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0/10/2009 更新日期 20/10/2009 20:33 TU
自2008年三月西藏危机发生以来，隐藏在中国崛起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独立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刚刚结束访问美国行程的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 印度达兰萨拉接受了本台中文部记者雅尼克的专访。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均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 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我当时就感受到这些官员他们内心中的痛苦，就是说对当局不满的痛苦。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也有接触，接触的次数也比较多，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都有压力，都面临一样的状况。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非常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当然，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批评我与热比娅见面。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认为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并没有你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走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你们尚未见面。这次在美国您没有与他会面是否与中国外交上的主动出击有关？此外，您什么时候与奥巴马见面？就此，有何安排？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身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第二点，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这样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要按照我的行程安排，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同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这可能很微妙。您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当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见政治人物 。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和睦。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爽的，我觉得很好。
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前景？
达赖喇嘛：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不能做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那时当然有国家机密，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2009年10月20日 星期二
RFI：本台特派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专访达赖喇嘛
2009年10月18日 星期日
这钱那钱，都收到民国三十八年了~~~
寅吃卯粮：河南企业被要求提前1个月缴税给政府
中国经营报
“你千万别说是我说出去的，我们这些企业现在月月提前多缴一个月的税给地方政府。”10月15日，河南省林州市一民营企业主罗荣（化名）“战战兢兢”地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说。
在各地保增长的大战中，“寅吃卯粮”的现象还是出现了。有企业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反映，2009年以来，河南省林州市（县级市）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为“帮助”当地政府完成财政收入、GDP等指标，正在向当地税务部门提前一个月缴付税金。
“寅吃卯粮”惊现
“从2009年3月份开始，我们地方的国税局纷纷到一些企业去游说，称任务太重，希望企业能支援一下。”罗荣对记者说。
罗荣说，此后，他的企业和与之规模大小相当、效益稍好一些的民营企业在林州国税部门的“授意下”开始了提前缴税，他们戏称这是被“光荣”了。
据罗荣介绍，此次被要求提前缴税的企业多为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具体有多少家，尚不得而知。
“一些有规模的大企业，税务部门还不敢去碰人家，他们净找‘软柿子’捏。”河南林州市另一位企业主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据介绍，提前缴税的具体做法是，每个月提前预缴下个月的税金，如某企业8月份应缴税金是10万元，如此一来，这个企业在8月份应缴的税金则变成20万元，以此类推一直到2009年的12月末。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为何不去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对于记者的反问，罗荣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我们哪里敢得罪人家呀，今年形势不好，地方政府压力的确也很大，也可以理解吧。”
所谓“寅吃卯粮”，是指应该在下年收的税款提前在当年收了。这在税务部门的相关规定中是严令禁止的。
罗荣介绍说，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为此还宴请这些“响应”提前缴税的企业主，显然，为了让这些民营企业主乖乖听话，河南林州市的官员动了不少心思，在罗荣看来，这些官员用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效果的。
记者了解到，国税局在此期间会根据企业往年缴税的情况预估一个额度，而此时，企业的销售行为尚未发生。“国税的指标是硬性的，地税则比较灵活。”罗荣如是解释国税预征的理由所在。
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河南省林州市国税局办公室，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否认此事，但称不清楚此事，并请记者致电该局办公室主任，但在发稿前，记者尚未联系到该局办公室主任。
资料显示，河南省林州市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营经济主要活跃在汽车配件、钢铁产业的一些加工行业。2007年，林州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5亿元，达到52266万元，比上年增长29％；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突破10亿元，比上年增长 32％，收支规模双双迈上了新台阶，连续22年位居河南省各县（市）之首。
政绩考核倒逼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以后，中国经济也遭受重创，为尽快走出危机，我国提出了“保八”的增长目标，而各级政府则“层层加板”。
事实上，省一级政府提出的目标均大于8%，比如，河北省政府提出的目标为9%，而河北某些地市一级则是10%，县一级已经达到了11%。
在河南，省政府则提出2009年GDP增长目标为10%，如此推算下去，河南省的县一级政府，提出的GDP目标至少应该在12%以上，而林州市正是河南省安阳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遗憾的是，记者并没有找到林州市2009年的GDP目标是多少。
“GDP、财政收入、节能减排”是考核一个地方业绩的硬指标，尤其是财政收入是做不了假的。”河北一不愿具名的县长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据这位官员介绍说，在河北如果连续三年完不成这些指标将被问责。在这位县长看来，2009年的“保增长”压力十分大，目前一直处于焦虑的状态。
而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除了土地出让金外，就是税收了。记者了解到，目前国税的25%已经划给地方支配，地税来源可供地方支配的基本能达到100%。
“在保增长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的事情应该不足为奇。尤其是越贫困的地方，这种事情越多。”上述官员介绍说。
这位官员认为，相比于政绩考核，“寅吃卯粮”的风险要小很多。
“对于寅吃卯粮这种做法是严令禁止的，如果某些地方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10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信访办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税务总局一直很重视这件事情，并于2009年5、6月份专门针对“寅吃卯粮”现象三令五申。
在这位税务总局信访办人士看来，如果有些地方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和地方政府下达的一些指令性目标有关系，以前他们也曾接到过类似情况的反映，但并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经营报》记者拿到了一份材料，是2009年河南林州市政府给各市直部门下发的目标。材料上显示，林州市财政局一般预算收入完成8.12亿元，增长16％。其中财政部门完成19528万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16亿元，增长22％；国税局：确保组织的地方税收达到26168万元，增长16％；地税局确保地方税收收入达到34922万元，增长20％；三产营业税增长35％。
走偏的“晴雨表”
有道是：税收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税收的一增一减,客观上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质量。
有专家认为，有些地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有些穷的地方“越穷越收、越收越穷”、空转税款、寅吃卯粮的现象不乏存在,而有些富裕地方则是有税不收或寅粮卯吃,导致“晴雨表”的失灵,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各地“寅吃卯粮”的现象一点儿也不足为奇。
资料显示，2004年江西抚州曾“挤干”“水分”一亿多元，而这些水分指的就是“过头税”。
2009年，甘肃省兰州市的收费部门，在没有任何批复和授权的情况下，开始“预征”2010年的路桥费。面对质疑，当地建委和收费管理处坦承道：“兰州市政建设缺钱，国家有多渠道融资的政策，要用足国家政策。坚信路桥费不会取消，就提前预收了。”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公众一片嘘声。
对于这种“寅吃卯粮”的现象，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认为，政府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么多年，钱，大手大脚花惯了。增加开支很容易，皆大欢喜，要去减少开支，无异于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平说，“多年未遇的财政收入下滑态势，与扩大内需、增加财政投入‘狭路相逢’，地方财政已然入不敷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减少政府财政开支谈何容易。”
