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筑起新的长城——清点GFW背后的无名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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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脱帽，向这些网络长城的建造者，和谐社会的贡献者，维稳机制的缔造者，致以深深的敌意！

这才叫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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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央诺布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9/blog-post_22.html

唯色

这篇文章，是图伯特重要作家嘉央诺布先生所写，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在此。数月前，由台湾悬钩子译就，我做了校订。迟迟未转发在我的博客上，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大概现在比较合适了。此时转发，我也选贴了三张我拍摄于拉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雪监狱，以及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西藏今昔”展览上的照片。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

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著

台湾悬钩子 译


1728年11月1日，布达拉宫西南边不远处，帕玛日（Bamari）山前小河边的草地上，十七名博巴（藏人）被清兵的刽子手处死。十三位被砍头，两位大喇嘛被缓缓绞死。而其中主要两位犯人，噶厦的两位噶伦，阿沛与伦巴，则以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处死方法，称之为“凌迟”的刑罚，求刑而死。凌迟有时候翻译为 "lingering death" （拖延死） 或者 "death of a thousand cuts" （千刀万剐之死），以一把刀子将受刑人身躯的小部份，在一段长时间里，有时甚至长达一整天（译注1），有技巧地一点一点割下来，直到他最后断气为止。凌迟这个名词，来自古籍里悠闲爬山、山势渐缓的描述。

根据历史学家白佐良的研究【注1】，被强迫观看如此恐怖场面的拉萨居民，都因此而心理深受创伤——而这也是此酷刑的目的。为了让此教训深入人心，造成人民对刑法的恐怖感，犯人的所有亲戚，包括孩子在内，也都连坐株杀，满门抄斩。一位博巴见证者，一位官员也是学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Dokar Tsering Wangyal），在五年后写道，即使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回想起该次事件，他仍然觉得难过不安。图伯特（西藏）的摄政颇罗鼐，也因该场景而感到极度挹郁，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拉萨的各大寺院佛殿供养、点酥油灯，以超度死者的亡灵。而事实上，这两位被处死的噶伦，都是他在内战中的对手，而这次的内战也是清廷派军队进入图伯特的理由，并因此强化了清朝在图伯特建立的藩属系统。

这种死刑方式，在中国本土大概从公元九百年开始出现，一直到1905年被正式废除为止。但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译注2）所下令。康巴说到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注2】

博巴诗人与了不起的博客作家，唯色（Woeser），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驳斥了中国官方有关“野蛮封建农奴制”的宣传（一成不变地由理论上曾经在图伯特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笼、脚铐、脖子枷、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和尖刀等展览所“证明”），她说：“西藏一些最残忍的刑具，都是当时的驻藏大臣从内地带过去的。”【注3】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在这方面，中国对图伯特刑具最突出的贡献，是“木枷”，此物在欧洲人描写中国的纪录里，称之为 cangue。它有点像西方的 pillory （颈手枷），只是木枷并不是固定在地上，而必须由囚犯四处扛着走。在图伯特，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 gya-go，意为“中国门”，并且广为驻藏的清廷官员所使用。木枷除了限制人行动很有效果外，也因为很重，所以成为相当痛苦的惩罚方式（译注3）。传统图伯特限制犯人行动的器具，是脚镣（kang-chak）。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注意到“中国式的木枷处罚方式，图伯特现在广泛地采用了，戴着它的犯人也都绑着很沉重的铁链。木枷在博盖（藏语）里称之为 tse-go【注4】。而 tse-go之名大概是康巴的称法。

另外一种由中国人引进至图伯特的刑法折磨与处罚，就是夹手指的刑具（译按：“拶指”）。这种刑具，跟其他刑具一起，也在今年北京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大型展览”里出现，展厅还可以看到黑白照片，“证明”旧西藏的野蛮。然而这个所谓的西藏刑具，连博盖的名字都没有，但我们在明朝关于此类物品的一本图解要略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拶指工具【注5】。





但以砍掉人头的处死刑罚“杀头”，大概是驻图伯特的中国大官最寻常用来处罚违抗他们的人了。当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各种反抗中国清廷统治的抗暴行动与反叛行为，开始纷纷发生，这种形式的惩罚在1910年代变得特别盛行。根据当年一位老僧的说法，他自称曾经目睹在日喀则的中国教场（译注4）执行死刑的场面，他说那位被判刑的博巴，被迫跪在地上，由一个清兵拉扯他的头发，使他的脖子伸长，好让刽子手的大刀容易下手【注6】。

1728年的事件，导致了安班，或称驻藏大臣，其衙门在拉萨成立。首任的两位安班，博伊（藏文）的史料称之为Seng Ta-zing（僧大人）与Me Ta-zing（迈大人）（译注5），在图伯特首先彻底地整顿了军事与行政制度，似乎也是由他们引进中国式的刑法处分——并与图伯特传统的处罚方式并行。然而中国的处罚方式显然可以更有效率地让博巴屈服。白佐良所写的十八世纪图伯特史里，所下的结论是清廷在图伯特立威的基础虽然很多，但“1728年的血淋淋镇压，在图伯特贵族心目中所引起的恐惧”肯定为其中之一【注7】。

但中国的独裁专制以及刑法恐怖，大概在图伯特东部感受特别深刻，不只是清朝时期，在民国时期，及稍后的军阀割据时也一样。安排1918年在康省进行图伯特与中国军队和谈的英国外交官台克曼（Eric Tichman），引用一位欧洲传教士的说法写道：“所有已知的折磨方法，都用在这里的博巴身上了，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等。”【注8】



我不久前翻阅《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有关于图伯特东部民风人情的报导，看到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寺院里用来给僧人煮茶的大铁锅。照片下面的文字是这样解说的：“曾经被中国人用来活煮博巴的大铁锅。”【注9】文章的作者史德文医生（Dr. Albert Shelton），并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讯息，但是我在史医师所著的《图伯特历险记》（Pioneering in Tibet）里找到了一段详细的纪录。他是在察雅地区看到这个阴森恐怖的大铁锅。当地驻军的指挥官，一个中国上校，捉到了45名或50名左右的博巴，为了使博巴对他感到害怕恐惧，他把其中三人捆绑起来，把他们放在这个大锅里，装满冷水，然后慢慢地将水煮滚。而这三人煮熟后，尸体就拿去喂动物。史德文本人还亲眼见到“毫无遮盖、躺在附近石块上的三具骨骸，骨头上的肉被狗啃光。有人则被泼洒油活活烧死。有人的手被砍断，被遣返回家，以警告其他的亲友。还有人被带出去，双手双脚分别捆绑于犁牛之上，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注10】

这里应该说明，古代的图伯特律法，一般都说是天子松赞干布所作，第一任帕木竹巴的君王所修改，而稍后由五世达赖喇嘛与第司•桑杰嘉措再订正之，确实明列着极刑的严厉形式，例如对罪大恶极者的溺刑（淹死）、或者用乱箭射死。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古代，是“叛国者”在伦敦被“绑在木板上，以马拖行至刑场，吊脖子、活活剖腹、将内脏挖出、切下生殖器，切下来的器官在他面前焚烧，砍头、身体再切成四大块”（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是异端在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宗教大裁判后，被绑在木柱上烧死；在日内瓦，被卡尔文教派的人杀死；而“女巫”在美国麻州，还受各种折磨并且吊死。当然了，在二十世纪初期，清末的北京还有人被凌迟至死。

图伯特最后一次以溺刑执行死刑的纪录，是在1884年，当时的图伯特政府令（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生钦喇嘛接受淹死之刑，因为他协助了英国的间谍与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在图伯特旅行。律法里面还规定其他比较轻的处罚，例如一再犯行，其处罚是砍断右手，或者斩断脚筋，但稍后这些刑罚在整个图伯特境内都被废止了。

砍手砍脚这回事，是中国当局与他们的西方文宣打手，拿来指控达赖喇嘛与他的政府的标准罪名之一。当然，他们从来不曾提起的是，这类的刑罚，还包括死刑在内，早在1913年的图伯特已经被废止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但一直受到（北京与达兰萨拉）忽略的历史事实，而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讨论。中国的宣传刊物、影片以及展览，永远不忘突出被砍断的四肢、头盖骨、骨制器具、人的大腿骨制成的号角等等照片，以证明他们的论点。读者们也许会记得，在1970年代与 1980年代，他们还曾指控达赖喇嘛处死了108名处女，把她们的大腿骨来拿做法器的事情。

往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残酷的惩罚发生在图伯特受清廷管辖之时，到底是依照古老的图伯特律法，还是中国统治下所引进的中国式刑罚？把人的肢体切下来，的确很符合中国的古老刑罚，称之为“五痛苦”（译注6），此刑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把受害者的鼻子切下，再切下一手与一脚，接者再施宫刑，最后再腰斩。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也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

但也许比起找出这样的刑罚起源地更重要的，应该是在谁的政治统治之下——是图伯特？还是中国？——这样的刑罚才加诸在博巴身上？这个问题之重要，在于它就是中国所称“西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要“明证”：从1700年至1912年期间，图伯特是由清朝管辖的。

如此一来，很能显露北京与其西方宣传家的真正用意，他们只要一提起旧图伯特政府与社会的“残酷与野蛮”，屡屡引用的材料往往局限于那些于1912年图伯特独立之前，前来高原旅行的欧洲人。他们喜欢引用的作家，包括华达尔(L.A. Waddell)、兰登(Percival Landon)、埃德蒙•坎德勒(Edmund Candler)及欧康纳上校（Captain WFT O’Conner），这些人在1912年前的各式活动里，唯一共同都做过的，就是伴随1904年英国入侵的军队，并且为了使帝国主义暴力入侵图伯特的行径有合理的藉口，于是在他们的写作里妖魔化图伯特的社会与制度。

北京当局于2009年3月2日所发布的纪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公开声明里，其中一段名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开头就大量引述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的描述，文章中把他写实地形容为“关于旧西藏的社会形态，1904年到过拉萨的随军记者……有详细的记载”【注11】。他实际上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战事特派员，并且被“打入”英军里面。还有，他在古鲁的第一役里，就被拿刀的图伯特民兵给严重砍伤了。所以，他不但不是个中立客观的见证者，他甚至在图伯特待的时间也不长。



（唯色拍摄于北京民族文化宫2009/3/6)

那个时期，博巴开始挑战清廷的统治，但不管他们在政治上变得多有自信，若中国人不被驱逐出去，他们当然无法在图伯特的行政与法律系统上作出改变。中国的刑求与砍头系统，一直要到1912年拉萨的中国驻兵最后投降，并被遣送到印度方告终结。

有很多证据显示，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他的官员，不只想要免于中国的政治统治，还想要使图伯特不必再行使中国的法律与处罚。1893年12月，英国人与中国人在大吉岭举行了图伯特贸易规范谈判（译注7）。博巴被故意排除在谈判之外，但噶厦派了噶伦夏札到大吉岭去监督会议的过程。英国人认为夏札的出现唐突无礼，故意让他在众目睽睽下受到羞辱，此事我曾经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华达尔当时人在大吉岭，他采访了夏札好几次。夏札反过来要求华达尔提供英国的“刑事、警察、民事等法规”，他想要带回拉萨，以“……改善政府”。华达尔遵从了这个请求，并且给了他一份英国／印度司法系统大致内容的翻译。根据华达尔的记载，夏札对于其中不强迫被告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印象特别深刻，并且惊呼：“唉呀！我们跟中国人学，于是做的事刚好相反，我们折磨被告，直到他认罪为止！”【注12】

达赖喇嘛对他的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文明开化的宏图设计，第一个清楚的指标紧接着在他1895年亲政之后发生。刚刚下野的摄政第穆仁波切，开始与两位侄子，罗布次仁与洛桑顿丹密谋要谋杀达赖喇嘛。事机败露，第穆及他的两个侄子被逮捕。非常愤怒的国民大会（tsongdu），希望处死他，但达赖喇嘛拒绝了他们的决议，并且宣布他基于佛教的原则，反对死刑作为惩罚。梅•戈尔斯坦教授重述了他听到的一个谣言，说第穆在监狱里秘密地被杀死。可能有一个太过冲动的官员做了这样的事情，但除了谣言以外，此事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为凭。查尔斯•贝尔爵士所写的伟大的十三世传记里，写到达赖喇嘛告诉他：“……直到他逃到印度为止，不管罪行如何，他都不准被施行死刑。”【注13】

而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后，藏历水牛年（1913年）4月8日，在他宣布独立的诏喻里，他也宣告终止任何我们现在称之为“残酷和非常的刑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这是除了之前废除死刑外，又另外加诸的。他的诏告讲得非常清楚：“还有，过去砍断民众的肢体是一种惩罚的形式。从今而后，这种严厉的惩罚一律禁止。”【注14】这份诏喻的副本被送到图伯特各处，而每一地区的官府里都留有一份副本。

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图伯特今昔》一书的索引页里，提供了三个提到“图伯特罢黜死刑”的地方【注15】。著名的英国旅行作家、艺评家与历史学家罗勃•拜伦（Robert Byron），在1930年代旅行到图伯特，实事求是地写道：“死刑现在已经被废除了。”【注16】即使是在图伯特境内偏远的地方如察隅，植物收藏家弗兰克•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描述发生在1937年的一件政府信差被谋杀的案子，特别说起地方的裁判官没有权力判决死罪。金敦-沃德因此下了一个结论：“……现在的图伯特政府，取消了二十五年前流行的将罪犯砍断手的野蛮作法，现在摆荡到另一个极端，不愿意把人宣判死刑了。”【注17】

美国的人类学家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他可能就是激发印第安那•琼斯角色创作之原型（译注8），1922 年伪装成苦力旅行到拉萨，不只提到了死刑的废除，还说明达赖喇嘛认为这样的处罚与佛教不相容。他也写道，“法律上，现在就任何罪行，裁判官只能判鞭笞、或者流放，包括谋杀在内。拉萨的裁判官说这些判决不够重，无法吓阻其他的犯行者，并且对旧制取消表示惋惜。”【注18】

查尔斯•贝尔也提到尼泊尔反对图伯特废除死刑，因为有几件案子是博巴谋杀了尼泊尔人，结果刑罚被判得比较轻。一位“高阶的图伯特官员”告诉贝尔：“尼泊尔当局要求我们必须把那些博巴处死。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同意。”【注19】

阿蓝•温宁顿（Alan Winnington），是图伯特在被中共“解放”后，被允许进入的第一位左翼欧洲记者，当时图伯特司法系统尚未“改革”，“拉萨市长也是主要的裁判官”米本廓卡（Gorkar Mepon）对他说：“图伯特已于好些年没有实施过死刑了。”温宁顿讨论着“比较轻的处罚”如砍手，但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但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做过。”米本坚持道【注20】。

虽然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之中，不免有缺失与偶然的退步，我们却一定得阐扬其实践乃真正的重大与不朽，并肯定它傲人的成就。图伯特是世界上最早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一。当然，现在死刑在美国与英国仍然存在，也在佛教国家如斯里兰卡与泰国存在。在后两个国家里，据说佛教徒的感情，可以用透过帘幕射杀罪犯而获得舒缓。日本仍然还有死刑，而不丹一直到2004年才废除它。

即使违背或违反达赖喇嘛革命性的法律决定的例子里，也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博巴对伟大十三世的理想是如何戮力以赴，深信不疑。1924年，有一位军人因为受惩罚而死，图伯特军队的指挥官擦绒（Tsarong），虽曾救过达赖喇嘛性命，不但遭降职，还被永久解除了他的军事职务。

1913年以后，不只再也没有死刑的执行纪录，而唯一“残酷与非常”的处罚纪录，也能说明该项法律在图伯特已经如何深植人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几年，官员龙夏试图发动暴力政变。他举事失败后，许多政府官员都希望把龙夏处死，但法律却阻碍了他们。所以龙夏被判以较轻的处罚，那就是双眼被摘除。然而其过程却错误百出，因为这样的处罚早就被束之高阁，多年不用，即使那位相对反图伯特的学者梅•戈尔斯坦也说，就连过去专事处决犯人、也施行过各种刑罚的人，都觉得要再这么做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他们“……告诉政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曾经告诉他们，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事实上，图伯特没有任何其他以“挖眼”或截肢来惩罚罪犯的纪录。阿蓝•温尼顿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例子。中国最主要的美国共产党文宣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在图伯特旅行并且写了两本书，虽然大量重覆了许多暴行的例子，她的两本书里，唯一瞎眼男人的照片却是同一张【注 21】。斯特朗没有提供这个人的名字，却说他“被叛乱分子弄瞎了双眼，因为他帮助解放军修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中国宣传图册里，也有一张“被叛乱分子挖眼的牧人”照片【注22】。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的文宣材料里看到任何一张照片，是有人受图伯特政府的处罚而被弄瞎的。即使那些“被叛乱分子弄瞎”的说法，也必须谨慎小心地看待，因为除了这一行文字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受害者或罪行的其他细节存在于别的地方可供考证。

中国的这种宣传里面，永远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所谓图伯特旧社会暴行的说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确的细节。不只所谓的受害者没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连犯下如此恶行者的名字——封建领主或是地方裁判官——也都丝毫未提。中国人拥有图伯特法庭的整套完整旧纪录。然而我所知道，没有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官员或裁判官曾经被明确地控以挖别人的眼睛、切断别人的手或脚的罪名。成千上万的博巴被控以“反革命分子”与“分裂分子”罪名而被处死，但我从来没有听说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或裁判官，是因为执行了这些中国文宣里所讲的“残酷而野蛮”的折磨或罪行，而被处死。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于博物馆，却都没有注明任何起源与出处。解说文字里，从来没有提起，是从哪个人、哪座监狱或哪座法庭取来的这些刑具，或者是在哪个时期，这些刑具曾经被使用。

而能说的说完，该做的做尽以后，中国那些有关于“吃人的农奴制度”的宣传几乎等同于没有：一再重覆的刑具老照片（很多都是来自中国），还有人的大腿骨与头盖骨，都可以轻易在加德满都、纽约、新德里，近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古董店里买到。

虽然并不是直接有关，但我几乎在每一个中文宣传出版品里一定会看见，有一个实在是太假的虚伪的指控，我必须在这里提起（并且以后不会再重述）。那就是一张博巴男子背着另一位博巴的照片。其下的说明文字描述：“背着官员在背上——农奴被强迫进行的许多差役之一。”【注23】首先，那个被背的人，从服装看起来，明显不是什么官员。第二，捏造出这种谎言的北京真理部干部，大概不了解博巴都擅长骑马，而图伯特是一个产马的地方。所有的博巴都会骑马，包括女人、小孩、老人与喇嘛。只有乞丐与朝圣者步行，而后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朝圣之旅会因为这样更有功德。即使是达赖喇嘛，在旅行时也是骑马的，有时候是骑没有角的犁牛（nalo）。他拥有一乘官轿（是中国皇帝赠送的礼物），但只有在拉萨的某些正式典礼时才会使用。遍及整个图伯特，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轿子。 1912年以前，安班的交通工具是官轿，而其他的中国官员，不论在图伯特或在康省，也都是坐轿子。

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赵尔丰在图伯特东部之所以战功彪炳，就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吏，黏在轿子上、手不离鸦片烟管的缘故：他是一个会跟手下同甘共苦的强硬领袖。台克曼写说赵尔丰“不像有点娘娘腔又爱享乐的四川人，他讨厌坐轿子，并且骑着马在图伯特东部四处跑。”【注24】

骑马的赵尔丰也许是值得钦佩的，但这里也许应该再度指出，在博巴这方面，每个人——最高阶的喇嘛、贵族、嬷啦（老太太）、仕女甚至图伯特东省的省长本人，不是骑马就是走路。

以人类来抬其他人类的风俗习惯，显然是中国的，不是图伯特的。中国传统的交通工具，大体上是由抬椅、轿子与黄包车所组成的，全都是靠中国的苦力来扛或拉的。老舍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就是令人心酸地描述其中一位罹患肺结核、吸鸦片、以拉车为业的人的悲惨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我在拉萨的一个表亲（因阶级成份不好）被指定拉木板车（therka）的工作。超过二十载的日子里，他在圣城各处，拉过建筑材料、农产品、客人，现在手上还有厚茧可以证明。

如果你翻阅1913年以后，共产党入侵之前所写成的图伯特游记，不论是欧洲人或中国人所写的，先前纪录中所见到的残酷的惩罚，似乎都消失了。海恩里希•哈勒读了大部分早期英国旅游者的负面描述，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忍的处罚。随着时间的过去，博巴似乎变得更慈悲为怀。我记得看过一次公开鞭笞，那时候心里还想实在打得不重。”

查尔斯•贝尔也说了类似博巴愈来愈绅士、文明的话，并且在这里或那里暗示着这都是因为与英属印度接触，才得到的文明影响。史德文说得更直白，他说就是因为达赖喇嘛与图伯特官员流亡大吉岭，因此吸收了英国的风俗与法律，才有如此的转变。我们也许在某个程度上可以同意贝尔与史德文，然而我们也必须记得英国人当时在印度与其他殖民地，还把许多土著用绞架绞死。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要废除死刑，不可能真的是受到英国模式的影响。

图伯特的法律制度，即使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显然仍然不完美，也有腐化，而许多惩罚仍然非常暴虐。例如图伯特的标准处罚，以皮鞭鞭笞犯罪者。这个比不上英国皇家海军用的“九尾鞭”（ the cat-o’ nine tails，用在英国海军与监狱，直至1957年），有时候英国人在鞭尾加上钢球或铁刺，以增加鞭挞的伤势。

而图伯特的死亡人数也大幅降低，因为受刑人被鞭打的部位改为臀部而不是背部。然而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它还是无可否认的残酷刑罚，而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即使它是在1950年前的图伯特实施的，即使今日许多非洲与亚洲的国家仍然还有这样的惩罚：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马来西亚、沙乌地阿拉伯……，当然还有中国——中国的已经现代化，现在用的是电棍。

