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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柏林墙
清朝的故事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 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 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 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 ”，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 ”，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 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 ——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敌人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中国教育界所灌输的另一个著名谎言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说辞正是我上面所说的典型的中国式小聪明，除了讨点口淫的便宜之外再无实际意义，若是一般人吵架倒还说得过去，对务实的外国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体面之事的。事实上过去租界公园本来只有“自行车与犬不得入内”的规定，但中国人一到公园，大声喧哗，摧花折木，以至后来只好另建公园供华人游玩，原先的公园则另加一条规定“华人无西人陪同不得入内”。说到底，完全是个素质问题，西方人本来并不歧视中国人，偏偏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至少在公园里——与狗无异。这不消我说，其实现下仍是如此。后来中国人干脆自贬为狗，硬把两条揉在一起，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借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义和团以及现今爱国人士之类所谓“排外”运动、“抵制”运动，也是受此类自作践的谎言影响。
我曾见到一段文字，异常精辟：“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帝国主义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XYS20091023)
◇◇新语丝(www.xys.org)(xys4.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2009年10月25日 星期日
哏2
哏1
http://www.xysforum.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0/xueshufubai21.txt
人至痞则无敌——国内学术现状的精彩自述
作者：金唢呐
现在大学教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实事求是讲，现在的大学老师比80年代初我毕业的时候那些人业务熟练得多。现我记得我刚到教研室的时候，有很多老师干了七八年，居然连教材都没有讲过一遍。那时候班少课少，每年讲上两章，多少年才能讲完一本书。而现在如果在学校工作5年，至少整本教材得讲上10遍。科研也是一样，凡是能招研究生的教研室，每年都可以做些科研，发几篇文章。那些文科教研室则不管老幼，每人都有著作。如果是经常翻阅英文杂志的科研匠肯定会知道，最近几年，英文杂志上中国人的文章是不断翻番，而且在高水平的英文杂志上，如《Cell》、《Nature》、《Science》，也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了。再过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中国人说不定还会成为常客。
我的总体感觉是有民国教育背景的那些老家伙，水平确实要高出一截，剩下的这几拨人都是一球样，开始我被那些“17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19491966）”培养出来的那帮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接触多了，觉得好像还不如77级以后的大学生。
和奥运会金牌战略一样，现在大学实行的是“SCI战略”，而且卓有成效。那些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Cell》，在2004年以前和国内的研究人员完全无关，现在也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了。各大学现在都是定期不定期的开“SCI、EI和ISTP论文”动员大会，“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申报讲座”，定期表扬“课题大户”、“论文大户”。科研获奖和SCI论文数成为大学明确追求的目标，重奖政策十分到位，发表在《Cell》、《Nature》、《Science》的论文可获百万元奖励。而且学校还不打白条，前两年我们大学有两个实验室分别在《Nature》、《Science》各发表了一篇论文，第二年校长自颁奖，100万元当场兑现，其中80万元以科研经费的形式资助，另20万元作为个人奖励，而且披红带绿，敲锣打鼓，永远载入校史。以后无论是校长给教育部汇报的成绩，还是给新生介绍学校概况，都要把这事儿挂上。
与教学不同的是，这科研和著书猫腻极多，简单说，就是大家都在“斗智斗勇”，想办法少干活，多攒论文。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阶级斗争为纲”虽已被阉割，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很多谋略、方法还深植于官方和民间。比如这搞科研，只要是中国人，都懂得“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伤九指不如断一指”之类的道理。尤其是吃公家饭的，对这种大题目都特感兴趣，都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搞飞机的一定是做大飞机，搞电脑的就是银河、曙光和神威三大系列的百亿千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我这个电脑外行也搞不清楚，既然咱们计算机研究这么凶猛，“龙芯”研究这么多年投入十几个亿了，好像也就是刚从386、486的圈子里跳出来，现在是相当于奔2还是奔3还有争论。而且根据公布的照片看，基本上就是个多国拼盘，连外围零件都是美国日本台湾韩国的，CPU还能是什么高 档玩意儿。
还有那“汉芯”造假事件，更有代表性。前几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教授主持“汉芯”研制造假被曝光，那个陈进是个美国海归，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拿到的计算机工程硕士、博士学位。陈进的科研过程就从美国飞思卡尔公司（原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2004年2月更名为飞思卡尔）买回了10片 MOTOfreescale“56800芯片”，雇佣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用砂纸磨掉，加上“汉芯1号”的标识。然后就是鉴定，靠着这个“科研成果”，申请到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一年以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2号”和“汉芯3号”在沪宣布诞生，上海市副市长还出席了汉芯揭幕典礼。以后一直干到了“汉芯5号”。他们实际上是准备大干一场，目标是“汉芯6号”，没想到科研班子里有人给捅了出来，上边原来还想“捂盖子”，后来举报者贴到了 BBS上，上边只好发了话，撤掉陈进平息民愤。
实际上广大“识字分子”都非常同情陈进，因为“汉芯”造假的手段，在前几年实际上非常普遍，几乎是常规操作。因为申报大型课题都需要有前期工作基础，没有经费哪来的前期工作？只好先胡编乱造，先把国家的钱套住，有钱后再真正开始干活。搞化学的就说自己合成了某个有活性的“母核”，现在准备搞系列化合物。其实什么也没干，等经费到手以后再从“母核”干起，然后再从到手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去贿赂官员，争取每年再追加经费，到最后没准真能合成出系列化合物来。所以说，陈进同志非常冤枉，是新时代的窦娥，胡锦涛同志也应该像毛主席那样站出来说一句：陈进是个好同志。每到晚上我写科研标书的时候，脑海里就会突然冒出一句：今夜，我们是陈进。（篡改自余杰《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现在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了，很多人都是和海外实验室联手，把自己在海外做的那些研究和对方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当做“前期工作”，一般不会穿帮。再有就是在获奖和论文发表排名、奖金分配等敏感问题上，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那是科研是否穿帮的生命线，最近爆出的几起科研造假，都是在这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谁都得承认这个事实，现在中国人发科研文章确实凶猛，起码我们学校的重点教研室，SCI 论文每年都是十几篇，一点不比中等水平的国外同行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涅？我看就是三点：一是向规模要效益，二是追踪国际研究热点，三是连蒙带骗。和国外大学不同，国内各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校长书记在会上几次说，科研经费分配不是“撒芝麻盐”，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说白了就是把全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少数几个重点研究室，把全校教师应该得到的津贴给了少数几个人。还有更邪门的，河南农业大学招聘“领军人物”，开出的条件居然是一千万元的启动科研经费、一百万元的生活补贴、二百六十平米的住房。大家的思路很一致，重赏之下必有成果。
这些 “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大多是校长书记的根据地，或者是院士、大牌教授的老巢。这些教研室有的是钱，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搞到的科研经费都在千万元以上，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愁没钱花，怕的是花不完”。而且人员配备也非常壮观，教授讲师助教加研究生六七十人，实验室十几间，很多仪器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做课题跟流水线一样，过上三、四个月就攒出一篇论文来。从这里走出的研究生们基本功也很扎实，不信诸位到你们所在国的研究室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追踪国际热点也很简单。举个例子：美国化学家从太平洋杉树皮提取出了抗癌活性物质紫杉醇。你就可以看看树叶、树根、果实中是否也含紫杉醇。而且还可以研究东北杉树皮、叶、果、根里面是否也含这样的物质。既然紫杉醇可以抗癌，那么甲基、乙基、丙基、丁基紫杉醇，甲酰基、乙酰基、丙酰基、丁酰基紫杉醇，甲酰胺基、乙酰胺基、丙酰胺基、丁酰胺基紫杉醇……等衍生物是否也抗癌（有些还可以根据构效关系推测一下），它们之间的作用强弱、起效快慢、维持时间长短、毒性大小有无差异，都可以成为“国家重点课题”。靠这个路数拿到院士学位的还不在少数。若国家想宣传，还可以来一个“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2-甲基 -3-乙酰基-4-丙酰胺基紫杉醇具有强大的抗癌活性”。
这种事情可不是我胡说，60年代《人民日报》就是这么干的，1966年，在毛泽东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实际上人民日报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概念偷换成“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结晶”，害得国人至今愤愤不平，好像就此还和诺贝尔评委员会结下了梁子，至今提起这事儿来还“妈妈的，等着吧”、 “等着吧，妈妈的”。其实在1963年底，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的 Panayoti Katsoyannis 副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蛋白质基金科学发布会上宣布他已合成具有胰岛素活性的物质，并于1964年在伦敦一国际研讨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1963年12月，德国Helmut Zahn实验室在《环境保护报》（Zeitschrift Für Natürschung）上也宣布自己完成了羊胰岛素的全合成（见旧作《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5）：胰岛素与结晶胰岛素》），可以说除了中国人，没人认为中国人首先合成了胰岛素。
再举个生理病理药理生化（所谓三理一化，基础医学的重点课）研究领域的例子。一旦有谁发现了一种体内活性物质，众人就像苍蝇见了血一般的扑上去，把与之相关的内容做透做烂。比如某科学家发现NO可以扩张大鼠冠状动脉，于是咱就可以做其他实验动物种属如兔、小鼠、豚鼠、犬的冠状动脉，这些动物不同部位的血管，如脑血管、肾血管、肺血管、腹主动脉、静脉血管，不仅可以研究正常血管，而且还可以复制N个病理模型，探讨疾病状态下NO对血管的影响。条件好点的，还可以做NO舒张血管机制的探讨，从整体水平、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来做研究。如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响、对各种与血管舒缩相关酶活性的影响、有关基因的影响、信号转到通路的影响等。而且知道了这个路数，只要有人发现了舒张血管的活性物质或者合成了新的舒张血管药物，都可以照此办理，毫无思路可言，基本上是力气活，只要有“日，歇歇再日”的那种精神，发篇文章真不是什么难事。
按照这个思路发表的论文也不能都说是垃圾，因为这些实验数据确实需要，你不做别人也要做，看谁钱多，看谁下手快就是了。我记得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在国际会议刚结束就打电话回来，说国外某某在会上宣读，说发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咱们赶快报课题，系统研究一下，一定能实现跨越性发展，抱个大金娃娃，执该研究领域之牛耳，云云。90年代中科院有个工程院院士叫秦伯益，就是靠主持研制的盐酸二氢埃托啡名利双收的。二氢埃托啡是70年代英国人率先合成的而放弃开发的一个吗啡、罂粟碱的衍生物，军科院仗着自己独立的申报新药途径，弄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后来证明，二氢埃托啡和二乙酰吗啡（海洛因）差不多，也是个“镇痛作用强，成瘾性也强”的物质，除了给药方便（舌下含服），没什么太大的临床价值。