面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
贵流氓团伙果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那么那么一个东西。袁木老师的事业香火不绝后继有人。
德国之声：中国官员否认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
文化社会 | 2009.10.18
600余场活动，100余位作家，2000余份已签署的版权合同。在10月17日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这些数字是主宾国所津津乐道的。但记者仍提出书展上所谓的 "两个中国"、审查制度和中国如何看待西方批评的"尖锐问题"。主宾国执委会主任张福海表示，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
来自土耳其媒体的一名记者问到，在书展上，有官方的中国，也有流亡作家的中国，可他看到双方并未能走到一起，是否有什么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共同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主宾国执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福海回答说，他没有权力强迫作家坐在一起："人都是自由的，是不可强迫的。我们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意愿，作出我们的决定。所以说，我没有权利，去强迫哪个作家和哪个作家坐在一起。这是作家们的自愿。就像今天，我很愿意和你坐在一起来交流，但我管不了别的人。"
中德文化差异随处可见
一名来自基督教通讯社的记者向张福海提问，他如何看待有关中国审查制度的讨论，以及如何看待西方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批评。张福海首先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此前我其实也说过，德国的枕头非常的好，品质很好，像德国的其它产品一样非常的好。但是呢，我睡不习惯，因为德国的枕头太软。我喜欢中国的枕头，虽然它是用草糠做的，比较硬，有利于我的颈椎。所以，如果你要说中德文化之间的差异，我觉得随处可见。"
张福海：中国没有新闻出版审查
随后，张福海明确表示，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但出版者有道德的自我约束："你说我是否听到审查制度。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很有意思。在中国--我不知道你说的其它地方--比方说，一个人犯了罪，警察把他叫过去，审查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想跟我工作有关，那就是新闻出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在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的审查制度。在中国，一部书是否可以出版，一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有出版社的老总来决定，有报社的老总来决定。我对德国不是很有研究，我想德国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因为这些出版社、这些报社的老总们，他们要有两条考虑：第一条，他要考虑市场。第二，他要符合中国的法律。中国是法治国家，跟德国、很多国家都一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我想，出版家们都还有一个自我约束，就是他们道德的自我约束。这个是由他们自己来秉持的。"
记者反映中国代表拒绝接受采访
在此前的发言中，主宾国聘请的公关公司WBCO负责人弗朗克·沃尔施坦再次批评德国"部分公法媒体的错误报道"，也就是有关中国代表团成员受到上级要求不得随意接受媒体采访的说法。他表示，书展以来，聚焦中国主宾国活动的德国媒体报道已有5000多条，包括广播、电视和报刊。其中部分是有批评性的，也不乏争议话题。但沃尔施坦说，公法媒体不应传播错误消息。尽管如此，仍有记者反映，在中国展馆希望采访各出版社的中方工作人员代表时，往往会遭到拒绝。
沃尔施坦强调，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日益吸引着西方的出版商，另一方面，随着对中国关注的增加，西方对于有关中国的图书的需求也在增加。他认为，无论从宣扬中国文化，还是出版贸易的角度，中国都实现了在书展上主宾国活动的目标。主宾国执委会主席张福海也表示，参加的初衷是向德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作家，希望通过法兰克福书展进行更多的版权贸易，同时也希望能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他认为，这些目的应该说都达到了。
作家刘震云、叶延滨也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奥地利声援西藏人士
会场上，四位来自奥地利萨尔兹堡声援西藏民间组织的代表以静默的方式表示抗议。他们身披雪山狮子旗，手举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儿时的大幅照片，站在会场的一角。其中一位名为卡琳·德蒙特的女士表示，他们希望知道1995年失踪的、当时6岁的更登确吉尼玛及其家人的下落。北京政府不承认更登确吉尼玛的班禅身份，并曾表示已将其"保护起来"。
作者：苗子
责编：乐然
热比娅将现身法兰克福书展
明镜网特约记者 李子
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中国最担忧的事即将发生，热比娅正从新西兰前往德国，她的出现势必使法兰克福书展成为北京与疆独斗争的一个战场。
另据新西兰《乡音报》报道，当地时间13日，热比娅在奥克兰大学参加公众集会并发表演讲，当地众多华裔留学生在会场内对其表示抗议。
报道指出，热比娅的此次行程是受新西兰绿党组织的邀请，参加两场公众集会。热比娅到达会场时，已经有大约20名华人留学生在会场抗议，一名抗议者说，“政府不该允许她到新西兰！”
在法兰克福，中国参展团一名官员对明镜网说，中国很担心疆独藏独分子和法 轮 功利用法兰克福书展弄事，所以作了周密的防范工作，包括对参展团成员进行严格的纪律要求，不得接收反动传单，不得单独行动。
一位参展团的接待女士用德语回答西媒记者关于中国人吃狗肉问题的时候，一名中国男性安全官员匆匆赶来用中文发出警告：不要随便接受采访！
明镜网记者在中国展厅所见，中国参展团的成员三五成众集中在一起聊天，似乎并没有多少热情招呼参观者，事实上，参观者也寮寮无几。虽然中国是主宾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参展团，却没有几本书可以真正走向西方社会。
现场观察者对明镜网说，中国展示了财力和雄心，缺的是可以传播的价值。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已经有600年的历史，而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兰克福书展于1949年举办首届，今年是第61届。
首次作为主宾国的中国向这次书展派出272家内地出版机构参展，还派出了有50多位作家和学者的庞大代表团。
2009年10月17日 星期六
德國之聲：瑞士记者感受北京三味书屋
德语媒体 | 2009.10.17、
随着中国作为主宾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亮相，中国国内的图书市场也引起德语媒体的兴趣。《星期日新苏黎世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记录了记者在北京三味书屋的见闻。
《星期日新苏黎世报》在文章中写道："最近，三味书店又充满了笑声。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七十岁的作家杨继绳用一个半小时摘录朗诵了他的作品《墓碑》，这是一部无情揭露毛时代大饥荒的调查报告，它把党编写的官方历史称为弥天大谎式的宣传。
这时，听众中一名年轻人发言，他介绍自己是下面省里一家报纸的记者，他只能写好消息，从来不能报道真相。他想知道，如果要偶尔写一点自己不必为之羞愧的文章，他应该从何做起。杨继绳回答说：'年轻人，要有耐心，你会等到这一天的。我在新华社工作了一辈子，最多只写了三篇像样的文章。但是退休以后，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你就高高兴兴地等着进入老年吧！'"
讨论禁书的地方
在三味书屋，这样的黑色幽默比比皆是。星期六下午，这里总是人满为患。这些拾漏补遗的私营书店在销售额方面虽然无法与国家的大型连锁书店相比，但作者与读者可以在这里讨论禁书，这些书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碰头的地方：
"这是古老文化的复兴：早在一百年前，当中华帝国分崩离析、中国在寻找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时，书店就是改革和革命思想的重要转运站。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也是从书架及其附属的沙龙获取了精神武器，为他们实现变迁的雄心服务。毛泽东也是这样，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他在那里进行了首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练。
由于共产党知道言论和知识的力量，所以它今天竭力控制并钳制讨论。尽管如此，言论自由总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隙。公开讨论和进行批评的最重要论坛是互联网，但网络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多地聚集在现实世界，书店成了他们首选地点，因为他们在这些书店附属的咖啡厅或茶馆里可以组织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活动。"
来自政府的压力
1988年，互联网时代尚未开始，三味书屋就已开始营业，这是北京第一家顾客可以随意阅读、不一定必须购买书籍的私营书店。在谈到这家书店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时，书店主人李世强和刘元生这对年过古稀的老夫妻说：
"由于做报告的人都是有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的言论可以走多远，所以三味书屋才免于被封。这对老夫妻不无自豪地说，虽然警方多次要求书店少举行一些涉及批判性题材的活动，但他们顶住了压力。李世强说：'我们知道，每个星期六都有政府的人坐在听众中，但对此我们并不反对。相反，我们认为，他们也应该参与我们的讨论。'"
摘译：王羊
责编：达扬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从经济角度看，也是2019前后。
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
