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什么？

　　——《金融的逻辑》序言

　　陈志武 /文
　　2009年2月17日
　　(本文压缩版本在2009年8月6日《南方周末》上刊登，《金融的逻辑》已经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2007年7月，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方位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裂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转变成十足的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严重冲击，给多国带来社会失业、政治动荡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时候，我们自然想知道：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



　　一

　　我跟金融结上缘，完全是巧合。或者说，整个人生都是一系列巧合，随机事件组合在一起，形成系列，就构成了你我的人生。

　　1986年1月，我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拿到系统工程硕士学位。由于那时我的英文较好，学校不让离校，于是，毕业即留校。只是到那时，我已对工程没有兴趣。作为权衡之际，就要求分到政治教研室工作，这样，至少能名正言顺地看些社会科学类著作。在那时候，全国没有几个政治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创造了历史，成了第一位进入国防科大政治教研室的硕士毕业生。去那里之后，具体工作主要是给教研室老师分苹果、送花生、收钱，等等。

　　到3月份，我收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给我奖学金和生活费用，让我进入其博士班。由于该博士项目包括金融、财会、市场营销、管理经济学以及运筹学，说去了之后我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学科作为研究方向。这么多选择，一下把我弄糊涂了，当时，除了经济学和运筹学之外，我确实不知道其它学科是什么。

　　那时，崔之元在国防科大读数学本科，我跟他在一起写文章、译书。问他， “什么是finance”？他说，“是金融”。“那，什么是金融”？他接着再给了一个解释，只不过，我确实没听懂，也就更不明白了，没记住他的解释。我想，反正我的兴趣是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所以，不知道“什么是金融”也无妨。

　　就这样，1986年8月28日，我稀里糊涂地来到耶鲁大学。第一学期，要上的课程没有多少选择，不管你今后学哪科，都要上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微观经济学以及效用函数理论，第二个学期上的是非线性代数、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这期间，我发现，原来要跟随作导师的那位教授年纪已经较大，他所做的研究课题有些过时了。同学给我建议，“不要选择博弈论政治学或者数理经济学了，还是学金融经济学吧”。

　　但是，“什么是金融”呢？



　　二

　　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

　　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像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山西“票号”，则主要以异地价值交换为目的，让本来需要跨地区运物、运银子才能完成的贸易，只要送过去山西票号出具的“一张纸”即汇票就可以了！其好处是大大降低异地货物贸易的交易成本，让物资生产公司、商品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特长商品上，把异地支付的挑战留给票号经营商，体现各自的专业分工！在交易成本如此降低之后，跨地区贸易市场不快速发展也难！

　　相比之下，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上，即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还给张三。对银行和张三来说，则正好相反，他们把今天的钱借出去，转移到明年或者5年后再花。

　　到了现代社会，金融交易已经超出了上面这几种简单的人际交换安排，要更为复杂。比如，股票所实现的金融交易，表面看也是跨时间的价值配置，今天你买下三一重工股票，把今天的价值委托给了三一重工（和市场），今后再得到投资回报；三一重工则先用上你投资的钱，今后再给你回报。你跟三一重工之间就这样进行价值的跨时间互换。但是，这种跨时间的价值互换又跟未来的事件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三一重工未来赚钱了，它可能给你分红，但是，如果未来不赚钱，三一重工就不必给你分红，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股票这种金融交易也是涉及到既跨时间、又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里所讲的“空间”指的是未来不同赢利/亏损状态，未来不同的境况。

　　当然，对金融的这种一般性定义可能过于抽象，这些例子又好像过于简单。实际上，在这些一般性定义和具体金融品种之上，人类社会已经推演、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证券之上的各类衍生金融市场，所有这些已有的以及现在还没有但未来要创新发展的金融交易品种，不外乎是为类似于上述简单金融交易服务的。金融交易范围从起初的以血缘关系体系为主，扩大到村镇、到地区、到全省、到全国、再进一步扩大到全球。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金融交易规模与范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价值交换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是什么？其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或者说，金融市场靠什么才能发展？



　　三

　　虽然到今天我对金融的定义和理解是这样，但刚开始，我接触金融的视角却是另一回事。1987年秋季，也就是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兴奋地等到了上《金融经济学》课程的时候。一开始，教授既没讲金融是怎么回事，也没介绍人类的金融发展史是如何如何，而是一上来就把所有金融交易由随机变量来描述，亦即，不管是股票、债券、借贷签约，还是其它任何金融交易合同，都可以由随机变量来表达。老师说，正因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由金融合同来完成的，都涉及到今天和未来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而未来又充满不确定性、充满着随机事件，所以，通过把任何金融交易合同的细节条款转换成不同的未来随机事件、分析清楚在每种事件出现时交易双方的得失，由此得到的交易双方得失跟未来事件的关系，就是概率论中讲到的随机变量。

　　于是，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随机变量的交易、如何为这些随机变量定价的问题。老师说，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对于当时还没有进入主题状态、没有了解金融交易实质的我，那些课是一头雾水。搞数学推导、为这些随机变量做定价模型，我还可以，因为在中南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和国防科大读系统工程时，学过不少数学，到耶鲁的第一年学了更多。只是从那时一直到2001年前后，我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大社会境况中的金融市场”，还不如说是数学世界里的随机变量和随机过程。对于我这个还比较喜欢数学的人来说，那不是一件坏事，也是中国教育体系出来的人的一种优势。可是，那也让我离人的世界较远，不能够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的一份子的角度来研究。

　　那些年的学习中也不乏观念上的冲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一件东西、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交易行为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不创造价值。

　　但是，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这等于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一文不值；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是一堆废布。——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等等，等等。

　　反而看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最具体的例子是像百度、腾讯、无锡尚德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几十人创办起来，也没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至少到几年前没有），但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经营运作了几十年的武钢、一汽、二汽等，更值钱。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其建设成本，跟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关系不大；换言之，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中介服务，假如张三要创办一个造船厂，就像江苏熔盛重工集团三年前创业时候一样，他手头已经有20亿美元的造船订单，只是需要两亿美元投资。如果造船厂做成了，公司的价值能涨到20亿美元以上。问题是，张三自己无法找到投资者。在另一方，温州、香港等地很多个人和机构有很多空闲资本存在银行，赚3%的年利息，他们找不到风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这种情况下，挑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促成这种金融投资交易，虽然李四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信用增强服务为张三、为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值（他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相当于所筹两亿美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的贡献的价值显然应该跟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不该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四

　　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份子的角度研究金融，那还是2001年之后的事。回过头看，那之后的学术思考和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金融发展的价值。转折点出现于2001年暑期，那次回国旅行，让我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激发我研究市场发展、关心社会转型的问题。

　　2002年6月至12月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期间上一门 “金融经济学”课程。课程内容基本跟我从1991到2001年间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所授博士班课程的相同，那就是，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已给定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市场经济模型。之后，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讲过类似课程与内容。

　　几次讲下来，我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还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国内同学来说，这些理论不仅很超前，而且的确难以把这些理论跟他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就业联系上，因此，他们对于课程的反映一般，应属情理之中。

　　但是，那些教学经历和观察也启发我的思考，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像金融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那样，能够在众多信贷、保险、投资、养老、理财金融产品中去挑选并找到最理想的投资理财组合的话，那么，在更传统的古代、近代社会中，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如何规避一辈子中方方面面的风险，做好养老、病残时期的生活安排呢？金融经济理论是不是对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的人就不适用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猎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亦即，部落成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个人很快会饿死。

　　因此，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方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原始社会里，“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进成员间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期间，他讲到自己的亲身故事。2004年，在上海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 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内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子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跟父母说，如果做按揭贷款，让他们不是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的担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纪60出头，已退休，手头有60万养老用的积蓄。就这样，小王父母拿出手头60万的积蓄，刘教授夫妇把手头仅有的20万积蓄贡献出，另一位亲戚出10万，给小王买上150平米的房子。

　　当然，刘教授的故事对中国人很普通，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种安排改变了小王大家庭的关系和性质。第一，刘教授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恼火，作为历史学教授，自己的收入不高，20万的积蓄是他当时所有的钱。他说自己在广州的房子还不到 70平米，凭什么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供他内弟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从那以后，提起他内弟，首先想到的是他过去的积蓄，而不是他跟内弟的感情有多么好，况且也因为那笔钱使刘教授跟夫人的关系紧张！

　　第二，本来，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万养老钱理财投资好，等再年老之后，自己能有钱养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钱都给了儿子，今后的养老就只能靠儿子、女儿了，也就是说，不管今后跟媳妇、女婿是否处得好，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他们一起住，或者靠他们供养，等着他们给钱。这样，本来可以自立养老的小王父母，今后就只能看别人的脸面养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间，不能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了。

　　同样糟糕的是，正因为小王这么容易就得到90万元的帮助，让他无法感受到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责任，那看似“免费午餐”的90万，只会培养懒惰。

　　而如果小王是通过90万按揭贷款，表面看会给小王夫妇带来月供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不是坏事，会迫使小王奋发向上，培养“自食其力”的个人责任。同时，这也让其父母留住养老钱、年老后有自尊的财产基础，可以理直气壮，不需要看子女的脸面。另外，对刘教授夫妇来说，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也当然不让刘教授一想起内弟就想到自己失去的积蓄。

　　实际上，这两种安排，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买了大房子，他们夫妻俩今后消费什么东西，亲戚自然有权过问、有权管，就像刘教授抱怨小王的房子比他自己的大很多一样！等小王父母更老、靠子女的钱养老时，他父母花钱也会受到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的监督，花别人的钱能那么自由吗？

　　总之，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



　　六

　　小时候，父母都会教我们不能借钱花、要“量入为出”，还有就是要多存钱。在中国文化中，借钱总是件很负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或许正因为此，证券类金融市场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展，一直受到抑制，金融学更是不能走上正堂。

　　这些年我学到，借贷类金融交易原来是，帮助借方把一次性大的开支平摊到今天和未来许多年月上，让一次性大开支不至于把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压垮。就像小王买房要120万元，这种开支的确很大，但买下之后，不只是今天享受，未来许多年也会享受其好处，所以，通过按揭贷款把这些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30年，不是让“享受”和“成本”在时间上更匹配吗？这本应该是一件纯经济的正常事情。

　　到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冲击我这种观念的是下面这段历史。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在那时国库藏银 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那么，从400年前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关键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了，看中国是不是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噎废食、得出“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了！

　　回过头看，正如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我们中国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至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使他们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这些历史不断引发我对金融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借债花钱使西方国家不仅没垮，反而强大起来？后来我认识到，美国就是近代最好的例子。不只是今天的美国虽然负债全球第一却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这应该跟中国各朝代的经历正好相反（中国历朝之初国库满满，但之后每况愈下，到最后财政危机终结朝代；而美国立国之初就负债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

　　我们一般熟悉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从英国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等等这些政治史实，但未必了解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作用。

　　美国独立的起因当然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失控，殖民地人必须向英国交税，但却没权选举代表进入英国议会，去参政、议政、立法。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加税，为什么还要独立呢？所以，各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只能靠多印纸币、借债，来找到财务支持。但是，那时期既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在1776至1787年间不断出现的债务困难，几次都差点让独立运动破产，差点迫使北美重回英国的怀抱！

　　稍微细看，我们知道，1763年开始，英王乔治三世通过一系列法案勒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加大征税，由此激发殖民地人的反抗，导致诸如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5年列克星敦(Lexington)枪击案等关键性事件，使得北美对英国的敌意一发不可收拾。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作大陆军总司令，正式与英军作战。

　　1776年3月17日，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华盛顿请求把战场转移到纽约。英军接受请求，转移战场。当第二届大陆会议于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时，华盛顿正在纽约曼哈顿南端，其军队士气得到了及时的鼓舞，因为就在那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汇集100多艘战船、3万多正规军，集中攻打守在曼哈顿、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华盛顿的一万大陆军，而且大陆军也没有任何战船。8月 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夺下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用边退、边打游击战的办法，开始了跟英军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宣布独立不久的美国，更大的挑战不在跟英军的战场上，而是在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因上面讲到的原因被很快否决。独立战争开支主要靠以下几方面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 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1775年发行首批公债用于买军火；第三，是十三州（殖民地）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给供货商写欠条。

　　只是在1780年末之前，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奉献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结束，不愿再收欠条作军饷；眼看大陆军就要失败，几乎没有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

　　就在独立运动要告终之际，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美国250万法国金币。法国贷款没到之前，这一消息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将其做抵押，立即通过再贷款得到救命钱，让独立军维系到次年9月。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关键一战，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迫使英国于1783年9月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年轻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幸存下来。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开始。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写“借条”太多，因债务泛滥而产生的，那么，1783年时的美国货币、“借条”、债券种类并没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老大陆币”、以“新大陆币”、以墨西哥银元、以西班牙银元、英镑，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没人问津，商品市场也没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新共和国的命运。

　　1790年1月，年纪33岁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宣布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美国发行的所有债务，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全部按原条款一分一文由联邦政府全额兑现。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只付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力量聚焦在这四只证券，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效劳。

　　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他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汉密尔顿之兑现过去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为更多的政府融资广开财路！

　　债券市场先于其它证券市场发展，而债券市场又起源于战争融资需要，早期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是这样，后来的美国还是这样。

　　那么，从美国的经历中为什么我们能理解到，230年前负债累累的美国以及400年前债负压身的西欧国家，反而在那之后胜过当时国库满满的中国、印度呢？我的思路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这些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其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美国和英国的兴起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看来，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



　　七

　　回头看，对金融的认识、理解，花了我二十余年时间。1986到2001年间的数理金融理论训练和研究，给了我分析人、社会、经济的科学方法和基本框架，让我认识到人生一辈子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是人的行为的终极目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一样。这一分析框架或许就是一把钥匙，帮助我认识社会、文化、历史还有其它，包括反思和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也包括再思考企业和国家的治理战略。

　　本书收集的正是这些年反思、审视、研究、讨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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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本书共收集我在2008年末之前写的相关文章，都是围绕金融、关于金融。各章节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章节读，基本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基本没有能够一一给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的最大遗憾，希望各位同仁能够凉解。

　　在本书各章的写作中分别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仁的帮助，比如，李利明、文冠中、龙登高、郭宇宽、曾人雄、张磊、朱武祥、王永华、张维迎、林毅夫、卢峰、陈平、熊鹏、石明磊、韦森、陈雨露、梁晶、吴冲锋、李玉、谢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维、张信东、李云龙、周程、刘凌云、冯玉、赵灵敏、谷重庆、曹惠宁、范文仲、李健、张宏、岳峥、袁为鹏、彭凯翔、孙涛、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张福山、高平阳、杜凯，等等，还有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朋友时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读者，他们因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代价，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茅于轼、吴敬琏、袁伟时、朱学勤等老前辈也时常给后学以指导，这是本人一辈子的荣幸，也不甚感谢。另外，特别感谢李利明，他是本书各章的总编辑，纠正了本书初稿中的众多错字，提高了可读性。当然，我也要感谢《经济观察报》、《新财富》、《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等杂志与报纸读者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夫人王蓓、女儿陈晓（Tiffany）和陈笛（D.J）多年的支持，感谢在湖南老家以及南京岳父母家的多位亲戚，他们总是我靠得住的粉丝。

对比新闻：从达赖喇嘛“窜访”说起

VOA记者李肃

达赖喇嘛对欧洲的访问，中外媒体都有不少的报道。

*中国媒体奚落达赖喇嘛*

无论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中国媒体在报道达赖喇嘛访问欧洲时大量使用了“窜访”这个词，例如“达赖窜访欧洲”、“达赖窜访瑞士遭冷遇”、“达赖将于11月窜访日本”等等。《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在7月31日的一篇报道中连用三个“窜访”，报道说：“目前，达赖正在德国法兰克福窜访......。此前，达赖于7月28日窜访波兰华沙......。8月4日到5日，达赖将窜访瑞士洛桑......。”

“窜访”是一个在汉语词典里找不到的词，显然是中国媒体的得意之作。从汉语字典的解释上看，“窜”是乱跑、乱逃的意思。“窜访”就应该是“乱跑、乱逃的访问”。

*《环球时报》误导中国读者*

据《环球时报》报道，就连德国政治家也说达赖喇嘛“窜访”。《环球时报》6月11日的一则报道题目是：《德政治家批达赖窜访》。报道说：“据德国之声9日引述福音教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福尔默本周一晚......表示，去年，北京奥运前夕，达赖集团与中国中央政府对话机会并不坏。但由于达赖喇嘛不断窜访国外，以及通过示威和宣传等方式进行挑衅，最终错失对话良机。福尔默指出，目前流亡藏人自己也已经认识到，达赖得到的‘欢迎’以及所有那些窜访活动，对解决他们的事情没有好处。”

找来德国之声6月9日的中文报道，原文是这样的：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福尔默女士说：“考虑到奥运会，中国政府早在2002年就进行过对话的试探，但由于达赖喇嘛与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众多公开会面，以及通过示威和宣传进行的‘许许多多最真诚的公民社会的努力’，使中国在世界面前蒙羞。”“目前，西藏人自己也已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巨大欢呼’以及所有那些国外访问，于事情本身并无多少助益。”

对照以后可以发现，德国之声的报道中并没有“窜访”、“达赖集团”、“挑衅”等贬义字眼的踪影，而只是使用了中性词汇。

*新华社奚落达赖喇嘛没商量*

就连达赖喇嘛低调处理同热比娅的关系，新华网的报道也奚落了一番。报道说：“对于热比娅的热忱，一贯带着‘非暴力’幌子的达赖显得较为低调。......在7月28日访问华沙时，达赖只提到他在两年前曾在德国汉堡见过热比娅，‘热比娅告诉我她完全同意非暴力以及不寻求独立’。然后，达赖就大谈了一通和平、非暴力的套话来搪塞。

德新社7月14日也报道说，‘世维会’致函达赖喇嘛办公室，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发起‘全球反华行动日’活动。对此，达赖喇嘛办公室连忙发表声明给予否认。有分析人士说，达赖集团担心引火烧身，因此急于与有暴力色彩的‘疆独’‘划清界限’，以掩饰‘藏独’的暴力本质。”

而在同一件事上，德国之声8月3日的报道是这样说的：“据周一一期的柏林《日报》报道，达赖喇嘛在接受该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新疆7.5事件的发生与去年西藏地区发生的骚乱有某种共性，但他拒绝在藏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直接合作。他指出，藏人方面无意(与维吾尔人)正式结盟，对中国政府共同施压。”

*中西媒体，大相径庭*

中西方媒体在报道上，不仅在使用词汇上泾渭分明，而且在报道内容上也大相径庭。

新华网8月3日报道说：“......达赖在披着宗教外衣的同时，在他的讲经布道当中，夹杂着‘分裂中国’的私货。”

《环球时报》8月3日报道说：“与之前多次受到的追捧相比，正在德国窜访的达赖这次受到的待遇明显要差了不少，不仅买账的听众越来越少，连他在德国的众多‘权贵朋友’也没有一个出来会见他。”

与此同时，瑞士世界电台8月3日报道说：瑞士藏人协会的执行董事会一个董事说：“瑞士人尤其认为，瑞士政府过于谨慎，太注重维护经济关系了。......瑞士外长对此予以否认。他上个月告诉记者说，在会见达赖喇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向瑞士政府施加压力。”

瑞士新闻8月2日报道说：“批评人士说，这反映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中国媒体没报道什么？*

西方媒体还报道了中国没有报道的达赖喇嘛在访问欧洲期间的谈话。美联社8月4日报道说：“这位西藏精神领袖说，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对西藏人事业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赞同和支持使他深受鼓舞。”“他说，在中国国内，对于西藏人受到的歧视和该地区自治的必要性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他声称，甚至中国政府官员也在脱离北京的强硬立场。”“达赖喇嘛说：‘许多中国人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在中国官员当中，一些官员私下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和对我们的支持。’”

德国之声对达赖喇嘛进行了专访。这家电台8月3日报道说，达赖喇嘛说：“自治对藏人来讲，可能在宗教、文化以及环保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之内的自治，对西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精神以外的物质领域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虽然出现不少人反对中间道路、坚持西藏独立，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中间道路’不仅符合共同利益，而且能够实现的余地也更大。......经过民意的检验，‘中间道路’的政策仍将是我们未来继续推进和发展的方向。”

报道说：“达赖喇嘛指出，...‘中间道路’...并不以实现西藏完全独立为目标，而仅仅是要求得到真正的文化和宗教自治：‘简单地总结起来，我希望实现的自治包括：中央政府掌握国防和外交政策，而文化、宗教、环保、经济等地方事务则应该由当地的藏人自己来管理。’”

*达赖喇嘛是否分裂祖国之争*

8月5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中国驻瑞士大使董津义的谈话说：“达赖...是一个在国际上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达赖喇嘛说：“我一再地、自始至终地讲，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应当发展经济，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断呼吁，不应当去孤立中国。事实上，我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有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使得中国民众难以了解实际状况。这方面我提出过一些批评。媒体的自由和制度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赢得人民信任的基础。

“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我完全支持‘和谐社会’。但是‘和谐’只能来自于人民的信任。如果用武力、恐吓的方式，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和谐’的。

“其实中国政府知道我没有寻求独立、没有搞分裂，但是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一再讲我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特稿：以革命的名义，包办8千湘女当军嫂

多维社记者纪群编译报导/这部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电影表明，当它预定于今秋在全国上映时，各地的观众将会看到一部充满苦涩的革命浪漫主义欢乐的传说。

电影戏剧化地讲述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定居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次炼狱之旅。随着这部电影在政府密切监视下在北京开拍，一个欺骗大众、强迫婚姻和自杀的故事，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将被公布于众。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刊登了该报驻远东记者谢瑞丹（Michael Sheridan）的一篇题为“毛泽东时代奴隶少女新娘的隐藏痛苦”（Hidden misery of Mao’s slave teenage brides）的报导。报导说，一批老年妇女出面讲述，当年她们是如何被虚假的培训和教育承诺引诱去中国的新边疆，结果发现自己被关在军营里，被强制与军人结婚。

中国记者还发现，毛泽东曾批准派遣了900名原上海妓女到军队中接受“思想改造”。

数千名战争中留下的寡妇也被征召到西部大荒原，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新丈夫孕育后代。

这些，让人们对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层占领和移民新疆的决心，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是自那以后，中国汉人和穆斯林维吾尔人之间的民族冲突的火种就开始埋下了。最近，人们目睹了新疆1997年暴动以来最血腥的暴乱。

在成千上万名移民西部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的故事，像作家卢一萍所记述的这八千名来自湖南的女孩这么的悲凉。卢一萍花了5年时间，追踪采访当年湘女中幸存者，这些人当年大都是清纯的农村女孩，对“新中国”充满理想。

“当时，在新疆有20万名士兵，只有少数已经结婚了。所以，从1949年到1954年，军方上层在隐瞒征召女兵的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从中国各地征召了4万妇女进疆，”她说。

“她们被告知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绝口未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卢一萍在百度网上发表的采访中说。

而在湘女们在长途跋涉，刚到达西部时，就得到了当头一棒：她们被立即上了一堂“军事”课，其内容与苏联式的理想，或者建设工程毫无关联，而是“革命婚姻”。

然后，她们被送到遍布各地的军营。一组20名的湘女发现她们被送到一个有1,000多人的军营，几天内，就马上与20名资格最老的军官结婚了。

当年15岁的肖叶群拒绝与一名26岁的部队政委王富民结婚。“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大9岁，我不愿意当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她回忆说。

“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几十年后，就在中国准备庆祝解放60周年之时，肖叶群和其他湘女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了。包括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当年的湘女戴庆媛回忆说，“军区的司令官王震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嫒还回忆说，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来说，觉得结婚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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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 2009
Hidden misery of Mao’s slave teenage brides

Michael Sheridan

THE film’s title, 8,000 Girls Ascend the Heavenly Mountain, suggests that Chinese audiences will see a tale of joy when it is aired on television this autumn.

