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 “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 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 “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 “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 “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此作者有不少古怪想法。譬如以老子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攀扯美国南北战争，近乎莫名其妙。又尝论民歌，极民粹。
然而在革命问题上，他指出的机制是正确的，虽然字里行间仍极民粹。
革命的坏处，尤其是“肚皮革命”的坏处，他说到不少，惟有民粹一桩他未提及。因他自处其间而不自知。民粹不仅是毁掉物质积累，更是毁掉精神积累，带来的伤害远比兵燹伤亡深刻而难以挽回。
历来革命，肚皮成分愈多也就愈民粹。英美革命“肚皮”的成分较小，法国革命就伴随着较严重的肚皮问题，俄国革命几乎就是肚皮革命，而支那的闯献革命是彻头彻尾除了肚皮不含任何其他意义的革命。该数次革命的民粹程度也因之递增。
此人以“鲁迅风”自负，又是咄咄怪事。无论从他文章的内容还是文风，我丝毫看不出鲁迅那种对人的解剖，体会不到鲁迅那种让人鼻孔冒气的幽默。
要说文章，还是魏忠贤那篇写得妙趣横生。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狄马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ima/archives/342366.aspx
1644年农历3月19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 1944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尽管其后的郭沫若以进献“新词”和“颂歌”而为世人所不齿，但凭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 “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阶级斗争”被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奉旨填词”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众之厄运；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 改良”，犬儒之风大炽，知识分子普遍家禽化，“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而这正是几百年来“给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统史家的一贯看法。真应了圣经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
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蛊惑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 ”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1]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2]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3]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祯13年9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巴西鱼腹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11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 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 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11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本朝的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或者是在李继迁寨搞一个基层民主试点，成功了的话，再依次向米脂县、延安府、陕西省乃至全国普及？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我觉得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学者、教授的逻辑和杨大致相似。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同理，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用“革命”的手段将另一些人剥夺殆尽，然后号召他们只能“改良”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 居心”本来就“不良”？
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 “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二
正如忽视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样，学者们在大谈改良的同时，恰好也忽视了改良的条件。我们知道，改良的条件是妥协，是双赢互利的共生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唯我独尊”，更不是一厢情愿地标榜自己“伟光正”，“就是好来就是好”。一句话，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谈得上“改良”，否则，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与独裁者没有一个不自我感觉良好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独裁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利益。即使在英美这样一些深具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当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威胁特权阶层继续行使特权时，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这一点在《大宪章》产生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
《大宪章》是13世纪初英国国王和属下25个分封贵族签订的一份关于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书。在这份被誉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比如在司法领域内，《大宪章》第40条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而正是这一条导致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 39条规定：“未经王国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裁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伤害”，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护”原则——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正是由这一条衍生出来的。不仅如此，《大宪章》的意义还在于人们从这里推导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那时的中国，还匍匐在赵宋王朝的脚下，认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这样一份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件，它自身的诞生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13世纪以前的英国国王在和贵族的长期征战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约定，国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给诸侯，诸侯则出人出钱替国王打仗。但有一条，打大仗或征重税必须取得诸侯的同意。13世纪初，英国在和法兰西的战争中连连败北，以至于丢失了祖传下来的法国北部的两个郡，诺曼底和安茹。国王不服，为了夺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贵族征税征丁，但这次没有取得贵族的同意，他就用严厉的手段强行征取。但令人沮丧的是，国王这次又损兵折将，铩羽而返。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再一次向贵族征收钱粮大干一场时，贵族终于不干了。 1215年的春天，他们起兵占领了伦敦，然后派人和国王谈判。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国王约翰被迫在贵族们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盖了皇家封印。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义非同寻常的文件——《大宪章》。
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有契约传统和“绅士风度”的国家里，国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恩赐臣民某些权利，如果没有诸侯们大兵压境，国王是不会妥协的。事实上，约翰在签完字的当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复向教皇诉苦，他是在贵族的刀剑逼迫下答应的，因而应当由教皇出面，宣布《大宪章》无效。但《大宪章》规定，国王如违背协议，25个得到授权的贵族可以起兵讨伐之。因而当教皇宣布《大宪章》无效的消息传到各郡时，贵族们立即发兵伦敦，以武力捍卫《大宪章》的神圣性。这时，约翰死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由贵族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最后确认了《大宪章》的合法性，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就这样在武力面前达成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国王执意不肯放弃“ 乱收费”的权力，反而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诸侯是“乱臣贼子”，不但要“秋后算账”，而且会“灭门九族”，“凌迟处死”，那么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账思想，而且死咬定要“奋勇前进”，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那么，不要说国王想放权，即使想逊位也不敢了。正是双方的双赢共生思想，为对方的妥协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才最终形成，才不至于鱼死网破，人亡政息。
相反，美国的独立战争正是英国国会贪得无厌，步步紧逼，拒绝和解的结果。1765年，为了转嫁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根据这项法律，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连扑克牌在内都必须贴有大不列颠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金。但这项法律并没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议会里通过，也没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国议会里讨论，而根据西方政治“没有代表不纳税”的思想，凡纳税人有权参与立法。因而国王在各殖民地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废除了这项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废除的同一天，国王就宣告“过去有、现在有，并且依据权利应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辖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仅仅过了两年，国会就再次通过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税”的法律《汤森德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对于进口各种玻璃、铅、纸张和茶叶都要征收若干重税。殖民地人民拒绝缴纳时，税吏就叫上英国军队一块来收。其间，他们多次派代表向英国国会陈述困难，但这些傲慢的英国人不仅拒绝接见，而且有时还把他们安排到荒无人烟、又极不舒适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快离开。
1773 年，英国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诸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对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也就是说，在这项法令之下美洲人实际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叶贸易。激烈的反抗终于爆发了。1773年12月16日，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运至波士顿，被愤怒的波士顿人倒入海中。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英国国会的对策是以压倒多数通过《强制法案》。该法案规定，今后所有破坏“和平”与妨害官员执行公务的案件必须移交英国法院审理；允许军队驻扎民房；关闭波士顿港口，直至该城将所毁茶叶赔偿清楚为止。国王写信告诉诺斯勋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须是要么屈服，要么胜利”——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但不知如何应对。为了协调各州的行动，他们决定于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费城开会。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虽然通过了和英国断绝贸易往来的决议，但人们普遍不愿独立，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是要让“英国人民感受到他们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渴求”，因而，会上通过的《权利宣言》充满折衷和让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国国会执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法案”，连一向激进的杰斐逊参会时也只是认为国王需要“纳谏”。
