他们预留了充裕的准备，时刻准备着撤走，他们不会回头看一眼身后洪水滔天。又岂只是他们呢？近十年来，稍稍有条件的人哪个不在往外转移资产和家人。唯有这样，才会保住、传承他们取得的财富和利益。而在这里，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

　　说到底，这一切的根本，还都是文化在掌控着这个泱泱大国十几亿人的未来。

　　事实总是简单的，道理也总是简单的，哪里需要那么些聱牙佶屈的深奥理论，哪里需要那么多不明不白的学说私货，更无须自作多情祭起意识形态“左”、“右”的旗幡，也不要机关算尽地成立什么马列共产党或者工人党，不要自作聪明，你们也只是一群屁民，轮不到你们下山摘桃子、捞稻草，没有什么力量能撼动这个千年文化凝固成的大山。

　　如果还在分析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矛盾什么，那是太不了解这个国家了。他们之间当然有矛盾，但是任何矛盾也无法打开在利益上结成的牢固化学键。回顾这么多年，有人一直在故作深沉地分析过来、分析过去，算命先生似的企图在他们中间找到裂痕，除了表现自己的谋略和心机，只是毫无必要地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而已。就如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根据蛛丝马迹等待地震。

　　这当然是那些学者、专家等“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机会，一次秀场，他们可以再来表现几次，中国永远不缺这些下作坯。不管圈子绕得多大，最后总是为这个权力集团寻找合理性和必要性，总是拍强势的马屁，强势付给摇唇鼓舌的专家们小费。如果不拍马屁呢？那立即就没有话语权。

　　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就是这样了，除非能混进体制分一杯羹，一般百姓，过一天算两个半天吧。要想从文化上动手革新，那是必须要有体制主动配合的，起码不造谣惑众，不开枪反对的。说了一百年多了，开启民智，怎么可能呢？

　　不是身在这个国家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就像我们无法想象基地组织一样。

　　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一个死结。

RFI：冯正虎虎年前夕终于返国

作者 东京特约记者 费丽文
发表日期 12/02/2010 更新日期 12/02/2010 11:06 TU

去年6月以来八次回国被拒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周五第9次回国时，顺利入境上海，结束了他被禁止在国门外的流落生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周五下午打电话到冯正虎上海的家里时，冯正虎的哥哥接电话说，冯正虎的妻子到机场接到了冯正虎，但还有一些事情要办，尚未到家。

冯正虎去年11月第8次回国被拒后，在东京成田机场拒绝申请入境，从而流落成田机场、露宿达3个月，引起国际传媒、舆论广泛关注，令中国政府面临压力。上个月，中国驻日使馆两名官员3次到成田机场看望他和转达上海市政府要他先入境日本、再回家的意思，冯正虎上周三结束露宿行动，入境日本。但随即，全日空就向他发出拒绝他搭乘的通告，制造冯正虎回国的新障碍，不过冯正虎本周一宣布他顺利买到了周五回国的日航机票。

冯正虎入境日本后，先后两次与中国大使馆官员见面。他在推特里说，他准备把露宿机场期间各国旅客捐献给他的各国食品带回上海分给他的支持者们，万一又被拒绝入境、遣送东京，他就会继续露宿，并以这些食品充饥，显示了他临行前对第9次回国、回家仍无把握。

冯正虎还在东京与上个月到成田机场慰问他的日本执政党国会议员牧野圣修见面、道谢。牧野对冯正虎说，日本政府关注他的回国问题，也关注他回国后的人权问题，冯正虎对牧野说，他的人权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

冯正虎对记者说，他休息几个月后还打算在东京-上海之间来来去去，维护公民自由出国、回国的权力。

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也就冯正虎返国发来的报道：

因被拒回国而在日本成田机场“居住”了92天的维权人士冯正虎，乘坐日航JL791班机在12日中午之后抵达伤害浦东机场，据了解，冯正虎抵步之后，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之下，返到上海的住所。

冯正虎早上出发前在日本机场向记者出示他的登机证，又说中国驻日本的使馆人员告诉他可以返回上海，探望90多岁高龄的母亲，与家人一起共度春节。他说，他的妻子在早上被公安带走，乘坐公安安排的车子到浦东机场接机，否则她将不能到机场接机。冯正虎的哥哥冯正龙则表示，公安不准他到机场接机，因此只有在家等候冯正虎回来。

有份签署《零八宪章》的冯正虎，去年初被劝到日本休养和探亲，六月开始曾八度尝试返国，但都被拒绝入境，被迫折返东京。他去年十一月起在成田机场进行马拉松式抗议，最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他表示可以回国。

55岁的冯正虎去年年初在北京遭到秘密绑架，并被非法拘禁一个多月，4月初被劝喻到日本探亲，冯正虎在过了敏感的6月4日之后，从6月7日开始先后八次回国被拒入境。为了抗议回国被拒，冯正虎放弃日本签证，宁愿在机场睡地板吃泡面。由于他的行动与一出好莱坞电影的剧情大致雷同，吸引了不少国际媒体的注目，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和社会活跃分子陈巧文等人也曾先后飞往成田机场，为他打气，并带同一些生活必需品予以支持。

去年11月联合国难民高等辩护事务官员宫泽与日本官员一同到机场，征求冯正虎是否愿意申请难民资格，不过被其婉拒。

出生浙江温州的冯正虎，1986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1991年4月赴日留学，1998年回国创办了上海天伦谘询有限公司。在2000年11月，他因为天伦公司出版刊物审核问题，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拘留，后被判有期徒刑3年，冯正虎不服提出上诉，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Le Monde Blog : La bataille a déjà commencé…par ambassade interposée

http://iran.blog.lemonde.fr/2010/02/10/la-bataille-a-deja-commencepar-ambassade-interposee/

A la veille de l’anniversaire 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qui devrait voir s’affronter dans la rue iranienne partisans du régime et manifestants de l’opposition, le combat a déjà débuté devant les représentations diplomatiques occidentales et iraniennes.

Hier, quelques dizaines de militants pro-gouvernementaux iraniens ont assailli les ambassades européennes à Téhéran pour protester contre l’attitude de l’Europe à l’égard de l’Iran. Présentés par l’agence semi-officielle iranienne Fars comme des “étudiants”, les manifestants ont scandé des slogans hostiles et lancé des pierres et des oeufs en direction des représentations diplomatiques d’Allemagne, de France, et d’Italie. Devant cette dernière, les opposants ont crié “Mort à l’Italie” et “Mort à Berlusconi”, mais ont été empêchés de pénétrer à l’intérieur, grâce à l’intervention de nombreuses forces de l’ordre présentes sur place.

La semaine dernière, lors d’une visite en Israël,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italien Silvio Berlusconi a critiqué le régime iranien et déclaré qu’il interdirait de nouveaux investissements italiens dans les secteurs du pétrole et du gaz de ce pays, où la compagnie nationale Eni est très présente. Par la suite, les médias iraniens ont traité Berlusconi de “laquais d’Israël”.

La France a adopté dernièrement des positions très critiques à l’égard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notamment après la décision du président Ahmadinejad de lancer la production d’uranium hautement enrichi. Les deux chancelleries européennes, qui soupçonnent l’Iran de vouloir se doter de l’arme atomique, se sont récemment prononcées en faveur de l’adoption de nouvelles sanctions fortes contre le Régime de Téhéran.

Ayant moi-même largement couvert ce genre de manifestation, du temps où j’était correspondant en Iran, je puis vous affirmer que ces “étudiants”, comme l’affirment les organes de presse officiels iraniens, ne sont autres que des miliciens bassidjis rémunérés par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ceux qui tappent et tirent sur les manifestants), et qui ont été dépêchés sur place en bus, afin d’apporter une réponse directe et rapide aux récentes prises de positions occidentales. Les véritables étudiants iraniens sont aujourd’hui plus occupés à manifester à l’intérieur des campus universiataires, à compter leurs camarades emprisonnés, et à s’occuper des préparatifs de la grande manifestation de demain.

En réponse à ces événements, cinq jeunes iraniens de Paris, membres du Comité indépendant contre la répression des citoyens iraniens (whereismyvote.fr ), ont repeint hier en vert les plaques et murs de l’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d’Iran à Paris. Curieusement, aucune force de police ne protégeait hier soir la représentation diplomatique iranienne.

“Cette action est une réponse à la fête organisée en grande pompe au même moment par les membres de l’ambassade au Pavillon Dauphine de Paris “, se félicite Yashar Mohtashem, 30 ans, et membre du comité.

Armés de préservatifs “double sensation” qu’ils ont remplis de peinture verte, couleur de la contestation iranienne, ainsi que de bombes graffiti, les opposants iraniens s’en sont donnés à coeur joie sur les murs iraniens.

“Les préservatifs, sourit Yashar, c’est tout un symbole, car comme vous le savez, il n’y a aucun cas de Sida ou d’homosexualité en Iran”.

Les slogans tagués sur les murs étaient les suivants:

“Where is my vote?” (Où est mon vote?) : référence au vote des Iraniens qui leur a été confisqué par le gouvernement Ahmadinejad.

“A bas la dictature!“

“Khamenei assassin!” (l’Ayatollah Ali Khamenei, le Guide suprême iranien, la plus haute autorité religieuse du pays et véritable chef de l’Etat iranien)

“Nous sommes indénombrables” (un des slogans du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vert iranien, qui signifie que, contrairement à ce qu’affirme le régime islamique, ils sont extrêmement nombreux).

Mais ce genre d’action n’est-elle pas en fin de compte dérisoire?

“Tout ce que l’on fait, explique Yashar, sert à apporter un soutien moral aux Iraniens pour les manifestations de demain. En apercevant ces vidéos, les Iraniens d’Iran mais aussi la diaspora à l’étranger, sont encouragés, et comprennent que l’unité du mouvement est toujours vivante”.

“A Paris, ajoute-t-il, on montre de quelle manière pacifique on peut combattr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dans le cadre de la désobéissance civile pacifique”.

