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6日 星期六

NYTimes旧文:Google 的中国问题

Google 的中国问题

ecocity @ 2010-1-16 6:44 阅读(1928) 评论(2) 推荐值(44)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2006年纽约时报的长文,译者不详。英文原文有一些小错误,译文中予以了保留。

Google's China Problem (and China's Google Problem)

By CLIVE THOMPSON


“Google”在中国:他不是Google

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把李开复当作名人。虽然不是像陈冠希或者演唱组合F4那样,但是这个44岁,总是身着一身灰色的计算机专家肯定能吸引一大堆粉丝。当这个Google中国公司的总裁在中国的大学发表演说,讲中国的年轻人如何该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青年竞争的时候,黄牛党会把门票炒到60美元一张。还有一次,李开复演讲的会场里有8000名听众,学生们被李开复的每一句话所吸引。

不难看出为什么李开复被崇尚科技的中国年轻一代视为偶像。他在台湾长大,之后去了美国,中英文都很熟练。在去年加入Google以前,他曾在加州为苹果公司工作,之后又效力于微软中国。他一手建立了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中心。他个人曾出版了"Be Your Personal Best,"一本卖得很好的励志类书籍,内容是关于中国学生需要接受有承担风险的精神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七年前,他建立微软实验室的时候,就聘用了十几个中国顶尖的毕业生。现在他又在Google重复这样的步骤,“中国的学生绝对不同凡响。”他在北京和我见面的时候这样说。“他们有巨大的学习的欲望。”

在讲述科技带来的巨大解放的时候,李就像是一个传教士。他说,网络会给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带来更平等的机会。一旦国内的小乡村也实现了网络化,距离北京或者上海几千里之外的学生也能够学习麻省理工或者哈佛的网络课程,从而解决受教育的问题。李在去年夏天才加入Google,但是他身上早已经带着Google员工的那种热诚和理想化的信念。当他从微软离职的时候,他在个人网页上发表了一封感情洋溢的公开信,赞扬Google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这种使命感。他用了一个公式作为结论:年轻+自由+平等+ 颠覆+创新+用户为本+不要做坏事=Google的奇迹。

当我拜访李开复的时候,Google的奇迹正在北京的商业区的办公室里被进行着。这些小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在匆忙中租下来的。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穿着T-SHIRT的年轻人,围着巨大的纯平显示器,讨论Google的新程序代码。“我们这些人所抱的理想都是非常高尚而重要的,“李告诉我,“如何做出用户喜欢的东西,然后考虑下一步如何盈利。还有就是不要做坏事。”李开复指的是Google公司的格言。“不要做坏事---我想我在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Google最近几个月在中国的行动看起来却不怎么理想主义。在一月份,也就是李开复开办北京办事处不久,公司宣布将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版本的搜索引擎。为了遵守中国的法律,Google同意净化所有中国政府不赞成的搜索结果。这其中包括法X功;宣扬言论自由的网站;或者任何提及天X门XX的网站。如果你搜索“西藏”或者“法XX”,中国以外的google能给出几千个博客,新闻,还有讨论组。但是在中文Google上试试,绝大多数的链接都不见了。Google把他们删得一干二净。

Google的决定在美国反响极差。一月份,公司主管被召到国会听证会,他们的行为被拿来和纳粹合作者相比。公司的股票下跌,抗议者举着标语在公司总部外抗议。Google虽然并非唯一一家在最近由于中国问题而受谴责的美国科技公司,而且也不是做的最过分的。然而Google的管理者却应该另当别论。当公司在两年前上市的时候,公司年轻的创始人,Sergey Brin和 Larry Page 在写给证券所的文件中说,Google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关注公众利益的公司。Google现在却和压制自由的中国政权合作,他如何自圆其说?

我很难准确的了解李开复对于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持怎样的态度。作为我和李开复会面的条件,Google不允许我提起有关此类的问题,只有公司在加州的总部才被允许谈论此话题。但是当我和李谈起网络是如何改变中国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颇能说明问题:他所雇用的中国学生,其实并不渴望民主。“人们其实可以自由地谈论这个话题,他补充说,(指的是民主和人权问题)我不认为他们在乎这个。我认为大家会说:“美国民主,那是好东西。中国现在的繁荣和稳定,也是好东西。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能去我喜欢的网站,能看到我的朋友,过得开开心心。”李开复说,当然,关于自我的表达,公开发表言论,已经变成了中国年轻人当中的热门话题,这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博客,论坛已经遍布中国。“但是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政治含义,”李接着说,“我认为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表达自己,并且被别人听到。他们喜欢这个,这样就够了。”

这样的话在我听来,就像是含糊的政治见解—一种缩了水的言论自由的概念。但是当我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网民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我听到的都是略有不同的类似观点。年轻+自由+平等+不要做坏事 这是一个等式,包含着几个恒量,却有着许多个可能的解答。当下,对于中国人来说,何谓自由?审查制度也有层次之分?限制信息也有好坏之分?在美国,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被接受---对话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在中国,正如Google所发现的那样,对话才刚刚开始。

文化差异

事实上,Google在中国并不是先驱。雅虎是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网络公司,在1999年就推出了中文网站,并在北京建立了办事机构。雅虎的决策层很快就认识到进入中国是多么困难—而且文化的障碍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巨大。例如,中国的生意人在沟通的时候不喜欢留言,留信息这样的方式,他们倾向于使用手机和短信。(我在联系一个中国总裁的时候就遇到对方电话关机,而且不能使用留言的情况)对于中国网民而言,网络最吸引人之处---这一点和美国不太一样—就是论坛。成千上万的关于不同问题的争论在论坛上出现。百度,一个2001年推出的中国搜索引擎,雅虎的早期竞争者之一,发明了一个讨论工具。允许人们对当前的热点搜索项目进行即时讨论。用户现在如果在百度搜索nba巨星姚明的话,他们找到的不只是关于他比赛的报道,他们还能加入和姚明有关的成千上万个聊天室。百度的聊天室每天会有超过5百万的发帖。

正如雅虎所发现的那样,这些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导致了美国公司的网站对于中国用户而言太外国化了。也使得这些用户转投那些中国网站。这其中包括了新浪和搜狐。这两家网站的搜索引擎不那么好用,但是充斥着论坛聊天室还有政府批准的中文网站。高涨的民族情绪可能也有关系。“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强烈自豪感,要支持自己人。”香港城市大学的LIH告诉我。

雅虎在另外一股席卷中国的浪潮里也走得太慢了:盗版的浪潮。自从Napster事件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都把上网免费下载音乐和电影看作违法行为。当然在西方这种现象还是很猖獗,但是自从iTune的成功以后,更多的人愿意付费。在中国,下载盗版音乐,电影和软件就和上网查看天气预报一样平常。百度的总裁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网上找盗版mp3,所以公司就专为此目的开发了一个界面。一天下午,当我在北京的一家网吧里的时候,隔着几张椅子的一个年轻人正在吸着可乐,看着下载的《最后的武士》,他的朋友则在使用百度来下载50cents乐队的新专辑。“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百度流量来自mp3的搜索,这个在美国肯定不合法。”robin李,37岁的公司创始人说到,“现在我觉得唱片公司可能对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太高兴。”他最近这样告诉我,“但我认为数字音乐是一种趋势,无法阻挡。”

一开始,Google在进入中国市场上的策略和雅虎就不同。2000年早些时候,Google的工程师悄悄地开始研发能够接收中文,日文,韩文的系统。到了年底,一个勉强能用的中文版google就诞生了。2001年的时候如果你在中国上网,Google的服务器就会检测到你的位置并自动连接到中文的界面。法文版的Google系统也是这样运作的。

就在百度吸引大批喜欢下载mp3的年轻人的时候,Google却在另一些人那里受到欢迎:中国大城市里面的白领,那些接受西方文化,说话夹杂着英文单词的,一个认同全球视野多于民族情绪的阶层。

靠着吸引这些人,Google在2002年底成功超越了雅虎,占领了中国搜索引擎流量的四分之一---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在加州的公司完成的,远离中国政府的影响。

防火墙构成的万里长城

接着在2002年9月3日,Google消失了。中国人在那天发现网站被封锁了,只剩下一个错误信息。中国政府开始封锁Google。中国在网络审查上主要依靠两个手段。对于境内的公司,政府使用一系列惩罚和恐吓手段来保证内容的干净。对于境外的网站,政府使用另一种卓有成效的控制方法:被称作网络上的中国万里长城。

当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感觉似乎是无形无界的。实际上却不是。通过光缆传输的信息需要经过真实的国境线。中国一共有三条光缆主线,中国的网络就以此来和世界连接。中国政府要求管理这些网络的公司设置路由端口,在国内外网络的交接处。其中一些设施是由sisco思科公司提供的,一家美国公司,作为中国的新审查员。

如果你用北京的一台电脑进入一个服务器在芝加哥的网站,你的浏览器就会发出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就会通过光缆传到审查的路由那里,然后被检查。如果请求的网站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长长的名单—而且还在增多—请求被拒绝。如果请求没有被拒绝,路由接着就会检查所请求的网站上有没有敏感词汇。如果网站包含一个类似“法X”或者1989XXX之类的,路由就会阻断信号,回到网吧,你就会看到浏览器给出一个错误提示。这个过滤系统的复杂程度让人惊讶,可以让某个网站的一些网页通过,同时封锁一些页面。当我在北京的网吧上网,我可以浏览BBC的娱乐和体育页面,新闻页面就打不开。

Google给审查者们带来了特殊的问题:由于当时Google在中国并没有办事机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也没有能力让Google主动清除搜索结果。这样,网络长城的功效就只有一半了:它能够屏蔽Google的搜索结果所指向的网站,但是却没法阻止人们看到被禁网站的列表。例如你在上海,然后搜索人 权,你可以搜索到包括中国人 权组织在内的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但是当你试图点击链接试图进入的时候,你就又会得到一个报告错误的提示信息。政府官员不喜欢这种状况--中国人由此能感觉到,他们的领导人对什么话题感到了威胁—但是Google很受欢迎,他们也不敢完全屏蔽。

在2002年,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政府决定全面屏蔽Google。为什么?各种理论充斥着。Google的创始人sergey告诉我,他怀疑是某个竞争对手从中挑拨—某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他很老练地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名字。但是很多美国的网络总裁都相信百度在Google被封的事件中直接受益。一个在北京的合资企业家告诉我,屏蔽Google的幕后挑拨者就是百度,2002年,百度的市场占有率比Google低3个百分点。“百度的一些人就坐下来找了上百个能让Google被封的证据。”她说,(她坚持要求匿名,以免遭到官方的报复)“接着百度的人就拿着这些结果找到政府,说,看这些有危害的东西都是在Google找到的,这就是Google被封的原因。“百度坚决否认指责。当我和北京社科院的一位教授谈起的时候,他也否定对于百度的指责,争辩说百度本来就要比Google强,而且更了解中国人的需要。然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都告诉我,中国本土的网络公司经常向政府反映竞争对手的网站内容,以此希望对手遭到打压。在中国,审查制度不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而且还是一个竞争工具—一根公司之间互相捶打对方的大棍。

自我审查有奖

10月份的一个晚上,当我去到一家网吧的时候,那里120多个机位已经被年轻人们占满了。(因为电脑和家庭网络还是很昂贵,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去网吧上网,享受低廉的价格和高速的带宽—还有冷饮)每个人看起来都准备好好地享受一整个晚上:年轻的女孩穿这粉红色和黄色的hello kitty的运动衫,在几个聊天窗口之间切换。楼上一帮穿着橄榄色军装的年轻中国士兵,欢笑着徜徉在中世纪幻想的魔兽世界里。在一堵墙边,挨着一副褪色的功夫电影海报,贴着一行字:请勿浏览色情及违法网页。这个告示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根本不会去浏览关于天X门事件的网站。我询问了网吧的老板,他的顾客会不会经常浏览非法的内容。不经常,他笑着回答,就算有,也是黄色网站。他觉得封锁非法信息应该是政府的事。“政府不准看,那就是不该看。”

对于中国,西方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假设,政府进行审查是偷偷摸摸的。恰恰相反,党对于这个问题非常的诚实---甚至是骄傲。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商人告诉了我一件事,关于他参加一个中国网络公司协会的颁奖礼,其中出席的包括主要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我当时坐在听众席,然后他们就说,现在宣布年度自律奖!然后宣布了10个公司,给他们发了奖牌,然后握手。一位部长也在那里,还和每个人都拍了照。这基本上就像是自我审查优秀奖—然后每个观众都在鼓掌。”这位商人解释说,中国的网络审查,是警察的一项额外任务。一月份,深圳公共安全部门推出了两个可爱的卡通形象“网络警察”,被命名为JINGJING和CHACHA,每个网络警察都有博客和聊天窗口,市民可以和他们聊天。北京青年报引用深圳官员的话“这两个形象的主要作用是震慑。”文章接着解释说这两个形象主要是公开提醒所有网民,注意安全和健康地使用网络,自我规范网上行为,创造和谐网络环境。

震慑和“自我规范”,事实上在党使用审查制度控制私营网络公司方面很关键。要获准经营网络业务,私人公司必须签订一份协议,不允许包含某些特定话题的内容出现,包括“扰乱公共秩序或破坏稳定团结”,“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或者“违反国内风俗和习惯”。有一项禁令特别针对邪教或者其他迷信,这是很清晰地指向法XX的。但是整个协议的表述,有意地搞得很含糊。随便哪一级哪个部的官员都可以要求把他认为过分的内容清除掉。

国家信息产业部的官员每周都会召集各大网络服务公司的管理者开例会---特别是拥有新闻,博客和论坛的那些---讨论那些新的话题可能在本周出现,而且最好被清理掉。“私底下我们都叫他吹风会。--换句话说,就是会吹哪个方向的风。”那个美国商人说到。政府官员会在几天前就发出警告。

美国的网络公司在刚来中国的时候,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份官方的黑名单,以及需要审查的敏感词。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的清单根本不存在。取而代之,政府只是要求公司模糊地去进行自我规范。所以公司必须要参透中国的政治,从而自己了解什么东西政府会不喜欢。去年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清单,据传是政府给博客公司的黑名单。事实上,这份黑名单是中国一家博客公司的一位年轻总裁自己整理的。每一次政府要求清理一个帖子,他就留意哪些内容是政府针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发出了自己的黑名单,让自己的公司以后免遭斥责。

不服从自我审查规范的后果很严重。一位美国的公共关系顾问最近在帮一家中国门户网站工作时见到,一天下午,警察冲进公司办公室,把CEO拖进了会议室然后严厉斥责他没能阻止违法内容。“事后他脸都吓白了。”这名顾问回忆说,“你必须理解,这些人都被吓坏了,真的吓坏了。他们很害怕被抓去坐牢。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都在想着这种事。”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站总是会审查清除掉甚至比需要的还多的内容。中国这一整套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经典的心理学事实上的:自我的审查永远要比官方的审查更全面更彻底。让每一件网络公司都各扫门前雪,政府就有效地控制了用其他方法难以监控的数十亿电子邮件,新闻,论坛话题。政府采用的方法看起来就像是让公司去自己揣测,然后时不时,怒气冲冲地要求网站在24小时内清理某些内容。James,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他们的执法总是充满着随意性,让人觉得他们就是在监控所有事情。

政府的监控虽然很全面,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某一天可能某个被禁的站点又突然看得到了,多数是由于路由器超出负载,或者政府突然决定容忍这个网站。第二天,或许这个网站就又消失了。总的来说,网民的举动都是很小心的。他们很少触及政府的戒条。在中国有许多不能够跨越的界限,大家不用经常谈论这个,但每个生活在其中,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理解这些界限。这也正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环境感到困惑的原因。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

对比美国人经历的彷徨,当我问起中国的商人,政府的审查制度对于公司到底难不难操作。“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比在美国提交财政报表难。”XIN YE,sohu的创始人这样说。还有一个晚上,我和张朝阳,新浪的总裁在上海一家爵士酒吧喝酒的时候,我问其他,多长时间他需要把新浪论坛上的帖子清理一次。他回答:“不太经常。”我问他,不太经常指的是一星期,一个月还是更久。他提出了反对,我不认为我应该谈论这个。虽然这样,他却没有因为我问的问题而感到困扰,“我不想把这个叫做审查制度,这就像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种倾向。在美国也有些宗教禁忌不能谈论,大家都知道这个。”

阿里巴巴网站的老板JACK MA说的更直接“我们不想让政府生气。”我是在十月份的一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宾馆的大堂见到他的。MA的公司刚刚被雅虎收购了40%的股权,MA全权负责雅虎在中国的经营。他对于网上言论的看法是:“任何在中国属于非法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搜索引擎上。我们只是做生意。股东要的是分红,股东希望我们的顾客能够高兴。同时,我们也没有义务要在政治方面做这个做那个。忘记这个吧!”

小小的革命

去年秋天,在北京星巴克,我遇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博客写手,ZHAO JING。他是一个31岁,穿着讲究而又帅气的人。当他说起90年代晚期网络的到来让中国发生了巨变的时候,言语中透出喜悦。政府之前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上论坛或者建立自己的博客了,这就像是解开了一把锁。就算你再谨慎,不愿谈论政治。你也可以只是公开的发表你对其他事情的见解---天气,体育---感觉上真是一场小小的革命。ZHAO(他现在就职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在言论方面要比大多数人都大胆,越界。大学毕业后,ZHAO在一座小城市的旅馆里做了接待员。他觉得如果自己够幸运,有一天也会有自己的事业。1998年他开始上网,开始意识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谈论政治问题。他开始撰文发帖。在网上写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家报社的编辑就请他去做记者了。

“这就使网络的作用。”ZHAO说着,并露出一丝微笑,“我只上网了一个星期,就在省内外都出了名。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写东西。但我也意识到问题不在我,而是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市。”ZHAO在2003年3月丢了工作,由于他所在的报纸发表了关于一位支持政治改革的退休官员的文章,政府报复性地查封了报纸。但是ZHAO仍然渴望写作,因此就在一个服务器在英国的博客网上安了家。他以安替作为笔名,写了很多诙谐的支持言论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快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八月下旬,政府使用防火墙封掉了他的网站,这样在中国就没人能看到了。他转而使用微软的博客,MSN SPACE。虽然政府还在监控他的文字,但安替却仍然大胆地在写。安替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很安全,因为他知道哪些界限不能碰。

“如果你只是每天上网写东西,批评政府,他们不会介意,”他说,“因为这只是言论。但如果你想组织一些人—哪怕只有三四个---那他们就要来收拾你了。因为这不是言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说我很勇敢,但其实我不是。”网络给安替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他说起自己的博客对政府能产生什么影响时,却不怎么兴奋。更让他兴奋一点的,是他对自己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还有几个中国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如果网络能给中国带来一场革命,那么革命也肯定是通过每个人的自我实现,通过许许多多微小的,平凡的方式。

一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位29岁的中国女士,JIANG JINGYI。她在EBAY开了一个网上服装店。当她打开自己在上海的繁华地区的公寓大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撞进了一间别致的SOHO流行时装店。三排衣架挂满了冬天穿的夹克,起居室的中间堆着运动衫,还有整齐地摆放着的跑鞋和靴子。我们坐在她摆了四台电脑的卧室里喝茶,JIANG通过翻译告诉我,她以前是一个设计师。但她自己很喜欢开店。所以有一天就决定在当地的服装厂进一些便宜的衣服,然后放在网上卖。衣服卖得很快,她得了3成的利润。接下来的三个月,她越卖越多。有一天她发现网上拍卖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她原来工作的工资。她辞了工,开始专心搞拍卖。现在她每月的销售额超过100,000元,合12000美元。

“我的父母没法理解。”她笑着说,一边用电脑向我展示她最新的拍卖,一件售价300元的夹克(网上她给这件夹克的描述是“非常时髦,穿起来很酷!” )现在JIANG的销售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以前中国落后的银行系统和信用机制让网络交易很复杂。但现在贝宝---EBAY的网络交易系统—终于把中国和世界市场连了起来。她说自己准备开展小型的国际业务,把打折的衣服直接卖到伦敦或者洛杉矶。

妥协与放弃

Google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政府在2002年下了查封令。而查封令在两周之后又神秘地嘎然而止。但是就算解除了查封,Google还是有很多麻烦。中国的防火墙长城拖慢了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网络信号。一百次里面有十五次,Google会因为网络塞车而无法使用。防火墙也开始惩罚那些好奇的人们:如果有人查找一个敏感词汇,防火墙通常就回复一个虚假的错误信息,让人以为Google的系统坏掉了。然后接下去的好几分钟,用户就没法再连接上Google----这种惩罚可以算是数字化的一巴掌吧。对于Google来说,这些延迟和错误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搜索引擎本因在毫秒之间给出结果。百度,Google的主要中文竞争对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服务器就在中国本土,在万里长城之内。更糟的是中国的大学网络不能够访问国外网站,意味着Google在其他国家最忠实的粉丝,在中国却不得不选择百度。

BRIN和其他Google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Google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

大棒加胡萝卜最终把Google引到了中国。百度就是大棒:截至2005年,百度已经彻底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几乎抢占了一半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而Google的市场份额缩水到了27%。胡萝不就是Google公司自己的一个概念,让一个独裁的国家的人民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这就是在做好事。公司的职员指出,他们肯定要比那些屈从于审查制度的中国公司做得好。当然,Google也必须清楚最敏感的政治网站----宗教团体,民主组织,天XX纪念---还有黄色网站。但是相比中国用户能够在Google上找到的内容,这些只是九牛一毛。Google还是能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环境问题,禽流感,全球市场。BRIN告诉我,利润,在综合考虑的因素中占的比重不大。他认为Google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作出这个妥协。”

他和起来管理层开始讨论哪些妥协他们能够接受。最后决定是,不像雅虎和微软,他们不提供中文的邮件和博客服务,因为这样的服务会被迫使得他们要审查博客或者要把不同政见者的信息提交给秘密警察。他们还决定不会撤销现有的,没有审查过的中文版Google。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给中国人提供了两个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仍然可以进入旧版google.com;这个版本提供没有审查过的搜索结果,虽然敏感的结果最后仍然会带来一个错误页面,虽然该版本仍然会很慢而且时不时地被防火墙整个封杀。新版的Google是google.cn,这一版的内容会经过审查---但是会快得多,可靠而且不会被防火墙阻挠。

BRIN和他的小组决定如果他们必须要清理例如“天XX事件”的搜索结果,那他们会在搜索结果的顶端放上一个声明,解释说根据中国法律,有些结果被隐去。当中国的用户查找被禁止的条目,BRIN说,“他们至少能注意到有东西没有了,或者至少注意到国家的控制。”这就使计算机专家经常使用的解决方案:信息缺失其实也是一种信息。(Google的法语和德语版也会显示类似信息,针对一些支持纳粹的网站)

BRIN的小组还要接受另一个挑战:如何决定哪些网站要屏蔽?中国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黑名单。所以Google的技术人员就借助高科技手段。他们在中国境内设置了一台计算机,然后设置程序让该机访问国外站点,一个接一个地试。如果有站点被屏蔽了,就意味着政府把它视为非法---这个网站就被加进Google的黑名单。

2005年12月,Google的管理层在许可证上签字,正是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地和政府官员坐下来,接受审查协议。他们决定自己先这么做---然后等着政府的反应。

中国风暴

Google.cn于今年一月27日正式运营,维护人权组织的成员马上登陆新的引擎,察看它是如何运作的。Google的自我清查非常全面,有关法XX的第一页搜索结果,都是反对法XX的网站。Google的图片搜索,也是很出类似的结果。输入天X门,你看不到XX和XX,只能看到夜晚的美景还有幸福的中国夫妇在那里的合影。

Google的时机实在选得太差了。Google.cn的做法被代入一个政治语境,和其他在华科技公司的做法相提并论。去年九月,无国界记者组织透露,在2004年,雅虎把一封用户的个人邮件交给中国政府。导致SHI TAO,一名商业记者,在把关于政府规范媒体的文件传给境外网站的时候被捕。他被判入狱10年。接着在12月,微软遵从政府的要求,关闭了安替的博客。值得注意的是,微软的博客服务器甚至没有在中国;公司有效地遵从了大洋彼岸政府的审查,删除了位于美国的服务器里的资料。

对比这些事件,Google的管理层也许表现得更负责更道德。但是中国问题的风暴在二月席卷了硅谷,Google首当其冲。国会召集了三家公司进行听证---一起的还有csico,中国万里长城的硬件提供商---立法会质疑了三家公司的做法,Google更是被特别地教训了一顿。他们质问,一家以“不要做坏事”为口号的公司为何与中国的审查者合作。“这样你们的公司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打手,”JIM LEACH,爱荷华州的民主党人说,“如果国会也想学学怎么审查,我们就找你们Google。”

安替给出的排名

2月份,我又一次见到了安替,这时候距离他的博客被关闭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在北京的一间酒吧喝酒。安替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活力,虽然他有点后悔上次自己所做的乐观的评价。“我现在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博客被封是因为一篇日志,谈到中国一家报纸的主编被炒。他当时呼吁大家抵制该报。这个举动显然是越界了。已经不只是言论那么简单,因为安替号召了大家去行动。政府联系了微软,要求关闭安替博客,公司同意了。这个举动召来了大批拥护言论自由人士的抗议,他们指责微软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给出正式的要求之前就屈从了。

微软似乎对公众的抗议已经习以为常。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公司的政府关系总管表达了遗憾。为了挽回颜面,微软高层指出他们备份了被删掉的博客日志,并把他们寄给了安替。安替告诉我,微软并没有提及,他们拒绝把日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他们只是刻了一张碟,然后寄到安替要求的美国境内任何一个地址。微软看起来太害怕中国政府了,安替苦笑着说,他们甚至不敢通过邮件把被查禁的东西寄到中国。(微软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我原本以为安替会很愤怒。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很平静。他把几家公司进行了道德上的排名,扳着手指一间间的数。他说,Google应该排在最前。它确实真诚地在改善中国人获取信息的质量,而且在这样坏的体系里希望做到最好。微软其次;安替显然对他们的做法不太高兴,但他说微软还是提供了一个好用的博客工具,毕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意见的空间。雅虎排在最后,安替对他们的态度唯有怨恨。

“Google做出了妥协。”他说到,有时候妥协是必要的。但是雅虎的行为,却要被归到另一类:“雅虎是叛徒,中国人都痛恨雅虎。”安替说,不同点是雅虎把一个不同政见者置于危险当中,而且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对人权的伤害。(雅虎没有做出评论)Google却相反,他们避免了那些有可能导致人们入狱的服务。安替说,他们虽然也在审查信息,但他们犯的错无非是删掉一些信息,而不是删掉自己的人性。

失真的世界

安替的道德观点很让人惊讶,不只是因为对于美国的思维方式来讲太过陌生。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多数思考和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他们的思维中不存在折中的民主,或者折中的言论自由。一个国家要么就完全拥护这些自由,要么就是跌进了集权国家的深渊。但是中国的博客写手和网民们其实之前早已经在谷底待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审查过的互联网,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网络把公共言论变成了一种日常行为。这个角度也正是Google所接受的。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不完美的互联网能否带来一个更完美的社会?

