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清楚北京网络管理当局封谁开谁到底按照什么标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朝的韬略是孙德隆派：看我高兴。——今天高兴不高兴啊？——没准儿。
[RFI] 罗格表示 ， 从未同意北京奥组委可以封闭一些网站
发表日期 02/08/2008 更新日期 02/08/2008 10:58 TU
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网页头条来看，北京的宣传口径有明显改变，特别强调要以平常心看待这次奥运。署名杨明的记者评述指出：如果东道主心态平和，作任何事就会适度、不出格、应酬自如。心态好的标志，我以为，就是作自己，实是求是，不虚伪、不矫情、不过分在乎别人的评说。这虽然只是一个记者的评述，是一家之言，新华社网站把它作为头条，可见在中国最近的宣传报道中，存在着实在太紧张的奥运恐怖症，唯恐出问题，一味强调安全，设法控制舆论。
对于北京奥组委声称封闭某些网站曾经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同意一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今天已经正式否认。
法新社记者今天从北京报道，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人戈斯帕在新闻吹风会上明确表示，他个人已经在罗格主持的一次会议上，获得罗格的保证，根本没有可以封闭有争议网站的任何协议。
戈斯帕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联合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审查要重新开放的网站清单。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长施泰茵迈尔昨天致电中国外长杨洁篪，建议中国政府解除对网路的限制，允许国际媒体充分使用网路的资源。
有关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古力的介绍：
北京奥运在即，外国记者发现，在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一些网站仍然受到封锁。此举让国际奥委会陷入尴尬。因为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同意北京这样做，并说奥运主办国封锁新闻做法，只有1936年希特勒纳粹德国举办柏林奥运会时干过。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消息说，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人格斯 帕，今天向媒体澄清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从未就“封锁有争议网站”与北京主办方达成协议。他说，这是罗格今天在会议上亲自证实的。格斯帕还说，国际奥委会确定的政策是，要保证报道奥运的媒体可以登录所有网站，这一点已经在最高层讲清楚了。
他还说，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已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重新检讨允许开放的网站。并补充说，尽管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期望之间需要协调，存在争议，但我们相信，双方将找到一个对各方都没有影响的立场。
第一批报道奥运的国际媒体记者本周到达北京后发现，在北京新闻中心，并不像国际奥委会承诺的那样，可以打开所有网站。这使他们非常吃惊和难受。对此，北京当局一方面声称不会改变立场，同时表示，对于报道北京奥运来说，开放的网站已经够用，但另一方面，北京在周五做了一些让步，部分开放了一些网站，如大赦国际、记者无疆界和BBC中文网，但记者仍然无法打开中国异议人士的网站和亲东躲网站以及Flag网站和89年（2+2+2）·（2+2）天安门屠宰的网站。
中央社今天发自柏林的报道说，面对中国当局奥运期间向国际媒体封锁网站的做法，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昨天致电中国外长杨洁篪，建议中国政府解除对网路的限制，允许国际媒体充分使用网路资源。
德国外交部的声明说，施泰因迈尔与杨洁篪通话时，请求他对网路遭管制的情况提出解释；同时「建议」中国政府与北京奥组委，重新考虑对网路的限制措施。并强调，解除网路封锁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
另外，据海外网站博讯星期六的报道，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在解封了BBC中文网之后，刚刚又解封了几家著名外国媒体的中文网站，其中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香港苹果日报、德国之声。
报道指出，记者通过北京网通公司的线路已经可以无障碍地访问以上网站，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日本共同社中文网和博讯新闻网依然在被封锁之中。看来，本台中文部网站目前还在北京的封锁之中。实在不清楚北京网络管理当局封谁开谁到底按照什么标准。
2008年8月3日 星期日
原来德国鬼子也插了一腿
谁在治理中国？
作者“袁剑”，疑为“远见”的谐音。近日连续在多维博客发表其《中国：奇迹的黄昏》一书，系为改革三十年而作。牛博上也有人贴过一些章节。不过那些并不怎么有意思。
这里贴的是该书第四章，意思基本同意。其他有点意思的章节下次再贴，因为敏感词多了点，今天没空弄了。
只是这生硬的文笔让人生厌。车轱辘话太多。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是英美的讲法。大陆叫做bourgeoisie，也就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现今流行的所谓“中产阶级”代表成熟稳定力量的社会学理论只适合现代社会，于一切旧社会如中国并不适用（所以说社会学本质上是伪科学，一切社会都是历史中的社会，历史学才是研究社会的科学）。欧洲历史上前仆后继的 “资产阶级革命”证明，在旧制度下，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更容易倾向充当不稳定的革命力量，也就是极左（文中也提到第三帝国期间德国中产阶级对纳粹的狂热支持，这是极右，是中产阶级的另一种能够可能）。盖凡熟悉历史的，对此都应当心知肚明。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巢倾卵覆之际会倾向极左还是极右，完全取决于这一阶级在当时的处境地位，正如文中所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完全是机会主义，事实上从旧制度来、习惯于在旧制度夹缝中求生存的资产阶级都是机会主义性格，这一样能从欧洲革命史中得到证明：“波拿巴”作为符号，在十九世纪初就是进步革命的左派象征，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是保守腐朽的右派标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时候资产阶级会极右还是极左，而在于形势一旦到了火候，这个阶级势必成为破坏而不是维持“稳定”的因素。我对这篇文章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我早就不觉得中国和欧美时髦理论所谈论的那个世界是共时的。今天的中国撑死1778年，也许更古老，我说过，许多地方更像中世纪甚至古罗马——也许竟是亚述、波斯？
可惜当今“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今天在法国二台晚间八点新闻里瞥见了关于中国城市里年轻人时尚生活的报道。牵狗、听歌、跳舞、奇装异服，诸如此类，以此显示中国已产生生活与欧美人并无二致的一个新阶层。被采访的人说的大意是，他们觉得人跟人想法没什么不同的，这话里的意思是要教育法国人：我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长袍马褂或红宝书，我们跟你们在一个平面上。当然，法国人欧洲人的确有很多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有些人对中国的印象的确是长袍马褂或者红宝书。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说实在中国不值得他们中的多数人费力去知道，况且也已经有不少欧洲人稍微下点功夫就能把中国看透……危险的在于中国人的不自知。对现在中国人这样的心理，法国舆论早有分析，这代人因生活的迅速变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感，一方面感到自己融入了国际，一方面却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个世界，因而在发生诸如今年三四月间的事件时，对世界大感困惑以至愤怒……
处在旧社会中世纪甚至古罗马的、鲁殿灵光硕果仅存的、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的中国，不可能和世界拥有“同一个梦想”。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国的“精英”一点不觉得，以为输入些现代化表征就能跟世界拉平，他们穿着日用跟着世界同步，就以为他们所想的也就是世界其他人所想的。即便发生了今年三四月的事情，他们除了恼羞成怒，对此依然毫无反省。强拧的瓜不甜，中国资产阶级的成熟不可能完成于现在的旧制度下。还是这句话，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本来就是不成熟的机会主义者，它对权力的依附性并不是权力稳定的保障，相反，是有朝一日巢倾卵覆的触媒。
所以，本文最后提出所谓“监督精英”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问题，监督精英的是选民。众所周知，西方选举制度最初的选民正是资产阶级，尔后才逐步推广为普遍选举。而成熟的西方社会中，选民的多数恰恰也正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而旧制度下，本该充当监督权力的角色的资产阶级却注定以依附权力为常态，下层人民则根本缺乏相应的资源和视野，更重要的是旧制度的权力逻辑根本不允许任何监督，所以，这样的“精英统治”注定是不治的癌症，它将拖着社会一起崩溃，谁都只好干瞪眼。
我对该书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它总是煞有介事的提示人们思考如何避免灾难。在我看来这是和诸葛亮五丈原禳星一样的自欺欺人。得有个踩灭七星灯的魏文常。
谁在治理中国
袁剑
一、中产阶级幻觉
2001 年年底，中国南方一家时尚杂志，做了一期封面文章《忽然中产》。文章以小资们典型的渲染笔法宣布：中国的中产阶级运动开始了。“忽然”一词虽然带有夸张意味，但确实非常精准地传达了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陌生和惊诧。的确，中国中产阶级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中产阶级早在将近20年前就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但作为一个真切的中国事实，作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表征符号，作为一个激发人们想象力的社会阶层概念，中国中产阶级则是近几年才进入中国大众媒体的的视野之中的。这个从西方舶取的概念，可能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新近出现的某种现象，所以它一经大众媒体发现，便迅速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话语。在中国大都市做作的小资群体中，中产阶级可能仅仅意味着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身份。但中国的学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们显然不会满足于这种肤浅的解读，他们迫切的要赋予中产阶级以更加宏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集聚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虽然《求是》杂志没有明确提到中产阶级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仍然颇为敏感的术语，但毫无疑问，这个所谓的新阶层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早已经津津乐道的中国中产阶级。《求是》杂志的文章用中国宣传机构惯有的虚伪姿态谈到了他们与工人、农民的联系之后，对这个新阶层的素质和品德大加赞扬。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就在1990年代，中国领导人还以不屑的口吻提到过中产阶级，并将它斥之为“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主要工具。显然，在工人和农民逐渐成为异己力量并随时可能掀起反叛运动的时候，中共正急于寻找自己新的阶级基础。在中共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就正是这样一个大有希望的新阶级。没有领会错的话，中共最新意识形态“三个代表”中的所谓“先进生产力”指的也是这个阶层。由此，这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新阶级终于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寻找合法性资源的中国执政者之外，中国学术界也对中国中产阶级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们以一种古老的想象，将中产阶级描绘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描绘成一个新社会主流价值的维系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在他们那里，似乎没有中产阶级，国家就没有未来。就倾注的“热情”和标榜的程度而言，中国中产阶级正是由中国学术界“发现“并“推荐”给中国执政者的。那么，中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它真的像中国执政者和中国学术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具有扭转乾坤的神秘力量吗？
与边界明晰的传统工人及农民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级虽然已经成为中国都市媒体中的主角，但他们的阶级形象仍然异常模糊。就连那些天天谈论着这个阶级的中国知识界，也似乎只是在谈论着一个他们并不知道在哪里的东西。当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论来自西方经验的西方中产阶级。至于在那些浅薄而狡猾的中国媒体那里，中产阶级则完全沦落为一种具有十足引诱意味的商业广告。中产阶级对当代中国的巨大诱惑力，可能正是来源于它的这种朦胧。神秘的事物之所以充满诱惑，乃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陌生。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热烈追逐，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究其原意，中产阶级与其字面相去不远，指的是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如果仅仅是这样，中产阶级就失去了它的现代意义。因为这样的中产阶级，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寻找到。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指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现象，即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分工的日益复杂，许多先发国家都出现了中间阶层逐渐膨胀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这个成分复杂，分布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广泛职业中的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企业层面上，它是传统企业逐渐科层化的产物；在政府层面，它是政府功能日益复杂化，统治者大量分权的产物；在社会层面，它则是中介机构日趋重要和发达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分布在这三个领域中的现代中产阶级实际上都可以找到它的传统“原型”：在企业中，他们是老式的企业主，在政府中，他们是中下层的各种官僚和代理，而在社会中，他们则是像传统律师这样的中间人。现代中产阶级虽然在职业分布上已经演化得相当复杂，但从这个角度回溯，它们的谱系仍然是非常清楚的。总体上看，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和精密化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结果。它们是连续的，而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新事物。现代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现象并成为社会学家高度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因为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日益膨胀并逐渐成为人口主流，更是因为这个阶级在主流意识以及社会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新意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意识上所表现出的某种保守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上的新意义，使传统的尤其是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陷入了困境。）米尔斯在他那本经典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曾经仔细分析过美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化过程，他以富有“社会学想象力”方式洞察到，大量出现的白领阶层正在取代由中小企业家、以及律师、医生等最传统的职业阶层而成为美国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职业声望、收入、工作方式以及自我意识上都由有别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无能在什么社会，也无论以收入或者其他什么维度，我们都很难对中产阶级作出具有分析意义的精确定义。基于此，米尔斯的“白领”概念可能是一个最富解释力的值得继承的视角。白领涵盖广泛，但仍然有一个可以大致概括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从事某种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他们是凭借知识和脑力，而不是传统的体力来完成他们的职业行为的。只有在白领这个视角上，我们才可以比较有效的观察和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否则，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就可能成为学术上的一个陷阱。
上个世纪70 年代末期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以及封闭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向开放经济体系的转型，几乎是在同一时空中展开的。这些转型在其他先发国家中则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其中许多方面（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甚至是其他先发国家从来就没有遭遇过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发端并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中产阶级也就在成分上呈现出繁纷复杂，新老并存的局面，对应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老中产阶级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中，齐齐出现在中国社会中。他们中既有由于市场机会突然开放而迅速生长起来的中小企业主，也有存身于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中的领薪白领，也有仍然寄生于传统体制中的各种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这个在短短20多年中突然崛起的阶层，来源复杂、背景殊异，但他们往上区别于位居社会顶端的各类精英，往下区别于庞大的下层体力劳动阶层。正是在这样一个模糊的边界上，我们勉强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新的这个中产阶级。循此脉络，我们可以非常粗略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根据陆学艺等人编撰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即知识分子阶层、国有、集体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少量在外资企业中服务的经理人员的加总，大致就是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如此，这个阶层的人口总量应该在8500万左右。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这尤其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在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考虑到这个特点，如果我们扣除在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中西部中等城市的这一部分职业人口，我们上面按职业划分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能要因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据此，综合收入和职业这两个确认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因素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5000万，其在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率不会超过7％。如果以都市媒体刻意渲染的那种所谓 “有房有车”的生活方式（中国浅薄的媒体经常将中国的富人等同于中产阶级）标准衡量，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可能就更会少得可怜。我们这个估计虽然十分粗糙，但不至于太离谱。当然，如果我们将这些中产阶级人口全部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沿海特大城市，就可能产生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蔚为壮观的错觉。事实上，集中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的确具有某种“展览”作用。许多西方观察家正是通过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橱窗”找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有趣的是，外部观察家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上述地区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了。从19世纪中期中国被彻底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每遇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外部观察家都在像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沿海地区“找到”过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中产阶级。西方旅游者和记者为此留下过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而那些对潜在市场天然就具有敏感和想象力的西方商人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描述更是不绝于书。
一位外国观察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时，曾经这么写道：“中国共产党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处于全球性萧条时期，农民遭受着饥荒、教育和医疗的缺乏以及国际丝绸、烟草和棉花市场的衰颓。相对而言，中国城市的生活相当好。根据历史学家Jonathan Spence 的描述，‘中国男人开始穿戴商业西服、礼帽或布帽，年轻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相当舒适，而且外国人发现在中国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舒适。’”这个80年前的历史画面与今天中国社会有惊人相似之处。而混杂于庞大贫困底层之中那些耀眼的“戴礼貌、穿西服”者正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毫无疑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跨国公司的先辈们就已经在中国发现了那些让他们怦然心动的中产阶级。
在商人眼中，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消费胃口，所以，中产阶级的规模就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潜在的市场规模。在这种历史对比的意义上，中国今天最新的中产阶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而是“旧”的。让人惊讶的是，中国最新一次中产阶级“热”也首先得益于西方投资家们的“炒作”。美国的投行巨头美林公司就曾经放胆预言，中国中产阶级在未来十年将达到3.5 亿之巨。其他投行研究机构以及新闻媒体也透过各种调查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纷纷作出估计。与以前那些零星的报道和旅游记录相比，西方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这一次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估计虽然有了更加“科学”和“客观”的背景，但其兴奋程度却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绪极大的鼓舞了中国的官员们，他们以更加兴奋但显然也更加外行的方式谈论起中国的中产阶级，并将它作为中国经济灿烂前景的有力佐证。但与我们上面的估计相比，所有这些具有商业招徕性质的展望都显得过于乐观和鲁莽了。这种鲁莽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判断上，也同样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估计上。