危机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镇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越。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在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不过，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是更加商业化、市场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换功能也淡化，那种通过家庭血缘关系来互通利益的传统安排已经越来越轻。许多人说现在社会的人情味淡，离婚率高，生小孩的数量也少了，等等，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在金融市场以及其它市场取代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活着。所以，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没有了，离婚属合情合理的选择。有了金融市场解决养老病残的经济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没必要靠多生小孩“养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从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贵呀，就那么几十年，何尝不充分享受自由飞翔的人生体念呢？市场的发达最终实现了“五四”运动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
（本文是作者应《中国企业家》邀请以2049年的时间点虚拟写作，文中2009年后的具体经济数据均为虚构）
[德国之声]欧盟倡议：学龄前儿童应尽早学习外语
欧洲人会好几种欧洲的“外语”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欧洲人不会欧洲的“外语”才是天理难容。不是因为懒就是因为笨！！！
教育 | 2009.10.10
2002年起，欧盟理事会要求欧盟国家所有学生都应尽早开始学习至少两门外语，并将9月26日定为"欧洲语言日"。根据专家的意见，学龄前儿童开始学习外语最容易，因此欧盟委员会最近启动了一项名为"Piccolingo-多语种教学"的宣传攻势，目的是要提醒欧洲父母关注儿童进行早期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布鲁塞尔一家名为"新鲜水果"的幼儿园内，8名学龄前儿童围坐在一张橘红色的桌旁，正高唱着一首英语欢迎歌。之后孩子们拿出彩笔，开始绘画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在英语单词"Happy-快乐"的下方画出欢笑的表情，而在英语单词"sad-悲伤"的下方，画出了悲哀的表情。美国及巴西混血的幼儿园女老师维拉介绍说，这里的老师们有办法让三岁的孩子也对外语感兴趣，维拉说："我们必须拿出真正的创意和运用很多视觉上的诱导，让孩子们产生好奇，使他们兴高采烈地参与到我们安排的学习内容中。"
在多种语言教育下成长的孩子，多半性格发展平衡，这正是罗马尼亚籍的欧盟多语种专员奥尔班对欧盟公民未来的展望。因此，他推出了一项名为"Piccolingo"的宣传活动，希望以此说服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家长，及早让他们的孩子学习外语。奥尔班说："这样能提高孩子们将来的生活质量，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一些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额外技能。"
根据最新统计，欧盟内仅有三分之一的成人会说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有60%的高中生至少学习两门外语。欧盟专员奥尔班的英语和法语都是在学校里苦学出来的，而不是在幼儿园里一边玩儿一边学到的。他表示："我很遗憾过去没有多学几种其它外语。如果我们越早学习一门语言，那能使我们终身受用无穷。"
孩子们寓教于乐学英语
来自意大利的卡加乔利女士也这样认为，她嫁给了一名法国人。他们把三岁的儿子送去"新鲜水果"幼儿园上课。卡加乔利女士说："我们这一代的英语都是后来学的，学起来真的很难。我不希望我的儿子遇到跟我一样的困难。"
而其他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在学龄前被太多混在一起的语言弄糊涂了，所以更愿意孩子把精力放在学好母语上。语言专家艾德恩博斯设法消除家长们的这些偏见，他指出，目前已经有大量报告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绝不会给学习母语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它能带来积极影响，特别是在语言运用方面，而且对于以后学习其它外语的帮助也不小。"
帕特莉齐亚·皮提茨于六年前开办了这所多语教学幼儿园，受到家长们的热烈反响。目前有大约200名学龄前儿童在这里学习外语。仅双语幼儿班就有将近70个名额。皮提茨说："来询问的家长多到不行，我们简直应付不了。但光是提醒家长重视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经济上的配套，以支持大大小小的促进项目。我确信，光让家长们意识到问题的重要肯定是不够的。"
换句话说：皮提茨虽然为欧盟委员会的书面肯定感到高兴，但她更希望欧盟能够提供具体的财政支持。
作者：Susanne Henn/严严
责编：谢菲
草食动物大月饼
芦笛老师最适合写这类题材。
芦笛 @ 2009-10-9 22:37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archives/343889.aspx
消极贤甥出来质问我，引出了一连串精彩跟帖，尤其是稀副统帅贴出的蓝天使的飞行表演，令我看得屏住了呼吸：四架飞机同时从同一跑道起飞，同一瞬间离地，在空中靠得那么近，有两架几乎是上下贴在一起，在空中作同步翻滚，而且竟然还有对穿！喷气式飞机速度之快，稍微一个疏忽，立即就是机毁人亡。记得巴黎国际航空表演就出过对撞的惨剧，而蓝天使们竟然多次在间不容发的空间中对穿，如此空中杂技，当真是深骇物议。
由此再次想到一个困惑我多年的老问题，黄人和白人是不是在构造上有点不同，黄人比较温驯，如草食动物一般，而白人类似肉食猛兽，喜欢冒险玩命？
这说法可不是我提出来的。70年代后期，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日本人的文章，说草食动物的肠子很长，肉食动物的肠子比较短。此乃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常识（顺便告诉小钟，“众所周知毋庸置疑” 之所以成为我的口头禅，乃是为了挖苦老马。他那阵子自我标榜是怀疑主义者，说凡是谁的文中写了“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之类的话，他就不再看下去，因为世上没有这种事。我于是便问他，难道“众所周知，韩战是北韩发动的”也不能成立？此后我写文章便专在大众常识前面加上这两个用语，每次后面跟的都是毫无问题的事实陈述，这习惯最近才放弃，因为觉得无聊），草食动物的食物营养价太低，当然消化器官必须非常发达，这才能把营养品一点不剩地吸收进去。牛有四个胃，所以它吃的虽然是草，挤出来的则是牛奶和血（鲁迅那百万富翁的），牛肉营养价还特别高。肉食动物吃的好，当然用不着仔细消化，大可去粗取精便是。
那日本作者由此把肠子的长度和性格联系起来，说是肠道长度越长，则动物的性格越温驯。他进而说道，黄种人的肠子的长度也比白人长，因此黄种人更像温顺的草食动物，而白人更像凶猛的肉食动物，云云。
虽然那作者没有出示统计资料，而且我直接怀疑能有此类有意义的统计资料，但他说黄人的肠子比白人长，有可能确实成立。盖两类人的传统食物不一样，直到近代，黄人的传统食物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白人食谱中则有较多的肉类奶制品。因此造成解剖上的差异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后面两条是否“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这外行就一点不懂了。动物的性格不由神经内分泌系统决定，倒由肠子决定，这是什么高妙道理，我可实在想不明白。
不过据我这海外赤佬毫无统计意义的一点观察，白人倒确实有点像肉食猛兽，而黄人则更像草食动物。但这似乎与消化道无关。相反，我觉得白人的消化系统效率似乎更高些。他们不用吃很多便能保证相当旺盛的精力。我太太来前，我曾与一位南斯拉夫人合住过。他身高1.86米，每日只吃一顿饭，每次只吃四个小小的sausages（灌肠），居然也就能维持全天运转。我问他是否会感到饥饿，他说不会。要是我啊，早就低血糖昏倒了。由此可见，作为热机，他的能量转换效率要比我高到不可胜计。[对对。白人他怎么就能不饿呢？]
说白人更像猛兽，倒不是指他们的热机效率而言（兴许草食动物的热机效率还高过肉食动物，这才能把干草转化为牛肉），而是说白人更富有侵略性，更喜欢冒险玩命。
我这念头大概是在90年代初起的。那次我带全家去旅游，在某个小城的公园里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了运动项目的滑板游戏：人站在装了小轮的板子上，滑下一个凹曲面，靠惯性冲上对面的曲面陡坡，飞入空中，在空中转体，再落回曲面上来，再冲到对面的陡坡上，再飞入空中，再转体落回，如此循环往复。这运动大概大家都在电视上见过，只是我不知道正式名称是什么。
当时引动我注意的，一是运动非常危险，而且毫无防护，搞不好就要摔断脖子，不是当场毙命就是终身瘫痪；二是那运动员的年龄看上去居然比我还大，却不但耽溺于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危险游戏，而且看上去非常快乐。每次他在空中漂亮地转了个身落下来，他都要发出兴奋的尖叫，似乎从危险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刺激。让我又是替他捏把汗，又是觉得啼笑皆非。
这种事，国人会去干么？Never！驱使他去玩命的，肯定不是名利，那完全是业余运动，而且以他的年龄，再怎么苦练也绝无可能变成明星，参加大赛，取得名次。他之所以爱上那运动，无疑是被其中的危险所吸引，那刺激强大到他无从抵抗，不时时体验一番大概就会憋得难受。
于是便想起过去在国内从《读者》上看到的一则趣闻：有人曾把自己钉在木桶里，请人把那木桶扔进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上游，再从下游捞起来，那目的完全是为了体验飞流直下三千尺到底是什么感觉。据说，那疯子从木桶里钻出来后居然毫发无损，也是奇事一件。
这种事，国人是不会去干的。咱们比较深谋远虑，在行动之前便历历预见到危险乃至那悲惨的后果。例如我第一次见到那滑板运动，马上就具体而微地想到那运动员在空中未能及时翻转，或是没落在地方，跌下来折断了脖子，接下来便是他呻吟床褥瘫痪终身的凄惨镜头。别说在他那个年纪，即使是再年轻三十岁，我也没那胆子、也不屑去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
然而鬼子中就是颇有人喜欢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这才出了悬崖跳伞，悬崖攀登，漂流，摩托车飞跃天堑等运动项目。黄人在这方面似乎毫无原创力，都是跟着鬼子一步步爬行。而且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附着了重大政治意义——什么黄河漂流，长江漂流等等，都是为了填补空白，为国争光，有如说是体育运动，莫如说是政治运动。
这种天性的区别，似乎决定了个体投入战争的动机不同。黄种人也可以非常勇敢，但那必须是神龙教徒，大脑完全被宗教激情主宰，日本神风特攻队就是典范。早期共军也有三分那种气派。但邪教一旦不灵后，士兵的勇猛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这种勇敢的发生机制，有点像《聊斋•马介甫》上介绍的“丈夫再造散”，药力发作时勇猛无敌，药力消散后便嗒然若丧，跟瘟鸡似的。
而鬼子似乎并不太讲究洗脑动员，靠的不是高度的政治觉悟，而是士兵喜欢冒险、渴望荣誉的天性。要完成什么危险或重大的任务时，指挥员常常征集志愿者。每逢我在电影上看到这种场面时，我就想，要是我就不会报名：）离开鬼子喜欢冒险的天性，似乎很难设想这种办法能奏效。当然，我也曾是志愿者——当年下乡谁不是自愿报名？但那自愿的基础是大家都知道若不自愿，后果比自愿更糟糕。鬼子又没这套“强迫自愿”设计，因此他们召集的或许真是志愿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鬼子真有点像食肉猛兽，而黄人则像食草动物。我曾在家里这么说过，吾家小芦第一个表示赞成，说鬼子的体臭有点像动物园狮虎山的气味，国人就没有这种气味。这比方很准确，动物园的草食动物区确实没有猛兽区的气息强烈：）
如今国内的小帮菜统统成了小钟那种感情细腻精致无比的五彩图，又都是娇生惯养吃不得半点苦的独生子，还能有什么战斗力？何况军队之腐败黑暗远远胜过地方，早在90年代初便开赌场，大规模走私无所不为。这种腐败军队能有战斗力，太阳也从西边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地出来了。