有一位我采访过的总裁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总结为“失真的世界”的问题。如果那些用Google搜索法XX的人看到的都是反对的网站,他们的世界观会是怎样的? 他们也许会相信Google的权威,假设情况就是这样。这正是最近国会听证会上,民主党代表CRISTOPHER SMITH所担心的。“关于敏感问题,当Google只是带给你正面宣传的信息,那么Google在其中就起了协从的作用。这样就影响了整个下一代---他们会认为,也许我们可以生存在独裁的环境里。没有什么LECH WALESAS(波兰革命的领袖人物),民主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对于SMITH来说,Google的逻辑就是妥协的逻辑。就像很多公司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打交道一样,Google太看重利益,而忽略政治问题。(本月早些时候,Google的CEO在北京见李开复时对记者说,Google去改变中国的审查制度,实在是很“傲慢”)

但是也许失真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还是小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跳过党的那些虚伪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控制。中国社科院的GUO LIANG教授告诉我一个显著的例子。“哈佛的一些人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调查,我们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我就一直笑,我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Google的审查过滤对GUO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一点也不新鲜。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ANDREW LIH说,大多数中国人抱有一种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你现在封一个网站,他们只会想,用不了多少时间,它自己就会回来的。”或者想想中国那些想方设法登陆维基百科全书的人。最近,伟基百科被全面封杀。这些人希望说服维基的管理者能够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允许的版本,禁掉那些在中国不合法的条目。他们说,这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学校。(到目前为止,维基仍然表示不会创建一个审查过的版本)

电脑程序的代码是很灵活的,因此有很多办法对抗虚伪---让信息审查这个事实或多或少被大家看到。在开发google.cn的过程中,Google曾经考虑禁掉和敏感话题有关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在Google中国去搜索法XX,结果是一个支持的站点也没有,一个反对的站点也没有。那样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别忘了,当Google推出审查版的google.cn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旧版的搜索引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网民,只要输入一个敏感词,然后把新旧版本的结果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黑名单上到底有什么了。有些批评家甚至建议Google做得更多一点,直接把黑名单在美国公布,让审查制度变得完全透明。

超级女生理论

当我和李开复在他北京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感到他的前后矛盾。有一阵他就像一个热爱自由的Google人,强调说互联网给了每个网民以权力。但是下一分钟,他就更像阿里巴巴的总裁JACK MA---强调中国人对于引发动荡不感兴趣。在和中国的网络公司总裁聊天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圆圈逻辑:我们不觉得清理掉敏感话题有什么不好,因为用户本来就不会去看那些东西。

也许他们是对的,用户是不会去看。但你也能很轻易地反驳说,他们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被吓到了。谁会公开地在公共网吧查找不合法内容呢?---甚至是在家里—政府要求每个上网用户都要登记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追踪。政府对网络的镇压甚至有可能变本加厉,如果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也开始上网。政府适度的容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但是那些被腐败的地方官僚欺压的农民们都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北京来说是现实的威胁。2004年有多达70,000起抗议活动,其中很多都被强硬地镇压了。

在批评家眼中,Google是将中国网民的期望置之不顾,为了保证市场赢利而屈从于中国政府。李开复的话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念:互联网由于与生俱来的特性,将会逐渐瓦解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为一个拥护民主的社会打下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存在“伟人”,也不会存在LECH WALESA式的英雄,激励被压迫的同胞,为民主而战的将是一亿毫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在博客上谈论他们的约会,他们喜欢的乐队,电子游戏---整整一代把公共言论当作日常习惯的年轻人。

在我们谈话当中,李开复谈起了去年的超级女生,一个模仿“美国偶像”的电视节目。和美国的版本类似,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夺目耀人的包装之下演唱西方流行歌曲。每一回合,观众都可以通过短信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参赛者。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开始了类似总统大选的拉票活动,组织起来的粉丝们建立网站,要求大家投自己喜爱的歌手。最后的决赛,有800万年轻人参与了投票;冠军是李宇春,21岁,学生打扮的她唱了爱尔兰乐队Cranberries的一首zombie。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一次实践。”李开复说,“大家为超级女生投票。他们喜欢这个比赛---他们上街去拉票。”换句话说,也许这并不是革命。但是这也许是个开始。

(作者CLIVE THOMPSON是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经常报道科技类问题)



Google's China Problem (and China's Google Problem)

By CLIVE THOMPSON
Published: April 23, 2006

For many young people in China, Kai-Fu Lee is a celebrity. Not quite on the level of a movie star like Edison Chen or the singers in the boy band F4, but for a 44-year-old computer scientist who invariably appears in a somber dark suit, he can really draw a crowd. When Lee, the new head of operations for Google in China, gave a lecture at one Chinese university about how young Chinese should compet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calpers sold tickets for $60 apiece. At another, an audience of 8,000 showed up; students sprawled out on the ground, fixed on every wor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Lee has become a cult figure for China's high-tech youth. He grew up in Taiwan, went to Columbia and Carnegie-Mellon and is fluent in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Before joining Google last year, he worked for Apple in California and then for Microsoft in China; he set up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the company's research-and-development lab in Beijing. In person, Lee exudes the cheery optimism of a life coach; last year, he published "Be Your Personal Best," a fast-selling self-help book that urged Chinese students to adopt the risk-taking spirit of American capitalism. When he started the Microsoft lab seven years ago, he hired dozens of China's top graduates; he will now be doing the same thing for Google. "The students of China are remarkable," he told me when I met him in Beijing in February. "There is a huge desire to learn."

Lee can sound almost evangelical when he talks about the liberating power of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e says, will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China's enormous rural underclass; once the country's small villages are connected, he says, students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Shanghai or Beijing will be able to access online course materials from M.I.T. or Harvard and fully educate themselves. Lee has been with Google since only last summer, but he wears the company's earnest, utopian ethos on his sleeve: when he was hired away from Microsoft, he published a gushingly emotional open letter on his personal Web site, praising Google's mission to bring information to the masses. He concluded with an exuberant equation that translates as "youth + freedom + equality + bottom-up innovation + user focus + don't be evil = The Miracle of Google."

When I visited with Lee, that miracle was being conducted out of a collection of bland offices in downtown Beijing that looked as if they had been hastily rented and occupied. The small rooms were full of eager young Chinese men in hip sweatshirts clustered around enormous flat-panel monitors, debugging code for new Google projects. "The ideals that we uphold here are really just so important and noble," Lee told me. "How to build stuff that users like, and figure out how to make money later. And 'Don't Do Evil' " — he was referring to Google's bold motto, "Don't Be Evil" — "all of those things. I think I've always been an idealist in my heart."

Yet Google's conduct in China has in recent months seemed considerably less than idealistic. In January, a few months after Lee opened the Beijing office, the company announced it would be introducing a new version of its search engine for the Chinese market. To obey China's censorship laws, Google's representatives explained, the company had agreed to purge its search results of any Web sites disapproved of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Web sites promoting Falun Gong, a government-banned spiritual movement; sites promoting free speech in China; or any mention of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f you search for "Tibet" or "Falun Gong" mo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on google.com, you'll find thousands of blog entries, news items and chat rooms on Chinese repression. Do the same search inside China on google.cn, and most, if not all, of these links will be gone. Google will have erased them completely.

Google's decision did not go over wel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ebruary, company executives were called into Congressional hearings and compared to Nazi collaborators. The company's stock fell, and protesters waved placards outside the company's headquarters in Mountain View, Calif. Google wasn't the only American high-tech company to run aground in China in recent months, nor was it the worst offender. But Google's executives were supposed to be cut from a different cloth. When the company went public two years ago, its telegenic young founders, Sergey Brin and Larry Page, wrote in the company's official filing for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that Google is "a company that is trustworthy and interested in the public good." How could Google square that with making nice with a repressive Chinese regim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behind it?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to know exactly how Lee felt about the company's arrangement with China's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s a condition of our meeting, Google had demanded that I not raise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only the executives in Google's California head office were allowed to discuss those matters. But as Lee and I talked about how the Internet was transforming China, he offered one opinion that seemed telling: the Chinese students he meets and employs, Lee said, do not hunger for democracy. "People are actually quite free to talk about the subject," he added, mean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I don't think they care that much. I think people would say: 'Hey, U.S. democracy, that's a good form of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good and stable, that's a good form of government. Whatever, as long as I get to go to my favorite Web site, see my friends, live happily.' " Certainly, he said, the idea of personal expression, of speaking out publicly, had become vastly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Chinese as the Internet had grown and as blogging and online chat had become widespread. "But I don't think of this as a political statement at all," Lee said. "I think it's more people finding that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and be heard, and they love to keep doing that."

It sounded to me like company spin — a curiously deflated notion of free speech. But spend some time among China's nascent class of Internet users, as I have these past months, and you begin to hear such talk somewhat differently. Youth + freedom + equality + don't be evil is an equation with few constants and many possible solutions. What is freedom, just now, to the Chinese? Are there gradations of censorship, better and worse ways to limit information? In America, that seems like an intolerable question —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But in China, as Google has discovered, it is just the beginning.

Google was not, in fact, a pioneer in China. Yahoo was the first major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y to enter the market, introducing a Chinese-language version of its site and opening up an office in Beijing in 1999. Yahoo executives quickly learned how difficult China was to penetrate — and how baffling the country's cultural barriers can be for Americans. Chinese businesspeople, for example, rarely rely on e-mail, because they find the idea of leaving messages to be socially awkward. They prefer live exchanges, which means they gravitate to mobile phones and short text messages instead. (They avoid voicemail for the same reason; during the weeks I traveled in China, whenever I called a Chinese executive whose phone was turned off, I would get a recording saying that the person was simply "unavailable," and the phone would not accept messages.) The most popular feature of the Internet for Chinese users — much more so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 is the online discussion board, where long, rollicking arguments and flame wars spill on for thousands of comments. Baidu, a Chinese search engine that was introduced in 2001 as an early competitor to Yahoo, capitalized on the national fervor for chat and invented a tool that allows people to create instant discussion groups based on popular search queries. When users now search on baidu.com for the name of the Chinese N.B.A. star Yao Ming, for example, they are shown not only links to news reports on his games; they are also able to join a chat room with thousands of others and argue about him. Baidu's chat rooms receive as many as five million posts a day.

As Yahoo found, these cultural nuances made the sites run by American companies feel simply foreign to Chinese users — and drove them instead to local portals designed by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ese sites, including Sina.com and Sohu.com, had less useful search engines, but they were full of links to chat rooms and government-approved Chinese-language news sites. Nationalist feelings might have played a role, too, in the success Chinese-run sites enjoyed at Yahoo's expense. "There's now a very strong sense of pride in supporting the local guy," I was told by Andrew Lih, a Chinese-American professor of medi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ahoo also was slow to tap into another powerful force in Chinese life: rampant piracy. In most parts of the West, after the Napster wars, movie and music piracy is increasingly understood as an illicit activity; it thrives, certainly, but there is now a stigma against taking too much intellectual content without paying for it. (Hence the success of iTunes.) In China, downloading illegal copies of music, movies and software is as normal and accepted as checking the weather online. Baidu's executives discovered early on that many young users were using the Internet to hunt for pirated MP3's, so the company developed an easy-to-use interface specifically for this purpose. When I sat in an Internet cafe in Beijing one afternoon, a teenager with mutton-chop sideburns a few chairs over from me sipped a Coke and watched a samurai movie he'd downloaded free, while his friends used Baidu to find and pull down pirated tracks from the 50 Cent album "Get Rich or Die Tryin'." Almost one-fifth of Baidu's traffic comes from searching for unlicensed MP3's that would be illegal in the United States. Robin Li, Baidu's 37-year-old founder and C.E.O., is unrepentant. "Right now I think that the record companies may not be happy about the service we are offering," he told me recently, "but I think digital music as a trend is unstoppable."

At first, Google took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e Chinese market than Yahoo did. In early 2000, Google's engineers quietly set about creating a version of their search engine that could understand character-based Asian languages like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y had put up a clunky but serviceable Chinese-language version of Google's home page. If you were in China and surfed over to google.com in 2001, Google's servers would automatically detect that you were inside the country and send you to the Chinese-language search interface, much in the same way google.com serves up a French-language interface to users in France.

While Baidu appealed to young MP3 hunters, Google became popular with a different set: white-collar urban professionals in the major Chinese cities, aspirational types who follow Western styles and sprinkle English words into conversation, a class that prides itself on being cosmopolitan rather than nationalistic. By pulling in that audience, Google by the end of 2002 achieved a level of success that had eluded Yahoo: it amassed an estimated 25 percent of all search traffic in China — and it did so working entirely from California, far outs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phere of influence.

The Great Firewall

Then on Sept. 3, 2002, Google vanished. Chinese workers arrived at their desks to find that Google's site was down, with just an error page in its pla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gun blocking it. China has two main methods for censoring the Web. For companies inside its borders, the government uses a broad array of penalties and threats to keep content clean. For Web sites that originate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has another impressively effective mechanism of control: what techies call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When you use the Internet, it often feels placeless and virtual, but it's not. It runs on real wires that cut through real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ber-optic pipelines in China, giant underground cables that provide Internet access for the public and connect China to the rest of the Internet outside its bord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quires the private-sector companies that run these fiber-optic networks to specially configure "router" switches at the edge of the network, where signals cross into foreign countries. These routers — some of which are made by Cisco Systems, an American firm — serve as China's new censors.

If you log onto a computer in downtown Beijing and try to access a Web site hosted on a server in Chicago, your Internet browser sends out a request for that specific Web page. The request travels over one of the Chinese pipelines until it hits the routers at the border, where it is then examined. If the request is for a site that is on the government's blacklist — and there are lots of them — it won't get through. If the site isn't blocked wholesale, the routers then examine the words in the requested page's Internet address for blacklisted terms. If the address contains a word like "falun" or even a coded term like "198964" (which Chinese dissidents use to signify June 4, 1989, the date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 router will block the signal. Back in the Internet cafe, your browser will display an error message. The filters can be surprisingly sophisticated, allowing certain pages from a site to slip through while blocking others. While I sat at one Internet cafe in Beijing, the government's filters allowed me to surf the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pages of the BBC but not its news section.

Google posed a unique problem for the censors: Because the company had no office at the time inside the count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no legal authority over it — no ability to demand that Google voluntarily withhold its search results from Chinese users. And the firewall only half-worked in Google's case: it could block sites that Google pointed to, but in some cases it would let slip through a list of search results that included banned sites. So if you were in Shanghai and you searched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on google.com, you would get a list of search results that included 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hina.org), a New York-based organization whose Web site is ban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if you tried to follow the link to hrichina.org, you would get nothing but an error message; the firewall would block the page. You could see that the banned sites existed, in other words, but you couldn't reach them. Government officials didn't like this situation — Chinese citizens were receiving constant reminders that their leaders felt threatened by certain subjects — but Google was popular enough that they were reluctant to block it entirely.

In 2002, though, something changed,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ided to shut down all access to Google. Why? Theories abound. Sergey Brin, the co-founder of Google, whose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government relations, told me that he suspects the block might have been at the instigation of a competitor — one of its Chinese rivals. Brin is too diplomatic to accuse anyone by name, but various American Internet executives told me they believe that Baidu has at times benefited from cover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 young Chinese-American entrepreneur in Beijing told me that she had heard that the instigator of the Google blockade was Baidu, which in 2002 had less than 3 percent of the search market compared with Google's 24 percent. "Basically, some Baidu people sat down and did hundreds of searches for banned materials on Google," she said. (Like many Internet businesspeople I spoke with in China, she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fearing retribu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Then they took all the results, printed them up and went to the government and said, 'Look at all this bad stuff you can find on Google!' That's why the government took Google offline." Baidu strongly denies the charge, and when I spoke to Guo Liang, a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Beijing, he dismissed the idea and argued that Baidu is simply a stronger competitor than Google, with a better grasp of Chinese desires. Still, many Beijing high-tech insiders told me that it is common for domestic Internet firms to complain to the government about the illicit content of competitors, in the hope that their rivals wi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In China, the censorship regime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tool; it is also a competitive one — a cudgel that private firms use to beat one another with.

Self-Discipline Awards

When I visited a dingy Internet cafe one November evening in Beijing, its 120 or so cubicles were crammed with teenagers. (Because computers and home Internet connections are so expensive, many of China's mostly young Internet users go online in these cafes, which charge mere pennies per hour and provide fast broadband — and cold soft drinks.) Everyone in the cafe looked to be settled in for a long evening of lightweight entertainment: young girls in pink and yellow Hello Kitty sweaters juggled multiple chat sessions, while upstairs a gang of young Chinese soldiers in olive-drab coats laughed as they crossed swords in the medieval fantasy game World of Warcraft. On one wall, next to a faded kung-fu movie poster, was a yellow sign that said, in Chinese characters, "Do not go to pornographic or illegal Web sites." The warning seemed almost beside the point; nobody here looked even remotely likely to be hunting for banned Tiananmen Square retrospectives. I asked the cafe manager, a man with huge aviator glasses and graying hair, how often his clients try to view illegal content. Not often, he said with a chuckle, and when they do, it's usually pornography. He said he figured it was the government's job to keep banned materials inaccessible. "If it's not supposed to be seen," he said, "it's not supposed to be seen."

One mistake Westerners frequently make about China is to assum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rtive about its censorship. On the contrary, the party is quite matter of fact about it — proud, even. One American businessman who would speak only anonymously told me the story of attending an award ceremony last year held by the Internet Society of China for Internet firms, including the majo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m sitting there in the audience for this thing," he recounted, "and they say, 'And now it's time to award our annual Self-Discipline Awards!' And they gave 10 companies an award. They gave them a plaque. They shook hands. The minister was there; he took his picture with each guy. It was basically like Excellence in Self-Censorship — and everybody in the audience is, like, clapping."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this businessman explained, is presented as a benevolent police function. In January, the Shenzhen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reated two cuddly little anime-style cartoon "Internet Police" mascots named "Jingjing" and "Chacha"; each cybercop has a blog and a chat window where Chinese citizens can talk to them. As a Shenzhen official candidly told The Beijing Youth Daily, "The main function of Jingjing and Chacha is to intimidate." The article went on to explain that the characters are there "to publicly remind all Netizens to be conscious of safe and healthy use of the Internet, self-regulate their online behavior and maintain harmonious Internet order together."

Intimid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are, in fact, critical to how the party communicates its censorship rules to private-sector Internet companies. To be permitted to offer Internet services, a private company must sign a license agreeing not to circulate content on certain subjects, including material that "damages the honor or interests of the state" or "disturbs the public order or destroys public stability" or even "infringes upon national customs and habits." One prohibition specifically targets "evil cults or superstition," a clear reference to Falun Gong. But the language is, for the most part, intentionally vague. It leaves wide discretion for any minor official in China's dozens of regulatory agencies to demand that something he finds offensive be taken offline.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convene weekly meetings with executives from the largest Internet service companies — particularly major portals that run news stories and host blogs and discussion boards — to discuss what new topics are likely to emerge that week that the party would prefer be censored. "It's known informally as the 'wind-blowing meeting' — in other words, which way is the wind blowing," the American businessman told me.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provide warnings for the days ahead, he explained. "They say: 'There's this party conference going on this week. There are some foreign dignitaries here on this trip.' "

American Internet firms typically arrive in China expecting the government to hand them an official blacklist of sites and words they must censor. They quickly discover that no master list exists. Instead, the government simply insists the firms interpret the vague regulations themselves. The companies must do a sort of political mind reading and intuit in advance what the government won't like. Last year, a list circulated online purporting to be a blacklist of words the government gives to Chinese blogging firms, includ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reality, the list had been cobbled together by a young executive at a Chinese blog company. Every time he received a request to take down a posting, he noted which phrase the government had objected to, and after a while he developed his own list simply to help his company avoid future hassles.

The penalty for noncompliance with censorship regulations can be serious. An American public-relations consultant who recently worked for a major domestic Chinese portal recalled an afternoon when Chinese police officers burst into the company's offices, dragged the C.E.O. into a conference room and berated him for failing to block illicit content. "He was pale with fear afterward," she sai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se people are terrified, just terrified. They're seriously worried about slipping up and going to jail. They think about it every day they go into the office."

As a result, Internet executives in China most likely censor far more material than they need to. The Chinese system relies on a classic psychological truth: self-censorship is always far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formal censorship. By having each private company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corner of the Internet, the government effectively outsources the otherwise unmanageable task of monitoring the billions of e-mail messages, news stories and chat postings that circulate every day in China. The government's preferred method seems to be to leave the companies guessing, then to call up occasionally with angry demands that a Web page be taken down in 24 hours. "It's the panopticon," says James Mulvenon, a China specialist who is the head of a Washington policy group called the Center for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re's a randomness to their enforcement, and that creates a sense that they're looking at everything."

The government's filtering, while comprehensive, is not total. One day a banned site might temporarily be visible, if the routers are overloaded — or if the government suddenly decides to tolerate it. The next day the site might disappear again. Generally, everyday Internet users react with caution. They rarely push the government's limits. There are lines that cannot be crossed, and without actually talking about it much, everyone who lives and breathes Chinese culture understands more or less where those lines are. This is precisely what makes the environment so bewildering to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ies. What's allowed? What's not allowed?

In contrast to the confusion most Americans experience, Chinese businessmen would often just laugh when I asked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censorship regime was hard to navigate. "I'll tell you this, it's not more hard than dealing with Sarbanes and Oxley," said Xin Ye, a founding executive of Sohu.com, one of China's biggest Yahoo-like portals. (He was referring to the American law that requires publicly held companies to report in depth on their finances.) Another evening I had drinks in a Shanghai jazz bar with Charles Chao, the president of Sina, the country's biggest news site. When I asked him how often he needs to remove postings from the discussion boards on Sina.com, he said, "It's not often." I asked if that meant once a week, once a month or less often; he demurred. "I don't think I can talk about it," he said. Yet he seemed less annoyed than amused by my line of questioning. "I don't want to call it censorship," he said. "It's like in every country: they have a bias. There are taboos you can't talk about in the U.S., and everyone knows it."

Jack Ma put it more bluntly: "We don't want to annoy the government." Ma is the hyperkinetic C.E.O. of Alibaba, a Chinese e-commerce firm. I met him in November in the lobby of the China World Hotel in Beijing, just after Ma's company had closed one of the biggest deals in Chinese Internet history. Yahoo, whose share of the Chinese search-engine market had fallen (according to one academic survey) to just 2.3 percent, had paid $1 billion to buy 40 percent of Alibaba and had given Ma complete control over all of Yahoo's services in China, hoping he could do a better job with it. From his seat on a plush sofa, Ma explained Alibaba's position on online speech. "Anything that is illegal in China — it's not going to be on our search engine.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no good, like Falun Gong?" He shook his head in disgust. "No! We are a business! Shareholders want to make money. Shareholders want us to make the customer happy. Meanwhile, we do not have any responsibilities saying we should do this or that political thing. Forget about it!"

A Bit of a Revolution

Last fall, at a Starbucks in Beijing, I met with China's most famous political blogger. Zhao Jing, a dapper, handsome 31-year-old in a gray sweater, seemed positively exuberant as he explained how radically China had changed since the Web arrived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he said, the party controlled every single piece of media, but then Chinese began logging onto discussion boards and setting up blogs, and it was as if a bell jar had lifted. Even if you were still too cautious to talk about politics, the mere idea that you could publicly state your opinion about anything — the weather, the local sports scene — felt like a bit of a revolution.

Zhao (who now works in the Beijing bureau of The New York Times) pushed the limits further than most. After college, he took a job as a hotel receptionist in a small city. He figured that if he was lucky, he might one day own his own business. When he went online in 1998, though, he realized that what he really wanted to do was to speak out on political questions. He began writing essays and posting them on discussion boards. Soon after he started his online writing, a newspaper editor offered him a job as a reporter.

"This is what the Internet does," Zhao said, flashing a smile. "One week after I went on the Internet, I had a reputation all over the province.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a writer. But I realized the problem wasn't me — it was my small town." Zhao lost his reporting job in March 2003 after his paper published an essay by a retired official advocating political reform; the government retaliated by shutting the paper down. Still eager to write, in December 2004 Zhao started his blog, hosted on a blogging service with servers in the U.K. His witty pro-free-speech essays, written under the name Michael Anti, were soon drawing thousands of readers a day. Last August, the government used the Great Firewall to block his site so that no one in China could read it; defiant, he switched over to Microsoft's blogging tool, called MSN Spaces. The government was almost certainly still monitoring his work, but remarkably, he continued writing. Zhao knew he was safe, he told me, because he knew where to draw the line.

"If you talk every day online and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they don't care," he said. "Because it's just talk. But if you organize — even if it's just three or four people — that's what they crack down on. It's not speech; it's organizing. People say I'm brave, but I'm not." The Internet brought Zhao a certain amount of political influence, yet he seemed less excited about the way his blog might transform the government and more excited about the way it had transformed his sense of himself. Several young Chinese told me the same thing. If the Internet is bringing a revolution to China, it is experienced mostly as one of self-actualization: empowerment in a thousand tiny, everyday ways.

One afternoon I visited with Jiang Jingyi, a 29-year-old Chinese woman who makes her living selling clothes on eBay. When she opened the door to her apartment in a trendy area of Shanghai, I felt as if I'd accidentally stumbled into a chic SoHo boutique. Three long racks full of puffy winter jackets and sweaters dominated the center of the living room, and neat rows of designer running shoes and boots ringed the walls. As she served me tea in a bedroom with four computers stacked on a desk, Jiang told me, through an interpreter, that she used to work as a full-time graphic designer. But she was a shopaholic, she said, and one day decided to take some of the cheap clothes she'd found at a local factory and put them up for auction online. They sold quickly, and she made a 30 percent profit. Over the next three months, she sold more and more clothes, until one one day she realized that her eBay profits were outstripping her weekly paycheck. She quit her job and began auctioning full time, and now her monthly sales are in excess of 100,000 yuan, or about $12,000.

"My parents can't understand it," she said with a giggle, as she clicked at the computer to show me one of her latest auctions, a winter jacket selling for 300 yuan. (Her description of the jacket translated as "Very trendy! You will look cool!") At the moment, Jiang sells mostly to Chinese in other major cities, since China's rudimentary banking system and the lack of a reliable credit-card network mean there is no easy way to receive payments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But when Paypal — eBay's online payment system — finally links the global marke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she says she will become a smal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rketing cut-rate clothes directly to hipsters in London or Los Angeles.