在所有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乐观判断中，都隐含着一种相当可疑的假定：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历史结果。但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清晰和肯定。换句话说，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能等同于中产阶级的持续成长，更不等同于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诸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中看到。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其他后发国家也都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中产阶级社会。在更加精确的意义上，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与其说取决于经济增长，倒不如说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分配模式，取决于决定这种分配模式的政治结构。有学者曾经意识到，美国及欧洲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由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转型密切相关。以低薪劳动和血汗工厂为特征的泰勒主义外延型积累体制，在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赤贫的劳动大众；而福特主义则将更多的利润还给了工薪劳动者，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有着巨大的消费胃口和能力的新阶层，并推动资本主义向高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的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接近中产阶级历史本质的说法。但是，泰勒主义到福特主义的转型，并不仅仅是出自资本家扩大市场的经营智慧，也同样出自于劳动阶层在争取权利中的主动姿态。简言之，这个分配模式上的转型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虽然我们无法厘清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出现的所有历史成因，但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实现的。中产阶级社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而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已经被中国25 年的改革历史所见证。25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到2002年，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46以上，一跃而名列世界前茅。有人统计，1991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3.2％，而这个数据到2002年已经萎缩到41.6％，十年间减少12个百分点。中间阶层人口规模的萎缩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尤其是后半段改革中，以各种现代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的扩张速度落后于旧中产阶级的消亡速度。中国实际的中产阶级总规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这与中国基尼系数急速赶超的势头非常吻合。这个事实不能因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扩张而被掩盖。中国社会中充满文学夸张色彩的中产阶级想象，并不是建立在对这个阶级的历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肤浅和幼稚的联想之上，建立在一种对新中产阶级新颖形象的好奇之上。中国中产阶级在性质上和形象上的改变，在中国导致了一种对中产阶级的普遍幻觉。仔细品味中国新闻媒体为我们描述的那些中产阶级人物以及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你就会轻易发现，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如果这个新中产阶级只是我们人口中的少数甚至极少数，那么他们还是现代中产阶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吗？如果它是，那么中国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过同样的中产阶级。无论从职业特征、收入、社会声望等方面来衡量，在上个世纪早期聚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洋行职员、政府公职人员、教师、新闻记者们与今天的中国新中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将那个时候的中国称为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出现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不能被等同于中产阶级社会。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离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可能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事实上，上个世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过早夭亡的直接肇因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分配上的极端不平衡。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上在1949年的突然断裂。当今天中国的大学教师在津津乐道当年胡适们的薪水是如何了得，并以此来讽喻时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大学教师超高的生活水平恰恰是对那个旧时代贫富分化的最贴切描述。在那个时代，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是一小撮，是中国广大人口中的极少数。讽刺的是，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1949年。这是不是在暗示，经过25年艰苦的改革之后，我们正在迅速复制一个旧时代的阶级景观？1949 年之前中国掠夺性的分配体制不仅导致一场血腥的革命，还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滑向另一股极端的轨道。这个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苦涩而又诡谲。它告诉我们，由中产阶级而至中产阶级社会的道路，相当崎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仅仅是刚刚站在上个世纪同样的起点上。要想竞其全功，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造，决非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可以促成。更何况，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猜想呢？当有人列举各种数据言之凿凿的告诉你，中国经济还可以稳定、高速成长30年，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在未来达到多少多少亿人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缜密的科学结论，那可能是一种无知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种阴险的诱拐。在所有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肯定的前景，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实际上，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一种推断：如果中国改革中隐性的分配逻辑已经定型，那么，中国中产阶级的命运也就早已经注定。由于存在着一个顽强而稳固的掠夺性分配体制，所谓中产阶级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两极社会的欺骗性点缀。换言之，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新中产阶级（就像我们以前以及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但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新中产阶级的社会。
从更加直接的动力来看，中产阶级社会的勃兴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关系紧密，其中现代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急剧扩张功不可没。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以专业知识为职业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正是批量创造中产阶级职位的温床。让人不安的是，在全球经济分工日益明确和稳固的今天，先发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能不能在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中复制，却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本世纪之初，中国凭借几乎完全失去价格弹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又争得了一项世界性得荣誉：世界工厂。在许多人陶醉于这个最新成就的时候，我们却有理由忧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不是已经被固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最低端，中国的中产阶级职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流向其他国家？在概括中产阶级兴起的产业结构原因的时候，有人曾经将其归结为所谓“产业软化”。但观察中国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却在反常的“硬化”。这个趋势中隐含的一个后果大概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中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却需要大量的血汗劳动力（我们经常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术语称其为廉价劳动力）。无疑，在中国的社会版图中，中产阶级市今天最为抓人的一面。不过，当我们为这种情景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那仅仅是中国的一面，而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与那个巨大背景的对比。这就是所谓世界工厂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所呈现出的真实面相。
中国的这种产业结构特点，固然是受到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挤迫以及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的影响，但影响最烈的莫过于对国内公民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剥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从对国内公民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荒谬的限制中（这尤其表现在各种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限制中）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剥夺虽然换来了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官营企业的过度投资，换来了超高投资率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增长，但其代价则是民间经济、国内经济自主成长能力的长期萎缩。更加确切的说，由于制造业投资在创造GDP上的显著功能，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制造业投资（不管是外来投资还是国内投资）严重的成瘾性依赖。这显然极大的抑制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成长空间。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恶性传统，但这种传统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中表现得同样明显。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容变成了 “宁赠友邦和权贵、不予家奴”。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走向某种危险的极端。1997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这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断减少。在所有我们听说过的经济增长案例中，这无疑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反常特例。如果这个现象已经构成一个被锁定的趋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悄悄的达到了它的顶峰？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可以在一个服务业份额不断萎缩的经济体系中出现。
不过，这不是中国服务业的唯一隐忧。简单的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所谓服务业实况，我们就不难对中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发展潜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种流行的调侃，中国的服务业大概就是餐饮和带有暧昧色调的发廊的集合。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说，“中国发展服务业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你给我按摩，我给你按摩，保证服务业能够大发展，而且比美国人的生活舒坦一万倍。”这个绝妙的“经济主张”或许的确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显的是，这种建立在独特国民性基础上的服务业，恐怕很难哺育出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上的畸形。
新世纪之后，中国城市中的住房、汽车、旅游等各种中产阶级消费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些消费人群的背后，一个陌生阶级的身影似乎已经翩然而至。这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产阶级想象。这种想象，对长期困扰与内需疲弱的中国的经济来说，无异于买到了一份未来的保险。在2004 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将在2010年达到1亿之后，紧接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亿个中产阶级家庭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不用问，这是投行经济学家为投资者们开出的一份中国经济增长的期货。中产阶级人口与消费市场规模之间直观而富有魅力的换算关系，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关注。所以，当他们在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测算潜在消费市场的规模。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消费社会的兴起密不可分，呈现高相关性。在许多人看来，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消费阶级，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完美结合。如果说人们在中产阶级其他特性上还存在什么分歧的话，那么对中产阶级在消费特性方面的认识则几乎完全一致。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这种贴现和夸张性格，在中国初起的中产阶级消费浪潮中得到了一脉相承的贯彻。我们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世界的中产阶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发生学的角度与国际资本关系紧密，也同样是因为他们在消费特点上与世界中产阶级的神似。远东经济评论在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大型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趣味上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已经与世界其他中产阶级完全接轨。消费，既是中国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外在阶层标志，也是他们内在的共同意识。在消费上制造差别，并赢取社会声望，消费上的前卫性就是中产阶级们必然要追捧的。的确，消费上的进取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和示范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经讽刺中产阶级说：中产阶级只有生活方式，没有生活。但不管中产阶级的在生活方式上多么俗气和做作，但他们在推动消费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后在消费上的表现完全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爆发力。不过，诚如我们前面对中国中产阶级总体规模和未来发展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爆发力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消费爆发性增长之后的长期停滞，我们已经在彩电等其他家电产品市场上看到，它们会不会在汽车、住房等商品市场中再现呢？在某个短暂时段中的集中消费浪潮，可能与中国的收入结构以及独特的国民性格有关，但却可能造成中产阶级社会正在按照某种历史必然性准时到来的错觉。零碎的事实和大胆的猜想，是中国时下中产阶级想象的两个主要来源。
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张则肯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寄予的巨大经济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与这种期望相比，中国社会（主要是中国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当然的味道了。在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论述中，中产阶级一直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的标准政治形象。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与他们的阶级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识。所谓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就是对中产阶级意识的一种形象概括。显然，这是出自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不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这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文化条件有关，也与中产阶级自身的规模和素质有关。彼中产阶级并非此中产阶级，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这不惟是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极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价值倾向。他们从来就不真的相信什么，他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规则，同样也不相信市场。他们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哪怕这些实惠可能违反任何一种正义准则。当我有一次谈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时候，一位中产阶级博导冷漠的说：这很正常。我闻之大骇。显然，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在乎把中国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试验场。中国中产阶级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级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国中产阶级中相当流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的信徒。当他们自己成为这个主义的牺牲品的时候，他们立即就会激进的反对这个主义。因为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虽然十分模糊和分裂，并且具有某种异端和体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仍然隶属于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考虑到中国改革是官僚内部的分权过程，中国中产阶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称作中国改革中的“权力经纪”，换言之，他们是带着体制外面具的体制中人。他们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边缘来回游弋，以期毫无成本的博取改革红利。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 是以前的干部。这说明了，中国中产阶级与垄断性权力体制有密切的勾连。私营业主如此，新中产阶级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与政治特权不大光彩的干系，在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其实不是什么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新生事物，而是脱胎于旧体制的旧官僚。在第一批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短暂的自由放任时期崛起的第一批老中产阶级，非常类似于米尔斯描述过的美国老中产阶级）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迅速的衰败之后，中国新中产阶级的面目越来越趋近于传统官僚的脸谱。无论他们带有何种职业面罩，他们更多的不是属于市场，而是属于旧权力。在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但从其主要的来源看，他们仍然是在演绎某种集体的命运和阶级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国中产阶级就不可能不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人格。他们以顺从特权为本阶级的天然品格，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他们的机会主义计算。令人厌恶的是，他们经常将这种品格标榜为成熟和理性，并以个人的成就来证明和炫耀这种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这种品格，中国中产阶级成为某种得势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就不足为奇了。有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有强烈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倾向固然与某种诱导有关，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健康、理性和温和。
按照对中产阶级的标准描述，中产阶级在一个社会中应该起着承上启下的沟通和妥协功能。中产阶级的这种阶层地位可以直接还原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他们上有老板，下有蓝领，起着居间调停，上下协调的作用。放之于整个社会，中产阶级扮演的，就是粘合社会分裂，寻找国家共识、塑造主流价值的的角色。中产阶级的温和意识形态即由此而生。不过，这对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并不适用。诚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中国中产阶级，带着与这一时代精神完全耦合的、而且挥之不去的文化疾病。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主流价值的创造者，而是一批毫无主见的追随者和彻头彻尾的依附者。比起1930年代中国中产阶级，中国今天的所谓中产阶级，都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无论是今天的大学、律师所，还是公务机关，都远比那个年代都更像是政治机构的附属物。所以，他们根本无力为转型社会创造一种基本价值，因为除了消费主义，他们本身就没有价值。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与世界市场在中国的扩展同步成长起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展不仅为他们带来新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只是世界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是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本国的其他阶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意识更多的是与世界主流意识同构，而不是与他意识同构。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无国界，而在今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产阶级无国界。在相当程度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已经将中国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而成为世界市场的的一个有机构成。中国中产阶级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同类虽然有不同的肤色，但却分享着同样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世界市场的兴衰直接关乎他们中产阶级身份。这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依附。
中产阶级在理念上的依附，直接来源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附性。与中国其他阶级一样，中国中产阶级毫无组织性，因而也就根本不具备组织起来谈判的力量。这决定了，他们只能以分散的状态，个别的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无法改变现行的分配结构，也就只能依附于这种结构。凭借自己在智力上的优势，他们随时准备先人一步将自己出卖给出价最高者或者权势最强者，以换取消费上的更大自由和个人地位的提升。而经济地位的提升正是中产阶级们最为珍视的身份来源。显然，在政治权力仍然全面宰制中国社会的今天，中产阶级就只能依附于权力、委身于权力。他们饱尝权力的蹂躏，又以由此集聚的巨大挫折感去蹂躏所有的信念。有论者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出现普遍的政治冷漠特点。但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冷漠，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变态——一种由政治恐惧导致的政治市侩主义。容易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国政治领域中出现某种压倒性的极端思潮，中国中产阶级将是热烈的追随者。德国中产阶级在法西斯时期所留下的狂热和盲目纪录，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1978 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25年，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增长持续的时间越是长，离经济停滞或者突然挫折的距离就越是近。如果真的遭遇经济境遇上的突变，对在经济增长中受益良多但在精神上却极其脆弱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将可能意味着某种不能承受的挫折。中产阶级最重要赖以维系他们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但任何经济衰退，首先要攻击的就是这种职业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未来实在前途叵测。
我们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由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集中在廉价劳动力上，所以白领中产阶级将是经济衰退时期遭受失业困扰最为严重的一个阶层。中国大学毕业生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为这种前景作出了某种提前的警告。按照通用的标准，中国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例无疑是相当低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1999年第一次扩招的大学生甫一毕业，就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困难。荒诞的是，减轻就业市场压力正是中国大学大肆扩招最大的理由。大学一直被公认为是批量制造中产阶级的机器，但在中国，大学却似乎正在变成制造失业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为中产阶级职业应该具有的技能和知识，但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我们能不能提供这么多中产阶级的职位？大学生作为替补中产阶级的困境反映的可能不是中国中产阶级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深入中国改革的历史之中，我们甚至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发家致富的秘诀已经悄悄的让位于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阶级靠自我奋斗实现梦想的奇迹，已经成为零星的个案。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中产阶级可能是最信奉个人奋斗的一群。中产阶级没有财产，但却具有人力资本，他们信奉这种资本的力量，也普遍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种力量。这种伪意识，使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迷乱，他们误以为这种自我奋斗是不需要体制和制度条件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知道90年代初期，市场机会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多少得到现实的印证。但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产阶级这种自我奋斗的意识开始碰到市场和制度的双重壁垒。当权贵体制开始逐渐恢复它冰冷的真面目时，自我奋斗神话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颜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立在个人人力资本自信之上的自我奋斗意识对中国中产阶级人群熏染之深，使他们轻视组织性的力量和体制性的改善，这既是中产阶级的迷人之处，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软弱性之根源所在。先发国家的中产阶级可以凭借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通过制度性的选票市场来显示他们的力量，那么，既无组织资源，又无制度依恃的中国中产阶级将如何表达他们的诉求？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中国中产阶级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开始具有强烈的表达愿望。然而，他们已经注定是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一群。因为他们既无表达渠道，也无表达能力。一个被都市媒体渲染成时代英雄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侏儒。这大概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又如何有力量去建设、维护一个稳定而温和的社会呢？
