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令西方震惊的中国司法“透明度”

英国人阿克毛•沙伊克因走私毒品在乌鲁木齐被执行死刑一事引起德语媒体的普遍注视。各报都提到沙伊克患有精神疾病的种种迹象，《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法庭审理的一些内情：

"2008年沙伊克一案首次在乌鲁木齐法院开庭，审理仅用了半小时，就以宣判死刑结束。据说庭审时，沙伊克的自我辩护语言毫无关联，稀奇古怪，引得法官们哈哈大笑。争取全球废除死刑、名为'缓刑'的英国救援组织应当事人家属的请求，派出一名心理鉴定专家前往乌鲁木齐，但司法当局不允许他与沙伊克接触，也不让他进入法庭。请法院委派一名自己的心理学家，法院认为没有必要。

尽管中国法律规定，被告作案时有心理疾病、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情况下，可以减轻或甚至不处于刑罚，但乌鲁木齐法院2009年10月二审时仍然批准了死刑。"

《世界报》发表评论指出，"伦敦和西方震惊的真正原因并非残忍的死刑本身，不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欧洲人使用死刑的问题，而是法官们判决时没有透明度"，该报接着写道：

"沙伊克一案并非政治案件，为什么法院不允许公认的医生对他进行检查？法官们会失去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北京领导人不允许外国人看到他们判决时手里的牌，毕竟这是国家政权的保障之一。中国的司法部门每年宣判的死刑超过了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但是它十分胆怯，不敢使法庭审理具有透明度，这些审理早就不按法制进行。"

《南德意志报》一天内发表三篇文章，介绍了沙伊克一案的来龙去脉。其中的社论从中国政府不理会英国政府的多次呼吁谈到西方与中国打交道时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巨人。每当它因外交政策或国内状况受到批评时，就会做出火冒三丈的反应。对显而易见的政治争论，如货币政策和气候谈判中的减排问题，它总是以敌视和粗鲁的态度做出回答。中国在国际交往中表现出政治上的不成熟，不符合其地位和意义。在一个互相交织的世界，念念有词地警告别国不要干涉其内政是荒谬的空谈，因为国内状况对投资决定或政治合作起着重大作用。

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不懂得平衡，它的领导往往缺乏外交灵活性。他们判处一名反对派人士多年监禁，却不许别人批评。要求调查处决人犯的背景，中国的发言人却称之为干涉。对会见达赖喇嘛的人，中国政治领导人用抵制手法进行惩罚。不过，人们的愤怒不会因此消失。恰恰相反，中国将很快感受到，做一个不受欢迎的霸王是什么滋味。"

摘译：王羊

责编：乐然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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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随想（一）


岁末随想（二）

作者：看客101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也太过荒唐，像我这样的懒人早已有了“夫复何言？”的颓唐。岁末再遇宪章高潮，端的是郁结于胸，无由抒发了。

老稀在我的上一篇东西的回帖里说：下一篇是好消息了吧。恕我眼拙，今年没看到啥好景致。隆重救市、泡沫高涨是经济情势上的大观；国进民退、公然掠夺私产是对刚刚开头的经济转型的反动；百业凋敝、全民投机，官权经济的恶果已成。唱红歌已是不知所云，以黑打黑更是罔顾法律，乱象纷呈早已不分朝野。胡温乱政的成果从今年起将逐步摆在表面。

在小钟同志“代表”小帮菜们在芦区犬儒的时候，我经常到一些论坛、博客和QQ群里浏览，在那里感觉到的气氛很是不同。这使我对小帮菜里盛行“犬儒”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在一个群里我说变革的基础应该是在体制内外、政商各界最大限度的达成共识，那就是“抑制官权、遵行法治”。立刻被一帮小帮菜们群起而攻之，攻击的理由是，和既得利益集团还有共识，那不是胡说八道吗？如果不是老面孔，被骂成5毛恐怕是难免的了。看来小帮菜们和老帮菜们一样，观点差异还是很大的。

道德、正义的必要性想来是没啥争议的，道德基于正义，正义基于人群对于“和平”和“善”的需要，这是道德、正义的功利性的本源。柏拉图时代的正义观就有这样的内容：因为不正义之害大于其利，为了趋利避害，人们开始订立契约和法律，凡是遵约守纪的就叫做正义。《大学》里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还是以利说义，可见说服者内心最能接受的还是利。到了康德，人自身、人格的提升与完善就成为目的了。而保障意志自由并赋予人以唯一的天赋自由法权，以让人能够自由、自主、自觉、自律地成其为人就成为不二选择。“因为正是纯粹实践理性为人自身颁布先天的道德法则，让人能够摆脱来自内部本能欲求和外部经验条件的强制，不计成败利钝地只按照那种你同时能够愿意其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的行为准则去行动。只有这样的行为才能够算作是道德的行为或德行，才能够具有道德的价值或德性的价值 ”。当代的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则作出如下论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作为整体的社会福利也不能加以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多数人享受更大总量的好处会优先于少数人的强迫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量。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尚无一种更好的理论，同样，一种不正义之所以被容忍仅仅是因为必须以此来避免还要更大的另一种不正义的发生。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

道德、正义的功利性只在于它是群体对“和平”和“善”的需要，它从来只是群体的功利。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利害还是个人的“满足感”的计算都与道德、正义不相容。因为出于那样的计算而来的“善”难免有始无终，缺乏体现道德正义必须的真诚，最终不免陷于“你的道德不是我的道德，你的正义与我何干”的无道德、正义的蛮荒状态。

中国的道德犹如其文化一般，一直未走出依附皇权的“文官文化”的窠臼，秦汉以来尤其如此。因而关于道德的言说从来就不曾产生康德、罗尔斯那样的对道德和正义的本源性抽象思考，后一种思考给与道德和正义的神圣性是与人的天赋权利相伴随的，这理所当然的成为现代文明中关于文明和野蛮的分界。两千多年的文官文化的道德宣教因为将“义理”与皇权的刀斧拴在一起，不免失之于虚伪，其效果也就不免于伴随着血流成河的“礼失求诸野”的轮回了。这几十年的“伟光正”宣教更加地等而下之，它不仅将其存在的合理性赤裸裸地与手中的刺刀相连接，甚至抽取了人类世代相沿的基本伦理。“伟光正”的长期盛行导致大众的道德幻灭感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以这种效果证明道德正义的虚无是荒唐的。

人类在思考道德正义概念之初有可能是从个体的功利出发的，但这个概念的产生必然地要经过从个体功利计算到群体功利计算的升华。这其中伴随着尸山血海。人类文明得以传承的基础就是继承前人的文明结果。因而退回到从个体功利算计道德正义的年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不可能将千万年来的杀戮重头来一遍一样。

前几年就关注房地产和所谓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那时候就有些“激进”的论者说，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只是在经济领域解决了。前段时间在网上下载了张博树先生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蔚为大观。体制内的学者同样在为这个国家寻找出路。前两天看到张博树先生被辞退了。看来胡温在思想界的清理正在加紧。

这几年体制内外对经济领域的乱象的抨击每每追溯到政治改革，并非他们没事找事。这几年他们对政治、经济的悖乱甚至走回头路的担忧在今年越来越被证实了。要说功利计算上海人应当是最精细的了，所以当上海出现成批的上访专业户的时候我很是惊讶。前几年的拆迁受害者多是农民和下层的市民，现在连成功的商人也难免受害了。高智晟代理的小油井业主早已经成为上方专业户了，温州的矿主也被勒令变卖了，据称损失不下百亿。城管逞威在当今早已经不成新闻了，现在的论坛上如果上个这一类的帖子，估计点击率高不了。今年的新节目是派出所、看守所死人，躲猫猫热闹了一阵子又来了鞋带上吊。这一类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涉事的公权力一方主导者“调查权”，网民们甚至平面媒体的“质疑”一律是隔幕猜景，绝无通过第三方调查真相大白的可能。在这个官权恣肆的世道，官老爷们似乎是最牛气的，09年底，这个说法应该被质疑了。被称为史上最残忍的自杀案居然发生在一个常务副市长的身上，据称他的死因是坠楼自杀，他身上有如下伤痕：“杨宽生腰部有两大块淤血，大约有200毫升，后背上有一个人的手印，而且杨宽生手腕被割断，颈部有三四处刀痕。另外，杨宽生的背部和两肩部都有挫伤，左胸肋骨断了三根。”带着这些伤痕副市长从楼上跳下来了。据官方解释：他自杀的决心很大。副市长的夫人跑到广州才敢开记者会，提出家属的质疑。现在据说拿到了遗书的复印件，其他的遗物据说大多是对组织上说的话，就不给家属了。重庆的前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在牢里自杀了，家属也很是疑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该吐的赃款都吐了!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他却为什么要自杀？”在家属的要求下，公安部门放了监控录像，看了乌小青死前监控录像的家属回忆，录像带中关键的41分钟，出现了谜一样的静止画面，画面中无人员活动……。这个月媒体上报道的自杀官员有五个，官方学者说：官员不是自杀率最高的群体，这我相信。不过这些景象说明当今乱世没有谁能够安枕，那是一定的。

杨佳在上海的遭遇实际上在当今中国不算什么，只是遇到的是认死理的小伙子，于是就发生了一命换六命的血案。这个案件后，理智如老芦者深恐被鼓动起来的民粹主义的暴行。这实际上大可不必，不管是一命换几命，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拼命，人不到绝境是不会这么做的，作出不要命的事情也不是鼓动能起作用的。杨佳之成为“英雄”，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对这社会还能有起码的公正感到绝望。在这个案件的网上议论中，不少上海人还是为上海警察辩护的。今年的“钓鱼执法”事件出来以后，实在是辩无可辨了，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在上海已经存在几年了！在这件事上，上海的“执法者”倒是一视同仁的见谁宰谁，受害者多是上海本地人。

刘晓波先生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以党代政”、党“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这没错。这在八十年代关于政治改革的议论中就有类似的说法了。他提出的宪政主张不过是文明社会的常识，要求在中国实现这种主张也只是要求还政与民的正当呼吁。所谓宪章也就是个改宪建议而已。它说的是我们应当怎样，并没具体的说我们如何怎样！那里谈得上煽动什么？按照我们应当怎样的主张，我党若是开明，自己拿来就能使用。实际上按照十三大报告向前走两步就是这个结果了。

晓波先生写文章的时候看到了“独裁大厦的裂纹”，这裂纹日深日密，连愚钝如我者也看见了，晓波出手正其时也。只有将公权力置于政府、民众一体廪尊的宪法之下才会有对公权力的真实制约，只有将政权的主人由党换做公民，才能有那样的宪法，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晓波之说何错之有？宪章刚出来的时候，余应[英]时先生说他精神为之一振，因为这是几十年来民间达成的最广泛的宪政共识，这是宪章的意义之一，也是宪章的力量所在。小帮菜们指责说这是无必要的刺激，简直是不知所云。[什么刺激？根本不够刺激！奶奶的。]书写宪章也好，联署也好显示的只是一种思潮的存在。这种思潮的合理与否可以辩论，作为政治主张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枪杆子在手的人是有不接受的底气的，何来刺激？说这种刺激毫无“建设性”，那也是无的放矢。宪章的建设性远大于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议。我党无需全盘接受，只需在将党的作用置于宪法之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保护私产等问题上有可见的实质性改进，国内外的政治环境立刻可以大大改善；而开放言论则是纠正官权恣肆的最起码的环境要求。芦区老少对“将烂污统治进行到底”的前景大多是忧心忡忡的，通过和平的转型避免这种前景应该是大家共同的愿望。拒绝这种可能是当局的颟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志士的仁心，这是我敬重晓波的地方。[现今的“海外革命党”，主要是“功”们，说刘晓波作宪章是政治投机，什么成则加入当局，不成则获诺贝尔和平奖。猥琐。刘害怕革命、对体制抱有幻想因而与虎谋皮固然不智，但刘在道义上无亏。真正的革命决不是孙文之类海外革命党能促成的，更不是那些“类共”邪教能煽动的。革命有它自己的逻辑。在道义动机上怀疑刘，只能证明怀疑者自己的卑鄙。]

“政改无望，革命将起”是当局的倒行逆施以后的第一感觉。今天在江其生先生的文章里看到如下文字：“在这里，我不想讳言，零八宪章运动并不天然地排斥现代政治文明中的“和解”理念，并不先验地认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绝对没有“和解”什么戏。不过，我更不想讳言，在大度地表明了受害者心中拥有“和解”诚意这一境界之后，人们不应也不必口不离“和解”，乐此不疲地用热脸去贴冷屁股——说轻一点，这种事情，乃智者不为。”[这段话需要解释一下。本来刘的宪章就是主张和解。然而更有那般逍遥的“自由主义”者为之顿首蹙额，曰：“宪章刺激当局了，偏离‘和解’轨道了！”我有话对这些逍遥自由主义者说：你们固自逍遥，却无权阻止他人不逍遥。你们见那挺身说话的好汉，躲在一边不吭声也就是了，固不必自惭形秽，没人责备你们，却无论如何不至于阻挠拖后腿。以宪章这样的温吞水，而获市侩背后的冷箭，只为刘晓波不值。]“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说，晓波被判重刑的确让人怒不可遏、义愤填膺，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不再坚持非暴力抗争和天鹅绒革命的信念。这一信念的可取和可行，波兰的米奇尼克和捷克的哈维尔早就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拿什么中国的特殊国情去对这一信念进行‘免疫’，起码也属智者不为。”好！有反思，有坚持！在刘案之后对非暴力的坚持体现了他们对自己信念的真诚坚守。可敬可配[佩]！[非暴力者固然值得钦佩，然而暴力将临时亦不必绝望。这叫历史。]

当摄政王因“有枪”而自信满满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是在培育革命者。在革命之势未成的时候，孙大炮也只是个小丑。革命大潮不是靠鼓动可以造成的，当它来临的时候也不是指责可以制止的。在暴政的逼迫日益加重的时候对革命的指责缺乏起码的道义基础，惟愿其结果能被引向主权在民的宪政民主。[正如我意。]希望这一百多年的苦难能为今后的改革者或革命者提供些许殷鉴。

RFI：不朽的加缪与官式文章的位置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01/12/2009 更新日期 07/12/2009 13:10 TU

在今天的《思潮与政见》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同大家谈谈法国作家加缪及围绕是否将加缪遗骸送入先贤祠的争论的话题。

加缪的全名是阿尔贝 加缪，上世纪二战时期活跃于法国文坛的作家，戏剧家和哲学家。加缪于1960年死于车祸，时年仅四十七岁。加缪虽然英年早逝，但却有多种重要著述传世。他的小说《局外人》、《鼠疫》，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以及思想论著《反叛的人》均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加缪同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生活于同一时代，是当时法兰西双峰并立的文坛巨匠。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在7年之后1964年获奖，但拒绝领奖。

2010年一月四日，是加缪去世五十周年的忌日，法国总统萨科齐提议在加缪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将加缪的遗骸迁入法国先贤祠，与法兰西历代文坛巨匠如伏尔泰、卢梭、马尔罗等共列于千古不朽之林。加缪一生短促，但其成就在生前已经获得共识。五十年之后，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共产主义乌托邦破灭之后重读加缪，加缪的意义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获得空前彰显。如果要已两个字来概括加缪的写作的话，那就是反抗。加缪的一生，一直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反对暴政、反对愚昧、反对蛊惑、反对权力、反对盲信。加缪发表于1951年的《 L’Homme révolté》中译为反叛者或反抗者，均不太贴切。此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人类反抗权力、反抗暴政、反抗暴力的思想著作，并非讲述一个特殊或孤单的个人反抗或反叛的故事。

加缪的伟大正在于在1951年苏联共产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清晰地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极权性质。极权主义概念的提出者安娜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于1951年，英国天才小说家奥威尔的小说《1984》发表于1949年。加缪同欧洲当时凤毛麟角的洞察先机的思想者同时，在共产主义光环十分诱人的时候点破了共产极权主义的机理，留下来不朽的传世佳作。加缪是萨特的好友，当时的法兰西，是左翼思潮占上风的时代，智慧如萨特也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歌声所吸引的时候，加缪却能保持着惊人的清醒和冷静。现在看来，加缪的思想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将加缪送入先贤祠，毫无疑问，加缪是当之无愧的。而这一提议来自法兰西总统，显然也代表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礼赞。从这一角度看，加缪进入先贤祠当然应该是理之所归了。然而不然，正如当年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加缪的儿子，让·加缪（Jean Camus）不仅不买总统的面子，也不愿意其父遗骸进入先贤祠，不愿意其亡父的精神遗产同国家权力联系起来。

由此，是否将加缪遗骸送入先贤祠一事，于是成为法国舆论的一个争论话题。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加缪是否能够入住先贤祠，也不是什么样的先贤应该进入先贤祠。而是先贤祠由于为国家权力所掌握，因而进入先贤祠既可能是民族的共识，也可能为党派权力所用。法国现总统萨科齐以右翼政党首领而入主爱丽舍宫，尽管在用人和政策上可能打破常规，突破左右边界，但从其执政大纲、信奉的价值准则等看，仍难跳开右翼范畴。将怀疑一切权力，反抗所有暴力的加缪也纳入国家正式祭奠的先烈之列，自然也可以充实法兰西官式文化遗产，但法兰西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系统却绝非官式文章可以囊括。在一定的条件下，官方的认可可以确认民间的价值，民间的价值也可以丰富官方的典藏 。官方应该有自己的位置，但却不能垄断社会空间和话语空间，也不能垄断价值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民间舆论对萨科齐提议将加缪纳入先贤祠的批评与其说是反对萨科齐在政治上的投机嫌疑，毋宁说是对民间、自由、多元价值的捍卫，是法国公民社会坚实、发达的体现。

强烈推荐胡平新作

如今论自由主义、个体主义者多耻于言道义，其言利者多，言自私者多。是固不谬。人无不利其利而私其私。然而真能知利之所在、私之所在者少。胡平此文，探骊而得之，庶可解若辈之蔽矣。

是亦非胡创见也。欧陆哲学早明之。要则“里佩尔对”（自由）尔。此里佩尔对非仅盎格鲁撒克逊俗所理解之现实的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人的历史得以区别于生物演化史的标志因素，是历史得以可能的根本动力。“不自由毋宁死”者，此之谓也。其原文为“要么自由地活，要么死”，言人之为人，自由而已，不自由者或者说不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人不是人；故又云：“谁不要自由，就强迫他自由。”浅人闻之，以为自相矛盾，不知此命题蕴含最深刻之辩证法。非此决然之观念，欧陆何以臻于今之境界？

前日听吴思所谓“血酬史观”者，即胡文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质言之，生物演化律尔。夫天演之则，人固不免，然人不止于受制于天演，此吴思所不明者。试如吴所言，则人到于今仍相食而无疚，黑猩猩即此种“人类”也。吴以其朴素道义，其恶血酬固甚，却不能解释人何以摆脱血酬定律的支配。吴在最后，仍慨言其于血酬、唯物、自由三种史观之间不能贯通。实则即彼等处在最愚昧的血酬阶段的文明，亦被微弱的自由推动着。故积千百年历史，多少总总有些变更，非纯然适应环境者。赖此微弱自由推动微弱进步，此列民族始可自证为人，而其希望在焉。否则真非类矣。至于先进民族，其受自由支配更为显然，固不须赘言。要之，自由史观才是唯一能解释人类全部历史的史观。人是唯一能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动物。人是唯一拥有超越经济价值的价值的动物。血酬定律、生态经济学、社会学，各有所得，各有所蔽，一旦妄自铺张，以为能解释人的一切，便入于魔道。我非赞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我非赞成响马造反者。我非赞成道德陈词滥调者。此种滥调往往仍是天演律的转译，我称之为博弈的道德观，儒表法里者尔。真正之道德，当建筑在自由上。而欲明自由，先须明利之所在、私之所在者究竟为何。胡平此文，能祛若辈心魔。


悼念唐福珍——从贫血的经济学谈起

—— 纪念反抗暴力拆迁自焚身亡的唐福珍女士

作者：胡平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423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显学。许多人，包括非经济学家，都已经习惯于用经济学的术语和概念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但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解释的种种缺陷也日益显露。眼下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经济学解释的贫困

2007年4月号的《二十一世纪》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民工为何以死抗争？》的文章，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作者通过网络搜索和整理，找到自杀讨薪实例共82宗，“其中真实自杀与自杀姿态数量分别为34和48，真实自杀率为41.5％；其中导致死亡的有10例，占真实自杀的29.4％，其他情形的有也大多产生了受伤或残废的严重后果。即便是自杀姿态，大多也是经过努力劝解而放弃自杀，并不简单地祇是姿态。事前明显暴露出祇是做做样子而根本不打算自杀的情形祇有2例。”“那么，农民工为什么要实行自杀式讨薪？”作者解释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民工的行为可视为既定条件下经成本与收益权衡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当行为人认为悲惨境遇不可改变、自杀效用高于生存效用时，就会选择自杀。”