这种追踪国际研究热点的做法，不管文章发多少，其实很难有什么原创性的成果，要么是拾缺补遗，要么是填补国内空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填补国内空白的同时干点拾缺补遗的活儿，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科研的最大特点，就是“建国”六十年以来一直在已知领域里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并且成果辉煌，所以综合科研实力雄厚。像那几个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重大科研成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原子弹，无非是美帝1945年爆过，咱们二三十年后再来一下（这里只是从科研角度看，不涉及政治意义）；胰岛素，人家合成了胰岛素，咱们搞出了胰岛素结晶，纯度更高；战斗机歼X，至今还在停留在和米格X比较的水平，一天到晚左右愤们为歼X相当于米格X1还是米格X+1争得面红耳赤。
如果想真正干出点成绩，我看一要有兴趣，二要肯为自己的兴趣付出，三要有点天赋和运气，这几样我是“十三不沾”，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我有时看自己发表的科研文章极为沮丧，觉得吃喝玩乐的大好时光，都用在了往巨幅黑白照片上点那几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点儿，实在是可惜。一天到晚就琢磨着如何把同一项研究反复发表或拆分发表，想办法搭上的别人的快车，端的是无聊透顶。远不如提前退休，上网和老芦等鬼混开心、爽快。可咱没有老芦的魄力啊，看看自家的房子、车子，甚至连后代的房子、车子，不都是这么描点挣出来的？
现在国内的科研，跟什么科研水平不能说没关系，但主要还是看搞关系的本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搞实验科学的，各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大多同时又是行政带头人。如果不弄个头头脑脑的干干，你没有可供支配的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连找电工水暖工改造个线路水管都没人搭理你。可真要是给你个正处级或副厅级，虽然掌握了研究资源，但每天又要应付文山会海，教学评估职称晋级，还是很难正经干点什么。所以在国内静下心来干点事儿非常难，当年那句“偌大的北平放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只要把“课桌”换成“实验台”，就是我今天的处境。而且在官本位的中国，我也看不到解决办法，光喊几句口号是不能代替制度建设的。
要说我们做的这些科研论文没有意义也不是。据国家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发表被Ei检索的论文超过美国雄踞世界第一；ISTP检索论文位居世界第二；SCI检索论文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据说08年是世界第二）。从论文数量上而言，中国已经是科技大国。说起来我也为此做了贡献，尽了一份中国公民的责任。说来也怪，这世界上就有这么邪门的政府和民众，搞科研一不为探索未知世界，二没有商业目的，三不涉及国计民生，就是纯粹为了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让广大民众扬眉吐气，还真是让人费解。前边我说过咱们搞军工研究也是一样，既不是保疆拓土、收复失地，也不是侵略掠夺、获取利益，更谈不到什么伸张正义、维持世界秩序，好像也没有长远打算，探索点什么新式武器和作战方法，国家投入巨资，就是为了给国内民众YY用，给愤愤们喊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候补充些底气！
有一次和科技部的一位官员一起喝酒（其实就是行贿），半个小时以后就给他灌得舌头大了（国内叫“喝好了”、“喝透了”），话也多了起来：“上面也知道底下这些猫腻，都是靠这么玩上去的，谁比谁傻啊。每年给你们这些识字分子拨点钱（金注：据说中国现在科研经费700亿/年，而仅公车消费就3000亿/年），也不指着你们出什么成果，一来是让你们有点事儿干，省得‘既生瑜何生亮，吴氏生飞（无事生非）’；二来也让你们有点零花钱，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国内外名山大川你们也玩得差不多了吧？你们往那些狗屁杂志上发那些文章有人看吗？你还别和我说什么国际杂志、SCI，这一套我也懂，不就是让全国人民高兴一下吗？有什么他妈的学术价值！等什么时候外国人搞出来咱们用就行了，尤其是你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连个专利费都不用付，反正科学没国 界。”
说到“连蒙带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不造假的学者，即使有，也绝不会高于大熊猫的存栏数。就拿我们学校和我本人来说，有些科研课题是根本不做的，完全靠编；有些是做一部分编一部分；当然也有些是实实在在地做，不敢打任何马虎眼的。
现在不少大学都要求每个教研室必须要有“教学研究”课题，否则评估不合格。具体到我们教研室说，获奖课题就有3项，好几个教师晋升职称都用上了。比如“面向新世纪的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构建多元化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等，里面随机、对照、重复、双盲的原则一样不少，可都是坐办公室里编出来的，实际上边也都明白，完全是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干活，绝对都是造假，而且没有一个教研室不这么干的。
实验论文也有完全胡编乱造的，这主要与研究领域有关。像搞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那帮人，至少一半都是骗子。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攒一个“自拟方”，然后再编个动物实验证明之。比如说我有个熟人搞了个什么“补肾壮骨中药抗骨质疏松作用的实验研究”的课题，鉴定的时候让我给帮忙，实验论文里又是家兔又是大小鼠，他私下告诉我，他一只动物也没买过，都是编的，有谁知道这“自拟方”的成分是什么啊？就算知道，谁会吃饱撑的去验证啊？所以可以拿出“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的劲头来，甩开膀子大干，不用有丝毫的担心。
一开始还觉得SCI收录英文杂志有什么神秘的，后来人们发现，国外学术杂志也是纸老虎。据方舟子说，有的国外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即可获得奖金后，拒绝为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少数杂志有这么干的我不否认，可大多数杂志还是中国人的文章越来越多。而且最近两年我的邮箱里经常接到各学术杂志的宣传资料，都是说“本杂志最近影响因子又有提高”，云云。说白了，这还不是知道了中国人按影响因子发银子，从前我可没接到过这样的东东。中国人这些年把世界学术界搅得乌烟瘴气，最近捅出来的院士李连达造假文章就是发表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甚至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可谁也没办法。杂志社编辑部谁会去逐一验证每一篇文章的真伪，所以也没见中国人谁发文章受什么影响。再说句难听话，离开中国这有钱的大爷们，有些外国杂志可能就根本办不下去，至少日子不像现在这么好过。
我经常对研究生进行“弄虚有风险，作假要谨慎”的教育，想让他们树立造假的风险意识，以免对个人和研究室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也不是，至少对那些胆子小的、脸皮薄的、涉世不深且对学术科研有敬畏感的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作用极其有限，尤其是对那些在职攻读学位的博士硕士来说，完全就是扯淡。
我的研究生和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们当面和背后说过类似的话（我总结的，不是原话）：凭什么不许我们造假，现在什么不是假的，翻开党史哪一章哪一页不是假的，一本中国历史能找出几句真话来？博士又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三年博士，我们还至少实实在在窝在实验室干了一年，学校开会时在主席台就坐的高官们，哪个人的学历是自己在实验室里干出来的？金某人这出国算是白出了，连一点“平等”的意识都没有，还停留在封建社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水平。还他妈的玩高尚，那些教学评估材料、科研课题标书都是我们帮助写的，跟注水肉有什么区别，假正经！
其实人家说得完全对，翻开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教科书，还真找不出哪一页没有谎言。连“我爷爷消灭日寇150万”的劣质谎言，也堂而皇之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还是出自军史专家、大校（现在据说是将军）之口。最近几年，国家各部委开始领跑“官员博士化”，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早已成为潮流。他们从考试到写论文，哪一个不是秘书、办事员代劳的，那些政治局那些委员们博士硕士帽子不也是这么戴上的么，都是绝对真实的“假”文凭。
实际上，弄虚作假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甚至是应尽的义务，并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年龄、性别、职务、专业、出身和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任何人只要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包括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其配偶、回大陆探亲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都可以享有这弄虚作假的自由。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觉得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对不起党和政府，遇事不玩猫腻，就不配当中国公民。所以教学评估的时候批量造假材料，觉得特过瘾，算是出了憋在心里的恶气。
现在造起假来大家都理直气壮，甚至还带着一种情绪：造假怎么了？造假有理，造假无畏。而且科研造假又不是毒大米、毒牛奶，我碍着谁了？套句文革的一句歌词就是：要是造假你就到中国来，要是不造假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原词是：要是革命你就站起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总而言之，在国内学术界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使我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生存原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痞则无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XYS200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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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1日 星期三
如何快速平定伊拉克，一个中国人对美国领导人的讲话
各位美军士兵、领导们，佩特罗斯将军，罗伯特部长，布什先生，你们好。
刚才我仔细听了前面几位先生的发言，他们讲得都很好。尤其是布莱尔先生，他作了深刻的反省，并且表示要撤军，对此我表示欢迎。刚才我还跟布什交谈了几句，他也表示了悔意。我感到很欣慰。去年，拉姆斯菲尔德亲自请我来参加第3届座谈会，出于对美军的反感，我没有来，但是现在我来了，因为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上两句。废话不说了，下面我就开始切入正题。（掌声）
你们美军为什么老是陷入泥沼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美国人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国经验，更重要的是：没有掌握先进的思想。本人是一个思想爱好者，经常胡思乱想，没事就研究国际局势，对于伊拉克问题，我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只要把我的方案用于伊拉克，就能轻松搞定当前伊拉克混乱的局面。（惊叹声，掌声，口哨声）
从电视、报纸上可以看到，你们美军天天挨打，天天挨骂，由此可以看出，伊拉克人并不怕你们。这怎么行？要想实行稳定的统治，就必须要让伊拉克人都怕你。（掌声，大家纷纷点头称道，有些士兵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听到有人说，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实行高压统治，这谁不会呀，不就是大肆抓人吗？错！如果你以为只要大肆抓人就可以让人怕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们兵力有限，而伊拉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所以你一次抓不了多少人，相反还会激起更多伊拉人对你的仇恨。（士兵们纷纷点头称道）
记住，你们要的是伊拉克人对你发自内心的恐惧，而不是仇恨。仇恨只能带来反抗和报复，而恐惧却可以带来顺从和服帖。因此我制定的方案是：整人。具体做法就是经常以各种理由惩罚人，使人人自危。这就象养小孩一样，所谓棍棒出孝子，你每天找个理由打他一顿，他肯定对你服服帖帖的。（掌声）
整人是有技巧的，要一个群体一个群体换着整，各个击破，对各个群体要有不同的整顿理由，不同的整人策略。例如，对于伊拉克的富裕阶层，你就说因为他们剥削穷人，对穷人不公平，欺负了穷人，所以这些富裕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于是就可以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召开群众大会，让穷人整他们，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他们，还可以公开处决一部份。对于伊拉克的知识分子，你就请他们给你们美军提意见，他们肯定能提出不少批评意见，批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的，然后你就可以说他们蓄意诬蔑美军，恶毒攻击美军，破坏当前美好的局面，想造反，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关进集中营，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他们，并且公开处决一部份，这样知识分子们就全吓傻了，心想：“提个意见也要被杀头啊”，以后就老实了。对于数量庞大的穷苦老百姓，由于他们人数太多，你整不过来，所以你要让他们自己整自己，比如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坏人，或者有一些敌人派来的奸细，他们是伊拉克人民的敌人，要求大家互相揭发，互相监督，发动他们自己内斗，如果他们内斗不积极，你可以给每个小区每个街道下发名额指标，必须交出一定数量的“坏人”，否则就怎么怎么。由于所有人都不知道谁是坏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只能使劲揭发他人，积极打击他人，同时还要时刻防备他人来揭发、打击你，这样所有人就时刻处于不安和害怕之中，内心充满了恐惧。另外你还可以充分利用伊拉克族群众多的特点，拉一派打一派，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和，让他们内斗，比如你可以先对逊尼派表示支持，说什叶派是坏的，逊尼派是好的，通过暗地里的支持，让逊尼派放手大胆地去整什叶派，尤其是对那些有号召力的长老们要狠狠地整，要整得他们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而亡，等什叶派被整得差不多了，你又回过头来支持什叶派，说逊尼派是坏的，让什叶派整逊尼派，什叶派此时复仇心切，肯定特别积极地整逊尼派……这样整来整去，最后所有人都处于深深的恐惧之中，人人自危，人人自律，那么你们美军就高枕无忧了。（长时间的掌声，赞叹声）