图伯特的监狱肯定也不是什么愉快的地方。但除非在受审时间里，关押犯人在图伯特大部份地方都是不实施的，因为所费不赀，还会衍生很多问题。根据唯色的说法，拉萨只有两个小监狱，“它们各自只容得下大约二十人左右。”另外一个谈到图伯特司法系统的消息来源，也提到拉萨的雪（Shol）监狱，空间很小，只能够容纳“三十到五十个人”，而主要的城市如朗孜厦监狱，只有两间囚室，还有一间地下室，大概能容纳的人不超过三十个【注25】。罪犯通常是用脚镣来限制行动，并受允许在城里面四处游走，没有人看管，以乞讨为生。而重要的政治犯则被放逐到图伯特西部或南部，就像贡培啦、江乐金、代本琼让（译注9）以及其他人。只有少数几个个案里，政治犯才会真正被关在拉萨的监狱里。像龙夏被关了四年，而更顿群培被关了三年。

根据唐纳德•洛佩兹的研究，更顿群培被关在拉萨城监狱里时，他“……得到楼上的一个另外房间，并且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食物、床具。”后来他被移转到雪监狱。虽然那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但他受允许得到书写的工具。他继续写作《白史》，还写信，也写诗。在他获释后，政府“给他提供了祖拉康旁边的房间，就在农业部的上面，给他提供金钱与青稞的生活津贴，指示他继续写作《白史》。他却没有继续下去。”【注26】我提这件事，不是为了美化图伯特政府对此位大学者的对待，而是要跟中国监狱的状况比较。在中国的监狱，有人曾在劳改营里写诗或写历史的吗？

而大赦在图伯特也并非不常见，当所有的囚犯被释放，法庭与监狱空无一人后，就打扫清洁并且饰以吉祥的白粉图案。而此事发生的时机，是在认证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举行他的坐床大典、或者适逢他的本命年（kag, “噶”）之时。也会在摄政上任时、国家有难时、或者举国庆祝佳节时发生。

中共宣传的“布达拉宫充满毒蝎的恐怖地牢”也是天方夜谭。拉萨的监狱可能有几只蝎子与蜘蛛，就好像任何潮湿的地方都有一样。龙夏曾跟他的儿子抱怨这些小生物。一位拉萨市民，图登昆桑，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一支中国文宣队如何在拉萨的一座监狱拍照与摄影，他们事先在监狱里放置骨骸与蝎子。“雪居委会要孩子们收集蝎子，好拍摄宣传电影。但当他们要拍的时候，蝎子不肯乖乖待在它们被放在尸体的原来位置上，一直逃到墙壁的洞里去，所以只好在拍摄时用看不出来的线绑住它们的脚，才能固定在同一个地方。”【注27】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而图登昆桑的书也让我们可以比较和对照，图伯特传统的刑法系统在其规模与所犯的错误与不公上，比起中国当局在图伯特（以及中国本土）创造并且维持的庞大监狱与劳改制度，实在是微不足道到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1959年以后，单单在拉萨，就有好几座大型监狱与关押之地，如西藏军区司令部、策仁庄园、罗布林卡、扎基、古扎（也许还有一两个我没提到的），成千上万的人被关押起来，而其中至少有三个，图登都曾经待过。图登也在纳金（Nanchen）与波札木（Powo-Tramo）的劳改营里待过，他在那里，与其他数十万博巴囚犯一起被奴役，有数万人死去。我们也必须要提及，在安多与康，另有柴达木、木雅（Minya）的惹拉塘（Ragnakhag）、以及达折多（康定）北边的雅惹普（Yakraphuk）等巨型劳改营（译注10）。自不待言，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现在进行式。

中共统治下的现在进行式，也是过去博巴在清朝统治期间，同样必须忍受的野蛮残忍、不公不义以及恐怖惊悚——直到我们在1912年独立为止。

May 17th, 2009

译注：

1：有凌迟三日，剜割三千刀之说。

2：赵尔丰，1908年清廷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

3：清朝时，康熙皇帝规定了枷的上限重量为七十斤，次级的为六十斤重，长度为三尺，宽度是二尺九寸，并规定各地衙门都要案照刑部的样本进行立枷之刑。参见维基百科中“枷项”一条：枷项是将犯人绑在衙门前或市中心示众的一种刑罚，若枷的重量过高，很容易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项不但是酷刑，还是一种死刑。

4：嘉央诺布原文中是用英文拼成jaochang，教场，为军队平日操练及处决犯人的场所。本意为古时操练检阅军队之场地。唐•杨巨源《赠邻家老将诗》：“拂雪陈师祭，冲风立教场。”《西游记》第九回：“丞相领旨出朝，即往教场内点了兵，径往江州进发。”

5：应指僧格与迈禄。

6：嘉央诺布原文，应为“五刑”。《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二世二年，西元前208年，具斯五刑，李斯备受五种刑法。《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引自李伟泰等著《史记选读》（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注释139。

7：并签定了《中英续定印藏条约》。

8：印第安那•琼斯，即美国冒险动作片的男主角，由哈理逊•福特主演。

9：根据梅•戈尔斯坦，贡培啦即图登贡培，于1939年被流放到工布泽拉岗地区，贵族江乐金（Changlochen）被流放到则拉宗。代本琼让(Khyungram)则是被控以密谋推翻政府，在1940年被流放到图伯特西部。

10：西藏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是最早关押所谓“叛乱分子”之处。贵族策仁的庄园，在拉萨附近，也是最早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之处。罗布林卡，1959年 3月之后，在罗布林卡设立俘虏营，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纳金电站（Nanchen），位于拉萨东郊，修建于1958年。波札木（Powo- Tramo），现建成波札木公路，属于川藏公路，位于今林芝地区波密县，当年由被补的博巴所修建。木雅（Minya），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境内。惹拉塘（Ragnakhag），折多山以西，距康定约七十公里，1939年曾由国民党政府修建机场处，又名营官寨飞机坝。雅惹普（Yakraphuk），可能指新都桥劳改营，专门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及四川省的重刑犯。

原文注释：

1. 白佐良《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图伯特》莱顿，1972年，页149。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E.G. Brill, Leiden, 1972, pg 149

2. 卜正民等《千刀万剐之死》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Brook,Timothy. Bourgon, Jerome. Blue, Gregory.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g 251

3. 美国之音，张楠，“西藏作家质疑北京版的西藏历史”。Zhang Nan, Voice of America, Mar 29, 2009, “Tibetan Writer Questions Beijing’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Source: VOA,29 March, 2009.

4. 柔克义编，《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到拉萨与图伯特中部之旅的脚注》，1902年，第187页。Rockhill, William. ed. Footnote in Sarat Chandra Das’s Jourt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2, pg 187

5. 王圻纂辑，《三才图会》：明朝绘图类书，描绘天地人三界中的一切。南京：万历刊本，1609年。Wang Qi, ed. Sancai tuhui Illustrated compendium of the three powers [heaven, earth, humanity]. Nanking: wuyun xuan, 1609.

6. 与Lotan la的谈话，达兰萨拉，1973年11月。

7. 白佐良前引书，196页。Petech, pg196.

8. 台克曼《一位领事官员在图伯特东部的旅行》，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22年，第228页。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2, pg 228

9. 史德文，“与图伯特东部的人们一起生活”《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第325页。Shelton, Albert. “Life Among the People of Eastern Tibet”,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1921, pg 325

10. 史德文，《图伯特历险记》，纽约。1921年。第93-94页。Shelton, Albert. Pioneering In Tibet, Fleming H.Revell, New York, 1921, pg 93-94

11. 中文的原文，应为《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全文。“Full Text: Fifty Year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2/content_10928003_4.htm

12. 华达尔《拉萨及其秘密》，伦敦，1906年，第48页。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g 48

13. 查尔斯•贝尔《一位达赖喇嘛的画像》伦敦，1946年。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g

14. 夏格巴《图伯特政治史》，耶鲁，1967年，第248页。Shakabpa,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1967, pg 248

15. 查尔斯•贝尔《图伯特今昔》，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4年。见索引条：“图伯特废除死刑”：页142, 143, 236。中译本《西藏的过去与现在》。Bell, Charle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See index: “Capital punishment abolished in Tibet, 142, 143, 236.”

16. 罗勃•拜伦《先至俄罗斯，再到图伯特》。伦敦：麦克米伦。1933年。第204页。Byron, Robert. First Russia then Tibe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3. pg 204

17. 弗兰克•金敦•沃德《蓝婴粟之乡》，纽约：现代图书馆，2003年，页222。Kingdon-Ward, Frank.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222.

18. 威廉•麦卡文《伪装到拉萨》，纽约：世纪公司，1924年。第388-389页。McGovern, William.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Century Co., 1924. pp. 388-389.

19. 贝尔《图伯特今昔》，第236页。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g. 236.

20. 阿蓝•温尼顿《图伯特：旅记》，伦敦：劳伦斯＆温夏有限公司，1957年。第99页。Winnington, Alan. Tibet: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7. pg99.

2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见闻》，北京：外文出版社，页110-111。 Strong, Anna Louise, Tibetan Interviews,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59 between pg 110-1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农奴站起来》北京：外文出版社，页74-75。Strong, Anna Louis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65, between pg 74-75

22. 译注：目前网路上找到的相关说明：“农奴主外出时，强迫农奴像牛马一样背着他们走。”而嘉央诺布是依据1981年英文版的中国宣传作品所写：新周（编），朱力（文），《变革中的西藏》北京外文出版社，第56页。Jin Zhou, ed. Tibet No Longer Mediaeval,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pg 56.

23. 前引书，第56页。Ibid. pg 56

24. 台克曼前引书，第36-37页。Teichman, pg 36-37

25. 蕾贝卡•法兰奇《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95年。）第325页。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g 325

26. 唐纳德•洛佩兹《狂人的中间道路：反思图伯特僧人更顿群培的真实故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Lopez Jr., Donald S. 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6, pg 43

27. 图登昆桑《中国统治下的拉萨生活回忆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07年，页51-52。Khetsun, Tubten.(translated by Matthew Akester)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g 51-52

蜀国已前驱，吴越当奋勇；戮力分支那，埋葬大一统。

四川獨立運動黨為什麼成立？！

2008-5-27 09:29 youyouyou

簡稱：川獨

http://duli.hypermart.net（已失效）


創建日期：

2001年3月1日。


成立原因：

當今中國，地區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有些地區據稱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的地區動則130億美元鉅資修建體育場館。

回頭看四川，一方面自然資源豐富，盆地物産豐富，重慶工業發達，人力資源豐富。

一方面卻是兒童失學率居高不下，青壯年到北京或沿海市當民工，少女則當三陪小姐。

堂堂天府之國，被中共搞得民不聊生，背井離鄉。

中共對沿海與內地不同的經濟政策，使內地喪失公平競爭的機會，而北京的高速路有四川人繳的稅，沿海城市哪棟高樓沒有四川民工的汗水？！

我們不是要均貧富，我們是要平等的規則。
抗日戰爭，我們四川是中國的大後方;改革年代，我們四川是中國的大土包。
不是我們不愛中國，是中國嫌棄我們。


成立宗旨：

團結四川人民，結束被奴役，被強暴，受歧視的悲慘地位。


目標：

高度經濟自治為最低目標，獨立建國為最高目標。


方案：

抵制中國以西部開發為名，對四川進行第二輪經濟掠奪。

四川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股市，完全可以與美國，日本，臺灣等國家直接通商，通航。

要知道歷史上四川開始用紙幣時，沿海諸國還未開化。

誰稀罕你們來開發我們？！


運動手段：

和平抗爭：爭取各國和中國各省的理解與支援。

幾百年來，四川少有戰事，連日本鬼子都沒打進來，和平發展時期是世界上最長的。

四川一貫以和為貴，即使獨立，也是永久中立國。


口號：

還我天府！


組織成員：

所有四川人自動成為黨員。

退黨者請EMAIL聲明。


主要機構：

四川經濟自治發展研究室：徵集人才，研究發展四川經濟。

日本，德國在戰後的廢墟上重振花了二十年時間，我們在被中國破壞之後的廢墟上也能很快重振起來。

請您獻計獻策。

失足川妹救援基金會：誰都不信慰安婦是自願的或是父母賣女兒。
中共禁止賣淫並不說明它不是罪魁禍首。
(禁止賣淫等於保護嫖客)。
解救川妹，請您伸出援手。

四川教育平權促進會：為四川學生爭取同等升學率。
請問，升大學--北京的50%升學率與四川的1%升學率怎麼能叫公平。
請您表態。

四川討債會計事務所：
清算與中國的總帳。
請您一起算。

四川友好協會：
爭取支援理解。
團結各方人士。
爭取與中國和解。
請您理解支援。

四川獨立運動委員會：
研究制定獨立運動方案。
請您參加。

四川民工平權促進會：
如果還屬中國公民，就要爭取平等工作權利，和最低工資標準。
請您聲援。

申奧打油詩


當年兩廣填四川，今日三峽被水淹; 幾家歡樂幾家愁，日你先人的板板。

解釋：

1。當年兩廣填四川 當年農民革命軍到四川濫殺無辜，致使人口銳減，政府只好把廣東，廣西的人口搬遷到四川。

2。今日三峽被水淹 淹的四川話發音為安。
今天破壞生態的三峽工程動工，百萬四川人背井離鄉，被美其名曰移民。
有如當年美國政府驅趕印第安人，還美化其為牧歌式西進運動。

3。幾家歡樂幾家愁 北京想耗資130億國庫裏的美元去修一些空曠的體育場館。
但是繳稅的四川卻有很多失學兒童。
四川雖然人傑地靈，但是在中共領導下，四川男人在北京當民工，四川女人在上海當三陪

4。日你先人的板板 你是指江澤民。
意思是操江澤民的祖宗八代。
江，朱，李的兒子都很腐化。

BBC专访达赖喇嘛驻北欧代表

更新时间 2010年 1月 2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38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星期一（1月25日）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的两名特别代表将前往中国，同中国领导人的代表举行新一轮会谈。声明指出这是自2002年双方开始对话以来的“第九轮对话”。

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在伦敦采访了达赖喇嘛驻北欧代表图丹桑珠

记者：过去8年双方举行了多轮会谈，这次会谈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呢？

答：就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方来说，我们总是愿意谈判的。这次谈判和上次相隔了15个月，因为在第8轮谈判中提出的一份备忘录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彻底拒绝。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北京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想谈判。随后，西藏人开了几次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继续举行这样的对话，因为对话是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唯一方式。就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来说，我们始终是愿意谈判的。现在，中国方面也表示愿意会谈。

记者：你们对这次谈判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我们感觉到，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公开和坦诚地对话。在过去三、四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希望中国公众能够更多地意识到，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也许是北京举行谈判解决问题的最好机会，因为达赖喇嘛之后情况会很不明朗。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敦促政府去做的事情。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至于我们的期望，老实说，我们不期望得到什么。但是我们也不放弃希望，希望这次会谈能产生突破。

记者：这怎么解释呢，你们不期望得到什么，但是又希望产生突破。

我们觉得，中国广大的公众似乎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公众认为达赖喇嘛是产生问题的根源。现在，许多中国人都不再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有更多的中国人去过世界各地，互联网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还有许多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聆听达赖喇嘛的教诲。这并不是说去听取达赖喇嘛的政治教诲。他们仅仅是见到达赖喇嘛，有一个活生生的感受，就会觉得达赖喇嘛不象自己过去想象的那样差。当这些人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对达赖喇嘛完全不同的一个印象回去的。

记者：如果说你们对这次会谈不抱什么新的期望，那么你们准备做出什么让步吗？

就西藏方面来说，达赖喇嘛已经做出让步。事实上，许多西藏人认为达赖喇嘛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因为他的“中间路线”不会给我们带来结果。自从2002年，这已经是第9轮会谈，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所以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我们必须谈。

记者：你们希望和中国方面谈西藏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这个问题会涉及所谓的大西藏地区，也就是目前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藏民居住区吗？

是的。上次我们提出的备忘录被断然拒绝，我们希望这次北京方面能够坐下来讨论有关这些地区的安排。这也是我说的突破。他们过去断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记者：如果你们希望在这轮谈判中获得某种突破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对方得到某种暗示呢？你们得到了这样的暗示吗？

我们的代表团得到了邀请，这也许意味着对方有了新的想法。我们的特别代表过去说过，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不同意备忘录中的哪一部分，因为他们全盘拒绝了备忘录。这次我们的代表受到邀请，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坐下来，考虑一下各个方面。中国方面首先应该具有会谈的意愿，真正的意愿。西藏人是充满希望的。达赖喇嘛说过，他对中国政府是有些感到厌倦，但是从来没有对中国人民失去信心。这也是我们的感受。

记者：中国政府刚刚召开了西藏工作会议，中共中央的几位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您如何对这次会议作出解读呢？

很难搞清楚有关会议的情况，有时候就连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说不清楚北京的动向。但是我们感觉到，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年来的西藏政策失败了，所以现在决定增加投入，提高西藏的生活水平。但是，西藏问题并不是仅仅靠花钱就能解决的，还必须赢得西藏人民的人心。

记者：赢得人心当然包括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并不非常地认同宗教。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是吗？

是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国领导层也知道西藏的宗教意识有多强。不论你是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其他形式的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让人民幸福，让人民自愿地生活在你的领导之下。让人民生活在压力之下是有限度的。我们看到过前苏联，或迟或早，一有机会，人民就会反抗。

记者：你们所希望的是达到西藏自治，以达赖喇嘛作为这个自治区的领袖，是吗？

不是这样，达赖喇嘛在未来西藏不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现在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流亡领袖。但是，如果今后在西藏内部产生什么解决方案，如果达赖喇嘛仍然健在，并且返回西藏，达赖喇嘛说得很清楚，到时候将把权力交给大多数西藏人民，由他们来作出决定。

记者：他们也许不会选举任何来自印度北部的人。

这当然没关系。达赖喇嘛清楚地表明，如果这一天来到了，西藏流亡政府就宣告解散，每个人都不会在西藏获得什么特殊的地位，除非西藏自治区政府选择了这个人。西藏流亡政府是临时性的。

