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

作者：何清涟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美国CNN对温相的采访将海内外对中国政改的期盼推到了最高潮，一些声望卓著的媒体甚至预言政改将成为五中全会的主要话题。18日发布的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让人们的期盼降到了冰点， 在长达4,700字的全会公报里，虽然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但对政改却只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句之后含义不明地泛泛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切都证明，从8月下旬以来的政改期盼，与其说是中国的政治动向，不如说是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都需要这一帖精神安慰剂。

温相政改谈话师法邓、江、朱等政治前辈
其实，只要了解中共的政治逻辑，五中全会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几乎都是危机推进型，只有当局者感到不变革无以求存之时，改革才会来临。就中国现在的整体情况而言，社会矛盾虽然日趋激烈，全国群体性事件蜂起。但由于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与有效的抗争手段，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反抗基本上都被地方政府有效地遏制或消弥。只要在刚性维稳手段还有效的情况下，所有削弱现行统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权利的政治改革，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当局绝对不会让步。

这一切都是极权统治的逻辑所决定的。因为极权统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依靠暴力（枪杆子）与谎言（宣传）维持，目前可见的事实是：当局正在投入天价维稳费用加强暴力统治，控制互联网，还推行大外宣计划，将粉饰宣传扩展至世界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政府的财力能够维持这种刚性稳定，政治控制只会越来越严苛。除了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维稳的物质手段枯竭，届时中国当局也许会考虑政改图存大计。

温家宝总理放言政改，表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其实是他在任上经常做的课堂作业。这类话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言说，几乎是历届领导人都说过。从邓小平历经江朱再到胡温，除了胡锦涛之外，其余几位领导人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表过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视与向往。即使是政治强人邓小平，都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78年）只有胡锦涛言行一致，参观西柏坡、回延安、反对颜色革命，公开拒绝西方式民主政治，

其实，西方社会在炒做中国政改这个话题上是隔上一两年就来上一轮。比温家宝更能激起西方社会认同与遐想的是江朱两位。江泽民1997年深秋夜访白宫，见到克林顿递给他的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说》原稿，非常高兴地用英语大声朗读。此举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好感，几乎以为他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铁腕总理朱镕基那充满豪情的话语，如“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这些话不仅深深感动了国内人民，还使港澳台与国际社会对他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为什么人们需要政改做为精神安慰剂？

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温家宝的有关民主与政改的言论都没有超出他的政治前辈。但温相从8月份以来激起的政改讨论，以及国内外对他的期盼之高却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前辈。无论是国内的拥温政改派，还是国际上那些见多识广的媒体，都罔顾一个事实：胡温即将卸任，这种看守政府基本不可能再有大张旗鼓从事改革的可能，因为执政的时间表不允许。卸任者与接任者都需要在稳定中交接，这是政治常识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政府维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人们对中共政府自觉启动政改的期盼反而日益强烈？我想这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于中国国内公众而言，主要是出于人们对现存政治状态极度绝望，普遍产生政治乏力感。人们找不到任何有效途径减缓社会矛盾，并改善其生存处境。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精英阶层移居他国者越来越多之时，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已经看到危机在日益逼近。由于当局想尽一切办法剥夺公众的自组织能力，导致整个社会有如一盘散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垄断一切资源的执政者能够高尚一次，考量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为契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让中国避免再次遭到暴力革命的倾覆之灾。
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些年来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希望中国稳定。随着中国经济奇迹掩盖之下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国际社会还看到：通过国际规则约束中国，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几乎是个幻想。他们普遍担心中国崩溃后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强烈破坏与难民潮（目前的移民已使欧美各国感到极大压力）。与中国政府对内宣传的完全相反，国际社会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希望中国崩溃的“反华势力”。

问题是：中国政府早已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任何民众希望的改革都需要政治精英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改革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成了与虎谋皮的关系。


高层为何没有政改动力？

中共高层没有政改动力，出于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坚信通过暴力可控制局面；第二，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中共党内所谓“派系斗争”历来是海外炒作热点。但事实并不象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但既然同坐一条船，船长、大副与水手们还是知道斗争分寸：内部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根据这些年的精英动向，可按其利益来源和其个人未来布局大致划分为“扎根派”与“出走派”。出走派多是政府部门中与经济沾边的官员，这些人不少已经将亲属移民海外，公布的118万裸官并非全部，还有不少属于“现在进行时”；扎根派则多属相对而言的清水衙门官员，以及军、警、国安部门、宣传部门。这些官员既无足够财力与意愿移民，就只能选择坚守。军、警、国安及宣传部门官员捞钱的机会远低于金融、国土及国企官员，职司所在又是维稳，是坚守派中的蛮干群体。但这两派有共同利益，即维持稳定，只是目的不同。出走派希望藉稳定获得更多机会捞钱，扎根派则是为了维持长久统治，担心失去政权会遭到政治清算与经济清算。目前不成气候的政治反对力量之“不清算”保证，在富有统治经验的中共眼中，有如小儿戏语。因为任何政治和解都是通过力的诉求得在达成。即使流血最少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英国绅士们依靠剑与剑的谈判达成的。

政改期望的边际效益递减

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治之下，中国人自然难免怀抱圣君贤相情结。这种情结在90年代的具体表现是“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中央的好经叫地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面对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及基层政权的黑恶化趋势，人们亟盼明君出现。

由于中国当局在近十余年以来的政治信用越来越差，公众对政府的政治期望已陷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1978年改革启动之时，人们热切期望邓小平能够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1989年六四以后，邓小平因背负六四屠城之责，国人期盼江泽民不做儿皇帝的那一天会有大的改革动作；江泽民任内，政府贪腐横行（谚云“江泽民的改革让官员成了百万富翁”），人们对铁腕总理朱镕基寄予了无限期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到江时代末期，国人开始想“胡哥”盼“胡哥”，如大旱盼云霓；等到胡温上位后，胡的平庸被视为胸有韬略、深藏不露，胡朝拜西柏坡、回延安等政治意涵极强的举动都被一些人解读为江泽民势力压制胡，胡被迫采取的韬光养晦策略。网友们通过热爱“什锦八宝饭”（温家宝被昵称为“宝宝”）这一词，表达对“胡温新政”的无限希望――在改革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里面，胡温最幸运，因为民众寄望最长，直到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海内外才算是明白胡温根本无意在任内推动政改。与第二、三、四代中共领导相比，习近平的运气不太好，人们虽早知他大位在望，却已丧失了自愿歌颂的热情――个别人士刻意怀抱对习氏的激情幻想除外。

罗斯福讲：“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当移居他国为一国的精英群体提供了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并成为精英阶层一种集体选择时，施政过程就与承担政治后果切割开来。在无责任政治的状态中，这种分道扬镳的力量远远大于凝聚力量。依我观之，这种局面不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改观，人们只能等待危机深化可能会促使当局者有所觉悟，只是那时可能为时已晚，补天无望。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挪威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指责胡锦涛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后造谣

作者：纽约新闻评论员（博讯）

中共新华网10月14日发表题为《挪威人也看不过眼了 开腔恶批诺奖委员会》的报导，称：“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10月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云云。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教授得知后立刻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表声明：“这纯粹是造谣，是戈培尔的故伎重演。胡锦涛企图假借挪威人的名义损害挪威诺贝尔奖的名声，其卑鄙目的永远不会得逞。我完全赞成诺委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博士，祝愿中国人民早日摆脱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获得自由和解放。” 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教授嘲讽胡锦涛造谣手法太过拙劣，他说：“看看胡锦涛安在我头上的那些词句吧，都是只有从小生活在中国大陆并且受过中共训练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词句，挪威没一个人能想出那些词句来，真是太荒唐可笑了。如果胡锦涛愿意，我可以做他的教授，告诉他挪威人是怎样遣词造句的。”

—— 原载: 博讯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October 1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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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人也看不过眼了 开腔恶批诺奖委员会


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10月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科尔斯塔说：“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大错特错。人民期望诺贝尔和平奖促进内部和平，特别是减少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刘晓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在减少冲突方面做出过什么贡献，也没有参加过与和平有关的活动。我看不出这位和平奖得主符合诺贝尔遗嘱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

　　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所称的理由是“他在中国进行争取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对此，科尔斯塔说：“这也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美国和英国等具有悠久议会制民主的国家，过去50年来一直属于最具进攻性的军事强权之列，占领别国或在别国(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

　　关于诺委会为何作出这个决定，科尔斯塔说：“我认为，诺委会对中国所知甚少。诺委会也想独立于外部压力，表现出勇敢的一面。即使与实际相违，甚至与目的相悖，诺委会也要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

　　他说，诺委会选择刘晓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认为支持西方在人权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价值理念。“在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须输送到所有其他国家去。要么直接通过武力和战争(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通过支持那些被认为代表这些价值和理念的人。我认为，诺委会想要中国成为一个更像西方世界的国家。诺贝尔奖就被用于此目的”。

　　关于诺委会自称它独立于挪威政府和议会的说法，科尔斯塔认为，诺委会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是在议会中有席位的所有挪威政党以及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对诺委会的决定表示支持。诺委会主席亚格兰也是一位前首相和议长。因此，诺委会与挪威官方政治体系存在联系是确定无疑的。

　　他说，诺委会给中国贴上“不民主国家”的标签是不公平的。多党制不是使人民对政策制定和国家未来发挥影响力的唯一途径。每个国家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文化和发展程度，选择自己的政治和民主解决方案。

　　科尔斯塔认为，西方许多人不想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国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想输出自己的制度和思维方式，“这将是一种攻击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过程，因此也是对在自己国家坚守中国文化价值的中国人的攻击”。

　　科尔斯塔最后说：“和平奖近年来从来没有授予代表和平以及为裁军而斗争的人们。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没有侵略性的国家，它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国际问题。因此，我认为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见人士是不公平的。”

文明世界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说不

作者：梁京

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把2010年度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有可能成为该委员会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一个决定。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是刘晓波？为什么是现在？诺贝尔奖评委会非常清楚，这一决定直接干预了中国的内部政治，不仅一定会开罪喜欢拿钱来说话的中国政府，而且还在中国异见群体中引发争议，但评委会为什么全不在意？

西方世界虽然一直有洞见中国内情的智者，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和政客以及多数学者，对中国总是雾里看花，弄不清真相。看来这一回他们明白了一些过去不大明白的东西。这不仅与资讯发达有关，更与中国权势精英们近年的得意忘形有关。

古老的中华帝国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是，这个庞大的文化帝国若在汉人统治下，并不热衷武力扩张，当今中国的当权者总爱强调这一传统，好让文明世界不对中国的崛起疑虑重重。但是，中国精英们不愿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这个文明的内部权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政治游戏之一。由于中国在经济上重新崛起，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经济中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还由于中国正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政治动荡时代，中国非理性的、具有强烈自我毁灭倾向的政治博弈，有可能给文明世界带来巨大威胁。西方发达国家再愚钝，也终于看到了这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委员会此时选择中国的重要原因。

他们如何看到了这种威胁？二十年前的六四已经给了文明世界重要的启示。在那场悲剧性的冲突中，理性的声音是如此微弱，统治者的镇压是如此粗暴和残忍，更可怕的是，事后中国民众和精英竟如此淡漠和健忘。六四的一个重要政治遗产，是邓小平把平庸无能，但敢于未得中央指示就下令射杀拉萨喇嘛的胡锦涛选拔为最高权力的接班人。如今，此人当权已八年。八年来，他放纵官员贪腐，听任地方黑恶势力膨胀，却把一切因良知而敢于反抗黑恶势力的人当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胡锦涛对地方政府疯狂的掠夺，胡作非为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些典型的“良知犯”投入监狱，甚至在他们刑满之后，也不得自由。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大行其道，中央的政治权威空前流失，令所有权贵都有大厦将倾之感，拼命“捞最后一把”，而胡锦涛自己却还在为“太上皇”的美梦作殊死之斗。

这样一个政治昏庸、干柴遍地的中国，如今不仅具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的实力，而且拥有从核导弹、核潜艇乃至航天兵器的军事实力。中国非理性的政治博弈，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破坏力，这就是文明世界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为什么选刘晓波而不是其他异见者？这是因为刘晓波是胡锦涛所代表的中国最黑暗、最陈腐和最愚昧的政治势力最危险的敌人，是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最彻底的反叛者和批判者中最优秀的代表。刘晓波确实不是一些人眼中最坚定的反共斗士，也不是中共政治迫害最深重的受难者。但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本意不在鼓励反共，也不是要抚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更不是为了颠覆中国政府，而是为了世界和平。

刘晓波与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刘晓波代表了世界和平需要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和改造中国旧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反思能力和实践勇气。他集思想者、实践者与受难者于一身，是中国新政治文明的开拓者和人格化代表。中国能否建设 现代的政治文明，不仅将决定十几亿中国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世界几十亿人口的福祉。

瑞典和挪威两个蕞尔小国颁发的诺贝尔奖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力？这是因为这两个发达的民主小国比美国等西方强国更少受到本国利益的干扰，诺贝尔奖因此而更好地代表了整个文明世界的观点和取向。虽然评委们并非总能做出最佳选择，但我相信这一次他们做到了。

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文明世界明白无误地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说不，对即将诞生新政治文明的中国说YES。

图象

太师为什么那么潇洒？

咱努克儿把他们家宝挤一边儿去了……这样触祭会不会胃痛？

瞧瞧人家的集体照

蜀帖龙: 家宝同志 别出尔反尔

送交者: 蜀帖龙 2010年06月27日03:30:1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看着《温家宝看望浙大师生 勉励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的新闻标题，我断定记者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断章取义，心想，家宝同志怎么可能说出如此欠水准的话来，可又一想，报道出自家宝同志麾下嫡系官媒新华网——他们敢，他们会针对家宝同志无中生有或断章取义？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论年龄差距，论任期早迟，家宝同志不会有竞争压力，此言应该不是怕浙大后生来抢自己的位置吧？

或许，做官做的心灰意懒，人在高层，已生倦意，看破红尘，学已故老上司“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的气度风采，准备向同学们交代后事了？

撇开个人动因，这话基本逻辑都不通啊，做事与做官不矛盾啊！难道，做了官就不做事，家宝同志做了高官更不做事？

做官要做事，做好官做好事，是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朴素要求啊！

忽然想起一年半前家宝同志的肺腑之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与最新指示“要做事不要做官”相比，揣摩家宝同志出尔反尔的圣意，我鸡皮疙瘩差点掉一地。

“拿着锤子跑地质”是做事，而且是做好事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的意思呢？——感谢改革开放，我终于可以不做事，不做好事，改做官了？

怎么回事，有一说二，双重标准？记得去年刚发表了锤子论不久，《温家宝：鼓励大学生转变观念到基层就业》的新闻就出笼，到今天的做事做官论，家宝同志，你的观念观点转变转换的确实快，呆基层或上高层，做事还是做官，出尔反尔，想怎么圆你就怎么圆，可你不觉得乱吗？

想对家宝同志说一句，贵为一大国之总理，言谈举止，别给人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甚至人格分裂的印象啊！

其实，无论做官还是做人，除非人格分裂，诚实是第一重要的！

人格没有分裂，那么，“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与“要做事不要做官”以及“鼓励大学生转变观念到基层就业”的情愫，必有一假，当此，请家宝同志告诉我们，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2010.6.27

附文

问温相：拿着锤子跑地质丢人吗？

务虚的“两会”尚未开演，实名的温相先行出台。这位资深潜水网民，名正言顺的，首次借助网络平台过了一把网聊瘾，时间足足两个小时，远超锦涛同志去年在人民网20分钟的露脸。

锦涛同志20分钟讲了5段话，人民网最欣赏“我特别要讲的是，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经常上网必选的网站之一。”温相两个小时5X段话，新华网肯定会炫耀5X段话之后的“我每天晚上打开的网站，首先是新华网。”

两个多小时，头头是道，侃侃而谈，博闻强记，条分缕析，不愧是总理级人物。而且，不愧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总理级人物，端的是，严格遵循多研究问题（研究研究，解决与否另论），少谈些主义的精英做派，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为人民服务等高低调都不直接弹，只在“新三座大山”上与网民来往拉锯，关键词是方案、打算、设想、规划……所谓扯淡？

身兼山寨抒情诗人与行货国务院总理的温相，一方面抒发着对农民工“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是你们干的”的赞美，一方面却生要把官话打成非官腔，我最后读到的信息却无非“新三座大山”将继续岿然屹立。对温相所谓“我非常关心”，我并没有理会到农民工以及他所提到的农村教师、无房者、白血病儿童……我真切地看到温相心里装的是资本家、私营企业和中国股票兼赌博市场。

多少显得有些冷血的例子是，一孩子“患有原法性免疫缺陷，家里经济负担沉重”的网友“恳请总理考虑能否将特殊病患儿纳入医保统筹范围。救救我的孩子，叩谢您。”温相顾前后而言它，成功地进行了回绝，有理有节地把话题扯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医疗保险制度都不允许这么大额的报销”等等上。

其实，以上种种并不足以引起我写这个帖子的冲动，几年来，对温相的认识，我自觉越发地清晰。这个“改革开放”的歌唱者、推动者、践行者，所言所为所结果，都是“改革开放”的必然，没什么好诧异，好冲动的。

我冲动的是，我完全没想到，偶尔露峥嵘，温相居然说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的话来。

套用网络章程，我说什么呢？囧，雷人，楼主太强了，我无语了……

我知道，温相是改革开放的歌唱者、推动者、践行者，其本人及家族，也是很大很大的受益者。但我没想到，温相能够如此直白地透露对改革开放十分拥戴万分感谢的私人动因。我在想，这样直接直白，几个小时过去了，温相现在冷静与理智地思考过，妥当吗，应该吗？不后悔“说漏嘴”，更不会为“乱说话”道歉吗？

无庸置疑，山沟里与中南海反差确实大，“拿着锤子跑地质”与掌着大印管家国确实不是一个档次。可地质工作总得有人做啊，山沟里总得有人去啊！作为共产党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不喜欢自己选择的专业，不喜欢基层工作，理所当然？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又苦又累又穷，没面子，没出息，可耻，丢人？前面还在抒发对干“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的农民工的赞美，转过身真情流露连“跑地质”的（我真不知道学地质搞地质的闻听温论作何感慨）都瞧不起了？遑论农民工？

有奶便是娘，改革开放让我从山沟里飞出来，一飞冲天成了金凤凰，从此，有脸有面，有钱有财，有劝有势，我从“改革”受益，我就践行、推动、歌唱？将心比心，一夜回到解放前，只配当牛作马干“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的农民工，该对改革开放持什么态度？

“我非常关心”，非常动人，问一下温相，关心过，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多数还是少数吗？“改革”到底成就了多少人美梦，又造就了多少人的恶梦？

乱象丛生的中国，问题不外就是腐败与剥削——各级政府的“公”腐败（行政事业消费、楼堂馆所兴建等）各级政府官员的“私”腐败（贪污受贿）与公私营企业资本家的剥削，而这一切都是二十年前已证明完全错误的“改革”造成的！“改革”让本应为人民公仆的中国官员阶层彻底异化，与所谓“新生阶层”纠结成无法无天穷奢极侈为所欲为丧尽天良的利益集团，横行中国，祸害中国！

私下网聊一句，从山沟里到中南海，不再拿锤子改拿印把子的温相，你自认为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什么角色？

http://hk.myblog.yahoo.com/stlongblog

2009.2.28

天津豐田罷工當局強勢介入

作者：張潔平
在廣東本田罷工潮勢頭尚未減弱之時，在天津的豐田汽車公司關聯部件供應商豐田合成上週也發生罷工，罷工從週四上午開始，致使豐田汽車的天津生產線中斷一天。週一，在當地政府的強勢介入下，天津豐田合成恢復生產。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一，這是豐田合成正式復工的第一天。兩天前因罷工鬧得沸沸揚揚的廠區，有些異樣的平靜。