实际上，直到1775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战争已经爆发，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让英国人知道，枪声虽然响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卫自己的权利 ”，他们是会让步的。但英国国王拒绝了他们的种种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1775年5月10日再次于费城集会，史称“第二届大陆会议”。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建一支大陆军，由深孚众望的华盛顿任总司令，但目的只是迫使英国让步。因而大会同时采纳狄金森的请愿主张，并在《关于武装抵抗的缘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谦卑地写道：“我们并不是出于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的野心而组织军队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对我们的敌意，我们就会放下武器……我们谦卑地信赖着那至高无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决者和主宰者，我们……企求着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够在这场巨大的冲突中护佑我们，使我们的敌人能够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和解，并因而使帝国免于内战的灾难。”但回答他们的是，英王立即拒绝了《请愿书》，并于12月22日发布了《禁止法案》。该法案宣布，殖民地从此不在英王保护之下，并下令封锁殖民地全部港口，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革命”不是议论出来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祷的结果，娘嫁人不是村妇“腹诽”的产物一样，“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 ”（顾准语）。翻译为“常话”就是，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们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结社等理性方式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但当一个独裁颟顸的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无以复加，不仅剥夺掉了他们通过和平渠道表达愿望的一切权利，而且公然践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灾难反复出现的悲凉和无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面对明末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现状，无论朝野、官民都认为需要改良，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 “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关于前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按照自己的策划重组、关并、划转甚至使其破产。可是这个帝国的“大老板 ”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亡国之君是容易遭人唾骂的，但提到崇祯，人们总是眼泪汪汪。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做做样子。“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 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作秀”罢了。比如，自崇祯10年起，皇帝因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宫中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唯独“打稻戏”不废。所谓“打稻戏”，就是在秋收季节由钟鼓司的官员扮作农夫农妇表演的庆祝丰收的节目。表演时皇帝必须亲临现场，所以这对崇祯来说，是一个显示“重农”的好机会，但大臣要他拿钱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视“三农”的切实措施。崇祯8年，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凤阳，掘毁了凤阳祖陵。崇祯闻报后痛哭流涕，马上宣布“避正殿，撤乐减膳。从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阁臣俱宿于朝房 ”，“惟以青衣从事”。自己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但他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味装腔作势，汲汲邀誉，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以前的史学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大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而农民起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祯年间的赋税之重，催征之苛都超过了前代。实际上早在马懋才备陈灾荒的第二年——当时的李自成刚刚举事，只是“三十六营”中的一个小首领——职方郎中李继贞就上书崇祯请求赈济陕北饥民。他认为“如此，则民之已化为贼者，将还化为民；而将化为贼者，且永不为贼 ”，但崇祯贪吝，只答应给十万。李为他算了一笔账，一个饥民一两，只可活十万人，而当时“斗米七钱，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请求皇上拿出“内帑”，“活数十万生灵”，但崇祯说什么也不干。李因之忧愤而死。
加征当然不自崇祯始，万历末年就有“辽饷”，但以崇祯时为最苛繁。先以辽东战事紧急加征“辽饷”，后因农民起义声势日壮，崇祯又降旨征收“剿饷”：“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话说得可怜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们竭力鼓吹。实际上，“勉从廷议”不过是“装处”而已，原定“暂累吾民一年”的“剿饷”并没有在一年之后结束，而是随之就成为“定额”。非但如此，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练饷”，意即因清兵内犯加征的练兵军饷。三饷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种“ 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为匪为盗，聊以度日了。
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祯14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4]。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甚至到崇祯17年2 月，也就是离他上吊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已逼近北京，他还念念不忘征收钱粮。在一封专门的“催征敛”诏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边饷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赃赎而缓钱粮，不严赏罚何以劝惩？今内责部入，外责巡按，痛禁耗羡。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5]
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 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10年4月，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但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但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 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6]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17年1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他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帐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7]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63 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17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墨、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
四
根据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比如，没有人认为卧轨、自焚、喝农药比和平示威更能解决问题，可先得有和平示威的权利；没有人认为在球场里胡喊乱叫，在厕所的墙上创作“文学”比在报刊上自由发言更酣畅淋漓，可问题是先得有创作和出版的自由；没有人认为吸毒、嫖娼、包二奶、上色情网站比到教堂里沐浴上帝的恩膏更高尚、更有尊严，但每个人先得有寻找上帝的自由；没有人认为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歃血盟誓组织黑社会比光明正大地结社、集会更少风险，更能体现社会公义，但问题是先得有结社集会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15年12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17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3月6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 17年3月17日，农民军已占领了芦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8]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以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3月19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那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 ”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唯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3月19日进入北京，4月30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42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42天和没有42天是不一样的：有42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2004年9月14日动笔
2004年10月1日完稿
注释：
[1][2][3]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十六，《艺文三》。转引自《李自成大传》，晁中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140～141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4]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5]《崇祯实录》卷十七。
[6]《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7]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8]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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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9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40北京时间 16:40发表
西藏首府拉萨旅游局的职员称，从9月24日起暂时禁止外国旅客到西藏，直至国庆的庆祝结束为止。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9月21日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将维持至10月8日。
法新社报导，拉萨旅游局不愿具名的女性职员称，自9月24日至10月8日，暂时不为外国旅客批出签证。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周一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会维持至10月8日。
国庆期间外国游客将无法入藏
西藏旅游官员证实，西藏从9月22日起暂停办理外国人申请入藏旅游所需文件。美联社报道引西藏旅游局行业管理处官员称，从星期二开始，西藏不会再接待新的外国游客，但是已经入藏的游客将可以继续在西藏停留。法新社则引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拉萨旅游局女性员工称，当地规定从9月24日至10月8日暂停办理入藏旅行许可。
西藏旅游局一名姓廖的科长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以上媒体的报道并不完全准确，但表示自己刚从外地出差返回拉萨，也不详细掌握有关细节。他让记者致电旅游局另一个部门咨询有关事宜，但该部门无人接听电话。
BBC报导，西藏中国旅行社一名姓于的女性员工对BBC中文网否认有禁止外国人入藏旅游的规定，但表示外国人办理入藏旅游需排队一个月。而西藏红山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则向BBC中文网记者证实了有关规定的存在，但说自己并不清楚禁令什么时候才能解除。
旅游人数
西藏去年三月出现暴力骚乱事件后，当地一度对外国游客关闭数月，而今年三月也一度暂停办理外国人入藏旅游许可。旅游业是西藏经济的支柱产业，根据西藏旅游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八月份接待137万游客，是单月最高纪录。而一至八月的游客总数则有409万人，超过2007年全年的游客总数。
另外西藏今年头八个月旅游收入达到32.35亿元人民币，分别比2007年和2008年同期增长16%和248%。随着十?一的临近，中国当局更加加强对各地，特别是北京、西藏以及新疆等敏感地区的安全控制。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国庆阅兵和游行期间，北京首都机场将禁止航班起降。
而继上星期发生东北下岗工人在北京闹市区持刀杀伤路人事件后，北京各超市据报道已经停止出售水果刀等刀具。
也有人哀叹：共军要完了……
毛新宇晋升最年轻将军
记者马浩亮/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近日晋升为少将军衔，他不仅成为目前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将军，而且是第一位“70后”少将。毛新宇现在职务的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据新闻资料显示，毛新宇最近出席湖南省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为某驻京单位讲党课时所用的身份均已是“少将”。
毛新宇出生于1970年1月，是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岸青是毛泽东次子，他与邵华在2007年先后去世。邵华生前亦是少将军衔，是解放军中少有的女将军，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毛岸青生前曾长期患病，享受副总理级医疗待遇。他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均曾前往八宝山送别。
出版多部毛泽东论著
毛新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获硕士学位，2000年进入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参军入伍，2003年7月份获得博士学位。后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2008年7月晋升为副部长。他与现任妻子刘滨育有一子一女。
毛新宇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我为爷爷唱新歌》、《沿著爷爷的足迹》、《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年辑录》、《我的伯父毛岸英》等图书、文章。毛新宇曾多次表示过，“爷爷对我此生影响最大”，“最大幸福就是理解了爷爷”，“我只能比得上爷爷的千分之一”，“爷爷是无字书活教材，一直激励我成长”。他还是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毛新宇曾表示，自己读过许多写毛泽东的书，但是不喜欢某些美国人写的书。他认为，书中充满了偏见，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常常夸大“大跃进”的消极作用，夸大毛泽东应负的责任等等。
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正大军区级。现任政委是刘少奇之子刘源，他刚于今年7月晋阶为上将军衔。
今次晋升少将之后，39岁的毛新宇成为解放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并且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70后”将军。在他之前，解放军比较年轻的少将包括航天英雄杨利伟（生于1965年）、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生于1967年）等。
星岛日报/十一国庆在即，新疆局势再度紧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表示，新疆伊犁霍城县一名参加“七·五”骚乱的维族男子，近日怀疑在狱中被殴打致死，引发家属及民众不满，上街与警方对峙，当局调动军警入城。居民表示，对峙情况昨日仍然持续，当地有爆发大规模骚乱的可能。
总部设于德国的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20日对中央社表示，根据伊犁霍城县维族人提供的信息，霍城县一名维族男子因为参与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被捕，日前在监狱被殴打致死，当局将尸体归还给死者家属，并要求他们立即将尸体埋葬，引起家属不满，要求当局交代死因。
“霍城县维族人其后到死者家里，看到尸体伤痕累累，引起全县维族人愤怒，他们昨晚（十九日）至现在正与当局对峙；而当局已将霍城全面戒严及封锁，并停止供电，现在正调动军队进入该县。”迪里夏提表示。
一名内地网民表示，其家人与霍城的同事联系过，当地的确发生了维族与军警对峙的事件，起因与世维会所说相同，局势紧张，有暴乱舻象但现已平息，并没有发生暴乱。
霍城位于新疆西部接近边境地区，与哈萨克斯坦相连。全县面积约五个香港大，人口约三十四万，包括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廿九个民族组成。
