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
危机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镇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越。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在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不过，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是更加商业化、市场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换功能也淡化，那种通过家庭血缘关系来互通利益的传统安排已经越来越轻。许多人说现在社会的人情味淡，离婚率高，生小孩的数量也少了，等等，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在金融市场以及其它市场取代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活着。所以，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没有了，离婚属合情合理的选择。有了金融市场解决养老病残的经济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没必要靠多生小孩“养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从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贵呀，就那么几十年，何尝不充分享受自由飞翔的人生体念呢？市场的发达最终实现了“五四”运动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
（本文是作者应《中国企业家》邀请以2049年的时间点虚拟写作，文中2009年后的具体经济数据均为虚构）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从经济角度看，也是2019前后。
[德国之声]欧盟倡议：学龄前儿童应尽早学习外语
欧洲人会好几种欧洲的“外语”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欧洲人不会欧洲的“外语”才是天理难容。不是因为懒就是因为笨！！！
教育 | 2009.10.10
2002年起，欧盟理事会要求欧盟国家所有学生都应尽早开始学习至少两门外语，并将9月26日定为"欧洲语言日"。根据专家的意见，学龄前儿童开始学习外语最容易，因此欧盟委员会最近启动了一项名为"Piccolingo-多语种教学"的宣传攻势，目的是要提醒欧洲父母关注儿童进行早期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布鲁塞尔一家名为"新鲜水果"的幼儿园内，8名学龄前儿童围坐在一张橘红色的桌旁，正高唱着一首英语欢迎歌。之后孩子们拿出彩笔，开始绘画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在英语单词"Happy-快乐"的下方画出欢笑的表情，而在英语单词"sad-悲伤"的下方，画出了悲哀的表情。美国及巴西混血的幼儿园女老师维拉介绍说，这里的老师们有办法让三岁的孩子也对外语感兴趣，维拉说："我们必须拿出真正的创意和运用很多视觉上的诱导，让孩子们产生好奇，使他们兴高采烈地参与到我们安排的学习内容中。"
在多种语言教育下成长的孩子，多半性格发展平衡，这正是罗马尼亚籍的欧盟多语种专员奥尔班对欧盟公民未来的展望。因此，他推出了一项名为"Piccolingo"的宣传活动，希望以此说服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家长，及早让他们的孩子学习外语。奥尔班说："这样能提高孩子们将来的生活质量，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一些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额外技能。"
根据最新统计，欧盟内仅有三分之一的成人会说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有60%的高中生至少学习两门外语。欧盟专员奥尔班的英语和法语都是在学校里苦学出来的，而不是在幼儿园里一边玩儿一边学到的。他表示："我很遗憾过去没有多学几种其它外语。如果我们越早学习一门语言，那能使我们终身受用无穷。"
孩子们寓教于乐学英语
来自意大利的卡加乔利女士也这样认为，她嫁给了一名法国人。他们把三岁的儿子送去"新鲜水果"幼儿园上课。卡加乔利女士说："我们这一代的英语都是后来学的，学起来真的很难。我不希望我的儿子遇到跟我一样的困难。"
而其他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在学龄前被太多混在一起的语言弄糊涂了，所以更愿意孩子把精力放在学好母语上。语言专家艾德恩博斯设法消除家长们的这些偏见，他指出，目前已经有大量报告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绝不会给学习母语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它能带来积极影响，特别是在语言运用方面，而且对于以后学习其它外语的帮助也不小。"
帕特莉齐亚·皮提茨于六年前开办了这所多语教学幼儿园，受到家长们的热烈反响。目前有大约200名学龄前儿童在这里学习外语。仅双语幼儿班就有将近70个名额。皮提茨说："来询问的家长多到不行，我们简直应付不了。但光是提醒家长重视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经济上的配套，以支持大大小小的促进项目。我确信，光让家长们意识到问题的重要肯定是不够的。"
换句话说：皮提茨虽然为欧盟委员会的书面肯定感到高兴，但她更希望欧盟能够提供具体的财政支持。
作者：Susanne Henn/严严
责编：谢菲
草食动物大月饼
芦笛老师最适合写这类题材。
芦笛 @ 2009-10-9 22:37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archives/343889.aspx
消极贤甥出来质问我，引出了一连串精彩跟帖，尤其是稀副统帅贴出的蓝天使的飞行表演，令我看得屏住了呼吸：四架飞机同时从同一跑道起飞，同一瞬间离地，在空中靠得那么近，有两架几乎是上下贴在一起，在空中作同步翻滚，而且竟然还有对穿！喷气式飞机速度之快，稍微一个疏忽，立即就是机毁人亡。记得巴黎国际航空表演就出过对撞的惨剧，而蓝天使们竟然多次在间不容发的空间中对穿，如此空中杂技，当真是深骇物议。
由此再次想到一个困惑我多年的老问题，黄人和白人是不是在构造上有点不同，黄人比较温驯，如草食动物一般，而白人类似肉食猛兽，喜欢冒险玩命？
这说法可不是我提出来的。70年代后期，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日本人的文章，说草食动物的肠子很长，肉食动物的肠子比较短。此乃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常识（顺便告诉小钟，“众所周知毋庸置疑” 之所以成为我的口头禅，乃是为了挖苦老马。他那阵子自我标榜是怀疑主义者，说凡是谁的文中写了“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之类的话，他就不再看下去，因为世上没有这种事。我于是便问他，难道“众所周知，韩战是北韩发动的”也不能成立？此后我写文章便专在大众常识前面加上这两个用语，每次后面跟的都是毫无问题的事实陈述，这习惯最近才放弃，因为觉得无聊），草食动物的食物营养价太低，当然消化器官必须非常发达，这才能把营养品一点不剩地吸收进去。牛有四个胃，所以它吃的虽然是草，挤出来的则是牛奶和血（鲁迅那百万富翁的），牛肉营养价还特别高。肉食动物吃的好，当然用不着仔细消化，大可去粗取精便是。
那日本作者由此把肠子的长度和性格联系起来，说是肠道长度越长，则动物的性格越温驯。他进而说道，黄种人的肠子的长度也比白人长，因此黄种人更像温顺的草食动物，而白人更像凶猛的肉食动物，云云。
虽然那作者没有出示统计资料，而且我直接怀疑能有此类有意义的统计资料，但他说黄人的肠子比白人长，有可能确实成立。盖两类人的传统食物不一样，直到近代，黄人的传统食物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白人食谱中则有较多的肉类奶制品。因此造成解剖上的差异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后面两条是否“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这外行就一点不懂了。动物的性格不由神经内分泌系统决定，倒由肠子决定，这是什么高妙道理，我可实在想不明白。
不过据我这海外赤佬毫无统计意义的一点观察，白人倒确实有点像肉食猛兽，而黄人则更像草食动物。但这似乎与消化道无关。相反，我觉得白人的消化系统效率似乎更高些。他们不用吃很多便能保证相当旺盛的精力。我太太来前，我曾与一位南斯拉夫人合住过。他身高1.86米，每日只吃一顿饭，每次只吃四个小小的sausages（灌肠），居然也就能维持全天运转。我问他是否会感到饥饿，他说不会。要是我啊，早就低血糖昏倒了。由此可见，作为热机，他的能量转换效率要比我高到不可胜计。[对对。白人他怎么就能不饿呢？]
说白人更像猛兽，倒不是指他们的热机效率而言（兴许草食动物的热机效率还高过肉食动物，这才能把干草转化为牛肉），而是说白人更富有侵略性，更喜欢冒险玩命。
我这念头大概是在90年代初起的。那次我带全家去旅游，在某个小城的公园里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了运动项目的滑板游戏：人站在装了小轮的板子上，滑下一个凹曲面，靠惯性冲上对面的曲面陡坡，飞入空中，在空中转体，再落回曲面上来，再冲到对面的陡坡上，再飞入空中，再转体落回，如此循环往复。这运动大概大家都在电视上见过，只是我不知道正式名称是什么。
当时引动我注意的，一是运动非常危险，而且毫无防护，搞不好就要摔断脖子，不是当场毙命就是终身瘫痪；二是那运动员的年龄看上去居然比我还大，却不但耽溺于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危险游戏，而且看上去非常快乐。每次他在空中漂亮地转了个身落下来，他都要发出兴奋的尖叫，似乎从危险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刺激。让我又是替他捏把汗，又是觉得啼笑皆非。
这种事，国人会去干么？Never！驱使他去玩命的，肯定不是名利，那完全是业余运动，而且以他的年龄，再怎么苦练也绝无可能变成明星，参加大赛，取得名次。他之所以爱上那运动，无疑是被其中的危险所吸引，那刺激强大到他无从抵抗，不时时体验一番大概就会憋得难受。
于是便想起过去在国内从《读者》上看到的一则趣闻：有人曾把自己钉在木桶里，请人把那木桶扔进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上游，再从下游捞起来，那目的完全是为了体验飞流直下三千尺到底是什么感觉。据说，那疯子从木桶里钻出来后居然毫发无损，也是奇事一件。
这种事，国人是不会去干的。咱们比较深谋远虑，在行动之前便历历预见到危险乃至那悲惨的后果。例如我第一次见到那滑板运动，马上就具体而微地想到那运动员在空中未能及时翻转，或是没落在地方，跌下来折断了脖子，接下来便是他呻吟床褥瘫痪终身的凄惨镜头。别说在他那个年纪，即使是再年轻三十岁，我也没那胆子、也不屑去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
然而鬼子中就是颇有人喜欢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这才出了悬崖跳伞，悬崖攀登，漂流，摩托车飞跃天堑等运动项目。黄人在这方面似乎毫无原创力，都是跟着鬼子一步步爬行。而且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附着了重大政治意义——什么黄河漂流，长江漂流等等，都是为了填补空白，为国争光，有如说是体育运动，莫如说是政治运动。
这种天性的区别，似乎决定了个体投入战争的动机不同。黄种人也可以非常勇敢，但那必须是神龙教徒，大脑完全被宗教激情主宰，日本神风特攻队就是典范。早期共军也有三分那种气派。但邪教一旦不灵后，士兵的勇猛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这种勇敢的发生机制，有点像《聊斋•马介甫》上介绍的“丈夫再造散”，药力发作时勇猛无敌，药力消散后便嗒然若丧，跟瘟鸡似的。
而鬼子似乎并不太讲究洗脑动员，靠的不是高度的政治觉悟，而是士兵喜欢冒险、渴望荣誉的天性。要完成什么危险或重大的任务时，指挥员常常征集志愿者。每逢我在电影上看到这种场面时，我就想，要是我就不会报名：）离开鬼子喜欢冒险的天性，似乎很难设想这种办法能奏效。当然，我也曾是志愿者——当年下乡谁不是自愿报名？但那自愿的基础是大家都知道若不自愿，后果比自愿更糟糕。鬼子又没这套“强迫自愿”设计，因此他们召集的或许真是志愿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鬼子真有点像食肉猛兽，而黄人则像食草动物。我曾在家里这么说过，吾家小芦第一个表示赞成，说鬼子的体臭有点像动物园狮虎山的气味，国人就没有这种气味。这比方很准确，动物园的草食动物区确实没有猛兽区的气息强烈：）
如今国内的小帮菜统统成了小钟那种感情细腻精致无比的五彩图，又都是娇生惯养吃不得半点苦的独生子，还能有什么战斗力？何况军队之腐败黑暗远远胜过地方，早在90年代初便开赌场，大规模走私无所不为。这种腐败军队能有战斗力，太阳也从西边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地出来了。
最令我大惑不解的还是，无论是捧月饼的爱国同志也好，贬月饼的反革命同志也好，都拿共军去跟美军比，这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其实老金早说得清清楚楚了：既然据说有了强大的武力，何不去周边国家耀武扬威，把那些失地收回来？
我也觉得纳闷儿：世上只见过欺软怕硬的，还没见过欺硬怕软的。我党敢装出“西安以东”的悲壮模样来，却要“搁置”中国主权，去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共同开发”中国领土内的资源，这到底是什么龟孙子兵法？莫非我党自己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纸老虎，跟老美提虚劲唱高腔没什么关系，反正不会兑现，但若为捍卫中国主权与周边国家较真，则免不得要把贵州驴子的底给泄露了，所以不如装出视万里江山如粪土的慷慨大度状来比较明智些？
但共军再无能，总不至于连穿裙子的缅军都打不过吧？眼看着名副其实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果敢的华人住民备受迫害还能无动于衷，这样的政府真是人民政府，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民族英雄哦。
这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最可悲之处——就连搞极权统治，咱们也盼不到斯大林式精明强悍的的高智商大独裁者。
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斯大林的最大罪行乃是反人道罪，不但害死了几千万苏联人，更把赤祸输出到全世界去，害惨了十多亿人民。但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从苏联帝国的利益来看，他始终极为明智地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扩张苏联的领土与特权的机会。在外交上，他最精通恃强凌弱，畏强避战，专捏那些无还手之力的软柿子，不战而夺人之土。二战前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波兰，二战后逼迫中国放外蒙“独立”，都是恃强凌弱的典范。蒋经国披露的他与斯大林的谈话，最能表现老毛子那种自恃对方无力反抗自己、盛气凌人有恃无恐的野蛮性格。