二、阴影中中国的精英们
90 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但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不过，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
2002 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标榜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如果说从89 之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偷窃的话，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则是以整体的方式对改革价值进行背叛，并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开始抢劫。偷窃还仅仅是趁人不备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费一万元的经济学家。而抢劫则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们他人交出钱来，就像那一位逼着人家为自己的情妇买单的院士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偷窃者是对自己的行为怀有耻感的，而抢劫者则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义的。当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拥有暴力，他们只有名望和话语权力，但在话语权力无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毕之后，他们就只能用对自我实施道德暴力的方式来牟取钱财。事实上，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道德自残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最主要的谋生方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在欺骗或者乞讨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不再会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彻底“痞”化，成为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的分赃者之一。
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
25 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精英阶级的浮现就是这个“新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精英已经在功能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论划分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以这个角度理解，所谓精英，其实就是那些运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并对大众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举足轻重的阶级。虽然天生幽默的美国人在使用精英一词的时候，经常会暗含讽刺，但在中国，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精英一词都充满了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响力的联想。这种联想非常准确。如果忽略掉那个人数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产阶级之外，中国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上等阶级和芸芸大众，或者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精英就是这个上等阶级和统治阶层，是那个“关键少数”。他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主宰者，也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公共权威。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行政系统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别无其他的精英种类。不管他们是以局长、厂长、作家还是教授的名义出现，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 年之后，因应于中国改革中的放权、分权和各个领域的日益专门化，官僚精英作为中国唯一决策者和支配者的情况渐次瓦解。中国精英群体的形象也为之一变。中国不仅出现了日益独立于政治行政系统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紧密裹挟的知识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为管理知识的复杂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色彩。准确的讲，中国行政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中国官僚系统极其发达，历史也极其悠久。官僚精英不仅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大众的主要的道德示范者。这种功能决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虽然早已经不是大众的道德示范，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却未有稍减。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至深至广，相形之下，经济精英与文化知识精英都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从官僚精英的这种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类精英中最关键的精英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邓小平时代伊始，受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官僚体系必然要提出的专业分工要求，中国的官僚精英出现了某种技术化的专业色彩。这种现象，在中央一级的诸如金融、财政等专业部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就专业素养而言，许多在这些部门中服务的官僚精英已经非常称职，甚至非常出色。不过，从整体上说，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摆脱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化本色。1989年之后，经济发展既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承诺，更作为中共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不仅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的第一政治要务，也成为了中国官僚精英录用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此，经济发展作为上级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及个人升迁一项拿得上台面的政绩而被各级官僚精英接受下来。这就是说，从1978年直到今天，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反而因为经济发展成为政治任务而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个趋势，在1989年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当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经济的专业性实际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价和可持续性也就相当可疑。这与毛泽东在50年代将工业化（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信任的是民众的热情，而邓小平则信任官僚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精英在以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狂热对待经济发展时候，其各种荒谬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时期不遑多让。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计算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是旧式的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第一利害考虑的旧官僚。这并没有因为中国官僚精英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官僚精英，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除了完全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态度之外，中国官僚精英也在新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当今中国官僚精英在态度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中国官僚精英在经济利益上的冲动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冲动。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度量这种成功的具体程度，但从我们个人的亲身观察以及腐败官员令人惊讶的财富积累上，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官僚精英群体是中国改革中在经济上受益最大的集团。显然，这是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想正确的观察中国改革，两条潜在规则必须把握。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另一条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这表现在官僚对改革以及改革意义的垄断，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条为中国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后一条则为这种攫取提供了保护屏障。这显然是官僚精英发展个人经济利益的最佳土壤。于是，在不影响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的又一个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潜态度。在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的。在已经披露的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官僚精英的腐败案件中，哪一桩没有牵涉到买官鬻嚼的丑闻？中国江苏徐州市市长陈耀南买官一案，更凸现了中国官僚精英中的这种风尚已经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这位市长为了获得升迁，竟然向一位自称是中央领导秘书的骗子行贿了160多万元。引人联想的是，如果这位久历官场的市长以前没有成功的买官经历，怎么会贸然投下这么大的赌注呢？实际上，买官（卖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买官（卖官）败露的多得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在中国官僚精英中蔚为风尚。显然，权可生钱、钱能买官、权钱相通，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致信奉的官场法门。经过了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官僚精英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对待中国改革的最佳态度、并因此在中国改革中进入了游刃有余的最适状态：那就是将对权的狂热和对钱的狂热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统一起来。这种“传统智慧”虽然在理论上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讽刺的是，中国官僚精英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因此还不断受到事实上的丰厚奖赏。这种奖赏，开启并巩固了中国官僚精英们在转型时期贪婪的机会主义态度，也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文化径直跌落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在毫无道德约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官僚精英也以同样的寡廉鲜耻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从90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且还是中国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彻底崩塌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本来，博士或者硕士并不是中国官僚录用的硬标准，也决不能证明一个官僚的能力甚至学识，但博士头衔稀有，所以中国官僚精英必须占而有之。但这种占有对文凭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实都是一种损害。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位省级官员的学历非常具有荒诞意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中，这位省级官僚竟然从一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变成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的绝顶智商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于中国官员们的胆量。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决定性的溃败之后，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空白。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的唯一生活指南。他们挥霍他们现在可以挥霍的一切，而丝毫不顾忌这种饕餮是否可能带来厌食反应。中国某省一位市长的丑闻被揭发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位市长光为其购买了房子的情妇竟然就达十四人之多。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种对未来的极端恐惧。
中国的官僚精英长期浸润在一种极权主义环境之中，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及生活方式相当隔阂。在一个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中，权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国官僚精英中一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崇拜。80 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社会的勃兴，虽然带来另外一个偶像崇拜——钱，也一度使中国社会出现过对权力崇拜的某种动摇，但当人们经过短暂的犹疑，发现权力也可以带来巨大财富之后，权力在中国社会所受到崇拜实际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炽热。反映在中国官僚精英的态度上，对权力的迷恋就变得更加具有理性了。当然，他们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如果权力受到限制和监督，对权力的崇拜就会有节制得多）。也就是说，中国官僚精英与其是说是迷恋权力，不如说是迷恋权力在中国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在私人生活中体悟到了这种权力带来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后，中国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持续的增长纪录，不仅大大助涨了中国官僚精英的自信，也为他们在中国采用极权模式找到了充分的当代证据。不难想象，中国官僚精英们在私下里对各种限制权力的警告会采取什么样的傲慢和嘲讽态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官僚精英们对权力的态度就从迷恋走到了迷信。悲哀的是，为这种迷信提供证据的事实，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几乎俯拾皆是。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告事发。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这种解释。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
中国官员的遴选机制极不透明，遴选标准也非常模糊。这样，中国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必须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极力接近某些关键人物，迎合这些人物的各种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话来说，所谓“跟对人”。由于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跟对人”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一条可行途径。这种围绕某个关键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组织，往大里说是“派”（带有某种正规的政策取向含义），往小里说叫“帮”。这种非正式组织，一般以亲属、同乡、同学、战友，上下级的纽带纽结而成，构成一种互惠互利，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所谓“裙带”。裙带集团或者帮派在正式的中共意识形态中是不道德的象征，而且一旦“帮主”失势，就可能给全体带来毁灭性的命运，这说明，“跟对人”的官场路径实际上蕴涵了某种巨大的风险，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官僚精英普遍的“次优选择”，实在是现行的遴选制度使然。自己既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官场命运，就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给有决定权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这种关系紧密的裙带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普遍事实。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国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难超出本集团之外，所谓“内外有别”“结党而私”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伦理回归到了中国古老的特殊主义传统。以这个视角观察，中国官僚精英的精神不仅是在向旧时代回归，而且是在向毛泽东、蒋介石之前的中华帝国时代回归，向一种更加久远，但显然也更加有害的传统回归。这种精神复辟与中国25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质和技术进步，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对比。看来，技术的进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无法自动缔造一个健康的官僚精英群体。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不出现制度性的外部监督和制衡，中国官僚精英们的文化取向就很难得到扭转；同样，只要经济增长不被突然中断，中国的官僚精英们就依然会按照现在这种（他们认为十分惬意的）方式继续治理中国。
经济精英的崛起，是中国25 年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是我们这个“新社会”区别于旧时代最醒目的标签。毛泽东弹指之间就将资本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抹去，只在教科书上为我们留下了那种“吸血鬼般”的妖魔化形象，这几乎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对资本家和资本无知。如今，资本家不仅回来了，而且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和礼遇。看看企业家在中国大众媒体上出现的频度，看看福布斯中国排行榜在中国社会中所引起的兴奋和骚动，你就会知道，资本家在中国的真实地位要远远高于正式意识形态所愿意承认的。的确，中国的经济精英们配得上这种注目。因为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塑造着这个新社会。
作为在短短20 年中迅速崛起的新精英，中国当今的经济精英大多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职业转换而来的。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构成。一是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阶级。由于在当时社会结构中身陷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被完全封闭，所以邓小平的改革甫一兴起，他们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市场，并开始逐步积累财富。这批人最早投身市场，具有草根阶层普遍具有的坚韧精神。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及其兄弟们可能是这批精英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中国经济精英中的另外一支来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与那些本来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这批人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有稳定的职业和比较优越的地位。“下海”一词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们在当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市场进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这批人更多的进入了当时的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房地产行业、金融产业等。由于这些新型产业的资本密集特点，他们必须要有规模的借助要素市场。而这些人在原体制中的人脉勾连，则多少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这批人中运气和耐心比较好的，已经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中国当今经济精英的第三种来源，就是我称之为的“跨体制经济精英”。这批经济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难辨。他们要么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要么是传统的官僚精英，要么是与上述两类人具有特殊裙带关联的内部人。自中国改革发轫，跨体制集团即开始繁衍生长。到现在，跨体制集团几乎遍及中国行政系统的每一个层级，中国市场体系的每一个环节、经济领域中每一个产业。在长达25年的改革转型中，跨体制经济精英们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化公为私，或进行各种形式的产权和利益输送活动。所以，每当有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我们就会看到无数的“带权下海者”，在新旧两种体制中同时牟利。事实上，在中国25年的改革中，成长最快的并非是外界所以为的所谓民营企业，而是这种跨体制的权力企业。而诸如金融之类的关键行业，更成为此类企业的禁脔。在这种意义上，“两栖化生存”的跨体制经济精英是中国经济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支。
经济精英本来是作为中国改革政经分离的一个积极成果而出现的，但诡谲的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精英又重新出现了靠拢政治权力的明确趋势。这就是说，一度从全能社会中独立出来并以此为自豪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后门重新回到政治精英们的会议室中。对此，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注释到：“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长当市长”的权贵气质所取代。隐匿于这种精神嬗变背后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市场空间已经变得日益狭窄，通过市场纯市场手段获取利润的成本开始变得极其高昂；另一方面，各种关键资源（比如资本、土地）仍然高度垄断在政治权力手中，而这些资源正是经济精英更上层楼的必经阶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25 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产权状况不是变得更加清晰，而是变得更加模糊；产权模糊的资产存量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变得越来越大。通过政治权力而不是市场来瓜分这些资产，不仅快捷、而且廉价。这种诱惑加大了中国经济精英在新时期重新靠拢政治权力的动力。何况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出身于官僚精英呢？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无论经济精英是出身草根还是出自以前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必须与行政权力结盟，占领进一步发展的制高点。不如此，他们就可能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对这种“新”的企业竞争生态，我们上面提到得那位浙江民营企业家表达得相当露骨：因为我的对手已经从政了！。虽然企业家直接当市长的情况还为数甚少，但中国经济精英在各级党、政、以及人大、政协中日渐活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显然不只是出于某种社会声望的考虑。这不仅暗示了中国经济精英们在精神上的一种质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精英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经济精英的命运一样。中国经济精英们没有任何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个人地位和组织地位，甚至财富本身也要取决于权力的施舍、输送和保护。当然，只要这种依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带来超市场的利润，这种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实上，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正是凭借这种依附而获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状感到满意，并支持和维护这种现状。中国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培养了一种顽强的文化信念，只求结果、不问手段。中国经济精英们正是这种文化信念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伦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一顾。就此而论，那种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自动带来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推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起码我们在中国的经济精英身上没有发现这种现代价值的蛛丝马迹。在中国改革特殊环境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经济精英们，不仅没有被培养了一种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一种特权习气。财富既可以通过创造而来，也可以通过掠夺而来，而当掠夺的成本很低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风俗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期望中国的经济精英成为一种健康的制衡力量。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可能，就是与特权合谋，并成为特权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合谋进而结盟成一个稳固的上层阶级的趋势（这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宣言、正式的纲领、和授人以柄的组织形式，只需要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种默契），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种假想。