作者的这一经济学解释明显不通：既然自杀式讨薪并不是做样子的，当事人有的死了，有的成了残废，这怎么还能叫“成本与收益权衡的理性选择”？这还谈得上什么“效用”？作者多少也意识到这种解释的问题，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自杀式讨薪也确实存在着情绪化的因素，是理性与激情的混合型结果。”可惜的是这一补充太简单，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应该说，《中国农民工为何以死抗争？》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对自杀式讨薪现象给出了很好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很好的具体对策建议。文章的最大不足就是作者对以死抗争的经济学解释。这事一想就不对，人家把命都豁出去了，你还说人家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其实，上述经济学解释不仅不适用于自杀式讨薪这种极端行为，就是对于一般的维权抗争也是很不够的。由于今日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人们投入维权抗争，风险大而收益小。事实上，在大多数维权抗争中，参加者们都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往往遭到压制和蒙受物质损失。倘若人们仅仅依据个人利益行事，那么他们多半就不会投入这样的抗争。可是，这样的抗争终于还是发生了，那显然是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可见我们必须找出另外一种解释或说明。

“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即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不是别的，而是这种要求承认的欲望，才更是驱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

以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一事为例。按照流行的经济学解释，那无非是劳资两大利益集团的冲突，劳资双方都在理性的算计之下，努力减低代价而争取最大利益。如福山所言，这种解释未免把劳资双方的心理动机予以简单化了。罢工者并不会说：“因为我贪财，所以我要尽量从雇主那裹争得更多的金钱。”罢工者毋宁会这样想、这样说：“我是一个好工人。我比我现在所得的工资更有价值。我应该得到更多的工资，这样才公平。”不错，增加工资可以进一步满足工人的物质利益，但同样重要以至于更为重要的是，那会使工人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应有的承认。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农民工为什么要以死抗争了。俗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农民工以死抗争不是因为少不了那几个钱，他们是因为咽不下那口气。徐昕教授说：“能活下去就不会去死，自杀大多是因为活不下去。”不对。这些农民工固然很穷，有的也许还负上了债，但一般总还不至于马上就饿死冻死。再说，这世上有很多真正活不下去的人并没有以死抗争，而是苟延残喘，坐以待毙。可见，那些以死抗争的人必定是有着另外一些东西的，那就是血性、血气，那就是尊严、自尊。不错，这些农民工强烈地感到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强烈地感到巨大的不公平，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别人的欺侮。别人不把他们当人看，他们的尊严遭到粗暴的践踏。作为弱势者，他们没有别的武器。生活在专制暴政下，他们无处可以讨还公道。所以他们决心以死相争，藉以表达最强烈的抗议。

徐昕教授认为，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在主体方面是作为策略、技术的自杀，是一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威慑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但它并非纯粹的策略行为，因为自杀姿态存在向真实自杀转化的较大可能。”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自杀讨薪的成功率祇有30.5％，低于真实自杀率（41.5％），再考虑到自杀讨薪者近一成受到处罚，“因此可得出结论是：农民工自杀式讨薪是一项极其昂贵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动”。作者的这一结论看上去无懈可击，但问题是，那些以死相争的农民工之所以采取那样决绝的行动，难道仅仅是为了讨还欠薪吗？

应当看到，自杀式讨薪行为带有抗议性自杀的性质。在《非暴力行动百科全书》（纽约与伦敦，加兰德出版公司，1997年）中“抗议性自杀”条目里这样写道：“以自杀方式表达对一种不堪忍受的环境或压迫性政权的全面抗议或彻底的不合作。这种自杀须是有意识地当众公开进行，清楚明确地表达抗议，把自杀当作直接行动。......在这里，一个人自杀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关切，从而改变公众舆论，或者是改变对手的感情。由于人们对死者表示哀悼和景仰，这种死亡常常能激发起一种抵抗运动。”

这正像自由斗士。乍一看去，所谓自由斗士，就是为了争得更多的自由而甘愿失去仅有的自由。这不是自相矛盾，适得其反吗。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果你问，连命都丢了，自由安在哉？那祇说明你根本不懂得此处自由的含义。因为在这里，自由斗士并不祇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更重要的，他是不甘心屈服于他人的压迫，他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彰显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

拒绝"经济学帝国主义"

福山讲到，把要求承认的愿望视为人类历史的动力这种观点自黑格尔，但是，“形成承认基础的概念却并非黑格尔的发明。它和西方政治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也和一种大家都熟悉的人类性格有关。”祇不过在不同的哲学家笔下，它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一为欲望，一为理性，一为气概。在这裹，气概便是要求承认这一概念的基础。马基维弗里说人追求光荣，霍布斯说人的骄傲和虚荣，卢梭说人的自尊，汉弥尔顿说爱声名，麦迪逊说雄心，尼采是把人称作“红脸颊的野兽”（所谓“红脸颊的野兽”，是说人是会脸红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有激情、有愤慨、有羞耻的动物）。这些不同的词语都是指一种大体共同的东西。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说法。譬如“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譬如“气”、“血性”、“精神”，等等。这种东西显然是人性的一部份。它既不能还原为欲望，也不能还原为理性。

举个例，强盗抢走了我们的财物，我们不仅会难过——因为我们的利益遭受了损失，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遭受了损失，而且我们还会愤慨。这就和我们自己不小心丢失了财物不一样。产生愤慨的原因是我们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可见人决不是仅仅计较利益的动物。摔一跤是疼，挨一拳也是疼。可是这两件事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感到屈辱。我们忍不住想还击。还击的目的不一定是自卫，因为对方可能并没有进一步伤害的意向。还击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容他人随便否定。我们明知在还击的过程中，自己免不了还会多挨几拳，“杀敌三千，自伤八百”，即便最后打赢了，也祇会为自己的身体多添加一些疼痛，但是唯有奋起还击，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理感到快慰。因为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人祇考虑利害，那么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挨了一拳后极力避免再挨第二拳，除非打败对方能得到更大的物质利益。可是我们却甘愿再挨几拳也要还击，即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从打败的对方身上得到甚么物质利益。自己挨打，我们会产生还击的冲动；见到别人挨打，我们也会同样产生还击的冲动。所谓“路见不平”，便会产生“拔刀相助”的冲动。有人不慎落水，我们会忍不住拉他一把；有人无辜挨打，我们会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两者都出于同情心，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会多一种愤慨之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害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甚么利益，往往还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乃至极大的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以上所说，无非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有一定价值的。所谓自尊心，就是指对这种价值的主体性确认，它同时也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果别人对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旨在否认我的价值，我就会感到气愤。如果我迫于别人的压力未能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事情，我就会感到痛苦。如果众人见到了我这种没出息的表现，我就会感到羞耻。如果我抗拒压力，宁可付出欲望或利益的代价也要坚持符合自身价值的行动，我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光荣，而且也会受到众人的称誉和肯定。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一部分。这是人性中的人性。

本文的标题是“贫血的经济学”。我要强调的是，经济学涉及的祇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假定也祇是涉及人性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经济学大约是不讲血性的（严格说来，我以为即便在人的经济活动里，我们也不能完全不讲人的精神或曰血性。兹不细论），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是贫血的。但人是有血性的，所以我们不能用经济学去解释人类活动的全部。今天中国学界，“经济学帝国主义”可谓泛滥成灾。很多人在解释人类活动时，除了运用诸如“成本－收益”之类来自经济学的概念之外，就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概念了。而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泛滥成灾的结果之一就是，由于它无视人的血性，无意中就肯定了奴性：如果人不再要求别人把自己当人看，如果人失去了甘冒风险实现自己的的冲动，那不是奴隶又是什么呢？

RFI报道崔卫平电话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0/article_18414.asp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0/article_18416.asp

崔卫平推特：https://twitese.appspot.com/info?id=cuiweiping

RFI：刘晓波是一株小草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9/12/2009 更新日期 29/12/2009 14:10 TU

刘晓波于2009年圣诞节被判处11年徒刑。他的罪行是参与起草了《08宪章》，在国门外发表了批评党国的文字。消息传来，世界惊愕。刘晓波于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发表当天即被中国警方关押，直至 2009年年底才开庭审理。此案开审前夕，外界已普遍预计刘晓波将会被判重刑，以起杀一儆百的作用。然而，刘晓波被重判消息公布之后，仍然震惊了全世界。

也许是因为中国近几年的形象外交效用还未完全消失，也许因为此前欧美均明确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要求，也许因为刘晓波业已成为中国目前最享盛誉的政治反对派，也许因为刘晓波虽有犀利的分析评论文字，但政治主张温和，坚持非暴力等等，使得世界舆论仍然对中国政府的判决心存幻想，仍然企望中国政府会作出较为合理的决定，会从中国更为长远的利益算计，会对本为一介书生的刘晓波网开一面。

然而，面对中共铁的宣判，所有这些善良的想法都落空了，所有这些幻想均破灭了！所有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推论全破产了。人们不得不推翻所有这些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道理和逻辑，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检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追问这些变化究竟会将中国带入何方？这些变化究竟会对世界带来何种后果？

奥运成功：对世界发号施令的通行证？

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对外实行所谓“微笑外交”，提出“和谐世界”、“双赢互利”、“伙伴关系”、“南南合作”、“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各种诱人的外交口号，企图防范迅速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助长潮涨潮落的“中国威胁论”。然而，这样一种以打造“软实力”而顺利实现“和平崛起”的地缘战略却似乎由于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而嘎然终止。奥运的举行似乎既是中国成功进入世界中心的标志，又是中国开始转换角色，对世界发号施令的通行证。

为了惩治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方单方面取消中欧峰会；为了避开进入国际社会必须的责任与核查，中国在哥本哈根对世界说不。与此同时，世界超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低调访华，避谈人权，强调中国在新世纪世界的中心位置；习近平访问日本，破例获得日本天皇会见，凸显出中国地位的今非昔比。一时，中国腰缠万贯，气冲斗牛之象横空出世。而正是在这时，负有沉重历史罪错而又有求于中国的西方强权居然敢于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要求。这岂不是既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预，也是企图重温他们过去的殖民主义历史吗？对于这种在错误的时间作出的错误要求理所当然被中国政府拒绝，也就不在话下了。

然而，即使上述分析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不给西方面子，拒绝释放或者轻判刘晓波，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政府为何选择于圣诞节时宣判刘晓波。今天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所谓明人不做暗事，并不需要避开媒体的视线，为什么还会有如此下策？同时，更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强大的中国，为何容不得一个手无寸铁的刘晓波？如此铁桶一般的江山，空前的军力，成倍增长的警力，为何就不能面对一个理性平和的一纸《08宪章》？

使寒冬恐惧的小草

刘晓波本是一名布衣书生，同众多的帝国良民一样，可以任人拘捕、闭门审讯、强势宣判。他是如此的文弱，国门内无地安身，无处表达；法庭上，他无权辩白，无权发声。他不过是一株温和的先行报春的小草，要求的仅仅是赖以扎根的土壤和赖以呼吸的空气。他的全部罪过，乃是不屑强权，坚持表达，不屈思想。然而，这株小草又不同凡响。由于平凡，所以它绝不孤寂；由于温和，所以无敌；由于先行，所以前途无量。小草没有掀翻巨石的力量，但却有冲破寒冬的志向。当冰雪融化、大地回春之时，那时乃是小草的世界。这也许就是寒冬恐惧小草的原因。

极权时代的主轴是暴力与思想的较量；后极权时代，则是利益与良心的争夺。后极权的到来，意味着思想胜出。良心压倒利益，则预示着后极权的消亡。《08宪章》所代表的正是中国的良心，人类的普世良心。而也正是因此，扑灭良心的火焰，乃是极权生死存亡之要害。

Nouvelle vague d'arrestations d'opposants en Iran

LE MONDE | 29.12.09 | 12h22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9/iran-le-pouvoir-traque-sans-pitie-l-opposition_1285684_3218.html#ens_id=1190750

En Iran, la répression ne désarme pas. Au lendemain de la fête religieuse de l'Achoura, dimanche 27décembre, au cours de laquelle les forces de l'ordre ont tiré sur des manifestants hostiles au pouvoir en place, faisant officiellement au moins huit morts (dont cinq à Téhéran), une nouvelle vague d'arrestations s'est abattue lundi sur les rangs de l'opposition.

Parmi les personnes arrêtées figurent des proches de l'ancien président réformateur Mohammad Khatami, dont Hassan Rassouli et Morteza Haji et trois principaux conseillers de Mir Hossein Moussavi, candidat malheureux à la présidentielle contestée de juin, remportée par Mahmoud Ahmadinejad, devenu la figure de proue de la contestation. Il s'agit de Ghorban Behzadian, Mohammad Bagherian et d'Ali Reza Behechti Shrirazi, directeur du site officiel de M.Moussavi, Kaleme.org.

Cette nouvelle "rafle" n'a pas épargné la presse. Mahmoud Shamsolvezine, l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journalistes, a été arrêté ainsi qu'Emadeddin Baghi, figure emblématique en Iran, lauréat du prix des droits de l'homm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ainsi que Noushine Ebadi, la sœur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Shirin Ebadi, qui, elle, n'est pas rentrée en Iran depuis plus de six mois.

KAROUBI ATTAQUÉ

L'un des principaux leaders du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le religieux Mehdi Karoubi, qui avait dénoncé le premier les tortures et les viols en prison, a même été attaqué lundi alors qu'il quittait en voiture une cérémonie de deuil dans une mosquée à l'est de Téhéran. Selon ses proches, sa voiture a été malmenée et le pare-brise cassé. La foule a mis en fuite les assaillants. La police, dans le même temps, a fait une perquisition au siège du magazine féminin Irandokht, dirigé par Mme Karoubi.

Enfin, le corps du neveu de Mir Hossein Moussavi, Ali, tué par balles dimanche, a été enlevé de la morgue où il se trouvait et la famille pense que les autorités tentent ainsi d'empêcher qu'à l'occasion des funérailles, ayant lieu normalement dans les vingt-quatre heures, il y ait d'autres débordements.

LOURD BILAN

Dans ce climat de tension extrême, qui s'est aussi accompagné d'une "mise au pas" de plusieurs sites Internet, beaucoup craignent à présent que la répression n'ait plus de freins. "Un pas a été franchi lorsque le gouvernement n'a même pas respecté le deuil du Moharram et de l'Achoura qui interdit tout acte guerrier et toute confrontation. J'ai peur qu'il n'y ait plus de freins à la répression", explique par téléphone un professeur de droit à Téhéran. C'est aussi l'avis de l'analyste iranien Ahmad Salamatian pour qui une "militarisation de la répression n'est pas à exclure" et qui estime que "le Guide suprême, Ali Khamenei, jusque-là partagé sur la réaction à adopter, s'est fait prendre la main par la faction la plus dure au sein des fondamentalistes au pouvoir".

Quant au président de l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iranienne, Karim Lahidji, il déclare: "La contestation est arrivée à un tournant. On peut craindre en retour une répression accrue, un véritable bain de sang."

Six mois après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ontestée du 12 juin, le bilan est lourd : une quarantaine de morts officiellement (l'opposition parle d'une centaine); plus de 4 000 arrestations auxquelles s'ajouteraient un millier d'autres depuis dimanche dans tout le pays; cinq condamnations à mort; des peines allant jusqu'à quinze ans de détention pour les opposants.

La situ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st "la pire qu'ait connue le pays depuis vingt ans", selon un rapport d'Amnesty International qui dénonce "la torture, les exécutions extrajudiciaires, sommaires ou arbitraires" et note que "les investigations annoncées par les autorités iraniennes semblent avoir pour objectif de dissimuler les atteintes aux droits humains plutôt que de faire éclater la vérité".

Pour Karim Lahidji, le plus préoccupant, outre la violence, est le côté "systématique" de la répression. "Lorsque quelqu'un est arrêté, il est souvent soumis à de mauvais traitements ou forcé de faire des “aveux” pour justifier une condamnation à venir, mais c'est aussi tout son entourage qui est visé. Cela ne s'était jamais produit, explique-t-il. Par exemple, on exige des cautions exorbitantes, c'est la famille entière parfois qui hypothèque tous ses biens pour faire sortir celui de ses membres qui a été arrêté. Ce fut le cas de jeunes blogueurs qui sont ensuite partis pour l'étranger. A présent, leurs parents sont otages: le gouvernement leur dit ou vos fils reviennent ou votre appartement hypothéqué est à nous et vous serez à la rue."

ARBITRAIRE EN DÉTENTION

Dans d'autres cas, explique-t-il encore, les proches de la personne arrêtée perdent leur travail. Et de donner l'exemple de la journaliste Nargues Mohammadi, porte-parole du centre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 animé par le Prix Nobel de la paix Shirin Ebadi. "Le mari de Nargis, Taghi Rahmani, qui appartient à un mouvement progressiste a passé dix ans en prison. A sa sortie, il était bien sûr au chômage. Sa femme, qui travaillait dans un centre social, a été convoquée il y a trois semaines, on lui a signifié qu'elle était licenciée. Ils sont sans ressources avec des petites filles jumelles de 4 ans à élever."

En prison, l'arbitraire est de mise. D'après les confidences de la femme du journaliste économique Said Leylaz, condamné à neuf ans de prison, en six mois, elle n'a vu son mari, en prison, que deux fois. Lui n'a jamais su quand se tiendrait son procès. Un jour, on l'a prévenu qu'il avait dix minutes pour préparer sa défense. Son avocat n'était pas convoqué, on l'a juste informé de la sentence.

Quant à Behzad Nabavi, un ex-ministre de 72 ans, condamné à six ans de prison, il a dû être opéré, sa santé était mauvaise. Pour pouvoir se reposer chez lui une semaine, il a versé une caution de 650000 euros. Mais, comme il avait raconté ses conditions de détention à des amis, on l'a remis en prison, malgré la caution.

Certains sont en prison depuis six mois, sans que l'on sache s'ils auront un procès. C'est le cas de l'ex-vice-ministre de l'intérieur Mostafa Tajzadeh, de l'ex-porte-parole de la présidence réformatrice de M.Khatami, Abdullah Raminzanzadeh, ou encore d'Ahza Mansouri, membre du bureau politique du parti réformateur.

La répression vise aussi en particulier les minorités: un jeune Kurde a été pendu le mois dernier à Sanandaj, alors qu'en première instance il n'avait été condamné qu'à dix ans de prison. Le régime multiplie aussi les exécutions publiques de criminels de droit commun – ou présentées comme telles –, juste pour intimider toute tentative de contestation. En 2008, 380 exécutions ont eu lieu en Iran. Ironiquement, un des rares journaux à avoir ouvertement critiqué cette politique, Hayat-e-Now ("nouvelle vie"), est dirigé par un frère cadet du Guide suprême, Ali Khamenei. Le journal a été suspendu.