七月五日乌鲁木齐发生维族骚乱，造成近二百人死亡后，新疆当局出动军警入城，局势一度稳定下来。
不过，新疆局势近期再度紧张，多个县市出现刺针伤人事件，引发大批汉人上街示威，质疑新疆当局处理治安事件不力。
茉莉
“我相信从长远看，历史会沉淀下来，严肃的学者在世界上不可能绝种。但是，自从1995年拍了《天安门》之后，我一直受到共产党和学生领袖的两边夹攻。有一次我在公路上开车，忽然看到路边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撒切尔夫人的话：‘不要在中间开车，否则你会被两边的车撞坏的。’我想，这正是我的处境：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说这番话的记录片《天安门》制作人卡玛，陷入柴玲起诉的官司缠讼烦累之中，已经两年多了。2009年4月15日，卡玛所在的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因高昂的诉讼费用，面临可能破产的危机时，发出《纪念六四：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呼吁书。5月29日，中国作家王力雄发出《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引起中文世界的注意。6月10日，笔者发表《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一文，对此案的恶劣性质进行剖析。
通过和卡玛同住在波士顿的郭罗基先生，笔者找到卡玛，向她表达我的敬意和支持。此后，我便通过卡玛的影像、文字和个人交谈，了解这位遭到中国政府和某些学生领袖痛恨的导演，逐步认识她的身世、她的理念以及她对历史诚实的精神境界。
◎ 她坚守人文价值和史家传统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卡玛和她的合作者还会拍这样一个令他们祸不单行的《天安门》吗？笔者认为，人们的选择取向基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卡玛作为主要制片人的困境几乎是命定的。尽管当初决定开拍此片时，卡玛有种种顾虑，但一旦投入，她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对中国问题的独特认识，就必然渗入其中。她对镜头的选择反映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验。
卡玛的政治倾向是如此明显。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说：“至于到想要拍的时候，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拍，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一点偏见就是我对这场运动是同情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记录片中，善良的人们可以用心灵感觉到，镜头背后的制片人在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影片一开头就有抗议者挡坦克的镜头，解说词评论说：“这是人类的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影片最后以一位死难者母亲的话作为结尾，卡玛说：“我们当时觉得，在这样的血腥镇压后，任何解说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除了那位母亲丁子霖。”在此片中，卡玛自始至终坚守和捍卫民主价值和人道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卡玛不但要表明自己个人的立场，更要力求公正无偏地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诠释。中国古代史家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西方历史学家主张独立和中性，他们不能做某一方的代言人和啦啦队，而是要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发掘有关该事件的确切资料。无论个人感情如何偏向学生运动，卡玛不敢背叛史家的优秀传统。
卡玛多次引用罗伯特 休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段话，阐明他们制作《天安门》所遵循的原则：“人类追求经纬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家的责任。”
拍片初期，卡玛心里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先入为主的结论，她只是非常同情学生运动一方。等到搜集了解到很多的资料，慎重地审查了各种信息资源，她就开始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她发现，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清楚，他们的组织结构也不够民主，一些学生领袖缺乏妥协精神，有些人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投降派”、“叛徒”。曾亲眼目睹过中国文革中凸现的人性之恶，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卡玛知道，在冠冕堂皇的正义大旗下有多少仇恨和不宽容。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抗争的人们，既有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有不太光彩的一面。
那么，卡玛是否还能在她的影片里保持历史的原貌呢？她没法推卸这种历史责任。这种坚持，是人类对于真实的永恒追求。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改善自己，制片人也就只能满怀对人性弱点的深切同情，毫不畏惧地直面事件真相。正如《波士顿凤凰报》评论所说：“这两位制片人所选择的纪念这场民主运动的方式，不是把它简单化，而是把运动的复杂性表现到几乎令人痛苦的地步。”
用摄像机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卡玛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公平面世的机会。通过现场镜头和人物采访，影片几乎将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的每一天，都一一清晰地还原重现。此片被评论家认为囊括百万人的阵容，纵横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史，却毫不哗众取宠。其叙述语言简洁朴实，分析冷静理性并富有哲理，一切以事实本身来说话，重客观而不做主观结论。
◎ 继承了家族的密码和“原罪”
卡玛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离开中国。这位美国白人的女儿有着非常独特的经历，她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长大，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毛泽东时期诡异而惨烈的政治运动。
当卡玛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困境，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那时正是文革前夕，中国开展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还是初中生的卡玛也感觉到了政治压力。她读了美国左派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获知革命中有很多屈死的冤魂。小小年纪的她便自问：“如果自己将来像斯特朗一样，被两个阵营都视为敌人，我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父亲的遭遇，证明这位小姑娘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韩丁（William Hinton)是一位记者，也是农业专家，曾于1945年随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到中国，后受聘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救助人民。这位美国人后来因认同中国革命遇到了麻烦。1953年，韩丁因不满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断而回美国，遭到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被传讯听证，上了黑名单，被吊销护照，禁止离开美国长达十五年。吊诡的是，韩丁在他所支持的共产党中国也曾被禁书。他的长篇著作《翻身》，因记载了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
十八年后才在北京重见父亲，这还不算卡玛太大的不幸。在成长过程中，时常让年少的卡玛感到很尴尬的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而被人骂作“美帝国主义”，还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通知离开做政治报告的会场。卡玛曾说想当勘探队员，被人质问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宝探走？文革初期，红卫兵吼叫着要她滚出学校。后来，公安局甚至将她备案为“特务嫌疑”。能够接受她的，是同学中一些不同出身的离经叛道者，不论来自所谓的“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家庭，他们都反对“血统论”，认同遇罗克的《出身论》。
自从卡玛拍了《天安门》，柴玲及其支持者论理站不了上风，就追究卡玛家族“亲共”的历史。在卡玛的家人身上，笔者看到的是，天真而轻信的美国左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何陷入中国政治的烟云迷雾之中。然而，无论对其家人的评价如何，卡玛应该为自己家人的言行负责吗？柴玲等人采取株连的手段，想要达到因人废言的目的，说明他们承袭的是共产党“血统论”那一套。
如果真要追溯卡玛的血统，我们还可发现， 在她父系的英国祖先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还有一位曾祖姨母是写作《牛虻》的女作家丽莲—伏尼契，她嫁给了一位反对沙皇的波兰伯爵。卡玛母亲的一方是芬兰移民，卡玛性格中的忠实、纯朴又豪爽的因子可能来自北欧民族的这种风格。
继承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密码，卡玛怎样才能做一个自己？经历过东西方的社会变迁，认识了世界和人生的复杂性，卡玛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漂泊的人，不听从任何阵营、势力和利益派别，不为任何一个阵营护短，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 因拍摄《天安门》而惹祸上身
在哈佛读博士学位，卡玛选修的是“中国美术史”。她既热爱美术也喜欢历史，这个专业还和她熟悉而怀念的中国有关。但美术史并未和政治脱掉干系，她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搜山图》的源流，那些画卷所描绘的诸多神祇搜山驱鬼的神话，分析起来涉及到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政治文化。
对卡玛来说，拍摄《天安门》这个记录片有点偶然。在这之前，他们夫妇曾以人类学学者的眼光，拍摄过多部表现中国农村生活的记录片，获得二十多种国际性电影大奖。当初八九民运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人来找卡玛拍片。卡玛开始不敢拍，理由是拍记录片太困难了，再加上孩子还小，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但是卡玛的丈夫——摄影师高富贵经不起朋友热情邀约，参与了拍片计划，又极力说服卡玛加入。不久，政治风向就突然变了，原来力主拍摄该记录片的人退出了，卡玛只好和丈夫一起承担起这个计划。
在专制的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又在民主的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身上带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卡玛一承担，一出手，这部影片就有了不同凡响的视角和独立立场。但她倾注六年的心血所摄制的记录片，给自己带来了摆不脱的麻烦。中国官方和某些异见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她。用卡玛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中国政府方面不肯放过《天安门》。他们指责这个影片“歌颂暴徒，误导观众，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片进行长期的围追堵截。1995年纽约电影节因放映《天安门》，遭到中国当局的抗议，张艺谋被禁止前去参加首映式。其后，香港、悉尼、柏林和旧金山等电影节也受到种种压力。汉城电影节因考虑到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最后把《天安门》从节目单上删掉了。连以帮助独立影人为宗旨的美国“太阳舞电影节”，在获知中国政府的抗议后也不再邀请卡玛了。此外，有西方基金会因为卡玛拍过《天安门》，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资助卡玛，令卡玛的事业举步维艰。
来自柴玲等学生领袖方面的纠缠和报复，比起中国政府来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天安门》的愤怒声讨，类似文革时期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运动。柴玲和她的支持者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却一口咬定卡玛受中国政府指使。他们谴责卡玛等人“恣意亵渎污蔑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本身”，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是一群苍蝇，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疾病”，……。
追究卡玛的政治背景涉及到她的父亲和姑母，甚至那位和卡玛同名的老教育家奶奶。卡玛的奶奶曾于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带领美国学生前来中国旅游访问，也被人张冠李戴，说成是卡玛率领外国“红卫兵”串联回京。当年那位被红卫兵辱骂、被排除革命群众之外的洋少女卡玛，此时于众口烁金中成了“铁杆毛分子”和“特殊贵族”。柴玲的前夫封从德还以“八九天安门运动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卡玛夫妇的公开信，毫无根据地指责影片《天安门》里有“史实错误”。柴玲本人则以雄厚的金钱势力雇请多位律师，气势汹汹地打一场欲致长弓公司于死地的恶意骚扰官司。
◎ 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人道主义
当卡玛还是五、六岁的小女孩时，有一次和北京的孩子们捉蚂蚱玩。那时中国没有爱护自然和动物的教育，孩子们抓住蚂蚱的腿一根一根往下拽，不曾想到蚂蚱也会有痛苦。一位在中国教书的英国女教师看到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残忍，蚂蚱也是生命啊！”对此，卡玛至今记忆忧新。
少年卡玛和她的一批离经叛道的中国朋友们，在文革中看了很多如《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一类流散到民间的内部书籍。《新阶级》的作者德热拉斯的一段话，对卡玛来说如同醍醐灌顶:“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最令卡玛终身难忘的是，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位白军领导人、贵族朗特纳克侯爵最后的举动。被围困的侯爵本已成功出逃，但他在听见三个小孩的母亲凄厉的呼救声后，毅然返回城堡，勇敢而镇静地救出那三个孩子。而侯爵的敌人——共和国军领袖郭文因为释放这位拯救孩子的侯爵，自愿走上断头台。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深受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的卡玛，在她的记录片生涯中遇上了一个血腥而残忍的六四事件。她的立场毫不含糊：“政府开枪杀人都是有罪的，是绝不能原谅的。”但另一方面，她的文革经历、敏锐头脑和思辨能力，使她对任何漂亮口号都持一种审视的态度。她看到了学生领袖们在八九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虽然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弱点，但她觉得不应该掩盖和认同。
这就是柴玲对卡玛产生深仇大恨的起因。由于柴玲拒绝接受采访，卡玛只能用当时的资料以及别人的采访来表述她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这样，柴玲于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金培力采访中的言论被影片引用，其中就有“期待流血”这一缺乏人道精神的说法，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议。
这个记录片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错综复杂的。那里仿佛有一个个追问：那个血腥的事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形成的？如果学生领袖们懂得妥协，事情是否会有另外的结局？如果像某些学生领袖所说，民主事业需要用鲜血来唤醒人民，那么，中国进步的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付?