回家乡的恐惧——中国部分县城的现状

文/王德邦

一、并非无端的恐惧
　　　　
　　　　因家事，我于 6 月 27 日 赶回广西北部的全州县。火车在晚点一小时五十分后于 28 日凌晨一点多到达全州车站。下车的人不多，出得站来碰到用小面包与三轮机动车（在我家乡叫 “ 慢慢摇 ” ）拉客的却不少，把整个车站前的广场塞得只有一条可过车的道。他们大声招揽着客人，也为争拉客人而互相责骂着。
　　　　
　　　　全州是个有 80 余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十来年曾经的几家国有企业已全部倒闭并被变卖。县城除了商业、服务业，基本没有其他产业。这样一个县城，车站拉客自然就成了许多人谋生的选择。竞争激烈也可以想见。如此一来，此地也是各派势力逐利之地，各种矛盾都集中突出。
　　　　
　　　　我们一行五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是出站中最大的客户群，自然引得拉客者的追跟。在努力摆脱拉客者后，我们因座车太久而决定先在站前小饭店吃点东西再走。我发现那些小店青一色都挂着我们邻县灌阳县饭店的招牌，我很奇怪怎么本县没人来开饭店，反是邻县来开店？进得一家店后我说出了疑问，谁知那老板说： “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本县的饭店，因为灌阳路远，来这里等车并在此吃饭的人多，所以饭店为招揽生意而都改名为灌阳饭店。 ” 接着他似乎意犹未尽地说： “ 本县都难经营下去，外县来怎么能经营。 ” 我闻听此言，马上追问一句： “ 是生意难做，还是干扰太多？ ” 那老板似乎马上意识到失言一样，于是随声附和着： “ 都是，都是。 ” 我也感到自己所问含糊，但又感到饭店老板似乎明白我所指。
　　　　
　　　　对家乡全州近年来我常听人谈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小小县城吸毒赌博成风，黑社会势力嚣张，各种偷抢、打杀、欺行霸市情况严重，民众在街上不经意侧目都可能招致一顿拳脚，甚至刀棍，百姓普遍感到人身无安全保障，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所指饭店干扰多就有受社会黑恶势力影响的含意。显然在全州说到干扰大家似乎都心照不宣地理解到黑势力上。
　　　　
　　　　正在我们吃饭时，进来两个青年，在店中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过一会又进来一个青年要了一点小吃在那慢慢地边吃边东张西望。对于在社会底层漂荡了十几年的我，一看这情形就感到不对头，本能地警觉了起来。我一面用当地话催促大家快吃，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饭店老板车站派出所有个亲戚他是否认识？那老板说不熟，而那吃饭的一听就起身走了。老板似乎有意无意地自语了一句： “ 是当地人应该不会动手吧。 ” 我想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可能不一定顾忌当地不当地，于是我们赶紧结帐离开饭店，到外要了个面包车往县城里赶。
　　　　
　　　　车站到县城约有八里路。三年前我回去时这段路车费是 1 。 5 元，包车是 5 元钱。现在一问价钱涨到 2 元一位，包车他开价 20 元。我们座上车后本以为他会一路到县城，结果他居然在出站口又让一个青年上车，那人上车后就爬在车上不知真睡还是假睡。走出不到一里，居然又有一批人在路边嚷嚷，他们大约是十来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全部光着膀子。一人上车来看了看，见我们是一家，后边还有一个爬着的，就没再上车。又走了两三里，在漆黑的路边居然又有一个人来上车。当时应该快凌晨两点了，我本来紧张的神经一下膨得更紧。凭经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于是我不断与家里人对话，提醒他们注意。这两个先后上车的人没有跟司机说到哪里，司机居然也没问一句，就一一默契地让他们顺路上来了。我想这种情况如果出事，那司机肯定跟他们是同伙。
　　　　
　　　　好在座了一段路进入城里时，那两人就先后下车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并气愤地质问司机怎么中途还搭人。那司机居然毫不示弱表示车没有让我们包。我只好忍气吞声，不管怎样终于平安回到了家。我的紧张引起了家中亲人的埋怨，认为我过虑了。然而过了几天一个在县城的远亲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听到有几个混混（当地流氓的称谓）前几天差点对一家从外地回来的人下手，幸而发现是当地人，否则不会放过。忽闻此言，我当时惊出一身汗，当然我希望那一家所指不是我们。
　　　　
　　　　我从京回到老家，居然有如此紧张以至恐惧的感受，显然不是纯粹的胆小。经验告诉我身边潜伏着太多危险。当然我无钱供他们偷抢，但这些作案者却未必领会对象的无钱。
　　　　
　　　　可见恐惧离我们多近。我这样在外闯荡多年并且外表看来也让山乡小民可能误解为有权势的人，也面临这种安全的威胁，可以想见一般平民百姓与外来客商的安全感会有多少。
　　　　
　　　　
　　　　
　　　　二、黑社会、警察、政府
　　　　
　　　　我们县下面龙水、大西江两个乡的大山中有锰矿，本来国家明文禁止私人开采，但在这些地方大量存在私人开采情况。这本是很容易查的事，但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原因是此中大多数的矿井有执法部门作后盾，有的甚至直接就有执法部门的股份。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个体老板去开采的，那么这些通常就是警察抓捕的对象，然而警察也常常网开一面，只在一些重大节日，如春节前才在有内线掌握了充分情报后出击，抓一个矿老板就罚他三十到五十万元，交钱后就放人，放了后又去挖矿。这样一来，矿山就成了当地警察与执法部门的小金库了 —— 私自参股渔利，或公开执法抓矿老板罚款为单位创收。
　　　　
　　　　在当地把持这些矿山的就不是那些只有钱的，而是全县有名的黑社会势力。在龙水与大西江的所有矿山，都是直接由县城黑社会势力出人去保护，名为防当地村民抢矿，实则就是收取高额保护费。而这些黑社会的后面就是警察。
　　　　
　　　　今年 6 月上旬，为了争取收保护费的权力，全州新起来的黑社会势力，号称 “ 十二少 ” 与原来掌控矿山保护权的老黑社会势力 “ 谢老三 ” 团伙发生了冲突，最后约定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桥头展开决战。一时双方上百人卷入战团，最后以老势力首领 “ 谢老三 ” 被砍倒，十几人重伤入院，新起的黑势力获得主导权而告一段落。
　　　　
　　　　同样在 6 月中旬，又一次全州新起来的 “ 十二少 ” 受当地一派出所领导的指令，召集了二十号人，在县城一家大酒店门口，公然将另一黑帮势力近八十人砍散，并当场杀伤十余人。事后 “ 十二少 ” 被警方通知避离县城近半月，等事态平静后又返回了县城。
　　　　
　　　　在县城北边原城市菜蓝子基地 —— 小菜园，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扩建的需要，县政府曾以公益事业需要的名义动员村民同意征地。后来政府又将征来的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惹得村民不满，进而招致一批村民的抵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消除民众对施工的干扰，竟然动员 “ 十二少 ” 出来为其干事，为他们提供办公室，给他们工资报酬，并给他们一些工程承包。如此利用黑势力来消除民众抵抗。
　　　　
　　　　
　　　　
　　　　三、没有安全感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这次回乡感触很深是听到普遍感叹没有安全感。在家财物没有安全感，随时有可能被偷，入门偷盗情况在当地很严重。出门人身都没有安全感，一不小心可能被人偷抢，或被打。
　　　　
　　　　我回到家的当天，在县城我妻子的姐来看我们，进门不久就聊到社会治安差，经常有人早上出去跑步时都被抢，有的女的戴的项链与耳环在街上公然被抢，并因此把耳朵与脖子撕拉得鲜血淋漓的都有。因此她一再告诫她妹妹别戴什么首饰上街，尤其晚上不要在外，若晚上在外十拿九稳要出事。她说自己就被人抢过。在她说话的神情中都流露着一份惊恐。
　　　　
　　　　同样我到城郊一个叔叔家去探望，在与他聊到社会一些情况时，他感触地说这个社会现在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了。听到这话我是吃惊的，因为我这个叔叔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会点功夫的人，他曾独自徒手空拳打倒过三个与他一般高大的流氓青年，以致在当地传为佳话。现在连他都感慨没有安全感了，可见事态的严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感到不安全。他说： “ 现在社会这帮青年不知怎么回事，一下不对就动刀子，并且成群结队，一打架就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上，更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架还经常发生。我在县城卖小菜，就常见到这种打架的情况，那真让人害怕。也许我是老了，经不起风险了。 ” 其实我叔叔也才五十岁，应该不算老的。
　　　　
　　　　当我回到离县城三十多里山路的老家时，我的伯母跟我流着泪诉说： “ 我辛苦养的八只鸭正准备去卖时，前几天被人骑摩托车到乡下来用麻袋装了去。村里有人看到两个青年来抢的，但不敢去追，甚至不敢近前。因为他们手上有刀，并且坐着车。留在村中又都是些老人孩子，谁经得起他们打。后来我们报了案，也没见有什么结果。 ” 我赶忙问： “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吗？ ” 她说： “ 近年来这种事常发生。村中养的狗也常被人偷了去，现在连狗都养不起了。这些强盗常常是明目张胆地开着摩托车来，碰到什么就盗什么，毫无顾忌。若有人敢去阻止就还得招顿打。 ” 我问： “ 难道说当地政府就一点不管吗？ ” 她说： “ 他们管个屁！那盗狗的有的就送到了他们嘴里，他们完全是一伙的。 ” 闻听此言，我无言以对。在这边远的山村都难求得一份应有的安全感了。中国重灾之下是不存桃花源了。
　　　　
　　　　四、免税之后话农民
　　　　
　　　　中国中央政府给农民免去一切农业税后，我原以为这次回家可以听到不少欢呼了，或者还能感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久违的农民的欢欣。在跟农民亲戚交谈后，结果却让我大出意外。
　　　　
　　　　6 月 29 日 ，我携妻带子去了岳丈家 ——鹅塘里村。该村离县城十二里地，不是边远农村也不是城市边上，但自然条件在农村算中上等，因为灌溉条件很好，人均也有近两亩田地，农作物运到县城贩卖也还方便。如此条件，在农业税免掉后应有个直接的感受。然而我在跟孩子的舅吃饭时就直接问： “ 现在应该没什么农业交税负担了，农民该好过了吧？ ” 他说： “ 农业税是不用交了，但是农民负担一点没感到轻。因为农资贵了，如化肥、农药比原来都贵了。这些东西涨的价甚至比免掉的农业税还多。还有城里吃国家饭的（意指拿财政工资的）工资不断涨，物价也跟着涨，而农产品却不见涨，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还是没有。近十几年来那些吃国家饭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哪个见过农村靠种田改善过生活条件的？那些农村家庭有所改善的也都是靠到外打工而不是种田。这样一来农业税作用有多大？当然免比不免好，但免税显然不是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状况的路子。 ”
　　　　
　　　　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免农业税的改革绝不能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翻身感今天实在难以找寻了。我曾苦思过那个时代为什么能唤起农民那样的激情与欢欣，原因其一应该是农民劳动力的解放，由捆绑的集体劳动，到自主的劳动，这是一种大的变革。同时对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的获得，激发出农民生产上的主观能动性；其二、农业科技的进步，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农村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这种对自己劳动力支配权与土地使用权的获得的改革是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生活上由吃不饱到吃得饱的进步是个质的飞跃，就此而言那时候的包产到户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而今天的免税充其量也是种给农民的减负而已。在这点上，可以瞒天瞒地，但瞒不了农民的切身感受，农民的切身感受是对真假改革最好的诠注。
　　　　
　　　　五、没有盼望是农民最大的悲哀
　　　　
　　　　这次回乡，村民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了盼望。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伊始之际，农民心中充溢着激情，对未来怀抱着憧憬，就那时的日常三餐来说应该还是没有今天丰盛的，直接可支配的外在物资也可能没有今天富足，但是那时的村民普遍精神是乐观的，心情也是开朗的，生活是带着阳光的。然而几十年改革下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就失掉了已有的欢欣，农民脸上退去了那难得的笑颜，代之而来的是阴沉与愁苦，是灰暗与无望。
　　　　
　　　　说实在这神形早几年我回去时就有感受，但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村民谈论时，只是听他们叹息连连，说这也负担，那也困难。这次回去我就决定详细与他们谈谈，看究竟是何原因。这次我在两天跟十来个村民一块吃饭时就直接问他们： “ 今天感到是否顺心？对今天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有高兴的感觉？对未来有什么盼望？ ”
　　　　
　　　　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中可以听出几方面意思。第一、今天生活比以往是有所改善，日常吃的比以前丰富了，穿的也相对要好些了；第二、挣钱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些了，就是应急时借点钱也方便些了。
　　　　
　　　　大家觉得现实的直接物资条件的确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大家感觉不出快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精神上被抽空、颠倒了一样。这个世界好象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了。金钱就是价值，一切贪官污吏、偷盗、娼妓都成了社会炫耀追求的目标，社会丧失了荣耻。人生这样生活下去怎么是个活法？尤其后辈儿孙在这种世风之下根本没法教育引导，他们要走向何处，实在令人忧心。每每面对这一切，人就感到生活没有了意思。
　　　　
　　　　这是个没有了精神的社会，乱搞一气就是一生。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其二、没有盼望。包产到户几十年了，温饱早解决了，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些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后来虽有些变化但都很微小，没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条件还在恶化。农民几十年的奋斗也没有走出根本性改观的命运，还是处在社会底层，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饱，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那些所谓强大与崛起似乎都与农民无关。城里高楼不断，当官的工资一涨再涨，贪污受贿的公布款项也几位数往上翻，但农民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改革早已让农民没有了盼望；其三、村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前面所讲挣钱路子相对多了些，但用钱的路子似乎更多。挣钱远没有需要用钱涨得快。教育一提高收费，农民送孩子上学就难了，增加的赚钱机会远没有增加的支出钱的机会多，而辛苦劳动增加的收入也远没有增加的开支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户农家基本可以将子女送到他考不上学为止，不管家中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失学的不多。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一般农村家庭只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了，不管考得多好，全家只能保一个最好的上学。到本世纪以来一般农家要想送出一个大学生那就非得集几家人（亲戚朋友）的财力不可，并且每年还听到因孩子考上大学而父母却逼得自杀的事。可见农民增长的收入远不够增长的开支。仅就教育一项农民负担比以前重得何止十倍。同样医疗上，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农民生病住院还较普遍，至少到乡级医院去治治，很少听说在家等病好的，更没有听到等死的。要知在那时若有让老人在家等老，那家的后生就别想在当地抬起头来，当地舆论非得把那家说臭不可。而我这次回家却听说我村及邻村出现过几桩老人在家等死的事，并且奇怪的是村民居然对此给予了理解，或者是变成了麻木。这让我深为吃惊并感到可悲；其四、对政府绝望而麻木。在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贪官污吏，无休无止的贪钱；政府就是收税收费，没完没了的要钱；政府就是敲诈勒索，防不胜防地榨钱；政府就是连哄带骗，夺走农民手上的一切资源。不公如此，政府自己做了坏事还不算，还跟黑社会勾在一块来欺压老百姓。几十年的教训，让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了一丝幻想。我这次回去就没有听到一个说当局好话的，大家甚至连骂娘都懒得骂了，可见绝望与无助。当然农民也还不知道出路何在，还不清楚怎么来改变现实。
　　　　
　　　　六、满城皆赌、毒
　　　　
　　　　这次回家触目惊心的还有那满街的麻将桌。我不知道县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反正三年前我回家时没有见到这种状况。这次我从狭长的沿河街走过，见每座楼下的厅中都摆着张麻将桌，并且都座无虚席。在几个十字路口的楼下大厅还聚集着五六张到十来张不等的麻将桌，成群的人分坐在中间，热火朝天地摸麻将。
　　　　
　　　　为此，我曾奇怪地问在县城做生意的一个朋友： “ 怎么一下县城变成个麻将城了？ ” 他说：县政府将周边许多农村的地连骗带压征过来开发房地产了，村民一下没田种了，也没事干，刚开始一些村民想不开跟政府开发土地过不去，后来政府有意放开他们赌博，一下有一批村民就忙于去赌而顾不上与开发土地作对了，甚至还有批人本不愿被征土地的，一下到赌场居然急着就来卖地，看来引导村民赌博也是化解社会问题的路子。这样一来在政府有意纵容甚至引导下，县城就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全民从赌，形成蔚为壮观的赌博气势。 ”
　　　　
　　　　县城不仅是公开的全民聚赌，而且在当地还活跃着一支据说有政府与银行为后盾的流动大赌队，附近几县一些官僚与商人多汇聚其中。他们一般每天流动赌资就有几百万，组织者十抽一地收管理费。这么大的流水金额，管理费自然丰厚，没有一些执法部门在背后支持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支流动的赌博大军在当地已活动了一年多了。
　　　　
　　　　一个没有什么产业特色的县城怎么能支撑得住如此盛行的赌博？这样一来社会治安恶化就是必然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么个县城一年多前居然查出了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制毒贩毒案，并且因此还牵连进去一批地方官。那个从福建过来的制冰毒的首犯，居然在全州经营了近十年，在县城下面一个乡的大山中有一个大的冰毒生产基地。可见当地吸毒贩毒的猖獗、盛行。
　　　　
　　　　面对家乡的状况，实在是怎一个沉重了得！然而，更沉重的是家乡绝不是中国的特例，它仅仅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一个没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小城，表面看起来似乎还是在发展、繁荣，其实是浮躁、虚幻。那里的百姓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那里的百姓没有发展进步的盼望，一切劳动成果远追赶不上各种教育医疗费用增加的负担；村民有限的资源被官僚蓄意剥夺搜括殆尽，官匪勾结让百姓居无宁日；当局恶意诱导与无能管控导致社会沉陷入醉生梦死、赌毒泛滥的境地。
　　　　
　　　　这是个怎样个绝望的世界啊！我深深为故乡沦陷而悲哀，为华夏这遍土地沉沦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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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回帖：

我们这十个县加一个县级市加一座山情况很好。
　　天天晚上人民群众在广场跳舞到9点半回家，这么大冷天晚上12点还有很多人在街头吃宵夜。
　　中部。
　　楼主说的太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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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湖南省衡阳市下面的一个县的，与LZ所说的非常相似。
　　由于地方经济无特色、无竟争力，原来的县内工厂基本上在90年代初就绝大部分倒闭了，仅剩下养猪产业勉强维持，曾火过一时的养猪产业，近几年也由于猪肉价格波动而赚钱的人日日渐少。大部分农村青壮人口，靠出外打工攒钱。
　　社会风气那是相当的不好，当然与LZ描述的还不一样，但是赌博是相当的盛行。
　　有一点，我们那里的农民现在就是想拼命的攒钱，目的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赶快离开这片土地。这样一来，县城的中学倒是一片火热，高中一个年级有一、二十个班，比我们那时候多几倍，都想考大学啊，没办法。考不上大学，那生活的路就简单了，打工去，不管男孩子是做苦力，还是女孩子进工厂，或当妓，都是一条路。
　　对于下面的人，其实选择性不多。所以想远一点，马-克-思那些理论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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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回家，都会暗暗地为家乡担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从我一下火车就会感受到。
　　首先，一下火车就必定会有拉客的，不一定是皮条客，最多的是跑黑的或跑三轮的拉客，还有很多摩的拉客的。特别是跑摩的，一块两块的也跑，也不嫌少，生意不好做嘛。有时候，坐那种二手客车回家，也总会听到乘客为了几毛钱的事与售票员吵架，而且会吵上半天，我有时受不了，会对他们说，得，我给你付了得了。
　　回到小镇上，本人喜欢没事去集市上转悠，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基本上都是本地农民。卖水货衣服的，几十块钱的一套西装，农民穿上也神气；卖便宜小玩具的，三块五块钱一个，小孩子喜欢得不得了；卖菜的农民不少，过年了，大家都要买点，一般本地的菜看相都不太好，可能主要是没有进行品种改良的原因吧，也没有必要改良，反正平时买的人也少，在偏远的乡下，靠卖菜是搞不了几个钱的。
　　春节期间，可是赌博的好时候，穷的富的，老的少的，基本上很少有不亲自参加的。比较招摇的是一些富的或者装富的爷们，大伙一般称呼此类人员为包工头、老板，也不知是真是假，道上的哥们也不少，他们一回到老家，可得捋起袖子好好干几场。
　　最近几年才知道，老家也有“休闲度假村”，什么破“休闲度假村”，就是吃喝嫖赌一条龙，还有吸毒的。搞得下面的某些农民，一谈起这个地方，眼睛那个贼哟，说起这个地方的女人，口水直流，JJ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最让人寒的，还是那些高中学生，与他们一说到学习，搞得我这个过来人都受不了。他们可是一个星期从头到尾没有休息的，反正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几乎是吃饭睡觉都可以不要的，所以啊，长辈陪读也是多得不得了，搞得学校周围租房子都紧张。多变态啊。
　　是啊，真的很变态。
　　是啊，山青水秀的家乡，有时还真不敢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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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北长兴，很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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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北部县城，治安还凑合，抢东西少见，不像楼主那里那么疯狂！不过治安不比以前好，以前村里没狗，没偷盗情况，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条狗，晚上一有动静，到处狗叫，蔚为壮观！农业情况和楼主那里相似，种地的收入赶不上农药化肥的增长，生活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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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里治安还将就，但确实没什么实体经济，厂矿极少，很多农民外出务工后已经回不去农村，到城里来也只经商，贩菜，所以菜越来越不便宜，可农村种地的农民收入却并没增加，钱都到贩子手中去了。可是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回到家乡，难不成都做生意？还有真的是全民麻将，亲朋好友间聚会也是打麻将，很少见大家聊事业的。还有地方ZF卖地真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捷径吧，房地产发展到是兴兴向荣，房价涨得那叫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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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发誓我绝对是爱国的。以前谁说中国不好，我就跟谁急。现在才逐渐看清社会的一些丑恶，开始对这个社会感到绝望。
　　我的老家在湖南某个县城，那里的社会风气和楼主的家乡差不多，甚至我们那里更恶劣。
　　我好几年没回老家，前段时间回去了一趟。本以为，几年过去了，家乡面貌应该焕然一新，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从市区火车站坐公交车回县城的那条公路非常崎岖不平，破烂不堪，车子行驶在上面根本不能开窗，一开窗就被灰尘呛得难受，一路颠得能让人从座位上蹦起来，如果是女人怀孕初期有可能会被颠流产，我坐了两个小时回到家后真正是腰酸背痛。就这一条破路据说已经修了几年了，到现在还没修好。
　　说到采矿，我们那里有好多人靠采矿发了大财，开着小轿车耀武扬威，原来的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现在几乎都光秃秃。人们私自砍伐树木，采开矿山，以此发横财。据说现在有人想当新的采矿老板已经不允许了，但以前的那些矿老板依然到处开采矿，也没见政府去强制阻止。
　　我们那里还有许多靠挖沙子赚大钱的。小时候我们家乡那条河清清澈澈的，小朋友们经常去游泳嘻戏。但现在是大人不敢让小孩去了，因为河里的沙子都被挖空了，河越来越深，不小心会淹死人。那些发了沙子财的人，在家乡到处买地建房子并且都盖五六层楼，以显示他的财大气粗。
　　至于赌，那真是我深恶痛绝。我一个亲威，原来自己通过做生意有十多万的存款，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但近几年家乡突然流行买马（不正规的彩票），家家户户都跟着去买，有的人甚至象疯了一样，渴望一夜暴富。但事实上那种彩票就是黑社会骗人的把戏，我那个亲戚把在几年里把十几万全部买光了，到现在还欠十多万。每天追债的人快把他逼疯了。
　　我们那里也难逃毒的祸害。有一个我认识的男青年，长得挺帅的，我对他一直有印象，但这次回家听说他因吸毒过度已死了。我震惊得难以相信。听说附近村有好几个男青年因吸毒被抓去强制戒毒了。这些吸毒青年，没钱买白粉了就结伙去抢。据说有一次抢了一个刚怀孕的孕妇，还把人家轮奸了。简直是丧尽天良！
　　 最后说到黄，我们那镇的变化除了新造了几个居住小区和购物超市，其它就是多了好多发廊。有一个老乡，以前看他是那种很勤恳很老实的男人，怕老婆怕得不得了，又挺内向不怎么说话的。但听说他现在当了发廊老板，管着几个小姐，自己在外面还养着一个蜜。
　　 哎！这是什么社会？什么人性？真的是到了末法时代，人性要快丧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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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每年春节前后稍好，因为年轻人都回去了，强盗们也不太敢放肆的下乡了，而平时，呆在村子里的老人、孩子，面对这些人开着车，明抢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村，阜阳市阜南县一个小村，每年非春节期间，都有无数次背人开着车到各个村子抢牲口，有人发现了也只能躲起来，不要被强盗们认出来，否则在年轻人全部外出的村子，全部老弱村民一起，也打不过那帮强盗啊！
　　报警？想都别想，谁报谁能第一个进去算是不错的了，否则等着报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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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各地差异很大。
　　
　　我老家是湘中农村的，
　　
　　现在还是夜不闭户。
　　
　　如果出现山东潍坊这种情况，只要村民一声喊，不管有多少贼，都会被打得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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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的关系，去过或路过湖南、湖北的一些县城、农村，总体感觉是越来越没落了，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这并不是说这些地方完全破败不堪，不是，相反有的城市也建设成不少表面上很光鲜的样子，马路也宽了，大城市有的东西，小城镇有的也有。但是，只要你一走进当地人的具体的生活中，就会发现，很多只是徒有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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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回家跟老家的妹妹聊起乡镇的发展情况，你猜猜现在老家的乡镇变成啥样了？
　　
　　全镇的人几年前疯赌六合彩，镇里的经济全跨了，把镇里唯一的农村合作信用社都拖垮了，全镇没有一家银行网点（全破产了），全部撤离，所有的贷款业务全部打水漂。
　　
　　很多人无所事事天天赌博，留守镇里的年轻人十赌九毒，我家前后屋的邻居吸毒被抓了好几个，现在正直的青少年凤毛麟角。家里人也说了，最小的一个弟弟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参军，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如各位要考证，广西南宁地区的进结镇，过去这里虽穷，但却是秀才佳人辈出的地方，读书改变命运是这穷山村自古以来的传统。
　　
　　发生这么大变化也就是短短10年的光景。悲叹乡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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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地区的乡镇还是一样， 现在比六年前没啥变化，除了村村多了些楼房，那都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修的，可是都没什么人住。记忆中那些叔叔伯伯爷爷奶奶好多都不在世了。路一样的烂，贪污越来越厉害，最盛行的就是麻将了，普遍感觉到老百姓没有什么期盼，精神生活极为空虚，治安非常差，正腐的威信极低。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县一中高中班扩充到20多个，以前一共才10个班，校园越来越大，不知道这是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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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家河南 治安基本上还说的过去 起码半夜12点敢出门，当官的安全感比较低，前几年出现过敲诈案，在钢笔里装炸药，丢到官员家的院子里，拧开就爆炸，能把人炸伤但炸不死，然后打电话勒索，说不给钱就炸他全家，后来破案了（牵扯到官员的好像破案都比较快）， 问他为什么敲诈当官的，答曰当官的有钱。农村的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还有一部人自己开了工厂，村里新盖了不少楼房 挺漂亮，
　　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每年地里种麦子和玉米，棉花、红薯、大豆、花生基本上没有人种，一 收割比较麻烦，剩下的都是老人 干不了，二、种好了就有人偷 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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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是辽宁义县，一个贫困县。县城里的工薪族一个月只有一千元左右收入，当然失业的人比工作的人要多得多。前不久回去了一趟，很多平房居民都烧不起煤，楼房供不起暖，我家楼下的老太太都70多了，天天冻得真是太可怜了。回家会了会同学，都倒苦水啊，县城挣得少，但是以前花得也少，但是这两年领导也学人家大城市搞房地产开发，房价一年翻了一翻，买不起啊。县城苦啊，可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去年几起群体事件绝不是偶然，县城问题很严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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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南阳的，当时好像没有听说过直接下乡强抢的情况。
　　
　　我也说说我看到的现在农村吧！
　　我们那里以前土地是一年两季，冬种小麦，夏种玉米、红薯、花生、水稻等。现在冬季小麦基本上没有人种了，即使种也是很少的一点，够自己家吃就好了。夏季种花生，这是很多农户一年里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收入。和很多亲戚聊天，提到的都是农资涨得太厉害，种地甚至会亏本。
　　现在各家种植农作物分作自己食用和卖出两种情形。自己吃的，不用农药，收多少是多少；卖出的，农药加大浓度打，少了照样生虫。收获的粮食如果是卖出的，一定要大量拌入农药，不然生虫了就不好卖了。拌入农药的量，据说人在堆积粮食的房间睡一个晚上就会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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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是贵州黔东南下面的一个县，村里妇女都是整天赌博的，甚至有妇女都通宵参与赌博，国庆回去亲眼所见，耳朵听说的是谁谁卖六合彩有钱了，谁谁赌滚地龙输了几万等等，世风一塌糊涂，谁来拯救啊！苍天啊大地啊！

