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7日 星期四

[转]北京面临的考验:学会平衡

学不会的。
自此以后,就是不断的破产。




陈湘编译报导/曾是原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的于阗,坐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片荒土边缘。如果中国采用时区制度,那么,于阗市离北京至少相差5个时区,甚至对中国人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旅行地点。但是并非遥不可及,上周,有消息传出,在于阗,一直不服汉族统治的回纥族穆斯林教徒在3月23日进行了抗议示威。记者想了解那里的情况。

据《新闻周刊》记者Melinda Liu和Mary Hennock报导说,可是,当记者联络上4名当地官员时,他们都草率地否认当地有任何示威、逮捕或者严禁的报导。其中一人说:“你不应该散布谣言!这里一直都很平静!”其他人也是给一个没有礼貌的回答,“没有示威!”,要么就立即挂电话。

报导说,让人不解的是,于阗市政府和另一官方网站声称,巴扎日发生了一起事件,多达10万人聚集到市内的集市。网站上说,“一小撮”代表“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反动份子,在集市上挂上一面“分裂主义”口号的旗帜。网站称,当地警方已经就此展开对应行动,此事件已经“依法”解决,无人受伤。

这难道算是一条很难对外澄清的消息吗?近几周,中国的一举一动看起来,更像一个低劣的独裁主义国家,暴躁、唠叨和叛逆,而不像是一个新兴的世界强国。

全球观众都看到了那些在逻些和东躲其他地区挥舞着警棍,镇压从3月10日起的反北京示威活动的防暴警察的图象。中国官员说是“阴谋”,西方媒体的“偏见”。

每一次新的镇压似乎不仅引发东躲和回纥少数民族更强烈的反抗,也增加了那些计划参加今年8月北京恼晕会的国家的更大的不满。但是,这些并不是北京最想讨好的观众。对话基金会的康原(John Kamm)是一位望族商人,长期来一直为释放中国政治犯四处游说。他说:“我遇上的一名政府官员还指这是场(国际)公众意见‘危机’。”他还表示,就算如此,“我没看到政府有任何打算让步的迹象。”

《新闻周刊》的报导指出,这一直是北京的一个取舍问题:为了维持大部分中国人对政府的忠诚,有时候甚至不惜得罪全世界,来利用国民的仇外情结。尽管中国渴求有国际的正当性,但是,政府更担心触怒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绪。问题是,这些老路子,在今年这个恼晕年是否行得通。[行得通也得行,行不通也得行。这个体制是无脑的,靠惯性运作的。]

一年多来,达尔富尔问题活动家一直称本届北京夏季恼晕会为“种族灭绝的恼晕(genocide Olympics)”,希望羞辱感能够促使北京采取行动,帮助停止苏丹西部的屠杀行动。现在,本届恼晕会在全球引发一系列示威活动。希腊示威者影响了恼晕火炬的点火仪式,回纥族活动人士试图于上周破坏土耳其的火炬传递活动。中方让火炬在5月穿越珠穆朗玛峰和在7月通过逻些的计划肯定会掀起更多的抗议活动。

少数外国首脑已经决定抵制恼晕开幕式,另外,针对恼晕会赞助商的消费者抵触情绪虽然尚未成型,但是,赞助商们都为本次恼晕投资了上亿美元资金,他们有理由担心。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匿名公关顾问说:“他们的声誉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包括可口可乐、大众电器、和UPS在内的数家大规模赞助商,都在试图宣传他们为达尔富尔难民提供的援助,意在挡住负面批评,其中,光是可口可乐就为难民捐资500万美元。

《新闻周刊》的报导还指出,本次恼晕会原本带有象征中国上升至世界强国地位的毕业典礼的意义。北京正面临着不及格的危险。那位匿名公关顾问说:“中国现在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去以一种不会得罪外国民众的方式来管理好这些内部问题,例如,民众不满。这就是一种对北京的全新的期待。”他承认,这些问题就算没有举办恼晕会,也会渐渐变得重要起来,但是,他说:“恼晕会所做的,就是最大化地加剧了世人的注意力。”

当北京于2001年赢得恼晕会举办权时,世界的期望是恼晕会会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在可口可乐总裁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于4月2日写给“自由东躲运动”的信里,他用相同的理由来为他们公司赞助火炬传递活动做辩护:“我们认为......利用本次活动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反而会减弱恼晕会给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带来永久性变化的能力。”

但是,正是因为北京下决心举办一次完美无缺的恼晕会,政府方面势必开始向任何可能成为阻碍的问题宣战。有些目标并不是像回纥族和躲族人问题那么遥远;上周,一北京法院宣判对34岁的维权人士胡笳监禁3年半,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康原说,胡笳的审讯过程,禁止任何海外媒体出席,如果要问,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司法程序正变得比以前“更不透明化”了。他在三藩市的对话基金会预计,中国今年的政治犯人数,会因为大批被捕的东躲犯人和网络异议份子而将超过去年的742人的数目

每一次新的示威都会激发起另外的示威。3月10日,是1959年东躲失败的叛乱发动49周年纪念日,逻些的麻烦再次爆发。

在当局开始对各个寺庙进行管制后,情况变得更糟。即使在武警部队平息了东躲首府的暴力以后,但是在周边省份和地区的暴力仍在持续,这种暴乱至少持续到了4月3日。

流亡海外的回纥族活跃人士热比娅说,远在西部省份辛姜的回纥人被东躲的局势所鼓舞,同时对当局为了不让辛姜回纥人模仿躲人搞暴乱,先发制人实行的宵禁所激怒。热比娅声称,有多达1000名妇女参与了在于阗的抗议,要求取消不准戴头巾的禁令。

《新闻周刊》的报导认为,在东躲爆发暴乱前,北京在处理国际社会的批评上是比较平稳的。针对恼晕而发生的国际上的批评示威,主要集中在要求中国政府对其在苏丹喀土穆的朋友,商家、施加更强硬的措施和压力,迫使苏丹的政府结束在对达尔富尔种族灭绝的支持。今年2月份当导演史蒂芬史匹柏因为北京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表现,辞去恼晕会的艺术创意顾问时,北京的反应还是相对安之若素的。最近,在3月7日,中国政府派出了特使前往达尔富尔,并准备会见一些恼晕会赞助商。

但是东躲问题,或者说任何中国的躁动不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触及到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和最担心的问题——国家分裂。3月2日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冰岛冰島搖滾天后碧玉(Bjork)使人吓了一跳。她在献唱《宣布独立》(Declare Independence)一曲时,到结尾突然高喊"东躲!东躲... "

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说,经过这次事件后,中国显然“开始忧心”。于是中国政府突然规定,涉外的各式各样的创意项目,都必须要获得当局批准。

自从发生逻些的抗议活动以来,外国驻北京大使都被召到外交部,外交部向他们解释东躲暴乱的政府说法,放映一段很长的录像,证明发生在3月14日的“打,抢,砸,烧”行为。严厉谴责对那些政府领导人提及的可能抵制奥林匹克的决定,并向有关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发表公开声明,称赞中国政府对东躲暴动的"克制"反应。

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Nirupama Rao)表示,有一天凌晨两点钟,中国外交部把她叫去,向她表达中国政府对印度大使馆安全的担心,因为在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外,东躲人的示威者攻击了使馆建筑。拉奥琦女士说她当时不得不急急忙忙套上衣服、找上一个大使馆司机,赶到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的人士还坚持说他们非常敬重拉奥琦女士。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一度被中国外交部召去和被要求支持中国政府对东躲的“严打”,“就像我们的朋友在苏丹问题上已经做的那样”。一位驻华大使指出:“我们看到,如今中国的做派就像一个超级大国。”这个大使已经被召去多次了。他说,我们看到,那些与中国签署了大宗合同或接受北京的经济援助的国家是要为此要付出代价的。

这些做法,有一些是简单粗糙的,但是这个专制王朝也知道,采取这些强硬动作,有助于对付中国的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的热情一上来,是未可预料的。这一代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所获得的信息,都被官方宣传机器和网络警察所严重限制了。他们对于在1959年反抗北京失败后逃出东躲的老佛爷几乎无所知,所以他们完全相信当局所长期描绘的佛爷的形象-邪恶的“分裂份子”。

“许多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要批评中国,”在香港研究中国因特网的专家芮贝卡•麦考宁(Rebecca Mackinnon)说,“他们觉得,为什么这些躲族人这么忘恩负义?!”当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时,这一代中国人就推动他们的政府要对外国势力和活跃分子挺起腰杆,保卫国家的荣耀。

《新闻周刊》的报导说,中国人对东躲动乱的反应,现在还和一种丑陋的“民族主义”联系上了。对许多汉人来说,过去30年来,他们取得了不可估量的发展进步,而满腹牢骚的少数民族,像东躲人,他们的不满,好像是要回到过去的落后社会去。[然而于丹姐姐在汉人当中的走红、勤于“爱国”懒于认知的风气在汉人青年中的流行证明:汉人丝毫无意于更进步的社会。] 在北京地铁站,有一名躲族女子在卖传统耳环和小饰物,她说,现在没有人愿买她的首饰,因为没有一个汉族愿意被人误认为是躲人,甚至也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说躲语。她说,自从东躲发生流血动乱后,每天都碰到一些上下班的人诅咒她。3月14日后好几天,她和她的朋友们都不敢出门。“我们听说一些汉人会对我们躲族妇女扔石块和啤酒瓶,还想殴打我们的孩子,”这位躲族小贩说。她还要求不要把她的名字等出去,因为她在北京是“黑人黑户”。

目前有迹象表明,至少有一些中国官员已经承认,政府之前的做法有失误。如今中国国内的媒体已经开始更多地强调这样的信息,即逻些暴动,汉躲都是受害人,而不再只宣传汉人是受害者。

在3 月底曾带领和陪同一组外交官前往逻些的一位人士也强调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中国应当少一点妖魔化自己的政治敌人,而要用更多时间告诉人们,有关他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正面的事情,”一位在北京的公关公司的顾问说,“全球化的一个代价就是,你得找到一种平衡中国内部和外部听众的方式。”如果中国用恼晕会作为毕业典礼,想向世人显示,他们已经“毕业”了,那么,这就是中国政府需要尽快学会的一门课程。 [它不可能毕业。它将继续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无意识地走下去。]

继续下作

http://shehui.daqi.com/feature_269268_1_index.html

世界报为外交部发言人怒斥CNN的配图真好。

语录体:东躲和恼晕是好事情,好就好在破产。做正面教材,使世界知道,北京自说自话打扮出来的国际化、现代化以及孔孟之道和谐软力量的假象,在一个月里彻底破产了。做正面教材,使世界知道,北京绕不过七十年代。
"Ceux qui appartiennent à la sphère journalistique doivent veiller à leur moralité. Ils n'ont pas le privilège de fustiger d'autres peuples ou d'autres gouvernements (...). Nous exhortons à nouveau solennellement CNN et M. Cafferty à retirer ces propos infâmes et à présenter leurs excuses au peuple chinois", a dit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hinois.  Matjaz Krivic / SIPA
Matjaz Krivic / SIPA
"Ceux qui appartiennent à la sphère journalistique doivent veiller à leur moralité. Ils n'ont pas le privilège de fustiger d'autres peuples ou d'autres gouvernements (...). Nous exhortons à nouveau solennellement CNN et M. Cafferty à retirer ces propos infâmes et à présenter leurs excuses au peuple chinois", a dit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hinois.

Pékin demande à CNN de s'excuser pour insulte envers le peuple chinois

LEMONDE.FR avec Reuters et AP 17.04.08 10h50

Pékin a officiellement protesté, mercredi 16 avril, contre les propos tenus par le journaliste de CNN Jack Cafferty, qui a qualifié les Chinois de "cinglés". Le commentateur avait déploré que les Etats-Unis continuent d'importer "de la camelote [chinoise] couverte de plomb et de la nourriture pour animaux empoisonnée", ajoutant : "Je pense qu'au fond, ils sont restés la même bande de cinglés et de voyous depuis cinquante ans."

Le responsable du bureau de CNN à Pékin, Jaime FlorCruz, a rencontré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iu Jianchao, mercredi. Dans un communiqué diffusé sur Internet, Liu Jianchao déclare :"Ceux qui appartiennent à la sphère journalistique doivent veiller à leur moralité. Ils n'ont pas le privilège de fustiger d'autres peuples ou d'autres gouvernements (...). Nous exhortons à nouveau solennellement CNN et M. Cafferty à retirer ces propos infâmes et à présenter leurs excuses au peuple chinois", ajoute le porte-parole.

EXCUSES

Jack Cafferty a fait ces déclarations au début du mois d'avril dans l'émission politique "The Situation Room" de la chaîne américaine d'information continue. "Il n'était ni dans l'intention de M. Cafferty, ni dans celle de CNN d'offenser le peuple chinois et [CNN] s'excusera auprès de quiconque aura interprété ces propos de cette manière", avait auparavant assuré la chaîne, ajoutant que M. Cafferty avait exprimé un point de vue "fort" sur le gouvernement et pas sur le peuple chinois.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ont en outre été irritées par la couverture des troubles au Tibet dans la presse occidentale, dont CNN, qu'elles accusent de prendre parti pour la cause des indépendantistes et de diaboliser la Chine. Le Quotidien du peuple a ainsi publié un éditorial attaquant les violences verbales de Jack Cafferty.

新华不信社吐了唾沫、竖起了历史耻辱柱

这种文章现在没什么价值,过若干年就会跟当年批判安东尼奥尼、批判音乐无阶级性之类的文章一样有观赏性。收藏,等着升值。



CNN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14日就CNN节目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谴责,同时严正要求CNN和卡弗蒂本人收回其恶劣言论,向全体中国人民道歉。(4月15日中国新闻网)

带着强烈的偏见和民族歧视,带着对13亿中国人的篾视,很随意轻率地发表攻击中国人的恶毒言论,是失去了理智的一种变态的疯狂。这种事情发生在西方某些个人的身上,也就罢了。然而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电视媒体上,且是在直播时由主持人信口雌黄,就值得深思了。作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代表的是一种形象,一种向社会昭示的形象。按照新闻传播的原则,电视受众需要的是对事件真相的客观、真实的报道,而不是以自己的偏见、无知、愚蠢来攻击,何况,这次CNN侮辱的是一个向来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国家。CNN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丑恶行径,必将让全世界人民认清它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丑恶嘴脸,也必将激起中国人民对其的憎恨和厌恶,更是对美国自我标榜的 “新闻真实”煽上了重重的一耳光。

中国人的态度其实也是世界人民的态度,要求CNN和卡弗蒂本人收回其恶劣言论,向全体中国人民道歉,正是是中国人讲文明、有礼有节的表现,与CNN和卡弗蒂的恶行比起来,有着天壤之别。CNN的形象与其对中国人的态度密切相关,对一个发表严重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和做人良知言论的媒体来说,其下场必然很惨,必将遭到世界人民的唾弃,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CNN及其如卡弗蒂一类的,该清醒了,用好手中的话筒,还世界一个真实,还13亿中国人一个清白,才是其最明智的做法,倘若一意孤行,知错不改,不但今后还要受到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而且最终将玩火自焚。(吴兴刚)

2008年4月16日 星期三

[立此存照]最下作的媒体

4月17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网站首页,以“最丑陋的留学生”为题形容杜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并配有照片和视频。
不错,这个视频可能只是民间制作。然而CCTV将这样下作的视频挂在首页,借用我党和愤青侮辱人的口头禅:“意欲何为?”