◎ 给有志者提供一本民主教科书
不管《天安门》提出的问题如何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不能对它闭上眼睛，而必须诚实面对。再正义的事业里也包含着危险的种子，我们无权掩盖。由于这段历史还不够久远，双方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声名，都只调动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书写自己的光荣历史，否认并压制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和观点。这样，力求诚实公正的制片人卡玛，就成了双方诅咒和仇恨的替罪羊。
像笔者这样因六四入狱、流亡的人，长期以来倾向于认为，学生运动虽然不成熟但依然伟大依然光彩夺目。我们不愿意在清算中共的屠杀罪行之前，质疑学生阵营内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着想，就必须承认，我们需要一些像卡玛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超越政治派别，坚持原则追求真实，挖掘出民主运动自身的问题和弊病，给后来者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玛的影片是一本有益的民主教科书。
首先，影片凸显了反抗者自身理念的困境，例如，主张罢课的学生要组织纠察队把教学楼封起来，不让想要上课的同学去教室，剥夺别人选择的权利。主张绝食的学生因无法在市高联取得多数支持，就越过组织程序，直接以个人名义发动群众绝食。未经选举产生的“广场总指挥”柴玲，也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中，讲述了广场上学运成员间的“权力斗争”。由此可见，反抗中共不民主，并不等于自己就成了民主的化身。
卡玛在影片的解说词中表达了她深沉的思考：“当个人挺身反抗强权的时候，他仍旧背负着强权所施与他的教化与伤害。这些烙印并不会在振臂一呼中消失。”卡玛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她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位写历史小说的美国朋友所说的话，“人们常说﹕‘不懂历史的人会受到重演历史的惩罚。’那么懂得历史的人呢？他受到的惩罚就是当历史正在重演时，他很明白展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出新戏。”
其次，正视问题所在是改进未来的社会运动的前提。当时学生领袖们表现出来的诸多弱点，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有关，也与共产党长期的教育有关，有些甚至是人性中普遍的矛盾。卡玛一再强调这些弱点是可以理解的，是令人同情的。但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天安门的孩子”如今已是为人父母的中年人，他们是否有所反省、有所长进？
我们每一个从那场劫难中幸存的人，都应该为不幸的死难者承担道义责任。例如王超华就曾痛哭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那些曾经通过排斥异己而控制天安门广场的人，他们今天承担了多少责任？那些今天签署公开信指控卡玛的广场领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理性面对自己的失误，从而放弃偏袒柴玲的做法，忠诚于自由民主理念而不是追随某一个人？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Daniel Bell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他说：“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所触及到的是一切处于革命状态的社会的本质及其艰苦的历程。”这就是说，一切有志于为社会寻找出路的人，为争取更好的社会前景，都需要面对天安门事件这个艰苦的历程，需要以过去的知识、经验和教训来帮助自己定位。因此，描述真相的记录片《天安门》，就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
－－－－－－－－－
原载《多维月刊》2009年9月号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 国庆将至，北京气氛紧张。据9月19日的《新京报》报道，北京一些大型超市的菜刀全部下架。
该报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发现，超市内的菜刀已全部下架，就连水果刀、裁纸刀等刀具也难寻踪迹。超市一名工作人员说，临近国庆，他们接到“上级”命令，“十一”前和“十一”期间不得出售菜刀等刀具。
沃尔玛超市知春路店，菜刀也已停售。该超市一名值班经理表示，他们接到公司上级通知，国庆期间为确保治安，菜刀被临时下架；如果购买菜刀等刀具，可到小型日杂店和市场购买。
新京报的报道强调说，“北京警方表示，没有下达任何命令要求超市停售菜刀。”但未指明下命令的是哪个机构。
北京的另一家都市报《法制晚报》在8月29日就已报道，北京地区的沃尔玛、家乐福、物美等连锁超市已将菜刀、水果刀等刀具下架，仅少数小型超市或日杂商店里仍然可以买到。
该报道引述超市负责人说法，刀具9月底会重新上架。但未说明为何禁止销售这些刀具。
作者 马丁
发表日期 20/09/2009 更新日期 19/09/2009 22:48 TU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近日遭到中国大陆官方封杀。对此，龙应台昨天首次作出回应。她说，两岸理解需要时间，等大陆有时间看完这本书后，“我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龙应台9月2日在台北为她这本新作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龙应台希望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大陆建政60周年的时候，不要只知道庆祝和歌功颂德，而是省视历史，对于战乱造成历史创伤向人民道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说，她在书中没有区分本省和外省、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战争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胜利。对于北京当局即将迎来的建国60周年，她提醒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庆致辞中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向人民道声“对不起”，对经历战乱的人民展现疼惜，而不是只有庆祝的典礼。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她的新作，这可以让对岸人民看见台湾历史的伤痕，从中认识台湾，会比较深刻。
距离“十一”还有10天。北京正在加紧筹备建政60 年的各种彩排，除了要举行盛大的阅兵之外，还要组织有近20万人和60辆彩车组成的大型群众花车游行，策划各种歌功颂德的主题，事先赶制和推出《建国大业》这样的宣传影片，令人想到1965年庆祝中共建国15周年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针对海峡对岸欢天喜地筹备庆典，龙应台说，在北京庆祝建政6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不想一想，还停留在用军事的单一角度来看整段历史，怎能还用庆祝的口吻？怎能庆祝当年被你歼灭的数百万国军？难道不觉得这些亡魂都是你的手足兄弟？
龙应台的这部新书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她呕心沥血，酝酿十年，闭门400天，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 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之后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转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近日却传出大陆官方出面，要求各入口网站删除文章。
看到自己的新书遭到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昨天表示“我不着急、没有关系、慢慢来”。龙应台当天答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说，海峡两岸相互理解需要时间，新书强调的就是温柔的力量与和平，所以不用着急。她说，现在大陆正紧锣密鼓筹备10月1日国庆典礼，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好好读这本书，她相信封杀她的当事人还没有好好认真看过这本新书，“等到他们看完，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据报道，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一些人物的真实经历，梳理60年前的历史伤痛，讲述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至今60年的历史。书的开头讲述一位24岁的应美君，在1949年1月的兵荒马乱中，为了跟担任宪兵队长的丈夫龙槐生相聚，抱着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涉江渡海来到台湾。龙槐生和美君来台后生下的女儿，就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代表战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龙应台为了写这本书，探访了多位走过战乱年代的外省、本省老兵，希望再现一个真实的“一九四九”。书中由许多无名人物的叙事构成主线，以个人情感和命运为主轴，展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为了真实再现这段历史，龙应台拜访了许多长辈，包括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因为身为日军俘虏营监视员而在战后被判刑10年的柯景星、参与接收台湾的70军成员林精武、加入国军后又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东卑南族陈清山和吴阿吉；还有马英九总统的母亲秦厚修、作家白先勇等人；他们在1949年时所遭遇的故事，都成了龙应台笔下的生动题材。
“打开伤痛记忆的黑盒子”，抚平历史创伤，就是这本书的期待。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到她的这本新作，后人要从前人的悲惨历史中深切认识战争的悲痛，希望两岸对历史有一些共识，而不是像60年来那样互相捂住历史的盖子。如果不是这样，为了某种政治原因而封杀她的书，大陆人民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台湾，更不用说了解台湾历史的伤痕。龙应台说，一九四九年，不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胜败，而是“国家的悲剧”。
谈到1949年以来的台湾历史，龙应台说，外省人1949年来到台湾和本省人共同生活，组成命运共同体，但彼此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感脉络，不懂对方的伤痛；60年过去了，记忆的黑盒子还是没有打开，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只有将记忆的黑盒子打开，才能避免伤痛转化成政治上的斗争。
龙应台回顾说：“我们共同生活了60年，相儒以沫，你走在街上、进入电梯，进入高铁车厢里，每天挤在一起的人，你其实60年来从没问过身边那个人，他心里最痛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竟然凑合着过了60年，而没有真正把整个边缘化的盖子打开过？我想说的是，你心里的伤痛，如果没有打开过，它永远不会治疗好，然后它就会恶化，转化成政治斗争。”
龙应台的这段话说得好。我想，这不仅仅是对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说得 的，也应该是对两岸人民说的，尤其是对大陆人民说的。
龙应台回顾一九四九
发表日期 19/09/2009 更新日期 19/09/2009 21:54 TU
在海峡两岸广受推崇的台湾文化人龙应台上月出版了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据称，“为写这本书，龙应台酝酿十年，走过三大洋五大洲，耗时三百八十天，行经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多地，从其父母亲的1949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和乡下的老人家等各色人等的故事。”
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龙应台呕心沥血，闭门400天，之后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 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转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近日却传出大陆官方出面，要求各入口网站删除文章。
看到自己的新书遭到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昨天表示“我不着急、没有关系、慢慢来”。龙应台当天答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说，海峡两岸相互理解需要时间，新书强调的就是温柔的力量与和平，所以不用著急。她说，现在大陆正紧锣密鼓筹备10月1日国庆典礼，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好好读这本书，她相信封杀她的当事人还没有好好认真看过这本新书，“等到他们看完，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传出遭到中国大陆官方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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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媒体 | 2009.09.18
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德国准备个人艺术展览期间，因头痛加剧入院治疗，医生诊断为颅内瘀血。这是成都公安八月殴打艾未未的后果。周一，艾未未在慕尼黑接受头颅钻孔手术，引出瘀血，减轻了颅内脑压。《德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未未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遭到无情打击的经过。