对了，有一点忘了说，就是整人的时候千万不要由你们直接出面，不要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让别人去实施，这样，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记恨于他人，而今后你还可以利用这些被整的人，来整这些当初实施整人的人，这样所有人都被整，实力就永远达不到能对你产生威胁的程度。最重要的是，永远不会有人说，这些整人行动的罪魁祸首是你们美国人，人们会把这些整人行动怪罪于一些表面上的整人积极分子。（掌声）
整人的同时，要开始控制伊拉克人的思维，让他们认为你们美军是好的，让他们甘愿接受你们的统治。以目前的科技，思维是无法直接控制的，但你可以用其他方法间接控制人们的思维。（掌声）
首先，就是阻止伊拉克人自由获取信息，阻止他们思考。具体做法就是禁止民间办报，禁止外国媒体在伊拉克的出版、公映，禁止安装卫星天线，最重要的：禁止互联网。（掌声）
然后，你就要开始向人们强行灌输自己需要的信息。具体做法有：1，控制所有的媒体、出版物、电影电视，规定什么能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必要时可以对媒体的内容进行审查，出版物、电影电视都必须经过你们的审查之后才能出版发行、上映，如果有不利于你们的东西，一律禁止，同时鼓励大家创作歌颂美军的文化、艺术作品；2，控制教育，利用中小学教育，对中小学生强行进行灌输和洗脑。比如：“伊拉克必须由美军来领导。为什么要由美军来领导？因为这是历史的选择。为什么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每一个中小学生都必须背熟这些东西，背不下来的话，考试就过不了关，就无法升学。这些东西逻辑不通，难以理解消化，非常难背，正因为难背，所以就要天天读，天天看，天天背……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全背傻了，头脑里形成了思维定势，默认了美军的统治而不再质疑，当这些学生成年、有了孩子以后，又会把这个观念传给下一代……。3，改造历史。历史是由人来写的，只要你掌握了话语权，想怎么写都行，例如：美军是怎样来到伊拉克的？是为了让伊拉克人民过上好日子。……你们把所有的历史书都改成这样，多年以后，人们就无法查证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样，文的、武的双管齐下，就差不多了。（掌声）
但是且慢，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认为还不够，还需要再巩固一下。请继续看我的计划。（底下一片疑惑的表情）
要想让伊拉克由混乱转为稳定，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尽管你们设立了一个傀儡元首，但一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他不可能管住所有人，伊拉克人不会乖乖听命于他，假如整个统治层只有他一人，那么他根本就玩不转，因为谁都能反对他，谁都能打死他。所以他必须发展一批成员，能一起分享权力和利益，这样形成金字塔的关系结构，利益集团的首领是最高的，拿大头，他的几个手下拿小头，手下的手下又能有一些利益，依次类推，这样统治就可以维护了，底下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然就会维护上级的地位，因为一旦上级倒了，他们就会失去利益，假如这个利益集团中有个别的人不听话，甚至想造反，那么其他人自然就会共同打击他。在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里，所有人都会自觉维护集团的统治地位，如果有人要反对，其他人就会共同对付他。即使元首犯了错，别人也要千方百计维护他，并且世世代代永远永远维护下去，因为一旦否定他，就等于否定了这个利益集团，这会危及他们自身。建立了利益集团，伊拉克政府才能高效地开展工作，治理国家。（稀稀拉拉的掌声，显然这帮美国佬听不明白）
既然叫利益集团，自然就得有财富、资源给他们，否则利益集团就没法建立起来。众所周知，伊拉克现在又穷又破的，怎么办呢？好办！没收所有伊拉克人的财富、资源，供这个利益集团享用！（底下一片哗然，士兵们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听到有人在说，那岂不是有人要吃亏了？没错！确实有人会吃亏，而且是大量的人会吃亏。因为资源、财富是有限的，既然有利益集团，那么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利益被侵犯的“集团”，也就是伊拉克的底层老百姓。用金字塔来作比喻，最底下的几层就是利益被侵犯的群体，尽管他们无权无势，但由于数量庞大，因此整体力量也不可小觑。由于利益集团的攫取，这些人的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人都不是傻子，你侵犯了他的利益，他自然会知道，会有意见，甚至会反抗。怎样避免伊拉克老百姓的反抗情绪呢？就是要让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反心了。那么怎样让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呢？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理论学说去骗他们。（底下窃窃私语，有些人开始摇头，表示听不明白）
这套理论学说是这样的：
1，在伊拉克，人都是平等的，全体伊拉克人是伊拉克的主人；
2，所有财富、资源全都属于国家，作为国家的主人，全体伊拉克人共同拥有这些财富和资源；
3，统治阶层代表全体伊拉克人管理这些财富和资源；
（摇头的人越来越多了，看来确实很难理解）
有了这套理论，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利益集团合理合法地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而伊拉克老百姓也没有怨言，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些财富和资源还是自己的，只不过是被人“代管”而已。而这些底层的利益被侵犯群体??穷苦老百姓为了得到上面的施舍和恩惠，为了能挤进利益集团，就会很听话、服从。（稀稀拉拉的掌声）
上述几种措施相辅相成，堪称完美。综合实施以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就能得到彻底解决。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布什、布莱尔等人与我握手致谢，麦当娜上台献花）
2009年10月20日 星期二
RFI：本台特派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专访达赖喇嘛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0/10/2009 更新日期 20/10/2009 20:33 TU
自2008年三月西藏危机发生以来，隐藏在中国崛起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独立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刚刚结束访问美国行程的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 印度达兰萨拉接受了本台中文部记者雅尼克的专访。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均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 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我当时就感受到这些官员他们内心中的痛苦，就是说对当局不满的痛苦。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也有接触，接触的次数也比较多，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都有压力，都面临一样的状况。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非常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当然，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批评我与热比娅见面。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认为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并没有你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走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你们尚未见面。这次在美国您没有与他会面是否与中国外交上的主动出击有关？此外，您什么时候与奥巴马见面？就此，有何安排？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身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第二点，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这样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要按照我的行程安排，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同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这可能很微妙。您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当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见政治人物 。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和睦。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爽的，我觉得很好。
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前景？
达赖喇嘛：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不能做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那时当然有国家机密，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2009年10月18日 星期日
这钱那钱，都收到民国三十八年了~~~
寅吃卯粮：河南企业被要求提前1个月缴税给政府
中国经营报
“你千万别说是我说出去的，我们这些企业现在月月提前多缴一个月的税给地方政府。”10月15日，河南省林州市一民营企业主罗荣（化名）“战战兢兢”地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说。
在各地保增长的大战中，“寅吃卯粮”的现象还是出现了。有企业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反映，2009年以来，河南省林州市（县级市）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为“帮助”当地政府完成财政收入、GDP等指标，正在向当地税务部门提前一个月缴付税金。
“寅吃卯粮”惊现
“从2009年3月份开始，我们地方的国税局纷纷到一些企业去游说，称任务太重，希望企业能支援一下。”罗荣对记者说。
罗荣说，此后，他的企业和与之规模大小相当、效益稍好一些的民营企业在林州国税部门的“授意下”开始了提前缴税，他们戏称这是被“光荣”了。
据罗荣介绍，此次被要求提前缴税的企业多为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具体有多少家，尚不得而知。
“一些有规模的大企业，税务部门还不敢去碰人家，他们净找‘软柿子’捏。”河南林州市另一位企业主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据介绍，提前缴税的具体做法是，每个月提前预缴下个月的税金，如某企业8月份应缴税金是10万元，如此一来，这个企业在8月份应缴的税金则变成20万元，以此类推一直到2009年的12月末。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为何不去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对于记者的反问，罗荣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我们哪里敢得罪人家呀，今年形势不好，地方政府压力的确也很大，也可以理解吧。”
所谓“寅吃卯粮”，是指应该在下年收的税款提前在当年收了。这在税务部门的相关规定中是严令禁止的。
罗荣介绍说，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为此还宴请这些“响应”提前缴税的企业主，显然，为了让这些民营企业主乖乖听话，河南林州市的官员动了不少心思，在罗荣看来，这些官员用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效果的。
记者了解到，国税局在此期间会根据企业往年缴税的情况预估一个额度，而此时，企业的销售行为尚未发生。“国税的指标是硬性的，地税则比较灵活。”罗荣如是解释国税预征的理由所在。
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河南省林州市国税局办公室，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否认此事，但称不清楚此事，并请记者致电该局办公室主任，但在发稿前，记者尚未联系到该局办公室主任。
资料显示，河南省林州市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营经济主要活跃在汽车配件、钢铁产业的一些加工行业。2007年，林州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5亿元，达到52266万元，比上年增长29％；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突破10亿元，比上年增长 32％，收支规模双双迈上了新台阶，连续22年位居河南省各县（市）之首。
政绩考核倒逼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以后，中国经济也遭受重创，为尽快走出危机，我国提出了“保八”的增长目标，而各级政府则“层层加板”。
事实上，省一级政府提出的目标均大于8%，比如，河北省政府提出的目标为9%，而河北某些地市一级则是10%，县一级已经达到了11%。
在河南，省政府则提出2009年GDP增长目标为10%，如此推算下去，河南省的县一级政府，提出的GDP目标至少应该在12%以上，而林州市正是河南省安阳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遗憾的是，记者并没有找到林州市2009年的GDP目标是多少。
“GDP、财政收入、节能减排”是考核一个地方业绩的硬指标，尤其是财政收入是做不了假的。”河北一不愿具名的县长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据这位官员介绍说，在河北如果连续三年完不成这些指标将被问责。在这位县长看来，2009年的“保增长”压力十分大，目前一直处于焦虑的状态。
而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除了土地出让金外，就是税收了。记者了解到，目前国税的25%已经划给地方支配，地税来源可供地方支配的基本能达到100%。
“在保增长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的事情应该不足为奇。尤其是越贫困的地方，这种事情越多。”上述官员介绍说。