2002年8月21日，上海市市长陈良宇在会见ABB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一位私营企业家——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赫然在座。这种特殊安排被普遍理解为中国私营企业地位上升的信号，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上海市外经贸委一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和这类企业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位官员说得的确不错，但这个“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不经意之间也曝露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舞台，他们必须借助政治平台才能够一逞其雄心。过去如此，改革25年后之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这种贴身依附究竟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幸运，还是他们的不幸？当然，这并不是这个“特殊仪式”的全部意义。这个具有政治宣示意义的仪式，也为中国未来各类精英之间的默契提供了有用的线索。[1]
一个精英统治联盟要想稳固和有效，知识精英是不能够缺席的。在9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新体制在渐进改革中悄悄脱胎而出的时候，新体制对中国知识精英的赎买也开始加快步伐。
1989 年之后，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敌意达到了顶点，知识精英在体制内向上流动的出路几乎被断绝。一批知识精英开始下海在市场上寻求解放，另一批知识精英则继续无奈的寄生于传统体制之中。对于中国的正式体制，中国知识精英在这一阶段的基本上采取的是疏离、背叛的姿态。他们既不能见容于正式体制，也就只好闯荡于体制外的江湖之中，成为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的体制孤儿。就其生存状态而言，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精英的“江湖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这种僵持和游离状态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解冻，中国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回归正式体制。这一方面是由于知识精英在整体上出现了妥协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当局意识到一个新的体制必须由知识精英来解释和证明它的合法性。但最为关键的原因则是，在这个时候，当局已经逐渐具备了在整体上赎买知识精英的能力。在此之前，持续的分权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陷入捉襟见肘的紧张状态。当局即便有心，也无力赎买知识精英。在朱鎔基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的困境开始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新体制赎买知识精英的进程加快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上普遍的工资水平，高校教师工资水平提升的幅度是相当惊人的。不仅如此，中央财政还以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的名义向高等院校大幅增加投资。除了体制内直接的财政挹注之外，当局也鼓励中国高等院校利用“市场”牟取双轨之利。始于1999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高等教育完全被国家垄断，而文凭（注意：不是教育）又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当局送给知识精英们的一种巨额财政补贴。事实上，中国的高等院校几乎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对这一点，馈赠者（政策制订者）和获馈者（政策受益者）都应该心领神会。不过，以这些补贴在合法性上的疑问，这些补贴就更像是国家对特殊群体的一次行贿。在输送经济利益的同时，当局也开放和出让了一部分公共空间给知识精英，以满足知识精英对社会名望和话语权力的需求。这种幕后的默契表现在前台，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出现在各种公共媒体上。虽然这种开放的条件极其苛刻、空间极其有限，但对于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则不啻于一种久旱之后的巨大补偿。由于有1989年的前车之鉴，重新获得了公共空间的中国知识精英，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性和温和。这种“温和和理性”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移入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习气。他们谨守话语分际，生怕越雷池半步。纵观中国知识精英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共表现，他们的确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配角。最出色处不仅在于他们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更在于他们对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满意足，丝毫也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不安。（他们唯一不安和沮丧的时候，是他们想起那些精英前辈们（如胡适们）远远高于当时劳动阶层的薪水的时候。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正是这种很难被现代文明所接受的收入差距，才导致了一场革命。在高等院校普遍实施津贴制之后，南京的大学教授们用这样的顺口溜自嘲：干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所谓“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是在比喻教师得了名声却没有得到实惠。这显然与90年代中后期的事实不符合。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学教师的收入增幅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教师顶层（知识精英）与社会底层民众的收入差距甚至远远超过了 1949年之前。这种流行的口头文学，如果不是出于自恋，那就只能说明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相当隔膜。
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成为新的统治体制不可或缺的一翼。任何成功的统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这并不独独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机构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有。换句话说，他们几乎统统是政府的雇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就是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知识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垄断权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钱，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脸色。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下，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知识精英们取得社会公信进而行使话语权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是雇佣，那么行政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就很难称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赎买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国知识精英与行政精英这次最新合作最启人疑窦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一种赎买关系的腐蚀下，中国知识精英的态度在1990年代后期不仅日趋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极右”。他们将这种精神上的猥琐和趋附装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将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饰为学术上的保守主义，并以这种精神和态度屏蔽一切转型时期的社会苦难。他们以一种“高贵”的冷漠，将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轻松地解释为转型代价，甚至社会的正常现象。他们不仅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彻底沦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一个充斥着乌托邦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固然是可怕的，但一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具有同样的灾难性。当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所呈现的，正是后一种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由，当我们看到知识精英热衷于加入中国新的精英统治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一种凶险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知识权力（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政治及经济权力将完全失去它的制约能力。中国知识精英被政治及经济权力彻底缴械的现实有力的提示我们，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联盟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个相当可畏的前景。
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赎买虽然是一次迟到的赎买，但却是一次成功的赎买。到目前为止，这次系统性的赎买仍然在延续之中。2004 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三号文件，就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虽然中国政治领导人经常会例行公事般地表达对知识精英群体的重视，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表达这种重视，在我们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中国领导人这一次强调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这与以往更多强调科技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大异其趣。这个题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的文件究竟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的重新布局，还是进一步加强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控制，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在未来将从官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输送则是相当确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对这个文件空前热烈的欢迎和感激中略窥一斑。但如此一来，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就被更加紧密的捆绑在政治权力的利益上。这种形似“关怀”的捆绑式赎买，对社会及知识权力本身的戕害与腐蚀不问可知。绕了一大圈之后，在中国改革中一度分道扬镳的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着一体化。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的知识精英有可能变成一种上层政治符号而遭到激烈的反抗和挑战。中国知识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系统迫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人不安的是，几乎没有人洞悉这个秘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宁愿相信，他们在“文革”中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政治领袖的阴谋。然而，他们似乎从来没有问过：个人的阴谋怎么会在刹那间转变成底层大众的狂热？由于政治人物的诱导、发动和参与，中国的“文化革命”被抹上了强烈的阴谋色彩，但从底层民众的角度看，这显然更像是一场对上层官僚精英的清算运动。从属并依附于官僚精英的知识精英不过是这场运动中最脆弱的殉葬品。
纵观中国25 年改革中的精英现象，除了政治精英的有非常明显的世袭先赋特点之外，中国25年改革所造就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具有更多的后致色彩。这得益于中国高考制度和早期农村改革中起点平等特点。但这种比较公平的精英形成机制在90年代之后被破坏殆尽。从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系统性分赃机制的逐渐成熟，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种主要资源越来越局限于在上层精英封闭的圈子中流动，而与底层民众无缘。（1905年，被许多外部观察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其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了中国精英循环机制的阻塞。从某种意义上，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精英分利集团的形成，对中国社会起着同样的扼杀作用。在经济增长不断创造奇迹的表象之下，中国社会内部的活力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衰败和萎缩。）通过花样百出的各种“互惠”活动，中国精英将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资垄断在一个狭小的精英集团之中。政治精英可以通过权力换取财富，换取文凭而拥有经济精英或文化资源；经济精英可以通过财富买官位、买文凭而拥有政治和文化资源；而知识精英则可以通过知识权力换取财富或者加官进爵。一位博导对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结构”是这样安排的：三分之一的名额留给官员、三分之一留给企业家、另外三分之一留给真正做学问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精英在90年代中后期的“互惠互利”一个极其辛辣的写照。留心观察过中国社会的人都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政治精英们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知识水平”也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博士、硕士学位在中国官员中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相应的，中国经济精英的政治地位和“文凭地位”也迅速窜升。作为普及博士和硕士的回报，中国知识精英的财富也在同一时期开始膨胀。这种精英之间的 “互惠互利”在一位湖南企业家拥有的复杂身份中表现得最为真切。因为一起司法纠纷而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人们发现这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头衔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他不仅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湖南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如此“通才”，成为“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获得者”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这虽然不是这位国有企业家的全部身份，但已经足够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官学商”一体化精英集团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特征，也足够让人们领教中国精英集团对各种权力资源欲壑难填的程度。这幅荒诞的“现形图”虽然粗糙，但却大致勾勒出了90中期之后中国精英分肥的基本图景。不过，在一个资源被高度垄断的社会中，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几种权力其实就是同一种权力，是被同一种政治“合法性”所赋予的。
相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绝对控制力，中国经济及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但经济及知识权力作为一种单独的权力正在日益扩充自己的疆域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制衡，而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勾结、和分赃。显然，一个自私的精英分利集团正在中国的改革中悄悄破壳。这个潜在的集团无需明确的合谋和组织即可以形成强大的集团力量，因为他们对本集团的利益有高度默契的自我意识。
一个表面上由相互独立的权力所构成的精英统治，比赤裸裸的政治精英统治（中国改革前的情况）更具有法理上的欺骗性，在统治上也更具有适应性。这恰恰是中国新阶层结构的又一个危险所在。任何时代都有精英，任何体制也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精英统治特性，但当代中国的精英问题在于：谁来监督和制约精英？
[1] 上海私营企业家首次与市长一同会见外宾http://www.china.com.cn/chinese/kuaixun/192418.htm
[2] 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4030112950.html
2008年8月2日 星期六
港报第一忠为朝廷痛心疾首
东方日报向来嫌朝廷胸太软，这次还是这意思。
可惜朝廷就这底气。朝廷倒没把叽叽喳喳的记者看在眼里，可记者一闹，奥委会顶不住，星期四开会向朝廷施压。奥委会的面子总要卖的。于是缩了。翌日今上胡亥还亲自会见（经过挑选的）海外媒体，谈笑风生了一下。
奥委会自从萨马兰奇以来，彻底成了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商业组织。到处骗吃骗喝。见我天朝肥了，又愿意施舍，所以本意是站在我天朝一边的。可问题是奥委会往后还得做人，遮羞布总要留一块的，不然北京成了一锤子买卖，不利于将来的骗吃骗喝。这回奥委会对封网问题也一样前倨后恭，前倨是本意不想得罪眼前的施主，后恭是怕断了未来的香火。
奥运封网引混乱 既失礼仪又丢脸
东方日报/北京奥运封网风波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对部分网站解禁。在这场较量中，当局实际上既失了礼仪，又丢了面子，完全得不偿失。这也说明，当局在舆论宣传上缺乏一套有效策略，完全是随波逐流。
封网事件，一波三折。中国政府在申办奥运会时就承诺奥运期间将向外国媒体全面开放，并承诺奥运会期间会为记者提供完全的新闻自由，开禁通常在中国境内无法登陆的网站。但是临近开幕，外国传媒发现，在奥运新闻中心并不能完全自由地上网，相当多的网站被封锁，并当场向北京奥组委官员演示，使当局相当尷尬。
针对媒体质疑，北京奥组委官员表示，瀏览少数网站有障碍，主要是由於他们传播的一些内容是中国法律禁止的，「根据中国的法律，不得通过互联网传播违反法律的讯息，例如不能出现危害国家利益的事，希望媒体尊重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
当局祭出法律牌，显然难以服眾，因为在申办之初，当局并没有向外界提出类似的豁免条件。在外界的压力下，当局又被迫作出让步，对例如无国界记者组织等网站开禁，昨是而今非，令人难以理解。
无是非观进退失据
奥运新闻热身战，当局开局就失算。这宗封网事件，体现了有关部门在宣传控制上，保守僵化且不堪一击，彻底迷失了方向。
如果说依据中国法律，天天在香港叫嚣「平反（2+2+2）·（2+2）」、「天灭中共」的香港《苹果日报》，根本就应禁止採访北京奥运会，但为何当局又对其大开绿灯，而且还让记者提问大做广告呢？如果说鼓吹福独躲独的《苹果日报》都可以到北京採访，为何那些海外的民运人士、躲独人士不能回国呢？这种前后矛盾，不是乱了分寸又是甚麼？界定敌我关係的标準又是甚麼呢？
再比如，如果当局封网，何不乾脆一封到底、强硬到底？为何外界压一压，当局就软一软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朝令夕改，政府的权威又在哪呢？
当局为了确保奥运的成功，为了能借奥运展示一个现代、开放、有信心的大国形象，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但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却因为观念上的落后与僵化而事倍功半。
今次事件也折射出当局的奥运观，既想自己的荣光无限放大，又怕别人鸡蛋挑骨头；既想狐假虎威吓唬不友好势力，又缺乏坚持到底的勇气与智慧。到头来，反而落得个不讲诚信、没有是非观的滑头形象。
当局虽然口口声声以平常心办奥运，但实际上仍是以搞面子工程的心态和习惯做法来办奥运，在涉及新闻自由等敏感问题上瞻前顾后，前后不一，因此处处被动，被人牵鼻子走。
罗格：与北京就封禁网站无任何协议
2008年08月0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37北京时间 21:37发表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与北京达成过任何协议接受中国对互联网的限制。
罗格还说，在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下，中国已经取消了对某些网站的封锁，其中包括BBC中文网。
罗格说，现在中国的互联网的准入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但Flag组织以及东躲独立组织等的网站仍在被封禁之列，中国方面指这些网站威胁中国国家安全。
工作小组
此前，有外国媒体在报道中称国际奥委会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允许北京封禁部分网站。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高斯珀星期六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说奥委会主席罗格亲口告诉他，国际奥委会一贯的寻求全面网络自由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高斯珀透露，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讨论敏感网站的解禁问题。
高斯珀本周早些时候对媒体表示，国际奥委会部分高层人士知道中国在奥运期间不会解禁所有网站，引发有关国际奥委会在互联网自由方面向北京妥协的猜测。不过他随后更正了自己的说法，并作出道歉。
国际奥委会新闻官员也澄清说，高斯珀所提到的不会被解禁的网站其实指的是部分被中国视为危害其国家安全的网站和色情网站。
污染问题
北京市的空气污染问题也将是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讨论的重点之一。经过本周早些时候的降雨，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已有明显好转。
根据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北京市星期五的污染指数是28，远远低于星期四水平（69）。
不过各国体育官员以及运动员们对北京的空气质量仍抱有担心。
日本代表团为运动员准备了500个施工工地用的面罩，英国运动员可能使用可舒缓眼部对污染反应的隐形眼镜。
注意注意
[德国之声]中国短讯 02.08.2008 13:00 UTC
不少人申请在北京“示威公园”示威失败
德国之声 / 德新社：自从中国政府宣布辟日坛、紫竹院等三个公园为示威区以来，已有一些人申请去那里示威。但都失败了。据南华早报星期六报导，一名来自苏州的女医生申请在其中一处举行由100个房产主针对建筑公司的抗议示威，但她却在公安局申请的时候被捕。
此外，该报纸还报导说，有好几个台湾商人申请在那些地方示威也没有批准。还有一些中国"爱国人士"申请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的示威，同样失败。
2008年7月30日 星期三
联合早报一向是捧臭脚的，这篇也不例外
好在透露了点实质性内容。
PCC官员不是没有学习能力，问题在于PCC这个体制已经定型，除非被毁，谁也不可能温和地改变它——一切刚性全能体制的命运都是如此。韩国军人政治并不是这样的体制，不可相提并论。
这才是本届恼晕的真实logo。
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 奥运后走向兴盛还是衰亡
联合早报
北京奥运全民皆兵，连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的士司机也要统一着装，显示出中共体制的全能主义色彩。
在中国学者中，悲观派认为，中国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突出了试图掌握一切的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但乐观派则相信，奥运的成功将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如日韩经济在奥运后急速起飞。
从8月1日起，北京近10万的士司机将全部穿上新款工装。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回答本报电话询问时表示，的士司机领工装时不用“操一分钱”，免费发放。
运输管理局官员说，统一着装的目的是为了员工仪表，不纯粹是为了奥运；司机不穿制服该如何惩罚则还没决定。
一些奥运举办城市如天津、青岛早已相继推出类似规定。
这个细节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治体制的特点——从正面看是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负面看则是改革开放后残留的全能主义试图控制一切的本能——举办北京奥运会恰好让这个体制的优劣点，都暴露在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显微镜下。
由于北京奥运会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一般中国学者都不愿意公开表示反对，但是全能主义体制将如何随着北京奥运会发生演变，则是一些学者私下讨论的议题。
乐观派vs悲观派
目前有两大观点，乐观派以1964年日本的东京奥运及1988年韩国的汉城奥运来比拟；悲观派则以1936年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和1980年苏联的莫斯科奥运来比拟。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主管、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维克多·查（Victor Cha）在去年8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也做了类似的比较。
他计划在今年底出版的新书《比赛总分之外——亚洲体育中的政治》就探讨了这个主题：北京奥运将作为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费最巨、收视最高的赛事载入史册。但是中国是否将以负责任的东道主以及崛起国际强国的姿态出现，如同1964年东京奥运的日本，以及1988年汉城奥运的韩国？还是2008 年的北京更像1936年的柏林，被当年的德国拿来作为向国内与国际展示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平台？
乐观派：如同日韩 成功现代化
在中国学者之间，乐观派认为日本与韩国分别通过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成功以现代化国家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日本的丰田、索尼等著名品牌以及韩国的现代、三星等著名品牌在奥运后迅速成为国家名片流通全球。
日本经济在东京奥运后的1967年便超过英国与法国，在1968年更超越西德，虽然经历了1990年代整10年的泡沫经济，依然没有丧失其作为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
韩国经济也在汉城奥运后急速起飞，成为东亚继日本之后的另一个经济明星，代表国家创意产业的“韩流”风行亚洲。虽然遭遇1997年经济风暴，韩国的总体产业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一批自主创新产品 悄悄进军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在连续30年改革开放后已然打下基础，一批拥有国产技术的自主创新产品悄悄进军全球市场，蓄势待发地要成为第三批源自亚洲的国际品牌。
受到通胀、股市重挫、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困扰，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长三年来增幅最小；但世界银行数据披露，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世界124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生动说明中国在奥运前的经济实力，以及奥运后所可能发展的轨迹。
悲观派：如同德苏政权衰亡
