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重庆晚报
核心提示：1月28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将试点。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下调至与企业一致。目前，超过千亿元的事业单位退休费令财政不堪重负。
1月28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人保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认真做好启动准备工作。
日前，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接受采访时称，国务院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今年正式启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而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
财政不堪重负[哦天哪，哦天哪~~~]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记者表示，此次中央下决心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财政负担问题。
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近80%。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总额仅为59.5亿元，目前已经远远超过千亿元。
与此同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职工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仍只有1080元，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的水平。
上述人士表示，一旦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那么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肯定会下降。
改革面临阻力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昨日向记者证实，目前该厅确实正在制定一个养老保险改革草案，肯定将会在今年施行。
由于享有国家拨款，目前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与机关公务员挂钩，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一旦改革会把他们拉到和企业职工一样的标准。
“可以预见，新一轮改革肯定仍将有更大的阻力”。上述接近决策层的人士称，这次改革肯定会对一部分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但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阻力，最终还是必须把机关公务员纳入进来，这样才能对所有人群实现制度公平。
各方质疑声起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公开后，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有网友发帖称：说的是“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但措施却是仅“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机关”呢？特权独享？改革设计者总是不愿从自我改起，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延缓发展进程，无益于和谐。
IP地址为117.74.*.*的北京网友直言：首先应该是公务员群体带头改革，与企业并轨，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先做表率。
看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后，亦有事业人员叹息道：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一夜回到10年前。
2009年1月31日 星期六
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将大幅下降至企业水平
VOA：中共裂变新派别？“中毛共”拥毛批邓批中共
美国之音记者萧洵报导/一个名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组织近期开始显露头角。这个背景尚不明确的组织利用网络张贴和街头传单的方式散发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该文以极端的文革语言，既对执政党30年来的改革政策大加挞伐，同时也谴责“精英分子”利用零八闲章“分裂中国 ”。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期极左观点有回潮趋势，但对这类思潮对执政党和草根阶层的影响力则有不同看法。
“中毛共”抨击今日中共
这个所谓政党在新年前夕利用网络空间散发“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据一些中文网站提供的消息，这个被简称作“中毛共”的组织在去年12月26号当天以及之后的一个月间，还把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印发成传单，在上海等大城市散发。
该组织在这篇文章把中共现政权称作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并说该政权在过去30年实施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
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声言，“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在这篇充斥文革式语言的文章中，作者将“修正主义中共”视为“反动组织”，说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共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手打“假共产党”一手打零八闲章
该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说他两面三刀，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个组织声言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呼吁中国人民既要打倒“假共产党”，更要以签署零八闲章的“反动精英分子”为敌。
这类“拥毛批邓”的思潮并非第一次出现。过去中共内部曾有“老干部”多次以所谓“万言书”的形式呼吁现政权回归“四项基本原则”。但有关“中共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组织背景尚不明确。
中国信息中心华子冈撰写的报导说，这个“渐露形骸”的组织是在2008年12月26号，也就是毛泽东的冥诞日成立的。该报导说，“近一个月以来，该‘共产党’在网上网下频繁活动，力图向中共普通民众推销其毛式共产党的理念和主张。”
中国信息中心的文章说，虽然这个组织的背景及其人员构成目前尚无准确消息，但对其文章分析可以看出，其起草者有着很深的文革情结，遣词造句及思维方式基本是文革风格，甚至是文革行文的复制和翻版。
不清算文革养虎成患
在北京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前不久“零八宪章”的面世，令中国国内的左派也产生了发言冲动。
他认为，中共则应当为出现这样的文革思潮回潮倾向负责。“实际上出现这种文革思潮的回潮，我觉得是执政党在几十年来没有对文革进行彻底的清算给自己所带来的一个恶果。”
查无此党?