Cette “désobéissance civile” est devenue la règle en Iran. Des slogans anti-gouvernementaux et même anti-régime sont ainsi signés sur les billets de banque. Le cri “Allah Akbar” pourtant créé par Khomeiny contre le Shah est désormais scandé contre le régime, sur les toits, dès la nuit tombée. Lors des matchs de football, les supporters entament des chants de protestation…

Le précédent “coup” du comité avait eu lieu le 31 janvier dernier, dans la commune de banlieue de Neauphle-le-Château(Yvelines), en face de l’ancien domicile de l’Imam Khomeiny, fondateur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et réfugié en France pendant quatre mois avant son retour triomphal à Téhéran. A l’occasion d’une cérémonie commémorative organisée par l’ambassade d’Iran à Paris, les membres du comité avaient lancé des slogans hostiles au gouvernement iranien, ce qui avait provoqué la fureur de l’ambassadeur d’Iran en personne, qui avait tenté de s’en prendre physiquement aux manifestants, avant d’en être empêché par les gendarmes présents sur place. Les photosde l’ambassadeur échangeant des coups de poing avec les forces de l’ordre avaient fait le tour du monde, notamment grâce aux blogs et aux réseaux sociaux Twitter et Facebook. Elles étaient même parvenues jusqu’en Iran.

Si bien que le communiqué des “étudiants” iraniens qui se sont attaqués aux ambassades étrangères hier à Téhéran, publié par l’agence Fars, fait référence à la France qui a “accueilli sur son sol des araignées qui ont attaqué les valeurs fondamentales de la Révolution”.

Voici la vidéo des “araignées” hier soir à Paris : Au réveil, les membres de l’ambassade étaient sûrement “verts”!

洪博培声明

PRESS RELEASE 2010

Statement by Jon M. Huntsman, Jr.

U.S. Ambassador to the PRC

On Appeal by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 Liu Xiaobo
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021110p.html

We are disappoin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uphold Liu Xiaobo's sentence of 11 years in prison on the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We believe that he should not have been sentence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should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We have raised our concerns about Mr. Liu’s detention repeatedly and at high levels, both in Beijing and in Washington, since he was taken into custody over a year ago. Mr. Liu has peacefully work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openness and accountability in China. Persecution of individuals for the peaceful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views is in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ly-recognized norms of human rights.
We continue to call o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release him immediately and to respect the right of all citizens to peacefully express their political views and exercise internationally-recognized freedoms.

DW：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被判5年监禁

中国 | 2010.02.09

本周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据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Twitter上公布的消息，判决结果宣布之后，谭作人的代理律师浦志强给其发信说，"当审判长刘菡问谭作人对判决的意见时，谭作人当场表示将提起上诉，说：我和你们对法律的理解差距太大，我的这些事不构成犯罪"。´

按照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Twitter上公布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谭作人案宣布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写，2009年4月30日谭作人因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四川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称，"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满，多年来以各种方式从事所谓纪念'六四'的活动"。刑事判决书中指证谭作人的证据是，2007年谭作人撰写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简称《广场日记》），并将该文章通过互联网发布到境外网站。另外，2008年6月4日，谭作人与他人在成都市天府广场义务献血点以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

艾未未在谈到他对谭作人案一审判决结果的看法时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判决：

"它既与宪法规定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相违背，公民有表达的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时从司法角度来讲，是程序混乱缺乏证据的草率的判决。可以看出对谭先生的控告和整个审理过程都是非常粗暴和没有程序的。"

四川作家冉云飞说，从"当地政府做出荒唐事的概率"来看，谭作人案件判决结果并没有令他感到意外，但是从"判决这样一个好的公民、无罪的公民5年有期徒刑"，还是令他"深感意外"。冉云飞说：

"这是一个荒唐无耻的判决。一点公正公平正义都没有。"

2008年汶川地震后，谭作人公开质疑且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问题，并跟四川学者冉云飞、北京艺术家艾未未等发起和组织志愿者搜集四川地震遇难学生名单。2009年2月，他起草《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确认每一个班级、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遇难学生的真实数据"。

律师浦志强在发给艾未未的信中说，谭作人案"一审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但对控方就地震中的谭作人行为的指控'不予认定'，同时宣告辩护人的证据与认定的事实没有关联性"。四川学者冉云飞说：

"地方政府害怕更多的人知道'5·12'死难学生当中的很多秘密，还有就是彭州石化将来可能导致的很大规模且难以预料的环境灾难。这两种东西才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六四'和地方政府利益没关系，那是中央定下来的。他们想巧妙地躲过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批评，成功地用'六四'这个中央至今不能松口的东西来绑架中央政府，并轻松地打压谭作人。而且避免整个社会对他们地方政府的进一步问责。"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Twitter上发表对谭作人案一审判决结果的意见感受时写道："宣判谭作人之后，这个大地上没有了良知，良知被谭作人带进了牢房；宣判谭作人之后，这个大地上没有了正义，正义是谭作人脚下沉重的铁镣"。

崔卫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以"六四"作为理由判处谭作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做法很不明智。成都法院判定谭作人的罪证之一-文章《广场日记》的结尾是一首没有署名题为"对话"的小诗。崔卫平说：

"我现在可以告诉所有的人，这个作者就是我。所以我说我是谭作人案件的组成部分。他的受难有我的一部分。"

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

--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作者：洪沙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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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谭作人被判5年公安再向香港记者动粗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发表日期 09/02/2010 更新日期 09/02/2010 11:20 TU

揭露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9日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被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当场被判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的律师蒲志强接受采访时表示，谭作人是因为有关六四事件的文章而被定罪，谭作人将提出上诉。而被拒进入法院旁听的谭作人妻子王庆华，则认为判刑「非常非常没有道理，太荒唐了，一定会上诉」。法官门外聚集了100多个声援谭作人的人士，但他们都因为没有旁听证而被拒于法院门外。

此外，成都市的公安再一次以野蛮手段阻扰香港记者采访。十多名公安早上在宣判之前，突然在法院门外强行干扰香港记者的采访，以粗暴手法将9名记者拉进法院的一个房间之内，当中一名记者手部受伤，另一名记者的手提电话被公安非法取走，并翻阅电话的短讯文字和照片，又将部分照片删掉。在法院宣判后，当局才将记者们释放，并向他们发还证件。这是继去年香港两名记者准备采访成都法院审理谭作人案遭到公安刁难之后，成都公安再一次干扰记者采访工作。

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和女儿一早就到了法院，但却被拒绝进入，只能在门外等候消息，当被告知法院的裁判后，王庆华表示，她早已预到这个结果，是「感受之内的事」。她同时抗议当局对谭作人的判刑是「非常非常没有道理，因为他（谭作人）没有罪，肯定没有罪」。谭作人的哥哥也在法院门外声援他的弟弟。他说：「我以前不同意他（谭作人）的做法，因为小百姓做不了什么事，但今天我支持谭作人。」

律师蒲志强说，谭作人是因为六四「广场日记」文章的单一例子而被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至于谭作人揭露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文章，则未获检方提出。蒲志强说，一篇向境外发布的纪念六四20周年的网上文章，倡导四川人民集体义务捐血，向受伤的地震灾民伸出援手，承传六四精神。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这是当局有意在5．12四川地震两周年之前，以六四事件定谭作人的罪，是企图转移视线的做法，如果当局用揭露豆腐渣工程定谭作人的罪，必然会在地震两周年之前惹来更多的聚焦。他说，这是一场政治审判。

对香港记者再度被当局无理粗暴干扰采访工作，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谴责成都当局阻挠采访，显示对谭作人一案理亏，对拥有合法采访证的香港记者再度受到干涉，要求国务院港澳办和全国记协公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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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浦志强:荒诞耻辱的审判

作者 林兰
发表日期 09/02/2010 更新日期 09/02/2010 12:50 TU


以发起对汶川地震灾区学校校舍豆腐渣工程调查而闻名的四川环保维权人士谭作人，自去年3月份被警方拘捕后，成都中级法院同年8月开庭对其进行了审理。今天，在一审结束近半年之后，法院作出宣判，55岁的谭作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5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对此，本台电话采访了谭作人的辩护律师浦志强以及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

浦志强表示，法庭的判决完全是“欲加之罪”，而且5年的刑期判决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说，“虽然理论上如果罪名成立，可能的判决是5年或者5年以下，但这个结果真正成为现实，还是让人出乎意料。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这么无耻、这么狠毒，但是他们做到了!”

浦志强介绍法庭宣判的情况时表示，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审判长宣读了简短的判决书，辩方提供的证据都没有被列举，法院认定这些证据与事实没有关联性。

浦志强说：谭作人本人对这一判决应该也是感到意外，其实在判决前一天大家的感觉就不好，本来希望在开庭宣判之前见到他，和他聊一聊，但是没有能够见到他。

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今天没有获准进入法庭旁听，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法院的判决不感到意外。她坚信谭作人是无罪的，法院判他一天的刑期都是不公的重判，更何况是5年！她说对谭作人而言，始终认为自己是为家乡人民坐牢，即使法院判他有罪，他也是光荣的。

根据浦志强的介绍，法院的判决没有提及谭作人有关对四川汶川地震调查的内容，称对控方在这方面的指控不予认定。法院判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依据了两件事，一是2007年5月27日谭作人的一篇有关89六四事件广场日记的文章，在境外网站上发表，二是2008年六四之前，他倡议用义务献血的方式给地震灾区，来传承六四精神，判决认定他挑动民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对立，构成犯罪。

对于法院在一审结束近半年的时间才宣布对谭作人的宣判，浦志强律师认为这是超期羁押、逾期不判的非法行为，而之所以现在宣判，他猜测可能当局认为目前的时机比较好。他说，最近对黄琦以及刘晓波等人的判决都比较重，而这些人都没有罪，都属于”因言治罪”。包括浦志强等人正是目前社会稀缺的善良和正义的人，但他们在这个社会中都被认定是有罪的。

浦志强说，相信法庭负责审判的审判长本人对案件会有一个私下的认识，但是不妨碍他穿上制服后，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做。他说，这是一个人性的悲哀，不是哪一个职业的问题。对谭作人的审判是一个令人耻辱的审判，而且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结局。

浦志强最后介绍说，法院给予谭作人判决的起诉期是10天，他们将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上诉。内容主要针对六四问题，他说，他们是在为历史、为言论自由而战。至于最终是否会胜诉，他认为结果不会在判决书上体现，他表示，“他们可以剥夺谭作人的自由，但匹夫不可夺志，相信谭作人也不会因这样的结果而改变其看法。”

RFI：冯正虎周五动身回国

作者 东京特约记者 费丽文
发表日期 08/02/2010 更新日期 08/02/2010 11:20 TU

被全日空航空公司拒绝乘搭航班回国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周一宣布已购买了日航的机票，搭乘本周五上午9点45分从东京成田机场出发的日航班机JL791，预定中午12点20分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冯正虎说，他已缴了钱，电子机票日内就会传送给他。冯正虎周一下午以非正式的方式，约了包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在内的十几名以日本记者为主的聚会，向这三个月来关心他回国、回家问题的传媒和日本民众道谢并告别。