这位官员认为，相比于政绩考核，“寅吃卯粮”的风险要小很多。
“对于寅吃卯粮这种做法是严令禁止的，如果某些地方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10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信访办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税务总局一直很重视这件事情，并于2009年5、6月份专门针对“寅吃卯粮”现象三令五申。
在这位税务总局信访办人士看来，如果有些地方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和地方政府下达的一些指令性目标有关系，以前他们也曾接到过类似情况的反映，但并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经营报》记者拿到了一份材料，是2009年河南林州市政府给各市直部门下发的目标。材料上显示，林州市财政局一般预算收入完成8.12亿元，增长16％。其中财政部门完成19528万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16亿元，增长22％；国税局：确保组织的地方税收达到26168万元，增长16％；地税局确保地方税收收入达到34922万元，增长20％；三产营业税增长35％。
走偏的“晴雨表”
有道是：税收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税收的一增一减,客观上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质量。
有专家认为，有些地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有些穷的地方“越穷越收、越收越穷”、空转税款、寅吃卯粮的现象不乏存在,而有些富裕地方则是有税不收或寅粮卯吃,导致“晴雨表”的失灵,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各地“寅吃卯粮”的现象一点儿也不足为奇。
资料显示，2004年江西抚州曾“挤干”“水分”一亿多元，而这些水分指的就是“过头税”。
2009年，甘肃省兰州市的收费部门，在没有任何批复和授权的情况下，开始“预征”2010年的路桥费。面对质疑，当地建委和收费管理处坦承道：“兰州市政建设缺钱，国家有多渠道融资的政策，要用足国家政策。坚信路桥费不会取消，就提前预收了。”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公众一片嘘声。
对于这种“寅吃卯粮”的现象，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认为，政府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么多年，钱，大手大脚花惯了。增加开支很容易，皆大欢喜，要去减少开支，无异于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平说，“多年未遇的财政收入下滑态势，与扩大内需、增加财政投入‘狭路相逢’，地方财政已然入不敷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减少政府财政开支谈何容易。”
面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
贵流氓团伙果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那么那么一个东西。袁木老师的事业香火不绝后继有人。
德国之声：中国官员否认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
文化社会 | 2009.10.18
600余场活动，100余位作家，2000余份已签署的版权合同。在10月17日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这些数字是主宾国所津津乐道的。但记者仍提出书展上所谓的 "两个中国"、审查制度和中国如何看待西方批评的"尖锐问题"。主宾国执委会主任张福海表示，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
来自土耳其媒体的一名记者问到，在书展上，有官方的中国，也有流亡作家的中国，可他看到双方并未能走到一起，是否有什么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共同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主宾国执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福海回答说，他没有权力强迫作家坐在一起："人都是自由的，是不可强迫的。我们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意愿，作出我们的决定。所以说，我没有权利，去强迫哪个作家和哪个作家坐在一起。这是作家们的自愿。就像今天，我很愿意和你坐在一起来交流，但我管不了别的人。"
中德文化差异随处可见
一名来自基督教通讯社的记者向张福海提问，他如何看待有关中国审查制度的讨论，以及如何看待西方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批评。张福海首先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此前我其实也说过，德国的枕头非常的好，品质很好，像德国的其它产品一样非常的好。但是呢，我睡不习惯，因为德国的枕头太软。我喜欢中国的枕头，虽然它是用草糠做的，比较硬，有利于我的颈椎。所以，如果你要说中德文化之间的差异，我觉得随处可见。"
张福海：中国没有新闻出版审查
随后，张福海明确表示，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但出版者有道德的自我约束："你说我是否听到审查制度。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很有意思。在中国--我不知道你说的其它地方--比方说，一个人犯了罪，警察把他叫过去，审查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想跟我工作有关，那就是新闻出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在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的审查制度。在中国，一部书是否可以出版，一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有出版社的老总来决定，有报社的老总来决定。我对德国不是很有研究，我想德国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因为这些出版社、这些报社的老总们，他们要有两条考虑：第一条，他要考虑市场。第二，他要符合中国的法律。中国是法治国家，跟德国、很多国家都一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我想，出版家们都还有一个自我约束，就是他们道德的自我约束。这个是由他们自己来秉持的。"
记者反映中国代表拒绝接受采访
在此前的发言中，主宾国聘请的公关公司WBCO负责人弗朗克·沃尔施坦再次批评德国"部分公法媒体的错误报道"，也就是有关中国代表团成员受到上级要求不得随意接受媒体采访的说法。他表示，书展以来，聚焦中国主宾国活动的德国媒体报道已有5000多条，包括广播、电视和报刊。其中部分是有批评性的，也不乏争议话题。但沃尔施坦说，公法媒体不应传播错误消息。尽管如此，仍有记者反映，在中国展馆希望采访各出版社的中方工作人员代表时，往往会遭到拒绝。
沃尔施坦强调，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日益吸引着西方的出版商，另一方面，随着对中国关注的增加，西方对于有关中国的图书的需求也在增加。他认为，无论从宣扬中国文化，还是出版贸易的角度，中国都实现了在书展上主宾国活动的目标。主宾国执委会主席张福海也表示，参加的初衷是向德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作家，希望通过法兰克福书展进行更多的版权贸易，同时也希望能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他认为，这些目的应该说都达到了。
作家刘震云、叶延滨也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奥地利声援西藏人士
会场上，四位来自奥地利萨尔兹堡声援西藏民间组织的代表以静默的方式表示抗议。他们身披雪山狮子旗，手举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儿时的大幅照片，站在会场的一角。其中一位名为卡琳·德蒙特的女士表示，他们希望知道1995年失踪的、当时6岁的更登确吉尼玛及其家人的下落。北京政府不承认更登确吉尼玛的班禅身份，并曾表示已将其"保护起来"。
作者：苗子
责编：乐然
热比娅将现身法兰克福书展
明镜网特约记者 李子
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中国最担忧的事即将发生，热比娅正从新西兰前往德国，她的出现势必使法兰克福书展成为北京与疆独斗争的一个战场。
另据新西兰《乡音报》报道，当地时间13日，热比娅在奥克兰大学参加公众集会并发表演讲，当地众多华裔留学生在会场内对其表示抗议。
报道指出，热比娅的此次行程是受新西兰绿党组织的邀请，参加两场公众集会。热比娅到达会场时，已经有大约20名华人留学生在会场抗议，一名抗议者说，“政府不该允许她到新西兰！”
在法兰克福，中国参展团一名官员对明镜网说，中国很担心疆独藏独分子和法 轮 功利用法兰克福书展弄事，所以作了周密的防范工作，包括对参展团成员进行严格的纪律要求，不得接收反动传单，不得单独行动。
一位参展团的接待女士用德语回答西媒记者关于中国人吃狗肉问题的时候，一名中国男性安全官员匆匆赶来用中文发出警告：不要随便接受采访！
明镜网记者在中国展厅所见，中国参展团的成员三五成众集中在一起聊天，似乎并没有多少热情招呼参观者，事实上，参观者也寮寮无几。虽然中国是主宾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参展团，却没有几本书可以真正走向西方社会。
现场观察者对明镜网说，中国展示了财力和雄心，缺的是可以传播的价值。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已经有600年的历史，而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兰克福书展于1949年举办首届，今年是第61届。
首次作为主宾国的中国向这次书展派出272家内地出版机构参展，还派出了有50多位作家和学者的庞大代表团。
2009年10月17日 星期六
德國之聲：瑞士记者感受北京三味书屋
德语媒体 | 2009.10.17、
随着中国作为主宾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亮相，中国国内的图书市场也引起德语媒体的兴趣。《星期日新苏黎世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记录了记者在北京三味书屋的见闻。
《星期日新苏黎世报》在文章中写道："最近，三味书店又充满了笑声。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七十岁的作家杨继绳用一个半小时摘录朗诵了他的作品《墓碑》，这是一部无情揭露毛时代大饥荒的调查报告，它把党编写的官方历史称为弥天大谎式的宣传。
这时，听众中一名年轻人发言，他介绍自己是下面省里一家报纸的记者，他只能写好消息，从来不能报道真相。他想知道，如果要偶尔写一点自己不必为之羞愧的文章，他应该从何做起。杨继绳回答说：'年轻人，要有耐心，你会等到这一天的。我在新华社工作了一辈子，最多只写了三篇像样的文章。但是退休以后，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你就高高兴兴地等着进入老年吧！'"
讨论禁书的地方
在三味书屋，这样的黑色幽默比比皆是。星期六下午，这里总是人满为患。这些拾漏补遗的私营书店在销售额方面虽然无法与国家的大型连锁书店相比，但作者与读者可以在这里讨论禁书，这些书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碰头的地方：
"这是古老文化的复兴：早在一百年前，当中华帝国分崩离析、中国在寻找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时，书店就是改革和革命思想的重要转运站。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也是从书架及其附属的沙龙获取了精神武器，为他们实现变迁的雄心服务。毛泽东也是这样，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他在那里进行了首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练。
由于共产党知道言论和知识的力量，所以它今天竭力控制并钳制讨论。尽管如此，言论自由总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隙。公开讨论和进行批评的最重要论坛是互联网，但网络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多地聚集在现实世界，书店成了他们首选地点，因为他们在这些书店附属的咖啡厅或茶馆里可以组织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活动。"
来自政府的压力
1988年，互联网时代尚未开始，三味书屋就已开始营业，这是北京第一家顾客可以随意阅读、不一定必须购买书籍的私营书店。在谈到这家书店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时，书店主人李世强和刘元生这对年过古稀的老夫妻说：
"由于做报告的人都是有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的言论可以走多远，所以三味书屋才免于被封。这对老夫妻不无自豪地说，虽然警方多次要求书店少举行一些涉及批判性题材的活动，但他们顶住了压力。李世强说：'我们知道，每个星期六都有政府的人坐在听众中，但对此我们并不反对。相反，我们认为，他们也应该参与我们的讨论。'"
摘译：王羊
责编：达扬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从经济角度看，也是2019前后。
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
危机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镇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越。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在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不过，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是更加商业化、市场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换功能也淡化，那种通过家庭血缘关系来互通利益的传统安排已经越来越轻。许多人说现在社会的人情味淡，离婚率高，生小孩的数量也少了，等等，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在金融市场以及其它市场取代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活着。所以，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没有了，离婚属合情合理的选择。有了金融市场解决养老病残的经济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没必要靠多生小孩“养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从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贵呀，就那么几十年，何尝不充分享受自由飞翔的人生体念呢？市场的发达最终实现了“五四”运动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