從週日下午開始，位於天津東麗開發區的豐田合成公司二工廠四周路段實施了戒嚴，截至發稿，戒嚴仍未解除。廠區外圍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十字路段皆設立了「警戒區」標牌，各有警車在周邊巡邏，最遠的一個警戒牌距離廠門有八百餘米。進入警戒區的車輛和行人都會遭遇身份盤查。廠區方圓千米內，人跡稀少，身穿交警制服的天津本地警察和一些佩戴「安全員」胸牌的豐田人員在工廠附近巡視，驕陽之下也顯得無精打采。

「太誇張了」，住在附近的其他廠工人說：「罷工搞成這樣，見都沒見過！」

在豐田合成二廠上夜班的工人白楊（化名，擔心被報復）還在宿舍睡覺。他的室友在門口婉言拒絕記者採訪時，他從門縫裏擠了出來。白楊向記者坦言，所有的工友們都受到了壓力。據他的領導跟他打電話說：「天津河東區的人如果週日不去上班，以後結婚生孩子區裏都不給辦證件。」聽來很荒謬的一個說法，白楊卻感到深深的失望：「這說明政府出面了，政府站在廠那一邊，威脅我們。」

白楊今年二十二歲，豐田合成是他中專畢業後，在招聘會上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在罷工之前，他並沒有對這份工作有太多不滿。「只是工資低，比同類的其他廠都低，工作環境這些都還好。」

白楊告訴記者，扣除保險等金額後，他每個月實際拿到手裏的工資是一千二百至三百元人民幣（約一百八十多美元）左右。豐田合成二廠的其他工人告訴記者，這裏一線工人的基本工資是七百八十元，「技術費」按學歷劃分，中學學歷的大約兩百元左右，再加加班費，加一個大班（八個小時）八十元，如此累積，是一個月的整體工資。加班多的能拿的稍多，但工人們表示，還是比其他的汽車廠平均一千五百以上的工資要少很多。

一名物流科工人告訴記者，罷工是從他們開始的。週四早上，物流科白天班的七八十人直接進了休息室，要求公司給他們漲薪五百元，否則不復工。二廠的工作流程因物流科的罷工受阻，上午，大部分工人無事可做，到了中午，其他的工人也開始正式罷工。

週四晚上十點左右，約兩百多名工人聚集在物流科休息室後面的空地上，對協商結果不滿意的他們要求解決工人薪酬太低的實際問題。白楊也是其中之一，他說，大約半小時後，有約兩三百名身穿淺藍色制服的警察及保安人員來到現場，態度強硬地要求工人「三分鐘內離開」。工人沒有散去。警察便開始了強行驅逐。

白楊至今對當時的畫面記憶猶新：「警察推我們走，推力太大，許多人走不穩就反推，就有了衝突。我就聽前面‘梆’地一聲，亂起來了，有人喊『警察打人了！』」在一片混亂中，白楊說他親眼看到兩名女工被暴力拖走，其中一名反剪雙手從背後拖地而走，另一名則直接被警察拽著馬尾辮，幾乎是半躺在地上反身拖走。他用「觸目驚心」來形容這個讓他難忘的場景。

肢體衝突的混亂過程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白楊說，據他所見，大約三名男工、三名女工受傷送進了醫院，而現場有十六人被警方帶走。截止發稿，仍有兩名傷情較嚴重的女工沒有回廠上班。

工人說太黑暗了

回憶起當晚的事情，白楊的感受只有一句話：「太黑暗了」。他和大多工友們都還是二十歲上下的孩子，許多都剛剛從學校畢業，他們從沒有想過，一次小罷工可以出動警察來對待他們。「以前我還相信出了事找警察這句話，現在我不信了，真的挺絕望的，現在我看警匪片都覺得噁心。」白楊說，還是他的一個朋友說得對，這個社會沒有道理可講，「有錢，怎麼都行。」

衝突過後，憤憤不平的工人沒有散去，他們繼續聚集在豐田合成二工廠的後門口，兩百多人或坐或站，與維持秩序的保安對峙了整晚，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半才陸續散去。期間，天津一汽豐田的總經理到現場與兩百多名工人協商，白楊說，協商並沒有什麼結果，當時工人們太憤怒，訴求已經由漲工資變為追究打人責任。「警察打人！」「他們不是該維護我們的嗎？」「他們還是中國人嗎？」

和本田所遭遇的情況一樣，豐田合成的罷工，也部分摻入了微妙的民族情緒。據豐田附近居住的兩名打工者說，日資廠的苛刻在這一帶是有名的，「給日本人打工天天要加班，幹得多拿得少，政府為什麼要幫他們？」兩名工人問。

週五早上，因為此前半夜打人事件的發生，原本沒有罷工的豐田合成一工廠的工人也罷工了。至此，一汽豐田的生產線被迫整體停工一天。

週五下午，一廠的工人復工。二廠的罷工仍在持續。工人代表與廠方談判仍在進行，但沒人知道進度究竟如何。六月二十日，週日，部分工人在廠方的動員甚至威脅下，回廠上班。白楊說他推說家裏有事，沒回廠。當天，他在QQ在線新聞上看到了自己廠罷工的新聞，這條新華網的新聞說：「天津豐田工人要求漲薪罷工結束，職工情緒穩定。」

廠內便衣讓人心惶惶

白楊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他說媒體來採訪過工人，可是報紙上一個字都沒有看到，他說大部分工人已經不敢開口，因為各個班長警告過下面這些工人，「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要亂說話」。有班長告訴白楊，在食堂，有人說起罷工的事，事後就被廠裏的便衣追究責任了。「人心惶惶」，白楊這樣形容廠裏的氣氛。甚至能不能如他們所願，加五百元工資，他都不關心了。如果可以的話，他希望換個工作，「對這裏太失望了」，「可是，現在工作不好找……」

就在天津豐田合成正式復工當天，六月二十一日上午，豐田另一家供應商電裝（廣州南沙）有限公司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廣州罷工導致豐田的噴油嘴和其他部件短缺，關閉了廣州工廠的兩條裝配線。

本田與豐田車系在中國工廠的連續多起罷工引起了許多投資者的緊張。豐田公司駐北京高管向媒體表示，此類罷工向在華供應鏈蔓延的風險相當高，而全中國的工廠都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加薪要求。

在深圳富士康生產線工人薪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南海本田員工薪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之後，中國許多城市正在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百分之二十。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計，二零一零年中國整體薪資增幅大概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之間。但瑞銀同時估計，由於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增幅並未超過通脹幅度，所以薪資的提高既沒有擠壓企業盈利空間，也沒有加劇通脹。

但也有不少企業暗示，隨著東南沿海製造業人力成本上升，他們可能考慮將製造工廠遷往勞動力相對廉價的西北部。此前《每日經濟新聞》指出，富士康的天津新廠正在進行北擴工程，可能要把原本設在深圳的惠普服務器研發部門遷到天津。富士康否認了這項傳聞。但天津市政府迅速介入豐田罷工事件，封路、戒嚴、阻止採訪、警力平息，一方面「穩定職工情緒」，另一方面，也顯示政府對投資當地的外商「情緒穩定」的擔憂。

—— 原载: 亞洲周刊

李鹏介入 《李鹏「六四」日记》在港出版受阻

苹果日报

有消息指，即将在港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出现阻滞。

备受关注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本港出版受阻，或要推迟面市。据悉事件与李鹏介入有关，李反对日记在香港出版。该书由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策划出版，原订下周二（ 22日）在本港出版。鲍朴响应本报查询时，对事件未置可否。

出版人鲍朴不置可否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作家何清涟前日在推特（ twitter）透露，她获得《李鹏「六四」日记》出版的最新消息，李鹏承认日记出自其手，但否认委托给鲍朴出版，且坚拒在香港出版；双方还在商谈中。而内地著名媒体人石扉客（网名）也在推特透露，称得到消息李鹏通过中间人传话鲍朴，坚拒日记在港出版。

本报曾致电鲍朴了解情况，但他对有关传说不置可否，语气不耐烦，且要记者「改天再打来」，之后电话设为留言无人接听。鲍朴早前曾称，他通过中间人拿到《李鹏日记》的复印本，决定出版，并称会设法联系李鹏本人，求证及商讨出版税，因李鹏享有该书定价 10%的版税。据透露该书 15万字，首印 5,000本，且请了流亡美国的异见学者吴国光为该日记写出版前言。吴在六四前任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是鲍彤的助手。但现在根据有关消息显示，该书因涉版权问题，或无法如期出版，甚或有流产可能。

披露邓小平派军入京镇压

《李鹏「六四」日记》主要记载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 1989年 4月中旬至 6月 24日期间的工作，围绕当时北京为主蔓延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及中共的决策，披露邓小平决定派军队入京镇压，并透露李与赵紫阳的分歧等。据悉，李鹏多年前欲在内地出版此日记，名为《关键时刻》，但被中共政治局否决。有舆论认为，李鹏欲出日记，是想洗清 20多年来所背六四屠夫的罪名。[这帮人真笨，这样铺天盖地说老太师要“洗清罪名”，太师还能跳这水？再说，所谓洗清罪名一说，原本就是敌人们一厢情愿的意淫。其实太师本来就不想洗，因为他根本不觉得有罪，只是要和同志们一起理直气壮领这份功劳。谁想现在敌人们歪曲他的意思，都说他想洗，证明了04年今上和影帝的判断，就更不能跳这个水。党性！纪律性！鲍朴的爸爸活该被西朝鲜劳动党开除，混了那么多年，混到那么高的位子，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政治权力、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初读

吴国光

（一）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

这本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这是因为：第一，书的主题，是改变中国当代历史走向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第二，书的作者，是在这次事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坚持主张镇压对策的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第三，书的体裁，作者采用了剪辑自己当年日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记叙和议论的方式，试图从作者的特定角度做出接近历史原状的努力；第四，书的内容，确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

当然，上述论断能否成立，必须建基于一个更为基础、也更为简单的事实判断之上：此书是不是确为李鹏所著？我们知道，二零零四年三月末，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道，李鹏完成了一部拟题为《关键时刻：李鹏日记》的书稿，当时送给在北京的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审议，最终为以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层所否决，认为此书不宜公开出版。[注1] 自那之后，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观察家与研究者，无不关心这部书稿的内容和下落，希望它有机会面世。现在，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推出本书，可谓填补了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的一块重要资料空白。我通读全书之后，认为书稿确为李鹏所着的可能性极高，是伪作的可能性很小。正是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我愿意接受新世纪出版社鲍朴先生的邀请，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学者，谈一谈我对这本书的初步感想。

必须指出，本书作为李鹏所着这一真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价值，和书中内容的历史真实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某位（甚至多位）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却不可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在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中，来自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注2] 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其他参与者的相关回忆与记录，[注3] 其他相关的回忆和记录，[注4] 与天安门运动有关联的研究者和其他独立学者的研究着作，[注5] 还有学者甚至匿名者汇集出版的相关文献、报告和编年，[注6]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出版了不少，虽然还远远不够。更为不够的，是来自中国高层的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去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张对天安门运动采取温和对策并因而失去权力和自由的赵紫阳的口述录音，具有宝贵价值。[注7] 在中国大陆，则曾经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镇压之后，出版了一批由官方机构撰写和编纂的相关宣传资料，也有一些史料价值。[注8] 可惜，在那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公开出版过哪怕是坚持官方观点的、任何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或研究成果。包括李鹏这本书，迄今也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现在，我们能够把本书加入到上述书单，为了解历史的真实增加一份新的可贵材料，实在是应该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大诗人陶潜的诗句，其本意对于「奇文」的界定是正面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这句诗的引用往往是在反面意义上使用「奇文」一词。我这里不揣浅陋，愿意采取一种非褒非贬的态度，来引用这一诗句，以概括本文写作的方法论。本书可称「奇文」，因为这是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中难得一见的高层亲历者的纪录；「疑义」总是有的，不管谁写的书，也不管书写得多么好。本书尤其「疑义」极多，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其「疑义」的繁多，至少是因为以下六个原因：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不仅是历史资料很不完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政治上高度敏感、高度禁忌、各方利害之牵扯高度复杂、高度严重的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第二，本书涵盖了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总共七十一天的繁复历史发展，作者逐日记载并评说，内容丰富，事关重大，内幕深密，关涉广泛。第三，根据作者的「前言」和「后记」，此书大约成稿于二零零三年下半年，这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悲剧事过十四、五年之后，也是作者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刚刚从中国高层领导位置退休之后不久，作者作为资深政治家要通过回忆录的写作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出正面结论的意向非常强烈。第四，本书的「前言」和「后记」更明确表示，作者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写作本书，这就不仅仅是要为自己个人「未盖棺而论定」，而且具有压倒一切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相应的党派色彩贯穿其中。第五，作者退休后，整理出版了以「日记」为题的一系列着作，[注9] 都采用这种体例，即不仅把那些本来是逐日记载、不分主题的日记加以大规模的剪裁与重新结构，而且大量增加了后来的叙说和议论。最后，像所有回忆录一样，即使读者愿意相信作者没有虚构和编造，但毫无疑意的是，作者对于讲什么不讲什么、这样讲还是那样讲，都是具有重大取舍和认真考量的。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如果作者在本书的剪裁和用笔上处处具有深心，那也是完全不奇怪的。这里，我谨就初步阅读此书的印象，试从历史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作者、出版者、学界同仁和各界读者。

（二）展现李鹏的内心世界

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大体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民众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一条是政权内部不同力量的互动。这两条线相辅相成，既不能缺少一方面的研究，也不能割裂两方面的研究。了解相关历史真相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关节点，就前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方面是什么时候、什么力量、为什么把民众由自发悼念胡耀邦开始的请愿和抗议活动认定为「反革命动乱」；就后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内部不同力量围绕这种「定性」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分歧。把这样的关节点搞清楚，对于理解当年事态的发展，直到「六四」历史悲剧的出现，具有最为基本的重要意义。

李鹏此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当然，不能说此书清楚地展示了答案；但是，从这里展示的历史记录之中，读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寻求答案。

我们看到，本书一开始，也就是事件一开始，对于如何看待民众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在李鹏与赵紫阳之间，就出现了根本分歧。根据本书记载，胡耀邦四月十五日去世，李鹏十六日傍晚六时二十分从日本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通过姚依林的介绍，认为北京的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是在藉机「攻击党中央」和邓小平。[注10] 十七日早上，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学生向胡耀邦献花圈的照片，李鹏「顿生疑问」，强烈质疑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干什么？」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煽动学生」；事情马上「引起了我（指李鹏本人——吴注）的深思和警惕」。十八日上午九点，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按照本书的说法，李鹏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第一次呈现。接下来，十九日晚上，在电话上，李鹏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闹事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二十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会议上，两人「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很明显，在学潮初起的短短两三天内，甚至在李鹏回到北京下飞机伊始的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最终导致流血镇压的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负面看法。这一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促成李鹏迅速做出这样的重大判断？第二，为什么是李鹏的这种判断、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被认为代表了中共中央？李鹏的这种看法，又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成为官方的主导判断？上述三次围绕如何应对学生运动的李赵分歧出现的时候，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发生在西安（二十二日上午）、长沙（二十二日晚上）等地的所谓「打砸抢事件」，都尚未出现；包括李鹏后来引为重大论据的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也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十九日凌晨，即在李鹏所说的李赵第一次分歧呈现之后。当然，李鹏的上述基本判断，后来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强化的发展过程，这些事件都在这种深化和强化的早期阶段发生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最初的判断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本书的内容来看，似乎有这样几个因素，即：资深同事的影响（比如，同为政治局常委、但资历更深的姚依林对于情况的转述和分析[注11]），历史的阴影（比如，关于「文革」和一九七六年天安门抗议的负面记忆）、敌情意识、权力意识等等。其中一些因素，我们后面还会比较深入地讨论。但是，很明显，这里缺少对于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更没有对于民心民意的强烈关心。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为什么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缺少这样两点最为重要的因素，这里很难系统解释[注12]；但是，国家领导人不具备这种品质，显然是与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所倡导的那种重实践、重群众的政治哲学相矛盾的。

当然，李鹏也列举了一些事实根据来支持他的政治判断。在早期，这主要是两项事实。一个是所谓学生有标语「攻击党中央」，再一个就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的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其实，在一个正常人看来，学生骂几句党中央、邓小平，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更应该由此自我反省为什么引起民众不满。所谓「冲击新华门」，同为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赵紫阳，当时曾经调公安部的录像来看，看到「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注13] 我这里不想判断赵和李的不同看法谁对谁错，但是，很明显，当时赵试图对事情真相作第一手调查，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看法，而李鹏直到写作此书，对此事就是一个高调定性：学生「冲击」中央首脑机关，「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四月十八日」一节）。李鹏在这里所显示的那种社会政治认知的模式化、战争化问题，我认为值得关注。

在任何社会，对于政府的不满、意见和批评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绝大多数的社会，包括相当权威主义的社会，一定程度地公开表达这种不满都是为政府所允许的；还不要说民主社会，那里是由政府本身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来保障民众的这种对于政府的批评的表达权利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政治中，政府却使用战争的思维模式和相应的军事化语言，来看待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批评政府，就是敌人；敌人的批评，就是「攻击」；如果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口头的，还表现为那些比如一般称之为「请愿」的行动，那就成了「冲击」了，表示「敌人」的「进攻」已经被组织为「冲锋」的行动了。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对于李鹏来说，甚至「对话也是一场斗争」（「四月二十八日」一节），学生呼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也是「蛊惑人心」（「四月二十七日」一节）。以这样的战争思维看待和应对民众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宗旨，是不是相去太远呢？

通观本书，我们看到，李鹏是一个在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表现在高层权力活动中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应对层面，这就形成了那种敌情观念与战争思维主导下的权力意识。通过李鹏的记叙，我们看到，他到胡耀邦家吊唁（「四月十八日」一节），胡夫人李昭提出让民众瞻仰耀邦遗体，他当即认为这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并由此感觉李昭是这样「令人不可理解」，似乎李昭也是值得怀疑的了。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按原定议程出访北韩，李鹏马上认为这是「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请愿学生要向总理递交请愿书，李鹏认为，这里有阴谋。他的沉思是，他们为什么不向赵紫阳递交请愿书？他的判断是：这是「事先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要「借群众的力量」把他李鹏「搞臭」（「四月二十三日」一节）。赵紫阳对杜润生说要利用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应该是说学生在要求政治改革，这就给遇到来自官僚层的巨大阻力的政治改革增加了民间的动力，李鹏则解读为赵是把学生闹事当做赵自己确保和巩固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四月二十五日」一节）。前引（注11）姚依林与李鹏的谈话，也强烈地显示了那种与这种权力意识纠结在一起的阴谋论。

有的时候，这种意识发展到使一个政府最高领导人不能理解什么叫「机制」。在「五月八日」一节，李鹏追忆说，那天上午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中央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在读者看来，赵紫阳很明显是在批评中央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有制度上的弊病，这与赵紫阳要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主张是一致的。可是，李鹏在书中对此发表议论说：「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也说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运行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值得深思。」还有的时候，这种意识发展到使堂堂大国总理犹如一个侦探。四月三十日下午，李鹏到赵紫阳住处，他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观察和心理活动：「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了不少烟头。这证明他（指赵紫阳——吴注）已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从这种记述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似乎不应该有权力召集会议，即使召集会议也应该向党的第二把手李鹏报告谁谁曾来参加，否则就很像是在搞阴谋。

（三）一个事关重大的空白

可是，所有这些，还不能充分解释李鹏为什么坚持他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我们知道，在中共政治中，一般来说，第一把手的权威，远远高于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主张要压倒第一把手的看法，那是极不寻常的，背后必定有另外的极为重大的因素介入。这样，实际上就来到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李鹏的看法，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为什么、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决定，成为中共中央的官方判断？

很明显，邓小平的因素，在这里凸现出来。根据迄今为止的公开材料，我们知道，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李鹏面见邓小平，邓小平把学生运动认定为「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搞动乱」（参见「四月二十五日」一节），这就确定了当局应对学生运动的总方针，直至后来的军事镇压。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似乎也是这样。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疑点，那就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钟，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北韩，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时，李鹏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碰头会，确认当前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据李鹏此书的叙述，这次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会议作出三个具体决定，即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论」，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并成立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人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这就是说，在二十五日上午去见邓小平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尚未等邓表示意见，李鹏已经不仅把他自己对于学潮的负面看法上升为指学潮为「打倒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开了贯彻基于这种看法的强硬应对方针，从政治局常委到党中央机关报，都在他的调动下行动了起来。

疑点就在这里：李鹏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发话之后再来行动？李鹏有什么根据，确定邓小平一定会全盘接受他李鹏的看法？李鹏有什么力量，能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夜之间转向，从半数人赞成赵紫阳的看法转变为「一致」接受李鹏的观点，并迅速跟随李鹏行动起来？对那个年代的中共高层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李鹏的政治冒险岂不是太大了？即使是总书记赵紫阳，在没有得到邓小平首肯的前提下，敢于这样行动吗？有这个政治权威这样行动吗?