Google never did figure out exactly why it was knocked offline in 2002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blocking ended abruptly after two weeks, as mysteriously as it had begun. But even after being unblocked, Google still had troubles. The Great Firewall tends to slow down all traffic coming into the country from the world outside.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time, Google was simply unavailable in China because of data jams. The firewall also began punishing curious minds: whenever someone inside China searched for a banned term, the firewall would often retaliate by sending back a command that tricked the user's computer into believing Google itself had gone dead. For several minutes, the user would be unable to load Google's search page — a digital slap on the wrist, as it were. For Google, these delays and shutdowns were a real problem, because search engines like to boast about delivering results in milliseconds. Baidu, Google's chief Chinese-language rival, had no such problem, because its servers were located on Chinese soil and thus inside the Great Firewall. Worse, Chinese universities had virtually no access to foreign Web sites, which meant that impressionable college students — in other countries, Google's most ardent fans — were flocking instead to Baidu.

Brin and other Google executives realized that the firewall allowed them only two choices, neither of which they relished. If Google remained aloof and continued to run its Chinese site from foreign soil, it would face slowdowns from the firewall and the threat of more arbitrary blockades — and eventually, the loss of market share to Baidu and other Chinese search engines. If it opened up a Chinese office and moved its servers onto Chinese territory, it would no longer have to fight to get past the firewall, and its service would speed up. But then Google would be subject to China's self-censorship laws.

What eventually drove Google into China was a carrot and a stick. Baidu was the stick: by 2005, it had thoroughly whomped its competition, amassing nearly half of the Chinese search market, while Google's market share remained stuck at 27 percent. The carrot was Google's halcyon concept of itself, the belief that merely by improv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an authoritarian country, it would be doing good. Certainly, the company's officials figured, it could do better than the local Chinese firms, which acquiesce to the censorship regime with a shrug. Sure, Google would have to censor the most politically sensitive Web sites — religious groups, democracy groups, memorial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 along with pornography. But that was only a tiny percentage of what Chinese users search for on Google. Google could still improve Chinese citizens' ability to learn about AID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vian flu, world markets. Revenue, Brin told me, wasn't a big part of the equation. He said he thought it would be years before Google would make much if any profit in China. In fact, he argued, going into China "wasn't as much a business decision as a decision about getting people information. And we decided in the end that we should make this compromise."

He and his executives began discussing exactly which compromises they could tolerate. They decided that — unlike Yahoo and Microsoft — they would not offer e-mail or blogging services inside China, since that could put them in a position of being forced to censor blog postings or hand over dissidents'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e secret police. They also decided they would not take down the existing, unfiltered Chinese-language version of the google.com engine. In essence, they would offer two search engines in Chinese. Chinese surfers could still access the old google.com; it would produce uncensored search results, though controversial links would still lead to dead ends, and the site would be slowed down and occasionally blocked entirely by the firewall. The new option would be google.cn, where the results would be censored by Google — but would arrive quickly, reliably and unhindered by the firewall.

Brin and his team decided that if they were going to be forced to censor the results for a search for "Tiananmen Square," then they would put a disclaimer at the top of the search results on google.cn explaining that information had been removed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 When Chinese users search for forbidden terms, Brin said, "they can notice what's missing, or at least notice the local control." It is precisely the solution you'd expect from a computer scientist: the absence of information is a type of information. (Google displays similar disclaimers in France and Germany, where they strip out links to pro-Nazi Web sites.)

Brin's team had one more challenge to confront: how to determine which sites to bloc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n't give them a list. So Google's engineers hit on a high-tech solution. They set up a computer inside China and programmed it to try to access Web sites outside the country, one after another. If a site was blocked by the firewall, it meant the government regarded it as illicit — so it became part of Google's blacklist.

The Google executives signed their license to become a Chinese Internet service in December 2005. They never formally sat dow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eceived permission to put the disclaimer on censored search results. They simply decided to do it — and waited to see how the government would react.

The China Storm

Google.cn formally opened on Jan. 27 this year, and human-rights activists immediately logged onto the new engine to see how it worked. The censorship was indeed comprehensive: the first page of results for "Falun Gong," they discovered, consisted solely of anti-Falun Gong sites. Google's image-searching engine — which hunts for pictures — produced equally skewed results. A query for "Tiananmen Square" omitted many iconic photos of the protest and the crackdown. Instead, it produced tourism pictures of the square lighted up at night and happy Chinese couples posing before it.

Google's timing could not have been worse. Google.cn was introduced into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was rapidly souring for American high-tech firms in China. Last September,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evealed that in 2004, Yahoo handed over an e-mail us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user, a business journalist named Shi Tao, had used his Chinese Yahoo account to leak details of a government document on press restrictions to a pro-democracy Web site run by Chinese exiles in New York. The government sentenced him to 10 years in prison. Then in December, Microsoft obeyed a government request to delete the writings of Zhao Jing — the free-speech blogger I'd met with in the fall. What was most remarkable about this was that Microsoft's blogging service has no servers located in China; the company effectively allowed China's censors to reach across the ocean and erase data stored on American territory.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Google executives probably expected to appear comparatively responsible and ethical. But instead, as the China storm swirled around Silicon Valley in February, Google bore the brunt of it. At the Congressional hearings where the three companies testified — along with Cisco, makers of hardware used in the Great Firewall — legislators assailed all the firms, but ripped into Google with particular fire. They asked how a company with the slogan "Don't Be Evil" could conspire with China's censors. "That makes you a function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Jim Leach, an Iowa Republican. "So if this Congress wanted to learn how to censor, we'd go to you."

Zhao Jing's Rankings

In February, I met with Zhao Jing again, two months after his pro-democracy blog was erased by Microsoft. We ordered drinks at a faux-Irish pub in downtown Beijing. Zhao was still as energetic as ever, though he also seemed a bit rueful over his exuberant comments in our last conversation. "I'm more cynical now," he said. His blog had been killed because of a single post. In December, a Chinese newspaper editor was fired, and Zhao called for a boycott of the paper. That apparently crossed the line. It was more than just talk; Zhao had now called for a political action. The government contacted Microsoft to demand the blog be shuttered, and the company complied — earning it a chorus of outrage from free-speech advoc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accused Microsoft of having acted without even receiving a formal legal reques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icrosoft seemed chastened by the public uproar; at the Congressional hearings, the company's director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expressed regret. To try to save face, Microsoft executives pointed out that they had saved a copy of the deleted blog postings and sent them to Zhao. What they did not mention, Zhao told me, is that they refused to e-mail Zhao the postings; they offered merely to burn them onto a CD and mail them to any add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Zhao requested. Microsoft appeared to be so afraid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Zhao noted with a bitter laugh, that the company would not even send the banned material into China by mail. (Microsoft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I expected Zhao to be much angrier with the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ies than he was. He was surprisingly philosophical. He ranked the companies in order of ethics, ticking them off with his fingers. Google, he said, was at the top of the pile. It was genuin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formation and trying to do its best within a bad system. Microsoft came next; Zhao was obviously unhappy with its decision, but he said that it had produced such an easy-to-use blogging tool that, on balance, Microsoft was helping Chinese people to speak publicly. Yahoo came last, and Zhao had nothing but venom for the company.

"Google has struck a compromise," he said, and compromises are sometimes necessary. Yahoo's behavior, he added, put it in a different category: "Yahoo is a sellout. Chinese people hate Yahoo." The difference, Zhao said, was that Yahoo had put individual dissidents in serious danger and done so apparently without thinking much about the human damage. (Yahoo did no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Google, by contrast, had avoided introducing any service that could get someone jailed. It was censoring information, but Zhao considered that a sin of omission, rather than of commission.

The Distorted Universe

Zhao's moral calculus was striking, not least because it is so foreign to American ways of thinking. For most Americans, or certainly for most of those who think and write about China, there are no half-measures in democracy or free speech. A country either fully embraces these principles, or it disappears down the slippery slope of totalitarianism. But China's bloggers and Internet users have already liv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lippery slop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the Internet — as filtered as it is — has already changed Chinese society profoundly.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especially, it has turned public speech into a daily act. This, ultimately, is the perspective that Google has adopted, too. And it raise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Can an imperfect Internet help change a society for the better?

One Internet executive I spoke to summed up the conundrum of China's Internet as the "distorted universe" problem. What happens to people's worldviews when they do a Google search for Falun Gong and almost exclusively find sites opposed to it, as would happen today on google.cn? Perhaps they would trust Google's authority and assume there is nothing to be found. This is the fear of Christopher Smith, the Republican representative who convened the recent Congressional hearings. "When Google sends you to a Chinese propaganda source on a sensitive subject, it's got the imprimatur of Google," he told me recently. "And that influences the next generation — they think, Maybe we can live with this dictatorship. Without your Lech Walesas, you never get democracy." For Smith, Google's logic is the logic of appeasement. Like the companies that sought to "engage" with apartheid South Africa, Google's executives are too dedicated to profits ever to push for serious political change. (Earlier this month, Google's C.E.O., Eric Schmidt, visited Kai-Fu Lee in Beijing and told journalists that it would be "arrogant" of Google to try to change China's censorship laws.)

But perhaps the distorted universe is less of a problem in China, because — as many Chinese citizens told me — the Chinese people long ago learned to read past the distortions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and media control. Guo Liang, the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told me about one revealing encounter. "These guys at Harvard did 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Guo said. "I talked to them and asked, 'What were your results?' They said, 'We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ies to control the Internet.' I just laughed. I said, 'We know that!' " Google's filtering of its results was not controversial for Guo because it was nothing new.

Andrew Lih, the Chinese-American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that many in China tak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Chinese people have a 5,000-year view of history," he said. "You ban a Web site, and they're like: 'Oh, give it time. It'll come back.' " Or consider the position of a group of Chinese Internet geeks trying to get access to Wikipedia, the massive free online encyclopedia where anyone can write an entry. Currently, all of wikipedia.com is blocked; the group is trying to convince Wikipedia's overseers to agree to the creation of a sanitized Chinese version with the potentially illegal entries removed. They argue that this would leave 99.9 percent of Wikipedia intact, and if that material were freely available in China, they say, it would be a great boon for China, particularly for underfinanced and isolated schools. (So far, Wikipedia has said it will not allow the creation of a censored version of the encyclopedia.)

Given how flexible computer code is, there are plenty of ways to distort the universe — to make its omissions more or less visible. At one point while developing google.cn, Google considered blocking all sites that refer to controversial topics. A search for Falun Gong in China would produce no sites in favor of it, but no sites opposing it either. What sort of effect would that have had? Remember too that when Google introduced its censored google.cn engine, it also left its original google.com Chinese-language engine online. Which means that any Chinese citizen can sit in a Net cafe, plug "Tiananmen Square" into each version of the search engine and then compare the different results — a trick that makes the blacklist somewhat visible. Critics have suggested that Google should go even further and actually publish its blacklist on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its act of censorship entirely transparent.

The Super Girl Theory

When I spoke to Kai-Fu Lee in Google's Beijing offices, there were moments that to me felt jarring. One minute he sounded like a freedom-loving Googler, arguing that the Internet inherently empowers its users. But the next minute he sounded more like Jack Ma of Alibaba — insisting that the Chinese have no interest in rocking the boat. It is a circular logic I encountered again and again while talking to China's Internet executives: we don't feel bad about filtering political results because our users aren't looking for that stuff anyway.

They may be right about their users' behavior. But you could just as easily argue that their users are incurious because they're cowed. Who would openly search for illegal content in a public Internet cafe — or even at home, since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that every person with personal Internet access register his name and phone number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tracking purposes?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government's crackdown on the Internet could become more intense if the country's huge population of poor farmers begins agitating online. The government is reasonably tolerant of well-educated professionals online. But the farmers, upset about corrupt local officials, are serious activists, and they pose a real threat to Beijing; they staged 70,000 demonstrations in 2004, many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violently suppressed.

In the eyes of critics, Google is lying to itself about the desires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and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merely to secure a profitable market. To take Lee at his word is to take a leap of faith: that the Internet, simply through its own inherent properties, will slowly chip away at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ntrol speech, seeding a cultural change that strongly favors democracy. In this view, there will be no "great man" revolution in China, no Lech Walesa rallying his oppressed countrymen. Instead, the freedom fighters will be a half-billion mostly apolitical young Chinese, blogging and chatting about their dates, their favorite bands, video games — an entire generation that is growing up with public speech as a regular habi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Lee talked about the "Super Girl" competition televised in China last year, the country's analogue to "American Idol." Much like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the show, it featured young women belting out covers of mainstream Western pop songs amid a blizzard of corporate branding. (The full title of the show was "Mongolian Cow Sour Yogurt Super Girl Contest," in honor of its sponsor.) In each round, viewers could vote for their favorite competitor via text message from their mobile phones. As the season ran its course, it began to resembl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with delirious fans setting up Web sites urging voters to pick their favorite singer. In the final episode, eight million young Chinese used their mobile phones to vote; the winner was Li Yuchun, a 21-year-old who dressed like a schoolgirl and sang "Zombie," by the Irish band the Cranberries.

"If you think about a practice for democracy, this is it," Lee said. "People voted for Super Girls. They loved it — they went out and campaigned." It may not be a revolution, in other words, but it might be a start.

2010年1月15日 星期五

人家用Google我们用百度 人家喝牛奶我们喝三鹿

作者:推倒柏林墙

最近google因不堪忍受自宫之苦,威胁中国人民说要走人。有人说,google这帮孙子其实是赚不到钱,临走前还要装逼,打个言论自由的幌子。我不知道google在中国的业绩如何,不过要是google这样的公司在中国都赚不到钱,那绝对不是他们的悲哀,而是中国人民的悲哀,不是google自绝于中国,而是中国自绝于世界。中国人民其实一直就生活在一出巨大的悲剧中,人家看youtube,我们看优酷,人家用google,我们用百度,人家喝牛奶,我们喝三鹿,就这样还有一帮当太监当出快感的人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乱喊:中国可以说不!

很多人一说到言论自由,马上就联想到什么8*8啊、真相啊之类的高端词汇,接着你就看到两拨对8*8都是一知半解的人在那儿喷得不可开交。其实事情根本就不用搞得那么复杂,中国的言论管控所屏蔽掉的不仅是8*8这样的大事,更有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事。没有网络的曝光,周久耕还在抽九五至尊,戴江诗丹顿,发表他“谁敢降价便处罚谁”、“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其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的出现”等房地产高论;没有网民穷追猛打,陕西林业厅可以一边数钱数到手抽筋,一边骄傲的宣布说我们这儿有只华南虎;没有揭露事实的权利,俯卧撑可以用来杀人,垃圾可以用来造桥,纸币可以用来开手铐,鞋带可以用来上吊。如果媒体不肯曝光,可能直到今天中国人民还在喝掺了奶粉的三聚氰胺。事实上,三鹿这个盖子本来就揭得迟了,石家庄政府一早就知道奶粉有问题,但是当时正值我国开奥运会,这可承载着百年来的梦想,象征着五千年的盛世啊,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破坏中国人民的心情呢?石家庄的官员凭着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凭着胸腔里流动的中国人的血液,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那就是压下不报,拖延的这些日子不知道又出了多少结石婴儿,直到耿直的新西兰人坏了他们的好事为止。

可惜的是,三鹿还远远不能代表我国的最低水准。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都是河蟹说了算,从公开渠道能了解到的,永远都只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最近特别流行的城管打人、武警抢敏感词队、敏感词勾结地痞流氓强制敏感词、群体敏感词事件、敏感词渣工程、谭敏感词、刘敏感词、艾敏感词、赵敏感词、冯敏感词等等,没点像样的家伙你上哪里找消息看去?都不必说全国范围,光是南京这一个城市就有一堆故事。08年6月5日南京炮兵学院上千名学生因拿不到校方承诺的本科毕业文凭而敏感词,墙外有视频有真相,事情闹到那种规模,报纸上居然一个字都没有,绝大多数南京人一无所知。而这几年内同样因虚假承诺而引起类似事件的学校,光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就有江西服装技术学院、合肥炮兵学院、郑州大学和赣江职业技术学院。08年12月,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雨花台区一家奥迪 4S店被七八百个人敏感词,这帮混蛋拆店打人就算了,还把几辆可爱的奥迪给轰成渣,还他妈有没有人性?这件事虽然在各大门户网站可以看到消息,本地报纸却无一报导,该店董事长打110无人出警,找法院不予立案,找国土局说不归他们管。如果你也有幸遭遇强制敏感词,你的情况一定不会比一家奥迪4S店更好。

有人说,啊,强制敏感词,离我太遥远了,几率跟玩躲猫猫时撞成重度颅脑损伤差不多。那有一件事作为南京人你是根本跑不掉的,那就是PX厂。08年南京市民知道本市有个毒气工厂时,人家厂子早就已经开建快两年,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报纸上别说是社论了,只有06年还在一堆无痛人流广告里偷偷藏了个PX开建的消息,如果不是新浪还斗胆报导了一下,可能到现在都没什么人知道这件事。当时也有不少人在网上发帖号召学习厦门人民,我们南京市政府哪能让这些心怀不轨的煽动分子轻易得逞,删删删!有了厦门的教训,南京市政府应对及时,准备充分,处置妥当,把一切不和谐的企图都扼杀在了摇篮之中,最后安全上垒,顺利过关。南京人最后也就这么认命了,不要说是抗议的自由,他连谈论的自由、了解的自由都没有,连话都不敢说的人还能干吗,还想造反呐?有人说,我靠,难道南京市领导每天都戴防毒面具上下班?其实那帮孙子的眼睛早就给GDP糊住了,再说季XX、蒋XX、罗XX、王XX、朱XX,哪一个是南京本地人,人家时辰一到,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谁他妈管你的死活啊?

在中国就是这样,领导的名讳能不提就不提,发帖不带几个X,绿坝河蟹你全家。看网民讨论时事,那说话的语气真是要多耸就有多耸。当然,有些人骂美国骂日本时马上就得瑟起来了,就是这么一群废柴。就这么一个环境,还有一群人跟在河蟹的屁股后面协助闭关锁国,替自己挖坟也能挖得这么欢乐,真是叹为观止。你跟他们说南京市有个PX厂,这帮人还忽闪忽闪着他们水汪汪的大眼睛,问你:PX是什么啊?不说PX这么严重的事,光是雨花台区那个大白宫(说小白宫或是山寨白宫,是对雨花台区政府的侮辱),谁好胆再说个“不”给我看看?

去年南京地铁施工,把翠岛花城的房子给挖裂了,一帮业主跑到地铁大厦去讨说法,被二三十个保安打得屁滚尿流。一个女业主在旁边拍照,结果手机被抢走,还被打成左胸肋骨骨折。说实话,没像魏文华一样被打成冠心病就已经算她好运了,这帮人还不磕头谢恩,而是跑去找什么新闻媒体曝光。东升孟非现代快报一流,对付对付出租车司机和居委会大妈还可以,真有事就只能犯耸了。于是乎这帮业主又跑到网上发帖,写得图文并茂,声泪俱下,有图有真相,还自己穿着马甲一阵狂顶,结果发一个就被西祠站方删一个。没办法,大妈也要混饭吃啊,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最可笑的是,这帮人还说什么,要是在毛时代,地铁大厦的人早被枪毙了。这就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恶果,到现在还有一帮人搞不清毛时代是怎么回事。这要是放到 59年,那修地铁得是南京人民全上阵,别说是把你房子挖裂了,就是挖没了,你还得喊一声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像翠岛花城这帮业主,统统都是现行反革命、缺乏大局观,还想上网发帖,发你妹,直接打成植物人。如今社会进步了,这帮人还能嚎两句,不过也只限于网上,你要是敢领着一帮人去散步,那罪行就跟8*8差不多严重了。到时就算你被碾死了,天朝的局域网内也不会有你的死讯的。

德国之声:若退出中国谷歌损失轻微

中国 | 2010.01.15

在受到激烈的黑客攻击后,互联网康采恩谷歌考虑撤离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中国。此外,这个搜索巨人不想再受中国互联网检查的控制。谷歌还称,至少还有20个企业是中国黑客攻击的受害者。

如果北京政府把这家美国搜索引擎公司逐出中国互联网,对谷歌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虽然当前拥有3亿4000万网民的中国互联网确实是这个领域内的全球最大市场,而且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市场,但谷歌从那里的得益在平均水平以下。据企业咨询公司Comscore调查,去年11月中国所有搜索行为中只有15.1%是在google.cn上进行的。其它渠道称谷歌占搜索量的30%。受喜爱度远远大于谷歌的是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它吸引了全部搜索行为的60-70%。

但广告销售额并非仅仅靠搜索量产生的,而这恰恰是谷歌至今赖以生存的业务模式。谷歌2008年获得了约220亿美元的销售额,其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来自中国。从企业经济意义上说,谷歌撤离中国市场对这家企业根本不会是灾难,尽管这个市场在迅猛发展。据业内人士说,谷歌去年从中国企业那里获得的广告收益为约2亿美元,然而只有约9000万美元是在当地获得的,即通过google.cn获得的。谷歌目前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有办公室,雇用着几百名员工。

从企业经济的角度看,撤离中国对谷歌来说甚至可能是好事。因为,如果谷歌继续被人同互联网检查、同与北京领导人妥协扯在一起,这家互联网企业在西方世界会面临形象受损的前景。这带来的损失会远远大于在中国的销售额损失。

德国金融时报引述企业咨询公司Collins Stewerd分析师桑迪普·阿加瓦尔的话说:"对谷歌来说,重要的是全球业务。这个业务模式是建筑在信任基础上的。如果信任受损,后果是灾难性的。"谷歌这样大张旗鼓地、颇有广告效应地撤离中国还有第二个原因,即,谷歌并不是中国黑客袭击的唯一目标。谷歌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德拉蒙德在谷歌官方博客里写道:"我们发现至少有20个其它公司成了攻击目标,它们所在的领域包括互联网,金融,技术,媒体和化学。"

所有的攻击案围绕着的无非是源代码,企业机密和许可证盗窃。这里面没有一个是真正新鲜的。真正值得倾听的背景音乐是,一个全球玩家自愿放弃巨大的市场中国,原因是:外国企业和不听话的企业在那里是没有机会的。

中国黑客全球出击,进攻一切行业。而这种技术盗窃行为估计不仅得到中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容忍,而且还是它们所资助和组织的。专家们称之为一种受正规培训的黑客工业。经济安全工作委员会总干事贝托尔德·施托培尔坎普的表述相当外交辞令:"全球化使人们面对着一些难以估量的竞争对手,因为这些对手有许多生活在其它国家里,而那里的企业局部能得到本国情报机构的支持。这导致竞争环境变得比现在我们在欧盟范围里所经历的艰难得多,在欧盟,一切都有着很好的规范。"

因此,施托培尔坎普建议德国企业提高他们的员工对黑客袭击的警惕性,就象谷歌提示全世界公众提高警惕性这样,"对员工展开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安装更安全的IT结构,在与客户交往中规定行为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应该设法了解外国、了解外国市场上的信息风险,从刑事犯罪方面的状况,到对政治发展形势的判断,要了解有关地区的相应情况。"

施托培尔坎普认为,当前德国经济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技术机密转移到欧洲以外的国家去,尤其是转移到中国去。这种生产机密或者设计机密盗窃行为给德国经济界带来的损失,据谨慎估计每年也在约200亿欧元左右。

作者:Rolf Wenkel / 平心

责编:乐然

NYTimes: After Google’s Stand on China, U.S. Treads Lightly

By DAVID E. SANGER and JOHN MARKOFF
Published: January 14,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1/15/world/asia/15diplo.html

SANTA CLARA, Calif. — Last month, when Google engineers at their sprawling campus in Silicon Valley began to suspect that Chinese intruders were breaking into private Gmail accounts, the company began a secret counteroffensive.

It managed to gain access to a computer in Taiwan that it suspected of being the source of the attacks. Peering inside that machine, company engineers actually saw evidence of the aftermath of the attacks, not only at Google, but also at at least 33 other companies, including Adobe Systems, Northrop Grumman and Juniper Networks,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consultant who has spoken with the investigators.

Seeing the breadth of the problem, they alerted 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nd worked with them to assemble powerful evidence that the masterminds of the attacks were not in Taiwan, but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while much of the evidence, including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attacks, strongly suggested an operation run by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or at least approved by them, company engineers could not definitively prove their case. Today that uncertainty, along with concerns about confronting the Chinese without strong evidence, has froze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he intrusion, one of the biggest cyberattacks of its kind, and to some extent the response of other targets, including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merican companies.

President Obama, who has repeatedly warned of the country’s vulnerability to devastating cyberattacks, has said nothing in public about one of the biggest examples since he took office. And the White House, while repeating Mr. Obama’s calls for Internet freedom, has not publicly demanded a Chinese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who had been the most senior U.S. official to talk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breach, discussed it on Thursday with a Chinese diplomat in Washington, however, and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ere would be a “démarche in coming days” — a diplomatic move.

On Thursday, the White House spokesman, Robert Gibbs, said Mr. Obama supported Google’s decision not to accept Chinese censorship of searches made on its system in China. “Our concern is with actions that threaten the universal rights of a free Internet,” he said.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deflected questions about Google’s charges on Thursday and dismissed its declaration that it would no longer “self-censor” searches conducted on google.cn, its Chinese search engine. A ministry spokeswoman said simply that online services in China must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interviews in which they disclosed new details of their efforts to solve the mystery, Google engineers said they doubted that a nongovernmental actor could pull off something this broad and well organized, but they conceded that even their counterintelligence operation, taking over the Taiwan server, could not provide the kind of airtight evidence needed to prove the case.

The murkiness of the attacks is no surprise. For year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other arm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ve struggled with the question of “attribution” of an attack; what makes cyberwar so unlike conventional war is that it is often impossible, even in retrospect, to find where the attack began, or who was responsible.

The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Google attacks have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scrambling to confirm that they were victims. Symantec, Adobe and Juniper Networks acknowledged in interviews that they were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y had been attacked. Northrop and Yahoo, also described as subjects of the attacks, declined to comment.

Besides being unable to firmly establish the source of the attacks, Google investigators have been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goal: to gain commercial advantage; insert spyware; break into the Gmail accounts of Chinese dissidents and American experts on China who frequently exchange e-mail messages wit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r all three. In fact, at least one prominent Washington research organization with close ties t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as among those hacked, according to one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episode.

Even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ssess the impact, the attacks signal the arrival of a new kind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world’s No. 1 economic superpower and the country that, by year’s end, will overtake Japan to become No. 2.