（本文是作者应《中国企业家》邀请以2049年的时间点虚拟写作，文中2009年后的具体经济数据均为虚构）
[德国之声]欧盟倡议：学龄前儿童应尽早学习外语
欧洲人会好几种欧洲的“外语”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欧洲人不会欧洲的“外语”才是天理难容。不是因为懒就是因为笨！！！
教育 | 2009.10.10
2002年起，欧盟理事会要求欧盟国家所有学生都应尽早开始学习至少两门外语，并将9月26日定为"欧洲语言日"。根据专家的意见，学龄前儿童开始学习外语最容易，因此欧盟委员会最近启动了一项名为"Piccolingo-多语种教学"的宣传攻势，目的是要提醒欧洲父母关注儿童进行早期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布鲁塞尔一家名为"新鲜水果"的幼儿园内，8名学龄前儿童围坐在一张橘红色的桌旁，正高唱着一首英语欢迎歌。之后孩子们拿出彩笔，开始绘画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在英语单词"Happy-快乐"的下方画出欢笑的表情，而在英语单词"sad-悲伤"的下方，画出了悲哀的表情。美国及巴西混血的幼儿园女老师维拉介绍说，这里的老师们有办法让三岁的孩子也对外语感兴趣，维拉说："我们必须拿出真正的创意和运用很多视觉上的诱导，让孩子们产生好奇，使他们兴高采烈地参与到我们安排的学习内容中。"
在多种语言教育下成长的孩子，多半性格发展平衡，这正是罗马尼亚籍的欧盟多语种专员奥尔班对欧盟公民未来的展望。因此，他推出了一项名为"Piccolingo"的宣传活动，希望以此说服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家长，及早让他们的孩子学习外语。奥尔班说："这样能提高孩子们将来的生活质量，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一些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额外技能。"
根据最新统计，欧盟内仅有三分之一的成人会说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有60%的高中生至少学习两门外语。欧盟专员奥尔班的英语和法语都是在学校里苦学出来的，而不是在幼儿园里一边玩儿一边学到的。他表示："我很遗憾过去没有多学几种其它外语。如果我们越早学习一门语言，那能使我们终身受用无穷。"
孩子们寓教于乐学英语
来自意大利的卡加乔利女士也这样认为，她嫁给了一名法国人。他们把三岁的儿子送去"新鲜水果"幼儿园上课。卡加乔利女士说："我们这一代的英语都是后来学的，学起来真的很难。我不希望我的儿子遇到跟我一样的困难。"
而其他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在学龄前被太多混在一起的语言弄糊涂了，所以更愿意孩子把精力放在学好母语上。语言专家艾德恩博斯设法消除家长们的这些偏见，他指出，目前已经有大量报告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绝不会给学习母语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它能带来积极影响，特别是在语言运用方面，而且对于以后学习其它外语的帮助也不小。"
帕特莉齐亚·皮提茨于六年前开办了这所多语教学幼儿园，受到家长们的热烈反响。目前有大约200名学龄前儿童在这里学习外语。仅双语幼儿班就有将近70个名额。皮提茨说："来询问的家长多到不行，我们简直应付不了。但光是提醒家长重视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经济上的配套，以支持大大小小的促进项目。我确信，光让家长们意识到问题的重要肯定是不够的。"
换句话说：皮提茨虽然为欧盟委员会的书面肯定感到高兴，但她更希望欧盟能够提供具体的财政支持。
作者：Susanne Henn/严严
责编：谢菲
草食动物大月饼
芦笛老师最适合写这类题材。
芦笛 @ 2009-10-9 22:37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archives/343889.aspx
消极贤甥出来质问我，引出了一连串精彩跟帖，尤其是稀副统帅贴出的蓝天使的飞行表演，令我看得屏住了呼吸：四架飞机同时从同一跑道起飞，同一瞬间离地，在空中靠得那么近，有两架几乎是上下贴在一起，在空中作同步翻滚，而且竟然还有对穿！喷气式飞机速度之快，稍微一个疏忽，立即就是机毁人亡。记得巴黎国际航空表演就出过对撞的惨剧，而蓝天使们竟然多次在间不容发的空间中对穿，如此空中杂技，当真是深骇物议。
由此再次想到一个困惑我多年的老问题，黄人和白人是不是在构造上有点不同，黄人比较温驯，如草食动物一般，而白人类似肉食猛兽，喜欢冒险玩命？
这说法可不是我提出来的。70年代后期，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日本人的文章，说草食动物的肠子很长，肉食动物的肠子比较短。此乃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常识（顺便告诉小钟，“众所周知毋庸置疑” 之所以成为我的口头禅，乃是为了挖苦老马。他那阵子自我标榜是怀疑主义者，说凡是谁的文中写了“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之类的话，他就不再看下去，因为世上没有这种事。我于是便问他，难道“众所周知，韩战是北韩发动的”也不能成立？此后我写文章便专在大众常识前面加上这两个用语，每次后面跟的都是毫无问题的事实陈述，这习惯最近才放弃，因为觉得无聊），草食动物的食物营养价太低，当然消化器官必须非常发达，这才能把营养品一点不剩地吸收进去。牛有四个胃，所以它吃的虽然是草，挤出来的则是牛奶和血（鲁迅那百万富翁的），牛肉营养价还特别高。肉食动物吃的好，当然用不着仔细消化，大可去粗取精便是。
那日本作者由此把肠子的长度和性格联系起来，说是肠道长度越长，则动物的性格越温驯。他进而说道，黄种人的肠子的长度也比白人长，因此黄种人更像温顺的草食动物，而白人更像凶猛的肉食动物，云云。
虽然那作者没有出示统计资料，而且我直接怀疑能有此类有意义的统计资料，但他说黄人的肠子比白人长，有可能确实成立。盖两类人的传统食物不一样，直到近代，黄人的传统食物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白人食谱中则有较多的肉类奶制品。因此造成解剖上的差异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后面两条是否“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这外行就一点不懂了。动物的性格不由神经内分泌系统决定，倒由肠子决定，这是什么高妙道理，我可实在想不明白。
不过据我这海外赤佬毫无统计意义的一点观察，白人倒确实有点像肉食猛兽，而黄人则更像草食动物。但这似乎与消化道无关。相反，我觉得白人的消化系统效率似乎更高些。他们不用吃很多便能保证相当旺盛的精力。我太太来前，我曾与一位南斯拉夫人合住过。他身高1.86米，每日只吃一顿饭，每次只吃四个小小的sausages（灌肠），居然也就能维持全天运转。我问他是否会感到饥饿，他说不会。要是我啊，早就低血糖昏倒了。由此可见，作为热机，他的能量转换效率要比我高到不可胜计。[对对。白人他怎么就能不饿呢？]
说白人更像猛兽，倒不是指他们的热机效率而言（兴许草食动物的热机效率还高过肉食动物，这才能把干草转化为牛肉），而是说白人更富有侵略性，更喜欢冒险玩命。
我这念头大概是在90年代初起的。那次我带全家去旅游，在某个小城的公园里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了运动项目的滑板游戏：人站在装了小轮的板子上，滑下一个凹曲面，靠惯性冲上对面的曲面陡坡，飞入空中，在空中转体，再落回曲面上来，再冲到对面的陡坡上，再飞入空中，再转体落回，如此循环往复。这运动大概大家都在电视上见过，只是我不知道正式名称是什么。
当时引动我注意的，一是运动非常危险，而且毫无防护，搞不好就要摔断脖子，不是当场毙命就是终身瘫痪；二是那运动员的年龄看上去居然比我还大，却不但耽溺于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危险游戏，而且看上去非常快乐。每次他在空中漂亮地转了个身落下来，他都要发出兴奋的尖叫，似乎从危险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刺激。让我又是替他捏把汗，又是觉得啼笑皆非。
这种事，国人会去干么？Never！驱使他去玩命的，肯定不是名利，那完全是业余运动，而且以他的年龄，再怎么苦练也绝无可能变成明星，参加大赛，取得名次。他之所以爱上那运动，无疑是被其中的危险所吸引，那刺激强大到他无从抵抗，不时时体验一番大概就会憋得难受。
于是便想起过去在国内从《读者》上看到的一则趣闻：有人曾把自己钉在木桶里，请人把那木桶扔进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上游，再从下游捞起来，那目的完全是为了体验飞流直下三千尺到底是什么感觉。据说，那疯子从木桶里钻出来后居然毫发无损，也是奇事一件。
这种事，国人是不会去干的。咱们比较深谋远虑，在行动之前便历历预见到危险乃至那悲惨的后果。例如我第一次见到那滑板运动，马上就具体而微地想到那运动员在空中未能及时翻转，或是没落在地方，跌下来折断了脖子，接下来便是他呻吟床褥瘫痪终身的凄惨镜头。别说在他那个年纪，即使是再年轻三十岁，我也没那胆子、也不屑去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
然而鬼子中就是颇有人喜欢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这才出了悬崖跳伞，悬崖攀登，漂流，摩托车飞跃天堑等运动项目。黄人在这方面似乎毫无原创力，都是跟着鬼子一步步爬行。而且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附着了重大政治意义——什么黄河漂流，长江漂流等等，都是为了填补空白，为国争光，有如说是体育运动，莫如说是政治运动。
这种天性的区别，似乎决定了个体投入战争的动机不同。黄种人也可以非常勇敢，但那必须是神龙教徒，大脑完全被宗教激情主宰，日本神风特攻队就是典范。早期共军也有三分那种气派。但邪教一旦不灵后，士兵的勇猛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这种勇敢的发生机制，有点像《聊斋•马介甫》上介绍的“丈夫再造散”，药力发作时勇猛无敌，药力消散后便嗒然若丧，跟瘟鸡似的。
而鬼子似乎并不太讲究洗脑动员，靠的不是高度的政治觉悟，而是士兵喜欢冒险、渴望荣誉的天性。要完成什么危险或重大的任务时，指挥员常常征集志愿者。每逢我在电影上看到这种场面时，我就想，要是我就不会报名：）离开鬼子喜欢冒险的天性，似乎很难设想这种办法能奏效。当然，我也曾是志愿者——当年下乡谁不是自愿报名？但那自愿的基础是大家都知道若不自愿，后果比自愿更糟糕。鬼子又没这套“强迫自愿”设计，因此他们召集的或许真是志愿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鬼子真有点像食肉猛兽，而黄人则像食草动物。我曾在家里这么说过，吾家小芦第一个表示赞成，说鬼子的体臭有点像动物园狮虎山的气味，国人就没有这种气味。这比方很准确，动物园的草食动物区确实没有猛兽区的气息强烈：）
如今国内的小帮菜统统成了小钟那种感情细腻精致无比的五彩图，又都是娇生惯养吃不得半点苦的独生子，还能有什么战斗力？何况军队之腐败黑暗远远胜过地方，早在90年代初便开赌场，大规模走私无所不为。这种腐败军队能有战斗力，太阳也从西边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地出来了。
最令我大惑不解的还是，无论是捧月饼的爱国同志也好，贬月饼的反革命同志也好，都拿共军去跟美军比，这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其实老金早说得清清楚楚了：既然据说有了强大的武力，何不去周边国家耀武扬威，把那些失地收回来？
我也觉得纳闷儿：世上只见过欺软怕硬的，还没见过欺硬怕软的。我党敢装出“西安以东”的悲壮模样来，却要“搁置”中国主权，去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共同开发”中国领土内的资源，这到底是什么龟孙子兵法？莫非我党自己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纸老虎，跟老美提虚劲唱高腔没什么关系，反正不会兑现，但若为捍卫中国主权与周边国家较真，则免不得要把贵州驴子的底给泄露了，所以不如装出视万里江山如粪土的慷慨大度状来比较明智些？
但共军再无能，总不至于连穿裙子的缅军都打不过吧？眼看着名副其实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果敢的华人住民备受迫害还能无动于衷，这样的政府真是人民政府，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民族英雄哦。
这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最可悲之处——就连搞极权统治，咱们也盼不到斯大林式精明强悍的的高智商大独裁者。
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斯大林的最大罪行乃是反人道罪，不但害死了几千万苏联人，更把赤祸输出到全世界去，害惨了十多亿人民。但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从苏联帝国的利益来看，他始终极为明智地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扩张苏联的领土与特权的机会。在外交上，他最精通恃强凌弱，畏强避战，专捏那些无还手之力的软柿子，不战而夺人之土。二战前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波兰，二战后逼迫中国放外蒙“独立”，都是恃强凌弱的典范。蒋经国披露的他与斯大林的谈话，最能表现老毛子那种自恃对方无力反抗自己、盛气凌人有恃无恐的野蛮性格。
但若对手是强国，则斯大林非常能忍辱负重，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冲突。二战前他不惜一切避免和强国德国与日本开战，为此不惜让中国代理人以挑起中日冲突“保卫苏联”。在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去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之后，他不惜打破深居简出的习惯，破例到火车站送行。只是到了战争后期，他见日本已经毫无希望，这才在美国人扔了原子弹后趁机出来奋勇打死老虎，在远东捞到盘满钵满。
二战后他又畏美如虎，千方百计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千方百计怂恿中国走狗上去替他送死。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原来斯大林答应派出空军，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事到临头他又变了卦。这原因沈志华教授在有关韩战的论文中披露了，乃是因为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派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斯大林把这看成是美国的警告，吓得立即撕毁诺言，再不敢履行当初的承诺了。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美军飞机频频入侵苏联领空，但斯大林一直敢怒不敢言，P都不放一个，默默忍辱吃哑巴亏。直到1950年9月4日，一架从旅顺基地起飞进行训练飞行的苏联轰炸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苏联政府才提出抗议。然而就连这弱弱的抗议仍遭到美国拒绝，其理由是击落轰炸机的飞机受命于联合国，因此美国不能接受苏联的抗议。在苏哈亚机场遭到美机袭击时，苏联作了唾面自干的最大克制：既没有派飞机升空迎敌，也没有使用地面机枪和高炮进行还击。事后外长葛洛米柯召见美国驻苏使馆参赞表示抗议，但美方拒绝接受抗议照会。苏联人没办法只好把照会寄给美国大使馆，却又被美国大使馆退回。斯大林也就抹抹肚子，咽下了那口恶气（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但这并不妨碍他唆使憨狗去咬石狮子，拼命怂恿中国出兵。在斯大林践踏诺言，表示无法为中国提供空中掩护后，中共政治局决定不再派兵，为此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因为这是苏联先不守信用造成的，所以斯大林虽然无奈，却也无话可说，只是用“美国威胁”恐吓中国，企图说服中共替他火中取栗。据师哲说，斯大林先是告诉周恩来金日成抵挡不住，北韩恐怕要丢掉，接着便恐吓道：
