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趋势与恶性通胀预期

何志成

最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于是人民币展开了碎步小跑的升值进程，累计对美元升值了约21%，对欧元则升值了约12%。但是这一升值趋势在奥运后陷入了停滞，尤其是12月初爆发的人民币跌停事件，卖盘汹涌，充分暴露了对人民币的信心在事实上的脆弱。人民币汇率到底多少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在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之前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相对于由中国多年的国际收支盈余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储备来说，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人民币无疑是被低估了；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实质状况，尤其是货币供给量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率，人民币可能又是被高估了。不管人民币汇率是低估还是高估，毋庸置疑的是：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经历并且很可能将继续经历一个逐步锐减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经历并很有可能继续经历一个剧烈的通货膨胀过程。

我们还是从首先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考察。按照自由主义的诸经济学派共有的一个基本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往往恰恰是导致经济剧烈偏离平衡的根源。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是普遍的真理，如果把目光放到中国的外汇制度来看，这一理论无疑是很有说服力。中国积累巨额的官方外汇储备最大功臣是中国外汇制度两个核心--汇率管制和强制结汇制度，而非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扩大。汇率管制，使得汇率不能正确和迅速地反映国际收支状况，导致国际收支失衡持续扩大，在国际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自然就积累了大量的盈余。而强制结汇制度则无疑是外汇集中于官方储备的原因。美国乃至日本现在的官方外汇储备都不如中国，但如果算上民间的外汇存量，其总额还是大大高于中国的。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国则是典型的藏汇于民的国家，其官方外汇储备与民间相比微不足道，并且其中大部分为黄金。中国的民间外汇储备数量目前没有数据可查，但一般认为不足官方储备的十分之一。

强制结汇带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外汇收入从某种意义上反过来成了增发大量人民币的信用担保。因为在07年之前，政府财政多年赤字，寅吃卯粮，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结汇。政府也并未为此发行特别国债，从民间筹集资金用于收购外汇。政府的做法是直接开动印钞机（强大的印钞机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按官方汇率，每收进1美元，就印相应数量的人民币。收进来的美元反过来成了增发的人民币所对应的资产。我们很容易想到，收进了的一美元，不可能全部都是财富增量，与之相反，其中可能只有极小一部分是财富增量。比如：一件商品在国内的成本是0.8美元（把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卖得1美元。结汇以后，国内的人民币总量不是依据财富增长增加了0.2美元，而是1美元，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大大超出了实际财富的增长。这实质上就稀释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如果将这一美元等同于国内的实际财富存量，账面上还是平衡的，而事实上则是这一美元不能等同于实际财富存量，退一万步讲，即便等同于实际财富存量，美元不能在国内流通，它所代表的财富也不在国内而在国外。这就构成了一幅颇有讽刺的图景：实际财富流出，国内货币存量反倒因此增加。中国官方汇率坚持所谓人民币的低估政策，表面上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保障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云云。但我们往深处一想，不难发现政府为了收进这些外汇所付出的成本微乎其微，因为它只要开动印钞机即可。人民币对他而言几乎是零成本的，但美元不是他可以随便印的（只有朝鲜这样的国家才敢随便印假美元），他印出来也是假的，最多只能算是伪造的比较好的假钞而已。所以政府有足够的动机，以相当慷慨优惠的价格“笑纳”外汇。将外汇当成增发的人民币的信用保证，可以保持账面上的平衡，而由此引起的人民币购买力被稀释，则由全社会承担。这是一种隐秘的通货膨胀。试想在“印钞机”受到严格约束的国家，政府要增加官方的外汇储备，不管是利用官方的货币平准基金也罢，发行特别国债也罢，无外乎都是利用现有的货币存量，而不会增加社会的货币供应总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增加外汇储备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毕竟他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如果为此发行国债，还会引起利率上升，增加政府筹资的负担。所以政府没有动机去扩大官方的外汇储备规模。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的结汇制度，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根源。由此引起的通胀，或许也可以成为“输入型通胀”，当然它的意义与经典意义上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截然不同。