It dramatises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girls aged 13 to 19 who went to China’s remote far west in the 1950s to follow soldiers sent to colonise the turbulent Muslim region.

In real life it was a trip to purgatory. As shooting for the film unfolds in Beijing under the watchful gaze of party censors, an astonishing story of mass deception, forced marriages and suicides has come to light.

Elderly women have come forward to tell how they were lured to China’s new frontier by false promises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 only to find themselves locked in barracks and coerced into marrying soldiers.

Chinese journalists have also discovered that Chairman Mao Tse-tung approved the dispatch of 900 prostitutes from the brothels of Shanghai to undergo “thought reform” at the hands of the troops.

Thousands of war widows were also conscripted to go forth and multiply in the desert with new husbands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t casts new light on the leadership’s determination to occupy and populate the far west, known as Xinjiang, in the early 1950s. Ethnic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Uighur Muslim population has flared ever since. The area recently witnessed its worst riots since an insurrection in 1997.

The stoical enduranc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settlers has rarely been described in such bleak terms as in the accounts of the 8,000 women from Hunan province collected by Lu Yiping, an author. He spent five years tracing the survivors of that naive pilgrimage, simple rural girls infused with the idealism of the “new China”.

“There were 200,000 soldiers in Xinjiang and only a handful had wives. So from 1949 to 1954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hushing up their real motive, recruited 40,000 women from all over China,” he said.

“They were told that they would go to Russian-language schools, work in factories or drive tractors on farms. Marriage was never mentioned,” said Lu in an interview published on the Baidu.com website.

The first shock for the Hunan girls came after a long journey to the west by lorry. They received a military lecture which was not about Soviet studies or engineering but “revolutionary marriage”.

Then they were sent to barracks scattered across the region. One group of 20 girls, who found themselves with a regiment of 1,000 men, hastily married the 20 most senior officers within days of their arrival.

Xiao Yequn, who was 15 at the time, refused to marry a 26-year-old political commissar named Wang Fumin. “When I found out he was nine years older than me I was unwilling to be his wife,” she recalled.

“He immediately took out his pistol and put a bullet in the chamber. I dared not resist and the next year we got married.”

Xiao’s story is among several published by the state media this year as the nation prepares to celebrate 60 years since “liberation” on October 1, 1949.

“We were greeted by the military commander, Wang Zhen, who told us, ‘Comrades, you must prepare to bury your bones in Xinjiang’,” remembered Dai Qingyuan.

“Before he finished, all the girls broke down weeping because we realised w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go home.”

Dai married a veteran “hero” eight years older than herself. “Most of the girls were so depressed because there was no love in their marriages, only obedience. At home we obeyed our parents. In the army we obeyed the party,” she said.

“Nobody dared do otherwise because our job was to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for the army corps.”

The army corps evolved into big military and business conglomerates called bingtuan which built the economy of Xinjiang and remain its most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fertility of the army wives helped to change the population balance in Xinjiang so that Chinese now outnumber the Muslims.

“The prettier you were, the worse your plight because you would be picked by the older, senior officers,” said Jiang Lihua.

Among the soldiers, however, the arrival of women came like the discovery of an oasis in the desert.

“I knew a battalion commander called Zhao who went mad because he couldn’t find a wife and roamed around waving a gun,” recalled a political officer in an interview with Chinanews, an official agency. “His superior officer locked him up in a room where he committed suicide.”

A colonel named Hu forced a girl into marriage and within days she also killed herself, the political officer said.

One woman, who was due to marry a widowed officer 20 years her senior with three children, went mad on the eve of her wedding.

The number of female suicides is unknown. According to Lu, girls who refused to wed were victimised in political campaigns. A few held out to marry for love, finding the handsome younger soldiers of their dreams.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Chinese censors will allow the film to treat its subject, given the unrest in Xinjiang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se accounts.

At present the script indicates that it will tell a tale of wholesome adventure in which “girls bring vital dawn to Xinjiang and with the soldiers they write a revolutionary page of blossoming and faith”.

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

作者：刘 涛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战斗的六六年即将过去的时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到了清华园，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带来了六七年的战斗任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我们的行动。

　　前几天，我作了一个初步的检查，同学们一方面热情地鼓励我，另一方面严肃地向我指出，绝不能舍后妈、保亲爹。江青同志跟我谈话时也指出，必须和家庭划清界线，真正跟毛主席干革命。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逐步认识到，尽管在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一定客观上的困难，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对刘少奇的本质认不清，对他存有幻想，立场还没有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样是不行的。我决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江青同志的希望，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六七年元旦，我和弟弟刘允真一起去看我们的亲生母亲──王前同志，她揭发了刘少奇不少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整理公布出来，让这些肮脏的东西见见太阳，大家一起来批判它。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刘少奇在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

　　刘少奇对我们说，“七大”以前没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他是在扯谎，是在诡辩、抵赖。

　　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去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林彪同志在六○年就号召全军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号召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立场，却要我们按孔子、墨子封建的唯心论的修养方式来修行。我们要问：“刘少奇你居心何在？！”

　　一九四二年，刘少奇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检查山东、太行山、晋西北等地的工作。一路之上就只讲他自己的什么“党内斗争”啦，什么“战略策略”啦，什么“建立根据地”啦，全是他自己的一套。遵义会议后，全党确定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刘在这个时候，还只是突出个人，可就是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妈妈文化程度低，她就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既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学文化。可刘少奇却要她去背什么曹禺的剧本，《老残游记》！由此可见，刘对毛主席的著作无视到何种地步！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刘少奇一方面从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坐在屋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另一方面，在延安工作时，尽管他去主席那儿只有两分钟的路，但他也不是经常请示主席，对主席并不是忠心耿耿。联想到他在解放后，尤其是近几年对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真使人气愤到极点！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利用毛主席的修养，借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到处树立他个人的权威，欺骗党和人民。他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他是人民的罪人！

　　他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有个人野心。

　　一九四一年，在华东党校第一期，他讲授他的“战略和策略”时说到：“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他自夸地说：“领袖来自于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这些话暴露了他个人野心有多大。事隔十八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刘批判彭德怀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这句话说的是多么坦白露骨。告诉你，刘少奇，你想要篡党，那是白日作梦，你的野心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因为我们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刘少奇在很多言行上也是对抗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在他的第一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而在七大刘少奇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这直接违背毛主席指示。他这个看法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上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半无产阶级──贫农。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农民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最后因讨论时大家不同意，才没有写上。然而在五一年他在组织工作会议后的一个文件上又提出这个看法，用来对抗毛主席，把群众、同志们的批评置之脑后，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而且在解放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更加错误。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说明他是顽固透顶了。

　　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刘大搞“搬石头 ”，“一脚踢开旧干部”，分配土地时，“绝对平均”，这是违背毛主席政策思想的，就是搞的形“左”实右。此事过了十几年，他并不吸取教训，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时，又是形“左”实右。联想起来不是令人深省吗？这两次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纠正了。由此看来，刘少奇民主革命的关也没过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在关键时刻，要不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端正了航向，那我们中国就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将要亡党亡国的呀！

　　从刘少奇以往对毛泽东思思的态度，以及他一贯的表现不难看出，刘少奇制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长期以来就违背和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刘少奇在政治上是这样地对抗毛主席，在组织上也是如此，搞他的独立王国，用干部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他对军队干部看不起。认为军队干部要听党的干部的，受党的干部支配就行了。因此他对军队干部就十分疏远，而对白区和他共同工作的干部就分外亲，非常听信于他们搞宗派。从刘少奇到中央后，一直管组织工作，可是他提拔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彭真、饶漱石、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都是他提拔的，而这些人都出了问题，可有哪一个不是毛主席首先提出问题，而是刘少奇揭发出来的呢？（联想到当今，我们看刘少奇除了走这“唯亲信”的路’线外，还走“老婆路线”，“女儿路线”。王光美这几年青云直上，一个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竟然由刘少奇本人亲自到处宣传；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由王光美在清华“蹲点”，又搞了个“反蒯 ”──学生斗学生的经验。我妹妹曾说（也可能是她自夸），刘很信她的话，她觉得第一个工作组不好，刘就给撤了；她认为第二个工作组有问题，但基本上还是革命的，于是就给留下了。）

　　在刘的眼里，只要是他认为好的人，此人就不会有缺点，就可以得到重用；可若是他认为不好的人，此人一辈子就别打算翻身。他根本不是发展地、辩证地看人，他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这样形而上学，主观片面。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照顾他们的困难。”而他对干部漠不关心，对干部的困难不闻不问。毛主席撒评这种人：“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谁给刘少奇拍马屁，此人大有希望，若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会大祸临头。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中央，老子天下笫一。（联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不难理解他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他的逻辑。）1941年，在华东党校的两位同志（柳X，顾XX）因给他提意见，他竟把人家打成托派。可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的“论党内斗争”也就是在这时写的。本来有柳X等人的这一段，后来又删了。他的“论党内斗争”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是他受王明打击后带着个人情绪写的。

　　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尤其是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凡是对他或他那条反动路线表示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者，不问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扣上“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达到提高领导或执行错误路线的威信，实现其要求并去吓唬人，这与毛主席正确的党内斗争是直接相违背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直接相对抗的。

　　刘少奇错误的组织路线，与他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离不开的，是与他丑恶的灵魂离不开的，而决不是象他在检查中所讲的，仅是由于世界观的认识论不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认为，人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

　　 1936年，他指示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胡踢奎等人用写自首书的方式向人民的敌人投降，这样能出狱，以后还能“继续为党工作”。为了能使这一叛徒哲学合法化，他在七大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甚至要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恢复党籍，也可以做中央委员。后来康生等同志坚决反对，才没有写上去。他的这套哲学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实际上就是认为“好死不如赖活”。在他的眼里，那些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的英雄先烈们大概是“傻子”，而向敌人卑躬曲膝，投降自首才是“聪明人”，这套叛徒哲学并非偶然，这是与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

刘的这套哲学，使他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很不好受，因此，战争一残酷，他就溜之大吉。1940年，我军打下了盐城，阜宁等地，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后，他就轻敌了，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他自己住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中学等。违背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结果1941年敌人来轰炸，学校散了一大半，人也死了好多，城市最后也丢了。损失不小。日本人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在他逃命哲学的指导下，他弃下军队，赶快跑到安徽，留下陈毅同志在苏北指挥作战。在他这套活命哲学的指导下，他能无限忠于党和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吗？他能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吗？他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试想在中美之战中他能挺住吗？这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刘只是一个“ 高级”个人主义者，因为他是要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呀！可事实上，资产阶级只能是唯利是图，在他灵魂深处只能是低级趣味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无道德的。

　　现在让我们来揭穿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画皮。

　　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他把白区工作党的事业经费（包括党员的党费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捐款）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同志们，大家可以想想，他仅仅是贪污了经费吗？不，他是吞食了党和人民的血汗！后来离婚时，刘又把这个金皮带圈送给了妈妈，可他又反咬一口，背地里对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说是我妈妈偷的，来陷害妈妈。这件事妈妈当时还是为了党的利益忍受了二十年，直到这次我们去看她，才和我们说的。这个金皮带圈我们要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贪污的见证。刘少奇，把你贪污的金鞋拔子交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刘少奇确实就象毛主席指的这种人，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刘处处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极点，但在同志们面前却又装作很廉洁。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曾对我母亲谈过：“你看人家刘瑛（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不见，穿在外边大家不都看见了吗。”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小算盘打的有多精。还有一次给战士缝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孩子。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你真愚蠢，在家带孩子多累，去缝衣服又轻快，又是群众场合，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他那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学的典型表现。他现在对我们也是进行的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他说：“你们不要怕吃小亏。长征时，你只要下个决心和别人同甘共苦，大家也不会亏待你，不但饿不着，还有马骑。他让我们去上半工（农）半读的学校，半工半读（也是他提的那套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是第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将来就大有发展前途……”原来我对他的这套商人哲学并无认识，后来对照了毛主席著作，才看出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却要我们多吃小亏，占大便宜，归根到底还是为个人。1941年在前线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别人吃的是玉米渣，刘每天可要吃一只老母鸡，让副官到处给他买活鸡、活鱼，还要吃桔子。象他这样的人，不和群众同甘苦，他到底干的是什么革命呀！

　　刘少奇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他对妻子的态度上。他对妈妈极不人道。他为了娶妈妈，竟然欺骗妈妈，隐瞒自己的年龄，少说十一岁（当时他是四十三岁，说是三十二岁），而我妈妈当时还只有十六岁。妈妈一直到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二十六、七岁。他就是这样卑鄙，无道德到极点。这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大暴露。他对妻子，不是看成革命同志，根本看不起，骂她是“小党员”。对她政治上毫不关心，他不让妈妈看报、读政治书，说“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文化书，是政治书，你看不懂。”却只要她伺侯。还说伺侯好他就是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他认为别人伺候他那是理所应当。

　　更加残忍的是，妈妈与他离婚后，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就是不许她和我们见面。1947年底，妈妈写信给刘，说非常想见我们，刘却恶狠狠地回信道：“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1955年，她写信给我，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我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妈妈经过组织关系，说想见见我们，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妈妈工作的地方，说她如何如何不好，造成妈妈所在单位的组织给她施加压力。平时他也对我们说妈妈如何如何坏，目的就是让我们对亲生的母亲没好印象，不去见她。要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一辈子也别想见到妈妈了。他为什么对妈妈这样狠毒，恨不得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就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妈妈手中，怕她揭发。

　　充当刘少奇政治帮凶的王光美是个什么东西呢？据说在辅仁上学时她和那些上层人物、神父等打得火热（她出国访问时，又把她年轻时的一套搬出来了，简直令人作呕，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党和人民丢尽了脸！）46年，北京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是去美国留学，还是去延安都没有定，两条道路还没选定，后来叶剑英同志给她作了工作后她才去延安。现在看来，她去延安，也是有她的个人野心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却得到了刘某人的宠爱，这难道是奇遇吗？不，这是臭味相投！

　　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了出来，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

　　刘少奇确实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从来都是无视毛主席，无视毛泽东思想，搞自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毛主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他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他灵魂深处，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王国，是那样卑鄙、肮脏。

　　毛主席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

　　刘少奇，我们正告你，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若还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认错误，不回到毛主席这边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是刘少奇的子女，今天我们从妈妈揭发的事实中更加看清了刘的本质，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造反动老子的反，与他划清界线，真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1967.01.02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八期，196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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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热比娅亲属“谴责她制造民族骚乱”

2009年08月0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00北京时间 19:00发表

中国继续向流亡海外的世界维吾尔大会领袖热比娅施压，称她在境内的亲属指责她制造了"7·5"民族骚乱。

新华社引述其中一封信的部分内容："因为您的原因，7月5日，在乌鲁木齐，那么多的无辜各族群众失去了生命，那么多无辜群众的房屋、商店和车辆被烧掉、被毁掉，各族群众的团结与和睦关系遭到了破坏。”

信中表示，在这次事件中，热比娅和“世维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新华社表示，信件是由热比娅的儿子卡哈尔、女儿茹仙古丽和她的弟弟买买提所写。

BBC中文网无法证实信件的真伪，也无法确定信件是热比娅亲属自愿写的。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BBC中文网表示，他相信这些信件都是假的。

子女曾遭软禁

热比娅有11名子女，其中五名子女及其家人生活在新疆。他们中的几人曾被关在狱中或被软禁多年。

长子卡哈尔曾遭到罚款，并被迫清盘热比娅的生意。

茹仙古丽在2006年被软禁数月。她目睹了保安人员为了阻拦她两个兄弟与到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见面而殴打他们。

维吾尔人权组织也称，茹仙古丽和热比娅的弟弟买买提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也曾经遭软禁。

上周，中国就日本决定允许热比娅访日以及澳大利亚允许她参加墨尔本举行的一个关于她的纪录片首映式而提出了正式抗议。

中国官方公布说，骚乱造成197人丧生，其中大多都是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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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应该这么做……”——热比娅境内部分亲属采访实录

　　近日，热比娅境内部分亲属分别致信乌鲁木齐“7·5”事件遇害者家属和热比娅本人，对热比娅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参与分裂活动表示不满，对暴力事件表示愤慨，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歉意。

　　他们为什么写信？缘何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歉意？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面对面采访了热比娅在乌鲁木齐的部分亲属。

　　长子卡哈尔：不要做破坏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事情

　　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发生时，热比娅和前夫阿不都热依木的长子卡哈尔在自家阳台上亲眼目睹了暴徒灭绝人性的暴行。

　　“我家就住在山西巷子，从12楼看到一些暴徒从南门往山西巷子跑过来，打砸周围的店铺、烧掉警车和公交车，殴打无辜的老百姓。我相信，新疆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起暴力行为。”卡哈尔说。

　　“因为妈妈把这件事的发生提前告诉了舅舅，所以我们想，这件事有她的背景。”目睹“7·5”严重暴力事件的卡哈尔和其他亲属商量给那些乌鲁木齐“7·5”事件遇害者的家属写封信。

　　卡哈尔说：我们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看到了“7·5”事件中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人们一定会想，热比娅的孩子们在乌鲁木齐，他们是不是也会干一些搞破坏、教唆别人的事情，“也许会出现这样的误会”。

　　卡哈尔说：给遇害者亲属写公开信的目的，第一，向群众表明我们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第二，表达对无辜死难群众的同情；第三，告诉新疆的各民族同胞，不要听信热比娅的谣言。

　　“她是我们的亲生母亲，说她什么也不太好。希望妈妈不要从事这种（搞分裂）事情。”谈及为什么给热比娅写信，卡哈尔说，“我们是她的亲生孩子，想让她听从我们的劝阻，为新疆以后的发展着想，不要搞民族分裂、教唆别人的事。”

　　事实上，母亲热比娅并没有给卡哈尔留下太多的美好回忆。在提及热比娅抛弃孩子，给童年带来的艰辛时，他的眼眶红了——

　　在卡哈尔13岁时，热比娅就抛下了6个年幼的孩子，与他的父亲离婚了。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卡哈尔不得不用了10年时间才完成小学学业。

　　“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和睦相处。”卡哈尔说：“妈妈在美国，有时候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会劝她不要干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事情，但是她也不怎么听我们的话。”

　　卡哈尔希望对母亲热比娅说：“我最想说，妈妈在美国不要搞分裂的事情，不要做破坏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事情，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平安地过日子。那样，我们会感到高兴。”

　　“要是没有发生‘7·5’事件，我、妹妹和舅舅家15个人准备到阿克苏去。”在阿克苏承包了40亩果园的卡哈尔遗憾地说，“我们准备去那休息。但因为这个事情（“7·5”事件）的原因，这些事情全部泡汤了。”

　　女儿茹仙古丽：分裂分子不会得逞

　　在新疆一所学校工作20多年的茹仙古丽，是热比娅的女儿。

　　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好多无辜生命、财产”在“7·5”事件中遭受损失，茹仙古丽感觉特别“内疚”和“难过”。在她看来，“这百分之百是境内和境外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包括我妈妈，从事的民族分裂活动。”

　　茹仙古丽认为，“7·5”事件跟母亲有关，她说：“好多无辜的群众都遇害了。作为热比娅的儿女，我们觉得非常对不起死去的人，所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和记者面对面的采访中，她多次提到，希望母亲热比娅能够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从此不再搞祖国分裂、民族分裂”。