当然,下作媒体的基础是下作群众,是我博大精深的中华流氓文化。




党的温暖

这温暖是我从一位在国有大型企业工作的朋友那里讨来的。




公司各部门、集团各单位党组织:


近日,由于巴黎发生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且一些法国媒体随后做出歪曲事实、诬蔑中国的报道等,目前网上流行邮件称要抵制家乐福,甚至号召集体游行。请各基层党组织密切关注员工思想动态,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不要转发相关邮件和参加非法组织的任何游行抗议活动。

如遇到有关情况请及时报告党群部。





党 群 部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

爱国请注意安全

爱国请注意安全
莫之许 @ 2008-4-16 17:34:13 阅读(2004)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mozhixu/archives/126083.aspx

http://bbs.zsu.edu.cn/bbscon?board=News&file=M.1208313884.A

发信人: acryan (光荣的劳动人民), 信区: News
标 题: 在别处看到的首都警察劝解抗议学生zz
发信站: 逸仙时空 Yat-sen Channel (Wed Apr 16 10:44:44 2008), 转信

发信人: post (自动发文系统), 信区: square
标 题: [转寄]ZT KFC讨论5.1问题遇到便衣
发信站: 一见如故 BBS (Wed Apr 16 10:34:49 2008), 站内信件

本文由 newsmth.net 的 parabola 转发

发信人: weekender (米汤蛋糕), 信区: NewExpress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Apr 16 10:29:43 2008), 站内

作为51反ZANGDU北京高校联合群的参与人之一,我和我们的群主等人今天晚上一起去北京联合大学见一个51活动的北京海淀区的总负责人,商讨一下关于51活动的细节问题……

到了KFC,我们一共8个人……我们开始很开心地在讨论,总负责人说,还会有人来,一起讨论。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个约40多岁的男人,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负责人,连这样的人都召集到了,可是,他们走过来,说,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想和你们聊聊……

当时大家的表情都僵硬了,一时无语。

后来负责人笑着说,我们也想着要去找你们审批呢……

两个公安叔叔就坐下来了……

他说,这个,我知道你们打算有一个活动,我就过来和你们交流交流意见。
我们当时还天真地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于是我们就交流了我们的意见。然后他们开始说话,我们才明白,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他们举了当年中关村海龙的反对日货活动,当初他们的目的也特别简单,就是去了,拉个横幅,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发生了种种事件,包括砸店,烧车,导致发起者怎么也控制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会带来的后果,我们无法预料,就算出现了,也无法控制……我们面对面看着,没有说话。

他们接着说,我们有爱国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不能影响交通……我们说,那你支持我们的行动,不过是担心我们的活动的后果么?

他笑了笑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活动……我们爱国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呢

他们说,这种集会活动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治安,我们说,那开奥运会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治安啊,我们学校里的一条路都已经被横上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政府举办的活动,出了后果,政府会负责,你们这个是个人举办的活动,出了事情,谁负责呢?

我们就问,那正常的集会活动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要有预案、有案底、有负责人,一套一套的流程,你们这个活动都不能和学校举办的活动比。

突然我们群主说,我能看看你们的证件么?对方的一个人笑着从兜里掏了证件出来,是竖着打开的,墨绿色封皮(颜色可能记不太清了),表面上的字是凹进去的,没有任何颜色,所以我看不太清楚,里面有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样……我们群主笑着还给了他们。我看了看群主的表情,应该是真的。

然后我们又谈论起来。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不允许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呢,想斡旋,却是斡旋不了……我们说,我们一不影响家乐福营业,二不针对家乐福和法国,我们只是针对一切反对奥运的国家,让我们周围的人知道真相……但是,我们的言语好象没有什么作用。

公安叔叔还说,本来有205个国家要来,我们出现了什么事情,那可以被他们拿来利用,那就成为他们运动不来参加比赛的借口……我们只希望能好好的举办活动,之前不要出什么事情……

说到穿反ZANGDU衣服的问题,他说不能穿,我说,那我就随便平时穿着在学校里溜达都不可以?他说,那你们学校的老师会找你的……另一个女生说,我们穿什么衣服都要管呀,他说,你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你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啊,这个影响你能负责么?我们说,我们穿的衣服上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支持奥运,反对分裂啊,这个也不可以么?这个有问题么……他们笑了,你们穿这种衣服有目的吧,这个目的就和平时的穿衣服不一样吧,我们何必那么掩耳盗铃呢……我们都笑了,没有再说……

我们好奇地说,那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他们说,网络上有你们的宣传吧……我们说,那我们聊天的内容你们都能看到?他说,你们聊一些特殊的话题我们要知道呀,不然恐怖分子怎么抓呀……当然啦,他笑笑说,不侵犯你们的隐私。旁边的我们群的人说,对啊,现在的网络技术特别发达,做个网络拦截,什么都可以看到……他们笑着,没有说什么。

关于清华原来打算发放衣服的事情,从我们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感觉出来,也是他们去平息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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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162.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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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见如故 BBS yjrg.net.[FROM: bbspost@yjrg.net]
全文链接: http://yjrg.net/HTAKyAEoDCC/con_277_M.1208313289.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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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子。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 来源:.逸仙时空 Yat-sen Channel bbs.zsu.edu.cn.[FROM: 211.151.248.62]

巴黎市长:将授佛爷“荣誉市民”称号

巴黎市长:将授佛爷“荣誉市民”称号

巴黎市长德拉诺埃4月16日表示,他将会要求市议会授予老佛爷“荣誉市民”称号。德拉诺埃表示,有关决定是要表扬老佛爷作为一位和平斗士,以及他一贯地推动人与人之间对话。

香港明报报导,巴黎市长4月16日表示,他将会要求市议会颁授荣誉市民给老佛爷。德拉诺埃表示,有关决定是要表扬老佛爷作为一位和平斗士,以及他一直在国际间推动人与人之间对话。老佛爷将在八月北京奥运举行时访问法国。

另据报导,东躲着名歌星兼作家Jamyang Kyi据称被青海省西宁公安局拘捕。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周三引述北京及西宁市消息指,便衣保安人员在本月一日在青海省西宁的国营电视台带走Jamyang Kyi,自此后她便没有露面。

北京消息指,Jamyang Kyi经常在青海电视台一东躲语节目担任电视制作,已被西宁市公安局拘捕,但暂未知罪名。东躲消息指,北京当局曾审问多名上月爆发示威之际曾出国旅游的东躲人士。

青宁早前也出现过反中国镇压示威。而Jamyang Kyi,今年40多岁,主要推广妇女活动,是一名东躲着名演员及歌手,她经常外游,包括2006年到美国演讲及表演。

参加东躲示威,杜克学生遭人身威胁

安涵编译报导/对一名杜克大学的学生来说,4月9日支持东躲与支持中国的两方对立示威活动,在这群人离场后还未结束。

杜克大学校报《Chronicle》3月14日的文章指出,自从这位要求匿名的学生在礼拜堂前现身后,她便成为支持中国者恐吓的对象,这些人相信她支持东躲独立;据多维社查询的结果,此为一中国女留学生王千源。

在示威活动后,此名学生的个人资讯,包括她的名字、电话号码与中国身份证号码均被公布在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网站;该名学生在示威活动中的照片与视频也同样在几个热门的中文论坛中被公开。

她说,自己接到了各式各样的怪异电子邮件及电话。“我想这都要感谢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他们公布了所有的资讯。”

目前为第三年研究生的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李治中,否认联谊会涉及公布学生资料,但他承认含有个人资料的讯息透过该团体的自动化公开电子邮件分散系统被传送出去,不过这份讯息已被删除。

李治中呼吁,不要就此认定此讯息便是从联谊会里发送出去的。“我们绝对不支持(恐吓)。”

此名受恐吓的学生说,她曾收到几个讯息,诅咒她活活被汽油烧死,此学生已在4月11日向杜克大学警察局报案;校警已在该学生的宿舍外加派警力,并提供个人保护。

“我想现在不是为自己国家死的时机。”她说。“我爱我的生活。”

虽然此学生了解参加示威活动的危险,但她表示,当身在其中她感受强烈。“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我想成为一份子。”她强调自己并未支持东躲独立。

“我明白自己在此事件后,已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中。”她解释,有一消息来源告知她此事。“这只表示,如果我担心自己的安全的话,我不能再回到中国,如果我回去了,我可能在牢里度过馀生。”

然而,李治中否认此学生的说法,不认为中国不让她回去。

这名学生的父母也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的个人资讯被公布在几个热门的中文论坛上,几名网友表示,学生父母的家被攻击,但该学生无法同父母确定此消息,因为当学生写电子邮件回家时,父母不愿透露半个字。

包括大学共和党、杜克保守联盟、杜克民主党、学术自由学生、杜克人权联盟、杜克学生伦理与杜克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几个杜克大学学生社团,均一同谴责恐吓该学生的行为,他们要求调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并废除此学生团体。

大学共和党副主席寇德罗(Daniel Cordero)表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他们的官网上公布她的资讯,好确定在中国有(对该学生的)惩罚行动。”

李治中说,他会与这些要求解散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团体讨论此议题,并希望针对该名学生的恐吓能停止。

另一方面,温哥华一英文免费报纸《24小时》(24 Hours)的专栏作家也因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日前收到两封来自中国的恐吓电子邮件。

该专栏作家蒂尔曼(Bill Tieleman)4月8日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让我们一起抵制中国》(Let’s Boycott China Altogether)的文章,谴责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并号召抵制中国与北京奥运开幕式。

蒂尔曼强调,她想抵制的是奥运开幕式,而不是整个比赛,因为如此便对运动员不公平,但随后她收到许多电子邮件,有人支持她的观点,也有人反对然而其中有一封的寄件人声称持有枪械,另一封则恐吓要杀死蒂尔曼及其全家,蒂尔曼於是报了警。

温哥华警局目前已展开调查,虽然邮件来自中国,要查起来不易,但警方表示将尽力保护蒂尔曼。

2008年4月15日 星期二

评文汇报《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台前幕后》

这是一篇有一腚水平的黄色文章。

记住四大定律和一些事实,就不会被这黄色腐蚀:

1)定律I:当爱国志士在国人面前豪气万丈地宣布他怎样让洋人哑口无言的时候,他要么在吹牛编故事,要么就是他自己不可理喻,缺乏基本常识和基本的逻辑能力。

2)定律II:法国,或欧洲,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到现在,永远有那么些“对华友好人士”,他们往往是出于个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偏好,爱屋及乌,无条件地赞成中国朝廷的一切(我正是从这些人的言论中逐渐识破中国文化和中国朝廷的一致性的)。好在他们永远不可能是主流。这些人的言论当然是朝廷的救命稻草。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到现在,一直这样。

3)定律III:还有一些人,是做生意的现实主义者(往往是右派),他们愿意接近中国,可以有限度地接受朝廷的某些做法——但他们是有底线的。不是说他们的良心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欧洲的社会左右制衡臻于完美。

4)定律IV:这样会抓救命稻草的记者,动辄宣布自己如何战胜洋人的记者,所提供的“事实”永远是不靠谱的。

a. 对于东躲问题,法国人、欧洲人的关注由来已久,公众的绝大多数不承认中国占领东躲的合法性。记者向国人刻意隐瞒了这一点,他的描述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多数法国人是无知的,被少数媒体煽动了,于是一下子起来干扰火苗,给中国难看。仅仅是这一企图,就能证明记者的无耻了(我不说他无知,是尊重他的智商——智商正常的人在法国都应该知道他所说的不是事实,那么只有解释为记者刻意误导)。

b. 法国人对东躲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当然不能说高(显然并非人人都是躲学家),但远比中国人高,高得让我吃惊。说句让天朝子民丧气的话,法国人、欧洲人对东躲文化的兴趣普遍高于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因为中华文化纯然是自说自话恬不知耻的流氓文化,东躲文化则具有形而上学的文明高度。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基本上就是没人理、自己爽的地位。我有个在巴黎住了十二年、现在回国的中国朋友说过一句话:法国人喜欢中国文化的,多半心理不正常。相反,法国公众对东躲历史文化的了解是有相当积累的。西方很早就有发达的躲学,而在中国是没有真正意义的躲学的。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史学向来拒绝“内亚史观”,它的“中华(中原/中央)史观”在历史学科的每个分支遮蔽了中国研究者的眼睛,使得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在涉及所谓“边疆史地”的时候干脆地成了弱智。他们的所谓躲学是严格地限制在边疆史地框架内的,有些话要不厌其烦地说,有些话打死也不能说,都有潜规则,甚至有文件明文规定。专业界尚且如此,公众的知识根本就是零。一个中国人在巴黎咄咄逼人地问法国人:你知道东躲吗?你懂得东躲吗?……这是需要不怕出洋相的巨大勇气的。至少我没这勇气。而在街头示威的场合,对方对此懒得回答才是最正常的反应。

c. 法国人、欧洲人对东躲现状的了解也远比一般中国人深刻。事实上东躲在中国是个被遗忘的地方,中国公众除了对那里的神秘色彩感兴趣(这点西方人也一样),并不关心那里发生着什么事情(这点跟西方人不一样),直到这次汉人遭劫被杀。当然,中国公众也无从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朝廷可以轻易地把事情说成“三·一四”而不是“三·一〇”,从而把事件解释为一小撮躲人暴民忽然行凶——接着躲区抗争不绝,便又甩出“老佛爷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的帽子。多数中国人,包括在海外的留学生,正是通过朝廷的口径仓促地了解这件事的(我认为海外留学生对国内信息的依赖性是不可原谅的,这反映了中国教育水平的蹩脚,反映了中国青年人格的依赖性,反映了个人主义在中国和中国人中间的微弱,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惰性)。认识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大量中国人对西方态度的不解,导致了许多中国人在多伦多、在伦敦、在巴黎、在旧金山、在墨尔本、在堪培拉——当然也在北京某家乐福超市门口勇敢地表演了自己的无知。当然,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不反对。

d. 记者攻击法国媒体报道当日事件故意剪裁,抹煞中方画面。我以当日目击者和当日电视新闻观众的身份作证:至少法国一台、三台的新闻画面是客观的,既有正方,也有反方,还有双方对峙较劲的场景——当然更有运动员们的画面。我没有看出任何误导,电视新闻所给的印象和我在当场感受到的气氛是吻合的。
该记者说:“然而,这在法国媒体上却并不是这样来报道的。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讲话,大意是‘我在法国圣火接力的这一天遇到了很多自发前来欢迎圣火的法国民众……’然后该电视台主持人问本报记者:‘这是真的吗?’我当即反问:‘难道不是真的吗?’对于一些法国记者来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此4月7日前来欢呼圣火的大多数,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我对该记者在没有得到上风命令之前努力用文字营造和谐氛围的苦衷深表谅解——事实上他们若不得到上面的口径,是绝对不敢写什么“负面”新闻的(这是今上年初的最高指示精神)。同时,我对该记者面对法国电视台主持人的调侃以及无情的事实还能保持嘴硬所需的脸皮厚度表示十二万分的好奇。

e. 文中说:“‘记者无疆界’组织和‘躲独’势力显然是幕后的组织者。他们的人数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却很有组织。他们集中在一起,于是在一些局部就显得人数很多。而且他们随着火炬的移动而移动。支持圣火的法国民众和中国留学生、当地华人华侨则大多是三三两两地固定在一个地方,准备欢呼奥运圣火的到来。”
——我对该记者编造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佩服。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扎堆是出了名的,三三两两的偶尔也有,但绝大多数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一大堆。我这里还有全法学联号召示威护火的一些条文,里面明确规定:禁止单独行动,如因故暂时离队,必须向组长汇报——此外所有参与者还要负责注意周边可疑人员……相比之下,无疆界记者组织当然也是有组织的,但参与支持东躲和抗议中国人权的人并非都是该组织的,三三两两,甚至单枪匹马的都不在少数。再次向颠倒事实的文汇报名伎表示钦佩。

f. 至于一个中国女生被《快报》指为来自中国抗议者(指异议分子),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说实在,现场显然有中国的异议分子抗议中国人权问题,决不是该记者所说的“找不到……,只好找一个来凑”。路透社、BBC的报道都有实据。至于《快报》误植图片,显系忙中出错——因为事实上没有必要找个人来凑数。该女生应该向该报指出并抗议,而不是向文汇报倒苦水。

g. 关于此番三·一四暴力事件,关于蕃人暴徒的行径,法国媒体显然是报道的,而且是有相当篇幅的。我自己就转贴了不少。问题是那些消息的来源仅限于当日一些西方游客的见闻——之后他们就被驱逐出境,消息自然断了。有一份事实说一份话,既然朝廷禁止国际社会了解事实,他们又怎么可能跟着朝廷起舞,大肆渲染那些有限的事实呢?又如何安于引用朝廷单方面提供的那些所谓“真相”呢?连纸包子事件都搞得扑朔迷离,连华南虎事件都不了了之,事情发生后,连东躲日报的文章都不准其他省份转载——这个朝廷的不可信早就成了颠扑不破的常识。就是这样一个一屁俩谎的朝廷,却要求西方媒体听从它的单方面报道,岂不滑稽。