但若对手是强国，则斯大林非常能忍辱负重，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冲突。二战前他不惜一切避免和强国德国与日本开战，为此不惜让中国代理人以挑起中日冲突“保卫苏联”。在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去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之后，他不惜打破深居简出的习惯，破例到火车站送行。只是到了战争后期，他见日本已经毫无希望，这才在美国人扔了原子弹后趁机出来奋勇打死老虎，在远东捞到盘满钵满。
二战后他又畏美如虎，千方百计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千方百计怂恿中国走狗上去替他送死。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原来斯大林答应派出空军，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事到临头他又变了卦。这原因沈志华教授在有关韩战的论文中披露了，乃是因为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派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斯大林把这看成是美国的警告，吓得立即撕毁诺言，再不敢履行当初的承诺了。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美军飞机频频入侵苏联领空，但斯大林一直敢怒不敢言，P都不放一个，默默忍辱吃哑巴亏。直到1950年9月4日，一架从旅顺基地起飞进行训练飞行的苏联轰炸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苏联政府才提出抗议。然而就连这弱弱的抗议仍遭到美国拒绝，其理由是击落轰炸机的飞机受命于联合国，因此美国不能接受苏联的抗议。在苏哈亚机场遭到美机袭击时，苏联作了唾面自干的最大克制：既没有派飞机升空迎敌，也没有使用地面机枪和高炮进行还击。事后外长葛洛米柯召见美国驻苏使馆参赞表示抗议，但美方拒绝接受抗议照会。苏联人没办法只好把照会寄给美国大使馆，却又被美国大使馆退回。斯大林也就抹抹肚子，咽下了那口恶气（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但这并不妨碍他唆使憨狗去咬石狮子，拼命怂恿中国出兵。在斯大林践踏诺言，表示无法为中国提供空中掩护后，中共政治局决定不再派兵，为此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因为这是苏联先不守信用造成的，所以斯大林虽然无奈，却也无话可说，只是用“美国威胁”恐吓中国，企图说服中共替他火中取栗。据师哲说，斯大林先是告诉周恩来金日成抵挡不住，北韩恐怕要丢掉，接着便恐吓道：
“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就谈不上了。他们那时怎样都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可来。当然，现在还难以预料到以后的一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到的。”（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496-497页）
既然美国陈兵边界，对两国都构成威胁，那为何武力强大的老大哥不亲自上阵，要让小喽啰去送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世上居然也就有毛泽东那种蠢货去“狗爬楼梯上猫当”，而这种蠢货居然也就能力排众议，压下政治局绝大多数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在苏联不提供空中支持的情况下悍然下令派兵过江！由此招致文明世界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制裁、封锁与孤立，而这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治国白痴，竟然也就一度被全民奉为神机妙算的鬼谷子！
这是不是提示，因为食物的营养价区别，使得草食动物连玩阴谋诡计，都比不赢肉食动物，哪怕是大独裁者，也要比人家的大独裁者的智力低若干个数量级？
[其实出兵朝鲜并不是因为唇亡齿寒，只是慑于斯大林大元帅的威胁。作为儿皇帝，岂有不听父皇帝的？只有去朝鲜卖命，才能得到工业援助，才能巩固中苏同盟关系，才能在苏联的卵翼之下关起门来做皇帝。刚定鼎的毛太祖不是不怕美国，而是太怕美国，才会出兵朝鲜。因为太怕美国，就决计不能得罪苏联，去朝鲜跟美国人拼命固然伤筋动骨，好在本来也没啥家底，好在背后有苏联，只要讨得苏联欢心，美国就很难把贵党国怎样。文明世界对贵党国二十多年封锁，这对毛太祖及其朝臣来说不是什么心腹之患。这个道理很明显，也不需要斯大林毛太祖本人的言论为证——他们不会这么说。]
2009年10月9日 星期五
奇文说真相
敌对势力炮制的、旨在泄露国家机密的黑文章。
在《新闻联播》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温家宝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平壤，对朝鲜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在国庆六十华诞前突然增添“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之后的使出的又一锦囊妙计。实在令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现在我就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
有的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在国庆前夕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不得已为之；也有的人说，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对中国的当代社会没有多么大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没有远见的观点和看法。
他们此时的心态和当初在井冈山时期一些人（包括林彪）当时的心态是一样的；他们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过高的夸大了对手的力量，过小的看待真正的革命的力量、过小的看待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至于当革命形势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人还坐在家里呕气、还在那里发着各种各样的牢骚。
先说一说“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情况。我们大家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都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是整个活动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这个方阵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不管是它的排列来讲，还是它的歌曲安排来看，都属于上上乘，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不管是观礼台的的老英模，还是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幸福的微笑。单就这短短的十多分钟，就已经宣告了那极少数精英苦心经营的几十年“非毛化”的彻底破产。
这个方阵的出现，其实是这次欢度国庆节的最大政治意义。阅兵、游行、彩车都不过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惟独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一件最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它将来一定会载入历史的史册。
在当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仍然是以嘹亮的令人振奋的《东方红》乐曲起头，又一次把广大人民群众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革命精神提升起来。在随后的大联唱的节目中。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歌曲，一首又一首的响彻云霄，把电视剧前面的我们又带回了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白天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还是晚上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歌潮”，都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安排的。
体现了党中央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党中央和人民群是心连心的。胡锦涛总书记的最后那句口号也喊出了他的心声：“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单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好象看到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天安门呼喊“人民万岁”的影子。
第二个锦囊妙计是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访问朝鲜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蕴涵着很深的意义。
第一、我们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有着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两国的政府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真正的友谊。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体现在外交辞令上，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在两国人民的心里。虽然在这些年来，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之间的关系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而象征着中朝人民友谊的那朵美丽的金达莱是永恒的、永远散发着美丽的芬芳的。
第二、在这个时候，在中朝外交史上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前些年来，一些背叛马列主义的政治精英们，跟在西方的列强黄脸干爸的后面亦步亦趋，把朝鲜妖魔化、恐怖化，把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下，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的生活现状说成时“文革”时的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明确态度。派出了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其中有外交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文化部长等。这次的会谈一定会有许多实质的东西。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定会有许多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这次访问将会对朝鲜的未来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三、这次对朝鲜的外事访问，也将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会仍将沿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路线前进。我们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外交路线，我们今后不再会仰望西方的鼻息。我们早该对那些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的西方国家说不了。为什么古巴敢说！委内瑞拉敢说！伊朗敢说！朝鲜敢说！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呢？让吴建民那一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见鬼去吧，让他们去蹲在他们干爹的马桶后面去“韬光养晦一百年”吧！我们做我们自己人民群众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只要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建设的更美好！
第四、这次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也同时表明了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态度。“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的出现，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现在派温家宝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本身就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让全国人民放心，这些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一定要坚决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在什么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的，决不会去走其他的什么道路。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有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有毛泽东思想已经给我们指引出了革命的道路；有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带领我们一起前进；有十几亿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共同前进，我们的最终目的一定会实现的。那些属于极少数的丑类东西一定会被我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党中央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锦囊妙计，随着这些锦囊妙计的使出。以后我们的人民大众会越来开心，而那些丑类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了。