带着这个疑团，细读李鹏此书，我们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李鹏记载，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时半，杨尚昆「鼓励」李鹏去见邓小平，并答应同去。但是，是当晚就去了呢，还是直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才去？李鹏没有明确交待。查《邓小平年谱》，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空白，而「四月二十五日」的条目则记载为「上午，在驻地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注14] 这里并有一个脚注，其中说：「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碰头会。会议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赵紫阳因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注15] 这个脚注的内容，用更为正式的语言，叙述了四月二十四日晚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内容，也就更为庄重地凸现了这些决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前面的疑问因此更为合理：这么重大的决定，本来内部有分歧的政治局常委，等不到第二天上午与邓小平哪怕做个沟通，就抢着做出了，而且意见「空前一致」，并马上采取全面行动加以有力贯彻。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共高层政治中，这可能吗？这么做事的人，不仅没有受到邓的疑忌，反而得到邓的信任，这可能吗？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至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是不是还有一场谈话，或者是官方记录和李鹏回忆移花接木地把实际发生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事情说成发生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知道。

进一步的分析和来自本书及其他资料的很多旁证，可以支持上述看法。第一，李鹏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的常委会上，「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看看出席会议的人的名单，这里就有问题了。根据本书记录，当晚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包括：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常委会列席者杨尚昆、万里，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央书记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我们知道，在这些人当中，胡启立、万里、芮杏文、阎明复、田纪云，在一九八九年，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都是接近赵紫阳的。李鹏的能耐再大，就能这样容易地使他们和李鹏意见空前一致？

其次，李鹏此书记载，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鹏分别与姚依林、万里、宋平就学潮问题谈话。我们知道，姚是政治局常委，万是人大委员长，宋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如果没有其实际权威超过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领导人的首肯，作为中央第二把手、分工政府工作（而不分管人大和党务工作）的李鹏，与姚依林就此谈话还算正常，与万里、宋平谈话就甚为犯忌了。本书「四月二十三日」一节显示，李鹏对于这种党政分工是很在乎的，[注16] 为什么第二天李鹏就不在乎这种分工了呢？

第三，李鹏的同一条记载说，「万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以贯彻李鹏的强硬方针。如前所述，在五月二十六日于上海发表书面谈话之前，万里始终对学生运动抱持与赵紫阳类似的态度，李鹏此书对此也多有着墨。但是，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尚未开会之前，万里会同意这样做呢？万里与邓小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了解中国当代政治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假设李鹏在二十四日上午之前已经得到邓小平的密令，才能解释这条记载。

第四条旁证是，根据新华社记者张万舒记载，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也就是官方所说的邓李会见正在进行的同时，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召开新华社各部部主任会议，布置与邓李会见口径一致的宣传方针。根据郭的传达，这是当天上午八时半胡启立布置的工作。[注17] 当然，说是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但是，胡启立在一九八九年对于学潮的态度，也是接近赵紫阳的，后来为此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五日早晨，胡对于贯彻李鹏决策的态度这么积极？等到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李鹏得到邓小平指示之后，再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岂不是更为合理的政治行为？

第五，张万舒还提到，当时郭超人告诉大家，《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已经在写，四月二十五日晚将由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并由新华社向各家报纸转发。[注18] 很明显，这说的就是所谓的「四二六」社论。一般认为，这篇社论传达的就是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与李鹏谈话的主要内容。那么，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当邓小平正在和李鹏谈话的时候，为什么郭超人就已经知道这篇社论当天晚上可以发表？如果李鹏二十五日上午面见邓小平是要取得邓对头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的批准，那么，李本人也好，胡启立也好，怎么这么有把握邓小平一定会完全赞成常委会的决定，他们准备的这篇社论可以按时在晚间播出？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所记述的情况，与张万舒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据陆超祺记载，四月二十四日夜间十二时，胡启立通知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二十五日一早「带一位主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到中南海开会」。会上，胡启立要《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针对学潮的社论，二十六日见报，「用大字排印」。[注19] 这可以作为第六条旁证，说明在官方所说的二十五日上午李鹏会见邓小平之前，李鹏已经全面部署了针对学潮的强硬动作，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的「四二六」社论不仅已经开始准备，而且已经确定当晚发表、次日见报。疑问是同样的：如果不是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前李鹏已经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邓小平一定赞成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决定？为什么李鹏不稍等几个小时，在他见了邓小平之后，再来发动所有这些行动？

这里还有第七条旁证。有研究提到，存在一份「中央、国务院四月二十四日特急电」，编号为「中发电（一九八九）四号」。[注20] 李鹏此书也说，四月二十三日，李鹏和乔石商量向各地发出一个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按上下文看，这好像说的是他们用电报向各地传达赵紫阳的三条指示。如果是这样，那说明，不管是不是违心也好，李鹏二十三日在采取动作以贯彻赵紫阳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二十四日的常委会上，他忽然有了底气，可以完全抛开赵紫阳的看法，主导常委会做出强硬决定？

篇幅所限，我们这里姑且不再列举更多的旁证。总而言之，根据李鹏此书「四月二十三日」相关记载的指引，把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采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四）政治权力与宪章制度

从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不过三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差，为什么要做这个手脚，隐瞒四月二十三日晚间的活动？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是为了掩盖这次镇压学生运动的决策不合乎中共的合法程序这一真相。

根据李鹏本书提供的相关信息和我们上面的分析，真实的历史事件表应该是这样的：
·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举行，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治丧和悼念活动告一段落；
·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北韩；
· 当天晚上，邓小平向李鹏下达旨意，宣布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决定采取强硬措施；
·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鹏与姚依林、万里、宋平谈话，传达邓小平头天晚上的谈话精神，为主导晚上的常委会会议预作「串连」；
·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李鹏紧急召集政治局常会碰头会，贯彻邓小平指示，就此作出三项决定（发表社论，举行大会，成立 「中央制止动乱领导小组」）；
· 四月二十五日零时，胡启立通知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领导人次日开会；
·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八时半，胡启立召开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领导人会议，贯彻上述决定精神，并准备当天晚上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
·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传达邓小平意见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由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通讯社向全国播发。

其中，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是不是再次与李鹏、杨尚昆谈话，听取他们对头一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会情况的汇报，对事态发展已经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根据这里的时间表，是邓小平决策在前，政治局常委会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接受这一决策在后——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合法决策程序的。[注21] 官方隐瞒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邓小平谈话，强调（或者编造）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的邓小平李鹏会面，就把事实改变为：政治局常委会决策在前，邓小平次日表示赞成这一决策。这样一来，邓小平的超级政治权威地位固然还很明显，但程序上总是比较尊重党章所赋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权威了。

有人会说：对邓小平、李鹏和中共高层来说，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乎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发现这一被尘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对于研究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群众运动和军事镇压，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感谢李鹏的是，他的这本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

根据本书，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邓小平宣布，江泽民当总书记。从这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其间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从六月一日邓小平当面告诉江泽民要他担任总书记算起，这之后也还隔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正式」就任。李鹏记叙说（本书「五月三十一日」一节），这是因为江泽民提出，「要合乎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本书第五章开头（「六月十五日」一节），李鹏更明确强调：「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一九八七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

有意思的是，包括邓小平和李鹏在内，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没有人反驳或者批评江泽民这个说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才宣布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经挑破，他们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下台是违反党章的。根据赵紫阳回忆，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王任重、丁关根作为赵紫阳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第一次与赵谈话，就透露说，邓小平对这两位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注22] 邓这个话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对一贯举重若轻的邓来说，仅仅有这个话，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问题，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块心病。

党的章程是党内的宪法，不合党章就是最大的不合法。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事实上一下捅破了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是不合法的这样一个真相。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秘密和官方极力掩盖这一秘密的作为，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在学潮一开始就对学潮高度反感、极度惊恐：他们认为，悼念胡耀邦，就是抗议他们的不合法作为；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挑战他们的不合法权力。声气相投，回到我们开头的发现，即李鹏四月十六日下午在北京下飞机伊始，他之所以顿即认为昨天刚刚开始出现的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是「攻击邓小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在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和他们所信任的李鹏等人看来，就是直接挑战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他们知道，这种架构和机制本来就是不合法的，这种挑战事实上打到了他们最为阴暗、最为薄弱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一开始，就聚焦到中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和程序性上面来了。不管学生方面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邓小平、李鹏的方面却是充分自觉的，自觉到了非掩饰不可的程度。

邓小平非法行使权力，迫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不合程序地下台，从而引发在胡耀邦去世时兴起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为了维护和维持自己的非法权力，邓小平必然坚决压制学生运动，于是认定学潮是「旨在打倒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邓小平又要掩盖自己的非法决策权力，于是我们看到当局隐瞒四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决策这一历史事实——现在，揭破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就凸现了一九八九年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合法与不合法之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的权力是合法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是合法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权力是合法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和总书记赵紫阳的权力是合法的。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把人大常委会要行使权力说成「要害是夺权」（本书「五月十日」一节），似乎完全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邓小平把民众表达意愿看作是「反革命动乱」, 似乎根本不晓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并在矛盾激化的时候进一步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时，在邓小平、李鹏、姚依林等那里，他就被怀疑是鼓动学生挑战邓小平非法权力的阴谋家，是要取代邓小平那非法的所谓「核心」地位的野心家，因此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注23] 悼念胡耀邦，就是挑战那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非法权力；民主与法制，都是程序政治，那更将彻底颠覆这种非法权力。从合法与不合法之争，到民主与专制之争，中间没有什么鸿沟，这正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展的历史轨迹。

（五）试解历史疑团

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眼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有很多谜团。而上面的真相一经揭露，很多谜团就迎刃而解了。这里试举两例。

我们知道，悼念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天安门群众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不是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是高层分歧的最初起因。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从事情一开始直到最后的血腥结局，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难以理解的现象：一边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执政的政府在举行隆重悼念胡耀邦的大会，一边是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中共执政的政府总理（李鹏）强烈要求中共中央第一号人物（赵紫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学生和民众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一边是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作肃穆悲痛状出席胡耀邦悼念大会，一边是他们私下质疑为什么要把「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么高」（本书「五月四日」一节）；一边是这些「对党忠诚」的领导人怀疑赵紫阳发动了对于胡耀邦的群众悼念活动，另一边他们又同时表白说他们同情胡耀邦而赵紫阳是对胡耀邦落井下石的人；一边是新被选择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明确批评当年搞掉胡耀邦的动作不合党章，另一边则是这些选择了江泽民的人正在动用军队来镇压那些同样认为胡耀邦下台是冤屈的天安门抗议民众。

同样，在李鹏此书中，这种矛盾也在在呈现：李鹏开始就指出，他「虽然不赞成胡耀邦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对胡耀邦去世也「感到非常悲痛」，并用了一些笔墨来赞扬胡耀邦。可是，全书再三强调，他认为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场运动「为胡耀邦鸣冤叫屈」。在「前言」中，我们更明确读到：「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不能理解这种逻辑。他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为胡耀邦——吴注）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注24] 一句话，为什么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在本书中，我们多处读到，李鹏非常担心赵紫阳会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四月三十日」一节），自己在高层会议上也不断重申不能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五月一日」一节）。我想，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共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剥夺民众的组织权利，决不允许自发、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存在。这关乎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则。可是，我们还读到，当学生请愿书不再提为胡耀邦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时，李鹏却认为学生的要求「调子降低了」（「五月二日」一节）。胡耀邦去世前毕竟还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局刚刚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为胡耀邦平反，居然比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对当局的威胁还要大。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关节，我想现在应该很明白了：是不是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这毕竟意味着掌权者有合法权力决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而为胡耀邦平反，则意味着判定，那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权力和制度，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而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五月十九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注25]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注26]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压。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五月十六日谈话还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四月二十一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五月十七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似乎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谈什么合法、非法？但凡讨论这个问题，就等于凸现了邓在包括迫使胡耀邦下台等问题上的作为的非法性，那就是挑战邓的超乎包括宪法、党章等所有法规在内的「核心」地位。

中共政治的一个最大吊诡之处，正在这里：它有一整套宪法、党章、法律、程序，还有一整套民主的说词，这套说词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到了宪法和党章之中[注27]；但是，真正的政治权威，其产生、运作、认知现实和决定政策，都和这套包括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等等在内的「宪章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更有甚者，谁强调中共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宪章制度」，谁就会被中共政治权威的真正拥有者认定是敌人；同时，另一方面，中共政治也决不会拿掉这套「宪章制度」而另为那种政治权威立一套可以公开的说词和章程。这里有重重迷宫，也可以是重重陷阱；这里有无尽奥妙，几乎都无法言说、更不能言说。根据宪法和党章，非法者知道自己非法；但宪法和党章无关实际的政治权力，所以实际权力拥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是超越法与非法的。你说他非法，就像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平反所蕴含的，当然罪该万死；你说他合法，就像赵紫阳那样，既通过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而为邓小平个人作出这样的解说，也试图通过与天安门运动相配合来推进民主和法治，从而为中共政治制度作这样的解套[注28]，那也一样罪该万死。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政治中的最高权力超越任何「法」，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你和他谈论合法非法就是挑战他。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等于说，毛认为自己就是天、就是法。打倒刘少奇，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只需要动一动自己的小指头。邓小平搞掉胡耀邦，就是毛打倒刘的那一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

同时又可以说，这里的逻辑很复杂：究竟谁是「他」？「他」有其个体的人身表现，也有其权力架构、基本制度的体系化身；两者之间难解难分。邓小平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李鹏原注）和赵紫阳」（本书「五月十九日」一节）。这个话，也是毛泽东当年「炮打司令部」的翻版。过去毛泽东怀疑刘少奇可能会替彭德怀翻案，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现在，邓小平怀疑赵紫阳可能会替胡耀邦翻案，也必欲除之而后快，也不惜策划同样惨绝人寰的天安门暴行。就「他」的个体人身表现而言，究竟谁代表党中央？党章中有答案，但是，你不能相信党章中的答案。李鹏说：为胡耀邦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讲的是「他」的架构、体系化身。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宪法中没有答案；即使有，你也不能相信那个答案。谁相信党章和宪法中的答案，谁就是敌人；谁要求落实党章和宪法的答案，谁就是「进攻」。

还有更复杂的一层：这种政治又绝不肯放弃自己所编织的那一套宪法、党章、民主说词等等。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当他确定你是敌人的时候，他不会说你是他的敌人；他说你是宪法和党章的敌人，是党、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尊重宪法和党章的人，必定被政治权威变成宪法和党章的敌人，这是中共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专制的一个特点，也是它深奥、复杂、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

李鹏此书明确透露，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区军事戒严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五月十七日」一节），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批准者（「六月三日」一节）。据李鹏记述，邓小平明确说了，「要准备流点血」，不能不使用杀伤性武器（「五月十九日」一节）。可是，这不是杀人，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为保卫社会主义而英勇斗争。专制政权杀人，往往激起人民的反抗，也会受到民主国家的谴责；但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就不一样了。国际社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搞错了情况，还是赶快加入到这个政权的繁荣事业中来更好；很多二十一年前在北京游行示威、高喊「李鹏下台」的人们，现在一定同意李鹏此书的观点：历年来的实践证明，「平息这场动乱和暴乱」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本书「前言」），中国因此成了「被世界上公认的令人羡慕的国家」（本书「后记」）。如果没有那一套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那些实际上是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人，会这样自感无限荣光到「令人羡慕」吗？诚如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来，国内国外无数的人，在那从死亡所开始的所谓生活的教育下，看来早就明白了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迟迟未能揭示的真谛：在中国，管什么宪法和党章，管什么合法或非法，只要认准并跟紧真正的政治权威，「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中国的麻烦就没有了，中国的盛世就降临了。所以，自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中国就成了一个非法压倒合法的世界，一个谎言掩盖真相的世界，一个权力践踏民意的世界。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围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所展开的政治图景，凸现了两个最为基本的政治问题：一个是国家权力与民众意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宪章制度作为基本规则（在中国，这包括宪法、党章等）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学研究中，前者一般被概括为国家（the state）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注29]后者则是近年有关institutions的研究复兴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注30]在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得到较多的重视，[注31]虽然相关研究也还需要继续拓展和深入；而关于「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宪章制度」与真实权力的互动，则还十分薄弱。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研究资料的相对匮乏，特别是高层权力运作的状态难以为研究者所了解，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制约。现在，李鹏此书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既有助于解开一些历史谜团，更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研究中的重要性，理解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沿着这个研究方向，本文仅仅做了初步的、肤浅的尝试，更多的努力有待来者。

二零一零年五月底六月初，于太平洋另岸「桴浮书屋」[这个书屋的名字够酸的。]

「导言」作者简介：

吴国光（见图），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政治制度及其转型、中国对外关系、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着有英文书籍四种、中文书籍十六种，以及中文和英文论文多篇。

注释：

1 江迅，〈李鹏《关键时刻》的关键〉，《亚洲周刊》，2004年3月28日，页36—39。
2 例见：Li Lu, Moving the Mountain (New York: Pan Books, 1991); Shen Tong, Almost a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Eddie Cheng, Standoff at Tiananmen (Sensys, 2009)；刘刚，《天安门，路在何方》（香港：英华出版社，2009）。
3 例见：严家其，〈又一次北京之春〉，〈六三之夜〉，均载严家其，《政治多么简单》（台北：正中书局，1992），页226—46，248—52；包遵信，《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7）；张伟国编，《钦本立的擦边球》（布鲁克林：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0）；高瑜，《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2009）。
4 例见：Harrison E. Salisbury, Tiananmen Diary: Thirteen Days in Ju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5 例见：丁望，《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95）；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6）；卡玛、高富贵，《天安门》（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洛杉几：真相出版社，2004）；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香港：天地图书，2009）；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Craig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 例见：Han Minzhu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Oksenberg ed.,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Theodore Han and John Li eds., Tiananmen Square Spring 1989: A 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张良编，《中国「六四」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7 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并见：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eds.,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8 例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袁立本，〈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真相〉，载唐绍明主编，《平暴后的反思：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页3—33。根据李鹏本书透露，这些出版物的目的是要「揭露」坏人以「争取舆论」。
9 这一系列着作包括：李鹏，《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李鹏，《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李鹏，《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李鹏，《和平与发展：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0 引号内为李鹏原话。以下所引李鹏此书内容，在我的行文清楚交代时间的情况下，读者可按照这个时间交代，查阅此书相应日期的一节，不另行注明（比如说，本句内容，见李鹏此书「四月十六日」一节）；在时间交代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以括号注明所引内容出自此书某日期的一节，不另加脚注。
11 书中多处显示李鹏对于姚依林的尊重和信任。在「五月四日」一节，李鹏记叙说，「（姚）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这场动乱是不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李鹏评论说：「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
12 一个简单但可能很重要的解释，是李鹏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本书「六月十五日」一节，在谈到阎明复的时候，李鹏在记叙了阎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背景之后写道：「我真无法理解，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出来的人，在关键时刻立场不稳，竟站到支持动乱一边去了。」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李鹏对于自己家庭背景的重视，特别是这种背景与自己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关联。
13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4。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72。
15 同上，注3。
16 在这一节，李鹏写道，胡耀邦在政府中没有职务，学生因此不应该向作为政府总理的李鹏递交有关胡耀邦的请愿书，他们应该向总书记提出有关党务的问题。
17 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页57。
18 上书，页58。
19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页32。
20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页122。
21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6日通过）（此章程在一九八九年为有效章程——吴注）第二章第十条第三款：「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一款：「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第三章第二十条：「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第三章第二十一条：「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页105、108。
22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58。
23 参见李鹏本书「前言」，那里这样不点名地讨论赵紫阳在「这场动乱」中带给「我们」的教训。
24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5。
25 上书，页66。
26 上书，页66-67.
27这些东西，在政治学中，都属于institutions 的范畴——汉译一般用「制度」一词，但它明显与当代汉语一般意义上所使用的「制度」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我这里试用「宪章制度」一词来表达其涵义。在下文中，除非另外说明，我一般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所谓「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学术传统内使用「institutions」 (也即我所说的「宪章制度」)的概念，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关于界定和阐述这一概念的相关文献，例见：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8 这里的「制度」一词，是在当代汉语一般意义上使用的。
29 例见：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例见：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L. Campbell and Ove K. Pedersen eds.,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 例见：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Andrew Walder,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8, no. 5 (Sept./Oct. 1989), pp. 30-40.