h. 该记者将火力集中指向左派,比起人民网、环球时报、新华社的黄色烂文,算是有一腚的水平,至少不是故意搅浑,煽动盲目的仇恨。但他仍然隐瞒了一点:《解放报》是社会主义党的机关报,鼓吹该党的意识形态是该报本来的宗旨,它本来就不是中立的,这并不是见不得人事情。其次,该记者秉着一贯的宣传纪律,在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主义党时,决不会花点笔墨向中国一般公众介绍该党的来历。该党是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亲手缔造的第二国际的直系后裔,算得上根正苗红,是正宗的社会主义政党。创始人让·饶勒斯,是任何一本共运史都要提到的正面人物。
想要了解社会主义党的宗旨,可以看79年的动画片《国王与鸟》。这是阐释社会主义党政治理念的艺术杰作。这个杰作远远超越了所谓政治宣传的境界(政治宣传的艺术品,有苏联、我朝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主旋律作品,也有美国中情局的动画片《动物庄园》之类——这些作品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艺术上都不足道的),不可思议地把政治和艺术融为一体,从而达到真正的政治和真正的艺术的境界……
下面只简单介绍该党与姓共的那些党的关系。
法国社会主义党、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意大利社会主义民主党等,都是第二国际的遗产,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后来的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则是从第二国际的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分裂出来的异端。由于这层关系,布尔什维克一直以最恶毒地言辞谩骂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而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也不把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国际看成社会主义者。天朝的党曾经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也跟着与各社会主义政党为敌。欧洲社会主义党对共产主义阵营向来怀有深刻的戒心,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反感远甚于欧洲右派。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党们也是如此。二战前的德国,正是由于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之间拒绝联盟(这和斯大林对德共的遥控有关),导致希特勒的纳粹上台。(至今欧洲社会主义者把苏联中国的共产党视为法西斯的同路人,除了现实的支持而外,也有历史的支持。)基于这个教训,也因为二战期间共产国际解散,二战后法国社会主义党在法共许诺放弃暴力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前提下尝试与后者结盟。1981年密特朗战胜右派德斯坦当选总统,和法国社会主义党与法共的结盟很有关系。而后来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失守议会,导致右派希拉克组阁左右共治,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党和法共之间出现裂痕。
我朝PCC和欧洲各国共产党同冠“共”字,除了在六七十年代与苏联为敌的时代,一般都视后者为友党。而由于苏联停止输出革命,欧洲的各共产党纷纷放弃暴力革命路线和专政理论,因而也多与社会(民主)党同盟,所以社会主义党们也算是我朝PCC的友党(但社会主义党们并不把我党当作友党——因为我党不放弃那两点)。由于我朝自称社会主义,又基于列宁主义教义,我朝拒绝承认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翻译上耍了花招,把社会主义党翻译成社会党,把社会主义民主党翻译成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这就是我朝经常用来侮辱别人的帽子“别有用心”的实例。直到现在,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日渐式微,社会主义政党却仍然充当着许多国家左派中坚力量。我朝要与欧洲打交道,就免不了跟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打交道。近来我朝PCC内部也出现一种声音,要把共字摘了,向社会主义党转化——由姓共改姓社,关键在于否认暴力革命路线的合法性(包括否认历史上的)以及取消专政理论。拍脑袋也想得出,这两条不可能为我党接受,我党是宁死不屈的。
总之,社会主义党与我党是亲戚,虽然关系曾经很差,但就是亲戚——实事求是地说,我党是没有政治理想政治原则的野种。但不管是野种还是纯种,温相不是说么: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这样集中火力猛打社会主义党(不止该记者),显见得这种姿态的虚伪。好在大多数公众都不知道这些。遥想去年国内媒体莫名其妙炒作法国“美女”总统候选人的那阵子,再看看现在,还有几个人能把那个“美女”和此番社会主义党领衔的扰火事件联系起来?
社会主义党此番反对火苗,自然是基于他们的反苏反中共立场(虽然中共有意与之为友,但因为专政理论是中共不肯放弃的,社会主义党是不领情的)——这个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投机的,决不是该记者所指责的“为反对而反对”。此番社会主义党的立场、做法和宣传,从政治道德讲,都是无可指摘的——虽然我绝对不希望这个党执政。解放报总编就此次事件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这句话有错么?这句话是有事实和数据为依据的,就像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一样,只是个简单的事实判断。他们抗议的就是这些。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从来和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心目里,国家利益远不如社会公正重要。所以他们一贯关心每个地方的人权。社会主义党执政的巴黎市,在市政厅上悬挂“巴黎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捍卫人权”,我说,这条标语既不辜负英雄的巴黎和光荣的市政厅,又不辜负他们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可谓贴切之至。
至于巴黎市政厅上的雪山双猫旗,完全是绿党议员的个人举动。绿党是个更左倾的政党,其成员态度素来激进,而且喜欢以激烈的象征性举动引起注意。此番绿党议员轮番上阵扰火,符合他们一贯的风格。说实在这些做法只是象征性的,无伤大雅。德国施罗德红绿联盟时期的外长菲舍尔,就是绿党成员。此人年轻时还曾暴力袭击政府官员,后来当选议员,穿着牛仔裤运动鞋戴着蛤蟆镜进议会,也算当时的美谈。不过在担任外长期间,俨然成为我朝的老朋友……我们最清楚的是,向来最没原则的是我朝我党。由这个变形虫似的朝廷愤怒地指责西方政客投机,实在是件古怪的事情。

5)该记者口口声声说“闹剧”是法国政客和媒体炮制的。然而事实是,闹剧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中国人占领巴黎”,才有这场令人捧腹的闹剧。
文中讲到有个法国运动员佩带了一个标志,上书“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下面是奥运五环标志,说这一事件被法国媒体过度解释为法国运动员抗议中国人权。多谢这位记者,我又获得了一项中国人神经过敏咎由自取的证据。因为首先过度“诠释”这一标志含义的不是法国媒体,而是中方人员,那些蓝衣卫队。他们的火眼金睛发现了这个多出来的标志,又看不懂上面写什么,本着我朝一贯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流氓原则,上前二话不说就把该运动员手里的火苗给灭了。我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只晓得法国运动员因为佩带多余标志而遭到灭火待遇(是为第二次“主动”熄灭),并不知道那标志上是那么一句好话。此番透露细节,真是不打自招。我真为中国显示出来的笨拙颟顸而由衷高兴。
至于头一次“主动”熄灭的细节,我之前已经贴了:前柔道运动员达维特·杜耶向示威者回嘴道:“这是象征和平的火炬~~~”,结果过硬且过敏的蓝衣卫队上去二话不说把火灭了——法国人至今不明白怎么回事,作为中国人应该明白:蓝衣卫队显然怀疑那家伙响应示威者,呼喊“反华”口号,还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灭了它。
导致这次最大混乱的,是临时改变路线,让法国警方措手不及。中方那个猪头自始至终用对讲机和中国同事联系,根本不跟周边的法国同事商量,只是自己商量好了向法国警方下命令。他得知市政厅挂出了雪山双猫旗,方寸大乱:谁知道那旗子是不是巴黎市政府的意思呢?要是在这面旗子的背景下举行仪式,回去怎么交待呢?这猪头一样也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当机立断,蛮横地下令改道坐车直往终点站——正是这个决定标志着巴黎火苗传递“砸锅”的结局。
所有这些细节,中国媒体,甚至许多境外华文媒体都避而不谈。他们着力渲染的是金晶遇袭的场面。然而金晶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就是要抢我的火炬,我用身子压着,他们使劲拔……但他们没有打我。抢火炬只是有暴力倾向的象征性举动,谈不上真正的暴力行为——比起比尔·盖茨被人扔鸡蛋也没什么大不了,对火炬的干扰只是象征性姿态。当然,由于这种举动的边界不明,很容易在冲动中发展成对人身的侵害,所以警方对此举动也必须做出干预。我在现场所见,法国警察的职业素质令人敬佩,我亲见警察先后制服三个暴力倾向的东躲抗议者,都是手到擒来,但又决不过分。
对于这类过激示威的举动,警方的一贯态度是制止,但不惩罚。该文说9号中学生抗议者中被警方制服的肯定要吃官司,这要么是他想当然,要么就是刻意误导。除非在示威中真的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损害他人或公共的财物,示威中的过激举动是不会遭到刑事处罚的。这是常识。

中国人在这次事件中以这次事件后续的发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无知、傲慢和愚蠢,可谓淋漓尽致。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爱国青年对中国文化也没有丝毫了解(吴澧曾经调侃道:当年毛太祖送给田中角荣一套线装的《楚辞》,让乡下人田中感激涕零,现在呢?打开《楚辞》,中/南//海那些人能认得几个字?——我想那些爱国青年别说《楚辞》,唐诗能记得几首?更别说看过几出京戏,听过几出昆曲,写过几个毛笔字,更别说十三经廿四史……这些很重要,倘要爱国的话,这些很重要,因为这个“国”没别的,就这些破烂),甚至连《义勇军进行曲》他们也能唱走调(我有录像的录音为证)。而撺掇他们丢人现眼的,中国的媒体与有功焉。谢谢喉舌们。



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台前幕后
——法国政客和媒体是如何炮制一场闹剧的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8-04/15/content_7978178.htm

 “我们祝愿奥运成功。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们拒绝由一小撮所谓的巴黎‘知识分子’来代替我们思想……”

刚刚离开法国有线电视四台的“晨间新闻”节目回到家,与法国记者的“唇枪舌战”还在耳边回响,本报(文汇报 编者注)记者的电子邮箱就收到了网友雅克•贝拉格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我想告诉你,若麟先生,‘晨间新闻’记者,以及大多数法国媒体的看法并不是大多数法国人的意见。法国人对有人将奥运会挟为‘人质’非常惊愕!现在在法国时髦的正是贬低你们的人民,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而且酝酿已久。但请你相信,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支持这种行为,相反,我们祝愿奥运成功。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们拒绝由一小撮所谓的巴黎‘知识分子’来代替我们思想……”

这并不是记者收到的第一封法国陌生朋友的来信。几天以来,随着记者频频在法国各大电视台接受采访和参加辩论以来,我一直收到“沉默的大多数”的来信和来电。这些来信和来电证明,法国媒体和部分政客们两周来吵吵嚷嚷的“抵制”、“抗议”,并非如他们所声称的得到“大多数”法国人支持。恰恰相反,法国媒体上的喧嚣底下,是可怕的“政治正确主义”的专制,是政客玩弄民意、操纵舆论的图谋,是真正的一小撮“人权主义分子”如“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之流精心策划的精密行动……而失去了话语权的法国普通公众,则成为这场空前规模的舆论操纵的真正意义上的“牺牲品”。

如果读一下法国《解放报》在北京奥运圣火来到巴黎时的“客观报道”,就可以理解“新闻”是如何被演变成真正的“宣传”:在4月7日该报封面大标题是“解放奥运”,版面上用了将奥运五环变成五个手铐的画面。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就是呼吁、动员反对圣火!后来人们看到在抗议圣火接力的人群中,很多人举着这张报纸,立马就可以洞悉其用心。

《解放报》的例子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如果看一看法国各大电视台如此热烈地欢迎梅纳尔在奥运圣火来到巴黎之前去发表种种蛊惑人心的讲话,就可以理解这场所谓的抵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巴黎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拉开了闹剧的帷幕,新闻发布会成了“反圣火”的先期组织动员会

早在上周巴黎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奥运圣火火炬传递路线时,这场闹剧就拉开了帷幕。当天早上,记者提早至少半小时到达现场。中国驻法大使馆新闻处早就替我们注册报名采访这次新闻会,令我们中国记者吃惊的是,巴黎市政府新闻处却告诉我们,中国记者都没有注册,因此需要重新排队等待。就在这时,在所有记者众目睽睽之下,“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梅纳尔却以“贵宾”身份,在所有记者之前首先进入了发布会大厅。此时我们已经在议论,这到底是巴黎市政府和法国奥委会的记者会,还是这个“背景很深”的非政府组织的“抗议动员会”?记者事后了解到,梅纳尔是巴黎市长德拉诺埃邀来的“嘉宾”。这样再看巴黎市府在圣火传递当天居然公然挂出“躲独”旗帜和“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宣传画,就丝毫不令人吃惊了。

果然不出所料,等记者总算完成登记注册进入现场时,看到的居然就是梅纳尔在那里发表长篇大论!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就等于说,在奥运圣火传递活动组织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更多时间却是由反对圣火传递的人在进行抵制圣火的动员发言。当时就有法国记者带着颇为得意的语调来问我“如何看梅纳尔抵制圣火”。事实上,这一天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反圣火”的先期组织动员会。事后记者遍览各大电视台,尽可能收听电台,以及读报纸的报道,发现这些“公正”的媒体几乎无一不把梅纳尔的“抵制圣火”行为安排在最突出的地位。

紧接着,就是两天后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法国体育运动员和火炬接力手将要佩戴一枚胸章进行接力的新闻。同样,这场新闻发布会也“演变”成一场“抗议动员会”。本来这枚胸章并不一定可以诠释成“反对中国人权”(上书“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下面是奥运五环标志),但经过所有法国媒体的渲染,很快这一胸章就成为“反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标志。其实,并不是所有火炬手都支持这种做法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国前柔道冠军雷•蒂耶利说:“奥运是人类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不知道也不一定赞成发生在中国的所有的事情,但我更反对将奥运当作人质。人权问题是政治家的事情,而不是运动员的责任……”但这样的声音,尽管是记者所采访到的多数运动员的看法,但在法国媒体上,却往往被解释为“运动员普遍反对中国人权状况”。

星期天(4月6日)整整一天,各种谣言在巴黎城四处流窜——“四辆大巴从布鲁塞尔运来抗议者”,“抗议行动将是非暴力的、戏剧性的”……法国电视台则不断地反复播送在英国伦敦出现的少数“躲独”分子干扰圣火传递的镜头,以及梅纳尔不断重复地号召法国人前来抗议的呼吁,显然是一种强烈的煽动。在记者偶然地收看、收听、阅读的电视、电台、报刊上,梅纳尔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唯一的一个法国人!在这样媒体一边倒的情况下,东躲问题的真相根本就不可能为法国公众所认识。此时,中国记者们都在担心,不明实情的法国人会不会上当受骗……

法国当地时间4月7日中午12点30分(北京时间4月7日下午18时30分),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开始环球传递第5站的传递活动,在这一站有一个非常勇敢和可爱的小女孩引起在场所有媒体和中国人的关注,他就是来自中国的火炬手金晶。

在巴黎,她是第三棒火炬手,在极少数“躲独”分子动手干扰破坏圣火传递的时候,她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奥运圣火。

  法国电视台的裁剪方式令电视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4月7日的巴黎“全都是抗议者”

星期一(4月7日)一早,记者前往作为圣火传递起点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下采访。从 10时开始,手持五星红旗和奥运五环旗的圣火支持者就开始聚集。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国人这时都是兴高采烈的,很多小孩还拿着望远镜,希望一睹圣火传递的盛况,也希望看到他们所崇拜的体育明星。铁塔下则是狮龙起舞、锣鼓喧天,一派节日气氛。

与此同时,在铁塔对面的特洛加代罗广场,则是“躲独”支持者在抗议。广场周围停靠着很多大巴,或许就是运送抗议者前来的交通工具。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举着“东躲独立”旗帜的法国人几乎都没有到过中国,更不要说去过东躲。“东躲遭到中国入侵,僧侣和平示威遭到残酷镇压……”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为什么前来抗议圣火的提问时,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当记者提问:“你们是否知道 ‘3•14’曾发生过非法暴动?”“是否知道五位被活活烧死的汉、躲女子?”绝大多数法国人都表现出茫然的神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这也难怪他们。据记者观察,3月14日逻些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时在场的加拿大、瑞士、法国等国游客所写的“现场观察”或“亲历”,法国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电视台几乎只字不提。法新社曾报道了一位名叫奥雷利安的法国游客的证词。这位游客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骚乱分子如何残忍杀害一名无辜过路青年的事实经过,但法国报刊仅在小角落里刊登,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而电视台对此完全视而不见。法国电视三台主持东躲报道的一名记者在回答询问时居然表示“不知道有这事”;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你们电视台报道中只采用东躲流亡政府的信息和只采访‘东躲驻巴黎办事处’时,这位法国电视记者的回答是“他们的信息更可信”;最后本报记者发问:“为什么在无辜民众遭到残杀”时,你们居然不用“残杀”这个词,这位法国记者终于无言以对了。