最令我大惑不解的还是，无论是捧月饼的爱国同志也好，贬月饼的反革命同志也好，都拿共军去跟美军比，这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其实老金早说得清清楚楚了：既然据说有了强大的武力，何不去周边国家耀武扬威，把那些失地收回来？
我也觉得纳闷儿：世上只见过欺软怕硬的，还没见过欺硬怕软的。我党敢装出“西安以东”的悲壮模样来，却要“搁置”中国主权，去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共同开发”中国领土内的资源，这到底是什么龟孙子兵法？莫非我党自己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纸老虎，跟老美提虚劲唱高腔没什么关系，反正不会兑现，但若为捍卫中国主权与周边国家较真，则免不得要把贵州驴子的底给泄露了，所以不如装出视万里江山如粪土的慷慨大度状来比较明智些？
但共军再无能，总不至于连穿裙子的缅军都打不过吧？眼看着名副其实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果敢的华人住民备受迫害还能无动于衷，这样的政府真是人民政府，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民族英雄哦。
这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最可悲之处——就连搞极权统治，咱们也盼不到斯大林式精明强悍的的高智商大独裁者。
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斯大林的最大罪行乃是反人道罪，不但害死了几千万苏联人，更把赤祸输出到全世界去，害惨了十多亿人民。但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从苏联帝国的利益来看，他始终极为明智地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扩张苏联的领土与特权的机会。在外交上，他最精通恃强凌弱，畏强避战，专捏那些无还手之力的软柿子，不战而夺人之土。二战前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波兰，二战后逼迫中国放外蒙“独立”，都是恃强凌弱的典范。蒋经国披露的他与斯大林的谈话，最能表现老毛子那种自恃对方无力反抗自己、盛气凌人有恃无恐的野蛮性格。
但若对手是强国，则斯大林非常能忍辱负重，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冲突。二战前他不惜一切避免和强国德国与日本开战，为此不惜让中国代理人以挑起中日冲突“保卫苏联”。在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去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之后，他不惜打破深居简出的习惯，破例到火车站送行。只是到了战争后期，他见日本已经毫无希望，这才在美国人扔了原子弹后趁机出来奋勇打死老虎，在远东捞到盘满钵满。
二战后他又畏美如虎，千方百计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千方百计怂恿中国走狗上去替他送死。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原来斯大林答应派出空军，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事到临头他又变了卦。这原因沈志华教授在有关韩战的论文中披露了，乃是因为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派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斯大林把这看成是美国的警告，吓得立即撕毁诺言，再不敢履行当初的承诺了。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美军飞机频频入侵苏联领空，但斯大林一直敢怒不敢言，P都不放一个，默默忍辱吃哑巴亏。直到1950年9月4日，一架从旅顺基地起飞进行训练飞行的苏联轰炸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苏联政府才提出抗议。然而就连这弱弱的抗议仍遭到美国拒绝，其理由是击落轰炸机的飞机受命于联合国，因此美国不能接受苏联的抗议。在苏哈亚机场遭到美机袭击时，苏联作了唾面自干的最大克制：既没有派飞机升空迎敌，也没有使用地面机枪和高炮进行还击。事后外长葛洛米柯召见美国驻苏使馆参赞表示抗议，但美方拒绝接受抗议照会。苏联人没办法只好把照会寄给美国大使馆，却又被美国大使馆退回。斯大林也就抹抹肚子，咽下了那口恶气（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但这并不妨碍他唆使憨狗去咬石狮子，拼命怂恿中国出兵。在斯大林践踏诺言，表示无法为中国提供空中掩护后，中共政治局决定不再派兵，为此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因为这是苏联先不守信用造成的，所以斯大林虽然无奈，却也无话可说，只是用“美国威胁”恐吓中国，企图说服中共替他火中取栗。据师哲说，斯大林先是告诉周恩来金日成抵挡不住，北韩恐怕要丢掉，接着便恐吓道：
“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就谈不上了。他们那时怎样都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可来。当然，现在还难以预料到以后的一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到的。”（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496-497页）
既然美国陈兵边界，对两国都构成威胁，那为何武力强大的老大哥不亲自上阵，要让小喽啰去送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世上居然也就有毛泽东那种蠢货去“狗爬楼梯上猫当”，而这种蠢货居然也就能力排众议，压下政治局绝大多数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在苏联不提供空中支持的情况下悍然下令派兵过江！由此招致文明世界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制裁、封锁与孤立，而这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治国白痴，竟然也就一度被全民奉为神机妙算的鬼谷子！
这是不是提示，因为食物的营养价区别，使得草食动物连玩阴谋诡计，都比不赢肉食动物，哪怕是大独裁者，也要比人家的大独裁者的智力低若干个数量级？
[其实出兵朝鲜并不是因为唇亡齿寒，只是慑于斯大林大元帅的威胁。作为儿皇帝，岂有不听父皇帝的？只有去朝鲜卖命，才能得到工业援助，才能巩固中苏同盟关系，才能在苏联的卵翼之下关起门来做皇帝。刚定鼎的毛太祖不是不怕美国，而是太怕美国，才会出兵朝鲜。因为太怕美国，就决计不能得罪苏联，去朝鲜跟美国人拼命固然伤筋动骨，好在本来也没啥家底，好在背后有苏联，只要讨得苏联欢心，美国就很难把贵党国怎样。文明世界对贵党国二十多年封锁，这对毛太祖及其朝臣来说不是什么心腹之患。这个道理很明显，也不需要斯大林毛太祖本人的言论为证——他们不会这么说。]
2009年10月9日 星期五
奇文说真相
敌对势力炮制的、旨在泄露国家机密的黑文章。
在《新闻联播》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温家宝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平壤，对朝鲜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在国庆六十华诞前突然增添“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之后的使出的又一锦囊妙计。实在令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现在我就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
有的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在国庆前夕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不得已为之；也有的人说，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对中国的当代社会没有多么大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没有远见的观点和看法。
他们此时的心态和当初在井冈山时期一些人（包括林彪）当时的心态是一样的；他们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过高的夸大了对手的力量，过小的看待真正的革命的力量、过小的看待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至于当革命形势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人还坐在家里呕气、还在那里发着各种各样的牢骚。
先说一说“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情况。我们大家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都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是整个活动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这个方阵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不管是它的排列来讲，还是它的歌曲安排来看，都属于上上乘，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不管是观礼台的的老英模，还是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幸福的微笑。单就这短短的十多分钟，就已经宣告了那极少数精英苦心经营的几十年“非毛化”的彻底破产。
这个方阵的出现，其实是这次欢度国庆节的最大政治意义。阅兵、游行、彩车都不过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惟独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一件最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它将来一定会载入历史的史册。
在当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仍然是以嘹亮的令人振奋的《东方红》乐曲起头，又一次把广大人民群众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革命精神提升起来。在随后的大联唱的节目中。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歌曲，一首又一首的响彻云霄，把电视剧前面的我们又带回了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白天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还是晚上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歌潮”，都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安排的。
体现了党中央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党中央和人民群是心连心的。胡锦涛总书记的最后那句口号也喊出了他的心声：“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单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好象看到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天安门呼喊“人民万岁”的影子。
第二个锦囊妙计是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访问朝鲜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蕴涵着很深的意义。