Marie-Claude Decamps

一不小心，你就会成刘晓波第二

http://blog.creaders.net/bxie1/user_blog_diary.php?did=52888

解滨

网友们注意了： 刘晓波的宣判书你都看了吗？如果没有，你最好看清楚点，可别糊里糊涂地成了刘晓波第二，也被判个11年。 本人看了宣判书后，肠子都悔青了。 俺要是折进去，就不是被判11年了，恐怕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就是下了阴曹地府后要先关上百十年的。如果你出于任何原因不幸地蜗居到中国，对于你犯下的罪行最好及早有个认识，也好有个准备，

刘晓波到底违反了中国法律的哪一条，咱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他的罪状却是一五一十地写在判决书上。 反正在中国党从来都比法大，党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刘晓波的判决书应该就是党的最新文件吧。 这份纲领性的文件颁布了一些最新的法律条文，俺认真学习后，归纳如下：

你家里的电脑是谁在用？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你找死啊？ 那叫违法！ 读读刘晓波判决书第一条吧。 赶紧多找几个人用用你的电脑，什么三姑、大舅子、小姨子都行，省得你留下个什么口实，叫人家不明不白地抓进去。 你的电脑用的人多了，谁也扯不清是谁的罪证，天王老爷也拿你没办法。 你想想，这年头全中国网民有谁没发过几句牢骚？ 谁知道哪句话会触动哪位中央首长的神经？ 刘晓波那人傻啊，在外面搞民主，在家里搞独裁，电脑不给老婆用。 就凭这个，他栽了。

你有没有接受过境外汇款？ 如果没有，那你就是遵纪守法的良民。 如果有，你得赶快想办法处理掉，比如说捐给你单位的党委书记什么的。从今以后，接受境外汇款就是犯法。 你以为中国还是20年前那副穷酸样吗？ 中国早不缺钱了。 几个臭民工随便做上一两天的活，出口换汇就是老鼻子的钱，谁稀罕你境外汇款啊。 不光你自己不能接受境外汇款，就连你太太也不行。 眼下还没有搞清楚刘晓波太太接受境外汇款究竟违反了中国现有的哪一条法律。既然刘晓波判决书第一条认定其为犯法，你就不要问个没完了。还是快去处理掉你那笔境外汇款吧。

你有没有境外的电子邮箱，比如雅虎、谷歌、MSN什么的？ 如果有，那你就是犯了里通外国罪，懂吗？ 刘晓波判决书第八条说：“2009年8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对刘晓波使用的电子邮箱进行了核查，经查，刘晓波使用的邮箱属境外，通过密码登陆邮箱中核实，邮箱发件箱中最早发件时间为2008年11月25日，发送的邮件中有30封涉及发送《零八宪章》。” 这就是说，使用国外电子邮箱也是犯罪。 同时，党也警告你： 别自作聪明了，北京市公安局不但管理境内电子邮箱，就连境外的电子邮箱也管得着，他们还可以盗用你的密码，冒名顶替你的身份查看你的外国邮件。 这也就是说，如今中国的网络监督已经扩展到国外去了，连外国的信箱也要查。 你要是再胆敢使用境外电子邮箱，那你就是找抽！

中国网民们听清楚了：如果你的帖子一不小心叫人转载到境外网站上去，你赶紧回家准备些衣物，和老婆孩子挥泪告别，等着公安局来抓你下大狱吧。 你要不信我的话，我劝你好好读读刘晓波判决书的第14条。 他刘晓波写的那些个东西，走红大江南北也就算了，谁叫他那么招惹境外网站的青睐呢？ 可以说他的每一篇文章不但境内网站有转载，境外网站也照转不误。 这就触动了党的某根神经。 古人云，家丑不可外扬。 他这样做把党的脸往哪搁？ 说严肃点，这就是违法了。 也许你要问我：人家境外网站要转载我的帖子，我管得着吗？ 人家做的事怎么成我的罪行了？ 你说这话水平就太低了。 我要问你：那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写些境外网站不愿意转载的帖子呢？ 比如说，歌颂党的光辉思想，讴歌党的X中全会，等等。 实在不行，你写点风花雪月，帅哥靓妹，火辣激情，性趣大全之类的黄段子，绝对不至于下大狱，说不准还会获奖呢。 你家老人有没有教你莫谈国事这个中国几千年的国情？ 如今莫谈国事就是法律。 要谈，最多只可以谈些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话题。走题了，你就看看刘晓波的下场吧。 别以为你的帖子被境外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就管不着。 人家就连你的点击量都搞得一清二楚，那是要进入服务器才可以看到的。 根据刘晓波判决书第14条，他那六篇文章的点击量加起来也不过几千次，就凭这他就被判了11年。 你那些反党文章点击量不下几十万次了，算一算你该被判多少年吧。 反正俺的刑期早就超过500年了。

以后，你发任何帖子，切忌煽动性，不然就是违法了。我想提请你注意一下刘晓波的罪名：“煽动颠复国家政权”。 这里面的蹊跷就在“煽动”两字。 连天下的傻瓜都知道，“煽动颠复国家政权”和“颠复国家政权”是两回事。 煽动不等于颠覆。 事实上，他刘晓波哪有那个本事颠覆如此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那广场上什么什么方队来一队人，刘晓波还不立马玩完？ 既然他刘晓波搞颠覆的可能性为零，那他的罪行就是“煽动”了。 那什么叫“煽动”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本人研究过，“煽动”这个词至少可以有100个不同的解释。 人家在烧火你拿把扇子扇风可以说是煽动，人家两口子闹别扭你怂恿他们大吵大闹也叫煽动，一栋摇摇欲坠的大楼你吹口气它就倒了那还叫煽动。煽动这个词根本就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何以用来定罪？ 这么说来，刘晓波的罪名本身就是不明不白的一笔糊涂账。 如果你懂得这一点，你就开始懂得中国了。 毛主席说过，“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既然国人都害怕认真，所以在中国做事就不可认真。 他刘晓波就是太认真了，看穿了中国的宪法空为摆设，所以才写了《08宪章》来当真一回。 他的下场你看到了吧。 党的意思是，在中国对于法律是绝对不可认真的。 一认真许多事情就不好办了，比如说裙带关系、长官意志、假公济私、贪赃枉法等等，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水至清无鱼。 话扯远了，让我们回到“煽动”这个主题。 以后，有煽动性的话还是少说为妙，哪怕你是在煽动你的情侣跟你做爱也不行。 党的最新法律说了，煽动本身就是犯罪。 党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该怎么办你自己去斟酌吧。 给你打个比方，这人一老了身子骨就弱不禁风，特别是那些作恶多端的老贼，腐败到了极点，亏空太多，不堪一击。 所以那老贼就连“煽动”也害怕。 这你懂了吧。

以上是本人对你的苦口婆心，肺腑之言。 当然，这个帖子本身就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 – 把《人民日报》海内版的内容披露到境外网站了。 该坐几年牢我自己有数。 眼下风声是越来越紧了。 一不小心，你我都会成为刘晓波第二。 那秦城监狱、提篮桥监狱可不是闹着玩的。

Twitter上的国际主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高明 2009-12-29

2009年12月27日的晚上，很多中国的Twitter用户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如潮水般的中文推把一个话题推上了Twitter全球热门话题榜(Trending Topics)，这个话题的标签(hashtag)是 #CN4Iran，意思是“中国为伊朗”。它的起因是伊朗德黑兰发生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这个看似与中国网民并无关系的事件，居然创造了继 #FuckGFW（GFW是Great FireWall的简称） 之后又一个Twitter奇观。

北京时间入夜时分，德黑兰的示威抗议活动升级至暴力冲突，有死伤发生，伊朗的Twitter用户们保持着六月以来的激情将标签 #iranelection 又一次推上了Twitter热门话题榜。有几位自六月以来持续关注伊朗局势的中文推友转发了伊朗推友的消息，中文推友一时间群情激昂，二度三度转发传播消息者有之，翻译英文推甚至波斯文推者有之，发表意见评论表示支持伊朗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者有之，连续发推介绍伊朗局势背景者有之，将类似事件对号入座者有之，调侃伊朗当局甚至中国者亦大有人在。

关注者、发推者数量急剧上升之下，有人提议以 #CN4Iran 为标签以方便推友追踪相关消息。而来自北京的 @PKUbuzheteng 的一条推谐谑而精准地道出了中国推友的心态：“什么是国际主义？就是全世界的草泥马联合起来，就是推特上众人跑到人家伊朗的标签里面打酱油声援”。不管是真打酱油还是假打酱油，反正在随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酱油潮滚滚而来，把 #CN4Iran 染得浓油赤酱，急急登上热门话题榜。

伊朗的同志们听到风声后，感激涕零，有通汉语者发来“推电”曰“Zhong Guo Ren, xie xie! ”——不知他是否也曾听说过“大写的中国人”一说。而美国网友则一头雾水，面对一堆汉字，他们不知 #CN4Iran 究竟在说些什么，于是，很快的，在Google热门关键字搜索趋势上，#CN4Iran上到了排行榜第四名。

受到如此鼓舞，中文推友愈发勤勉，有些推中更不乏“鲜血”、“牺牲”等字眼。而冷静者@PersianXiaozhao跳将出来疾呼“喜欢流血的请流自己的血，喜欢牺牲的请牺牲自己。但不要去误导别人，不要赞美鲜血和牺牲！”这不禁让我感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仔细想想，又有多少中国推友真正了解伊朗的情况呢？我对伊朗局势没有研究，恐怕没有资格评论一部分中国推友的“国际主义”带着盲目。但是显然，翻越信息高墙后，网民的兴奋阈值发生了变化，大声说话成了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心理学家恐怕可以研究一下所谓的“GFW综合症”。

在Twitter被墙之前，身处传播行业的我是一个积极的Twitter鼓吹者。它是一个轻量级的互联网应用，却是一个重量级的资讯来源：通过各种不同的终端，无论你在何处，都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种由推友们分享的新闻、观点或乐事；它是一个好玩的社会化媒体工具：可以帮你在 follow与被follow之间更酷地进行2.0时代的社交；对于传播业者，尽管不够普适，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它绝对是一个经案例验证的出色的沟通渠道。

而Twitter的这次被墙，从七月至今，早已百日有余。曾经有推友静心期盼Twitter能如六月初那次一样，过了个坎儿就得以解封，可是多少个坎儿都过去了，那堵坚实的墙始终未见洞开。Twitter自然远未到百年之日，可是一些改变倒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分享新知的推往往被淹没在海量的“参政议政”推之中，只有那些与基本生理需求相关的推还能在锐推中占一席之地，原来Twitter上浓重的Geek氛围也已很难重现。

我无意打击Twitter式的“参政议政”，这也是我从未unfollow真正有见地、建设性的这一类推友并参与其中的原因。可是，我更期待一个多元化的Twitter，让我们能在成为“返聘愤青”的同时，也享受Twitter带来的信息便利性，并赋予Twitter更多的乐趣。

其实，Twitter还是那个Twitter，并无意于反对任何人任何组织，只不过被墙得久了，反倒成了一个绝佳的吐苦水的地方。我们的互联网管理者，想来应该谙熟古训“疏而不堵”，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个没有墙的Twitter呢？到那个时候，恐怕“返聘愤青”们又可以退休了，“国际主义”也将与“打酱油”撇清关系。

（作者的Twitter ID是：@gaoming ）

RFI：胡锦涛"指示"香港：为实现普选 切实政改

发表日期 29/12/2009 更新日期 28/12/2009 23:38 TU

据路透社发自香港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一（12月28日）呼吁香港特区政府，为实现普选，切实进行政治改革。报道指出，1997年回归中国的香港，正在为2012年完成选举措施，以便于2017年在香港落实民主选举而努力。路透社周一的报道还说，胡锦涛对正在北京的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希望香港以相应切实的措施，处理政制发展问题，以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对于仍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而言，中国领导人的这类“指示”相当罕见。

相关报道指出，香港特首曾荫权目前正在北京述职。来自香港的消息说，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一上午在会晤曾荫权时，要求他提高效率。温家宝提出的批评，是曾荫权从2005年上任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

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目前在政改问题上，正遭遇反对派的挑战。香港立法会中的民主派议员批评特区政府所计划的选举改革，与实现真正普选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有报道说，观察家分析认为，北京中央政府对现任香港特首在解决相关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日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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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訓特首深層次矛盾未解決，議員：重提舊話顯示曾班子失敗「29.DEC.2009.」

到北京述職的特首曾蔭權昨天先後獲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接見。

特區政改諮詢方案出爐後，胡錦濤首度開腔要求曾蔭權妥善處理政制發展問題，溫家寶更重提05年的「訓示」，再次要求曾蔭權要更好地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有泛民主派認為中央領導人事隔四年後提出相同要求，顯然不滿曾蔭權的表現；有港區人大代表指曾班子解決矛盾問題上「慢半拍」。

《溫總會見曾蔭權，聽取述職報告》

12月28日上午，溫家寶在中南海會見了來京述職的曾蔭權，聽取他對香港當前形勢及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年來工作情況彙報。

曾蔭權昨日早上先到中南海紫光閣，向溫家寶滙報特區最新發展。溫家寶在開場白中讚揚特區政府成功帶領特區走出金融危機，接着一番話則概括要求曾蔭權關注經濟、深層次矛盾及民生問題；包括囑咐特區繼續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又提醒曾蔭權同時着手研究涉及全局和宏觀的重大問題，「統籌全局，謀劃未來，更好地解決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

溫家寶重申中央會一如以往給予特區大力支持，但亦提醒曾蔭權關注民生，「（要）更加重視發展社會事業和關注民生，以增進港人對未來的希望」。

死撐矛盾在經濟發展

今次已是溫家寶第二次公開要求曾蔭權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05年接任特首的曾蔭權首次上京述職時，溫家寶當面指香港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未解決，當時政改方案也是剛出爐不久，似乎意在指向政改問題。

曾蔭權昨天在記者會上「死撐」，指會面時主要滙報特區經濟發展，認為溫家寶所指的矛盾只涉及本港長遠經濟發展問題。
但不少政界中人認為溫家寶所指的矛盾不止經濟範疇。據了解，中央一直關注特區凡事政治化情況，認為社會因而變得躁動不安；近期的高鐵撥款問題，中央也留意到已經變得政治化，相信溫家寶要求曾蔭權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就是社會「泛政治化」的問題。

接近中方消息人士指，中央一向認為搞好經濟與民生，民怨便會隨之減少，令社會得以穩定發展，因此才大力叮囑曾蔭權搞好民生。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認為溫家寶衝着政制問題開腔，因曾蔭權上任以來仍未能平息政改爭議，為特區管治班子帶來壓力，難怪要領導人再出口教訓。

對於溫家寶促曾蔭權搞好民生，何俊仁指，若中央認為透過改善經濟民生，市民便會降低政治訴求，這種想法是本末倒置，「一切貧窮不公同利益輸送嘅問題，都係源於政治上嘅矛盾，呢一點中央點解唔明？」

德新社：最嚴厲批評

社民連-陳偉業認為溫家寶重提舊話，表明中央批評特區政府處理政改不濟，「即係話曾蔭權完全失敗，所以要再次提醒佢。」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黃國健坦言溫家寶除了重申問題的重要性，「似乎都係覺得特首處理呢個問題慢半拍」。

德國新聞社昨以〈中國總理責備香港領袖有關深層次矛盾問題〉為題，認為是反映中央不滿曾蔭權處理政改的表現，更指是曾蔭權05年出任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以來，國家領導人對他最嚴厲的一次批評。

相對於中央早前高度評價卸任澳門特首何厚鏵，溫家寶昨日的講話，是批評曾蔭權未能有效團結社會和民主派。

資料轉自:壹蘋果網絡

RFI：刘晓波——中国的曼德拉

作者 柏林特约记者 丹兰
发表日期 28/12/2009 更新日期 28/12/2009 21:46 TU

中国当局在圣诞节期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异议人士刘晓波11年监牢。这一消息当天在德国各电台和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很大震动。中国刚刚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显示了自己是个不可藐视的世界大国。根据中国最新公布的2009年经济数据，中国今年就可能超过了对手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有关2009年的最终数据出炉后证明中国还是稍稍落后于日本的话，那么，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便是毫无疑问的事了。可是，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却惧怕一个敢于向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刘晓波，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立即受到了德国各界的批评。

基民盟领袖、总理默克尔在圣诞声明中表示：“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国政府虽然在其它领域里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却依然加以极大的限制。”自民党领袖、外长威斯特维勒也就此案“深表忧虑”。他说：“中国签署了有关公民权益和政治权益的国际公约。这一国际公约包含了确保基本人权的内容－－这其中也包含了言论自由。”汉堡州议会议员、社民党政治家伯瓦呼吁州政府在刘晓波坐牢期间中断汉堡和上海的友好城市关系，以示抗议。

虽然中国表示刘晓波案属于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但这丝毫不影响德国媒体对中国进行齐声讨伐。刘晓波案意味着中国人权的倒退，意味着中国政治冰河时代的到来等等评论纷纷出现。刘晓波曾说：中国有许多法律，但不是法制国家。这句话现在受到德国媒体的普遍肯定。

自去年12月刘晓波因参与撰写“08宪章”被捕后，这位维权人士在德国便成了一位著名作者。今年夏天，德国一个记者团就主宾国中国如何进行法兰克福书展筹备工作来到中国参观采访。当记者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打听刘晓波的下落时，铁凝说，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她还说，既然中国把某人抓起来了，那么这人肯定是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德国人对铁凝本来是一无所知，因为铁凝的作品在德国图书市场上没有译本。但自从铁凝说了这番话后，这位作家在德国人的眼里便成了共产党的传声筒。德国媒体对她丝毫不客气，把她当成了攻击对象。铁凝人还没到德国，便在德国记者这道坎儿上摔了一跤。结果，铁凝十月份前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便处处怯场，没有再轻易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而铁凝的黯然无光使刘晓波更为光彩耀人。

中国判处刘晓波11年监禁后，刘晓波在德国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法兰克福报》引述一位中国博客的话说：“中国的曼德拉在圣诞节期间诞生了”。该报指出，刘晓波案显示了中国发展的伤口——共产党一方面追求现代化，另一方面却又固守列宁主义的结构。两者的自相矛盾现在暴露无遗。《南德意志报》则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变之中。平民百姓反对国家专横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现在有1万人签署了“08宪章”就是一个例证。尽管中国重判了刘晓波，但这种恐吓手段已经不象从前那么灵验了。

陈志武：中国的经济罪在“国有”

陈志武 @ 2009-12-29 16:46

凤凰卫视12月28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迎来陈志武教授，陈志武教授我得给大家吹乎吹乎，人家是耶鲁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而且我可听说了，就是说你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里边认可的华人真正的经济学家很少，陈教授是其中一个。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教授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经济罪在国有，这种话，这是让谁听了不震动？而且最近你有一封信，我感觉挺有意思，就像《2010》这个电影一样，陈志武先生最近写了一个文章，说《从2049年看中国》，许教授你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

　　许子东：那是百年大庆，2049年。

　　陈志武：对。

　　窦文涛：还挺会选日子。

　　陈志武：一百年。

　　窦文涛：他讲从2049年那个时候，我们都Happy了，都很好了，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早超过美国了。

　　许子东：香港变社会主义，因为50年过去了。

　　窦文涛：对，全民所有制真正体现到实处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回望前尘往事，那个时候就不胜唏嘘，说我们这个改革，路可真叫弯弯曲曲。原来从1978年2008年这30年，只算第一阶段的改革，这个改革造成了什么问题？严重的国进民退的问题。而且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境内的人们产生了自满、自足的心理，还觉得我们这个国有化很牛，世界就看我们的了，中国这个体制，有什么必要改？我们这么发展的不是很好吗？结果到了2018年好像是，问题表现出来了，那些铁公鸡盖的高速公路，盖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用的上，银行的呆坏帐。而且那个时候什么都国有了，老百姓手里哪有钱？到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不见棺材不落泪了，看来还是得从体制上改革，于是从2019年到2049年，又？

　　许子东：30年。

　　窦文涛：30年，就是前30年叫经济改革，后30年叫体制改革，这个过程完了，到2049年，咱们Happy了。

　　许子东：那个时候你还活呢，2049还活着？

　　陈志武：那个时候我还行。

　　窦文涛：不过陈教授，我先要跟你打一炮。

　　陈志武：八十几岁。

　　窦文涛：你这个观点就觉得，要70年，我们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才能到那个时候。可是最近比如说我在《亚洲周刊》上看到组织，有一些人组织一些文章，有一些人还是社科院的学者，纷纷都在讲，我确实也不太明白，说某些个经济学家，一直骂我们国进民退，他们这种观点失之简单，说你看现在全世界，美国不也是国进民退吗？还说过去的经济学，过时了。现在的新形势下，就这么看，中国要不是国进民退，还躲不过这个金融危机呢？而且还不会在现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呢。对他们的这种观点，你怎么答辩？

　　陈志武：从表面上看好象有道理的，但是要我看，实际上不需要太多的学习经济，做很多的研究，仔细的看一看，如果真的国有经济再加政府管制，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成就根本的原因，那计划经济的时候？

　　许子东：更加国有化。

　　陈志武：更加国有。

　　许子东：全部国有。

　　陈志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更多，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所以这个不需要太多的大学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让我们看到，这种因果关系的结论，是站不住脚。如果他们说的真的是对的话，为什么197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的经济学界，我的那些朋友和同仁，往往会只看到GDP和经济的数据。实际上国家经营经济，拥有财产，拥有这么多土地也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只是表现在GDP增长多少，企业赚多少钱这一方面。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于法制、对于私人的权利，对于民间社会的权利也好，都会有非常具体、深远的影响。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我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研究，比如说我去看了世界几十个国家，能够找到数据的几十个国家，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社会，这些国家，它的法制水平就越低。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就想去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窦文涛：对，他就发现，研究了六七十个国家，这个很有有趣的一个发现。你从统计上讲，就国有化程度越高，钱什么全在政府手里的，这种社会，往往民主与法制方面薄弱。但是这种是什么原因呢？

　　陈志武：其实原因很简单，通俗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国家权力，或者政府权力的，力量的力，跟民间的权利，利益的利，把这两个内容，两个主角放在一起，想象他们互相之间每天都在博弈，谁占上风，谁更偏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占有的收入，国家占有的资源、财富在一个社会中越多，那么民间社会就越要依赖于政府，吃住行住房，医疗方方面面都要更多依赖于政府。当我们的饭碗更多掌握在政府权力手里面，我们有多大、多强的经济基础会去伸张我们个人的权利，民间的空间，民间的权利，谈不上，因为你的生存吃住行都要依赖政府权力的施舍，或者领导批准，具体说领导同意这个，领导批准那个。这个的话，你的个人权利、空间暂时往边靠，先为了生存下去，你不得不有求于现在的权力。