悲观派则认为，与当前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一样，纳粹德国与苏联在体制上都倾向全能主义；无独有偶，这两个政权都在举办奥运时如日中天，也皆在举办奥运后的10年内灭亡。纳粹德国在柏林奥运9年后的1945年在盟军的东西夹击下亡国；象征冷战的柏林围墙则在莫斯科奥运9年后的1989年倒塌，苏联也在次年分崩离析。
这个历史现象或许是一种巧合，不具备任何必然意义，然而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却也突出了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中共虽然在面临国际舆论压力时一再强调不能把奥运政治化，但是其面对奥运的态度，却与当年的德国和苏联试图利用奥运平台展现体制力量的心态别无二致。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这份纲领性文件里，中共总书记糊绵筹明确提出“要办好2008年奥运会”这个政治任务；中共那什么局常委贾罄啉4月30日在北京奥运会百日倒数誓师动员大会上，强调“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都反映了北京奥运对于中共的政治意义。
反映全能主义特质的“举国体制”，指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计划手段为体育的发展提供行政支持和财政投入，把体育事业当作纯粹的国家行为；民间在这个体制下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
暴露出全能主义缺点
仍然保留全能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缺点，在奥运前夕逐一暴露出来。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坏的无数水库带来的安全隐患，凸显了缺乏监督的水利开发所造成的环境后果；6月28日贵州瓮安万人警民大冲突则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危机；东躲首府逻些3月14日的流血骚乱，更揭示了中国内部的民族自治与宗教自由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在缺乏民意表达的制度设计里，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信访制度也面临了挑战。第297期的《凤凰周刊》主题“大接访”，点出了当前的政治困境。为了维系奥运前的稳定，中共谋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阻止民众上访北京。报道提出了一道明显的难题：谁在承受截访的成本？
维克多·查的新书介绍有一句话说明了问题的症结：“对于中国而言，北京奥运会引进了一股开明解放的精神和风气，中国的专制政权若轻忽它，将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全能主义与公民意志冲突
北京奥运会使得全能主义试图掌握一切的本能，与现代化社会强调公民自由意志的价值互相冲突，使得开放步伐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中国政府陷入一种不协调的尴尬状况。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本月18日公开否认奥运期间禁止感冒药销售，表示那是“不实的报道，虚假的新闻”。官方人民网14日刊登题为《奥运来了，哪些常用药在药店买不到？》，却明确引述药监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零售药店，除胰岛素以外的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一律停止销售。
网友抨击禁售数百种药做法
数百种禁售药物包括一般民众常用的鼻炎片、复方川贝止咳糖浆、感冒胶囊等普通药物。这在网上引发强烈抨击，有激愤的网友形容这是“宁给友邦色情书、不与家奴感冒药”，抨击当局在奥运期间短暂开放境外刊物入口供运动员阅读，却伤害国民日常用药的权益。
此前，当局为确保奥运稳定驱赶北京30万外地人口、要求暂缓部分手术以确保血液供给奥运等做法，都是全能主义一贯要求个人为伟大政治目的牺牲奉献的惯性思路。这些做法不但被一些中国民众指责为扰民，全民皆兵式的奥运安保动员及相关措施所形成的紧张氛围，也让国际媒体把北京奥运形容为“一个无趣的奥运会”（a no fun Olympics）。
刚性的全能主义因为北京奥运而凸显，不但中国民众感受日深，在国际上也造成张力。有学者指出，北京奥运火炬在世界传递遭遇冲击，固然有官方所说的反华势力的操控，在更深层次上也象征了中国现有体制与国际普遍价值的不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金石
北京奥运将如何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悲观派认为，北京奥运的成功将被中共内部的保守势力判断为全能主义的胜利，进而削弱中共向多元开放演进的动力，延缓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进程。悲观派更担心，长期而言中国将因此与美欧等自由主义力量对抗，影响今后的世界和平环境，极端的话甚至重演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命运。
乐观派相信北京奥运的成功将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增强中共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信心，其结果将是进一步摆脱改革开放30年后残留的全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让中国拥抱现代化国家的价值体系。
东京奥运让日本在国际上彻底切割二战军国主义的阴影，成为全球认可的现代化经济强国；韩国也在汉城奥运前后脱离军人统治，实现民主化过程。这个“东亚奥运现象”值得世人参考。
“千万别低估中共学习能力！”
有学者说：“千万别低估中共的学习能力！”中共那什么局自十六大以来已举办44次的集体学习，十七大后至今也举办了6次，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决策参考；因应不断变化的统治条件，中共本身更通过决策的成败不断做出调整。虽然不能指望举办奥运对中国会产生类似日本、韩国的民主化效应，中共的学习能力或许可以让他们更好把握奥运的改革契机。
另有学者比喻说，北京奥运会对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中国犹如一个路丘，是减速平稳前进，高速冒险冲过，还是减速过急而导致车子倒退，确实考验着司机的技术和能力。（作者：叶鹏飞）
2008年7月13日 星期日
一名男子从北京天安门城楼纵身跳下 原因不详
明报
一名中国男子接近周日下午四时从北京天安门城楼跳下受伤，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围观群众称，当时这名男子从天安门城楼西北边的一个平台纵身跳下，摔倒在天安门西侧的台阶上。
男子倒地后一直在挣扎，天安门现场值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对其进行抢救，由救护车载走。目前这名男子正在医院接受警方调查，但他一直保持沉默，其身份和跳楼原因不详.
2008年7月11日 星期五
糊绵踌随扈动粗墨记者受伤
中国时报/大陆领导人随扈驱赶媒体的粗鲁作为，台湾媒体已经有多次经验，而同样的戏码，昨天更出现在大陆国家主席糊绵踌会见墨西哥总统卡德隆的场合。当着卡德隆的面，糊绵踌随扈一样强势驱赶媒体，粗鲁拉扯之间，墨西哥记者高声抗议，甚至造成一名墨国记者嘴唇受伤。
随着奥运保安措施的逐步升级，负责中国国家领导人安全维护的中央警卫局，近来对国家领导人的保护措施与近身防卫行动愈趋严密，糊绵踌与主管宣传中共政治局常委李伥蝽的贴身随扈，近日即相继传出曾粗鲁地对待境外媒体记者的争议事件。
粗鲁对待境外记者争议频传
据《法新社》引述目击者的说法，中国国家主席糊绵踌十一日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卡德隆后不久，由于中央警卫局的随扈要求随团採访的约廿名墨国记者离开会场，双方出现争吵，结果当着卡德隆的面，糊绵踌的随扈便粗鲁地将墨国记者强行推出会场。
目击者告诉《法新社》说，在糊绵踌与卡德隆会面后不久，现场的警卫局人员即要求记者离开，但事前并未被告知必须在双方进入正式会谈后离场的墨西哥记者，当场拒绝，导致双方出现争执，并干扰到两国元首的会面气氛。
目击者并说：「在卡德隆总统面前，墨国记者开始提高声调」。在被警卫粗鲁推出会场后，一名墨国记者说，他的嘴唇被中方警卫人员打伤了。这样的行为，在外交上是非常失礼的。据墨国记者指称，墨国总统新闻办公室事前告知，媒体记者可以採访这场会面活动。
中央警卫局因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安全维护，执行勤务向来强势，即使是两国元首会面的外交场合，警卫对近身採访国家领导人的境外记者，警戒特别「敏感」。十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也曾上演警卫粗鲁对待记者的相同戏码。
主管中共文宣业务的政治局常委李伥蝽十日考察北京国际新闻中心时，李伥蝽虽主动和港台记者寒暄，并对台湾媒体记者预祝台湾运动员在奥运会多拿奖牌，但李长春的随扈硬是将记者强势隔离，不让记者与李伥蝽接近。
据目击者说，李伥蝽不仅主动和记者寒暄，还问及採访奥运会的情况，并表示会提供採访便利。见他准备要讲话，记者群立即近身递出麦克风，但遭到警卫粗鲁的拉扯与推离，现场顿时陷入溷乱，还有多名记者遭到警卫粗暴对待。
Digital China: Ten Things Worth Knowing about the Chinese Internet
Posted July 7, 2008 06:19 PM (E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effrey-wasserstrom-and-kate-merkelhess/digital-china-ten-things_b_111302.html
Thanks largely to the Olympics, 2008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a turning point year for China -- or, rather, one when the country passed several milestones. It'll be remembered as a turning point year in Chinese sports history, due to the country getting its first chance to host the Games, and the history of Beijing's redevelopment, due to all of that has been torn down and built up to ready the city to play host. 2008 will go down as a turning point year in the histor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well, thanks to the resumption today, after over half-a-century, of regularly scheduled Taiwan-mainland flights. Here, though, we focus on still another thing that 2008 is likely to be remembered as: a turning point year for the Chinese Internet.
Consider how many Internet-related developments have already taken place. In January, YouTube videos helped publicize Shanghai protests against extensions of a high-speed train line. In February, China replaced America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Internet users. In March and April, bloggers and hackers made headlines, as the furor over the Tibet riots and the roughing up of a Chinese torchbearer in Paris played out in cyberspace as well as on the ground. In May, Wen Jiabao became China's first leader with a Facebook page. In June, Hu Jintao became China's first leader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online.
And throughout 2008, news and views about the Olympics have shown up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thanks to everything from the official Beijing Games website that features non-stop promotion of and updates about the event, to a flurry of unofficial postings, such as ones by angry netizens who complained right after the May earthquake government television was still showing triumphant images of the torch relay when the time had come to focus on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of Sichuan.
By now, in the wake of these and other digital events, news-savvy Americans all know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Chinese life -- but not necessarily what kind of force. Here are ten things to keep in mind whenever the Chinese Internet makes headlines.
1. Optimists have long forecast -- inaccurately -- that the Internet will swiftly transform China into a completely open society.
Among others, George Will, Thomas Friedman, and Bill Clinton all predicted around the millennium's turn that 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would inevitably and swiftly set China free. This hasn't happened. China's still run by a Communist Party that takes harsh measures against organizations that threaten its hold on power.
2. Pessimists continue to suggest -- also inaccurately -- that Chinese political life hasn't really changed and cannot be said to have changed until the Communist Party falls. This ignores shifts in which the Internet has figured centrally.
China's leaders may not have to stand for re-election and certainly limit some forms of dissent, but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has become a more freewheeling, interesting and chaotic arena for expressions of opinion than it was. This isn't all due to the Internet (crusading print journalists and activists have also done their part), but bloggers calling attention to official corruption or mocking government policies have definitely helped alter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t's misleading to suggest -- as the New Republic does in its latest special issue, "Meet the New China (Same as the Old One)" --that the realm of Chinese politics has remained static.
3. It's misleading to imagine that the only Chinese Internet activity that matters politically involves "dissidents" and collective acts of protest.
Often, the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things happening online involv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efforts to call attention to corrupt acts by local officials, that dovetail with policies that are promoted or at least given lip service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many cases, these take the form of satirical discussions, which only gradually move toward anything like a "dissident" position. A recent illustration involved reports that pigs raised to be eaten by Olympic competitors are fed a special organic diet to ensure that pork-consuming athletes won't get so full of chemicals they'll fail drug tests. This led to a flurry of Internet postings about the health risks ordinary Chinese face when eating "normal" pigs. First one and then scores of bloggers connected the dots between the regime's attentiveness to the well being of athletes and seeming lack of concern for other groups, like miners. (There are scores of coal mining accidents each year, only some of which are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Many corners of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were suddenly plastered with variations on the line: "I'd rather be an Olympic pig than a man in a coal mine!"
4. The political uses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that draw attention here and in China often differ.
Take, for example, Zeng Jingyan, wife of AIDS activist Hu Jia. After blogging about her experiences trying to free Hu from detention, she and her husband made Time's list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But her actions haven't gained the kind of traction in her own country as, say, the Olympic pig stories did.
5. A lot of what happens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isn't political.
Increasingly, Chinese Internet usage reflects the broad range of online activities happening in the US, Europe, Japan, and other wired countries. Most Chinese Internet cafes are packed with students playing online video games, not checking out political websites. Online chat rooms are packed. Online commerce is growing rapidly. Online stock trading has taken off. And afte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Chinese donated millions of dollars online.
6. Though the Internet is thought of as an "international space," postings on it can be intensely patriotic, even jingoistic (in China and elsewhere).
Early Internet pioneers opined that the Internet would increasingly make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identities irrelevant, especially among the wired young. But Chinese netizens can be nationalistic as well as cosmopolitan. In the spring, after the Tibet and Paris incident, for example, fenqing ("angry youths") took to the net , creating YouTube videos and blog posts that denigrated Tibetan rioters and railed against the French.
7. Self-styled patriotic postings can make the government uneasy.
Unrestrained nationalism has often been a problem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officials are understandably wary when young people start to toss about nationalist slogans on the Internet and sometimes act quickly to rein things in. For instance, in April 2005, when anti-Japanese protests broke out across China in response to debates over the content of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ir portrayal of World War II events), internet censors quickly added the word "demonstration" to their list of banned words at QQ, China's most popular internet messaging service. This spring, the government initially allowed anti-French sentiment to build, but soon was moving to tamp it down as online activists began calling for boycotts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whose investment money Beijng has courted.
8. Censorship is more complex than just "Big Brother" blocking sites or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keeping things out.
While Chinese Internet censorship is widespread, it's not a single unified system. There is some meta-level screening of taboo words and images (like the Dalai Lama's name and face), but the "firewall" is actually a series of blocks -- some at the national level, some at the local level. Universities, schools, and companies monitor and screen Internet traffic, as do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even individual websites. At the Chinese news blog Danwei, they've coined the catchy phrase "Net Nanny" to better refle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event its citizens from being exposed to the wrong kinds of things. Some observers, like Rebecca MacKinnon, have noted the playful language games netizens use to circumvent the filters, but other discussions simply never take place, due not just to ham-handed interference but also self-censorship.
9. China isn't always just following trends when it comes to Internet usage, as it sometimes set them.
This is true of softwar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for Internet censorship. It's also true of some creative areas. For instance, before the final installment of Harry Potter's adventures hit bookshelves last year, Chinese fans were able to read multiple versions online -- written by Chinese authors riffing on J.K. Rowling's popular series -- as well as several unauthorized translations of the real deal.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books made up of posting from popular blogs began making regular appearances on Chinese bestseller lists back in 2006 when these were still very rarely published in the West.
10. You don't have to read Chinese to know what Chinese bloggers are saying.
You can go to "Blog for China," a site started by a group of American-based Chinese students during the recent firestorm over alleged Wester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Or visit sites like China Digital Times, Danwei, EastSouthWestNorth, Shanghaiist, and RConversation, all of which regularly translate posts from and track development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Internet. We depend heavily on them in our work for "The China Beat: Blogging How the East is Read" a site launched by academics and freelance writers interested in Chinese affairs. And as anyone who has gone to the links we've provided above will know by now, we've relied upon them in creating this top ten list on the challenging, important topic of making sense of an increasingly wired and ever-changing China.
"Made in China" proves false economy for some
http://www.iht.com/articles/reuters/2008/07/11/europe/OUKWD-UK-GERMANY-CHINA-MANUFACTURERS.php?page=1
By Sylvia Westall Reuters
Published: July 11, 2008
GIENGEN AN DER BRENZ, Germany: Wafts of golden fluff whirl in the air as Irene Basan wedges a bundle of material onto a spike and gently turns it inside-out, right ear, left ear, then a snout, to reveal a Steiff teddy bear head.