　　谈及给遇害者家属写信表示歉意，茹仙古丽说：“我们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心里面过不去。”因为在平时生活中，单位领导和同事十分照顾茹仙古丽，不时询问有什么困难，“我觉得，我就是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面长大的。”她说。

　　虽然不少人知道茹仙古丽是热比娅的女儿，但是大家和她相处得“特别好”。“本来我想，我是热比娅的女儿，大家肯定恨死我了。”

　　事实上，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并没有使茹仙古丽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反而是我们的一个书记特别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没发生什么事情吧？’。”那一刻，接到电话的茹仙古丽“特别感动”。

　　说起自己工作生活20多年的学校，茹仙古丽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说，学校里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是一个民族大家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相处得都“特别好，特别愉快”，“维吾尔族学生和其他民族的学生和睦相处，很团结”。

　　“我最大的愿望是，如果各民族团结的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分裂分子都不会得逞。”茹仙古丽说。

　　小儿子阿里木：妈妈教我“浇汽油自焚”让我“心很酸”

　　每每谈及自己的亲生母亲热比娅，阿里木的心情都十分复杂和矛盾。

　　没有人能想像到一个母亲会教唆亲生儿子自焚。然而，这就是发生在现年33岁的阿里木——热比娅的小儿子身上的真实故事。

　　阿里木的童年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拉扯下长大的。在17岁之前，他对母亲的记忆都是空白。“我一直很难理解妈妈会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就把我抛弃了。”阿里木说，“我感到母亲欠我的太多了。”

　　对母爱的渴望和追求曾经让阿里木做了一些傻事，他至今想起来还追悔莫及——

　　阿里木在新疆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后经商，但是在热比娅的灌输和影响下，他因为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被判刑入狱。

　　“当时办案单位到我们公司查偷税问题，妈妈便从国外打电话让我们浇汽油自焚，挂牌到广场去游行。”阿里木说，“我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把电话挂掉了。我无法理解，她作为一个母亲不疼我。作为父亲，我疼我的孩子，他们还需要我。所以我没有做，我也不会做的。”

　　“浇汽油自焚”这样的话让阿里木感觉“心很酸”。然而，更心酸的还在后面——

　　2007年，阿里木因为偷税漏税700多万元被判刑入狱。谈及此，阿里木觉得很不值得：“我是1999年以后兼任公司法人代表，以前是我妈妈偷的税。我妈妈在经营的时候，我继父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们，教唆我们不要给国家交税。”

　　在狱中，阿里木通过媒体了解到乌鲁木齐“7·5”事件。

　　“当时，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我妈妈煽动国内一些人做的。”阿里木说，“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做，一直在煽动国内一些人做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事情，他们在国外生存的本钱也是这个。”

　　“她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有多少人受伤，不知道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受到多大影响，她现在成了很多很多维吾尔族人的敌人。作为她的子女，我们以后怎么办？”现在的阿里木，深刻认识到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能让他们致富，走上幸福道路。

　　他说：“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帮助、国家的政策、银行的贷款。没有这些帮助，没有这些好的政策，能把热比娅大厦盖起来吗？热比娅走进监狱以后，政府还是帮助我，在公司的发展上帮助了我们很多。”

　　“我想对母亲说，希望她考虑一下国内人的感受，不要做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祖国的事情，这样也许可能有机会相聚。十几个兄弟，到现在没有聚到一起。如果妈妈再这样往下走下去，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狱中的阿里木，对母亲发出了内心的呼唤。

　　弟弟买买提：要是那个时候姐姐来电话，我肯定臭骂她

　　热比娅在乌鲁木齐的弟弟买买提，也许一辈子都忘不了她打来的那个电话——

　　7月5日11时40分，热比娅给买买提打电话，说乌鲁木齐将发生大的事情。仅仅6个小时后，乌鲁木齐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姐姐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互相问候。我在电话里听她说要发生大事，我问她在哪儿，她说乌鲁木齐会发生大事情。”买买提说。

　　“她说要发生大事情，谁知道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呢？从姐姐电话里说的话来看，她是事先知道这件事的，我认为姐姐做错了，要是姐姐让他们（暴徒）这么做的话，她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管她在什么地方。”

　　买买提亲眼目睹了热比娅所说的“大事”。“当时我眼睁睁看着暴徒分子一边打砸抢，一边烧毁马路上的车辆，还殴打、杀害无辜群众。”

　　采访中，买买提多次用“很生气”“很痛心”等词汇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任何人看到无辜的人被杀、汽车被砸、房子被烧，都会生气。任何中国老百姓都会气愤。因为我们在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得很好、很和睦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件。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 老百姓有什么罪？汽车有什么罪？要是那个时候姐姐来电话，我肯定臭骂她。”曾经长期和热比娅生活在一起、做生意的买买提，不由接连质问，“我会跟她说，当时你跟我说要发生大的事情，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事？当时你给我们甚至给中国政府也承诺过，不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守信用？造成这么大的乱子，姐姐，这是好事吗？”

　　如今，买买提的子女们都在乌鲁木齐工作或经商，“7·5”事件也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7·5”事件不光给我们，而且给新疆和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买买提衷心希望各民族团结，生活“回到原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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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比娅亲属致热比娅的信（全文）

妈妈您好：

这封信是您的儿子卡哈尔、女儿茹仙古丽，弟弟买买提．卡德尔一起坐下来写给您的。

当年，党和政府给了您那麽多的机会，在生意上给您创造了很多便利的条件，您才进入了新疆首富的行列，之后党和政府又给了您一次又一次的宽待。但是，您还是因他人的诱惑进了监狱，之后因我国政府宽容您才去了美国。在去美国之前，您向我国政府发誓不参与一切分裂活动，但您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妈妈！我们也想过安稳的日子。我们新疆这个大家庭裡的群众从来也没有见过像7月5日这样残忍的暴力事件。因为您的原因，7月5日，在乌鲁木齐，那麽多的无辜各族群众失去了生命，那麽多无辜群众的房屋、商店和车辆被烧掉、被毁掉，各族群众的团结与和睦关系遭到了破坏，这是为什麽呢？

新疆是各族群众和睦相处的幸福家园，任何人想轻易地毁掉它是不可能的，群众也不会轻饶毁坏他们家园的人。妈妈，您干了这麽多的事，但政府还是这麽好地对待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你们母亲做的事情是你们母亲自己的事情，你们跟这些事情无关。」您一出狱就去了美国，新疆的变化您不知道。现在群众的生活特别好，只要努力、勤奋，各族群众之间就没有任何差别。简单地说，现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中出现了很多百万富翁，盖了数不完的高楼大厦，我们政府给了他们各种优惠的政策。这些不都是好政策的成果吗？

任何人都不希望有人破坏这个幸福的家园。所以，您也想一想我们的幸福、您的孙子孙女的幸福，希望您不要毁掉新疆各族群众安定、幸福的生活，不要听信别的国家的挑拨。我们还是想念那个入狱之前疼爱我们的妈妈，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妈妈被各族群众唾骂。

卡哈尔（热比娅的儿子）

买买提（热比娅的弟弟）

茹仙古丽（热比娅的女儿）

开塞尔．阿皮孜（热比娅的女婿）

卡迪里亚．开塞尔（热比娅的外孙女）

热孜亚．卡德尔（热比娅女儿的养女）

左克拉．卡德尔（热比娅的姐姐）

阿依迪达．卡哈尔（热比娅的孙女）

阿依古丽（热比娅的儿媳）

迪里达尔．卡哈尔（热比娅的孙女）

祖力普卡尔（热比娅的孙子）

萨尔达（热比娅的外孙）

2009年7月24日乌鲁木齐

陈志武：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长江》杂志

　　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

　　舆论普遍认为，“国进民退”再次抬头，且来势汹汹。《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此轮“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假如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市场的角色呢？为此，本刊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试图帮助我们解开缠绕在“国进民退”头顶的疑团，为那些“受伤”的民营企业开副药方。

　　宏观过热，调控民企

　　《长江》：我们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谈，比如说为什么要宏观调控？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说法？

　　陈志武：这一叫法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应该说是一种超宏观调控的经济，是宏观、微观都管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更多用宏观调控这个名词，强调的是政府退出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管理。

　　《长江》：市场化改革之后，为什么开始出现宏观调控呢？

　　陈志武：市场化改革最基础的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但是，在政府退出经济事务、退出经济领域、退出市场，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企业和民间经营者后，政府的角色就需要被重新定义——政府成为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在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从理念上说，就出现了宏观调控这样的名词。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革命的一个基本思路。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调控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更加微观的市场管理上。

　　《长江》：我们的宏观调控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影响经济运行，有什么区别吗？

　　陈志武：按照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政府介入经济时，只是通过财政和货币这些核心经济变量来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从而达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比如说2004年的“铁本事件”，这已经不是“宏观调控”了，因为政府甚至可以命令一个民营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把建设项目和投资项目停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使用刑事拘留等手段，这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或者任何宏观调控理论的逻辑和范畴。

　　《长江》：同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情况是，宏观调控下受到损害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最著名的例子也都是民营企业，比如刚才提到的铁本？

　　陈志武：从根本上讲，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基础制度的制定与设计方面的讨论一直很少。邓小平说，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黑猫论”实际是说，不争论到底该如何做、该做什么基本制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在这种思维架构下，中国一直没有对基础制度框架进行深入讨论。在我看来，如果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有很多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存在，那么，在规则制定与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难免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放在优先地位、放在民营企业之前。只要出现大的经济振幅，一旦政府决定介入市场，它肯定会偏袒和保护国有企业，而把监督、监管和调控的对象重点放在民营企业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就像是国家的儿子，它们是政府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任何时候要进行监管和调控，首先会针对与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

　　在这个意义上，之前的讨论中很多经济学家在解释为什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时，都把重点放在投资回报率和经济效益上，好像只要国有企业的赚钱能力超过或者是等于民营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民营化。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说，实际上这种考量是很狭隘的。中国一直在呼吁加强法治建设，要发展法治社会。但只要经济领域里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法治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倡导。因为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那么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时，都会偏袒国有企业，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平等，不管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还是在法律的具体条文里，都不会真正平等。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只看国企和民企谁带来的收益大，而是必须考虑到国有经济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会带来很多扭曲，带来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

　　《长江》：回到宏观调控上，有一种更为工具、更为细节的说法，为什么每次都会殃及民企，原因是民企在金融方面受限，只要银行开始加紧收贷，就会让一部分公司资金链紧张。

　　陈志武：这是国企和民企不平等的另一个具体体现。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基本都被控制在国家手中，它们在放贷时是否会给国企和民企平等的机会，让它们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呢？很明显，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银行中做放贷的官员更倾向于给国企放贷，尤其是今年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给一些大基础设施项目、给大国企尽可能多的放贷，这是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而放贷给民营企业则会让这些官员承担风险，甚至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长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金融领域。这种方法是不是会帮助它们在宏观调控或者经济不景气时更好地应对和生存？

　　陈志武：应该会这样。不过这么多年里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机会一直很少。尽管私人应该更多进入金融业，但是，在中国，未来短时期内，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以及大型国企的强势地位，这些局面不太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要允许跟民营企业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存在并快速发展，最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的国有金融机构主要为大型国企服务，同时有很多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乐于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但是这些年，政府一直不允许个人和民营企业以真正大股东的身份进入金融业，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谈了很多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金融业终于放开了一点，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出现，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原因有很多，尤其是理念上和意识形态上一些以往的误区没有消失。比如一个关键的误区是，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后，既然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去经营金融企业，那他们是不是会去放高利贷？但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正是开放金融，像保护股权投资者一样地保护放贷人的权益，这样，更多人和企业才会去供给资金，使贷款利息下跌，才可以解决好高利贷问题。

　　《长江》：如果我们承认国企强势地位的存在和总会有宏观调控这样的事实，那么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他们尝试进入金融业；二是尽量避免进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您的观点呢？

　　陈志武：要做的包括几方面，一是从根本层面看，学界和决策层必须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更深的认识，尽量避免利用宏观调控或别的名义打击民营经济。要更深地意识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一旦被强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后果。尽管短期内完全改变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差距很不现实，但是大家认识到这些，这很重要，也该朝“国退民进”迈进。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很显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们无法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得到很多资本和金融支持。房地产行业最近一年多的变化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在服务业等行业，以及涉及研发的行业寻找自己的空间和优势。当然，我知道研发也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但好在现在有很多私人股权基金和创业基金在中国兴旺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缓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劣势。民企可以利用国内和境外的VC和PE的支持，在R&D（研发）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模仿，它对成熟产品和成熟技术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在研发和创新方面却处于劣势。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比国企好，可以更多地在研发和创新上占据领先地位。我觉得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可以向那些最能够得到PE和VC支持的行业去发展，利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相对于国企的融资劣势。

　　《长江》：但是民营企业之所以纷纷进入资本密集的行业，正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规模上永远长不大，永远改变不了国企和民企的强弱格局。

　　陈志武：这个说法是误区。其实在服务业等行业，很多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做到很大。在酒店行业、餐饮行业、旅游业和零售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这些行业不是制造业也不是重化工业。

　　金融全球化救了民营企业

　　《长江》：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让一部分人认为国有化反而具有一定优势，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陈志武：很遗憾，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得出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荒唐的结论，以为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经济，通过宏观调控甚至于微观调控，可以更好地抑制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种结论跟整个人类经济史是非常相悖的。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潮流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地认为，由政府来经营经济可以更加繁荣，这种看法很显然跟过去100多年的人类经济史相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介入一些公司和银行是其短暂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政府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利益主体直接去经营这些公司和银行。

　　《长江》：可能更为滑稽的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制度相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言更为优越。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还是有太多暴发户心态，许多人并没完全理解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不理解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长远来看这些结论肯定会误导人。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都已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美国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每次它的经济都能出现根本性的复苏，这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好，它每次都能从危机中以更强的姿态走出来。我并不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跟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过度自信，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希望这种过度低估美国自我修复能力的态度，不至于对中国的很多政策产生影响。否则，这反而会让中国错失一些未来的增长机会。

　　《长江》：在2004年和2005年以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海外公开上市，它们在业绩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

　　陈志武：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看到背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肯定能享受不少WTO红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了更好的贸易机会，包括机械制造业。WTO红利包含的这些机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一部分大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通过外溢效应间接分享。出口企业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机械、设备等，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国资委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刚才提到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利用香港联交所、纽交所、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上市机会，到海外上市，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透明度、管理行为以及业绩上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善是因为有了国资委更好的监管，有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这种看法很肤浅，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提供的无形监管、监督和约束，以及这些看不见的手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改善。

　　《长江》：资本和金融的进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很多融资上的问题？

　　陈志武：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幸亏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过去给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中关村，看看今天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对于太阳能制造业而言，从VC、PE到最后上市，如果没有美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唱主角的国家。换句话说，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和证券市场的支持，才使得中国民营经济不至于在国有企业垄断的社会里被全盘挤掉。



　　背景

　　新一轮“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

　　今年初，政府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大产业规划中均涉及兼并重组，并被视为“做大做强”的主要手段，这些政策被认为偏向国企。新一轮“国进民退”现象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甚至在竞争领域的轻纺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隐忧。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由发改委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各行业协会、大企业代表组成的编制小组起草。在目前已经公布的钢铁、汽车等行业的产业振兴规划细则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均被政府钦点为重组主力军。

　　钢铁

　　山东日照钢铁公司年产700万吨钢铁，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之一，今年将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重组。2008年底，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两家公司签署了重组协议。重组主要服务于一项政府目标，即在未来5年内，通过兼并重组，把该省70%的钢铁产能全部集中到山东钢铁集团。无独有偶，南方一家民营钢铁公司——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也被国有属性的宝钢集团所兼并。

　　让民营钢铁公司更加无所适从的是，国务院今年3月公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规定，到2011年，国内45%的钢铁产能应该向排名前5位的钢铁企业集中，最大的三家国有钢铁公司——宝钢、鞍钢、武钢被政府指定为这次联合重组的主角。这表明大规模的行业兼并即将发生。

　　航空

　　航空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近日，成立于2005年的东星航空宣告破产，由于其无力偿还拖欠中航油的1.4亿元、湖北机场集团的6000万元债务，年初申请破产。起因是湖北省政府和中航集团曾就共同打造武汉航空枢纽签署框架协议。湖北省政府曾力促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但遭东星航空拒绝，武汉市政府随即向交通部申请东星航空停航。

　　航空业曾是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在这一轮“国进民退” 行动中，面临全军覆没的局面：目前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去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其中，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收购了 72%的股权；去年12月停航的奥凯虽然复航，但美国联邦快递已经中止与其合作关系，元气大伤。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同样巨亏的国有的东航和南航，2009年则分别从政府获得70亿元和30亿元的资金支持。

　　房地产

　　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以19.6亿元高价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此前，它刚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

　　6月30日，中化集团旗下方兴地产以40.6亿元竞得“广渠路15号”地块，楼面价每平方米约1.6万元，成为北京招拍挂制度以来的地王。

　　不仅是大型央企，一些地方省市的国资公司也掀起新一轮进军房地产的高潮：常州交通产业集团6月份耗资32亿元获得常州京杭大运河东侧地块；大连港集团斥资49.2亿元获得大连中山区5号地块；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更是斥资 50.8亿元拿下青岛燕儿岛路旧城改造项目地块。

　　潘石屹参加广渠路15号地块竞标后感慨道：“天价地王多是国企，政府4万亿资金大都到国企腰包里了，他们有了钱，就不讲市场规律拿地。”

　　10大产业振兴规划，与去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中国政府化解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但更是对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这些将引发怎样的格局变化，经济学界和实业界对此深度关注。

为何中共高干子孙们名字这么有趣？

【阿波罗新闻网2009-06-28讯】 作者：何三畏

柯庆施女儿著《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听这名字，应该有得可观，但我只是看了一段文摘，我记住了柯女的名字——柯六六。
在中国，“红星照耀的家庭”兼“共和国开创者”的子孙们的名字已经自成一种现象。我没有特别收集，但一下就能记起的有，罗点点，林豆豆等，现在又加一个柯六六。这些名字有意思。至于前不久新闻报道的，万宝宝，薄瓜瓜，则已经是第一代革命家的孙子辈了。李禾禾的父辈，辈份应该靠不上，只是学习这种取名风气而已吧，禾禾二字，也没有那种“故意的土气”。前不久，传毛泽东又续新后，其孙子生二胎，取名毛东东，虽然也是两字相叠，但可能主要是为了沾一点“毛气”的意思，也无第一代革命家的第一代后人的“故意的土气”。还有一种革命后代的名字是，复制革命前辈，如陈小同，李小鹏。
把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需要声明一下，我是毫无褒贬之意的。我提到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柯庆施等等的名字，心里是一样的感觉。例如这里最先提到的柯庆施吧，他当然是了不起的人物，据说是他“拉开了个人崇拜的序幕”，他发明了“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又说他和谭震林、李井泉“是推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政策齐名的闯将，旗手”。这些我都不管，反正都是“老一代革命家”。
可以这么说吧，某些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把子孙的名字，已经弄了一种粗俗化的风气。我认为那是故意的，不太可能是无意的。
为什么是这样，还没有看到人研究过，虽然这是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皆政治历史课题。
说他们没有文化，这讲不通。经过多年的斗争，能够入主北京的，都基本上是各有一套的人物了，其中有没文化的，但只要他喜欢，要取一个有文化的名字，那是没得问题。所以，只能说他们“喜欢”这样的名字。为什么喜欢？或者还有一些当时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政治风气的影响。例如，毛泽东多次明白地表示厌恶知识分子，如果有他的追随者，公然给自己的儿子取一个特别文化的名字，是不是有一点冒犯老人家的样子呢。另外，革命家是不是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例如，林彪给女儿取名豆豆，儿子好像是在家里被叫“虎子”的。毛泽东生女都跟江青姓，包括和贺子珍生的女儿，都姓李。但他的儿子是龙种，是一定要姓毛的，当然得取一个以后可供全国人民欢呼的名字。这种情况下，如果毛的追随者们的儿女，也取一个包括“英、杰”之字在内的名字，有没有一种自暴政治野心的嫌疑？
要知道毛泽东对名字相当敏感，他的业余爱好之一，就是为别人改名字，也不问你是不是请了八字先生，费了好大的劲取的名字，他老人家一听，就凭当场的感觉，立刻给你赐一个名字，更可怕的是，往往有一个革命家庭跟他攀上，带了孩子去朝拜，他第一句就问，孩子什么名字？想想看，与其早早地取了一个多么文化的名字，让毛泽东听不惯，还不如就取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这样，一来听上去没有政治追求，二来也好要有机会让伟大领袖赐名。当然，这后面几句话，是我的推演，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史家求证。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汉语的走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是港澳台的汉语跟大陆不一样，说明要是不经过革命改造，汉语可能是另外一种习惯。第二，这些习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是我们习焉不察的。范美中先生成为“范跑跑”之后，教育部有关人士表态，要把他清除出“ 教师队伍”。他的校长一听，说我这里没有“教师队伍”！校长的父亲是黄埔出身，打过日本，也打过国共战争，晚年觉得“队伍”真是没有意思，不如办学，这就是后来范美中教书的学校。盖“队伍”是打仗的，教师是教书的。——军事化是简化汉字的一大特征。星期五的报纸广告，一般会看得到商家“备战”周末市场。
但是，高层的革命家庭真还少见军事化的名字。大概他们是不想打仗了，虽然一到有事，都发脾气说，大不了重上井冈山，但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朴” 了，哪还愿再去呢，如果你要篡夺“公朴”，拿几百万人头来换的狠话都说，哪舍得去。倒是他们的子民，有不少军事化的名字。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9/0628/article_13641.html

