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农民都是傻瓜

黄章晋 @ 2009-1-3 14:44
http://www.bullog.cn/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263196.aspx

　　中国历史教科书制造的一个最大神话就是，在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土地将迅速被兼并，然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最后变成一无所有的流民。所以，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是万万不可动的好制度，因为将土地平分给农民，但产权又掌握在国家手上，农民便不至于在经济困难时随便卖掉土地，而丧失了最后的基本生活保障。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温铁军先生，这位被称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三农问题”专家，整天以农民进城会制造可怕的混乱来吓唬城里人，他持此观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反对“十八亿亩红线”的茅于轼老先生居然也信了这个道理。
　　农民作为国家的佃户时，土地是其生活保障，而农民作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时，反而没有了保障，这个悖论，被秦晖已阐述过无数次。但依然有人相信这个逻辑，想来，这些时刻担忧着农民的人，首先就认为，中国农民是一群傻子，拿到土地后就会换酒喝就会打牌输掉，然后一无所有。如果中国农民都是这样一种有钱就花好逸恶劳的泼皮，怎么会有上亿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难道那些祖祖辈辈与土地交道的人，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居然还不如城里人？
　　中国农民是典型的小生产者，每个家庭就如一个企业，相比城里那些在单位、在企业、在写字楼上班的普通人，农民对自己生产、生活以及收支安排，天然有着更丰富的安排经验和规划管理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是中国最接近企业家意义的一个群体。仅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看，你也不难发现，中国的企业家，从农民、城市小生产者转变而来的人，远远多过从大企业大单位脱离出来的普通职员。无怪乎列宁曾警告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
　　当然，中国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在自由交易的小土地私有制下，最终会出现土地被不断兼并的趋势，到了一定阶段，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社 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就会爆发导致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而每个新王朝建立后，又会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循环往复。中国历史王朝更迭治乱循环就是这么一回事。人们对土地私有化最大的恐惧和反感，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历史研究的实证却与上述说法有异。美籍史学家赵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通过文献收集整理发现，自宋至民国，小土地私有制下的中国，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不断增大然后又重新开始的循环。如果一定要说存在什么规律，那么只能说这个基尼系数是在非常缓慢的下降而非不断上升的。
　　原因很简单，即便存在土地不断兼并的趋势，由于中国并不存在长子继承制，一代人好不容易兼并的土地到了下一代又会被分散，而且，如果土地宝贵，又有多少人会轻易出售？今天，中国农民有了三十年代土地承包制经验，如果土地真的有收益，他们难道不懂得，即便自己不愿耕种土地，不可以采取转卖长期租赁使用权的方式吗？
　　中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民，但与流民大量出现相伴的，是大量土地被抛荒，这些土地事实上并未被周围的邻居乘机兼并，因为这往往是一地的集体行为。农民抛荒的直接原因是无法承受沉重的税赋，种田已如此不合算，还不若去抛弃田产离开家园去当流民。除此之外，便是罕见的意外自然灾害。
　　坚称土地私有化会迅速造成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失地游民，使社会急剧贫富分化的人，喜欢横向比较举例南美和印度，其实在这些国家，土地集中和大量城市贫民的原因，完全与土地自由交易完全无关，它是殖民统治时大规模圈地的历史遗产。在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起点就是严重不平衡的，而中国的今天则截然不同。
　　当然，中国今天的土地承包制下，土地的分配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样公平。而在中国古代，虽然私有土地的自由交易不造成兼并，但权贵却能凭借政治特权迅速地大规模兼并土地，——如果有人认为这也算自由交易，那我无话可说。今天，同样的威胁依然存在，有些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使农民更积极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土地，这无异于说，一个人有了私有财产，便可有力地抵御强盗一样。不过，这个可以留待后面来说。
　　与农耕时代相比，今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已大幅提升，同样一个人，在农村经营一小片土地，当然远不及进城打工所得更多，因此，人口从农村不断流向城市，乃是势所必然。这与农耕时代一旦大量人口从土地流出，便意味着他们找不到饭碗，社会将出现危机，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如果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与城市工商业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大致持平，只有两种可能：一、完全断绝粮食进口，不断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使从事农业劳动者通过单纯的农产品价格上升而非生产效率上升，达到与城市工商业二者同样的回报率；二、让人口自由流动，使农业生产者的人均耕作面积大幅增加。
　　前者，意味着彻底阻断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要使农村享受到与城市同样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现代化设施，整个社会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而后者，并不意味着需要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是农民把土地卖掉或土地被兼并后才能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因为离开土地的农民，完全可以像今天国家与农民签订长期承包合同一样，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承包给农业经营者。
　　当然，土地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农民就真能更有效地捍卫其个人财产，虽然，这比起村委会和乡领导直接就替他们当家做主，要好得多。但是，仅就今天土地承包制下就已存在相当的土地分配不公平来说，土地私有化，依然存在大量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甚至是制度性的建设。不过，这是怎么分的问题，而非分与不分的问题。
　　而到底怎么分，相信中国农民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和意见，他们才不是傻瓜，黑龙江富锦等地的农民不就自己先做了决定么？虽然，他们最终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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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茅于轼文章

假如土地允许自由买卖

茅于轼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是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然而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Smoking 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的积聚使拉及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驾车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已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借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里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了土地政策具有非常的重要性。从菲律宾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编辑：陆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