She has been hand-making Steiff toys for 18 years in Giengen, the tiny south German town where the maker of collectible teddy bears -- some wor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euros -- was founded over 125 years ago.
Chasing lower costs, Steiff outsourced around a fifth of its production to China in 2003 but has now decided to come back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quality and staff turnover.
Steiff is one of a small number of German firms which are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and leaving China, despite its cheaper workforce and a burgeoning consumer population. With fuel at record highs, some cite mounting transport costs.
Production of Steiff toys, which include a distinctive long-limbed bear with a melancholy growl, will come back to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in Europe by the end of 2009.
"A Steiff animal has to look cute, it has to look at you and say,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hug me, I'm here for you, I'm your friend,'" Steiff Managing Director Martin Frechen told Reuters.
"If the symmetry is off and if it looks like it's been run over by a car, it's not what we want. People don't pay for that."
Consisting of around 35 parts and with an average price of 40 to 70 euros (32 - 56 pounds), the toys take up to a year to learn to make and around 80 percent of the work is done by hand.
But with twisted legs, bald patches and open seams, a "cumbersome" number of the Steiff toys made in China had to be rejected, Frechen said, because high staff turnover in a fast-growing economy meant workers did not have long enough to train.
"We don't really fit in over there," he said, pointing out that Steiff's typical orders of around 500 lots were also too small to reap good cost savings in factories more accustomed to mass production.
QUALITY CONTROL
Germany has been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goods since 2003, but China has been snapping at its heels for the top spot -- even though Chinese manufacturing was cast in a poor light last year after U.S. toymaker Mattel had to recall over 20 million Chinese-made toys, costing it around $110 million (56 million pounds).
The world's leading toymaker, which produces over half its products in China, has since stood by its Chinese partners and ramped up quality checks.
But for smaller companies, such quality control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said Harald Kayser, head of the China Business Group at auditor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
"If you don't have people from your own head office in China the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nage the process," he said. "Smaller companies have more problems in this area."
A PwC study shows that companies can save up to 50 percent making their goods in China instead of Germany, but that firms often underestimate logistics costs.
Around a third of companies actually incurred losses by moving production east, the study showed.
German trampoline maker Bellicon, with an annual turnover of 2 million euros, also says it regretted moving some production to China and has now brought it home.
"We had to do so much extra follow-up work in Germany, such as dealing with customer returns, that when we calculated it we had barely saved anything," said manager Heiko Schmauck.
He said the company had frequently visited its Chinese partner to try to build up a good relationship. However, once during a six-month gap between visits almost the entire workforce at one factory had changed.
"It was no surprise the quality varied so much. New people came, the quality dropped, then they improved their skills and left,"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Chinese-made trampoline parts did not reach high enough endurance standards.
Companies fail to take account of total cost of business in China, including training, time delays and monitoring of production systems, said Paul Midler, president of business consultants China Advantage.
"For every foreign company that is honest with itself and admits tha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comes with a higher cost, there are countless others that will fool themselves into thinking that they can manage it with fewer resources than it actually requires," he said.
He said Chinese manufacturing has advantages such as speed and the "clustering phenomenon" where companies at all stages of supply chain are based together, giving ready access to a network of sub-suppliers.
MADE IN GERMANY
But some companies say higher shipping and fuel costs mean producing goods in China no longer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Global oil prices have doubled in the past year: a study by Jeff Rubin and Benjamin Tal of CIBC World Markets found that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every $1 rise in world oil prices has fed directly into a 1 percent rise in transport costs.
German automation company Hirschmann said in a statement it moved back production of some its electrical components to Germany from China to cut down on the distance its goods travel, but added China still remains an important consumer market.
A study by the German engineers' association (VDI) shows one in five German firms returns to Germany after a brief foray abroad.
"This figure shows us that the 'Made in Germany' label remains a mark of quality," VDI President Bruno Braun said in a statement.
Analysts have queried the VDI figures and say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suggest companies are quitting China or other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en masse for Germany.
The German Chamber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DIHK), which surveyed 8,000 German firms, says only around 3-5 percent of companies come back to Germany each year and around a third have ambitions to grow in China.
"It is absolutely normal that some companies fail," said DIHK chief economist Volker Treier.
Given a lack of resources for proper research,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to "jump into cold water" and see if they can swim, he said. "For a small company with an emphasis on very high quality, it is very difficult."
He pointed to successes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where production has been switched to China from Germany, allowing carmakers also to make inroads into China's home market of 1.3 billion potential consumers.
But he added there could be some evidence that German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as a production centre, for companies which are not driven by cost savings alone. From 2003-2007, the importance awarded to production cost savings by German companies in DIHK surveys fell.
"But we have to wait and see whether this 'new love' endures," he said.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Simon Rabinovitch in Beijing; Editing by Sara Ledwith)
NYTimes : Voice Seeking Answers for Parents About a School Collapse Is Silenced
Diego Azubel/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Relatives and loved ones of the children who died in a school
collapse after the May 12 earthquake staged a protest on June 1 in Mianzhu,
China.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he police on May 25. There is no official death toll for students.
By JAKE HOOKER
Published: July 1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7/11/world/asia/11china.html?pagewanted=1&_r=1&hp
BEIJING — Three weeks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five bereaved fathers whose children died in collapsed schools sought help from a local human rights activist named Huang Qi.
The fathers visited Mr. Huang at the Tianwang Human Rights Center, an informal advocacy organization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Chengdu, where he worked and lived. They told him how the four-story Dongqi Middle School had crumbled in an instant, burying their children alive.
Mr. Huang soon posted an article on his center’s Web site, 64tianwang.com, describing their demands. They wanted compens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chools’ construction and for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building’s collapse to be held accountable — if there indeed was negligence.
A week later,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tercepted Mr. Huang on the street outside his home and stuffed him into a car. The police have informed his wife and mother that they are holding him on suspicion of illegally possessing state secrets.
“They’ve been using this method for a long time,” said Zhang Jianping, a contributor to the Web site who has known Mr. Huang since 2005. Nobody knows the grounds for his arrest, but many people have the same idea. Mr. Zhang said, “It may be because the schools collapsed, and so many children died.”
In the days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authorities allowed reporters and volunteers to travel freely in the disaster zone. Some commentators even saw the dawning of a Chinese glasnost. In an interview with National Public Radio that aired in May, Mr. Huang said he believed tha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had greatly improved.
“He actually thought things were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said John Kamm, who is pressing for Mr. Huang’s release and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Dui Hua Foundation, which has helped free prominent Chi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That’s one of the tragedies of his detention.”
A volunteer at the Tianwang center, Pu Fei, 27, was detained minutes after Mr. Huang. He said that the officers who interrogated him demanded that he hand over the password needed to post information on their Web site. They also wanted to know whom Mr. Huang had met and where he had gone in the disaster zone. Mr. Pu was detained in a hotel for two weeks and then released.
Mr. Pu and other volunteers said the authorities might have singled out Mr. Huang because he disseminated information about parents whose children had died in collapsed schools — a group whose protests began to snowball into something like a movement in early June.
There is no official figure on how many children died in schools during the powerful May 12 earthquake. Seven thousand schoolrooms collapsed, according to Chinese government estimates. Thousands of students may have died, if not more, leaving behind bereft parents looking for answers.
During the brief period of openness in late May and early June, parents marched with photos of their children and gathered at the wreckage of schools to hold memorial services. They held sit-ins outside government buildings. In one town, the top Communist Party leader got down on his knees and begged parents to stop a march, but they refused.
But with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approaching, the issue increasingly looked like a time bomb for the authorities, and they scurried to defuse it.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banned coverage of destroyed schools in the domestic press. Paramilitary police officers blocked foreign reporters from demonstrations. Activists who tried to gather and publish information about school construction were detained.
On June 2, The Sichuan Economic Daily published an article saying that substandard construction methods contributed to the deaths of 82 students at a middle school in Yinghua Township. Afterward, an editor at the paper said, two reporters and an editor who worked on that article were fired.
Two fathers of children killed in schools said in separate interviews that officials had told them public gatherings and petitioning the government were no longer permitted. Zeng Hongling, a local crusader who wrote three articles lashing out at the government’s earthquake response, was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 group based in Hong Kong.
Mr. Huang, who was detained on June 10, has not yet been formally charged with any crime. But if he is convicted on the murky charge of holding state secrets, it will not be his first time being jailed for a political crime.
In 1998, he and his wife, Zeng Li, founded the Tianwang Center for Missing Persons, an organization that focused on cases of human trafficking. Its name later changed to Tianwang Human Rights Center as its mission expanded.
In 1999, she and Mr. Huang helped the police rescue seven girls who had been sold into prostitution. The case gained the Tianwang center favorable attention in the state-run news media.
Mr. Huang also exposed a racket through which thousands of migrant workers sent to work on ocean-going fishing boats had been forced to pay for mandatory appendectomies at a government-run clinic.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his Web site. His wife said that Mr. Huang’s report stepped on the toes of high-ranking local officials who profited from the arrangement.
Mr. Huang continued to post articles about other taboo topics.
In March 2000, he wrote about a practitioner of the banned spiritual group Falun Gong who was beaten to death in police custody. The Chengdu police shut down his Web site days later, so Mr. Huang moved its content to a ser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Later that year, he posted an account of a 15-year-old boy who was detained in Chengdu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Beijing. The boy later died in police custody.
The police arrested Mr. Huang shortly thereafter. He was held for an extended period without trial, and he was ultimately convicted on charges of inciting subversion and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Ms. Zeng, who has lived apart from Mr. Huang since 2006, said the experience changed him.
“When he came out, you could see scars on his head,” she said. “He became irritable, and he would forget things.”
To the surprise of some friends, Mr. Huang took up where he had left off when he got out of prison. He revived his dormant Web site, found citizen journalists throughout China to contribute articles and resumed his role as an activist. “He started helping petitioners — people who had been harmed, people whose homes has been demolished, people whose rights had been abused,” Ms. Zeng said.
State security agents watched him, Ms. Zeng said, but they did not interfere with his work.
Then the earthquake hit, and foreign reporters flooded the devastated towns. Mr. Huang knew the terrain of Sichuan well and did his best to help. He accepted interviews with the foreign press. He and his volunteers rented a truck and handed out bottled water, instant noodles and crackers to refugees. In June, he helped reporters from a British television channel contact parents whose children had been killed in schools destroyed by the earthquake. And he began acting as a clearinghouse of information for reporters.
Mr. Huang kept in touch with the five fathers whose children had died at Dongqi Middle School. They joined a group of experts to investigate the wreckage for clues as to why the building crumbled. Mr. Huang posted a short article on his Web site saying that, according to the experts, the school was structurally unsafe.
It was one of his last postings before his detention. Mr. Huang’s lawyers and family said that the Chengdu police have denied their requests to meet with him on the grounds that his case involves state secrets. Officers with the Wuhou District Public Security Bureau declined to comment, saying they were not authorized to speak with the media.
A conviction for the crime of possessing state secrets can carry up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pressure to arrest him came from central authorities in Beijing or from local officials, who regarded his criticism of the collapsed schools as threatening. Mr. Pu said that some of the officers who interrogated him spoke with a northern Beijing accent, which is unusual in Sichuan, an area with a strong dialect.