章立凡认为，这个“告全国人民书”可能说出了中共党内曾经是高层的，而今则是“非主流”的一部分极左人士的想法，但具体到这个文稿的起草者，有可能来自草根阶层，甚至不排除是个别人杜撰出这样的一个组织。
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
法律学者贺卫方认为，这种思潮代表的一些人包括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因为文革的结束使得他们的地位不仅没有上升，而是下降了；此外，一些在文革期间实际上受害的人，却反而会对过去有一种复杂的迷恋情绪，这或许可以用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加以分析。
另一方面，贺卫方提到改革30多年来伴生的贫富不均等社会现象，助长了草根阶层这类心态的滋长。此外，甚至在学界，也有部分学者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反资本主义观念的影响，对这样的思潮可能会有共鸣。
北京的独立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这类思潮的出现和执政党内部有着一种“难以解释的相关性。”他说，现政权内部有各种人，这个组织要反的恐怕只是其中一些，而不是全部。
刘军宁认为，出现这样的言论本身可能不是坏事。他说:“我也许不一定赞成他的立场，但是中国社会应当有这样的争论，允许他们发生，让他们争论。”
但是刘军宁承认，如果这样的论调占了上风，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民意官意：不回毛时代
贺卫方认为，中共现政权基本上不会改变现有政策方向，这样的思潮恐怕难有什么影响力。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看得到的情况是(它在)保持某种中立性。也就是胡(锦涛)说的既不要走回头路，也不要走所谓的‘邪路’。也就是既不要回到毛时代，也不要走改旗易帜的路。”
贺卫方说，极左思潮在中共内部，甚至民间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力。但是象这篇文稿以极端的文革语言表达出来，恐怕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不仅会受到中共压制，也会引发民众恶感。此外，他认为改革30年来，民众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他们不会愿意回到毛时代。
左倾思潮抬头煽动利用穷人
而北京学者章立凡则对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左倾思潮的抬头趋势感到忧虑。他说，这个现象从去年以来就非常明显：网络上充斥着语言暴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这种情绪的煽动等等。
章立凡认为，生存状态恶化的普通百姓有可能被这类极左思想所利用。
“改革开放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而相反地他们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生存上的危机加重了。在这种时候，甭管是谁提出一个口号，都有可能被接受。当然作为中共几十年的教育，对毛泽东正面的宣传，在很多人吃了多年的‘狼奶’以后，就可能接受这些东西。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讓中國人知道我就是鍾祖康
鍾祖康 (Joe Chung)