　　许子东：你不能通过法制，或者通过民主的手段来争取个人的权利，你只能希望父母是很有道德的，是关心你的，是神圣、英明的。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从大道理上是可以理解的。

　　陈志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所以法制文化，法制水平的高和低跟国有经济在一个社会中占有的比重高和低很有关系。其实在中国，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哪怕它最初没有国有企业在那个行业里面，但是一旦国有企业进入那个行业，那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肯定会要改变，慢慢的改变成什么？改变的更偏袒国有企业，而这个要牺牲掉民营企业，就在民营企业跟新进来的国有企业进行竞争的时候，民营企业肯定是处于劣势。

　　窦文涛：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铁本的例子，我好像听你也说过。

　　陈志武：像铁本，就是也许那个铁本的老板说了一句话，他说30年，或者50年以后，要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这样一来好了，原来比他更大的一些国营的钢铁公司，变成了他的敌人了，他们就想办法把他整垮，结果在2004年，2005年那个时候，因为宏观调控的原因，因为钢铁行业做了太多的投资，所以很多的领导人，都跑过去说，这个铁本必须得要停，这个项目必须得要停掉，因为你建了这么多钢铁的生产容量，整个行业本来就已经供给过多了。

　　结果某些部门要找一个宏观调控的对象，找一个具体的靶子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更大的那些国有企业作为打击的对象？偏偏选择铁本？就是因为它是民营企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一个行业里边，当然包括现在房地产行业，越来越多地王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人，本来这个行业，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现在经过过去两年国进民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王，或者是整个房地产行业，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大的国有企业进来了。因为它们得到国家银行的金融支持，是民营企业没有办法可以比的，所以他们的资金支持最多，然后特别是今年的9万多亿的天量贷款，然后去年的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这些都对国企带来很多资金。在他们受到政府偏爱，金融方面偏爱、关爱之下，都不奇怪了，他们可以把很多的民企从房地产行业，从钢铁行业，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都挤掉。

　　窦文涛：现在挤的形式，他们就讲，现在真正的民企老板，你看混的比较潇洒的，就哪种人？开饭馆的，洗脚的。这个国企不要，瞧不上你。凡是要是涉及到一些大的利润，大点的资源，大点的这些东西的，你像最近山西说500家煤企，就给收了。

　　陈志武：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刚才我也补充一下，有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是看到房地产行业、钢铁行业还有其他的行业也好，一旦政府是大的国企股东，因为政府拥有很多的立法权，修改规则的权力，解释规则的权力，解释法律的权力，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使得国企的地位在法院，被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别人的，起诉民营企业，或者私人的时候，法院更多会偏袒国企。所以我们知道法制的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国企、民企、私人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这就为什么长此以往，国企进入一个行业时间越长，破坏那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对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就不太会继续对所有人平等。

　　许子东：是不是仅限于能源这些行业呢？比方你到第三产业，比如制造业，你看现在有没有国企的制造业能打赢民企？

　　陈志武：我前两天从乌鲁木齐回来，乌鲁木齐几年以前我住的一个宾馆，就是银都大饭店。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国营的，现在的话，是中国移动把那个楼，前几年买下来。然后左边开一个宾馆，右边开一个宾馆，都是要么是这个大企业，中石油，要么是另外其他大的国企买下来了，你说这些旅店旅游行业，酒店行业这个涉及到国防，涉及到战略安全的问题吗？

　　许子东：但是这样服务质量就会下降，是不是？

　　陈志武：对。

　　许子东：所以实际上的竞争会弱，对不对？

　　陈志武：对。

　　窦文涛：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说我不懂，但是我听他说挺高兴的。因为他这一个核心观点很简单，就是藏富于民，让真正的人民分享改革成果。而且我看了看陈教授写的很多例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虽然我不懂经济，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是琢磨语言的，我老觉得，我们受抽象词的蒙骗，太久了。比如说国家，我建议开展一个什么运动？就是把每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化的运动，就比如说国家的到底是什么，是指谁？你说我拥有，从哪里拥有？你比如他举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中石油的股票，如果上升了一块钱，他是国企。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可以出去消费，我有钱了？跟你没有关系吧？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虽然叫国字辈的，但可是它挣的钱，你从来也没有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个问题？

　　陈志武：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讲，不管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其他的经济学家，还是业界的都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要改变什么？改变对投资的过渡依赖，总是靠盖楼房，修大的工业项目来刺激经济增长。然后这种大项目，大的工业项目越来越多的的结果，让中国经济更多的依赖出口，所以我们现在说必须改变这种模式，更多的依赖国内的消费，来带动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实际上这种愿望表达了十几年，实际的结果，民间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不仅仅没有上升，反而继续的下降。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在国有制的安排之下，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土地也好，升值了很多，中石化的股票涨了很多，你像我们现在看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行，中国银行，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中间，按照市值来算，排前三名，前三个最大的。

　　许子东：就像若干年前的日本银行，那时候日本的银行都排在最前。

　　陈志武：但是这些大的国有银行，它的资产价格，市值再高，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对他们没有办法产生影响。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国有经济的安排之下，这些国有资产再升值，他们赚的钱再多，土地拍卖的价格一百亿，几百亿，几千亿，再高，不管怎么样？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哪个人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公民中间的一个，你说中石油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的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石油一家公司分到13亿中国公民身上，每个人差不多1千美元的财富在里边。然后把这些银行也加进来，国有土地加进来，中石化也加进来。我算了一下每个人大概有几万块钱的国有资产。但是这些国有资产，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任何中国公民个人，每天到底是可以去一个更好的餐馆，还是买更好的衣服？不会说，因为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今天价格涨了，我们去多花一点钱，多消费，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任何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因为那些国有资产升值了，赚了很多钱，所以我今年可以多花一些钱。

　　窦文涛：所以我从他那儿学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说收入，就是你工资涨了，你就有收入了，收入增长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收入，资产性的收入。比如说就像他说的中石油的市值，房地产的市值，这个增加的这么多的财富。那国家拥有，它拥有到哪里去了？

　　陈志武：现在最近我发现，不只是这些中石油，国际化工集团，还有宝钢、武钢等等那些公司。

　　许子东：都是能源工业。

　　陈志武：这些能源工业，还有很多非能源工业。

　　窦文涛：航天。

　　陈志武：也包括这些国有事业单位，不管是北大、清华的那些资产，还有中国科学院很多单位，原来的话，都是搞实业。但是现在发现很多实业赚到的钱，现金再加上这些实业公司上市以后，把它们的股权套现以后的钱，越来越多。所以这些事业单位，不要说这些大的国企，都有相应的投资管理部门，基金管理部门。因为他们拿了这么多钱以后，又不需要上交到国家，又不需要分到中国老百姓手里面。而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把这些钱再投资，要达到保值升值的效果。那么我后来就想，我看了这么多事业单位，像中国科学院，也有很多的现金。但是钱管理的结果，为谁服务？更多是为一个小集体，中国科学院也好，北大也好，清华也好，这些事业单位，赚到的钱，基本上在本单位里面来使用，而不是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让全中国人民都分享到。

　　许子东：但是你知道老百姓是怎么想的？老百姓想，不管怎么样，它这个钱，虽然我用不到，但是它属于中科院，属于中移动，总比属于富豪榜里面某某人要好吧？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觉得我们战略上是国退民进，战术上现在是国进民退。但是老百姓现在的想法是，你以前的国退民进，进的民，跟他们也没有关系，那些商人，老百姓心里觉得，那么多钱要是给了商人，还不如归在政府名下，他们更相信政府，会不会呢？

　　陈志武：这个是一种很天真的，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因为在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推的一件事，就是要对于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就是通过全国的和各个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这些权益基金的股份，按照13亿公民一个人一样多的股份方式给分下去。这样的话？

　　许子东：13亿公民，有点乌托邦。

　　陈志武：这样的话，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终于能够享受一点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窦文涛：我代表人民感谢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刚才你说钱到底在哪里？反正在国字那儿。可是我最近听见两个数字，大家都在说，中国70%的财富集中在0.4%的人手里。我还看到一个调查，说是现在中国亿万户，一亿元以上的亿元户，大概三千多人，其中91%是高干子女。所以为什么我讲，就是说话一定要具体？那你就好比说，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话，要更具体一些就好了。比如说最后发现是谁先富起来？你要说你的子女富起来了，恐怕就是另一种理解了。

　　许子东：所以他们开玩笑说，国退民进的时候是父退子进，现在国进民退是父进子退，你明白吗？现在掌权的又回来了，那些亲戚，不用你们做代理人了。之前的什么转移，说明白，什么国退民进，是官退商进好吧？现在是官进商退。

　　陈志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之所以没有办法依赖国内的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来带动未来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就是因为并不是中国人不想花钱。但是可以花的钱很少，这是在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八，为什么要保九？因为在美国即使是1998年，1999年，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互联网泡沫等等，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清楚。那个时候美国的GDP增长速度也就是4%左右，所以4%左右增长速度，在一个私有制经济里边，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带来这么多的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活力。而中国8%、9%的GDP增长率，才可以勉强给大家？

　　许子东：因为大多投资在基建上。

　　陈志武：通常的解释是这样，但是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因为在国有制的安排下，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升值。

　　许子东：大量向国有企业。

　　陈志武：都流在国有企业和流在国家和政府的手里面，而不是让老百姓、家庭直接来感受到。所以要改变这边局面，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把国家拥有的这些财产，这些国有企业的财产，通过民有化的方式，让老百姓分享到这些好处。

　　窦文涛：所以他提出一个民有化的概念，也不是私有化，民有化，设立这个国民权益基金，比如把中石油、中石化所有的央企什么的，股份全放在这个基金里面，这样真正觉得公民都有一份。

何清涟：08宪章与清末立宪的比较

——清末立宪：一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目前在网上备受关注的08宪章，无论有关它产生的背后秘辛是什么，但宪章本身的内容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诉求。与中国历朝农民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破坏相比，苏东巨变开创的“天鹅绒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所以人们有理由期望社会转型通过“天鹅绒革命”来实现。

　　08宪章的发布，在中国知识界与异议人士来说，是件大事，但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说，却实在是份“迟来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可以判断这种上书式的民与君谋，能够在民与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那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的政治需求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评价。毛时代崇尚革命，对清末立宪以贬损为主；到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盛行告别革命，清末立宪运动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色彩。但不管观者的看法如何变化，立宪运动产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由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只乐于记载革命党的活动，从而使今天大多数人的历史记忆中，清朝灭亡前的最后10年呈一片空白。但事实上，清政府在它最后的10年当中，并不是在那里坐吃等死，而是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立宪运动。

　　考较清末立宪运动与08宪章的社会背景，前者的社会条件其实比目前要成熟。

　　第一，在宪政理念上，社会中上层基本达成共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知识界曾在日本展开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梁启超是其中的担纲人物，有别于儒家家国一体观的国家观念在这场讨论中诞生。通过这场辩论，参辩双方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国家不再是从家庭伦理一直推到天下观的一个体系，而是国家者是国民之国家，由个人联合组成国家――当然那时候民智未开，所谓“国民”指的是士绅阶层。

　　第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同时在各地兴起的保护利权运动，大大加深了国人的危机感，刺激了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

　　第三，以孙中山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势力渐成气候，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思潮已与立宪舆论分庭抗礼。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些开明的满清贵族意识到危险渐近，认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努力说服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并就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戊戌变法时被否定的各种变法措施不仅相继落实，而且深深触及到封建政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中，清朝廷不但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颁布了配套的《结社集会律》、《报律》；不但改革了中央和地方官制，还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组成了内阁。1910年，改良派在全国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不但“断指、割臂、挖股”的热血男儿不绝，更有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之举。

　　这场当时绅商各界参与推动的立宪运动，还获得不少地方督抚大力支持，清廷高层也有比较积极的响应，但最后却在与“革命”的赛跑中输掉了，而且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清廷练的湖北新军。研究这场立宪运动为何败给了“革命”，对今天的中国应该很有启迪。

　　相比之下，08宪章发表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实远不如清末立宪运动，除了民智水平较那时要高之外，既缺少体制内官员的参与，也无经济精英（绅商阶层）的支持，知识精英当中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缺乏中国当局的诚意接纳。与其说08宪章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还不如说它代表了包括本人在内的部分知识界人士与异议人士的政治诉求，是这些人士在经济危机即将转化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前夕，表达自己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愿望。

　　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当局的危机感自然远不如当年的清政府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溃”而不“崩”。

　　何清涟

民科芦笛如丧考妣

这个民科只知道响马造反的经络，不懂得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响马造反是要太平极乐千年天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为进入点滴改良的轨道扫除障碍。颟顸执拗的旧制度和严丝合缝的分赃利益集团，决不会自行改变，因为它自己的逻辑让它做不到。当自由成长到显山露水的时候，它只能作为进步的障碍被扫除，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英国的逻辑，是美国的逻辑，法国的逻辑。德国看起来避免了革命，却赢得了毁灭。总之自由的实现不是免费午餐，代价总要偿还。而资产阶级革命也从来不是谁煽动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横暴制度本身的产儿。这个蒸不烂煮不透的王八蛋的制度既然形成了，革命就是必然。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不能不接受。没人说要让革命成为常态，文明进步的常态是改良，应该是改良。然而最初那一下子，那一锤子，你不能怕，你怕了你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只要王八蛋还在，就不会给你改良的空间——事实上怕也没用，还是要来的。

基本上这些“反革命”都这盲点。最可笑是芦笛，跟一般反革命还寄望于体制内部不同，他明明看出PCC如此愚蠢无耻，不可救药，却还悲天悯人地忧惧革命的到来。脑子搭错了。就是胆怯。真应了芦笛自己对黄白人种的判断：白人敢于冒险，英勇无畏追求刺激，黄人除非被催情药迷惑或因功利目的而亡命，一般是十分胆怯的。其实白人就是这么闯过来的。黄人何以不能？这年头我这一代以下，也庶几是食肉动物了。回到卢梭吧：人民决不承诺放弃对政府使用武力，人民在任何时候保留推翻政府的权利——哪怕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也必保留此权利。民选总统若不听话，就是戴高乐的下场。别以为你任期没到就可以赖着不走。别以为你掌握了议会就合法了。照样轰你下台。啐不死你。


刘晓波的悲剧

芦笛

刘晓波被判刑前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刘晓波次日就要审判了，他估计会判得很重，盖中央指望以此杀一儆百，吓阻国内异议人士，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组党。他估计，中共在重判刘晓波之后，关押上一段时间之后，便会把他放逐出来，使得他在“海外民运化粪池”里自动融化，彻底失去影响力。

这位朋友消息灵通，很有洞察力，他的话我不能不信。次日特地上网，果然不出他所料，刘晓波给判了11年，顿时只觉说不出的悲伤和沮丧，这些天来什么心思都没有，觉得中国真是个被上帝诅咒过的国家，永远在那既定轨道上运行，一点改弦易辙的指望都没有。

后来就看到了判决书，佩服到五体投地。我过去总认为无论中共做出什么事来，我都不会惊讶，不料拜读了那伟大的历史文献，这才发现自己过去严重低估了我党脸皮厚度——竟然连这种不要脸的弱智玩意，他们都有本事在全世界面前亮出来！

据说，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全部证据是两条，一是《零八宪章》，二是刘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六篇文章。这种白痴玩意都有本事拿出来现世，令人不能不佩服我党果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脸皮一说。

如果说《零八宪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这就是个涉及到一万人以上的集团犯罪。就算刘晓波是集团军司令，那起码也得把所有的从犯都抓起来，作为一个叛国大案来审讯，以查明各人的犯罪性质与程度并作相应判决吧？只审判刘晓波，余人不问，岂非玩法轻纵了那一万多名叛国罪犯？这就是党国的法律尊严？

那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的“罪证”更是令人笑掉大牙。我做梦也没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竟然能管到境外去！文章既然发表在境外网站，那么，它是否犯法，当然只能由网站所在国判定，岂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悍然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强行代替其他国家操刀执法？“境外犯罪境内审”，党国政府发明的这新时代的“治外法权”，是不是也太特别了些？这一套，就连当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也没干过吧？莫非今日中国真是成了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可以任意侵犯别国的司法主权？

尤可笑者，判决书还承认，刘晓波那些文章是从2005年以来开始发表的。那就是说，这叛国犯罪行为持续了三年之久。那为什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要包庇他持续犯罪，既不立即制止，甚至也不加以警告，而要无所事事，坐视他猖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达三年之久？包庇犯罪，本身就是犯罪，可见公安局乃至公安部才是包庇纵容刘晓波犯罪的幕后黑手，才应该被抓到被告席上去。

还不止此。如所周知，我党动用大批民脂民膏搞所谓“金盾工程”，把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严丝合缝地密封起来，连电子都没法穿透那网上柏林墙。刘晓波的文章发表在海外，国内网民根本就看不见，那还有什么“煽动”一说？那几篇文章的总点击率最低为57，最高748。阅读者只会是海外华人，并非中国公民，就算是中国公民，就那么几个人，还都在海外，怎么个颠覆中国政府法？连这都算犯罪，那在梦里批评共党也是犯罪了。我党是不是还该投入重金，研发“梦幻监测工程”，好把每个公民梦中的反动言行都及时记录下来，必要时用作法庭审判依据？

如果向境外网站投稿算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我党为何还要提供经费，让居住在境内的前“民运”垃圾胡安宁在境外开办网站，四处剽窃批评我党的文章，在该网站大量刊登并提上导读呢？那罪行是不是比向境外网站投稿更严重万倍？

当然，胡安宁这次大概是接到指示，除了刊登判决书之外，便是登出《北京日报》在六四后不久发表的所谓刘晓波的反革命言论，还特地把日期抹掉，企图让读者以为那是刘最近的言论，使得我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更像回事些，却不敢转载声援刘晓波的只言片语。不容否认，胡确实为我党正面宣传此案作了密切配合。但他在此之前犯下的严重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总不能因此就一笔勾销吧？

总而言之，我党这次出的丑，堪称新时代《笑林广记》之最。无耻和弱智都是我党的行事常规，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使我惊奇，但这次中共居然脸皮厚到如此地步，敢把这白痴判决书公诸于世，却不能不令我倍感绝望。这涵义连盲人都能看出来：如今我党是有恃无恐，再不把文明世界放在眼里了。

刘晓波判刑如此之重，堪比魏京生。但魏京生好歹还有个什么“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的借口，而且政府始终没敢把那判决书亮出来。那还是在铁血强人邓小平当国之时。如今胡锦涛不过是个积极分子出身，刘晓波的言行中根本就抓不到什么把柄，但胡就是不但敢重判刘晓波，还居然敢把那白痴判决书公诸于世。他敢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其魄力堪比老邓，而是国力今非昔比，中国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了。过去中国必须仰赖西方的金钱和技术，因此行事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据说中国成了救世主，西方正翘首盼望中国广撒金子，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既然如此，党国政府还有什么可忌讳的？

这就是第一个令人绝望之处——再也没有管束那个无法无天的流氓政府的国际压力了。

第二个令人绝望之处，乃是中共通过此举，向全世界明确无误地宣布了他们绝不会允许体制内的反对派出现。判决书说得明明白白：“反对＝颠覆＝犯罪”。中国人只能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当奴才，要么做响马。谁若想向刘晓波那样走出第三条路来，坚持做体制内的反对派，谁就是罪犯，就要遭到“人民民主专政”铁拳的无情痛击。

这才是最令人悲哀之处。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中国人只会走极端，不是当奴才，就是作响马。不是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听任暴君宰割，就是扯旗造反，试图推翻暴君，却从来不知道，无论是当奴才，还是做响马，社会都不会因此前进一毫微米，反而只会倒退。要想建立一个常态社会，就必须在政府之外有个“忠诚的反对派”（也就是体制内的反对派）。没有这种拮抗机制，则社会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不知伊于胡底。

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就连传统社会的君王都知道这浅显道理，为此特地设置御史台，构成古典的体制内反对机制。尽管那设计的作用与效果非常有限，但毕竟还是说明古人有点起码的政治智慧。

中共却连传统帝王都不如，专门提拔奖励无耻拍马的佞臣，专门整肃直言敢谏之士，就连刘宾雁那种拥护共党领导、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御史都容不得，要把他放逐出国，连死后都不许埋骨乡梓。中共更把阿谀奉承统治者当成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谁若是敢批评我党，不管动机如何，统统都是犯了叛国罪，都要以大牢伺候。通过刘晓波案，我党已经把这基本国策再次说得清清楚楚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前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毫无起码约束，为所欲为，只许人民规规矩矩，不许人民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坚决镇压。这种毫无刹车的国家会开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恐怕就连白吃也能想得出来吧？