前一段时间，中国扩大美国国债购买引发了多方面的批评，但我认为这是明智的。中国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外汇储备的保值。从安全性，流动性，市场容量，持有成本等诸方面考虑，美国国债都是最佳的选择。前一段时间，中国企业普遍爆出海外投资巨亏的丑闻，充分说明目前中国企业受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约束软化等等诸多因素影响，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是非常危险的。至于普遍受到关注的美元贬值问题，我们应当承认，美元确实一直在缓慢贬值，但是如果我们环视全球，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不在贬值，他们贬值的速度往往只会比美元快而不是比美圆慢。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讲：美元是一只烂苹果，但他还是诸多烂苹果中最为不烂的那一个。我们不应该忘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1:2，而现在大致在1:1.4左右。英镑贬值的速度要远快于美元，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至于某些以前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其货币的贬值速度到今天来测算，与美元相比只能说是骇人听闻。由于对应于外汇的人民币已经增发出去，如果这些外汇储备出现巨额亏蚀，那么人民币的信用将岌岌可危，这就连账面上的平衡也无法保障了。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将由隐秘走向公开化。更进一步讲人民币的信用目前与其说是建立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巨额外汇储备的基础之上。如果外汇储备减少过多，在中国会引发复杂的政治经济效应，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从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在2007年出现短暂财政盈余之后，2008年全年中国将出现高达1100多亿元的财政赤字。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支分别达到了 64000亿元左右这一庞大基数。随着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的深入展开，财政赤字有望进一步扩大。由于经济下滑带来的税收下降，未来能够消减赤字的希望目前还没有看到。从整个经济大局出发，中国有必要保持人民币汇率，至少是对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如果出现明显的下滑，将对整个经济信心带来极大打击，引发资本外逃等严重后果。官方的表态也说明了其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决心。但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压力已经如同冰山浮出水面。在财政赤字扩大和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双重夹击下，政府处于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官方多次表态希望美国保障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这容易被附会为不希望美元贬值。个人认为所谓资产安全，更确切地讲应该好似账面资产的安全。美元如果出现剧烈贬值，反倒可以成为中国纾缓困境的良机。因为同样在保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国随美元的贬值相应可以多印钞票，减轻赤字压力。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同样受到严重赤字困扰美国政府即便有让美元大幅贬值的动机，也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四万亿的投资计划看起来确实宏伟壮观，但是其资金来源是很让人怀疑的。即便在中国，在连账面上的对应财富也没有的情况下开动印钞机也是很审慎的。中国尽管基本平安渡过了07年以来的剧烈的通货膨胀，官方对通货膨胀的态度还是非常审慎。因为这种速度的通货膨胀如果持续下去会严重影响到政治稳定。80年代末价格闯关后连续两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正是当时政治风波的经济根源。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经历了那些事件，他们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通胀可以有，但必须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要做到这一点，印钞机就必须充分受到节制。在这一前提下，把资金来源寄望于印钞机是不现实的。当然话说来，如果真要到了燃眉之急，政府还是会不顾一切的。后面还会谈到，对政府而言，与财政赤字相比还有一个远为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失去强势集团的支持，所以指望减少支出来消减财政赤字是不现实的。津巴布韦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经济管理的失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对当年的革命战士支付的过高福利以及其后为了继续获得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数目更为庞大的群体的支持而进行的畸形福利支付才是根本原因。）