不过根据冯正虎过去8次回国不成，其中4次在成田机场被航空公司拒绝其登机的纪录来看，冯正虎周一承认，周五是否能顺利登机，依然不肯定。但他认为，前4次航空公司拒绝他登机的理由都是中国方面的指令，现在他既已按上海市政府要他先离开滞留、抗议的成田机场、入境日本再回国的程序来行动，他相信上海市政府不至于暗地里指令航空公司禁止他登机，所以他乐观地期待顺利回国、回家过年。

冯正虎周一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抵抗全日空航空公司》的文章，谴责全日空在他准备回国、中日两国政府都感到轻松时，对他发出的挑衅式通告、落井下石。他指责全日空参与上海非法官员遣送和强制他到东京的行为、企图挑起中国官民冲突的内斗，并告诫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应当遵守中国法律、坚守中立、不可作恶。

冯正虎经过几天休息，看起来比在成田机场时精神了很多，他说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和两国外交正常。

五毛党的经济含义

兰小欢 @ 2010-2-8 3:48

网评员，挣得是“计件工资”，收入和生产的评论数量直接挂钩，早年据说一条评论挣五毛钱，故网络浑号“五毛党”。这现象趣味多多。


老板雇佣工人，总是希望工人努力工作，而就鼓励工人加大产量而言，计件工资是最有效率的安排之一，因为产量越大工资越高。但这安排有个弊端：不容易监控产品质量。如果饭馆儿给厨师的工资是按炒菜的盘数论，那做出来的菜一定不能吃；如果软件公司给程序员的工资是按行数论，那写出的程序一定没法用。所以这些行业不使用计件工资。

并非只有低质量的行业才使用计件工资，但使用计件工资的行业通常有比较划算的方法监控质量，也有可能市场上对该行业的产品数量需求巨大，使得即使使用计件工资加大产量的同时也加大了质量的监控成本，仍然划算。实行计件工资还有个好处，就是工人可以不用来上班，在家里做好了交差也行。张五常曾举过例子，就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小水钻”，廉价首饰啊牛仔裤啊小靴子上常用，不算质量特别低，但市场需求量巨大，所以这行业中国南方多采用计件工资。

网评员这行业具备实行计件工资的条件。第一要求生产量大；第二质量比较标准化，都是千篇一律的玩意儿；第三监控质量也比较容易，比如弄个什么“发帖字数低于多少字不行”的小控制软件；第四是省钱，在家里上班做五毛也行，不一定要占办公室。

按发帖数算工资，下功夫提高发言内容的质量就不划算。所以我们观察到的“五毛评论”水平都差不多，很水。

在这种工资安排下，把每条评论5毛钱下调成1毛钱，就会出现韩寒提到的现象：好像五毛评论的数目一夜暴涨。但这并不是因为五毛们都在“超负荷工作”，而是因为他们都转变了努力的方向。

降低工资，工人的劳动供给会减少。但在不同的工资制度下，这“减少”的方式大有不同。如果实行的是固定工资或者计时工资，老板降低工资，工人便人浮于事，按时上班，但来了之后喝茶看报纸上网QQ。如果实行的是计件工资，降低工资的后果一定是产量大增，但工人们生产单位产品的努力程度也大跌。

举个例子。在发一条评论5毛钱的时候，我写十个字一条“要相信执政党，相信政府”。但现在一条评论只有1毛钱了，我于是只写两个字“傻逼”，然后转帖5次。所以在计件工资下下调工资，产量会激增，而工人在单位产量内投入的努力程度会剧减。

网评员现行的工资制度，肯定生产不出有质量有内容的评论，这和网评员本身的水平并不必然相关，主要是价钱太便宜，下功夫不划算。

我最近在读爱默生，很想知道这么伟大的作品中译本是谁翻译的。是张爱玲。但翻译的水平不忍卒读，垃圾的很。想张爱玲天纵奇才，生活困顿时翻译这赚不了钱的作品糊口，结果也是如此草草应付，何况五毛乎？张这样的天才花时间做这样的垃圾翻译，是社会的悲剧，中文的损失。

回过头来谈五毛现象。

再想深一层：为什么网评员这行业要实行计件工资？这工资制度鼓励产量而不是质量，这道理不需要学过经济学才懂，宣传官员们明白的很。但为什么一方面高喊“占领舆论阵地，领导民意”（这需要质量比较高的文章），一方面又实行只鼓励数量的计件工资呢？

这是因为他们要的就是数量。

咦？难道宣传官员不是应该真正重视“洗脑”，应该切实做到“领导民意”么？怎么会如此草率行事，弄出些不成器的五毛来？

当然不是。现行官僚体制人浮于事光喊口号不干活，那是出了名的。不止在应该“为民服务”的行业如此，在“祸害人”的行业也是如此，所以什么宣宣熊猫国安也都是应付差事，风向一变，立刻随风倒。利益才是永恒的嘛。

官僚要为上级负责，要升迁，行为就要为这目标服务。升迁靠什么？人情关系是一方面，但远不足够。因为关系千万重，而职位就很有限，竞争者众多，提谁不提谁是大学问。

所以历代官员的提拔不止看站的队伍，还要看“政绩”， 而这“政绩”一定要大家都看得见，这样上级提拔才有借口，才好服众，才能顶住政敌的压力。这“大家”和“众”可不是老百姓，而是红了眼竞争职位的各种相关利益当事人。

所以上面搞“大跃进”，下面就必然要“放卫星”；上面重视GDP，下面就有动机给统计数字注水，而上面当然知道这一点，要下来实地考察，所以“形象工程”就风起云涌了。“形象工程”一定要见效快看得见摸得着，让人印象深刻，努力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之类的不划算，见效太慢了，等你素质提升了我都退休了。但教育很重要，所以多快好省的方式是盖大楼，看得见摸得着，大家都满意。

“五毛党”也是“形象工程”。下级宣传官员向上级汇报“政绩”时，如果说写了多少篇高质量的文章，真正改变了多少人的思想，那没有多大说服力，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扯淡。但如果领导打开电脑一看，哇，全是自己人，数量巨大，简直“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那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只要数量够大，红扑扑一片，喜感扑面，至于写的内容是什么，谁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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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功颂德的文章不是必然水平就差的，还是看写文章的人。现行网评员的工资制度达不到提升质量的目的，而看起来雇主也根本不看重质量，只是喊喊口号。所以我觉得这行业前途黯淡，从事这行业的同志们还是应该尽早另作打算。

每条1毛钱再加上几百块钱的固定工资，而从者众，年轻人糊口艰难，可见一斑。

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

文/周筱赟
转自 http://nickwong2.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26.html

昨天（1月21日），是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CCTV的新闻频道，从《新闻联播》到《焦点访谈》，再到《共同关注》，连篇累牍的宣扬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意义，以及领导如何重视，上海的普通市民又是如何支持世博会，等等。乃至说到世博会工程的拆迁，一个老太太出来说如何支持拆迁，对于祸害中国的拆迁恶政还做如此表态，一看不是花钱雇来的五毛，就是被洗脑了。

这年头，发自内心拥护政府一切作为的人一点不少见。这样的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震区，就碰到过。当时我们记者揭露了一系列震区的负面情况，我那天刚走进一处板房区，就被一老头厉声喝住，要查我的证件。说现在有些记者过来是别有用心，只说政府的坏话，政府对我们是相当好的，给灾民发的物资都发了。而我当时就拿到确凿的证词，多个偏僻地区的群众，至少是我遇到的多人，根本没拿到国家规定的物资和补助。这个老头，最多说自己拿到就行了，凭什么其他灾民就由他来“被代表”？还有一些年纪轻轻的小孩子，也成了脑残愤青，我的一位记者朋友，说他在地震后去汶川漩口中学，一位老师和他聊了很多情况，谈及学校师生的死伤情况，谈到救灾过程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等等。然后，让我的这位记者朋友非常惊讶的是，这位老师班上的一个学生，大概15岁左右（初二），事后对记者说：“刚才我们老师和你说的，你不能写到报道里去。”我的记者朋友问他为什么，他严肃地说：“你把这些负面写出来，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我们政府的。” 当时余秋雨大尸的著名博文《含泪劝告上访灾民》还没发表，没想到这位中学生和“余含泪”心灵这么相通，真是有前途。我也去过漩口中学，所幸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生。

这些人，都是“被代表”太久了，做惯了奴隶，如果突然不让做奴隶了，反而不适应了，争着抢着向上面表白还想继续做奴隶。这个在社会学上叫做“斯德哥尔摩情结”。他们完全不明白，政府作为由广大纳税人所供养的机构，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完善，本来就是应该由公众来监督、批评。可能这些脑残会说，这套说法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那套。这些人，看来平常真是不爱学习。早在200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胡总就提出要完善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17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稳定不和谐，不顾大局，乃至反动、颠覆。上海最近有人搞了首搞笑的摇滚乐《上海不欢迎你》，其中说：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我们没有文化也没有人民币。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都来勃起。”

我觉得只是戏谑了一下而已，根本没啥大不了的，但是据凤凰卫视报道，作者竟然就被公安部门请去喝咖啡了。

上海世博会是今年5月到10月，接下来的11月，就是广州亚运会。其实此前的2009年9月，类似于《上海不欢迎你》，广州也有人用《北京欢迎你》的曲子，恶搞了一首《广州欢迎你》：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五十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我至今也没听说作者被有关部门叫去喝咖啡。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广州的各大媒体，肯定要连篇累牍的报道了。本来嘛，让老百姓发发牢骚而已，如果这也不行，非得等到酿成恶性群体事件啊？

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完全不同，《上海不欢迎你》我没有见到任何上海媒体报道，连作者被公安机关请去，也是凤凰卫视报道的，上海媒体就当这事不存在，而《广州欢迎你》，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的几乎所有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抨击亚运工程对广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这在上海，怎么可能想象上海的媒体胆敢批评世博会呢？

我觉得最能反映上海市政府的愚蠢可笑和不自信到极点的是，去年11月，上海嘉定的世博论坛请韩寒去做演讲，结果韩寒一上台就说，他“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正好和世博会宣扬的恶心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反，还说：“期望世博早日的开幕，如果是城市让生活更痛苦的话，我就希望它早日的闭幕。”结果全场哗然，据说本来正在直播的电视信号也被立即切断。