当记者离开特洛加代罗广场,乘6号地铁重返埃菲尔铁塔时,发现这时支持“躲独”的人群也同时开始朝铁塔方向行进。“记者无疆界”组织和“躲独”势力显然是幕后的组织者。他们的人数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却很有组织。他们集中在一起,于是在一些局部就显得人数很多。而且他们随着火炬的移动而移动。支持圣火的法国民众和中国留学生、当地华人华侨则大多是三三两两地固定在一个地方,准备欢呼奥运圣火的到来。与精心组织并蓄意扰乱的破坏分子相比,圣火支持者是那么的和平与纯洁,可以想象最后他们是何等地失望和愤怒。

尽管这样,支持圣火的法国人和中国留学生人数并不少,甚至可以肯定是当时在场人员的大多数。然而到了法国媒体那里,则变成了另外一个“现实”。在法国电视里虽然也播出一些五星红旗的画面,但其裁剪方式令电视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 4月7日的巴黎“全都是抗议者”。

  一家报纸网站,竟把手挥五星红旗欢迎圣火的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列入支持“躲独”的行列之中

8日下午,记者收到一位名叫克洛德•朗格雷的法国人发来的电子邮件,谈到他是如何看待这一天发生的事的:

“4月7日是奥林匹克运动最为黑暗的一天。这些职业挑衅者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媒体精心策划并毫不受惩罚地干扰了圣火接力。”

“请相信我,昨天这件事……远不是如《解放报》等声称的是他们的一场胜利……因为只要仔细看一看就知道,在圣火经过的全程,并没有十几万人,仅仅数以千计而已;更何况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前来支持圣火的人。他们手持五星红旗或奥运五环旗,他们才是大多数(就像在市政府前那样)。所以,反对2008北京奥运的人仅仅几百人而已……”

然而,这在法国媒体上却并不是这样来报道的。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讲话,大意是“我在法国圣火接力的这一天遇到了很多自发前来欢迎圣火的法国民众……”然后该电视台主持人问本报记者:“这是真的吗?”我当即反问:“难道不是真的吗?”对于一些法国记者来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此4月7日前来欢呼圣火的大多数,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就在采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几位看到我在法国电视台捍卫圣火接力真相的中国留学生打来电话,其中一位名叫张希的女学生非常愤怒地告诉记者,她在7日那天手挥五星红旗欢迎圣火,并接受了好几家法国媒体的采访。9日,她却在法国《快报》的网站上发现,她的照片被列入支持“躲独”的行列之中,被说成是“中国前来抗议的女学生”!她明明手中挥动着中国国旗,但在发表的照片中却被完全裁剪掉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样的事,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位摄影师实在找不到“来自中国的抗议者”,只好移花接木了……

抗议圣火的这几百人并非如梅纳尔所声称的是“非暴力”的。相反,他们尽一切可能制造着暴力。一名巴黎市议员带着灭火器前来抗议,另外一些人则攻击中国留学生……尽管7日当天有大约28名抗议者被捕,但第二天他们全部被释放。难道是他们没有违反和平示威的规定吗?令人不解的是,9日,法国中学生也上街游行,其中也有一些人攻击警察,但他们可以肯定是会吃官司的。学生抗议是要吃官司的,但支持“躲独”却可以网开一面。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法国部分媒体的倾向性在一个细节上也同样可以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记者所收到的电视观众的来信中,有一位寄来了一幅他自己制作的漫画,上面也是五个手铐,但铐住的却是梅纳尔、巴黎市长德拉诺埃等人,题目是《和平的敌人:巴黎; 2008年4月7日:强盗无疆界组织》。记者觉得很好玩,于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便将其拿出来在镜头前展示。主持人立即说:“这是宣传!”他的话,我完全同意。但问题是,“记者无疆界”组织将奥运五环扭曲成五个手铐,这难道就不是宣传吗?当我反问对方时,对方哑口无言!“如果你也承认这同样是宣传,为什么法国媒体如此广泛地将‘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这幅宣传画到处传播呢?”这是一个法国媒体无法回答的问题!

观众贝诺瓦•卡扎班在给记者的一封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纠正这一切,你出现在电视上使得真相得以重现,同时也使一边倒的舆论重新略为平衡,因为从这一事件一开始至今,法国媒体就缺乏职业道德。”

法国政治最为虚伪的一点,就是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政客不讲原则

在本报记者与法国人权事务秘书拉玛•雅德和绿党国会议员诺埃尔•马梅尔电视辩论后,观众们的跟帖非常激烈:两大阵营的意见尖锐对立。但令人深思的是,在网上,支持躲独和支持北京奥运的人其实大致对半,但在法国媒体上,法国人却只看到支持“躲独”的声音,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在跟帖中,一位网名为Finimore的网友对法国媒体提出强烈质疑:

“法国电视、广播、报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显示出它们是受操纵的,建筑在谎言的基础之上的。这场针对中国的仇恨宣传是如此虚伪,证明它是非常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这些人只言不提发生在东躲的真实情况,也不解释东躲僧侣政权的真正目的……” 随后这位网友提供了所有他了解到的西方游客和“最后一位留在东躲的”英国《经济学人》记者所写的所有文章的链接。然而问题是,法国政客们似乎并不真正关心事实真相,而是只顾“顺应民意”。

在电视辩论过程中,因为记者说真相是“汉人遭到少数犯罪分子的残害”,于是议员先生便说我“是亲政府的记者”;当记者批评对方偏听佛爷流亡政府一面之词时,法国人权国务秘书便质疑我为何不相信她得到的信息。但当记者请他们拿出“残酷镇压”的证据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

法国政治最为虚伪的一点,就是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今天是右翼萨科齐总统在台上,于是凡萨科齐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便绝对反对,而不问真相或真理。曾作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参加去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罗雅尔女士,甚至不顾伤害在法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感情,公开宣称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就是这位罗雅尔女士,在去年竞选法国总统时,需要从“中国因素”谋求利益,曾专程访华,并不惜在长城上创造一个法文词来形容“不到长城非好汉”;而当她自以为向中国扔石头似乎可以带来选票时,便毫不留情地一砖头砸过去……(本报巴黎专电 作者:郑若麟)

平措汪杰:给猢綿嬦总输祭的信

  平措汪杰30年代就在蕃区创立PCC组织,将马列著作和国际歌等翻译成蕃文,50年代“十七条”谈判时,以及后来毛盾很复杂、周恩来与佛爷、班禅、阿沛等人会谈时的翻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翻译);解放军进蕃时,他走在最前面,被称为将解放军引进西蕃的“红色蕃人”;由他带领参军、参政的蕃族干部中,后来当到省级的有6名(其中3名西蕃区党委副书记,其中两名正省级),地专级49名。不过,他在六十年代开始,坐过18年牢,父、妻都被迫害至死,家破人亡。“文革”后邓着眼、陈云、胡搞几年等人关怀下,他本人及由他负主要责任的各革命组织得到平反昭雪。邓着眼当面说:“你吃大苦头了!你的冤案完全错了!”平反后当了好几届全国人大常委、民委副主任委员,多次出面劝说佛爷等人要相信新的中央。1998年离休后,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
  平措汪杰是在PCC对蕃政策争论中是著名的“温和派”,完全拥护胡搞几年八十年代初的政策转变。



给猢綿嬦总输祭的信(2004年,节录)
平措汪杰

  关于西蕃问题,小平同志早已明确地对老佛爷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说过:“除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
胡搞几年总书记根据党的彻底否定“左倾”错误路线的有关决议和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首先对 一个关键性历史问题也明确而果断地说过:“五九年的逻些事件,我们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再提了。”根据小平同志所谈的这条重要原则,历代中央领导都基 本上按此精神,指令有关部门直接间接地与老佛爷方面的代表人士接触和商谈。但至今却无任何进展,其重要原因是对客观实际认识上的问题和实践上的指导思想 问题。

  在此,有必要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要。五十年代蕃区民主改革时,对同一个蕃族,实行两个政策:即西蕃自治区暂不改,十个蕃族自治州和两个蕃族自治 县的东蕃地区要改,且要强力来改。结果东蕃各地因改革而先后都打起来了,继之西蕃也燃起战火,所谓“四水六岗集团”的数千名“卫教军”与解放军武装对抗 (注7),导致1959年3月, 出现了逻些的大乱子,以老佛爷为首的西蕃噶厦政府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各地蕃人纷纷流亡国外。这便是今天西蕃的遗留问题的由来,也是被国际化了的所谓的“西 蕃问题”,同时也是“分而治之”的所谓的“治蕃方针”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历史的惨痛教训(注8)。西蕃和其他分属邻省的东蕃是有所区别,但其社会根基及其 形态和基本情况是同一的、也是一致的,因此,在重大政策措施上不能有两样,否则要铸成大错。过去是如此,今后也是如此。生活在雪域青、康、蕃高原上的蕃民 族,乃是具有同一语言文字、紧密相连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经济形态,尤其是共同宗教信仰等千百年来延续而成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质和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民 族。而这一点,正是首先是否和能否了解整个蕃区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谓的“治蕃方针”是否正确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问题。质言之,是否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和 对待整个蕃族和蕃区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八十年代初,中央领导邓着眼、胡搞几年、李先念、习仲勋、乌兰夫等对从国外老佛爷派来的蕃胞代表团谈话时,承认西蕃工作也有很大错误。胡搞几年总书记和万里副总理到西蕃视察工作时,也公开承认:“西蕃工作也有严重失误,我们一定要改正。”之后,中央公布了著名的西蕃“31号文件”和新疆“46号文件”,对民族工作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和政策。“31号 文件”的中心是有关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自主权。把自治权交给西蕃等自治区。当官的汉族干部太多了,应该大大减少,让西蕃人自己既当家、又作主。今后,中 央发布的文件,在民族地区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不适合西蕃等民族地区的,经请示报告后,可以不执行或变通、修改后执行。“46号文件”更明确提出了今后中央只抓三权,即国防、外交和部分否决权,其余都交给新疆、西蕃、内蒙等自治区。汉族干部在新疆、西蕃等民族地区,只能当“参谋”和“顾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老佛爷和班禅大师等也曾多次这样谈 过:进蕃的汉族干部是“参谋”,是“顾问”,一定要学习蕃语文。汉族干部要尊重民族干部,外来干部要尊重本地干部。这是搞好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之间、本地 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准则,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遗憾的是,这一利党、利国、利民的光辉的31号及46号文件,后因诸多原因,未被落实,但它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干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佛爷也曾致电PCC中央总书记胡搞几年同志表示祝贺,这是老佛爷长期流亡期间首次向中央领导的致电。

   八十年代末,老佛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以西蕃等蕃区自治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几点新的意见后,除了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外,也遭到了以老佛爷的大哥当泽罗布活佛为首的众多坚持蕃独路线的代表人士以及许多年轻的蕃族激烈分子的反对,他们写信联名签字,反对老佛爷的自治主 张,认为这背弃了蕃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国的有关方面对他的“中间路线”也表示非议和质疑。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从内心深处也不赞同、不支 持甚至反对老佛爷与中央方面关系和好的努力,在相当一段时期,他处在内外交困、错综复杂的极其艰难的境遇中,但老佛爷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中间路线”的可行性和正确性。由于老佛爷在国际国内的极大声望及其影响,知情者都认为,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但国外的多数流亡蕃人归根结底还是会遵从老佛爷的号召,都会听他的教言。西蕃流亡政府的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老佛爷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蕃前途做出决定。

  近年来,老佛爷方面除一再表示完全赞同中央提出的:“一、不能搞蕃族独立;二、西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三点外,自己 也多次明确地表示过他的“中间路线”,即:“不求蕃族的独立,只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文、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 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蕃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还称,在新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里,一旦能建立起各蕃区统一的、民主的自治政府时,便解散 其拥有数以十万计的国外蕃胞、并一直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达兰萨拉的由青、康、蕃三方代表人士选举组成的“西蕃流亡政府”,他本人“作为比丘,将从此弃政,专事佛教”。这样一来,延续了三百多年的以老佛爷为首的政教合一的西蕃旧体制自身也就正式宣告结束。

  由此可见,中央与老佛爷双方的基本观点根本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分歧,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解决不了的难题和障碍。中央强调要国家统一,老佛爷只是要求真正的民族自治,都符合宪法和自治法的基本精神。
  而对蕃区统一自治的愿望,早在五十年代,昌都地区参观团团长、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德格•格桑旺堆等向中央正式提出;中央与西蕃和谈时,西蕃代表团也曾向中央提出过。中央及有关领导在原则上也表示过赞同。1956年西蕃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在逻些一次党的高干座谈会上曾谈过:可以向中央建议,以逻些作为首府,分属在青、甘、川、滇各邻省的东部各蕃区和西蕃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自治区,这对整个蕃族的进步、发展,蕃、汉的友好团结,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是有利的。陈毅元帅在汉、蕃关系上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思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为探讨此事,中央有关部门曾指定由西康的老红军桑吉悦希同志(天宝)负责组成小组与5省区着手协调有关事宜,但后来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左倾”,此事也因此被停顿下来了。1980年,甘肃省甘南蕃族自治州的一批蕃族干部曾联名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反映给中央,希望成立一个所有蕃区统一的蕃族自治区,否则也将东部的十个蕃族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与西蕃自治区一样,成立一个东蕃自治区。
  关于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蕃族自治区问题,即所谓的“大蕃区”问题,有关人士认为,是当今国外蕃人提出的观点,这是个大大的误解,其实早就有了。诚然,各方面的人士也有过不同的反应。十世班禅大师在援助西蕃等蕃区的基金会成立时说过:“要求成立统一的蕃族自治区的愿望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符合广大蕃人的心愿的。只是条件是否具备和成熟的问题,而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倒退和反动’的问题。”对此,许多蕃族的代表人士,包括我本人也都表示过完全赞同。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列主义的民族平等团结和自治自主原则,虽基本上沿袭了旧中国的行政区划体制,实行的是低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为了充实和完善这一政策,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各种探讨。……在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仅与西蕃噶厦政府之间签订了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惟一的“和平解放西蕃的十七条协议”。有人称,它也具有某种形态和程度的港、澳式的“一国两制”。沿袭了三百多年的政教合一的西蕃噶厦政府,除了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各教派的寺庙)、军事、外交等完整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组织外,还有历史形成的独特的度量衡、邮政,尤其是长期流通的西蕃政府发行的金币、银币、铜币及后期的纸币等货币(直到1959年)。西蕃政府设立在昌都的总督府即“多麦机巧”,意即“安多、西康的总督”。西蕃噶厦政府的拉鲁大臣和阿沛大臣前后担任过最后两届总督。“多麦机巧”历史上设在瞻化地区(今甘孜州康定附近),后被迫一再后撤而设在昌都。和谈时,西蕃方面曾要求归还所有东部各蕃区。

  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等种种原因,今天的各蕃族自治地方,不仅地理上相互紧密相连,就仅以人口结构而言,也与其他民族地区不同,至今,本民族基本上占各蕃族自治地方90%以 上的多数或绝大多数。这个情况,与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相比,是十分典型的。中央领导曾多次正确地指出: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不同,有其特殊性,西蕃及其他蕃区 则更具有特殊的特殊性。“任何规定都有例外,一切原则无绝对化。”因此,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言,除了现行的一般性之外,根据实际情况,也应该有个别特殊 的形态。前面提过,民族自治的任何形态,关键在于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质言之,首先是否有利于切实保障和保证各自民族的生存权,继之发展权的有关重大问题。

  今天,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港、澳,还包括台湾,同样虽是汉族,但可以有不同的自治形式,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何况具有自己鲜明的、悠 久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各兄弟民族,尤其是蕃族,更应该有多样性的自治形式及其相应的真实内容,不应局限于老一套的体制和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因为“任何事物 都是多方面多样性的统一所构成”。

  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这样、那样的变动是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就中国而言,在解放前,尤其在解放后,各级行政区划多次有所变动。 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是由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合并组成的;原康属、雅属、宁属的西康省后合并入四川省,还有新设的直辖市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应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世间每一件腐烂的东西都是由于好的理由腐烂的。”只要放弃大民族的霸权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上对异族实行“分而治之”的传统偏见,在行政区划上就不存在任何不能变动和调整的问题。

  就如何解决西蕃的遗留问题而言,既然问题的实质并非涉外而纯属内政,那么,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仅仅是要求名实相符的自治和相应的行政区划上的某些变动。则对此事的性质及其前提条件,在思想认识上,大家会取得共识的,也理应取得共识。