黑社会政权和财政

历史上一切专制政权（指区别于极权政治的传统型前极权专制和回归传统的后极权专制），本质上都是黑社会政权、反社会政权。这样的政权，以社会的不成熟和软弱，成功地寄居在社会肌体之上。它本身不产生任何财富，不履行任何对社会负责的职能，通过榨取由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养活自己。为使这种榨取得以维持，又必须分出一大部分榨取来的财富豢养武装，以相当的暴力弹压社会，维持其榨取权。社会面对这样的反社会政权，有两个反应：反抗或顺服。而因为社会的不成熟和软弱，反抗虽时时发生，却不足以直接颠覆政权。同时，更多的社会成员，出于生物本能，会削尖脑袋向这个反社会政权靠拢，因为只有这个反社会政权才拥有最不费力得来的资源，而距离这个政权越远，享有资源的可能越低。同时，黑社会政权为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其成员、对候补的成员，必须采取收买手段，让他们感受到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好处。而这种好处越明显，众人就越是趋之若鹜。这样的结果是，该政权像癌细胞一样急速扩散，更加峻急地榨取社会资源，使得社会的机能进一步衰竭，以至于没有社会可言。另一方面，黑社会对社会人员的吸收消化能力毕竟有限——都黑社会了，谁干活儿交保护费？——因而总有大部分人被排挤在黑社会之外，即所谓“体制外”，而在一个体制即无限公司的环境里，身居体制外一般意味着绝望。绝望便要反抗。反抗便引来镇压。镇压需要成本。成本需要榨取和招兵买马……反抗大抵不能成功，无望者发现除了模仿那个黑社会政权别无出路，于是也做成了黑社会，就是通常说的那种黑社会，民间黑社会。这种民间黑社会和黑社会政权之间往往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类似糜烂的边缘地带。

简言之，一个黑社会专制政权，就是一个以暴力和财政互相维持的净消耗组织。有人会提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能说没有产出，但以有黑社会国家这个无限公司的信用（黑社会国家的信用就是黑社会的武力）支援，除非被黑社会抛弃（裁撤，也就是不复存在），是不担心经营不善以致破产的。故尔国有企业效益总是低下的，亏损是国有企业的常态——谁来弥补亏损？据说是国家。其实就是黑社会用它榨取来的社会资源豢养国有企业。总之，黑社会专制政权是个净消耗组织，消耗的是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

这样净消耗的过程，就是螺旋地坠入深渊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如癌症那样，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完全失衡，也就是被榨取者不足以满足榨取者的需求，黑社会财政崩溃，而社会也随之崩溃——黑社会政权到了财政崩溃这一天，一定是社会无财可取的那一天。明末的情形最为典型。竭泽而渔的结果是，财政枯竭，流寇总是降而复叛（因为降而无饷），官军反成流寇（还是因为无饷），流寇扩大抢劫范围，导致更多人破产，从而将更多的人裹挟进流寇大军，形成了对立于朝廷黑社会的另一个打家劫舍的黑社会。这个黑社会通过直接捣毁社会迅速扩张，从朝廷黑社会手里抢夺资源，乃至最后颠覆了后者。

另一种可能是，在这个过程见底之前，遭遇外敌入侵，不堪一击，轰然坍塌。黑社会政权的武力主要是对内的，对外往往是使不出劲的。历史上的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花剌子模帝国均因此灭亡。当年大清拥数十万之众，遇上英军沿海登陆，调兵缓滞，甚至窘迫到无兵可调——因为清军主力绿营均三三两两分驻各地，就地弹压，调集颇难，只能就每处抽取一二，再行集合，而万一抽取稍多，当地空虚，就难保刁民不起而造反——在一个被黑社会统治的社会里，每个成员都是潜在的刁民反贼，平时只是被枪杆子刀把子逼着做良民罢了。也因此，黑社会专制下的人，大多擅长外表忠厚内藏奸诈的韬略，首鼠两端，厚颜无耻，猥琐懒惰却又勤俭努力，低声下气却又野心勃勃。

明末除了财政枯竭流寇作乱，亦兼有外敌压力的因素。虽云闯献革命颠覆朝廷，但明国大部仍未易手。清兵能以八万铁骑、十七万之众，横扫明国，除在江南遇到些抵抗，得鼎几于唾手之间。明国黑社会乃由明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组成，这样社会里的人如上所述，最会望风使舵，决无坚定的立场（即所谓“腐败”）。清国黑社会则以新兴，尚不是一个以财政和暴力循环维持的成熟腐败的黑社会，其成员相信暴力才是一切。当这样新鲜果断的黑社会和成熟腐败的黑社会暴力对决时，后者必败。（六十年前国共对决，也是一样——当然少不得俄汗重武器支援，犹之乎八旗铁骑；但问题在于另一方的装备并不弱，却兵败如山倒，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不能不说气焰决定了黑社会之间对决的成败）。而一万万生民，剃发改服，习以为常。作为与朝廷黑社会绝缘的社会成员，这个黑社会和那个黑社会来统治，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当然不一样的黑社会之间兴许是有些不一样，但其实还是一样。一个黑社会取代另一个黑社会，在社会成员看来，无非“气数”二字。至于江南对清的反抗何以较激烈，不是因为我们江南人有“气节”，而是因为江南对朝廷黑社会的依附最深，离“体制”最近，易代之际，比之其他地方人更难割舍，多少转不过弯子。不过虽然转不过弯子，毕竟仍是腐败的黑社会，所以抵抗到底是无望的。有朝一日被新来的黑社会揍伏贴、屠舒服，也就欣然易辙，跟新来的黑社会咸与维新了。再给点甜头和荣耀，如康乾十二次南巡，更是让我江南受宠若惊，不遗余力地向北京输送财赋，以致号称富庶的本地陷入缺粮的困境，须从江西调拨；接着江西缺粮，从湖广调，湖广缺粮，从四川调——形成了一条黑社会针对社会的不循环、净消耗的食物链。

近来房地产崩溃说甚嚣尘上。有人以为房地产崩溃便是支那崩溃。此说虽不能说不对，但并不确切。论者多持经济理由，所谓泡沫、坏账云云，实际上又陷入十年前章家敦的错误。日前俞府尹正声召集上海建设、房产界亲自训话。大意谓房地产过热，银行窟窿大到几于不可收拾。然而其实是可以收拾的。支那经济纯为黑社会权力的附庸。房地产是银行供着的，银行是黑社会敛财集团供着的。房地产有再大泡沫，银行有再多坏账，只要财政不破产，多大的窟窿也能填住。而房地产又是该黑社会成员敛财的主要途径，是不惜代价要保住的。因而根本不是房地产崩溃不崩溃的问题：要么不崩溃，崩溃的将是黑社会的财政，连带着绑架社会共赴深渊。

因此也可以明白，何以历史上一切黑社会专制政权，无不视财政积蓄为其命根，而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咸与黑社会之财政偕亡。财政危机即社会危机。一个黑社会政权，若不亡于外敌，必亡于财政危机。闯军日迫燕廷，明思宗持三千七百万库金，居然不忍助饷，反催促各地征缴，以致城馅之际，想发饷也没人领情。论者以为思宗啬刻可悲，其实他的做法符合黑社会专制自身的逻辑。黑社会专制政权越到后期，财政和暴力相互维持的这个循环里，财政相对于暴力就越是更根本的因素：暴力固然是财政的保障，但更主要是财政维系着暴力——因为暴力的动机仍然是财政。站在黑社会老大的立场上很容易理解，手里的那点存底是根本，是吸引徒众喽罗为自己卖命的老底——一旦千金散去，散到徒众喽罗手里，他们就不再是自己的徒众喽罗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晚清政府最大的焦虑也是财政。最后盛宣怀为清廷的财政利益与民争利，引发川变，进而武昌变乱，断送大清黑社会江山。

这与极权政治不同。极权政治固然也是黑社会政治，但暴力更是其根本动力。极权政治并不害怕财政破产，暴力本身就是它取之不尽的资源。这叫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现在一些毛左常争辩：所谓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是太宗等修正主义者捏造的谎言。其实判断崩溃不崩溃，以角度立场而异。自毛左极权政治立场观之，饿死三千万都不算崩溃，七十年代形势比大跃进好得多，怎么谈得上崩溃？只要把住暴力，他们的字典里就没有破产一说。如今金二的北朝鲜多少次饿殍满野，人民面有菜色，对金二来说，这并不成问题。只需“先军政治”，裆中央有枪，一切都能摆平。但问题在于极权政治的暴力来自意识形态的支持，需要一种迷魂汤催情药，才能维持这不顾成本的暴力。随着黑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新一代人物的“斗志”必然衰竭，意识形态逐渐架空高悬，这就是后极权。所谓后极权，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传统型的专制，黑社会敛财专制。在这种专制下，黑社会统治集团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寄生地位），必须假助于暴力，而需维持其暴力，意识形态不再管用，只能靠收买，因而这时，财政越来越成为根本，充当暴力的动力。在这样的局面下，如前所说，崩溃指的就是财政崩溃而不是其它什么崩溃——因为这样的局面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财政的延伸。由于其规模巨大近乎无限，因而其崩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多少银行坏账就能击溃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竭泽而渔总有到头的一天，崩溃仍然是难免的。

前年冰岛、英国危机，冰岛政府破产，英国政府据说濒临破产。见有些支那人欢呼雀跃，以为风水将转。不知现代国家里，政府决不是以敛财赢利为目标的。政府不是企业，不是老板，老板是国民。是国民给政府发钱，叫它替自己干活儿。既然是服务国民，“蚀本”的赤字财政在西方国家是常事——当然赤字把握得不好也会引发危机。譬如政府破产，对作为老板的国民来说，相当于雇员工伤病休，毕竟是个损失。但决不至于连带社会一道破产甚至崩溃解体。冰岛政府破产有年，冰岛人照样安居乐业，享受着最高的生活质量；英国政府说是濒临破产，也不见英国人生活就此蹙迫。因为那里有健全的社会，一个不受黑社会绑架敲诈的自由的社会，经济活动固然潮起潮落，但只要那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活动，不是作为财政延伸的活动，只要那是依托于自由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总能自我组织自我恢复。相反我们强大的黑社会财政，才是社会的梦魇，要么不崩溃，一旦崩溃就将是偕亡式崩溃。

何清涟：“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中国财政

中国政府奉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国富民穷，还在于这些“取之于民”的钱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维稳”。所谓“维稳”，说白了就是用税金铸造敲向民众头上的大棒。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财税政策既让人觉得几分卡夫卡式的荒诞，更让人从心底里生出丝丝凉意。

一、“竭泽而渔”的资源抽取

《新中国财税带来辉煌60年》一文展示了一组资料：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与此相对比的则是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

“国富民穷”这一事实我已经讲得够多。本文我想讨论另一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从1,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用了21年时间；从10,000亿元到60,000亿元只用了9年时间。

不可小看这9年间财政收入的跃进式增长。因为这一“辉煌业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而这模式就是以榨取民众的生存资源、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为存在前提的。在这9年当中，中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拆迁户悲歌四起，央企与地方政府竞相建造污染企业，将中国的江河湖海及不少土地尽行污染。这辉煌的9年，也是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3年增至5万8千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直到近3年的每年逾 10万起。中国社科院最近颁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也不得不承认，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原因引起，因为政府欠民众的债过多，造成的民怨太深。

政府卖地对财政的巨大贡献从下列统计数字中可见一斑：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约占同年GDP的4.4%。在土地出让金比2008年增加140%的后面，是失地农民与拆迁户此起彼伏的绝望反抗，四川的唐福珍站在屋顶上自焚的那幅惨烈画面将作为中国之耻深深地烙在这个政府身上。

二、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政府财政如此富裕，中国民众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并不强大的小国国民如北欧国家人民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失业及养老等三大保险，在中国至今只见政府承诺却不知何时能够兑现。这么多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有几组资料可以让人看到财政收入的流向：

中国宣称是“为民赋财”，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并非用之于民，而是用来供养干部群体。中国财政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做“吃饭财政”，这“吃饭”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口，即党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5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亿3,000万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

让人感到荒诞的是，如此疯狂的资源榨取，地方财政负债却高达5,000万——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

如此敛财尚不能满足政府开支之需要，这些民脂民膏究竟流往何处？下列资料也许可以让人们做个大致推想：2009年，有10万6,626名党政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处分，其中有17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但这些被发现查处的腐败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凡“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被称之为“腐败黑数”，其比例约占腐败总量的80%－95%。有研究称，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收入每年高达13,800亿元。美国的波士顿谘询公司（BCG）在“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2008全球财富报告”则称，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两年时间，财富集中于少数家庭的趋势更明显。另有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家庭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干。

看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知道中国现阶段的财政已经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但也不能否认，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确实“用之于民”，比如用于强化镇压机器的财政投入。武装警察所到之处，一切反抗都如同“蚍蜉撼树”。且看以下实例：今年1月8日广东佛山万石村500余名村民竟敢手持尖木棒、板凳、刀具、汽油瓶这类低档原始“武器”，反抗政府强征土地。结果政府只出动了 1000余名武装执法人员“征剿”，杀伤力强的武器还未出手，村民就在高压水枪与催泪弹等强攻之下彻底溃退，48名村民束手就擒，两名重伤者在医院被打死。

中国政府对待抗争农民的泰山压顶之势，与前不久对待索马里海盗劫船索要赎金的“节制”与慎用兵力，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足见军队也好、武警也好，都是用于对内，而非对外。纳税人的钱如此用法，纳税人又奈其何？

三、敲向民众头上棒，尽是税金所铸成

过强的资源抽取已经榨取到民众的基础生存资源，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维稳”的艰难性，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用之于民”，但这不是让民众享受福利，而是用钱来铸造敲向民众的大棒。2009年中央财政在公共安全支出上增加了285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创纪录的32.6%，总额接近 1,200亿元；而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中国政府也不遗余力，“治乱邦用重典”，加大对异议者的打击力度。据中美对话基金会（TheDuiHuaFoundation，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根据中国相关官方资料估算，2008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2009年的统计资料现在还未看到，但估计这种类型的“罪犯”只会呈增加之势。

不能说“维稳”是易为之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2009年末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让人们看到党与政府的“不容易”，需要布防的“维稳重点”实在太多：境内境外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世博、亚运两大重点时间及上海广州两大重点区域；高危人群与精神病人（原话如此，大概是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说法已被当局欣然接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如此等等，实在让人不知哪个葫芦会冒出青烟，于是只得将“网上网下两个战场”都列作布防重点，网路虚拟世界与网下的真实世界尽囊括为警察国安布守之地。这样一来，真成了“边陲腹地尽是敌，万里江山万里营”。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当然也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除了扩大专职国安国保人员之外，还廉价地雇佣了下岗工人、小商贩、在校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充当“坐探”；互联网则成了“五毛”活跃出没之地。如此不惜重金投入，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维稳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些活动并不产生经济效益，当然又要用到纳税人上交的税金。

正如我曾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一文里所说，这个政治集团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他们要求享受权力带来的一切好处，却拒绝承担掌握权力必须担负的任何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更拒绝权力必须接受的任何约束，这是中国社会自1989年以来逐步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维持政权稳定的代价是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溃而不崩”状态。所谓“溃而不崩”，指的是政权短期内不会崩溃，但社会溃败却成无法避免之局。

但我相信，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论如何不能长久，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之日，就是社会崩解的开始。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自由時報：中國水下試射 「彈」砸自家潛艦

2010-1-25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an/25/today-p8.htm

〔記者許紹軒／台北報導〕資深官員透露，中國研發中的巨浪二型潛射彈道飛彈數月前進行的未公開試射，結果飛彈出水後無法點火又墜入海中，且撞擊做為飛彈試射平台的改裝過的高爾夫（Golf）級彈道飛彈潛艦，船身嚴重受損差點沉沒，經搶救勉強駛回母港進廠大修，中國尚無水下成功試射巨浪二型的紀錄，何時服役遙遙無期。

中國計劃在○九四型晉級核飛彈潛艦上配備巨浪二型飛彈，儘管巨浪二型飛彈的「艦彈匹配」研發受阻，消息來源透露，一月初第三艘○九四型潛艦仍依照計畫從葫蘆島基地下水，目前正在進行海上測試。中國現有一艘舊式○九二型夏級飛彈核潛艇飛彈潛艦（配備巨浪一型）服役，新的○九四型潛艦有艦無彈，中國的核子嚇阻能力遠比其宣傳的要薄弱得多。

巨浪一型是中國第一種潛射彈道飛彈，射程近二千公里，雖然配備核彈頭，但因射程太短加上○九二艦只在中國沿海活動，不具備實際嚇阻效果；巨浪二型為東風卅一型飛彈的潛射版，射程提升到八千公里，技術需求遠高於巨浪一型。

巨浪二型研發十餘年，美日等國公開證實的試射只有四次，分別在二○○三年、二○○四年、二○○五年與二○○八年，水下試射均失敗。

官員解釋，水下發射飛彈難度很高，受限於水下無法點燃引擎，飛彈必須靠超高壓氣體推動，才能從艦身彈射出去直到飛出水面，當彈尾噴嘴離開水面後方可點火升空。最重要的是，飛彈從潛艦艦身到飛出水面時姿態必須保持在一定角度範圍內，點火後才不會亂飛。

中國數年前曾讓Golf潛艦浮上水面，成功試射過一枚巨浪二型，彈著點在塔克拉瑪干沙漠。但後來水下試射就沒有成功過，最近一次黃海試射造成嚴重後果，當飛彈在高壓氣體的推動下衝出水面後，原本應該要點火的引擎沒有反應，整枚十幾噸重的飛彈自由落體墜入海中，砸中還在水下的潛艦，造成艦身受損。

一般而言，Golf級潛艦是中國主要水下試射飛彈的平台，這次損壞對巨浪二型的研發是一大打擊。

RFI：中国官方对冯正虎滞留东京首次有了小动作

作者 东京特约记者 费丽文
发表日期 24/01/2010 更新日期 24/01/2010 12:36 TU

中国政府在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周五达81天时，首次有了小动作。中国驻日大使馆周五“召见”冯正虎在日本定居的妹妹，要她带话给冯正虎说，“回国问题应向上面报告”、“不要被利用”等等。同时上海公安当局也找了冯正虎在上海的家人，转告冯正虎应找中国驻日使馆“沟通”。

冯正虎周六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他在去年6月第一次回国被拒后就亲自到中国驻日使馆递交申诉信，大使馆不理会；后来冯正虎在成田机场首次遭遇航空公司拒绝他登机时，又从机场打电话到大使馆求助，大使馆回答说这是他与民间企业之间的问题，与大使馆无关。冯正虎说，他也多次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访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不知道怎样才算是“向上面汇报”。

但冯正虎说，无论如何，他有手机，所以不接受中国大使馆间接转告的方式。他说，大使馆官员到机场来见他是诚信的问题，而且除非他亲耳听到，否则通过任何人转话、带话都不算数。冯正虎说，大使馆官员与他之间有了诚信，那么他回国、回家的细节都可商量。