让我们再回到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来。通货膨胀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还有更为隐秘更为根本的一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但是在成果分配上，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并不会甘心于接受相应比例的收入，他们会要求相当于或者至少接近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的收入。当然，还有某些部门劳动生产率根本没有增长，而某些社会组织—比如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参与财富创造，他们也会要求“均贫富”。“均贫富”的后果就是货币供给超过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就形成了通货膨胀。这在各国都是如此。但在中国，由于体制原因，这种情况尤为严重。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部门，比如大型垄断型国企，和根本就不生产财富的组织，比如政府，某些事业单位，反倒获得了更高额的收入分配，瓜分了财富增长蛋糕的大部分，而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只得到了点辛苦钱。这就形成了极为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多年以来一直如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最主要最根本最持久的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我们或许看到过一个特例。2002年到2007年，中国曾经经历了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事实是否如此呢？个人以为中国财富分布的极不平衡推迟了全面通胀的到来。由于社会财富只被少数人获得，而广大下层民众几乎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多少实惠。少数人在日常用品上的消费是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也只吃三餐饭。而且由于贫富差距极大，富裕阶层享有的物品与下层民众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比如说富裕阶层是肯定不会跟穷人一样消费“三鹿”奶粉的。所以通胀很长时间没有传到到普通日用品上，但是它确实很快地传导到了高档的大宗消费品：住房。住房由于其资本容量大，收益稳定等等优点，成了大资金的宠儿。过去几年疯狂上涨的房价是没有计入CPI的。所以所谓的低通胀是这么来的。到了后面流动性泛滥，连房地产市场市场也容不下这么多资金了，资金流入股市造就了大牛市，后来连股市这个口袋也装满了钱，从楼市，股市，大型工程这几个满口袋里溢出来的钱流入到了民间，这些资金不得不“屈尊光顾”普通消费品，于是全面通胀突然来临。所以说这个特例不是特例，结构性通货膨胀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更深入地理解结构性通货膨胀，苏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从它说起。虽然它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好像有个说法计划经济不会有通货膨胀，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当年的苏联是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也自然地被列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国内生产总值最高曾经达到美国的80%左右，最近100年来还没有第二个国家能达到过这样高度。苏联的工业能力看起来是十分强大的，它能生产各种尖端武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于世界前列（至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如此）。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苏联的坦克工厂就像生产罐头一样在生产坦克。但是苏联表面的辉煌背后隐藏着的残酷现实是，苏联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距，甚至还不如它在东欧的某些仆从国。林立的工厂的雄伟的烟囱高塔之下，尽然是普遍的贫瘠。普通日用品也十分短缺，有时甚至一小块面包，一点水果也要排队购买，许多商品需要凭票证供应（中国也经历过这么一个票证时代）。总而言之，除了少数的特权阶层可以在特供商店里享受到与西方相当的商品供应之外，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一直饱尝商品短缺之苦。我们现在的一般解释是：计划经济的价格管制导致的恶果。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几乎一夜之间，卢布贬值了上千倍，对这个一般的解释是：休克疗法造成的后果。个人以为，对前一种问题流行解释是不够深入的，而对后一种现象的流行解释则纯属恶意栽赃。试想前苏联时代如果其它一切不变，就是取消价格管制，那些要排队购买或者凭票证供应的商品要涨到多少呢？肯定是天价！所以说通胀其实早已形成，只是苏联的价格措施把这种通胀冻结了起来，票证或者排队供应只是通胀的另一个表现形式而已。我们可以联想到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大通胀的情景，连一块面包都要花费数千马克，而一马克都很难挣到。苏联如果没有实施价格管制，商品供给可能有所改善，但是天价的商品也会让老百姓难以问津的。不用排队，不需票证，但囊中羞涩的老百姓还是无法买到所需商品，这在前苏联这样富有暴民传统的国度是可怕的情景。同样的状况，严厉的管制反而使前苏联得以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因为没有商品来诱惑民众。而不会像沙皇俄国末期，物价飞涨，但是商店里的商品还是琳琅满目，结果引发暴动和哄抢。有一句话叫做存在即合理，这用在苏联身上在合适不过。总而言之，苏联的通胀事实上早已形成，只是被价格管制掩盖了起来而已，只是后来的市场化改革才使得这一问题揭开了盖子。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导致资源配置，产品分配上的不合理，苏联事实上有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苏联的结构性通货膨胀问题。苏联的重工业体系在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这套体系是在斯大林时代建立起来的。过去一般的解释是斯大林用工农业的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完成了原始积累。这是很片面的。当然斯大林进行工业化的时期，确实是苏联乡村受到残酷盘剥的时期。仅在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由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的大饥荒，就导致了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现在乌克兰还每年在纪念这个大饥荒。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由于 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大量的先进工业技术流入了苏联寻找市场。是技术革新和苏联资源的结合创造了苏联重工业化进程的奇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只是扩大了资源供给而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二次大战期间到其结束后一段时间，更多的技术从西方特别是德国和美国流入了苏联（苏联几乎把其占领区德国的重工业设备连同技术人员都搬到了苏联）。比较有名的是：德国的火箭技术，美国的航空技术（图-4源自B-29），美国的核技术(原子弹技术由间谍窃自美国)，英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英国把第一代喷气发动机“尼恩”卖给了苏联，这成了苏联第一代喷气战斗机米格-15的动力装置）。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沙皇时代的俄国并不像后来苏联宣传的那样一穷二白，而是有相当的工业技术基础的，苏联人获得这些技术后，加以改进并与苏联的巨大资源相结合，使得苏联工业得以迅猛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恰恰是苏联的重工业部门后来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严重问题。绝大部分重工业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基本无关的，在苏联来说也就是非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部门。苏联实际上进行过相当程度上的经济改革，特别是赫鲁晓夫时代，这一时代也是苏联国力增长最迅速的时代。但是重工业部门没有得到改革。当技术停滞以后，重工业部门几乎没有贡献多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依然享受着严重超出其比例的资源分配。与此同时，创造了实际财富的农业和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却得到了极不合理的分配。当然这种格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体现为收入和利润，试想如果苏联也实行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双轨制，这种资源分配不就体现为重工业部门畸高的收入和利润吗？苏联的重工业部门特别是军工部门确实在大量生产者坦克，飞机，大炮，舰船等等等等，一派兴盛繁荣，（事实上是由于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严重过剩）。但是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东西与账面价值差距巨大，因为很多这些东西实际上一文不值，等到后来处理他们还要花费巨额的费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苏联自己生产的核潜艇退役后都无力拆解（苏联海军最高峰时拥有数百艘核潜艇，远远超出所需），若不是后来美国提供了资金拆解了一部分，那么这些恐怖的定时炸弹还要停泊在港口风吹日晒。苏联工业技术的辉煌背后，也隐藏着残酷的现实。比如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世界；美国随后不久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上还逊色于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苏联的人造卫星除了在天上发射无线电波之外一无所获，而美国的人造卫星一上天就发现了著名了“范。艾伦”辐射带。这一事例集中体现了苏美工业技术的差别，这样的例子还太多太多。简而言之，苏联的重工业部门最主要的产品已经不是技术革新或者财富，而是帝国的虚荣；而美国相应工业部门的最主要产品还是技术革新和财富。这一差别导致了苏美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有人说是军备竞赛和巨额对外援助毁了苏联，但我们应该看到，美国的军备开支，毫不逊色于苏联，其中对外援助甚至还大大高于苏联，而美国并未受到太过严重的影响。美国与市场高度接轨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巨额财富增长，轻易抵消了这些影响。而军工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从微波炉，到移动电话，到互联网其技术无不源自于美国的军工部门。这些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得在此之上的投入与之相比微不足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苏联的军工部门，有什么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吗?很可惜，几乎一项都没有。正如前面所述，耗费了巨大资源的苏联重工业部门除了生产出炫目的帝国的虚荣之外，几乎对技术革新和财富增长毫无实际贡献。特别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建立从相当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技术流入苏联以后这个部门几乎成了苏联经济体系里的癌肿— 不会由市场正常的优胜劣汰而死亡，对经济机体毫无贡献，同时还挤占了大量的资源。这个癌肿，事实上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体系的死亡。苏联广袤的领土，巨大的资源无人匹敌，技术基础也相当不错（比西方差距，但比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本应创造出巨额的财富，但由于体制的弊病，使得财富创造受阻；更进一步的是，分配的扭曲更稀释了苏联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导致苏联普通百姓长期的生活水平低下，和改革后通货膨胀的集中爆发。