“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就谈不上了。他们那时怎样都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可来。当然，现在还难以预料到以后的一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到的。”（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496-497页）
既然美国陈兵边界，对两国都构成威胁，那为何武力强大的老大哥不亲自上阵，要让小喽啰去送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世上居然也就有毛泽东那种蠢货去“狗爬楼梯上猫当”，而这种蠢货居然也就能力排众议，压下政治局绝大多数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在苏联不提供空中支持的情况下悍然下令派兵过江！由此招致文明世界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制裁、封锁与孤立，而这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治国白痴，竟然也就一度被全民奉为神机妙算的鬼谷子！
这是不是提示，因为食物的营养价区别，使得草食动物连玩阴谋诡计，都比不赢肉食动物，哪怕是大独裁者，也要比人家的大独裁者的智力低若干个数量级？
[其实出兵朝鲜并不是因为唇亡齿寒，只是慑于斯大林大元帅的威胁。作为儿皇帝，岂有不听父皇帝的？只有去朝鲜卖命，才能得到工业援助，才能巩固中苏同盟关系，才能在苏联的卵翼之下关起门来做皇帝。刚定鼎的毛太祖不是不怕美国，而是太怕美国，才会出兵朝鲜。因为太怕美国，就决计不能得罪苏联，去朝鲜跟美国人拼命固然伤筋动骨，好在本来也没啥家底，好在背后有苏联，只要讨得苏联欢心，美国就很难把贵党国怎样。文明世界对贵党国二十多年封锁，这对毛太祖及其朝臣来说不是什么心腹之患。这个道理很明显，也不需要斯大林毛太祖本人的言论为证——他们不会这么说。]
2009年10月9日 星期五
奇文说真相
敌对势力炮制的、旨在泄露国家机密的黑文章。
在《新闻联播》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温家宝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平壤，对朝鲜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在国庆六十华诞前突然增添“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之后的使出的又一锦囊妙计。实在令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现在我就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
有的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在国庆前夕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不得已为之；也有的人说，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对中国的当代社会没有多么大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没有远见的观点和看法。
他们此时的心态和当初在井冈山时期一些人（包括林彪）当时的心态是一样的；他们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过高的夸大了对手的力量，过小的看待真正的革命的力量、过小的看待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至于当革命形势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人还坐在家里呕气、还在那里发着各种各样的牢骚。
先说一说“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情况。我们大家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都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是整个活动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这个方阵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不管是它的排列来讲，还是它的歌曲安排来看，都属于上上乘，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不管是观礼台的的老英模，还是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幸福的微笑。单就这短短的十多分钟，就已经宣告了那极少数精英苦心经营的几十年“非毛化”的彻底破产。
这个方阵的出现，其实是这次欢度国庆节的最大政治意义。阅兵、游行、彩车都不过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惟独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一件最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它将来一定会载入历史的史册。
在当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仍然是以嘹亮的令人振奋的《东方红》乐曲起头，又一次把广大人民群众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革命精神提升起来。在随后的大联唱的节目中。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歌曲，一首又一首的响彻云霄，把电视剧前面的我们又带回了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白天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还是晚上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歌潮”，都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安排的。
体现了党中央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党中央和人民群是心连心的。胡锦涛总书记的最后那句口号也喊出了他的心声：“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单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好象看到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天安门呼喊“人民万岁”的影子。
第二个锦囊妙计是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访问朝鲜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蕴涵着很深的意义。
第一、我们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有着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两国的政府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真正的友谊。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体现在外交辞令上，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在两国人民的心里。虽然在这些年来，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之间的关系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而象征着中朝人民友谊的那朵美丽的金达莱是永恒的、永远散发着美丽的芬芳的。
第二、在这个时候，在中朝外交史上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前些年来，一些背叛马列主义的政治精英们，跟在西方的列强黄脸干爸的后面亦步亦趋，把朝鲜妖魔化、恐怖化，把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下，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的生活现状说成时“文革”时的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明确态度。派出了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其中有外交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文化部长等。这次的会谈一定会有许多实质的东西。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定会有许多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这次访问将会对朝鲜的未来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三、这次对朝鲜的外事访问，也将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会仍将沿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路线前进。我们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外交路线，我们今后不再会仰望西方的鼻息。我们早该对那些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的西方国家说不了。为什么古巴敢说！委内瑞拉敢说！伊朗敢说！朝鲜敢说！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呢？让吴建民那一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见鬼去吧，让他们去蹲在他们干爹的马桶后面去“韬光养晦一百年”吧！我们做我们自己人民群众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只要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建设的更美好！
第四、这次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也同时表明了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态度。“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的出现，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现在派温家宝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本身就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让全国人民放心，这些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一定要坚决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在什么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的，决不会去走其他的什么道路。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有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有毛泽东思想已经给我们指引出了革命的道路；有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带领我们一起前进；有十几亿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共同前进，我们的最终目的一定会实现的。那些属于极少数的丑类东西一定会被我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党中央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锦囊妙计，随着这些锦囊妙计的使出。以后我们的人民大众会越来开心，而那些丑类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了。
2009年10月7日 星期三
BBC：“基地”头目威胁向中国发动圣战
2009年 10月 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09
基地组织领导人之一阿尔利比周三在一份录像中呼吁新疆维吾尔人对中国展开"圣战"。
他同时呼吁全球穆斯林提供支持。阿尔利比在录像中还把中国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命运相提并论。
“并肩作战”
阿尔利比在这个互联网上发布的录像当中说，无神论的国家正走向衰败，他说中国将和被他形容为“俄国熊”的苏联一样。
他指责中国“屠杀了维吾尔人，还试图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阿尔利比呼吁全球的穆斯林拿起武器面对中国。
他说，和他所称的“受伤而且受到压迫的东土耳其斯坦兄弟们”并肩站在一起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
他还说，要准备对中国发动圣战，走他所谓的“伟大真主的道路”。
“掠夺和破坏”
阿尔利比严厉地指责中国以“魔鬼方式压迫新疆的穆斯林”并且让外地移民“盗取他们的财富、破坏他们的文化和宗教。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就这份录像对BBC中文网表示，他们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迪里夏提呼吁中国政府和他们展开政治对话，并就前不久的新疆暴力冲突接受国际调查。
RFI：达赖喇嘛获美国国会人权奖
发表日期 06/10/2009 更新日期 06/10/2009 20:49 TU
奥巴马年底前会晤达赖喇嘛
美国白宫周二宣布，总统奥巴马将在今年年底前会见达赖喇嘛。但这次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奥巴马不会会晤他。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国会授予他的“国会人权奖”，并发表了讲演。
达赖喇嘛演讲低调
达赖喇嘛在这次讲演中非常低调，没有谈论西藏和中国的话题。他只是着重谈到了美国社会，呼吁美国解决穷人福利以及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
中国当局提抗议
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这次访问美国再次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昨天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中国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头衔，到任何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北京反对任何国家的官方以任何新式接待达赖。北京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在要求高度自治旗号下推动藏独的“分裂分子”，达赖每到一个国家，北京都要向该国发出警告。