中国官方在冯正虎不能回国、回家的问题发生半年后首次作出小动作，冯正虎认为，这是因日本执政民主党开始关心他的人权问题和他通过民主党国会议员牧野圣修慰问他，发表敦促日本政府关注国家主权的公开信才使中国被迫出动收拾局面。

作为“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思考会”代表的牧野圣修1月20日带着日本人权律师等到成田机场慰问冯正虎，引起日本传媒再次提升关注冯正虎滞留机场的问题，也报道了冯正虎对牧野敦促日本提高主权国家的意识，禁止航空公司拒绝他登机的诉求。

RFI：中国政府如何监控网络

作者 杨眉
发表日期 24/01/2010 更新日期 24/01/2010 13:03 TU

谷歌威胁退出中国事件使各界对中国的网络监控制度倍加关注，本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费加罗报》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网络监控的运作方式，文章的作者是该报驻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毫无疑问，北京高层最保守的官员希望将中国的因特网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使因特网成为中国国内网络。

文章介绍说，去年秋季，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明确指出，中国网络的迅速发展将对社会稳定构成重大的威胁，因此提出设立巨大的网络监控系统的必要性。作者评论说，中国官方当初以为因特网或许可以作为中国网民发泄不满的平台，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然而，中国官方迅速意识到网络传播的危险性，因为网络是传播中国各地地方冲突的最有效的传播工具。所谓“网络群体事件”说法由此而来。

中宣部和国务院的新闻办双管齐下

拉格朗日首先介绍了中国的新闻审查机构，指出，从全国范围内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宣部以及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共同负责中国的新闻以及言论审查工作，由于中宣部同新闻办两大组织在各省市的地方机构各自的标准不一，有时难免会产生混乱。作者举例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教授向记者表示，去年春天，他的博客遭到江苏省苏州市网络警察的封锁，他因此启动法律程序，指控他的网络服务商违反合约，居然赢得了诉讼。胡星斗认为这是同类事件中首例。他说，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最近几个月来，中国的网络自由出现了巨大的倒退。

绿坝退场 蓝坝登场

《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的网络监控工具日益完善，去年六月，北京试图强迫电脑销售商在每台电脑上设置过滤绿坝，曾经引发国际舆论强烈反弹，中国虽然决定放弃绿坝计划，却在随后强迫关闭了七百多家网站。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中国六十周年国庆之前的一个月，中国当局又推出了蓝坝，强迫网络供应商进一步过滤网络内容，导致许多帮助网民翻墙，逃避审查的虚拟专用网在网上几乎完全消失。

网络监督里三层外三层

另外，中国的网络监督手段不仅仅停留于防卫，而且也包括主动出击。其中就包括侵入谷歌顾客的电子邮箱。中国的网络黑客出现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美军轰炸之后，中国黑客曾经十分活跃。他们的人数在数千人左右，他们中最有名的两个组织是红色黑客联盟以及中国鹰派联盟。

今天，中国黑客的人数可能在二十五万至三十五左右，一名中国黑客向香港媒体透露，中国公安部网站时常发布招聘启事。当然，《费加罗报》评论说，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也同样如此。中国红客联盟组织的一名成员日前向《南华早报》透露，他们参与了对攻击百度网站的伊朗网站的反击。声称他们有意帮助维护中国的网络安全。

《费加罗报》介绍说，中国的网络监控分三个层次：首先是由四万多人组成的网络警察队伍，其次，就是以上所说的爱国主义网络黑客，也被称为是红客。根据，一家网络安全研究机构去年六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世界五大网络犯罪攻击活动猖獗的国家中，中国遥遥领先，全球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网络攻击活动来自中国。另一来源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网络恶意软件中可能有将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最后，中国网络监督的第三个层次是被政府雇用，负责网络舆论导向的五毛党。中国不仅网民数字超过三亿八千万，而且博客数字也可能超过一亿。中国政府为了影响网络舆论，专门雇用五毛党撰写博客，发表网络评论的消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目前，活跃于中国网络的五毛党人数可能有数千人，他们频频介入facebook和推特网站以及youtube视频网站的中文版，采用的方式越来越技术化。不过，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向记者表示，五毛党很容易被识破，他们有时也被网民辱骂为“脑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直接上网的手机正越来越获得中国用户的青睐，手机因此也就成为中国信息审查的最新目标，中国官方以“扫黄”为借口，审查中国手机用户的交流内容，引发中国七亿多名手机用户的强烈反响。

最后，《费加罗报》总结说，中国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导致中国网民不得不寻找越来越复杂的翻墙技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日，由一个接近法轮功的组织设计的网络翻墙软件受到中国网民的普遍欢迎，观察家评论说，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制度正在使提供翻墙技术的法轮功组织赢得中国网民的好感。

弗里德曼：若谷歌出局 便可做空中共

（记者李晓宇编译报导）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如果谷歌被迫撤出中国，那么就可以做空中国共产党。（译者注：做空本是投资术语，比如说当你预期某一股票未来会跌，就在当期价位高时卖出你并不拥有的股票，再在股价跌到一定程度时买进，赚取其差价。）

弗里德曼此前曾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某些过热的中国市场，例如房地产，可以提供做空的机会。不过他表示要在本文中修订他的观点。他说有一个巨大的做空机会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那就是：如果中国迫使谷歌撤出，那么就可以做空中国共产党。

原因是：今天的中国公司一方面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都更落后，另一方面又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更先进。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经济体：一个是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姑且称之为命令式中国，这些是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除了这些国有附属企业，还存在第二个中国，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这部份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参与了多样化、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可称为网络中国。

为什么知识流动那么重要？这正是理解谷歌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可以决定做空中共的关键。

著名商业作家和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在他最近发表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中提出：我们正处在“大变换”之中。过去的世界，战略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保护一整套的知识储备并从中萃取价值，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知道它的总和。现在这些东西（知识储备）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贬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创造价值的重点是有效的参与知识流动，因为它不断的在更新。

哈格尔说：“寻找途径联系人们和拥有新知识的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讲，组织外总有比组织内多的多的更加聪明的人。”在当今这个平面世界，您可以访问所有这些人。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与有关创造新知识的不同来源连接越好，便越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也会去做。

弗里德曼认为，命令式中国竭其所能压迫，遏制信息传播，只引导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知识流领域，想要无限期的维持共产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封杀谷歌——这种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越来越与网络中国相左，因为网络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知识的流动才有可能蓬勃发展。这就是谷歌与中共之战的真正意义：中国人能否自由的搜索和连接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冲动带他们所到之处，谷歌是一个代理，同时也是一个象征，这是网络中国未来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一些世界级的网络公司加入了这个世界的“知识流”如香港利丰集团，一个拥有10,000专门的商业合作伙伴网络和140亿美元的服装公司。再如大长江摩托车制造商。这些公司网络上的知识流每天都在更新，并用于（产品）设计，产品创新，供应链管理和集中最好的全球经验。

这些网络的的组织者鼓励参与者以一种特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解决意想不到的性能挑战，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只要需要，就把外面的人拉进来。而更传统的公司总是保护和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精心限制他们的合作伙伴。”

命式令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低成本的制造业模式，依赖于矿业知识存量，并限制流动。可是如果中国要想在21世纪继续发展，如果共产党想要维持权力生存下去，就必须让更多的企业转移到了21世纪的网络中国的模式。这意味着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学和公司参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流动，特别是那些远远超出既定的行业和市场的边界的连接。

不幸的是，北京似乎在博彩，它想要控制三方面的冲动——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识流；以就业为理由保持20世纪命令式中国的工厂；以增长为理由扩大21世纪的网络中国。但是这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可能会导致三败俱伤。20世纪的命令模式将受到压力。未来属于那些致力于促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知识流动和发展机构，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人。

弗里德曼最后写道：所以显而易见，命令式中国要审查谷歌，那就是反对利用谷歌资源蓬勃发展的网络中国。现在看来，命令式中国有自己的办法。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做空共产党。

向方滨兴院士献爱心

背景：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1/24/content_12861036.htm

方院士邮箱： fangbx@bupt.edu.cn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裤子

@moses_chen: 联合国官方网站最新维和人员遇难者名单。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missions/minustah/memoriam.shtml 联合国不承认8个地震烈士是联合国警察编制

@simli88: 原来海地那8名烈士均属旅游观光团。还是我党想得周到，喝酒喝死算烈士，观光被埋也算烈士。下一步，吃鲍鱼撑死算烈士，嫖娼精尽人亡算烈士，追小贩摔死算烈士，打上访户累死算烈士。

@newsinchina 我倒啊!搞了半天这个"我8名海地遇难维和警察"的称号UN不承认啊!UN只认可是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我昏了,如此隆重的9常委追悼,联合国旗覆盖的大阵仗

@LawyerCPA: 真理部最新指令：各网禁止报道“海地遇难的中国人是出国观光”一事

Google to stop censoring China Web results: CEO

(AFP) – 12 hours ago
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iLT4Ub-oxMVI3GlQki07BxXa11gA

SAN FRANCISCO — Google chief executive Eric Schmidt said Thursday that the Internet giant is still censoring Web search results in China but that will change in a "reasonably short time from now."
"We're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chmidt told financial analysts in a conference call after releasing Google's fourth quarter results.
"Our business in China is today unchanged," said Schmidt, speaking a little over a week after the Internet giant revealed it had come under attack from cyber spies based in China.
"We continue to follow their laws, we continue to offer censored results," Schmidt said. "But in a reasonably short time from now we will be making some changes there."
Schmidt did not provide any further details. Google said last week that it would no longer censor Web search results in China even if that meant it had to shut down its business operations there and leave the country.
Schmidt said Google would like to remain in China. "We made a strong statement that we wish to remain in China," he said. "We like the Chinese people, we like our Chinese employees.
"We lik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re, but we'd like to do that on somewhat different terms than we have," Schimdt said.
The Google chief executive also said the cyberattacks on Google and other companies which targeted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ere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We believe we've made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changes to prevent such a future attack,"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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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五毛网评猿大聚会

人民网七一社区原址外人进不去。名单是牛人弄出来的。
http://xiafangwu.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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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七一社区 http://71bbs.people.com.cn

反腐频道网评员登记报到
http://71bbs.people.com.cn/viewthread.php?tid=28748

1. 管理员: 苏慕遮
凡反腐频道网评员请在本贴下跟帖报到，开通实名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
真实姓名：
单位名称：
注意：非反腐频道网评员请勿跟帖

2. 报到、问好！
广西林伟前来报到、问好！

3. 七一社区网名：顺涛
真实姓名：陈顺涛
单位名称：重庆市万州区纪委

4. 新疆吴强报到
社区用户名：wq437
社区笔名：沙尘一砾

5. 吉林省松原市纪委 李波 报到
新注册的网名：春日开花

6. 自贡 刘宏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第3滴清水
真实姓名：刘宏
单位名称：四川省自贡市纪委教研室

7. 江苏省灌南县 祝家奎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gnsjbjbzzjk
真实姓名：祝家奎
单位名称：江苏省灌南县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或江苏省灌南县司法局

8. 七一社区网名：SUNXB
真实姓名：孙晓兵
单位名称：江苏省新闻出版局

9. 南京 孙晓兵报到
孙晓兵
江苏省南京市新闻出版局

10.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陆晓勇
真实姓名：陆小勇
单位名称：湖南省耒阳市纪委

11. 大家好
网名：荒山之雨
真实姓名：覃发军
重庆开县纪委

12. 大家好，湖南石门陈芳报到
网名：一切皆是缘
真实姓名：陈芳
湖南石门县纪委

13. 孙晓兵报到
南京 孙晓兵报到
孙晓兵
江苏省南京市新闻出版局
以后我该怎么办?

14. 报道
哈尔滨刘滨
刘滨
哈尔滨市道外区纪委

15.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湖南高福生
真实姓名：高福生
单位名称：湖南衡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16. 湖南衡阳高福生报到
衡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17. 报到！
吉林省赵秀波前来报到！
网名：sanjiangfeiying
吉林省白山市纪委

18. 报到
广州云在青天
何明钊
广州市纪委

19. 我来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老小康
真实姓名：康国强
单位名称：张家口市下花园区纪委

20. 报道，问好！
七一社区网名：放之八荒
真实姓名：彭定友
单位名称：浙江舟山市纪委

21. 大家好
七一社区网名：放之八荒
真实姓名：彭定友
单位名称：浙江舟山市纪委

22. 广州云在青天
何明钊
广州市纪委

23. 报到
清风流云一路飘
王小晶
广州市纪委

24. 新林中强者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新林中强者
真实姓名：李林强
单位名称：重庆市奉节县纪委

25. 七一社区网名：qingfeng
真实姓名：吴俊
单位名称：湖南清风杂志社

26. 七一社区网名：万法自然
真实姓名：梁利
报道，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指导呀。
对了，我是湖南省蓝山县宣传部，理论专干，嘿嘿

27.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武纪宣
真实姓名：龙会平
单位名称：湖南省武冈市纪委

28.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大巴山之东
真实姓名：郑远柱
单位名称：湖北省巴东县纪委

29.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湖南张铭升
真实姓名：张刘海
单位名称：湖南攸县纪委

30. 赵秀波前来报到！
赵秀波前来报到！
网名：sanjiangfeiying
单位：吉林省白山市纪委宣教室

31. 报个道。但不知通讯员是不是反腐频道网评员?
不知通讯员是不是反腐频道网评员?报个道。
七一社区 用户网名: wxt8123 实名: 晓铁

32. 我来报道来了
七一社区网名：lyqlyq820622
真实姓名：李永强
单位名称：内蒙古扎兰屯市 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

33. 报道
网名:七星海棠yr
真名:王彦然
单位:四川省纪委

34. 辛克政前来报到！
网名：xiaoxinge
真名：辛克政
单位：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纪委党风室

35. 中共武冈市纪委龙会平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武冈市纪委宣教室
真实姓名：龙会平
单位名称：中共武冈市纪委

36. 报到，我是李虹（3640663），江苏淮安市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宣传组，通讯员登记表已寄去，期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
七一社区网名：3640663
真实姓名：李虹
单位名称：江苏淮安市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办公室宣传组（通讯员登记表已寄去）

37. 前来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张刘海
真实姓名：张刘海
单位名称：株洲攸县纪委

38. 网名：徐朝娟
真实姓名：徐朝娟
单位：武昌区纪委

39. 七一社区网名：唐王之海
真实姓名：马源
单位名称：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纪委

40. （很小心的）俺不是纪委的，是纪委委员，行不？
七一社区网名：怅然
真实姓名：査贤圣
单位名称：中共铜陵市铜官山区委组织部

41. 大家好。
七一社区网名：首鸡
真实姓名：熊忠健
单位名称：武汉市硚口区纪委

42.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和平使命1982
真实姓名：赵钊
单位名称：四川内江市纪委

43.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刘智谋
真实姓名：刘智谋
单位名称：江西吉安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3804.jpg

44.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怎么了呀
真实姓名：张敏
单位名称：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纪委监察局

45. 陈维津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wlxcwj
真实姓名：陈维津
单位名称：山东省五莲电视台

46. 河南濮阳县梁星毯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莲正清风舞明月
真实姓名：河南濮阳县梁星毯报到

47. 河南濮阳县苗胜胜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莲政清苗
真 实 姓 名 ：苗胜胜
单 位 名 称 ：濮阳县交通局

48. 回复 楼主 的帖子
各位好！
河南省息县纪委
张金雷报到
网名：天下响惊雷

49.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jiepouquanli
真实姓名：l刘战成
单位名称：中共广州市纪委宣教室

50.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孙胖子 真实姓名：孙承晨
单位名称：江苏省赣榆县纪委教研室

51. 七一社区网名：zhaizhengdp
真实姓名：翟政
单位名称：河南省商丘市纪委

52. 反腐频道网评员登记报到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河南濮阳县
真实姓名：梁星毯
单位名称：河南省濮阳县民政局

53. 七一社区网名：zhaizhengdp
真实姓名：翟政
单位名称：河南商丘市纪委

54. 回复 楼主 的帖子
苏老师:
您好. 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区新安县纪委的谢莎莎.
我的笔名:新安县纪委谢莎莎.
用户名:xieshasha

55.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洛水宜人
真实姓名：任明远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纪委

56. 网评员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 jianxizhoulin
真实姓名：周琳
单位名称：洛阳市涧西区纪委

57. 您好！我来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jianxizhoulin
真实姓名：周琳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纪委

58. 七一社区网名：李本元
真实姓名：李本元
单位名称：河南省汝州市纪委

59. 报到了！
七一社区网名：栾川赵盼
真实姓名：赵盼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纪委

60. 河南洛阳王辉前来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洛阳王辉
真实姓名：王辉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统计局纪检组
大家好！

61.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xingyang
真实姓名：秦福国
单位名称：河南省荥阳纪委

62. 河南洛阳王辉前来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洛阳王辉
真实姓名：王辉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统计局纪检组

63. 反腐评论员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孟津少尉
真实姓名：马绍伟
单位名称：洛阳市孟津县纪委

64. 田永进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崤山蜀客
真实姓名：田永进
单位名称：河南洛宁县纪委

65. 田永进
报到了,七一社区网名:崤山蜀客
真实姓名:田永进
单位:河南省洛宁县纪委

66. 反腐频道网评员前来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wangxinyu
真实姓名：汪昕玉
单位名称：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67. 大家好！
七一社区网名：浪漫清风
真实姓名：李艳丽
单位名称：河南洛阳市汝阳县纪委

68. 原70楼报到地址错误，现更改为：
七一社区网名：完美补丁2
真实姓名：孔肖夏
单位名称：河南省济源市纪委

69. 我来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涧西周心
真实姓名：周琳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纪委

70.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 农家客
真实姓名 弓建军
单位姓名 河南省范县纪委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7914.jpg

71. 大家好！
七一社区网名：洛水宜人
真实姓名：任明远
单位名称：河南洛阳市宜阳县纪委

72. 大家好！我来自大蒜之乡河南中牟
七一社区网名：牟野春风
真实姓名：洪玮琨
单位名称：河南省中牟县纪委

73. 七一社区网名：洛阳市纪委程乐
真实姓名：程乐
单位名称：洛阳市纪委

74. 反腐败评论员张凯军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张凯军
真实姓名：张凯军
单位名称：河南省西平县纪委

75. 报到
大家好，河南省南阳市纪委梁江报到了！！！
七一社区网名：淯水清风
真实姓名：梁江

76.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纪委 李前进
今日报到，请管理员通过
七一社区网名：商水纪委李前进
真实姓名：李前进

77. 张凯军实名报道（请问如何知道实名注册成功）
七一社区网名：张凯军
真实姓名：张凯军
单位名称：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纪委（2009.5-2010.4在驻马店市纪委上挂锻炼）

78. 七一社区网名：兰兰海豚
真实姓名：卢珊
单位名称：河南省济源市纪委

79. 七一社区网名：夏日海风2233
真实姓名：赵明丽
单位名称：河南省济源市纪委

80. 七一社区网名：jy王怡
真实姓名：王荣香
单位名称：河南省检察院济源分院

81. 网名：辽阔苍天
姓名：索继民
工作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纪委

82. 报道
网名：淯水清风
姓名：梁江
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纪委
请管理员审核

83. 网评员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嵩山白云
真实姓名：杨晓雪
单位名称：河南洛阳嵩县纪委

84. 七一社区网名 紫气东来2009
真实姓名 张丽娟
单位名称 河南省周口市纪委

85.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莘季轩
真实姓名：李德强
单位名称：河南省新乡市纪委宣教室

86. 七一社区网名：沙澧清风
真实姓名：安康
单位名称：河南省漯河市纪委

87. 反腐频道网评员
七一社区网名：易吾
真实姓名：裴从军
单位名称：河南渑池纪委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8096.jpg

88. 七一社区网名：鲁人嘉
姓名：汤新义
单位：鲁山县纪委

89. 我来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鲁人嘉
真实姓名：汤新义
单位名称：鲁山县纪委

90.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灵大山
真实姓名：何侃
单位名称：河南三门峡灵宝市纪委

91. 俺来报到了
七一社区网名：灵大山
真实姓名：何侃
单位名称：河南三门峡灵宝市纪委

92. 清风飞舞，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清风飞舞
真实姓名：张乐贤
单位名称：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纪委

93. 新人报道
（1）七一社区网名：竹林晨韵
（2）真实姓名：张儒
（3）单位名称：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纪委

94. 七一社区网名：飘扬的中国
真实姓名：阚侃
单位名称：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纪委

95. （1）七一社区网名：义剑
（2）真实姓名：李德国
（3）单位名称：河南省义马市检察院

96. （1）七一社区网名：谢晗
（2）真实姓名：谢晗
（3）单位名称：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纪委

97. 大家好！
七一社区网名：风展旗帜
真实姓名：刘惠
单位名称：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纪委

98. 七一社区网名：砥柱之中流
用户名：wjh553
真实姓名：王金河
单位名称：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监察局

99. 大家好
七一社区网名：砥柱之中流
真实姓名：王金河
单位名称：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监察局

100. 陈元吉前来报到！
我原来注册王一捷，忘了密码登不上去了，经请示郑总同意，换了一副马甲。请多多关照。

101.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烟紫m
真实姓名：季晓梅
单位名称：三门峡市湖滨区纪委

102. 通许纪委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ss13
真实姓名：张凯
单位名称：河南省通许县纪委

103.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仇春川
真实姓名：仇春川
单位名称：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区委组织部

104. 七一社区网名：妩雯
真实姓名：武书伟
单位名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纪委

105. 报到，问候
（1）七一社区网名：淇滨区田勇
（2）真实姓名：田勇
（3）单位名称：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纪委监察局

106. 网络评论员登记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陈战晓
真实姓名：陈战晓
单位名称：驻马店市纪委监察局

107. 七一社区网名：清评
真实姓名：王秀玲
单位名称：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纪委