It makes the tensions of the past, over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s or even the collision of an American spy plane and Chinese fighter pilots nine years ago, seem as outdated as a grainy film clip of Mao reviewing the May Day parade. But it also lays bare the degree to whic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engaged in daily cyberbattles, a covert war of offense and defense on which America is already sp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Computer experts who track the thousands of daily attacks on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computer sites report that the majority of sophisticated attacks seem to emanate from China. What they cannot say is whether the hackers are operating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state or in a haven that the Chinese have encouraged.

The latest episode illuminates the ambiguities.

For example, the servers that carried out many of the attacks were based in Taiwan, though a Google executive said “it only took a few seconds to determine that the real origin was on the mainland.” And at Google’s headquarters in Mountain View,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Beijing was behind the attacks. Partly that is because while Mr. Obama was hailing a new era of cautiou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Google was complaining of mounting confrontation, chiefly over Chinese pressure on it to make sure Chinese users could not directly link to the American-based “google.com” site, to evade much of the censorship the company had reluctantly imposed on its main Chinese portal, google.cn.

“Everything we are learning is that in this c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ot caught with its hand in the cookie jar,” said James A. Lew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 who consulted for the White House on cybersecurity last spring. “Would it hold up in court? No. But China is the only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obsessed about Tibet, and that issue goes right to the heart of their vision of political survival and putting down the separatists’ movements.”

Over the years, there have been private warnings issued to China, notably after an attack on the computer systems u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defense secretary two years ago. A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 said in December that that attack “raised a lot of alarm bells,” but the attacker could not be pinpointed. The administration cautioned Chinese officials that attacks seemingly aimed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dership would not be tolerated, according to one American who took part in delivering that message.

David E. Sanger reported from Santa Clara, and John Markoff from San Francisco. Mark Landler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谷歌工程师谈黑客攻击谷歌细节,好似好莱坞惊险大片

  纽约时报今天载文,报道谷歌工程师调查黑客攻击谷歌事件的情况。高水平的网络间谍战,颇具好莱坞惊险大片的素材色彩。

  去年12月,硅谷的谷歌工程师在发现有人企图非法进入私人的Gmail 信箱后开始展开秘密调查。调查显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高科技的行动。

  谷歌工程师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们最初确定攻击源自台湾的一台计算机,但进一步的调查证据显示,有33个公司受到黑客攻击,包括Adobe Systems, Northrop Grumman and Juniper Networks。鉴于涉及到的范围,谷歌向美国情报和执法官员报警,并与他们合作收集有力证据。证据表明,袭击事件的主谋并不在台湾,而是在中国大陆。

  谷歌的工程师怀疑一般的黑客不可能开展如此广泛的和组织良好的行动,攻击的复杂性强烈提示,这可能是政府机构所为,或是政府机构许可的行动。但谷歌的工程师承认,即使他们所采取的通过台湾服务器的反间谍行动,也尚不能提供严密的证据来确定攻击者的真正身份。

  这种袭击的不确定性并不奇怪。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政府的其他机构一直在设图解决这类攻击的“归属”问题。这使得网络战争有别于常规战争,因为常无法确定网络攻击源于何地,由谁发动。

  除了不能肯定攻击来源,谷歌调查人员也无法肯定攻击的目的:是为获得商业利益,插入间谍软件,或是打入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Gmail帐户和美国的那些经常与政府官员交换电子邮件的中国专家的信箱,也可能是这三种因素都有。事实上,至少有一个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重要的华盛顿研究机构受到黑客攻击。

  这种网络攻击使得9年前发生的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战机相撞时出现的紧张局势,变得像毛泽东检阅五一劳动节游行的电影片一样过时。但它暴露了中美之间的日常网络战-cyberbattles的程度,美国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的秘密战争。

  那些跟踪每天对企业与政府的电脑网站发动的成千上万次攻击的电脑专家指出,大多数复杂的攻击似乎是源自中国。但他们不能确定,黑客是代表中国政府或是受到政府的鼓励与保护。

  此次进行多起袭击事件的服务器虽在台湾,谷歌首席执行官说:“只用几秒钟就可以确定,真正的攻击地在大陆。”

  多年来,一直有对中国发出的私下警告,突出的是在两年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计算机系统受到攻击之后。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去年12月表示,虽然袭击“敲响了很多的警钟”,但无法确定攻击者。美国政府警告中方官员,针对国家安全领导的袭击事件不会被容忍,据一位传递该消息的美国人士说。

  摘译自:After Google’s Loud Stance on China, U.S. Treads Lightly

既拥影帝,更推歌王。蛤蚧成对,不羡鸳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NzU4NTg0.html

谷歌冲击波:中国在美企业面临严审

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斯蒂芬妮•基希格斯纳 北京, 华盛顿报道 2010-01-1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828

在谷歌(Google)宣布该公司和其它20家公司的系统遭到中国黑客攻击后,中国企业预计将在美国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在此之前,包括中国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在内的中国企业,在投资美国、争取美政府合同或出售被视为易于暴露安全漏洞的产品时,已经遇到种种障碍。

曾任克林顿(Clinton)政府司法部副部长、现为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 Hale)合伙人的杰米•戈雷利克(Jamie Gorelick)表示:“在涉及国家基础设施的领域(包括科技),美国此前就已对涉及中国的交易大力审查,而谷歌一事将加大美方的审查力度。”

奥巴马(Obama)政府曾对中国投资美国重要基础设施表示过关切。当时,美政府明确表示,它准备拒绝让一家中国企业来出标投资内华达州一项小规模的金矿开采业务,理由是该矿靠近一个美海军航空基地。

谷歌纠纷还可能为那些已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带来麻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技企业高管表示:“对许多已打入美国的企业来说,此事显然造成了极其广泛的负面影响。我们也许并不会因此失去订单,但它会恶化我们所处的环境。”

一位接近华为的人士表示:“我对谷歌一事的第一反应是,这不会为我们添加任何印象分。此事把信任问题再次摆到前台。”

译者/何黎

FT中文:后谷歌时代:中国互联网将退回到局域网时代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笨狸 2010-01-14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814

  在传出谷歌因为再也无法“忍受”当地政府对信息检索结果的强制性干预,而考虑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时,易观国际发布《2009年第4季度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报告显示,谷歌09年第四季度的市场份额上升到35.6%。

  此刻,北京谷歌写字楼门口,摆满了网友送来的鲜花。谷歌在市场份额上扬时拂袖而去,并非正常的企业行为。和最近互联网业界严打的环境结合起来看,这个事件,已经写成中国互联网的墓志铭。因为,所谓跟政府洽谈的结果,现在已经可以预见。谷歌从这片古老的东方大陆远去消散之时,最暧昧的互联网长夜就将降临。

  谷歌有着强烈的价值观坚持,但在进入中国的时候,还是采取了符合国情的方法,就是以google.cn的域名,独立把业务放到符合要求的框架下运营。但有一个细节还是显示出了它的坚持,就是在这个.cn的框架中,宁可让用户使用其他公司注册的帐号进行个性化操作,也不让用户使用在google.com注册的帐号,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cn业务中的用户信息安全。

  这种偏执狂本来是很难在中国生存的,好在他们找到了一个长袖善舞的李开复。于是,几乎是在跌跌撞撞的状况下,谷歌中国获得了近四成的市场占有率,几乎已经破掉了海外互联网企业无法在中国成功运作的魔咒。

  但是,魔咒就是魔咒,谷歌在看似活得不错的情况下,危机终于出现。在李开复约满离职的时候,他说,要有跟随内心和直觉的勇气。其实,内心依赖知识,直觉源于分析。在与CCTV策划的针对谷歌的“负面”报道和网监博弈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已预见到,一场意识层面的“清洁”交锋即将来临,企图脱离国家管制的巨头必将倒下。

  那段时间,曾经在一个春夏之交大病一场之后大彻大悟的马云也说了耐人寻味的话:只要国家需要,他随时可以把支付宝交出来。然后,离开谷歌的李开复不再去担任巨头公司的经理人,开始了培养“游击队”的生涯。他的内心和直觉是:唯有小企业才有生存的空间。当然,他这个选择的前提还是乐观的,就是长夜终将过去,等下一个白昼的到来时,这些小企业们也都可以拿出来卖了。

  紧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先是手机网站批量关闭,也许这只是一种试探。很快,从关闭网站中获得快感的相关部门再也按捺不住,开始以IDC机房,甚至以市、以省为单位关闭互联网网站,正式拉开了中国互联网“清洁”运动的序幕。其实,李开复错了,大的不听话固然要赶走,小的懒得管也是一样要清除的。在这场历史性的互联网清洁运动中,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尽管中国互联网已经在清理“糟粕”,我们却依然可以在这个巨大的局域网上聊QQ,玩游戏,相互在对方的虚拟园子里采摘蔬果,其乐融融。YouTube、 Facebook、Twitter、Blogger、WordPress、Google这些除了会捣乱,算什么东西?现在,还有一小撮人在用着所谓的翻墙工具,自以为得计,但是,只要光纤一断,什么墙都不需要有。[hohohohho...hahahahahaha...]

  只是没有想到,率先罢网的,居然是洋鬼子的网站。你多孤独都没人理,还有人管你罢网?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企的撤离,这标志着一个好时代的结束,再见,中国互联网。

博讯:中共宣传部强硬宣称 谷歌的做法就是螳臂挡车

  谷歌(google)要撤出中国大陆的消息已经公布,如果实行,将会成为互联网界大事。博讯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北京宣传部门有关领导,这位中共官员表示,谷歌撤出中国是迟早的事,只是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一次谷歌所谓要撤出中国,应该只是威胁性质的,为了讨价还价,但他们显然打错了算盘,如果说几个月前他们的威胁还有效的话,现在则绝对没有用了,因为这次整顿互联网是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一个谷歌简直是螳臂当车。这次整顿互联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谷歌这种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的搜索引擎完全地管理起来。

  这位官员表示,目前谷歌同中方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搜索内容的过滤,中国政府要求谷歌像百度一样,实行严格的过滤,不符合中方法律的一律不得进入搜索内容。关于这一点,谷歌和北京也多次讨价还价,好几次达成了互让一步的和解。按说,应该不是问题,然而,这一波整顿清理互联网以来,北京政府感觉相当顺利,网民们的反应也很温顺,几乎没有受到阻力,可见国内互联网业界已经被驯服了。这使得北京政府很有信心,也使得有些官员想借助中央的精神,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谷歌这种老大难也一起收拾了。

  该官员说,这次是否能够协调好,是谷歌这次是否撤出中国的关键,他认为,如果仅仅涉及过滤内容,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但问题是,北京互联网也界和商界也有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暗中希望谷歌滚蛋的,以便中国发展自己的搜索引擎,或者把百度进一步发扬起来。

  这位官员还透露,北京对百度的管理相当成功,不但搜索过滤机制已经到位,更重要的是,百度已经按照北京中宣部的指示,在每一次搜索关键词的时候,把中宣部指名的那些网站放在前面,例如人民网、环球网和新华社新闻等。他说,中国网民好像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他们在搜索自己想找的内容时,将会被最先指到官方网站。这一操作是认为调整排名做到的,和点击、人气无关。

  这位官员说,目前并没有要求谷歌这样做,但据他透露,谷歌如果想在中国继续赚钱,他们必须学习百度,也就是接受中宣部的领导,在搜索结果出现时,体现中宣部的教育和舆论引导精神。这位官员对博讯记者说,从他个人观点来看,要求谷歌人为调整搜索排名,突出中共中央精神,可能有些过了。他可以理解内容过滤,但要求谷歌认为干涉搜索结果,把中宣部要求的内容提前,估计谷歌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一旦事件曝光,那就是很大的丑闻。毕竟,谷歌主要业务目前并不在中国大陆。

RFI:中国黑客黑你没商量

发表日期 14/01/2010 更新日期 14/01/2010 22:06 TU

“ 黑”了谷歌“黑”雅虎

美国网络搜索业巨头谷歌在接连遭到黑客攻击之后,本周宣布可能停止在中国的营运的消息继续受到各方的关注。据消息人士表示,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公司雅虎也成为中国黑客攻击的目标,情况类似谷歌。

谷歌公司本周表示,去年12月间至少有其他20家公司遭受一系列“高度复杂的”攻击。据美国《商业周刊》引述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雅虎是这些受到攻击的公司之一。

雅虎公司表示,他们与谷歌“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共同谴责攻击行为。但雅虎并未透露黑客是否攻击该公司的电脑系统。

雅虎已于2005年卖掉中国事业部门,但仍拥有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份。

“ 黑”了客户“黑”律师

此外,法新社周四援引《华尔街时报》网络版的报道称,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宣布受到来自中国的电脑攻击。这家律师事务所代表美国加州某软件公司对中国政府和7家PC厂商提起诉讼,指控他们窃取该公司软件中的部分内容。

该事务所表示,从周一开始,事务所的多名律师都收到类似是同事间的电邮,但实际上是窃取他们电脑上的有关数据。

事务所指出,通常律师所不是黑客攻击的对象,他们本周所受到的电脑攻击显然是他们代表美国软件公司对中国企业正在做法律起诉的结果。

位于美国加州的美国软件公司周二对中国政府和7家PC厂商提起诉讼,指控中国政府正在推广的一个网络过滤软件"绿坝"含有从该公司软件中窃取的部分内容。为此向中方索赔22亿美元。此次其代理诉讼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宣称受到黑客攻击是谷歌自周二宣布受到中国黑客攻击而可能退出中国市场之后的又一事件。

2010年1月14日 星期四

华尔街日报:谷歌高层激烈争论退出中国的内幕

2010年 01月 14日 10:33
http://cn.wsj.com/gb/20100114/atc103440.asp

谷歌(Google Inc.)威胁退出中国的惊人之举,其决策过程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两位明星创始人与其他高管辩论探讨,处理内容审查与网络安全问题的恰当方式。

谷歌称,它遭到了源自中国、针对其公司基础架构的高技术、有针对性的攻击。谷歌对这一情况非常公开化的反应酝酿了数周之久,其间谷歌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深度参与。

对这两个人来说,“中国”一直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与布林交谈过的人说,很久以来布林就曾向朋友和谷歌的同事吐露他对于在华经营的矛盾心理,说因为他在俄罗斯度过的童年,所以对于与政府内容审查合作的道德困境就更显突出。多年来,布林一直是谷歌非正式的企业良心,及其“不作恶”(Don't be Evil)信条的守护者。

针对网络攻击的调查在数周前展开,但谷歌是怎样侦测到攻击的还不清楚。据知情人士称,当谷歌员工搜集到更多证据、并相信这些证据表明攻击与中国和中国当局存在关联时,首席执行长施密特(Eric Schmidt)与佩奇、布林开始一起讨论应该如何做出反应,由此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探讨究竟是留在中国、尽力从内部改变这个政权,还是应该离开。谷歌一位发言人说,佩奇、布林和施密特都不会发表评论。

据这些知情人士称,施密特坚持一贯看法说,在中国经营业务以尽力开放这一政权是道德的。布林竭力反驳说,公司已经尽了力,继续审查搜索结果再也说不过去。

据一位知情人士称,三人最后一致认为,他们应当公开披露这起攻击,努力与他们眼中企业界存在的一种暗箱文化决裂,不像它们那样对这种性质的攻击保持沉默。

上述几位知情人士称,很快,谷歌负责公共政策与传播事务的副总裁惠特斯通(Rachel Whetstone)开始为公司计划公开发布的声明起草并修改了数个版本,然后让三人过目。

三位大头一致认为,博客文章除了谈论攻击事件本身以外,还应该加上一些有关人权问题的措辞,其中最强硬的措辞是博文倒数第二段中的一句话。

该段落说道,在考虑了这些网络攻击以及中国过去一年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后,他们决定重新评估谷歌在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

由于担心谷歌在中国的员工有可能遭到报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及其顾问要求在声明中加入了一行文字,说该决定是由公司在美国的管理团队做出的,谷歌中国团队对此毫不知情,也未曾参与。

据两位知情人士说,谷歌的一批管理人士周一被告知,公司计划周二公布上述声明。

为了进一步保护在华的中国员工,谷歌的管理人士在声明发布前几分钟才将此事通知中国团队的绝大部分员工。

谷歌三位最高决策人士发生意见不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说,施密特去年就对记者们说,他曾一直反对佩奇让谷歌推出一个网络浏览器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佩奇的意见。

谷歌在中国的行为一直在为西方公司是否应在中国做生意这一涉及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争论输送话题。2006年,在谷歌表示将审查其中国搜索引擎后,美国众议院要求该公司前往国会解释其这一行为。美国众议院已开始考虑通过立法手段禁止美国公司除某些特定情况外与中国官员合作。

谷歌周二表示,它将不再遵守中国政府的要求,对其在华网站Google.cn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该公司说它将与中国政府讨论此事,并表示,它意识到此举可能意味着公司将不得不关闭Google.cn以及公司在华的办公室。

谷歌的决定与许多美国企业加大在华涉足力度的经营策略可谓背道而驰。中国既是美国企业重要的潜在出口市场,也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需众多制成品的来源地。

美中贸易的资深观察人士暗示,谷歌和美国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可以迫使中国放弃互联网审查或其他行为的影响力。

除了Google.cn这个网站外,谷歌这一决定还有可能影响到该公司在中国的一系列商业项目与合作伙伴。由于如此公开地斥责了中国当局,谷歌自身及其合作伙伴有可能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谷歌的决定也会影响到其在中国本地市场的竞争者,谷歌撤出中国有可能使他们受益。

Jessica E. Vascellaro

Google百度和谷歌的那些事

作者:virushuo 发表于 2010-01-14 22:01 最后更新于 2010-01-15 00:01
版权声明:可以任意转载,转载时请务必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blog.devep.net/virushuo/2010/01/14/blog56google_blogtinyfool_1_go.html


很久不在这个blog上写和技术无关的东西了,尤其不想写跟业界有关的东西,觉得太空,太忽悠,对别人没价值。但这次,我想写写这5,6年对google和百度的一些观察心得。这里面,这里面存在大量的个人推论,我并不能担保完全正确,请只当作是一次思想的碰撞。

这篇blog主要由我完成,Tinyfool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亦有重要贡献。

1 google,不作恶,信息流动

众所周知,google的目标是"整合全球信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这可以看作加快信息流动。信息流动变快是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加速,始终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线,快即是价值。从蒸汽时代到现在,每一次让移动速度加快的方式都造成了人类巨大的变化,只不过,在蒸汽和机械的时代,加快的是人和货物的移动,信息时代加快的是信息的流动。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事情不再需要实体物质的流动。比如,我们不再需要人去送一封信,而只需传递一封电子邮件。我们也不那么需要去订阅一份报纸送上家门,而只需要浏览门户网站。这是信息时代带来的改变。而Google所做的,是继续加快这种信息流动的速度,让人们需要的东西更快的呈现在眼前。

Google始终坚持Pagerank排名,除了惩罚作弊者,并未干预过任何排名。这是因为,信息的正常流动才会加速,加速信息是Google的价值,也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Google绝对不允许把广告插入到搜索结果中。否则搜索结果质量会下降->用户不满意->搜索量降低->广告点击降低,最终仍然造成收入下降。(后面我们会讲到百度完全不同的做法)

投放过Adwords的同学会发现,并非价格越高越好,就算单价非常高,如果匹配度很低,广告点击率就会很低。这样Google仍然会降低这种匹配的出现频率。这样就避免了在A在B的搜索结果中投放"我是B"的广告来误导用户。

在这个体系下,有用的东西就是有用的,信息流动会变快,Google会推动这种信息变的更快,没用的东西就是垃圾,会阻碍信息流动,Google就让他变的更慢,直到被放弃。

Don't be evil 这句口号,可以理解为东欧出生的布林对人生的追求,也可以理解为Google商业利益的准则。因为,越是不作恶,越是让信息有序,正常的流动,给Google带来的实际利益也就越大。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句作秀的口号,事实上这是商业和个人追求的双重准则。


2 baidu,竞价排名,Google

百度显然看到了搜索的巨大价值,于是挤进了这个市场。我们且不论搜索质量,先看百度的利润来源。

百度同样有右侧广告(类似Adsense)和左侧排名。左侧排名就是所谓的竞价排名,这是百度的"创新"。竞价排名是百度收入的主要来源(注1)。

前面说过,竞价排名会干扰用户搜索体验,这大家都深有体验,某些热门关键词,百度前几页的结果都是竞价结果。那么为什么Google不敢这样做,而百度这样做就赚翻了呢?

昨天我在twitter上说过一句话:"adsense是促使信息有序流动并盈利,竞价排名是破坏信息流动并盈利。也难怪两个公司的人看问题截然不同。"

很多人有体验,如果你的搜索结果比较靠前,百度会有销售来找你做竞价排名,如果不做的话,很快你的搜索结果就骤减。这种"巧合"正好说明了阻碍信息流动也是可以盈利的。换言之,帮助别人照看孩子可以赚钱,威胁别人家孩子来收保护费也可以赚钱。

那么,按照前面的说法,阻碍信息流动的应该会被用户抛弃,在百度这边为什么情况相反呢?

搜索引擎的结果好坏实际很难评价,通常来说,"好10%"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在这个市场上反复被证实,仅仅让搜索结果比对方好10%,或差10%,不会对用户体验影响太大。第二梯队中的搜狗,有道,搜索结果未必真的比百度差多少,但无论如何也无法翻身。同样的竞争也发生在了Google,Bing,Yahoo之间。换言之,搜索引擎产品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产品。

在百度起家的年代,Google遭遇了最严重的屏蔽。大家应该都有体验,在大公司内基本无法正常访问Google。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屏蔽的始作俑者是否是百度(无论百度是否加快了这种行为,最终的结果也必然发生)。那几年,又正好是中国互联网用户增长最快的年代(注2)。大量的新互联网用户直接成为了百度的用户。

搜索引擎市场上,"获得第一批用户"是至关重要的。

比较百度和Google的产品和收购策略,百度通常收购能带来巨大流量的产品,包括hao123,天空软件站等等。而Google收购的通常是具有独特的技术,可产生独特数据的产品,比如Analytics,blogger。

百度的主要企业运营行为是围绕"获得第一批用户"的。这些方法包括:工具条,hao123,和软件下载站合作等等。Google被屏蔽看作这种行为的反向手法,无论是否百度造就的,至少这个结果导致了百度获得了更多的第一批用户。

在一个基本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上,百度可以"挟流量以令诸侯",这时候,他破坏一部分信息正常流动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因为用户毫无比较。

Google的铁杆用户分为两类。一类是早期用户,这部分用户用过Google,也用过百度。有明确的比较和鉴别能力。他们最终选择了Google。另外一类是专业用户,他们真的发现百度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时候Google对比百度的优势大大增加,到达了用户满意程度的临界点,于是这部分用户也选择了Google。

在中国互联网上,大部分用户偏重娱乐。这些用户很难分辨Google和百度的区别。甚至他们会觉得百度更好一些,因为百度提供了方便无比的MP3搜索。他们一旦先尝试了百度,那么就会留下,继续成为百度的用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3 谷歌做了什么

2006年,Google决定开设中国办公室,并命名为谷歌。这是Google创始以来,最大胆,也是最小心的尝试。他们从来没有过试图进入一个需要过滤某些内容的国家(如前所述,这是阻碍信息流动,同时也背叛了Google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到Google的小心翼翼。比如,Google.cn是没有Google Account的。用户不能注册,也就没有密码,因此也就没有泄密之忧。后来有人嘲笑谷歌音乐可以用各种帐号登录,但就是不能用Google Account登录。所有需要登录的Google服务都没有进入中国。包括Gmail,Gtalk,Blogger等等等。

Google从进入中国那一天,就给自己设置好了底限。这种底限,就是李开复所说的"总部压力"。

李开复的谷歌,是谷歌,绝不是Google。是一个像百度的外企。

3个字可以来概括谷歌几年的工作:"倒流量"。倒流量的工作由一系列的合作(迅雷,sina,天涯,265)完成。这和Google的传统做法完全不同,Google几乎不去主动谋求流量,产品质量会解决所有问题。但谷歌必须谋求流量,一个急进,喜欢去大学讲座和写书的职业经理人,不会有创始人那样的耐心慢慢的守着一个市场。这让谷歌越来越像百度。

众所周知,用和对手一样的手段不可能打倒对手。

谷歌推出的最重量级产品,是谷歌音乐。这显然是看到了百度在MP3搜索上获得的好处,意图获得以娱乐为主的用户。当然,鉴于Google全球的品牌,这些音乐需要有版权。我不评价这个产品的好坏,但这显然和Google总部习惯格格不入。难道Google不知道去做一个音乐下载产品吗?难道Google不能去做一个下载站吗?总部不去做,只不过是因为这和价值观不符。

同样的价值观不符,还包括和天涯合作的来吧。之前说过,除了独特的数据,Google不会主动创造内容。以Google的胸怀,可以去索引百度贴吧和知道,并放在结果的显著位置,但没必要自己去模仿一个贴吧出来。这种竞争的水平太低了。

甚至,谷歌把中国访问Google.com的流量"劫持"到了Google.cn,以便提高自己的"占有率"。这件事让很多Google老用户恼火,Zola曾经在某个李开复参与的活动中举手提问,如何才能在中国正常的访问Google.com。

"倒流量"之后,谷歌的市场占有率有所上升。这是应该的。不过,新上升的占有率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搜索流量就不得而知了。正如百度搜索和贴吧等产品的比值是个秘密一样。

百度跟在Google后面,而谷歌跟在百度后面。

除了倒流量,谷歌也在"抓收入"。

投放过Adsense的朋友,大概会记得,Adsense的匹配质量越来越差,医疗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之前经常有人因为作弊被封掉帐号,后来再也没人说过自己的帐号被封。

我07年的两篇blog提到了这件事:
对不起,这是谷歌,不是google
去掉了blog上的google adsense

这两个特点都不是Google Adsense应有的特性。Google Adsense应该是匹配准,不干扰用户,且提供有用信息。时常读英文内容的人会时常看到Adsense广告的匹配相当精确,时而有点击的必要。

离开了这两个特点,可以把谷歌的广告看作一个大的广告联盟。这和拿了很多小网站的Banner的流量去找广告主谈价本质是一样的。在这种广告销售策略下,不需要匹配,不需要杜绝点击欺诈。最舍得花钱投这种广告的,无非是医疗,美容几类。

这几类是最赚钱的部分。不仅对于谷歌,对于百度,甚至对电视台都是一样的。

关于Adsense的故事,可以看看Tiny这篇文章 :我和Google Adsense那点故事

在这5年中,最常被记者们提起的"谷歌困境"就是"总部压力"。在我列出的这些部分,都已经触及到了Google价值观,所以Google必然不满。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对比一下2005~2010这5年,Google做了什么,谷歌做了什么。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项目。虽然结果看起来似乎都是:"市场份额增加,收入增加",Google在这几年,砸实了搜索的基础,扩大了搜索的内容来源和范围,把索引伸向了非数字内容,完成了地图/卫星图/Earth/街景等一系列重要产品,完成了在移动和3G方面的布局。谷歌做了什么呢?音乐,热榜,还有一个抄袭的输入法。

从谷歌存在的那天,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核心意思是:要么把中国当作研发基地,投资,研发,但不运营,要么就干脆去印度开分公司。不幸言中。

4 孙云丰的观点

从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方面考量,都可以看出Google的不作恶,并不是作秀的口号。对于一个靠信息有序化赚钱的公司,必须要不作恶才行。百度正好相反,必须要作恶才行。

Google是幸福的,可以把商业价值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之上。这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很不幸,百度不行。

孙云丰的言论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一方面,他认为Google不是人权斗士,只是个为了利润的市侩分子。另一方面,他又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宣称百度的道德感。这两者之间有明确的冲突。如果Google只为了利润,那么百度同样不应该有道德可言。

一方面,他宣称自己观点毫无错误,另一方面,他又删掉了自己的文章。有人说删贴未必是他自己的意愿。那么,作为宣称"有道德感"的百度员工,他不应该屈从别人的意见删掉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作为百度高管,不应该允许百度公关去打电话要求别人删贴。

今天有一些百度员工为孙云丰辩护,这些说法同样无法自圆其说。试图证明百度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并不能证明孙云丰说的正确。正如纳粹德国有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能证明希特勒是正义的。他们甚至自相矛盾,认为孙云丰对竞争对手恶言相对是正确的,其他人骂孙云丰是错。如果孙云丰代表自己骂了一家公司,该公司的用户有权回击。如果孙云丰代表百度,那他严重的缺乏职业道德。从任何角度,我也得不出百度员工和前员工的那些结论。

当然,我从来也没认为过百度是一家很糟糕的公司,甚至很多次认为百度正在逐渐变成一家有责任感的公司。遗憾的是,从高管到员工,似乎都没和这家公司一样完成这种转变。

不要以为这次事件打击了Google在中国的份额就幸灾乐祸,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消失了。这和市场份额无关,和宏观形势有关。这个国家温情脉脉的互联网时代就此结束,就好比IT精英们看不起的那些传统生意人一样,慢慢被兼并,重组,消亡,剩下的那一点,会被扫倒利润微薄的边边角角。就好比,你家楼下菜市场那个可怜的菜农,守着那一点点收入,还要担心城管。这是这个行业中每个人的悲剧。

Tinyfool说:百度的矛盾在于,Google的成功是他在全世界资本市场受宠的原因,但他们可能无时无刻不想google死掉会更好。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在中国出现了,他们真的会高兴吗?