注释:
(7)关于“四水六岗集团”及其“卫教军”。“四水”是指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六岗”是就康巴、安多地区的六处高原地带而言。“四水六岗”的负责人都是康巴、安多地区的上层代表人士。1957年 夏,他们筹集资金,铸造了一座金法座献给老佛爷,并集会要求东蕃各地与西蕃一样也推迟改革。另外,这些地区应由老佛爷来管辖。“四水六岗集团”后组织了数千人的“卫教军”,以康巴和安多人为基本骨干。总司令贡布扎西是甘孜州理塘县人,副总司令朗杰多吉是甘孜州德格县人(夏格刀登的侄子),副总司令之一桑都仓的洛尼扎是甘孜州甘孜县人(阿沛家的亲戚)。
(8)关于“分而治之”问题,以甘孜蕃族自治州的泽仁顿珠所著《蕃族通史》一书的被禁为例。有关当局只许写《西蕃通史》,不许写《蕃族通史》, 这一观点是历代当局“分而治之、喧宾夺主、以夷汉化”的反动政策的产物。仅就蕃族的历史人物而言,所谓的只许写《西蕃通史》便不能自圆其说并无法写下去。 例如,五百年来,整个蕃区的统治教派格鲁巴(黄教)的祖师宗喀巴大师是青海西宁地区人,第七世老佛爷格桑加措是甘孜州理塘人,九世隆多加措是甘孜州邓科县人,十世茨称加措是甘孜州理塘县人,十一世克珠加措是甘孜州乾宁县人,十四世老佛爷和十世班禅大师也都是青海人,近代蕃族的著名学者根敦群培也是青海人,原逻些每年数万喇嘛的传昭大法会的主持、甘丹寺的法台“甘丹赤巴”大部分是西康人,逻些三大寺数以万计的喇嘛多数来自青海和西康,原西蕃著名的巨商邦达仓、桑都仓、阿珠仓都是康巴人,1952年西蕃反十七条协议的“伪人民会议”的主要负责人阿洛群则是甘孜州理塘县人,1960年左右在中印边境上与解放军对抗的、印度的西蕃流亡政府的国防部长巴巴益西是甘孜州巴塘县人,西蕃流亡政府原国会议长、现政府总理桑东仁布钦是云南迪庆人。离开这些东蕃的历史人物,《西蕃通史》是写不下去的。

[转]谁动了吐蕃农奴的人皮?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这些天我朝对吐蕃历史的解释有了用词的进步:外交部发言人说那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可惜啊,我们在PC教育下成长的一代,哪曾听说过什么“政教合一”?哪曾理解什么叫“封建农奴制”?外交部的学问陡然间深不可测,甩出政治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都从来不曾解释甚至不曾出现的大帽子向万恶的老和尚砸去……敢烦外交部甚至PC中央解释一下,什么是“政教合一”?什么是“封建农奴制”?也让中国人民得以更充分地识破老和尚集团的真面目啊。

十之八九,西苑的九个小矮人自己也不明白这两个词的意思,万一明白,他们恐怕再不敢用这两个词——因为中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政教合一的帝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农奴制帝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政教合一的大帝国。它的宪法里规定了PC这个意识形态组织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就是政教合一。30年代国民政府立宪争议,有很重要一条就是,当时宪法草案开宗明义说:“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共和国。”舆论当即指出该条具有政教合一的嫌疑,于是引起了争论。孙科等老江湖代表三民主义同法律界人士强词夺理,是当时很有观赏性的一件事。不过那时候还可以争论,国朝是休想的。现在,PC这个意识形态组织在中国占有无限的土地、无限的财产、无限的资本、无限的劳力,它是个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招牌的无限公司——要知道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社会形态,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伊斯兰的,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吐蕃佛教的,这些政教合一社会中的教权还是有边界的、可以定义的(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可以追究国民党党产问题——PC根本不存在党产这个概念,这叫至大“无产”),教权能支配的世俗财富和权力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这些社会里至少有一些资产和人可以定义为不受教权支配,所以那些教权是具有垄断地位的有限公司。现在的PC却是无限公司,它想调动什么,就能调动什么,它想剥夺谁,就能剥夺谁。——用政教合一来形容已经不够级别,更确切地,应该称为totalitarisme(全能主义、极权主义)。全能政权当然是政教合一的形态之一,而且是政教合一的最高级别。

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农奴制帝国。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不具备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他们为国家,或者说为与这个国家“合一”的PC教权服役。他们的户口也跟城镇不同,并不被当作国民对待。过去,他们甚至无权离开土地,这是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现在,他们可以带着双手离开土地,但这一变化所影响的主要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在农村,问题成了这样:农民要么钉死在土地上而不拥有土地,要么选择人身自由而一无所有,包括正常的国民身份,他们多半还是得不到。所以目前的中国,仍是封建农奴制国家,当然,农奴制在走向瓦解。

朝廷用“政教合一”和“封建农奴制”来敲打吐蕃流亡政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对历年愚民成果的信心。我想两者兼有吧。




最近见有同志在贴子里说到吐蕃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有点哭笑不得。

显然这些同志的信息太陈旧,跟我小时候参观“解放吐蕃XX年展览”时所知道的差不多——展览上,面带仇恨表情的木头模特穿着“染血”的破袍; 一些巴郎鼓据说上面蒙着吐蕃农奴的皮;几盏酥油灯,据说被金珠玛米解救前,点的可是奴隶的人油;还有用人头骨做的碗,人骨做的号、几串沉重的脚镣手铐等,把小朋友我骇得面无人色手心出汗紧紧抓住老师的衣角,万分庆幸自己生在一点儿也不万恶的新社会;继而义愤填膺小脸通红一点点大就肾上腺素剧烈升高,觉得奴隶主也太罄竹难书了,居然把人头骨做成碗盛饭饭吃,好好的菜油灯不点要点人油 灯,还吹人骨号打人皮鼓,简直比大地主刘文彩还恶魔!

说到刘文彩和收租院,那又是一个让小朋友们从涕泪滂沱旧社会、到庆幸感恩共·党、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地方。结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没过几年,刘文彩同志就又被人揭发,说他当年根本就没干过那些坏事。这一点也被咱知错就改的政府证实了,平反了,实际上刘文彩对佃农还很好,还出资办学,他当年办的“文彩中学”好像还是免费的,就算不免费,也是对贫困生免费的。

当今读不起书的娃娃有点生不逢时啊,要是早生几年、生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附近,可能就读成了博士,在多维上纵横驰骋了。该地主庄园里不仅没有水牢(那原是他家存放烟叶的地窖),冷月英大嫂也承认了,当年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创作了蹲水牢的故事;至于什么把雇工的口鼻堵住、用气筒从肛门往肚子里灌气、把肚皮打爆的事情更属革命同志们的天才灵感创作(想必有同志还记得那本著名连环画《收租院》,里面有一页画的就是这个,当年小朋友翻书,最喜欢看这一页哦)。

现在人家雕塑名作“收租院”群像都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早的政治波普代表作,被围在厚厚的玻璃墙里面“立此存照”呢。前几年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同志还拍案而起,要将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复制“收租院”的某艺术家绳之以法,以坚决捍卫川美在“收租院”上的合法权益!

在此顺便建议搞当代艺术的同志,也用“解放吐蕃XX年”为母本复制或加工,应该没有哪家美院与你版权纠纷。反正这几年美术界、特别是行为艺术界的同志们灵感奔溢,铁钩穿肉把自己倒吊起来、滴血到烧热的钢板上啦、剁死婴头啦、活剖家猪啦之类的不是没干过。哦,扯远了,链子都懒得给你们,古歌上自己找,多得很。还是回到剥人皮的话题吧,长话短说,那都是bullshit。

十多年前我到吐蕃旅游没几天,就被当年在吐蕃大肆收藏蕃族同胞古董文物的汉人援蕃同志扫盲了,原来头骨碗,腿骨号、甚至人皮蒙面的小鼓倒的确有,然而却是神圣的宗教法器。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中,融合了一些吐蕃本土原始宗教苯教的观念,形成了浩博精深的蕃传佛教思想体系,以及形式繁复含义深邃的宗教仪轨。

在这些独特的宗教仪轨中,所使用的各种法器、这些法器所取用的材料皆具丰富的象征意义,代表一些佛教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比如吐蕃密宗的手鼓,俗称嘎巴拉鼓,通常由两片天灵盖骨制成,窄腰,腰间系以彩带及两个小骨锤。双面,鼓面以人皮制成,鼓皮涂以绿色。手持鼓腰摇动,小锤即击鼓面发声。修法时摇鼓,代表赞颂诸佛菩萨的功德,配合金刚铃、金刚杵使用。骨号则一般用过世的尼姑或僧人的胫骨制成,蕃语称为“罡洞”, 此法器所吹奏出的乐音,象征驱散一切邪魔。

而前面说的“人头碗”,为怒尊所持之法器,也是吐蕃密宗修法时,常见的法器之一。通常以喇嘛死后的头盖骨做成,表徵空性。平通用以盛甘露,供於坛城上,或代表一切福德智慧资粮。再重申一遍,关于这些法器的小知识,最早是咱汉人援蕃干部告诉我的。后来结识了一些吐蕃僧人朋友,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前些年我在康区拍天葬时,亲见一位死者的头盖骨,因其形状和骨纹符合仪轨中的要求,而被保留下来用作法器。蕃民族普遍虔信佛教,崇尚布施。

他们认为,人的躯体是承载灵魂的皮囊,一旦生命泯息,躯壳应作为美好的礼品给其它形式的生命,若还能用于供养和礼佛,这对虔诚教徒来说是何等殊荣!若人皮、人骨被用作法器是一种折磨的话,蕃传佛教何以深入蕃民族人心,绵延千年,至今依然繁盛?且佛光西渐,连成天口口声声民主人权的西方人士也不哼一声呢?吐蕃各地大小寺庙“自古以来”都有这类法器,现在也如此,无论是我们的公安还是国安的同志都知道,派驻各寺庙的政府宗教办干部也清楚,否则早就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了是不?

所以,让我悄悄告诉那些还在大喊吐蕃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活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的同志们小声点,最好是别说了,免得把其他许多有常识的同志们的牙巴笑掉。真的,这是常识,前些年国内吐蕃热,这几年还在热,从咱中国蕃学出版社到吐蕃人民出版社、到其他省级民族出版社都有这类普及读物。古歌上一搜,出来一大堆。

极“左”时期,很多地区都曾经举办过一些批判吐蕃佛教的“展览”。

在这些展览中,颅骨,骨笛等法器和“人皮鼓”被作为是佛教僧人杀害和虐待民众的罪证,例如颅器就被说成是出家人的饭碗,并且是杀人后取得的。

“人皮鼓”,其实并不存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的皮肤太薄,不可能绷成鼓, 更经不住僧人数百年如一日“猛烈”的敲打还能幸存下来被“缴获”!

这种大胆而无知的谎言倒也不奇怪,谁叫那是个“亩产万斤粮”的豪迈年代呢!“人皮鼓”的皮实际是羊皮或牛皮。即使是这些动物的皮,也不是靠杀害而获得。牧民往往在自己牛羊群中的头羊或头牛老死后,把他们的皮捐给寺院作鼓来超度他 们。吐蕃牧民就是以这种朴实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那些为自己辛勤工作了一辈子不会说话的朋友的感激和怀念。

也许他们没读过许多佛经,讲不出许多道理,但他们的简单的生活却每每闪烁着佛教慈悲博爱的光芒。普通牧民尚且如此,更何况以慈悲心和菩提心为修行核心的蕃传佛教修行者。他们视一切众生皆为慈母,常思利益,岂能用各种残忍的方法加害于他人呢?僧人连虫蚁都不忍伤害,又岂能残害自己的人类同胞?然而这些诋毁蕃传佛教和清净僧团的展览,配之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滴水不漏的舆论垄断,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对蕃传佛教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邪恶,嗜血。

本来这些无耻谰言早已伴随着极“左”梦魇的消逝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陨落而渐渐淡簿了。近来靠说谎吃饭的文痞李敖,却为哗众取宠,当然也许是为邀功请赏,祭出这些陈谷滥糠来炒作,企图通 过往蕃传佛教身上泼脏水,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毁寺杀僧,大规模摧毁佛教和吐蕃文明的反人类罪行寻找正当借口,再次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上当。一些人则出于偏见和盲目的文化优越感,随声附和。如此无知无聊的毁谤岂能有利汉蕃团结?又怎能提升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尚望有良心的读者三思!

有的人对蕃传佛教中示现忿怒相的佛像疑惑不解,奇怪为什么佛教讲慈悲,佛像却又这么可怕,总觉得佛像应当全是沉稳安详,眼中流露着慈悲的目光。而忿怒相的佛像怒目圆睁,口露獠牙,并且常常头戴骷髅冠,手持颅器,令人恐怖不已。有的人由于不懂忿怒相的含义,感到蕃传佛教难以接受,甚至生起诽谤。其实忿怒相并非蕃传佛教所专有,汉传佛教就有“金刚怒目,菩萨低眉”之说。那为什么以智悲为本的佛教要有忿怒相的佛像呢?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产生强大活跃的心力,以完成猛烈的行动。在佛法中,忿怒相的佛像象征转嗔恨烦恼为道,以及断除实执烦恼,利益众生的强大决心。所以忿怒相的佛像和寂静相的佛像(如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都是修行者观修的对象。观修忿怒相的修行者,和观修寂静相的修行者一样,最高的目的在求证圆满无上的佛果,暂时的目的在求得息灾等救护众生的事业的成就。无论如何,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修习忿怒相,首先要生起坚固的慈悲心(慈心:希望使众生获得安乐;悲心:希望使众生脱离苦难)和菩提心(即为救护一切众生而誓愿成佛),慈悲心和菩提心才是修行的根本,而忿怒相的观想仅是一种修行的手段。

如果一名修行者尚未具备坚固的慈悲心和菩提心就妄修忿怒相的法,受到的伤害将多于利益。一些忿怒相的佛像持有众多法器,并且足踏尸体,往往使人难于理解。其实这些外相无不一一有其佛教教理上的象征意义,如尸体代表“我执”,而“我执”正是众生陷于轮回的根本原因,足踏尸体象征断除“我执”。再如忿怒相本尊手中常常持有颅骨,有些修行者使用的法器中也有颅器,它表示乐空智,也表示无常等法义。此外蕃区的寺院中还有用人的胫骨制成的骨笛等含有类似表义的法器。这些法器的来源有两个:

1)蕃人死后普遍实行天葬(天葬的目的是为了把无用的尸身布施给依靠腐食为生的鸟类,这也是一种对众生的慈悲精神),丢弃的颅骨可以很容易就在天葬场中找到;

2)正如现在很多人自愿在死后将角膜及其它器官捐献出来使他人获得幸福一样,蕃区的很多佛教徒自愿在死后将自己的颅骨,胫骨等捐献给寺院作为传播佛法的辅助工具,以带给众生真实永久的安乐。因而颅器等法器根本不是,也无需杀人后取得。再者将死人的颅骨,胫骨等用作宣讲佛法的道具,同尸体解剖,捐献器官一样是变无用为有用,本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医学院和美术学院在研究人体时,人体骨骼标本是必备的教具,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更谈不上残忍,野蛮。

同样,佛像所持的法器或佛教修行者使用的法器实际上都是诸佛教导众生,开示正法的教具,不仅与残暴,邪恶毫不相干,反而充分显示了诸佛无尽的大悲和智慧——象慈母抚育唯一爱子一般永无疲倦地以无量的方便善巧引导无量的众生沿菩提正道去求得究竟的利益安乐。

李怡:都是要办“非常奥运”惹的祸

香港苹果日报李怡/奥运圣火传到非洲,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坦桑尼亚,总算顺利完成传递,只是圣火行程大为缩减。另一方面,各国领袖就会否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纷作表态。美国三位总统参选人分别呼吁布殊不要出席。白宫安全顾问Stephen Hadley前天表示,布殊会去北京奥运,但他没有说布殊是否出席开幕式。现已知英、法、德等多国领袖和联合国秘书长都不会出席,但他们顾全中国面子,多说这不是抵制。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欧盟27国领袖杯葛北京奥运。

国际奥委主席罗格,在北京曾坦言奥运「无疑陷入危机」。他虽然后来改口说相信北京奥运会成功,但对奥运的「危机感」确实是北京和国际社会现时都会有的心悸。

奥运的危机感不是来自藏独、疆独或国际人权组织的抗议与杯葛,溯本求源,它是来自北京一开始就以「非常心」而不是以平常心去办奥运惹的祸。

四年一次的奥运无疑是国际体坛盛事,但也不过是一个运动会而已。中国举办奥运,本来也是好事一桩,如能以平常心去办这个运动会,让各国访客看看中国今天的真实面貌,应该一切都会平安顺利进行。但中共一开始就宣传举办奥运是「百年一遇的机会」,要办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还有「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一大堆,更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事实上,中国当权者与老百姓的梦想就很不同),投入自有奥运史以来最庞大的资金,并由中共最高层去抓这个「百年机会」,培训运动员要力争金牌榜第一,强占民房建奥运村与公寓,训练的士司机和北京市民讲英语,强迫北京附近工厂停工以换取一段时间的清新空气,驱逐非北京居民(包括上访村人民)离开北京……。中国要让各国访客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北京,而是堆砌起来的面貌。非常奥运还定下有史以来路线最长、遍及全球的圣火传递,内地各省市由行政首长传第一棒,而不是循各国惯例,由着名运动员传第一棒。因此,香港也曾传出由曾特首传第一棒。

中国一直强调,不要把政治带入奥运会,但观乎中国不惜成本、不顾扰民地把奥运办成非常奥运,就是把政治带入奥运会。由政治人物传火炬第一棒,本身就彰显政治化。

因此,杨春林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就被判五年徒刑。为甚麽「不要奥运」就等同颠覆国家呢?西藏和平示威并演变成暴乱,这种场面在世界各地常会看到,但从办非常奥运的观念来看,示威就是为了要破坏奥运。请问,西藏示威,如何能破坏北京奥运呢?只有镇压,将达赖妖魔化,以及将示威与「破坏奥运」挂,才引起各国关注。也只有视奥运为「百年盛事」,力邀各国领袖赏脸去北京,才会引发各国领袖轮番表达要不要出席奥运开幕式。也正因为中国派专机运圣火,派「蓝衣衞队」护圣火,在全球传递去宣传北京的非常奥运,才会引发这麽多对圣火的挑战与抗议。以致有外国传媒说,圣火每跑一公里,中国形象就失一分。若只在雅典与北京传圣火,又岂会让中国形象失这麽多分?