Huang Qi,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was detained on June 10.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切独裁者都是周老虎
有一个国家叫伊朗，美帝国主义很讨厌的国家。
最近这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
西亚轰隆一响，美国人就跟着肝颤。
伊朗Sepah News首发导弹发射照片，
蔚为壮观。
之后，法新社转载。
然后，美国各大媒体都头条报道这次导弹发射。
所以说，一切反动派都是周老虎纸老虎。
只要你吓唬他们一下，他们就害怕了。
But…
美国人第二天一觉醒来，
发现这张照片看着怎么这么散光呢？
哦，克隆的。
西方人虚惊一场。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独裁者都是周老虎。
所以说，各种老虎都不可怕，
老虎的屁股和乳房都随便摸。
英文好的同学请移步。
（沐头同学亦有贡献）
2008年7月10日 星期四
BBC：从"去蒋"到"尊蒋"
马英九在慈湖为一尊被重新修复的蒋介石铜像揭幕
2008年07月0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20北京时间 22:20发表
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把过去民进党执政八年时期"去蒋化"的一些作为，一一恢复；本周最新的一项措施，是恢复在军队中朗诵蒋介石的训话。
对重新取得台湾执政权的国民党来说，曾长期领导该党的蒋介石是其唯一的总裁；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各种称谓，从国民革命军之父到世界伟人与人类救星不一而足。
国民党对一些伟人救星之类的蒋介石称谓虽然不再使用，但该党此前在野时，对民进党去除军队与社会上的蒋介石图腾，还是有不少批判反对。
总统马英九上个月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带领着军校学生高唱黄埔校歌，这首校歌在民进党执政时被停止在正式场合传唱，其理由是歌词党性十足，源自于蒋介石所建立的国民党军校歌。
蒋介石重见天日
歌词开头所唱的"党旗飞舞"的确只有在国民党执政时，才能唱得气壮；随着国民党重新取得政权，军队除了黄埔校歌再现，蒋介石在1936年于南京的一篇教条式演说稿，也再度被高声朗诵。
与黄埔校歌一样，"军人读训"也是由马英九带头与军校生共同朗诵；读训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停止，除了其教条八股的格式受到批评外，要求军人朗诵研读蒋介石的演说，也被民进党讥讽为有如在读毛语录。
国防部军事发言人提出的再度读训的理由是：军人读训是依照中华民国军人的礼节予以恢复，其目的是在砥砺军人武德，陶冶人格修养，而不是要搞威权。
在国民党五月执政后来，台湾军队中另一个不同的景象是，此前有军队营区未拆除的蒋介石铜像被包覆起来，现在这些包覆被去除，使得蒋介石铜像重见天日。
蒋介石过往的说话与形象除了在军队中复活外，在民间也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下，一步步推翻了民进党执政时的作法。
以蒋介石在桃园慈湖的"蒋公陵寝"来说，民进党在执政最后一年后撤除派兵保护并且随后关闭，但国民党政府上台后不久就恢复开放，并且在上个月恢复了宪兵站岗与仪队操练。
与此同时，台北市中心已被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的"中正纪念堂"也做了一些恢复，只不过马英九此前宣称选上总统将重新挂回的"大中至正"牌匾，目前还没有重新挂上。
封建味道
陵寝这样的字眼具有封建皇帝的味道，在互联网上找了找，果然除了中国历代皇帝与"蒋公"外，没发现有人的墓穴是用陵寝称之。
此前在中正纪念堂改名风波时，也有更多纪念堂是以皇帝陵墓规格建造的内容被披露，比如"御路"，比如"千秋万岁"的刻字。
国民党新一代的主政者许多都如马英九一样，在西方国家的知名学府取得学位，他们也经常把西方式的民主挂在嘴上，每当见到他们用一种严肃恭敬的神色谈到"先总统蒋公陵寝"或到当地流泪祭拜时，总觉得怪异。
蒋介石无论在台湾，在中国或在美国都是一个有争议性人物，虽然他有一些拥护者，但是将其视为屠夫或无能暴君者，也不乏其人。
国民党在台湾大小选举时总是避谈蒋介石相关问题，并说批蒋或去蒋者是要搞意识型态，而国民党要搞好经济不搞意识型态；这样的作法意谓着国民党拥蒋的底气不足，似乎也了解蒋介石的争议性。
不过以其重新执政后再度尊蒋的作法来看，国民党是否真不搞意识型态，而围绕蒋介石的争议是否能在台湾落幕，都还存在问号。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台湾在经过民主化后，过去那种学生只要听到"蒋公"两字，就得立正站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回。
很想知道这些作者或“网友”之前或之后在哪儿
在家数钱吧，五毛一张的。
奥运期间，中国网民不欢迎萨科齐
2008年07月03日 08:43:14 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7/03/content_8480732.htm
“中国政府和佛爷谈得好，我就考虑去北京参加奥运会”——法国总统萨科齐周一在电视讲话中再次给出席奥运会“开价码”，并表示可能会见佛爷。这已经不是萨科齐第一次借“东躲问题”向中国施压，而这位自说自话的法国领导人恐怕忽略了中国人对他的态度。中国网民的大量留言显示，萨科齐不是在奥运期间受普通中国百姓欢迎的人。（《环球时报》7月2日）
作为国际形象日隆的政府，中国完全有独立处理国家事务，建立西藏和平的能力。相比之下，萨科齐则如一个干涉别国内政的好事者，不以破坏中法伙伴关系，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为歉，还向奥运漫天要价，这分明是一种不明智甚至是愚蠢的法国式傲慢。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伍贻康对此表示不屑，认为萨科齐的做法不是一个大国政治家的风范，只能反映出他本身的不成熟和草率。中国网民对此的态度更直接，不是 “爱来不来”，而是根本“不欢迎你来”！
这让我联想到斯坦福大学对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态度。赖斯曾担任过该校的教务长，在离卸任日近之际，很自然地想回“原单位”“报到”。校方及她的老同事却认为“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最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允许她回来”。斯坦福网友更为尖锐，“赖斯，请你离开！我们不想让一个造成民族大屠杀的人在我们学校任教！”
显然，中国网民对萨科齐与斯坦福大学对赖斯的“不欢迎”，性质有所不同。对中国人来说，萨科齐只不过是个指手画脚、寻衅滋事的外来者，而赖斯则是斯坦福的“老校友”、“关系户”。但斯坦福大学对赖斯毫不留情面的拒绝，让人看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尊贵独立和正直品格。
有评论者假设说，“如果赖斯想到中国的大学来任职，不用说，中国的大学一定会高接远迎。”这话有让人信服之处，但显然低估了中国人内心的坚守，尤其是具有国家意识和国家情感的普通民众，对于正义、人格以及民族尊严的捍卫意识。我们的大学也许没有斯坦福那么洁身自好，但民众未必会“有失尊严”，这在对萨科齐的态度上得到充分印证。对萨科齐的排拒，不仅丝毫无损于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形象，反而衬托出民众的自尊。
赖斯在斯坦福很没面子，是因为斯坦福很要面子。同理，萨科齐抵制北京奥运会碰了一鼻子灰，他可以不要面子，中国人可不能不要面子！（司欣）
早谋一席之地与萨科齐搭上末班车
2008年07月10日 09:12:15 来源：新华博客
网友：知不足（blog）
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8-07/10/content_8518409.htm
目前，国际奥委会的所有２０５个成员都已确认参加北京奥运会，创下历史纪录，８０多位各国首脑
也已确定出席开幕式。看来，开幕式贵宾席一定会高朋满座。切望朋友们早谋一席之地。（７月８日《人民日报》）
７月８日， 离北京奥运开幕也就３１天的时间了。到时候，数十万国外游客，数百万国内观众将齐聚北京，可谓胜友如云。“我们准备好了”，张开双臂的北京热烈欢迎带着友谊而来的各国朋友。
美国总统参加，日本首相参加，英国首相参加（闭幕式），意大利总理“倾向于”参加，法国总统参加……这标志着西方主要国家的首脑没有一个抵制北京奥运，只有少数几个小国，如爱沙尼亚、波兰、捷克、奥地利等国的领导人宣布不参加奥运开幕式。
７月４日，法国《世界报》引述法国总统府的消息称，法国总统萨科齐将出席８月８日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萨科齐将在八国峰会上宣布这一消息。 对此有外电评论说，中国在反击抵制奥运会的斗争中已经获得全面胜利。对于萨科齐将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消息，法国各主要媒体大多表现出支持的态度，纷纷转述了４号《世界报》的内容。
反华势力本来寄望于萨科齐成为抵制北京奥运的领袖，但他的改弦易辙让他们抵制北京奥运的妄想立刻成为了泡影。法国《费加罗报》和《解放报》文章指出，萨科齐曾经以中国政府和达赖进行接触和对话为他去北京的先决条件，现在双方已经接触了两次，所以萨科齐再没有不出席奥运会的理由了。
宣布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布什总统表示：“中国人民正在密切关注着各国领导人的决定，我认为不参加开幕式将是对中国人民的冒犯。”是的，中国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既古老又崭新、拥抱世界也等待世界拥抱的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国家呢？
７月７日，八国峰会在日本召开。７月９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领导人会议，并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谈。７月８日，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早谋一席之地”的随笔文章，想来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发的，一定是有所期许！今天是八国峰会的最后一天，诚如法国媒体所言，萨科齐宣布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
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想看奥运会，那是要提前买票的。对领导人而言，出席奥运与否，更是早做打算的。虽然前些日子的调查显示，有民众不欢迎萨科齐的到来，但在更高的层面上说，举办奥运这样象征团结友谊和平进取的国际赛事来说，朋友不嫌多，虽有洞，补未晚！
聊天记录：逗他玩儿
贴一段和大学同学的聊天记录。
起因是我昨天的msn签名“胡老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惊动了他，惹得他动问。
我做了件坏事，逗他玩儿。多淳朴的好兄弟啊，居然自始至终没看出我的做作——难道这种神经过敏矫揉造作的爱国热情在天朝领地里已经是常态了吗？
最有意思的是一开始还一意为朝廷开脱，仿佛天朝卧薪尝胆百年大计都是他在谋划着，他安抚我的情绪，犹如大队辅导员苦口婆心。直到我说“给萨老师台阶就不给我们台阶”，他才多少觉得这事不对劲。
当然他的立场还是爱国的，跟我这样的汉奸坏蛋表演爱国是不一样的。可不管什么立场，都得有一贯的逻辑和原则，天朝的各界爱国人士不然，他们永远顾全大局，运筹帷幄，处处替朝廷着想，甘当朝廷的擦屁股纸，被煽动了，被耍了，被弃了，照样乐在其中，一点不觉得这里头有何蹊跷，甚至每每大赞朝廷技高一筹深谋远虑，进而时时觉着朝廷（也是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我这兄弟说“我们要给人家认错的机会”“给人个台阶下”，看来他真以为朝廷胜利了……
我这样逗他玩儿是不是不道德呢？我如果告诉他真情，一时半会儿他未必理解得了，说不定还会引起激烈争吵。还是这样好，管他知道不知道。
* a dit :
胡老师怎么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啦?
请外老师解释一下
咱再这里感觉不太出来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昨天没在
原因如题
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强烈要求胡老师向中国人民道歉
赔偿十三亿中国人民每人一分钱
* dit :
你有点很啦
咱们的国力还不是很强,将就着点吧.卧薪尝胆吗
我们暂且这样认为好啦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我不管
中国人民不可侮
不可欺
* dit :
咱们可是中央集权呀!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那么新华网为什么搞民调
问我们是否欢迎萨老师
我们已经表态
不欢迎
就是不欢迎
胡老师却罔顾民意
悍然接受萨老师无理要求
我受到伤害了
非常受伤
* dit :
调查 ?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恩
上个礼拜
新华网发起了网上民调
这样的法国总统，你是否欢迎他来参加奥运
* dit :
就算是非官方调查好啦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这是官方网站
中国没有非官方网站
* dit (13:33) :
你要拥护我们的党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我正是因为拥护
才特别信任新华网
我被伤害了
* dit :
奥运与政治不相干
奥运无国界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你要弄清楚，是我们朝廷的官方网站新华网提出这个民调的
我是拥护朝廷的
我被伤害了
被耍了
我的精神受到损失
我要求赔偿
* dit :
我们要给人家认错的机会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萨老师的机会他自己的事情
我不管的
* dit :
在我们这里还要等上几十年!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萨老师有没有错我也不管
我只管拥护朝廷
朝廷明明是耍我们
* dit (13:36) :
我不知道调查的结果怎么样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13:36) :
百分之九十的意见是不欢迎！！！
* dit :
靠
这么厉害
按照道理是不应该在邀请啦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胡老师既然不把我们的声音当回事
新华网为什么还做这个民调
我非常气愤
胡老师为什么对萨老师笑脸相迎
为什么不当面拒绝
* dit :
他来了给他个观众席不就可以啦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昨天驻法大使孔泉老师还说
萨老师将受到欢迎
* dit (13:37) :
给人个台阶下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我不管
你既然想给人家台阶下
干吗不给自己的人民台阶
难道外国元首就比中国人自己更重要吗
萨老师有脸了
我们的脸往哪儿搁
* dit (13:38) :
你看不到.在国内,外国人比较受重视
我们的自尊都没有拉
我们不去法国旅游不就好啦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拉倒吧
中国一年去法国才多少
70万人次最高
法国一年接待外国游客多少
8000万人次
中国人都不去
也毫发无损的
况且今年去法国中国人数下降
是因为公款出游受到限制
今年朝廷要办奥运
规定公款考察要去国务院申请因公护照
所以去法国的人次剧烈下滑
办完奥运
马上回升
* dit (13:40) :
看来朝廷还是知道腐败这回事的
我们去国外受歧视?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13:41) :
除了中国朝廷，没有哪个国家歧视中国人
这次民调戏弄民意
就是例子
* dit (13:41) :
看来胡老师,也没有走出江老师的阴影
看来我们的消息还是经过过滤的
咱们这些活估计朝廷给备案啦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让您受惊了
* dit :
不会的
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怕
看来你应该回来帮帮胡老师
来教育一下经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国民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我不管
我只要他赔我一分钱
我只要他道歉，赔钱
* dit :
让他在网上道歉不就行啦,听说胡老师也会上网聊天啦
我曰：胡老师悍然接受萨老师来华。 dit :
不管什么方式
要他道歉
而且要赔钱
外交部人才多，孔老师成功迫使萨老师见老佛爷。
Pékin menace Paris de représailles si Nicolas Sarkozy rencontre le dalaï-lama
LE MONDE 09.07.08 14h21 • Mis à jour le 09.07.08 14h21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07/09/pekin-menace-paris-de-represailles-si-nicolas-sarkozy-rencontre-le-dalai-lama_1068043_3216.html#ens_id=1053187
Comme attendu depuis quelques jours, le président Nicolas Sarkozy a confirmé, mardi 8 juillet, sa participation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le 8 août, lors d'une rencontre avec son homologue chinois, Hu Jintao, au sommet du G8 au Japon.
Selon l'Elysée, l'entretien s'est "extrêmement bien passé" et "la relation franco-chinoise est à nouveau sur les rails du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De fortes tensions étaient apparues, en avril, entre les deux pays à la suite de l'intervention de l'armée chinoise contre des manifestations au Tibet et lors des perturbations survenues lors du passage, à Paris, de la flamme olympique.
Lors de ces retrouvailles, M. Sarkozy semble avoir atténué un certain nombre d'exigences formulées à l'encontre de la Chine sur le terrai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dialogue sino-tibétain. Fixés comme condition à sa venue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les pourparlers entre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et les représentants du chef spirituel tibétain, le dalaï-lama, sont pourtant dans l'impasse.
De plus, la présidence française est restée silencieuse aux propos virulents de l'ambassadeur de Chine à Paris, M. Kong Quan, au sujet d'une possible rencontre entre M. Sarkozy et le dalaï-lama, en visite en France entre le 12 et le 22 août.
"Nous sommes convaincus que la rencontre entre M. Sarkozy et le dalaï-lama ne doit pas avoir lieu", a assuré, mardi 8 juillet, M. Kong. "Dès lors, a-t-il ajouté, que l'on reconnaît que le Tibet est une partie de la Chine, ce qui est le cas de la France, on ne doit pas recevoir ce moine politique, à l'activité séparatiste, adepte du double langage qui dirige un gouvernement en exil." Menaçant, le diplomate chinois a conclu en indiquant que si, d'aventure, un entretien était organisé, "il y aurait des conséquences graves sur le plan bilatéral"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sans préciser leur nature.
La décision du chef de l'Etat de se rendre à Pékin, notamment en tant que président en exercice du Conseil européen, a suscité de vives critiques au sein du Parlement à Strasbourg. Les groupes des Verts et des Libéraux ont appelé, mardi, M. Sarkozy à ne pas se rendre à Pékin.
L'Elysée a rappelé que "le chef de l'Etat a consulté à ce sujet l'ensemble de ses homologues européens". La chancelière allemande, Angela Merkel, a confirmé, pour sa part, qu'elle n'assisterait pas aux cérémonies d'ouverture, sans que cela ne suscite de réactions chinoises.
"ENGAGEMENTS ABANDONNÉS"
Le président du groupe socialiste à l'Assemblée, Jean-Marc Ayrault, a appelé M. Sarkozy au boycott des JO "au nom de tous ceux qui luttent pour la liberté et les droits de l'homme".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 Robert Ménard, lui a reproché d'"abandonner ses propres engagements".
Enfin, à Paris, mardi, alors que l'ambassadeur de Chine soulignait l'excellence des moyens mis à la disposition du public et des médias aux Jeux, les organisations Human Rights Watch (HWR) et Amnesty International attiraient l'attention sur le fossé entre les promess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et la réalité. HWR insistait notamment sur les risques encourus par les Chinois qui seraient au contact des étrangers au cours des olympiades.
HWR a donc édité un guide "à l'usage des journalistes se rendant en Chine pour les Jeux". Entre autres conseils : protéger ses interlocuteurs chinois, ne pas laisser traîner d'information permettant d'identifier ses sources. Minky Worden, directrice médias de HRW, demande de prendre toutes les précautions pour éviter les représailles. "A la fin des Jeux, vous partirez, n'oubliez pas qu'ils resteront", dit-elle.
Marine Casalis et Jacques Follorou
Les tensions entre Paris et Pékin ravivées par les propos de l'ambassadeur chinois
LEMONDE.FR avec AFP 09.07.08 18h02 • Mis à jour le 09.07.08 21h01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08/07/09/le-quai-d-orsay-convoque-l-ambassadeur-de-chine-apres-ses-propos-sur-le-tibet_1068300_823448.html#ens_id=1053187
Malgré la rencontre entre Nicolas Sarkozy et le président chinois, Hu Jintao, mardi, et la confirmation que le chef de l'Etat français participerait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les différends entre Paris et Pékin restent vifs. En cause, les propos tenus par l'ambassadeur de Chine à Paris, M. Kong Quan, qui mettait en garde contre "les conséquences graves" d'une éventuelle rencontre entre M. Sarkozy et le dalaï-lama, en visite en France du 12 au 22 août en tant que chef temporel et spirituel du bouddhisme tibétain.
SUR LE MÊME SUJET
Convoqué mercredi 9 juillet par le Quai d'Orsay pour qu'il s'explique sur ces déclarations, le diplomate chinois a réaffirmé qu'il était "fermement contre ce genre de rencontre". "Il ne faut pas s'ingérer dans les affaires intérieures d'un pays, en l'occurrence du mien. Le Tibet c'est une affaire purement chinoise et le dalaï-lama c'est quelqu'un qui a une double face et un double langage", a-t-il dit à l'issue d'une réunion avec Bernard Kouchner. "Nous nous opposons à ce que les chefs d'Etat le reçoivent à l'étranger, ce qui pourrait très bien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sorte de soutien", a-t-il déclaré.