北京地铁和车厢内将监听乘客声音

北京将进一步升高对地铁乘客的监控，除了已设置的录影系统外，还将增设监听设备。北京质监局表示，地铁除了要设置录影监控系统外，还必须在列车车厢等处，进行监听，以便突发事件发生后，可以影音重现当时的现场状况。

法制晚报报导，7月31日上午,记者从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了解到，北京首部《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强制性地方标准将从8月1日起正式实施。按标准条文要求，轨道交通的列车客厢等处须进行音频监听。1日上午，记者从公交警方了解到，目前北京各条地铁线路都已经在站台、出入口等区域配备视频监控系统。在遇有火情、跳落站台等突发事件时，警方和地铁工作人员可以调取监控录像进行查看。

为了能更加真实地再现当时情景，今后视频监控系统上将加装音频采集器，对现场声音进行收录。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回放现场图像的同时将可以“原音重现”。由于资金等客观因素，音频采集器的加装时间目前还没有具体确定。

报导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高速交通系统，人流疏散量大、通道和流量受客观条件限制，存在相对薄弱环节，如发生突发事件，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危害。所以，对轨道交通的公共安全防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规定了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系统的总体结构以及视频监控、化学监测、放射性材料监测与处置、武器与爆炸危险品检测及处置等子系统的功能要求和技术指标，力求实现各系统的报警信号联动，提高轨道交通安全防范能力。

按要求，轨道列车内功能设施至少应包括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系统、化学监测系统和车厢音频监听系统。标准对轨道交通重要部位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配置提出明确规定：如在车站出入口及朝外半径50米扇形范围内公共区域、站台层、站厅层、车站内公共通道（含楼梯、自动扶梯）、检票出入口、安检出入口、车站售票区域等处，须严密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此外，在站台层须进行拥挤度检测；在站台层和各节列车车厢须进行化学监测；在车站出入口或站厅必须进行武器与爆炸危险品的检测；在检票出入口须进行放射性材料的检测；轨道交通的场、站周界必须设围栏或围墙；站台层、站厅层和安检仪附近必须加装抗爆球等。

标准还特别提出，轨道交通的列车客厢等处须进行音频监听。另外，标准还要求，轨道交通的车载系统应具有系统信息的存储功能。列车接入图像、客车车厢手动报警、监听音频和化学报警信息的本地存储时间应不低于7天，车载系统信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事件和报警信息存储90天。

RFI：伊朗总统选举折射现代化转型

作者 凯文
发表日期 12/06/2009 更新日期 13/06/2009 07:47 TU

二零零九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三十周年。三十年来，在“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下，伊朗经历了漫长的两伊战争和国际风云变幻，逐渐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之一。尤其自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以来，美伊关系急剧恶化，欧美舆论一致对伊朗口诛笔伐，伊朗国家形象大跌，俨然成为一个在中东地区挑战美国权威、捍卫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桀骜不驯的麻烦制造者。然而，对于具有全球眼光的中文听众来说，仔细分析之下，伊朗却也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远非黑白二字所能概括。

今天的伊朗，全称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此以前，伊朗处于1921年建立的巴列维王朝统治之下。巴列维王朝奉行亲美政策，以美国为蓝图对伊朗进行改革。但由于社会贫富悬殊、经济严重依赖西方、对反对派采取僵化的压制政策，导致民怨沸腾。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举行公民投票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尽管名义上为共和国，伊朗的国体却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共和国大相径庭。其首要特征是政教合一。伊朗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并由占总人口90%的什叶派主导。伊斯兰教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准则，其权威不容挑战。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表示，在理想的政体中，国家权力应该由阿訇执掌，议会仅有有限的权力。

然而，与苏联和东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尽管伊朗奉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这个国家却同时拥有较为发达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媒体政策，这正是伊朗的吊诡之处。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就曾经在多党制和一党制之间摇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于1985年宣布实行一党制，“伊斯兰共和党”为执政党，其他党派均被取缔，但随后伊朗于1988年颁布了政党法，并于1998年做出修改，尤其在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的合法政党和组织逐步增加，已经达到100多个，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建设公仆党”、“伊斯兰参与阵线”、“德黑兰战斗的宗教人士协会”等。当前伊朗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上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进行。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都公开宣示自己的基本立场，例如1997年当选的总统哈塔米被认为是改革派或温和保守派，而2005年当选的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则是极端保守派。在今年6月12日进行的大选中共有四位候选人，其中内贾德和雷泽是保守派，而穆萨维和卡洛比则是改革派。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作为神权国家的伊朗，其政治生活反而比前共产主义世俗国家更加公开和透明。

此外，伊朗的选举和推举制度不仅仅适用于总统，也同样渗透在议会、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等各个重要机构。伊朗议会由290名议员构成，每4年通过全民普选产生，哈塔米执政期间，改革派一度在议会中得势，而在2008年最近一次的大选中，保守派卷土重来，占据了多数议席。伊朗总统每4年选举一次，最多连任两届，但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只是第二号领导人，他要受到最高领袖的制约。最高领袖控制伊朗的武装力量，并有权就安全、国防和外交政策做出决策，最高领袖是由伊斯兰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推举产生的。专家会议负责委任并监察最高领袖，并有权将其罢免。专家会议由86名成员组成，在1998年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首先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资格。而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宪监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6人由最高领袖委任，另外6人则由司法机关提名并经议会批准产生。成员任期6年，负责审核议会通过的所有法案以监督其合宪性以及与伊斯兰教义的一致性。此外，宪监会还有权审议议会、总统和专家会议的候选人资格。目前，宪监会控制在保守派手中，保守派借助宪监会的强大权力，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全面控制，这也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焦点之一。

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尽管伊朗一直饱受欧美国家批评，而且自从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以来，国家政治生活趋于保守，新闻自由也受到进一步控制，目前伊朗多数报纸都支持政府，所有电视台均为国家所控制，现任总统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尽力窒息反对派声音。但作为选举和政党制度的对应产物，尤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现状相比，伊朗的媒体制度仍然算得上较为开放。

由此可见，尽管从世界通例的眼光来看，受制于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朗的政治架构颇有叠床架屋的累赘之嫌，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伊朗也仍然在艰难地探索现代化转型中自己的独特道路。同中国一样，伊朗背负着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和百年来的政治遗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实现现代化转型。伊朗把阿拉伯的神权政治同西式民主选举结合在一起，其中不无矛盾与冲突之处，但即便如此，“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尤其选举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值得其他转型国家认真对待。

夜郎为何不能自大？

―作者：程映虹（原载《纵览中国》11/07/2009）

“汉朝的时候，在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很小的县，叫作桐梓县。在桐梓县往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夜郎国。夜郎国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国土却小得非常可怜，和中国的一个小县一样大。可是夜郎国的国王却十分的自大骄傲！以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很大，不晓得临近的国家有多大！有一次，汉朝派人去拜访夜郎国的国王，他一脸骄傲地问：“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究竟是那一个国家大呢？”汉朝的人一听，都忍不住想笑呢！”

以上这段文字，抄自互联网上的一个以“互动百科”自诩的访问量(或互动量)很高的网站，而从这段文字的语气上看，它十有八九源自某一个给儿童启蒙的汉语类读物。写下这段文字的人，是自觉地用自己浸淫其中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去毒害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嘲笑的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大，但骨子里是为了建立“大小之别”，而这个大小之别又是以汉与非汉来对比的。故事中一再重复的“小”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小”不但可悲可卑，而且可笑可怜，而“大”则是伟大，宏大，博大；“小”是夜郎，当然是“非汉人”，而“大”则是“汉”的代名词，所谓“大汉”“大唐”“大明”、“大清”(清统治者虽非汉族，却以汉人道统的后继者自居)一直到现在的从卷烟名称到舞台表演中的“大中华”等等都是如此。更有的网站说，拜无知和自大的福，我们今天还知道夜郎，不然这个小国的名称早就湮没不彰了。

幸而不是所有有影响的中文网站都是如此。“百度百科”对“夜郎自大”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它说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今天这个成语“属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但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误读的历史。”因为“司马迁在这个故事里叙述了夜郎国和汉朝的一个外交事件，其实当时夜郎王和滇王都只是因为没有信息的朴素的发问。就象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城里，然后问，城里粮食产量高还是我们乡下产量高啊？这样的问题虽然有点可笑，但并不至于说成‘自大’。”

在司马迁的时代，尽管儒家已经被奉为意识形态的正宗，但太史公撰<<史记>>还没有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他只是写下这段汉与非汉之间的交往，没有更多的的褒贬。但后来随着大汉族主义话语的成型和发展，这段历史就变形成了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而到了“互动百科”引的这段话里，司马迁的原话完全不见了，作者添油加醋，不但连用数个“小”字，而且“一脸骄傲”和“忍不住想笑”都出来了，把汉语绘形绘色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用来给儿童启蒙，可以说再有效不过了。经过这样效果良好的启蒙，孩子长大后，要让他们接受“百度百科”中的解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和很多和历史真相有关的记忆在中国遭遇的命运本质上是一回事：从小就被灌输和习惯了谎言的人，长大后遭遇真相时总会有心理障碍甚至情感抵触。

但即使是“百度百科”的解释也仍然有它的问题，不脱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它把滇王和夜郎侯比作农民进城(这又牵扯出城乡歧视，不说也罢)，承认他们问的问题虽然并没有自大的意思，但仍然有点可笑。其潜台词是作为城里人，我们当他刘姥姥，不必去计较。

灌输汉与非汉的大小之别和明昧之辨外，这个流传了少说也有上千年的成语本身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考查司马迁的原话，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夜郎，而是比夜郎大很多的滇，即今天的云南。为什么到了成语中就只剩夜郎了呢？是不是因为把比夜郎大得多的滇也放进去的话，这个成语所要达到的可笑和可傲的程度就都会打折扣了呢？因为如果只是夜郎侯不清楚汉到底有多大，可以说是他的孤陋寡闻，但如果连滇王也不知道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汉的“知名度”在当时的“国际上”有问题或者汉朝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去掉大的留下小的对于表达大汉族主义观念无疑要方便一些。

最近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的英文书《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BetweenWindsandClouds─TheMakingofYunnanSecondCenturyBCEtoTwentiethCentury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8)，其中从历史的长时段考查了云南的历史是如何在汉文化中被叙述的，以此来说明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对于上面的滇被排除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猜测有一些佐证。杨斌不但强调云南在历史上有它独立于中原汉文化的文明，而且认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其实和东南亚更近，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建立于云南的南诏国曾经和唐朝和吐蕃在东亚三分天下，后来的大理也十分强盛，直到被蒙古(注意，不是汉人，更和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无关)所灭并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的行省。元朝建立的有效统治被明清继承，所以云南直到元明时期才算并入中国。此前虽然中原王朝把云南列入朝贡体系甚至一度在云南“搞”过中原的郡县制，但由于当地的反抗，从来没有能建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

因此，中国主流历史学界沿用明太祖朱元璋的“钦定”历史判断，说云南“早在汉朝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根据不充分，而且是对云南历史从汉文化扩张角度作的简化，是对云南本地历史言说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杨斌称这种汉文化历史言说的霸权为“汉文化的东方主义”，它立足于华夷之辨和汉族文化优越论，把非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他者”，不但在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甚至渗透了日常生活的语言。例如，“云南”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杨斌认为，和中国多数以某一个地理坐标(如山、河或湖)为参考物的地名不同，在“云南”这个地名的背后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这块土地在遥远的云之南)，用来统称这块土地上极其多元的地域单位和族群文化，完全是为了中原王朝的方便而无视这里的特性和差异。生活在被中原王朝称为“云南”这个地方的当地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一度共享一个比较广泛的名称，那也不是“云南”，而是“滇”或“大理”等等。但中原王朝就是要把“云南”这个对当地人来说莫名其妙的地名强加给这块地方和这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族群。这和欧洲殖民主义以和欧洲距离的远近来定义的“远东”“近东”和“中东”有什么差别？

在一个相近的意义上，“新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前两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听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说，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她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句话中的自相矛盾(既然是“新”开拓的边疆，“自古以来”又从何谈起？)。我想，大概很少有几个汉人对这样的陈述会有这样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夏威夷”这个地名可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把一个外文的地名译音赋予如此强烈的汉文明优越论的内容，堪称语言技巧和阿Q精神的珠联璧合。

和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言说最终建立霸权地位的过程类似，“云南”这个汉文化东方主义的发明也是随着汉族和中原王朝对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成功而最终建立的。既然是殖民主义，这个过程当然不免血腥。从汉朝到清朝的历史记载中，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连篇累牍的“叛”与“剿”的文字和“斩首”若干千甚或若干万的统计。诸葛亮七擒孟获是汉文化制造的汉人智慧和道义优越论之神话的杰作，它不但遮盖了汉殖民主义同样霸道和残暴的历史，而且渗透进汉人意识，其程度不下于“夜郎自大”。在为诸葛亮抚掌称快的同时，汉人们往往很少想到问一下：孟获们为什么要反抗，而且是连着七次？就像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理论一样，历来的汉文化优越论之言说只提汉人的传播“文明”和对土著居民的“宽厚”，好像历来就是“孟获”们享受优惠和特权，欠中原王朝的比山高比海深，但却从不知感恩，而很少告诉人们中原帝国在这些“蛮夷之地”掠夺了多少金银财宝、马匹、耕牛、皮革、矿产和形形色色的其他财富，又征用了多少劳力，拉了多少壮丁，毁灭了多少本地文化和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汉文化的成语嘲笑的小不点夜郎国在沦为中原王朝属国甚至属地之后也履有“暴乱”的记录，拒绝朝贡和出劳役，斩杀中原使节和官吏，宣布“独立”，仅汉朝时就不下数起。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对西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道德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就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中的那些被汉文化的神话和谎言掩盖的原罪。

汉文化优越论或汉文化的东方主义是今天中国不断恶化的族群矛盾的一个深层次的历史和心理原因。我们追问“夜郎自大”和很多类似的汉文化现象的来历，并不是要走到彻底否定或者抛弃一切此类成语或者其他类型的语言表达的文化虚无主义(“汉城”改“首尔”是众所周知的例外，而特别恶劣的如“畏吾儿”和“僮”也早已不得不改了)，而是要对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心理和情感作批判性的反思，看看自己作为汉人为何对此敏感，对彼麻木，并把自己放在非汉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拿“夜郎自大”来说，语文老师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在已经约定俗成的成语以外的意义上，夜郎国问一句“汉与我孰大”不但完全正常，而且是一种为自己的文化和群体感到骄傲的表现。我们今天不但不应该再去嘲笑两千年前的夜郎，而且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夜郎自大会名列“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夜郎因其莫须有的“自大”而在汉文化中被嘲笑了两千年说明了什么？再进而言之，夜郎为何不能自大？又是谁不让夜郎自大？

阿基米德的镜子

方舟子

公元前213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罗马执政官马塞卢斯率领一支60艘战船的舰队，攻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叙拉古。

此时，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正带着大军在罗马大地上游荡。罗马军团不敢与之正面交锋，试图切断汉尼拔大军的补给线。叙拉古正是从汉尼拔的北非老家到意大利这条补给线上的关键港口。叙拉古原来一直与罗马结盟，在3年前汉尼拔大败罗马军团后，就倒向了迦太基。

罗马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每艘战舰有三层甲板，由150名桨手行驶，载着75名士兵，25名军官和水手。其中有8艘战船经过改造，每两艘连在一起，载着一架威力巨大的攻城机。罗马军队用它来攻城，几乎攻无不克。但是马塞卢斯知道这一次非同寻常，因为叙拉古城里住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工程师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靠给政府设计武器获得报酬，因此得以衣食无忧地研究纯学术问题。

当罗马战船驶近城墙时，它们遇到了阿基米德的第一种武器——巨大的投石机抛出大石头，向甲板、桅杆和水兵砸去。有的战船躲过了被砸沉的命运，驶得更近了，这时阿基米德的第二种武器派上了用场，小型的投石机从墙洞射出石头，虽然石头较小，但是速度更快，更密集，罗马水兵纷纷被击落水。有一些战船还是驶到了墙底下，开始攻城了。这时从墙头伸出一根根又长又粗的木梁，扔下沉重的铅块，把战船和攻城机砸烂。然后，罗马水兵见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武器：一架架起重机从墙后伸出来，晃动铁爪，钩住了船头，把战船垂直地吊起来，一松开铁爪，战船就被翻了个底朝天。马塞卢斯见了此情此景，感叹道：阿基米德在用我们的船从海里舀水。

最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群叙拉古士兵出现在墙头，一致地晃动手臂，一道白光射向一艘还在一箭之遥的战船，这艘船就被点燃了。然后又射向第二艘、第三艘……罗马战船一艘艘地烧了起来，马塞卢斯赶快下令撤退。在这场被马塞卢斯称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个人的战争中，阿基米德取得了胜利。马塞卢斯必须另找攻占叙拉古的办法。

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

我们可以确定发生过这场战斗，而且罗马舰队被击退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阿基米德设计的武器在击退罗马人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靠的记载表明罗马舰队饱受石头、铅块的狂轰乱砸，也遭遇铁爪起重机的重创。但是早期的记载都没有提到阿基米德还用了能点燃战船的秘密武器，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罗马战船起火了。

到了公元2世纪后期，罗马诗人卢坎才首次说到阿基米德用科学办法把敌人的船只点燃。此时距离这次战斗已过了400年，而且卢坎也没有具体地说阿基米德用的什么办法，可能只是用了更普通一些的点火办法，例如向甲板抛掷装了硫磺、油脂、沥青的火罐。还要再过300年，才有一名希腊数学家首次记载，根据传统说法，阿基米德用镜子点燃了一箭之遥的敌人舰队。

可见这个传统说法缺乏可靠的史料，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阿基米德研究过光学，显然知道用凹面镜能够聚焦阳光。但是当时的技术是制造不出一面足够大的凹面镜的。替代办法是用很多面平面镜排列成一个抛物面，同样能够聚焦阳光。传说阿基米德就是这么设计的，让许多士兵人手一面镜子，排成了一个镜子阵。

阿基米德掌握了足够的光学知识能设计出这种光学武器。但是这样的武器真的能派上用场吗？轻信的古人从不怀疑，文艺复兴之后就不同了。笛卡儿认为那是虚构的故事，而布封却在1747年用实验证明阿基米德能够办到。布封用168面20x15厘米的镜子聚焦阳光，点燃了大约50米外的木头。1973年，希腊科学家试图重现当时的情景。阿基米德时代古希腊人还不会生产玻璃镜子，只能用的是铜镜或磨光的盾牌。在雅典的一个海军基地，士兵们举起了70面1.5x1米的铜镜，瞄准了50米外的一艘小木船。起初，许多人没法聚焦，经过反复练习后，终于对准了，几秒钟后木船开始冒烟，很快就烧了起来。

2005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园里做了演示，把127面30x30厘米的镜子对准30米处的木船模型。对准大约10分钟，木头烧了起来，他们让它烧了一分钟再扑灭，在木板上烧出了一个洞。随后他们到旧金山，对停泊在海上的真木船做实验。这回用了300面镜子，让船舷冒烟、烤焦，有一个地方出现小火，持续燃烧了2个小时后只烧出了一个小洞。但是并没能点燃木船。

这些实验结果不足以令人信服，用到实战上就更成问题了：叙拉古士兵如何知道要准确地把光线对准哪一点？即使目标被一致对准了，罗马战船怎么会保持静止一段时间让他们聚焦？浸泡在海水里的战船是否能像干木头那样被点燃？如果点燃了，火势很小，会不会很快就被船上的士兵扑灭？

即使这一光学武器在理论上可行，在实战中也不实用，还不如发射火箭或用抛石机发射火团更好用。但是它听上去比火箭、抛石机神奇多了，更适合用来讲故事，传说于是出现。就算明知它不可信，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让它一直流传下去。

2009.7.27.