方励之事件始末

刘柠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李鹏「六四」日记出版前言

作者：鲍朴

出版这份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纪录的关键在于文件本身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虽然使用尽可能多的公开史料，经过仔细的推敲和对比，结论确认是真实的李鹏「六四」日记，但在缺乏作者亲自认证的条件下，任何旁证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好在本书出版之际，原作者和许多的当事人尚且健在，如有丝毫作伪之嫌，必将逃不过众多读者的眼睛。

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独家报道了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的「六四」日记，文中报道说二○○三年的秋天：「八九年时任总理的李鹏，写了近三十万字的六四日记及书稿，名为《关键时刻》（编按　李鹏「六四」日记」），并且将书稿发送给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希望中共中央准许出版。「书稿发出两个月后，李鹏没有获得任何反馈讯息，于是打了多个电话给拿到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再询问读后想法，强调书的内容可以修改，但希望中央准许出版。不久，胡温新政府给李鹏明确答复说，经中央研究，此书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

二○○九年本社出版了「六四」事件另一主要当事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之后，有人通过中介与本社取得联系，并且转交了一个复印稿本。打开一看赫然便是传说中的《李鹏「六四」日记》（以下简称「原稿」）。

《改革历程》可作印证

由于来历不明确，「原稿」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问题即刻成为出版之前的首要问题。本来，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可以是一个印证「原稿」真伪的有效工具，但是由于本社得到「原稿」之时《改革历程》不仅已经出版，而且已经广为流传。是否有对照《改革历程》作伪的可能也就说不清楚了。因此对比之下，尽管二者内容高度吻合，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据此说明「原稿」的真实性。

本社获得的「原稿」是排版后的简体字版的复印件，虽保留了原版面，但没有作者，没有版权页，没有封底以及封面，也没有《亚洲周刊》报道的「征求意见稿」字样。李鹏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前言」后面结束时的署名：「李鹏二○○三年十二月六日初稿」。「前言」的最后一段，明确提到：「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记》」。

但「原稿」是否就是《亚洲周刊》所报道的李鹏「六四」日记，尚存疑点：《亚洲周刊》曾有「近三十万字」一说，但「原稿」经精确统计以后，确认为十四万八千余字。二者相距甚远。鉴于《亚洲周刊》记者并未亲眼看到当时的文稿，因而「字数存疑」也不足以说明本社所获「原稿」的真伪。

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指出：「当事人写亲自参与过的历史很难摆脱主观的成见。」在此，「原稿」的「主观成见」，恰恰是左证材料真实性的一个重要观察点。研究之后，不难发现「原稿」内容高度一致，写作目的明确，与当事人身份完全符合。特别是内容之中从未发表过的众多具体细节，与可靠的公开史料高度吻合，大大降低了作伪的可能性。

胡适先生曾指出：「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循，决不至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以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但是应该指出，使用这种鉴定史料的方法，还是留下一些小的存疑。这里只有向读者坦白点名，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删改历史属常态

比如：就胡耀邦追悼会传说李鹏答应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愤」一事，正文四月二十三日记录中说：「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收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过出来见学生。」

但是，在正文五月二日记录中却另有说法：「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大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是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

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者以国务院前总理的身份同共产党政治斗争结束以后的「正确路线」保持一致的立场，使一些很容易证明的事实上的谬误和隐讳遗漏，不能成为鉴定「原稿」作伪的依据。比如，「原稿」中提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共计三十余处，而曾经代表官方向全国人大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另一主要参与者国务委员及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名字却一次都没有提及。

执政党有随时随刻垄断真理的习惯，但缺乏修订当代「信史」的记录。由于出自政治目的删改历史，在中国大陆尚属常态。因此《亚洲周刊》所报道的李鹏「六四」日记被中共中央禁止出版的报道可信度极高。但社会上对「禁止出版」的反应却是一致负面性的，反映了人们相信历史纪录的留存是有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事隔几年到二○○九年在《寻找六四的最新拼图》一文中还念念不忘，写道：「李鹏所写的六四日记《关键时刻》，就应该被中南海准许出版，而不是尘封在高层的档案中。」

此外，由「六四」事件死伤者家人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二○○七年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也认为李鹏「有权提供证言、证物，为自己辩护」，并且公开呼吁「执政当局改变决定，让《关键时刻》一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

坚信历史纪录的留存是有益的是本社出版这本书所依赖的唯一动力。当事人的记录和回忆是研究历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为了对历史负责，也对当事人负责，本社作了最大的努力，保有了原稿的完整性。

原稿配有插图三十四幅，分布于内文各处，在复制媒介中已经不可复原，只好删除，但原插图说明在《附录》中予以保留。正文中四月二十六日一处提及「以上凡黑体字均是小平同志亲笔修改的」，因黑体字已无法辨清，只有加批注说明。除此以外，别无任何删减，增添或更改。原稿中的少数文字性错误亦予以保留，并加批注说明。

另须说明的是，本书出版以后，如为作者所证实，则关于版权的合法权益应归属作者本人

2010年6月5日


—— 原载: 信报

中共太子党主导中国私募行业

作者：看中国

中共太子党在中国本土迅猛发展的私募股权行业，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他们通过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专家指出在各个特权垄断行业，太子党得天独厚，父辈的权力转化为手中的金钱。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在新崛起的私募行业中，闪现着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子女的身影，包括现任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前任总理朱鎔基儿子朱云来，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儿子李振智，现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之女李彤，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私募股权交易总额高达3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这一类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太子党的权势，使得关系不够“硬”的参与者们受到排挤，包括外国公司在内。

报导说，外国公司不得不争相把钱投给太子党们的私募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太子们他们的最佳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现在我说了算，手头甚么单子都有，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分到大头。」

曾经是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的经济学家程晓农，也曾经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他指出，太子党主导的都是需要权力和特别许可才可以進入的行业。

程晓农：「那么现在私募基金在中国实际上没有严格的相关法规来管制，他们等于是钻了这个空子。既然没有法规，那么谁有权能批准，谁就容易進去。」

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官员子女及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他披露，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私募基金从经营本身来讲是一种商业活动，这种商业活动由于它的垄断性和特殊性能够获取暴利，这个本身不能算是腐败，但是这些太子党成员他们所经营的私募基金等等类似的商业活动，是否渗透着父辈的权力和背景，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尽管中共当局曾经规定官员的亲属子女不得经商，但是这项规定现在早已经被扔進废纸篓。程晓农透露，有邓小平、陈云的子女做榜样，太子党经商自然层出不穷。

程晓农：「我们都知道陈云是在中共党内号称甚么廉洁…但他的女儿早在八十年代就介入商业活动，而且实际上涉嫌很多腐败行为，但是陈云…他整天在中纪委主任位置上天天讲要廉洁，然后再去约束他的女儿不要从事商业活动，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事。」

目前中共高官普遍送子女到西方大学深造。过去十多年，他们当中很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但是今天，这些西方公司都在竞相投资那些太子党们创设的私募股权基金。程晓农指出，西方投资公司和银行与太子党合作，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从最初的比较边缘化的干部子弟，逐渐演变到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子女。

程晓农：「应该讲这就是外商在中国经营活动的一种中国特色，他们很清楚在中国没有官场背景，外商的经营会有重重困难，所以找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子女来给他们铺路，付之以高薪，甚至不需要他们做实质性的工作，只要他们负责公关，这是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的门道。」

私募行业著名的太子党包括：李瑞环之子李振智(George Li)。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 Lynch)和瑞银(UBS)。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两年前离开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有关系的基金。李长春之女李彤，目前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旗下的一家俬募股权基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之子 Jeffrey Zeng，也创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北京一家外资银行的主管说道：「现在是中国金融业的关键时刻，但我们非常担心，外国人及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正在被太子党和其他背景深厚、试图主宰（中国私募）市场的人关在门外。」

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沙叶新

二十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於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

“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一百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於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泽民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五月十八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五月十九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五？一七）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十八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十八号一早，六时五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五十七路公交车。三十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八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於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鎔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中有记录：

“一、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二、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三、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採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六月五日上午七时十五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六月六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四十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五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六月二十七日晨七时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十七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二十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八月六日上午九时的日记：

“前天，八月四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八时二十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三百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缇、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鎔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五月十八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九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鎔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複.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採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江正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作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作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别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锺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慑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淒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时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二○○九年六月二日上海善作剧楼

余 杰：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温家宝想当良相，想表现得很有文化品位，虽然是理科生，亦苦读了不少名人名言和诗词集萃之类的书籍。每当举办大型记者会的时候，也是他晒书的时候。二零一零年“两会”闭幕的记者会上，温家宝的演技再次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他说：“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而我要说的，是的，没有一片土地未曾遭到你们的污染，没有一条河流未曾遭到你们的毒害。温家宝还引用屈原《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明志。可惜的是，当年朱镕基已经发过扛着棺材当总理的豪言壮语，温家宝再用诈死之计已经骗不了人了。面对包括自己的家族在内中共大小官员的贪腐成风，他的苦口婆心与贪官们的置若罔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当总理仅有“万人迷”的演技是不够的，还得有果断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可惜的是，在温家宝的身上，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

监察官员该补习数学课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透露，中纪委全会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他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今天的中国，官员乃至每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情况都非常复杂，“各种收入错综复杂的纠缠，这几十年财产性收入怎么甄别？我看把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十倍都没有办法理清。”

与此同时，宁波教师陈勇，再度在网上曝家底：家庭存款为八万余元，且“无二奶、无情人、无姘头”。这名自称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年轻教师声称：“任何人如对文中资料及数据表示怀疑，您仅需出示中国公民身份证，即有权查阅本人及家庭成员全年银行账户往来情况明细以及其他一切与财产相关的信息，本人提供任何必需的配合。”若有不实，则“愿在黄帝陵前自裁以谢国人”。

一个中学老师为何要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呢？陈勇说：“我想为那些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示财产的官员作出表率。去年曾有官员质问老百姓为何不公布财产，现在，百姓公布了，官员呢？”

看来，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并没有厅长大人想像的那么“错综复杂”。仅仅靠公民的良知和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将自家的财产清单整理并发布出来，根本不需要将纪律监察力量扩大十倍，也不会危害“压倒一切的稳定”。

然而，官员的财产状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赵大厅长口口声声说，官员作财产申报会造成“混乱”，言下之意就是威胁中央说：你们不要将我们逼到绝路上去，稳定还得靠我们来维持，如果我们全都完蛋了，你们还能独存吗？

赵厅长来自四川，四川官员的数学能力向来不佳。四川地震至今，死难学生的人数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致力于调查死难学生真相的民间人士谭作人反被判以重刑，艾未未亦遭到成都警察之毒打。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自己的数学不好，不好好去补习，反倒要将数学好的人污蔑为“国家的敌人”。

面对越来越大的网络舆论的压力，赵大厅长吐出来的一句官话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中共官僚的数学不及格，太极拳却打得蛮好。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成熟的时机”呢？也许，到了中共垮台的那一天，时机都不成熟。北大人说，香港人争取的双普选也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温家宝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众的素质尚待提高。那么，香港民众的素质已经是亚洲之翘楚，为什么香港人不能双普选呢？

在我看来，陈勇比赵振铣更适合当监察厅的厅长，乃至中纪委的书记，正所谓“当官不申报财产，不如回家种红薯”。

“中国的贪腐成度属于中等”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显示：在一份题为“您认为哪些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中，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且今年选择此项的民众高达近六成左右。由此可见，民众对官僚腐败的痛恨，已经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而民众对中共自身遏制腐败的信心，也已经下降到了地平线之下。

近年来，每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就会跟着有所谓的“专家解读”。尽管专家们早已是“被御用”，早已在民众心目中声名狼藉，但他们仍然在媒体上高谈阔论，自我感觉良好得很。这不，又有一名专家粉墨登场了：对于这份民众的投票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不患寡，患不均’，其实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我们自己把它夸大了。因此，官员的贪腐在调查中居于首位。”

“这个专家不是人，天篷元帅下凡尘”，原来，根据学富五车的金灿荣教授的理解，不是共产党政权太腐败了，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太愚昧、太无知了，再加上中国“仇富”的文化传统，这才“夸大”了当前的腐败状况。我们的腐败只是“中等程度”，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要经过好多年的努力拼搏呢，心急吃不成大胖子的。而且，中国也不能样样都霸占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在别的问题上可以不谦虚，在这个问题上不妨谦虚一点吧。

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堪称两百年来最佳的时候，就连洋鬼子们都从千山万水之外跑来俯首称臣了。江泽民的传记，难道不是花旗银行的董事撰写的吗？英国的外交部长，不是预测未来的世界是“中美共治”的吗？因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能因为一点点的腐败问题，就妄自菲薄、三省吾身。谁要是再说中国的坏话，中国一不高兴，世界都要为之颤抖；谁要是不相信中国站起来了，看看奥运会和大阅兵，你想不下跪都不行。

说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愚民鼠目寸光的看法，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卖国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僚及其大奶二奶到欧美国家去住别墅、开跑车呢？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到花花世界去学习考察、疯狂购物呢？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导购小姐，而洛杉矶的富人区里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都被太子党占据了。如果不是这些客人们让人叹为观止的消费能力，西方的经济还不陷入大萧条之中？西方人对中国的腐败只有千恩万谢的份儿，他们就连腹诽都不敢呢。所以，腐败只会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们当谨记金灿荣教授的教导：中国原来并不腐败，只是老百姓的心理素质太差。

为什么贪官都爱养“小三”？

温家宝亲自签字，由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该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有包养情人的行为，将依情节轻重被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最有趣的一个法规，国务院教导公务员不要包养情妇，如同幼稚园的老师教导孩子不可随地大小便。

中共官员利用公款包养“小三”（这个称呼大约比“二奶”更“文明”一点）已形成风气。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承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落马贪官都存在包养情人、二奶、嫖娼等生活糜烂问题。贪官有贪官的活法，民间有民间的智慧，当聪明的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败坏保持沉默的时候，老百姓便用独特的方式来描述病入膏肓的吏治。近日，网络上盛传一个“二零零七年全国小三大奖赛”的热贴，全文如下：

全国小三大奖赛二零零七年春季赛段已经决出胜负，九项冠军得主分别是：

一、数量奖：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一百四十六位。

二、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女大学生十七人。

三、学术奖：海南纺织局长李庆善，性爱日记九十五本，头发、阴毛标本二百三十六份。

四、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个情人年龄都是十六到十八岁。

五、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有效使用七十七名情人。

六、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八百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元，平均每天二十三万元，每小时一千元。

七、团结奖：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二十二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三十万元的佳丽奖。

八、和谐奖：海南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六个情人、六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九、干劲奖：湖南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五名情人立誓：保证到六十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这就是掌权者们的真实嘴脸。贪官们养情妇就像养宠物，包二奶就像包身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奴隶制度，将维持到几时呢？

好像故意要与国务院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作对，《条例》墨迹未干，“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这两场好戏便鸣锣上演。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段义和，以爆炸、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段义和为摆脱情妇柳海平的要挟，指使属下利用爆炸装置引爆柳所驾驶的汽车，将柳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现场血肉横飞，极其恐怖。此为“贪官杀情妇案”。

六十三岁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则因情妇举报而落马。庞一直官运亨通，本来可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平安退休。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最信任的情妇们组成了一个十一人的“情妇告状团”，不仅揭露其生活腐化，而且拿出其贪污收贿的资料。庞遂锒铛入狱。此为“情妇大起义案”。

“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可谓和谐社会的“拍案惊奇”，它们有力地嘲讽了温家宝制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也显示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中共单靠一纸空文根本不能挽回官僚阶层道德江河日下的趋势。

共产已死，菩萨当立

今日之中国，乃是“共产已死，菩萨当立。”大小贪官们虽然都对党章党旗宣过誓，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他们心中早已是明日黄花，随雨打风吹而去。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羞辱。北京一名腰缠万贯的高干子弟就酒后吐真言说：“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会跑来共我的产。”

那么，中共官僚究竟信什么呢？他们很少信仰基督教，因为这种信仰需要他们舍弃权力与金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走义路；所以，他们大都自称信佛，因为他们认为菩萨是可以花钱收买的，正如他们自己一样。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院开审。赤峰市十二个旗县区中有九个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而“父母官”徐国元在六年时间里，疯狂敛财约三千二百万元。检方指控，徐国元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徐国元每收到一笔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企求“平安”。

寺庙不仅是徐市长心灵的栖居之地，更是他的藏宝之地。当有关部门对其开始侦查之时，他便有计划地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将两百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运至数千里之外的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该寺院的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藏匿在一尊佛像的耳朵里。可惜是，菩萨最终未能庇护这个虔诚的贪官。

无独有偶，山西省繁峙县号称“史上最牛的反贪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之后，民间舆论却对其不乏同情和惋惜：在许多人眼中，这个身价上亿的贪官俨然是一名“大善人”。穆新成不仅资助若干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还斥资数百万修建了一个寺庙。

穆新成的“佛家恩师”常悟对记者说，穆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如果不是误入歧途，穆居士将有大修为。”作为穆新成一手集资修建的古北台寺住持，常悟从弟子那里得到多少好处，一般人凭常识可以知道。拿人手软，吃人嘴软，即便是出家人也不例外。常悟大和尚对穆的犯罪行为是这样理解的：“他快意恩仇、敢说敢做，深信随性自然即佛之大境界，一切皆为矛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戒即是不戒，不戒即是戒，贪即是反贪，是为了抑恶扬善。”

这个大和尚的理论水平还真高，居然说得出“贪即是反贪”这样无比深奥的话来，比起大部分无产阶级理论家来强多了。这句话比所有律师的辩护词都要有声有色。那么，在法庭上穆大局长会引用来为自己辩护吗？会有更多的贪官以之为座右铭吗？这个大和尚真该享受比少林方丈更高的待遇，真该被请进中南海给政治局上一堂佛学课，一定会让胡温诸君豁然开朗的。

如此，全党皆贪的共产党总算找到出路了，不必再搞什么自欺欺人的“三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了，“贪即是反贪”不正是一张每个贪官都梦寐以求的“丹书铁券”吗？干脆将“贪即是反贪”当作胡锦涛理论和温家宝思想的核心内容吧。

陈良宇到杭州静养

佚名

据来自国内的可靠消息透露，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已于日前被“安排保释，到杭州静养”。俞正声已去探望过他。

据5天前香港中资背景的媒体报道，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已经在清明节后，经过政治局常委和江朱老人讨论，除了温家宝一人反对外，经过李源潮签字，以“保释静养”（并非保外就医，而是更为彻底，免除了刑事追讼）方式，安置在杭州的某个内部招待所，比照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待遇，每月发给零花钱7000元，按照每日公款1000元标准开支供养。

两“陈”——两个因新朝为立威而被祭旗的旧朝马仔——连待遇也要相互比照，平起平坐，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旧两朝权斗迄今仍未止息的情势。

世博会开幕后的第三天，俞正声已经去杭州看望过陈良宇，以“良宇“称呼。据称，陈良宇在春节前后提出相关申请，上层派人与他探讨后，认为直接回沪不大妥当，似可在陈原籍浙江省安置一段时间，再回家中闲居。陈良宇最初要求到原籍地宁波乡下老家养老，但有关部门回答已经委托浙江省委在杭州某内部招待所为他安排一切。