2009年10月7日 星期三
BBC：“基地”头目威胁向中国发动圣战
2009年 10月 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09
基地组织领导人之一阿尔利比周三在一份录像中呼吁新疆维吾尔人对中国展开"圣战"。
他同时呼吁全球穆斯林提供支持。阿尔利比在录像中还把中国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命运相提并论。
“并肩作战”
阿尔利比在这个互联网上发布的录像当中说，无神论的国家正走向衰败，他说中国将和被他形容为“俄国熊”的苏联一样。
他指责中国“屠杀了维吾尔人，还试图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阿尔利比呼吁全球的穆斯林拿起武器面对中国。
他说，和他所称的“受伤而且受到压迫的东土耳其斯坦兄弟们”并肩站在一起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
他还说，要准备对中国发动圣战，走他所谓的“伟大真主的道路”。
“掠夺和破坏”
阿尔利比严厉地指责中国以“魔鬼方式压迫新疆的穆斯林”并且让外地移民“盗取他们的财富、破坏他们的文化和宗教。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就这份录像对BBC中文网表示，他们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迪里夏提呼吁中国政府和他们展开政治对话，并就前不久的新疆暴力冲突接受国际调查。
RFI：达赖喇嘛获美国国会人权奖
发表日期 06/10/2009 更新日期 06/10/2009 20:49 TU
奥巴马年底前会晤达赖喇嘛
美国白宫周二宣布，总统奥巴马将在今年年底前会见达赖喇嘛。但这次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奥巴马不会会晤他。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国会授予他的“国会人权奖”，并发表了讲演。
达赖喇嘛演讲低调
达赖喇嘛在这次讲演中非常低调，没有谈论西藏和中国的话题。他只是着重谈到了美国社会，呼吁美国解决穷人福利以及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
中国当局提抗议
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这次访问美国再次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昨天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中国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头衔，到任何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北京反对任何国家的官方以任何新式接待达赖。北京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在要求高度自治旗号下推动藏独的“分裂分子”，达赖每到一个国家，北京都要向该国发出警告。
达赖喇嘛是周一抵达华盛顿进行五天访问的。他除了会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外，还预定和美国国务院新任命的西藏问题协调人奥特罗见面。但是达赖喇嘛这次访美期间，奥巴马总统没有与他会面的计划。不过美国白宫昨天证实，奥巴马将在年底的时候，也就是等到奥巴马11月与胡锦涛举行中美高峰会之后，再会晤达赖喇嘛。
奥巴马回避达赖喇嘛受到批评
奥巴马这次回避见达赖喇嘛，遭到美国政界部分人士及国会议员的批评。但是达赖的特使吉亚利为奥巴马辩护。吉亚利日前表示，达赖喇嘛不会与美国总统会晤，是因为他们同意将在11月的美中峰会后再会面。吉亚利说，达赖喇嘛希望一个相互合作的美中关系有助于支持西藏的利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周一也强调说，奥巴马现在不与达赖喇嘛会晤，并不表示美国改变了对西藏的政策。他还说，美国新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人奥特罗将在周内会晤这位西藏精神领袖。
2009年10月5日 星期一
56根“民族团结柱”或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北京晨报
昨天(4日)，首都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指挥部艺术总监、导演组负责人陈蔚向本报记者透露，为60周年国庆大典而竖立起来的56根民族团结柱很有可能将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据了解，每根民族团结柱高13.6米、重达26吨，间距为5.91米，填补了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的间隔。在今年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大典上，这些亮丽稳固的民族团结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突破了以往天安门广场庆典活动的平面布局，丰富了大典的背景层次。
陈蔚表示，民族团结柱的承重和抗风能力非常强，可抗11级大风。“它们很有可能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永久矗立。”
据悉，56根民族团结柱是继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天安门广场的又一组“新”建筑。
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
陈独秀
佚名
对于文人来说，监狱不是一个美妙的去处，但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去处。
1717年5月的一天，23岁的法国青年阿鲁埃在王宫的花园散步，碰到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此前，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刚写了一批讥讽摄政王的诗。“阿鲁埃先生，”摄政王说，“我打算让你看一样你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什么？”阿鲁埃问。“巴士底狱的内墙。”第二天清晨，青年阿鲁埃在睡梦中被警察捕去，被直接投入了巴士底狱，并在此生活了近一年。在狱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本《俄狄浦斯王》，在巴黎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引起轰动。在这部剧中，他首次使用了“伏尔泰”作为笔名，这是来自他故乡一座城堡的名字。这次入狱，为他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1726年，伏尔泰又因与贵族军人德•罗昂的矛盾，再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经由两次监狱的洗礼，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斗士诞生了。
在东方，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只眼”的不足百字的小文章，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位“只眼”先生，就是“五四”主帅、中共党魁陈独秀。陈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他也是这么干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像学生一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后被抓进了北洋政府的监狱。陈被捕后，社会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作为党国要犯，陈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在沪宁道上，他依然酣然入睡。陈被捕后，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名动一时的章士钊大律师免费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
“……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胡适虽与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人却是一条战线上的蚂蚱。“陈匪独秀胡适之”，我看你往哪里逃。陈入狱后，胡适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陈曾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犯写序。
有必要提一句，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小媳妇潘兰珍带进了监狱，两人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由于狱中开销太大，除了稿费又无其他收入，因此多靠友人接济，给他接济最多的是章士钊大律师。陈在投身革命前，家产还算殷实，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此后，他拒绝了民国政府劳动部长职务，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让他去美国的邀请，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来，他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转向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对斯大林的反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国难深重、颠沛流离之中病逝。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入过北洋的牢，也尝过洋人的厉害。无独有偶，贾植芳先生也曾四次入狱，分别进过北洋政府、日本人、国民党的牢房，第四次是因胡风案入狱，长达11年。他因此自称“洪宪生人”、“秦坑余民”。问他四个监狱有何不同，贾先生长叹一声：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
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RFI：中国国庆：一党专制宣传的极品样式
作者 肖曼
发表日期 02/10/2009 更新日期 02/10/2009 13:47 TU
中国昨天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向全世界展现共产党政权的强大与繁荣。从上午的大阅兵和花车游行，到焰火晚会，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被转变为一个巨大的舞台，数十万人直接和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表现中国强大富裕，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人民欢欣鼓舞的宣传演出。法新社评论说，中国60年大庆规模已经堪称世界罕见。
和建国35周年和50周年两次“大庆”上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讲话相比，昨天胡锦涛的讲话继承了中国领导人的一贯传统，在热情的口号式语言之外更缺少具体内容。但人们还记得当年邓小平的讲话总结了建国后的历史，特别提到了文革，同时提到了当时争取经济“翻两番”的目标，以及科技、教育等工作。但昨天胡锦涛的讲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语带过，连他标志性的“和谐社会”理论也没有太多提及。当年江泽民讲话曾经采取更宏伟的历史视角，谈到了中国“伟大祖国”五千年的历程和文明成果，胡锦涛昨天讲话则更集中最近六十年，尤其是从毛泽东开始，包括他本人的四代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讲话比较突出地强调了“团结”，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与最近两年来中国西藏、新疆地区的民族骚乱事件，内地民众的抗议活动以及最近有关党内斗争，特别是他和未来接班人习近平关系的种种传闻有关。除了强调团结以外，对于过节中的中国人民，胡锦涛指出了未来“无限美好”的前景，令人回想起10年前江泽民曾经提出的“无限光明”的前景。”如果“美好”、“光明”这种文学性语言不足以说明中国向何处去的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提法虽然比较具体，但对于什么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标志？还需要深入讨论。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后，是否能够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这些国人和全世界关心的问题，昨天胡锦涛的讲话没有给予回答。
昨天白天天安门游行时，广场上由人组字而不断变换的政治口号中，曾经有一条出现了“民主”的字样，“民主”二字与“富强”、“文明”等价值相并列出现了几十秒钟后就消失了。虽然这可能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而不值得注意，但和其它政治口号相比，“民主”的字样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昨天上午胡锦涛面容严峻，身穿黑色中山装，由于毛泽东一辈子穿中山装，法国人已经把中山装当作“毛装”，所以引起法国媒体对胡锦涛穿“毛装”的猜测。被认为将成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习近平，昨天全天在镜头前的表情都非常标准，极显功力。
中国昨天的国庆游行从空中到地面，从武器到彩车，从台前到幕后，追求新意，争写世界第一。官方报道的第一次现象，包括中共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画像第1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3位前领导人的画像同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当游行队伍抬着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相片走过时，看到自己巨幅照片被像神像一样崇拜时江泽民和胡锦涛面不改色，他们是否体验到了当年毛泽东被人民崇拜的感觉呢？
中国向世界展示强大实力，中国国庆阅兵展示多项新型自製武器，其中有核导弹、预警机、新型坦克、巡航飞弹等近50种新式武器装备，尤其是二砲部队的战略、战术导弹，引发各界特别关注。除了新型武器外，也向世人显示军方人力素质的「软」实力。法新社昨天还评论说中国军力先进装备，在亚洲已经是第一水平。