达赖喇嘛是周一抵达华盛顿进行五天访问的。他除了会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外，还预定和美国国务院新任命的西藏问题协调人奥特罗见面。但是达赖喇嘛这次访美期间，奥巴马总统没有与他会面的计划。不过美国白宫昨天证实，奥巴马将在年底的时候，也就是等到奥巴马11月与胡锦涛举行中美高峰会之后，再会晤达赖喇嘛。
奥巴马回避达赖喇嘛受到批评
奥巴马这次回避见达赖喇嘛，遭到美国政界部分人士及国会议员的批评。但是达赖的特使吉亚利为奥巴马辩护。吉亚利日前表示，达赖喇嘛不会与美国总统会晤，是因为他们同意将在11月的美中峰会后再会面。吉亚利说，达赖喇嘛希望一个相互合作的美中关系有助于支持西藏的利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周一也强调说，奥巴马现在不与达赖喇嘛会晤，并不表示美国改变了对西藏的政策。他还说，美国新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人奥特罗将在周内会晤这位西藏精神领袖。
2009年10月5日 星期一
56根“民族团结柱”或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北京晨报
昨天(4日)，首都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指挥部艺术总监、导演组负责人陈蔚向本报记者透露，为60周年国庆大典而竖立起来的56根民族团结柱很有可能将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据了解，每根民族团结柱高13.6米、重达26吨，间距为5.91米，填补了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的间隔。在今年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大典上，这些亮丽稳固的民族团结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突破了以往天安门广场庆典活动的平面布局，丰富了大典的背景层次。
陈蔚表示，民族团结柱的承重和抗风能力非常强，可抗11级大风。“它们很有可能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永久矗立。”
据悉，56根民族团结柱是继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天安门广场的又一组“新”建筑。
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
陈独秀
佚名
对于文人来说，监狱不是一个美妙的去处，但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去处。
1717年5月的一天，23岁的法国青年阿鲁埃在王宫的花园散步，碰到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此前，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刚写了一批讥讽摄政王的诗。“阿鲁埃先生，”摄政王说，“我打算让你看一样你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什么？”阿鲁埃问。“巴士底狱的内墙。”第二天清晨，青年阿鲁埃在睡梦中被警察捕去，被直接投入了巴士底狱，并在此生活了近一年。在狱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本《俄狄浦斯王》，在巴黎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引起轰动。在这部剧中，他首次使用了“伏尔泰”作为笔名，这是来自他故乡一座城堡的名字。这次入狱，为他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1726年，伏尔泰又因与贵族军人德•罗昂的矛盾，再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经由两次监狱的洗礼，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斗士诞生了。
在东方，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只眼”的不足百字的小文章，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位“只眼”先生，就是“五四”主帅、中共党魁陈独秀。陈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他也是这么干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像学生一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后被抓进了北洋政府的监狱。陈被捕后，社会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作为党国要犯，陈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在沪宁道上，他依然酣然入睡。陈被捕后，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名动一时的章士钊大律师免费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
“……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胡适虽与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人却是一条战线上的蚂蚱。“陈匪独秀胡适之”，我看你往哪里逃。陈入狱后，胡适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陈曾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犯写序。
有必要提一句，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小媳妇潘兰珍带进了监狱，两人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由于狱中开销太大，除了稿费又无其他收入，因此多靠友人接济，给他接济最多的是章士钊大律师。陈在投身革命前，家产还算殷实，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此后，他拒绝了民国政府劳动部长职务，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让他去美国的邀请，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来，他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转向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对斯大林的反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国难深重、颠沛流离之中病逝。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入过北洋的牢，也尝过洋人的厉害。无独有偶，贾植芳先生也曾四次入狱，分别进过北洋政府、日本人、国民党的牢房，第四次是因胡风案入狱，长达11年。他因此自称“洪宪生人”、“秦坑余民”。问他四个监狱有何不同，贾先生长叹一声：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
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RFI：中国国庆：一党专制宣传的极品样式
作者 肖曼
发表日期 02/10/2009 更新日期 02/10/2009 13:47 TU
中国昨天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向全世界展现共产党政权的强大与繁荣。从上午的大阅兵和花车游行，到焰火晚会，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被转变为一个巨大的舞台，数十万人直接和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表现中国强大富裕，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人民欢欣鼓舞的宣传演出。法新社评论说，中国60年大庆规模已经堪称世界罕见。
和建国35周年和50周年两次“大庆”上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讲话相比，昨天胡锦涛的讲话继承了中国领导人的一贯传统，在热情的口号式语言之外更缺少具体内容。但人们还记得当年邓小平的讲话总结了建国后的历史，特别提到了文革，同时提到了当时争取经济“翻两番”的目标，以及科技、教育等工作。但昨天胡锦涛的讲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语带过，连他标志性的“和谐社会”理论也没有太多提及。当年江泽民讲话曾经采取更宏伟的历史视角，谈到了中国“伟大祖国”五千年的历程和文明成果，胡锦涛昨天讲话则更集中最近六十年，尤其是从毛泽东开始，包括他本人的四代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讲话比较突出地强调了“团结”，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与最近两年来中国西藏、新疆地区的民族骚乱事件，内地民众的抗议活动以及最近有关党内斗争，特别是他和未来接班人习近平关系的种种传闻有关。除了强调团结以外，对于过节中的中国人民，胡锦涛指出了未来“无限美好”的前景，令人回想起10年前江泽民曾经提出的“无限光明”的前景。”如果“美好”、“光明”这种文学性语言不足以说明中国向何处去的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提法虽然比较具体，但对于什么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标志？还需要深入讨论。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后，是否能够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这些国人和全世界关心的问题，昨天胡锦涛的讲话没有给予回答。
昨天白天天安门游行时，广场上由人组字而不断变换的政治口号中，曾经有一条出现了“民主”的字样，“民主”二字与“富强”、“文明”等价值相并列出现了几十秒钟后就消失了。虽然这可能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而不值得注意，但和其它政治口号相比，“民主”的字样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昨天上午胡锦涛面容严峻，身穿黑色中山装，由于毛泽东一辈子穿中山装，法国人已经把中山装当作“毛装”，所以引起法国媒体对胡锦涛穿“毛装”的猜测。被认为将成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习近平，昨天全天在镜头前的表情都非常标准，极显功力。
中国昨天的国庆游行从空中到地面，从武器到彩车，从台前到幕后，追求新意，争写世界第一。官方报道的第一次现象，包括中共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画像第1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3位前领导人的画像同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当游行队伍抬着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相片走过时，看到自己巨幅照片被像神像一样崇拜时江泽民和胡锦涛面不改色，他们是否体验到了当年毛泽东被人民崇拜的感觉呢？
中国向世界展示强大实力，中国国庆阅兵展示多项新型自製武器，其中有核导弹、预警机、新型坦克、巡航飞弹等近50种新式武器装备，尤其是二砲部队的战略、战术导弹，引发各界特别关注。除了新型武器外，也向世人显示军方人力素质的「软」实力。法新社昨天还评论说中国军力先进装备，在亚洲已经是第一水平。
昨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为一个大戏台，几十万人的表演献给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们，表达中国人民对经济腾飞军力强大的自豪，表达对领导自己60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和认同，这台大戏给从电视收看的全国同胞们提供了一次超级娱乐和感官享受，也给处于经济衰退和战争动乱的世界其它部分再一次惊讶。出色的组织和商业运作、先进的技术、举办奥运的经验、等等都使中国成为了举办大型群体庆祝活动的顶级专家国度。但中国的这套整体运作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自娱自乐，不知有多少国家能够欣赏，能够学习。
令人感兴趣的是：整体国力强大后的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集权国家才可能有的节庆样式：这就是集全民之财力人力，通过举办最豪华节庆的方式，在给人民以超级娱乐的同时，以民族主义情绪聚集民众向心力从而化解社会矛盾。昨天天安门广场数千人组成的军乐团、合唱团演奏和唱的，百分之八十是几十年前的宣传歌曲，新歌的政治宣传性甚至更强，很多歌词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比作母亲，爱中国就象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自然，同时把共产党和中国混为一谈，把国家、党等非人性化的政治实体人性化到自己的至亲的程度。一切需要深入讨论加以定义的严肃的话语、字眼、命题在中国不能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多少由中共高层的错误而造成的悲剧是禁忌话题，但执政党却依仗财力，调动中国艺术精英们的才华，以歌曲、电影、大型文艺节目等文艺形式把含混不清甚至错误危险的政治概念和历史事实，灌输给在声光色大爆炸中已经陶醉的广大受众。《复兴之路》、《建国大业》等60年庆祝活动无一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新典范，是从中国封建王朝传承的歌功颂德的极品，堪称一党专制宣传的极品样式。
中国国庆60年的欢庆活动所传递的政治信息固然重要，而其表现的方式也值得深思。这为观察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进而理解中国的今天提供了新的视角。
2009年10月1日 星期四
NYTimes : China Celebrates 60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http://www.nytimes.com/2009/10/02/world/asia/02china.html?_r=2
BEIJING — China’s leaders marked their nation’s 60th anniversary on Thursday with a precision display of military bravado, a fleet of floats representing everything from a giant fish to Mount Everest and, improbably, a female militia unit toting submachine guns and attired in red miniskirts and white jackboots.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immense, powerful and flawless, down to the crystal skies which, just a day earlier, had been laden with smog.