其实韩寒的讲演，只是讲了油价上涨、房价高企、卖地财政、拆迁等等，我有一天和韩寒在电话里说，这在广州根本尺度上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不明白，上海的官员怎么胆小到这种程度？既然想请一个名人来为世博会讲好话，为啥要请韩寒呢？韩寒怎么可能按照你们的规定来吹捧世博呢？我估计就是主事的官员，只知道韩寒是个名人，却不知道他是写什么的名人，从来没看过他的任何文章。上海的官员就是这么愚蠢。

我在上海待了七年，对于上海这一套太知道了。我早就说过，上海从来没有媒体，只有宣传。我举一个例子，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个朋友在告诉我，2006年，中央派人调查陈两鱼，市委宣传部把上海所有媒体老总都叫去，说：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现在看你们是否站在两鱼书记这边了！在场的媒体老总当然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两鱼书记。结果，没过一个月，陈两鱼就被双规了，市委宣传部又把上海所有媒体老总都叫去，说：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现在看你们是否拥护中央的决定了！在场的媒体老总当然立即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这个样子，还能指望上海的媒体说什么真话呢？上海的媒体，说假话、空话、套话是常态，说真话反而是异数了。上海也就只有《东方早报》的报道和评论还不错。但我知道，上海普通市民是不喜欢看《东方早报》的，他们最喜欢看时尚、消费、娱乐、吃喝等话题。

广州的媒体，成天就在揭露亚运工程是扰民工程。甚至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比如1月20日，广州各媒体都报道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苏泽群说：“我可以用三个‘一塌糊涂’来总结（部分亚运整治工程），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的，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苏泽群还暗示这些亚运整治工程背后有官商勾结：“我现在拿着昨天的建筑企业诚信综合排名表，发现前100名的企业没几家是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多数是500或600名排名的企业在做人居整治工程。香港要有良好记录的企业才能承接政府工程，现在承接亚运整治工程的都是几百名后的企业。”

苏泽群还说：随着去年整治工程开始后，媒体开始报道一些工程存在扰民的现象，“这让我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天天打开报纸就是批评。”这就说明了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的完全不同之处。广州是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逼着市长不得不出来表态，而上海，媒体自然是一致拥护一片赞歌，连世博会的拆迁，也是要被赞美的。

1月22日，广州各媒体大篇幅报道，在1月21日于广州人民广场举行的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一位市民在广州人民广场上戴墨镜口罩、背后挂着投诉标语“救救广州吧”，逢人就散发自印的传单，口中不停高声喊道：“亚运改造也不能这么浪费，有钱不如用来控制房价上涨。”他说：“广州为迎亚运会开展的穿衣戴帽工程，有很多都富有建设性，但也有很多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在广场上接访的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对他的当面监督表示感谢，并当众将手机号码留给他，承诺有投诉一定认真处理。第二天的消息，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广州现在各大道的原来好好的花基石和路沿石不再强行更换，光这一项，就可以节省材料费用5000万元。

而在上海，怎么可能有人敢公开说世博会工程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即使有人敢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上海任何媒体报道，而敢到公开场合散发这类传单的人，当然至少是治安拘留，搞不好就是判刑，要去吃牢饭的。

在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还有市民投诉亚运整治工程搭好脚手架后疏于管理，让窃贼轻易破门得手，失窃了近4万元，向警方报案后又向施工方索赔无果。闻听此言，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当场向两位老人作揖，一边派工作人员开车送他们回家并向派出所了解案情进展。最终通过市建委的协调，施工队已经答应赔付失窃金额的6成。

这即使是作秀，也比上海光要面子工程，不顾市民死活好多了。否则，上海也不会出杨＋事件了。

前段时间，有个民间组织根据《信息公开条例》，向多个地方政府要求公开当地政府财政预算，结果广州市就在网上公布了预算，此后经过很多网友的研究，发现了很多问题。虽然政府部门的解释多有点牵强，但这种公开的姿态还是值得赞赏的。而上海市政府，则断然拒绝公布，拒绝的理由竟然是称“涉及国家机密”。

我又想起，当年上海开建磁悬浮，导致沿线市民到市政府门口散步反对，后来就没下文了，我估计以上海市官方的强势，想建就建。那个潘蓉用燃烧瓶和上海的拆迁队对抗，还不是照样被拆迁了嘛。而广州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大批当地居民反对，广州各媒体均一致反对，并挖出猛料，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日集团的副总吕志平，就是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的弟弟。媒体还采访了吕志毅，把吕志毅语无伦次的窘态都报道出来。对于现任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如此揭露，在上海，媒体怎么可能揭露在任的高官呢？此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被叫停。

我觉得，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相比较，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比广州至少要落后一百年！思想舆论上，上海的严厉管控，让上海已经失去活力。

雷颐先生写过一篇《百年前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他说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竟然预言了“上海世博会”。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也就是说，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不仅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是“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是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而现在看来，还有 100天就要开幕的世博会与此相距甚远。北京奥云会时，还设立了一个示威区，尽管后来宣布申请的几例全部没被批准，而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干脆是宣布根本没考虑过设立示威区。

身体不适，1月21日晚、1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陆续写成

RFI：冯正虎返国之路坎坷不平

作者 东京特约记者 费丽文
发表日期 06/02/2010 更新日期 06/02/2010 11:08 TU

正在日本准备回国、回家过年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周六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表示，他周三入境日本、借宿妹妹家的次日就收到全日空的一份公文，声明由于他去年11月3日被中国边检遣送到东京时，在搭乘的全日空航机上大声喧哗、延误起飞等扰乱机内秩序，又在成田机场非法滞留等，所以在冯正虎向全日空公开道歉前，不容许他搭乘全日空航班。

冯正虎去年第八次回国时，在上海浦东机场被禁止入境，上海边检几个人强抬他上全日空班机、遣送到东京时，冯正虎抵抗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全日空机组人员也加入，把他强制在座位上。冯正虎周六说，全日空高层事后曾给他来信道歉，而且他周三结束露宿成田机场时，全日空的人员还送来皮箱、帮他收拾行李、陪他入境日本，所以他很不理解为什么在他结束露宿成田机场的行动、准备第九次回国时，全日空的态度180度改变。

冯正虎说，他目前正在购买其它航空公司的机票，争取春节前回国、回家。但他去年8次回国中，4次在成田机场被中国国际航空和美国西北航空拒绝他登机，他后来状告这两家公司的诉讼正在东京裁判所审理，所以他也不能乘坐这两家航空公司的班机，只能购买其它航空公司的机票。冯正虎说，他怀疑全日空不容许他搭乘的内幕可能涉及某种阻止或拖延他回国的阴谋，他下周一打算公开全日空给他的公文等。

冯正虎说，全日空这次给他发送的公文日期是2月3日，正是他离开机场那天，算计得天衣无缝。他说公文有中日文两个版本，中文的语调几近中国警察的口吻，冯正虎说他现在非常关注外国公司为了在中国获益，甘做中国一些违法官员帮凶的问题。他说去年被拒绝登机时，航空公司就说明是中国方面的指示，导致冯正虎状告他们违反日本法律，并对到机场慰问他的日本执政民主党国会议员要求关注航空公司在日本违法问题，以扫除他登机的障碍。

奥巴马出顺贞门不走顺贞路之我见

作者：焦国标

对我而言，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最大收获是让我知道了故宫中轴线上还有一座叫顺贞门的门。奥氏游故宫那天（09年11月17日）CCTV新闻说，奥巴马由太和门入故宫，沿中轴路，依次参观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再经御花园进入漱芳斋，由顺贞门离开。简言之，奥巴马是南门进，北门出。

可是故宫的北门是神武门，哪有什么顺贞门？鄙人故宫去过五六次，汉字读了四十年，从未在意过这个门，也从未读过这仨字。上网查，顺贞门原是神武门内的一道门，是后宫御花园的北门。出故宫，凡出顺贞门必出神武门，出神武门才算真正出故宫。那么，为什么北京官方新闻舍出神武门而取出顺贞门？想必是看中了“顺贞”二字的美好寓意。顺贞乃是对女人的最高预期，门以顺贞为名乃是对御花园散心解闷的嫔妃们行不言之教，好比是一种实物提醒。按照出顺贞门这个逻辑发展，到奥巴马下次来时，北京方面的报道有可能会说，奥巴马总统在故宫进了女厕所，而且撒尿时取的也是蹲姿。

北京媒体奥巴马出顺贞门的报道，起码没有引起网络人士的注意，至于是否引起美国驻华使馆的注意，我不知道。我相信北京官媒舍人人皆知的神武门而取如此生冷的顺贞门，绝不会是无意的。如果说奥巴马出神武门，就有些长美国志气、灭中国威风的意思，很不合乎当前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说得恶俗一点儿，说奥巴马出顺贞门，实有占奥巴马“便宜”之嫌。说得上纲上线一些，出顺贞门简直是对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侮辱。

也许美方根本没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因而可能压根儿未感到这种与性别歧视有关的文化侮辱。可是在中方则不然，一些忘乎所以的官员可就在这个轻佻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出发了。山羊既已误认自己是狮子、狮子是山羊，就必有轻狂的举动。[好像应该是驴和老虎的故事……]为什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派一个副部级官员出席一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为什么这个副部级官员竟敢用手指着奥巴马总统咆哮？我认为这与“奥巴马出顺贞门”的报道不无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关联。我们都记得，当时奥巴马访华时，北京媒体如此穷煽乎嘛，说奥巴马为解脱美国经济困局，总统宝座没暖热就来向中国求救，成为第一位在上任一年之内就急急忙忙朝拜北京的美国总统。在他们的逻辑里，今天的美国总统大约与几百年前的文莱王子或吕宋国王差不多，万国来朝、来求的一国而已。

很令人遗憾，奥巴马总统虽出顺贞门，却没走顺贞路。自访华之后，中美纠纷一出接一出。比如，奥巴马一定要会见达赖喇嘛，对台售武照旧，支持谷歌向中国的网络控制发起冲锋，等等。许多国际观察家称，2010年是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稳定不了。至于为什么，他们往往着眼于宏观分析。比如有的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持续统治中国，美中关系在2010年将是不稳定的一年。”这是当然，可是这话说得也太正确了。话说得太正确等于什么也没说。我倒更看重微观原因，更想说几句可能不那么正确的话。试问建立在奥巴马出顺贞门之类轻薄的暗喻心理和哥本哈根副部级官员轻狂做派之上的中美关系能稳定得了吗？