已故儒学大师徐复观曾在二十多年前,连续写过四篇文章,论述「正常即伟大」的道理。他说的正常,也就是寻常或平常,正常以上是非常,正常以下是反常。「盖有非常之人,而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人与非常之功,乃在危机时代的「非常时机」才会偶然出现的。中共以黄继光、董存瑞这些战争时期的「非常之人」的行为,要求全国寻常百姓去学习仿效,就脱离了正常,势必由非常而跌入反常。所谓平常心,所指的是多数人平静时的心性所能接受的行为。

办奥运也要以平常心去办。美国在1984和1996这十二年内办了两届奥运,可见奥运并非百年一遇。美国两次都由城市主导,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没有插手,这就是平常心。日本在1964年办东京奥运,那时日人的普遍英语水平也很糟。毋须特别培训英语,因为那就是日本的本来面貌。平常心,就是以城市平常的面貌呈现给访客,不要矫饰,不要掩盖,不要大肆压制不同意见者。能让歌手唱《奥你妈的运》,其实更能显示政治的包容。有包容才有和谐,压制不同意见的「和谐」只是假象。这次的奥运危机,都是北京要办一个非常奥运惹的祸。

中国时报:北京决策僵化,迈向奥运灾难

中国时报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大中华情结。

达赖成为西方公众的圣人——郭文在圣人上打了引号,暗示着作者对此一评价的不承认。然而老和尚的确是sage,不折不扣的sage,孔孟程朱远不能及的sage。不承认这一客观现象,自然是道统意识作怪。

不过我实在不明白现在的中国民众何以会对奥运那么敏感(有些“对华友好人士”也指出了这一点,说虽然抗议矛头指向中国政府,但中国民众却会认为这是针对整个中国的)——也许其实只是部分现象被夸大了,也许得解释为流氓政府的诱导。

想当初90年北京亚运开幕式,我拒看(我那时候太小,还不懂得看的好处,现在不会这样了——其实再邪恶的东西,看看何妨?),强行把家里电视换到别的频道,看侯宝林郭全宝的相声(我忘了是八频道还是十四频道还是二十频道,反正那天那个频道不知吃错什么药,把侯郭当年录的那些段子一口气放下来)……北京败给悉尼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尤其是后来得知原来是我们最友好的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背后捅了北京一刀之后,就更开心了。后来北京胜出我也没啥高兴——那天的次日正好是我TEF考试,实在无心于是。

奥运与我何干?假如我还在干老本行,并且有机会进京抢钱,也许我会很高兴地迎接奥运……可我在申奥的那年之前就打算告别这个行业……我想多数中国人也不可能从奥运获得什么好处,甚至更多地因此遭受无妄之灾。然而谁知道中国人的心思呢?流氓政府是不允许测验这一国家机密的。

北美一个留学生论坛,有个人呼吁国内公众响应海外爱国运动,向法英德美帝国主义示威。立马就有许多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原话零零碎碎,许多语法不通,我也记不得了,大意是:“国内还是稳定要紧,要防止国内反政府情绪借着运动蔓延,要珍惜安定和谐的大好局面。”——外事不决可示威,内事不决保稳定:在外中国人负责爱国,在内中国人负责稳定,中国人里面真是有人才,那些指点江山满腹韬略自以为能支配他人命运的雄才,那些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奴才。

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就是捆绑在一起的,无论法国人欧洲人在抗议的时候怎样澄清“我们不反对中国人,我们反对的是中国政府的做法”,至少许多中国人已经把自己跟流氓政府捆在一起了。火苗巴黎游街那日,铁塔下中国留学生对着藏人和法国一个电视台的住持人大叫大嚷: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那时候我站在一条板凳上,我忍住没从板凳上摔下来……嗯,我宁愿和那条板凳捆在一起。


北京决策僵化,迈向奥运灾难

中国时报郭崇伦/2008年圣火传递,将成为史上最负面的公关宣传。

 中国坚持,奥运圣火传递到各国,是中国受世界肯定的象徵,必须要进行下去。但是对於西藏激进人士,只要付出少量的时间成本,就能够扰乱圣火的行进,更重要的,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太划算了,从伦敦、巴黎、到旧金山,一次冲突比一次冲突要大,大家都在期待,「下次会变成怎样?」

 北京想要用更多人护卫圣火,证明本来就行不通,反而突显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形象,临时更改行进路线或是迟不宣布路线,只会让群众更不满喧嚣。

 尤其是由武警精锐挑选出来的圣火护卫队,身着蓝色运动服,目标显着,当地国警察在外围保护,像是在背书认可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镇压,而不是出於对公共秩序的维护,难怪接下来各站传递政府,都不欢迎这些人再出现在行列中。

 各国政府的立场很为难,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对西藏主权的坚持,但是不能不顾及民间社会的观感,近年来藏传佛教在西方盛行,达赖喇嘛更是举世崇敬的「圣人」,政府逆势而为,是与选票过不去,於是,各国对圣火传递的基本态度是「示威抗议下的和平顺利传递」。

 可是下一步的表态:是否参加奥运开幕典礼?就呈现出不同的型态,德国、英国与义大利等三国总理已经表示不去,美国与法国则仍然在骑墙,「不排除不去」,接下来还有第三关:要不要会见达赖喇嘛,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是卡在外交与内政之间的难题。

 各国当然希望西藏冲突双方节制,中国与达赖能够对话,但是无论是出於善意的期望或是积极想要调停,中国听起来都是逆耳之言,目前北京的决策似乎只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即使预知前面的奥运是场灾难,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对於奥运会有特殊的民族情绪,从1993年申奥输给雪梨后,就是领导阶层与民众心中的痛,当时还接受「中国还不够好」的事实,到了2001年,北京获选得到国际肯定,举国欣喜若狂,可是现在,几代人的努力又被否定,情何以堪。

 尤其所有想向中国施压的团体,都视奥运是施压的大好机会,除了西藏流亡人士,维吾尔人团体、法轮功、达富尔人权运动者应有尽有,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认为是西方想利用圣火与奥运,顿挫中国崛起后的气势。

 其中最支持政府要顶得住西方压力,西藏问题不能让步的,不是老党员,反而是卅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不记得六四,不感觉中国政府是专制独裁,他们向来享受经济二位数成长带来的好处,拆迁下岗也离他们很远。

 这些人是中国的未来,也是让外界担心的未来,胡锦涛12日与澳洲总理陆克文的谈话,就反映出对主权绝不动摇的立场:「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

 也许经过博鳌的胡萧会之后,台湾会觉得北京政策非常有弹性,但千万要辨清实像与错觉,在西藏政策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坚持。

 马英九政府在与北京打交道时,不能只仰赖北京的善意,更要小心提防中国不可测的主权意识。马英九总统候选人在选前批评温家宝「愚蠢无知」,大家可以体谅是选战考虑,可是当马英九总统当选人接受德通社访问还称,「不排除抵制北京奥运」,就是不适当的。

 目前没有国家奥委会抵制不派奥运代表队,最多仅是政治领袖不参加奥运开幕式,马英九没有受邀参加奥运开幕,所以「抵制」必然指得是奥运代表队,选前第一次说时,已经引发国内强烈反对,现在的「不排除」,意虽有缓冲空间,但仍然与国际不合拍。

 我们不是怕北京,或是对西藏发生的事无动於衷,台湾是个小国,就要了解小国的生存之道,我们没有必要在西藏问题上「为天下先」,更没有必要顺着中国的意思讲话,如何拿捏分寸,未来还有很多机会考验马英九以及他的幕僚们。(clkuo@mail.chinatimes.com.tw)

[德国之声]默克尔不排除还会见达赖喇嘛

德中/欧中 2008.04.14

默克尔不排除还会见达赖喇嘛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周日出席挪威出席奥斯路国家歌剧院揭幕式时表示,她虽然在达赖今年五月访问德国时碰巧不在德国,但她愿意再度与达赖喇嘛会晤。

默克尔是在周日(4月13日)出席奥斯陆歌剧院揭幕典礼活动时顺便接受"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的。她在采访中表示,她因为五月份要到南美去访问而与计划中的达赖喇嘛访问德国活动的错开了,但是她愿意今后再与达赖喇嘛会晤。她说:"会晤达赖喇嘛这件事并不是一辈子只能做一回。"同时,默克尔再度重申了她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的立场。

默克尔说,抵制奥运解决不了什么问题,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就是个例证。她认为,奥运会提供了很多种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的可能,德国人将利用这一机会在各个层面上去这样做,目的便是促成北京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进行对话。

默克尔还为她去年九月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再次进行了辩护。她说:"我接见达赖达喇嘛和中国政府如何对待达赖喇嘛是两回事。但是这两种事都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尊重或侵犯人权行为,而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立场非常鲜明,接见达赖喇嘛就是这一立场的一部分。"

今年五月达赖喇嘛计划再度访问德国。德国联邦议会议长诺伯特.拉姆伯特已经表示届时将在波鸿会见达赖喇嘛。拉姆伯特的这一计划已经招致中国方面的不悦,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说拉姆伯特已经表示不会因为来自中国的压力而取消这一会晤。

德国科研部长安内特.沙万女士周一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她在启程前表示,她将在中国访问期间向东道主提及人权话题。她说:"中国应该知道,一个大的帝国不能靠高压来维系。"她说,她将在访问期间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做法不能被接受,并将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

德国黑森州州长罗兰特.科赫周末也在"焦点周刊"上对西藏与奥运会问题表态。他首先批评了国际奥委会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指出国际奥委会和德国奥运体育联合会沉默了太久,以致于"中方把这一沉默理解为一种对任何批评都采取打压的默许"。他说,因为中国想利用奥运会来进行宣传自己的成就,现在是为西藏做成些事情是可能的。他说,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人敦促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说:"主要是中国军方已经看到,特别是西藏的年轻一代人不再希望采取非暴力手段。"

[转]民主是个老乌龟--旧金山游行观感

不完全同意。乌龟也罢兔子也罢,此文还是从集体利益切入,还是在用大家的利益和面子诱惑国人,却始终不曾触及为什么人权与自由是non-negotiable的这个问题。原因是没有个人。
但她指出中国人对西方除了愤怒而外丝毫不曾努力理解,这是有价值的。


民主是个老乌龟--旧金山游行观感

送交者: 麦片粥 2008年4月10日18:32:47


昨天我和数以万计的人一起晃悠在旧金山沿embarcadero原定传递路线等着火炬到来。天气晴朗,人山人海,红旗飘扬,歌鼓喧天。小时候作文里常常需要描述的景象出现在眼前。

我不太会写长文,这一篇可能稍长一点,请大家耐心一点,因为我要先记录一下我看到的事。当然,我看到的事,出于我个人的眼睛,自然有偏颇,但我尽量诚恳地记下我的观察。

-- 我看到不少支持西藏,人权和自由的人,成群或者单独地走着,很多人手里拿着自制的牌子。雪山狮子旗有人举,有人挂身上,但都不大。有一种统一制的牌子,上面写着”Another ____ for a Free Tibet”。 有人填“Another Biker for a Free Tibet”。有人填“Another Mom for a Free Tibet”。有老人填“Another Grandma for a Free Tibet”。有小孩填 “Another Kid for a Free Tibet”。

--支持中国和奥运的人更多。国旗也很大,规格很统一。旧金山海湾处处五星红旗。很多的队伍唱国歌。从规模上说,气势很大。我身边有个姑娘,接了个电话,我听她说:“什么?那边藏独势力很猖狂?好,我们队伍马上就来!”

-- 有一个白人女人举着藏旗挥舞。她旁边一个中国老人突然说“Long live China!”。女人说“Long live Chinese! Long live Human Rights!” 老人继续反反复复说“Long live China! ” 女人不说了。老人再说“Long live China! ”周围的人也都说“Long live China! ”此起彼伏。我对那个女人说“谢谢你”,然后我走开了。

--有一个支持藏人的队伍走过,路边举五星红旗的喊“你们懂什么西藏?!”队伍里的一个人就回答“今天你不为藏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

--在Ferry Building前,有个白人青年跳上门廊柱,拉起Free Tibet的标语。下面很多举五星红旗的人,有一个人就拿五星红旗的旗杆想把他捅下来。两个警察冲上前挡住了那个捅人的人。然后队伍里就有人把那面五星红旗撕了,大家扭打起来。

--有一个形单影只的矮小的老年亚洲人,举着纸盒做的牌子,上面写着“Human Rights”,一个人站在铁栏杆边上,一直站着不说话,偶尔擤下鼻涕。

自始至终,我没有看到火炬,相信很多人也没有看到。我很累,也很伤心。沿途我一直在哭。我看到大场面总是要哭的,比如电影里面大家明知敌强己弱打不过还要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和敌人战斗之类。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但我们的义愤和信仰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我今天要说的内容。

我这些天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大多数是认为“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种族主义的西方嫉妒中国高速发展”,“30年河东30年河西,该我们超过他们了”,“他们利用奥运羞辱我们”, “他们也有过种族灭绝的历史,凭什么管我们?”