《德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写道："在中国，艾未未是批评政府的最知名人士之一。出自政治原因，他中断了参与北京奥运体育场设计的工作，拒绝出席奥运开幕式。政府没有阻止他的行动，甚至奥运期间也没有封闭他的博客。但是艾未未启动了一个项目，收集记录四川地震灾难中死亡儿童的姓名，这个项目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是因为这位设计师以这一行动抨击当局，认为当局对地震的灾难性后果负有责任。
8月12日，艾再次前往四川，想到法庭为环保人士谭作人作证。谭作人因地震后建立了一个受害者数据库，受到起诉，罪名为诽谤。艾未未到达旅店后不久，公安就冲进他的房间。这位艺术家后来对路透社说，他们像故事片中的强盗一样，为所欲为，太可怕了。"
《南德意志报》的评论说，毛泽东时代艺术家接受"痛苦改造"的日子早已过去，对中国行为艺术家的作为，今天共产党听之任之，但是对政治活跃的艺术家，党就露出了强硬的一手：
"所以，艾未未倒楣并非因为他创作了批评性艺术作品，而是因为他迈出了积极进行政治活动的步伐。他做了那些本来应该由中国媒体和监督部门做的事：他前往地震灾区，进行调查，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遇难者人数、报道当局的腐败、马马虎虎的工作作风和掩盖真相的做法。
像他这样勇敢的人被拘留、甚至人身遭到虐待的事件现在越来越多。北京中央政府并不沾手，干这些事的大多是地方当局。他们害怕调查报道，有时还利用当地黑社会的打手。"
艾未未把他在四川受警察殴打和在德国住院治疗的照片传送到互联网。《柏林日报》见到的艾未未身体虚弱，头上打着绷带，身上挂着输液袋。艾未未说：
"应该让人们知道，我们在中国生活在一个警察可以残暴虐待和平公民的制度下。如果受害的人不能像我这样幸运地得到头等医疗条件，就会留下脑损伤。四川事件发生后，艾未未立即控告了警察。与艾未未有良好关系的北京律师刘晓原说，当局在拖延调查，即使想调查，也要到'十一'国庆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发表日期 18/09/2009 更新日期 18/09/2009 23:14 TU
日本共同社三名到北京采访中国国庆彩排的日本记者，周五晚上在北京遭到中国当局的暴力对待。
据法新社东京消息，日本共同社今天凌晨证实了该社三名记者在北京遭到中国当局人员恶意踢打的消息。
日本共同社说，该社三名记者奉命到北京采访中国国庆预演，昨天周五晚上，中国当局的人员闯进日本记者的旅馆房间，用脚踹这三名记者，还摔坏两部电脑。共同社说，有一名文字记者和两名摄影师被踢，中国当局的人员还打他们的头，逼他们跪下。
共同社未说“当局”指的是什么机构。中国今年庆祝建政60週年，目前正在加紧进行庆典彩排，有大批安全部队进驻北京。共同社三名记者下榻的旅馆，正好靠近中国国庆活动举行的地点。
三名日本记者遭到中国当局暴力对待的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共同社指出，该社记者的采访并未违反中国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国外交部虽然在9月6日国庆彩排预演时下令不准媒体采访，但在那之后，并没有再外界重复这类限制。这是继本月初三名香港记者在新疆采访遭到殴打之后，又有三名日本记者在北京采访遭到中国当局暴力对待。
清华:“五道口理工学院”或者“五道口工程技术大学”
北大:“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或者“中关村应用文理学院”
人大:“中共中央第二党校”
北师大:“积水潭师专”
北京理工大学:“魏公村汽配维修服务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专政工具生产厂一厂”
中国农业大学:“海淀种猪选育场”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子弟学校”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国安局岗前培训中心”
北京语言大学:“中央统战部亚非拉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技术研发中心”“五道口计算机学院”“学院路小飞机实践基地”
北京邮电大学:“明光村中学附属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京津唐地区预备炼钢工人培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中共中央宣传部储备干部培训中心”“定福庄二小附属大学”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五道口理工学院东单屠宰培训基地”
北京电影学院:“蓟门桥北爱情动作片拍摄中心兼青年男女伦理研究与实践基地”
北外:“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俄文大队”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法律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或者“军都山政法干校”
法大研究生院:“昌平法律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蓟门里分校”或者“军都山政法干校蓟门桥下岗再就业培训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壮志路街道辩论队”
西北政法大学:“延安讲武堂西安分堂”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区瓜果副食公司”
中南财经政法:“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地区二分校”“茶山刘法商会计管理计算机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或者“538路终点站大学”
南京大学:“浦口农民‘运动’讲习所”
南京财经大学:“仙林香樟园周末情侣房消费主力小分队”
河海大学:“江苏水利高专”
东南大学:“九龙湖高级技工学校”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职教师资培训专科”
南京邮电大学:“三牌楼业余无线电俱乐部”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理工学院”或者“东川路男子职业技术学院”
复旦大学:“五角场文秘职业技术学院”或者“五角场社区职教中心”
同济大学:“上海市第一建筑施工队”
上海大学:“宝山区落榜青年高复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俄文高专”
东华大学:“国立黄道婆高专”
上海海洋大学:“中国大闸蟹良种选育基地”
吉林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即“中央党校东北军法专校”
新东方:“私立留美预备学校”
西安交大:“西安铁道医院泌尿外科专门医院”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又称“虹梅南路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简称“虹梅高师”或“虹梅女专”,是“普陀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原普陀区长风二中附属大学）”的分校区。
浙江传媒学院：“江浙地区高官富商N奶文化技巧培训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关山口职业技术学院”，“新屋熊国立大”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高大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基地”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老河山职业技术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搬家公司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医科大学：“北二马路医学院”或“和平一小附属卫校”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农务学堂”
中国民航大学：“666/678大学”“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后勤总公司”“张贵庄灰机驾驶培训及考核基地”“21世纪中国民用飞行器设计维修中心”
天大和南开：“六里台七里台八里台联合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黄浦江驾船员培训基地”
华东理工大学:“徐汇区家电维修站”
华东师范大学:“普陀师专”
上海师大:“徐汇区下岗青年再就业培训基地”
上海体育学院:“五角场武术学校”
中山大学:“广东应用文理综合学院”或者“海珠区青年康乐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天河区幼教师资培训基地”
华南农业大学:“中科院华南自由落体研究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白云山麓高级公关小姐兼语言培训基地”或者“白云山发情尼姑庵”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中医职业技术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截肢研究所”(无语那个语。。。)
深圳大学:“南山区青年创业培训中心”
汕头大学:“中央驻港联络办汕头统战办公室”
武汉大学:“珞珈山综合职业技术培训学院”或者“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地区一分校”
山东师范大学:“中华联合考研培训基地济南实验学校”或者“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培训学校济南分校”
厦门大学:“厦门反散步协会附属实验学院”，或者“教立中华佛教协会闽南佛学院修行基地”
上二医：“重庆南路教育超市附属鲜肉加工厂”
长安大学：“西北道路桥梁维修服务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门被雷光棍博物馆”（出校门就是南雷和北雷村）“长安区兴隆县玛钢厂附属雷村电子科技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呼啸山庄”（一年只刮两次风，一刮刮半年）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镇理工学院”或者“五山禅寺”
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第二研究所”，“关中农民讲习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太阳宫女子职业技术高等专科学校”
青岛大学:“青岛市南黄金路段最粗钉子户”
中央民族大学：“魏公村清真餐饮培训基地”
北京物资学院：“邓家窑村立大学”，“天赐良院”
江苏警官学院：“中国专政工具生产集团江苏分公司”
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区）：“三大动力家电维修中心”
哈尔滨理工大学（西区）：“哈西锅炉制造厂子弟学校”
哈尔滨理工大学（南区）：“征仪路翻译职业学院兼信息管理通讯中心”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二里沟走读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大光明桥琴瑟歌舞协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龙王子弟学校”
安徽农业大学：“华东地区化肥销售总代理”
大连海事：“交通部嫡系部队”
中央戏剧学院：“南锣鼓巷第二百五十小学”
东北财经大学：“大连男子会计学院”或“东北青年疗养院”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停水停电断网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南广生态园”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尧山校区）：“广西养牛基地”
扬州大学：“纵贯线综合农牧场”
东北师大：“教育部赴日留学预校”
江西财大:“老区高考高分撞车遇难者收容所一部”
湖南大学：“岳麓山管理处附属学院”
阜阳师范学院：“阜阳三中附属大学”
北二外：“韩国驻京子弟学校”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兑山小学附属华侨大学”
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地区抗日军政大学俄文大队”，“爬山减肥学校”
湖南商学院：“桐梓坡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南外环理工大学”、“山东大学佛学院”
第二军医大学：“虬江尸体回收中心”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中常委指定高校生自杀心理学及边缘崩溃学说临床实验基地大兴分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盘城气象预报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广埠屯女子师范专科学校”
中南财经：“茶山刘大学”
湖北大学：“徐东村幼儿园附属大”
浙大紫金港校区：“三墩工学院”
天津财大：“天津村党委财务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陆军学院：“西北第一监狱”
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市二仙桥石头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总参谋部歌乐山疗养院”
国立华侨大学：“国立华侨待业青年疗养基地”
首都医科大学：“河北菜户营大学”
东北大学：“沈阳南湖职业技术学校”
西南大学：“北碚天生路老师和农民专业培训中心”
北京体育大学：“亚洲第一青年疗养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徐家庄电器装修学校”
湖北大学：“武昌区中小学生家教培养基地”，“武昌区经济发展储备大”
内蒙古农业大学：“呼市二苗圃军事管理监狱
四川大学:成都七中附属大学”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福州第二福利院”，“福州第二老年大学”，“中科院物理研究院后院”，“西禅寺青年预科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地铁公司西直门分公司”
南京农业大学：“卫岗乳业附属学校”、“国立中山陵园附属农专”、“卫岗农专”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司法部直属监狱”
同济大学嘉定校区：“黄渡理工大学”，“黄渡镇男子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男性监狱”，“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山东煤炭工人扫盲基地”
中科院研究生院：“中科院系统临时工入岗培训班”
江西理工大学：“金沙湾大学”（黄金校区）..