犹记奥巴马总统访问上海、北京时，刘云山先生大概是想让那美国总统尝尝我中宣大部的厉害，奥氏所到之处皆遭媒体的严酷封杀，连一场电视直播都没给“恩赐”，大国元首北大、清华演讲的常例戏码也未上演，《南方周末》的采访后来还被开了天窗，遏制程度为近几届美国访华总统之冠。奥巴马总统乃现代大众媒体的宠儿，何曾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因而我当时即断言，中宣部既已迫使美国总统钻中国媒体的狗洞，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内，中美关系的好戏你不想看都不成了。要言之，把奥巴马总统当贼防、当带菌者防的访华之行，已经彻底败坏了这个白宫新人对中国的好胃口。“大凡无不得其平则鸣”，中国之行成为败兴之行，他一定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把这个被得的不平鸣出来。

近日因半个月内奥巴马政府两次对台售武，北京官媒犹如被踩了尾巴似的一顿乱抨击。他们已经忘记两个多月前报道奥巴马出顺贞门时他们巫蛊似的得意和得胜了。据媒体报道，为表示对美售台武器的不满，中方将在制裁伊朗问题展现更多的不合作，胡、奥二人北京谈妥的人权对话也要取消。这种思路真有意思。无论是制裁伊朗，还是展开人权对话，那都是让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做好人的举措。对台售武上美国让你不高兴，你就不配合制裁伊朗，不进行人权对话，敢情你做好人是为美国做呀？美国与你进行人权对话，话谁的人权？还不是中国人民的?与你话你的人民的人权，那是帮你改善你的人民的人权。对台售武令你不高兴，你就停止这个对话，敢情你改善自己人民的人权是为美国改善的呀？都什么脑子啊！都什么骡子（逻辑）啊！

最后，我愿意预言：在奥巴马任期内，伊朗必有大劫。根源在哪里？除了历任美国总统一以贯之的全球使命，还有奥巴马的访华遭际。中宣部对他中国之行实施的媒体封杀，让他真正切肤领教了专制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鸟儿。他这一任来不及刮掉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制度，可是刮掉伊朗这样的专制制度还是大有可能的，就像布什总统刮掉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样。奥巴马总统必这么做，这是我说的，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2010-2-3北京

北京共识的终结－－中国的威权主义增长模式还能延续吗？

作者：姚洋

北京当局正在推行的保增长举措正在损害人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为了政权能够维持下去，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开始允许普通公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

自从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现在其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经济的成功要归因于它非常规的经济政策－－混合型所有制，基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政府的大力干预的综合。时代杂志前外文编辑约拿·C·拉莫给它起名为：北京共识。

但是实际上，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的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北京极度小心地维持着财政平衡，压低通货膨胀。纯粹的再分配计划被限制到最小，中央政府的经济调配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开支。总体税收负担（计算方法：税收收入与GDP相除得到的比例）在20%到25%之间。中国引进外资排名世界第二。在国内，80%的国有企业都已经私有化或者成为上市公司。从经典的民主观点来看，由于中共缺乏执政合法性，因此它被迫去不断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用这种表现来赢得合法性。到目前为止，此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它开始露出山穷水尽的迹象：收入的失衡不断加剧，此策略也制造出了内部和外部的不平衡。

不出意料，中共的自由市场政策已经在中国导致了巨大的收入不平均。总体基尼系数（用于衡量经济是否平等的指标，零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于2008年达到了0.47，和美国相同。更让人头疼的是，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3倍半，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

那么，中国政府是怎样一边实践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一边自诩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呢？答案是：30年来中国由一个中性政府来统治的－－这是一个（与利益集团）分离的，没有（利益集团倾向性方面）偏见的政体，当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发生利益冲突时，保持中立的姿态。这并非意味着北京当局一心为公。相反，这个政府经常掠夺公民。但是这种掠夺是“不问身份的”，北京当局总体上不在乎选择哪些社会、政治团体作为他们的猎物－－和其他许多威权政府不同，其他政府只会保护一些特定的社会团体、政治团体，任其自肥。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比其他威权政体更精于推行发展经济的政策。

由于在经济发展收入增长之外，中国人民开始提出更多要求，中共单单将经济发展作为良方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招数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过去30年来，中共有意地采取了有利于某些特定地区和群体的政策，来促进他们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也有助于中性的中共政府不会永久的和某些团体或地区结盟。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就是一个好例子：70年代末，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霸权，试图把中国拉入其阵营。中国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早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国内引起了不满：一些经济特区如深圳，享有充裕的特惠待遇，引起其他地区的嫉妒。此外，中共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求北京拥抱非平衡的发展策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却忽视了内地。如今，中国几乎90%的出口依旧来自沿海九省。

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深思熟虑的一步棋。在入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许多领域将经历痛苦的结构和政策转型。虽然如此，中央政府实际上还是加快了和WTO成员的谈判。尽管加入WTO给农业和零售业带来了沉重负担，入世推进了中国出口，那些担心副作用的人们被证明是多虑了。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每年增长29%，是90年代平均出口额的两倍。

中国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到8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陷阱的预警征兆已无法忽视。

最近的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最显著的是目前的四万亿（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在政府投资的帮助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将近9%，赢得掌声一片。但是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息。

目前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使得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GDP的52%由储蓄构成，消费降到历史新低。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政府在资本性投资上的支出不超过政府收入的8%，在中国此数字却高达近50%。作为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却感到变穷了。中国人开始希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好处，中共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方开始失灵。

尽管坐拥无上权力，又有近期的经济发展成绩单，中共还是周期性的遇到了来自公民的反抗。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自发的民主运动。1989年的64运动，和大量的后续的抗议证明中国人民在政府无法满足愿望的时候，非常希望能组织反抗。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事件的关注也非常重要。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全球性强权，却忽然间开始担心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管理如此广泛的不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镇痛药”，包括了快速的在群众中解决掉动乱的早期预兆，比如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中心，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降低地区间的不平衡，以及最近旨在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医保，农村教育等的“新农村运动”。

但是，想要用这些措施来压制强势的利益集团，阻止他们影响政府，怕是勉为其难了。虽然私营企业一直都承认：和官府合作才能赚大钱，但并不是只有他们才做此想。政府本身，其裙带网络，和国有企业快速的形成了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公司相似：不像在先进民主国家中，政府获得的重要授权就是要重新分配收入，提高国民的平均福利，中国的地方政府只是在追求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持续提升GDP增长的努力将不可避免的的会侵犯到人民的经济、政治权利。例如，在一些城市，蛮横的土地征收仍然盛行，政府密切的监视着互联网，工会被压制，工人们不得不承受长工时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中国公民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他们的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不用多久，让普通公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的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将成为不可或缺的。

过去30年的改革大多数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做出的回应。日益广泛的反抗和经济不平衡现在正在将中国推向另一巨大的险境。强大的、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和重商的地方政府正在阻止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均分配，这将使得共产党的战略－－用经济增长换取人民对其绝对权力的同意－－成为徒劳。

在像美国这样的先进民主国家中，一个开放的和包容的政治过程通常会制衡各个利益集团的权力。事实上,这正是公正政府的必要条件－－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如果适当的民主制度就位，以相互牵制大多数的强势集团，那么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依然可以保持中立。但是最终，如果中国共产党希望鼓励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在更多的民主化之外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文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刊载于美国Foreign Affairs杂志)

RFA：欧洲政界踊跃提名诺奖 刘晓波对于认可感安慰

2010-02-05

继续有更多的诺贝尔奖提名人公布了他们对刘晓波的提名，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近百名国会议员、以及诺奖所在国挪威的政党领袖。刘晓波周五会见律师时对各界支持做出回应。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据独立中文笔会消息，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所在国挪威的保守党国会副领袖塞纳，近日公布其对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挪威《晚邮报》周五报道引述塞纳说：刘晓波展现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为正义而不屈不挠奋斗牺牲，哪怕面对最大逆境。

而东欧方面，继捷克媒体周三公布前总统十多位《七七宪章》签署者以及40位捷克国会议员提名刘晓波博士竞逐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斯洛伐克媒体周五报道，该国51位国会议员也已对刘晓波作出提名。

总部设在布拉格的人权组织“困难中的人” 发言人马莱克，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此次捷克和斯洛伐克政界行动一致的推选刘晓波竞逐诺奖，是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以及对刘晓波所作的认同。“刘晓波是《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零七宪章》有直接的关联，由于这个原因，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法律制定者们在这上面有很高的共识，我认为，他们决定支持提名是正确的，因为追求民主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刘晓波的遭遇是这些政治家当年也要面对的，他们有道义、责任要支持刘晓波。而我本人认为，诺贝尔设立该奖时候那句话就恰好描述刘晓波的工作，他是适合的得奖者。”　　

曾因八九学运坐牢的北京学者刘晓波在2009年圣诞节当天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重判11年后，引起了国际巨大反响，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前得主达赖喇嘛和图图主教、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莫尔、美国笔会会长、7名美国国会议员等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人士，都曾公开提名或推动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外交部本周二例会上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反对提名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称：公然向这样的人授予和平奖，明显是完全错误的。

刘晓波本周五会见律师时，对自己被提名诺奖做出回应，律师尚宝军转述道：“他首先为大家提名他表示非常感谢以及荣幸，他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因为大家在认可他所做的事业，是对他很大的精神安慰。其次对马朝旭的说法，刘晓波感觉这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如果他真的有理由认为给刘晓波颁奖是错误的，他应该讲错在哪儿？”

而此前也有众多中共党内老干部以上书中央及互联网公开信等方式，为刘晓波鸣不平，要求废除一审非法判决，刘晓波周五对此表示感激。尚宝军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诚惶诚恐，感谢各位老前辈出来为他讲话。第二点他说，相对各位老前辈来说，他是幸运的，尽管他因为文字狱受到很多迫害以及可能马上又要面临牢狱，这些老前辈在反右、文革受到的迫害比他多得多，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人为他们讲话！”

在海内外巨大的支持声中，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对于改判并不乐观，他们做好了被分隔的准备，唯愿不要隔太远。刘霞本周写了一份向监狱管理部门申请安排刘晓波在北京服刑的文件。她说：“北京是晓波的家，我希望当局本着人道的精神...让他在北京服刑。但司法局说二审判决出来再提交这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传说中的藏头

薄希来被李庄给涮了一道，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李庄法庭最后陈辞：

一、被刑事拘留以来，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在各级组织各级领导的耐心教育下，我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玷污了律师的职责，缺失了一名法律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基础。

二、比较其他民事代理人，刑事辩护人更应该顾大局、识大体，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彻底诀别过去。

三、认真反思（这里我要插一句话，我确确实实没有说过龚刚模被樊奇航敲诈，只说他被黑社会敲诈——记者注：这是李庄针对公诉人的一个说法的解释），龚刚模案，浪费了极其宝贵的司法时间，属于思想不纯立场不坚。