由於我堅持本著常識與良知說話﹐我知道我得罪了無數人﹐尤其是中國人。過去已收過恐嚇﹐現在網上一些憤青更提議把我「搞定」﹐說：「他活著就是想中國不好就是想中國死」。過去我在香港時﹐已曾因參與民主活動或發表民主言論而一再失去工作﹐這讓我認識到﹐在一個傳統的華人社會如香港（中國更不用說）﹐老闆給你人工﹐不但買下了你的人身自由和尊嚴﹐甚至也買下了你的思想自由﹐從這點﹐就可見中國社會確是奴才溫床。這溫床沒有幾個中國人不趨之若騖的﹐但我卻極不安份﹐覺得做中國奴非常不爽﹐所以﹐我要反抗。由於中國人已經給我帶來極多麻煩﹐為了保護自己﹐過去幾年絕大部分我遇到的中國人或香港人﹐我都不會讓他們知道我就是那臭名昭著的鍾祖康。我只會讓那些外國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並囑咐這些外國人不要讓那些中國人或香港人知道鍾祖康就是我。魯迅曾說：「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 …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書信集‧答有恆先生》） ﹐對這我是謹記於心的。
為甚麼洋人難以理解中國人
鍾祖康 (Joe Chung)
曾向挪威政府人員講解中國問題，他們都一致同意，要了解中國很難。這我完全同意，非常同情他們。一個最容易了解的民族碰上一個最難理解的民族，真是很不公平。你要不是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你不容易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但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的，還剩下多少是頭腦清醒的？非常少。他們許多都已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所迷惑，找不到迷宮的出口。有的頭腦較清醒的，卻又礙於中國人的自尊，或怕被指為賣國賊，而不肯對外國人披露中國人最污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也許有一小撮活口是願意披露的，卻每因溝通問題或表達手法流於八股而效果不彰。我就對這些政府人員說，中國難以理解，主要原因絕不是因為語言問題，而是一些備受許多人忽略的原因。譬如，中國的許多惡事的確太荒誕離奇，超過了正常洋人的接受程度，因而不獲重視或被質疑；其次是，中國人雖然在政治權利上是奴才，但在道德上卻是非常自由的人，極精於弄虛作假，口是心非，樂此不疲，是矯情虛飾大師，令洋人永遠與真相保持安全距離；再其次是中國人自己根本就不熱衷於被了解，也不太想了解別人。眾人都聽得目瞪口呆，說聞所未聞，非常精彩，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中國社會假中庸真極端
中國僱主刻薄僱員是出了名的，但被刻薄的僱員「多年媳婦熬成婆」，一天當上了僱主後也同樣會刻薄僱員，但這時他會說這是好員工的必要磨煉。由於老闆太刻薄了，上司也在刻薄老闆的壓迫下慢慢完全變態以淩辱下屬作宣洩，管理階層的人工與被管理階層的人工為了反映界限分明的階級也相差太遠，於是人人不管自己有沒有管理能力，也朝思暮想晉升管理階層，由「下屬」變成「上司」，又或深感「工字不出頭」，一有機會就想做老闆，不顧市場是否已經或快要飽和，結果每要將勤補拙，或勞動一家大小為一盤原本難以生存的生意無限度的付出，或因而「被迫」刻薄僱員以求生存。也由於中國僱主刻薄，許多僱員很容易有一勞永逸的幻想，或妄想通過賭博（當中包括股市）發財脫離苦海，結果是由貧變成赤貧居多。中國人的政府要不是借維護自由市場之名任由僱主刻薄僱員，就是把自己建立為最大的剝削者，最大的奴隸主。所以，中國人的社會不可能彼此相愛的，只會彼此剝削，彼此欺詐，彼此揩油，彼此踐踏。挪威這裡跟傳統華人社會很不同，由於工作間不是互相踐踏的地方，而且人人的工資相近，所以絕大部分人絕不介意一輩子當一個非常有尊嚴的小僱員小下屬，一輩子腳踏實地做人；也由於上司不會也不容像典型華人公司那樣的淩辱下屬，以及管理階層的工資也與被管理階層的工資接近得多，許多挪威人絕不像傳統華人僱員那樣愛發主管夢，而是安於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崗位 ，並因而有充份時間將其所屬專業磨煉至爐火純青。