本区网友正在争论这道义与功利的问题，却没看到这两者根本就不是对立的。所谓道义，说到底就是全民的功利所在。我反对的，乃是如伪民运良心家们那样，把道义从功利中剥离出来，使之变成一种超越于功利存在的绝对实体，当成一种政治斗争武器，并不是认为可以只讲个人的功利，不顾全民的功利（亦即道义）。脱离了全民功利考虑的言行就无所谓道义，而民运良心家们的绝活，正是要求人民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去为他们主观制定的“道义原则”作牺牲。但不能因为有这些骗子良心家们的存在，就否定出自全民功利考虑的正义行为。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刘晓波坚持在国内当体制内的反对派，试图首次在中国走出响马与奴才之外的第三条路来，当然是功利上的极大失策，但从全民的角度来看则代表着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现在中共悍然再次宣布此路不通，中国公民若不是奴才，就只能是敌人。在取消自我完善的一切可能之后，这种烂污社会还有什么痊愈希望，还有什么长治久安的可能？于是医治社会病态的唯一希望，便是大家集体做响马，再来一次翻烧饼，再使社会来一次大倒退。功利家们为何就看不到这彰明较著的恶果呢？

这就是刘晓波的悲剧所在：在人山人海的奴才与响马大军中，他代表道道地地的“一小撮”特立独行之士，势必遭到朝野的两面夹击，其遭遇正如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前的立宪民主党人与进步党人一般，因为试图在体制内推进民主改革，最后是既得罪沙皇，又被激进革命乱党蛊惑下的愚民最终无情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的确，在一个愚昧的国家，刘晓波这么干，只能两面不讨好。《零八宪章》固然是我党的眼中钉，但它同时也被海外响马们痛加抨击。以《大纪元》为喉舌的法轮功宗教政治党人，以及何清涟乃至高寒那群形形色色的草寇，一直在辱骂《零八宪章》，污蔑刘晓波是共特。

因此，说到底，刘晓波的悲剧，其实是民族的悲剧。它响亮地宣布了“改良主义行不通”，而这是朝廷与草寇联合作出的英明决定。中国的事，从来就是糟在这两大势力手上，不是毁于朝廷，就是毁于草寇。晚清是朝廷要改良，草寇不许改良，八六年、八九年也这样。但六四以后则是朝廷坚决不许改良，草寇则历来不许改良，倒也没什么立场变化。

正因为此，刘晓波被重判反而是草寇们的盛大节日。要知道这一点，只需在Google里打入“刘晓波革命”的字样，立刻就能看到草寇们的鸦鸣雀噪：

“重判刘晓波是民主革命的反面动员令”

“和解破裂，革命将起——中共重判刘晓波博士将引发时局动荡”

“刘晓波和08宪章：幻想的破灭……这一次，《08宪章》和刘晓波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宣告《08宪章》和刘晓波余杰们那种鼓吹和解合作、反对革命的政策和路线的又一次大破灭。”

“‘11年’，是《零八宪章》的悲哀，是刘晓波们的失败。刘晓波们应清醒了！”

看着这些意淫昏话，我不禁要觉得疑惑：刘晓波为这种愚民牺牲，是不是也太不值得了些？革命？革甚鸟命！时局动荡？动甚鸟荡！诸位的屁股还让海风吹着呢，哪来的金钱去造反？有谁会听你们的？如今大陆知识分子全是利欲熏心的奴才，人家忙着搂钱还来不及呢，顾得上管这些不相干的事？而没他们的组织领导，工农大众不过是一堆肉而已。

这就是第三个绝望之处：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路更走不通。在旧中国，人民好歹还有当奴才或作响马两种选择，如今却只剩下了当奴才一种。而这必将使得我党更加有恃无恐，毫无顾忌，于是政权就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一直烂到党内内讧大规模爆发，将中国再度投入血海而后快。

最后想说的是，胡紧套看来是铁了心了。从我党的私利来看，老邓的确没有选错人，积极分子历来比高干子弟更左更可怕。在他手上，我党绝不会放松控制，只会王小二过年，一年紧似一年，而这确实能保证政权稳定。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镇压意志，对政权是否垮台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1991年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发动者们有胡锦涛的镇压意志，叶利钦就只会乖乖授首，而苏东帝国也就不会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运领袖有谁想把此事闹大，建议他们这就前往中国，陪刘晓波一道坐牢。据我模糊记忆，民运领袖中颇有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既然国内都有人去投案愿和刘晓波一道坐牢，那签过名的民运领袖们就更该如此了。若是只敢作隔岸煽火的“远距离革命家”，那最好从此把“道义”二字收起来。

另外，冯正虎的斗争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党不会让步的，他们有恃无恐，根本就不要脸了。这也算“人至痞而无敌”吧。

呜呼！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condamne une répression "inacceptable"

LEMONDE.FR avec AFP et Reuters | 28.12.09 | 18h43 • Mis à jour le 28.12.09 | 21h53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8/la-communaute-internationale-condamne-une-repression-inacceptable_1285579_3218.html#ens_id=1190750

Dénonçant la violence "brutale" et "inacceptable" des autorités iraniennes,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a vivement réagi à la répression des manifestations qui ont fait au moins huit morts dimanche 27 décembre à Téhéran.

S'exprimant depuis Hawaï, où il se trouve en vacances,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Barack Obama, a dénoncé lundi une "répression violente et injuste" de citoyens "innocents", soulignant que les Etats-Unis se tenaient au côté des manifestants iraniens dont la soif de justice s'est heurtée à une "brutalité de fer". Le chef de la Maison blanche a exhorté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à libérer "immédiatement" les personnes "injustement emprisonnées".

Le ministre britanniqu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vid Miliband, a qualifié de "particulièrement troublant" le "manque de retenue" des forces de l'ordre. Il a salué le "grand courage" des manifestants, insistant sur le fait que "la mort tragique de manifestants en Iran nous rappelle à nouveau comment le régime iranien gère les manifestations".

En Allemagne, la chancelière Angela Merkel a tenu à assurer les proches des victimes de sa "compassion". "Je condamne les récents affrontements violents en Iran, au cours desquels l'intervention inacceptable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a coûté la vie à plusieurs personnes", a ajouté dans un communiqué.

Lors d'un point-presse,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çais a renouvelé "sa grande anxiété et sa condamnation des arrestations arbitraires et des violences commises contre de simples manifestants". "L'aggravation de la répression ne mène nulle part", a-t-il souligné.

Même la Russie, proche de Téhéran, s'est dite "inquiète" de la flambée des violences. "A notre avis, dans cette situation, il est essentiel de faire preuve de retenue, de chercher des compromis sur la base de la loi, de faire des efforts politiques pour éviter une poursuite de l'escalade dans la confrontation intérieure", a indiqué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ns un communiq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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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Iran, le rapport de force n'est pas le même qu'en 1979"

LEMONDE.FR | 28.12.09 | 16h46 • Mis à jour le 28.12.09 | 16h55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8/en-iran-le-rapport-de-force-n-est-pas-le-meme-qu-en-1979_1285363_3218.html#ens_id=1190750

Pour Bernard Hourcade,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et spécialiste de l'Iran, "la pression de la rue n'a pas trouvé une expression politique suffisamment solide pour renverser le gouvernement".

De violents affrontements ont opposé dimanche les forces de l'ordre et les manifestants hostiles au président Ahmadinejad. La contestation est-elle à un tournant ?

Je ne le pense pas. L'intensité des violences était à la hauteur de l'ampleur des manifestations. La célébration de l'Achoura est l'une des dates les plus importantes du calendrier chiite. Chaque année, des millions de personnes défilent à travers le pays pour commémorer le martyre de l'imam Hussein. Ces grandes processions religieuses rassemblent toutes les composantes de la société iranienne. Il était logique que les opposants en profitent pour s'exprimer. Mais je ne crois pas que cette radicalisation marque un réel tournant pour le régime iranien.

Vous étiez en Iran pendant la révolution de 1979. Observez-vous des similitudes entres les événements qui secouent le pays depuis six mois et les manifestations qui ont abouti au renversement du chah ?

En 1979, les grandes processions de Tassoua et de l'Achoura [journées de deuil religieux qui commémorent le décès de l'imam Hussein] étaient organisées par le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Malgré la loi martiale, le chah avait été obligé d'autoriser les manifestations. Elles rassemblaient à l'époque l'ensemble des opposants, qu'il s'agisse de la gauche ou des religieux. Le clergé soutenait massivement les contestataires. Le rapport de force n'est pas le même aujourd'hui. Une partie importante de la population défend toujours Ahmadinejad. Les processions de ces derniers jours étaient organisées par le gouvernement. Il s'agissait d'abord de manifestations populaires auxquelles se sont mêlés les opposants. On ne peut comparer les événements de 1979 avec le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actuel.

Mais le mouvement semble prêt à poursuivre la mobilisation (Lire : Pouvoir et opposition se radicalisent en Iran).

C'est vrai que l'opposition ne faiblit pas, malgré la répression. Mais les contestataires ne sont pas unis politiquement. Entre ceux, peu nombreux, qui souhaitent renverser le régime et ceux qui veulent seulement le changer, il n'y a pas de consensus sur un leader, comme en 1979.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e Mir Hossein Moussavi et Mehdi Karoubi sont des personalités fondatrices du régime. L'un a été premier ministre pendant la guerre Iran-Irak, l'autre un compagnon de route de l'ayatollah Khomeini. S'ils ont endossé les habits de la révolte, c'est un peu malgré eux. Ils assument une responsabilité qu'ils jugent historique, mais restent des opposants par défaut. Pour les plus radicaux qui veulent en finir avec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Moussavi et Karoubi ne sont pas capables de porter le mouvement.

Face à cette contestation, le pouvoir fait-il bloc ?

Non, on observe des dissensions de plus en plus fortes à l'intérieur même de l'appareil d'Etat. Les partisans de la répression, proches du pré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prêchent pour le maintien de l'ordre avant tout, sans compromis avec les manifestants. C'est un peu la méthode chinoise : verrouiller l'intérieur, mais s'ouvrir à l'international en répondant à la main tendue d'Obama. Mais d'autres, comme Ali Larijani,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Mohsen Rezai, ancien commandant en chef des gardiens de la révolution, ou Mohamed Baker Khalibaf, le maire de Téhéran, sont favorables à une évolution du régime. Même parmi les plus radicaux, certains condamnent la répression et la mort d'autres musulmans.

Ces dissensions gagnent-elles les rangs des forces de l'ordre ?

C'est très difficile d'avoir des éléments précis sur ces questions. Il semble que certains membres des bassidjis, de l'armée et de la police se désolidarisent du pouvoir. Mais il est un peu tôt pour parler de dissidence ouverte. Si c'était le cas, le régime serait vraiment en mauvaise posture.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e ce sont des soldats de l'armée de l'air qui ont été les premiers à se révolter contre le chah en février 1979.

Aujourd'hui, le gouvernement iranien est très fort. Même si les résultats officiels sont éminemment contestables, Ahmadinejad a été élu et il est très probable qu'il ira jusqu'au bout de son mandat de quatre ans. Le pouvoir est prêt à tout pour maintenir le régime. Et, pour l'instant, la pression de la rue n'a pas trouvé une expression politique suffisamment solide pour renverser un gouvernement aussi fort et aussi répressif.

LeMonde.fr

[德国之声]刘晓波案引来一致抗议

德语媒体 | 2009.12.28

圣诞节期间，中国政治批评家、中国独立作家协会笔会荣誉主席刘晓波被重判囚禁11年。消息传来，尽管节日期间德国大多数印刷媒体不出版新刊，但各报网络版一致发出了抗议之声。

《日报》的评论把这一判决称为"司法丑剧"："这一切使人极为不安。它应该唤醒所有天真的人，不能相信共产党高级干部做出的保证，说什么党一心要使中国平稳地转变为法制国家。只要认真看一下，就可以看到，目前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一再提出的论点，如所谓'中国太大、太复杂，所以不能承受更多的民权'等理由，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与干部们在国外维护中国形象时的说法自相矛盾的是，打压在中国并没有减弱。在许多地方，中国法学专家和民权人士过去几年通过艰难斗争取得的进步正受到威胁或者正在经历倒退。

例如，共产党又把许多没有学过法律的党的战士安插到诸多重要的司法部门。律师只要认真对待工作、代理棘手案件，就会受到压力。过去几年，许多律师失去了执照，受到迫害和干扰，新规定缩小了中国律师处理案件的空间，要突破这些规定，需要很大勇气。

同时，中国政府及不断壮大的民族主义中产阶层发出了越来越强的声音，他们说外国批评中国政治是'干涉内政'，但刘晓波不是'内政'，他做出努力只不过是要以和平方式使自己国家的执政状况变得更好、更公正。

对他的判决是一项罪行，是那些想巩固权力和地位的共产党领导人犯下的罪行。他们剥夺刘晓波11年的人身自由，因为他写出自己的看法，呼吁进行讨论。所以，他们要以儆效尤。对这种倒退到斯大林主义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不能美化辩解。"

刘晓波一案，表明中国的独裁建立在践踏人权之上。但西方政治家不敢正面谈这个问题。"这是《世界报》题为"西方应对中国展现骨气"评论的开场白，评论在列举了西方政要和经济界人士在政治上对中国"磕头"的事例后问道 ：

"现在应该怎么办？没有中国参与或与中国顶着干，任何国际问题都不能解决。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低声下气地乞求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中国也需要伙伴，尤其需要欧盟和美国。与所有独裁国家一样，中国的体制也不稳定，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少数民族受到不公平对待等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使这一体制崩溃的导火索。

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环境遭到污染。德国政府和一些政党的基金会应该中止那个骗人的'法制国家对话'，即使这样要放弃一些到中国旅行的机会。相反，应加强对中国国内外反对派的联系，因为他们、而不是政治局，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应该学到了这样的经验。"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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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 : le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à un tournant ?

LEMONDE.FR | 28.12.09 | 11h17 • Mis à jour le 28.12.09 | 12h14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8/iran-le-mouvement-de-contestation-a-un-tournant_1285342_3218.html#ens_id=1190750&xtor=RSS-3208

Un régime "hors de contrôle", "le début d'une nouvelle intifada"… Au lendemain des manifestations ayant dégénéré à Téhéran et fait plusieurs morts, la presse internationale mesure l'ampleur de la contestation des autorités en place et y voit un véritable tournant pour le régime iranien.

Pour l'universitaire Ali Ansari, auteur d'un éditorial dans le quotidien britannique The Independent , le moment est "crucial" : "Cette révolte populaire a des racines bien plus profondes qu'une élection frauduleuse", mais concerne désormais "les droits, la gouvernance et la dignité" du peuple iranien. "Alphabétisée à plus de 90 %, titulaire de 25 millions de comptes Internet et de 50 millions de comptes de téléphonie mobile", la population iranienne est "bien dirigée et coordonnée" pour faire face au gouvernement, souligne-t-il.

Une détermination confirmée par le Wall Street Journal, qui souligne également que les manifestants s'en sont pr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u nom du Guide suprême iranien, l'ayatollah Khamenei. Pour le quotidien économique, l'ampleur de la mobilisation rappelle les événements de 1979, qui ont précipité la chute du chah, d'autant plus que, comme le note l'auteur, des sources rapportent que "des représentants de l'ordre refusent d'appliquer l'ordre de tirer sur la foule".

KHAMENEI, "UN NOUVEAU CHAH"

Pour le Guardian, la contestation du pouvoir est passée à un stade supérieur, notamment du fait que les autorités iraniennes ont choisi d'ouvrir le feu sur les manifestants en pleine période de fêtes religieuses. "Le régime compromet sa réputation de gardien des traditions religieuses iraniennes", estime le quotidien britannique. Là encore, le journal relève la détermination croissante des manifestants, qui en plus de répondre aux coups portés par la police et les bassidjis, n'hésitent plus à défiler à visage découvert, ce qui était beaucoup moins le cas lors des manifestations post-électorales de juin dernier.

Pour le site d'actualité dissident Tehran Bureau, l'Iran est en train de connaître les débuts d'une "intifada à l'iranienne", qui rappelle celle des Palestiniens contre Israël en 1987. En choisissant de réprimer des manifestations un jour de fête religieuse, Khamenei porte un coup à la morale du régime.

Ce n'est plus seulement le pré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qui est visé, souligne Steve Clemons pour le The Huffington Post, qui compare Khamenei à "un nouveau chah", qui aurait perdu le soutien des élites. Face à lui, avertit-il, "les Etats-Unis doivent rester très prudents" et ne pas chercher à mener une intervention qui discréditerait le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Difficile pour autant de prévoir la chute du régime à la lumière de ces événements, rappelle le quotidien canadien The Globe and Mail : même si les Iraniens sont conscients des similitudes entre la situation actuelle et celle de 1979, "cela ne signifie pas que l'histoire se répétera, et il est impossible de juger l'ampleur du soutien populaire aux manifestants". En revanche, les violences du week-end annoncent une période trouble, très certainement marquée par "un effort pour écraser la protestation".

Audrey Fournier

Le Monde : Pouvoir et opposition se radicalisent en Iran

LE MONDE | 28.12.09 | 10h41 • Mis à jour le 28.12.09 | 10h47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8/pouvoir-et-opposition-se-radicalisent-en-iran_1285365_3218.html#ens_id=1190750

Retransmises souvent par téléphone portable sur Internet, les images qui ont fait le tour du monde, dimanche 27 décembre, témoignent de la violence de la répression et de la détermination des manifestants qui, en Iran, ont transformé la traditionnelle commémoration religieuse du deuil chiite de l'Achoura en une journée d'affrontements d'une rare ampleur.

On y voi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manifestants dans les rues de Téhéran et de la plupart des grandes villes iraniennes: Chiraz, Ispahan, Qasvin, Tabriz et même Qom, la ville sainte. Des vidéos montrent en direct des heurts sanglants entre la foule et les forces de l'ordre et les miliciens bassidjis, assistés parfois d'hélicoptères ; des motos et des voitures en feu. Toutes évoquent des morts. Les premiers depuis les grandes manifestations qui avaient suivi la réélection contestée du pré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le 12 juin, et qui s'étaient soldées par une soixantaine de victimes et 4000 arrestations, selon l'opposition.

Cette fois, la police admet cinq morts "accidentelles" et l'arrestation de 300 "hooligans". Les manifestants portent ce bilan à huit ou dix morts, certains par balles, dont trois au moins à Tabriz.

Parmi les victimes figure Ali Moussavi, le neveu de Mir Hossein Moussavi. L'ex-premier ministre, candidat malheureux des réformateurs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 juin, a dénoncé une "fraude massive" et lancé la contestation. Six mois après ce scrutin, en dépit d'une répression sévère, le mouvement perdure.

Ali Moussavi, rapportent des sites réformateurs, dont Jaras, citant entre autres le cinéaste Mohsen Makhmalbaf, proche de la famille, a été tué délibérément. Une voiture le suivait avec cinq hommes à bord, lorsqu'il est sorti de chez lui. L'un d'eux est descendu et a tiré sur M.Moussavi. Selon les mêmes sites, son corps aurait été transporté et gardé à la morgue, la famille priée de rester discrète.

Un assassinat ciblé, sorte d'avertissement au leader de la contestation ? L'information est difficile à confirmer, mais d'autres agressions "ciblées" auraient eu lieu dimanche. A Ispahan, le frère de l'ancie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réformateur, Abdullah Nouri, aurait été frappé devant ses enfants par des miliciens qui l'avaient publiquement menacé auparavant.

De plus, en marge des "hooligans" interpellés, d'autres personnalités critiques du gouvernement ont été emmenées en prison. C'est le cas d'Ibrahim Yazdi, le vieux leader du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 l'Iran (un parti nationaliste toléré par intermittence), arrêté chez lui à 3 heures du matin dans la nuit de dimanche à lundi, ou encore de Mehdi Arabshahi, le secrétaire de la plus importante organisation d'étudiants, Tahkim Vardat (Consolidation de l'unité), arrêté à Téhéran. De même que les trois plus proches collaborateurs de M. Moussavi.

Enfin, le couvre-feu a été instauré à Najafabad, la ville natale du grand ayatollah dissident Montazeri, figure de proue de la contestation religieuse, dont l'enterrement sous haute surveillance a suscité des manifestations contre le régime la semaine dernière.

Face à ce qui peut sembler une nouvelle aggravation de la répression, des voix se sont élevées pour prévenir une trop grande radicalisation du mouvement contestataire. Dans un appel très remarqué, lundi, Ezatollah Sahabi, le dirigeant d'un groupe de religieux nationalistes, lance un appel à la "modération" pour ne pas faire le jeu du régime : "Attention à ne pas vous précipiter vers la violence. Ils sont prêts, écrit-il en substance, à tuer un million de personnes s'il le faut."