（《中国青年报》2009.7.29）

(XYS20090729)

当局为何不理睬预警——对“7·5”事件的追问

胡平来稿／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专访披露，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萊特.尼亞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得还早。

按说，海莱特提出的三条建议是比较周全的。首先，政府出面讲话，可以疏解维族人的不满，缓和紧张局势。即便还有极少数人要闹事，起码不会闹到那么大的规模和程度。与此同时，政府再调集大量军警严加防范，并告知汉人做好自我保护，就算不能消除暴乱于无形，至少也能减少到较小的程度。然而政府却偏偏是一条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需要追问，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吗？不可能。用不着海莱特7月4日下午来提醒，早在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马上就会想到：1、有维族人会上街，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给个说法；2、有人会冲击政府；3、有人会报复，打杀汉人，等等。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预加防范呢？其实，政府决不是没有预加防范。根据中新社7月6日的报道，七月五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由此可见，在打压和平抗议方面，政府是早有充分准备，动作神速。到了九点钟，有不少维族青年冲到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保护自己也是早有准备，固若金汤。政府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决不是警力够不够的问题，因为你政府至少可以还有多少就派多少嘛。如果担心警力不足，还可以象海莱特建议的那样，让汉族平民自己保护自己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别有用心。

根据官方报道，暴乱是在八点半以后开始的，大量暴力行为是发生在乌鲁木齐南边的维汉聚居区。然而根据《纽约时报》7月17日的报道，在整个暴乱过程中，简直看不到什么军警的影子，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暴乱已经接近尾声时，大量的军警才出现。《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地提到，在打砸抢开始不久，一位姓韩的出租车司机被维族人硬从车里拽出来，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却没有上前制止。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这难道还要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吗？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吧。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警察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RFI：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于7月27日启程访问欧洲

发表日期 24/07/2009 更新日期 24/07/2009 11:44 TU

据“国际西藏邮报”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于7月27日启程访问欧洲3国。达赖喇嘛将接受波兰华沙荣誉市民称号，并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专题研讨会，然后去瑞士传授佛法教义。

该报网站还引述印度时报的消息称，达赖喇嘛9月底至10月中旬访问美国时，将可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印度时报称，美国政府作出这项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另据挪威西藏之声7月22日消息称，近来在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州炉霍县乔拉（译音）境内，当局突然下令，要求藏人在各自寺院和家中供奉达赖喇嘛法相，并向藏人发放大型的达赖喇嘛法相，令所有藏人不解、惊讶，甚至产生怀疑。

它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特稿：镇压太成功，不会想民主

（标题为傻逼多维编辑所拟，不着边际）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在中国信奉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聚集地－－新疆地区发生的暴动，将使许多中国国外的分析师更加肯定，社会动荡将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中共官员不花时间、不下功夫来研究如何避免这类暴动，这种观点迟早会变成现实，很可能最终导致中国现政府的垮台。

如果中国官员们都这么想就好了。

可惜，即便是在报导说乌鲁木齐市至少有156人死亡后，中国的许多官员还将新近发生的这场暴乱－维吾尔人打砸抢烧汉族人的店铺－简单地说成是维族人“忘恩负义”。

纽约时报发表来自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一篇题为“北京总是赢家”（Beijing Always Wins）的评论文章。该文章说，中共的官方报刊《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评论员文章称，此次示威是“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公民们不满受歧视的政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怒。眼下这种观点在首都北京非常普遍。很少有人因为对政府所采取的武力行为感到意外，不少人还击掌称赞。在北京的一名商人就对汉族同胞表示关怀，并责问维吾尔人，“他们对我们给他们提了供那么多金钱，他们感谢过吗？”

爱国主义热潮，加上人们担忧动乱可能会损害他们从经济改革中艰难赢得的利益，这些会为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赢得了更多支持。而维吾尔人的真正苦恼则鲜有人关注：北京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严格控制；汉族人移居到新疆，抢走当地的好工作；以及少数民族在政府部门中没有地位的事实，在中国，做工商业大部分也都要通过政府。

在新疆，宗教信仰、当地民俗和教育选择，这些都由国家牢牢控制住。清真寺可以得到修理和翻新，但是，孩子们却被不允许入内参加礼拜。在暴乱发生后一天，人们再次聚集在乌鲁木齐的清真寺外示威抗议，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的心声。这些示威活动也很快被地方公安驱散。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成功孕育重复：政府的成功模式在一次次事件中重复，而政府在与示威者的博弈中似乎总是赢家－通过镇压，通过说服民众返家，通过关押示威活动领导人，等等，最后赢的总是政府。上个月，在湖北石首，关于一名年轻人的离奇死亡的谣言引爆了数千人的游街抗议，但是，警察一出动后，人群很快就因恐惧而作鸟兽散。近期在贵阳因为土地纠纷和就业问题引发的几起暴乱，很快也都在当地党政官员、警察和武警的协力下扑灭。鲜有迹象表明，政府愿意通过对话而不是压制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一些来自乌鲁木齐的报道也显示，示威活动一开始是和平的，大部分打砸抢烧是在大批武警出现后发生的。

党干部都清楚，北京的领导层大都由不惧使用武力来镇压示威的官僚们组成。例如，1989年镇压天安门事件和西藏暴乱时，中国决策人就称其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党员们似乎十分清楚，谁支持镇压，谁就能飞黄腾达。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还认为，许多中国官员在处理威胁到他们统治权的情况时，手法老道，而且，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先进科技。在新疆暴乱发生不久后，当地的手机和网络服务就被切断。当暴乱发生的消息传出后，大部分新闻都被官员们高明地控制着。我在北京的朋友就在他们手机上收到短信，讲述政府标准版的暴乱经过。政府的代表还四处散发国家新闻部门拍摄的照片。

官方的新闻媒体提到了汉族人的店铺被抢、被烧，不过，却对维吾尔人的摊位受到攻击只字不提，而且，还反复提倡安定和谐的口号。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这些政府机构在处理暴乱事件时屡战屡胜。这就决定了大规模暴乱肯定会被血腥镇压的命运。它还显示，社会动乱并不会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党太强大、太有信心，不会允许自下而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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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D CONTRIBUTOR

Beijing Always Wins

By RUSSELL LEIGH MOSES
Published: July 7, 2009
Beijing


THE riot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the home of China’s Muslim Uighur minority, will affirm to many analysts outside the country that social unrest is a direct threat to the continued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f officials don’t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how to avoid such uprisings, this argument will run, the government could eventually fall.

If only Chinese officials saw things that way.

But even after at least 156 people have been reported dead in the city of Urumqi, many officials here see the recent violence — with Uighur rioters torching businesses owned by Han Chinese, China’s ethnic majority — as simple ingratitude.

A front-page editorial in the state-run People’s Daily described the protests as criminal actions by rioters, not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complaints of citizens angered by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That view is already popular here in the capital. Few are surprised by the violence meted out by the state, and more than a few applaud it. A merchant in east Beijing expressed allegiance with his fellow Han entrepreneurs and, referring to the large outlays of aid to Xinjiang, asked of the Uighurs, “Where is their thanks for all the money we provide them?”

Both nationalistic fervor and the fear that instability might reverse the hard-won individual gains of economic reform combine to create more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hard-line approach. Less discussed are the Uighurs’ real grievances: Beijing’s tight control over the practice of Islam; Han Chinese who migrate to Xinjiang and take the better jobs there; and the fact that ethnic minorities lack regular access to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where business in China is largely done.

Religious practice, local customs and educational choices in Xinjiang are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to a draconian degree. Mosques are being repaired and modernized, but children have not been allowed to attend services. The follow-up demonstrations in Urumqi the day after the riots erupted took place outside mosques, testifying to the rallying cry of religion for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Muslims. These protests, too, were quickly broken up by local security forces.

Success breeds repetition, and the state always seems to win every contest with protesters — by cracking down, by persuading peop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by imprisoning suspected ringleaders. Last month in Shishou, in Hubei Province, rumors surrounding a young man’s mysterious death drew thousands into the streets, but a display of force cowed demonstrators, who ultimately retreated. Two recent incidents of unrest in Guiyang, in southwestern China — over a land dispute and employment — were quickly brought to a halt when officials, accompanied by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dispersed the crowds. Little indicates that dialogue is preferred to repression. Indeed, some reports from Urumqi indicate that the demonstrations began peacefully, and much of the marauding occurred only after security troops appeared in large numbers.

Party cadres know that Beijing’s leadership is largely composed of officials who have not been shy about using force when protests emerged. For example, the crushing of dissent that took place in Beijing and Tibet in 1989 is seen by Chinese decision-makers and the cadres they sponsor as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reform. Party members seem to be keenly aware that that those who supported the crackdowns were quickly helicoptered into high-level positions.

Many Chinese officials are quite sophisticated in their responses to threats to their governance, and they are not tone-deaf to technology. Cellphone service and Internet access were both blocked within a few hours of the first demonstrations in Xinjiang. When word of the unrest cascaded out, much of the news was artfully managed by officials. Friends of mine in Beijing received unsolicited messages on their cellphones that provided the government version of the unrest.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handed out discs with pictures taken by state news organizations.

The state news media talked up the looting and burning of Han businesses but said nothing about attacks on Uighur establishments, and repeated mantras about stability and order. Rumors ran rampant in the run-up to these riots,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bullets flew faster and struck harder than netizens’ bulletins.

The state apparatus has become dizzy with success in dealing with unrest. This gives little hope that further mass outbreaks will not be violently crushed.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ocial upheaval will not pave the way to democracy. The party is too strong and confident to allow change from below.

Russell Leigh Moses is writing a book 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China.

香港媒体：乌鲁木齐车站挤满离开者

新疆乌鲁木齐7月9日局势虽然稍为缓和，但火车站和机场都挤满大批维族和汉族人士离开，很多车票已售罄。

香港电子传媒报道，有一个维族人拉着一包包的行李，带同妻儿等10多名家眷周四早上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据他表示，已被汉人老板革职，加上感到局势混乱，所以举家回乡。

火车站挤满很多赶着离开的维族人，到新疆南部维族人口较多地区的车票几乎全售罄，其中喀什的车票这两天都售清。离开的亦包括很多汉族民工，因感到局势混乱，唯有回家乡一避。

由于现时情况紧张，加上火车站人流众多，火车站内有大批警察驻守和四出巡逻。至于机场，亦有不少人准备离开乌鲁木齐，包括公干的维汉族人，但机场航班正常，未见出现抢购机票的情况。

其中一名维族女子说，大家都很害怕，家里的人不停打电话，反覆叫他们不要到户外，不要四处走动，单位亦来电问平安，又叮嘱要注意安全等。

路透社：乌鲁木齐维族人自制路障保护自己

新疆乌鲁木齐7月9日市面气氛也稍为缓和，但有报道称，维族人自制路障，保护自己。9日晨，通往维族人居住区的道路依然有大队武警拦断道路，不许车辆通行，维族人社区大批驻扎武警继续保持监控。

星岛日报引述路透社报导，维族人聚居的大巴札附近，居民自制路障，配备刀和棍戒备，表示要保护自己。居民又表示，军警在区内追捕维族人，记者目击多名佩戴防暴装备的警员进入小巷，听到破门声音，其后有维族青年指，警方带走一些受伤及无居住证明的维吾尔族人。

《纽约时报》访问一名儿子在骚乱中死亡的汉人(Lu Sifeng)，他指在警署认尸时，看过逾百相片，发现大部分死者都是汉人，大都是被割头或头部受重击而亡。他又表示，因为中央鼓励开发大西部，他才决定由河南省举家移民到新疆做生意。

9日晨，通往维族人居住区的道路依然有大队武警拦断道路，不许车辆通行，维族人社区大批驻扎武警继续保持监控。乌鲁木齐汉人商业区，显得相当正常，清洁人员打扫街道，一些店舖职员进行清洁准备营业，有长者外出做运动，只是人民广场暂时还不能入内。

乌鲁木齐单位开始恢复上班。市内的车辆较日前多，部分交通工具恢复行驶，部分商店恢复营业。另外，新疆骚乱后，有首批台湾游客抵达乌市。来自台湾花莲一行 11名游客，8日晚间由深圳抵达乌鲁木齐，开始他们为期12天的新疆之旅。尽管来新疆之前当地旅游局已经发布通知，希望该团队能顺延行程，但游客们依然按照行程未作调整。

9日晨，他们打算乘车前往距离乌鲁木齐约150公里的五彩湾游玩。旅行社领队刘佳表示，旅游团游客其中10位是女士。团队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70岁的老师，许多人都是第二、三次来新疆。旅游团明天将返回乌鲁木齐，然后去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

BBC：4000公里的导火线

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新疆的骚乱事件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引起了新一波维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对立。

周日乌鲁木齐维吾尔人示威的直接起因是远在4000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6月26日发生的维汉两族员工斗殴事件。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斗殴事件是因为有人“造谣”说该厂有汉族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奸，结果数百人参与的斗殴导致两名维族员工死亡， 100多人受伤。

出事的旭日玩具厂香港老板蔡志明称，是响应政府的扶贫政策才聘用了这批新疆人。

不过，纵观新疆近年来向中国内地、沿海劳动力输出以及这一政策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韶关事件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但新疆少数民族对劳务输出的抵触由来已久。

从疏附到韶关

韶关斗殴事件中的维吾尔族人主要来自新疆喀什附近的疏附县。5月21日离开疏附的这400多名农村青年已经是这个只有36万人口的小县今年送出去的第七批外出务工人员。

在内地省份，河南也好，安徽也好，谁都无法想象一批青年南下打工会有当地党委、政府举行欢送仪式。但疏附县和新疆其它县市一样不仅举行了仪式，行前还由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汉语、法律甚至礼仪方面的培训。

可以看出，和内地外出打工不同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出去打工更多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更多的不是一个外出赚钱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东西合作、“民族互助”的政治问题。

而更根本的不同还在于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不同的观念。

内地汉人相信“人挪活树挪死”，离家打工是多数人自然、自发的选择。而新疆农村的很多维族父母则担心，孩子外出打工会“学坏”，会“惹祸”。

对年轻穆斯林女子来说，外多打工则面临更大的来自传统习俗的压力，甚至会担心连未来找婆家都可能受到影响。

打工运动

正因为这样，劳务输出这个中国西部开发经济大战略的构成部分在新疆变成了政治任务。

至少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地各级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工作。

乡村干部（往往由经常是汉族的乡党委书记牵头）和青年团、妇联一起，不仅做可能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工作，也去作他（她）们父母的工作；不仅作普通村民的工作，也作民族人士，比如阿訇们的工作，让这些有威信的人出来宣传外出打工的好处。（新疆有些地方过去曾用同样手法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并不严格。）

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劳务输出的目标和奖惩办法。有的县甚至把措施具体到了一个单位完成计划奖励几千元，具体工作人员输出一个劳动力奖励几十元的程度。

还有的县向同意外出的青年家庭奖励电视机，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

在真主和金钱之间

按照一般汉族人的想法，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这也是很多主持劳务输出工作的新疆汉族干部的自然想法。但是正如藏人把来世看得比今生更重要一样，对很多新疆穆斯林来说，他们贫瘠的乡土、他们去礼拜的清真寺比内地的高楼大厦、比数倍于眼前的收入更加重要。

何况，面对已经政治化、运动化的劳务输出，人们也可以问：内地也提倡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办法为什么在新疆不能大力推动，而一定要把劳力转移出来？

近年来，在大约有800万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包括各种年龄段）的新疆已经有十几万人次（青壮年为主）外出打工。而同时，每年在棉花收获等农忙季节又有大批内地汉族农民工进入新疆。

另外，在包括疏附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县，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劳力输出真的是脱贫致富的唯一灵丹？

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后果

新疆少数民族员工在内地或者沿海地区工作的收入和待遇应该说还是过得去的。根据地区的不同他们基本都有1000元上下的月收入，他们一般也都每年给家里寄回数千甚至上万块的积蓄，也可见他们在打工地的消费并不多，生活并不宽裕。

接受和派出务工人员的地方也不能说没有意识到这些少数民族员工的特殊性，一般派出地也会有带队干部陪同。

在韶关，这批维族员工到来后，当地劳动和宗教部门就曾考察了他们打工的玩具厂的食堂和宿舍。

不过，现在我们仍无从知道这批维族人在厂里工作生活的情形到底如何。

韶关骚乱发生后，玩具厂老板、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对香港《明报》表示，这次事件“主要由于厂内新疆人与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出现差异”。

近年，中国企业，特别是沿海加工企业经常发生因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起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汉族员工来说不过是劳资矛盾，但对少数民族员工来说就可能加上了民族矛盾。

而这一点，估计很难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企业主和以确保当地经济增长为要务的地方官员所愿意考虑的。一旦出了问题，还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承受后果。

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民族关系，连“新疆”这个名字本身今天听起来也显得怪异，因为乾隆年的收复已经有250多年，新中国的自治区也成立了50多年。

新疆固然已经不新，但新疆仍然特殊。劳务输出如此，其他事情也如此。

中国各地近年拆迁纠纷不断。在新疆，南疆名城喀什的老城也不断在保护和改造的名义下遭到蚕食。

周日的骚乱已经暂时平息，但难保动荡下一次又因为哪个地方的“旧城改造”而再起。因为对地方官和开发商来说，中央政府的维稳大计远没有他们的政绩和金钱来得重要。

中宣部北美办事处紧急通知（疑为票拟）

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祖国母亲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每一个网络评论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苦劳动保卫共和国的网络防线。

根据上级指示，综合这次新疆暴乱后海外各国中华儿女的反应，考虑到国情的不同，现有如下重要决定。这次新疆暴乱后加拿大的网络宣传员表现最为积极活跃，发帖次数最多，语气最为激烈，爱国气氛最为高涨，鉴于加拿大找工作困难，谋生不易，当地网络宣传员可以在早7点晚7点的正常工作时间发帖工作，所以对于加拿大网络宣传员的计件报酬，由每帖五毛人民币涨升至当地网络宣传员可以在早7点晚7点的正常工作时间五毛加元，其余时间仍然是五毛人民币。 网络宣传员要遵守法律，自行申报加拿大个人所得税。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 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网络评论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绩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以上16条，是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指南。希望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落实贯彻，在“保先”运动中争做先锋。

乌鲁木齐汉维居民再度上街与武警对峙

来自乌鲁木齐的报道说，当地7月8日早晨解除宵禁后，分别有汉维居民上街与武警对峙。在当地的境外新闻机构记者报道说，街头分别有大批持棍棒等武器的汉人和维族人分别聚集。

法新社报导，新疆乌鲁木齐的气氛仍然紧张，7月8日再有数以百计的维吾尔族人，手持武器与大批武警对峙。维族人不断叫骂，但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报导说，一批维吾尔族人与汉人在警方分隔线互相叫骂，有直升机空投宣传单，指近日的暴乱由热比娅所策划。

BBC中文网报导说，有汉人追打过路维族人的事件发生。香港媒体播出在乌鲁木齐街头采访一名维吾尔族妇女的画面，她说星期二亲眼看到一名维族人被汉人打死，自己也感到害怕。画面显示她周围的汉人听到她的话后开始表示不满，她则坚持自己的说法，并说自己也对维族人杀害汉人的做法感到气愤，但希望汉人了解不是所有维族人都与汉人对立。

不过记者报道一些围观汉人情绪激动，随即有武警出现驱散围观者，并保护那名维族女子离开。BBC记者夏昆汀从乌鲁木齐报道，从星期二夜间开始，又有更多武警进入该市。而从香港记者拍摄的乌鲁木齐街头景象看，街头仍有不少正常活动，很多人仍然上班，虽然公交车数量减少，给交通造成困难。

另外报道说很多商店都不再开门，加油站也只给有许可证的车辆加油。乌鲁木齐民族矛盾持续恶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因此取消参加八国集团峰会的计划，提前由意大利返回中国。

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代表胡锦涛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而胡锦涛对葡萄牙进行访问的日期将由两国另行商定。

事态正在稳步发展

维汉两族分别示威，新疆种族冲突加剧

自由亚洲电台乔龙／新疆维族示威活动持续，乌鲁木齐星期二再有数百名维族人上街，抗议当局大举抓人，不少示威者是女性，与手持长棍的武警紧张对峙。而当地汉族人也持械上街，报复维吾尔人，警方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一场大规模种族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官方宣布周二晚实行宵禁。

周二乌鲁木齐抗议示威行动还在持续,而且先后分别爆发维族和汉族人的示威。据官方新华社星期二报道，当天新疆自治区外宣办透露，上午，由乌鲁木齐市外宣办人员带领境外记者约６０人，到“７•５”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涉及区域之一赛马场采访时，被数量不明的人围堵。不过，据香港多家电视台发回的画面显示，当局安排采访时，约200名维吾尔人在境外记者面前，不少是维吾尔族妇女，抗议当局大举抓人，要求释放她们的家人。有人对着境外记者的镜头哭泣，情绪激动。示威者一度与手持长棍的公安紧张对峙。 当地市民方小姐对本台表示，她也获悉此事：“听说是在别的地方”。记者：现在你们那边可以上网吗？市民：上不了。 中午11点许，新疆所有可被拨打的手机都变成空号，而在网上搜索到的几乎都是政府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市民的手机收到有关维族人结伙冲入汉族小区砍杀，又称各小区已经自发组织防备的简讯。

到了下午三点许，乌鲁木齐至少三百名汉人以刀棍、铁管、锄头为武器，破坏维吾尔人的商店，与维族示威者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设法驱散。路透社和美联社指，这大批汉人数以百计，但法新社表示有数以千计。 市民崔小姐对本台说：“见维族人就打，身上血淋淋的，而且你杀的是平民啊，今天中学也放假，单位也放假”。 路透社报道说，一些汉人最初试图奔向人民广场，警方阻止他们前进，用扬声器呼吁他们停步。此时，维族和汉族人互相掷石，部分汉人高叫“攻击维吾尔人”。也有汉人说：“之前是他们攻击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攻击他们”。虽然公安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但未收效。 新疆自治区政府宣布，乌鲁木齐周二晚上宵禁，时间由晚上九时至翌日早上八时。当局周二举行第二次记者会，强调这次骚乱是由境外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策划，市长衣沙木丁在记者会上谴责热比亚：“热比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分裂分子，一直在明里暗里，从事民族分裂破坏活动，有事实表明，这次7.5乌鲁木齐打砸抢、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是热比亚及世维会精心组织策划的”。对于这些指控，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指当局误导汉人，转移矛盾，缓解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利用控制的新闻媒体大量丑化维吾尔人的合理要求，以敌视性的宣传，误导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中国移民当中，中国的安全人员也采取这种煽动性的宣传，其目的无非想把维吾尔人和北京政府之间矛盾，转移成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迪里夏提表示，已有更多的维吾尔人被捕。根据当局最新公布，共逮捕了1434人，其中男性1379人，女性55人。而周日骚乱的死亡人数，已增至156人，另108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129男，27女。 市民张小姐也告诉记者，当局仍在追捕肇事的维族人：“现在还有个别地方是在戒严，南门和人民广场附近，还包括二道桥，大巴扎那一块”。记者：现在是不是还是在抓维吾尔人？张小姐：啊，对啊。

据了解，当地政府已呼吁民众减少出门，本台向一位政府官员询问：“政府是不是呼吁市民尽量不要上街？”官员：正常工作嘛，上什么街。看情况，你要是觉得不安全，你就过一段时间再来。记者：类似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吧？官员：民族分裂分子怎么能从来没有过啊，长期存在的。他们一直想找事啊，一找到机会就要整一下事啊。