Google给我们的最大价值,除了信息流动加速,就是信息永存。当我写完这篇blog,发布在我的blog上,按下"发布"之后的几分钟,各种蜘蛛就会蜂拥而至,把这篇文章复制若干次,存在这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文章即永存。无法被某个组织控制或删除,也无法阻止其流动。公关公司不行,某个国家政府也不行。孙云丰的言论,和百度其他员工的言论,也将和这篇文章一样,被永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热爱Google的原因。

现在,我要按下发布按钮了。

寓言一则

网易、腾讯、百度、谷歌等几个用枪逼着趴在一起在中国吃屎。某天,一直捂着鼻子吃屎的谷歌终于爆发了:“臭死了,老子不吃了。”网易的眉头皱了一下,腾讯好像听到了,好像没听到。百度听到了,偷偷朝谷歌那边挪了一下,把谷歌那份屎扒到自己面前继续吃.

最新:传谷歌放弃与相关部门协商 2月底前退出中国

TechWeb

2010年1月14日消息,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谷歌将放弃与有关部门间的协商,将在2月底前退出中国,仅保留手机Andriod平台相关业务。据称会有100人左右的Andriod工程师留下,另外工程师可根据项目性质进行转岗。

1月12日,谷歌公司发展事务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David Drummond)在博客中说,谷歌集团已经决定不愿再审查我们在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因此如果可能,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和中国相关部门讨论在什么样基础上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运营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

多姆德在博文中表示,谷歌承认这很可能意味着公司将不得不关闭Google.cn,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办公室。

谷歌中国昨天晚些时候对媒体表示,对目前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并称正在审视总部决定,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据悉,昨天谷歌中国召开了全体员工的视频会议。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在会上表示,“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做出退出的决定,是否退出取决于和中国政府商谈的结果。”

古哥事件之相关回忆:一个总是拆用户邮件的邮局

未来的主人翁的日记
2010-01-14 11:43:07

http://www.douban.com/note/56843255/

07年底左右,公司上一个项目,设立一套反垃圾邮件系统来过滤海量的INTERNET垃圾邮件。因为本公司挨踢部门向来不差钱,且用微软的东西上瘾,所以这次也没多做什么比较就用上了微软客户经理热情推荐的新产品:EHS(exchange host service)。这个产品非常特殊,因为一般做垃圾邮件过滤不外乎买一些设备或者软件在公司的邮件网关上建立一个类似防火墙的过滤闸口,而微软的这个新玩意就是一个庞大的海外数据中心,用户在收INTERNET邮件的时候,先到微软的服务器上走一遍,把垃圾邮件和病毒都过滤掉了以后在进公司的邮件网关。就好比你租了一个净水装置,装在离你家200米远的社区卫生中心里。这样好处是从此你不用关心这个装置的维护,社区中心的专业团队都帮你办了,当然缺点就是你需要不停的付钱租用(仿佛单机游戏进入网游时代,是把?)。

这个项目实施起来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部门都觉得碰上了简单任务。结果某天晚上一切换,测试,大家都傻了。邮件只是从微软的数据中心里过了一遍,居然引起大范围的INTERNET邮件延迟,达20分钟到数小时不等。怎么回事呢?部门里连我3个人通宵加班,不停的测试,找原因,最后终于发现了一点规律。

刚刚说了,这个服务会把原来直接寄到我们公司的邮件先加个转寄到微软的数据中心。我们公司的服务器当然是在国内了,如果用163,SINA等国内的邮箱发,当然这封邮件就是在北朝鲜局域网内传递的邮件了,而微软的数据中心在哪里呢,弗吉尼亚,华盛顿,新加坡,都柏林,随机找一个帮你做过滤,

好了,发现问题了把,对了,微软EHS服务会把你本来的 国内 邮件,统统变成 海外 邮件。

本来你从163给公司发邮件,路由是 163国内服务器-》公司国内服务器

现在成了 163国内服务器 -》微软服务器(北美,新加坡,欧洲。。。。)-》公司国内服务器。

你看,一封邮件,进出北朝鲜Gov...Fcuk ...the World 2次,一切问题全来了。伟大的Golden Shield会对进出国内的每一个数据包做拆解,嗅探,关键字搜索。。。。对于邮件来说,它就是一个不停在拆你邮件的邮局,拆完了,看看,有没有敏感词,没有,把信糊上,再装莫作样的给你发出去。。。有敏感词。。。。。抱歉,有时候直接把你信扔了,同时是不是还会把你记录在案就没人知道了。。。。这样一个邮局的存在,什么邮件延迟啊,莫名其妙的掉信啊。。。。都可以理解了。。。。。

分析过程中我们问了很多INTERNET、广域网方面的专家,他们对Gov...Fcuk ...the World 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一听说我们这个反垃圾邮件系统的原理,都露出了诡异的笑容。。。。。纷纷表示这样搞肯定会有问题的,特别是邮件,思科华为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是用来干嘛的,就是来拆你们的信的啊。。。。。。。此时我们部门集体痛苦地把脸扭到一边。。。。,

这次古哥事件曝光,想必搞网络的都不会太惊讶了,因为其实这种行为已经持续不知道多少年了。。。。只是这次比较过分,以前是自己开个邮局,有邮件在此中转就拆开看看;现在成了到潜到别人开的邮局里面,把密码锁破解了进去看别人的邮件。。。。那就。。。不合适了。。对把。。。

最后我们的项目是如何收场的呢。。。。我们经过反复测试,总算找到了点规律,发现如果从微软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发过来的邮件,Gov...Fcuk ...the World 似乎就相对来说比较开恩,延迟或者掉信就比较少;而如果邮件从北美的服务器过来。。。那简直就。。。。。。。。。所以后来我们就向微软施压,强迫他们为我们改变了产品的定义,把发给我们的邮件强制从新加坡数据中心转发。而不是随机在全球的数据中心中转。这样其实就等于没有了冗余的路由,但是至少邮件能比较正常的接受了。。。后来因为Gov...Fcuk ...the World 的问题,我们的INTERNET邮件还发生过好几次怪问题,症状千奇百怪,什么都有,不过有了前车之鉴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跟外籍老板解释,他还挺兴奋因为这个理由够政治够有料。。。。。。囧

微软也很郁闷,我们是EHS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用户,这个系统在北美日本都用的很好,满怀信心想向中国大陆推广,结果第一个SHOWCASE就搞的这样喇叭腔。。。。。现在这个系统在中国是不是推广开了我不知道。反正听说微软已经考虑在北朝鲜局域网内部再建个政治正确的数据中心。。。。。

2010年1月13日 星期三

希拉里对谷歌与中国争端表严重担忧

《多维新闻》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声明希望中国政府就谷歌遭网络攻击事件做出解释,此前谷歌已表示将重审中国业务并可能退出。

路透社1月12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2日表示,有关谷歌对于中国审查其搜索结果并干预互联网自由的指责,美国表示严重担忧。

希拉里透过声明表示,“谷歌已经就这些问题向我们做了汇报,这非常令人担忧并引发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就此给出解释。”

希拉里称美国将在相关情况的细节明了后做出进一步评论。

另外,美国政府和谷歌分别表示,将采取行动对抗中国的网络管制,这可能暗示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且谷歌中国业务或将走上尽头。

此前,谷歌称其可能撤出中国市场,并关闭中文网站Google.cn和在华办公室,因为公司不愿再接受对其网络搜索结果的审查,而且此前一群黑客对使用Gmail服务的人权活动分子的电子邮箱进行了有组织的、高水平的攻击。

希拉里的一名顾问12日表示,希拉里计划协助民众在中国等地登入互联网时无须遭到审查,将于下周宣布该项科技政策,并表示上周希拉里与谷歌、微软、Twitter和思科等公司的高层举行了会面。此番言论刚出不久,谷歌即发出上述令人惊讶的声明。

最近因为气候变化和贸易等问题,美中关系一直有些紧张。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其持有约8,000亿美元美国公债。

目前还不清楚谷歌和美国政府是否协调了它们的行动,谷歌称中国业务对其财务“无足轻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P·J· Crowley就谷歌的行动表示,每个国家都应对计算机网络的恶意攻击活动定罪。

Crowley称:“我尊重谷歌的决定。谷歌在宣布这一决定前联系了我们。不管恶意网路攻击行为源自哪里,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保证其网络安全,这其中包括中国。”

谷歌还表示,另外还有约20家企业也遭到了来自中国的不明黑客攻击。谷歌在回答有关问题时称,它不是特别清楚是否中国政府背后支持了这种网络攻击,或者是否在进行相关调查。

中国网民数量踞全球之首。不过,中国推行的过滤和禁止打开部分网站的政策,一直是频频导致中美两国,以及中国与谷歌和雅虎等科技企业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

希拉里助理罗斯(Alec Ross)在接受路透访问时称,希拉里将在1月21日公布一项倡导“网络自由”的政策。

谷歌表示正与美国政府一起处理网络安全问题。谷歌首席执行官(CEO)施密特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重要支持者,他也参加了上周与希拉里的会面。

近期,中国政府指责谷歌允许色情内容通过其搜索引擎传播。谷歌是中国市场的第二大搜索引擎,仅次于本土搜索引擎百度。


(洪勇 编辑)

Google退出中国 异议人士GMAIL遭黑

《多维新闻》

Google首席法律高级副总裁德鲁蒙德(David Drummond)12日在发布标题为“一种对中国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to China) 的文章中表示,12月中旬发现源于中国的网络袭击,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掌握中国异议人士的Gmail帐户。

多维新闻联系美国Google总部,发言人Scott Rubin表示Google来自中国的营收很"无关紧要"(truly immaterial),虽然他们刚结束一个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季度。

他表示,Google不愿意再继续对Google.cn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因此未来几周Google将与中国政府商讨是否能在法律范围内经营一个不经过审核及过滤的搜索引擎服务。最终决定可能会导致关闭Google.cn以及中国办事处,也就是说,Google尚未确定宣布将退出中国。

Google中国公司代表向多维新闻表示,北京部门大约在北京时间13日上午11点左右才获知该消息,目前不对此做出回应,需等公司进一步协调通知,最快在14-15日有所回复。同时,该人士称,1月28日由Google中国主办的“营销未来——Google影响力大会”,将如期召开。

Google表示,类似攻击不仅仅针对它,同时涉及20多家其他行业的大型企业,包括互联网,金融,技术,媒体及生化行业。Google正与其他这些公司及美国当局相关部门沟通配合中。

鉴于其所发现的上述攻击与监视行为及过去一年中国政府诸多试图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等行为,Google表示将重新评估中国业务。目前已决定不再接受根据中国规定,对Google.cn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并可能在未来几周同中国政府讨论是否可以在华经营无过滤搜索引擎。但是Goolge表示,公司可能因此被迫关闭Google.cn乃其中国办事处,放弃中国市场。

之前google.cn是专为中国市场提供并符合中国对于新闻内容检查制度而制定的网站服务,与google.com的服务不同。

Google表示其电邮服务遭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公司将重新评估其中国业务并暗示可能退出。

谷歌(Google)1月12日消息,该公司发言人表示:“我们将重审中国业务。如果结论归根于(网络攻击),我们可能会离开(中国)。”

Google 12日声明称其在09年12月中旬侦测到来自中国的高度复杂和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公司原本以为这些攻击仅是安全事件,但后来马上发现攻击不单纯,不仅针对谷歌。谷歌在调查中发现至少有20家其他公司遭遇类似攻击,这些公司所在行业包括互联网、金融、科技、媒体与化工。谷歌将联系这些公司并将与美国当局合作。

Google表示有证据表明“攻击者主要目标是进入中国异议人士的Gmail账户。”此类攻击于09年12月被发现。谷歌认为从其迄今所做调查来看,此类攻击未获成功。“只有2个Gmail账户似乎已被进入,其活动对象限于账户信息(如账户创建日期等)和主题而非邮件本身内容。”

Google发现其位于美国、中国和欧洲等地的大量中国人权异议人士Gmail账户似乎经常遭第三方访问。这些访问并非通过Google安全漏洞进行,其中多数可能通过用户电脑上的网络仿冒或恶意软件进行。

Google表示之所以破例公开这些攻击信息,不仅因为这些信息涉及安全和人权影响,而且还触及言论自由。

雅虎执行长杨致远2007年11月6日,因Yahoo涉及将中国记者师涛个人网络数据泄漏给中国政府导致他被判刑入狱一事,赴美国国会作证。杨致远等人表示,雅虎在当地营运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但是遭到民主党籍众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蓝托斯骂:“虽然在技术和财务上你们是巨人,但在道德上你们却是侏儒!”

三十九岁的师涛2005年4月担任湖南当代商报撰稿人时,遭中国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名判刑十年。雅虎配合中国要求 ,提供师涛从雅虎电子信箱发出邮件的纪录,做为呈堂证供。

杨致远07年在证词中则强调,将持续经营中国市场,但也会让公司以负责的方式运作。他说,雅虎承诺持续保护人权。

无疆界记者组织当年指出,至少四位网络异议人士因雅虎泄漏他们的数据而遭中国当局逮捕入狱。雅虎的竞争对手微软和Google也一直被控为了跻身中国市场而协助北京箝制言论自由。

以下是由谷歌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德鲁蒙德(David Drummond)执笔的官方博文:

新的中国策略

谷歌官方博客原文就象其他许多知名组织一样,谷歌也会经常面临不同程度的网络袭击。在去年12月中旬,我们侦测到了一次来自中国、针对公司基础架构的高技术、有针对性的攻击,它导致我们的知识产权被窃。不过,事态很快变得明了,这个起初看似独立的安全事件(尽管很严重)其实背后大有不同。

首先,并不是只有谷歌受到了攻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至少20家、涵盖领域广阔的大型公司都成为相似的攻击目标,这些公司隶属于互联网、金融、技术、媒体和化学行业。我们现在正在向这些公司通报情况,并与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展开合作。

第二,我们有证据显示,攻击者的首要目标是进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Gmail账户。我们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让我们相信,这些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只有两个Gmail账户被进入,而且其活动仅限于帐户信息,比如帐户何时创建、以及邮件标题,具体邮件内容未被染指。

第三,在与谷歌受攻击无关的整体调查中,我们发现数十个在美国、中国及欧洲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Gmail帐户经常被第三方侵入。入侵这些帐户并非经由谷歌的任何安全漏洞,而很可能是通过在用户电脑上放置网络钓鱼或恶意软件。

我们已经运用从这些袭击中获得的信息改进了基础设施和网络结构,加大对公司和客户的安全保障。对个人用户而言,我们建议大家使用可靠的杀毒和反间谍软件,安装操作系统的补丁并升级网络浏览器。在点击即时信息和邮件中显示的链接、或被要求在网上提供诸如密码等个人信息时永远要保持警惕。你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谷歌提供的网络安全建议。希望更多了解此类袭击的人士可以阅读美国政府提供的报告、纳特·维伦纽夫(Nart Villeneuve)的博客以及有关间谍网络幽灵网(GhostNet)的报导。

我们采取了非常规手段与大家共享这些网络攻击信息,其原因并不只是我们发现了其中的安全和人权问题,而是因为这些信息直指言论自由这一全球更重大议题的核心。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事实上,这个伟大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许多经济成就和发展的核心。

我们在2006年1月在中国推出了Google.cn,因为我们相信为中国人拓展信息获取、加大互联网开放的裨益超过了我们因在网络审查上做出让步而带来的不悦。当时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将在中国仔细监控搜索结果,并在服务中包括新的法律法规;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无法实现上述目标,那么我们将不会犹豫重新考虑我们的中国策略。

这些攻击和攻击所揭示的监视行为,以及在过去一年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使得谷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应该评估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公司已经决定不愿再对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进行内容审查,因此,未来几周,公司和中国政府将讨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运营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如果确有这种可能。我们认识到,这很可能意味着公司将不得不关闭Google.cn,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办公室。

做出重新评估我们在华业务的决定是异常艰难的,而且我们知道这可能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希望说明的一点是,该决定是由公司在美国的管理团队做出的,而为Google.cn今日成功而付出了无比巨大努力的中国团队对此毫不知情,也未曾参与。我们决心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解决任何可能随之产生的难题。

David Drummond, 谷歌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律顾问

(杨晓红 编辑)

2010年1月12日 星期二

RFI:西藏流亡政府为何称阿沛·阿旺晋美是民族尊严的守护者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发表日期 09/01/2010 更新日期 09/01/2010 23:25 TU

09年12月23日,百岁高龄的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去世。作为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者,西藏自治区的首任主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无疑是当今藏人中最具争议的人物。海外有藏人说他是出卖西藏的“卖国贼”,也有人肯定他在中共体制下的一些作为。

最引人瞩目的是阿沛去世次日西藏流亡政府的声明,称他“是一位不畏恐惧,千方百计表达事实和爱国的人。”声明甚至赞誉阿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一位西藏民族尊严的守护者。”

西藏流亡政府为何要哀悼长期与中共合作的藏人,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分析员贡噶扎西认为,阿沛曾是西藏政府噶伦,哀悼去世的噶伦是流亡政府的惯例。他说:“噶伦去世,流亡政府都会表示哀悼。再加上阿沛·阿旺晋美是比较特殊的人物,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离开西藏的时候,阿沛未能随行。59年后,留下来的两个重要人物是班禅大师和阿沛·阿旺晋美,班禅大师是宗教领袖,阿沛是噶厦政府的官员。阿沛在世时,流亡政府不便发表评论,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声明让国际社会和藏人知道,流亡政府对阿沛的看法。”

西藏流亡政府的声明写道:“在1980年代,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会晤他时,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西藏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缴税。而且,证明了在签订《十七条协定》时,周恩来承诺西藏三区统一问题以后可以考虑的事实。1989年揭穿中国政府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的谎言,并公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贡噶扎西就以上文字做出解释:“流亡藏人代表去北京时,与阿沛会见,阿沛说及周恩来答应西藏三区统一问题,代表团一位成员告诉我,他们当时在交谈时阿沛提及此事。1956年,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时,陈毅元帅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成立大会,大会表示可以向中央建議,以拉薩作為首府,把所有藏区合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自治區。後來,中央指定一名資深共產黨黨員天宝,負責組成小組,研究如何统一所有藏区。”

关于阿沛如何在 1989年揭穿中国政府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的谎言”一事,贡噶扎西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在达兰萨拉工作时,收到过一份文件,在1989年7月31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第五届西藏自治区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非常清楚地讲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登基仪式这段历史。”

1985年,阿沛·阿旺晋美在南京调阅国民党时期文件后,由纸张的产地发现摄政热振活佛观湖档案的真实性可疑,并指出国民党政府所说的吴忠信主持登基仪式,依据的竟是一张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寝室里拍摄的照片。

贡噶扎西说:“阿沛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是,‘实际上,并没有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事,但时至今日还有藏族同志在写这段历史时,还说吴忠信主持仪式,这样写法是对西藏的传统习俗一无所知。今天在座各位中有许多是旧西藏贵族,你们非常清楚在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中,没有所谓的主持者,汉族同志不懂藏人习惯,说出这样的话不足为奇,但部分藏族同志也这样写,就没有道理了。”

贡噶扎西认为,由于阿沛强调“国民党撒谎,我们为何要跟着说假话呢?”使得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官员蒋平表态,说以后不能再说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贡噶扎西说:“阿沛以很巧妙的方式,让共产党觉得没有理由跟着国民党说假话。并且他以国民党撒谎和汉族不懂藏族习俗的方式讲出,话中有话,用骂国民党来打共产党,非常有技巧。在阿沛去世后,我们作出这些评论,对他也没有不利。”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华尔街日报:中共正在输掉网络战争

中共所谓的反网络色情运动已经进行四个月了,中共政府关闭了数千个网站,其中有些是色情的,很多却不是。尽管中共不断的对网络实施更严密的封锁,有数不清的网站在中国被扼杀,然而更大层面的事实是:网络审查正彻底失败。

《华尔街日报》记者ORETTA CHAO和JASON DEAN十二月三十一日报导,外国网站,比如Facebook, YouTube和 Twitter,自从中共准备十月一日庆祝其在中国的六十年统治那天起就遭审查封闭,至今许多中国用户依然无法连上。

自从网络进入中国后的十几年来,曾遭受中共多次打压,被批评者们称之为“超级防火墙(Great Firewall)”的网络过滤装置,其封锁的范围不断扩大,封锁技术也越来越尖端。

艾撒克·毛(Isaac Mao)是创办中国博客的先锋和中国网络的研究者,他说:“尽管审查在各处战役中都有获胜,却在输掉整个战争”。

在二零零九年,北京甚至在一场大战役中失败,也就是所谓的“绿坝”事件。这是网络审查力量有限的最戏剧性的表达。

现在“翻墙”这一网络管制异议者的术语,已经成为许多中国网络用户的标准语言。

2009年,对“绿坝”的抗议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对那些长期以来不许公开讨论的事情在网上进行了生动的讨论,还转载了一位女子邓玉娇的证词,她在自我防卫中杀掉了试图强奸她的当地政府官员而被起诉。

互联网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讨论并组织行动的机会。

爱滋病问题的杰出活动家万延海(Wan Yanhai)在电子邮件和网络的帮助下,在北京成立爱滋病问题非政府组织,他说:“在过去十年来,(网络)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给了人们勇气来改变这个社会。”

共产党一直对信息的力量有非常敏锐的认识。从它一开始统治起,它就禁止国外新闻来源,宣传部门的官员们则紧紧的控制着国家的每一份出版物和广播的内容。中国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过短暂的自由,那时大学生们和精英成员被容许更多的自由聚会探讨。但是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受科技及其它限制,那种自由是有限的。这段时期以政府在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民主请愿进行镇压而告结束。

不到十年后,网络进入中国,给中共带来了一个一直无法排解的难题。中共官员知道网络是与外部沟通和进行商务活动的有利工具,但又担心其“危险”性。从一开始,他们就计划着如何控制网络。在一九九六年,他们规定所有网络申请者必须到当地警察局登记。那时全国网络用户不到一百万,似乎还可行。但是很快,用户增加到数千万、数亿,再行不通了。

在二零零三年,中共宣布了一项大型计划叫“金盾工程”,来管制互联网,明显的目的是让公安人员进行网上监控。

今天,许多中共政府机构都在负责互联网监控,包括管制本地运作的网站,强迫他们过滤“非法”内容。

但是当局每阻止一个异议,就带来更多的异议。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专研中国互联网的学者萧强(XiaoQiang)说:“有那么多人。他们能对一个很小的人群进行监控,但是这种方式肯定无法吓阻更多线上的声音。”

尽管中共政府对网络内容控制越来越内行、越来越快,但是它依然无法跟上网络的用途成番增长的速度。根据官方数据,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22万995个中国人开始使用互联网,也就是每分钟有153位新用户。

互联网最终会打破中共的信息垄断,这是自由活动人士和中共官员们少数几个认识一致的事实之一。在十二月份中共政府的一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公安部长孟建柱警告,互联网“已经成为‘反华势力’进行渗透和颠覆,并扩大他们力量的重要工具”。

柏克莱分校的萧先生说:“其实,互联网是主流媒介。在互联网上报导的任何事,全国都会知道,中共政府的神经也会被触动。”

他说:“审查变得越来越尖端越来越强大,但是依然充满漏洞”。当政府试图封锁网络时,“主要的结果只是引起中国网络用户更多的抵制和反抗。他们在制造多得多的网络审查体系的敌人。”



—— 原载: 华尔街日报

什么是言论自由

推倒柏林墙 @ 2008-9-1 16:58 阅读(670) 评论(1) 推荐值(2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172331.aspx