Pourtant, de l'avis de tous les témoins que nous avons pu joindre par téléphone, ce qui ressort des affrontements de dimanche, c'est précisément la radicalisation des manifestants. Leurs slogans très durs visaient non plus M.Ahmadinejad, mais le Guide suprême Ali Khamenei ("Moharram, c'est le mois du sang versé, le guide Khamenei sera renversé").

Le guide était également comparé au calife honni Yazid, responsable de la mort de l'imam Hossein à la bataille de Kerbala, que commémore le deuil de l'Achoura. Une "première".

De plus, dans la rue, sans être vraiment armés, de nombreux manifestants ont érigé des barricades dans certaines avenues de Téhéran, jeté des pierres sur les forces de l'ordre ou encore incendié les motos des voltigeurs bassidji, fer de lance de la répression lors des émeutes dans les rues.

Posté sur l'avenue Azadi (Liberté), au centre de la capitale, Reza, un jeune diplômé iranien, nous a fait part de ses craintes au téléphone : "Il y avait un monde incroyable, je crois que les bassidji ont eu peur cette fois. Les rôles étaient inversés, ça les rendait fous de rage. Avec leurs matraques, ils ont tabassé des femmes et même des vieux. Nous étions révoltés de voir ça. Certains leur ont répondu de façon violente eux aussi, car normalement le jour de l'Achoura, c'est un jour de communion dans le deuil des chiites, un jour d'affliction et de paix sacrée. De voir qu'ils ne respectaient rien, beaucoup de gens qu'on ne voyait pas manifester jusque-là sont venus, outrés. Des gens modestes, mais religieux. Je crois que le mouvement est à présent vraiment populaire."

Et il ajoutait, inquiet : "Mais il faut résister: si on perd le calme et l'équilibre, c'est mauvais. Pour exister, nous devons parier sur la durée et la légalité." Les autorités en place ont, il est vrai, commis des erreurs, de l'avis des analystes iraniens. La première a sans doute été, nous a expliqué l'un d'eux au téléphone, "de n'avoir pas respecté le deuil lors de la mort de l'ayatollah Montazeri. Ses partisans ont été harcelés, ceux qui lui rendaient hommage empêchés parfois de le faire. En cela, le pouvoir a perdu sa “crédibilité” religieuse et populaire".

La seconde erreur, expliquait-il encore, a été, samedi, d'empêcher l'ancie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éformateur, Mohammad Khatami, de prononcer un discours. "M. Khatami avait choisi de s'exprimer à Jamaran, au nord de Téhéran, là où avait vécu l'ayatollah Khomeyni. Un lieu hautement symbolique en ces temps troublés où gouvernement et opposition se disputent l'héritage du fondateur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Mais la police n'a rien respecté. Des gens venus écouter le discours ont été enfermés de force dans la mosquée, les autres priés de se disperser. Cette bataille symbolique aussi a été perdue pour le pouvoir. Certains manifestants criaient “Khomeyni, si tu vivais, tu serais avec nous!”…"

Faut-il s'attendre à un nouveau renforcement de la répression ? "Le cycle manifestation-répression est désormais enclenché. Le gouvernement devra jouer serré dans les prochaines semaines s'il ne veut pas contribuer à faire grandir la contestation, concluait l'analyste. Après le mois de deuil de Moharram vient celui de Safar. Entre-temps, il y a tous les quarante jours la célébration des deuils récents, dont celui de M. Montazeri. D'autres troubles en perspective…"

Marie-Claude Dec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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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moins huit morts lors des manifestations en Iran

LEMONDE.FR avec AFP et Reuters | 27.12.09 | 11h19 • Mis à jour le 28.12.09 | 10h45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7/plusieurs-morts-au-cours-des-manifestations-a-teheran_1285283_3218.html#ens_id=1190750

Au moins huit personnes ont été tuées, dimanche 27 décembre en Iran, lors des affrontements les plus violents depuis ceux qui ont suivi la réélection de Mahmoud Ahmadinejad au mois de juin.

Affrontements sanglants. Se référant à des informations du Conseil suprême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la télévision officielle en langue anglaise Press TV, dans un bandeau, dresse lundi un bilan de huit morts. Le mouvement réformateur évoque aussi huit tués, quatre à Téhéran et quatre à Tabriz, dans le nord-ouest du pays. La télévision d'Etat iranienne, citant le ministère des renseignements, évoque pour sa part plus de quinze personnes tuées lors des émeutes de dimanche à Téhéran, citant le ministère des renseignements. Selon le dernier bilan de l'opposition, 300 personne auraient aussi été arrêtées et il y aurait des dizaines de blessés.

Selon certains témoignages, Ali Moussavi, neveu de Mir Hossein Moussavi, ancien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face à l'actuel pré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figure parmi les victimes. L'ancien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brahim Yazdi, chef du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 l'Iran (MLI, opposition libérale), a été arrêté dans la nuit de dimanche à lundi à son domicile par l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a indiqué, lundi 28 décembre, le site Internet d'opposition Rahesabz.

Des manifestants déterminés. En tout, ce son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personnes qui ont envahi les rues iraniennes, profitant de l'affluence liée aux nombreuses cérémonies de l'Achoura, journée de deuil religieux commémorant le martyre de l'imam Hossein, figure centrale du chiisme. Les manifestations se sont déroulées dans la capitale Téhéran, mais aussi dans la ville sainte de Qom, à Ispahan, à Najafabad, à Arak ou à Tabriz.

Toujours selon les témoignages, des véhicules et motos de police ont été incendiés par les manifestants, qui scandaient "mort au dictateur" ; plusieurs policiers auraient également été blessés. Les médias d'opposition ont également indiqué que des policiers se seraient rangés du côté des opposants, refusant de leur tirer dessus.

Comme ce fut le cas dans les semaines qui ont suivi la réélection contestée de Mahmoud Ahmadinejad, les médias officiels ont accusé la "presse étrangère" d'être à l'origine de ces mouvements de colère contre le président réélu. L'agence de presse Fars précise que des groupes de "vandales" ont endommagé des bâtiments publics et privés et "manqué de respect" à la fête sainte de l'Achoura.

Sur un site Web d'opposition, Mehdi Karroubi, candidat réformateur à la présidentielle du mois de juin, a estimé que "le système au pouvoir a fait verser le sang du peuple le jour de l'Achoura, et a envoyé contre le peuple un groupe d'individus sauvages".

Condamnations internationales. Dans un communiqué,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çais a condamné "les arrestations arbitraires et les violences commises contre de simples manifestants". Le Quai d'Orsay appelle également à une "solution politique face à la persistance des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à l'aggravation de la répression". La Maison Blanche a également "fermement condamné la répression violente et injuste de civils cherchant à exercer leurs droits universels en Iran". "Les forces de sécurité ont une nouvelle fois eu recours à l'intimidation et à la violence contre les citoyens de l'Iran" qui "méritent de pouvoir faire entendre leur voix", souligne quant à lui le chef de la diplomatie canadienne, Lawrence C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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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路透社：中方交付赎金救出“德新海”轮全体船员

发表日期 27/12/2009 更新日期 27/12/2009 22:58 TU

据中国船东协会接“德新海”轮船长报告，“德新海”轮上25名船员于北京时间2009年12月28日02时33分安全获救。目前正在中国海军护航舰艇保护下驶往安全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8日证实了索马里海盗劫持的货轮上25名船员获救的消息，但姜瑜只字未提交赎金的事。

法新社周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提到，中方支付了三百五十万美元的赎金。

而据路透社报道，一名自称“哈桑”的索马里海盗在被劫持的中国“德新海”号运煤船上用电话告知路透社：一架直升机将4百万美元的赎金投到了中国“德新海”号轮船的甲板上。“哈桑”说，准备在几个小时内开启“德新海号”中国船。他说：“所有中国船员都很安全。虽然几天以后才会获释，但中国船员现在都很高兴。”

海盗威胁要杀害人质

“德新海”轮船于2009年10月19日在印度洋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船上有25名中国船员；船上运载着7万6千吨的煤炭。中国曾派出三只战舰试图营救中国船员。

针对中国的救援行动，海盗团伙成员哈桑昨天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北的哈拉代雷港通过电话告诉路透社记者：“我们要告诉中国的是，不要采取任何救援行动……如果他们想要尝试，我们将要杀死所有船员……我们要让他们改变任何试图救援的想法，否则他们就会后悔。我们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面对10月和11月海盗曾两次发出要杀死人质的威胁，中方采取了另一种营救方式。

从“云南”与“中国”关系史看“中华民族”的形成

作者：程映虹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注释】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前途的公共讨论中，民族主义问题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讨论中有很多盲点。例如，多数人的眼光基本向“外”，主要关心的是那些有迫切的现实政治意义的问题，例如“统独”和“分合”，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及领土纠葛，还有所谓中国的“国际形象”。然而，中国国内的其他族群问题－－尤其是在那些看上去似乎比较平静的地区－－则在关注的焦点之外。其次，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它的形成过程和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族群关系有何影响，似乎也不为很多论者所关心。实际上，就“统独”和“分合”而言，这些今天非常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在特定地区的最新发展。那些今天相对平静的地区，很可能在历史上曾经是动乱之源；而今天动乱频仍的地区，又很可能和沉重的历史遗产有关，不过是历史上“叛”和“平”（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的延续。再次，所谓“人民共和国”和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间在族群和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其实并没有一条鸿沟，很多政策，无论是“软”还是“硬”，都有历史的先例。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讨论往往是不自觉地从汉人的角度或者以汉人为主体族群的角度出发，所论述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汉人和汉文化，而相关问题的讨论参与者之利害取舍和价值判断，无疑也主要以汉人族群和他们所控制的中央政权的好恶为转移。这一点，从所谓“愤青”当中极少有少数族群成员就可以看出。

这些盲点归结起来，其实与我们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出现和形成的理解有关。在很多人那里，“中华民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顺因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中原文化（即汉文化）之优越性的体现和向外扩张。由此出发，今天的民族主义问题主要被看作是这个民族对外的问题，而不是内部问题；即使有内部问题（如西藏和新疆），也认为是由外部势力所造成。这种思维框架本身是可以质疑的。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认识角度,那就是研究那些时事焦点以外的族群问题及其历史演变，研究“中华民族”在“中国”各个角落漫长的融合史和冲突史，尤其是自觉地批评反省那种以汉人的历史、文化和价值为依托的认识局限性，进而站在少数族群的立场上并努力超越某个族群的立场，还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真相，超越“统独”之争和“分合”之辩。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为理解那些今天被聚焦的族群问题和冲突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杨斌[1]最近出版《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0世纪）》（以下简称《云南的形成》）[2]一书，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关心民族主义问题的读者关注。杨斌的研究力图突破汉文化中心论的束缚，消解从中原王朝的立场对中国族群历史叙述的垄断，并引入一些重要的世界历史因素去解释“中国”的最终形成，为澄清和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许多似是而非或者被混淆和颠倒的问题，提供了立足于丰富的材料之上的新颖观点，不但有助于认识历史上的族群问题，而且会激发读者对“中国”这个概念作深入的思考。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时，云南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云南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短暂的过程；相反，云南的形成历经两千年的漫长演变。研究云南的形成，其实也为研究其他族群地区与中原政权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思考。与这样严肃认真的研究方法相比，那种“自古以来某地便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类的断然说法或宣示，往往既无史实根据，也缺乏认真求实的态度。

两千多年前，云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区域，第一次与向南扩张的汉政权和汉文化发生大规模接触，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政权对云南境内的少数族群专门作了“民族识别”，把“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正式归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云南才最终完成了从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地域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过程。杨斌认为，云南对“中国”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它丰富的矿藏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而是它的加入帮助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的共同体的最终成形。

从杨斌的研究中，笔者得到很多启示。研究今天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局限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中国少数民族史或者中国边疆史,而是应该把边疆地区的长时段的历史演变放在全球史的角度来考察。杨斌正是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发掘并强调了一些在思考中国族群问题时很少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非中国/非汉人的角色和因素，从而发现这些角色和因素如何与中国的中原王朝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在云南逐步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过程中的作用。这就为认识中华民族、中华帝国和中国这些重要概念的发生和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采用了一个新的角度，杨斌的研究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对当前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等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杨斌提出并批评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处理南北关系时常见的“北方中心论”和处理中外关系时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北方中心论”，是指叙述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时重视北方、轻视南方，叙述的角度多从北方的扩张着眼（或者强调发生在北方的汉族和非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而南方（或者西南，指历史上的云、贵、藏和邻近地区）往往被置于被征服、被渗透、被统治、被吸纳乃至被开化的位置。这里的“北方”往往又特指汉人、汉政权和汉族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中国”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中等同于“汉”，于是南北关系便主要被解释成北方汉人对南方“夷”“蛮”的同化。“北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建立在汉文明优越论的价值观之上，包含有主客体之分，把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相互的经济文化关系基本描绘成文明和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关系，而双方的政治关系则被定义为大一统中央与地方或边疆的关系。这个“大一统”虽然有时会丧失对地方和边疆的控制和管治，但一旦某一个中原王朝宣布某地“臣服”于己，则不管此“臣服”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也不管后来这个“臣服”关系是否中断或被拒绝，此地便被视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对于这类在“北方中心论”的影响下构建的历史叙事的简单化和背后的族群偏见，杨斌借用凯撒征高卢的名言，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中国人（汉人）来了，中国人（汉人）征服了，中国人（汉人）传播文明了”。尽管长期以来在汉语文化圈里，对汉人和非汉人问题上的“大汉族主义”也有一些批判，但这种批判通常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主张对非汉族的宽容、让步甚至优待，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正本清源，归还或者建立非汉人族群从自己的立场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与上述“北方中心论”相关的，是处理中原王朝和周边地区关系中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中国中心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北方中心论”的放大，它对中原周边地区（尤其是南方和西南）历史上产生和演变的文明，不是故意忽略就是轻描淡写，同时对这些过去一度被包括在所谓“朝贡体制”内的政权和区域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和东南亚、南亚、中亚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仿佛它们与“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关系，就是唯一对它们有影响的外部关系。这种历史叙述的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所谓的中国或中原王朝始终是东亚唯一有影响的政治实体这个结论。杨斌在他的书中指出，今天在国际政治中难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东南亚，在历史上曾经包括今天被称为中国西南部的很多地方；近代以前，今天的西南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界，而云南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得多，那时云南在经济文化上与南亚和印度洋的交往及相互影响，远非中原可比，甚至可以说，那时的云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而不是当时的“中国”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对云南历史的叙述，基本上被限制在上述“北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围之内。因此，历史上的云南作为一个曾经是相对独立并与东南亚和南亚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文明实体，它的地位很少在汉语文化体系内得到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汉语文化体系的研究者一直是从“中国”的角度（尤其是中国的“边陲”的角度）来叙述云南的，而描述的重心则放在云南与“中国”的联系上。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年表和手册中，史上由非汉人在云南建立的国家如南诏和大理时常缺席；而北方或西北的辽、西夏、金和元从未如此。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云南这个地名本身，既与河流、山脉无关，也不是当地族群共同自发形成的地理概念。杨斌指出，中国的大多数含有“南北东西”这些表示方位的名词的省份名称，一般都与某条河流或某座山脉有关，如两河、两湖、山东、山西等等。但“云南”这个地名却不是这样，在“云南”这个名称的背后不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它实际上是北方的王朝制造出来并强加给“云南”当地人民的，它的最终被接受是中央帝国在边缘地区长期殖民政策的结果。对于这种隐藏得很深的偏见和歧视，杨斌用“中国的东方主义”来形容。

今天被称为“云南”的这个区域，在中原的战国以前就独立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明。它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始于秦汉之前及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里生活着不同的部落、部落联盟和王国，各用不同的名称（如滇、僰、昆明、夜郎、哀牢、劳浸、靡莫、邛都等等，很多并不局限于今日的云南境内）。那时在这一区域从未出现过一个单一的概括性的地理名称，更没有一个所谓“云南人”的集体意识。“云南”一词首次出现在西汉时期，那时西汉在滇王国设益州郡，仍由滇王统治，在益州郡之下有一个县被命名为“云南”。西汉之后直到元朝，尽管中原王朝一直声称对云南这块地方有管辖权，但从未确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反而是当地的南诏王国在唐朝时一度成为地区强国，甚至挑战唐朝。元朝时中央集权强盛，正式在当地建云南行省。于是，“云南”作为一个区域集体性名词，最终在中央权力的强制下被当地人接受，此后又发展出作为“中国人”之一部分的“云南人”的集体身份意识（尽管各族群在“云南人”的概念之内仍保留自己特定的身份意识）。值得指出的是，把云南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不是汉人，而是蒙古人。蒙元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它征服云南的直接目的是从南部包围南宋，也是为了向东南亚扩张。所以，这整个过程必须放在蒙古帝国的亚洲大陆战略的国际角度来理解。

从“云南”一词的演变可以看出，中原王朝从一开始就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企图用一个集体性名词去包括和指称这个地方复杂多样的族群存在，而这个名词又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地理视角－－彩云之南，即距离中原十分遥远。但对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云南”之地的本地人来说，这个名词所体现的距离感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而这个所谓的集体身份意识也缺乏根据，因为他们从来就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意识来称呼自己的。

云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呢？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一般从西汉设益州郡开始。实际上，此后从三国到宋朝，中原王朝始终未实现对“云南”的实际管治。不仅如此，唐朝时期，“云南”曾崛起了强大的南诏王国。南诏首次统一了“云南”地区，其军队三次攻陷唐朝的西南重镇成都，还两次打败属于唐朝保护国的安南（今日越南北部），它还入侵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并仿照中原对属国的办法建立起了自己的朝贡体系。迫于南诏的压力，唐朝不得不封南诏王为“云南王”。那时，南诏与中原的唐朝、西藏的吐蕃一度并列为三大强国，杨斌用新“三国演义”来形容。到了宋朝，云南的大理王国也一度十分强盛。虽然唐朝曾册封南诏国王为“云南王”，宋朝也封大理国王为“云南节度使”（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仍然只用“云南”这个由“中央”钦定的地名，却从不承认“南诏”或“大理”这些本地国名），但这种册封所体现的，与其说是实质性的藩属关系，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妥协：中原王朝满足于一个名分和面子，“云南”的君主在自己的王国照样自称南诏王或大理王，双方相安无事。直到元朝用武力灭掉大理王国后设立云南行省、对这个区域逐步实现了行政管辖，这种局面才渐渐改变。元朝在云南建立的统治被明清两代所沿袭，云南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的政权。明朝又对云南实现了大规模移民的殖民政策，使得汉人人数超过了本地原住民，并在经济上进一步把云南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因此，说自元明时期始，云南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于史有据的。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尽管“云南”在元朝以前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甚至不应该被称为“云南”），但它与中原地区并不是完全隔绝、互无往来的。然而，正如杨斌所指出的，族群融合不应该被理解为汉化，即强势文化被弱势文化接受。他认为，族群融化更多地是相互融合，云南的历史就充满这样的事例。历史上迁移到云南的汉人，从饮食、服饰、宗教到节庆，都在很大程度上当地化了。所以，杨斌在他的书中谈到族群融合时，不单是使用sinonization这个词（即汉化或华化），也同时使用了indigenization这个词（即本地化）。按照他的这种概念使用方法，云南发生的族群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而不再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强调的单向的汉化。正是这种汉人与本地族群的双向融合，为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云南各地族群在中原王朝牢固的政治控制下演变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族群创造了条件。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与云南地区的关系虽然不是正式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由此引起了矛盾和冲突。中原王朝力图用把云南纳入自己的朝贡甚至郡县体制，从而建立对当地的政治统治。而云南的本地精英则以实用主义应对，当朝贡甚或郡县制这种与中原王朝的特殊关系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政治特权时，他们不但不拒绝，反而承认甚至争夺并炫耀中原王朝授予自己的头衔和名义；一旦这种名义上的与中原王朝的制度化关系威胁到本地精英的政治独占权时，他们就起而反抗。此外，云南的贵金属、矿产、马匹、皮革、耕牛等，一向是中原王朝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济压榨也常常是云南人反抗的重要原因。虽然为了缓和矛盾，中原王朝常采取一些收拢人心的政策，如减免税收，但这种政策效果时常被派到云南的地方官的贪婪所破坏。

中原王朝第一次把云南并入自己版图的是汉朝，那恰恰是云南反抗最激烈的阶段。公元前86年以及公元前83年、公元前28年，那里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公元初王莽时期又发生过“叛乱”。据记载，公元118年汉朝在“平叛”中斩了3万人头，以恐吓当地民众。然而，公元175年叛乱又起。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殖民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这样的暴力镇压会消弱地方势力，加上汉朝对当地权贵运用“以夷制夷”策略分化瓦解（特别是利用某些部落和大族去镇压其他当地人的反抗），以及大量汉兵的入驻和屯垦，都使得部分当地精英的汉化程度加深。