第一、我们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有着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两国的政府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真正的友谊。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体现在外交辞令上，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在两国人民的心里。虽然在这些年来，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之间的关系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而象征着中朝人民友谊的那朵美丽的金达莱是永恒的、永远散发着美丽的芬芳的。
第二、在这个时候，在中朝外交史上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前些年来，一些背叛马列主义的政治精英们，跟在西方的列强黄脸干爸的后面亦步亦趋，把朝鲜妖魔化、恐怖化，把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下，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的生活现状说成时“文革”时的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明确态度。派出了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其中有外交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文化部长等。这次的会谈一定会有许多实质的东西。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定会有许多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这次访问将会对朝鲜的未来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三、这次对朝鲜的外事访问，也将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会仍将沿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路线前进。我们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外交路线，我们今后不再会仰望西方的鼻息。我们早该对那些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的西方国家说不了。为什么古巴敢说！委内瑞拉敢说！伊朗敢说！朝鲜敢说！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呢？让吴建民那一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见鬼去吧，让他们去蹲在他们干爹的马桶后面去“韬光养晦一百年”吧！我们做我们自己人民群众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只要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建设的更美好！
第四、这次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也同时表明了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态度。“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的出现，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现在派温家宝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本身就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让全国人民放心，这些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一定要坚决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在什么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的，决不会去走其他的什么道路。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有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有毛泽东思想已经给我们指引出了革命的道路；有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带领我们一起前进；有十几亿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共同前进，我们的最终目的一定会实现的。那些属于极少数的丑类东西一定会被我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党中央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锦囊妙计，随着这些锦囊妙计的使出。以后我们的人民大众会越来开心，而那些丑类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了。
2009年10月7日 星期三
BBC：“基地”头目威胁向中国发动圣战
2009年 10月 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09
基地组织领导人之一阿尔利比周三在一份录像中呼吁新疆维吾尔人对中国展开"圣战"。
他同时呼吁全球穆斯林提供支持。阿尔利比在录像中还把中国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命运相提并论。
“并肩作战”
阿尔利比在这个互联网上发布的录像当中说，无神论的国家正走向衰败，他说中国将和被他形容为“俄国熊”的苏联一样。
他指责中国“屠杀了维吾尔人，还试图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阿尔利比呼吁全球的穆斯林拿起武器面对中国。
他说，和他所称的“受伤而且受到压迫的东土耳其斯坦兄弟们”并肩站在一起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
他还说，要准备对中国发动圣战，走他所谓的“伟大真主的道路”。
“掠夺和破坏”
阿尔利比严厉地指责中国以“魔鬼方式压迫新疆的穆斯林”并且让外地移民“盗取他们的财富、破坏他们的文化和宗教。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就这份录像对BBC中文网表示，他们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迪里夏提呼吁中国政府和他们展开政治对话，并就前不久的新疆暴力冲突接受国际调查。
RFI：达赖喇嘛获美国国会人权奖
发表日期 06/10/2009 更新日期 06/10/2009 20:49 TU
奥巴马年底前会晤达赖喇嘛
美国白宫周二宣布，总统奥巴马将在今年年底前会见达赖喇嘛。但这次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奥巴马不会会晤他。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国会授予他的“国会人权奖”，并发表了讲演。
达赖喇嘛演讲低调
达赖喇嘛在这次讲演中非常低调，没有谈论西藏和中国的话题。他只是着重谈到了美国社会，呼吁美国解决穷人福利以及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
中国当局提抗议
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这次访问美国再次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昨天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中国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头衔，到任何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北京反对任何国家的官方以任何新式接待达赖。北京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在要求高度自治旗号下推动藏独的“分裂分子”，达赖每到一个国家，北京都要向该国发出警告。
达赖喇嘛是周一抵达华盛顿进行五天访问的。他除了会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外，还预定和美国国务院新任命的西藏问题协调人奥特罗见面。但是达赖喇嘛这次访美期间，奥巴马总统没有与他会面的计划。不过美国白宫昨天证实，奥巴马将在年底的时候，也就是等到奥巴马11月与胡锦涛举行中美高峰会之后，再会晤达赖喇嘛。
奥巴马回避达赖喇嘛受到批评
奥巴马这次回避见达赖喇嘛，遭到美国政界部分人士及国会议员的批评。但是达赖的特使吉亚利为奥巴马辩护。吉亚利日前表示，达赖喇嘛不会与美国总统会晤，是因为他们同意将在11月的美中峰会后再会面。吉亚利说，达赖喇嘛希望一个相互合作的美中关系有助于支持西藏的利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周一也强调说，奥巴马现在不与达赖喇嘛会晤，并不表示美国改变了对西藏的政策。他还说，美国新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人奥特罗将在周内会晤这位西藏精神领袖。
2009年10月5日 星期一
56根“民族团结柱”或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北京晨报
昨天(4日)，首都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指挥部艺术总监、导演组负责人陈蔚向本报记者透露，为60周年国庆大典而竖立起来的56根民族团结柱很有可能将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据了解，每根民族团结柱高13.6米、重达26吨，间距为5.91米，填补了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的间隔。在今年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大典上，这些亮丽稳固的民族团结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突破了以往天安门广场庆典活动的平面布局，丰富了大典的背景层次。
陈蔚表示，民族团结柱的承重和抗风能力非常强，可抗11级大风。“它们很有可能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永久矗立。”
据悉，56根民族团结柱是继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天安门广场的又一组“新”建筑。
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
陈独秀
佚名
对于文人来说，监狱不是一个美妙的去处，但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去处。