四、罪行法定，这是基本原则。作为法律工作者应注重事实、法律研究，不应偏听偏信，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执迷不决。

五、缓慢的思想转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为今后的人生吸取了丰富经验。我要吸取教训，追求未来应有的精神境界。

六、《刑法》的宗旨是惩罚罪犯保护人民，我将永远牢记在心。这也是公民应遵守的基本准则。今后无论如何我将为社会做积极贡献。

希望二审慎重对待我的上诉。

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串起来就是：“被逼认罪，缓刑”。

李庄，聪明啊……

作者：区区不才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阅后即焚：”GFW”

http://chinalan.blogspot.com/2010/02/gfw_04.html

引言 标题的GFW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GFW是局外人起的绰号，它的真实称呼并非如此，但“GFW”也确实如实涵盖了这一在中国一贯隐晦而模糊的概念。

时间表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研究，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建设。
1999年4月20日，公安部向国家计委送交金盾工程立项报告和金盾工程项目建议书。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1999年6月，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局级事业单位。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法轮功妨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2000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多年的方滨兴调任国 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
1999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任组长。其第 一下属机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已经成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取代计 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部际协调小组，对“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以及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网络安全管理进行组织协调。
2000-2002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总工程师、副主任、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2000年4月20日，公安部成立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000年5月，005工程开始实施。
2000年8月19日，大纪元时报创刊。
2000年10月，信息产业部组建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2001年，方滨兴“计算机病毒及其预防技术”获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1年，方滨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信息产业部“在信息产业部重点工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特等奖先进个人”称号，中组 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等联合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1月19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成立，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6楼。国 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上海分中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001年4月25日，“金盾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
2001年7月，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国家计算机 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胡铭曾、方滨兴牵头。
2001年7月24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分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4号。
2001年8月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组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缩写CNCERT/CC。
2001年8月2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提供“互联网交换服务，互联网骨干网 华东地区数据交换，数据流量监测与统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交换中心设备维护与运行，网间互联费用计算，网间互联争议协调”，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508号。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04号。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开始兴建。
2001年12月17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湖北分中心成立。
2002年，方滨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信息安全首席科学家。 2002-2006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主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升 迁后任其名誉主任。
2002年1月25日，报道称：“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日前开通并投入试运行，中国电信、 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吉通等4家国家级互联单位首批接入。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正在进行之中，近期可望成为第五家接入单位。”
2002年2月1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新疆分中心成立。
2002年2月25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贵州分中心成立。
2002年3月20日，多个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省级分中心同时成立。
2002年9月3日，Google.com被封锁，主要手段为DNS污染。
2002年9月12日，Google.com封锁解除，之后网页快照等功能被封锁，手段为TCP会话阻断。
2002年11月，经费6600万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阻断系统” （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处置系统）项目获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云晓春排名第一，方滨兴排名第二。哈 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李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网格计算 研究部杨广文有参与。
2003-2007年，方滨兴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
2003年1月31日，经费4.9亿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005工程）获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方滨兴排名第一，胡铭曾排名第 二，清华大学排名第三，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四，云晓春排名第四，北京大 学排名第五，郑纬民排名第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参与。
2003年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工程竣工。
2003年7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更名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2003年9月2日，全国“金盾工程”会议在北京召开，“金盾工程”全面启动。
2004年，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规模网络特定信息获取系统”，经费7000万，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方滨兴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方滨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该系统”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建立了互相镜像的4套主系统，之间用万兆网互联。每套系统由8CPU的多节点集群构成，操作 系统是红旗Linux，数据库用的是OracleRAC。2005年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就已经建立了一套 384*16节点的集群用于网络内容过滤（005工程）和短信过滤（016工程）。该系统在广州、上海都有 镜像，互相以十万兆网链接，可以协同工作，也可以独立接管工作。
2006年11月16日，“金盾工程”一期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 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2007年4月6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机房楼奠基，位于康桥镇杨高南路5788号，投资 9047万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分中心，它是全国互联网信息海关，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担负着重 要作用。”
2007年7月17日，大量使用中国国内邮件服务商的用户与国外通信出现了退信、丢信等普遍现象。
2007年12月，方滨兴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2008年1月18日，信息产业部决定免去方滨兴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 誉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职务，“另有职用”。
2008年2月29日，方滨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代表。
2009年8月10日，方滨兴在“第一届中国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上大力鼓吹网络实名制。
机构关系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安管中心）是原信产部现工信部的直属部门。

安管中心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 互联网应急中心）是一个机构几块牌子的关系。比如方滨兴简历中“1999-2000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副总工”与 “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的成立时间两 种说法就有着微妙的矛盾。实际上几个机构的人员基本一致。

安管中心下属互联网交换中心与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是不同的机构。
各安管中心省级分中心一般挂靠当地的通信管理局。

安管中心的主要科研力量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定会兴盛”方滨兴当博导有一批学生的哈工大以及关系良好的中科院计算所，这两个机构是那三个国家信息 安全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后还在不断吸引人才并为安管中心输送人才和技术。在方滨兴空降北邮之后，往安管中心输血的成分中哈工大的逐渐减少，北邮的逐 渐增多。

CNCERT/CC的国内“合作伙伴”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光芒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 国互联网用户反垃圾邮件中心，是个没有实权的空壳；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及防病毒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 处理中心，是公安部、科技部麾下；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国新办势力范围；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是 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机构，同样直接支撑CNCERT/CC。

CNCERT/CC的应急支撑单位中民营企业最初领跑者是绿盟，后来绿盟因其台谍案被罢黜，启明星辰取而代之。而安管中心具有一些资质认证、准入审 批的行政权力，这可能是民间安全企业趋之若骛的原因。不过，民营企业并未参与到国家信息安全的核心项目建设中，安管中心许多外围项目交给民企外企做，比如 像隔离器之类的访问限制设备外包给启明星辰以作为辅助、备用，或者在与他们在网络安全监测上有所交流。

GFW与金盾没有关系

敏锐的读者从时间表应该已经看出这样的感觉了。实际上，GFW与金盾就是没有关系，两者泾渭分明，有很多区别。

GFW主要是宣传系统的工具，而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GFW的总支持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长春，最初的主要需求来自各610办公室；而金盾的 总支持者是公安系统的高层人士，主要需求来自公安部门。GFW主外，作网络海关用；而金盾主内，作侦查取证用。GFW建设时间短，花费少，成效好；而金盾 建设时间长，花费巨大（GFW的十倍以上），成效不显著。GFW依附于三个国家级互联网交换中心（不存在省级GFW）分光到自己的交换中心搞入侵防御，再 扩散到一些放在ISP那里的路由封IP，位置集中，设备数量少；而金盾则是进驻各大交换中心数据中心，无处不在，数量巨大。GFW的科研实力雄厚，国内研 究信息安全的顶尖人才和实验室有不少在为其服务，比如哈工大的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计算所、北邮；而金盾的科研实力较弱，公安系统的公安 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研发中心、国家反计算机入侵与防病毒研究中心都缺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2008年8月成立信 息网络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想与哈工大的重点实验室抗衡，还特意邀请方滨兴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不过这个实验室光是电子数据取证的研究方向就 没什么前景，而且也没什么研究成果。GFW之父方滨兴没有参与金盾工程，而工程院里在支持金盾工程的是沈昌祥；实际上那个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 单很是有趣，沈昌祥自然排第一，方滨兴因为最近声名太显赫也不好意思不邀请他，方滨兴可能也有屈尊与公安系统打好关系的用意。

GFW发展和状况

GFW主要使用的硬件来自曙光和华为，没有思科、Juniper，软件大部为自主开发。原因很简单，对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滨兴在他最近的 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一直强调“信息安全应该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而且GFW没有闲钱去养洋老爷，肥水不流外人田。李 国杰是工程院信息工程部主任、曙光公司董事长、中科院计算所所长，GFW的大量服务器设备订单都给了曙光。方滨兴还将安管中心所需的大型机大 订单给李国杰、国防科大卢锡城、总参56所陈左宁三位院士所在单位各一份。所以GFW为什么那么多曙光的设备，GFW为什么那么多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力 量，为什么方滨兴成为中科院计算所和国防科大都有显赫的兼职，为什么方滨兴从老家哈尔滨出来打拼短短7年时间就入选工程院卢浮宫？就是因为方滨兴头脑灵 活，做事皆大欢喜。

网上有人讽刺GFW夜郎自大，事实上这是盲目乐观，无知者无畏。GFW的技术是世界顶尖的，GFW集中了哈工大、中科院、北邮货真价实的顶尖人才， 科研力量也是实打实地雄厚，什么动态轮什么Feed Over Email算什么葱。所有的翻墙方法，只要有人想得到，GFW都有研究并且有反制措施的实验室方案储备。GFW主要是入侵防御系统，检测-攻击两相模型。 所有传输层明文的翻墙方案，检测然后立即进行攻击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传输层用TLS之类的加密无法实时检测，那种方案面向最终用户肯定是透明的，谁也不 能阻止GFW也作为最终用户来静态分析其网络层可检测特征。入侵检测然后TCP会话重置攻击算是干净利落的手段了，最不济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查出翻墙方 法的网络层特征（仅仅目标IP地址就已经足够）然后进行定点清除。如果是一两个国家的敌人，GFW也能找到集群来算密钥。GFW是难得能有中央财政喂奶的 科研项目。那些在哈工大地下室、中科院破楼里的穷研究生即使没有钱也能搞出东西来，现在中央财政喂奶，更是干劲十足了。GFW什么都行，就是P2P没办 法，因为匿名性太好了，既不能实时检测出来，也无法通过静态分析找到固定的、或者变化而可跟踪的网络层特征。就这样也能建两个陷阱节点搞点小破坏，而且中 科院的242项目“P2P协议分析与测量”一直都没停。什么时候国外开学术会议还是Defcon谁谁发一篇讲Tor安全性的paper，立即拿回来研究一 番实现一下，已然紧跟学术技术最前沿了。不过实际上，即使GFW这样一个中国最顶尖的技术项目也摆脱不了山寨的本性， 就是做一个东西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东西做细致就不行了。