实际上，云南被正式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之前，决非落后闭塞尚待“开化”的蛮夷之地，而是一个在跨地区贸易、文化和政治交往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地域。在中原王朝眼中，这块被称为“云之南”的地方是“边陲”；但站在当地的立场看，这里恰恰是四通八达之地，而中原只不过是它的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就“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幅度而言，中原甚至比不上云南。只有把云南的历史放在一个两千年和全球史的时空框架内加以考查，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杨斌的《云南的形成》正是从这个角度强调指出，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具有枢纽的作用。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共有3条，即陆上（东起中国的长安进西域后分叉进入南亚、中亚和西亚，最终到达地中海东岸和欧洲）、海上（东起中国的广州，经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阿拉伯海和红海）和西南（连接云南、中国的四川和贵州、西藏、东南亚和南亚，也进入南海），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交通网络，是近代以前（始于公元前2－3世纪、终于公元14－15世纪）欧亚大陆（也包括非洲部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在中国，说到丝绸之路时，一般人想到的往往只是陆上丝绸之路，其次是海上丝绸之路，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往往被忽视，历史教学中也时常如此。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以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城市为起点或终点，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在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外。西南丝绸之路不但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的商业和贸易，其影响亦远及中亚、欧洲甚至非洲。因此，在云南可以看到起源于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商品、技术、风俗、宗教、语言和制度。即使云南被中原王朝征服之后，云南仍然维持着与东南亚以及南亚之间的密切关系达二、三百年之久。

这种漫长而密切的交往不但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云南的宗教、人种和族群的多元性是中国各省区中最丰富的，费孝通等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把云南和西藏之间的通道称为“民族走廊”），而且对东南亚半岛的发展，例如商业贸易的发达、城市的形成和宗教的传播等等，起了促进作用。实际上，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在经济上和东南亚结成一体，它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可以被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杨斌的书取名为《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其涵义是，用“风”喻东南亚，用“云”喻中国，云南的形成就是夹在这两个文明之间，由此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和力量。有趣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云从龙风从虎”一说，龙是中国的象征，而虎则是东南亚的象征性动物。

云南保持与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密切交往并受这种交往影响的一个证据是，贝币在云南地区曾长期流通。在铸钱流通以前，贝币曾是古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媒介之一。中原地区曾长期使用海贝（甚至作为钱币），秦朝统一货币后贝币才退出流通领域。但在云南，贝币作为日常交易的主要媒介，一直使用到明朝晚期。汉朝对云南建立控制时，汉朝的五株钱一度在云南流通。但汉朝瓦解、中原不再控制云南后，随着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兴盛，海贝重新进入南诏成为货币。元朝和明朝都利用云南的铜矿在当地铸造铜钱，试图取代贝币，从而把云南的货币与中原地区的货币统一起来，但云南本地人就是不愿意使用铜币。结果明朝只得将这些铜币运到贵州以充军饷，不但允许在云南继续使用贝币，而且接受它作为云南向中央政府交纳税收的货币。

为什么商业发达、一直与使用铜钱的中原保持大宗贸易的云南，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拒绝使用铜钱呢？其原因是，长期以来贝币（大量出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岛）是西南丝绸之路、尤其是印度洋地区贸易的主要媒介，它为这个辽阔地域的各地所信任和接受，不但可用于国际贸易，也是国内市场的主要货币。郑和下西洋时，其船队成员就看到南亚和东南亚大陆一些港口城市和内地使用贝币，而这种货币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已成为古董。显然，虽然云南与中原也有大量的贸易，但云南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建立起来的更密切的商业联系，使得贝币在云南长期存在并排斥铜钱。直到17世纪中叶，贝币在云南的地位才衰落下去，被铸钱取代。贝币在云南的迅速衰落，与明朝为了控制云南大量向该地移民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奴隶贸易导致贝币的价格大幅上涨，使得远在云南的交易者难以承受。杨斌也推测，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云南的大量贝币回流到印度洋地区，这就造成了云南贝币的极度匮乏，于是被铜钱取而代之。

杨斌认为，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南海地区在近代以前长期存在着中国和印度洋两个相互独立但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国际性经济和贸易体系；政治上处于中国影响之下的云南，经济上实际从属于印度洋体系。或者说，云南的地位是双重边缘：政治上处于中国体系的边缘，经济上则处于印度洋体系的边缘。中国一直没有能力把云南从印度洋经济体系中拉出来。直到17世纪，由于欧洲的扩张打破了印度洋体系，云南才在经济上完全被纳入中国体系。这就是说，云南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光从中原帝国由内向外的扩张以及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来解释。政治方面蒙古帝国的欧亚战略，经济方面印度洋体系的瓦解，这些非中国因素，都为云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创造了重要条件。由此可见，除了“北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所津津乐道的中原或汉文化对“落后地区”的同化力（实际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力）之外，云南历史地位的变迁还受到很多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关键性影响。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杨斌在《云南的形成》一书中探讨了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政策。他的观点有助于解构在族群问题上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帮助人们深入思考“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

60年来官方一直宣传它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因而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最科学、最先进”的理论，甚至没有能力定义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这个基本概念，遑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如果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历代王朝都无法成功解决民族关系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源自西方的外来意识形态又怎么会成为包医百病的仙丹妙方呢？中国人1949年以后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少数族群带来了平等、解放和自治。这个支配中国族群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个政治神话。它与中共政权的其他意识形态话语一样，旨在强调中共政权的“史无前例”和“改天换地”，似乎在这个政权统治下，什么都是新的，其族群政策与以往的中原王朝统治也截然不同。

杨斌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共的民族政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帝国的遗产，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意义上，中国历史在这方面都未发生断裂。太阳下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物。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并未解决族群问题，中共付诸实践的那些措施，多数可在历代王朝积累起来的对少数族群的认识和统治方略中找到先例。他强调，中华帝国的遗产中既有中原王朝惟我独尊的自大和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也有出于维持多族群帝国统治的考虑、对少数族群的宽容，甚至承认他们与汉人或统治民族在普遍人性上的一致，这就为族群平等的观念提供了空间。20世纪以前，边远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族群，在中央政府眼中，大体上经历了从野蛮人到帝国臣民、再到天子之下的多族群家庭中的小兄弟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总的过程是缓慢地朝向族群平等演进。现今官方所宣传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平等对待少数族群”，并不符合中国自己的真实历史。

历史上中原王朝所信奉的大汉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儒家理论的华夷之辨上。西汉时，虽然儒家已被封为意识形态正宗，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态度还是比较平等的。他虽然用“西南夷”来称呼西南少数族群，但这个“夷”指的是持弓之人，即狩猎族群，以与农耕族群相区分。东汉班固修《汉书》时，他虽然在涉及西南少数族群的部分中照搬了司马迁的《史记》之述，但班固从儒家观点出发，放弃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平等态度，提出了“种别域殊”说（即住在中原的人与住在边远地区的人本质上就不一样），称西南少数族群为“西南外夷”，由此发展了中原汉文化优越论或大汉族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后来，为了强化“华夷之辨”，汉文化当中不但发明了很多贬义词去指称少数族群，把他们和动物乃至昆虫联系起来，而且捏造了很多类似的神话。

当然，儒家学说也有它开放的一面。所谓的“华夷之辨”并不排斥“夷”被“华”同化。儒家强调“华”有向“夷”传播文明的责任，也认为“夷”是可以被文明化的。随着多族群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和族群融化的加深，儒家的这些思想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原王朝的决策中。此外，历代统治者中不乏对族群关系有开明认识的君主和地方大员。自称“天可汗”的唐太宗就曾经对历史上其他统治者鄙视少数族群不以为然，声称唯有他能平等对待非汉族人。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这段话不但包含对普遍人性的承认，而且把少数族群视为汉人的同胞。清朝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乱以后，曾下令在朝廷文献中删除所有对少数族群歧视性的名词和称呼。这些说法和做法都表现了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少数族群态度的逐渐转变。明清时期，中原君主成了中华帝国内所有族群的父皇，少数族群也成了天子臣民，是帝国大家庭内的小兄弟，被包括进“百姓”之中，被皇帝视为“赤子”。这些观念都为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平等以及所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产生作了铺垫。18世纪的“皇清职贡图”曾对这个在天子之下万方来朝、百族和谐的“大家庭”作了细致描绘。杨斌认为，这个图卷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心理，其实与当今政府的认知逻辑是一致的。60年来，政府所组织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多民族大家庭”的晚会或演出，以及全国人代会上特地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代表的聚集，不正是要再现“万方来朝、百族和谐”吗？

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60年前发明的，它不过是古代中原帝国统治传统的延续。在这个非汉族人口占据大部分领土的多族群国家，历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族群地区的统治手法，通常是一方面加强军政控制，另一方面又在法律和行政上把汉族地区与少数族群地区相区别。所谓的“因俗而治”和“蛮夷不可以以中国之制治之”的统治原则，就是强调不要把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照搬到少数族群地区。它一方面承认少数族群地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用华夷之辨来为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作辩护。最突出地体现这种前现代时期“民族自治”政策的，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族群的上层精英建立联盟或达成妥协，或授予他们世袭的贵族头衔，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吏，然后依靠他们治理其辖区，朝廷则不对该地事务过多干预。此外，朝廷不但在很多地区保持土司和头人制度，而且保护他们的特权，在一些牵涉到少数族群政治精英的司法案件中尤其如此。在家庭、财产和婚姻等方面，朝廷也会遵从当地的传统和风俗。因此，杨斌认为，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其他少数族群地区所实行的、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民族政策，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共加强中央控制、加深族群同化的措施，固然延续了过去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它使用的民族平等口号和民族自治政策，亦非前无古人之举。50年代前期，中共把云南的很多土司和头人吸收进基层政权，对他们及其家属优待有加，不就是对大清朝制度政策的模仿吗？当然，中共在宣传上不会承认它如何延续和仿效中华帝国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说，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当中有什么区别于中原历代帝皇的成分，那就是它自50年代起致力推行的“民族识别”宏大工程。不过，这也不是中共的发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处理族群问题经验的模仿。苏联当年把不同族群定义为“民族”，将它们包括进“苏维埃民族大家庭”，希望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族群矛盾。中共也组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众多学者参与了这样的社会工程，耗时近30年。当一个族群（汉、满、回等等“大”民族不需要识别，杨斌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被中央政府命名为某个民族之后，它就“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享有其相应的权利，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但代价是这一族群从此正式丧失了自我代表的权利和分离的权利。它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一员”之身份，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内的一个小兄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服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安排。“民族识别”工作为确定民族自治区域（尤其是在州、县和乡的行政级别方面）提供了依据。虽然中共宣称，这个工程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完成的”，它的结果仍然显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就云南而言，16世纪中期，杨慎曾在他的《论民》中枚举了20多个少数族群；17世纪前期，刘文征在《滇志》中枚举了近30个少数族群；清朝的《皇清职贡图》（1770年代）中出现的云南的少数族群也是30个左右。中共的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工程所“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数目是25个，差不多与明清时官方和民间枚举的一样。

“民族识别”的目的是，中央政府要正式把“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含糊的名称在法律意义上明确化，从而完成“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而多元的现代民族的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民族识别”工程至今还是有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工程的官方色彩太重，标准混乱，有相当的随意性，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例如，有些“少数民族”原本并没有清晰的族群界限和自我意识（或许他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必要），却硬被官方定成一个“少数民族”，结果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有关讨论方兴未艾，这些讨论的直接动力无疑与中国“崛起”有关。讨论的重心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当代性，即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还有它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但《云南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和思路。笔者读到“云南”这个地名中的汉文化中心主义内涵之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与欧洲人以距离欧洲的远近把非西方世界划分成“远东”、“近东”和“中东”的“欧洲中心论”的逻辑是多么一致。沿着这条思路，摆脱“汉文化中心论”，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那么帝国体系、殖民扩张、族群（或种族）优越论这些概念，便都可以应用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当国人谴责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侯，如果以责难西方殖民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准，那么，今天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其实也充满了同样的原罪。

杨斌选择今天族群关系相对和谐的云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这个地区作为一个“中国”以外的文明被并入（或“加入”）“中国”、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地域成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族群融合和文明发展，也看到了暴力、屠戮、榨取和强制。云南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小兄弟，那里今天的相对和谐，是两千年漫长的冲突和融合的结果。

这样的认识也为理解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族群问题提供了参考系。与云南相比，西藏和新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不但更短，而且其连续性更弱。当中原王朝最终牢固地建立对云南的控制之时，近代民族意识还未扩张到东亚，而今天西藏和新疆的族群问题的背景，正是族群或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在云南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既有“华化”也有“本地化”，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尽管汉文化的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今天在西藏和新疆所发生的，基本上是汉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压倒性同化，这无疑也加深了非汉族群的危机感和对抗意识。

《云南的形成》除了有助于理解族群问题之外，还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如何受到很多外来因素所起作用的影响。这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中原文化自内向外的扩展过程，而且也得益于一些国际力量的作用，例如蒙古的征服、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印度洋经济体系的瓦解。因此，即使要考查近代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形成，也必须审视“世界”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优越论、大汉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的神话，都无助于认识历史真实。

【注释】

[1]杨斌生长于中国大陆，后至美国东北大学留学。他的博士论文2004年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匿名评审中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古登堡奖（共8名）。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在美国出版了《云南的形成》一书。在写作其博士论文以及此书的过程中，他大量阅读和吸收了与云南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并曾多次到云南和邻近地区作学术调查。

[2]该书的英文书名为Between Windsand Clouds ─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尚无中译本。此书是一部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也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与云南、中国民族、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如Charles Backus, James Lee,John E. Herman, 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 DruC. Gladney, Harrell Steven, John Robert Shepherd, Hans Ulrich Vogel, Colin Mackerras等人的相关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上述学者的著作。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和解呓语

一年前我说《零八宪章》：

“作为一名伟大光荣正确的、自私自利的汉奸，我对忧国忧民以中华为己任的08闲章不感兴趣。事实上，我连前言部分都没看完，就不想看下去了。有这工夫不如看王三表扯淡呢。”

零八宪章的其他内容我并不反对。我亦推崇其普及常识的作用，虽然说得还不完全到位。我反对的是所谓和解。不仅是反对，而且是反胃。与虎谋皮是愚蠢的，要它自动放弃窃国权是愚蠢的。你跟它说和解，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丫谁啊？就你跟我叫板？”作为运作得香甜美满的利益集团，作为会武术的流氓，它不理解你说的和解是什么。下象棋不分胜负，叫做和棋；打仗难解难分，或许和谈；从来和解非势均力敌的博弈而不能，一厢情愿的和解是花痴单相思。你没有肌肉，没有拳头，没有银子，它听不懂你说的和解——它的词典里没有和解，它根本没有词典，肌肉是一切，拳头是一切，银子是一切。不争论。1840年的英国人才最理解我大清：先揍它一顿，再跟它讲道理。这是和它沟通的唯一途径。那些推崇“英美式”的花痴们，独不见1215、1640、1776年乎？

今天看到这篇东西，更生动地展现了这些人的愚蠢，包括妄言“德法”、“英美”的陈奎德和文章作者本身。所引的刘晓波言论尤有可看性，充分证明了刘晓波是个笨蛋。他居然以为这个政权不再是刚性的。哦天哪，晓波，您可是亲身领教过劳改的，眼中的朝廷怎么就染上玫瑰色？

刚听了吴思在华中科技大学讲所谓血酬史观，无甚新鲜，其于历史学、政治学纯属外行民科。而末了回答提问时竟寄望于朝中“蒋经国”。试问蒋经国为蒋中正的何许人？今之朝廷谁有资格做蒋经国？谁敢做蒋经国？新宇将军么？毛氏以外谁能做蒋经国？谁拥有蒋经国当时在黑社会组织内部天然的、绝对的合法性？奈何康有为式的花痴代有传人！又是笨蛋一枚。

你们这些笨蛋们，原本不笨，只是心中怯懦。我可以承认你们是为公众利益而怯懦，然而怯懦终归是怯懦。因怯懦而障目，而梦呓，而自欺。你们说“不要指望一夜变天”，“一夜变天”并不是革命的目标。你们故意歪曲革命的目标，只因你们怯懦，你们需要欺骗自己的理由。你们这些反革命们，难道不知道对于这种抱成一团的利益集团流氓政治，革命代表着绝对正确——虽然其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要以为你们经历过革命。你们经历的那不是革命，只是一个野蛮民族经历外部冲击后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反弹而已。不要以为革命必然是不计成本的。革命是要付出较重的代价，然而这是难以避免的，而人的理性能让人在冲突中逐渐学会妥协，降低冲突的成本。试看英美法先进，谁不是在革命流血中学会和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简单的道理，花痴康有为们就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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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闻党国官府重判刘晓波十一年

作者：丘岳首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4224

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这个时辰，世人纷纷为亲人祈祷为朋友祝福，期盼人世间善爱普及和平永驻。而就在今年的这一天，中共党国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重判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入狱十一年的恶行赠与圣诞节，给本该欢乐喜庆的人世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走向谦卑反被重判

我和晓波所学专业同为当代中国文学，早在1987年晓波发表在深圳青年报整版的《危机，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一文就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在当年当代中国文学学会青岛年会上我发言推介刚刊出的这篇文章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大会秘书处还复印此文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其时桀骜不驯的刘晓波以毫不留情的文笔几乎全盘否定1049年后至文革的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并在一片“歌德”声中对新时期文学泼下一盆冷水，其“狂”可由此窥见一斑。

二十多年过去，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刘晓波自身也完成了一个从“破”到“立”的“漂亮的转身”，成长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前后刘晓波的转变，陈奎德先生有一个大致的概述：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序）

去年三月2008年3月，在私下接触和在中国和解智库召集的“冲突与和解”主题北京座谈会上，刘晓波的话语清晰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和建设性——

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然而，刘晓波的“转身”并没有转变党国当权者对他的傲慢与偏见，他对党国改良的肯定和社会转型的善意期待和积极推动反而引来党国更加变本加厉的压制。先前桀骜不驯的刘晓波最长的牢灾也就三五年，走向谦卑的他反获十一年牢狱重判，而且正就是被他一直呼吁废除的“煽动颠覆国家罪”所重判。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颠覆”。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这个“颠覆”的可怕在于——它将助长不“谦卑”的暴力革命主张者的“理”而使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和解平稳步入民主宪政文明变得更加无望。

就在刘晓波案被北京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到法院之际，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传遍全球各个角落。这份意味深长的致辞与其说是致与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不如说是致与这个世界所剩无几的“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其中“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 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等词语均是充满睿智的真知灼见。一番苦口婆心的委婉劝戒后，奥巴马对“压制性政权”当权者发出警告：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可惜的是，那些压制刘晓波的当权者就是听不懂再好的善良规劝，一味继续极权的惯性，重判温和说理的异见人士，愚不可及的抑善扬恶，把政治和解之路也是自己的出路弄窄甚至封死，昏昏然不知“社会从内部恶化”也就是自己的末日来临。

和解之路再崎岖也要尽人力走通

刘晓波被重判势将触发对非暴力抗争主张的更多怀疑和否定，政治和解之路无疑更加崎岖难走。中国未来何处去将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是放弃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代之揭竿而起纵然遍地狼烟烽火四起也在所不惜，还是继续拱卒一点一滴撑开公民社会低成本少流血促成党国极权体制的变更？我相信在牢房之中眺望窗外的晓波定然义无反顾选择后者。

党国“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倒行逆施当然再次激怒我们，作为的刘晓波支持者和拥戴者，我们除了对这些愚蠢的当权者表达我们的愤慨和不屑，更要以加倍的韧性和努力去践行《零八宪章》所倡导的理念，再艰难、在长，我们也一定要将政治和解之路走通，为苍生计，为社会福祉计。

我坚信，中国未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定会合情合理处置今天压制刘晓波的那些“压制性政权”当权者。

—— 原载: 新世纪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December 27, 2009

RFI：德国各界对中国重判刘晓波案表示强烈不满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22:25 TU

德国政界和媒体均对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案表示强烈不满。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审判结果表示“震惊”，并希望中国会对此案加以修正。外长威斯特维勒对此案“深表忧虑”。联邦议会主席兰马特认为此案“令人惊恐”。

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则更为直接、尖刻。

德国电视二台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就，在艺术和政治领域也有所进步。但批评共产党依然受到禁止。其实，1989年和2009年有很多类似之处：中国人对腐败官僚的极端不满使民间要求民主、分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声极为强烈。而共产党通过刘晓波案再次显示：批评共产党依然是个危险的举动。等待批评者的将是软禁或监牢。