成都电子科大：“高新西区多功能娱乐休闲庄”（可免费享受无线上网，附鸵鸟免费参观）
安徽大学磬苑校区：“肥西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肥西县职高”，“芙蓉职高”
安徽大学龙河校区：“肥西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龙河路分部”
湖北大学：“沙湖职业技术学院”，“徐东大学”
武汉音乐学院：“解放路连锁KTV”
三江学院：“警嫂学院”（江苏警官学院旁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丁解村气象站”
西南大学：“天生桥土豆及茶叶研究所”
黑龙江科技学院：“哈尔滨市江北地区糖厂职业技工学校”
上海海事（新校区）：“东海渔船舰队”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水产基地”
江苏科技大学：“小牛村养蚕所”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郫县高级男子技术学院”
外交学院：“展览路加油站附属学校”
河海大学:“江苏水利高专”
厦大漳州校区：“大径村村立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区：“花家地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水产基地”
安徽财经大学:“华东脑组织病变儿童康乐中心”，“龙子湖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师大：“岳麓区教师进修学校”
青岛农业大学：“城阳实验中学附属大学”“古庙头牛学院”
海南大学：“海甸岛人民免费公园”
河北大学：“上古村职业技术专修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栾金村渔业运输劳力资源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海淀区新东方职业厨师进修学校”
四川外语学院：“歌乐山女子翻译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教徐州煤炭职业计术专修学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家沟轮船修造高级专科学校”
大连理工：“红凌路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兰州大学：“榆中高原夏菜研究与生产基地”
山东工商学院：“煤炭孤儿疗养院渤海分院”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对外交流演出团”或“魏公村歌舞团”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城猥琐男教育中心”
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合称：“华中高等情侣培养技术中心”
最后
北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理工=“中外民工大学”
·方舟子·
自生命起源到现在的数十亿年间，地球上大约出现过数十亿个物种，而现存的物种只有大约数百万个，也就是说，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物种，99％以上都已灭绝。没有一个物种能够永世长存，现存的物种以后也会一个一个地灭绝。物种灭绝是一个一直在发生的过程，大部分（约占三分之二）的灭绝是由于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环境的变化等进化因素，分散地发生的，被称为背景灭绝。但是剩下的三分之一的灭绝，却是集中发生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仿佛祸从天降，许多物种一起灭绝，被称为大灭绝。
物种大灭绝让地层中的化石分布出现了断层，某类群的化石完全消失了，而被新的化石类群所取代。地质学家根据古生物化石类群的更替现象来划分地质年代，把地质年代划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三个时期，每代之下再分为几个纪。
古生物化石的更替现象在代与代更替时表现得最明显。从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二叠纪）到中生代的第一个纪（三叠纪），化石分布存在着最显著的跳跃，表明发生了生物史上最大的一次灭绝：在古生代大量存在的三叶虫到了二叠纪末期（约2亿2500万年前）再也找不到，而且96％的海洋生物物种也都灭绝了。从中生代的最后一个纪（白垩纪）到新生代的第一个纪（第三纪）的化石分布变化也非常明显，这一次的物种大灭绝规模虽然比不上三叠纪大灭绝，却最为著名：在中生代盛极一时，曾经主宰大地两亿年的恐龙，到了白垩纪后期（约6500万年前）完全不见了，同时灭绝的还有大约70％的海洋生物物种。
生物史上的大灭绝并非只有这么两次。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表明，生物大灭绝在历史上共发生过大约23次，大约每2600万年发生一次，似乎具有周期性。对于物种大灭绝的发生是否真的如此频繁和有规律，还有争议。但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至少有5次物种大灭绝是非常明显的。物种大灭绝即使不是有规律的周期性现象，也是反复发生过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反复地发生？
恐龙的灭绝最为著名，研究它的人也最多，形形色色的“恐龙灭绝理论”不断地被提出。气候变化、火山爆发是经常被提到的因素。有的恐龙灭绝理论比较有创意，比如说哺乳动物把恐龙蛋吃光了。有的理论则到了荒谬的地步，比如说恐龙是集体自杀的，是被外星人吃光的等等。
终于，有一个恐龙灭绝理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1980年，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路易斯·阿尔法雷兹等人提出，恐龙灭绝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引起的。这样的撞击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相当于几十万颗原子弹在地球上同时爆炸，足以引起物种的大灭绝。这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并非空口无凭。阿尔法雷兹等人发现处于白垩纪和三叠纪边界的岩层含有高浓度的稀土元素。稀土元素在地球岩层中虽然稀少，在陨石中却含量很高，因此这种异常现象表明在白垩纪后期，曾经有一颗大陨石跟地球相撞。1990年，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发现了一个直径长达180公里陨石坑，被认为就是那次撞击留下的。
现在已很少有科学家怀疑，在6500万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惊天动地的陨石大碰撞。但是，在那个时间段发生过陨石大碰撞不等于就是它引起了物种大灭绝。在其他地质时期也有曾经发生过陨石大碰撞的迹象，但是当时的化石分布却无任何异常。不少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火山频繁爆发、气候变化或哺乳动物的兴起才是恐龙灭绝的主要因素。其它的几次大灭绝，我们连发生过陨石碰撞的迹象都难以找到。物种大灭绝是不是还有别的更普遍的因素？
如果我们能够统计各个地质时期物种灭绝的规模，说不定能从中发现什么规律。但是一个物种的化石数量往往非常稀少，对它们进行统计容易造成误差，如果统计属（相似的物种组成一个属）或科（相似的属组成一个科）的灭绝情况，就要准确得多。这是个极为繁琐的工作。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塞普科斯基在图书馆泡了10年，统计化石数量最为丰富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各个属、科产生和灭绝的时间。这项工作在1993年完成后，又激发了其他人去统计其他类群的古生物的情况。
把这些数据汇合在一起，计算各个地质时期灭绝的科的数量，不出所料，通常灭绝的规模不大，但是时不时的，会出现灭绝的高峰，最高的5个峰，对应着最大的5次灭绝。这样的结果似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是在1998年，有两位物理学家换了个角度分析塞普科斯基的数据，统计灭绝规模的分布情况，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灭绝规模每增加一倍，发生的几率就减少为四分之一。
这表明生物灭绝和地震、森林大火、沙堆坍塌一样，发生的频率也遵循幂律。当我们见到大事件时，总是习惯于认定它必然是由某种特殊的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以前介绍过，幂律表明，大事件的发生因素与小事件的发生因素相同，它们的出现纯属偶然，是处于临界状态的系统发生连锁反应的结果，并没有特别的“大”因素（参见《野火烧不尽》，本版2009年9月9日）。当我们挖空心思要为物种大灭绝寻找特别的原因时，是否也误入歧途？也许，全球生态系统和地壳、森林、沙堆一样也处于临界状态，物种大灭绝和背景灭绝的发生因素并无不同，乃是普通的进化过程中一个罕见的，但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结果。
2009.9.14
（《中国青年报》2009.9.16）
(XYS20090917)
时事风云 | 2009.09.16
法国寻找核废料终极存储地的工作同德国一样艰难。出于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考虑，被选中作为存储地的当地居民当然会非常不高兴。尽管如果成为核废料的存储地，地区政府会由此而获得大笔工业税收。
法国是个核国家。那里一般来说，无论是建造核电站，还是处理核废料，都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和纠葛。法国总统萨科奇上台以后也是如此。然而在迄今默默无闻的行政管理区奥布区，一座名为欧克松的小村庄，现在却公开采取了反抗行动。虽然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进行了公开招标，但是迄今欧克松没有一个地方同意接受勘查，成为核废料的终极存储地。村里1千多位村民举行的示威活动，迫使乡政府收回了早先做出的决定。
对此，村民自发性组织" 欧克松说不"的主席表示由衷地高兴。她说：“乡政府代表现在终于懂得要征求和听取老百姓们的意见了。虽然他们这样做有点晚了。如果能早点这样做，当然会更好。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项目是无法在我们这个地区实施的，因为老百姓全都不同意。”
在此期间该乡的乡长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小小的奥克松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核废料说不的村庄。此前还有一个74人的小村，也让核废料处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吃了闭门羹。