譬如，內子以前在香港一所頗具規模的國際幼稚園做校長，當然是有權了，但她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教書，而不是行政工作，所以就轉去一所國際學校教書，在那裡只是個小僱員，但她覺得非常開心，後來那裡的挪威國際學校校長一職出缺，董事會一致認為她是不二人選，極有 耐性的一次又一次的敦請她出任校長，但她都婉拒了，除了因為她對行政工作興趣不大，也是因為我們一年多後就離開香港，她覺得這對學校也不好(儘管對方也不覺得這是問題)。這一切我看在眼裡，對她所代表的國家和文明無法不肅然起敬，我心想，若是華人，若是香港或中國一般學校的教師，誰不想做校長？誰不想要淫威？誰不想多一點錢？誰不想有免費寬敞宿舍？在中國一些人還可能利用這樣的一把手位置上下其手，賺取比正薪還多的外快。後來我來到挪威這裡後，看到內子的做法就是一般挪威人的做法，這樣的國家才是我要在此生追尋的。人雖不幸不能選擇生於何方，但老於何方死於何方，還是有選擇餘地的。可見，每個社會的許多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一個錯誤的，或自以為機關算盡的做法，很容易造成許多骨牌效應的惡劣後果，進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最後形成一個永遠不是讓人飽死閒死，就 是讓人做死或餓死的極端社會。若問，為甚麼那麼多中國人不論階級也會那樣瘋狂求財，那樣認真的互相祝福「恭喜發財」，會那麼願意「人為財死」的呢？原來在中國一旦淪為窮人會非常悲慘，而且政府也沒有做好國民的失業保障和退休保障，還有中國文化是建基於現世感官之樂的文化等等。但中國人不是最愛講「中庸之 道」的麼？
一箭中的深得我心
鍾祖康 (Joe Chung)
我以前就講過﹐中國人的所謂聰明多的是小聰明、小權謀。看熱鬧者多﹐看門道者少。今天難得讀到香港天地出版社副總編輯潘麗瓊在《頭條日報》的專欄中對《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評論﹐她寫道：
「最近閱讀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他舉出北歐的例子，很值得我們反省和借鏡。」
「在挪威，其公務員之首即總理，月薪大概只佔六萬多克郎（即等於六萬多港元），而且沒有房屋津貼，繳稅後更只有四萬克郎左右，而最低薪的公務員大約月薪有一萬五千克郎，繳稅後就約有一萬一千克郎，最高與最低職位的稅後收入相距僅四倍左右。」反觀香港，年薪九百萬的金融局局長任志剛不要說，就算是高級的公務員，也有座駕和司機、房屋津貼等。回望北歐，抱持節省和平等的觀念，連瑞典總理培爾松每天都會親自熨好當天要穿好的衣服，他說：「這些事我都是自己做，沒甚麼好奇怪的。」早前副局長風波鬧得滿城風雨，便因胼手胝足的巿民，驚覺這批「人民公僕」，翻一個觔斗進入政府，便可以聲價十倍，政治助理月薪十幾萬、副局長則廿多萬，多數比其本來的薪酬大躍進，和老百姓水平脫節。香港人要揹覑政府這個沉重的包袱，經濟衰退將臨，卻沒有完善的失業或退休保障。」
她能一手就抓住這個在這書中屬要點之一的北歐模式﹐可謂一箭中的﹐深得我心﹐儘管她對「冗員」的演繹未必如我所想﹐我一向認為香港政府部門最大問題不是人手太多﹐而是薪酬太高(特別是中高級官員)。憑經驗﹐我發覺要令中國人明白一些簡單好事物相當難﹐他們不是多疑﹐就是披金揀沙（而不是正常人的披沙揀金）﹐在瑣事上大做文章﹐對致命的重點就翻看十次也視而不見﹐反而那些人盡皆知的壞人壞事﹐他們卻能搜索枯腸找出其「偉大」的理由來。這又令我想起最了解中國人的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他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的Intellectual Turbidity（「心智混沌」）一章中如此寫道﹕