昨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为一个大戏台，几十万人的表演献给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们，表达中国人民对经济腾飞军力强大的自豪，表达对领导自己60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和认同，这台大戏给从电视收看的全国同胞们提供了一次超级娱乐和感官享受，也给处于经济衰退和战争动乱的世界其它部分再一次惊讶。出色的组织和商业运作、先进的技术、举办奥运的经验、等等都使中国成为了举办大型群体庆祝活动的顶级专家国度。但中国的这套整体运作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自娱自乐，不知有多少国家能够欣赏，能够学习。
令人感兴趣的是：整体国力强大后的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集权国家才可能有的节庆样式：这就是集全民之财力人力，通过举办最豪华节庆的方式，在给人民以超级娱乐的同时，以民族主义情绪聚集民众向心力从而化解社会矛盾。昨天天安门广场数千人组成的军乐团、合唱团演奏和唱的，百分之八十是几十年前的宣传歌曲，新歌的政治宣传性甚至更强，很多歌词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比作母亲，爱中国就象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自然，同时把共产党和中国混为一谈，把国家、党等非人性化的政治实体人性化到自己的至亲的程度。一切需要深入讨论加以定义的严肃的话语、字眼、命题在中国不能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多少由中共高层的错误而造成的悲剧是禁忌话题，但执政党却依仗财力，调动中国艺术精英们的才华，以歌曲、电影、大型文艺节目等文艺形式把含混不清甚至错误危险的政治概念和历史事实，灌输给在声光色大爆炸中已经陶醉的广大受众。《复兴之路》、《建国大业》等60年庆祝活动无一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新典范，是从中国封建王朝传承的歌功颂德的极品，堪称一党专制宣传的极品样式。
中国国庆60年的欢庆活动所传递的政治信息固然重要，而其表现的方式也值得深思。这为观察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进而理解中国的今天提供了新的视角。
2009年10月1日 星期四
NYTimes : China Celebrates 60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http://www.nytimes.com/2009/10/02/world/asia/02china.html?_r=2
BEIJING — China’s leaders marked their nation’s 60th anniversary on Thursday with a precision display of military bravado, a fleet of floats representing everything from a giant fish to Mount Everest and, improbably, a female militia unit toting submachine guns and attired in red miniskirts and white jackboots.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immense, powerful and flawless, down to the crystal skies which, just a day earlier, had been laden with smog.
In all that, it was a fitting analogy for 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wanted their citizens and the world to regard them — and, perhaps, how they may be feeling themselves these days. The last such parade, in 1999, was of interest mainly to foreign military analysts and China hands. This time, the world’s news outlets reported raptl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very detail, and China’s state-run television network streamed video coverage over the Internet,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to viewers worldwide.
Beyond that, however, the Chinese made few concessions to their global audience. The 60th celebration was slightly kitschy and indisputably retro, a carbon copy of the prior once-a-decade celebrations. “On one level, they are naturally aware of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but in the end this is a parade and show for Chinese leader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Geremie R. Barmé,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aid in an interview. “It has always been such a show. It is a display of China’s might and power. When it comes to this kind of parade,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s are just not that important.”
A confident President Hu Jintao, clad in a high-collared Mao-style jacket, told the invited guests — the general public was not allowed to attend the parade — that “infinitely bright prospects” lay ahead for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Today, a socialist China geared to modernization,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has stood rock-firm in the east of the world,” Mr. Hu said in a brief speech speckled with boilerplate references to Chinese-style socialism. The Chinese people, he said, “cannot be prouder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our great motherland.”
Mr. Hu review of his troops — made standing in the open sunroof of a Chinese-made 12- cylinder Red Flag limousine — echoed the reviews conducted by his predecessors in decades past. Television images showed Mr. Hu waving stiffly and calling out “Greetings, comrades!” through four large microphones attached to the automobile’s roof. Following tradition, the troops replied in unison, “Serve the people!”
The vast display of military power —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52 weapons systems; 151 warplane flyovers; 12 intercontinental-range missiles; and new a missile, the Dongfeng 21-C, that one day could be used to counter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 received by far the most attention. While China’s military remains well behind that of many developed nations in sophistication and firepower, analysts said, its progress since the last such parade in 1999 was impressive.
Analysts said, however, that there was little or nothing unknown in the procession of hardware.
And some of the most notable changes did not involve the military at all, but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a paramilitary force that was a bit player in the past. On Thursday, the police had specially outfitted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a signal of their growing stature. The group is the government’s main internal security force and played crucial roles in suppressing ethnic disturbance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in July and in combating riots in Tibet in March 2008. Their performance in Tibet was widely criticized, and the government has since taken steps to modernize the force and train it to military standards.
To foreigners, the show of firepower and Mr. Hu’s bromide-filled speech may have evoked memorie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performances at May Day ceremonies. But in China, the National Day ceremony is directed mainly a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at the 75-million-member Communist Party, which not only runs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has direct control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military journa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ews said in February that the parade “is a comprehensive display of the Party’s ability to rule.” And the theme of this parade, hammered home in weeks of newspaper articles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i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China strong,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respected in the world — and that it is in firm control.
Those points were underscored in the procession of floats that followed the military display in the parade, in which each underscored a Chinese province’s charms or one of China’s accomplishments. One float carrying fish and a sheaf of wheat proclaimed China’s ability to feed itself; another, holding a huge space capsule, celebrated China’s manned space program; another depicted the bullet trains that are beginning to link a few large cities.
Each of four floats bore a huge portrait of a Chinese leader with his trademark slogans: Mao Zedong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Deng Xiaoping (“Push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Adhering to the important though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current president, Mr. Hu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here was moment when Hu broke into a nearly human-like expression, when he saw the girls in the miniskirts.” said Mr. Barmé, of Sydney. But his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parade? “Incredibly dull.”
Sharon LaFraniere contributed reporting.