迄今为止，法国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为储存法国的核废料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周折。在它向3000多个可能适合存储的乡镇发去了询问信函后，去年只收到了40个同意储存核废料的乡镇的回复。而其中只有10个乡镇地区，被确定为理想的储存地。后来它们中又有两个小村庄突然宣布成立了非核区，并表示愿意放弃数百万欧元的工商税所得。因此旁观者不由地会提问说，法国这个核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了。反核能组织"远离核能"的洛美说：“法国政府的时间现在已经很紧迫。有关机构目前正积极寻找其他可能的储存地。但是他们知道，在其它地区也会遇到同样的结果。我们相信，法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愿意成为核废料的地下储存地。”
同这种说法相矛盾的是，自1992年以来，奥布地区已经为轻度辐射性核废料设立了两个过渡性储存库。然而此次被选中的地方恰恰是香槟酒的葡萄产地和以产地命名的著名奶酪产地。只要设想一下，那些被埋在地下15到200米深的核废料，将在10万年内具有放射性，就足以让当地老百姓寝食难安了。
德国有关阿瑟核废料终端储存地和格莱本核废料储存地的讨论，对于法国反核人士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法国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负责人曾在法国地方电视台-法国三台发表讲话时，称法国乡镇的抵制行为是反核能狂热分子们恶劣的，诉诸于暴力的煽动，以及极尽能事诬蔑的一场运动。这位负责人说道：“我认为，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都不应当遭到这么多谣言，暴力行动和仇恨的攻击。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目前正在积极寻找能够接受我们进行两年探测的地区。而一些试图破坏这个项目的人，往往还不是奥布地区的居民。”
由于担心地区性反抗会进一步蔓延，有关部门并不想再次公开重复这样的说法。现在法国国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悄悄地尽快地找到另外两个地点。因为到2011年之前，核废料储存地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法国2006年通过的法律中规定，最晚到2019年之前，法国必须解决核废料的最终储存地问题。
作者：Siegfried Forster/韩明芳
责编：乐然
缅甸貌强来稿／彭家声是果敢领袖。2009年8月8日，缅甸政府军突击他的家，并攻占了果敢特区。日前伊洛瓦底Irrawaddy出版社记者采访了他，问及军政府的攻击问题、中国扮演的角色、他对非法毒品买卖的申辩、改编为边卫队问题、缅甸众土族的未来等等。
伊洛瓦底出版社是1993年由流亡国外的缅甸记者们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无党派与政治偏向，与任何政府或政治组织无关连，其期刊与网站提供缅甸与东南亚新闻给缅甸与国际社会。以下是伊洛瓦底记者问，果敢彭家声主席答。
问：您能告诉我们目前果敢特区的情况吗？
答：8月8日事件是军政府一手制造的。军政府老早就想消灭少数民族的地方军，这是大民族消灭小民族——典型的大民族沙文主义，是一场屠杀。为了避免继续伤及果敢人民，缅甸民族民主联合军（即果敢联军）只好撤退——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支持果敢人民的国际社会所愿意看到的。
现在果敢特区的情况更复杂了，情况很坏。政府军占领果敢区已经10天，据多方报道：政府军打劫、强奸、杀害平民。许多人不敢回家。中国商人的店铺不是被毁就是被抢。这是一场大灾难。果敢区的昔日繁荣，已不复存在。果敢人民深陷悲痛中，果敢人民深受伤害。战争会漫长，绝不可能很快结束。
问：您跟军政府签的1989年停战协议已毁。军政府进攻果敢区，并想逮捕您，您认为其背后企图是什么？
答：1989年3月，果敢人民同意和平与发展。同年，其他17个地方武装力量也开始跟军政府和平谈判——结束了我国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我们的同盟军也是军政府所承认的合法地方武装力量。在和平与发展的过去20年岁月，我们果敢区成为缅甸第一个答应国际社会决定停止生产毒品的地区。
我们在2002年就强力禁止罂粟在果敢种植。我们禁止生产毒品的努力与成果，获得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承认。在世界食品计划、中国政府与其他国际援助机构的帮助下，我们遵照计划种植了许多罂粟代替物，如甘蔗、茶叶、核桃与其他农作物。在罂粟代替物方面，我们取得很好的成绩。我们果敢人民勤劳努力，每个人一步一步离开了贫穷。可是，军政府为达到一手控制全国的目标，就破坏和平，向我们停战集团动手。
问：政府军攻下老街后不久，其国营媒体就反复指控您参与非法兵工厂和毒品。您对这些指控有何申辩？
答：缅甸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政府。军队不能代表政府。1990年大选后，军人集团就篡夺了国家权力。自此，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真正的政府。国际社会从来没有正式认可军人集团为（缅甸）政府。目前，缅甸这个国家是由军人集团成立的一个临时委员会所统治。该临时委员会以前叫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后来改称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政府军其实也是一个土族地方军，它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为了国家的和平与福利，果敢人民在1989年主动接近军人集团控制的委员会——为的是捍卫国家和平，让人民能过和平生活。
过去20年，我们对军人集团既信任也尊重。我们的政治主张仍然一如既往：支持中央政府，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国家统一，争取果敢人民的自治权。我们从来不要求分裂出去，我们只要求果敢人民在缅甸众民族中有被认可的地位。
问：在最近的冲突中，有多少人被杀害？
答：在最近的冲突中，果敢人民损失惨重。在战争中，14名果敢军被杀。平民死伤人数我们无可奉告。举个例子：有些青年人跟着叛徒白所成与其军队去了。打仗时政府军叫这些青年人开枪。他们不服从——因为他们是果敢人，他们不杀自己人民。于是政府军拿走了他们的武器，然后用机枪扫射他们。在8月27日，有27果敢年轻人被集体射杀。
问：为何军政府单挑你们下手？除了军政府指控你们参与鸦片与非法毒品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答：上个月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从来没想过会发生。果敢联军是国家的合法武装部队之一。我们的所有武器都是老旧的，弹药是缅甸共产党留下的。许多旧武器需要修理。修理武器理应有工厂——军政府驻扎果敢的军官门全清楚知道这工厂，他们也来参观过。然而，他们现在拿这做藉口，向我们痛下毒手。背后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要消灭果敢联军与其他土族地方武装力量，实现他们所控制的“统一”国家。毫无疑问，他们不满足于消灭果敢，他们会找种种藉口，对其他土族地方武装力量发动战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藉口多的是。
政府军是我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它可以压倒一切它想压倒的土族地方军。它先给任何停战集团套上“毒品”、“武器”等莫须有罪名，然后动手收拾他们。目前的毒品情况：比如我们掸邦四个特区，连国际调查机构都证实是无罂粟种植区。然而在军政府控制区内，却拥有超过25万亩的罂粟种植——这就是缅甸将军们的所作所为。
问：包括果敢联军在内的许多土族停战集团无不拒绝改编为缅甸将军们的边卫队。您为何反对缅甸将军们的计划——改编为边卫队？
答：我们其实不反对把我们的军队改编为边卫队的计划。问题是缅甸将军们的条件太苛刻无理——举个例子：所有50岁以上的军官一律被迫退休，自找活去。所有地方政府的关键领导人与军队指挥官，都要由军政府任命。这些提议，没有任何停战集团肯接受的；当地人民也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我们需要一个高度民族自治权来保护我们果敢人民的利益。
问：果敢和其他土族集团不喜欢2008年宪法。您看出它有哪些不对的地方？
答：按缅甸将军们的2008年宪法，其实所有权力与利益，都归属他们。少数民族的权力与利益，没一项得到保障。像这种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我们怎么能接受？很少人知道宪法公投时军政府的作弊行为。比如：在我们一些果敢村庄，军人集团要人民去投票，但当地人民不愿参加投票，于是军政府的军官们就自己填写了所有选票。比如明明100名村民投否定票，但公布结果时却变成3000张赞成票。宪法公投就是这样一手制造并通过的。
问：您过去参加缅甸共产党，1989年领导叛变成功。您后来去北京，跟中国官员关系密切。今天，中国是军政府的最亲密同盟，但也是中缅边境众土族集团的好朋友。中国在这次果敢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军政府策划8月8日武装冲突以及随后的整段时间内，中国政府都没有协助我们。我们不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保护或庇护要求。然而，果敢人其实也是华人，难民逃亡中国境内时，当地政府很好地照顾他们。对此我们的确感谢。
问：对正在铺设天然气管道通过果敢区的中国政府，您有什么话要说？
答：我想说的是：不论在缅甸发生什么事，我们是当地华人，我们的根在中国——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为了缅甸华人的权益与地位，我们会继续斗争。
问：对缅甸的未来与众少数民族的前途，您有什么看法？
答：谈到缅甸众少数民族的前途，问题就很复杂。如果缅甸不成立由人民选出的民主政府——由于无法真实代表人民，缅甸少数民族的未来遭遇，肯定会更加恶劣。
问：您有获得边境一带其他土族集团的政治或军事支持吗？他们有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吗？
答：中缅边境一带的所有少数民族停战集团，长期都互相友好、互相支持。我们同命运同遭遇同舟共济。由于一些困难，我们的联盟并无应有之强大。所以，军政府才有机可乘。果敢现在已在他们的手中。
问：您担忧会失去您在缅甸与中国的私有财产和商业机构吗？
答：目前军政府已经没收了我的所有财产。我在中国的财产，也被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拿走了。这是我的困难，担忧没用——解决不了困难。
问：请讲讲难民情况。据报道，军政府的官兵袭击了中国公民。请问：军政府是否想通过这袭击，明显表明自己不是中国的傀儡？
答：军政府所以袭击果敢，我认为原因如下：1.军政府想跟美国、印度、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想跟美国发展与改善关系。为了促进跟美国的关系，军政府急于要证实自己不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傀儡政府——这就是军政府单挑果敢痛下杀手的原因，同时也试试中国政府的反应。果敢人与中国人是同种同血缘。果敢人基本上就是华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支。
