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光：悖论言说
这几年来，国内的学界，尤其是传媒研究界，流行所谓"国家形象"的研究，几乎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尤其是2008年，一系列事件牵动着各中事关"国家的话语神经。这个话题的常见问题包括：为什么西方媒体总是"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如何才能建构我党和我国政府所需要的"正确的"国家形象？大众媒介如何才能更好地为这个目标服务？
我并不想去争论这个问题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而是想看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逻辑，以及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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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这个词本身，本意指一个人在别人眼中所具有的一种面貌或者印象。很多时候，这个形象，其实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产物，就是所谓"镜中自我"，就是去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形象。
如果把这个大致的界定套用到国家上，那么提出形象的问题至少说明：中国人其实非常在乎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由于这种渴望了解别人想法的心态是如此急切，以至于他急不可耐地在自己的脑子里想象别人会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当这种心态与长达两百年的民族主义的被迫害和被蔑视者情结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样一种强迫症：自大无知的西方世界，总是要丑化我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魔鬼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当他把西方叙事中的"丑化"倾向，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和谐"的信息秩序相对比的时候，他的这种被丑化者情结更加强烈了，内心的愤怒也就更加疯狂地燃烧起来。
悖论在于，国家形象问题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它诅咒的对象和期望获得抚慰的对象，都是西方。它指责西方"妖魔化"了自己，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宣布中止对正名的强烈欲望，没有宣布不再在乎西方的"正面呼应"。前者似乎表明了这个国家及其主体性是强烈而不容置疑的，但后者却又立刻解构了这个主体性。前者是自尊的凸现，后者却又隐含着自尊的缺失。这正应了一个常识，自大总是与自卑比邻而居。这个突出的逻辑矛盾，在当前的研究中非常突出，如果它们还能算作研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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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是一个话语的建构过程，换言之，它反映的并不是一种现实，而是对现实的建构，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事实。就像每个人心中有一部不同的《红楼梦》，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不同的美国。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激进分子眼中的美国，与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眼中的美国是不同的。
所以，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反映现实的问题。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现实是权力的产物。但从一个理想的状态看，现实应该是主体间相互建构的产物。这就是说，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创造了彼此公认的现实，所谓想象也应该包括在这个现实之中。权力只是扭曲了这个过程，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现实的建构性。权力的作用是使得这个建构过程更加扑朔迷离，而不是打破建构的叙事。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大部分国家形象的论说，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形象问题看成一个事实的问题。"妖魔化"的说法，就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事实被扭曲了，现实应该有一个真相。但这样的前提，在建构的观点中，是一厢情愿的。如果命题的知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样的命题还有什么价值？他除了能够增加我们义愤填膺的民族情感和对"敌人"的仇恨之外，除了能够为官方的政策提供修辞注脚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它除了把自己变成一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外，对于增加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的世界观，其实一无是处。最关键的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形象问题，是个死结，是个无解的绝望的结局，因为"误解"（或者民族主义意识所喜爱的标签：别有用意的抹黑）是无穷无尽的。从对应论的世界观出发，企图去彻底消灭这种差别，实现信息沟通的和谐世界，就像要在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一样，无异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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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为什么被 "妖魔化"的总是我们？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这么在乎自己的形象？《环球时报》和《国际先驱导报》那样的以"妖魔化"理论为旗帜的媒体是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这就像许多人反思苏联倒台和东欧剧变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这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捣的鬼。而从不会想：为什么被和平演变的总是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吗？如此之大的优越性为什么还是抵挡不住"和平演变"？那不只能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吗？
之所以必须要这样提问，在于提醒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善于从自身内部去分析，而不是一上来就找外部借口。目前所见到的所谓"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停留在这样的思维层次上。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敌人"是天生要敌视我们的，所以他们要摸黑我们，所以他们要扭曲报道。这就是中国国家形象问题的来源。
可是，果真如此吗？即使不能说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利益的差异和较量不是主要的因素，但把它说成唯一的原因，不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修辞惯性。这种逻辑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忽略了形象是主体间的产物，不绝对是别人的问题。它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千年历史，以及作为一个***极权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它忽略了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法制、政治制度、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要素，对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国家的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如果省略了这些历史性的和制度性的内因，而去单纯探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修辞，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因为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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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中国，常识是除了诚信之外最缺的事物。在所谓"国家形象"问题的讨论中，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国家等同于党和政府。前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几千年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几十年的政权。就像我们看到的类似"国庆XX年"这样的错误一样。