2009年9月30日 星期三
齐鲁晚报：“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
本文亮点如题。
汉语是低级语言吗？
文/徐宏力
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447852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
最近，署名“飞龙在半天”的网友发帖子，说“汉语是一门低级语言”，引起了热议。他认为数字是进制语言，仅用从0到9的符号进位就能表示无穷整数，扩充力极强。英语也是一种进制语言，采用了26进制，这些字母有自己的序列，可以像数字那样进行精确表述，大部分科学技术都是使用进制语言的人发明的。汉语没有基本字母，符号间也不能排序，正因为如此，计算机的出现与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就是必然的了。进制语言才高级，汉语不能进制，当然也不能进步，所以低级。
为什么说接近数学就高级，不说接近文学才高级呢？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更密切。用数学来评价语言学现象，而且得出高低结论，可能没什么把握。这就好像以女人的风韵来衡量男人的风度一样，难免张冠李戴。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我们尤其不能成为“数奴”，只使用数学思维的人，脑子偏瘫。做事的智慧、做人的品位等复杂的高级东西，都不能用数字来描述，有时定性判断更有效。我们从数里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学术评价中的量化分析便不是什么高级手段，只能当做中初级标准，合理尺度在同行学者的心智中。
中国人发明不了计算机与说汉话没关系，就像中国人长不出黄头发与说汉话没关系一样。文艺复兴解放了欧洲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激活了求真传统，市场经济呼唤物质手段，这是西方科技领先的根本原因，其优势不取决于怎样说事，而取决于怎样做事。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不能说讲汉语的人方向感就强，最早测绘世界的还是哥伦布那些西方人。古代华人科技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并不是因为使用了汉语的缘故，我们现在落后了，也不能找汉语的毛病，如果将来能在某些方面领先，也不能给汉语记功，应该向科学界敬礼。
在中西方交往史里，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很赞赏《周易》，指出阴阳八卦与自己所建立的数学二进位制不谋而合，现代电脑软件的数学基础就是二进位制，而《周易》是五千年前中国符号智慧的结晶。我不是说画符的高手就一定能设计软件，而是想说，汉语所负载的文化也有科学素质，中国落后了，不是因为语言落后，而是社会落后了，现在正在追赶。
西语是拼音文字，文随音走，音变了，字就变了，孕育出另一种语言，欧洲的衍生语种很多，形成了小国寡民的格局，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汉字表意，与发音无关，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的话，但能看懂他们的文字，依然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深度交流。汉语如果走音路，也会派生出很多语种，中国也会分裂为很多国家。秦始皇统一了疆土，也统一了文字，前者利在当时，后者功在千秋。从国语稳定国势的角度看，汉语才高级呢！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这就像小猫与小狗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样，喜欢狗的人比喜欢猫的人多，但是狗不比猫高级，它们同级，狗能看家，猫还能抓耗子呢，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网友“飞龙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观点浮躁，很难落地。
来源：齐鲁晚报
2009年9月25日 星期五
上海三联译著水平江河日下
其实，别的语种不知道，法语书的翻译更恐怖……
作者：安替
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因为何必为混蛋生气？但一想到这种垃圾学术译作会继续毒害读者，而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有兴趣像我一样去Amazon买原版，所有特地揭露一下上海三联出版的最新混蛋学术译作《联邦主义探索》是多么地混蛋，希望读者千万不要再去买彭利平翻译的这本臭书。
在新华书店买这本Daniel Elazar原著、彭利平翻译、上海三联出版的《联邦主义探索》，是充满期待的。因为的确如同书中所说，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家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不诉诸于民族主义的联邦主义就成为了一种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Elazar长期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写的书应该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问题是我读了一章，就有种被人合伙欺骗的感觉，译本古怪难懂，竟然我这种具有平均智力又关心政治的人都不知所云。我出身理科，逻辑扎实，语感又好，一般我读不懂的东西，我都倾向于认为是文本在装神弄鬼。不过因为联邦主义云云是王怡和陈永苗的专利话题，我这种只会反对私产入宪的土人稍微陌生也是应该的。于是我就虚心了一下，问了懂政治学的朋友，结果人家也不懂。
我抄一段给大家看看：
——“（第1章第1节）政治科学自一开始就已经对政体的存在确定了三个基本方法，即征服（《联邦党人文集》第一项武力）、有机体的发展（对《联邦党人文集》而言就是不测事件）和契约（即选择）。”
各位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中英文版的也不少了，这毕竟是美国政治的必读书。问题是，谁能说出这个“第一项武力”是什么东东？而且这个“有机体的发展”是什么意思？
买了原版书才知道，原来和所谓“第一项武力”有关的原文是（force, in the words of Federalist No.1）。我明白了，彭利平先生没有读过英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因为这里的No.1是指文集的第一篇，应当翻译成（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的措辞就是“武力”）。至于那个“有机体的发展”，其实是（organic development），简单翻译成有机发展就可以。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下面一段译文更能显示彭利平翻译的臭鸡蛋水平：
—— “（第1章第3节）联邦主义者决议：联邦主义者决议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全球外观的各种决议中最广为传诵的决议之一——如果也是最为不受注意的一个决议的话。”
丫在说什么呢？什么叫“联邦主义者决议”？难道在讨论什么安理会或者协会文件？？
看了原文差点没把我笑死，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赫然用粗体字写道“The Federalist Revolution”。我想所有上过高中的中国人都认识最后一个英文单词是“革命”，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决议”其实是“联邦主义革命”。为什么会这样？
哦，彭利平把revolution看成了resolution（决议），而且不是看错一个地方，而是整整一节！
拜托啊，你用金山快译翻译也不会犯这个大错误啊！一个连革命都不认得的人竟然也读了政治学博士，竟然也在宾州大学深造，你可以想象中国的所谓学术界水分有多大吧。
这种猪狗不如、根本不值得一看、看了就毒害不浅的译文是如何通过层层审查出版的呢，我们看彭利平自己是怎么出的：
“在本文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使我对某些原文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进而使得我在翻译时尽量做到正确无误。但是由于水平比较有限，仍难免出现差错。……我的博士生导师姜琦教授也给予我帮助和指点，在本书付梓之际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致谢忱。在本书完稿之际，华东师范大学的黄理平副教授通读审阅了全稿，使本译文增色不少，借此谨表感谢。”
(XYS20090923)
2009年9月23日 星期三
照片及笑話一則
两个重庆人到北京观光旅游，由于对北京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就在公交车上打开地图研究.
甲：“我们先杀到天安门，然后再杀到毛主席纪念馆,最后杀到中南海...”
乙：“要得嘛，我们就按到你说的路线一路杀过切。”
(注解:重庆和四川人说的杀是指去的意思)
不幸被同车群众举报，下车后即被扭送至公安机关，交代了若干小时情况后才被放出。
甲乙两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看着人来人往,两人一时无语..........
甲忍不住：“你浪个不开腔（枪）喃？”
乙：“你都不开腔我浪个敢开喃？”
话音刚落，又被广场群众扭送至公安机关。
一周后两人走出了看守所大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甲说：“这哈安逸了，包包都遭整空了，哪点去搞点子弹嘛？”......门口的武警冲上来将两人按倒在地。(注解:子弹在重庆和四川方言里是钱的意思)
公安部发出通知，国庆期间禁止讲四川话
2009年9月22日 星期二
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 “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 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 “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 “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 “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此作者有不少古怪想法。譬如以老子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攀扯美国南北战争，近乎莫名其妙。又尝论民歌，极民粹。
然而在革命问题上，他指出的机制是正确的，虽然字里行间仍极民粹。
革命的坏处，尤其是“肚皮革命”的坏处，他说到不少，惟有民粹一桩他未提及。因他自处其间而不自知。民粹不仅是毁掉物质积累，更是毁掉精神积累，带来的伤害远比兵燹伤亡深刻而难以挽回。
历来革命，肚皮成分愈多也就愈民粹。英美革命“肚皮”的成分较小，法国革命就伴随着较严重的肚皮问题，俄国革命几乎就是肚皮革命，而支那的闯献革命是彻头彻尾除了肚皮不含任何其他意义的革命。该数次革命的民粹程度也因之递增。
此人以“鲁迅风”自负，又是咄咄怪事。无论从他文章的内容还是文风，我丝毫看不出鲁迅那种对人的解剖，体会不到鲁迅那种让人鼻孔冒气的幽默。
要说文章，还是魏忠贤那篇写得妙趣横生。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狄马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ima/archives/342366.aspx
1644年农历3月19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 1944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尽管其后的郭沫若以进献“新词”和“颂歌”而为世人所不齿，但凭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 “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阶级斗争”被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奉旨填词”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众之厄运；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 改良”，犬儒之风大炽，知识分子普遍家禽化，“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而这正是几百年来“给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统史家的一贯看法。真应了圣经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
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蛊惑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 ”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1]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2]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3]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祯13年9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巴西鱼腹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11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 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 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11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本朝的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或者是在李继迁寨搞一个基层民主试点，成功了的话，再依次向米脂县、延安府、陕西省乃至全国普及？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我觉得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学者、教授的逻辑和杨大致相似。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同理，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用“革命”的手段将另一些人剥夺殆尽，然后号召他们只能“改良”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 居心”本来就“不良”？
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 “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二
正如忽视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样，学者们在大谈改良的同时，恰好也忽视了改良的条件。我们知道，改良的条件是妥协，是双赢互利的共生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唯我独尊”，更不是一厢情愿地标榜自己“伟光正”，“就是好来就是好”。一句话，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谈得上“改良”，否则，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与独裁者没有一个不自我感觉良好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独裁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利益。即使在英美这样一些深具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当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威胁特权阶层继续行使特权时，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这一点在《大宪章》产生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