上回西藏事件,有帮国产纳粹跑到youtube上大放厥词,youtube本着开网站最基本的良知道德,果断删之,于是这些人阴阳怪气的叫道:原来西方国家也没有言论自由吗!为什么要加个“也”字呢?我早就说过,爱国人士对待问题的态度从来不是“解决它”,至少“正视它”,而是看看别人是否也有类似问题,如果有的话——哪怕只是一丁点,他们就欢欣鼓舞,问题也就从此不是问题了。而且这些人久居中国,目睹丑恶现状,渐渐的人生观开始扭曲,以为全世界都和自己一样不堪。我能写出这种东西,可见中国的言论并非完全不自由,而美国的言论在粪青们眼里想必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于是中国的阿Q们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现状了。同样的逻辑,黑人的皮肤并非完全的黑色,白人的皮肤也不是完全的白色,难道你就说他们的肤色是一样的了?说来说去,无非是个混淆黑白的手段罢了。而批评youtube言论不自由,继而变成批评西方的言论不自由,恰恰又充分说明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了解相当无知,难道CNN不肯刊发你的文章,就叫没有言论自由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它总有着一定的限度和范围,我们可以举几个事例,看看美国“言论自由”的限度到底在哪里。

首先当然从youtube开始。言论自由的核心是限制权力,但是权力有不同的来源。在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政府只是个服务机构,就连中国政府都说自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公仆,可见这块牌坊是人人必备的,连婊子都舍不得丢。这就好象你雇佣了一个保姆,给了她花你的钱去买菜的权力(纳税),当然,你有监督她如何花销这笔钱的天然权利。youtube的网管就不同了,他们的权力来自于自己,他们用金钱赋予自己权力,这权力就包括在自己的网站内爱删什么删什么,既然是在花自己的钱买菜,那么谁也无权监管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掉的。事实上这是中国人最常犯的经典错误,即把生活泛政治化,把一些政治概念随意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十多年前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在电梯里碰到个员工,两人随便聊了几句,乔布斯突然就把那员工给解雇了,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给出理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和言论自由都是政治概念,国民给政府纳税,乔布斯却要给他的员工发工资,万一员工投票说要涨工资,学生投票说要不写作业,军人投票说要放假,反正被管理者人数一般都比管理者要多(中国例外,十个官管一个兵),投票总占优势,好了,地球可以停转了。有时我们讲一个公司比较民主,或是言论比较自由,只能说老板个人的风格不同,这就像过去一个朝代是否有言论自由,仅仅取决于皇帝的承受能力而已,和政治、法律中的“民主”与“言论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对youtube的做法不满意,你大可以用脚投票,我相信这世界上总有符合你胃口的网站,要么你自己开一个也没有问题。我也相信等大家都不满意且有更好的选择时,youtube的投资自然就打了水漂,就像乔布斯开除的人太多,后来他自己也被董事会给开除了,过了很多年后才重回苹果。

可以这么说:言论自由的核心不仅是限制权力,而且几乎专指限制政府的权力,或者说公共权力。youtube删了帖,只能说youtube上说话不是完全自由,跟美国的言论是否自由毫无关系。这时有人又叫了,这不是双重标准吗,为什么中国网站删帖,你就说是言论不自由?问出这种问题的人,我只能深表同情。这就好象别人来我家做客,老是指责我家保姆这不好那不好,我觉得他说得不对,把他赶走了,这是我的天然权利;但是我明明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家保姆却未经我许可,硬要把客人赶走,我不同意,保姆还掏出双枪,大喊“枪杆子里出政权”。我说我换保姆,保姆说我颠覆家庭关我五年劳改,我说我不住这里搬家了,居然还是不行,这才叫没有言论自由。在中国,不仅网站访客的言论受到限制,网站本身同样也是受害者,如“猫眼看人”便是每况愈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真知灼见遭到屏蔽,使得相互谩骂成了论坛里唯一一件不受限制的事,其人文水平自然一落千丈,其它不愿就范而被强制关闭的论坛更是不计其数。讲得再明白点,美国政府所拥有的是公共权力,美国并不属于它的政府而属于它的公民,但youtube则完全属于它的投资者和管理者,这两者所拥有的权力是完全不同的。正确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在公共场所(公园、街道等)与自己所拥有的领域(网站,饭店,商店,电影院等等)内,公民具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内,还有不被强迫听别人观点的权利。youtube的网管当然可以删除网站的留言,中国网站的网管们当然也该不受政府的管制,把自己的网站办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段时间反战母亲被捕案炒得沸沸扬扬,成了美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标志,问题是这反战母亲翻入白宫的篱笆墙,怎么可能不被捕?在篱笆外面你可以随便辱骂美国总统,进了这道墙就属于别人的办公领域,那就不是你说了算了。而中国的新闻稿我粗略看了一下,约有一半没提及此人被捕的真正原因,或是轻描淡写的藏在文章中间最不起眼的角落,制造出美国压制反战言论的假象。

西藏事件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南都长平和北京晚报的争论,北京晚报说南都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造谣自由”,很多人深以为然,觉得言论再自由,你也不能造谣,因为造谣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但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还恰恰就保障造谣的自由。“造谣”指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说错话”也是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故意的,后者是无意的,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所擅长的恰恰就是通过玩弄词汇来恶意推断别人的动机,例如游行、示威在中国从来都是叫“暴乱”、“冲击政府机关”、“一小搓别有用心者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批评政府则叫“攻击”政府,受欺压的老百姓被称为“刁民”、“暴民”,从而把别人说成是恶意的。而关键在于,你很难确知别人内心的想法,很难确定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而且你也不可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言论自由的核心既然是限制公共权力,最好的方法便是新闻监督,新闻也不可能总是对的,总有出错的时候。例如引发1992年LA大暴乱的罗德尼·金事件,CNN收到另一电视台送来的一盒美国警察如何围殴黑人的录象带并在全美播出,后来才发现那家电视台给自己的是删节版本,前面还有一段是这个强壮的黑人如何在公路上酒后驾车并开到每小时190公里,如何打飞四个警察,如何承受两次五万伏高压电击而不倒,对于LA警方来说这样的怪物除了一拥而上胖揍一顿以外根本就没办法制服。CNN造谣了吗?没有,CNN只是收到了错误的情报并且放了出来,换谁都会这么做,这和西藏事件中许多西方媒体错把尼泊尔警察当成中国军警是同样一回事。

如果要求新闻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不然就打官司、坐牢、赔偿,这还怎么个监督法?因此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这样规定: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评价,即使错了,受害人也必须证明施害者具有“明显的恶意”,才能向对方索赔。而想证明对方有“明显的恶意”,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光靠什么“按常理推断”是远远不够的。那个陷害LA警方的电视台,在一般人看来是有明显恶意了吧,可LA警方也表示:除了愤怒以外,没有任何办法。1983年《时代》周刊还言之凿凿的说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主使屠杀了数百巴勒斯坦平民,结果发现是错误情报,沙龙一怒之下要到美国打官司,但也无法证明《时代》有明显恶意,还是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很多事你必须看到它的反面:受诽谤所害的只是个别人,而新闻机构停止监督的时候,受害的将是所有人。这就像民主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和专制一比,民主的那点缺点根本就算不上问题,这才被称为“很坏的制度,却又是最不坏的制度”。

而中伤普通人的不符合事实的言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有可能算是犯法:对方中伤的是个人或者必须能具体到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因此有个华裔律师去起诉CNN主持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首先从其攻击的对象上来看此案就无法成立。第二必须是受害人本人提起诉讼,任何人不能越俎代庖,因此告CNN主持人案里,你非要说是具体到13亿人,要替13亿人打官司,那行,你得拿出13亿份授权委托书,而像董存瑞的亲属替董存瑞正名这种官司同样打不起来。就算打起来也赢不了,因为第三你当然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对方说的确实是假话,董存瑞亲属手上那点存货显然不够,那个CNN主持人说中国人又是呆子又是暴徒,我个人觉得他这句话还挺有道理,文革时中国人不是呆子、暴徒又是什么?第四必须证明该言论确实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假如别人造谣中伤你,但是他人品一向很差,结果根本就没人相信——不构成任何伤害,官司还是打不赢。至于精神伤害,必须出具医学上的证明,因此想告赢CNN主持人,排除以上几个条件,还必须得证明十几亿中国人确实被他说成了精神病。要注意光有精神病还不行,还必须证明这个精神病确实是CNN主持人造成的,而不是我国的教育或其它什么造成的。光是考虑到完成这件事所要付出的成本,打官司便已经是很不划算的选择了。你说这个人能在美国当律师,她会不晓得这些事情?还不就是看准某国满地的爱国人士,人傻钱多速来吗。

接下来说一个争议话题。过于自由的新闻监督可能会伤害个别人个别机构,但不监督则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问题是,假如某些言论也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呢?对于这一点,美国法学界已经争论了快100年了,还是没有结果。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只有该言论具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才可以合法的被美国政府所压制。“明显”(clear)是指该言论极为可能造成社会危害,“即刻”(present)是指这样的言论连给政府商讨或协调的余地都没有,除了立刻压制以外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否则会马上造成社会危害。如果言论是可以通过辟谣、辩论之类来消除其危害的,这样的言论还是不能被压制。根据这些原则不断衍生,要压制某种言论,还要求该言论具有足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对其社会危害程度的核定主要取决于言论本身而不是言论发表的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只能作为判断言论破坏性的参考因素。要对言论的发布者进行惩罚,则要求对方具有“明显恶意”(例如是外国间谍或者有经济图谋之类),否则只能压制言论本身,而不能在相关压制性法案出台前对言论的发布者提起控诉。

有了这么多的附加条件,看来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很完善了,但其实不然,美国人自己可是一点也不满意。美国法律的一个特色是“大处抽象,小处具体”,或者说总体指导原则(宪法)比较抽象,实施时的判断标准则比较具体,这是为了在保证法律足够严谨、有足够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具备适应形势而变化的能力。而中国的法律是大处抽象,小处还抽象,只具备变通能力,这样政府又掌握了法律的话语权,怎么着都是它说的算,说你危害社会就危害社会,具体怎么危害了它也说不清,实际上危害了政府的霸权倒是真的。这一点光从我列举的美国判例就能看出来,中国法治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判过几个跟言论自由有关的案子,少数几个案件也是根据法官个人喜好解释,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文又哪有美国这么谨小慎微?而美国这样的言论压制标准,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是极为严谨了,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在“可操作性”上还不够具体,比如3K党曾扬言带领40万人冲击联邦政府,这在中国怎么着也是“黑社会教唆威胁群众上访”了吧,这还不算严重,恶意还不够明显?结果却没有被政府所压制。但你散布虚假信息导致某支股票股价大跌,别人都受损你却从中牟利,那你就等着坐监吧。在这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去界定怎样的言论该被压制,怎样的言论不该被压制,越是对压制言论的危害有清醒认识,越是难以做出选择。而且就算是这么几条指导性原则,也并不符合所有人的胃口,各党各派总是会围绕言论压制标准而展开激烈辩论。

好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对这类暧昧问题也有个“最不坏的解决方法”。这里插播一个与言论无关的内容,那就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jury)一词出自拉丁文jurare(宣誓)和jurata(临时),以它在美国所扮演的职能来看的话,正确的翻译应该叫“临时公民审判团”,是来审的而不是来陪审的,中国一个“陪”字就把人家司法制度的精华部分全给陪掉了。在美国罪案的判定是由审判团完成而不是由法官完成,法官的任务一般只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除外),审判团才是评委。审判团由12名成员组成,其成员从非公务员、没有犯罪前科的美国公民中随机抽取,作为审判团成员不必具备任何法律专业知识,而且没有极为合理的理由不得拒绝这一公民义务。这12名成员必须由原告被告双方律师共同进行资格审核,你不喜欢的人可以把他剔除掉,这就最大程度的保障了陪审团成员的客观性。我们常说民主的有效实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审判团制度就是美国司法体系如此强健的最大功臣,成员的随机性、流动性与人数都使得操控法庭变成了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在判案的公正性上也大大提高,如果能老老实实的引进审判团制度而不是让法官一人独大,中国也不会冒出那么多滑稽可笑的判罚,甚至很多社会问题也迎刃而解。当然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案听起来似乎有些像古希腊的原粹式民主,但我们也说过,好的制度是不存在的,能选择的仅仅是“最不坏”的那个制度,审判团制度也被实践证明是极为有效的。中国人的诡辩法总是很有意思,讲外国时就非常绝对:国外也不完美,还不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讲中国自己时就异常宽容:哪有完美的制度,这点小问题……

中国每年都有一些作家、记者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把抓去作监,不过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好象只有外国向中国老百姓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没听说有中国老百姓向外国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的。在美国,公民没有替联邦政府保密的义务,你可以随便“泄密”,当然前提是你从来没签署过“保密协议”。说到这里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记者在刊发新闻时要经过美军审核了,因为记者们都是跟军队签署保密协议的,作为替军队保密的利益交换,军队派人保护这些记者深入险境,允许他们到一些不对外开放的地方(军营)采访,获准采访某些特定人物。如果你牛B烘烘的,说不我不要军队保护,我也不签保密协议,我自己扛着摄象机就冲到前线去了,那美军根本就没有权力来审核你的稿件。国外所谓因刊发什么有关伊战的文章或照片而被解雇的,多数都是违反保密协议的。例如一名运输公司职员因在网上发布美军士兵遗体的照片而被炒了鱿鱼,中国人说是因为这种照片动摇了美国人的参战决心而招来政府的报复,向公司施压把他开除,并且把拍摄者当成了反战英雄。事实上此人所在公司争取到了替美军运送军需物资的订单,这其中有大量的机密物品,自然要签定保密协议,这名员工将运输品展示在网上,是严重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完全够去坐监了,恰恰就是因为他展示的只是士兵遗体,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所以才仅仅是开除了事。

问题是,万一我没签保密协议,无意间又挖掘出了美军的重大军事机密,比如说找到了美国在国外所有间谍的名单,那我能不能发出来?从法律上讲,这不构成泄密罪,因为你没有义务替政府保密,能让你拿到如此机密是政府失职,政府要追究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你的责任。前几年美国出了个特工门事件,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泄露了特工身份,令美国政府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也置该特工和其线人于危险境地,结果两名记者被判处18个月监禁——且慢,判刑可不是因为他们泄露了特工身份,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拒绝透露是谁向他们泄露了这一机密,因此才被判藐视法庭罪,并且《纽约时报》也因刊登这篇文章而要付出每天1000美圆的罚款,直到两人坐完18个月牢或者供出消息源为止,只要这两个记者肯松口,他们马上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一般来说,美国记者有权保护信息来源,法庭不得强制记者说出消息源,这也是对记者职业道德的一项考验,例如水门事件中的神秘泄密者“深喉”,把美国总统都搞下台了,却能被美国法律保护几十年,当事记者也不必把这个消息源供出来。但是在一些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便例外了(显然在他们看来弹劾总统与国家利益没什么关系),根据《情报人员保护法》,法庭有权力强制记者供出泄密者。换句话说,虽然特工的身份是记者公诸于世的,但是这两个记者并没有保密义务,因为他们没有签署保密协议。真正有保密义务的是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尽管他只是告诉记者,没有告诉大众,但最后出了事帐还是要算到他头上,谁的秘密,谁来保管,记者是一点责任都不用负的。这两名记者入狱近4个月,终于供出消息源是副总统切尼的助手利比,这两个记者马上重获自由,而利比则被判处30个月监禁和25万美金罚款。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要求记者也要在一定限度内自觉保守国家机密,美国算是言论自由到有点夸张的少数异类,在欧洲一些国家对纳粹言论是严格限制的,在美国你却可以合法的替本拉登张目。这么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似乎随时都处于重大威胁之中,你可以随意的散布国家机密(前提是你能搞到这样的信息),又不用担心吃牢饭,就连泄露特工名单这样的事只要供出元凶都可以无罪,那美国不是早该亡国了吗?而且美国记者一直以保护消息源作为最重要的职业道德之一,不然以后再也挖不到新闻,政府内部的泄密者可以放心大胆的向记者们泄密,记者们往往誓死要把牢底坐穿(这种例子也曾经有过),就连特工门事件中的两个记者都是在利比授意之下才招供的,可见保护消息源对记者们来说是多么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并没发生多少重大恶性泄密事件,能颠覆国家的更是谈不上,这事实上还是跟道德有关,或者叫言论的市场决定原则。就像汶川大地震时出来辱骂灾民的辽宁女,咱们复习一下关于诽谤的内容:第一骂的是全体灾民,难以具体到个人;第二虽然中间还有个老太,可以算是具体到个人,但人已经死了,当事人无法亲自提起诉讼;第三并没造成实际损失,因此辽宁女的行为完全合法(至于她因为什么《治安管理条例》被警察带走那是中国的问题),但为什么生活中很少出现这样道德败坏的人?这就是社会道德体系是施加在社会成员身上的另一道言论准绳。像美国有个教授就为本拉登说好话,虽然没有人起诉他,他却被学校开除,估计以后也很难找到工作。而辱骂黑人本身也不犯法,只有区别对待才属于法律意义上可以惩罚的“歧视”,你在美国对着黑人张口就骂,警察不仅不抓你,说不定还会保护你,以免你被人打死,但你也会失去人们的尊重。言论尺度过严的网站会失去流量,整天造假的媒体会失去客户,都是同样的道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荷姆斯曾说过:“对一个念头是否为真理最好的测试,即凭其力量在竞争市场中为人接受,并且惟有基于这样发现的真理,才能稳固地达成他们的愿望。”虽然有些人认为错误言论可以利用资源优势占据市场,但林肯也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真知灼见经历时间的考验,最终必会战胜歪理邪说。当然有些国家连市场经济都接受不了,要它们接受市场型的言论自由就更困难了。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合法的压制新闻自由。在战争时期,政府将有机会通过各种临时言论压制法案,只不过现在美国仗越打越轻松,因此并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事实上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野心家(如希特勒、查韦斯)通过特殊时期(战争、经济大萧条)而掌握特殊权力,再以此一举摧毁本国的民主体制,正所谓“有多少特权,就少多少人权”。而美国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是拜其完备的制度和长期的民主文化所赐,美国的法律和体制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同时又始终警觉着独裁势力的崛起,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时刻都虎视耽耽,甚至为了保证在国家出现暴政时公民能够推翻政府,还允许私人拥有枪支(难能可贵的是在伊拉克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不仅是他们制度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就算政府想压制反战言论,就算某个总统想搞独裁,在美国也注定无法得逞,罗斯福当了四届总统,深受美国人喜爱,也没做什么坏事,美国人却马上提高警惕,规定以后总统不得连任一次以上,而且还是写在宪法里,完全是拿总统和政府当家贼一样防。小布什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制度,使得美国即使是在战争时也懂得把握好国家利益与公民言论权之间的平衡点,也正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必要条件之一。

民主与面包

推倒柏林墙 @ 2008-9-25 13:03 阅读(1155) 评论(6) 推荐值(29)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182034.aspx

在中国常听到的是这么一种观点:中国要是民主,可能会导致贫穷、混乱、分裂……伴随的则是另一种观点,中国正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言下之意是稳定第一,民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种说法只是凭空的推测,本身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第一有诸多亚洲和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成功先例摆在那里,失败的案例几乎没有;第二1948年中国就成功进行了总统与立委的全国普选,在总统的位置上,蒋介石威望过高,对手居正的得票率仅有不到10%,而副总统的位置竞争激烈,产生了一系列美国式选举现象,这其实已具备民主雏形,再差一步便可开花结果,可惜却被拒绝参选、里通苏联的叛国者无端破坏,你非要说中国人的素质连60年前的民国时代都不如,那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事实上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了解这种病症的人可以google之,必有收获,或者再看一遍《肖申克的救赎》,仔细体会这句台词:“监狱真是个怪地方,一开始你讨厌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对未来的恐惧恰恰源于对现实的恐惧,中国人虽然嘴上高叫进步发展,内心却对现状充满忧虑,自己却毫无察觉。对民主的误解使得他们得出贫穷、混乱、分裂的推论,其最重要的依据是国内日益积累的怨气,使得这些“民主的恐惧者”对这种怨气拥有正常抒发渠道时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因此作为斯德哥尔摩市某银行里的人质,他们害怕警察的营救会使得劫匪撕票,并且在得到劫匪“只要合作就不会受到伤害”的承诺后,将生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劫匪的仁慈上(“政府也在进步”),这才是他们抵制民主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如果忽略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原因,反民主者所找出的其它借口只能是由结果逆推必要条件的诡辩。而民主在中国经常被和面包联系在一起,最后无论民主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到了以下几种民主与面包的逻辑关系上:充分条件关系,有了民主就会有面包;必要条件关系,有民主才会有面包或有面包才会有民主;主次关系,民主比面包更重要或面包比民主重要,先要民主或者先要面包;矛盾关系,有民主就没有面包,有面包就没有民主。最后一个无疑是荒谬的,主次关系则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事实上仍然是把民主与面包当成了一种暂时的矛盾关系。至于必要条件关系,首先肯定不是有面包才能有民主,这么说等于在批评现在的中国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但是有民主才有面包看起来也不对,俄罗斯、中国似乎就是没有民主也有面包,因此从中国人最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因果关系似乎也不成立,印度在没有面包的前提下就搞起了民主,按我们的看法,他们民主了60年,面包也不如中国多,无论哪个说法,总是有站得住脚的反驳借口。

需要注意的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以及今天的世界大环境,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上世纪60年代那种人吃人的地步,因此这里的面包指的绝对不是温饱,而是更高级的利益需要。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中国人是关在笼子里的鸟,只要你让这只鸟吃饱喝足并且关紧铁笼,它就会丧失飞行的欲望。到最后,它看到别的鸟在外面飞,会不理解甚至嘲笑对方,当别的鸟来营救它时,它拒绝离开铁笼,别的鸟指责它的主人时,它则干脆把对方当成反鸟分子。这只鸟认为一旦脱离主人的控制就会失去食物,还是呆在铁笼子里更有保障一点,这种担忧其实和民主恐惧者的一模一样,建立于一个未被这只鸟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基础:它担心自己没有在自由世界里觅食的能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它已经遗忘了自由的感觉,野兽可以因驯养而忠诚,人也同样如此。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的最后,当所有观众都被监狱阴暗的体制无情的束缚住而无法自拔时,安迪终于从那个坑道里爬了出来,在滂沱的大雨中扯开囚服,发出自由的呼喊。“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观众跟着体会了一把从导演缔造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短暂解脱的快感,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向CCTV表示此片IMDB排名前五果然名不虚传。可惜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是如此不堪,中国的现状就是:自由的光辉已经消失了,鸟儿身上唯一能看到的光芒是眼睛里的绿光。至于精神信仰则已完全消失殆尽,从最初共产主义蓝图的破灭到毛神话的轰然倒塌,广场上的枪声又强行终结了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失去一切精神价值与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只能把目标放在了经济利益上,甚至达到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地步。

事实上,这种文化有其产生的根源。中国社会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从89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完全抛弃了一切意识形态,包括该党以此命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发广场事件的原因有二,除了不断壮大的民主思潮以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官倒集团造成的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人民的自由与食物同时遭受了威胁。而第一项要求是一个集权政府绝对无法满足的,因此它的解决方案只有从食物上入手,当共产主义与改革开放的价值彻底幻灭之后,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去支撑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为了控制民众,除了万年不变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外,政党所能追求的最务实的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变成了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用经济的发展保持国民的满足感不仅是共产党维持政权的终极手段,更是唯一手段。自此之后,国家的一切行为、一切政策,都必须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无论是李邓(力群)姚所代表的左派势力还是胡赵系残留人马的右派势力,都必须靠边站。从邓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开始,到后来朱“GDP至上”的经济策略以及江无意漏嘴的“闷声发大财”,都已经表明了党内一个全新价值观的树立,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

可惜的是,尽管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未必就能得到发展。作为一个后极权主义政权,正所谓“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破坏社会公正。从80年代的官倒集团开始到今天,腐败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全社会却束手无策,甚至习以为常、再也不闻不问,腐败不仅在剧烈化,而且在公开化、合法化。共产党同样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体,给予民众监督权必然损害自己的特权,裁判不能加入游戏,自己不能监督自己,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正因为社会公平的丧失,民众难免会产生“州官既能放火,百姓何不点灯”的想法。自广场事件之后,国人固有的价值开始全面崩盘,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国家疯狂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个人则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增长,从官僚机构高明的技术型剥削手法(股市)到民间层出不穷的低劣骗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被完全破坏,剩下的只有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渴望,因此中国人把民主率先和经济利益率先联系起来,甚至将经济利益作为是否发展民主的唯一考量,也就变得不足无奇了。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阐述中国经济的实质:一棵桃树,结满了未成熟的果实,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以及众人对眼前利益的短视,所有人争先恐后,不顾少数人非议的目光,冲上去把果实一抢而空,生怕自己比别人少得一个,少数人除了跟进,毫无办法,不然不光是得不到成熟的果实,就连青涩的桃子也一个都拿不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特权者必然会有最丰厚的收获,而民众只能在边边角角获得几个最青涩的果实,这样的现实也会逼得底层民众进行更疯狂的争抢,最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不择手段追逐经济利益的时代,民众切到的蛋糕永远是最小的一块,而现在人们就在为了这块最小的蛋糕而拼死争抢、维护旧有体制。至于种树则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你辛辛苦苦的种了树,最后果实却都被抢走了,回报与投入根本不成正比。无论是高昂的税费、权力的寻租、对知识产权和智慧劳动的漠视等等,除了注定了中国永远只有低端行业,更使投资环境严重恶化,没有社会公正,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投机倒把者、与政府勾结者等各种邪门歪道会把正当的生意人全部挤走,最后中国人必然会陷入无桃可摘的境地。

中国人的金钱价值观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西藏事件中就可窥之一二。有人奇怪,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那么多钱,而达赖却没给西藏人一分钱,为什么西藏人跟着达赖走,而不跟着中国走?对于没有信仰的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从表面上来看,西藏的经济似乎确实得到了发展,现代化的建筑与设施、繁荣的街道与商贸,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个地区在中国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是这背后的代价却很少有人看到。为了建设城市,大量传统宗教建筑被拆毁,而汉人大量涌入确实使西藏显得生机勃勃,结果却把藏人的饭碗都给抢走了,藏人不仅没从地区的发展中获得好处,反而在自己的发源地被排挤到了社会边缘,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政治权利遭到剥夺,藏人的地盘却不归藏人做主,反而是汉人官员从贱卖土地与毁灭环境中大肆牟利,对于一个本就不太在乎物质享受的民族,几十年的抗争根本不足为奇,最终从和平抗争演变为暴力抗争,毕竟暴民是暴政的产物,两者永远都是相生相成。可以预见的是,汉人迟早、或者说已经在面对与藏人相同的命运了。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之前29年的中国是个完全病态的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不过是这个国家稍稍恢复正常的结果。现在中国只是在延续这种经济惯性,但是腐败正成为削减惯性的阻力,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使尽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可惜这些手段一方面刺激了GDP,一方面却成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最大杀手。消失的社会福利、高昂的房价、高污染工业、出口业极端可怜的工资和极端苛刻的工作条件,无一不使GDP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但是除了帐面上的数字增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反而下降了。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其焦点集中在拆迁、征地、工资待遇、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等方面,而房地产业恰恰便是GDP的贡献主力。中国人一向缺乏抗争的勇气,集体事件的频繁发生足可见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不断压缩,这也正是中国在无法让经济得到实质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制造GDP快速增长假象的原因:剥削一部分人,牺牲他们的福利以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假象而服务,甚至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福利、透支当代人的消费能力,去换取一时的GDP,以延长政权的寿命。