我们应当承认，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事实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在西方国家，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比如对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农业生产部门的巨额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不应当享受相应福利的人享受了过高福利，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因此而获得人力资源开发获得补偿，但在总体上，这种福利还是推动了西方国家经历不断的通货膨胀—当然这种通胀比起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要缓慢得多。（以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弊病是高估了矿产，机器设备等实物资源，而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这也是导致其生产力进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像苏联那样大规模地犯系统性的错误。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的这一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苏联也实行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而易见，苏联的重工业部门会成为所谓的垄断国企，在双轨制的体制下仍然与实际市场绝缘，成为一个封闭运行的体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从经济机体中吸取资源，它依然不会有革新和创造，它依然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癌肿。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垄断国企，绝大多数是成熟行业，其劳动生产率提高极为有限，但在分配上我们看到的是，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导致的价格扭曲，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反映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而某些重工业部门，如苏联的相应部门一样，同样只是生产着一个所谓复兴的中国的虚荣，几乎并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却消耗着巨大的资源，获得丰厚的分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航天部门。航天部门的所得到资源，远远大于按其实际贡献所应得，它最重要的产品不是卫星，不是飞船，而是虚荣—但是这个虚荣对于贫苦中的中国普通百姓而已，实在是太过昂贵。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公务员队伍的过分庞大，以及其远远超过经济实际发展水平的过高福利。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构成了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每当经济有发展，这些贡献极少或者毫无贡献部门都会凭借行政权力的干预要求获得远比实际生产率增长高的福利。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部门也会利用行政权力的干预阻止其福利的降低。长期下来，就积累了巨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目前环境下，这些压力一直在经济体系中不断释放，推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综上所述，由于体制性上的根本因素，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始终巨大，不仅损害在现今的人民福利，更在长远的将来造成严重影响。