国家图书馆借书记

作者：周继武
　
　　3月底，我去北京国家图书馆借阅中国平民教育史上重要人物陈筑山的著作《国族精神》。　　　　　　　
　　承蒙图书馆咨询组热心指点，在典藏阅览室找到了这本1940年代出版的小册子。　　　　　　　
　　除了办理“读者卡”收费20元，典藏阅览室还规定：每阅览一次收费5元。　　　　　　　
　　我翻阅之后，觉得不如把它复印下来。　　　　　　　
　　男管理员说：“可以，每页5元。”　　　　　　　
　　我吃一惊：“每页5元？为什么这么贵？”　
　　“这是典藏书，为了保护，不能用复印机，只能用扫描仪扫描了再打印。”　
　　此书150页，需750元。我付不起这么高昂的费用，只好回到座位上做点摘录。　
　　当晚与一工程师聊及复印与扫描的区别，他笑道：“扫描仪的功能和结构从来就不是为复印设计的。复印机比扫描仪的工作温度和照度略高，但复印一页只需一二秒钟，而扫描需一百秒；书籍在扫描中受到的光、热辐射总量实际上多于复印，对书籍的折压磨损也超过复印。而且，扫描之后得逐页打印，打印一张图形文件约需　90秒钟，你要的这本书复印几分钟可以完成，扫描、打印却要四五个小时。如果不做电子文本，绝对不应用扫描仪代替复印机。”
　　回到广州后，看到《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先生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向公众（不管是否美国公民）开放宋子文手稿的情况，那些陈旧、脆弱的珍贵手稿公众可以免费阅览，自由复印，但不提供扫描。这似乎验证了专业人士的观点。
　　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到国家图书馆，想继续看完这本书。这次是个年轻的女管理员，她检查我的读者卡说：“你的卡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过期了吗？”“你还要存100元保证金才可阅览。”我说：“保证什么？”她不回答。我又问：“上次来怎么不需要保证金呢？”她立即不耐烦：“这是馆里的规定，别问我。”我下楼去图书馆大门口的办证处缴纳“保证金”100元。回到阅览室，我把索书单交给她，她说：“要填上书号才找得着，你这个B824不是书号。”我说：“上次我填的就是这个书号，属于民国书目里的书。”她说：“那你找民国书目去，搞清楚了再来。”我说：“你这里没有书目吗？”她说：“没有。”我于是去楼下的咨询室。咨询员说：“民国书目并不提供书号。你把书名交给她，怎么找，那是他们的事。”我回到典藏室，把咨询室的意见告诉她，她现出愠怒之色，说：“没有书号叫我们找？！”我连忙说：“书目上的确没有书号，只有序号，要不我去把那个数字抄来？”她不回答，我又下楼，到咨询室，把民国书目上惟一的数字2952抄上，气喘吁吁地回到典藏室。她接过单子，不胜厌烦，一动不动。我忍不住叹息说：“在你们这里看书真难啊，就像探监一样－－－－－－哪有你这么刁难的人。”　　
　　她顿时把我的索书单扔下，说：“你骂人，你是对我人格侮辱，你要赔礼道歉！”说着跑出阅览室。过了几分钟，把一位女士喊来了。这女士似乎是小组长，瞪着我说：“你要赔礼道歉！”我说：“我没有说错，不需要道歉。为了看本书，我已经楼上楼下跑了三四趟，折腾一个多小时了，我说错了吗？”三个人就这样僵持着，这时，坐在阅览室看书的一位长者（阅览室里仅有的两位读者之一）手拿着一本书站起来说话：“这位同志说刁难是言重了点，我来代他道个歉，也说说我的看法。为了看这么一本书，你们收了多少次钱？读者卡交了钱，又要交保证金，阅览还得交钱。这里是国家图书馆，书是国家的书，你们却随意收费，好像是你们私家的藏书，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有这个理吗？……”【存包费（不准带书刊或包进馆）每次每包0.5元，阅览卡20元，中文图书保证金100元，外文图书保证金1000元，典藏书阅览费每册5元，复制（扫描）每页5元……】　
　　两人不答话，走出阅览室。过了好一阵，小组长一个人回来，默默地坐下，替管理员值班－－－－－－由她来对付我。整个阅览室就我一个索书者。我把索书单交给她，然后坐下等待。过了约半小时，小组长大声吆喝我的名字（其实我就坐在她旁边），我以为书到了，谁知她说：“没这本书”，说着在索书单的“未取出原因”　栏里勾上“原缺”（意思是图书馆未曾收藏）二字，将索书单朝我一扔。　
　　我上楼找典藏部主任。主任说：“我派个最熟悉业务的人去找。”要我坐下等。20多分钟后，他说，“可以了，你到阅览室去，已经找着了。”说着陪我下楼进了阅览室。管理员却说：“书还没到呢。”主任掉头走了。我坐下继续等。
　　我就这样坐着，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任何动静，问管理员，依然是“书还没到”。　　　　　　
　　我再上楼去找典藏部主任，门已紧闭。　
　　我只好去找馆长。豪华的办公楼里，绝大多数房门紧闭，敲门无声息。辗转奔波，总算找着一位和善的前任副馆长，她允诺把情况转告给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并给典藏阅览室电话，让我回阅览室，“书确实已经取到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看不了几页阅览室就要关门，而我却得付5元钱“阅览费”；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书取到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没有再进典藏阅览室。
　　图书馆的要义并不是收藏，而是以文献公益于社会。即使是晚清和民国，其图书馆也自觉奉行“任人借阅，不取分文”的“公益性”原则。国际社会更是将享有图书馆服务列为基本人权之一，联合国1949年就发布过世所认同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是个人行使民主权利和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是知识之门，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免费提供服务”；“必须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享受到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包括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
　　当年马克思在穷困中能完成内容浩瀚的《资本论》，就是得助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可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国家图书馆却将国家藏书变成奇货可居的垄断资源，将图书借阅演变成“租书”“抵押”，从读者身上搜刮钱财，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目前该馆规定，办理中文图书第一外借库（藏书较全的中文书库）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者，在京就读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元；办理外文图书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在京就读博士生及博士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0元。办证只是入门的初步条件，馆内各室还有不同的“规定”或收费。】阻碍进步、蔑视民权，国家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及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误导，不能不让人感到气愤。

绿坝搁置 外交部秦刚：“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

RFI staff @ 2009-7-2 23:03

中国政府推迟强制推广绿坝网络屏蔽软件的决定，让职责所在，数次为绿坝辩护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颇为尴尬。

6月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当时，BBC记者詹姆斯提问：“中国政府将要求所有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必须预装一种软件，而该软件可能屏蔽一些网站。”他要求秦刚证实这一报道。

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秦刚应该事前已经对绿坝的敏感性有估计，因此，也做了相应的准备。

当时，秦刚看似不慌不忙地回答反问记者：“你有孩子吗？”BBC记者拒绝回答。秦刚则满意地宣示，“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打算要孩子，你应该能理解作为家长对互联网传播有害信息的关切。”

秦刚最后说，“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防止有害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

秦刚的这一回答被中国官方媒体视为“妙语连珠”，中新社等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为绿坝的推广造势助威。

6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秦刚面对国外记者就绿坝的再次提问。他坚持为绿坝辩护，称“中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护本国青少年不受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这是问题的实质。”

由于国内外的反对声音，中国政府在6月30日夜宣布推迟强制安装绿坝网络屏蔽软件的措施。今天（7月1日）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秦刚又遇到了同样的尴尬问题。

今天，BBC的一位记者问秦刚，“上周你回答我同事的问题时，问他有没有孩子，现在绿坝推迟了，Do you have children？你有孩子吗？”

秦刚沉默片刻，点了下头，说，“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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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欧盟取消黄瓜弯度标准

时事风云 | 2009.07.02

欧盟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取消了关于黄瓜弯度标准的规定，同时取消了已经实行二十年之久的、对二十多种蔬菜、水果投放市场的标准。

您听说过名为1677/88/EWG 的条例吗？其中在欧盟范围内制定了一些标准化规定，如：一等标准的黄瓜必须是足够直的。具体地说，每10厘米的黄瓜长度,其弯度最多允许到10毫米。而关于最高等级的大葱的规定则是，其总长度的三分之一或葱身到分叉部分长度的二分之一的颜色必须是从白色渐变到青白色的。而早季节小葱的白色或者青白色部分则规定为，总长度的四分之一或未分叉部位的三分之一。

诸如此类对蔬菜水果的规定条例已经在欧洲实行了二十年，如今，那些不按照"规定"而"随心所欲"自由生长的蔬菜水果终于有了出现在货架上的机会。随这些标准消失的除了百余页的欧盟相关条例外，还有相关的"官僚机构"。

委员会发言人米歇尔.曼就此表示："今天是个福音日。七月一日起，胖乎乎的胡萝卜和弯黄瓜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超市里出售了。我们有必要在欧洲范围内取消一些规定。这意味着减少官僚主义，减低浪费，由此那些"胖"果蔬不是非扔掉不可了。消费者除了直直的黄瓜之外，还可以选择各种形状的黄瓜。对农民来说则更为有利，因为他们的所有产品如今都能够在超级市场出售了。"

如果取消诸如此类对弯度的规定百利无一害的话，为什么当初要实行这样的规定呢？为什么这个规定还会实行如此之久呢？首先从买卖交易来讲，比如黄瓜，直黄瓜比弯的更易于包装；而且规定标准使得果蔬个体更易于比较。一些主要的原产国，如法国、西班牙也由此反对取消这些标准；德国农协也提醒说要注意今后超市里的"特价产品"。在这些反对者的努力下，一些关于重要的果蔬品种，如苹果、柠檬或西红柿的标准还将继续存在，这些产品占欧洲农贸市场的四分之三。

总之，只要与那些形状美观的同类分开摆放，并且挂上"需要加工的产品"标签，那么，奇形怪状的苹果和桔子都被允许投放市场了。而欧盟的官僚主义却并不会失去它的一席之地。

作者：Christoph Hasselbach/迟雁
责编：达扬

中国进退两难：财政收入大减，不敢开征新税

明报/最新公布的全国财政数字显示，支出增加6.7%，收入减少29.5%。政府开出的对策是压缩公务购车、公务接待费及出国考察经费，控制政府机关的楼堂馆所兴建。

现在内地官员巧立名目到国外名为考察实为旅游的比比皆是，网上揭发这些情况的不绝如缕，真要压缩，是查处贪污腐败的工作，但就正如其他贪污行为一样，屡查屡犯，愈查愈多。其实，温家宝总理可能也心知肚明，这些支出是压缩不了的，关键是开源。

开源方面，减税是刺激经济的药方，也是保民生的承诺，现时不能不减反加，印花税是唯一未完成预算的，但刚刚有些起色的股市，若要加印花税又会下跌，可谓进退两难。

节流不成开源不做进退两难

政府曾经放风说要开征物业税，但又怕刚刚复苏的楼市萎缩，所以这次人大常委会议也未列入议程，因为楼市下挫的连锁反应对拉动内需打击太大。

财政官员应该知道，目前征收上来的楼房买卖税收，只是能征收的小部分，因为虚报的太多。刚刚公布修改法例，明确界定赠与的范围，目的就是要打击那些借赠与漏税。其实，漏税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上报的买卖价格并非真实的价格，征收的比率也可以有“猫腻”（蛊惑）。如果严格执行起来，增加税收是没有问题的。

节流不成，开源又不做，现在只有期望经济好转，在营业税有所贡献，但这也只能是望天打卦。去年财政赤字能控制在预算内，成为10年新低的成绩，今年恐怕都完成不了。

中国“学者”何其多

作者：weiweian

　　国内有个鼎鼎有名的“长江学者”计划，刚在新语丝新到资料里又看到一个被曝光的“紫江学者”。得闲在网上搜了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学者”称号。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照“长江学者”画瓢，江派学者最多。除“紫江学者”外，还有：

广东省政协建议设“珠江学者”计划留住人才
安康学院引进人才暂行规定 1、汉江学者——特聘教授...
闽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法
黑龙江全面启动“龙江学者计划”
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阑江学者特聘教授周宁特别推荐安庆师范学院皖江学者计划
泉州市"桐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岗位制度暂行规定
上海师范大学_东方学者、申江学者_最新校园招聘职位信息
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学者特聘教授申请表
钱江学者-宁波大学人事处
湖南科大“湘江学者”特聘计划即将出台
南昌大学“赣江学者”特聘教授招聘启事
香江学者加盟我校客座教授

学术江湖，紧随江派的就是湖派：

浙江林学院500万聘“东湖学者”
浙江工商大学-- 通知与公告 西湖学者. 100万元. 10万元. 20万元. 2500元/月. 15万元.
欢迎光临嘉兴学院-我校聘任首位“南湖学者”
绍兴文理学院高价招聘5名“鉴湖学者”
江南大学“长江学者”和“太湖学者”特聘教授招聘启事
湖北师范学院· ...2007年10月，学院首次面向国内外聘任“磁湖学者特聘教授”。

山派也有几个，“泰山学者”的名头有些吓人:

关于公布山东省高等学校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岗位的通知
合肥工业大学..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实施“黄山学者”计划
青海省高等学校“昆仑学者”计划全面启动
江西启动“井冈学者”计划

河派不多，可供挖掘的空间很大：

河南大学2008年诚招特聘教授、黄河学者
淮南师范学院...设立“淮河学者”计划，吸引优秀人才

还有地域派：

湖北教育厅公布2008年楚天学者和设岗学科名单
黄石理工学院开始实施“楚天学者计划”、“东楚学者计划”
陕西省出台“三秦学者”计划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杂派。FRJJ到湖南应聘应该是十拿九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后稷学者”招聘计划
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实施办法

以上是不完全统计。欢迎补充。

(XYS20090626)

从"倾茶党"到"家具党"

点评中国
刘军宁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民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四艘英国政府所属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当局拒绝。

当晚，波士顿人汉考克和亚当斯领导倾茶党，打扮成印地安人悄悄来到停泊在港口的三艘满载茶叶的英国商船上，将船上342箱茶叶倒入海中。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之所以把英国来的茶叶倒入大海，是因为他们不满英国当局一方面在北美殖民地未经同意就加重税收，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经营的东印度公司却在北美大肆垄断倾销免关税的茶叶。

倾茶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定：既然他们殖民地的人在英国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向英国政府缴纳税赋。

后来费城、纽约等后港口的民众陆续响应，抵制无理的重税。

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于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任意驻军等。

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公开冲突日益扩大，终于在1775年4月爆发了美国独立革命。

可以说，抗拒无理重税的倾茶事件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导火索。而独立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就是美国宪政的建立。如同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宪政政体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专制政体。第一，政府的建立必须获得被治者的同意；第二，没有纳税人代表的同意，不得征税。

"倾茶"的象征意义与建立宪政政体之间的相关性也由此确立。

"倾茶"也由此变成美国宪政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4月15日是美国公民个人所得税申报截止日。在这一天，包括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在内的数百座美国城市中，数以百计的团体经过预先策划，于个税申报日、在全国各地联合起来举行示威，抗议政府无节制的开支和加税。

在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抗议者们手中举着各种标语，表示对纳税者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不满。他们中有的还打扮成十八世纪倾茶党人的模样，有的手中提着象征性的茶叶包。

抗税先锋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的230多年之后，与"倾茶事件"类似的现象也终于开始在中国出现。

江西省的南康市地处赣南，距离赣州市中心城区约半小时车程。当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聚集。

家具是南康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南康由此成为江西省著名的家具产业基地。根据新华社报道，本月15日，在这个城市发生了一起因当地政府加重税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事情的缘起是南康市当局决定从6月15日起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大幅提高对家具业者的税收。

这一无理重税，受到了当地家具业者和居民的强力抵制，他们自发形成了没组织、无政党的"家具党"。在新税的第一天6月15日上午，南康市近百名"家具党人"到市政大楼集体上访，堵塞街道，现场有数千人聚集、围观。初步统计，城区有９辆公安汽车被砸、掀翻在地。"家具党"抗税事件由此爆发。

当天中午，"家具党人"又将大庆至广州的大广高速公路江西南康段进出口处和相临的105国道阻断。

面对义愤的"家具党"，江西省党政领导人意识到众怒难犯，宣布立即废除南康市党政当局颁布的不合理的税收政策。

南康市委、市政府也下发文件，立即终止此次家具整治相关措施，并通过广播电视、短信平台、网络媒体予以公告。至此，"家具党"抗税事件初步得到平息。

"家具党"不仅是中国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中少有的抗税事件，而且是极少数以当局作为征税者让步来收场的事件。

可以肯定的是，有了南康"家具党"第一例，以后群体性的抗税事件很可能呈爆发性增加。只要党政机关的支出不受制度性约束，没有透明度，只要官僚机构继续膨胀而不是瘦身，只要腐败得不到有效制止，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征税人就必然要打纳税人钱袋的主意。

而随着纳税人意识日益觉醒，税负越来越重，税收的痛苦指数越来越高，就像倾茶党人和"家具党人"的作为那样，纳税人将不得不对未经同意的税赋坚决说"不"！

征税与纳税双方都要为"抗税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石首告急，大批武警进驻，官网称“消防演习”

湖北石首事件持续发酵升级，今天，政府从湖南调动大批武警进驻石首，气氛紧张。国内媒体对石首事件集体禁声。下午，中新网作题为《湖北石首多部门联合举办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报道，称石首官兵在进行“消防演习”，民众在围观演习。

中新网关于石首“消防演习”的报道内容：

6月19日上午9时，湖北石首市汽运公司联合消防、交警、医疗等部门举办了一次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市政府相关领导现场观摩了此次演习。

当日上午9时05分，石首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市汽运公司院内一辆公交车失火，火势燃烧迅猛，无法控制，请求消防队紧急救援。接到报警后，该市消防部门立即调集1台消防车、8名指战员赶赴事故现场。5分钟后，参战力量到达现场，此时，汽运公司院内布满了数百名围观群众，交警部门在四周设置了警戒带，防止无关人员进入，120急救车则停靠在一旁。消防官兵在汽运公司安全责任人的介绍下了解到，失火的是一辆公交车，车内无人员乘坐，车内座位均被大火笼罩，失火原因是因电线路段而致。

2分钟后，消防官兵迅速利用2支消防水枪从公交车前后扑救大火。5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演习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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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武警被击退后再返现场，石首全市断网

2009年6月17日晚7：30左右，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发生一起命案，该酒店23岁的男性厨师涂远高（石首市高基庙镇长河村人，此前报道中误称为女性，特此致歉）从三楼掉落，当场死亡。

目击者报案后，警察到现场看后说是自杀，但家属认为涂远高死因可疑，因为涂远高耳鼻内有干血块，但尸体落下的地方却无一点血迹，而且这家酒店两年前发生过一起同样的命案，一女性服务员以同样的方式死于非命，酒店赔偿3万元后不了了之，还有人称，该酒店1999年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一女性怀疑被强奸后扔下楼。据说该酒店有石首某领导参股，酒楼生意一直很差，主要靠贩毒维持经营，石首市有吸毒人员愿意出面作证该酒店专事贩毒。

事发后，酒店老板对涂远高家属避而不见，死者家属无法联系到酒店老板，6月18日，死者家属得到答复，若承认自杀，可得到3万5千元赔偿，如不承认自杀，当晚八点尸体将被强制性送殡仪馆火化。事发后，警察也一再催促涂远高家属将尸体拖走火化，并且有人阻止殡仪馆向死者家属出租冰柜，目前当地气温多数时间在 30度以上，死者尸体被放置在酒店内，涂远高家属坚持在疑点被解开前拒绝尸体火化。其父在酒店一楼放置了液化气罐，要与抢尸者同归于尽，同情者也开始聚集在酒店门口。

2009年6月19日凌晨1点左右，警车和殡仪馆车辆到达酒店现场，想把尸体运走，被现场两千名民众堵住酒店门口阻止。6月19日上午8点，涂远高死亡时间已超过36小时，愤愤不平的民众依然没有散去，几百名民石首市民自发为死者守了整整一夜，8点过后酒店门口被同情者悬挂上大字条幅和民众的签名信。不久，警察再次来到现场，要强行运走尸体，与现场民众发生冲突，十几名同情者和围观者被打伤，但这些人被打伤后不仅没有被送往医院，反而被警察直接关进看守所。这导致了民众与警方情绪对立的升级，越来越的的民众赶往现场，凭借人数的优势，民众在冲突中开始占据上风，他们一次次将警察打退，涂远高尸体始终未被抢走。下午1点半左右，现场几千名民众用砖头、啤酒瓶阻止警察抢尸，殡葬车被砸，几十名着装警察和便衣被民众从事发现场（永隆大酒店）追赶约500米逃至车站躲藏，车站附近主要交通道口被群众堵塞，公交车被迫改道，但据说绝大多数乘客毫无怨言。

6月19日下午3时，当地警方组织的最大一次抢尸行动再次失败，大约4万名市民聚集在街头，人数达到最高值，石首市政府被迫向武警求助，6月20日傍晚，从荆州等地调来的约一个营的武警赶到，当地民众又用石块、酒瓶与武警展开对抗，许多公安、武警车辆被民众砸毁。由于民众大量聚集，武警被迫撤退。