近几年,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努力改变“GDP为纲”的行政思路,可惜的是,这样的努力完全没有任何成效。第一,快速增长的GDP为政府带来了税收,为官员带来了利益,在没有道德约束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二,我国税收多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远远大于GDP增速,目前税收占GDP总量比率已连续多年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一旦GDP停止增长,两者间巨大的差异将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朵奇葩;第三,要改正错误,先要承认错误,GDP既已成为民众衡量经济的标尺和满足感的来源,要说服民众放弃旧有观念,唯有承认过去发展路线出现严重错误,同时找出新的满足感来源,这又是让政府为难的事情。05年底广东某市的事件是继广场事件之后政府首次动用重型武器射杀抗议民众,面对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中共对当地政府毫无动作,正是这种尴尬的体现。若是加以惩罚,第一自己曾亲手制造广场事件,并发誓永不平反,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难以向外界解释;第二更会间接鼓励更多群众运动,使因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敢发作的怒气彻底爆发出来,无疑是自毁长城。换句话说,中共已经完全被束缚在了自己所创造的体制内,虽然明知现在这样的发展路线是饮鸩止渴,但多活一天是一天,已经毫无选择之余地。

中共依托其创造的体制而实现数十年的统治,但这个体制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反过来统治了中共,并蚕食着中共的生命力,而中共却在自己创造的怪物面前显得无计可施。邓时代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从基层来讲,人人争利,都打着别人种树、我来摘桃的算盘;从高层来讲,毛邓江胡一代比一代孱弱,党内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派系或个人有能力力排众议进行改革。强权的不断分化与削弱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问题,唯有到国家发生混乱之时方能巩固,到了中共这一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中共的特点是不愿承认眼前最简单的事实,按照哈维尔的观点来看,一个以谎言起家的政权,最后必然用一个谎言掩盖上一个谎言,从而不断制造谎言,这样的后极权主义政权擅长的便是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例如中国已无共产主义,党名却仍叫共产党;中国已无社会主义,教科书里却充斥着相关内容;中国换个说法叫改革开放,就可以走过去自己最痛恨的资本主义道路;台湾明明已经拥有主权,中国就是不承认,还用经济利益诱使别的国家不承认。最关键的,中共明明是个专制政权,它非说中国的帝制已经结束了,这就逼着它摆出一些削减权力的措施,而不能做得过为露骨,王治必须淘汰,并以党治取而代之,但当这个党再无共同的价值基础后,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便成了体制。毛邓之后的领导人既无开国之功,也无可以引以为豪的经济奇迹,在党内没有一言九鼎的威信,因此中国一旦踏上歧途,便无法靠个人力量自我修正,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一类的人物。而这条歧途却恰恰是只注重经济利益而不要公平、不要道德的歪路,这使得内部最后一点凝聚力都被金钱完全瓦解。这个丧失理想的政党既没有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没有集体转弯的可能性,即使在灭顶之灾面前,所有人仍不能齐心协力,而是抱着“党没了不要紧,我还可以去美国”的想法,最后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综上所述,很容易理出如下的逻辑关系:共产党必须使经济继续发展以延续自己的寿命;特权阶层则用手中的权力破坏社会公正,使得经济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能用剥削与透支两种方法制造出“一小部分人当前的繁荣”;在社会公正越来越差的同时,特权阶层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执政党对此束手无策。需要注意的,在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鸟关在笼子里的模型,但这个模型有个致命的漏洞:现实中,并不是主人养活这只鸟,而是这只鸟在养活它的主人!主人却在不断削减鸟儿创造食物的能力,并且胃口也在不断扩大,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将会被劫掠一空,在“透支”的危害还没完全显现出的“当前”,被剥削的人群将会不断扩大,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将越早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一小部分人”将会越来越少。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个严重的问题:面包没了!没错,从78年开始,中国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得到了面包,但这块面包仅仅是在没有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获得的短期利益,在享用了这块面包30年后,中国将不可避免的再一次轮回之前所有专制王朝的命运。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看出了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民主既不创造面包,也不毁灭面包,民主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使得一个国家创造面包的潜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面包的制造力长久稳定。这时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印度,印度是个天生就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它们的种姓制度渊源流长,早在人降生之初就划定好了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但是民主的出现却抵消了这种负作用,任何种姓的人如今都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印度,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就是破破烂烂的贫民窟,看似极为可笑,而且给人留下贫富差距极大的印象,事实上,贫富差距根本就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距是因社会不公正造成的,可怕的是富裕者为富不仁。现代化建筑与贫民窟的并存,恰恰就是印度社会公正的体现,无论穷人富人,生活在城市里的权利是相等的,这个国家不需要表面上的繁荣,任何人都无法打着所谓经济发展的幌子把穷人赶到城郊结合部去,而征地问题恰恰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可怕的问题之一。印度穷人拥有免费的医疗、教育,随便占块无主的地皮就可以搭起自己的窝棚,而不用担心城管的夜袭,这正是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复杂的国家六十年来从未发生大规模暴乱的根本原因。一个最能令中国人警醒的数据大概是印度人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中国这个数字连年下降,到现在已经低于10%,而印度却在50%左右,这使得印度在GDP远远不如中国的情况下,人均工资却远远高于中国,尤其是越往社会底层这种差距就越可怕,现在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还不如印度上时机90年代的水平,由此也可见印度的贫富差距虽然严重,但还是远远不如中国,只不过中国把最穷的都藏在农村了,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巨大的企业,这个企业增加利润的方法其实是削减员工的工资,印度人的工资每年上涨15%左右,中国的GDP每年上涨10%左右,作为普通民众,哪个数据更有意义,一目了然。印度人到底有没有面包?我想说到这里,每个人都应该对“面包”背后的其它一些东西有了新的理解,而决定印度穷人现状的根本因素,就是印度人手中那7亿张选票。

说完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再回头来关心一下风雨飘摇的中国。面包是中国人唯一在乎的东西,现在面包就要没有了,股市、房市、工资、物价,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与紧急性。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有停滞的时候,就像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下台的时候,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美国、日本都曾经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可能继续面对新的经济危机,但他们的社会制度已经趋于公正,使得他们只能从经济因素上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对于把社会稳定完全维系于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停滞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再回头看刚开头那种“稳定第一”的观点,就像越是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越差,越是要稳定中国就越不稳定,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表明情况恰恰就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一种类似观点是中国要靠执政党推行“渐进式民主”,可惜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中国每向民主跨近一小步,表面繁荣的面纱便要被撕下一块,经济发展的假象便要被无情戳穿,特权阶层就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而我也说过,现在的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社会变革,指望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事实再次与这些人的白日梦相反,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只是在这个国家想要发表言论、维护公民权利甚至登陆维基百科都越来越难,铁幕正越来越牢固,情况正恶化得越来越厉害。而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会给“渐进”留下时间,要想平安度过这种危机,唯有所有人团结起来向执政党施压,立刻实行民主改革。可惜现实还是现实,现实过于残酷,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失去了80年代的理想,成了一群追逐铜臭的动物,下一次站在广场上的人将不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而是一帮饿着肚子的暴民。因此我个人对中国的命运是极不乐观的,我能丢下的只有五个字:早死早托生。

发现海外华人还挺搞笑的

推倒柏林墙 @ 2008-9-29 22:03 阅读(1412) 评论(4) 推荐值(3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184175.aspx

[这篇文章写于今年四月,当时还没打算混牛博,所以没在这儿发出来。现在再发其实已经不太应景了,不过当时在凯迪上很受好评,现在凯迪也不给说话了,就转到牛博,算是补齐吧。文中“海外华人”当然是有所特指,并非全部在国外的中国人]

去年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是一个加拿大野鸡大学,里面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联合起来欺负一个中国人,后来愤怒的中国留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披着国旗,唱着国歌,搞起了和平示威,结果被一群外国人打了。有一个同学还被打得满嘴是血,大家很愤慨,很心碎,回国内论坛哭诉他们的遭遇,接着说:祖国要强大,一定要强大,不然我们在外面没尊严啊!国内粪众,纷纷响应,山呼口号,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其状甚是感人。

后来我看了那一长串的敌国名单,欧美传统列强不见踪影,都是这么些国家:俄罗斯,越南,委内瑞拉……好家伙,怎么八国联军又打过来了?而且这些都是我们分布五大洲的社会主义老朋友吗,怎么就联合起来揍中国人呢?

这里就要说说义和团了。咱们教科书上对义和团可是高度评价的,其实真实的义和团就是一群暴民。当时义和团给洋人安插了这么些罪状:“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就是这么一群蠢货。那洋人“作恶多端”,你去杀洋人去啊,他不,他杀教民,也就是信教的中国人。你会发现拳乱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死亡比例估计有1000:1。历史上又有如下记载:“(家有洋货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洋货就地销毁,国货就地分赃,经常几千几千的屠杀教徒,就是这么些玩意。

为什么义和团这么嚣张呢?当时慈禧在洋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后来端郡王给她支招,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可御洋兵”,慈禧深信不疑,所以义和团当时就跟文革初的红卫兵一样,风光无限,还一度要批斗批斗光绪和维新派,因为是“奉旨造反”吗。中间又经过一些事儿,咱就不细说了,反正最后老佛爷很自信的跟全世界宣战,当然义和团也不能漂洋过海了,只能在家里杀杀外国侨民和中国教民,甚至扬言要冲击人家的使馆,老外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劲了,于是“八国联军”就这么诞生了。等人家应战而来,义和团又四散而逃,最后仍是刀枪可入的清兵上去打主力,这时还有义和团某一支部趁机一雪私恨,躲在后面打清兵,就是这么一帮搞笑的东西。

所以我一看这么多国家的人一起揍我们的小留,我也琢磨着不对劲了。后来事情真相大白,原来一个中国学生和几个黑人冲突,本来是私人纠纷,给他上升到民族高度,拉帮纠伙摆出一副要干架的阵仗,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跑去拉宿舍里的火警。全楼的外国学生以为着火了,穿着睡衣睡帽踩着拖鞋就跑出来了,却发现是一帮中国傻B在闹事,这不打你还打谁?搞笑的是七八十个中国人,打不过人家二三十人的N国联军,人家打架提着棍棒,这帮傻B披着个国旗,还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而那个被打得最惨的中国人,居然是个小汉奸,指责小留们乱拉火警,被中国人给打成了猪头。后来警察过来,说再闹就要处理中国人了,这帮小留开着奔驰宝马,刷得一溜烟就没影了。

其实海外华人干这类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前段时间刚有个留学生在法国被阿拉伯人给捅死了,这小留的同学又回国内论坛求援,说得好象人家阿拉伯人有病,没事就主动拿啤酒瓶捅他们一下似的。后来终于有一个小留说了真话,原来这帮人和阿拉伯人发生口角,阿拉伯人拿酒瓶砸他们的车,他们一看对方年纪很小,就拿酒瓶砸人家头,一起追上去打人家。结果还没追上,阿拉伯小年轻又搬来一帮救兵,中国人一看人数差不多,应该是势均力敌,于是冲上去迎战,两个劣等民族混战一场,一位中国同志不幸为国捐躯。这时阿拉伯又来援兵了,中国小留们见势不妙,留下一具尸体,仓皇逃窜,这时才想起来要去报警,到了警察局反被拘留了,原来那个被砸破头的阿拉伯人先报了警。于是小留们就回国求援啊,上大使馆求助啊……

要我说吧,捅死了就捅死了,多大的屁事,中国哪天没人被捅死啊?只不过是在法国,被阿拉伯人给捅死了,这代志就大条了。同样的逻辑,日本人在南京杀了30万,中国人像祥林嫂一样又哭又叫,XXX大跃进害死3000万,哦不止,加文革什么的有8000万,也没人敢放几个响屁出来,敢情同胞的命还有贵贱之分?而且这帮中国人都特别搞笑,每次搞得气势汹汹的,最后打不过人家,才向警察求援,但自己又不占理,于是就跑回国内求援,跑去大使馆求援,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民族高度,好象人家捅他一刀,中国本土就被空袭了,西安以东就被炸平了一样。

所以你到最后就发现,不是中国没尊严,是这帮中国人自己就没尊严,他们以为别人是针对他们的身份,其实他们自己就不是个东西。小留回来忽悠忽悠中国人还是可以的,反正中国人一直在被忽悠吗,可是老外不吃这一套啊,中国人在国外的名声其实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这时我又想到某个国家的政府,自己垃圾得不得了,在国际上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只不过口袋里有几个从本国人民那里剥削来的血汗钱,整天送这个国家一个订单,送那个国家一个订单,总算把场面给罩住了,但别的国家还是老指责它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它说也说不过人家,打也打不过人家,就跑回国内求助,胡说八道一通,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民族高度,说人家都是反X分子,国内的粪众就一个个愤怒得不得了,其实那些事跟他们屁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小留这一套,不都是跟共产党学的吗?

其实这几年我也发现,海外有些华人特别爱国,爱啊爱啊都爱成傻B了。你这么爱国,怎么就跑到国外了呢?国内要是你说得那么好,什么幸福你不能在国内追求吗。你要说这帮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又说不过去了,因为这帮人师完之后都不愿回来了,说是爱国,真要他在中国呆着也挺为难的,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行为和思维就已经分裂到了这种程度,那是身不由己啊,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就是典型的装B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明出一套专供小留做的测试题。问题1:你是否觉得中国现在这样很好很有前途?A是B否;问题2:你是否准备回国?A是B否。如果你选AB,恭喜,确实是装B。要是选AA那就更要恭喜了,彻底的一个傻B。这套题目,可以快速检测出对方的智商和人品。

像这次西藏事件吧,小留一个个愤怒得不得了,又是撕CNN的画皮,又是骂人家政府,整天示威、游行搞得不亦乐乎,用外国政府给的权利反对人家,你叫他回国试试?哦,回国后骂CNN还是可以的,游行示威就不行了,会被当成群体性事件,惊动城管后果就严重了。anti-cnn是可以的,anti-cctv你想都不要想,一个最不真实最没新闻自由的国家,整天拿个手电筒照着别人来劲得很,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帮人了。这时我就想到一个经典的笑话。一个美国人说,我敢在白宫前骂美国总统,于是苏联人说,这算个屁,我在克里姆林宫前一样可以骂美国总统。但你叫他在克里姆林宫前骂勃格日涅夫,嘿,被普京带着一群KGB人间蒸发了。

国内这么多屁事,都不够人操心的,矿难,拆迁,黑窑,通货膨胀,毕业潮,民间疾苦他们从来都不关心,你要是跟他们讲这些问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些人好可怜”,而是“国外也有这个国外也有那个”。而那边外国人一对西藏指手划脚,他马上肾上腺素激增,愤怒得不得了。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不光是小留了,整个中国所谓的爱国主义,就像秦晖说的那样,叫“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虚伪得一塌糊涂。

其实吧,这些人在国外也挺可怜的,他们可能物质上衣食无忧,精神上却一直是半残废。海外华人在国外大多是扎堆的,搞个唐人街什么的自得其乐,那些高扯爱国主义大旗的华人就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主流环境,。但是你叫他回国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宁愿忍受所谓“西方的偏见”也不肯回国。尽管他是丛林社会出来的,从来都是用丛林社会的模式去思考问题;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但他还是隐隐约约的、非常抽象的感受到文明社会的种种好处,更愿意留在那里生存,虽然他可能根本说不出来好在哪里。这就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之一。

正是因为在文明社会遭到这种精神上的排斥,这些海外华人把祖国当成一个依托,将其幻化为一个符号,一个鼎礼膜拜的图腾。他希望国家来改变他个人的处境,希望原子弹和所谓的大国称号能给他带来在西方世界的尊严,他需要这些虚幻的东西作为弥补。但是他不愿承受中国争取所谓“国际地位”的代价,他有意忽略掉小老百姓在重负下发出的呻吟,呆在国外凭空享受中国发展给他带来的好处——实际上是什么好处也没有。他用嘴巴爱国,用外国政府给他的权利爱国,这样的爱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得到别人赞赏的目光,成为瞩目的焦点,感受自我的升华,甚至宣泄原始的暴力欲望,像叛逆的青春期少年一样,用群情激荡的共振效应对抗所谓“西方的偏见”,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这就是他们廉价的爱国情感。

其实,不光是海外华人,把中国所有这些虚伪的爱国者和拳匪们放到一起做个比较,会发现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点:自己愚昧无知,而且以为洋人跟他们一样蠢,充满盲目的排外情绪,但是只能欺负自己人,甚至造个反还得有关部门恩准。当然了,义和团在官方口径中至今还是民族义士,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充斥着各色各样或义和团或林则徐的组织和个人,所以今天拳匪遍布全球的状况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当义和团的暴行招来八国联军的时候,多数喊着“扶清灭洋”的拳民毫不犹豫的逃跑了,甚至大发国难财。如果今后中国真的有难,咱还用指望这些爱国者们会做得比义和团更好吗?

中国缺的不是钱

推倒柏林墙 @ 2008-11-30 12:15 阅读(1150) 评论(1) 推荐值(3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229416.aspx

这几天惊闻德国政府要取消对华经济援助,我就纳闷了,德国人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怎么到现在才取消?全世界都不应该来援助中国,原因有二:第一,中国政府有钱得一B。哪个国家再来给我们钱,那就是关公门前耍大刀,盖茨门前数钞票,而且对中国的对外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让全世界以为中国是那种有车有房还要吃低保的不要脸国家。第二,中国政府是头白眼狼。德国人给我们钱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没有报导过;后来德国人说不给我们钱了,这事马上就上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标题叫《无知德国政界呼吁停止对中国援助》,记恨你一辈子。很多人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什么呀,原来我们还要靠德国援助啊,以前咋都不知道呢。

我很希望中国政府赶紧公布一下自己到底吃了多少国家的援助,不要整天当白眼狼。实际上这则新闻公布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也丝毫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觉得你德国算老几,我还需要你援助?假惺惺。从表面上看,中国人民好象是有能力养活自己,实际上你仔细研究下又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日德法英等国对中国的援助,主要用在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水电网建设、爱滋病及肺结核防治、农村医疗建设、环境保护等项目上,他们所援助的那些人远离政治中心、被中国人彻底遗忘,外国人要是不援助他们,中国人同样也不会去帮助他们。不是说我们没钱,我们有钱开奥运、发神七,我们的政府只是不想搭理他们而已,中国缺的不是钱,而是一点最基本的人文关怀。

就像去年安徽阜阳的事件一样。当地政府把小学拆掉,建了个富丽堂皇的小白宫,而那些小学生则被赶到危房里上课。老师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办,只好去找日本人。日本人过来一考察愣住了,你们这里很有钱啊,政府大楼那么漂亮,凭什么要我出钱给你修小学呢?日本人表示说“想不通”,但最后还是给钱了,因为他们不伸出援手的话,那些小学生就只有一辈子呆在危楼里上课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靠援助过日子的国家:朝鲜。美国给朝鲜的粮食援助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所给援助的总和,但朝鲜人最恨的可能就是美国了。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吃的大米是从哪里来的,但如果有一天美国停止援助的话,他们就会把所有罪责归到美国人头上,然后记恨上一辈子。事实上,朝鲜也未必就是那么需要援助的国家。他们有亚洲最雄伟的体育场,每年都在表演着全世界最出色的歌舞,陆军规模出奇的庞大,还自称是自主知识产权出了核蛋蛋。平壤的城市建设不比中国大多数城市差,有着富丽堂皇的酒店和宽阔的六车道大马路——虽然上面偶尔才会开过一辆车。金正日每年进口无数的奢侈品,他游艇上的游泳池可能比多数商品房的面积还要大,只要他肯少买几辆奔驰,朝鲜的吃饭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

为什么美国人要免费给朝鲜提供粮食,而不是让金正日拿钱来买呢?因为金正日根本不在意自己人民的死活,甚至还不如美国人在意。恰好是金正日最不在意的那些人,又整天愤恨不已:你美国人算老几,我朝鲜还需要你的援助?从这点来说,中国政府和金正日其实都是一路货色。当然中国的经济情况比朝鲜好一点,没援助也不至于饿死,而且装B也装得更深沉一点,这下各国看奥运看傻眼了,都商量着不给中国援助了,吹牛,有时也是要上税的。

中国人走到国外,时常觉得被人看不起,只好用各类爱国运动来维护自尊。实际上,你有这么一个政府,生在这么一个国家,文明人看不起你是很正常的,你再搞什么爱国运动,那就更像是原始部落表演跳大神了。

是谁在分裂中国

推倒柏林墙 @ 2010-1-4 10:16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50465.aspx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新疆早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人口的比例接近40%,实际情况却是汉族社会和维族社会各成一体,壁垒分明,多数人老死不相往来。维族人不说汉语,汉族人更不会说维语,除了都用人民币以外,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通点了。而且汉族社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汉族人口的比例在稳步增长,一方面维族人却饱受失业问题困扰,不学汉语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很多人觉得汉人在文化水平方面更占优势,这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其实所谓文化优势可能连次要因素都算不上,新疆的实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汉人的手里,汉人真正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权能通天的国家,社会资源必然会集中在权力的周围,经济活动必然围绕政治中心展开。由于双方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汉族官僚会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企业,汉族企业再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员工,由权力开道,强行扎根,一切劣势都将不复存在。假如批土地的权力全部控制在汉族官僚的手里,维族人还能插得进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吗?阿克苏的出租车行业由王乐泉的女婿垄断,难道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吗?新疆的电线杆都要从王乐泉的老家山东进口,难道是因为新疆造不出电线杆吗?显然不是,这只是因为汉族人相比维族人,在已经普遍腐败的经济活动中拥有寻租的天然优势而已。

今天汉人在新疆大量扎根的现象,说穿了其实是一种殖民,汉人移民无论有意无意,实际上都在充当殖民统治的帮凶。这种说法虽然难听,但是在维族人的眼里,汉族人也绝非是什么亲密同胞,而跟殖民者别无二致。再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组建的组织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任务,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实际上却位列正省级,和自治区政府平起平坐,可以说是漠视法律、大搞“运动政治”的毛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政府的组织和庇护下,那些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优势”可言的汉人移民成批成批的来到新疆,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八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上千个企业以及自己的政府、警察、法院的独立王国,和周围的维族群体几乎没有也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交流,谁要是觉得这叫“民族融合”,那大脑里真的可以养金鱼了。兵团可以说是“权力殖民”的极端产物,它的出现并非是汉人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权力干扰下的行政迁移,会造成当前的怪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殖民统治的要诀在于使用暴力,而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同样源自于暴力,也正是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有足够的能力对正常的经济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竞争的公平性。今天维族人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目前所采用的移民策略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往新疆输送再多的汉人,也不过是扩大汉族社会的规模,进一步侵占维族人的生活空间而已。而我党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搞出了一个更弱智的配套政策,即把维族人员强行往内地流动。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维族人在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工作,还想在内地跟汉族人抢饭碗,这不是胡扯淡吗?除此以外还整出高考加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纵容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引发广泛的社会治安问题,把战火延烧到内地来,放眼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如此中国特色的民族奇观了,我国政府长期沉迷于自以为得计的跷跷板游戏,殊不知只有平等才能换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谐,结果是既得罪了维族人又得罪了汉人。发展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新疆的经济确实在发展,实际上在权力结构的倾斜之下,维族人几乎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你越是搞得高楼遍地、良田万顷,维族人的内心反而就越不平衡、越恨你。今天我国所采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统统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上一个错误,导致错上加错、越走越远。

许多人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宪法框架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在中国这样宪法顶个球的极权主义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共产党不可能允许这个国家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愿意放弃在新疆的权力和利益,民族问题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样迎刃而解。新疆还有40%的汉族居民,这些人又该何去何从?难道维族官僚就可以把土地高价批给维族的房地产商,难道维族官员的亲戚就可以垄断当地的市场,难道维族政府就可以不允许汉人吃猪肉、强制汉人学维语,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新疆吗?这就好像在说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就应该变成黑人的天下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民族掌握了权力,而在于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完全不受民众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维族人当前的苦难其实并不具备代表性,而且搞错了攻击的对象。很多维族人指责汉人抢走了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却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发展,其实像中石化之类的垄断企业除了来回玩弄国际接轨和特殊国情的把戏,变着法子的从人们的口袋里A钱,也从来没有给过汉族老百姓一毛钱的好处,在有车族的眼里早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跟汉民族有屁的关系?再比如说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一段对维族村妇的采访:

“各种税费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费挺多,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要做什么。村干部说收钱,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罚款,还会牵走家里的羊。村干部说是要种新品种的西瓜,从银行贷了款,让每户村民交二百八十元还贷款,他们却一个西瓜也没见到……现在要收的医疗费也是这样,只说县里让交,问做什么用,不给回答……上级规定的家畜税,牛、驴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这里实际收的却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乡政府指定哪片地种什么,那片地所有人家都得种指定的农作物,没有选择余地……乡里设了关卡,不让往外运,收购价格比市场的低,乡政府就是要挣这个差价……手头刚有一点钱,各种收费就给拿走了……走时她送我出门,我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元。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一下哭出来。”这完全就是一出内地农村纪实,单独提出来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在写新疆的“民族矛盾”。即使是前文所述那个牛逼烘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真正“有身份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多数给兵团打工的汉族农民仅仅是被设卡低价强制征收的对象而已。事实上,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同样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同样饱受权力的摧残,在这一点上和维族人并没有分别。要我总结的话,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仅仅只是七五事件的表象,被这层外衣所掩盖的,其实是中国民众与专制权力之间的政治冲突。