1717年5月的一天，23岁的法国青年阿鲁埃在王宫的花园散步，碰到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此前，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刚写了一批讥讽摄政王的诗。“阿鲁埃先生，”摄政王说，“我打算让你看一样你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什么？”阿鲁埃问。“巴士底狱的内墙。”第二天清晨，青年阿鲁埃在睡梦中被警察捕去，被直接投入了巴士底狱，并在此生活了近一年。在狱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本《俄狄浦斯王》，在巴黎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引起轰动。在这部剧中，他首次使用了“伏尔泰”作为笔名，这是来自他故乡一座城堡的名字。这次入狱，为他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1726年，伏尔泰又因与贵族军人德•罗昂的矛盾，再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经由两次监狱的洗礼，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斗士诞生了。
在东方，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只眼”的不足百字的小文章，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位“只眼”先生，就是“五四”主帅、中共党魁陈独秀。陈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他也是这么干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像学生一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后被抓进了北洋政府的监狱。陈被捕后，社会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作为党国要犯，陈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在沪宁道上，他依然酣然入睡。陈被捕后，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名动一时的章士钊大律师免费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
“……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胡适虽与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人却是一条战线上的蚂蚱。“陈匪独秀胡适之”，我看你往哪里逃。陈入狱后，胡适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陈曾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犯写序。
有必要提一句，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小媳妇潘兰珍带进了监狱，两人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由于狱中开销太大，除了稿费又无其他收入，因此多靠友人接济，给他接济最多的是章士钊大律师。陈在投身革命前，家产还算殷实，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此后，他拒绝了民国政府劳动部长职务，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让他去美国的邀请，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来，他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转向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对斯大林的反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国难深重、颠沛流离之中病逝。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入过北洋的牢，也尝过洋人的厉害。无独有偶，贾植芳先生也曾四次入狱，分别进过北洋政府、日本人、国民党的牢房，第四次是因胡风案入狱，长达11年。他因此自称“洪宪生人”、“秦坑余民”。问他四个监狱有何不同，贾先生长叹一声：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
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RFI：中国国庆：一党专制宣传的极品样式
作者 肖曼
发表日期 02/10/2009 更新日期 02/10/2009 13:47 TU
中国昨天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向全世界展现共产党政权的强大与繁荣。从上午的大阅兵和花车游行，到焰火晚会，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被转变为一个巨大的舞台，数十万人直接和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表现中国强大富裕，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人民欢欣鼓舞的宣传演出。法新社评论说，中国60年大庆规模已经堪称世界罕见。
和建国35周年和50周年两次“大庆”上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讲话相比，昨天胡锦涛的讲话继承了中国领导人的一贯传统，在热情的口号式语言之外更缺少具体内容。但人们还记得当年邓小平的讲话总结了建国后的历史，特别提到了文革，同时提到了当时争取经济“翻两番”的目标，以及科技、教育等工作。但昨天胡锦涛的讲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语带过，连他标志性的“和谐社会”理论也没有太多提及。当年江泽民讲话曾经采取更宏伟的历史视角，谈到了中国“伟大祖国”五千年的历程和文明成果，胡锦涛昨天讲话则更集中最近六十年，尤其是从毛泽东开始，包括他本人的四代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讲话比较突出地强调了“团结”，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与最近两年来中国西藏、新疆地区的民族骚乱事件，内地民众的抗议活动以及最近有关党内斗争，特别是他和未来接班人习近平关系的种种传闻有关。除了强调团结以外，对于过节中的中国人民，胡锦涛指出了未来“无限美好”的前景，令人回想起10年前江泽民曾经提出的“无限光明”的前景。”如果“美好”、“光明”这种文学性语言不足以说明中国向何处去的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提法虽然比较具体，但对于什么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标志？还需要深入讨论。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后，是否能够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这些国人和全世界关心的问题，昨天胡锦涛的讲话没有给予回答。
昨天白天天安门游行时，广场上由人组字而不断变换的政治口号中，曾经有一条出现了“民主”的字样，“民主”二字与“富强”、“文明”等价值相并列出现了几十秒钟后就消失了。虽然这可能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而不值得注意，但和其它政治口号相比，“民主”的字样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昨天上午胡锦涛面容严峻，身穿黑色中山装，由于毛泽东一辈子穿中山装，法国人已经把中山装当作“毛装”，所以引起法国媒体对胡锦涛穿“毛装”的猜测。被认为将成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习近平，昨天全天在镜头前的表情都非常标准，极显功力。
中国昨天的国庆游行从空中到地面，从武器到彩车，从台前到幕后，追求新意，争写世界第一。官方报道的第一次现象，包括中共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画像第1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3位前领导人的画像同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当游行队伍抬着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相片走过时，看到自己巨幅照片被像神像一样崇拜时江泽民和胡锦涛面不改色，他们是否体验到了当年毛泽东被人民崇拜的感觉呢？
中国向世界展示强大实力，中国国庆阅兵展示多项新型自製武器，其中有核导弹、预警机、新型坦克、巡航飞弹等近50种新式武器装备，尤其是二砲部队的战略、战术导弹，引发各界特别关注。除了新型武器外，也向世人显示军方人力素质的「软」实力。法新社昨天还评论说中国军力先进装备，在亚洲已经是第一水平。
昨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为一个大戏台，几十万人的表演献给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们，表达中国人民对经济腾飞军力强大的自豪，表达对领导自己60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和认同，这台大戏给从电视收看的全国同胞们提供了一次超级娱乐和感官享受，也给处于经济衰退和战争动乱的世界其它部分再一次惊讶。出色的组织和商业运作、先进的技术、举办奥运的经验、等等都使中国成为了举办大型群体庆祝活动的顶级专家国度。但中国的这套整体运作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自娱自乐，不知有多少国家能够欣赏，能够学习。
令人感兴趣的是：整体国力强大后的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集权国家才可能有的节庆样式：这就是集全民之财力人力，通过举办最豪华节庆的方式，在给人民以超级娱乐的同时，以民族主义情绪聚集民众向心力从而化解社会矛盾。昨天天安门广场数千人组成的军乐团、合唱团演奏和唱的，百分之八十是几十年前的宣传歌曲，新歌的政治宣传性甚至更强，很多歌词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比作母亲，爱中国就象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自然，同时把共产党和中国混为一谈，把国家、党等非人性化的政治实体人性化到自己的至亲的程度。一切需要深入讨论加以定义的严肃的话语、字眼、命题在中国不能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多少由中共高层的错误而造成的悲剧是禁忌话题，但执政党却依仗财力，调动中国艺术精英们的才华，以歌曲、电影、大型文艺节目等文艺形式把含混不清甚至错误危险的政治概念和历史事实，灌输给在声光色大爆炸中已经陶醉的广大受众。《复兴之路》、《建国大业》等60年庆祝活动无一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新典范，是从中国封建王朝传承的歌功颂德的极品，堪称一党专制宣传的极品样式。
中国国庆60年的欢庆活动所传递的政治信息固然重要，而其表现的方式也值得深思。这为观察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进而理解中国的今天提供了新的视角。
2009年10月1日 星期四
NYTimes : China Celebrates 60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http://www.nytimes.com/2009/10/02/world/asia/02china.html?_r=2
BEIJING — China’s leaders marked their nation’s 60th anniversary on Thursday with a precision display of military bravado, a fleet of floats representing everything from a giant fish to Mount Everest and, improbably, a female militia unit toting submachine guns and attired in red miniskirts and white jackboots.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immense, powerful and flawless, down to the crystal skies which, just a day earlier, had been laden with smog.