《大宪章》是13世纪初英国国王和属下25个分封贵族签订的一份关于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书。在这份被誉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比如在司法领域内，《大宪章》第40条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而正是这一条导致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 39条规定：“未经王国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裁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伤害”，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护”原则——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正是由这一条衍生出来的。不仅如此，《大宪章》的意义还在于人们从这里推导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那时的中国，还匍匐在赵宋王朝的脚下，认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这样一份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件，它自身的诞生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13世纪以前的英国国王在和贵族的长期征战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约定，国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给诸侯，诸侯则出人出钱替国王打仗。但有一条，打大仗或征重税必须取得诸侯的同意。13世纪初，英国在和法兰西的战争中连连败北，以至于丢失了祖传下来的法国北部的两个郡，诺曼底和安茹。国王不服，为了夺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贵族征税征丁，但这次没有取得贵族的同意，他就用严厉的手段强行征取。但令人沮丧的是，国王这次又损兵折将，铩羽而返。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再一次向贵族征收钱粮大干一场时，贵族终于不干了。 1215年的春天，他们起兵占领了伦敦，然后派人和国王谈判。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国王约翰被迫在贵族们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盖了皇家封印。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义非同寻常的文件——《大宪章》。
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有契约传统和“绅士风度”的国家里，国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恩赐臣民某些权利，如果没有诸侯们大兵压境，国王是不会妥协的。事实上，约翰在签完字的当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复向教皇诉苦，他是在贵族的刀剑逼迫下答应的，因而应当由教皇出面，宣布《大宪章》无效。但《大宪章》规定，国王如违背协议，25个得到授权的贵族可以起兵讨伐之。因而当教皇宣布《大宪章》无效的消息传到各郡时，贵族们立即发兵伦敦，以武力捍卫《大宪章》的神圣性。这时，约翰死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由贵族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最后确认了《大宪章》的合法性，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就这样在武力面前达成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国王执意不肯放弃“ 乱收费”的权力，反而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诸侯是“乱臣贼子”，不但要“秋后算账”，而且会“灭门九族”，“凌迟处死”，那么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账思想，而且死咬定要“奋勇前进”，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那么，不要说国王想放权，即使想逊位也不敢了。正是双方的双赢共生思想，为对方的妥协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才最终形成，才不至于鱼死网破，人亡政息。
相反，美国的独立战争正是英国国会贪得无厌，步步紧逼，拒绝和解的结果。1765年，为了转嫁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根据这项法律，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连扑克牌在内都必须贴有大不列颠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金。但这项法律并没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议会里通过，也没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国议会里讨论，而根据西方政治“没有代表不纳税”的思想，凡纳税人有权参与立法。因而国王在各殖民地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废除了这项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废除的同一天，国王就宣告“过去有、现在有，并且依据权利应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辖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仅仅过了两年，国会就再次通过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税”的法律《汤森德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对于进口各种玻璃、铅、纸张和茶叶都要征收若干重税。殖民地人民拒绝缴纳时，税吏就叫上英国军队一块来收。其间，他们多次派代表向英国国会陈述困难，但这些傲慢的英国人不仅拒绝接见，而且有时还把他们安排到荒无人烟、又极不舒适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快离开。
1773 年，英国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诸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对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也就是说，在这项法令之下美洲人实际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叶贸易。激烈的反抗终于爆发了。1773年12月16日，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运至波士顿，被愤怒的波士顿人倒入海中。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英国国会的对策是以压倒多数通过《强制法案》。该法案规定，今后所有破坏“和平”与妨害官员执行公务的案件必须移交英国法院审理；允许军队驻扎民房；关闭波士顿港口，直至该城将所毁茶叶赔偿清楚为止。国王写信告诉诺斯勋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须是要么屈服，要么胜利”——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但不知如何应对。为了协调各州的行动，他们决定于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费城开会。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虽然通过了和英国断绝贸易往来的决议，但人们普遍不愿独立，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是要让“英国人民感受到他们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渴求”，因而，会上通过的《权利宣言》充满折衷和让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国国会执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法案”，连一向激进的杰斐逊参会时也只是认为国王需要“纳谏”。
实际上，直到1775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战争已经爆发，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让英国人知道，枪声虽然响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卫自己的权利 ”，他们是会让步的。但英国国王拒绝了他们的种种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1775年5月10日再次于费城集会，史称“第二届大陆会议”。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建一支大陆军，由深孚众望的华盛顿任总司令，但目的只是迫使英国让步。因而大会同时采纳狄金森的请愿主张，并在《关于武装抵抗的缘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谦卑地写道：“我们并不是出于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的野心而组织军队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对我们的敌意，我们就会放下武器……我们谦卑地信赖着那至高无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决者和主宰者，我们……企求着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够在这场巨大的冲突中护佑我们，使我们的敌人能够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和解，并因而使帝国免于内战的灾难。”但回答他们的是，英王立即拒绝了《请愿书》，并于12月22日发布了《禁止法案》。该法案宣布，殖民地从此不在英王保护之下，并下令封锁殖民地全部港口，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革命”不是议论出来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祷的结果，娘嫁人不是村妇“腹诽”的产物一样，“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 ”（顾准语）。翻译为“常话”就是，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们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结社等理性方式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但当一个独裁颟顸的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无以复加，不仅剥夺掉了他们通过和平渠道表达愿望的一切权利，而且公然践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灾难反复出现的悲凉和无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面对明末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现状，无论朝野、官民都认为需要改良，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 “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关于前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按照自己的策划重组、关并、划转甚至使其破产。可是这个帝国的“大老板 ”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亡国之君是容易遭人唾骂的，但提到崇祯，人们总是眼泪汪汪。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做做样子。“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 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作秀”罢了。比如，自崇祯10年起，皇帝因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宫中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唯独“打稻戏”不废。所谓“打稻戏”，就是在秋收季节由钟鼓司的官员扮作农夫农妇表演的庆祝丰收的节目。表演时皇帝必须亲临现场，所以这对崇祯来说，是一个显示“重农”的好机会，但大臣要他拿钱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视“三农”的切实措施。崇祯8年，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凤阳，掘毁了凤阳祖陵。崇祯闻报后痛哭流涕，马上宣布“避正殿，撤乐减膳。从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阁臣俱宿于朝房 ”，“惟以青衣从事”。自己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但他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味装腔作势，汲汲邀誉，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以前的史学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大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而农民起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祯年间的赋税之重，催征之苛都超过了前代。实际上早在马懋才备陈灾荒的第二年——当时的李自成刚刚举事，只是“三十六营”中的一个小首领——职方郎中李继贞就上书崇祯请求赈济陕北饥民。他认为“如此，则民之已化为贼者，将还化为民；而将化为贼者，且永不为贼 ”，但崇祯贪吝，只答应给十万。李为他算了一笔账，一个饥民一两，只可活十万人，而当时“斗米七钱，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请求皇上拿出“内帑”，“活数十万生灵”，但崇祯说什么也不干。李因之忧愤而死。
加征当然不自崇祯始，万历末年就有“辽饷”，但以崇祯时为最苛繁。先以辽东战事紧急加征“辽饷”，后因农民起义声势日壮，崇祯又降旨征收“剿饷”：“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话说得可怜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们竭力鼓吹。实际上，“勉从廷议”不过是“装处”而已，原定“暂累吾民一年”的“剿饷”并没有在一年之后结束，而是随之就成为“定额”。非但如此，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练饷”，意即因清兵内犯加征的练兵军饷。三饷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种“ 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为匪为盗，聊以度日了。
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祯14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4]。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甚至到崇祯17年2 月，也就是离他上吊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已逼近北京，他还念念不忘征收钱粮。在一封专门的“催征敛”诏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边饷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赃赎而缓钱粮，不严赏罚何以劝惩？今内责部入，外责巡按，痛禁耗羡。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5]