有意思的是,民族的差异往往能轻易的转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汉族人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石油被汉人抢走了”这种话,他们面对村官恶霸时,只会说“我们被人欺负了”,而维族农民遭遇相同的情况时,则会说“我们被汉人给欺负了”。反过来说,一个汉族人在遭遇汉族小偷时,只会说“今天真倒霉,手机被偷了”,遇到维族小偷时则会开始强调对方的民族性:“操他妈逼的,今天被个维子给偷了”,对小偷的声讨很容易就会上升到对整个维族的攻击(事实上单论人数的话,明显是汉族小偷比维族小偷多得多),导致维族人在内地给人留下普遍的“割皮包,卖切糕”的糟糕印象。这种状况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理论往往过于高深,民族矛盾则浅显易懂,维族人或许看不到有许多汉族人的处境跟他们相同,但他们一定能看到那些气派的广场和雄伟的办公大楼。相比杀一个政府官员而言,杀一个汉族老百姓要轻松得多;相比整个中国的制度进步而言,从中国分裂出去另起炉灶恐怕才是许多维族人眼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之道——当然,只是看起来有效,实际上只是在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而已。在这一点上,维族在七五事件中的行为其实非常失策,而汉族的回应也并不高明,这样的情况还恰恰是共产党乐意看到的。要我党承认中国当前民族分裂的现状源自于政治制度的滞后,无疑是要他们刷自己的脸,这种事我国政府是从来不干的。相反,一旦把问题抬高到“民族”、“宗教”、“分裂”的高度,利用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宗教落后愚昧”、“国家统一没有商量余地”的心理,不仅可以摆出一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使者的姿态,更可以使人们暂时忽视当前的社会矛盾,轻易的把整个汉民族都统战到自己这一边来。这一做法在西藏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初共产党先是撕毁十七条协定,再因强制推行大跃进导致西藏人批量饿死,接着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等到这些闹剧结束,双方早就积怨已深,此时我党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反而矛头一转,把问题推到了国家统一的高度上,为了掩盖和压制(而不是消除)藏人的不满,不得不对藏人采取更铁血的统治,对汉人宣扬更多的谎言,最终一错再错,导致藏人的愤怒越来越强烈,自己也越来越没有台阶可下。

我的某位同学一见西藏人民起义,立刻引亢高呼“维护统一,打倒封建农奴”,一见贵州人烧政府大楼,声势又是一转:“贵州人民好样的!”我问他贵州人民是好样的,那西藏人民是啥?丫顿时不说话了。实际上,西藏的问题跟统一还是分裂早已无关,它的本质可以归结于简单的四个字:官逼民反。达赖一再强调自己所寻求的并非西藏的独立,而是民主和自治,这恰恰更无法被共产党所容忍。中国是个类农奴制国家,如果达赖只是个封建农奴的总头目和欺世盗名的老神棍,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相反,他宣称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万一真被他给搞成了,叫中国政府和剩下的中国民众情何以堪?共产党对内的宣传,只能把达赖扭曲为一个分裂分子,如果让所有人都去了解那枚诺贝尔和平奖章的含金量和西藏的现状,中国的民意将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前的处境,其实正是中国政府的缩影。这个不军不企的组织到今天早就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怪胎,理应被大刀阔斧的清除掉,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唯有努力的夸大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突出兵团存在的必要性,淡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新疆的形势越紧张,对他们来说反而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当你试图把政治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时,很可能会绝望的发现,政治矛盾根本就没有消失,民族矛盾则真的凭空出现了。而政治矛盾是一种理性的不满,民族矛盾则是感性领域的仇恨,解决后者往往比解决前者要困难百倍,以共产党的无能,根本就不足以驾驭今天这样的局面。前几天我刚看到一则喜讯,说是新疆断网半年后终于开始恢复,可以有限访问人民网和新华网了,我不禁掩卷而长太息,哀共党之傻逼。别说是维族人内心早已是暗潮汹涌,正常人被断网半年,你觉得他心里还能没有想法吗?而我国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法,无非是先极力隐瞒,直到事情严重得再也瞒不下去了,便开始祭出谎言加暴力的武器,甚至于不惜切断互联网,这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更有技术含量。新疆没有达赖,照此节奏发展,双方最终只会陷入毫无意义与永无止境的长期血战。民族仇恨可以被轻而易举的煽动起来,想要平息却是登天之难,如果汉维双方无法尽快实现和解,矛盾一旦积累到某个程度,即使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真的得到长足发展,整个国家也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转移矛盾的做法,完全是在用整个国家的前途来延长其专制政权的寿命,即使最终的变革无法避免,他们还是努力要在这之前拉上足够的陪葬。

即使抛开国家统一这样的命题不谈,部分汉族人的做法,仍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少数民族的遭遇和汉族人其实并无太大区别,都只是些任人欺凌的屁民而已,只不过他们的不满因为民族的差异而提前爆发了出来。可以说,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汉族的明天,而很多汉族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跟在政府的指挥棒后扮演爱国战士,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自掘坟墓。

2010年1月5日 星期二

RFI:公安部称将加强对QQ群、微博客的网上巡控

发表日期 05/01/2010 更新日期 05/01/2010 12:58 TU

新华社《瞭望周刊》昨天(1月4日)报道了近日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情况。报道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各单位已展开具体部署,落实中央要求。引人注意的是,公安部在该会上提出,在2010年,将加强网络管控。

《瞭望周刊》是新华社下属的权威时政周刊,经常刊发反映官方声音的“内参转公开”的报道。

《瞭望周刊》称,反映到高层的信息显示,近年来一些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成为治安乱点,一些特殊人群成为违法犯罪的主体,一些新媒体为有害信息的传播和不良舆论导向提供了平台,加强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它引述官方称,化解社会矛盾,关键在于抓源头,清积案,建机制,强基层,努力化解老矛盾,有效预防新矛盾,进一步形成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环境。

从近年来高位运行的信访总量、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是因利益诉求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官方称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更多地用“教育疏导、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来化解。

对新一年的政法工作,公安部提出,将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加强网上管控,将网警力量向县级公安机关延伸,将网上巡控触角向QQ群、微博客等“管理薄弱空间”延伸,提高“网上发现、侦查、控制和处置能力”,严防形成隐蔽性犯罪组织。

此前,新华社发布了此次会议上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的讲话稿,本台也曾做了报道。讲话中杨提出要打赢“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并未如此详细地提出网络监控。

据《瞭望》的报道,官方对网络管理高度重视,提出,“互联网不仅是新技术、新媒体,也是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因此,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重点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

该报道介绍,中央要求,(网络管理)下一阶段,应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并用,明确电信运营企业、用户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网络消极影响。

对新一年的政法工作,最高法院提出,针对当前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损害赔偿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等方面的案件。

最高检察院提出,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始终。加大涉检信访工作力度,把化解涉检信访积案作为重中之重,逐案研究化解措施,逐案明确工作责任,最大限度地予以化解。

官方介绍,此次会议于2009年12月18日在京西宾馆召开,采取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参会者包括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等政法系统官员。同时,中央政法各单位不再分系统另行召开年度工作会议。

中国各省、市、县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也都参加了此次电视电话会议,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中国的政府里是没有人的,一个人都没有

RFI:艾未未申请地震灾区政务公开收获乌龙回复

发表日期 04/01/2010 更新日期 04/01/2010 16:34 TU


本台特约记者沈愚发自上海的报道:

北京艺术家艾未未从去年五一二地震后不久,发动了公民调查行动,对地震灾区学生的伤亡和学校的垮塌进行调查。

最近两个月来,艾未未以及公民调查的志愿者,向四川省各级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发出政务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校舍倒塌、抗震救灾、校舍质量鉴定及追责等信息”。

昨天(1月4日),艾未未工作室收到了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下属的江油教育体育局邮寄到北京的信函。没想到,这竟然是个乌龙回复。

江油市教育局似乎将发给“绵阳市遇难学生家长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请示文件,误装入给艾未未的信封中,发到了北京。

这份草拟于12月29日,并正式用印的请示。向绵阳市遇难学生家长维稳小组请示道,“12月24日,我局收到艾未未先生要求公开“5.12地震” 校舍倒塌、抗震救灾、校舍质量鉴定及追责等信息的申请函后,我局立即向江油市人民政府、中共江油市政法委、作了汇报,向江油市公安局通报了此情况。”

这份“请示”透露,12月29日,江油市教育体育局接到江油市政府办公室通知,要求该局领取《获取政府信息补充申请告知书》,据称,该《告知书》系绵阳市政府办综合处草拟,并要求该局照此回复。

江油市教育局遂向绵阳市的这个遇难学生维稳小组请示,“此处理妥否”。

此前,根据艾未未的统计,“公民调查”的志愿者发出的申请有113份,涉及地震、教育、建设、财政、民政、公安、青基会和教育基金会等部门。其中中央部委5份,四川省级8份,市、县级100份。

他们收到的回复,都是如绵阳市政府办草拟的这份“获取政府信息补充申请告知书”,要求艾未未等志愿者提供索取信息的目的,并以此类似的理由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艾未未在twitter上说,“提出的问题过万,至今没有得到(各级)政府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

艾未未说,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不能说是没有所得,它起码证实了一个令人不相信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的政府里是没有人的,一个人都没有。

他说,看到这封信,“你就明白了我今天说的,1、政府中是没有人的。2、仍然是军事管理方式。3、一切都是秘密。4、屁民是要防范的。5、维稳办大于政府。6、寄错的信是要被公开的。7、越是秘密越出错。8、傻逼是死定了。”

有网友则说,“啼笑皆非”,这里每天都上演“人间喜剧”。

2010年1月1日 星期五

Wall Street Jounal: Obama Puts the Dis in Dissident

The cry going up in China: Where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PINION: MAIN STREET DECEMBER 29, 2009, 4:03 P.M. ET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3278604574624551416209452.html

Here's a timely New Year's resolution the president might do well to deliver to hi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hen it comes to nasty regimes that brutalize their people, we will never again forget that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in a president's arsenal is a White House photo-op."

The December headlines remind us that we have no shortage of these nasty regimes.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sentences Liu Xiaobo to 11 years in prison for writing a letter calling for leg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Iran, security forces fire on citizens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In Cuba, pro-government goons intimidate a group of wives, mothers and sisters of jailed dissidents—with President Raul Castro characterizing these bullies as "people willing to protect, at any price, the conquests of the revolution."

In all these cases, the cry goes up: Where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man whose whole appeal has been wrapped in powerful imagery, President Obama appears strikingly obtuse about the symbolism of his own actions: e.g., squeezing in a condemnation of Iran before a round of golf. With every statement not backed up by action, with every refusal to meet a leader such as the Dalai Lama, with every handshake for a Chavez, Mr. Obama is defining himself to foreign leaders who are sizing him up and have only one question in mind: How much can we get away with?

As Yogi Berra put it, it's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In his eagerness to downplay freedom in his foreign policy, Mr. Obama resembles no president so much as Gerald Ford. Barely a year into office, President Ford also made a symbolic choice for realism over rights.

The year was 1975. For its dinner in Washington, the AFL-CIO had invited Alexander Solzhenitsyn, a Nobel Prize winner exiled from his Russian homeland a year earlier, after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 his "Gulag Archipelago."

Republican senators tried to arrange for a meeting with Ford. Acting on the advice of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Ford nixed it.

The pragmatists thought that having the president get together with Solzhenitsyn would sour efforts for détente in a forthcoming meeting with Soviet leader Leonid Brezhnev. As usual the pragmatists were highly impractical. The refusal to meet Solzhenitsyn made Ford look weak. In many ways, the moment would forever define his foreign policy.

One of the leading critics of President Ford's decision was Ronald Reagan. In his own time as president, Reagan met with dissidents. He quoted Solzhenitsyn often. And when he so famously upset the establishment by referring to the Soviet Union as an "evil empire," Reagan no doubt recalled that night in 1975 at the AFL-CIO dinner—when Solzhenitsyn had referred to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world evil."

Reagan set a tone that hit the Soviets in their most vulnerable spot: their lack of moral legitimacy. In retrospect, we can more easily see that Reagan's willingness to give voice to freedom-loving dissidents only increased his leverage as president as he dealt with the Soviets and their allies.

George W. Bush also made it a point to meet with dissidents and signal which side America was on. He met with a defector who spent 10 years in the North Korean gulag. He met with persecuted Chinese Christians, marke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a famous pro-democracy uprising in Burma by meeting with Burmese dissidents in Thailand, and awarded the Medal of Freedom to a jailed Cuban political prisoner. In 2007, he even spoke to a whole conference of dissidents in Prague organized by another alumnus of the Soviet prison system: Natan Sharansky.

Now it's not easy for a president to meet with dissidents. When you do, some won't think you are strong enough. And even Ronald Reagan was criticized in 1986 for not meeting with Yelena Bonner, wife of jailed Soviet dissident Andrei Sakharov.

More important are the internal pressures—some key trade deal, some delicate negotiation, some huge foreign policy concession your staff has been working on forever. Yet precisely because all the momentum is in the direction of accommodation, it's important for a president to remember the one argument to the contrary. By meeting with some brave soul whom others want silenced, he sends a signal that cuts through the fog, compels respect from his enemies, and will be remembered long after the concerns of the day are forgotten.

Barack Obama has spent his first year as president determined to prove to the world he is not George W. Bush. He has succeeded. Let's hope that in so doing he has not sent the message that he is the new Gerald Ford.

2009年12月31日 星期四

德国之声:令西方震惊的中国司法“透明度”

英国人阿克毛•沙伊克因走私毒品在乌鲁木齐被执行死刑一事引起德语媒体的普遍注视。各报都提到沙伊克患有精神疾病的种种迹象,《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法庭审理的一些内情:

"2008年沙伊克一案首次在乌鲁木齐法院开庭,审理仅用了半小时,就以宣判死刑结束。据说庭审时,沙伊克的自我辩护语言毫无关联,稀奇古怪,引得法官们哈哈大笑。争取全球废除死刑、名为'缓刑'的英国救援组织应当事人家属的请求,派出一名心理鉴定专家前往乌鲁木齐,但司法当局不允许他与沙伊克接触,也不让他进入法庭。请法院委派一名自己的心理学家,法院认为没有必要。

尽管中国法律规定,被告作案时有心理疾病、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情况下,可以减轻或甚至不处于刑罚,但乌鲁木齐法院2009年10月二审时仍然批准了死刑。"

《世界报》发表评论指出,"伦敦和西方震惊的真正原因并非残忍的死刑本身,不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欧洲人使用死刑的问题,而是法官们判决时没有透明度",该报接着写道:

"沙伊克一案并非政治案件,为什么法院不允许公认的医生对他进行检查?法官们会失去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北京领导人不允许外国人看到他们判决时手里的牌,毕竟这是国家政权的保障之一。中国的司法部门每年宣判的死刑超过了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但是它十分胆怯,不敢使法庭审理具有透明度,这些审理早就不按法制进行。"

《南德意志报》一天内发表三篇文章,介绍了沙伊克一案的来龙去脉。其中的社论从中国政府不理会英国政府的多次呼吁谈到西方与中国打交道时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巨人。每当它因外交政策或国内状况受到批评时,就会做出火冒三丈的反应。对显而易见的政治争论,如货币政策和气候谈判中的减排问题,它总是以敌视和粗鲁的态度做出回答。中国在国际交往中表现出政治上的不成熟,不符合其地位和意义。在一个互相交织的世界,念念有词地警告别国不要干涉其内政是荒谬的空谈,因为国内状况对投资决定或政治合作起着重大作用。

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不懂得平衡,它的领导往往缺乏外交灵活性。他们判处一名反对派人士多年监禁,却不许别人批评。要求调查处决人犯的背景,中国的发言人却称之为干涉。对会见达赖喇嘛的人,中国政治领导人用抵制手法进行惩罚。不过,人们的愤怒不会因此消失。恰恰相反,中国将很快感受到,做一个不受欢迎的霸王是什么滋味。"

摘译:王羊

责编:乐然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2009年12月30日 星期三

强烈推荐:看客101:岁末随想(二)

岁末随想(一)


岁末随想(二)

作者:看客101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也太过荒唐,像我这样的懒人早已有了“夫复何言?”的颓唐。岁末再遇宪章高潮,端的是郁结于胸,无由抒发了。

老稀在我的上一篇东西的回帖里说:下一篇是好消息了吧。恕我眼拙,今年没看到啥好景致。隆重救市、泡沫高涨是经济情势上的大观;国进民退、公然掠夺私产是对刚刚开头的经济转型的反动;百业凋敝、全民投机,官权经济的恶果已成。唱红歌已是不知所云,以黑打黑更是罔顾法律,乱象纷呈早已不分朝野。胡温乱政的成果从今年起将逐步摆在表面。

在小钟同志“代表”小帮菜们在芦区犬儒的时候,我经常到一些论坛、博客和QQ群里浏览,在那里感觉到的气氛很是不同。这使我对小帮菜里盛行“犬儒”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在一个群里我说变革的基础应该是在体制内外、政商各界最大限度的达成共识,那就是“抑制官权、遵行法治”。立刻被一帮小帮菜们群起而攻之,攻击的理由是,和既得利益集团还有共识,那不是胡说八道吗?如果不是老面孔,被骂成5毛恐怕是难免的了。看来小帮菜们和老帮菜们一样,观点差异还是很大的。

道德、正义的必要性想来是没啥争议的,道德基于正义,正义基于人群对于“和平”和“善”的需要,这是道德、正义的功利性的本源。柏拉图时代的正义观就有这样的内容:因为不正义之害大于其利,为了趋利避害,人们开始订立契约和法律,凡是遵约守纪的就叫做正义。《大学》里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还是以利说义,可见说服者内心最能接受的还是利。到了康德,人自身、人格的提升与完善就成为目的了。而保障意志自由并赋予人以唯一的天赋自由法权,以让人能够自由、自主、自觉、自律地成其为人就成为不二选择。“因为正是纯粹实践理性为人自身颁布先天的道德法则,让人能够摆脱来自内部本能欲求和外部经验条件的强制,不计成败利钝地只按照那种你同时能够愿意其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的行为准则去行动。只有这样的行为才能够算作是道德的行为或德行,才能够具有道德的价值或德性的价值 ”。当代的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则作出如下论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作为整体的社会福利也不能加以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多数人享受更大总量的好处会优先于少数人的强迫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量。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尚无一种更好的理论,同样,一种不正义之所以被容忍仅仅是因为必须以此来避免还要更大的另一种不正义的发生。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

道德、正义的功利性只在于它是群体对“和平”和“善”的需要,它从来只是群体的功利。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利害还是个人的“满足感”的计算都与道德、正义不相容。因为出于那样的计算而来的“善”难免有始无终,缺乏体现道德正义必须的真诚,最终不免陷于“你的道德不是我的道德,你的正义与我何干”的无道德、正义的蛮荒状态。

中国的道德犹如其文化一般,一直未走出依附皇权的“文官文化”的窠臼,秦汉以来尤其如此。因而关于道德的言说从来就不曾产生康德、罗尔斯那样的对道德和正义的本源性抽象思考,后一种思考给与道德和正义的神圣性是与人的天赋权利相伴随的,这理所当然的成为现代文明中关于文明和野蛮的分界。两千多年的文官文化的道德宣教因为将“义理”与皇权的刀斧拴在一起,不免失之于虚伪,其效果也就不免于伴随着血流成河的“礼失求诸野”的轮回了。这几十年的“伟光正”宣教更加地等而下之,它不仅将其存在的合理性赤裸裸地与手中的刺刀相连接,甚至抽取了人类世代相沿的基本伦理。“伟光正”的长期盛行导致大众的道德幻灭感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以这种效果证明道德正义的虚无是荒唐的。

人类在思考道德正义概念之初有可能是从个体的功利出发的,但这个概念的产生必然地要经过从个体功利计算到群体功利计算的升华。这其中伴随着尸山血海。人类文明得以传承的基础就是继承前人的文明结果。因而退回到从个体功利算计道德正义的年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不可能将千万年来的杀戮重头来一遍一样。

前几年就关注房地产和所谓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那时候就有些“激进”的论者说,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只是在经济领域解决了。前段时间在网上下载了张博树先生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蔚为大观。体制内的学者同样在为这个国家寻找出路。前两天看到张博树先生被辞退了。看来胡温在思想界的清理正在加紧。

这几年体制内外对经济领域的乱象的抨击每每追溯到政治改革,并非他们没事找事。这几年他们对政治、经济的悖乱甚至走回头路的担忧在今年越来越被证实了。要说功利计算上海人应当是最精细的了,所以当上海出现成批的上访专业户的时候我很是惊讶。前几年的拆迁受害者多是农民和下层的市民,现在连成功的商人也难免受害了。高智晟代理的小油井业主早已经成为上方专业户了,温州的矿主也被勒令变卖了,据称损失不下百亿。城管逞威在当今早已经不成新闻了,现在的论坛上如果上个这一类的帖子,估计点击率高不了。今年的新节目是派出所、看守所死人,躲猫猫热闹了一阵子又来了鞋带上吊。这一类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涉事的公权力一方主导者“调查权”,网民们甚至平面媒体的“质疑”一律是隔幕猜景,绝无通过第三方调查真相大白的可能。在这个官权恣肆的世道,官老爷们似乎是最牛气的,09年底,这个说法应该被质疑了。被称为史上最残忍的自杀案居然发生在一个常务副市长的身上,据称他的死因是坠楼自杀,他身上有如下伤痕:“杨宽生腰部有两大块淤血,大约有200毫升,后背上有一个人的手印,而且杨宽生手腕被割断,颈部有三四处刀痕。另外,杨宽生的背部和两肩部都有挫伤,左胸肋骨断了三根。”带着这些伤痕副市长从楼上跳下来了。据官方解释:他自杀的决心很大。副市长的夫人跑到广州才敢开记者会,提出家属的质疑。现在据说拿到了遗书的复印件,其他的遗物据说大多是对组织上说的话,就不给家属了。重庆的前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在牢里自杀了,家属也很是疑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该吐的赃款都吐了!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他却为什么要自杀?”在家属的要求下,公安部门放了监控录像,看了乌小青死前监控录像的家属回忆,录像带中关键的41分钟,出现了谜一样的静止画面,画面中无人员活动……。这个月媒体上报道的自杀官员有五个,官方学者说:官员不是自杀率最高的群体,这我相信。不过这些景象说明当今乱世没有谁能够安枕,那是一定的。

杨佳在上海的遭遇实际上在当今中国不算什么,只是遇到的是认死理的小伙子,于是就发生了一命换六命的血案。这个案件后,理智如老芦者深恐被鼓动起来的民粹主义的暴行。这实际上大可不必,不管是一命换几命,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拼命,人不到绝境是不会这么做的,作出不要命的事情也不是鼓动能起作用的。杨佳之成为“英雄”,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对这社会还能有起码的公正感到绝望。在这个案件的网上议论中,不少上海人还是为上海警察辩护的。今年的“钓鱼执法”事件出来以后,实在是辩无可辨了,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在上海已经存在几年了!在这件事上,上海的“执法者”倒是一视同仁的见谁宰谁,受害者多是上海本地人。

刘晓波先生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以党代政”、党“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这没错。这在八十年代关于政治改革的议论中就有类似的说法了。他提出的宪政主张不过是文明社会的常识,要求在中国实现这种主张也只是要求还政与民的正当呼吁。所谓宪章也就是个改宪建议而已。它说的是我们应当怎样,并没具体的说我们如何怎样!那里谈得上煽动什么?按照我们应当怎样的主张,我党若是开明,自己拿来就能使用。实际上按照十三大报告向前走两步就是这个结果了。

晓波先生写文章的时候看到了“独裁大厦的裂纹”,这裂纹日深日密,连愚钝如我者也看见了,晓波出手正其时也。只有将公权力置于政府、民众一体廪尊的宪法之下才会有对公权力的真实制约,只有将政权的主人由党换做公民,才能有那样的宪法,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晓波之说何错之有?宪章刚出来的时候,余应[英]时先生说他精神为之一振,因为这是几十年来民间达成的最广泛的宪政共识,这是宪章的意义之一,也是宪章的力量所在。小帮菜们指责说这是无必要的刺激,简直是不知所云。[什么刺激?根本不够刺激!奶奶的。]书写宪章也好,联署也好显示的只是一种思潮的存在。这种思潮的合理与否可以辩论,作为政治主张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枪杆子在手的人是有不接受的底气的,何来刺激?说这种刺激毫无“建设性”,那也是无的放矢。宪章的建设性远大于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议。我党无需全盘接受,只需在将党的作用置于宪法之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保护私产等问题上有可见的实质性改进,国内外的政治环境立刻可以大大改善;而开放言论则是纠正官权恣肆的最起码的环境要求。芦区老少对“将烂污统治进行到底”的前景大多是忧心忡忡的,通过和平的转型避免这种前景应该是大家共同的愿望。拒绝这种可能是当局的颟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志士的仁心,这是我敬重晓波的地方。[现今的“海外革命党”,主要是“功”们,说刘晓波作宪章是政治投机,什么成则加入当局,不成则获诺贝尔和平奖。猥琐。刘害怕革命、对体制抱有幻想因而与虎谋皮固然不智,但刘在道义上无亏。真正的革命决不是孙文之类海外革命党能促成的,更不是那些“类共”邪教能煽动的。革命有它自己的逻辑。在道义动机上怀疑刘,只能证明怀疑者自己的卑鄙。]

“政改无望,革命将起”是当局的倒行逆施以后的第一感觉。今天在江其生先生的文章里看到如下文字:“在这里,我不想讳言,零八宪章运动并不天然地排斥现代政治文明中的“和解”理念,并不先验地认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绝对没有“和解”什么戏。不过,我更不想讳言,在大度地表明了受害者心中拥有“和解”诚意这一境界之后,人们不应也不必口不离“和解”,乐此不疲地用热脸去贴冷屁股——说轻一点,这种事情,乃智者不为。”[这段话需要解释一下。本来刘的宪章就是主张和解。然而更有那般逍遥的“自由主义”者为之顿首蹙额,曰:“宪章刺激当局了,偏离‘和解’轨道了!”我有话对这些逍遥自由主义者说:你们固自逍遥,却无权阻止他人不逍遥。你们见那挺身说话的好汉,躲在一边不吭声也就是了,固不必自惭形秽,没人责备你们,却无论如何不至于阻挠拖后腿。以宪章这样的温吞水,而获市侩背后的冷箭,只为刘晓波不值。]“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说,晓波被判重刑的确让人怒不可遏、义愤填膺,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不再坚持非暴力抗争和天鹅绒革命的信念。这一信念的可取和可行,波兰的米奇尼克和捷克的哈维尔早就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拿什么中国的特殊国情去对这一信念进行‘免疫’,起码也属智者不为。”好!有反思,有坚持!在刘案之后对非暴力的坚持体现了他们对自己信念的真诚坚守。可敬可配[]![非暴力者固然值得钦佩,然而暴力将临时亦不必绝望。这叫历史。]

当摄政王因“有枪”而自信满满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是在培育革命者。在革命之势未成的时候,孙大炮也只是个小丑。革命大潮不是靠鼓动可以造成的,当它来临的时候也不是指责可以制止的。在暴政的逼迫日益加重的时候对革命的指责缺乏起码的道义基础,惟愿其结果能被引向主权在民的宪政民主。[正如我意。]希望这一百多年的苦难能为今后的改革者或革命者提供些许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