In all that, it was a fitting analogy for 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wanted their citizens and the world to regard them — and, perhaps, how they may be feeling themselves these days. The last such parade, in 1999, was of interest mainly to foreign military analysts and China hands. This time, the world’s news outlets reported raptl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very detail, and China’s state-run television network streamed video coverage over the Internet,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to viewers worldwide.
Beyond that, however, the Chinese made few concessions to their global audience. The 60th celebration was slightly kitschy and indisputably retro, a carbon copy of the prior once-a-decade celebrations. “On one level, they are naturally aware of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but in the end this is a parade and show for Chinese leader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Geremie R. Barmé,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aid in an interview. “It has always been such a show. It is a display of China’s might and power. When it comes to this kind of parade,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s are just not that important.”
A confident President Hu Jintao, clad in a high-collared Mao-style jacket, told the invited guests — the general public was not allowed to attend the parade — that “infinitely bright prospects” lay ahead for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Today, a socialist China geared to modernization,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has stood rock-firm in the east of the world,” Mr. Hu said in a brief speech speckled with boilerplate references to Chinese-style socialism. The Chinese people, he said, “cannot be prouder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our great motherland.”
Mr. Hu review of his troops — made standing in the open sunroof of a Chinese-made 12- cylinder Red Flag limousine — echoed the reviews conducted by his predecessors in decades past. Television images showed Mr. Hu waving stiffly and calling out “Greetings, comrades!” through four large microphones attached to the automobile’s roof. Following tradition, the troops replied in unison, “Serve the people!”
The vast display of military power —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52 weapons systems; 151 warplane flyovers; 12 intercontinental-range missiles; and new a missile, the Dongfeng 21-C, that one day could be used to counter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 received by far the most attention. While China’s military remains well behind that of many developed nations in sophistication and firepower, analysts said, its progress since the last such parade in 1999 was impressive.
Analysts said, however, that there was little or nothing unknown in the procession of hardware.
And some of the most notable changes did not involve the military at all, but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a paramilitary force that was a bit player in the past. On Thursday, the police had specially outfitted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a signal of their growing stature. The group is the government’s main internal security force and played crucial roles in suppressing ethnic disturbance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in July and in combating riots in Tibet in March 2008. Their performance in Tibet was widely criticized, and the government has since taken steps to modernize the force and train it to military standards.
To foreigners, the show of firepower and Mr. Hu’s bromide-filled speech may have evoked memorie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performances at May Day ceremonies. But in China, the National Day ceremony is directed mainly a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at the 75-million-member Communist Party, which not only runs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has direct control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military journa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ews said in February that the parade “is a comprehensive display of the Party’s ability to rule.” And the theme of this parade, hammered home in weeks of newspaper articles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i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China strong,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respected in the world — and that it is in firm control.
Those points were underscored in the procession of floats that followed the military display in the parade, in which each underscored a Chinese province’s charms or one of China’s accomplishments. One float carrying fish and a sheaf of wheat proclaimed China’s ability to feed itself; another, holding a huge space capsule, celebrated China’s manned space program; another depicted the bullet trains that are beginning to link a few large cities.
Each of four floats bore a huge portrait of a Chinese leader with his trademark slogans: Mao Zedong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Deng Xiaoping (“Push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Adhering to the important though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current president, Mr. Hu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here was moment when Hu broke into a nearly human-like expression, when he saw the girls in the miniskirts.” said Mr. Barmé, of Sydney. But his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parade? “Incredibly dull.”
Sharon LaFraniere contributed reporting.