In all that, it was a fitting analogy for 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wanted their citizens and the world to regard them — and, perhaps, how they may be feeling themselves these days. The last such parade, in 1999, was of interest mainly to foreign military analysts and China hands. This time, the world’s news outlets reported raptl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very detail, and China’s state-run television network streamed video coverage over the Internet,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to viewers worldwide.
Beyond that, however, the Chinese made few concessions to their global audience. The 60th celebration was slightly kitschy and indisputably retro, a carbon copy of the prior once-a-decade celebrations. “On one level, they are naturally aware of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but in the end this is a parade and show for Chinese leader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Geremie R. Barmé,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aid in an interview. “It has always been such a show. It is a display of China’s might and power. When it comes to this kind of parade,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s are just not that important.”
A confident President Hu Jintao, clad in a high-collared Mao-style jacket, told the invited guests — the general public was not allowed to attend the parade — that “infinitely bright prospects” lay ahead for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Today, a socialist China geared to modernization,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has stood rock-firm in the east of the world,” Mr. Hu said in a brief speech speckled with boilerplate references to Chinese-style socialism. The Chinese people, he said, “cannot be prouder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our great motherland.”
Mr. Hu review of his troops — made standing in the open sunroof of a Chinese-made 12- cylinder Red Flag limousine — echoed the reviews conducted by his predecessors in decades past. Television images showed Mr. Hu waving stiffly and calling out “Greetings, comrades!” through four large microphones attached to the automobile’s roof. Following tradition, the troops replied in unison, “Serve the people!”
The vast display of military power —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52 weapons systems; 151 warplane flyovers; 12 intercontinental-range missiles; and new a missile, the Dongfeng 21-C, that one day could be used to counter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 received by far the most attention. While China’s military remains well behind that of many developed nations in sophistication and firepower, analysts said, its progress since the last such parade in 1999 was impressive.
Analysts said, however, that there was little or nothing unknown in the procession of hardware.
And some of the most notable changes did not involve the military at all, but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a paramilitary force that was a bit player in the past. On Thursday, the police had specially outfitted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a signal of their growing stature. The group is the government’s main internal security force and played crucial roles in suppressing ethnic disturbance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in July and in combating riots in Tibet in March 2008. Their performance in Tibet was widely criticized, and the government has since taken steps to modernize the force and train it to military standards.
To foreigners, the show of firepower and Mr. Hu’s bromide-filled speech may have evoked memorie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performances at May Day ceremonies. But in China, the National Day ceremony is directed mainly a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at the 75-million-member Communist Party, which not only runs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has direct control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military journa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ews said in February that the parade “is a comprehensive display of the Party’s ability to rule.” And the theme of this parade, hammered home in weeks of newspaper articles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i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China strong,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respected in the world — and that it is in firm control.
Those points were underscored in the procession of floats that followed the military display in the parade, in which each underscored a Chinese province’s charms or one of China’s accomplishments. One float carrying fish and a sheaf of wheat proclaimed China’s ability to feed itself; another, holding a huge space capsule, celebrated China’s manned space program; another depicted the bullet trains that are beginning to link a few large cities.
Each of four floats bore a huge portrait of a Chinese leader with his trademark slogans: Mao Zedong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Deng Xiaoping (“Push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Adhering to the important though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current president, Mr. Hu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here was moment when Hu broke into a nearly human-like expression, when he saw the girls in the miniskirts.” said Mr. Barmé, of Sydney. But his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parade? “Incredibly dull.”
Sharon LaFraniere contributed reporting.
2009年9月30日 星期三
齐鲁晚报：“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
本文亮点如题。
汉语是低级语言吗？
文/徐宏力
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447852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
最近，署名“飞龙在半天”的网友发帖子，说“汉语是一门低级语言”，引起了热议。他认为数字是进制语言，仅用从0到9的符号进位就能表示无穷整数，扩充力极强。英语也是一种进制语言，采用了26进制，这些字母有自己的序列，可以像数字那样进行精确表述，大部分科学技术都是使用进制语言的人发明的。汉语没有基本字母，符号间也不能排序，正因为如此，计算机的出现与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就是必然的了。进制语言才高级，汉语不能进制，当然也不能进步，所以低级。
为什么说接近数学就高级，不说接近文学才高级呢？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更密切。用数学来评价语言学现象，而且得出高低结论，可能没什么把握。这就好像以女人的风韵来衡量男人的风度一样，难免张冠李戴。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我们尤其不能成为“数奴”，只使用数学思维的人，脑子偏瘫。做事的智慧、做人的品位等复杂的高级东西，都不能用数字来描述，有时定性判断更有效。我们从数里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学术评价中的量化分析便不是什么高级手段，只能当做中初级标准，合理尺度在同行学者的心智中。
中国人发明不了计算机与说汉话没关系，就像中国人长不出黄头发与说汉话没关系一样。文艺复兴解放了欧洲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激活了求真传统，市场经济呼唤物质手段，这是西方科技领先的根本原因，其优势不取决于怎样说事，而取决于怎样做事。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不能说讲汉语的人方向感就强，最早测绘世界的还是哥伦布那些西方人。古代华人科技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并不是因为使用了汉语的缘故，我们现在落后了，也不能找汉语的毛病，如果将来能在某些方面领先，也不能给汉语记功，应该向科学界敬礼。
在中西方交往史里，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很赞赏《周易》，指出阴阳八卦与自己所建立的数学二进位制不谋而合，现代电脑软件的数学基础就是二进位制，而《周易》是五千年前中国符号智慧的结晶。我不是说画符的高手就一定能设计软件，而是想说，汉语所负载的文化也有科学素质，中国落后了，不是因为语言落后，而是社会落后了，现在正在追赶。
西语是拼音文字，文随音走，音变了，字就变了，孕育出另一种语言，欧洲的衍生语种很多，形成了小国寡民的格局，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汉字表意，与发音无关，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的话，但能看懂他们的文字，依然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深度交流。汉语如果走音路，也会派生出很多语种，中国也会分裂为很多国家。秦始皇统一了疆土，也统一了文字，前者利在当时，后者功在千秋。从国语稳定国势的角度看，汉语才高级呢！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这就像小猫与小狗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样，喜欢狗的人比喜欢猫的人多，但是狗不比猫高级，它们同级，狗能看家，猫还能抓耗子呢，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网友“飞龙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观点浮躁，很难落地。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