据传言，2008年，陈良宇案件最初由胡、温、江三派讨价还价后，由原来认定300万元，削减到30万元；温家宝力主判处无期徒刑，也被改为18年有期徒刑，但温因为2003年与陈良宇当面冲撞后被陈威胁要赶下台，反复坚持要到其原籍天津市审判。比照陈希同案，陈希同2004年初释放回家，一共关了7年不到，现在北京市内与一些文人艺术家为伍，并在郊区租用了一块农田自耕自乐，唯相关部门因为陈希同一再写材料控诉江朱，不断警告陈希同；相比而言陈良宇更是幸运多了，一共也就是四年不到一点。

04年陈希同面见胡锦涛时，胡锦涛表示，他政治上没有任何待遇，经济上享受副总理待遇。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May 24, 2010

为毛……

RFI：洛阳毛派户外宣传活动被警方取缔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中国/社会 - 发表日期 2010年 5月 10日 - 更新日期 2010年 5月 10日

据中国大陆民间左派网站的相关帖文和照片，5月7日下午，河南洛阳市的毛派人士聚集在市中心的王城广场进行“我爱毛泽东万人签字”宣传活动。 但活动遭到警方驱散。左派网站将此事称为洛阳“五七”暴力政治事件。

一场从传统毛派立场出发，对中国政府现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毛派宣传活动被警方取缔，折射出当前中国政治的吊诡。

据中国大陆民间左派网站的相关帖文和照片，5月7日下午，河南洛阳市的毛派人士聚集在市中心的王城广场进行“我爱毛泽东万人签字”宣传活动。

据“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洛阳市的王城广场经常有毛派人士举办各种宣传和纪念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年纪较大的退休老人。

帖文说，当天，现场“有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有批判多党执政普世价值的，有抨击腐败现象的，有唱红歌的”。

下午五时许，广场上广播中传出警方催促人们离去的广播，说要对广场上非法分子的非法活动采取行动。喷泉也全部打开，以驱散聚拢在喷泉附近的人群。

人群被驱散后，一名在场演讲的刘姓女子被便衣警察带走，发帖人说，刘某被“5-6个彪形大汉，按倒在地，半拖半拉向广场外拖去”，她在当地警方的西工派出所侦讯至晚间23点，到医院验伤后回家。

左派网站将此事称为洛阳“五七”暴力政治事件，将此事帖文和照片四处转贴。

有网友分析，“洛阳多国企，国企多改制，改制多下岗，所以，这事儿很正常。”网友说，批判多党制、普世价值被取缔，“太有喜感了”，但他们认为，“打人就不对了，毛派也有表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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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历史教师袁腾飞因批评毛泽东被“诫勉谈话”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人文教育 - 发表日期 2010年 5月 12日 - 更新日期 2010年 5月 12日

近日，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袁腾飞引发了许多争议和讨论，在上了央视《百家讲坛》后，他的一些讲课视频中网上风传，被学生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视频中，袁腾飞妙语横生，有“蒋介石是一党独裁，毛泽东其实也一样”、“三年自然灾害死了三千万，比二战全欧洲死的人还多”、 “中国历史教科书纯粹胡说八道”等言论，甚至有“毛主席纪念堂是中国的靖国神社”、“供奉的是一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等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颇有抵牾的观点。

因为袁腾飞在讲课中，对时政和中国近现代史直言不讳的批评，引发以“乌有之乡”等为代表的毛派网站的攻击，质疑官方的央视邀请袁登百家讲坛演讲“是纵容阶级敌人对党的进攻”，组织人手向公安局、检察院等“举报”其“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等“罪行”，要求官方将其治罪。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对“举报”进行了回复，在海淀区政府的群众事务呼叫中心网站上公布了对袁腾飞的“查处”情况。海淀区教委称，5月4日晚9点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领导接到海淀区教委领导关于袁腾飞在网络视频上有错误言论情况通报的电话称，在网络上出现的袁腾飞的授课视频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严重错误，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第二天（5月5日）上午8点，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领导校长、书记以及中学教研部主任等领导，集体与进行袁腾飞进行“警诫谈话”，话题是袁讲课内容中”严重的错误言论”并对此段视频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询问和调查”。该校领导责令袁腾飞做出“深刻检查”，认识其在网络视频中言论的“严重错误”，停止一切在民办培训机构等其它部门的授课活动，并要求他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工作，将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目前，官方称，此事已经上报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并通过区教委上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相关部门领导，目前此事仍在调查处理过程中。

此外，昨天，福建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规定高校教师在课堂散布严重错误言论将被解聘。该“意见”的第二条规定，教育教学工作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国家法律法规等错误言论，对学生确立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造成不良影响的。违者，则将被“诫勉、警示和处分”，影响恶劣的，甚至将被“撤销教师资格或予以解聘。”

金正日，请把你的大便留下来

作者：孙宇晨

我很小的时候，幼儿园的阿姨就曾告诉我，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的朋友。从小我父母也告诫我不要交损友，影响自己学习事小，关键是不能影响自己的品质，比方说那些老是给老师打小报告，吃里扒外的人，我就从来不理。我有我的原则。

后来我长大了，学了历史，我越发感到国家如人，判断一个国家的品质，也主要是看他交了什么朋友。比方说我们国家吧，朝鲜古巴，最近又多了个委内瑞拉，这些国家是什么德行，算不算好货，我相信大家都清楚。这事儿不需要把这几个国家都去过，再去趟美国比较一遍才能得出结论。

古巴，卡斯特罗做了五十年的皇帝，2008年才刚把位子给劳尔卡斯特罗，这叫兄终弟及，中国实行这种制度，还是3610年前的事情，奴隶社会的时候了。古巴的宪法很牛屄，不像我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负责鼓掌，当个花瓶，居然白纸黑字的写着“决定在国内唯一永远不能出让的权利是允许反革命重新组织起来反对祖国”，连个花瓶都不愿意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连任之后，为了让自己再当一任总统，居然修改宪法，取消民选官员的连任限制，我们国家上次这么干， 也是百余年前，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了。

但这些国家与朝鲜比起来，也只能算傻屄见牛屄了。

朝鲜的皇帝宝座快传到第三届了，比古巴的兄终弟及还算先进一千年，是个父死子继。金胖子作为法国轩尼斯干邑全球最大订购商，对朝鲜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朝鲜大多数人饿死，少数人饿而不死。朝鲜人民摊上这么一个五毛帝，真不知道上辈子是得罪了默罕默德，基督耶稣还是释迦摩尼，运气直逼我们的父辈。

与这种国家交朋友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但我们的国家显然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两个神奇的国家碰在一起，总有更神奇的事情发生。金正日近日访华，一行租下大连富丽华酒店西馆的所有360间总统套房，金正日本人的总统套房面积就达750平方米，配有按摩浴缸蒸汽浴，一天费用达30万人民币。真让人怀疑里面是不是养的大象。乘坐的车辆为奔驰迈巴赫，500万人民币，大规模随行朝鲜代表团有40多辆轿车和巴士，其意气风发，君临天下之气势，让我想起了隋炀帝下江南，但愿是来托孤，而不是选妃的。既然是下江南，这笔钱当然要由接待的奴才出，金正日一行的住宿费和交通费全部由中国政府负担。

若对胡金会做个摘要，冗长的5点建议可以理解为：1.有事跟我商量；2.我会替你兜着；3.缺钱尽管开口；4.人员技术我来培训；5.铁哥们就咱俩了（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5/07/c_1278775.htm） 果然，会谈刚结束，金正日就从中国带走了一亿美元，我现在知道我国分配的又一中国特色了，纳税人的钱不仅贪官可以拿，代表可以贪，原来金胖子也是有一份的。

更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在后面：中国为啥要对朝鲜这么好？有一个答案，我们是为了金正日的大便。

2006年1月 金正日访华时，我方为了解金正日的健康状态，便从金正日使用过的马桶上提取过尿液。可惜的是，今年，这个想法被金胖子发现了。韩国《东亚日报》报道说： “朝鲜为了防止泄漏出金正日的健康状态，在中国停留期间，将金正日的大小便都运回朝鲜。”听说还是在上海集装起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上海世博会还真成了 “有屎以来粪量最重的一届”了，这不禁让我想起的陕西师大的黑板保护，也算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不过钱都花到这份上了，作为纳税人，我还是衷心希望金正日能把大便留下来，如果连大便都带走，真会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使源远流长的中朝关系蒙上一层不和谐的阴影。

不过回头细想，大便留不留也罢，反正都是索多玛。上帝曾经创造索多玛，可是索多玛的惊世骇俗让上帝以为这是撒旦创造出来的。这两个撒旦之国碰在一起，在上帝毁灭它之前，若你是义人，请你逃离索多玛，不要回头。

因为回头，你也会变成一桩石头。

2010/5/10

于北京大学

来源：http://www.outuo.net/vbulletin/showthread.php?p=503809略有删节

RFI：传胡锦涛推崇热播电视剧张居正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中国 - 发表日期 2010年 4月 28日 - 更新日期 2010年 4月 28日

近日，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开播43集历史剧《万历首辅张居正》，三大电视台同时推出该剧，据悉，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推崇有关。传胡锦涛曾亲自调看该剧，广东上海等地方高官也跟风推崇。

据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该剧早于2006年就已制作完毕，但恰逢广电总局清理帝王将相等古装戏泛滥，因此遭到雪藏。

报道说，去年北京就曾传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力捧张居正，胡办工作人员也兴起阅读小说《张居正》，甚至达到了人手一册。胡锦涛所好很快便影响到地方官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跟着 “喜爱张居正”，并要求广东官员阅读有关小说。还有消息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更是接见了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一起“感悟张居正”。

据悉，电视连续剧《张居正》是由中央电视台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等联合拍摄，耗资2400万元人民币。讲述明朝末年，隆庆皇帝久病，张居正奉诏入宫辅政。不久，隆庆驾崩，万历小皇帝登基，张居正身为万历的老师，得以首辅身份接掌朝政后的系列故事。对此，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介绍说，历史上的张居正并非清官，其主政也不提倡清廉。相反，他采用“循吏”的实用政策，也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官员只要有能力就重用，不管其有无贪腐和不法行为；只要对维持政权有利，任何暴政都不会拒绝。

此外，该剧在此时推出，有学者认为，中共高层希望各级官员能够如张居正一般忠君为朝廷，官员们则期待上头也能如张居正一般容忍贪腐。“在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时，当局深知反腐倡廉只是空谈，要纾缓民怨，就要为官员的腐败寻找既合理又隐蔽的藉口。既是伟大的改革者，又纵容同盟者敛财的张居正，显然因此被中共高层看中。只不过，主角如果太过贪财好色，会有损宣传效果，电视剧的删剪也就不在话下了。”

肉搏啦肉搏啦~~~

美记者当众指控中国馆及海宝涉嫌抄袭 场面混乱

　　（中央社记者焦兴华上海23日电）上海世博局今天召开记者会說明世博新闻中心试营运现况，没想到一位美国女记者大声指控世博会吉祥物海宝及中国馆涉嫌抄袭，并出示照片佐证，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上海世博会将于5月1日揭开序幕，世博局今天兴高采烈地安排约150位中外媒体参观世博园区会。第一站参观世博新闻中心，世博局宣传部部长徐威召开记者会說明相关问题，结果却爆出这场混乱场面。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沪分社首席记者LouisaLim（林慕莲）在记者会上用中文高声指责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是抄袭美国卡通人物Gumby，并当场拿出海宝与Gumby的图片给全场媒体拍照，证明她的指控。

　　记者会现场顿时一片大乱，电视台及文字记者纷纷抢拍这位美国女记者，坐在主席台上的徐威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非常尴尬。

　　而这位坐在第一排的这位女记者并不放过徐威，又拿出两张图片，指控中国馆的造型涉嫌抄袭日本的建筑。并立即拿起录音机及麦克风冲上主席台，质问徐威对于这两起抄袭事件有何看法，这时中外媒体又蜂拥而上，把主席台团团围住。

　　世博局官员万万想不到，原本一场好意安排的中外媒体参观世博园区活动，就这样混乱收场。

德国之声：民意调查：奥巴马和达赖喇嘛最受欢迎

时事风云 | 2010.04.23

据周五公布的一份在6个国家进行的网上民意测验结果，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全球最受欢迎领导人。

由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Harris Interactive受法国媒体France24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委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奥巴马为全球最受欢迎领导人，支持率达77%，比去年11月进行的同类调查结果增加一个百分点。达赖喇嘛排名第二，支持率75%。天主教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以36%的支持率名列第七。

此项网上调查从3月31日至4月12日在美、英、法、德、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6135名接收调查对象年龄在16岁至64之间。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排名第四，支持率为54%，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并列第五（37%）。

调查显示，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分别是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作者：凝练

责编：李鱼

重庆作家透露薄熙来与铁凝谈话内容

作者：博讯

一名日前参加了作协会议的重庆籍作家使用电话向博讯记者透露了薄熙来与铁凝谈话部分内容，这位作家当时在场，参与了接待工作。他说，薄熙来见到铁凝就说，这次费用你们不用管，全部由我们负责。薄熙来又说，作协这个样子，经费紧张，很优秀的作家没有经济保障，这是不行的，今后要改，我看很快就能改过来。

薄熙来说到要改，而且加了一句“很快就要改过来”，包括铁凝在内的作家们都感觉到是指他上台后，也就是薄熙来能够主政18后。薄熙来后来又谈到，在毛泽东时代和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们创作了一些好作品，就是因为生活有了保障。后来对作协的改革是失败的，要拨乱反正。

据这位重庆作家透露，索菲特酒店是当地最贵的5星际，作家们开会期间吃的最低一餐的标准是该酒店的自助餐，而这一顿自助餐是超过200元人民币的，而且还额外添加了酒和饮料。这样算下来，他们最低的标准也就是2000元的宴席（十人一桌算），华西都市报根本没有报道错，而且，薄熙来确实要求，如果他们需要总统套房，就给他们。在会议期间，总统套房开放，说是为了这些作家们“体验生活”。

这位作家称，铁凝当上部级作协主席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很想更上一层楼，从而本性大变。而在和薄熙来的对话中，这位以前挺淳朴的女作家看到了希望。据说，薄熙来在谈话中表示很惊讶铁凝如此年轻，他鼓励铁凝要把作协领导好，说她“大有希望”。

据说，如何领导好作协，就看这次参加重庆会议的作家们如何对重庆歌功颂德了，铁凝已经部署了任务，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拿出一篇作品来，感谢重庆的盛情款待，也让其他地方的政府看看作协的威力。一位同来的领导说，我们作协要齐心协力，不怕对付不了互联网上的“牛鬼蛇神”们。

另据博讯记者从重庆发来的消息称，自从网络上呼吁重庆政府公布公费接待作家的费用开支以来，薄熙来已经找人商量，要把这笔政府开支划到某个公司的赞助，但目前由于他打黑太猛，据说，暂时找不到不黑的公司愿意给他出这笔钱，或者说，背这个黑锅。

—— 原载: 博讯

BBC：达赖喇嘛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青海省玉树大地震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青海省是14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玉树也是第九世班禅的圆寂地。

达赖喇嘛表示，他将在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为这次地震的灾民和他们的家属举办一场祈福法会。

他还表示，将探寻其他可行的途径，对灾民提供所有可能的援助。

中新社说，不少藏传佛教僧人正在玉树地震灾区参与地震幸存者的搜寻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按照藏民习俗为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超度亡灵。

青海省玉树州在14日上午发生里氏7.1级的强烈地震，目前已有617人遇难，一万人受伤，数万间房屋倒塌，灾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祈福法会

达赖喇嘛发表声明说，将为那些在这场悲剧中丧生的遇难者，他们的家属和所有受影响的人进行祈祷。

他表示，期望所有可能的援助都可以送达灾民手中。但达赖喇嘛没有说明可能的援助途径有哪些。

1959年，中共军队镇压了由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反叛，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這句話是不是可以看成西方媒體“妖魔化”達賴喇嘛的證據？其實不是妖魔化。西媒介少東方歷史背景時候總是大而化之粗枝大葉。因爲西方公衆沒那耐性了解具體背景，媒體自然也不肯花功夫。]

香港媒体说，当年与达赖喇嘛一同出逃的有不少来自玉树的贵族。现在西藏流亡政府中亦有不少人原籍玉树。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玉树地震救援行动是中央政府改善与藏民关系的良机，政治意义重大。

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1935年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红崖村。

1937年12月1日，第九世班禅在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宫圆寂。

RFI："王小丫"成了敏感词

2010年 4月 09日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从4月9日开始，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BAIDU）上搜索"王小丫"，百度会告诉你"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 显示。"用刚出走香港的GOOGLE中文搜索，GFW直接墙了你。

昨天有关国新办网络局下令，删除一篇题为"王益背后还有王小丫"的娱乐报道。

报道引用网友爆料称，"王小丫跟王益好过一段时间。2008年"涌金"案发时，王益作为王小丫男友，涉嫌为小丫炒作股票，并使其获得巨额利润，而后他与王 小丫相处不合，涌金老总魏东便将刘芳菲介绍给了王益。

王小丫是谁？她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当家花旦。去年，她嫁给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曹建明，由于双方名气太大，身份又敏感，中宣部甚至为此专门向媒 体发了禁令，让各媒体"不得打听、采访"此事。

中国媒体虽然在娱乐八卦方面颇有些百无禁忌，但涉及高官，也只能按捺下八卦的心。最近，上海媒体《新民周刊》的一期封面报道《王益案法外情》，把高官王 益、央视主持人刘芳菲的一段情，写得缠绵悱恻，也让隐隐带出的"王小丫"三个字，再次成为敏感词。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贪官落马，绯闻四溅。"在平庸媒体横行的上海滩，这句导语让我为之一振，作者开始叙述高官王益的发家史。

王益是谁？简而言之，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老年薄一波的秘书，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他还曾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隐形大 鳄，四十岁开始写歌的作曲爱好者。现在，他是阶下囚，落马高官。

王益是北大历史系的78级的学生，但他在北大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与张维迎共同合作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项目。

王益的《神州颂》在北大开演期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激语带哽咽，尊称他为"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
张维迎甚至在文章中写道："对于王益老师的身份，我们真的很难表述。金融家？音乐家？历史学人？还是
'王益老师'这个光华人对他的称谓更为亲切。 我们真的很难分辨。诗人的率真和激情；历史学人的深邃和内敛；金融家的果断和严谨；我们更愿意把他视作有哲学思辨、历史钩沉和文学冲动的一个可亲可敬的老 师和朋友。"

张维迎现在显然会为这段话感到尴尬，但在当时，身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亲自担任北大光华首届EMBA班的班主任，并在这里讲课，张维迎有理由为此感 谢王益。

王益46岁那年，据说是在青藏高原旅行时开了"天耳"。此后他用电脑作曲软件，很快创做出了《去远方》、《家乡》、《梦丽江》等几十首歌曲，并且向高难度 的交响乐进军。

他"作曲"的《神州颂》全国巡演几十场，创下中国交响乐商演票房之最。富豪魏东的哥哥魏峰则是这个演出的总策划，买单的则是全国各地的券商、基金和地方政 府。

与王益长期合作的富豪魏东，在中纪委约其谈话后，2008年4月29日在中海紫金苑的住处跳楼自杀。遗书里写道："近期外部环境又给了我巨大的压力伴随着 严重的失眠和抑郁，使我无法面对生活，对于未来能否摆脱它毫无信心。"

曾有人怀疑，魏东之死乃王益一手策划。报道说，"该说法遭到了圈内人的否定。事实上，王益和魏东，反而是两个略显悲情的人物。"

因为质疑王益主导的太平洋证券上市，《证券市场周刊》的常务副社长兼主编于颖曾被绑架。袭击者用胶袋蒙住于的头，勒住她的脖子，直指该刊某篇报道不实，威 胁她如果不作出更正就勒死她。

"跳楼、绑架，非法上市，这些都不是王益可以操纵的。推动太平洋证券上市的另有其人，背后的利益关系、推动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王益只是其中一环，为人效 力。"