不过可能有人就疑问，为什么GFW什么都能封但又不真的封呢？我的这个翻墙方法一直还是好好的嘛。其实GFW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GFW从性质上讲 是纯粹的科研技术部门，对政治势力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GFW内部有很严格权限管理，技术与政治封装隔离得非常彻底。封什么还是解封什 么，都是完全由上峰决定，党指挥枪，授权专门人员操作关键词列表，与技术实现者隔离得很彻底，互相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封禁比如 封freebsd.org封freepascal.org（可能都联想到freetibet.org），或者把跟轮子的 GPass八杆子打不着的“package.debian.org/zh-cn/lenny/gpass”列为关键词，都是那些摆弄着 IE6的官僚们的颐指气使，技术人员要是知道了都得气死。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讲一个立足国情的原则，说：“主要 是强调综合平衡安全成本与风险，如果风险不大就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安全成本来做。在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确保重点的，如等级保护就是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来定级，从而施加适当强度的保护。”所以对于小众的翻墙方式，GFW按照它的职能发现了也就只能过一下目心里有个底，上峰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方式所以 也根本不会去封、GFW自己也没权限封，或者知道了也懒得再花钱花精力去布置。枪打出头鸟，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方滨兴一个人把GFW崛起过程中的政治势能全部转化为他的动能之后就把GFW扔掉了。现在GFW是平稳期，完全是清水衙门，既没有什么后台，也无法 再有什么政治、资金上的利益可以攫取，也无法再搞什么新的大型项目，连IPv6对GFW来说都成了一件麻烦事情。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感慨道：“比如说Web 2.0概念出现后，甚至包括病毒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扩散，再比如说IPv6出来之后，入侵检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协议都看不懂还检测什么……”GFW 一直就没有地位，一直就是一个没人管的萝莉，国新办、网监、广电、版权、通管局之类的怪蜀黍都压在上面要做这做那。所以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 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首先强调一个机制，“需要宏观层面，包括主管部门予以支持。”所以，想解封网站，不要去找GFW本体，那没用，要去找GFW 的上峰，随便哪个都行。而ISP就根本跟GFW没关系了，都不知道GFW具体搞些什么，起诉ISP完全属于没找到脉门。

不过GFW现在还是运行得很好，工作能力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唯一害怕的就是DDoS死撞墙。GFW的规模在前面的时间表里也有数字可以估计，而且 GFW现在的网站封禁列表也有几十万条之多。网络监控和短信监控也都尽善尽美。不过GFW也没有像机器学习之类的自组织反馈机制来自动生成关键词，因为它 本身没有修改关键词的权限，所以这种技术也没必要，况且国内这种技术也是概念吹得多论文发得多实践不成熟。现在GFW和金盾最想要的就是能够从万草从中揪 出一小撮毒草的数据挖掘之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提到“舆情驾驭核心能力”，“首先要能够发现和 获取，然后要有分析和引导的能力”。怎么发现？就靠中科院在研的973课题“文本识别及信息过滤”和863重点项目“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监控”这种项目。 金盾工程花大钱搞出来，好评反而不如GFW，十一局的干警们脸上无光无法跟老一辈交代啊。公安系统的技术力量跟GFW没法比，不过公安系统有的是钱，先游 山玩水吃喝一通，然后把剩下的税金像冲厕所一样随便买个几十万个摄像头几万台刀片几十PB硬盘接到省市级网络中心，把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问题是记下来不 能用，只能靠公安干警一页一页地翻Excel。所以说，虽然看起来GFW千疮百孔，金盾深不可测，只是因为公安部门比起GFW来比较有攻击性，看到毒草不 是给你一个RST而是给你一张拘留证。反而是GFW大多数时候都把毒草给挡住了，而大多数毒草金盾都是没发现的。

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

在轮子闹事被取缔之后，轮子组织仍然在从四面八方进行各种手段的宣传，而且逐渐依靠上了各种境外背景。境内的宣传活动很快就被公安和国安清理掉了， 然而从境外网上而来的大量网络宣传让从未有过网络化经验的中央无所适从、毫无办法、十分着急。这些东西对中央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安全威胁，为这些威胁又发 生在网上，自然国家网络安全就被提上了首要议程。适逢信息化大潮，电子政务概念兴起，中央下决心好好应对信息化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我们可以看到，首批组成名单中，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占了大多数席位，而且其第一下属机构就是处理安全问题，第二下属才是处理信息化改革，安全需求之强 烈，可见一斑。

正是这个时候，一贯对信息安全充满独到见解的方滨兴被信产部的张春江调入了安管中心练级。方滨兴对信息安全的见解与高层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不谋而合。 一个方滨兴见解的集大成概括，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说：“一定要有一个信息安全法，有了这个核心法你才能做一系列 的工作。”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首要核心就是以信息安全为纲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国家意志——法律来定义何谓“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本来是纯技术、完全中性 的词语，通过国家意志的定义，将“煽动…煽动…煽动…煽动…捏造…宣扬…侮辱…损害…其他…”定义为所谓的网络攻击、网络垃圾、网络有害信息、网络安全威 胁，却在实现层面完全技术性、中立性地看待安全，丝毫不考虑现实政治问题。这样既在技术上实现完备的封装，也给了用户以高可扩展性的安全事件定义界面。对 国家安全与技术安全实现充满隐喻的捆绑，对意识形态与信息科学进行牢不可破的焊接，这就是方滨兴带给高层的开拓性思维，这就是方滨兴提出的国家信息安全话 语范式。

这个话语范式是如此自然、封装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网络化发展出现了怎样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给他们 带来巨大麻烦和沮丧的GFW竟然是本来应该为网民打黑除恶的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网上某处的一亩三分地修剪花草对于 国家来说竟然是网络安全攻击事件；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那个看似立竿见影的防火墙实际上具有怎样强大的副作用、会给互联网发展带来怎样大的伤害； 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使用GFW这样专业的安全工具来进行网络封锁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面对网络化这样变幻莫测的景色无法忍受，就只能用眼罩封闭 住眼睛。在讨论网络化的中文理论文本中，摆到首要位置占据最多篇幅的便是网络安全和网络威胁。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下属机构便是处理安全问题。这 样，在网络本身都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在理论上对网络进行种种限制和控制；在网络仍然自发地成长起来以后，便在文化上对网络进行系统性妖魔化，在地理上 对网络中国进行闭关锁国。更严重的是，在根本不了解技术本质和副作用的情况下使用国家信息安全工具，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把玩枪械。在维护安全的话语之 下，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使用GFW进行网络封锁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使用军队进行镇压，切断网线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种蘑菇。

更悲哀的是，GFW的建设者们大多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在签订保密协议之后就无意识中投身党国事业滚滚长江东逝水。像云晓春这种 跟着方滨兴出来打江山的，方滨兴倒是高飞了，云晓春们就只能鞠躬尽瘁干死技术，在安管中心反而被王秀军、黄澄清之辈后来居上。而当初在哈工大跟着方滨兴的 穷研究生们，最后也陆陆续续去了百度之类的公司。GFW面临与曼哈顿工程一样的伦理困局。科学本是中立的，但科学家却被政治摆弄。技术工作者们只关心也只 被允许关心如何实现安全，并不能关心安全的定义到底如何。他们缺乏学术伦理精神，不能实践“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 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的准则。结果就算他们辛辛苦苦做研究却也不能造福民生，反 而被扣上“扼杀中国人权”“纳粹帮凶”的帽子，不可谓不是历史的悲哀。

这种话语范式浸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话语之下，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火墙，但中国的网络建设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有了世界上最 庞大的网瘾治疗产业链，但中国的网络产业却只会山寨技；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但在互联网上却听不见中国的声音。GFW已经实现了人们的自我审查，让 人们即使重获自由也无法飞翔，完成了其根本目的。现在即使对GFW的DDoS的技术已经成熟，然而推倒墙却也变得没有意义，只能让公安系统的金盾得势，更 多的网民被捕，最终新墙竖起。这一切都出自意识形态化现代性与网络化后现代性之间巨大断裂，以及“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这种致命的讳疾忌医。
结语

一部GFW简史同时也是中国网络化简史。网络化既是技术变革，也是文化变革。网络文化这种“有害成份”无法分而治之，因为网络化的技术变革与文化变 革是一体的；后现代的网络文化也无法与现代的意识形态文化进行同化，因为两者分属不同的范式。网络的确是意识形态完全的敌人，因为网络多元化文化要求取消 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但意识形态不是网络的敌人，事实上网络没有敌人，因为网络只有解构对象。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与网络化发展趋势两 者只能选择其一。实际情况是，执政者选择了前者，而把大刀挥向了Web 2.0。于是网络用它一贯调侃的风格模仿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如下讽刺：“我们对你陈旧的政权概念和意识形态烂腌菜毫不感兴趣。你无法理解在人类网络化的历 史潮流之前宏大叙事为何而消解，你也无法理解国家和民族概念为何将分崩离析，你无法改变你对互联网的无知。你的政权无法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其实， 《2009匿名网民宣言》只是过早的预言，cyberpunk式的谜语。

然而，无论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和压迫，即便中国网民的眼界已经被成功禁锢，中国的网络还是以它自己的方式适应种种压力顽强地发展。无论有 多么强大的GFW或者金盾，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网络仍然在以意识形态完全不能理解的方式走向后现代蓝海，自成为无限空间之王。

走向“民族”（或“话蛇添族”）

【原文英文】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9/01/going-minzu.html
【作者】High Peaks Pure Earth（藏人）
【译者】台湾悬钩子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1/blog-post_31.html

今日在日常的英语里使用来自中文的词汇，是相当普通的一件事－－我们谈论feng shui（风水），做做qi gong（气功），或者调养yin and yang（阴阳）。我们需要这些词汇来描写英文的语言与文化中没有的物品或观念－－如losing face（丢脸）。现在，假如中国政府得逞的话，这一串来自中国的外来语名单中，又要增加一个字了。

High Peaks Pure Earth在2008年12月10日收到了一封E-mail，其中非常若无其事地写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备感荣幸地通知你，从2008年11月20日开始，我们大学的英文名字从原来的"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MUC)。”

对于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来说，老实说这个新名字听起来十分可怕。——Minzu。MUC，那念起来就跟muck（动物大便、肮脏、乱七八糟、恶心、低级）同音！发生了什么事？！而Minzu到底是什么东西？根据英国的谷歌，Minzu是一家“中式吃到饱【1】的餐馆酒吧，位于伯明翰，提供上好的中华美食！”太棒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一点说明文字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奇怪的发展。