108.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莲正清白
真实姓名：黄道洪
单位名称：河南省濮阳县宣传部

109. 报到
笔名：安安宣
实名：梁瑾
单位：河南省安阳市纪检委

110. 报到
网名：弓建军
真实姓名： 弓建军
单位：河南省濮阳范县纪委

111. 报到
网名;青铜器
实名：郭院伟
单位：河南省安阳市纪检委

112. 报到
（1）七一社区网名：李朝军
（2）真实姓名：李朝军
（3）单位名称：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纪委监察局

113. 大家好！李艳丽向大家报到了。
七一社区网名：浪漫清风
真实姓名：李艳丽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纪委

114. 七一社区网名： 诸葛庐子云亭
真实姓名：冯峰
单位名称：河南省南阳供电公司纪委

115.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池之鱼
真实姓名：李燕齐
单位名称：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纪委

116. 报道
王怡
真实姓名 王荣香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

117. 前来报到
河南省渑池县纪委武书伟前来报到，希望与各位朋友交流心得分享感受，我的网名：妩雯

118. 回复 楼主 的帖子
七一社区网名：沙澧一粟
真实姓名：边孝贞
单位名称：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纪委

119. 江西万载县纪委办公室卢志强
江西万载县纪委办公室卢志强前来报到，七一社区笔名卢志强。
真实姓名：卢志强
单位：中共万载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5-8822012或0795-8823298

120.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努气冲天
真实姓名：原宝
单位姓名：河南新乡辉县纪委

121.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无畏的徒劳
真实姓名：董元华
单位名称：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纪委

122. 来站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无畏的徒劳
真实姓名：董元华
单位名称：河南省封丘县纪委

123. 报到,向大家问好!
七一社区网名 wga916
真实姓名 王国安
单位 河南省信阳市师河区纪委

124. 七一社区网名：木之久叶
真实姓名：李久野
单位名称：平顶山市纪委宣教室

125. 回复 楼主 的帖子
七一社区网名：笑论12
真实姓名：王水田
单位名称：河南省尉氏县洧川镇人民政府

126. 报到
报到
真实姓名：李长湘
单位：华菱湘钢钢丝绳厂生产管理室
联系电话：0731-58653609

127. 河南南阳秦常山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守土有责
真实姓名：秦常山
单位名称：河南省南阳市纪委

128. 河南南阳秦常山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守土有责
真实姓名：秦常山
单位名称：河南省南阳市纪委

129. 新人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 咸阳赵微
真实姓名 赵微
单位：陕西咸阳淳化县人民检察院

130. 河南南阳秦常山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守土有责
真实姓名：秦常山
单位名称：河南省南阳市纪委

131. 回复 楼主 的帖子
七一社区网名：bird2009
真实姓名：代广红
单位名称：驻马店市纪委

132. 反腐频道网评员登记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甘棠清风
真实姓名：齐亚斌
单位名称：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纪检委

133. 安仁县纪委干教室
七一社区网名：安仁县纪委干教室
真实姓名：段石明
单位名称：湖南省安仁县纪委干教室
安仁：严肃查处“唐僧肉”背后的腐败
今年1-7月,湖南省安仁县纪委监察局连续查处了扶贫培训和“阳光工程” 培训等违纪系列案件，立案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人。涉案总金额达５00万元，已追缴违纪资金近２00万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近年来，为了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加快新农村建设，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资金投入。但是，这些旨在造福群众的“民生工程”资金却成了一些培训机构和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眼中的“唐僧肉”。他们利用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通过造假花名册、造假资料等手段骗取国家专项资金。如安仁县新世纪电脑学校 2004年以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农民工的户籍资料，向监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行贿后，造具虚假的培训资料，套取国家专项资金８０余万元。安仁县希望驾校以驾考培训学员代替“阳光工程” 培训学员，向监管部门相关人员请客送礼等手段，骗取国家专项资金３０余万元。
该县在查处涉农资金违纪违法系列案的同时，注重查找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建立健全了一套完整的扶贫资金监管机制，确保涉农专项资金安全有效运行，使老百姓能得到真正的实惠。

134. 七一社区网名：satan119
真实姓名：乔伟
单位名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纪委

135. 七一社区网名：李新良
真实姓名：李新良
单位名称：湖南古丈县纪委

136. 报到
网名：临颍纪委
实名：李朝军
单位：漯河市临颍县纪委监察局

137. 七一社区网名：冬季冰雕
真实姓名：赵小娟
单位名称：焦作大学纪检委

138.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代直言
真实姓名：戴求兵
单位名称：湖南邵阳市纪委

139. bird2009前来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bird2009
真实姓名：代广红
所属单位：驻马店市纪委监察局

140. 报到
浙江省建德市纪委办公室：阎洪伟
网名：64721571

141. 登录密码丢了，再注册一个行吗？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千里醉清风
真实姓名：刘惠
单位名称：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纪委

142. 河南许昌邢志坚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河南许昌邢志坚
真实姓名：邢志坚
单位名称：许昌市老新闻记者协会

143. 河南许昌邢志坚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河南许昌邢志坚
真实姓名：邢志坚
所属单位：河南省许昌市老新闻记者协会

144. 反腐倡廉网评员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河南焦作xzc8601
真实姓名：许志诚
单位名称：河南焦作市水利局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9106.jpg

145. 申请实名
河南省网评员实名认证
真实姓名（注明某省某地通讯员）：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纪委网评员(通讯员)任明远
网名：洛水宜人
单位：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纪委宣教室

146. 反腐败评论员张冬梅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龙王评
真实姓名：张冬梅
单位名称：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纪委

147. 新兵报到
反腐网评员唐红珍
“七一社区”网名：清香柠檬
真实姓名：唐红珍
单位名称：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纪委

148. 湖南江永唐文毅到了
七一社区网名：唐文毅
真实姓名：唐文毅
单位名称：湖南江永县纪委

149. 湖北武汉 江瑞
七一社区网名：坐照入神
真实姓名：江瑞
单位名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商务旅游局纪委

150. 刘菊生
中国与世界500强企业发展基金会筹委会

151. 大家好，刘亚萌前来来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夷水丽川
真实姓名：刘亚萌
单位名称：湖北省利川市纪委

152. 河南西平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热爱我祖国
真实姓名：苗新辉
单位名称：河南省西平县纪委

153. 报道
大家好.
网名：灵丙山
真实姓名：邱俊伟
吉林省乾安县纪委

154. 学员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红心可鉴
真实姓名：王立刚
单位名称：重庆市云阳县纪委

155. 河南许昌魏都杨磊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用户名 wdqjwxjs
真实姓名：杨磊
单位名称：河南许昌魏都
呢称：河南许昌魏都杨磊
UID:9352

156. 回复 楼主 的帖子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洛水宜人
真实姓名：任明远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纪委宣教室

157.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翟政
真实姓名：翟政
单位名称：河南商丘市纪委

158. 真实姓名跟帖
网名：yanhw204
真实姓名：阎洪伟
浙江省建德市纪委办公室
电话：0571-64721571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10202.jpg

159. 报到
学海雏龙
张志勇
湖南炎陵纪委张志勇

160.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耕耘谯城
真实姓名：孟庆宇
单位名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161. 七一社区网名：骆开提
真实姓名：骆开提
单位名称：中共江西省宜春市委宣传部

162. 大家好！
网名：gaorimin
真实姓名：高日敏
单位名称：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

163.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嵩山白云
真实姓名：杨晓雪
单位名称：河南洛阳嵩到纪委

164. 反腐频道网评员登记报到
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的网评员李艳丽的用户名忘记了，无法登录，又重新申请了一个，现在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鑫阳光
用户名：liyanli2009
真实姓名：李艳丽
单位名称：洛阳市汝阳县纪委

165. 七一社区网名：龙王评
真实姓名：张冬梅
单位名称：开封市龙亭区纪委

166.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yangxiaoxue
真实姓名：杨晓雪
单位名称：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纪委

167.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千里马
真实姓名：柳强强
单位名称：宁夏大武口农民

168. 七一社区网名：夷水丽川
真实姓名：刘亚萌
单位名称：湖北省利川市纪委
前来报到

169.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刘舟
真实姓名：刘舟
单位名称：湖南省韶山市纪委

170. 七一社区网名：
真实姓名：丁彩云
单位名称：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纪委

171. 七一社区网名：satan119
真实姓名：乔伟
单位名称：漯河市郾城区纪委

172. 七一社区网名：冰山下的来客
真实姓名：曹海举
单位名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纪委

173. 七一社区网名：和田美玉
真实姓名：尹军伟
单位名称：河南省浚县纪委

174. 七一社区网名：池之鱼
真实姓名：李燕齐
单位名称：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纪委宣教室

175. 淇滨区田勇
七一社区网名：淇滨区田勇
真实姓名：田勇
单位名称：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纪委监察局

176. 张光宏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小荷人家
真实姓名:张光宏
单位名称:河南省信阳市纪委

177. 实名用户申请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清香柠檬
真实姓名：唐红珍
单位名称：湖北省鹤峰县纪委

178. 七一社区网名：土苗风韵
真实姓名：米惠莲
单位名称：湖北省鹤峰县纪委

179. 高水玲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清泉石头
真实姓名：高水玲
单位名称：河南省长葛市国税局

180. 格式：
七一社区网名：本草居
真实姓名：郭岸鹏
单位名称：河南漯河郾城区纪委监察局

181. 段石明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安仁县纪委干教室
真实姓名：段石明
单位名称：湖南省安仁县纪委

182.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yszb
真实姓名：朱波
单位名称：安徽省颍上县交通局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13475.jpg

183. 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 红绿灯30秒
真实姓名：刘书灿
单位名称：河南省长葛市广播电视局

184. 杨纲要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怀宁独秀
真实姓名：杨纲要
单位名称：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区委宣传部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297.jpg

185. 报道
七一社区网名：sdy45
单位名称：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牙屯堡镇政府
真实姓名：粟定远

186. 七一社区网名：neverland2go
真实姓名：赵京京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纪委

187. 七一社区网名：630321
真实姓名：宋淬阳
单位名称：上海市卢湾区纪委

188. 江西万载纪委卢志强报到
人民网网名：luzhiqiang
真实姓名：卢志强
单位：江西省万载县纪委

189. 福建省纪委宣教室官金灿向组织报到
梁闽即为笔名
请多关照

190. 七一社区网名：世情轩主人
真实姓名：李元成
单位名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纪委

191. 反腐频道网评员登记报到
七一社区网名：陈战晓
真实姓名：陈战晓
单位名称：驻马店市纪委监察局

192. 七一社区网名：渭水河
真实姓名：白峰
单位名称：甘肃省天水市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7144.jpg

193. 七一社区网名：陈战晓
真实姓名：陈战晓
单位名称：河南驻马店市纪委监察局

194. 七一社区网名：相遇如风
真实姓名：张凡
单位名称：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事局

195. 七一社区网名：建纪宣
真实姓名：谭昌秀
单位名称：湖北省建始县纪委

196. 七一社区网名：dxxd423
真实姓名：周洪军
单位名称：重庆市北碚区纪委

197. 七一社区网名：贴心卫士
真实姓名：汪昕玉
单位名称：河南平顶山市石龙区纪委
电子邮箱：mailxinyu@163.com

198. 七一社区网名：华英雄1168
真实姓名：邓华
湖北省来凤县纪委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1039.jpg

199. 七一社区网名：raowenbo
真实姓名：饶文波
单位名称：山西省太原市纪委

200. 七一社区网名：洛水宜人
真实姓名：任明远
单位名称：河南省宜阳县纪委宣教室

201. 七一社区网名：不可言喻
真实姓名：李 启
单位名称：河南禹州市纪委

202. 七一社区网名：陇源明亮
真实姓名：成明亮
单位名称：甘肃通渭县纪委

203. 七一社区网名：简墨
真实姓名：吴铎
单位名称：陕西汉中城固县纪委

204. 七一社区网名：hongqiquren
真实姓名：梁建国
单位名称：河南省林州市纪委宣教室

205. 网名：徒步江湖
实名：牛社军
单位：河北邯郸市肥乡县报友兴农协会 肥乡县兴农信息广播站

206. 七一社区网名：筱迪
真实姓名：金晶迪
单位名称：内蒙古音德尔镇东升社区

207. 七一社区网名：zhangjie0327
真实姓名：章洁
单位名称：浙江省建德市纪委

208. 七一社区网名：金季强
真实姓名：陈志强
单位名称：珠海金湾区纪委
实名认证后，有哪些权利、义务？好像很多同志报了实名后也没有显示出来呢…………

209. 七一社区网名：思想草原
真实姓名：白晓宇
单位名称：内蒙古纪委

210. 七一社区网名：思想草原
真实姓名：白晓宇
单位名称：内蒙古自治区纪委

211. 七一社区网名：紫竹苑新人
真实姓名：张天上
单位名称：福建省纪委

212. 七一社区网名：天下响惊雷
真实姓名：范俊巍
单位名称：河南新县纪委

213. 七一社区网名：袁仁东
真实姓名：袁仁东
单位名称：贵州省铜仁地区纪委

214. 七一社区网名：紫竹苑新人
真实姓名：张天上
单位名称：福建省纪委

215. 河南三门峡灵宝何侃前来报到
网名：何侃
真名：何侃
单位：河南三门峡灵宝市纪委宣教室

216. 河南三门峡灵宝何侃报到了，请予确认。
网名：何侃
真名：何侃
单位：河南三门峡灵宝市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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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七一社区网名：老家郸城
真实姓名：张本宝
单位名称：河南省郸城县教育体育局

218. 七一社区网名：淇滨区田勇
真实姓名：田勇
单位名称：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纪委

219. 用户名：clhclhclhclh
真实姓名：陈立慧
工作单位：广东省台山市纪委监察局

220. 七一社区网名：nyjwjch
真实姓名：程贯与
单位名称：山东省宁阳县纪委监察局

221. 网名：豆皮
真实姓名：周汝明
重庆市潼南县纪委

222. 发表于 2010-1-15 11:06
七一社区网名：湘水清清
真实姓名：桂湘平
单位名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纪委
http://71bbs.people.com.cn/customavatars/45569.jpg

克林顿国务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美国国务院中文版）

2010.01.21
http://www.america.gov/st/democracyhr-chinese/2010/January/20100121212440eaifas0.9105341.html?CP.rss=true&utm_source=twitterfeed&utm_medium=twitter

视频：http://link.brightcove.com/services/player/bcpid1705667530?bctid=62730021001

克林顿国务卿2009年1月21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发表讲话，阐述互联网自由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宣布将把增进“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国务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

2009年1月21日（星期四）

非常感谢，艾伯托（Alberto）。不仅要感谢你的赞誉和介绍，而且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个重要机构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很高兴来到新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见证了我们最珍视的一些自由。我十分感谢能有此机会谈谈如何运用这些自由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项挑战。

虽然我并不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场合灯光照射我的眼睛，而你们都在背光处——但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和老同事。我要感谢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Overby）光临新闻博物馆，以及我在参议院时的老同事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两位参议员，他们两位都为《表达法》（Voice Act）的通过作出了努力。这项立法表明，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政府部门，坚定地支持互联网自由。

我听说在场的还有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许多大使、临时代办和外交使团的其他代表、以及从中国、哥伦比亚、伊朗、黎巴嫩和摩尔多瓦等国前来参加我们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的人士。我还要提到最近被任命为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nors）理事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所长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毫无疑问，他在阿斯彭研究所从事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一个重要讲话。但在开始谈这个议题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过去八天来，海地人民和世界人民携手应对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个半球曾历经磨难，但我们目前在太子港面临的困境鲜有先例。通讯网络在我们抗击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用说，当地的通讯网络遭受了重创，在很多地方被彻底摧毁。地震发生后仅几个小时，我们就与民营部门的伙伴发起“海地”（HAITI）短信捐款活动，使美国的移动电话使用者能通过发短信向救灾工作捐款。这项活动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慷慨。迄今，该活动已为海地的抗震救灾筹集了2500多万美元。

信息网络在救灾现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星期六，我在太子港会见普雷瓦尔（Preval）总统时，他的重点目标之一是要努力恢复通讯。幸存的通讯设施不足以帮助当地政府官员相互联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文职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的运作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高科技公司设立了互动地图，帮助确定救灾需要和目标资源。就在星期一，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和两名妇女通过发短信呼救被一个美国搜救队从坍塌的超市的残砖碎瓦下救了出来。这些事例只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

信息网络的扩展正在为我们的星球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系统。在海地或湖南发生什么情况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能从当事者那里实时得知。我们还可以实时作出反应。灾后迫切希望提供帮助的美国人和被困在超市瓦砾下的小姑娘以一年以前乃至一代人以前还想象不到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今天，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几乎整个人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中间任何人——或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孩子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出很多人每天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将这次讨论的内容发送给全世界数十亿人。

在很多方面，信息从未像今天这么自由。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都有更多的方式把更多的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即使在集权国家，信息网络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向政府更多地问责。

例如，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期间与当地大学生的直接对话包含了网上提问，突显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网上提问时，他强调人民有权自由获取信息。他说，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越强健。他谈到获取信息的权力如何有助于公民向自己的政府问责，激发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和创业精神。我今天来这里发表讲话正是出于美国对这一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的信念。

由于人们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并非无条件地造福人类。这些工具也正被用于阻碍人类进步和剥夺政治权利。正如钢可被用于建造医院也可用于制造机枪。核能可为城市提供动力也可摧毁城市。现代信息网络及其支持的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恶。有助于组织自由运动的网络也能使“基地”组织得以煽动仇恨，挑起针对无辜者的暴力。具有开放政府信息和促进透明化潜力的技术也可被政府劫持，用于镇压异见，剥夺公民权利。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威胁激增。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在越南，使用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的权利突然消失。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名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被拘留。这批博客作者中的一位是巴塞姆∙萨米尔（Bassem Samir）。他有幸获释，今天也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一方面，这些技术的推广明显地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尚无法预知这样的改变将对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幸福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新技术本身不会在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中选择立场。但是，美国要做到立场鲜明。我们支持一个允许全人类平等享有知识和思想的互联网。而且我们认识到，在世界上建立何种信息基础设施将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人为之确定的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我们确保思想自由交流的责任可追溯至和众国诞生之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字字镌刻在这座大楼前那块50吨重的田纳西大理石上。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为捍卫刻在那块石头上的价值观付出了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发表“四项自由”演讲时发扬了这些思想。当时，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此外还有信心危机。但是，对一个人人都享有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没有贫困、没有恐惧的世界的憧憬冲破了他那个时代的重重困难。多年之后，我的楷模之一艾琳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努力使这些原则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奠基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继往开来每一代人的北斗，引导我们、鞭策我们、促使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向前。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这个传统。我们需要确保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奥巴马总统讲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让和平建立在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和尊严之上。几天后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的演讲中，我表示我们必须探索途径，把人权变成现实。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世界中保护这些自由。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人员或资源的流动，有些辅助志同道合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但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表达自由。这种自由的定义不再仅仅是公民前往市政厅前的广场批评他们的政府，而不担心遭受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手机短信开启了交流思想的新途径，也为信息审查带来了新目标。

甚至就在我今天向你们讲演的此刻，某些地方的政府审查人员正在竭力将我的话语从历史的记录中删除。但历史早已作出裁决：这些手法注定失败。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参加了推倒柏林墙2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向这个屏障对面那些英勇的男女志士表示敬意，他们曾经通过散发被称为“地下刊物”（Samizdat）的小册子来阐明反对压迫的道理。这些传单对“东方集团”专制政权的宣传和用心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因散发传单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声音帮助穿透了“铁幕”的钢筋水泥和带刺的铁丝网。

柏林墙象征着一个分隔的世界，代表一个时代。今天，这堵墙的一些碎片就陈列在这座它们理应归属的博物馆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它取代了分隔，象征着联系。但是，就在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同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以虚拟的墙壁代替了有形的墙壁。

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网络。他们从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中删除字词、名称和短语。他们侵犯了那些发表非暴力政治言论的人的隐私权。这些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因为《宣言》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权通过“各种媒体不受疆界限制地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由于这些限制手段的蔓延，一个新的信息帷幕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降临。为穿越这种阻隔，个人视频和博客文章正成为当今时代的“地下刊物”。

正如过去的专制政权一样，有些政府正在打击那些利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大选后的游行示威期间，用手机拍摄的一位年轻女子遭血腥屠杀的斑驳画面成为通过数字技术对该政府暴行提出的控诉。我们已看到有报道说，当生活在海外的伊朗人在网上张贴对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时，他们在伊朗的家人便成为报复的目标。尽管政府普遍采取严厉的恐吓手段，但伊朗英勇的公民记者们继续利用技术向全世界及其同胞报道他们国内发生的事件。伊朗人民为自身的人权呐喊，同时也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正在重新诠释如何通过技术传播真理和揭露非正义现象。

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言论自由有其限度。我们不能容忍煽动他人从事暴力的人，例如此刻正利用互联网在全世界宣扬大规模屠杀无辜百姓的“基地”组织成员。那些以种族、宗教、族裔、性别或性取向为由攻击他人的仇恨言论也应受到严厉斥责。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均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进行抗击。我们还必须解决匿名发表言论的问题。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招收恐怖主义分子或传播被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人，不能让他们将其网络行为与其真实身份脱钩。然而，对于那些为了和平的政治目的利用互联网的人士，这些并不能成为政府有计划地侵犯他们的权利和隐私的托辞。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言论自由可能是最明显会遇到各种挑战的一项自由权利，但并非仅此而已。信仰自由通常涉及个人与造物主对话或不对话的权利。这是一种不需依赖技术的交流方式。然而，信仰自由还体现了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一起集会的普遍权利。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类集会常见于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和寺庙。今天，这类集会也可能在网上进行。

互联网有助于不同信仰的人消除相互间的分歧。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对于人们能否共同生活至关重要。在我们寻求扩大对话之际，互联网蕴涵着巨大的希望。我们已开始使美国学生与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年青人为讨论全球性挑战相互联络。我们将继续利用这个工具，支持不同宗教社群的个人相互讨论。