我可以替西方人说话么?那位呼“中国人万岁人权万岁”的白种女人,和那个说“明天不会有人为你说话”的人,我觉得,很代表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人权,自由,良心,真理,是基于宗教信仰,是他们真心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继续说下去。人,其实都差不多,人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心理学这个学科的依据。我们中国人,有千年的皇权社会的熏陶,又成长在无神论的独裁专政中,我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和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很类似,然而到了信仰和政治的时候,交叉点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照平常的思路,和我们固有的信息,得出他们“看不起我们”,“没安好心”的结论,也是相当正常的。

我们中国人,是很实际的。我们只相信利益。做一个大庄园的有吃有住有朋友的奴隶,和做一个孤独的为下一顿发愁的自由人哪一个好,我想很多人还是会发愁怎么选的。所以那么穷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那么多钱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大订单的法国,为什么要闹腾--这些都是让中国人很困惑的。但今天绝大多数西方人会觉得人权与自由是个non-negotiable,因为“天赋人权”,不是我该不该有,而是你决不可夺的问题。人权也不是吃饭权,所以那些“中国不合适民主自由因为很多人刚能吃饭”的论点,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也就匪夷所思。

马英九的获选感言里面说:民主这个东西,平时不觉得,关键时候就很管用。--我觉得他那篇感言基本是在对大陆喊话,台湾的民众其实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教育了。 --但他的林肯梦才刚刚开始。民主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一本书都说不完,我的文章更不可能。)如果上帝有个足够大的麻袋装一堆不相干的人,然后把他们随便扔在地上,这些人就会组成利益团体。猴子都会抱团,随便把他们仍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一样的。和民族什么没有关系。怎样让这些人的利益最大可能的平衡?民主就是这样的制度。从执政的角度说,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活跃的可信的(vibrant and credible) 的反对党。活跃和可信和反对,三者缺一不可。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不是在民主化么?不是的,连反对党都没有,怎么能叫民主?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权力制衡了,效率就不可能高。有人说独裁怎么不好了,中国发展那么快,不都是独裁的功劳么?是。但成也独裁,败也独裁。美国建国先贤之一麦迪逊,是创立民主制度的元老。他说过,民主,就是不要高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让独裁发生。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更相信一个比大家更聪明的决策人,久而久之,决策就都高效率地由他做了。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忽视弱小的声音,就容易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大家常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该我们做老大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5000年里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会儿“XX盛世”一会儿“XX之乱”?如果用龟兔赛跑来打比方,我们就是那可爱的小兔子,美国是只老乌龟。

鸟巢巨蛋大裤衩,工程做的大又快,这不能就证明独裁是好的。世界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建筑,都是独裁者留下来的。因为只有独裁者可以倾一国之力,想干啥就干啥。北韩的地铁深达地下百米,富丽堂皇,可以算建筑奇观。然后他们的人民就饿肚皮。当然我们的一国之力比他们大多了。我们还可以造好多大裤衩还有富裕。但我们的人民呢?我最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在一家小店吃夜宵,很晚了,人不多。一个打工的小弟蹭上来对我说“大姐,你们公司收不收打工的人?站门扫厕所都行。”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今晚打碎了一些碗,老板让他赔600块,可他每月工资只有650块。然后很多店里的服务员都围上来,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问我可不可以收他们打工。--这是我们广大的人民。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不能算一个强国,更不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好的。

有人说民主无法保证长远发展,因为政客都只谋眼前几年的利益。这是一家之言。民主制度下,私有经济会为自己做长期的打算,不需政客来操心。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有能力说服大众,为国家的利益做长远的打算。为人所诟病的伊战,当时参众两院高票(70%以上)通过,因为布什成功地说服了他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安全而战。(很多人说不就是石油么,我不同意,因为如果为了石油,90年代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可以留下来,但他们没有,打了行李就回来了。当然,时局的发展,很多时候出人意料,但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大家才可以昨天同意今天抗议,不断地修改自己的错误。这一次的拥中游行也证明了,只有一个民主国家才允许你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反过来,你试试?)同时,美国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六年)横跨两届总统,以免被政治干扰;美国的大法官可以做到死,也是为了避免对法律的解释随着政府变动而变动。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短视的可能。

而一个独裁政府,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利会长久,他就会拼命捞,和家人一起捞;如果他想让自己的权利长久,他必然会出于恐惧而清除不信任的人。哪一样都无益于人民。

独裁专制可不可怕。可怕的。它可怕在两个方面。对内,它教会了人民撒谎。因为没有什么长久的东西让我们相信,那么只要撒谎不被抓到就可以了。我曾经写过一个 “权力的三段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权力的最高段,不是要拳打脚踢让你服从,而是你自觉自愿地服从了,你还帮那个权力去制服不服从的。Self- censorship,是集权下的人民最悲哀的体会。“不能说,这不要说了吧”,这样的话,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而没有什么可信的,什么都要重新去验证,这样的社会成本,是无形而巨大的。全民撒谎的代价,我们终有一天要付出。

独裁的可怕,在于对外,他有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而发动战争。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彼此宣战。而一个强大的独裁国家,如果它赢得了战争,那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又要回到独裁,所有重新来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对独裁的天然憎恨和恐惧,也是为什么他们天天指责我们要我们变化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对抗就可以解释了。

今天的世界,已经经历了文明,大家都努力朝文明努力。我们如果总用“你们曾经做强盗所以我们也可以抢”来做解释,那是相当原始而没有说服力的小孩子式的狡辩。这个世界没有人希望中国乱,大家都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间的关系,好比连体的两座townhouse,合用一个墙壁—你如果打孩子打老婆,人家就会管。但人家管你打孩子打老婆,不是因为他想烧掉你的房子,烧掉自己的墙壁。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2008年4月14日 星期一

关于上帖的检验结果



可疑照片中的那个女士多半不是邱羽——不过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
我在现场见到了邱羽这个人,我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录像中有她的形象。和可疑照片上的那个人影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可疑照片的人影带着发箍,邱羽没有,而后者带着围巾,可疑照片上的人影没有。

[转]袭击火炬手金晶到底是何方神圣?

袭击火炬手金晶到底是何方神圣?
 
[按]袭击金晶女士的到底是何方人士?国内一些人情绪激动,发全球通缉。独立评论网友根据已经发现的照片展开讨论,意见纷纷。不少人怀疑有人自导自演。但究竟是谁,有待根据现有照片进一步研究,以及未来发现更多照片资料,来进一步确定。也许,读者可以根据这里的照片,作出自己的初步猜测。

几天前,奥运火炬手、残疾女运动员金晶女士在传递火炬的时候,奥运火炬遭到一名头披雪 山 狮 子 旗的家伙抢夺(见下图)。


消息传出后,境内外广大爱国同胞、华人华侨们发出了无数愤怒的声讨之声,"全球通缉"那名抢夺者的怒吼响彻云霄。

这也难怪,抢夺火炬倒也罢了,还专朝残疾人士、弱质女流身上抢,引来众怒那是理所当然的。

这不,"全球通缉令"发出没多久,义愤填膺的海外爱国网友们就在当天众多的照片当中大海捞针,终于找到了一张与这名抢夺者有关的图片。该图片也迅速被国内一些网站、论坛所转载。

但不知为什么,我见到的一些网站、论坛,仅仅转载了这张照片的一个局部裁剪图(见下图),而没有把整张照片都转过来。

当然,尽管只有局部的照片,也同样能够毫不费力、异常肯定地辨认出,这个头缠雪狮旗、身穿牛仔裤的家伙,就是抢夺金晶女士的抢夺者,就是广大爱国人士们恨不得要千刀万剐的对象。

但是,作为一种广义上的侦破过程,局部的照片所能加载的信息,显然肯定不会比完整的照片更多、更丰富、更完整。为什么很多网站、论坛在转载的时候,仅仅转载个局部的照片截图,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张完整的照片呢?不过,这个问题不在拙贴的探究范围。

我只打算把这张完整的照片贴出来(见下图),让我们广大有志于从中追缉这名可恨的抢夺者的爱国同志们有着更完整的视角,能够发掘出更多的线索,早日把这名杀千刀的家伙抓捕归案--就象那名在南半球杀妻弃女的人渣一样。


在此,我顺便一并谈谈我自己从该照片中解读到的一些信息或细节,仅供参考;谬误之处,还望不吝指正:

1.从可以辨认出来的图像画面看,共有4面五星旗,3面雪 狮旗。4面五星旗分别是:两位女士手中的小旗,加上白衣女士右边鬓角后面的那面(红中点缀着黄,显然是五星旗),再加上抢夺者身后的那面大旗(最顶端可以辨认出黄色的星)。3面雪 狮 旗分别是:白衣女士左后方和右后方分别有一名男性肩上、后背披着的旗,再加上抢夺者头上缠着的那面。

2.持(或披)旗者们之间貌似融合得很好,并无"壁垒分明"之感。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照片的取景角度基本不怎么偏,差不多是顺着道路的方向水平拍摄的。也就是说,即使忽略前后位置造成的错位偏差,也大致能够对每一个行走者所在的左右位置作出一个较准确的判断,从而判断不同的人群是否交汇在一起。

于是,光从平面照片映像上看,两种旗是"交替"地出现的,如从左至右分别是:五星、雪 狮、五星、五星、雪 狮、五星、雪 狮。

另外,两方的人也没有给人以任何"对峙"之感觉,这对于两个在立场上本应互相水火不相容,并且准备前往某个场所互相PK的阵营来说,反正我是感觉匪夷所思。

3.他们走的这条路很长,两边貌似都是比较宽广的绿化带,从照片上看他们走过来的路的周围都是树木。如果说因为其中某一方是刚从岔路上走过来,而另一方未发觉、未来得及反应,那好象也不太能够说得过去。

4.当中夹杂了好些外国友人。粗略辨认了一下,至少有五人:最左边黑衣女士后面那名高个子、他旁边白衣男士后边的浅发男士、左边披雪 狮旗者后面的高个子女士、右边披雪 狮旗者后面低头看路的男士、最右边那名斜背着挎包的男士。

5.左边两名分别穿了黑色和白色衣服的持旗女士,从脸型、气质上判断,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好了,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接下来,大家就请充分发挥自己的侦探潜能,通过这些信息和线索,去把那名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残疾女士手中抢夺神圣的奥运圣火火炬的千古罪人给揪出来吧!

另外一条更加不可思议的线索,是那位黑衣女子。

让我们放大看看吧——


这位跟暴 徒并肩行走的,原来就是cctv电视访谈的法国留学生邱羽。

cctv网站的连接:
http://www.cctv.com/video/xinwenhuiketing/2008/04/xinwenhuiketing_300_20080410_2.shtml

邱羽在CCTV的访谈对话. 2008-04-11 12:11:23


当时,李小萌是CCTV节目主持人.

李小萌:你说你们在网上还在对这些藏 独分 子也在发通缉令寻找他们,有没有听到一些怎么样的消息,这些人大概是来自于哪儿,什么样的背景?

邱羽:我是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皮肤比较黑,长得比较像藏 人,当时就有人问他说,哥儿们,跟不跟我干,给你三百欧。

李小萌:是吗,就这一次,来抢一下,三百欧元?

邱羽:不是,今天过来闹事的,每天可以有三百欧元,大概是这样,如果是能闹得更大,能闹上电视,好像价格还要高。

李小萌:如果是为了钱,金晶听了更生气了。

金晶:这是什么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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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这个,你大概头脑犯晕了吧。俺小强也是一片糊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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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siong WANG: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

王力雄太爱中国和西藏了。
操这份儿心干嘛?至少中国的存在并不是个必要。


Lihsiong WANG:来自流亡东躲的邀请 ——《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一)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对达僧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也只是宣传中黑暗东躲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东躲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僧拥抱在一起。

2000 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躲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躲人代表最多。大陆躲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躲人。达僧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东躲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躲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躲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僧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躲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东躲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东躲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躲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躲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躲语。这种奇特现象——躲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东躲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躲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东躲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东躲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躲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东躲: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躲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躲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躲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东躲,但是他们彼此说躲话,看的是躲文,胸前腕上戴着躲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躲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东躲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东躲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东躲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僧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僧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躲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躲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东躲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逻些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僧做事。当时达僧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东躲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躲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躲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躲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躲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东躲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僧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躲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东躲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东躲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东躲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东躲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东躲,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东躲。然而,最终解决东躲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东躲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东躲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东躲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东躲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2+2+2)•(2+2)”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东躲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东躲,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东躲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东躲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东躲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东躲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躲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东躲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东躲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东躲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东躲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东躲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东躲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东躲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PC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躲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躲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躲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躲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东躲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躲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东躲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东躲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躲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躲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东躲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僧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僧,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特别代表的安排 ——《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二)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僧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 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僧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表乐观,不能说绝对 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东躲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东躲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东躲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东躲在它手里,解决东躲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僧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东躲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东躲的 边境官员朗诵致东躲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逻些复述,因为逻些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东躲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东躲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 “武装使团”一路打到逻些,逼迫东躲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东躲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 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僧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僧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僧见 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僧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东躲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东躲问题到底如何认识。

同时, LD向我表示,达僧提出东躲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东躲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 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东躲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躲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东躲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够见达僧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东躲问题,我一直认为达僧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东躲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东躲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僧都是难得的机会。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僧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在美国。达僧将在 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僧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东躲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东躲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躲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僧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僧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僧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僧在那 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僧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 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 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

加上这一次,我和LD 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僧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东躲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僧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僧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东躲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僧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与LD见面后,我去纽约、波士 顿等地,其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谈对“十七条协议”的评价。2001年是北京与逻些签订“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北京大搞 庆祝,而流亡躲人认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条约。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 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东躲制度不变、达地位不变、不强迫东躲改革、维护东躲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逻些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 ——达僧和东躲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东躲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东躲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 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东躲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东躲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因此对解决东躲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东躲重新 签订一个确定东躲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躲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僧,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躲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僧是躲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僧也多次表示东躲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僧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东躲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躲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东躲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东躲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僧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僧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僧,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躲民族承认东躲归属中国。

会后一位与会的躲族女士对我说,我这番谈话她还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东躲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被认为起到了给中共献计献策的效果,帮助中共加强了对东躲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学院的 躲族男士则对我说,他们曾经举办过一个东躲问题研讨会,原定邀请我参加,同时也邀请了中共统战部官员,但是统战部官员表示有我参加他即不参加,所以只有下次才能邀请我。我对自己两头不讨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躲族女士,统战部方面也会认为我是给流亡东躲献计献策呢。不过我不是春秋战国那种“策士”,谁给好处给谁献策,我希望各方都赢也不是无原则的。我所希望做的,归根结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说“我不反共!”——《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三)

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僧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僧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僧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躲装的躲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僧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躲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 乎都与东躲或达僧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僧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 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僧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 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 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东躲问题是东躲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僧下榻处是怎么回事 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僧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 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僧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 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僧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东躲组织的 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逻些旅游时正好碰上了逻些“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 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东躲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僧的一个秘书。他原来 负责达僧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 相随。达僧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 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僧。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 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躲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 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僧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僧双手合什,问候躲语的“扎西德勒”。达僧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躲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僧拉着 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僧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僧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僧客厅,我按躲族礼仪献哈达。达僧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僧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 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躲话我也听不懂啊。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僧,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僧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东躲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僧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东躲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东躲问题,并且关注着东躲问题如何解决。东躲问题不解决,对东躲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东躲问题的存 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东躲问题不仅是对东躲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 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 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东躲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 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东躲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 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 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东躲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东躲人民和解决东躲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东躲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 助。

达僧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僧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东躲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 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 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僧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僧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东躲视为 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僧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东躲的领袖。东躲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躲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 决的前提下,东躲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东躲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僧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东躲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僧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东躲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东躲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僧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 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僧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僧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 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 和达僧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僧一套记录东躲“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躲人在文革 中拍的。东躲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僧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 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一个是班禅。 达僧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躲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躲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 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僧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僧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僧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 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僧去洛杉矶了,因为达僧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 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僧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僧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毕业典礼上的达僧——《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四)

当天下午达僧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 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 达僧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僧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僧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东躲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 的学校更予重视,达僧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 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僧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 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僧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东躲的 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东躲筹集捐款。东躲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 后是贵宾入场。达僧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僧。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 三个座。达僧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僧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僧 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东躲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僧刚见过面。

在达僧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 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僧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躲语讲,有一个躲人在他身边 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躲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躲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 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 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 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 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僧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 去。会场外面,达僧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东躲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 一天和达僧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僧见面时, 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 点,东躲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东躲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东躲更多支持。达僧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Tsemin Kiang、朱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Tsemin Kiang、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2+2+2)·(2+2)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躲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僧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躲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逻些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逻些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 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东躲,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东躲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 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躲人 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 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僧。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 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僧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僧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僧下 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僧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东躲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 月26日,达僧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 在身上扫。达僧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僧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 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 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僧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僧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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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siong WANG:从没见过达僧那样严肃——《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五)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僧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僧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僧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僧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 BQ在场,还有达僧的秘书,以及东躲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 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僧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僧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 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躲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东躲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 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东躲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逻些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 大都是躲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躲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东躲问 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僧怀念的东躲,也不是热爱东躲文化的 人向往的东躲,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东躲。因此,认为东躲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东躲还是真正的东躲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东躲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东躲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僧以非暴力抗争解决东躲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 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 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僧,前二者可以成功,达僧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东躲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东躲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 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东躲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 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僧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东躲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 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僧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僧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僧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 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东躲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东躲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 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僧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 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 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东躲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躲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东躲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东躲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东躲 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 就永远等下去,等到东躲不成为东躲,躲人不再是躲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东躲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躲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东躲启动的合适时机。躲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躲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僧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东躲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 态?他说东躲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东躲境内人民和东躲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东躲境内的活动,已经被 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东躲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东躲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 事针对东躲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东躲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PC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 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 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 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僧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东躲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躲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东躲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东躲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东躲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僧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僧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东躲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东躲问题当作 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东躲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僧, 他的号召可以让东躲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东躲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 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僧,无论是东躲流亡社会还是躲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东躲开始,突破最 难的开端。而只要东躲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僧、东躲、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僧,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东躲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东躲流亡社会也 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东躲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东躲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僧还要继续见人。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能否成为中国元首——《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六)