6月19日夜，由于传言政府将在6月20日凌晨5点再次抢尸，上万名石首市民连夜上街，不仅将永隆大酒店门口围住，还堵死了该市主要路口。

6月20日凌晨两点左右，500名左右的警察及武警排队前往酒店抢尸，刚走到附近的防疫站，就被几千名市民用砖头和石块攻击，警察和武警再次撤离，民众追赶约一公里，有警察被掀翻。武警的撤离并未让民众掉以轻心，很多人继续自发守护在酒店门口。在19日及20日凌晨的冲突中，共有几十名市民受伤或被抓，警察和武警也有多人受伤。

为控制事件信息的传播，6月20日夜间，石首市区网吧断网，永隆大酒店一带一度断电，路灯也被熄灭。据了解，事发后死者家属及当地民众曾给北京及武汉的新闻单位打电话，但赶到石首的记者被当地官员劝回。据称19日石首市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不准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到现场观看。

到6月20日早晨6点，涂远高尸体仍放在酒店内，未被抢走，现场仍有上千人堵住酒店门口，随着天色转亮，有市民陆续赶往现场。七点左右，现场人员用手机短信传回消息说，大批武警乘坐大巴车再次赶往现场，同时还有至少八辆防暴装甲车和六辆消防高压水枪车一起前往，再一次的冲突无法避免，石首民众呼吁外界给与关注和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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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石首大规模警民冲突，传上百人受伤

BBC中文网/中国湖北石首市中心发生警察与居民的冲突。这是中国各地不断爆发的公众愤怒事件中的最新一起。据报，大约上万名该市市民周五（19日）下午与警察发生冲突，以阻止他们将一名死者的尸体从一家酒店移走。大约两百个居民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这场冲突的起因是该市永隆大酒店的一名厨师离奇死亡。他的尸体在这家国有酒店外被发现。

6月17日晚7：30左右，永隆大酒店23岁的男性厨师涂远高从三楼掉落，当场死亡。

目击者报案后，警察到现场看后说是自杀，但家属认为涂远高死因可疑，因为涂远高耳鼻内有干血块，但尸体落下的地方却无一点血迹。

非正常死亡

中新网报道说，湖北荆州石首市一名厨师被发现陈尸酒店门前，由于警方初步调查结果引发质疑，当地街头19日发生群众设置路障围观起哄事件。

聚集在永隆大酒店前的石首市民

石首市政府网站19日发布题为《我市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文章。文章称，民警对死者所住房间进行了检查，发现了死者所留一份遗书，遗书的大致内容为自己悲观厌世而轻生，警方排除他杀，初步认定为自杀。

文章说，民警多次与死者亲属进行了沟通，讲明了为查清死因，必须进行尸体解剖，但遭到家属拒绝，家属对死因表示质疑。

在那之后，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于19日在该市东岳山路和东方大道设置路障，阻碍交通，围观起哄。

但是当地有消息称，这家酒店两年前发生过一起同样的命案，一女性服务员以同样的方式死于非命，酒店赔偿3万元后不了了之。

还有人称，该酒店1999年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一女性怀疑被强奸后扔下楼。

有指称说，该酒店有石首某领导参股，酒楼生意一直很差，主要靠贩毒维持经营。

中国近年来不断出现因为地方官员腐败或滥用职权导致的民众骚乱，而这次石首市抗议活动的规模比一般的抗议示威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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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站数千名民众示威，高喊打倒腐败打倒贪官

法新社/周六北京南站有数千名访民举行示威游行活动。他们拉着横幅，喊着打倒腐败，救国救民，打倒贪官的口号。有的访民散传单，高举状纸，高喊口号。现场还有人跪倒在地。已有十几位访民被抓。

邓玉娇和马锡五

吴澧 @ 2009-6-19 0:00

　　轰动全国的湖北省巴东县“烈女杀淫官”案（题头图：电影《卧虎藏龙》剧照，玉娇龙抗暴），本星期二（６月１６日）终于有结果。邓玉娇免除刑罚，居住监视自然解除，小女子回复自由之身。虽然只是一审，但此案既有高层指点，想来应该到此落幕。

　　三个歹嫖逼迫一个女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肯定都认为邓玉娇正当自卫。不会抓起来，更不会起诉，哪个文明国家的陪审团会判她犯下杀人罪？但在红朝，能 争取到这样的结果——虽然邓玉娇仍被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还被精神病医院扣了个“心境障碍”的所谓“司法鉴定”——已是很不容易。

　　民间一片欢腾，说是网络民意的胜利，是舆论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这听上去很有些与官方对立的味道。老农好歹也是个猪倌，俺就权充倌方发言人指出一下吧：其实这也是官方的胜利，是红朝历史上的“马锡五模式”的胜利。

　　马锡五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任红朝最高法院副院长。上周四（６月１１日）的《南方周末》有两篇关于他的文章，《司法改革最热争议：马锡五复活》和《不能机械回归“马锡五”》。以马锡五为原型的电视剧，将作为庆祝红朝建元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据说“这部电视剧强烈征服了”审查小组 的革命童智们，“在三轮审查中，该剧都以高分无可争议地胜出”。

　　马锡五有何神奇之处？他在延安审案时，边区没什么成文法，马锡五就走“群众路线”，“很多案件就是在和老乡一起干活时解决的”——说白了，就是在党所允许的范围内，按民众的习惯法办案。

　　邓玉娇的案子，如果在延安时期让马锡五判，那三个歹嫖要被枪毙。

　　我国现在的法律体系，红朝初期“全盘苏（联）化”，而苏联的法律基本抄自法国和德国。改革开放后又吸收了一些欧美法律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全盘西法”。而这些西法，可能与民众的习惯法相距很远。

　　邓玉娇的案子，成文法和民族传统、民众习惯法都允许她无限制自卫。但在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当成文法和习惯法冲突时，你怎么办？

　　俺老家山里每回新开一条公路，总要撞死几个农民。山里人没见过汽车，对速度判断失误，要过一阵才能习惯。司机无过错撞死人，按成文法至多是赔钱。从西方抄来的成文法，其实是城市法。城里人关系疏，今天撞一撞，之后三十年碰不上，赔钱了事。但山里人眼对眼住一个村，他想问题的人际尺度比较窄，村子里哪有失误杀人单是赔钱就能了事的？你要去灵牌前三跪九拜，出殡时穿白衣，抬棺材，摔孝盆，哭坟头。这里最关键的不是钱和法律，而是受害人一家要原谅你，两家还能在一个村里住下去，乡亲们今后也不会被你们闹得鸡犬不宁。

　　如果山里人按自己的环村思维把肇事司机抓起来打一顿，要他去坟前磕头，按环城思维甚至环国思维的法律，乡亲们犯法了不是？但县政府最好闭只眼。这种红白大事，如果派警察下来，俺老家民风很强悍的，搞得不好会抄起斧子砍他奶奶的。

　　《法律与生活》半月刊曾登过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人员下基层走访记。某县民事庭庭长这样说：“现在农村的很多案子，民法上规定的只是大原则，而各地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这时我们往往是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情来办理的。办理下来，当事人还心服口服。你如果严格照法律办他还是不服。”但判决书要写按什么法第几条所以所以的，所以这位庭长又说：“在做判决书的时候，由于我们是国家的法院，是代表国家做出宣判的，因此要求权威性，所以在判决书里我们的法官就不会把所依据的习俗写进理由里，而只是写道：根据有关民事法律政策……”

　　你看，由于国家的成文法与民众的习惯法有矛盾，基层法庭的判决书只能不合规范地模模糊糊地写上什么“根据有关民事法律政策”。而研究所人员走访的还不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那是离开西安只有两小时车程的地方。

　　法律与世界接轨，按理是好事。但主旋律日日批判西方法律的虚伪，实际上相当于批判自己的成文法；同时央视夜夜播放清代辫子戏，里面反映的都是习惯法，奸夫淫妇乱棍打死之类。这就使得成文法的思路，难以渗入下层民众。另一方面，公案机关常年放弃节假休息，为他们自己良心上也无从解释的十年、二十年的镇压加班加点。精神和体力的双重紧张，助长了腐败之风。调查发现，各地重大群体件事，几乎都有公案机关乱作为或不作为的因素。检察院和法院又监督不了，公案领导通常是党委肠胃，党内地位比两院高。公案的腐败，使得执行成文法的机关信誉扫地。

　　从种种迹象来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现在出现了向民众习惯法部分回归的暗流。网上见到一篇署名“两江书生”的文章，指出了最高法院的调子变化：“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０７年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会议上强调：‘越是重大的案件，越是社会关注的案件，越是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越是需要慎重。既不能法外开恩，也不能因为有社会舆论压力就人为拔高。’而此后最高法的调子成了——最后的判决将是‘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个社会效果是民意吗，是社会各界的议论吗？”

　　虽然邓玉娇案的结果让人心慰，但中国要走向现代法治国家，本就漫长的道路上似乎又多了几个拐弯。可笑的是，据《南周》报道，“为了不动声色地宣扬马氏审判方式的优越，电视剧中特意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北平大学法律系的女学生、国统区的法学教授，纷纷慕名来到边区参观了解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并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女学生和法学教授，代表了受过现代法治教育的力量。两相对照，国统区‘升堂问案、高高在上’不得民心，马氏审判方式的亲民昭然若揭。”我们大概可以称这类电视剧为红朝“辫子戏”。

科学史上著名公案——伽利略有没有做比萨斜塔实验？

·方舟子·


这是一个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科学故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认为物体的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千百年来这被当成是不可怀疑的真理。但是年轻的伽利略（1564～1642）不信这个邪。他在比萨斜塔上当众实验，扔下了一重一轻两个球。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两个球同时落地。千年的教条被推翻了，一条新的科学定律——自由落体运动定律——被发现了。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伽利略晚年的秘书维维亚尼写的伽利略传记中。这本传记写于1654年（1717年才出版），此时伽利略已去世12年。按维维亚尼的说法，伽利略是在比萨大学任教期间（约1590年），当着其他教授和全体学生的面在比萨斜塔做的实验。但是伽利略本人的著作都没有提到在比萨斜塔当众演示，比萨大学的记录、伽利略同时代的其他人也都没有提到这个据说很轰动的实验，倒是提到了其他人在比萨斜塔做自由落体实验。由于当时的传记写作有喜欢夸大其词编造故事吸引读者的风气，许多人认为这个比萨斜塔实验不过是维维亚尼编造的一个传奇而已。

还有人认为，伽利略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实验，因为他用“思想实验”已经推翻亚里斯多德落体运动法则。伽利略在晚年（1638年）出版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个思想实验。根据当时教的亚里斯多德物理学，每个物体在每种介质中都有一个自然下落速度，在同一种介质中，物体的下落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伽利略据此设想，有一重一轻两个球，重球的下落速度将比轻球快。再设想把这两个球绑在一起，速度慢的轻球会拖慢速度快的重球，因此它们一起下落的速度应介于它们各自下落的速度之间。但是两球合在一起的重量大于重球，它们一起下落的速度又应该比它们各自下落的速度都大。这样就出现了自相矛盾，因此亚里斯多德的落体运动法则是不能成立的。

伽利略对他的这番论证非常自信，认为无需进一步做实验，就已证明了物体的下落速度和重量大小无关。在真空中，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很多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认为伽利略的论证简洁有力、十分精彩，是思想实验的典范。且不说推翻了亚里斯多德落体运动法则并不能就得出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无关的结论（速度和重量还可以存在其他关系，例如非线性关系），严格地说，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并没能推翻亚里斯多德落体运动法则。人们往往误以为这个思想实验是关于真空中的自由落体。其实不是，它针对的是任一介质中的自由落体（亚里斯多德物理学不相信真空的存在）。而在有介质时，下落速度并非都与重量无关，在某些条件下物体越重，下落速度越快（例如在粘性介质中，具有相同的投影面积的物体，它们的下落速度和质量的开方成正比）。

既然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出现了与事实不符的结果，那么它的推理过程就有不严谨之处。伽利略在推理时承认亚里斯多德的这一前提：每个物体下落时都有一个自然速度。那么把两个球绑在一起，还能不能做为一个物体看待？如果它是一个物体，它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自然下落速度，应根据它的新重量来算这个新速度（即比重球的速度要大），而不能再根据两个球分别下落的速度去计算新速度，这样就不存在矛盾。如果它不是一个物体，轻球会拖慢重球，但是这时轻球的重量不能加到重球之上，不存在一个有二者的重量之和的新物体，不能根据重量之和算出另一个更大的速度，这样也不存在矛盾。亚里斯多德可以反驳说，伽利略之所以会认为有矛盾，是因为他一方面把绑在一起的两个球当成两个物体，一方面又当成一个物体，自己自相矛盾造成的。

所以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并不能像他认为的那样清楚地证明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有内在矛盾，最多表明其中可能有问题，孰是孰非，仍然要靠实验来解决。伽利略虽然声称无需实验，但在书中还是提到了两个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的实验：从200肘尺（1肘尺大约等于半米）处扔下一个100～200磅的炮弹和一个只有半磅的步枪子弹，前者只比后者领先一掌距（23厘米）落地；从100肘尺处扔下一个100磅的铁球和一个1磅的球，前者只比后者领先2指宽落地。但是伽利略既没有在书中明确说是他本人（即书中人物萨尔维亚蒂）做的实验，也没有说这是在比萨斜塔做的实验（第一个实验明显不可能是在比萨斜塔做的，因为塔高只有50几米）。那么伽利略究竟做没做过自由落体实验？如果做过的话，是不是在比萨斜塔做的？是不是当众做的？

伽利略在另一处倒是明确地到他曾经在高塔上做落体实验。伽利略在比萨大学当数学教师期间，写了一部没有出版的手稿《论运动》（写于约1590年），其中5处提到在“高塔”或“塔”上做的落体实验。这5处，只有一处是为了反驳亚里斯多德理论，是以反诘语气提出的（“如果两块石头从一座高塔同时扔出，一块的大小是另一块的两倍，那么谁会相信，在大石头已落地时，小石头只下落了一半路程？”），显然只是假设，而不是对真实实验的描述。剩下的4处是在描述实验，其中一处更是明确地说他本人经常在高塔上做试验，但是不是为了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而是为了验证他提出的一个新的落体定律：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密度成正比。原来此时伽利略并不完全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他认为，在真空中，如果是相同材料做的物体，那么它们的下落速度和重量无关；但是如果是不同材料做的物体，那么下落速度和它们的比重成正比。假如扔下一个金球和一个银球，由于金的比重大约是银的两倍，伽利略认为金球应领先银球一半的距离先落地。

伽利略说他经常做的实验是同时抛木球和铅球的实验。他报告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开始木球的下降速度比铅球还快，之后铅球逐渐赶上木球，领先木球落地。根据现在的物理学知识，如果考虑到空气阻力，铅球领先落地是预料中的，但是木球一开始领先铅球，则似乎是荒唐的。因此有人怀疑伽利略是不是真的做了实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两名美国科学家米克里奇和塞特尔重复了伽利略的实验。他们让51名学生做实验，一手握铁球，一手握木球（二者重量比约为10倍），两手朝下，同时松手让球下落，并对整个过程进行摄影。对摄影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在大多数（占88％）实验中，一开始木球的确明显领先铁球。原因不是由于物理定律不成立，而是由于人们在扔球时，会下意识地先松开负重较轻的那一手（可能是因为人们要用更大的劲握住重球，因此松开要稍慢一些）。伽利略报道的这个奇怪结果，恰恰证明了伽利略的确在高塔上做过落体实验。既然他用不同材料的物体做过落体实验，那么也应该用相同材料的物体做过。维维亚尼很可能是根据《论运动》中的这些叙述，夸大成当着众人的面在比萨斜塔做演示。在维维亚尼的故事中，伽利略是为了证明用相同材料做成、重量不同的物体的下落速度相同，这与伽利略当时的观点相符。

伽利略通过实验发现如他预料的，比重大的物体的下落速度略快于比重小的，但是并非如他的假说所预言的下落速度与比重成正比。伽利略想出了别的假说试图解释为什么实验结果与理论的预测不符，以及为什么比重小的物体的下落速度一开始会比比重大的快。他最终放弃了原先的假说，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在真空中（或在介质阻力可忽略时），任何物体，不管其重量、形状和比重，下落速度都是一样的。

伽利略对自由落体的研究的各个方面，分开了看都并非他的首创。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公元前99～公元前55）在承认在介质中落体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同时，也正确地指出在真空中所有落体的速度都将一样快。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斐罗庞努士（490～570）在给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做注解时，指出试验能证明亚里斯多德的落体法则是错误的，如果从同一高度扔下重量差别很大的两个物体，它们落地的时间差异将会极其小。这是首次有关落体实验的记载，斐罗庞努士很可能只是在叙述前人的实验。在伽利略时代，也有多人在他之前做了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的落体实验。1544年，意大利历史学家法奇在一篇有关炼金术的文章中顺笔提及试验否定了亚里斯多德的落体法则。1576年，先于伽利略担任帕多瓦大学数学教授的莫勒提报告说，如果从塔顶扔下相同材料但不同重量的物体，或者相同体积但不同材料（铅球和木球）的物体，它们将同时落地。莫勒提声称他做了多次试验都得到了这个结果。1586年，比利时数学家斯蒂文详细报告说他以前做过实验，从30英尺高处让重量相差10倍的两个铅球落到木板上，将只听到一声落地的声音。

甚至思想实验也并非伽利略的独创。意大利数学家贝尼德蒂在1585年出版的书中，已提出了一个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的思想实验：假设两个重量相同物体由一根线连着一起下落，按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它们的速度将由它们的总重量决定；再假设在下落过程中这根线断了，这两个物体将保持原来的速度下落，但是重量只有合起来时的一半了，因此下落的速度和重量无关。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可以说是这个思想实验的改进版。

但是只有伽利略历时多年，通过系统实验彻底解决了落体运动的问题。他不再满足于做扔球这种简单的定性实验，而是设计出了定量测量落体速度的实验：让球从光滑的斜板上滚下，测定在某个时间点球与起点的距离，从而不仅证明在阻力可忽略时下落速度与物体重量无关，而且证明自由落体运动是一种速度不断增大的匀加速运动，下落的距离正比于时间的平方。这才是我们现在说的自由落体运动定律。伽利略对物体运动的系统研究，为现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

伽利略在研究自由落体的过程中，不仅做理论上的思辨提出假说，而且做实验对假说进行验证，根据实验的结果对假说进行修正，根据新的假说再对实验进行改进。这是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应用科学方法。虽然受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和当时的风气的影响，伽利略也热衷于在其公开著作中做逻辑思辨，有时甚至声称通过思辨而不做实验也能解决问题。但是他实际上更注重实验。在1640年的一封信中，伽利略如此说：“追求真理的可靠途径是把实验放在任何推理的前面，我们相信后者将会含有（至少是隐含）谬误，而一个合理的实验不可能与真理相对立。”在伽利略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强调实验的重要性。所以伽利略被爱因斯坦称为现代物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父，当之无愧。

2009.5.29

（《经济观察报》2009.6.8, 2009.6.15）

(XYS20090616)

本文可作为乌有之乡诸童鞋智力的写照

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

苏铁山

2009年3月 乌有之乡

　　1976年9月，伟大的人民领袖，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历史巨人毛泽东主席告别了他深爱着的人民。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华的大地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逆流，便开始了它的疯狂。 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份血写的报告》所歪曲的“张志新案”以及其后一系列歪曲“张志新案”的文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登场的。

　　两个案子的对比

　　“张志新案”是1979年轰动全国的大案，陈禹山们通过他们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将张志新描写成因反对江青、林彪；因非议“文化大革命”；因主张为彭德怀平反；因反对整老干部而在1975年被冤杀的“英雄”。在陈禹山的笔下，张志新成为了“圣女”——美丽、善良、勇敢、正义、多才多艺。

　　现将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到的张志新的主要言论抄录如下：

　　张志新是在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的。被捕前，在盘锦五七干校早已被列为“专政对象”，在数不清的批斗会上，她这样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

　　“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在那（里）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了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单调了吗？因此，我对江青就有很多想法。”

　　“林彪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了，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我）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论断，很反感，顶峰不是到头了吗？”“林彪是促进（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 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我对林×××没有什么信赖。”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对那些事都想不通，好多人打倒了，是否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要当敌人来打，（我）思想上就是不通。老干部总是给党做了些好事，做了些工作”。

　　对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被定为“反党”，她认为应当平反；关于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案件的处理，她指出这是不公正的；……

　　她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有人问她：“你担忧什么？”张志新坦率地说：“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江青、叶群这些人……”。

　　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告诉人们，张志新就是因为上述的一些言论而被“‘王张江姚’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冤杀了。

　　然而，同是在1975年，机缘巧合，历史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的平反，这个被平反的人是苏铁山。

　　在这里，我将2005年3月交给本人所在的党支部，全国工商联机关党委和全国工商联党组并在支部会上全文照读的《真实人生——我的党性自我分析》（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中，要求党员写“党性自我分析”）一文的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舆论准备时期和发动初期，整个中国社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歌颂和评价也越来越高。开始出现了“顶峰论”等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不适当“拔高”的说法，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不让读其它书的不适当做法。在当时，尽管自己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十分认真，但由于自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接受一些过分的“拔高”的说法和做法。