然而，某些国家则利用互联网打击和压制宗教人士。例如，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名男子因在博客上刊登介绍基督教的文章，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哈佛大学一项调查表明，沙特政府封锁了许多介绍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的网页。包括越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利用类似手段限制获得宗教信息的途径。

这些技术不得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言论，同样也不可用于迫害或压制宗教少数派。祈祷往往在更高层次的网络进行。然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通讯技术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祈祷的能力，以及与拥有共同信仰的人集会和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信仰的能力。正如我们促进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一样，我们也必须努力促进在网络上祈祷的自由。

当然，还有无数人的生活并没享受到这些技术带来的益处。在我们的世界里，正如我多次指出的，才智有可能普及众人，但机会并非如此。从长期获得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在人民缺乏途径获得知识、市场、资本和机会的国家，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十分艰难，有时则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可发挥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向人们提供获得知识和潜在市场的途径，各种网络可为那些缺乏机会的地区创造机会。

在过去一年中，我在肯尼亚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那里的农牧民在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后，收入提高了多达30%。在孟加拉，30多万人报名通过手机学习英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妇女企业家使用互联网获得小型贷款并与全球市场接轨。

世界上经济地位最低的亿万人民有可能在生活中效仿上述取得进步的实例。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手机和其他通讯技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对农业所起的同等作用。现在，小小的投入便能产生巨大效益。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普及率每增加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便能增长将近1%。具体而言，如果以印度为例，那将相当于每年近100亿美元。

与全球信息网络连通就好比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阶梯。在这些技术问世的最初几年，许多人以为它们将在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划出鸿沟，但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今天共有40亿只手机在使用。手机使用者中有很多是小贩、人力车夫和其他历来缺乏受教育及其他机会的人。信息网络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手段，我们应共同使用这些技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不再有匮乏之虞。

我们完全有理由满怀希望：当人们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时，他们将能取得巨大进步。但毫无疑问，也有些人正在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实现其阴暗目的，而且将继续这样做。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犯罪集团、性犯罪者和独裁政府都妄图对全球网络加以利用。正如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趁机实施阴谋，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也要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和恐吓。当我们努力增进这些自由时，我们也必须打击妄图利用通讯网络进行破坏并制造恐惧的人。

各国政府和公民必须保持信心，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核心环节的网络是安全且有韧性的。这不仅仅是几个小黑客污损几个网站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网上银行业务、电子商务活动以及保护亿万美元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全都岌岌可危。

面对破坏这些系统的活动，各国政府、民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当黑客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非法牟利攻击网络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帮助执法机构进行跨辖区的合作。儿童色情以及遭到贩运的妇女和女童所受的剥削通过互联网为整个世界所见并为剥削者借以牟利，对这种社会弊病也应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欧洲理事会在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方面的努力及其他方的类似努力促成了对此类犯罪起诉的国际协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还希望为此加倍努力。

我国政府及国务院已经采取措施寻求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国务院有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有关人员一直在协同努力。我们还在两年前设立了一个专门协调有关网络的对外政策的办公室。我们致力于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应对这一挑战，并把网络安全问题列入世界性议题。奥巴马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国家网络政策协调员，来帮助我们更紧密地协调工作，以确保每个人的网络都是自由、安全和可靠的。

某些国家、恐怖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明白，美国将保护我们的网络系统。那些在我们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破坏信息自由流通的人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公民社会构成了威胁。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靠互联网连通的世界里，对一个国家的网络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人的攻击。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国家间建立行为准则，并鼓励尊重全球网民。

最后一项自由或许是罗斯福总统与夫人多年前所思考和论述的自由的必然内含，它源于我前面已提到的四项自由，这就是连接自由：政府不应阻止人民与互联网、与网站或与彼此连接。连接自由如同集会自由一样，只不过它是在网络空间。这一自由允许个人上网，聚集，希望还有合作。一旦上网，你不必是大亨或摇滚乐明星便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对孟买恐怖主义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应是由一位13岁少年发起的。他使用社交网络组织了献血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大型跨宗教信仰的吊唁簿。在哥伦比亚，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召集起全世界190个城市的1200万人，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活动发出抗议。这些抗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活动。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经历了十年军事行动中人数最多的弃甲和脱队事件。在墨西哥，一位对毒品暴力行径忍无可忍的公民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像滚雪球一般发展成遍及该国所有32个省的大型示威活动。仅在墨西哥城就有15万人上街抗议。因此，互联网能有助于人道社会抵制鼓吹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的人。

在伊朗、摩尔多瓦以及其他国家，网上的组织动员已成为促进民主、使公民对可疑的选举结果表达抗议的重要工具。甚至在美国等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些工具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这里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声）

与这些技术相连接的自由可以帮助转变社会，但同时也对个人极其重要。我最近被一位医生的故事所感动——我不想说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千方百计要为女儿的罕见疾病作出诊断。他征询了20多位专家的意见，但仍然没有答案。最后，他是靠互联网搜索引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并找到了治疗方法 。这就是不受限制地使用搜索引擎技术之所以对个人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今天概述的这些原则将成为我们对待互联网自由及其技术使用问题的指导方针。我要谈谈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美国致力于为促进这些自由投入必要的外交、经济和技术资源。美国是一个由来自各个国家、反映全球各种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当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合作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受益。当冲突与误解造成国家间的不合时，美国肩负着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处于有利位置，可以抓住这些随相互连接而来的机遇。我们作为如此众多技术的诞生地，有责任确保它们从善使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能力，以推行我们在国务院称之为21世纪外交方略的规划。

重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工作重点并非易事，而适应新技术也鲜有捷径。当电报技术开始使用时，它给外交界许多人带来严重焦虑，因为天天收到发自华盛顿的指示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令人欢迎的前景。但正如我们的外交人员最终还是掌握了电报一样，他们也在为掌握这些新工具的潜力而努力。

我引以为豪的是，国务院已经在40多个国家展开努力，帮助那些声音被压制性政府扼杀的人。我们也在努力使这个问题成为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我们正在将互联网自由纳入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后提出的第一项决议案中。

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美国支持开展这些努力已有一段时间，侧重于尽可能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些项目。美国人民应当知道，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也应当明白，我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互联网自由。

我们希望让人们掌握这些工具，用以增进民主和人权，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为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争取全球支持，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

因此，我今天宣布，未来一年中，我们将与实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一道，确立发挥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利用这些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标。我们可以依靠手机、测绘应用软件和其他新工具来增进公民权能，辅助我们的传统外交。我们能够解决目前创新市场存在的缺陷。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想设计一种手机应用软件，让人们能够对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打分，并能够发现和报告腐败行为，实现这一设想所需的硬件已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而且所需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成本较低。

如果人们利用这项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放矢地使用对外援助经费、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鼓励外国投资方对负责任的政府投资。但目前的情况是，移动应用技术开发商尚无资金援助来自行开发这项技术，而国务院现在还缺乏使之成为可能的机制。不过，这项行动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小笔创新投资能够带来长期回报。我们将与专家共同努力，为这种风险投资项目确定最佳框架。我们还将需要科技公司和非营利机构的人才和资源，才能尽快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在座各位如有此类才干和专长，我谨在此邀请你们鼎力相助。

与此同时，有些公司、个人和机构正在设计和开发各种已经能够推进我们的外交和发展目标的创意和应用技术，而国务院将展开一项创新竞赛活动，让这项工作立刻得到推进。我们将邀请美国人提交应用软件和有关技术的最佳创意，它们应能有助于消除语言障碍、克服文盲局限、将人们与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信息连通。例如，微软公司已经开发出网络医生软件的原型，以便为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意。我们将与竞赛获奖者合作，为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创意提供资金。

这些新的计划将大大充实我们过去一年来的重要工作。为了促进我们的外事和外交目标，我召集了一个有才干而且经验丰富的团队，领导我们就21世纪外交方略展开的努力。这个团队前往世界各地，协助各国政府和团体善用连接技术的益处。他们发起“公民社会2.0行动”（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协助基层组织进入数字时代。他们在墨西哥制定了一个协助打击毒品暴力的方案，让民众向可靠的来源作出不露痕迹的检举，以免遭受报复。他们也将移动银行带进阿富汗，现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巴基斯坦，他们建立了一个首创的移动社交网络，称为“我们的声音”（Our Voice）。这个网络已经产生了数千万条讯息，并将希望抵制暴力极端主义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在短短时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将这些技术的承诺转变成深富影响力的结果。可是仍有许多方面尚待努力。在我们和民营部门及外国政府联手推广21世纪外交方略的工具时，我们必须谨记彼此都有责任捍卫我在今天所谈的自由。我们坚信，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良好的政策，也不仅和我们的国家价值观相连，它还具有普世性，并能产生经济效益。

用市场语言来说，一家在突尼斯或越南的审查环境中运营的上市公司，其交易价格总是低于在自由社会运营的同类公司。如果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全球性的新闻和信息来源，投资者对其决策的信心终将下降。实施新闻和信息审查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角度而言，审查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贵国的企业无法获取其中一类信息，其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在制定商业决策时，美国公司日益将网络和信息自由视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和外国政府会密切关注这一趋势。最近有关谷歌（Google）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导致谷歌作出日前宣布的网络攻击事件进行彻查。我们也希望调查及结果透明。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源泉之一，令人惊叹。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人都在上网。但是，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面临着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美中两国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不同，我们希望在两国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之下坦诚和持续地处理这些差异。

这个议题不仅关系到信息自由，最终还关系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将会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有一个互联网、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一个造福并联系全人类的共同知识体，还是支离破碎、获取信息和机遇要取决于居住地点和审查者的心血来潮。

信息自由有助于维护作为全球进步基础的和平与安全。从历史上看，不对称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面对严重纠纷或危险事件时，当事双方能够了解相同的事实和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民可以思考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对于这些政府向美国国内传送信息，我们不设置障碍。但是，在实行信息检查的社会中生活的公民却无从得知外界的看法。例如在北韩，政府极力使其公民与外部意见完全隔绝。这种信息流通的不对称不但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容易使微小的分歧升级。因此，我期待那些希望看到全球稳定的负责政府能和我们携手合作，改变这种不对称的情况。

对公司而言，这个问题所关系的不仅是道德威望，而且涉及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信任。世界各地的用户都希望自己所依赖的互联网公司会提供全面的搜索结果，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守护他们的个人信息。获得这种信赖并且基本上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蓬勃发展。我确实相信，那些失去用户信赖的公司，最终将失去用户。住在任何地方的人都希望知道，他们放在网上的东西不会被用来加害于自己。

审查不应被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以任何形式接受。在美国，美国公司需要采取有原则的立场。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品牌的组成部分。我相信全世界的用户都会回报尊重这些原则的公司。

我们正在重振“全球互联网自由小组”（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作为应对全球网络自由所受威胁的论坛。我们敦促美国媒体公司主动采取措施，质疑外国政府对于审查和监视的要求。民营部门也有责任协助保护言论表达自由。当他们的业务交易有可能破坏这种自由时，他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只是寻求短视的利润。

我们对于目前通过“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所做的工作倍感鼓舞。“全球网络倡议”是一项由高科技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投资基金共同合作，回应政府审查要求而做出的自愿努力。这项倡议不仅仅是申明原则，更是建立旨在宣扬真正责任感和透明度的机制。我们承诺支持负责任的民营部门参与护卫信息自由，作为我们承诺的组成部分，国务院将在下月召集一次高层会议，由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和玛丽亚•奥特罗（Maria Otero）两位副国务卿共同主持。会议将召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共同讨论互联网自由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应对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我相信，追求我今天所说的自由是正确之举，但它也是智慧之举。通过推进这个议程，我们将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经济目标以及我们的战略重点一致起来。我们需要努力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网络和信息使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我们的全球社区概念得到扩展。鉴于我们面临的诸多巨大挑战，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人民汇合他们的知识和创造力，帮助重建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战胜暴力极端主义，建设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和实现其天赋潜力的未来。

在结束今天的讲话时，我要请你们记住星期一在太子港的废墟中获救的那个小女孩。她还活着，已经与她的家人团聚，并将有机会长大成人，因为网络把一个被埋得很深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群体或个人继续被埋在压制的废墟之下。当层层审查墙把一些人与人类大家庭隔离开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那些人的呼喊就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因此，让我们重新作出承诺，为这一事业而努力。让我们把这些高科技化作推动全世界取得切实进步的力量。让我们并肩前进，倡导这些自由——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也为了应当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每一个机会的年轻人。

非常感谢你们。（掌声）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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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anuary 2010
Secretary of State Clinton on Internet Freedom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strengthens societies, secretary say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January 21, 2010

REMARK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on Internet Freedom

January 21, 2010
The Newseum
Washington, D.C.

http://www.america.gov/st/texttrans-english/2010/January/20100121142618eaifas0.6585352.html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very much, Alberto, for not only that kind introduction but your and your colleagues’ leadership of this important institution.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at the Newseum. The Newseum is a monument to some of our most precious freedoms, and I’m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discuss how those freedoms apply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Although I can’t see all of you because in settings like this, the lights are in my eyes and you are in the dark, I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friends and former colleagues. I wish to acknowledge Charles Overby, the CEO of Freedom Forum here at the Newseum; Senator Richard Lugar/1 and Senator Joe Lieberman, my former colleagues in the Senate, both of whom worked for passage of the Voice Act, which speaks to Congres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s commitment to internet freedom, a commitment that crosses party lines and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lso, I’m told here as well are Senator Sam Brownback, Senator Ted Kaufman, Representative Loretta Sanchez, man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ambassadors, chargés, participants in our 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on internet freedom from China, Colombia, Iran, and Lebanon, and Moldova. And I also want to acknowledge Walter Isaacson, president of the Aspen Institute, recently named to our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and, of course, instrumental in supporting the work on internet freedom that the Aspen Institute has been doing.

This is an important speech on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But before I begin, I want to just speak briefly about Haiti, because during the last eight days, the people of Haiti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have joined together to deal with a tragedy of staggering proportions. Our hemisphere has seen its share of hardship, but there are few precedents for the situation we’re facing in Port-au-Princ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hav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our response. They were, of course, decimated and in many places totally destroyed. And in the hours after the quake, we worked with partn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first, to set up the text “HAITI” campaign so that mobile phone us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donate to relief efforts via text messages. That initiative has been a showcase for the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us far, it’s raised over $25 million for recovery efforts.

Information networks have also played a critical role on the ground. When I was with President Preval in Port-au-Prince on Saturday, one of his top priorities was to try to get communication up and going. The government couldn’t talk to each other, what was left of it, and NGOs, our civilian leadership, our military leadership were severely impacted. The technology community has set up interactive maps to help us identify needs and target resources. And on Monday, a seven-year-old girl and two women were pulled from the rubble of a collapsed supermarket by an American search-and-rescue team after they sent a text message calling for help. Now, these examples are manifestations of a much broader phenomenon.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is forming a new nervous system for our planet. When something happens in Haiti or Hunan, the rest of us learn about it in real time – from real people. And we can respond in real time as well. Americans eager to help in the aftermath of a disaster and the girl trapped in the supermarket are connected in ways that were not even imagined a year ago, even a generation ago. That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almost all of humanity today. As we sit here, any of you – or maybe more likely, any of our children – can take out the tools that many carry every day and transmit this discussion to billions across the world.

Now, in many respects, information has never been so free. There are more ways to spread more ideas to more people than at any moment in history. And even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information networks are helping people discover new facts and making governments more accountable.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in November, for example, President Obama held a town hall meeting with an online component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that was sent in over the internet, he defended the right of people to freely access information, and said that the more freely information flows, the stronger societies become. He spoke about how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ps citizens hold their own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generates new ideas, encourages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United States belief in that ground truth is what brings me here today.

Because amid this unprecedented surge in connectivity,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these technologies are not an unmitigated blessing. These tools are also being exploited to undermine human progress and political rights. Just as steel can be used to build hospitals or machine guns, or nuclear power can either energize a city or destroy it, modern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the technologies they support can be harnessed for good or for ill. The same networks that help organize movements for freedom also enable al-Qaida to spew hatred and incite violence against the innocent. And technolog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open up access to government and promote transparency can also be hijacked by governments to crush dissent and deny human rights.

In the last year, we’ve seen a spike in threats to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China, Tunisia, and Uzbekistan have stepped up their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 In Vietnam, access to popular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has suddenly disappeared. And last Friday in Egypt, 30 bloggers and activists were detained. One member of this group, Bassem Samir, who is thankfully no longer in prison, is with us today. So while it is clear that the spread of these technologies is transforming our world, it is still unclear how that transformation will affect the human rights and the human welfar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On their own, new technologies do not take sides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progress, bu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We stand for a single internet where all of humanity has equal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ideas. And we recognize that the world’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will become what we and others make of it. Now, this challenge may be new, but our responsibility to help ensure the free exchange of ideas goes back to the birth of our republic. The word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o our Constitution are carved in 50 tons of Tennessee marble on the front of this building. And every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s worked to protect the values etched in that stone.

Franklin Roosevelt built on these ideas when he delivered his Four Freedoms speech in 1941. Now, at the time, Americans faced a cavalcade of crises and a crisis of confidence. But the vision of a world in which all people enjoy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worship, freedom from want, and freedom from fear transcended the troubles of his day. And years later, one of my heroes, Eleanor Roosevelt, worked to have these principles adopted as a cornerstone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y have provided a lodestar to every succeeding generation, guiding us, galvanizing us, and enabling us to move forward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So as technology hurtles forward, we must think back to that legacy. We need to synchronize ou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th our principles. In accepting the Nobel Prize, President Obama spoke about the need to build a world in which peace rests on the inherent rights and dignities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in my speech on human rights at Georgetown a few days later, I talked about how we must find ways to make human rights a reality. Today, we find an urgent need to protect these freedoms on the digital frontier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re are many other networks in the world. Some aid in the movement of people or resources, and some facilitate exchanges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work or interests. But the internet is a network that magnifies the power and potential of all others. And that’s why we believe it’s critical that its users are assured certain basic freedom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first among them. This freedom is no longer defined solely by whether citizens can go into the town square and criticize their government without fear of retribution. Blogs, emails, social networks, and text messages have opened up new forums for exchanging ideas, and created new targets for censorship.

As I speak to you today, government censors somewhere are working furiously to erase my words from the records of history. But history itself has already condemned these tactics. Two months ago, I was in Germany to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leaders gathered at that ceremony paid tribute to the courageous men and women on the far side of that barrier who made the case against oppression by circulating small pamphlets called samizdat. Now, these leaflets questioned the claims and intentions of dictatorships in the Eastern Bloc and many people paid dearly for distributing them. But their words helped pierce the concrete and concertina wire of the Iron Curtain.

The Berlin Wall symbolized a world divided and it defined an entire era. Today, remnants of that wall sit inside this museum where they belong, and the new iconic infrastructure of our age is the internet. Instead of division, it stands for connection. But even as networks spread to nations around the globe, virtual walls are cropping up in place of visible walls.

Some countries have erected electronic barriers that prevent their people from accessing portions of the world’s networks. They’ve expunged words, names, and phrases from search engine results. They have violated the privacy of citizens who engage in non-violent political speech. These actions contravene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which tells us that all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With the spread of these restrictive practices, a new information curtain is descending across much of the world. And beyond this partition, viral videos and blog posts are becoming the samizdat of our day.

As in the dictatorships of the past, governments are targeting independent thinkers who use these tools. In the demonstrations that followed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grainy cell phone footage of a young woman’s bloody murder provided a digital indictment of the government’s brutality. We’ve seen reports that when Iranians living overseas posted online criticism of their nation’s leaders,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Iran were singled out for retribution. And despite an intense campaign of government intimidation, brave citizen journalists in Iran continue using technology to show the world and their fellow citizens what is happening inside their country. In speaking out on behalf of their own human rights, the Iranian people have inspired the world. And their courage is redefining how technology is used to spread truth and expose injustice.

Now, all societies recognize that free expression has its limits. We do not tolerate those who incite others to violence, such as the agents of al-Qaida who are, at this moment, using the internet to promote the mass murder of innocent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nd hate speech that targets individuals on the basis of their race, religion, ethnicity, gender, or sexual orientation is reprehensible. It is an unfortunate fact that these issues are both growing challeng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confront together. And we must also grapple with the issue of anonymous speech.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to recruit terrorists or distribute stol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nnot divorce their online actions from their real world identities. But these challenges must not become an excuse for governments to systematically violate the rights and privacy of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for peaceful political purpose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may be the most obvious freedom to face challenges with the spread of new technologies, but it is not the only one. The freedom of worship usually involve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to commune or not commune with their Creator. And that’s on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that does not rely on technology. But the freedom of worship also speaks to the universal right to come together with those who share your values and vision for humanity. In our history, those gatherings often took place in churches, synagogues, mosques and temples. Today, they may also take place on line.

The internet can help bridge divides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faiths. As the President said in Cairo, freedom of religion is central to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live together. And as we look for ways to expand dialogue, the internet holds out such tremendous promise. We’ve already begun connecting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young people in Muslim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discuss global challenges. And we will continue using this tool to foster discussion between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religious communities.

Some nations, however, have co-opted the internet as a tool to target and silence people of faith. Last year, for example, in Saudi Arabia, a man spent months in prison for blogging about Christianity. And a Harvard study found that the Saudi Government blocked many web pages about Hinduism,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even Islam. Countries including Vietnam and China employed similar tactics to restrict access to religious information.

Now, just as these technologies must not be used to punish peaceful political speech, they must also not be used to persecute or silence religious minorities. Now, prayers will always travel on higher networks. But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lik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hould enhanc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worship as they see fit, come together with people of their own faith,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beliefs of others. We must work to advance the freedom of worship online just as we do in other areas of life.

There are, of cours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without the benefits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our world, as I’ve said many times, talent may be distributed universally, but opportunity is not. And we know from long experience that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where people lack access to knowledge, markets, capital, and opportunity can be frustrating and sometimes futile work. In this context, the internet can serve as a great equalizer. By providing people with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potential markets, networks can create opportunities where none exist.