「對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任何想法都足以令他吃驚﹐因為他心裡真的對此毫無準備。他不明白﹐因為他根本不想明白。他要花上很長時間﹐才可以把他這樣的一個腦袋調動起來。他的腦袋就像一門架在爛砲座上面的生鏽滑膛炮﹐要拼命調整方向才可以對住目標﹐而最後還準是啞炮。所以﹐你若問他「你幾歲﹖」這樣一個問題﹐他就發楞的凝望著你﹐然後反問﹐「問我﹖」你就說﹐「對﹐是問你。」然後他就調動所有思考力來應付這個震盪﹐「幾歲﹖」「對﹐幾歲﹖」他又再調整焦點﹐問道﹐「我今年幾歲﹖」「對﹐」你說「你今年幾歲﹖」「58歲。」他答對了﹐現在他的腦袋轉動了。」(此乃摘自本人就該書之譯稿﹐觀看原文)
明恩溥這番在100多年前做的觀察幾乎完美了﹐但我從多年觀察﹐發現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很容易對任何想法﹐特別是已在文明國家行之有效的良方美法﹐感到吃驚的。
外賓可以看到中國的真貌嗎﹖
鍾祖康 (Joe Chung)
曾於中國外交部任職翻譯的吳吉平在其《中英會談風雲錄》一書中﹐就中國國技之一—弄虛作假—以翻譯員的身份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見證。原文如下﹕
下午參觀頤和園時﹐戴卓爾夫人還逛了一下附近的自由市場﹐花了十元錢從小販手裡買了一串葡萄。其實那些小販都是保安人員裝扮的。1984年我參加美國總統列根訪華時﹐在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展覽館外方也為列根安排了這樣一個「自由市場」。當時有記者問總統先生﹐中國的資本主義怎麼樣啊﹖列根答﹕「很興旺啊﹗」第二天回京﹐列根見到趙紫陽後興致勃勃地談起逛自由市場的感受。趙告訴他﹐「那都是假的﹐是他們弄好了騙總統先生的。」（第50頁）
此事在去年出版的 The Reagan Diaries（《列根日記》） 中也有提及(234-235頁）﹐列根說中方人員說是出於保安理由。似乎列根也不太介意﹐因為列根最有興趣的只是自由市場﹐特別是看到一個瘋子開始對吃糞慢慢失去興趣或已喜出望外﹐對於西方社會承托自由市場的基本道德倫理假設﹐也就是相信常人不會販賣三聚氰胺奶粉、地溝油或糞水臭豆腐的道德倫理假設﹐大抵不是列根這類人的興趣所在。當時的《紐約時報》就報導說 "Not even the customers were authentic. They were brought to the market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y gawked at the President and his party the whole time instead of buying or selling anything. What had been planned as a demonstration of capitalism turned out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display of putting on a show for visiting dignitaries. "（「連顧客都是假的。這些假顧客由政府官員送到這市場﹐他們整個過程只是呆望住列根總統及其隨從﹐而不是購物或賣東西。原本是示範資本主義的活動﹐變成一個做戲給來賓看的慣常動作。」）
當然﹐保安理由只是可以講得出口的理由（但奇怪在「腐敗」的自由民主國家反而沒有這樣的「保安理由」）﹐其他講不得出口的理由可包括不讓外賓了解中國真貌﹐讓外賓只看到一個體面的中國﹐特別是防止有不要命的中國賤民向外賓攔路告御狀。早前西藏騷亂期間﹐中國政府安排外國媒體參觀西藏時﹐看來由於在技術上不容易造出一批假和尚來﹐結果那些真和尚真的突然大哭起來﹐向外賓攔路告御狀﹐令北京陣腳大亂。可見﹐若中國政府不精心炮製這些假場景來應付外賓﹐ 確有可能釀成百家爭鳴﹐毀中國的穩定和諧表象於一旦的。所以﹐我一向認為﹐洋人要了解中國﹐不是非要去中國不可的﹐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就是當中的典範。
假如沒有住家傭工
鍾祖康 (Joe Chung)