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 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10年4月，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但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但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 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6]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17年1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他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帐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7]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63 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17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墨、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
四
根据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比如，没有人认为卧轨、自焚、喝农药比和平示威更能解决问题，可先得有和平示威的权利；没有人认为在球场里胡喊乱叫，在厕所的墙上创作“文学”比在报刊上自由发言更酣畅淋漓，可问题是先得有创作和出版的自由；没有人认为吸毒、嫖娼、包二奶、上色情网站比到教堂里沐浴上帝的恩膏更高尚、更有尊严，但每个人先得有寻找上帝的自由；没有人认为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歃血盟誓组织黑社会比光明正大地结社、集会更少风险，更能体现社会公义，但问题是先得有结社集会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15年12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17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3月6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 17年3月17日，农民军已占领了芦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8]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以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3月19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那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 ”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唯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3月19日进入北京，4月30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42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42天和没有42天是不一样的：有42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2004年9月14日动笔
2004年10月1日完稿
注释：
[1][2][3]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十六，《艺文三》。转引自《李自成大传》，晁中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140～141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4]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5]《崇祯实录》卷十七。
[6]《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7]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8]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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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国暂禁外国旅客进西藏：国庆期间停办外国人入藏文件
2009年09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40北京时间 16:40发表
西藏首府拉萨旅游局的职员称，从9月24日起暂时禁止外国旅客到西藏，直至国庆的庆祝结束为止。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9月21日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将维持至10月8日。
法新社报导，拉萨旅游局不愿具名的女性职员称，自9月24日至10月8日，暂时不为外国旅客批出签证。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周一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会维持至10月8日。
国庆期间外国游客将无法入藏
西藏旅游官员证实，西藏从9月22日起暂停办理外国人申请入藏旅游所需文件。美联社报道引西藏旅游局行业管理处官员称，从星期二开始，西藏不会再接待新的外国游客，但是已经入藏的游客将可以继续在西藏停留。法新社则引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拉萨旅游局女性员工称，当地规定从9月24日至10月8日暂停办理入藏旅行许可。
西藏旅游局一名姓廖的科长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以上媒体的报道并不完全准确，但表示自己刚从外地出差返回拉萨，也不详细掌握有关细节。他让记者致电旅游局另一个部门咨询有关事宜，但该部门无人接听电话。
BBC报导，西藏中国旅行社一名姓于的女性员工对BBC中文网否认有禁止外国人入藏旅游的规定，但表示外国人办理入藏旅游需排队一个月。而西藏红山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则向BBC中文网记者证实了有关规定的存在，但说自己并不清楚禁令什么时候才能解除。
旅游人数
西藏去年三月出现暴力骚乱事件后，当地一度对外国游客关闭数月，而今年三月也一度暂停办理外国人入藏旅游许可。旅游业是西藏经济的支柱产业，根据西藏旅游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八月份接待137万游客，是单月最高纪录。而一至八月的游客总数则有409万人，超过2007年全年的游客总数。
另外西藏今年头八个月旅游收入达到32.35亿元人民币，分别比2007年和2008年同期增长16%和248%。随着十?一的临近，中国当局更加加强对各地，特别是北京、西藏以及新疆等敏感地区的安全控制。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国庆阅兵和游行期间，北京首都机场将禁止航班起降。
而继上星期发生东北下岗工人在北京闹市区持刀杀伤路人事件后，北京各超市据报道已经停止出售水果刀等刀具。
2009年9月21日 星期一
美军惊呼：他是共军的杀手锏，美军将在他面前颤抖。
也有人哀叹：共军要完了……
毛新宇晋升最年轻将军
记者马浩亮/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近日晋升为少将军衔，他不仅成为目前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将军，而且是第一位“70后”少将。毛新宇现在职务的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据新闻资料显示，毛新宇最近出席湖南省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为某驻京单位讲党课时所用的身份均已是“少将”。
毛新宇出生于1970年1月，是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岸青是毛泽东次子，他与邵华在2007年先后去世。邵华生前亦是少将军衔，是解放军中少有的女将军，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毛岸青生前曾长期患病，享受副总理级医疗待遇。他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均曾前往八宝山送别。
出版多部毛泽东论著
毛新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获硕士学位，2000年进入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参军入伍，2003年7月份获得博士学位。后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2008年7月晋升为副部长。他与现任妻子刘滨育有一子一女。
毛新宇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我为爷爷唱新歌》、《沿著爷爷的足迹》、《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年辑录》、《我的伯父毛岸英》等图书、文章。毛新宇曾多次表示过，“爷爷对我此生影响最大”，“最大幸福就是理解了爷爷”，“我只能比得上爷爷的千分之一”，“爷爷是无字书活教材，一直激励我成长”。他还是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毛新宇曾表示，自己读过许多写毛泽东的书，但是不喜欢某些美国人写的书。他认为，书中充满了偏见，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常常夸大“大跃进”的消极作用，夸大毛泽东应负的责任等等。
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正大军区级。现任政委是刘少奇之子刘源，他刚于今年7月晋阶为上将军衔。
今次晋升少将之后，39岁的毛新宇成为解放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并且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70后”将军。在他之前，解放军比较年轻的少将包括航天英雄杨利伟（生于1965年）、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生于1967年）等。
传伊犁维族与军警对峙，国庆前新疆局势再紧张
星岛日报/十一国庆在即，新疆局势再度紧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表示，新疆伊犁霍城县一名参加“七·五”骚乱的维族男子，近日怀疑在狱中被殴打致死，引发家属及民众不满，上街与警方对峙，当局调动军警入城。居民表示，对峙情况昨日仍然持续，当地有爆发大规模骚乱的可能。
总部设于德国的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20日对中央社表示，根据伊犁霍城县维族人提供的信息，霍城县一名维族男子因为参与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被捕，日前在监狱被殴打致死，当局将尸体归还给死者家属，并要求他们立即将尸体埋葬，引起家属不满，要求当局交代死因。
“霍城县维族人其后到死者家里，看到尸体伤痕累累，引起全县维族人愤怒，他们昨晚（十九日）至现在正与当局对峙；而当局已将霍城全面戒严及封锁，并停止供电，现在正调动军队进入该县。”迪里夏提表示。
一名内地网民表示，其家人与霍城的同事联系过，当地的确发生了维族与军警对峙的事件，起因与世维会所说相同，局势紧张，有暴乱舻象但现已平息，并没有发生暴乱。
霍城位于新疆西部接近边境地区，与哈萨克斯坦相连。全县面积约五个香港大，人口约三十四万，包括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廿九个民族组成。
七月五日乌鲁木齐发生维族骚乱，造成近二百人死亡后，新疆当局出动军警入城，局势一度稳定下来。
不过，新疆局势近期再度紧张，多个县市出现刺针伤人事件，引发大批汉人上街示威，质疑新疆当局处理治安事件不力。
2009年9月20日 星期日
卡玛: 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茉莉
“我相信从长远看，历史会沉淀下来，严肃的学者在世界上不可能绝种。但是，自从1995年拍了《天安门》之后，我一直受到共产党和学生领袖的两边夹攻。有一次我在公路上开车，忽然看到路边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撒切尔夫人的话：‘不要在中间开车，否则你会被两边的车撞坏的。’我想，这正是我的处境：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说这番话的记录片《天安门》制作人卡玛，陷入柴玲起诉的官司缠讼烦累之中，已经两年多了。2009年4月15日，卡玛所在的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因高昂的诉讼费用，面临可能破产的危机时，发出《纪念六四：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呼吁书。5月29日，中国作家王力雄发出《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引起中文世界的注意。6月10日，笔者发表《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一文，对此案的恶劣性质进行剖析。
通过和卡玛同住在波士顿的郭罗基先生，笔者找到卡玛，向她表达我的敬意和支持。此后，我便通过卡玛的影像、文字和个人交谈，了解这位遭到中国政府和某些学生领袖痛恨的导演，逐步认识她的身世、她的理念以及她对历史诚实的精神境界。
◎ 她坚守人文价值和史家传统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卡玛和她的合作者还会拍这样一个令他们祸不单行的《天安门》吗？笔者认为，人们的选择取向基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卡玛作为主要制片人的困境几乎是命定的。尽管当初决定开拍此片时，卡玛有种种顾虑，但一旦投入，她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对中国问题的独特认识，就必然渗入其中。她对镜头的选择反映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验。
卡玛的政治倾向是如此明显。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说：“至于到想要拍的时候，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拍，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一点偏见就是我对这场运动是同情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记录片中，善良的人们可以用心灵感觉到，镜头背后的制片人在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影片一开头就有抗议者挡坦克的镜头，解说词评论说：“这是人类的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影片最后以一位死难者母亲的话作为结尾，卡玛说：“我们当时觉得，在这样的血腥镇压后，任何解说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除了那位母亲丁子霖。”在此片中，卡玛自始至终坚守和捍卫民主价值和人道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卡玛不但要表明自己个人的立场，更要力求公正无偏地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诠释。中国古代史家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西方历史学家主张独立和中性，他们不能做某一方的代言人和啦啦队，而是要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发掘有关该事件的确切资料。无论个人感情如何偏向学生运动，卡玛不敢背叛史家的优秀传统。
卡玛多次引用罗伯特 休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段话，阐明他们制作《天安门》所遵循的原则：“人类追求经纬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家的责任。”
拍片初期，卡玛心里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先入为主的结论，她只是非常同情学生运动一方。等到搜集了解到很多的资料，慎重地审查了各种信息资源，她就开始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她发现，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清楚，他们的组织结构也不够民主，一些学生领袖缺乏妥协精神，有些人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投降派”、“叛徒”。曾亲眼目睹过中国文革中凸现的人性之恶，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卡玛知道，在冠冕堂皇的正义大旗下有多少仇恨和不宽容。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抗争的人们，既有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有不太光彩的一面。