世界报认为：中国正在肆意践踏人权。不光刘晓波案是如此，中国在西藏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在新疆则镇压维吾尔族人的文化。在这样一个流氓国家面前，西方决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俯首帖耳，德国应该中断和中方假惺惺的“法治国家对话”，转而加强和反抗势力的联系。因为它们才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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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外交部对中国重判刘晓波表示担忧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22:48 TU

法国外交部周六也就刘晓波被判重刑发表公告称，作为一直关注全世界各地尊重言论自由的国家，法国呼吁中国当局履行与欧洲联盟人权对话中所作的承诺。对中国重判刘晓波，法国深感忧虑。

针对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被判重刑，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做出反应。马英九表示，追求民主人权是他从政以来一贯目标，他呼吁海峡对岸对于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给予最大的宽容。

马英九表示，追求民主与人权是他从政以来一贯目标，也是他上任以来大力推动的政策，而两岸都是加入联合国政治与民权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的国家，他希望双方给予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最大的宽容。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都已经针对刘晓波被判重刑的事件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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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中国为自己找到了昂山素姬与曼德拉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12:56 TU

与港媒相反中媒今仍噤若寒蝉

香港的有线电视新闻部在刘晓波案判刑前接带恐吓成分的手机短讯后，香港传媒未受影响，仍大肆报道并加以批评，而中国内地传媒则仍然噤若寒蝉，连新华社报道都没有采用。

受恐吓短讯的有线电视，圣诞日就刘晓波的报道并没减少，除报道判刑外，还报道了刘妻刘霞和辩护律师的讲话、中港学者和评论员的批评、各界反应和示威者冲击中联办等。

不过，由于现是圣诞假期，香港有七分免费或财经报章停刊，但在余下仍有出版的十分报章，全都有报道刘晓波案，并且带有批评；不过，亲中的《大公报》和《文汇报》只转载新华社约二百字的通稿，而《香港商报》则标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强烈谴责不满刘晓波被重判的示威人士，示威人士在昨日的示威中一度冲入中联办大闸和大门之间，造成混乱，有人受伤。

中国网上热评刘晓波案

一如刘晓波案开审时，中国内地传媒对判刑只字不提，显然是当局早已作出指示，不过，不受控制的互联网则对此案议论纷纷，转贴文章和发表感想的博客数以千计，有网民称，中共为自己找到像(缅甸)昂山素姬、(南非)曼德拉等本土人物；亦有网民以判处的11年为题指出，「11年是两根钉子，将刘晓波钉在《零八宪章》的十字架上；11年也是一条道路，让我们沿着《零八宪章》的道路走向宪政！」。

而位处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园公告栏更在判刑后不久被人贴上字条，上书「支持《零八宪章》，声援刘晓波先生」，根据维权网的报道，不少学生冒雨观看和拍照，但旋即被公安撕走。

判案依据不合理

另外，新华社虽然没交代刘晓波判刑的证据，但从多个网站流传的法院一审判决书可见，当局的判刑依据只是刘晓波撰写文章和起草《零八宪章》，当中谈及刘在文章中批评中共的独裁政权，构成诽谤，并指「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等词句构成诽谤。判决书另一所谓罪证是刘伙同他人撰写《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并鼓动其它人签署和发表放章。

法院认为，刘晓波以推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广发文章，诽谤并煽动他人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显已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犯罪时间长，主观恶性大，发布的文章被广为链接、转载、浏览，影响恶劣，属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不过，有关判决不合乎国际标准，根据中国已签署但未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任何人均享有言论自由，而据此制订的约翰内斯堡原则订明，只有在相关言论会即使导致暴力行为才可受到限制，法院的判决完全站不住脚，是明显的以言入罪。

岁末随想（一）

作者：看客101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又近岁末，难免有些伤感。我这个年纪虽然还不至于有来日无多的感觉，然对岁月流逝还是不免有些难过的。

09年是金融危机以后的第一年，当然是个“经济年”。历经大投资、大放贷之后果然保8了，然其中的内容却使当局的自喜之情不敢洋溢。这本身就是一出好戏。这一年中的社会乱象是前几年的延续，虽有特色倒也并不出奇，本没啥好说的，没想到到了年末出了一台大戏，08宪章运动就此达到高潮。一番胡言乱语倒要由此开头，实在很是意外。

经济改革还要配合政治改革，这已是朝野共识。即使是明言不要三权分立的官方恐怕也不好意思反对这种说法。不同的是各方对“政治改革”的解说相去太远，简直就到了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步了。没有自由言论就不可能有对官权起码监督，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环境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铺天盖地的滥权贪腐、几近失控的官权恣肆就是最好的证明。“经济年”里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拉动内需”，然而无论是四万亿还是十万亿终于没能拉动内需，倒是如大江东去般的流入房市和楼市，甚至连其他行业的实业资金都涌入投机市场。可见官权操纵的经济会是个什么下场了。

一个社会起码要能保障个人的生命、私产和尊严的基本安全才不至于动荡，这应该的常识。当信众们受逼迫、遭虐待的时候，我们没谁说什么。那不关我们的事情，我等懒人是不会去按时打坐的；我等智者更不易被人迷惑。只是在小有成就的商人唐女士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自焚、副市长的夫人在丈夫“被自杀”以后需要逃到广州去开记者会的今天，我们知道了当暴政不能得到及时制止的时候，会危及每个人的。当此之时，劝人忍耐的“犬儒”之说可以已矣，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仅仅是这样的事情没轮到我们头上。

靠与司法机关打交道吃饭的高律师比我们更深切的了解被逼迫者的苦难，当他拍案而起的时候应该能料到后果，尽管不见得十分真切。高律师在向外界展示他身上伤痕的时候有这样的话：信众们的遭遇应该比这更严重，我最感恐怖的是，这样的事情能在当今中国公然存在！（大意如此）

高先生义无反顾的发起抗议的时候，他应该没有把自己的得失放在心上，一个人与一个政权的对峙不会有现实的好处，这一点以高先生的阅历不会看不到。无论是公开信还是号召绝食也都是诉诸人心——人类的良心！当是时也，高先生是义人，不愧英雄的评价。这时候的流言是令人不齿的，尤其是来自背后的流言。面对无边的黑暗，以鲜血书写不屈的灵魂的林昭向历史宣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没有沦为畜类；面对无端的逼迫，高律师以自己的行为彰示正义不灭。终有一日，这个民族的道德大厦将在这些义行之上得以重建，我有这个信心。

释放流言的人里面有些是晓波的朋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就有人说这是晓波为争江湖地位打压高先生，这种说法难免“诛心”之嫌，我也不愿相信。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晓波先生关于高先生被捕的声明虽然承认了当局审判的权利，但也明白无误的说明了看不出高先生的行为有何违法之处。

虽然高先生不曾号召暴力革命，但激进之名却与高先生形影不离了，这大概是通过比较得出的结果。比较的另一方就是刘晓波先生。晓波先生以他的08宪章显示了自己的理性。连署者包含了体制内外大批宪政支持者，这也是那理性的明证。宪章刚出来的时候芦先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词：“曲庸和寡”。芦先生的用词向来精当，曲庸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宪政的主张基本未出体制内学者的论述，关于国家体制的说法更显得与宪章主旨神合而貌离，实属蛇足。芦先生为这样的庸曲尚且和寡感到失望，我倒以为曲庸而致和寡，不亦宜乎！

一个祥和的社会必是一个讲理的社会，一个讲理的社会必不能容忍公权力的滥用。这样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自西风东渐以后，国人历经百年仍在寻找实现的路径。到今天，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唯有宪政才是实现这样的社会的唯一途径。我相信，即使是九千岁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拒绝宪政无非是利益使然而已。晓波先生以08宪章的“和解”精神向当局展示了一个和平演变的前景，这是与他一贯的主张相符的，果能实现当然是国之大幸。然而这之前当局的诸多表现似乎不支持这样的期望，这是显而易见的。

晓波先生在讲述“和解”主张的时候提到一些“积极”的现象，其中包括炎黄春秋之类的敢言刊物在大陆还能存在，这当然是真实的事情。这几年体制内外的不少论者对民主、自由和宪政的论说日益大胆，这一方面显示对前方的路，大家看的比较清楚了，另一方面也说明情势逼人，不变难以应万变了。宪章的出台引起体制内的一些人的共鸣也印证了晓波先生的乐观不算毫无依据。

11年的刑期是对“和解”的当头一棒。这一判决引发的反响不仅是因为晓波先生的“名望”。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宪章的“理性”与11年刑期的巨大反差。

晓波先生以自己的自由证明了自己对理念追求的真诚，先生二十年的坚持更是这真诚的明证。而11年的牢狱之灾恰足证明其和解主张的妄谬，不亦悲乎！

万先生有一种担心：政改无望，革命将起，我看不必担心。革命的理由在中国早已经有了，“只差陈胜吴广”的说法在大陆早就有了。民众对当局行为的嘲弄早就是肆无忌惮了。革命的诱因绝不会是晓波的坐牢，晓波先生的坐牢无非是“又一次”验证了“和解”的无望。

判刘晓波先生11年徒刑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更不是因为他的名望和影响。拿这只“老黑手”开刀，儆的是体制内的那些猴。这是11年刑期的唯一用意，其他的附带效果不过是难以避免的副作用罢了。

Le Monde 社论：Pour Liu Xiaobo

LE MONDE | 25.12.09 | 13h30 • Mis à jour le 25.12.09 | 13h43

http://www.lemonde.fr/opinions/article/2009/12/25/pour-liu-xiaobo_1284824_3232.html

Le régime de Pékin vient de rendre un jugement particulièrement sévère en condamnant à onze ans de prison Liu Xiaobo, le plus célèbre dissident chinois. Le "crime" de cet intellectuel de 53 ans est d'avoir été, en 2008, l'un des principaux rédacteurs de la Charte 08 : ce texte, aujourd'hui soutenu par quelque dix mille signataires, demande la fin du monopol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sur l'ensemble des rouag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u pays et appelle à une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Onze ans de prison : cette condamnation très lourde, même à l'échelle du régime chinois, témoigne de la détermination de Pékin à serrer fermement les boulons du système. "Tuer les poulets pour effrayer les singes", dit le proverbe chinois. Ce vieil adage continue d'être appliqué sans hésitation par l'un des derniers grands pays autoritaires de la planète : il fallait faire de Liu Xiaobo un exemple, lui qui ne menaçait rien ni personne et appelait dans son texte à une démocratisation pacifique. Pour que toute personne tentée de suivre ses traces, et de remettre en question la légitimité exclusive du parti unique, sache ce qu'il en coûte de défier le pouvoir suprême. Et il fallait le faire d'autant plus fermement que le ralentissement - relatif -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u pays pourrait, à terme, fragiliser le régime.

Mais le message, voire l'avertissement, n'est pas seulement à usage interne. Il vaut tout autant pour quiconque, en Europe ou en Amérique, entend donner des leçons de droits de l'homme à la Chine et critiquer la répression qui y reste de rigueur, non seulement contre l'opposition, mais aussi contre les minorités au Tibet ou au Xinjiang. Les Etats-Unis et l'Union européenne ont protesté contre la tenue du procès de Liu Xiaobo. Raison de plus pour faire preuve de fermeté.

Cette condamnation témoigne ainsi de l'assurance croissante de la Chin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Plus que jamais, la crise économique fait d'elle le principal créancier de la planète et de son plan de relance le ressort le plus solide de la reprise mondiale. Cela fait taire bien des états d'âme : quand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ou sa secrétaire d'Etat sont venus à Pékin ces derniers mois, ils ont soigneusement évité la ques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 de même pour le premier ministre français, tout récemment. Les responsables chinois se savent en position de force. Il serait dangereux qu'ils en abusent et renforcent autoritarisme intérieur et nationalisme extérieur.

Article paru dans l'édition du 2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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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 评论：重判是要杀一儆百 想驱逐刘晓波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发表日期 25/12/2009 更新日期 25/12/2009 14:42 TU

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法院判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其辩护律师莫少平不满裁决，刘晓波妻子刘霞说，丈夫决定上诉。

官方新华社在法庭判刑后一小时作出报道，但只提及刑期和强调法院严格依法公开庭审和充分保障了刘晓波的诉讼权利，没有交代法院裁定刘晓波罪名成立和量刑的理据。

刘晓波妻子刘霞认为判刑虽在预料之内，但不讳言属于重，刘晓波向她表示要上诉，她说好，而家人亦支持其决定。

开审时被禁止到法院旁听的刘霞，今晨判刑前获准与九个月未能见面的丈夫会面十分钟，她表示，双方交流至亲近况，刘晓波希望她在外好好生活，而她则转达了亲朋对他的祝福。

刘晓波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有十天时间提出上诉，他说，上诉不是因为是否判得重，而是他们认为刘晓波无罪。

熟悉中国法律的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刘晓波发表的文章没有任何煽动群众以暴力推翻国家政权的成分，定罪证据不足，审讯过程也不透明，暴露内地法制后退。他认为，今次判刑超出当初预期，主因是要杀一儆百，以阻止国内其它异见人士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部分原因是向外国使节的所谓粗暴干预作出报复。

评论：重判是要杀一儆百 想驱逐刘晓波

其中一名被禁止到法院旁听的中国异见人士高瑜接受本台长途电话访问时表示，刘晓波判刑之重，是反映中共把刘晓波视为一个有思想号召力的对手，要把他赶出中国国土，若刑期短，便不足以成为与外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她批评，中国的做法是不智和极端不自信的表现，显示中国的危机感极高，但她坦言，判刑对国内异见人士有心理威胁，有杀一儆百之效，但这亦是对公民运动的宣战，并把追求落实《零八宪章》真的变成一个运动了。

中国政治评论员林和立则向本台形容，重判刘晓波等于中国的软实力倒退三十年，令中国又回到审讯魏京生的年代，亦反映中国的法治水平根本从未有基本的改进。

林和立指出，判刑显示中共正在测试美国政府是否真的敢来硬的。他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十一月访华时表现软弱,中南海大喜,假如这次重判刘晓波之后,白宫只说不做,中共会更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对付异议分子与和非政府维权人士。

林和立估计，这次重判部分原因是针对互联网可能发挥向强权挑战的惊人威力,因为北京虽然已大量投资网络警察,但新媒体的确令执行专政的干部与特警感到头痛，期望用今次判刑杀一儆百。

另一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刘晓波被判监11年是不能接受，判决惹起公愤，天怒人怨。他相信，刘晓波案不可能推翻，但各地的声援或可令刘晓波得到较正常的狱中待遇，又或令他提早获释。

曾因八九民运而坐牢的刘晓波，出狱后坚拒离开中国，坚持以和平方式推动民主，去年底因参与起草及签署《零八宪章》和撰写文章被拘禁，本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法院今早判刑前，十多名外国驻华使馆人员曾一度进入法院，停留约五分钟后离开，未知是否打听刘晓波案件的判决。

公安继续在法院外加强保安，用铁马隔开法院外围，不让一般人接近，而采访区亦改用铁马围起，记者要经身分查核才可入内。

RFI：刘晓波获重刑 美欧反响强烈

发表日期 25/12/2009 更新日期 25/12/2009 21:45 TU

中国当局昨天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著名异议人士、《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作出11年徒刑的判决，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当天接受本台采访表示，她的丈夫刘晓波将对判决提出上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官皮莱夫深表不安

中国当局由北京的法庭对刘晓波作出11年徒刑的判决后，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强烈谴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皮莱夫人当天表示，中国当局的这项判决是“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再次严重限制”，她对此感到“深切的不安”。皮莱夫人还指出，这项判决给中国当局前不久的人权承诺带来了“不祥的预兆”，显示北京再次加强镇压维权人士。

美欧强烈不满

美国、欧盟以及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美国政府当天指出，刘晓波是一位“以和平方式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迫害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人士，这种因言治罪的做法是与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相违背的。美国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

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也代表欧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判决。欧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判决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这项判决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言论自由和公平审判方面的严重忧虑”。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圣诞节发表的简短书面声明中表示，她对中国政府又一次制造因言获罪的政治审判感到不安，对中国政府再次严重限制公民言论自由感到遗憾，她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对刘晓波的判决。

记者无疆界组织：这项判决是一种耻辱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昨天也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表示强烈的愤慨，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释放刘晓波。记者无疆界组织在声明中指出，刘晓波不过是在捍卫言论自由，与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思考中国的政治前途，却因言获罪，要在狱中度过11年。这项判决是一个耻辱。而选择在宗教圣诞节这天宣判，也表明中国当局蔑视人道和宽容的普世价值。

纽约人权观察组织（HRW）亚洲分布研究员贝奎林（Nicholas Bequelin） 认为，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判决非常重，反映出自从北京奥运以来，中国收紧政策，政治环境变得严酷。

总部设在伦敦的大赦国际组织则表示，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之后，令人非常担心《零八宪章》其他签署人以及为中国言论自由而奋斗的人士，也可能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台湾“严重关切”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也对北京重判刘晓波表示严重关注，呼吁大陆当局宽容面对异议人士。台湾陆委会提醒说，北京应该落实已签署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对民众以和平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应展现出宽容胸怀。

台湾陆委会表示，人民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基本人权，也是普世价值；只要透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应该给予最大的包容。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任委员赖幸媛指出，人权是普世价值，不只关心台湾人权，也关心世界各角落的人权。陆委会对人权的看法、态度与立场始终一致。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刘德勳则说，刘晓波个案的发生，也是检验中国大陆政府面对人权的方式。他说，中国大陆政府施政过程中，自由、民主与人权是将来始终要面对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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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中国重判刘晓波

作者 安娜
发表日期 25/12/2009 更新日期 25/12/2009 23:23 TU

中国大陆知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周五宣判，刘晓波被判入狱11年，并且被剥夺政治权利2年。虽然对刘晓波的重刑判决是选择在西方传统的圣诞节，但消息传出，仍受到国际社会的同时谴责。美国欧盟及各国际人权团体都一致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

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尊重所有公民以和平方式发表言论的自由认为，任何打压公民和平表达政治意愿的做法都与国际间公认的人权理念不相符。与美国同时在第一时间对中国重判刘晓波作出反应的还有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代表表示，判处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11年监禁“极为不妥”。欧盟认为，对刘晓波的判决，使人们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及司法公正感到担忧。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对中国“在多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却钳制言论自由”深表遗憾。再就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记者无疆界组织等都纷纷对这一判决结果提出强烈的谴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似乎被人们淡忘了的中国人权问题，一下子又成为“众矢之的”。

在刘晓波被宣判的当天，香港约30名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成员游行前往中联办。他们不仅闯进中联办大门，还与警员和保安冲撞。香港支联会等都普遍批评对刘晓波被判刑太重。曾与刘晓波同为1989年抗议活动领袖的王丹发表声明，呼吁外界正视中国今天现状，即“在经济崛起的掩护下，中共统治实际上正一步步迈向法西斯化”。

据统计，自2003年以来，中国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模糊指控判刑的人超过35人，刑期自1年半至11年不等。而这些案例中，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记录，刘晓波的刑期是2003年来最长的。

事实上，对刘晓波11年的重判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因为通常“煽动颠覆罪”都是5年以下量刑，即使被冠以“罪行重大”也很少有人超过10年。网上署名刘路的文章就认为，刘晓波的“罪证”其实就是6篇350字的文章和《零八宪章》。而写过被当局认定为“煽动颠覆”文字的异议作家几乎都能找出6篇文章350个汉字；参与签署《零八宪章》的也早已达到上万人，组织和推动宪章运动的也不少于百人，为什么只抓一个刘晓波，并重判11年？所以，任何一个哪怕抱有最善意理解的人都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审判，因为它没有任何法律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在中国异议人士的阵营里，长期以来存在着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野，其中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通过完善法治、保护人权、推行渐进式的和平演进，减少震荡，避免动乱，经过一段比较合理的时间过渡，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其实这也是《零八宪章》描绘的路线图。但当局对刘晓波的重判让那些“温和派”知识分子彻底失望，刘路的文章就说，其实当局并不管什么激进派、温和派，2006年抓了激进的高智晟，判三缓五让他人间蒸发，2009年又判温和派的刘晓波，扔进大牢11年叫他彻底失声。但重判刘晓波可能反而在国际间高高竖立起他的道义形象。

而《公民维权网》发表声明，称对刘晓波的判决是“黑暗、愚蠢和耻辱的判决”。声明指：“公开地表达思想是对作为每个人的存在和意义的确认和保障，昭示着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诸领域面临着空前的、广泛而深刻的危机和挑战”。“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中国对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其所作所为也必将对人类及其发展进程产生和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后果。只有终止和摒弃“文字狱”，我们才可能“仰望星空”，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开辟未来。任何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强制地推行某种思想，或阻止和压制某种思想，这都是专制的表现。而思想之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洒满了自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