而评论者则认为王益案和黄光裕案，办案思路上都有着惊人的类似：似乎都是旁枝末节的小切口，但打击精准、证据确凿。

3月30日，王益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北京检方指控，1999年11月至2008年2月，王益利用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等职务之便，以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的形式，先后收受贿赂1196万余 元。

大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此前媒体广泛报道的的太平洋证券蹊跷上市、广发证券借壳、涌金系等一系列资本市场黑幕并未涉及。据称，王益除了请求免死之外，对 检方指控痛快地认了。

王益背后的利益格局，会因为他的认罪而恢复平静。王益案吸引中国媒体和大众的，反而是背后的绯闻和八卦，比如，王益和央视主持人刘芳菲、赵薇的交往。

3月30日王益在北京一中院出庭，商人李涛通过录像做出了证言：王益让他给了央视主持人刘芳菲200万元用于还房贷。这笔钱直到王益2008年被调查时， 刘芳菲才把钱还给了李涛，另外还给了4万元利息。

事实上，根据《新民周刊》的报道，"从王益身上获益的大有人在，刘芳菲的区区200万其实什么都不是。"知情者说，"真正赚到的是另一位主持人。她与王益 恋爱期间，（为了讨好王益）基金经理为她贡献了不少内幕消息。二人最终分手的原因，不外乎王益位不够高、人不帅。"

有网友也爆料说，"王益双规不久，此女主持光华学院一辩论会，一教授问丫最近炒什么股票好，丫大怒，对一企业家同学道：前两年，他起码从我这拿消息挣了上 千万，还嫌不足？某企业家问朋友，朋友道：这个教授不识相，某丫已与王分手，就没有基金经理给她进贡消息。"

该女在王益的庭审中并未被提及。此前，她已经安全嫁人。

大旱拆穿了媒体的几个谎言

来源：新浪博客
信息：原文短时间内在新浪博客被强行加密，在凯迪猫眼、猫扑等地被删除

西南大旱之后拆穿了大陆媒体若干个谎言：原来村村通的公路不仅自然村没有通，连许多学校所在地的中心村也没有通。中国广大农村几乎没有公共性质的水利建设，更谈不上文明国家早就拥有的保护净化环境资源的水循环、水处理设施。有的只是简陋的老水库，外加污染严重的小坑塘。西南几省的面积远远超过朝鲜半岛，100亿美元的闲钱，却偏偏拿去救济外国人的朝鲜，而不肯拿来救济西南几省的本国人特别是底层农民。

以下关于中外税收与福利对比的简单数据，地球人几乎都知道。大陆老百姓缴的税率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世界第二，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 8%。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52%。大陆是8%。

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大陆是46％。也就是说：大陆各级老板的比别人多吃20-40倍。他们国家老百姓吃的福利是：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 52%。中国老百姓吃的是8%，中国老百姓所享受的比例只有别人的1/6至1/7。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税收。

美国政府的官僚只花税收的1-2％，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 40-50％。而大陆的各级老板花税收的40-50％，是美国的20-40倍。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8％，是美国的 1/5-1/6。

大陆公款吃喝3700亿元/年，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 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些就合计12086亿元，相当于全国医疗费用的两倍。（并且80%的公费医疗还是只占人口比例不到1%的各级老板在享受）。大陆无论人均GDP还是总值都远低于日本，各级老板的公款吃喝却是日本的1000多倍。

大陆的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而韩国首都汉城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才14辆。 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国是46％。还有官方自己公布的贪污腐败数额是一年25000亿。

大陆的绝大部分（约60-80%）的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没有印度高，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要高两倍，GDP增长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有个屁用，中国必须彻底变革和完善法制，别无其它选择。

中国城市人口中最穷的20%只有最富有的20%的人的收入（不含灰黑色收入）的4.5%，即约22倍左右，远远超过美国。若含灰黑色收入则远远不止这么多倍。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总销售额作出近20%的贡献。据估计2011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而同时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为美国的30-50分之一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

中国有约 24万人拥有约0.1亿个人资产（不包括房产，轿车，和已投资的部分，即仅指手中的现钱）中国成财富最集中国家，0.4%即约150万家庭占70％财富（这个数据只包括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现在看来拉美国家的财富已是相当公平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远远超出拉美化了。中国的贫富悬殊导致 60-80%的中国人生活得跟战争中的非洲国家差不多。

谷歌大撤退 中国总部大楼戒备森严现场气氛紧张

作者：周然

　　3月23日下午，一队黑衣人行色匆匆地走进了谷歌中国总部，其身后的大批记者则被大厦保安拦在门外。

　　位于五道口清华科技园的谷歌中国总部再度成为舆论焦点。据保安介绍，自22日下午开始便有大批围观群众聚集在大厦周围。23日中午，更有一对男女再度上演“献花”一幕。

　　据围观群众反映，人群中有很多是持记者证媒体记者。“从其所持话筒台标看，其中有英国、美国、德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媒体”。

　　据消息人士透露，谷歌中国可能在今日下午发布最新消息，因此直至14时，虽然有部分记者们已十分疲劳，但仍坐在大厦门口花坛上等待新近结果。

　　据记者观察，由于围观、拍照人数众多，谷歌大厦包括食堂在内的所有办公室均关闭窗帘以遮挡视线。

　　据在场群众介绍，谷歌员工今日极少出门。偶尔有“特殊情况”的员工，一走出大门便被记者们围住采访，但均保持沉默拒绝接受采访。一名员工甚至被记者“盯牢”至附近银行，并被全程监视其取款过程。

　　目前该楼不仅内部人员减少出门，还限制了外部人员入内。记者观察到一位快递公司员工在派送包裹时，被保安拦在了门外，只允许在门外等待收件人下楼签收。

　　下午14时许，现场形式依然十分紧张，大厦内部有员工出来为保安送水，大有“奋战到底”的意味。而更有群众打趣称，“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谷歌中国弄的像围城”。

　　下午14：20，现场出现一位手捧鲜花的男士，试图穿过围观人群进入大厦。但现场媒体断定其为献花者，“抢先于”大厦保安将其拦下进行采访。结果令人捧腹的是，该男士是附近花店员工，只是来给公司某员工送花。

　　下午14：30，大厦保安在据门口10左右拉出境界线，限制围观人士入内。

　　记者看到，位于谷歌大楼一层内部有一行外国员工在议事，当他们看到楼外众多媒体时，十分好奇，忍不住向外拍照，随后，此一行人匆匆离去，未接受任何记者采访。

中国百年一遇大旱，百万人逃亡

星洲日报

　　中国西南地区百年一遇的干旱已演变成今年首场大灾难。香港《苹果日报》今日（週一，3月22日）报导，指灾区开始出现逃难潮，而当地有官员不忍见人渴死，主动劝村民外出暂避。

　　中国搜房网也指出，云南西北灾民以步行或搭长途巴士，向昆明、成都等地逃生者至少有30多万人；加上其他灾区避灾者，估计逃难多达百万人。

　　当局的统计显示，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和重庆五个省区市旱情持续恶化，迄今受旱灾影响民众超过5000万人，其中饮水困难达1371万人。目前灾区已有牲畜渴死，但当局否认有人因缺水死亡。

　　云南自去年9月滴雨未下

　　这场旱灾始于去年秋季，重灾区云南自去年9月滴雨未下，预计至5月仍然无雨。

　　中国有媒体和网民突破禁忌，透露一些异象，包括灾区出现逃难潮，以及灾区有牲畜渴死等。

　　《广州日报》週日（3月21日）的报导形容灾区“死气一片，河水干枯、田地荒芜、野草枯死、颗粒无收”。

　　另一段文则称：“桂林、柳州一带前往广州、长沙、衡阳等地暂避者有50多万人。广西北部各地农村，面临绝收，地方治安不靖，连公务人员都不愿意上班，外出躲避；灾民口粮困难，加上地方政府瘫痪，上级发给的救济很难送达。”

　　官员劝村民外逃打工

　　“出去吧！在这里等著渴死吗 ”浙江《都市快报》记者近日在云南砚山县阿猛镇水塘村采访时，见到村支书李少中正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外逃打工，或投靠亲戚避灾。

　　有网民在新浪微博称，云南灾区有牲畜渴死，并质疑是否也有人渴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紧急回帖称：“云南灾区没有渴死一个人。”

　　除云南外，广西省灾情也不可轻忽，目前大量仰赖雨水补给的各大水库蓄水量严重不足，万亩良田恐面临绝收。

　　上游来水减少

　　黄果树大瀑布“缩水”

　　受上游来水减少的影响，号称亚洲第一大瀑布的黄果树大瀑布，现在严重“缩水”，瀑布水流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左右，成罕见的小水流，景区唯有晚上蓄水、白天放水。

　　贵州今年大旱，黄果树瀑布所在的安顺市，辖区内9成河流、水库都已干枯。

　　重庆旅行社称，报名去游黄果树瀑布的游客，减少了20%左右。

　　旅行社称，在黄果树景区门口可以看到这样一块牌子，牌子上写到“因本地区干旱特別严重，景区严重缺水，大瀑布等景区水量较小，若给您带来景观方面的不满意，敬请谅解为谢”。

　　大旱亦令漂流景区枯水。开阳南江大峡谷工作人员称，跟去年同一时候相比，水位下降了，平常4月中旬就要开漂，今年可能要等到4月底甚至更晚，具体情况还要看水量而定。

　　云南旱灾严重

　　珠江源头断流植物枯死

　　另一方面，云南的严重旱灾，导致珠江源头地区出现百年以上不遇的大旱，珠江源头断流，植物被大量枯死。

　　《广州日报》报导，有“珠江源头第一市”之称的曲靖市，在云南省的旱情中被列入“100年以上不遇”的重灾区。

　　此报对曲靖北部山区的采访发现，珠江源头已经断流。守著“珠江正源”南盘江的数以百万计的曲靖人民，正陷入水荒。

　　曲靖市沾益县城北50多千米、海拔2158米处的马雄山东麓，有一个上下两层的出水岩洞，是珠江的源头所在，洞顶有“珠江源”三个朱红大字。

　　但週间所见，却没有看到流水淙淙的景象，往洞口里望去，水面如镜，几无流动迹象，偶尔几注水滴从洞内无声无息地滴落至洞外的水潭中，泛起几圈微澜。

　　原本在这里形成的“珠江第一瀑”也已不复存在。“本来源头水量大时，这里有一个宽度30多米、落差近3米的瀑布群。”景区管理处副处长保家琴告诉记者，由于干旱，已很久没有形成瀑布的景观。

　　据记者观察，此处的河床由于没有瀑布的滋润，几近干涸，杂草多半因缺水而枯竭而死。

　　泼水节只准“小泼”

　　此外，受百年大旱影响，4月13至15日的云南泼水节，虽然不会取消，但为节约用水，当局表示今年只能“小泼”，不能像过去般大泼特泼。

　　德宏州及西双版纳州当局已表明，作为傣族的重要节日和吸引游客的活动，泼水节不会因旱灾取消，但正在研究调整泼水形式。

　　传美秘密报告

　　曾预言中南部大旱

　　西南五省区大旱成灾，令不少中国网民忽然记起，多年前京城媒体曾报导，美国军方有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曾预测2010年中国南部地区将发生持续10年的大旱，北方则水患不断。

　　在2004年7月7日出版的官方《人民日报》科技版上，赫然找到那篇题为“2010年中国气候突变 美秘密报告引关注”的报导。报导称，美国五角大楼一份秘密报告曾预测2020年地球天气，其中提到2010年前后，中国南部地区将发生持续整10年的特大干旱，而北方则水患不断。

　　对今次西南大旱，中国气象专家称有3大成因，包括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及北方冷空气南下不畅等。但中国民间质疑，干旱或与印尼金光集团早年在西南地区大规模种植桉树有关，因为桉树会强力吸收地下水。

　　农地绝收

　　云南灾民缺食物

　　除了缺乏饮水外，旱区灾民如今还得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

　　昆明市晋宁县小湾山村自去年8月起受旱灾威胁，缺水导致农田干涸荒芜，为了活命，居民只得上山摘野菜果腹。何中才一家连日来都靠难以下咽的“饿羊菜”填饱肚子，这是他们赖以维生的最后选择。

　　“饿羊菜”是一种平时羊群饿急了才肯吃的植物，尽管已经泡水一週，难闻的苦涩味还是难以去除。

　　“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当地民众生活苦不堪言。饮汤、吃菜、洗澡这些平常不过之事，对他们而言变成遥不可及，甚至已经忘记了上次在什么时间洗澡、忘记青菜的味道，民众饲养的牲口只能喝洗脚水。

　　逾半年不曾洗澡

　　大部份居民已超过6个月不曾洗澡。

　　长期严重旱灾造成当地超过9万3000公顷的农地绝收，佔所有农地的30%，蔬菜价格也因此上涨约40%。

　　气象预报指出，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的灾情将持续至4月。

　　贵州省政府表示，当地超过300万人正处于饥饿和缺水状态。

　　截至3月18日，广西的77个城市均受旱灾影响，超过220万灾民及100万头牲畜缺乏饮水。

　　中国政府迄今已投入3亿7000万人民币（约马币1亿8000万令吉）赈灾。总理温家宝指示各单位提高旱情救灾工作程度，并尽全力协助灾民。

RFI：国新办网络局发布Google退出中国事件宣传提示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沈愚
中国 - 发表日期 2010年 3月 23日 - 更新日期 2010年 3月 23日

22日谷歌宣布关闭旗下简体中文搜索引擎“Google.CN”，中国意识形态管理机构中宣部立即组织包括作协在内全部宣传机关对谷歌进行批判，中宣部下属国新办网络局还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详细的“宣传提示”，要求全国各地有关机构及各大新闻网站“监控组”控制谷歌相关信息，禁止博客论坛举办谷歌话题讨论会，清除为谷歌叫好的文章和图片。

国新办网络局说，谷歌已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此事影响很大，由此引发的网友讨论也不仅仅限于商业层面”，因此请各地各网站近期严格注意以下管理要求。

首先，新闻环节只能采用中央重点媒体（网站）的稿件，其他稿源不采用；转载不得修改标题。

其次，推荐新闻参考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不做相关专题，不设置讨论议题，不展开相关调查；有关此事的专家学者访谈等节目必须事先报批，严禁擅自做此类节目；管理好新闻跟帖。

另外，博客论坛等互动环节，则要求，不得举办谷歌话题的讨论会、调查等；互动环节不推荐、不置顶相关议题和评论文章。

国新办网络局还请各地清理借此事“攻击党、国家、政府部门、互联网相关政策”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请各地清理删除“声援谷歌、给谷歌献花、挽留谷歌、为谷歌叫好等跟政府政策唱反调”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有关谷歌的话题要管理好跟帖、评论、留言等互动信息。

国新办网络局通知要求各地网络主管近期派专人监控谷歌相关信息，并请各大新闻网站的“监控组”，“近期严格按照上述监控方向进行监控”，如有群体性事件信息，要求要“及时上报”。

互联网观察人士北风在讨论谷歌退出中国的一篇博文中写道，“谷歌退出中国，根本就不是遵守不遵守中国法律的问题，而是中国在互联网审查方面没有透明的法律保障的问题，中国的网络主管机构用潜规则的方式放大了审查的权力，且不提供任何异议途径。”

北风说，“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体系黑箱操作的，不敢摊在阳光底下的，就是由宣传主管部门的宣传提令、宣传提示构成的潜规则系统。这个系统的对象没有任何异议途径，官方台面上的文章不会有任何提及。”

当官方对谷歌提出限制某些搜索结果的输出时，主管机构并不会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书列明该行为依据的法律条款及异议途径，甚至有时只是电话口头通知，而不会出具任何书面通知。但如果谷歌不依命行事，主管部门将可以“ICP年检不予年检”等莫须有的理由取消其继续经营的资格，虽然相关法律并无对此规定相应的罚则。

关于谷歌退出中国事件的所谓“宣传提示”，正是谷歌在内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互联网媒体同样面临的。但如Google在“关于谷歌中国的最新声明”所说：“中国政府在与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自我审查是一个不可谈判的法律要求。”

北京发出直接威胁：将会屏蔽谷歌在中国的全球网站

美国之音

　　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指责谷歌威胁要求退出中国是出于政治动机。海外媒体分析说，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公司谷歌试图挑战其新闻检查制度的大胆做法越来越采取敌意的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刊登了中国广告商联名信，威胁说要对谷歌撤出中国带来的损失进行索赔。不过，纽约时报报导说，这封联名信可能涉嫌伪造。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近几个月，世界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的谷歌公司一直就它能否在不经过滤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运营搜索引擎的问题同中国官员进行谈判，不过，在公开场合，中国的部长们没有显示出任何妥协的兴趣。在最近召开的人大上，中国官员强硬地表示，谷歌必须继续遵守中国法律，不然就要面临后果。

　　最近几天，中国的反应似乎趋于激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用近乎冷战字眼对谷歌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新华社的文章称“谷歌来华的真正目的似乎并非‘拓展商务’，而是充当了借助互联网输出思想、进行文化渗透、价值观渗透的工具”，谷歌“处心积虑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强加于中国”；谷歌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建立美国的“思想霸权”“文化霸权”；谷歌退出中国“是美国政客们和一些政府机构‘跳上台面’，‘共同演出了一场闹剧’”。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于近日发表社评，加入反谷歌“大合唱”。这篇题为《世界不欢迎白宫的谷歌》的社评说，谷歌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向外推行美国政治意愿及价值观最方便的工具”。环球日报还抨击谷歌公司为奥巴马总统竞选捐款，批评克林顿国务卿和谷歌CEO等人于本月初会晤，并表示“世界显然不欢迎由美国国务院操纵的谷歌”，称谷歌是“美国设下在思想上征服世界的陷阱”；互联网既然是自由的，那么谷歌就不应该追求思想帝国的权力。

　　法新社评论说，很显然，新华社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都清楚透露出北京政府对谷歌做法的恼怒之情。

　　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对谷歌批评中国政府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内容进行了反击，宣称“中国人民正享受着5000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自由”。中国日报的文章还反击谷歌指责中国政府审查互联网监视网民“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对中国的恶意攻击”。

　　不过，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最近判处在互联网上发表对民主宪政看法的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11年徒刑以及判处为汶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工程遇难孩子家长维权的四川作家谭作人监禁的做法似乎无法印证中国人正在享受5000年从未有过的自由的说法。

　　著名中国作家廖祖笙发表文章说，南方都市报报称，中国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对记者说，工信部正与谷歌进行磋商，以解决争端；工信部有权吊销谷歌中文网站的执照，并有办法屏蔽谷歌在中国的全球网站。

　　廖祖笙在文章中说，这是以赤裸裸威胁的方式要全球最著名的搜索引擎协同党天下作恶。廖祖笙感叹道，一个享誉全球的搜索引擎尚且经受着要么屈服、要么走人的高压，更何况是命根子攥在党天下手中的升斗小民。他说，一党独大之下，国人对公权的蛮横并不陌生，也见识了党天下太多的“有权”和“有办法”。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还广泛报导了一封中国广告代理商的联署信，声称如果谷歌中国撤出，他们将要求获得赔偿。

　　不过， 纽约时报日前报导说，这封所谓中国广告代理商寄给谷歌的信件疑为伪造，是一条假新闻。

　　据纽约时报报导，被中国官方媒体所称的“不陪谷歌玩了”的27家广告代理商之一的深圳赢客网络公司(Shenzhen Winkee Networking)否认曾经签署过此封信件。

　　深圳赢客网络的谷歌广告部销售代表冯明明(音)说：“我已经同公司高层及其他相关领导核查过此事，均证实，我们从未签署和发送过任何此类信件。”

　　此外，彭博新闻中提到的22家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对信件的真实性进行确认。这条据信的假新闻至今仍然在中央电视台网站、人民网和新华网等中国官方网站上广泛传播。

　　纽约时报援引曾就职于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中心的伊萨克.毛的话分析说：“把这么一大群独立的公司组成一个联盟，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谷歌在两个月前挑战中国的法律，声称即使不得不关闭公司在华网站，也要停止对搜索结果的审查。

　　谷歌在中国的去留在本月底其中国网络服务运营的执照到期更新时将做出抉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谷歌公司如果撤出中国，将不会影响外国公司在华的整体投资环境。

　　不过，华尔街日报今天报导说，“谷中争端”给很多在华外资企业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认为外企在中国已经不再受到欢迎。

　　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美国商会新近一项调查显示，随着旨在将外国科技企业排挤出中国市场带来刺痛，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感觉在中国不受欢迎。一些外资企业说，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变味，因为更加强硬的政府政策和日渐加剧的国内竞争令中国这个全球最重要市场之一对跨国企业的态度不再那么友好。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an update

3/22/2010 12:03:00 PM

On January 12, we announced on this blog that Google and more than twenty other U.S. companies had been the victims of a sophisticated cyber attack originating from China, and that during our investigation into these attacks we had uncovered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Gmail accounts of dozen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connected with China were being routinely accessed by third parties, most likely via phishing scams or malware placed on their computers. We also made clear that these attacks and the surveillance they uncovered—combined with attempts over the last year to further limit free speech on the web in China including the persistent blocking of websites such as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Google Docs and Blogger—had led us to conclude that we could no longer continue censoring our results on Google.cn.