M. Kong Quan, qui n'a pas repris la formulation de "conséquences graves", a assuré que l'entretien avec le chef d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ne s'était pas résumé au seul sujet du dalaï-lama. "Je pense qu'il est satisfait", a-t-il assuré à propos de Bernard Kouchner. Celui-ci a pourtant été sévère, affirmant que Paris "déterminait son attitude en toute indépendance" et rejetait les pressions "d'où qu'elles viennent", selon un porte-parole.
Le Quai d'Orsay a ajouté que la présence de Nicolas Sarkozy lors de l'inauguration des JO n'était aucunement remise en cause par cet incident diplomati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st le bienvenu à Pékin (...), il y est invité sans conditionnalité", a assuré un porte-parole.
RFI：法国外长库什乃尔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孔泉，
强调法国有权决定是否会见老佛爷。
发表日期 09/07/2008 更新日期 09/07/2008 22:31 TU
在中国方面要求法国拒绝会见佛爷后，周三，法国外长库什耐尔周召见了中国驻法大使孔泉，法国回绝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大使要求法国方面解释法国方面的声明为什么不符合中法两国元首在八国峰会期间达成的共识。法国外长指出法国有权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法国不会屈服于压力的。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孔泉又表示，中国无条件欢迎萨科齐前来北京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但是，孔泉在会晤库什耐尔后，从汽车上下来对在场的记者说，中国坚决反对法国总统会晤东躲宗教领袖佛爷。但孔泉没有继续使用，此举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词语。
另据报道，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周三指出，我认为会见佛爷不应该由法国总统萨科齐来完成。应该由其他人来会晤佛爷。他说，我期待，我的国家元首应该像一个元首的样子，而不是一个协会的主席。
BBC：法外长就东躲问题争执召见中国大使
2008年07月0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43北京时间 04:43发表
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星期三（7月9日）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要求他就警告法国总统萨尔科奇不要会见老佛爷的言论做出解释。
孔泉此前发表谈话说，如果法国总统萨尔科奇在8月份老佛爷访问法国时会见老佛爷，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法国媒体星期三广泛报道了孔泉的这段谈话。
孔泉发出的威胁令法国官员感到愤怒。库什内对记者们说，他召见了孔泉，要求他对此做出解释。
库什内说，"我们对中国大使的声明感到非常惊讶，并且要求他来见我，解释他的在法国看来很难接受的立场。"
孔泉在会见库什内之后对记者们说，他和库什内谈了很多问题，相信已经能够让库什内满意。
他还说，一个国家不应该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东躲问题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就在法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大使孔泉警告法国总统萨尔科奇不要会见老佛爷消息的同时，萨尔科奇最终宣布将会前往北京出席奥运会的开幕式。
萨尔科奇此前曾经表示，他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取决于中国和老佛爷会谈的进展。这让中国感到愤怒。
法国外交部现在表示，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告诉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萨尔科奇在北京将受到欢迎，对他的邀请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2008年7月9日 星期三
胡老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AFP/GÉRARD CERLES
A l'issue d'une rencontre bilatérale organisée avec le président chinois, Hu Jintao, mercredi en marge du sommet du G8 à Toyako (Japon), Nicolas Sarkozy a fait savoir qu'il participera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le 8 août à Pékin.
L'Elysée confirme que M. Sarkozy assistera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LEMONDE.FR avec Reuters 09.07.08 05h10 • Mis à jour le 09.07.08 08h33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07/09/l-elysee-confirme-que-nicolas-sarkozy-assistera-a-la-ceremonie-d-ouverture-des-jeux-olympiques_1067893_3216.html#ens_id=1053187
Nicolas Sarkozy assistera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a confirmé l'Elysée, mercredi 9 juillet, dans un communiqué à l'issue d'un entretien entre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et son homologue chinois, Hu Jintao.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 confirmé au président chinois son intention de se rendre à Pékin le 8 août pour prendre part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29es Olympiades", déclare la présidence française dans ce communiqué. "Le chef de l'Etat a consulté à ce sujet l'ensemble de ses homologues européens. En accord avec eux, c'est donc en sa double qualité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e président en exercice du Conseil européen" qu'il assistera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L'entretien entre Nicolas Sarkozy et Hu Jintao, organisé en marge du sommet du G8, s'est déroulé dans un hôtel de la station thermale de Toyako, dans le nord du Japon ; il a duré une demi-heure.
Selon le communiqué de l'Elysée,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a "marqué la volonté de la France de continuer à approfondir la relation de partenariat avec la Chine dans toutes ses dimensions et réaffirmé le soutien de la France à la Chine, durement frappée par le séisme" au Sichuan au mois de mai.
Nicolas Sarkozy a également évoqué la tenue des JO et souligné à ce propos "le message de paix, d'amitié et de fraternité porté par l'olympisme". Il a souhaité "un plein succès" à ces Jeux olympiques, qui se tiendront du 8 au 24 août.
"AUCUN COMMENTAIRE PUBLIC SUR LES NÉGOCIATIONS SINO-TIBÉTAINES"
Selon l'entourage du président français, l'entretien avec Hu Jintao s'est "extrêmement bien passé". "La relation franco-chinoise est à nouveau sur les rails du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assure-t-on de même source. 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avaient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refroidies à la suite du passage mouvementé de la flamme olympique le 7 avril à Paris, où le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humains et les partisans de la cause tibétaine avaient fait entendre leurs voix. Nicolas Sarkozy avait déclar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que sa présence à l'ouverture des JO dépendrait de l'attitude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et d'une éventuelle reprise des négociations avec le dalaï-lama. Deux séries de rencontres à huis clos entre représentants du dalaï-lama et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ont eu lieu depuis les émeutes qui ont éclaté à la mi-mars au Tibet.
Prié de dire si la question du Tibet a été évoquée durant l'entretien avec Hu Jintao, l'entourage de M. Sarkozy s'est borné à répondre : "Il n'y aura aucun commentaire public sur les négociations sino-tibétaines." "La France a aidé à la reprise de ce dialogue, fait-on valoir de même source. Une nouvelle session de pourparlers aura lieu en octobre, et d'ici là il n'y aura aucun commentaire public."
L'entourage de Nicolas Sarkozy a par ailleurs précisé que la chancelière allemande, Angela Merkel, s'était réjouie de la décision du président français de se rendre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en exprimant qu'il était "très important que l'Union européenne tout entière soit présente à Pékin".
Lors de leur entretien, Hu Jintao et Nicolas Sarkozy ont évoqué brièvement les problèmes de l'heure, dont la crise du Darfour, le dossier nucléaire iranien et celui des monnaies.
Mardi, avant l'annonce officielle de la présence de Nicolas Sarkozy à Pékin, le président de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obert Ménard, s'était déclaré "amer et scandalisé" par l'éventuelle participat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Sarkozy ira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O
Il l'a confirmé au président chinois Hu Jintao en marge du sommet du G8 à Toyako. En mars, il avait posé comme condition à sa venue à Pékin une reprise du dialogue sino-tibétain. Angela Merkel et Gordon Brown, eux, n'iront pas.
AFP
LIBERATION.FR : mercredi 9 juillet 2008
http://www.liberation.fr/actualite/monde/337933.FR.php
C'est maintenant officiel, Nicolas Sarkozy se rendra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le 8 août à Pékin, «en sa double qualité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e président en exercice du Conseil européen». Il l'a annoncé cette nuit au président chinois Hu Jintao lors d'une rencontre bilatérale mercredi en marge du sommet du G8 à Toyako (Japon).
Sarkozy, poursuit le communiqué, «a marqué la volonté de la France de continuer a approfondir la relation d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avec la Chine dans toutes ses dimensions et a réaffirmé le soutien de la France à la Chine, durement frappée par le séisme de Wenchuan».
«La France a aidé à la reprise du dialogue entre la Chine et le Tibet, et une nouvelle session de négociations aura lieu en octobre», fait valoir une source proche du Président français, en se refusant à tout autre commentaire sur la situation tibétaine.
De nombreux amis politiques de Sarkozy avaient déjà fait savoir la semaine dernière que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comptait mettre fin au suspense sur sa participation en annonçant qu'il comptait se rendre à Pékin pour l'ouverture des Jeux. Ces commentaires ont déclenché ces derniers jours une vague de protestations parmi l'opposition et les partisans de la cause tibétaine, très mobilisés après les violents troubles qui se sont déroulés au Tibet à la mi-mars.
En mars, le président Sarkozy s'était déclaré "choqué" par ce qui se passait au Tibet. Il avait posé comme condition à sa venue à Pékin une reprise du dialogue sino-tibétain.
Le patron des députés socialistes, principal parti d'opposition, Jean-Marc Ayrault, avait la semaine dernière demandé Sarkozy à boycotter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au nom de tous ceux qui luttent pour la liberté et les droits de l'Homme dans le monde». Il avait invité M. Sarkozy, président en exercice du Conseil européen depuis le 1er juillet, à demander à «tous ses collègues européens» de faire de même.
Nicolas Sarkozy «capitule» et «abandonne ses propres engagements» s'il se rend à cette cérémonie, avait estimé de son côté vendredi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 Robert Ménard.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George W. Bush a pour sa part annoncé jeudi qu'il se rendrait à Pékin le 8 août.
2008年7月8日 星期二
PS先驱
陈石林：毛泽东标准照的修版师
2008年07月08日 10:38:18 来源：人民政协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08/content_8509252.htm
陈石林从没为毛泽东拍过照。然而，这位新中国缔造者的标准照，却无一没有经过他的修饰。陈石林的位置在暗房，专为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修版。
由他制作的毛泽东标准照已成为广泛使用的政治视觉符号:从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到百姓使用的百元人民币。
78岁的陈石林，已然在暗房经历了长长的跌宕起伏的别样人生。
毛泽东在庄稼地里的照片
“你知道那张毛主席戴草帽在庄稼地里的照片吧？那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人，后来修掉了。”陈石林在北京的家中说。
“站在毛主席背后的人是刘少奇。照片是1957年拍摄的，照片里刘少奇低着头，当时觉得不能用了，丢在档案馆里，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修好了，修掉的部分我画上了麦苗，用来制作大批宣传画。”
1944年，15岁的陈石林考进扬州中学，却因为学不好日文，被日本人开除。他随后到一家照相馆学习照片制作。两年后，父亲从扬州调到南京工作，他也到了南京一家大照相馆，其间接触了著名画家张大千以及杨延修等大量民主进步人士。
“我每天跟他们住在一起，帮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为共产党送信、送各种东西。我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做地下工作的。”陈石林回忆说。
从1948年到1950年，他曾在香港、台湾工作过，主要为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工作。“当时接触了欧阳予倩、夏衍等民主进步人士。”“这些事工作后我一直没提过，所以‘文革’中，一张针对我的大字报都没有。”陈石林说。被问及其中的原因，他说重要的是“不要沾政治的光”。
1950年，他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凭借照片加工技术，他成为解放初期大陆照片制作的领军人物。
毛泽东标准照有的来自合影
陈石林修了四版毛泽东的标准照。陈石林说:“第一张照片是从1950年毛主席与劳模的合影中剪出来的。我用刀片把后面的人修掉，再补上背景。这也成为第一张官方正式公布的毛主席标准像。”这一形象可从现在流通的百元人民币上看到。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不可能让主席专门过来拍照，这样那样摆姿势。”陈石林说，“而且，1949年，有关单位曾派4名摄影师去给毛主席拍照，但由于种种原因，照片出来后，都不能用，只能从以前的集体照中选。”
“第二张标准照也是不久后从集体照中抠出来的。曾是上个世纪50年代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的样本，一直挂到1959年，但只有“五一”和国庆期间才会挂出来，所以印象不深刻。之前，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是延安时期郑景康拍摄的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
陈石林修版的工具相当简单。“当时，是用钟表的发条做成刀片刮的。这个我对别人都没说过。大夫用的手术刀，也可以用来刮照片。当时，我把发条磨得很细，来刮。但刮得太细了，头发就有点假。”同时他还用特殊的水彩、毛笔、处理相片底片的化学药品等。
他小小的书桌上摆着这些水彩和毛笔，至今陈石林仍在用传统办法修照片。
第三、四张标准照背后的故事
毛泽东的第一、二张标准照片都是在照片上加工的，然后翻拍。从第三张标准照片起，陈石林开始在底片或者复制的底片上修版，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1959年9月，离国庆只剩下几天了，还没有主席像，中央的人急得不得了，派了新华社两位摄影师去，当晚两个胶卷冲出来，由于各种原因效果并不好，有的后面的灯罩都露出来了。”陈石林回忆说，“最后找了一张，但是阴影很浓，墙反射光很浓，衣服上的褶皱也很多，灯罩很明显。因此，一定要在底片或复制的底片上修版，不能在照片上修，这样才能使翻版效果好。强烈的反光、强烈的阴影部分，要把它修柔和。你看，衣服上的扣子都修过。”
“因为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没有好的相机，没有好的镜头、灯光等，没有办法把原形象的真实性表现出来，需要加工、修整，修掉影响真实性的地方，并把握政治人物形象要真、善、美的标准。”陈石林说。
第四版照片表现的毛主席形象在天安门已经悬挂了40多年了，照片拍摄于1964年。
“摄影师拿回来的底片中，毛主席的影像在底片中比例很小，感光不够，画面中阴影浓重。摄影师当然害怕，那时主席是‘神’啊！那不得了。”陈说，“他把底片交给我，很慎重，一句话都没讲，一句话都不能讲，讲了就可能是讲毛主席的缺点。交给我之后，我就关起门来，修了一个礼拜。需要修整的地方太多，由于感光不够，阴影很浓，层次不够清晰，眼珠和眼皮都分不开。”
陈石林用特殊的技术把强光压下来，把阴影部分保留下来、勾画出来，呈现出原有的最佳效果。1998年，陈石林遇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她说这张照片怎么做得那么好，不论从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主席很喜欢，他亲自圈定的。”
在为领袖照片修版的同时，陈石林还在1957年开发了大量复制底片的技术，生产了数以百万计的底片，作为资料或供全国媒体使用。
华辰2007春拍中，一个藏家收集的毛泽东标准像拍出了72.6万元的高价。这张照片获得认可，最重要原因是照片的背后有陈石林写的一段话，证明这张照片是当年制作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的照片母本。
陈石林没有徒弟，连他三个孩子也没有一个学习他的手艺。“这需要从小练，还要有文化素养，要有对照片的感觉，眼睛要好，”陈石林说，“人们现在再也不用这种工艺来加工照片了，都用电脑了。”
陈石林也用上了电脑、数码相机，但他至今仍在用颜料、毛笔加工毛主席的照片和底片，“效果比原来更好”。
他说:“电脑解放了劳动力，也能产生一些感光材料达不到的效果。但是，电脑很难还原出照片真实的效果。你一定看过婚纱照片，很假，很多都没有真实效果。”
每一次天安门城楼需要更换毛泽东像时，陈石林都要去与画像合影。
如今，陈石林爱好收集瓷器。他说，瓷器的光泽和照片的后期加工有相通之处。（文/战艳 曾璜 摘《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