于是，很多所谓的"国家形象"的"研究"，实质上是对政权在国际层面上合法性的一种修辞和包装策略的论证。考虑到当前的党国现实，不难理解，没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人，是如何迫于学术体制的压迫，而就范于权力恩宠的阶梯之下的。
由于这种不能挑明白的制度困境，"国家形象"的"研究"最后只能变成一种指责，指责西方的"新闻自由"以及"客观独立的报道"是虚伪的，是假的。可是，指出别人患有痔疮，就能治好自己的痔疮？就能说明自己是纯洁的？
恰恰相反，这并不是什么重大发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绝对的新闻自由都是不存在的，绝对的客观独立也都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这个路人皆知的事实，并不是什么新闻。它之所以此刻变成了研究者和政策宣示者们的"重大发现"，在于它为构建"仇恨"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此处极端缺乏新闻自由和客观独立报道的现实提供了借口。这种心态不是把自己瞄准一个更完善的标准，而是把整个世界拖到和自己一样低下的水准。
可是，这样的逻辑很光荣吗？很理直气壮吗？还是很无耻？
无论新闻自由，还是客观独立的报道原则，从来都没有宣称自己是绝对的。相反，它们承认自己的限度。原因在于，它们都是人的产物，都是在人造的特定制度下运作的。但它们并不因此就没有价值，也并不因此就可以与专制制度下的新闻钳制和言论压迫相提并论。西方媒体和舆论在国际上之所以始终占有优势，始终能够把握话语权，除了政治经济上以及国际秩序中的道德优势等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坚持了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自由、客观、真实、独立的报道，它的力量并不在于它能够绝对的实现这些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是美好的，是值得追求的，是不容否定的。这就是理想的力量。理想的美好，并不因为现实的不完美性而丧失它的价值。
那些用一种仇恨哲学来批评新闻自由和新闻职业信念的人，恰恰是一些丧失了理想追求的人。他们臣服于现实的牢笼，迷失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也因此，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仇敌"为何总是能够占据优势。
“如果省略了这些历史性的和制度性的内因，而去单纯探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修辞，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因为无耻。”——说的就是下面这样的。
附：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论“国家形象”
美国人给中国人上了一课 中国外交需更多造词
适时的外交概念创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外交战略，在这方面美国值得我们学习
日前，一位美国朋友在和笔者讨论奥巴马外交新政的时候说，其实奥巴马不见得会和小布什有太大的政策差别，毕竟美国对这个世界的要求以及自己拥有的手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白宫新人入住，一定会发明出不少新概念，用“新词”把美国的政策“重新包装”一下，凸显和前任的不同，给世界带来一些“新意”。
美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坚持大战略不变的前提下，不断推出外交新概念，总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来吸引眼球，原本就是美国外交决策和顾问圈子干惯了的事情。美国人先把中国称作“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进而参照印度人兰密施的“中印共舞/龙象共舞”（Chindia）发明出一个“中美共治 ”（Chimerica），却始终不肯同意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也不肯把恐怖分子嫌犯交给我们。自中国在美国的世界天平上重得让美国再也无法忽略那天起，美国对华遏制加接触的两手战略便从来没有改变过。
也许我们有时会觉得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有点不够真诚，但必须承认，美国不断用新概念“圈住”我们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多年来，美国人正是在自己强大硬实力的基础上，在保持对华战略基本面不变的前提下，利用灵活多变的外交概念调整牢牢地把住了中美关系的话语权的。我们可以不认同美国的对华防范心态，也可以反对美国对华的很多具体政策，但我们却不能忽视“概念外交”的巨大作用。
中国需要更多原创概念
在中国不具备推行“软实力”的“硬实力”（这两个概念也是美国人的发明）以前，谈论概念外交或许有些奢侈。其实也未必，半个世纪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创造出的概念也曾在国际关系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有些概念还一直流传到现在，比如说“三个世界”、“东风压倒西风”等等。更何况如今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完全有能力让世界更加认真地倾听自己的声音，尽管有的时候别人还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比如著名的“不折腾”。直到今天，这个词也没有得到精辟的英语翻译，但西方和全世界还是领悟到“buzheteng”背后所蕴含的东方式沉着。
我们需要更多的“buzheteng”，就像美国人不断需要发明出“smart power（巧实力）”这样的新名词一样，并不在于这些“新词”能让人从中体味到我们外交战略的调整，而在于适时的外交概念创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外交战略。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保持了惊人的长期稳定，这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保证。然而，即使是一个50年不变的政策，也需要不断地“重新包装”，以强化人们的记忆，加深别人的印象。
外交理念需要深入人心
这正是美国人的拿手好戏，比如说约瑟夫·奈的新词“巧实力”，其实不过是要求美国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得更聪明而已，一个战术的层面的概念，经过包装，却被抬高到“大战略”的高度。
而在战略的确需要调整的情况下，推出新概念就更加重要。还拿美国人说事儿， “9·11”后的《通过为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犯罪提供适当手段来团结和加强美利坚合众国法》如果不是被精心安排得，能够将其英文首字母缩写为《美国爱国者法》，其命运将会如何？“任何严肃的项目，简称都是首先要确定的，甚至在付诸实施前尽人皆知”----美国政治的这一传统做法不但适用于美国的立法，也应该被借鉴于中国的外交。
考虑到中国在话语权方面并不占据优势，这一点甚至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用一个能让人一目了然过耳不忘的词汇概括我们的战略，别人便会来给我们的外交政策“起外号 ”，就像西方用龙和熊猫来指代中国的两种战略走向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误读----熊猫是温顺的面条师傅，而面条一样的龙则四处吐火。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类比，还如何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呢？
其实，概念创新原本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自远古时期起，这一套便被所有大国娴熟地运用着，从17世纪法国人对“天然疆界”的追求到19世纪英国人对“ 光辉孤立”的崇拜，概莫能外。外交并不仅仅是“怎么做”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外交官、学者乃至于民众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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