Over the last year, I’ve seen this firsthand in Kenya, where farmers have seen their income grow by as much as 30 percent since they started using mobile banking technology; in Bangladesh, where more than 300,000 people have signed up to learn English o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in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women entrepreneurs use the internet to get access to microcredit loans and connect themselves to global markets.

Now, these examples of progress can be replicated in the lives of the billion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world’s economic ladder. In many cases, the internet,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can do for economic growth what the Green Revolution did for agriculture. You can now generate significant yields from very modest inputs. And one World Bank study found that in a typical developing country, a 10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penetration rate for mobile phones led to an almost 1 percent increase in per capita GDP. To just put this into context, for India, that would translate into almost $10 billion a year.

A connection to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s is like an on-ramp to moderni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se technologies, many believed that they would divide the world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 But that hasn’t happened. There are 4 billion cell phones in use today. Many of them are in the hands of market vendors, rickshaw drivers, and others who’ve historically lacked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formation networks have become a great leveler, and we should use them together to help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give them a freedom from want.

Now,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 hopeful about what people can accomplish when they leverag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progress. But make no mistake – some are and will continue to use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s for darker purposes. Violent extremists, criminal cartels, sexual predators,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all seek to exploit these global networks. Just as terrorists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openness of our societies to carry out their plots, violent extremists use the internet to radicalize and intimidate. As we work to advance freedoms, we must also work against those who us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s tools of disruption and fear.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must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networks at the core of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are safe and resilient. Now this is about more than petty hackers who deface websites. Our ability to bank online, use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safeguar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all at stake if we cannot rely on the security of our information networks.

Disruptions in these systems demand a coordinated response by all government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need more tools to help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operate across jurisdictions when criminal hackers and organized crime syndicates attack networks for financial gain. The same is true when social ills such as child pornography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trafficked women and girls online is there for the world to see and for those who exploit these people to make a profit. We applaud efforts such as the Council on Europe’s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that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prosecuting such offenses. And we wish to redouble our efforts.

We have taken steps as a government, and as a Department, to find diplomatic solutions to strengthen global cyber security.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orking on this. They’ve joined together, and we created two years ago an office to coordinate foreign policy in cyberspace. We’ve worked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at the UN and in other multilateral forums and to put cyber security on the world’s agenda. And President Obama has just appointed a new national cyberspace policy coordinator who will help us work even more closely to ensure that everyone’s networks stay free, secure, and reliable.

States, terrorists, and those who would act as their proxies must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tect our networks. Those who disrup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n our society or any other pose a threat to our economy, our government, and our civil society. Countries or individuals that engage in cyber attacks should face consequences and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In an internet-connected world, an attack on one nation’s networks can be an attack on all. And by reinforcing that message, we can create norms of behavior among states and encourage respect for the global networked commons.

The final freedom, one that was probably inherent in what both President and Mrs. Roosevelt thought about and wrote about all those years ago, is one that flows from the four I’ve already mentioned: the freedom to connect –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not prevent people from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to websites, or to each other. The freedom to connect is like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only in cyberspace. It allows individuals to get online, come together, and hopefully cooperate. Once you’re on the internet, you don’t need to be a tycoon or a rock star to have a huge impact on society.

The largest public response to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Mumbai was launched by a 13-year-old boy. He used social networks to organize blood drives and a massive interfaith book of condolence. In Colombia, an unemployed engineer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in 190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demonstrate against the FARC terrorist movement. The protests were the largest antiterrorist demonstrations in history. And in the weeks that followed, the FARC saw more demobilizations and desertions than it had during a decade of military action. And in Mexico, a single email from a private citizen who was fed up with drug-related violence snowballed into huge demonstrations in all of the country’s 32 states. In Mexico City alone, 150,000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in protest. So the internet can help humanity push back against those who promote violence and crime and extremism.

In Iran and Moldova and other countries, online organizing has been a critical tool for advancing democracy and enabling citizens to protest suspicious election results. And even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e’ve seen the power of these tools to change history. Some of you may still remember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here. (Laughter.)

The freedom to connect to these technologies can help transform societies, but it is also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individuals. I was recently moved by the story of a doctor – and I won’t tell you what country he was from – who was desperately trying to diagnose his daughter’s rare medical condition. He consulted with two dozen specialists, but he still didn’t have an answer. But he finally identified the condition, and found a cure, by using an internet search engine.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unfettered access to search engine technology is so important in individuals’ lives.

Now, the principles I’ve outlined today will guide our approach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internet freedom and the u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I want to speak about how we apply them in practice.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devoting th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necessary to advance these freedoms. We are a nation made up of immigrants from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interest that spans the globe. Our foreign policy is premised on the idea that no country more than America stands to benefit when there is cooperation among peoples and states. And no country shoulders a heavier burden when conflict and misunderstanding drive nations apart. So we are well plac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come with interconnectivity. And as the birthplace for so many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itself,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ee them used for good. To do that, we need to develop our capacity for what we call,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Realigning our policies and our priorities will not be easy. But adjusting to new technology rarely is. When the telegraph was introduced, it was a source of great anxiety for many in the diplomatic community, where the prospect of receiving daily instructions from capitals was not entirely welcome. But just as our diplomats eventually mastered the telegraph, they are doing the same to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these new tools as well.

And I’m proud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already working in more than 40 countries to help individuals silenced by oppressive governments. We are making this issue a priority at the United Nations as well, and we’re including internet freedom as a component in the first resolution we introduced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We are also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ols that enable citizen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of free expression by circumventing politically motivated censorship. We are providing funds to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tools get to the people who need them in local languages, and with the training they need to access the internet safe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ssisting in these efforts for some time, with a focus on implementing these programs as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Both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nations that censor the internet should understand that ou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promote internet freedom.

We want to put these tools in the hands of people who will use them to advanc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and epidemics, to build global support for President Obama’s goal of a world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to encourag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lifts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up.

That’s why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over the next year, we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in industry, academia,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a standing effort that will harness the power of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apply them to our diplomatic goals. By relying on mobile phones, mapping applications, and other new tools, we can empower citizens and leverage our traditional diplomacy. We can address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market for innovati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Let’s say I want to create a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that would allow people to rate government ministries, including ours, on their responsiveness and efficiency and also to ferret out and report corruption. The hardware required to make this idea work is already in the hands of billions of potential users. And the software involved would be relatively inexpensive to develop and deploy.

If people took advantage of this tool, it would help us target our foreign assistance spending, improve lives, and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with responsible governments. However, right now,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s have no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pursue that project on their own,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currently lacks a mechanism to make it happen. But this initiative should help resolve that problem and provide long-term dividends from modest investments in innovation. We’re going to work with experts to find the best structure for this venture, and we’ll need the talent and resources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nonprofits in order to get the best results most quickly. So for those of you in the room who have this kind of talent, expertise, please consider yourselves invited to help us.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companies,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working on ideas and applications that could already advance our diplomatic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be launching a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to give this work an immediate boost. We’ll be asking Americans to send us their best ideas for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ies that help break down language barriers, overcome illiteracy, connect people to the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they need. Microsoft, for example, has already developed a prototype for a digital doctor that could help provide medical care in isolated rural communities. We want to see more ideas like that. And we’ll work with the winner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provide grants to help build their ideas to scale.

Now, these new initiatives will supplement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work we’ve already done over this past year. In the service of our diplomatic and diplomacy objectives, I assembled a talented and experienced team to lead our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efforts. This team has traveled the world helping governments and groups leverage the benefits of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They have stood up a 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 to help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enter the digital age. They are putting in place a program in Mexico to help combat drug-related violence by allowing people to make untracked reports to reliable sources to avoid having retribution visited against them. They brought mobile banking to Afghanistan and are now pursuing the same effort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n Pakistan, they created the first-ever social mobile network, called Our Voice, that has already produced tens of millions of messages and connected young Pakistanis who want to stand up to violent extremism.

In a short span, we have taken significant strides to translate the promi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to result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But there is still so much more to be done. And as we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to deploy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we have to remember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the freedoms that I’ve talked about today. We feel strongly that principles like information freedom aren’t just good policy, not just somehow connected to our national values, but they are universal and they’re also good for business.

To use market terminology, a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in Tunisia or Vietnam that operates in an environment of censorship will always trade at a discount relative to an identical firm in a free society. If corporate decision makers don’t have access to global sources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investors will have less confidence in their decisions over the long term. Countries that censor news and information must recognize that from an economic standpoint,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censoring political speech and commercial speech. If businesses in your nations are denied access to either type of information, it will inevitably impact on growth.

Increasingly, U.S. companies are making the issue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freedom a greater consideration in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 I hope that their competitor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wil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trend. The most recent situation involving Google has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And we look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onduct a thorough review of the cyber intrusions that led Google to make its announcement. And we also look for that investigation and its results to be transparent.

The internet has already been a source of tremendous progress in China, and it is fabulou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China now online. But countries that restrict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 or violate the basic rights of internet users risk walling themselves off from the progress of the next century. 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issue, and we intend to address those differences candidly and consistently in the context of our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Now, ultimately, this issue isn’t just about information freedom; it is about what kind of world we want and what kind of world we will inhabit. It’s about whether we live on a planet with one internet, one global community, and a common body of knowledge that benefits and unites us all, or a fragmented planet in which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opportunity is dependent on where you live and the whims of censors.

Information freedom supports the peace and security that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global progress. Historically, asymmetric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interstate conflict. When we face serious disputes or dangerous incidents, it’s critical that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problem have access to the same set of facts and opinions.

As it stands, Americans can consider information present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We do not block your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citizens in societies that practice censorship lack exposure to outside views. In North Korea,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completely isolate its citizens from outside opinions. This lopsid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creases both the likelihood of conflict and the probability that small disagreements could escalate. So I hope that responsible governments with an interest in global stability will work with us to address such imbalances.

For companies, this issue is about more than claiming the moral high ground. It really comes down to the trust between firms and their customers. Consumers everywhere want to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internet companies they rely on will provide comprehensive search results and act as responsible stewards of their own personal information. Firms that earn that confidence of those countries and basically provide that kind of service will prosper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ose who lose that confidence of their customers will eventually lose customers.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people want to believe that what they put into the internet is not going to be used against them.

And censorship should not be in any way accepted by any company from anywhere. And in America, American companies need to make a principled stand. This needs to be part of our national brand. I’m confident that consumers worldwide will reward companies that follow those principles.

Now, we are reinvigorating the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 as a forum for addressing threats to internet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are urging U.S. media companies to take a proactive role in challenging foreign governments’ demands for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The private sector ha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help safeguard free expression. And when their business dealings threaten to undermine this freedom, they need to consider what’s right, not simply what’s a quick profit.

We’re also encouraged by the work that’s being done through the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a voluntary effort by technology companies who are working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cademic experts, and social investment funds to respond to government requests for censorship. The initiative goes beyond mere statements of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es mechanisms to promote real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s part of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responsible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on information freedom,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be convening a high-level meeting next month co-chaired by Under Secretaries Robert Hormats and Maria Otero to bring together firms that provide network services for talks about internet freedom, because we want to have a partnership in addressing this 21st century challenge.

Now, pursuing the freedoms I’ve talked about today is, I believe,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I also believe it’s the smart thing to do. By advancing this agenda, we align our principles, our economic goals, and ou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need to work toward a world in which access to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brings people closer together and expands the definition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Given the magnitude of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we ne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pool their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 to help rebuild the global economy,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to defeat violent extremism, and build a future in which every human being can live up to and realize his or her God-given potential.

So let me close by asking you to remember the little girl who was pulled from the rubble on Monday in Port-au-Prince. She’s alive, she was reunited with her family, sh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grow up because these networks took a voice that was buried and spread it to the world. No nation, no group, no individual should stay buried in the rubble of oppression. We cannot stand by while people are separated from the human family by walls of censorship. And we cannot be silent about these issues simply because we cannot hear the cries.

So let us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is cause. Let us make these technologies a force for real progress the world over. And let us go forward together to champion these freedoms for our time, for our young people who deserve every opportunity we can give them.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Applause.)

MODERATOR: Thank you. Thank you, Madame Secretary. The Secretary has agreed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So if you would,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ree microphones in the audience. If you would make your questions short, we’d appreciate it. And identify yourselves, please.

Yes. Could you wait for the microphone?

QUESTION: Madame Secretary, you talked about anonymity on line and how that’s something – oh, I’m sorry. I’m Robert (inaudible). I’m with 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 I’m sorry.

STAFF: Could you hold the microphone up, please?

QUESTION: Sorry.

STAFF: Thank you.

QUESTION: You talked about anonymity on line and how we have to prevent that. But you also talk about censorship by governments. And I’m struck by – having a veil of anonymity in certain situations is actually quite beneficial. So are you look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at and this emphasis on censorship?

SECRETARY CLINTON: Absolutely. I mean, this 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On the one hand, anonymity protects the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on the other hand, anonymity protect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opposition to repressive governments. Anonymity allows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 anonymity also permits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in settings that gives them some basis for free expression without identifying themselves.

None of this will be easy. I think that’s a fair statement. I think, as I said, we all have varying needs an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ut I think these overriding principles should be our guiding light. We should err on the side of openness and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create that, recognizing, as with any rule or any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ere are going to be exceptions.

So how we go after this, I think, is now what we’re requesting many of you who are experts in this area to lend your help to us in doing. We need the guidance of technology experts.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m are younger than 40, but not all are younger than 40. And we need the companies that do this, and we need the dissident voices who have actually lived on the front lines so that we can try to work through the best way to make that balance you referred to.

MODERATOR: Forty may be (inaudible).

SECRETARY CLINTON: (Laughter.)

MODERATOR: Right over here. Yes.

QUESTION: Hi, my name is Courtney Radsch. I’m the Glob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officer at Freedom House. And I wanted to ask you – you spoke about business and relying on them to do the moral, right thing and not put profits first. But the goal of business is to make a profit. So what kind of teeth are going to be put into this? What role doe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lay?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encourage them to do the right thing?

SECRETARY CLINTON: Well, again,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want to have a very vigorous discussion about. I know that asking business, which is in business to make a profit, to do the right thing is not always easily translated into practical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there is a broader context here. It’s – companies that don’t follow the sanitary and hygiene procedures of a prior generation pay a price for it. And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have to constantly be working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od and other products that end up on the shelves of consum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safe, because individual consumers in a global interconnected economy can’t possibly exercise that vigilance on their own.

Similarly, when it comes to censorship, we believe that having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establish some rules over internet connectivity and trying to protect the basic freedoms I discussed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 of business, and frankly, I would argue, governments. I used the example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It is very hard to keep information out. It was hard to keep it out at a prior age; it is even harder now. And trying to adjust to that, work with that, and learn from that about what could be done better is going to challenge every single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So I think business, as such a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globally, has to have that in mind, both when they go into countries and when they confront the kind of censorship that we’re hearing about around the world. It’s particularly acute for the technology companies, the media companies obviously, but it’s not in any way limited to them. Other companies are facing censorship as well. So this is an issue that we have to surface and we have to talk about and we have to try to find as much common ground and then keep claiming more common ground as we go forward.

MODERATOR: We have a question way over here on the left.

QUESTION: Thank you. My name is Aly Abuzaakouk. I’m the director of Libya Forum website,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in Libya.

We have been attacked and hacked many times. I would like Madame Secretary to tell me how can you help those voices which do not have, you know, the technology or the money to protect themselves, protect them against the hackers which are the silencers of voices from outside the countries which lacks freedom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SECRETARY CLINTON: Well, this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are debating and we’re looking for ideas as to how we can answer it in a positive way. We would invite your participation. After I take the last question,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Director of my Policy Planning unit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someone – the former dean of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who has written a lot about interconnectivity and how we have to begin to look at the world as the networked reality that it is, will be leading a discussion. And I hope some of you with ideas, suggestions, cautions, worries will stay and really get into an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at.

MODERATOR: Thank you. And right here in the mezzanine, right next to the microphone.

QUESTION: Dr. Nguyen Dinh Thang with BPSOS. We serve Vietnamese Americans and work with Vietnamese in Vietnam. While your initiative will take some time to take effect, just recently, in recent months,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sentenced several bloggers to five years all the way to 16 years in prison. So what does your office plan to do, and how the U.S. Government can confront such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n Vietnam?

SECRETARY CLINTON: Well, we have publicly spoken out against the detention, conviction, and imprisonment of not only the bloggers in Vietnam, but some of the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and others who have been subjected to harassment.

Vietnam has made so much progress, and it’s just moving with great alacrity into the future,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ir people. And we don’t believe they should be afraid of commentary that is internal. In fact,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governments, if you disagree with what a blogger or a website is saying, get in and argue with them. Explain what it is you’re doing. Put out contrary information. Point out what the pitfalls are of the position that a blogger might be taking.

So I hope that Vietnam will move more in that direction, because I think i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the progress t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re.

MODERATOR: Thank you. Up in the back.

QUESTION: Nora von Ingersleben with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etitive Technology. Madame Secretary, you mentioned that U.S. companies have to do the right thing, not just what is good for their profits. But what if I am a U.S. company and I have a subsidiary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ming after my guys for information and, you know, we have resisted but now my guys have been taken to jail, my equipment is being hauled away. In that situation, what can the State Department do? Or what will the State Department do?

SECRETARY CLINTON: Well, we obviously speak out on those individual cases. And we are, as I said, hoping to engage in a very candid and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have had a positive year of very open discussions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I think we have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We disagree on important issues with them. They disagree on important issues with us. They have our perspective; we have our perspective. But obviously, we want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increasing openness in China because we believe it will further add to the dynamic growth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n the local level that we see occurring in China.

So on individual cases, we continue to speak out. But on the broader set of issues, we hope to really have the kind of discussion that might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hanges in the approach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taken.

MODERATOR: Thank you.

Up in the very back in the center, if you could come to the aisle so we can get a microphone to you,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down here. Thank you.

QUESTION: Imam Mohamed Magid from ADAMS Center in Virginia. My question for you, Madame Secretary: When you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re trying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youth in the West, Muslim youth. Would you be open to the youth forum to speak about foreign policy? Because one of the reason that youth be radicalized, they don’t have a way to express themselves when they disagre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r their own government overseas. Would you be open to those ideas?

SECRETARY CLINTON: Yes, we would. In fact, we – in the wake of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Cairo, we have been expanding dramatically our outreach, particularly to Muslim youth. I agree with you completely, sir, that not only young people in the Muslim world, but young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disconnected from authority, from government, from all kinds of institutions that have been historically the foundations of society, because they are so interconnec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something that my generation can’t really understand.

In America, the average young person spends eight hours a day with media. The internet, cell phones, television – I mean, you think about that. Eight hours a day. That’s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in school, that’s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with their families. It’s often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asleep.

So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power of this information connection to young people, I don’t think it should cause panic in people my ag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begin trying to stop it and prevent it. We ought to figure out how better to utilize it. You go back to the millennia; how were values passed around? Sitting around a fire, how were values communicated? In the homes b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Now, values are being communicated by the internet, and we cannot stop it.

So let’s figure out how better to use it, participate in it, and particularly to focus on the needs of young people. They’re often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They’re looking for answers. At least until now, in most cultures that I’m aware of, despite all of the time that young people spend with technology, when they’re asked who do they look to for guidance about values, they still say their families. But if families increasingly feel disconnected from their highly connected young people and don’t know what their young people are doing online, then we see the problems that can result.

And there are so many manipulators online right now, not just stoking the anxieties and the fears of Muslim youth, but youth everywhere, defined by all kinds of characteristics.

So we have our own work to do, not just through our government but through our families, through our education systems, and every other institution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this technology and to engage with young people through it and about it.

MODERATOR: I see a lot of hands going up as you speak. Let’s try over here on the far right.

Yes, the young lady there.

QUES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e Secretary. Bahgi Gilamichael with the Sullivan Foundation. And als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to apply for grants. Now I’m interested in knowing what are the procedures, what is the agency we need to deal with, and if you have someone in the room we can follow up with on that? Thank you so much.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Well, in addition to our panel, we have a lot of the members of our team who are working on these initiatives, and we can certainly connect up. If we invited you, we know how to find you. So we will make sure you get information about all of these programs, the ones that already exist and the ones that we’re rolling out.

MODERATOR: There’s no anonymity in this room. (Laughter.)

We have actually time for one more question, but I really would encourage you to stay for the panel that Anne-Marie Slaughter will chair on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diplomacy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d I’m su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will get answered.

So let’s do one last question over here on the far left, down below here. Can we get a mike? Thank you.

QUESTION: Hello. Thank you so much. I appreciated your wonderful program speech. I’m Mary Perkins from Howard University, and at Howard University, we –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particular aspects of the internet with respect to the digital divide. Or – in your story about the young girl being pulled out of the rubble because of the text message she was able to send brings to mind – the question in my mind, how many others could have been saved had they had that technology?

SECRETARY CLINTON: Absolutely.

QUESTION: And s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knowing, in terms of access, the – not only internet freedom but free internet for all, the universal service aspect, and what can be done, particularly right now for Haiti, with this.

SECRETARY CLINTON: Well, as – thank you for that. As you know, that is a continuing issue for us and for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re at 4 billion cell phones. And certainly, the cell phone is becoming the principal tool of communication, both through the applications that are on it, through the texting that it enabl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groups, NGOs, and even businesses that are passing out and providing cell phones at very low cost.

We just have to keep incentivizing and encouraging the technology to be as low cost as possible so it can be as ubiquitous as possible.

But I think we’ve made enormous progress. Ten years ago,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digital divide even in our own country. We are overcoming it, but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of access, still questions of cost. Now, obviously,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a lot of the search engines are run by for-profit companies. They’re not – it’s not going to be free. Bu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of trying to encourage more universal access. And that’s par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overall policy on technology, not just the diplomatic and development aspects of it.

Thank you, Professor.

MODERATOR: Thank you, Madame Secretary. Thank you very much.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Alber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pp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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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nator Lugar was not a co-sponsor of the VOICE Act. Senator Kaufman was one of the co-authors and leading co-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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