缅甸华人历来不被缅甸人所正式承认，所以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与经济地位都很低下。1947年会议后，民族政府才承认生活在果敢的华人是果敢人。其实，果敢人民是华人，是炎黄子孙。1967年的军政府反华暴动，仍然历历在目——就好象昨天发生的一样。即使今天，很多缅甸华人还是不敢表明自己是华人。在1989年果敢联军成立时，所有缅甸华人都把华人武装部队看成是“灯塔”。现在“灯塔”消失了。
2.军政府的军队驻扎在果敢十多年了，他们已经摸清了果敢情况——包括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他们收买了叛徒白所成与魏超仁。在未向我们开战前，他们让我们先内讧，然后让白所成和魏超仁背叛果敢人民，去投降军政府。现在，军政府已经拿下了果敢区，也已摸清中国政府的反应。他们下一步将会大举进攻边境一带的其他少数民族军队。军政府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为所欲为。
问：您现在身居何方？
答：我在果敢区工作好多年，从来没机会到缅甸大城市旅游。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在大城市到处看。我真正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很美丽。我们应该拥有代表人民的政府来建设与发展我们的国家。目前我没有计划回果敢。
（译于2009年9月14日深夜）
中国 | 2009.09.15
中国独立作家戴晴是否能够出席上周末法兰克福《中国与世界》研讨会的问题，一度在媒体中闹得沸沸扬扬。戴晴先是收到邀请，稍后又被“出局”。最终开幕式上神奇地亮相演讲，却又导致了中国官方代表的集体退场。戴晴本人对此感受如何呢？
德国之声：戴晴，您这次专程来法兰克福参加了这次关于中国世界形象的这么一个讨论会，那么您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
戴晴：这个讨论会如果说要是对法兰克福书展做一个热身的话，而法兰克福又是一个文化奥运的话，那么第一呢，就是中方官员他们是很努力地重复他们那套嗑儿。第二呢，就是他们这种努力可能会遭遇到他们想象不到的局面。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听讲者都受你的操纵，像在中国一样。
德国之声：这次讨论会引起了德国媒体非常高的重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您本人。因为您本人的与会之前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一会儿受到邀请，一会儿又出局，最后还是得以成行，您对这样一波三折的经过，现在是什么感受？
戴晴：我觉得，我本来一点都不知道会被邀请参加这个会，我也没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平常想说的，我也在我的作品里都写了。但是呢既然得到了邀请，而又特别是受到了阻拦，也就是官方作的那些小动作，那就把我的拗劲给吊起来了。你越不让我来我就越来，因为这是我的权利。那么也就是我说的：谁要快乐就能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我就是要找我的权利，我要坚持。
德国之声：您是执意要来参加这个会，但是这个会组织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希望你还是不来。德国媒体对这个事情的评论，他们说中国已经能把他们的新闻审查制度出口了，能够直接影响到像法兰克福书展这样有国际影响的一个组织了，您对此有何评价？
戴晴：本来我是，后来德方的主办者就说他要做一个另外的安排，这次你就别来了，等到十月份我再邀请你。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就是找个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吗？这时候和那时候不是一样么？但是后来我又得到了德国笔会给我写的一封信，说我们还是坚持。这次我们坚持。所以我觉得都是朋友，那么我说，你们坚持，那好，我就试试。没想到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看起来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我，但是呢又成了中国走到哪，只要是别人的行为和观点不符合他的意思，他就来玩这一套，什么全体退场啊，发动一大帮人来起哄啊，就来玩这个。你越来玩这个，我是不吃这一套。反正我觉得，最了不起不就是像王实味那样给把头砍掉么，最了不起不就是像胡风那样给关到监狱里么？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我觉得，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你一定要遵守各种制度和规章--当这些制度和规章是众人定出来的时候。
德国之声：中国驻德的大使梅兆荣先生在讲话里对西方媒体提出了很多的批评。说西方媒体一直在努力地丑化中国，矮化中国。您对此有何评论？
戴晴：问题是那些问题有没有发生？你的国家有没有出现毒奶，婴儿的毒奶粉？你的国家有没有出现整村整村的艾滋病人？你的国家有没有民工被打死？你的国家在地震的时候，孩子的名单到今天也不能确定，你有没有这个事？你有这个事，人家报道了，什么叫矮化你啊？如果这种事情在德国发生，比如说，不要说那么大的事，就像我这次遇到的这么小的事情。如果有官员阻止一个独立的声音在某一个场合发出，那你看德国媒体怎么轰他吧。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是非常奇怪，我们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官员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唯一的理解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所谓的老嗑儿，他们这一辈子背得太熟了。
德国之声：还有梅大使他也强调，中国政府在您是否出席这场讨论会的事情上没有过任何作为，一切有关中国曾经压制您来参加会的报道都是编造的。
戴晴：你信么？
作者：达扬
责编：谢菲
七月的一天，我在Gibert Joseph书店邂逅法国人A女士。她说她正在看一本小说，就是这莫言的檀香刑——当然是法文版的。她说这书很精彩，问我看没看过。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作家的，你是知识分子，怎么不看？我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不看小说的，我只看地图……（当时我手里正拿着刚选中的一本地图册）。她中文发音太差，当时我也没听明白“檀香刑”是哪几个字。我知道有莫言这么一号，具体不清楚。
现在晓得这书的内容。不就是红高粱之类的延伸么？不还是“野蛮的好”那一套么？周先生早就说过这个。下面再附周先生的文章——周的文章实在人忍俊不禁。
不过，洋人，至少有些洋人，确实很乐意围观贵国野蛮的好的。
天安门广场安装56根“民族团结柱”
2009 年9月14日，北京，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民族团结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今年的60周年国庆大典上，天安门广场将点缀56根寓意着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团结柱。每根民族柱高13.6米、重达26吨，能抗11级风。柱身防雨而且防火。柱头和柱底选用的是人民大会堂柱体的造型，为莲花瓣和浮雕卷草纹图案。 56个民族人物由民族歌舞团的专家和民族服饰的专家精心设计，每根民族团结柱身上刻画一对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共同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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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记者任丽十四日西安电/为确保国庆期间西安市民和海内外游客的出行安全，西安市公安局全局14000名警力投入国庆安保高度备战状态，近5000名便衣民警、安保人员走上全市公交车辆及站台维安。
当局证实接个别针刺报案
西安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西安市公安局全局动员，14000名警力已进入高度备战状态，500名武警官兵近期将被分配到各分局，实施联勤武装巡逻，1600名警力全天候上街巡逻；1000名警力也已前往基层配合按报工作。全市群防群治队伍人数已达12000多人；民兵、青年志愿者、各类信息员达26000人，分布在出租车、商场、社区、学校等人群密集地，全市共5万个摄像探头在24小时监控各个重点区域。
另据了解，新疆发生针刺事件后，西安市也发生多起针刺案件，记者从一位受害女士处了解到，她在乘坐公交途中被不明人士用大头针扎到，同车另有三人被刺。事发后四人赶往医院检查，经诊断并未发现任何感染现象。
针对坊间传言西安针刺事件频发，西安市公安局宣传处负责人回应称，警方已接到个别受害者报案，目前正在全力追查，并将对肇事者依法严惩。
从13日开始，西安警方与公交公司对接，所有公交车每天都要经过警犬排查才能开往始发站，在每个公交车始发站，所有乘客需先经过危险品探测仪扫描才能上车。近5000名便衣民警和安保员分散到所有公交车上，全程维护车内安全，公交系统内部也在展开自检，要求各乘务员做好安检工作。据了解，该项行动将持续到10月10日。
RFI staff @ 2009-9-15 1:06 阅读(77) 评论(0) 推荐值(1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艺术家艾未未8月中旬在成都被警察殴打后，头部一直不适，9月14日在德国慕尼黑的一家医院检查后，发现是“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目前艾未未在当地接受了手术治疗。
一个月前，艾未未应律师浦志强之请，前往成都，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谭作人作证。
庭审当天（8月12日）凌晨3点，艾未未下榻的宾馆房间被成都警方砸开，艾未未还没完全清醒，对涌入房间身着警服的人说了句：“你们执法要先亮证”，就被对方一拳打了。打人者此后离开现场，但警察却否认打人事实。在此后的纪录片录音中可以听到，不明身份的警察大声叫道“谁打你了？伤在哪里？是你自己打的！”
此后，艾未未及其助手被警方控制在这家宾馆，一直到当天下午庭审结束，未能前往成都中院作证或旁听。几天后，艾未未与刘晓原律师、浦志强律师重返成都，与成都警方多个部门交涉，艾未未工作室将过程拍成纪录片《老妈蹄花》。
北京律师刘晓原对本台记者转述艾未未助手说法称，艾自从在成都遭警方殴打后，一个月来都有头痛感觉，今天突然严重起来了。此前，9月12日艾未未前往德国慕尼黑为慕尼黑美术馆艾未未个展开始布展，当地时间9月14日上午，艾未未到慕尼黑大学医院就诊。
经医院检查，诊断为“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医师要求立即手术治疗。目前艾未未已经在慕尼黑大学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最新情况还不清楚。
此前，艾未未与浦志强律师，刘晓原律师一道，通过成都公安局警务督查和信访办投诉了当地公安的做法，但艾未未投诉一个月了，成都市公安局至今仍没有回复。
刘晓原转述艾未未说法称，等过了六十大庆，不论是什么结果，都要依法律讨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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