我從來沒有請過住家傭工，因為沒有這需要，家務都不喜歡由別人代做，而且也覺得住家傭工是有損人性尊嚴的工作。我總覺得，一個社會若是廣泛使用住家傭工的，那多少說明這個社會依然是頗不文明的社會。今天歐美先進文明國家的住家傭工並不常見，一大原因在此。一個國家也許在過去盛行住家傭工，甚至奴隸， 但只要慢慢文明起來，就會連住家傭工也會慢慢淘汰。比如在挪威或其他北歐國家，住家傭工非常罕見，在我而言是聞所未聞，即使擁有兩間花園大宅、也有遊艇， 或生上四五個小孩的家庭也從未聽過有住家傭工，雖然他們幾千呎的房子可以容得下多個傭人房。這裡的人不用住家傭工，甚至包括奧斯陸的王宮也不用住家傭工， 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挪威人一般會認為住家傭工有損人性尊嚴；二是挪威勞力工作的薪酬不會像香港那樣低，而是跟勞心者很接近甚至更高；三是挪威政府或社會不會像香港政府或社會那樣容許僱主給予住家傭工那樣低的工資，若一個住家傭工以香港那樣的長工時計，在挪威起碼可得月薪3萬挪威幣（即4萬港元左右，即香港的10倍以上），這樣的開支是九成以上的挪威家庭所無法承擔的。因此，挪威人雖然有世界上最短的工時，但由於要事事躬親，花全歐之冠的時間陪伴孩子成長 ，忙得不得了。即使國家總理也是一樣，也要自己洗衣服、自己給庭園剪草、自己上廁所。因此挪威人懂甚多技能，開車、開船、育兒、烹飪、做麵包、做蛋糕、園藝、木工、縫紉、房子保養、水電維修、野外生活等等，都只屬雕蟲小技。一些人還會自製可開出北海的（木）遊艇，自建可媲美香港半山或山頂豪宅的（木）屋， 更誇張的，是甚至有人連建大屋用的木材也是自己到樹林砍伐並鋸成的。[欧洲人大抵如此。]可見，勞動力昂貴和平等精神也可以變成學習的動力，並且因而促使政府把社會政策改良至可讓國民有尊嚴地生活的水平。但香港卻停留在盤算怎樣可以請到一個靠得住的住家傭工，怎樣可以監控住家傭工的行為，怎樣防止菲傭在假日佔用過多公共空間， 怎樣可以從其他更窮國家引入更廉價的住家傭工，怎樣可以在不僱用住家傭工而依然可以生孩子，怎樣論證必須輸入菲傭是因為沒有香港人願意做這種厭惡性賤價工作，怎樣論證輸入外傭不會或會拖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以及爭辯是否繼續要這些住家外傭繳納外傭稅等等等等。結果這些問題帶來極大煩惱，極大爭議，但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是永遠沒有了結之日的，最後還是由沒有民眾認受性兼腦滿腸肥得天天在呻吟何不食肉糜何不生三個的當權者一錘定音。在一個錯誤的前題下，層層扭曲，一步步的錯下去，頭痛醫腳。這是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
洋人對中國人吃人肉少見多怪
鍾祖康 (Joe Chung)
小說《老井》的作者鄭義曾兩次深入廣西調查﹐記錄了武宣縣一帶在民革期間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寫成《紅色紀念碑》（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一書。英國著名記者吉廷斯( John Gittings) 讀過鄭義的著作後﹐深感震撼﹐並在其 Real China: 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實的中國：從吃人肉到卡拉OK》）一書中寫道︰
"Did they really eat people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ny people interested in China asked me this question after a dissident writer from Beijing had made the claim...Former 'friends of China' in the West were particularly upset. So many of their illusions about the Mao era had already been shattered: could this possibly be true as well. The writer Zheng Yi had brought out some convinc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but there was only one way to be absolutely sure. That was to visit the town of Wuxian where the most horrific and widespread cases were claimed to have occurred."（「他們真的在文革時吃人﹖在那北京異見作家（即鄭義）說真有其事之後……許多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都問我這個問題。在西方曾是『中國友人』」的尤感懊喪。他們過去對毛的幻想許多都已粉碎了﹐難道連吃人也是真的﹖雖然作家鄭義已經搬出了若干令人信服的文證﹐但要做到十足確定﹐則只有一途﹐ 就是去一趟那個據稱是吃人最兇最多的武宣縣。）(見英語原文193頁)
左傾的吉廷斯一向以同情中共知名﹐但也沒有對此事一笑置之﹐而是感到匪夷所思﹐好奇不已﹐於是他親身去了武宣縣一趟求證﹐懂漢語的他很快就碰上一個在政府做事的中年漢﹐那人就馬上向吉廷斯証實了確有其事﹐還向他指著當年若干發生過人吃人的位置﹐最後還不無得意地說﹕ 「我們吃的人比中國任何地方都多哩。」（We ate more people than anywhere else in China）(194頁)。由這件事多少可以看到﹐洋人可能由於對中國歷史所知不多﹐是較容易受驚的。只要我們翻一翻《四庫全書》﹐就知道吃人肉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平常的事﹐我們的古代到近代的祖先都從吃人肉走過來的﹐那當代中國人吃人肉只是繼承傳統﹐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所以我是不會去肇事現場跑一趟才會相信鄭義的報導的。但那些洋人一般假設吃人肉只會發生於生番獵頭族裡面﹐不會預期一個自稱有幾千年文明和自稱文明第一的「禮義之邦」會是吃人肉大國。譬如﹐這裡的挪威人相對於中華民族簡直是化外之民﹐過去也曾是大賊﹐不做大賊後很窮﹐全國都是石頭﹐幾乎食不果腹﹐但幸好挪威政府沒有像中國那樣下海禁﹐民眾也有行動自由﹐婦女也沒有像中國婦女那樣纏足而得以活動自如﹐也無須像中國人那樣要永遠供奉祖墳﹐或「父母在不遠遊」﹐於是活不下去的佔人口三分之一的挪威人紛紛下船﹐西渡美國﹐讓過剩人口自行洩洪。我也稍作考證﹐並垂詢這裡的人﹐發現這裡即使在生活最艱難最混亂的時候都沒有爆發過人吃人的事件。
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鍾祖康 (Joe Chung)
過去我在香港38年的生活和對中國的觀察﹐讓我對中國人的人生非常失望﹐因此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有子女。絕不是討厭孩子﹐而是自問毫無把握可以在香港給孩子帶來幸福。一想到一個由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生命﹐在自己的眼前受苦﹐被欺壓﹐被奴役﹐被蹧蹋﹐被淩辱﹐要像我這樣過著半賤民和半奴隸的生活﹐也就是說﹐要像絕大部分中國奴那樣過生活﹐或看著自己製造出來的生命一天要跟大隊﹐要踩著他人的屍首以求存或向上爬﹐那種恐怖﹐把我對延續生命的人類原始本能完全殲滅。由於怕伴侶懷孕﹐我曾多次冷汗直流。
所以﹐過去幾年每當聽到那日薪逾一萬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蔭權不斷呼籲月薪大都不足一萬港元的香港人起碼要生3個孩子﹐加上他自己卻毫不盡力為父母生孩子製造最起碼的人性條件﹐我覺得曾蔭權真是卑劣至極的人。早前我刊出的〈曾蔭權比晉惠帝卑劣萬倍〉一文﹐也得到大批香港網友擊節認同。