那么，卡玛是否还能在她的影片里保持历史的原貌呢？她没法推卸这种历史责任。这种坚持，是人类对于真实的永恒追求。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改善自己，制片人也就只能满怀对人性弱点的深切同情，毫不畏惧地直面事件真相。正如《波士顿凤凰报》评论所说：“这两位制片人所选择的纪念这场民主运动的方式，不是把它简单化，而是把运动的复杂性表现到几乎令人痛苦的地步。”
用摄像机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卡玛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公平面世的机会。通过现场镜头和人物采访，影片几乎将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的每一天，都一一清晰地还原重现。此片被评论家认为囊括百万人的阵容，纵横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史，却毫不哗众取宠。其叙述语言简洁朴实，分析冷静理性并富有哲理，一切以事实本身来说话，重客观而不做主观结论。
◎ 继承了家族的密码和“原罪”
卡玛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离开中国。这位美国白人的女儿有着非常独特的经历，她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长大，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毛泽东时期诡异而惨烈的政治运动。
当卡玛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困境，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那时正是文革前夕，中国开展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还是初中生的卡玛也感觉到了政治压力。她读了美国左派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获知革命中有很多屈死的冤魂。小小年纪的她便自问：“如果自己将来像斯特朗一样，被两个阵营都视为敌人，我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父亲的遭遇，证明这位小姑娘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韩丁（William Hinton)是一位记者，也是农业专家，曾于1945年随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到中国，后受聘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救助人民。这位美国人后来因认同中国革命遇到了麻烦。1953年，韩丁因不满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断而回美国，遭到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被传讯听证，上了黑名单，被吊销护照，禁止离开美国长达十五年。吊诡的是，韩丁在他所支持的共产党中国也曾被禁书。他的长篇著作《翻身》，因记载了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
十八年后才在北京重见父亲，这还不算卡玛太大的不幸。在成长过程中，时常让年少的卡玛感到很尴尬的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而被人骂作“美帝国主义”，还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通知离开做政治报告的会场。卡玛曾说想当勘探队员，被人质问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宝探走？文革初期，红卫兵吼叫着要她滚出学校。后来，公安局甚至将她备案为“特务嫌疑”。能够接受她的，是同学中一些不同出身的离经叛道者，不论来自所谓的“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家庭，他们都反对“血统论”，认同遇罗克的《出身论》。
自从卡玛拍了《天安门》，柴玲及其支持者论理站不了上风，就追究卡玛家族“亲共”的历史。在卡玛的家人身上，笔者看到的是，天真而轻信的美国左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何陷入中国政治的烟云迷雾之中。然而，无论对其家人的评价如何，卡玛应该为自己家人的言行负责吗？柴玲等人采取株连的手段，想要达到因人废言的目的，说明他们承袭的是共产党“血统论”那一套。
如果真要追溯卡玛的血统，我们还可发现， 在她父系的英国祖先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还有一位曾祖姨母是写作《牛虻》的女作家丽莲—伏尼契，她嫁给了一位反对沙皇的波兰伯爵。卡玛母亲的一方是芬兰移民，卡玛性格中的忠实、纯朴又豪爽的因子可能来自北欧民族的这种风格。
继承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密码，卡玛怎样才能做一个自己？经历过东西方的社会变迁，认识了世界和人生的复杂性，卡玛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漂泊的人，不听从任何阵营、势力和利益派别，不为任何一个阵营护短，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 因拍摄《天安门》而惹祸上身
在哈佛读博士学位，卡玛选修的是“中国美术史”。她既热爱美术也喜欢历史，这个专业还和她熟悉而怀念的中国有关。但美术史并未和政治脱掉干系，她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搜山图》的源流，那些画卷所描绘的诸多神祇搜山驱鬼的神话，分析起来涉及到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政治文化。
对卡玛来说，拍摄《天安门》这个记录片有点偶然。在这之前，他们夫妇曾以人类学学者的眼光，拍摄过多部表现中国农村生活的记录片，获得二十多种国际性电影大奖。当初八九民运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人来找卡玛拍片。卡玛开始不敢拍，理由是拍记录片太困难了，再加上孩子还小，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但是卡玛的丈夫——摄影师高富贵经不起朋友热情邀约，参与了拍片计划，又极力说服卡玛加入。不久，政治风向就突然变了，原来力主拍摄该记录片的人退出了，卡玛只好和丈夫一起承担起这个计划。
在专制的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又在民主的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身上带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卡玛一承担，一出手，这部影片就有了不同凡响的视角和独立立场。但她倾注六年的心血所摄制的记录片，给自己带来了摆不脱的麻烦。中国官方和某些异见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她。用卡玛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中国政府方面不肯放过《天安门》。他们指责这个影片“歌颂暴徒，误导观众，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片进行长期的围追堵截。1995年纽约电影节因放映《天安门》，遭到中国当局的抗议，张艺谋被禁止前去参加首映式。其后，香港、悉尼、柏林和旧金山等电影节也受到种种压力。汉城电影节因考虑到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最后把《天安门》从节目单上删掉了。连以帮助独立影人为宗旨的美国“太阳舞电影节”，在获知中国政府的抗议后也不再邀请卡玛了。此外，有西方基金会因为卡玛拍过《天安门》，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资助卡玛，令卡玛的事业举步维艰。
来自柴玲等学生领袖方面的纠缠和报复，比起中国政府来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天安门》的愤怒声讨，类似文革时期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运动。柴玲和她的支持者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却一口咬定卡玛受中国政府指使。他们谴责卡玛等人“恣意亵渎污蔑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本身”，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是一群苍蝇，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疾病”，……。
追究卡玛的政治背景涉及到她的父亲和姑母，甚至那位和卡玛同名的老教育家奶奶。卡玛的奶奶曾于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带领美国学生前来中国旅游访问，也被人张冠李戴，说成是卡玛率领外国“红卫兵”串联回京。当年那位被红卫兵辱骂、被排除革命群众之外的洋少女卡玛，此时于众口烁金中成了“铁杆毛分子”和“特殊贵族”。柴玲的前夫封从德还以“八九天安门运动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卡玛夫妇的公开信，毫无根据地指责影片《天安门》里有“史实错误”。柴玲本人则以雄厚的金钱势力雇请多位律师，气势汹汹地打一场欲致长弓公司于死地的恶意骚扰官司。
◎ 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人道主义
当卡玛还是五、六岁的小女孩时，有一次和北京的孩子们捉蚂蚱玩。那时中国没有爱护自然和动物的教育，孩子们抓住蚂蚱的腿一根一根往下拽，不曾想到蚂蚱也会有痛苦。一位在中国教书的英国女教师看到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残忍，蚂蚱也是生命啊！”对此，卡玛至今记忆忧新。
少年卡玛和她的一批离经叛道的中国朋友们，在文革中看了很多如《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一类流散到民间的内部书籍。《新阶级》的作者德热拉斯的一段话，对卡玛来说如同醍醐灌顶:“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最令卡玛终身难忘的是，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位白军领导人、贵族朗特纳克侯爵最后的举动。被围困的侯爵本已成功出逃，但他在听见三个小孩的母亲凄厉的呼救声后，毅然返回城堡，勇敢而镇静地救出那三个孩子。而侯爵的敌人——共和国军领袖郭文因为释放这位拯救孩子的侯爵，自愿走上断头台。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深受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的卡玛，在她的记录片生涯中遇上了一个血腥而残忍的六四事件。她的立场毫不含糊：“政府开枪杀人都是有罪的，是绝不能原谅的。”但另一方面，她的文革经历、敏锐头脑和思辨能力，使她对任何漂亮口号都持一种审视的态度。她看到了学生领袖们在八九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虽然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弱点，但她觉得不应该掩盖和认同。
这就是柴玲对卡玛产生深仇大恨的起因。由于柴玲拒绝接受采访，卡玛只能用当时的资料以及别人的采访来表述她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这样，柴玲于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金培力采访中的言论被影片引用，其中就有“期待流血”这一缺乏人道精神的说法，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议。
这个记录片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错综复杂的。那里仿佛有一个个追问：那个血腥的事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形成的？如果学生领袖们懂得妥协，事情是否会有另外的结局？如果像某些学生领袖所说，民主事业需要用鲜血来唤醒人民，那么，中国进步的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付?
◎ 给有志者提供一本民主教科书
不管《天安门》提出的问题如何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不能对它闭上眼睛，而必须诚实面对。再正义的事业里也包含着危险的种子，我们无权掩盖。由于这段历史还不够久远，双方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声名，都只调动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书写自己的光荣历史，否认并压制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和观点。这样，力求诚实公正的制片人卡玛，就成了双方诅咒和仇恨的替罪羊。
像笔者这样因六四入狱、流亡的人，长期以来倾向于认为，学生运动虽然不成熟但依然伟大依然光彩夺目。我们不愿意在清算中共的屠杀罪行之前，质疑学生阵营内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着想，就必须承认，我们需要一些像卡玛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超越政治派别，坚持原则追求真实，挖掘出民主运动自身的问题和弊病，给后来者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玛的影片是一本有益的民主教科书。
首先，影片凸显了反抗者自身理念的困境，例如，主张罢课的学生要组织纠察队把教学楼封起来，不让想要上课的同学去教室，剥夺别人选择的权利。主张绝食的学生因无法在市高联取得多数支持，就越过组织程序，直接以个人名义发动群众绝食。未经选举产生的“广场总指挥”柴玲，也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中，讲述了广场上学运成员间的“权力斗争”。由此可见，反抗中共不民主，并不等于自己就成了民主的化身。
卡玛在影片的解说词中表达了她深沉的思考：“当个人挺身反抗强权的时候，他仍旧背负着强权所施与他的教化与伤害。这些烙印并不会在振臂一呼中消失。”卡玛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她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位写历史小说的美国朋友所说的话，“人们常说﹕‘不懂历史的人会受到重演历史的惩罚。’那么懂得历史的人呢？他受到的惩罚就是当历史正在重演时，他很明白展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出新戏。”
其次，正视问题所在是改进未来的社会运动的前提。当时学生领袖们表现出来的诸多弱点，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有关，也与共产党长期的教育有关，有些甚至是人性中普遍的矛盾。卡玛一再强调这些弱点是可以理解的，是令人同情的。但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天安门的孩子”如今已是为人父母的中年人，他们是否有所反省、有所长进？
我们每一个从那场劫难中幸存的人，都应该为不幸的死难者承担道义责任。例如王超华就曾痛哭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那些曾经通过排斥异己而控制天安门广场的人，他们今天承担了多少责任？那些今天签署公开信指控卡玛的广场领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理性面对自己的失误，从而放弃偏袒柴玲的做法，忠诚于自由民主理念而不是追随某一个人？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Daniel Bell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他说：“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所触及到的是一切处于革命状态的社会的本质及其艰苦的历程。”这就是说，一切有志于为社会寻找出路的人，为争取更好的社会前景，都需要面对天安门事件这个艰苦的历程，需要以过去的知识、经验和教训来帮助自己定位。因此，描述真相的记录片《天安门》，就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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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多维月刊》2009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