　　在1965年和1966年间，自己广泛阅读的作法在部队受到了基层领导和同志们多次不点名的批评和当面的劝说，基本意思均为应专心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看其它的书。尽管自己当时对毛主席很尊敬，但为了维护自己广泛读书的权利，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也创造了很多光辉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将这些光辉的思想继承下来”；“毛主席很伟大，但也和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时，自己说：“顶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 时，自己说：“唯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金钥匙，你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时，自己则说：“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自己的问题很多，毛泽东思想只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金钥匙上的关键的一个齿，这把金钥匙上的其它的齿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其它光辉思想构成的 ”……等等。自己的上述言论在1966年曾被由兵种、学院和基层部队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整理成“苏铁山反动言论的综合材料”，并据此将我定为“思想反动份子”，于1966年10月（20岁）关入陕西马兰监狱。在1966年处理我的前后，我从未认错，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完全不符合“认罪服法”、“认错服教”的要求。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变化。1975年（29岁）我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随后即在北京安排了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组织上重新修改了对我的平反结论，肯定了我1966年前后的那些言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并说我当时年龄很轻，敢于提出并一直坚持那些正确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以上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言论，并引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记述的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言论，是想说明我当年的言论和张志新的言论从“质量”和“严重程度”上看应该说是相差不大。然而我的“命运”和张志新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尽管我和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因“言论”被关入监狱，但我却在1975年被解放军的“军兵种”领导机关宣布平反，而张志新却在1975年被辽宁省法院“改判死刑”，并经省委常委会议一致通过同意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了死刑。

　　如此阴阳两界，天上地下的生死差距同样发生在1975年；同样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的“政治气候”和“舆论氛围”；同样都是“大机关”、“大单位”层层经手几十人的处理过程，即不存在“天高皇帝远”可以任意胡来的可能，怎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差距？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于如此的“矛盾”，我们认为只存在两种可能。一个是本该被判“重刑”的苏铁山却被一些人包庇平反了。另一个是陈禹山们所描写的“张志新案”有意掩盖了导致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有人说胜者为王败者贼。

　　然而历史的波涛，时间的潮水，同样能够冲掉历史真相上面的污泥和沙尘。将真实的历史展现在天地之间。

　　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我们在对“张志新案”进行重新了解时，发现陈禹山们在编写《一份血写的报告》时有意掩盖了如下重要的事实：

　　⒈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到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

　　⒉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⒊张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主席的言论。

　　⒋张志新还有攻击、漫骂周恩来总理的言论。

　　⒌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

　　⒍1975年第二次判处张志新死刑时，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据查，当时判处张志新死刑的依据是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公安工作六条》。 《公安工作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⒎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报批过程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据查，当时判死刑的审批程序为，基层法院判死刑须层层上报至辽宁省高级法院，辽宁省高院判死刑，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上报最高法院前，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然后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据了解，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审批过程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

　　所以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她反对林彪、“王张江姚”（林彪1971年已死，辽宁省在文革中没有因反对“王张江姚”被判死刑的），不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张志新的那些言论（请对照我当年的言论），也不是因为张志新坚持《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她的那些观点（本人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有意遗漏的，张志新用谩骂的语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触犯了《公安工作六条》，这才是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

　　当时对张志新的判决是否有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第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法律工作者不愿给张志新“平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据我们所知，当年参与判处张志新死刑的至少几十个人，却没有发现一个人出来表示“忏悔”。

　　所以，我们认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不是一份认真、严肃的按照时间顺序、逻辑过程、因果关系、事实真相形成的“案情报告”，而是政治目的明确的“文艺作品”。

　　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

　　在陈禹山们的笔下，“张志新是被冤杀的”，而“冤杀张志新”的，则是毛泽东主席的侄子，毛泽民烈士的儿子，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三十年来，这种“说法”经过“传媒”传来传去，似乎已成为真实的历史。

　　然而，这恰恰是被歪曲的历史。三十年了，应该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

　　关于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陈禹山们1979年6月5日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了五段话：

　　第一段话： “她，叫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为坚持真理，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一伙投入监狱。”

　　第二段话：“‘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看了这份材料暴跳如雷，吼叫‘这样的人得整起来’！”

　　第三段话：“审讯就这样结束了。面对这样一位‘犯人’，林彪‘四人帮’便祭起他们那套法西斯‘法宝’来。他们给张志新同时加上脚镣手铐，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折磨她……。”

　　第四段话：“1970年8月24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被拉到公判处决大会上陪斗，并被用海绵堵住嘴巴，同两个要被处决的犯人一起绑赴刑场陪斩。”

　　第五段话：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张志新毫不动摇，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咬牙切齿地说：‘判无期（徒刑）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在服刑期间还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经过了解，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均发生在1975年2月26日前）与毛远新完全无关。因为毛远新最初知道“张志新案”的时间是在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研究“张志新案”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当时有关部门指定给毛远新的辩护律师张海妮曾经明确辩称，1975年2月26日前毛远新根本不知道有“张志新案”。正直的张海妮律师是公正的，因为她知道，1970年6月前，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张志新案”时，毛远新因车祸受伤而未参加会，因此不知道有 “张志新案”；因为她知道，按照当时的死刑报批程序，只有省高院判了死刑，才会上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至于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及最初的批捕等完全由有关部门按照当时的法律办理，无须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

　　既然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与毛远新无关，请问陈禹山们，前四段话所指具体是谁？请陈禹山们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逐条认真的回答。若不做回答，我们可以认为陈禹山们编造事实，并故意用模糊的表达方式，实现欲加之罪的目的。

　　上述第五段话，这段话根据陈禹山后来的讲法，实际所指是毛远新，这段话根据我们的认真了解，发生时间在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时，而这段话的内容则完全是陈禹山们编造、拼接起来的，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其中有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所说的话，也有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的话，其中特别关键的“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这些话就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事实是，当时毛远新除了对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表示同意外，仅说了一句话：“判了无期还这样嚣张”。——这一切已被当日常委会议的现场情况、原始记录、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审理“毛远新案”时的相关情况定格在历史中。

　　《光明日报》1979年7月17日刊载《人民的法律为何保护不了张志新同志》，作者马荣杰。该文说：“‘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

　　这段话，要请马荣杰先生明说究竟是谁“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马先生拿不出证据，无法自圆其说。

　　《南方周末》1998年6月7日刊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作者朱建国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

　　这段话也为陈禹山所言，但与上述第五段话就有明显不同，这两句都不是真正的原话。再有，明明开的是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怎么又变成了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了。况且，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从未研究过张志新案，毛远新从未主持过辽宁省革委常委会研究过“ 张志新案”。就是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研究“张志新案”的那一次会议，也是由黄欧东书记主持，毛远新作为副书记，根本“不够资格”主持这次会议。对于这样人命关天的重大责任问题，怎么能信口胡说呢！

　　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2008年2月采访任仲夷当年的秘书张岳琦，张岳琦谈到任仲夷1979年主持辽宁省委工作时克服阻力平反张志新案。张岳琦特别谈到杀张志新的是毛远新。凤凰卫视将张岳琦的原话打出字幕“后来毛远新批示说杀了算了。”

　　这段话要请张岳琦先生说明，毛远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批示说杀了算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毛远新从未批示过这样的话，张先生也拿不出证据，也无法自圆其说。

　　“历史风云网”载《历史解密：张志新文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一文，作者陈少京记下了陈禹山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对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汇报，这次会议确定，省委要做决定，发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会上，任仲夷最后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

　　任仲夷已去世，但任的话也是“欲加之罪”。

　　那末，究竟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呢？

　　我们认为应该对“张志新案”负责的是一个组织系统（这里不涉及“张志新案”处理的对错问题）：

　　⒈张志新1968年11月下放到辽宁盘锦“省五七干校”。12月张被同干校的女干部告发“现行”问题，被送到干校没有行动自由的“学习班”。此间张的“ 婚外情”问题被大字报揭发。此后张口头、书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被多次批判。1969年1月9日张写下遗书，被发现后严加监管。此后，张继续口头、书面多次发表“现行”言论，并多次被批判。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逮捕。

　　⒉1970年5月张志新被第一次判处死刑。这次死刑报到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6月前），当时辽宁省的最高负责人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1970年8月24日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

　　⒊1974年至1975年初，沈阳大北监狱将张志新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因张新的“现行”言行）上报至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又将张案上报至沈阳市法院，沈阳市法院建议改判张志新死刑上报至沈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张志新案，沈阳市委常委会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市委副书记宋光代表市委签字确认，张案又上报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院长陈一光代表省高院签字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

　　⒋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报告，黄欧东主持了会议。黄欧东当时是排列在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省委书记。当时曾绍山因事未主持这次常委会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共研究了省高院上报的十几个死刑判决建议，“张志新案”是其中之一。全体常委一致同意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最后是由主持人黄欧东代表省委常委签字确认同意辽宁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后，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将“张志新案”等死刑案一并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这里，必须说明，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对省高院的死刑判决建议只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并无判死刑的权力。

　　⒌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复审，最后于1975年4月3日以江华院长的名义，核准了张志新的死刑。

　　⒍毛远新是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是省委常委之一，他参加了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也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正的说，在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责任。这是因为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但不兼任辽宁省委的工作。1973年底辽宁到北京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的是陈锡联、曾绍山、毛远新。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在陈锡联调离后由曾绍山临时代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周总理还说，这个事情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报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决定。但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没有形成中央文件，因此当时辽宁省委的排序仍然是曾绍山代理第一书记，黄欧东其次，李伯秋第三，杨春圃第四，毛远新是副书记位居第五位。按照党内惯例，凡事以文件为准。所以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在曾绍山因事不在时，是由黄欧东主持。若黄欧东不在，则依次由李伯秋主持。所以在当时作为省委副书记的毛远新“距离”主持辽宁省委常委会还“差一大截”。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周恩来总理口头指定临时负责辽宁省委日常工作的人，因此在参加辽宁省委会议的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张海妮律师曾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毛远新应对“张志新案”负“主要责任”，明确表示“张志新案”是“集体决定”，最后法庭改为毛远新应承担“重要责任”。我们认为张海妮律师所言，是有道理的。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问题”

　　关于张志新在1975年4月4日执行死刑前被割断喉管的说法，是整个“张志新案”中最骇人听闻的情节，也是让无数善良的人们最为震惊、最为愤慨、最无法容忍、感情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残酷行为。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陈禹山们在1979年6月5日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没有明说：“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到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然后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脸不变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1979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乐团张志勤《姐姐，我为你诉说》文，文中诉说：“1979年4月4日姐姐被秘密加处死刑……。凌晨，姐姐被秘密带到一个办公室，来了四条大汉，把姐姐按倒在地，头下垫一块砖，惨绝人寰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1979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共产党员许俊基《伸张正义 维护法纪》文， 1979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郭罗基《谁之罪》文， 1979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禹山《走向永生的足迹》文，上述三篇文章均说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补充……。”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接着，就把张志新押解到四大队二楼一间办公室割她的气管……，但是，张志新站了起来，仍然昂首挺胸……”。

　　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文，该文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写道：“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来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习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该段文字的小标题为“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问题，以上引用了报纸上正式发表的七篇文章中的相关描写。

　　首先，经过调查了解，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历史的事实是毛远新从未同意过“对行刑犯人割喉管”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毛远新请示过“对行刑犯人割喉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的过程中，所谓毛远新“同意”、“指使”、“批准”对张志新“割喉管”的事情，从未作为一个审讯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件事与毛远新无关。

　　但是，张志新是否“被割断喉管”呢？

　　⒈以上引用的七篇文章中，张志勤文、许俊基文、郭罗基文、 陈禹山文四篇文章均明确说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使用的词均为“割断”。

　　对此，我们反复找知情人进行了认真的了解。答复非常明确，所谓“割断张志新喉管”或“割断张志新气管”的说法都不是事实。事实是，当时为防止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经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的决定，在宣判死刑大会前，由沈阳市公安局卫生所的医生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

　　张志新从未被割断气管或喉管，实际上被《光明日报》自己发表的文章所证实。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 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的补充……”。该文记述：“据一位难友回忆，大会宣布把犯人押上来，张志新戴着手铐脚镣，身上绑着绳子，胸前湿了一大片，没有人押着，仍然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请注意，该难友没有看见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也没有看见胸前的“血”湿了一大片。

　　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张志新跳下刑车，仍然昂首挺胸，一步一步庄重地向行刑地点走去。”“到了行刑地点，张志新仍然昂首挺胸，凝视远方，俨如冬梅傲雪，酷似秋菊凌霜……”。——请注意，管教人员也没看见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

　　其实，人们依靠常识，也可以判断出，一个被割断气管或喉管的人很快就会死亡，不可能参加宣判大会、上车押赴刑场、下车走到行刑地点。

　　⒉陈禹山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一文中说：“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倒在地上割断了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舌头”。请问，“割断了气管”如何“呼喊”？

　　⒊以上引用的第一、二篇文章中共有三处使用“秘密”的描写。一处说张志新“被秘密加处死刑”，另外两处说“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在那里“割断了她的喉管”。

　　张志新被“加处死刑”，经层层法院报批，经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监狱全体犯人大会宣判，经大佈告张贴，何来“秘密 ”。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又有“意旨”，又有“同意”，何须“秘密”？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何来“秘密”？

　　但陈禹山们为什么非要“秘密”呢？因为这个假话说的太大了。陈禹山们要留退路。如果有人坚决不相信，“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一定要找出“执行人”、“证明人”，对不起，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找不到人。如果有人要将这个“罪恶”落到实处，也一定要找出“执行人”、“证明人”，还是对不起，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还是找不到人。

　　写到这里，1979年有关“张志新案”的一个情况是不能遗忘的。

　　1979年，从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禹山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止，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光明日报》为中心的许多报刊将“张志新案”的宣传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数善良的人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强烈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凶手。直至发出了 “‘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在一切进行的“如火如荼”时，突然之间“张志新案”的宣传停止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怕否定“毛泽东时代”，怕否定毛泽东本人吗？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非毛化运动”何时停止过，连“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天大谣言都敢造，而且至今还未停止，怎么可能是怕否定“毛泽东时代”，怕否定毛泽东本人呢？这样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张志新案”的“故事”宣传的太离奇了，群众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杀害张志新的凶手这个要求其势汹汹，已经无法落实，无法交代了。所以只能“奉命”停止了。但是，无数善良的人们的正当要求怎么回答呢？于是，就有了1979年9 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文。该文说：“杀害张志新的侩子手当然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像张志新这样的冤案，我们一般的不主张追究凶手、追查个人责任。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的罪责不应当由那些有关的人来负。而应当由林彪‘四人帮’和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来负”。——然而，这样的解释能令人信服吗？

　　“文化大革命”后，除“两案”（“林彪案”、“王张江姚案”）外，法院还判决了很多“造反派”、“三种人”。所以“张志新案”的“有关”责任人未被处理，不是“不主张追究凶手，追查个人责任”，而是找不到割断张志新喉管的责任人。而找不到责任人，又是因为没有“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件事。

　　如果陈禹山们坚持说“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确有其事，那就请陈禹山们将“割断张志新喉管”的相关人员，包括“提议人”、“请示人”、“批准人”、“执行人”、“证明人”等全部揭露出来。同时包括那三十多例被割喉管人的相关情况也全部揭露出来。

　　中国有句老话：谎话说不圆，行家们的经验之谈是谎话的内容越丰富，细节越多，漏洞、自身矛盾也越多。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将割破声带的手术有意歪曲，编造成耸人听闻的血淋淋的“割断喉管”，连同本文上述凭空编造“杀了算了”，并将这两个责任栽赃陷害大造舆论，强加在毛远新的头上。而毛远新又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泽东抚育长大的亲侄儿。连毛主席的亲人，连毛主席本人都敢诬陷，在中国谁不在他们诬陷的恐怖之中！？

　　张志新刑前是否被逼疯

　　1998年8月7 日，《南方周末》发表朱建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一文。朱建国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于是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在床上大小便。”（请注意，“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怎么能“在床上大小便”）。该段的小标题为“张志新刑前已被逼疯。”

　　然而，同是这个陈禹山在1979年6 月5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道：“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加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天下午6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张志新宣读死刑判决书。张志新镇静如常。……我的观点不变！’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办公室……，然后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脸不变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

　　还是这个陈禹山，在1979年7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走向永生的足迹》中说：“临刑前，在沈阳东陵区大洼刑场上，她昂首挺胸、怒目苍天、视死如归、稳步向前……”。

　　所以，陈禹山们又说张志新没有疯，而且是昂首挺胸、视死如归。

　　陈禹山们一会儿说张志新疯了，一会儿又说张志新没有疯。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张志新死刑前的精神状态，据知情者说，张志新得知她将被判死刑，曾写了一个条，大意是：“我是生活上的大流氓、政治上的娼妓，请求痛改前非，争取从宽处理”。张志新的要求报到某某（暂不点名）处，某某说，省委常委已经研究过了，变不了。

　　写给几位作者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对本文引用的几篇文章的作者张志勤、许俊基、郭罗基、朱建国、张岳琦、陈少京等说几句心里话。我估计，各位很可能并不真正掌握“张志新案”的真实情况，可能不自觉的成为了“传声筒”，将不是事实的内容写在了你们的文章中，或说在“专栏”的节目中。各位很可能也是“受骗者”，像我自己过去一样，。我在文章中请各位回答的问题，估计各位很难回答。我的目的在于说明真相，揭露骗局，并不想为难各位，请理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追求真、善、美的，如果各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自觉的成为了被利用的对象，本人建议各位坚决的与陈禹山们划清界限，回到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本人向各位致礼！

　　写在结尾的话

　　我们在调查了解“张志新案”的过程中，翻看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其中包含有大量的牵扯到毛远新的议论、说法和传言。深切地感到高调“宣传张志新案”的主要政治目标并不是林彪、“王张江姚”,也不是当时年仅三十多岁深得毛泽东喜爱和信任的侄子毛远新，而是通过林彪、“王张江姚”和毛远新的“传递”，将目标最终锁定在“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本人的身上。而这一切都是在不言之中的。当然，暗示也是明显的。比如“谁之罪的全民天问”，比如“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比如朱建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的文字“……割断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近年来有关“张志新案”的真相已有一些披露，比如张志新与原在东北的某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关系，比如张志新一些言论的来源，比如张志新的婚姻状况，比如张志新多次恶毒攻击毛主席是自我毁灭的说法，比如张志新在狱中的表现……等等。在辽宁，在沈阳还有很多人了解张志新，也了解“张志新案”。总之，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永远被遮蔽的。

　　客观的说，“张志新案”在那个年代（1969～1975）是一个正常处理的案件，然而到了1979年却被别有用心的人 挖掘了出来，歪曲、篡改、编造，改写成否定“毛泽东时代”，否定“毛泽东”的“阴谋史学”故事。“张志新案”成为了他们抹黑毛泽东时代的工具。

　　近几年来，我参与揭穿的“阴谋史学”故事至少有两件。一件是所谓“田家英死亡真相”的故事。该故事编造、暗示田家英是被毛泽东派人秘密杀掉的，根本不是自杀。黄纪苏2006年在香港《凤凰周刊》上写文章揭穿了这个谎言，并创造了“阴谋史学”这个概念。第二件是所谓“邓颖超日记”。编造者们凭空编造所谓“ 邓颖超日记”，其内容是用编造的故事诋毁毛泽东，编造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矛盾。

　　三十年来，“阴谋史学”大行其道，单单针对毛泽东的“阴谋史学”故事，就已经从建国后扩展到了建国前，几乎涵盖所有的历史时期。当然，“阴谋史学”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多少伪造的历史、歪曲的历史却以真实历史的面目出现，欺骗了很多的人。

　　我深信，今天“非议”毛泽东的绝大多数人是被恶意编造和歪曲的历史所误导、所欺骗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偏见，自觉的“非议”毛泽东的。

　　我强烈的感觉到。在“阴谋史学”的故事背后，是尖锐的阶级对立。是立场、感情、世界观、人生观的尖锐对立。

　　我坚信：

　　历史在前行，历史的真相终归会大白于天下的。

　　对历史真相的深入发掘和思考，将有利于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

清华历史副教授不识蒋介石：出书称“常凯申”

亚洲时报/上海《文汇报》报道，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奇所着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被网民发现错漏百出，当中更将中国近代着名人物——蒋介石（Chiang Kai-shek）误为常凯申。

该书2008年10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责任编辑陈琼指，由于时间很赶，误译引用资料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麽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表示，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曾经出版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

王奇婉拒记者採访，知情人士透露，王奇正在将网友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将给读者准确的订正本。

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显示，45岁的王奇19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

王奇，女，1963年5月生，博士（1995年1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2000年8月、清华大学）。　　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86年7月-1991年3月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　　1991年3月-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　　1995年1月-今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获奖情况:

　　2000年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2001年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　　曾荣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荣获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　　2003年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先进个人。

论著、论文:

　　1、《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20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毛泽东思想概论》（39万字，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承担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著述工作（2.3万字）。　　4、《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承担了全部俄文资料的编撰工作（5万字）。　　5、《中俄两国入世前后人才流失现象分析及其对策》，《“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国际论坛文集》，清华大学2004年3月版。　　6、《“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其应对举措》，《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7、《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志士的摇篮》，《“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2003年8月。　　8、《“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3年第7期；《中国现代史》2003年第7期。　　9、《充分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开展中俄关系史的科研工作》，《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10、《二战后国际大背景中的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注：《远方纪程——追寻留苏学子的足迹》电视资料片主编，2004年3月发行。

科研项目:

　　1、“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2000年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2、“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变革——苏俄、欧美、日本中国留学生之社会角色研究”，2003年韩国高教财团、清华大学亚洲中心项目。　　3、2004年3月，在清华大学组织召开“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国际论坛，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一行8人、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教育部长一行13人、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财经大学、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中心的专家学者；国内教育部、科技部、外交部的领导，社科院、北京大学、北外、中共中央党校等专家、学者100多人到会，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教学情况:

　　开设《近现代中俄关系史研究专题》（硕士生）、《二战后中俄（苏）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本科生）、《19-20世纪中外关系史》（本科生）、《毛泽东思想概论》（本科生）等课程。

学生情况：

　　指导硕士研究生7人，其中3人毕业，4人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