2009年9月30日 星期三
齐鲁晚报：“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
本文亮点如题。
汉语是低级语言吗？
文/徐宏力
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447852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
最近，署名“飞龙在半天”的网友发帖子，说“汉语是一门低级语言”，引起了热议。他认为数字是进制语言，仅用从0到9的符号进位就能表示无穷整数，扩充力极强。英语也是一种进制语言，采用了26进制，这些字母有自己的序列，可以像数字那样进行精确表述，大部分科学技术都是使用进制语言的人发明的。汉语没有基本字母，符号间也不能排序，正因为如此，计算机的出现与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就是必然的了。进制语言才高级，汉语不能进制，当然也不能进步，所以低级。
为什么说接近数学就高级，不说接近文学才高级呢？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更密切。用数学来评价语言学现象，而且得出高低结论，可能没什么把握。这就好像以女人的风韵来衡量男人的风度一样，难免张冠李戴。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我们尤其不能成为“数奴”，只使用数学思维的人，脑子偏瘫。做事的智慧、做人的品位等复杂的高级东西，都不能用数字来描述，有时定性判断更有效。我们从数里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学术评价中的量化分析便不是什么高级手段，只能当做中初级标准，合理尺度在同行学者的心智中。
中国人发明不了计算机与说汉话没关系，就像中国人长不出黄头发与说汉话没关系一样。文艺复兴解放了欧洲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激活了求真传统，市场经济呼唤物质手段，这是西方科技领先的根本原因，其优势不取决于怎样说事，而取决于怎样做事。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不能说讲汉语的人方向感就强，最早测绘世界的还是哥伦布那些西方人。古代华人科技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并不是因为使用了汉语的缘故，我们现在落后了，也不能找汉语的毛病，如果将来能在某些方面领先，也不能给汉语记功，应该向科学界敬礼。
在中西方交往史里，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很赞赏《周易》，指出阴阳八卦与自己所建立的数学二进位制不谋而合，现代电脑软件的数学基础就是二进位制，而《周易》是五千年前中国符号智慧的结晶。我不是说画符的高手就一定能设计软件，而是想说，汉语所负载的文化也有科学素质，中国落后了，不是因为语言落后，而是社会落后了，现在正在追赶。
西语是拼音文字，文随音走，音变了，字就变了，孕育出另一种语言，欧洲的衍生语种很多，形成了小国寡民的格局，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汉字表意，与发音无关，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的话，但能看懂他们的文字，依然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深度交流。汉语如果走音路，也会派生出很多语种，中国也会分裂为很多国家。秦始皇统一了疆土，也统一了文字，前者利在当时，后者功在千秋。从国语稳定国势的角度看，汉语才高级呢！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这就像小猫与小狗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样，喜欢狗的人比喜欢猫的人多，但是狗不比猫高级，它们同级，狗能看家，猫还能抓耗子呢，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网友“飞龙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观点浮躁，很难落地。
来源：齐鲁晚报
2009年9月25日 星期五
上海三联译著水平江河日下
其实，别的语种不知道，法语书的翻译更恐怖……
作者：安替
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因为何必为混蛋生气？但一想到这种垃圾学术译作会继续毒害读者，而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有兴趣像我一样去Amazon买原版，所有特地揭露一下上海三联出版的最新混蛋学术译作《联邦主义探索》是多么地混蛋，希望读者千万不要再去买彭利平翻译的这本臭书。
在新华书店买这本Daniel Elazar原著、彭利平翻译、上海三联出版的《联邦主义探索》，是充满期待的。因为的确如同书中所说，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家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不诉诸于民族主义的联邦主义就成为了一种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Elazar长期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写的书应该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问题是我读了一章，就有种被人合伙欺骗的感觉，译本古怪难懂，竟然我这种具有平均智力又关心政治的人都不知所云。我出身理科，逻辑扎实，语感又好，一般我读不懂的东西，我都倾向于认为是文本在装神弄鬼。不过因为联邦主义云云是王怡和陈永苗的专利话题，我这种只会反对私产入宪的土人稍微陌生也是应该的。于是我就虚心了一下，问了懂政治学的朋友，结果人家也不懂。
我抄一段给大家看看：
——“（第1章第1节）政治科学自一开始就已经对政体的存在确定了三个基本方法，即征服（《联邦党人文集》第一项武力）、有机体的发展（对《联邦党人文集》而言就是不测事件）和契约（即选择）。”
各位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中英文版的也不少了，这毕竟是美国政治的必读书。问题是，谁能说出这个“第一项武力”是什么东东？而且这个“有机体的发展”是什么意思？
买了原版书才知道，原来和所谓“第一项武力”有关的原文是（force, in the words of Federalist No.1）。我明白了，彭利平先生没有读过英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因为这里的No.1是指文集的第一篇，应当翻译成（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的措辞就是“武力”）。至于那个“有机体的发展”，其实是（organic development），简单翻译成有机发展就可以。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下面一段译文更能显示彭利平翻译的臭鸡蛋水平：
—— “（第1章第3节）联邦主义者决议：联邦主义者决议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全球外观的各种决议中最广为传诵的决议之一——如果也是最为不受注意的一个决议的话。”
丫在说什么呢？什么叫“联邦主义者决议”？难道在讨论什么安理会或者协会文件？？
看了原文差点没把我笑死，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赫然用粗体字写道“The Federalist Revolution”。我想所有上过高中的中国人都认识最后一个英文单词是“革命”，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决议”其实是“联邦主义革命”。为什么会这样？
哦，彭利平把revolution看成了resolution（决议），而且不是看错一个地方，而是整整一节！
拜托啊，你用金山快译翻译也不会犯这个大错误啊！一个连革命都不认得的人竟然也读了政治学博士，竟然也在宾州大学深造，你可以想象中国的所谓学术界水分有多大吧。
这种猪狗不如、根本不值得一看、看了就毒害不浅的译文是如何通过层层审查出版的呢，我们看彭利平自己是怎么出的：
“在本文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使我对某些原文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进而使得我在翻译时尽量做到正确无误。但是由于水平比较有限，仍难免出现差错。……我的博士生导师姜琦教授也给予我帮助和指点，在本书付梓之际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致谢忱。在本书完稿之际，华东师范大学的黄理平副教授通读审阅了全稿，使本译文增色不少，借此谨表感谢。”
(XYS20090923)
2009年9月23日 星期三
照片及笑話一則
两个重庆人到北京观光旅游，由于对北京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就在公交车上打开地图研究.
甲：“我们先杀到天安门，然后再杀到毛主席纪念馆,最后杀到中南海...”
乙：“要得嘛，我们就按到你说的路线一路杀过切。”
(注解:重庆和四川人说的杀是指去的意思)
不幸被同车群众举报，下车后即被扭送至公安机关，交代了若干小时情况后才被放出。
甲乙两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看着人来人往,两人一时无语..........
甲忍不住：“你浪个不开腔（枪）喃？”
乙：“你都不开腔我浪个敢开喃？”
话音刚落，又被广场群众扭送至公安机关。
一周后两人走出了看守所大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甲说：“这哈安逸了，包包都遭整空了，哪点去搞点子弹嘛？”......门口的武警冲上来将两人按倒在地。(注解:子弹在重庆和四川方言里是钱的意思)
公安部发出通知，国庆期间禁止讲四川话
2009年9月22日 星期二
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 “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 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 “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 “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 “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