当天晚上达僧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东躲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僧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躲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僧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东躲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东躲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僧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东躲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僧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东躲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 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僧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 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东躲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僧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僧出场, 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 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 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东躲人,尤其是东躲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僧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 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东躲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僧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 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僧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 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僧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东躲问题,并不是东躲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东躲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僧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东躲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僧出现的各 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东躲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东躲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僧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 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僧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 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僧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僧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僧吗?不过,他虽不是 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东躲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僧的人告诉我,达僧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Tsemin Kiang先生能够解决东躲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僧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东躲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僧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东躲独立。另一个是达僧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躲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僧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僧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百分之百赞成——《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七)

我 和达僧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僧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僧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僧让他的躲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躲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僧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 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 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躲人中英语人才多,达僧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东躲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东躲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僧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 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僧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 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僧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僧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僧写的 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僧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东躲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僧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躲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Lihsiong WANG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 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僧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僧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东躲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 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躲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 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东躲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当作企图让东躲和中国分离的 躲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东躲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 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僧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僧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东躲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 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僧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僧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僧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东躲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东躲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躲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东躲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躲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躲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僧提出将来东躲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东躲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东躲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东躲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 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东躲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 直疑虑高度自治的东躲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僧一再强调东躲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PC在东躲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PC休戚与共的躲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东躲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东躲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 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东躲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东躲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僧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 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躲人的简单回答——达僧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躲人一样,对达僧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僧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 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僧的对话,都得到过达僧“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僧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 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僧首先谈高度自治后东躲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东躲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东躲居民,有留在东躲的权利;不是东躲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东躲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东躲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东躲的汉人,本人在东躲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东躲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东躲出生。那么在东躲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东躲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东躲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东躲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躲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僧接着谈东躲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东躲,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僧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僧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僧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僧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僧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僧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僧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僧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僧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僧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僧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Lihsiong WANG:达僧面对天方夜谭的笑——《我与达僧的四次见面》(之八)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僧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僧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僧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僧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东躲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 ——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东躲问题 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东躲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东躲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东躲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僧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僧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东躲,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东躲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东躲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东躲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东躲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东躲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东躲自身,没有把东躲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东躲问题,达僧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东躲,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东躲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僧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僧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僧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僧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僧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东躲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东躲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僧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东躲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东躲独立。我为达僧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东躲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东躲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东躲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东躲实行递进民主制,东躲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东躲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东躲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东躲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 价是东躲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东躲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僧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 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东躲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东躲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僧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僧 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僧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东躲问题拖 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僧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僧是解决东躲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僧达成解决东躲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东躲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东躲事 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僧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东躲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矮人局数个常委对东躲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东躲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东躲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躲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僧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东躲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逻些 2006年整理于北京
(全文完)

佛爷:如媒体发现我们有错,我们愿接受任何处罚

中国时报刘屏/流亡海外的东躲精神领袖老佛爷十三日在西雅图下榻的饭店与华文媒体见面,有廿余位记者出席,佛爷驻纽约代表处东躲问题分析员贡噶札西提供了详细的问答内容。佛爷表示,他主张“实事求是”,因此希望媒体记者到东躲采访,特别是到偏远躲区实地了解,看看中共当局指控的佛爷煽惑动乱是否属实, “如果媒体发现我们有错,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指汉躲共处逾千年独立不适宜

佛爷说,他在三月十九日致函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中共停止镇压东躲,也希望中共提供医药协助;同时他也在信中重申他不寻求东躲独立,并重申他完全支持北京奥运。佛爷说,汉、躲两民族已共处逾千年,面对今天新的现实,分离或独立并不适宜。他说,看看欧洲联盟的例子,即知“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符合躲人利益”。

有人问,此时此刻,北京当局应该怎么做。佛爷回答首先说,“你们(媒体)可以帮忙”。他解释说,中方一再表示“只要东躲停止分裂活动,就可以开始对话”,事实上他一直强调不追求躲独,因此“拜托、拜托你们(把我的立场)表达清楚”。佛爷表示,他这个立场光明正大,不然他躲著中方媒体还来不及,怎么会主动与之见面?(按,在场的包括新华社等中共官方媒体)。

劝躲人勿阻扰圣火让媒体入躲

他表示,在伦敦及巴黎的圣火传递过程出现骚乱之后,他告诉旧金山的躲人不要滋事;至于单纯的抗议示威,“那是言论自由,我不能叫他们‘住口’”。另外本来有些躲人计画从印度游行进入东躲,佛爷说,经他劝说,此一计画已经打消。

他说,他很希望与中方的新闻媒体晤面,因为东躲问题不是汉人或躲人单独能够解决,而是需要两个民族合作解决。他表示,最近的东躲危机让人以为躲人与汉人敌对,其实这完全错误,所以他非常希望与中国媒体见面,让大家了解他真正的想法;也希望立场中立的媒体前往东躲,“你们之中有些人应该前去,不受政府指导”。

佛爷也谈到东躲铁路。他说这条铁路是正面进展,至于好坏如何,端视动机而定。假如中共有军事目的,或藉这条铁路掠夺资源、移入更多汉人,那就不是好事。

对于外传躲人反对发展,佛爷说,没有躲人希望继续落后;许多躲人到美国来,“合法或非法入境”,希望日子过得更好。他说,他绝无意把汉人赶出东躲,“那既不道德,事实上也不可能”,他只是希望别让躲人在东躲变成少数民族,也希望好好保存躲人的文化。

自爆曾想入党是党叫他再等等

佛爷说,他在一九五四、五五年到北京,毛泽东很关心东躲,自己也从毛学习到不少事务,那时自己想加入共产党,不过党要他“再等一阵子”。他说,今天很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徒过去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佛爷说,二○○一年开始,东躲流亡政府的领导阶层系选举产生,他现在已是半退休了。他表示,他早在一九九二年就说过,一旦东躲议题得到妥适解决,他就把政治责任交出去,成为一介平民。

2008年4月13日 星期日

世界报网络读者关于《火苗跌跌撞撞的一天》的议论

原文: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04/une-flamme-olympique-cest-comme-un.html

KATHERINE T.
13.04.08 18h41
Tout à fait d'accord avec "Segeste" : parce que les Chinois ont réussi à accaparer (comment? sinon de manière mafieuse!) le pouvoir économique, ils se croient tout permis, même contre notre pourtant si imparfaite démocratie... N'achetons plus leur véritable "merde" qu'ils déversent par containers. La mondialisation et ses méfaits sociaux, ce sont d'abord eux. Un pays qui n'a plus d'industrie est un pays économiquement foutu. Que les politiques arrêtent de se prosterner devant eux : c'est obscène


christophe d.
13.04.08 13h57
Assez de comparaisons idiotes avec la Corse où les partis indépendentistes peuvent se présenter aux élections libres !

christophe d.
13.04.08 13h55
A Hengxi : le gouvernement du Dalai Lama prône la DEMOCRATIE dans un Tibet AUTONOME . Depuis 1949 , la Chine communiste colonise le Tibet , martyrise sa population , détruit sa culture . Les dirigeants communistes chinois , clans mafieux aux comptes gonflés dans les paradis fiscaux , dont les fils passent leurs week ends à Macao , les poches bourrés de dollars , asservissent aussi la population Han.

Shyndreth
13.04.08 13h51
@ hengxi: nous serions donc tenus de prendre parti? Pas d'autre alternative que le régime chinois ou la religion tibétaine? Navré, j'approuve les manifestations qui ont eu lieu et je vomis le régime religieux qui a prévalu au Tibet. Mais je méprise tout autant le régime policier qui y tire sur des manifestants, et les manifestants en question qui lynchent un civil, simplement parce qu'il est chinois.

Claude D.
13.04.08 12h58
Je lis dans la presse japonaise ce que Le Monde (trop occupé par sa flemme dominicale) aurait dû nous décrire : la population chinoise, savamment "remontée" par le discours officiel, donne des signes de vouloir boycotter des produits français et des enseignes (Carrefour en particulier). Nous aurons donc réussi à envoyer les pires signaux possibles à un peuple démocratiquement immature et très conditionnable. On pouvait le prévoir...

Claude D.
13.04.08 12h50
Et ce policier qui a délibérément "embouti" le visage d'un photographe de presse en bourrant sur lui son appareil photo, clairement visible dans une séquence du JT de France2, on ne s'attardera pas là-dessus ? C'était peut-être une bourrade amicale...

Gareth Wilbur Jones
13.04.08 11h46
Pourquoi Ménard ne s'attaque jamais aux dictatures du monde arabe ? Au fait: le monde arabe n'est composé que de dictatures. Il y a de quoi faire, trop peut-être... Devant l'ampleur de la tache, Ménard le préchi-prècheur reste coi... ça énerve J. F Kahn que plus personne n'écoute et qui bisque de se faire voler la vedette de prédicateur en chef. Hi, hi.

hengxi47
13.04.08 10h13
Pour un grand nombre de lecteurs, il serait largement temps de se renseigner sur les "bienfaits" du bouddhisme tibétain : asservissement, castes, privilèges, enrichissement des nobles au détriment de la classe paysanne. Il ne suffit pas d'être un "bobo" post 68 très tard pour détenir la bonne parole. Votre idôlatrie sur la religion fait peine à voir quand on voit qu'encore aujourd'hui elle est à la base de tous les conflits: Iran, Irak, Palestine, Irlande, Afganistan, etc.

Henry
13.04.08 09h41
Pèle-mèle: des Chinois prévoient le boycott de Carrefour en Chine le 1 mai. L'assaillant de Jin Jing a été retrouvé à Salt Lake City, et des Chinois se cotisent pour payer un "contrat" sur sa tête (si si !). Tout cela est un gigantesque malentendu: Chinois qui demandent l'interdiction de manifester en France (ahahah!), occidentaux qui pensent influencer les Chinois alors qu'ils perdent la face. En ce moment c'est mai 68 avec des manifestations tous les jours à Paris, le bazar comme dit Jin Jing.

natmaka
13.04.08 01h10
L'habileté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à cultiver l'amalgame "peuple = gouvernement" fait de tout Chinois son inconditionnel avocat. Montrer le caractère inepte de certaines des thèses du second ("Le Tibet est chinois!") instillera tôt ou tard un salutaire doute chez certains Chinois. Corse: l'armée ou la police y tire-t-elle sur des civils?

segeste
12.04.08 22h08
Finalement c'est très bien ces Jeux. La Chine aura réussi à rappeler ce quelle est : une dictature ultra-nationaliste qui n'hésite pas à s'imposer par la force à ses voisins. Il est temps de payer nos T-shirt un peu plus cher mais de les faire fabriquer en Europe. Pour le Tibet, ce qui s'est produit en URSS est sans doute la voie. Il faudra surement beaucoup de temps, de sang et de larmes...

grandjp
12.04.08 21h49
On n'empêchera jamais les grands mouvements de l'Histoire : ils sont portés par des énergies collectives qui nous dépassent. La Chine a envahi un Tibet affaibli mais le bouddhisme tibétain s'est répandu dans le monde, ce qui est un cadeau. On n'est pas obligé pour autant de décerner une médaille à la Chine pour sa bêtise politique et sa rigidité face à la souplesse et à l'intelligence politique du Dalaï-lama : l'opinion mondiale internationale n'est pas dupe et ça se voit.

hengxi47
12.04.08 18h36
Il va falloir arrêter tout ce cinéma autour d'une soi-disante défense du Tibet . La situation est identique à celle d'il ya 50, 25,1 an. Que l'on soit vexé de n'avoir pas été choise pour 2008 ou 2012, ce n'est pas la faute des Chinois. Si notre économie se casse la figure, ce n'est pas non plus leur faute. Il y en a marre des Français qui se font toujours remarquer par leur stupidité et rarement par leur talent. Marre des "gueulards" français

Gareth Wilbur Jones
12.04.08 17h50
Il paraît que sur le net, les Chinois se déchaînent: ils demandent depuis plusieurs jours l'indépendance de la Corse !

marie thérèse s.
12.04.08 17h20
Le sport est une industrie des plus florissantes pour laquelle, fric oblige, le respect de l'éthique ne se voit que sur le papier. Panem et circenses, l'opium du peuple. Si seulement tout ce remue ménage pouvait aboutir à la suppression des J.O.

DOMINIQUE M.
12.04.08 17h06
Le brillant résultat (que l'on peut lire mais ailleurs que dans LE MONDE) obtenus par les Ménard, Cohn-Bendit, Baupin et autres bobos "résistants" auto-proclamés des droits de l'homme, c'est que le peuple chinois (dont les mêmes se moquent comme de leur première chemise) s'est regroupé derrière ses dirigeants dont le pouvoir s'est ainsi renforcé. Pas de quoi se vanter !

2008年4月12日 星期六

BBC : 火炬和谐之旅变神秘之旅

2008年04月1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40北京时间 20:40发表

火炬和谐之旅变神秘之旅

近几天欧美报章有关中港台的报道和评论:(2008年4月11日)

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和东躲问题仍是这两天报纸上有关中国的主要话题。所有大报都报道了美国旧金山奥运火炬接力的情况。卫报和泰晤士报都报道说,旧金山的火炬传递成了一场闹剧。旧金山警方为了防止发生冲突,最后一分钟彻底改变了火炬接力的路线,并且把距离缩短了一半。火炬点燃,第一名火炬手跑进了附近的一座仓库后便不见了踪影。40分钟后才在离原路线一英里以外的一条安静街道上重新出现。聚集在原先火炬接力路线两旁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抗议者都白白等了几个小时。泰晤士报说,北京的火炬和谐之旅变成了失踪火炬的神秘之旅。

抗议激起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

与此同时,也有几篇文章警告说,西方的抗议只会使中共政权得到更多的支持。金融时报星期四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奥运火炬遇到的抗议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指出,这样的抗议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中国人对其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将这些抗议行为描绘成是对国家尊严的冒犯。同样的,对奥运本身的任何抵制行为也会激起同样的反应。文章说,也许可以说北京设计这样一个火炬的环球传递是自找麻烦,因为它应该知道这样做为那些对中国政策不满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表达机会。但抗议者们不要以为他们的做法能同时狠狠地打击中共政权。相反地,这些抗议增进了中国统治阶层和大批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人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没有遭受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共统治的灾难。他们经历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从小被灌输的中国数百年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历史。因此他们对在他们眼中的任何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尊重的言行都极为敏感。

北京奥运火炬的长征

星期四的卫报把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称为'长征',被中国称作是'和谐之旅'的火炬传递,在欧美受到了抗议和干扰。文章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人士表示,抗议背后的真正动机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得到奥运会的主办权从来就感到不舒服。文章的作者说东躲事件再一次表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政治距离有多远。文章接着举例说在中国国家电视媒体的一次采访中,一位中国的东躲专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如果威尔士想从英国中独立出去,你们会怎么想?但文章评论说北京有一点没有搞明白的是东躲的骚乱并不完全是分裂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文章最后说中国当今的统治者应该集中精力把国家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好。

中国决不会在东躲问题上妥协

另外星期四的独立报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决不会在东躲问题上妥协。文章说尽管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遭到了世界各地的抗议,但中国决心让奥运火炬通过东躲。文章说西方不理解北京对东躲的态度,对北京来说,如何对待东躲人以及东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文章还把中国处理东躲的手法同当年斯大林的手段相比,斯大林当年把波罗的海以及中亚国家的人口赶走,让俄罗斯人到那里定居,目的就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民族性,因此正是当时斯大林的政策导致了后来的乌克兰以及这些中亚共和国今天的遗留问题。文章说对奥林匹克的抗议使人们把视线投向了对东躲问题的关注,文章最后呼吁西方政府要关注东躲并拿出决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