So earlier today we stopped censoring our search services—Google Search, Google News, and Google Images—on Google.cn. Users visiting Google.cn are now being redirected to Google.com.hk, where we are offering uncensored search in simplified Chines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use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delivered via our servers in Hong Kong. Users in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their existing uncensored, traditional Chinese service, also from Google.com.hk. Due to the increased load on our Hong Kong servers and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these changes, users may see some slowdown in service or find some products temporarily inaccessible as we switch everything over.

Figuring out how to make good on our promise to stop censoring search on Google.cn has been hard. We want as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our services, including users in mainland China, y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crystal clear throughout our discussions that self-censorship is a non-negotiable legal requirement. We believe this new approach of providing uncensored search in simplified Chinese from Google.com.hk is a sensible solution to the challenges we've faced—it's entirely legal and will meaningfully increase access to information for people in China. We very much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pects our decision, though we are well aware that it could at any time block access to our services. We will therefore be carefully monitoring access issues, and have created this new web page, which we will update regularly each day, so that everyone can see which Google services are available in China.

In terms of Google's wider business operations, we intend to continue R&D work in China and also to maintain a sales presence there, though the size of the sales team will obviously be partially dependent on the ability of mainland Chinese users to access Google.com.hk.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make clear that all these decisions have been driven and implemented by our execu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none of our employees in China can, or should,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m. Despite all the uncertainty and difficulties they have faced since we made our announcement in January,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ocus on serving our Chinese users and customers. We are immensely proud of them.

Posted by David Drummond, SVP,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Chief Legal Officer

以下为 Google 官方博客的全文翻译：

在今年1月12日，我们在这个博客上发表了声明，提到包括 Google 在内的超过20家美国公司遭到来源于中国的黑客入侵。在针对这些攻击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和中国有关联的人{和}权活动者的 Gmail 帐户被第三方入侵的证据，这些攻击大多数是借助安插在他们电脑上的病毒和恶意程序进行的。这些攻击和监视行为——以及近年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和}由被大大的限制，包括 Facebook、Twitter、YouTube、Google Docs 和 Blogger 等网站都相继被持续性的封锁——促使我们决定停止在 Google.cn 审查我们的搜索结果。

所以，今天早些时候开始，我们停止了对 Google.cn 所有搜索服务的审查：包括 Google 网页搜索、Google 新闻、Google 图片。访问 Google.cn 的用户将被自动跳转到 Google.com.hk，这里将为这些从 Google.cn 跳转过来的用户提供没有审查的简体中文搜索服务。在香港的用户依然可以通过 Google.com.hk 继续使用无审查的繁体中文服务。由于访问香港服务器用户会的突然增多和此次变化的复杂性，用户可能会在我们调整期间遇到服务速度变慢或者部分产品暂时无法访问的现象。

做出停止 Google.cn 搜索服务审查的决定是艰难的，我们希望世界上包括在中国大陆人民在内的更多人可以使用我们的服务。但是中国政府在与我们的谈判中非常明确的表示，自我审查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法律要求。所以我们相信通过 Google.com.hk 来提供无审查的搜索是一个符合情理的选择——完全符合法律，并且可以使中国人民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衷心希望中国政府能尊重我们的决定，尽管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方式提供的服务有可能随时被阻断。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每天规律更新的页面来监控中国大陆访问各个 Google 服务的情况，这样所有人都可以随时看到哪个 Google 服务在中国可以访问。

由于 Google 有着广泛的业务，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的研发机构和销售部门会继续保留，其中销售部门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中国大陆正常访问 Google.com.hk 。

最后，我们在此声明，所有关于本次事件的决定都来自于我们美国的管理团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大陆员工可以或应该为此事承担责任。在今年一月我们宣布可能退出中国之后，我们位于中国大陆员工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了中国用户和客户能正常访问谷歌中国各个服务，我们深深的为他们感到骄傲。

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和首席法务官 David Drummond 于 2010年3月22日 下午12:03:00 发布

谷歌“99.9%”将关闭中国搜索引擎 （附：读者评论）

作者：理查德•沃特斯 席佳琳 译者： 何黎

一名熟悉谷歌(Google)思路的人士表示，谷歌已经制定了关闭中国搜索引擎的详细计划，现在“99.9%”肯定将付诸实施，因为与中国当局就审查制度进行的谈判显然已陷入僵局。

双方立场都转向强硬，中国政府12日向这家美国搜索公司提出了直接的公开挑战，警告称，中国不打算为了阻止谷歌离开而在互联网审查制度上让步。

在谷歌承诺不再屈从于中国审查制度两个月后，有迹象表明，谷歌即将关闭当地搜索引擎Google.cn。但熟悉谷歌立场的人士表示，尽管这个决定做起来很快，谷歌可能还要花一些时间来执行计划，寻求有序关闭，并采取措施保护当地员工不受政府报复。

同时，谷歌也在寻找继续经营其它在华业务的方法，尽管部分高管担心，来自中国当局的反弹，会让谷歌在中国几乎毫无容身之地。

谷歌最初允诺要停止对搜索结果进行审查是对一系列网络攻击的回应，据其宣称，这些攻击源自中国国内。当时许多中国观察家警告称，谷歌公开忤逆中国政府将引发严竣后果。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12日表示：“如果（谷歌）做出不遵守中国法律、法令，甚至做出违背中国法律、法令的事情，就是不友好、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应该的。”

与此同时，一位与谷歌关系紧密的人士表示，谷歌的高管依然“坚决”停止审查搜索结果。这位人士还表示，谷歌也排除了将多数控制权甚至整个业务移交给当地市场参与者，以保留搜索服务的可能。

谷歌高管明确表示，无论Googel.cn的命运如何，他们仍然希望留在中国。“重要的是知道我们并不打算退出中国市场，”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当时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们在中国经营出色。这件事只关乎审查规定，和其它任何事都没有关系。”

谷歌其它在华业务要早于4年前开通的Google.cn，其中包括位于北京的研究中心，以及一个销售团队，负责向中国国内广告客户销售位于海外的Google.com中文搜索服务的广告。

李毅中鼓励谷歌继续在华经营：“（谷歌）占了中国搜索市场的30%多。”

“不退出的话，在中国会欢迎，不退出对中国互联网发展也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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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请注意回贴支持与反对的人数比）

:45:15diaowcn 来自广西贺州市
首先，我想不到google没有遵守中国的哪条法律。哪条法律规定了要实行网络审查？相反，google捍卫了我国宪法第35条关于言论自由的权利。

第二，google全球营销约230亿美元，中国方面的收入大约2.2亿美元，1%不到。退出中国对其全球业务基本不存在什么影响。而你爱的百度，全球营销大约4.5亿美元吧，勉强达到google的2%.

第三，叫嚣着“google你快滚蛋吧”。估计你们不知道google docs已经可以做出多么漂亮的文档，也不知道google reader阅读新闻多么方便，也不知道google sochlar有那么多高水平的论文可以抄，也不知道blogger原来有那么多牛人在用中文写文章，也不知道youtube的视频到底清晰youku多少倍，也不知道google code为开源做出多少贡献，也不知道adsense养活了多少中小站长.
你们甚至不知道用google earth去找全面的法国街拍给你们的女朋友YY，对吧？
可能你会用google去找情色信息。没错吧？
作为一个IT人，我很负责地告诉你，baidu在技术上唯一领先于google的地方，一是在于用竞价威胁和盘剥中小站长的钱，二是在于搜索情色信息。

好吧，专门注册了个账号说完了，如果戳到了你的痛处，你可以和人民日报的一样：“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谷歌和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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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 10:00:02kc06 来自河南省郑州市
从李大人抢笔事件，我们该看出google在为我们维护多么重要的权利：知情权！！！

没有知情权，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邓玉娇被推坐后杀人，不会知道石首3万人群起抗“暴”，不会知道一个能采访庙堂盛会的中央媒体女记者会被抢走私有财产。

支持google，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不要永远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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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 10:35:33wsm540123 来自湖北省
一个搜索引牵都不能容忍，言论是他发表的吗！这就是言论自由吗？我是支持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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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 10:07:22minwu1984 来自山西省吕梁市
我对Google实践自己不作恶的承诺离开中国表示赞赏。同时对阻碍中国走向自由，开放的高层官员们表示万分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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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 10:40:18匿名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
中国政府12日向这家美国搜索公司提出了直接的公开挑战？？？
事件我不好说，但媒体的偏向性已经太明显了。政府向一家企业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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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7:13:20xisdong 来自上海市杨浦区
GOOGLE是美国企业，以这次美国政府的表现看，GOOGLE是为美国政府利益服务的，它所扛的言论自由的大旗无非是美国政府的战略工具而已。其实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美国也不例外。如果你在美国，你的言论触犯到美国的政权地位、社会制度、国家核心价值、国家核心利益，你看看会不会有自由，不信你可以试试。美国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袓宗，向来是双重标准。美国人挥舞言论自由大旗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吗，绝对不会。它只不过通过这个战略工具，扰乱别国舆论市场，颠覆别国的核心价值观。不论这个国家是什么社会制度，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防碍它实现其战略目标和利益，都会用民主自由之类的工具来干涉你。而且所到之处，无不造成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这美国一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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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7:01:33dong-nan52 来自上海市浦东新区
企业问题不能上升到政治问题，虽然我也不喜欢当今Z F，但我也不喜欢你谷歌这样的方式，如果布林真的支持言论自由，他更应该将谷歌留在中国，以图发展，但这明显这次退出背后有更深的原因，所以我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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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5:37:15GAOLUDPD 来自北京市
医生说病人拉肚子是由于吃了不卫生的东西，所以医生建议病人把嘴巴封掉，不再吃东西了……限制Google的做法和医生的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比这处方更可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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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4:50:22yc1234 来自北京市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12日表示：“如果（谷歌）做出不遵守中国法律、法令，甚至做出违背中国法律、法令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依据的什么法律的哪一款，哪一条？在中国这些都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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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4:45:42sgqp12345 来自广东省佛山市
从来 不信谷歌会退出中国， 从来不信谷歌会永久放弃中国市场。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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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3:54:49luokai2288 来自浙江省温州市
我为我的祖国感到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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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3:51:01sgqp12345 来自广东省佛山市
从来不信谷歌会退出中国，从来不信谷歌会永久放弃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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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3:50:54ericfong 来自浙江省宁波市
谷歌，我无比坚定的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捍卫你坚持“公平”的自由，捍卫你为自己或者某些集团利益的自由，捍卫你瞎话的自由，更加捍卫你退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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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3:46:08luck667 来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所谓入乡随俗，到了中国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我觉得谷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没有必要太过于强硬的退出中国市场，虽然现在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不高，但明显的是中国的市场很大，潜力也很大。第一、中国现在正在慢慢的加大开放，根据中国的国情，不可能一下子就和欧美一样，中国有中国的实际，如果以事实说话，我讲为谷歌不必要太冲动。第二、如果谷歌是在于美国政府的支承后盾而强硬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也不会太容易退步的。邓小平说过，原则方面是不充许谈判的。那么谷歌在于有政府的支持而支持反华，排华，以及各独立分子，那么，中国政府就更不可能退步！总之一句话，冷静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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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2:33:37xujizh 来自重庆市
谷歌是啥玩意儿啊，没听说过，我一直都用百度的，退出中国对我没影响，留在中国还会是个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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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2:12:52wangjialaohan 来自浙江省温州市

根据本国法律进行审查这是世界惯例。谷歌没必要把商业问题政治化。老老实实赚钱双赢，活蹦乱跳叫板，共党不吃这一套！！“王家老汉”在谷歌上文章大大的多，你老兄无情无义的“私奔”，老汉实在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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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1:53:57brandychen1989 来自福建省福州市
我对Google的气节表示赞许，但是反对Google的离开。原因大家都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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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1:30:37unique531 来自广东省深圳市
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国自古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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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0:40:59huxinyin 来自广西柳州市
对于google的退出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因为它的成功的经验与经营模式对其他国内的同类运营商有很好的借鉴，同时它的成熟搜索功能与服务使它拥有忠实的长期用户，本人也是它的长期使用者。如果google关闭后我会考虑首先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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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10:12:48wpeilin 来自天津市
支持GOOGLE和支持言论自由不能等同，GOOGLE不能扛着言论自由的大旗，愚弄中国网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企业在某个国家不赚钱，自然会考虑放弃，归根结底，GOOGLE也是一个企业而已。与其怨天尤人，不如顺应实时，赚钱的外企多得是，GOOGLE为何不学习一下？

中国盗版猖獗，微软是怎么做的？也从来没听过微软因为中国盗版问题，就退出中国市场。GOOGLE太愚蠢，也让我们这些支持GOOGLE的人失望透顶。

美国政府因为GOOGLE的事情，对中国政府的互联网政策施压。看客想想，奥巴马如何上台？通过GOOGLE，奥巴马获得了为数众多的政治捐款。说到底，也是一个利益使然，为了回报GOOGLE为竞选成功做出的“伟大功绩”，想到这，也就不必再延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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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09:40:30grxsh 来自天津市
本人是GOOGLE的忠实用户，因为它多年来一直是我教学科研中不可或缺的好工具。但骚扰到这种地步，我支持GOOGLE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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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01:30:47sheepdi 来自辽宁省沈阳市
想问一下google真的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言论，新闻自由才退出的吗？google确实技术比国内强很多，用的很方便，但他以审查制度和受网络攻击的理由搞退出很无耻！

如果他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就谈不放开审查制度的话就不进来，那我佩服他；如果他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第一的时候去逼迫政府不放开审查制度的话就推出，我也佩服他。

现在明显是商业的原因在中国水土不服，迟迟没有满意的成绩，却搞了个政治的因素弄的自己多了不起的样子，实在很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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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9 00:51:35yino_g 来自北京市
我们很难得知事情的真相。或者说人们从来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很正常。
但是从宏观层面看看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了呢？
政府当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太正常不过了，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太多了！！真的我觉得政府能够管理成这样子已经不容易了。言论自由有一个度的问题，我国的现状就是这样。人生不就是各种各样的妥协吗。GOOGLE说到底是一个和美国政府密切的美国企业，不谈政治，单说经济因素，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想想，它有可能退出吗？！！30%的中国市场份额，是它一句话说退出就退出的吗？在宏观国家利益面前和您的个人自由之间，请权衡利弊。google你还别惹毛了中国，你不走，把你关了的可能性都有。装什么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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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8 23:41:38qgwlblm 来自四川省成都市
google刚提出退出时，我认为是商业炒作，现在真要退出了，我为之动容!google坚持的是公平和正义，而“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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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8 22:00:08匿名 来自浙江省杭州市
google 威胁退出中国是对中国zf极大的挑衅。如果google退出，国内很多机构和企业可能就无法使用谷歌地图定位。搜索引擎倒在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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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和讯网

中国人一年吃约300万吨地沟油 毒性百倍于砒霜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蒋昕捷

并非故意要倒胃口，但是亲爱的朋友，当你揣着几根油条，坐上清晨第一列地铁上班的时候；当你站在街头大嚼羊肉串的时候；当你给孩子点上一盆香喷喷的水煮鱼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呢？

危险来自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城市的下水道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地方。他们每天从那里捞取大量暗淡浑浊、略呈红色的膏状物，仅仅经过一夜的过滤、加热、沉淀、分离，就能让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变身为清亮的“食用油”，最终通过低价销售，重返人们的餐桌。这种被称作“地沟油”的三无产品，其主要成分仍然是甘油三酯，却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许多致病、致癌的毒性物质。

“你一定也吃过地沟油。”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东平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和油脂工作组组长。据他估计，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万~300万吨。而中国人一年的动、植物油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也就是说，按照比例，你吃10顿饭，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

在一个注重食品安全的时代，理想的状态是，你下馆子，随手掏出一张试纸浸到菜里，过一会儿拿出来跟谱表比比，然后大叫：“掌柜的，换油！”但现实是，截至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一种理想的检测和鉴别地沟油的手段。

一次影响食欲的科学调查

新学期伊始，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9名大四学生就接到了他们的新课题——调查武汉三镇的地沟油状况。

“这是一次影响食欲的调查。”调查小组组长江山说，因为采样是他们的核心任务。于是，这群大学生换上旧衣服，戴上手套，每天趴在餐馆饭店附近的下水道边上。好在是冬天，低温把油脂冷凝为半固态，下水道也没有夏天那么臭不可闻。学生们就用铲子挖出那些“红的、白的”漂浮物，往塑料袋里装。不过，干这些事得小心翼翼，因为导师们多次提醒，“要当心那些回收地沟油的，他们会揍人”。

与大学生的“偷偷摸摸”相比，那些地沟油的职业回收者确实是“正大光明”的。他们只需要一把铲子、几个破旧铁桶，外加一辆电动车就可以满载而归，顶多是天黑的时候多带一把手电筒。

有时候狭路相逢，学生们挖油的举动难免会引来一些敌视的目光，也曾有人过来盘问“干吗的”。学生们很紧张，支支吾吾地说是要“带回去喂狗”。

在调研的过程中，学生们了解到，从餐饮业的餐厨垃圾中提炼1吨地沟油，成本仅300元人民币左右。在他们看来，利益驱动是地沟油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掏地沟油的人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平均掏一桶油就能挣上七八十元。一个人通常每天能掏4桶，回收提炼之后，就算只按食用油市场价格的一半出售，每月也能赚1万多元，相当于高级白领的收入。有人告诉学生们，在这一行，就是打杂的小工，每月也有2500元工资。

由于注重煎炸炒炖的饮食文化和铺张浪费等习惯，大量的餐厨垃圾和由此衍生的地沟油成了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调查中，学生们发现，在武汉，即使只是卖鱼汤糊粉的小摊，每天也要产生15公斤左右的餐厨垃圾。经过估算，武汉市内有大小餐饮店6万余家，每年产生餐厨垃圾约25.2万吨、废弃油脂约12.6万吨。

于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掏地沟油就成了暴利行业。有人垄断了某些餐馆的餐厨垃圾，每天派专人收购。一座城市通常会被划分为好几片势力范围。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竞争环境”下，调查小组的学生们通过“明偷暗夺”的方式，搞到了60多个样本。这些玻璃瓶装的地沟油样本，如今被存放在实验室的冰柜里，上面贴着“川菜馆”、“水煮鱼”等标签。尽管瓶盖紧塞，还是不时传出一些辛辣酸臭的气味，据说这是“不饱和脂肪酸酸败后产生的醛”。

完成了采样工作后，调查小组的学生们顺带考察了武汉的餐饮市场，结果发现，有的早点摊子上赫然摆着两个壶，一壶是贴着标签的好油，另一壶没标签的，″明显浑浊不堪″。还有在大学城外卖羊肉串的，总是拿一个雪碧瓶装油，那些“色泽过于金黄的油”，里面都是沉淀物。

“武汉只是一个缩影。”江山说，在中国数百个城市中，但凡有餐饮业的地方就有回收地沟油的。反过来，因为价格低廉，这些地沟油最终又回流到餐饮业，从街边小铺到五星级饭店，无一得免。