最近三十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这可以归结为国外先进技术的大量流入与中国国内的巨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相结合的结果。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入已经大大减缓，而中国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十分薄弱。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很可能面临与当年苏联所遇到的相似的技术进步停滞的局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事实上也面临着西方严格的技术输入管制。技术一旦停滞，而资源投入无法再进一步扩大将带来像苏联在80年代相似的局面。即财富增长已经基本停滞，过去投资形成的巨额资产存量的折旧同样巨大，经济滑入不可挽救的深渊，而重工业部门，仍然拒绝降低其福利，政府也不敢得罪这样的强势部门，无力进行根本改革，于是形成了严重滞胀的局面，造成全社会实际福利的持续下降。

苏联的例子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虚荣是非常昂贵的产品。当国家还处于上升时期时，这种虚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政府而言是宝贵的财富，可以为他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当国家走向下坡路时，过去的虚荣就会成为沉重的负累。苏联崩溃之时，它的境况乃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起中国而言事实上还是好不少的。但是苏联的过去太辉煌了，这种辉煌使得不管它的人民还是上层精英都无法接受那种境况的（要知道直接推动苏联发生剧变的不是下层百姓，而恰恰是苏共高层）。中国尽管贫困很多，但是由于过去的更加赤贫，没有苏联那样的虚荣的负担，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趋势还是向上的，生活有所改善。所以中国挺过了那段时间，而苏联却崩溃了。虚荣的破灭，在苏联的崩溃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当西方事实上的繁荣进步不断为苏联老百姓所知，而自身的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加大，对社会体制的信心就逐渐动摇。在精英阶层也同样如此，像盖达尔这样后来的改革者，其实大多都是享有特权的高干子弟，他们事实上也备受帝国虚荣的毒害，所以他们会对现状不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发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为口号，回避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想以经济发展来赢得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诉诸于民族主义，国家自豪感来凝聚民众（政府高层也未尝不知诸如航天工程之类纯属面子工程，浪费巨大，并无太多实际收益，但心理脆弱的中国民众还是需要这样的昂贵的精神春药支撑），另一方面则更直接的这是通过经济利益的畸形分配（特别是对政府公务员，垄断国企员工等）来收买到足够维持稳定的支持。这两者都存在巨大的问题：前者是这种虚荣一旦无法再推进，虚荣与事实的落差逐渐为民众知晓，过去的虚荣则成为负累；而后者由于需要收买的阶层和所需的平均福利不断扩大，越来越难以负担，特别是一旦经济发展停滞，要实现这种收买旧更加困难。只要平均福利不能维持，过去为收买的忠诚的支出都将付之东流，换来严重的怨恨和不满。而且如果要维持这些特殊利益阶层的福利，就意味着对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广大其他阶层福利更大剥夺，这同样会引起严重不满。这两条道路，事实上都是危险的不归路。但是，在经济条件宽松的条件下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在经济条件紧张的时刻，政府又没有信心来做这样的改革，因为这样很容易失去强势集团的支持，提前导致其合法性的丧失。所以有句话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精辟地勾勒出了这一局面的轮廓。

由此可知，中国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体制性的宿命，已经在既往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逐步积累和释放，而一旦经济停滞，它将更凶猛地爆发出来。我们更应当忧虑是未来，由于现今贫富差距过大，未来可能出现要求“均贫富”的民粹主义浪潮。全民福利脱离实际的扩大，数目庞大的人口享受与其生产率贡献水平不相称的福利增长，这一通胀将不再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缓冲，从而将导致严重的“显式”结构性通货膨胀。

总而言之，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前景是悲观的，中国的大通胀似乎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在本文中，我们一再强调似是而非的表象或者对表现的解释与事实的区别。 笔者也希望今后的事实不会像文中所描述的那么严重，而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着见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