High Peaks Pure Earth的读者也许有兴趣知道这家大学这一次改名，已经是1941年创校以来第三次改名了。1941年它是叫Yan'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延安民族学院），配合“新中国”的诞生，1951年搬到北京，而在1993年重新命名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现在它又改名为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但在中国，这家学府只曾有过两个名字，中央民族学院(Zhongyang Minzu Xueyuan)，以及中央民族大学(Zhongyang Minzu Daxue)。Zhongyang英译了就是Central，Minzu下文再讨论。Xueyuan意谓着Institute或Academy，而Daxue的英译就是University。以博伊（藏文）来讲，这家大学是叫（mi rigs slob grwa），mi rigs是人民之意，而slob grwa意思是学校（不论哪一类）。后来这家学校改成大学时，Chen mo就加上去，就是大的意思。

北京的这家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在自己的网站描述自已拥有“高质量、高水平、代表许多族群背景的师资。一万五千名全日制学生之中，有70%是少数族群。学校堪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是中国唯一一所包括中国全部五十六个民族师生的大学，五十六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和谐共融。”他们也招收想要学中文的外国学生，假如读者想要了解该大学并到那里读书的话，可以看看这支非常有趣的招生录像带。（http://www.study-in-china.org/school/Beijing/cun/）

这所大学目前也有六百位博巴（藏人）学生在这里读书，是中国首都藏人最高度集中的所在地，他们大部份都是在研究藏学。过去，一些最优秀的学者都曾在MUC教过书，包括东噶•洛桑赤列（Dungkar Lobsang Trinley）、才旦夏茸（Tseten Shabdrung）、毛尔盖•桑木旦（Muge Samten），以及钦饶维色（Kyenrab Woeser）。今日，两位非常有名的博巴学者，来自安多的才让太（Tsering Thar），与来自康区的土登彭措（Thupten Phuntsog）在这里教学，也深受学生爱戴。从这里毕业的著名博巴校友，有端智嘉(Dhondup Gyal)，还有在自由亚洲电台与华府的美国之音的藏语部门工作的大部份人员，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而研究图伯特（西藏）的顶尖中国学者，如杨恩洪与陈庆英都曾在这里学习与教书。

所以，为什么这个学校名字里的Minzu不再被翻译成英文了呢？北京的各主要大学，或可比拟为“中国长春藤”的精英学府，其名字都直接翻译成有点怪的英文，从听起来非常有个性的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到听起来极度荒唐的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北京师范大学【2】）。其他大部份都是十分平常的名字，如Univeris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北京科技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北京外国语大学），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中国中央美术学院）。

虽然官方没有解释为什么民族大学的英文名字突然改动了－－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其中相当麻烦又似乎无法翻译的这个词汇“Minzu（民族）”。所以弄到最后，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铁了心不翻译这个名词，好避免掉这个词所带来的种种麻烦。Minzu这个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麻烦？第一，你只要查字典，就知道Minzu的意思是Nationality。看起来并不难翻译。

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独特的“Nationality”观念很难向外界传达。今日在中国所使用的Minzu背后的历史背景，起源于1950年的Minzu Shibie（民族识别）－－中央政府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好决定中国境内不同的族群分类。那就是，今日所谓的汉民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组成和谐大家庭的初始，有五十五个族群团体都是经由这个调查而被确认并且进入官方语言的。这些Minzu团体统被称为少数民族，翻译成英文则为ethnic minority。

Minority（少数民族）这个词在英文里已经有够多政治不正确的衍生含义，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明智地决定在译时要远离这个词。他们大概是想Nationality这个词比较没有争议，然而他们却大大地算计错了。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中国心目中的Nationality－－这个词其实跟国家、成为国家的状态(nationhood)，以及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有关的。更要紧的是，它跟护照是有关的。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个出生于拉萨的博巴，他的nationality（英文意义主要是国籍）归类于藏族，但却是中国人。一个在乌鲁木齐出生的维吾尔人，他的nationality为维族，却是中国人。对一个出生在呼和浩特的蒙古人而言，他的nationality是蒙古族，但却是中国人。Nationality这个字眼确实是容易让人感到混淆。

除了让人感到混淆，而且还充满政治义涵。对于汉人而言－－我们别忘了他们构成了92%的人口－－中国政府积极地使用扭曲、负面的方式来煽动他们的民族主义热焰，往往针对的是外国势力。想想1999年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北约误炸以后，所造成的疯狂场景；想想去年在中国发生的反法热潮，可怜的家乐福超级市场！甚至更疯狂的是，再往前推几年，日本教科书所产生的灾难。在一个没有双重国籍观念的国家里，任何知名人物想要改变国籍（Nationality），就会变成全国公敌，如李连杰（现在是美国人），巩俐（现在是新加坡人），还有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如在北京出生的章子怡（拥有香港居民证）。

然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各个族群的人，民族主义却是严禁的场域。2008年， 中国政府一手镇压博巴对他们的民族情感的表达－－突然之间，每个汉人也都知道图伯特国旗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了（即使国家媒体欲盖弥彰地称之为‘雪山狮子旗 ’）；另一手则举办奥运会，加强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与民族骄傲。所以，如果汉人可以允许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其他的族群不能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能简单到将Minzu这个字眼硬塞给不知中国奸计的世界，那就好了。

中国为了政治目的，而创造、强迫别人接受新的词汇，这也不是第一回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藏文里的。因为在藏文中有一个词可以指称Tibet(Bod)，而有一个词是用来指称中国（“加那”），而没有一个词可以指称包含图伯特领土的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官方使用了这个字krung go，就是中国 (Zhong guo)的直接藏文翻译。虽然这个字眼与概念以前在藏文里不存在，但现在已经存在了。有趣的是，以中文写作的博巴博主们拒绝使用中文里对Tibet的指称－－西藏，因为西藏所指的只是西藏自治区。博主们使用图伯特 (Tubo)，有时候甚至只有中文的博（bo），听起来比较接近藏语里的Bod。博主们也不屑中文描述Tibetan的方式－－藏族（zang zu），因为这两字所隐含的是一个族群（zu这个字跟Minzu里的zu是同样的），反而采用博巴这两个字，而在博盖（藏话）里，其意义就是a Tibetan person的意思。

有时候，某些词汇与概念就是得用原来的语言才能表达，例如“shoah”（希伯来语的“浩劫”之意，指犹太大屠杀）、“apartheid”（南非语，指黑人白人隔离制度），或者“Satyagraha”（印度语，指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然而，Minzu却 没有前述这些概念的重要份量－－它只单纯地指涉中国政府所认为、又呈现给世人的那种，包括多个族群的一个快乐大家庭的整体意识形态与观念。一家大学的改 名，看起来好像不是世界末日，但这却是经过精心算计的动作，好先在表面的语言层次上先得到他国的接受，以赢得正当性，而这就是整个偷天换日、偷渡概念的开 端。

所以北京政府未来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已经有了Minzu Hotel（民族饭店），而隔壁的Cultural Palace of the Minorities（民族文化宫）可以改名为Minzu Cultural Palace。而Nationalities Park（英语字面或可直译为各国人民园，然而实指北京的中华民族园）也许也会改名为Minzu Park等等。下一趟去中国的时候，准备好面对Minzu这个词哦，我们已经警告你了！


附：一位读过这篇文章的国际藏学家的来信：

非常感谢。这一篇写得很棒，但我想还是不够清楚，因为许多人不了解Minzu这个字眼其实是19世纪才发明出来，而且还是由狂热的“驱逐鞑虏”的国民党人从日文里借来的，好对付那些卖国的“非中华”的满州统治者－－但稍后这个词汇却成为中国共产党解释他们有权利统治非中国人的重要概念。为什么？因为为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包括好几个nationalities的国家，不只是汉人。因此他们称呼它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他们必须这样主张来解释为什么博巴与维吾尔属于中国。因缘巧合之下，"Minzu"的英语翻译，其字眼被党员干部选择为"nationality"大约肇始于1940年代，而就像所有的党八股一样，这个概念接下来就由内部的命令统一定调与僵化了。

但就像你说的，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词汇在英文里有其他含义，不是中国政府的原意－－它还蕴涵了一个也许有自己国家的国民。这个事实似乎一直要到1994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才领悟到，而第二年他们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官方英译（与其他的同源语言）之中，"Minzu"这个词不得再使用"nationalities"的翻译，而必须始用"ethnic"这个字。而原来的State Nationalities Commission（国家民族委员会）也因此而变成了State Ethnic Afffairs Commission。这对中国很有用了，一些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早期就很帮忙地解释了，西方国家里也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与族群紧张情形。许多听话的西方学者、作家、生意人与其他赶流行的人，因此好心好意地使用"ethnic"这个词来省得中国还必须解释它复杂历史主张的各种尴尬，彷佛他们也都收到党的命令，讲英文时必须如何如何一样。所以现在中国开始自称自己是个"multiethnic state"（多元族群国家）。学者乌拉丁‧布拉克（Uradyn Bulag）对于这一点写了很深入的文章，并且注意到a nationality（民族）的定义大幅地变更了，不只是中国人强加的名称而已。这些都与费孝通提案所引起的争议有关，他认为"zhonghua minzu"（中华民族）或者中华的大族群可以包涵所有的小族群。现在也还有一个运动是要称呼中国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所以我想现在Minzu已经变成一个包袱沉重的字眼，指涉这所有的历史，然而这一段历史大部份都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但其他民族（nationality）的人却忘不了，再加上中国官员喜欢这个议题的地方，例如说他们可以彰显自己宽大的民族政策，他们文化上对异文化的宽大容忍，他们对多元性的有容乃大，他们文化史的丰富精彩，等等。

而早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官方早就开始有类似的努力了，希望让外国人在称呼中国人时－－意谓着种族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Han Chinese（汉裔中国人）。这是因为后者暗示的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在种族上都是汉人（这样的说法为真），所以可以有所谓的“藏族中国人”、“蒙古族中国人”等等。所以中国官方听到老外不说“汉人”而说“中国人”时，就会非常生气，似乎英文的"Chinese"这个字好似没有数个世纪以来都意谓着汉族人一样。也不意外的是，许多外国人也喜欢遵守这些中国官方的指示，在想要指称“中国人”时，使用"Han"这个词，假装他们对于这些词汇的选择所携带的政治意涵都一无所知一样。

注：

【1】悬钩子译按：台湾叫做“吃到饱”，不知道中国叫什么？就是那种缴一定额度的金钱，然后客人自行取用各式菜色的餐点，不限次数的。唯色按：中国叫自助餐。
【2】悬钩子译按：normal在英文里常用的意义是正常之意，直译就是北京正常大学。[normal在这里是标准、典范的意思。不过normal university仍属中国特色。说Normal School洋人就能理解。不过贵国的高校怎么甘于区区school，不university是要被人看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