医学研究的成果显示，长期摄入地沟油会对人体造成明显伤害，如发育障碍、易患肠炎，并有肝、心和肾肿大以及脂肪肝等病变。而地沟油中的主要危害物之一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其毒性是砒霜的100倍。

另一个问题是伦理上的。“别人吃过的油，在下水道里变质，再捞上来，人能吃得下去吗？”一位调查小组的成员皱着眉说。那段时间，他衣服上总有“洗不掉的馊味”。调查只用了10天，但他这半个月都没了胃口。

油掺油，神仙愁

自从餐饮业诞生之日起，地沟油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过当它最初被称作“泔水”的时候，通常只是用来喂猪，最近20年才开始给人吃。

在科研工作者看来，治理地沟油的难点在于，经过洗涤、蒸馏、脱色、脱臭等精炼过程后，单从外观和感官上，很难区分地沟油和普通油。不法商贩通常还会把地沟油掺入食用油中，如果含量较少，更是难以检测。

“搞油的人”都知道一句话：“油掺油，神仙愁”。

何东平教授从事地沟油的研究已经有7年，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同时承担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课题——“城市餐厨垃圾中废弃油脂再利用标准的研究和制订”，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能够检测鉴别地沟油的有效手段。

在何东平看来，传统的检测方法只抓住地沟油中的某个特性，但没有一种方法能同时有效检测不同来源的地沟油，导致有时检测误差较大，更有误判的可能。如果地沟油掺入含量较少时，也检测不出来。

比如电导率检测法。因为油脂在烹饪过程中接触了洗涤剂、金属器皿，或长期停留在重金属环境中，因此地沟油的电导率值明显高于普通食用油。在武汉工业学院，一名姓刘的本科生曾经找到一种30分钟内检测地沟油的方法。他通过检测油的电导率，得出地沟油电导率是一级食用油的5~7倍的结论。这种方法对于“泔水油”的检测相对有效。然而它的缺陷在于，仅仅适用于地沟油添加量在20%以上的食品油检测。

另一种是胆固醇检测法。因为地沟油是多种动、植物油脂的混合物，其中动物脂肪中普遍含有胆固醇，而在人们食用的正规植物油中一般不含或只含有极少量的胆固醇。利用这一特性可以鉴别出某些地沟油，但同样要求地沟油的添加量在10%以上。

在武汉工业学院的老师指导下，一名叫王乐的研究生曾经研制出一种蓝色试纸，随着地沟油所掺比例不断增加，蓝色试纸会呈现出黄绿色、淡黄色和亮黄色等颜色变化。这是依据油的“积性”来检测油的纯度，当油中有氯化钠(食盐)时，其积性大，反之则小，而正规渠道生产的食用油中通常没有氯化钠。但这一方法同样受到地沟油的添加比例的限制。

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专门生产“地沟油快速检测试剂盒”的公司。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说明书来看，“对于一些未经纯化的油(比如芝麻油、花椒油等)和加入其他成分的油(如辣椒油)，此方法容易产生假阳性”。

“未来地沟油的检测方法，一定是集合以往经验的综合评判法。”何东平说，单一的手段将不能作为鉴别的“经典方法”纳入未来的《标准》中。

大学生来信建言 建议推广预装手机"绿坝"软件

2010年03月18日 15:16:17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internet/2010-03/18/content_13194221.htm

“扫黄打非”办：７６封大学生来信建言网络“扫黄”　建议推广预装手机“绿坝”软件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８日（记者 璩静）“每个淫秽色情网站都有一个国外邮箱地址，提议先封掉该邮箱地址，以消除网站被封后再通过邮件发送新网址的隐患。”一位在校大学生在举报信中建议。记者１８日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获悉，仅今年１月１５日至２月２８日，全国“扫黄打非”办举报中心共收到全国在校大学生来信７６封。

全国“扫黄打非”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来信有三大特点：一是进一步揭露网络淫秽色情信息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严重危害。二是充分肯定政府开展专项行动的一系列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三是为深入开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建言献策，包括向“扫黄打非”办提供淫秽色情网站查找方案和封堵方法、建议加大网吧整治力度、加强技术研发和防范、建议推广手机出厂前强制性预装“绿坝”软件等。

不少来信反映，在校大学生涉足淫秽色情网站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同学深受其害，通宵或者逃课上淫秽色情网站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个别同学长期沉溺其中，抱着一种“我堕落，我快乐”的心态，荒废了学业和青春，迷失了人生方向，甚至走上了歧途。７６封来信普遍认为，全国“扫黄打非”办为净化手机屏开展了实实在在的行动，成效有目共睹。作为当代大学生，一定要洁身自好，不仅保持自身头脑清醒，还要大力宣传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重要举措，让更多的人参与“共铸绿色网盾”活动。

随着专项行动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在校大学生积极参与这项“网络清洁工程”。据介绍，全国“扫黄打非”办高度重视大学生来信，将进一步加大群众来信受理、转办以及举报奖励工作力度，广泛发动群众，群策群力，群防群治。

中共威胁美国只是幻觉

英国《每日电讯报》资深记者安波斯（Ambrose Evans-Pritchard）近日发表评论文章（China may threaten but its muscle is illusory）指出：中共变的狂妄自大。它将奥巴马的柔性外交误认为是软弱，将美国信贷危机误以为美国在衰弱，并错将其自身的重商主义泡沫当作经济优势。

文章指出，中美关系无疑是共生的，但冲突却不会造成经常所说的两败俱伤，冲突中华盛顿会获胜。中共可以“威胁”华盛顿，但那只是北京的幻觉。

·北京的“强大”幻觉

一个月之内，美国财政部必须裁决中国是否是汇率操纵国，如果裁定是，将触发依据美国法律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这种措施以前也使用过，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失业率已经达到16.8%。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 Paul Krugman）表示：“想要再次回避北京操纵人民币汇率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很难了。如果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威胁，我们不会达到任何目地。”



上周日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两会闭幕式上仍坚持称人民币未被低估。他挑衅说：“我不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我们反对别的国家指责、甚至强迫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 他并且再次要求美国采取具体步骤保证投资者的美国资产的安全。

前些天中共政治局因应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指责”美国政府侵犯工人权利，践踏人权。对此，安波斯写道：中共政治局是不是集体吸大麻？



显然，北京想否认其对信贷危机背后的全球经济失衡应负的部份责任，特别是操纵结构性贸易盈余，并通过购买债券压低美元和欧元的长期利率。西方也有一点混乱，但中共对问题的看法无疑是妄想。

但是北京还愿意增加赌注。它誓言要惩罚涉及美国对台湾六十四亿美元军售的任何美国公司，威胁中国将禁用波音，以及升级台海冲突等。在哥本哈根，温家宝指派一名下属与奥巴马进行谈判，有意羞辱奥巴马。奥巴马很气愤，他说：“我不想再为这个瞎忙活。”这句话概括了白宫今天对中国的心情。

我们劝诫自己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它有可能会成为，但现在还不是。中国被以下国家环绕……日本、韩国、越南、印度，这些都是美国的盟国。它在其四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面临一个难以对付的俄罗斯，许多中国移民渴望在黑龙江对岸找到生存空间。而新兴的亚洲国家、巴西、埃及和欧洲都被压低的中国人民币所带来的出口倾销所激怒。

·二万四千亿美元外汇储备是软弱的表现

北京大学的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中国二万四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 也有的说可以说是三万亿美元，是软弱的表现，而不是力量的表现。在现代历史上一个国家积累这样大数目（占全球GDP的5-6%）的外汇储备，只出现过两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每次都出现在大衰退之前。

这些外汇储备不能用于内部支持中国的经济。他们成了累赘，超出任何水平的宏观信贷所需。事实上，他们是中国的功能失调战略的最终衰败迹象，这一失调的战略即是：每个月购买三百到四百亿美元的外国债券，以压低人民币，拒绝让经济适应贸易的现实。其结果就是工厂投资过度，世界充斥廉价商品。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现在比欧洲的总产量还要高。

西北大学的维克多施警告说，中共地方政府用于拉伸信贷限制的八千辆贷款购买的汽车已建立三万五千亿美元的债务，多数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他说，银行可能需要五万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作为美国的债权人，北京可以施加影响。但这没有什么用。如果中共政治局乱部署其虚幻的权力，华盛顿随时可以立刻关闭市场来切断中国出口型经济的脉搏。到底谁能劫持谁？

任何企图引发美国债券危机的报复都会反弹到中国本身，在极端情况下，可以通过资本管制阻止债券危机。罗斯福在一九三三年改变了规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中美关系无疑是共生的，但冲突却不会造成经常所说的两败俱伤，冲突中华盛顿会获胜。

·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助美国



相反，一九三○年后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滑向保护主义，并没有造成大萧条。一九三○年代的贸易合同比现在来的更加缓慢。斯穆特一霍利关税的教训是，它具有不对称的影响。即会摧毁贸易盈余国：那时是美国（现在是中国）。陷入财政赤字的英国也凭藉帝国优惠策略而成功撤出。 


奥巴马从来没有标榜自由贸易。这个普遍接受的说法在任何情况下都造成对西方国家的威胁。他的高级经济顾问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当你不得不与重商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自由贸易的实践就失去了立足点。

·掩盖罪恶 中共是世界的一匹狼

英国前资深外交官华尔顿（George Walden）曾写道：中共是世界的一匹狼。你不能对一个至今仍在否认、掩盖与删除毛泽东虚无主义的大虐杀罪行的共产党国家政权有任何幻想，感到心安。小心吧。

温家宝眼泪诗歌治国 政令难出中南海 成了“温后主”

自由亚洲论坛

北京“两会”最后一天的总理记者会，是温家宝总理的最佳作秀场所。今年也不例外。

　　根据媒体的统计，温家宝八度引经据典，包括引自楚辞《离骚》的“亦馀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达他的决心。他也引用《春秋左氏传》的“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来表达中共用一千多枚导弹对准台湾只是小事一桩，一点都不会伤害兄弟之情。

　　温家宝还用诗歌般的语言吟咏“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来表达他对穷人与弱势族群的关心。

　　如果这些是温家宝第一次在记者会上的表现，或会感动许多人，可惜这不知道是他第几次的表演，因此感染力越来越弱，而反感成分越来越多。有境外华文媒体吹捧温家宝“博学多才”，然而温家宝有这样多的幕僚，记者提问又是回避敏感问题，事先就有默契，从故书堆里找出几句经典出来，有何难哉？那个被捧为“技惊四座” 的英文翻译，既然事先知道温家宝要讲甚么，又有甚么奇怪？

　　不过温家宝把精力放在这些“文采”上，而不是治国，是不是本末倒置？而且使人不禁想起，他会不会因为把太多精力放在吟诗作赋与对时、事的滥情上面而成为“温后主”？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治国的总理，而不是发情风骚的总理，后者只能成为亡国之君。

　　我们再看，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刚刚表示“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提出了四项政策，然而3月14日记者会开完，15日1天，北京就拍卖成交 6块土地，其中3块被公认为是新“地王”。这种胆大妄为的“顶风作案”，无疑给温家宝打了3记耳光。制造这些地王的是3大中央国有企业：中信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和远洋地产。连国防企业都投身地产，可见房地产业的吸引力，比买卖军火还要赚钱。

　　他们敢于这样做，除了是太子党的政经势力外，也得到国务院各部委的支持。除了3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央行毋须再推出压抑楼市价格的新措施之后，中国公布的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达2.7%，创下近一年半来高点，加深金融市场对官方加速升息的预期心理，可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14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式前，被现场媒体问到何时调高利率时说：“是否加息还不是根据现在已经出来的CPI的数字，而是根据我们提前有个预测的数字。”问题这是甚么数字？怎么可能与CPI数字没有关系的黑箱数字？不过他们说出这些话的用意却很明显，就是要炒家放心炒楼、炒股，银行也会继续注资，新的“地王”才会继续出现。

　　北京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微博上说：“聪明的北京市政府有效的将土地招标工作推到两会之后，勇敢的再创天价地的新记录，四环之外的望京高达二万九千多元的楼面地价明显的是在与温总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精神在唱对台戏，成功的再一次推高城市整体的楼价水准，北京又为全国的楼价上涨做出了证明和榜样。”

　　这也道出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连天子脚下都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再次证明温家宝“令不出中南海”，以及“批示治国”、“眼泪治国”？因此最后只能靠记者会上的“诗词治国”了。既然如此，他所宣示的一切，包括缩小贫富差距，与“让利”给台湾，又有谁会把它当一回事？

　　如果温家宝是被架空的总理，就不如辞职算了，何必做这种丢人的总理？如果他还“无悔”恋栈，只能说明他与这些炒家及央企是利益勾结关系，由他负责政策推行与利益协调。不过这样下去，将造成民怨沸腾，温家宝会成为“温后主”，别是“最是苍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在華外企﹕與中國關係正在變味

華爾街日報

外資企業說﹐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正在變味﹐因為更加強硬的政府政策和日漸加劇的國內競爭令中國這個全球最重要市場之一對跨國企業的態度不再那麼友好。

有長期在華經驗的管理人員、律師和咨詢師在接受採訪時都將上述現象的原因歸於一些發展變化﹐他們認為這些情況令許多外國公司在中國更難取得成功。他們說﹐這些變化表明中國政府正在重新評估其長期強調對外國企業開放經濟的做法﹐並逐漸傾向於助長知名的國內公司。中國的對外開放集中體現在2001年為了加入世貿組織(WTO)而推行的一些變化。

在最新一起針對外國企業的抨擊行動中﹐浙江省有關部門週二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眾多西方大牌服裝的質量﹐其中包括愛馬仕(Hermes)、湯米•希爾費格(Tommy Hilfiger)和范思哲(Versace)。

下週﹐中國美國商會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將公佈對會員進行的一項新的調查﹐預計報告將為市場情緒的低迷提供證明。

科技企業高管說﹐他們對去年底出台的政府採購規定高度關切﹔該規定將有利於有“自主創新”的本土供應商。如果規定得以實施﹐有可能會限制外國企業贏得價值數百億美元的電腦、電信設備、辦公設備等產品的採購合同。

2月1日起施行的《專利法實施細則》有可能會增加外國創新型企業在製藥等行業的在華成本﹐讓有關部門可以迫使外國製藥企業以政府設定的價格授權當地企業生產。

數個行業的企業高管都說﹐中國入世帶來的開放自由正在停滯下來。外國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板生產商說﹐他們被關在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大門外。據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數據﹐監管壁壘實際上限制了外國企業參與保險業：截至去年6月份﹐外國企業在中國人壽保險市場只佔有4.7%的份額﹐在財產保險市場上只佔有1%。

美國律師事務所Schwabe, Williamson & Wyatt律師孟德爾(Fraser Mendel)說﹐我支持中國﹐我喜歡在中國做生意﹐不過我對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感到非常擔憂。

中國官員不理會有關外商投資環境惡化的抱怨﹐不過有跡象表明高層領導開始注意外商的關切。據一位與會人士說﹐商務部長陳德銘本月召集20多家跨國公司的中國高管開會﹐作為一個傾聽、聽取他們關切的機會。陳德銘承諾﹐中國將堅決繼續開放市場﹐不過他也批評了西方的保護主義。

週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承諾﹐中國將“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他承認﹐他與外商的接觸還不夠緊密﹐並承諾力求能多增加一些同外商接觸的機會。

很多外國企業高管說﹐他們看到﹐在中國於衰退期間舉世無雙的表現和對西方經濟管理制度的新的不屑的推動下﹐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位於北京的咨詢公司BDA的董事長鄧肯 (Duncan Clark)說﹐經濟危機和低迷讓那些一直反對開放市場的人膽子變大了。

民族主義的跡象在國有企業被扶植成行業“全國冠軍”上表現得很明顯﹐這常常是以犧牲中國私營企業和外國企業的利益為代價。從航空公司到煤炭開採到乳製品﹐政府政策都在擴大政府的作用。

一年前﹐在外國批評人士稱之為保護主義的舉措中﹐中國監管機構拒絕了可口可樂(Coca-Cola Co.)對中國匯源果汁集團有限公司的收購提議﹐說這可能會把較小的企業擠出市場﹐導致消費價格上漲。這兩家公司加在一起只佔中國果汁市場的五分之一。


去年七月﹐英-澳礦業巨頭力拓(Rio Tinto)的四名管理人士被拘留﹐他們先被指控竊取了“國家機密”﹐此前全球礦業巨頭和中國鋼鐵行業就鐵礦石價格展開了密集談判。力拓否認這幾個人有不當行為﹐他們目前正在等待審判﹐但所受的指控已經降格為行賄和竊取商業機密。

谷歌(Google Inc.)的苦惱彰顯了外國在華投資企業的焦慮。這家網絡搜索公司一直被中國互聯網審查方面的法規所困擾﹐它今年1月12日威脅說要撤離中國﹐此前該公司稱由中國人發起的黑客襲擊行動滲透進了該公司的電腦網絡。還有幾十家跨國公司受到了此次黑客行動的襲擊。谷歌預計很快會關閉其中國網站 Google.cn﹐任由中國本地企業主導中國有四億網民的互聯網市場。

美國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駐北京的執行合伙人羅斯(Lester Ross)說﹐谷歌事件已經產生了日益明確的影響。他說﹐此事使政府、企業董事會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群體意識到在中國做生意的困難。外國投資者一直在抱怨中國不規范的法律體系和監管環境。當中國還是一個新興市場時﹐這些僅僅是可厭之事。而今天﹐巨大的中國市場對西方大型跨國企業的健康發展已經起著重要作用。西方企業的管理人士說﹐如果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失利﹐它們的全球地位將受到削弱。

新專利法規所規定的所謂強制認證並非中國所獨有。但中國的製藥行業為國有企業所主導﹐西方律師擔心相關法規會對這些企業有利。其中一項條款規定﹐企業需將其在華創造發明所獲利潤的至少2%支付給其中國雇員﹐除非這些雇員明確放棄這些權利。孟德爾律師說﹐這一法律對在華運營的跨國公司施加了眾多新規定。他說﹐你不再對你研發設施中出來的東西有絕對控制權。

記者在撰寫本文時採訪的企業管理人士們拒絕公開發表評論。去年12月﹐一批來自北美、歐洲和亞洲的共34家企業致信中國政府的三個部委﹐抨擊了政府以產品本土創新比例的高低來決定其在政府採購中優先次序的做法﹐稱這是歧視外國人。

中國政府雖然否認相關法規是歧視性的﹐但已在正視這一問題。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Gary Locke)今年1月在一次演講中說﹐最近的事態提醒我們﹐外國和美國公司在華開展業務依然面臨著挑戰。他說﹐中國在增加透明度、提高可預見性和致力於法治方面需要繼續邁出大步。

有些人則更為樂觀。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去年對其會員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3%的受訪者對其未來五年的在華前景持“樂觀”或“某種程度的樂觀”態度。該委員會中國負責人普爾 (Robert Poole)說﹐中國的某些政策確實令人擔心﹐但繼續改革開放依然是中國的普遍主題。

在中國的一些領域外資企業並未受到多大妨礙。大眾汽車(Volkswagen AG)和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Co.)等汽車生產商去年從中國汽車市場的快速增長中獲益匪淺。但國有媒體報導﹐中國政府計劃將本土品牌汽車在中國轎車市場的佔有率從去年的44%提高到 2015年時的50%以上。

對許多在華跨國企業來說﹐今天的利潤是多年投資的結果﹐而這些投資許多都是在政府吸引外資政策的鼓勵下進行的。現如今﹐就在這些企業進入一個巨大市場的夢想正在變為現實之際﹐中國卻已繁榮到了不再需要那麼多外資的程度。外資企業的投資增長速度要比中國其他類型企業的投資增速慢得多﹐2009年外商投資額只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8%﹐而1994年最高峰時這一比例為6%。

北京一直懷疑西方想阻撓中國的經濟崛起。分析人士最近指出﹐這種不安全感增強了那些想限制外資在華經濟實力的中國領導人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的羅斯說﹐中國有開放政策的支持者﹐但正有更加響亮的聲音促使中國變得更具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

—— 原载: 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