此外﹐要是我有子女﹐也會令我因為顧及子女的生活費﹐怕失去工作﹐而不敢隨便「得罪小人」﹐批評那殘害我和其他無數人類的中國。
現在回顧那時的決定﹐我依然覺得自己的做法是極負責任的﹐但我犧牲了一個人﹐就是我的太太﹐那令我萬分抱歉。雖然我太太完全明白我的恐懼﹐她知道我也只是被這文化殘害才如此。
我現在較清楚看到﹐我是中國病態文化的產物﹐ 對人生非常灰暗﹐連延續生命的慾望也被扭曲﹐而她卻是對人生非常正面﹐對延續生命毫不猶豫的典型挪威人。我選擇她﹐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他的樂觀可以中和一下我的悲觀﹐並希望她能以其代表的極優秀文明﹐治療甚至拯救一個被極低劣文明所扭曲的人。無疑﹐中國人當中也有樂觀的﹐但中國人的樂觀多是無知所致﹐本身並無一令人有理由樂觀的深厚文明作承托﹐或如魯迅說的﹐「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十多億中國人當中會反省的萬中無一﹐在這世界上遇上有腦袋的中國人的機率本已極小﹐而她竟遇到我這樣一個深刻反省自己文化到不惜將自己推向孤寂的人﹐那真是她的無妄之災。
到了挪威這幾年﹐我對人生的中國式灰暗﹐才被這個了不起的文明以及我太太慢慢改造。我的確是一個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所以﹐要是有洋人問我﹐找中國人做配偶好不好﹐我一定會提醒他們：你的配偶極有可能要不是一頭很快樂的豬﹐就是一個會整天呻吟的人﹐好自為之吧。
【党国鬼话】论尽中国——做鬼不做中国鬼／钟祖康
「要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地方，说不定那地狱之门砰然打开后，他妈的原来就是中国。」
——钟祖康
◎钟祖康
●中国人爱说「生作中国人，死作中国鬼」，但中国人素质低劣，奴性根深柢固，有其人必有其鬼，中国人当了鬼也会劣性、奴性不改，因此死了也不要到中国鬼世界中去。
若有来生，还做不做中国人呢？有人说，若是做毛泽东、江泽民、李嘉诚、曾荫权或成龙之类的中国人，他们是倒不介意再来一次的，但要是只是做一般平民百姓，就宁愿万死一生躲进货柜箱偷渡去外国孤岛拾贝维生也不愿意了。但我个人最关心的，倒是怎样可以确保在死后的阴间世界不会碰到绝大多数的中国鬼。
去天堂之路也须「循序渐进」
人生在世的时间最多是一百年左右吧，无论怎样苦，怎样被奴役、被凌辱，还是有个尽头的，但人死后在灵界的时间会有多长，谁都不会知道，这是不可知的。要是走到阴间依然置身在中国鬼的世界，又碰到毛泽东、江择泯、胡绵踌、李棚、李首富、曾特首、香港江青一号二号等等数之不尽令你恶心却支配著你一生的人，还有数以十亿面目不清的中国奴胞，那是多么让人吐血的事。
那么，要死后得永生或极乐就难若登天，去天堂之路原本只要一小时，也准会被他们以「循序渐进」、「顾全大局」等为由而变得遥遥无期；争取一片独立净土的梦想，也必被他们以「阴间自古以来属於中国」为由而遭粉碎。我绝对不相信，那些奴颜婢膝、自私自利、财迷心窍和不讲逻辑的中国人，只要两脚一蹬，就会变成热爱自由尊严的中国鬼。
我始终相信「有其人必有其鬼」，每个民族或国家在阴间的表现也只会是阳间的一个翻版。鉴於中国鬼就像中国人那样趋炎附势、素质较低，在阳间呼风唤雨的人，生荣死哀、敲锣打鼓、由治丧委员会诸公扛著来到阴间的大抵也会获奉为王的。也基於以下理由，我相信阴间还是主要按不同民族而分成多个鬼域的：
（一）在中国地方出现的鬼怪幽灵似乎多属中国人面孔、穿中国人服饰或操中国话，在洋人地方鬼怪幽灵也似乎多属洋人面孔、穿洋人服饰或操洋话；
（二）就如中国人只敢打中国人那样，中国鬼似乎也只敢欺负中国人，不敢招惹外国人（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外国人）。香港一些人人都不敢入住的凶宅，许多外国人入住后也并无异样。
加上中国人对待鬼神的手法，如赏饭、贿赂、巴结、纵容、欺善怕恶、阳奉阴违等等，都跟中国人对待活人的手法如一，所以更有理由相信，中国鬼在中国人的训练下，也大多依然有著中国活人的劣质性格，所以与其他民族的鬼比较，中国鬼也会格外没品不文明。
中国鬼世界何以特别可怖？
中国鬼世界特别可怖，且不说是因为中国历代至今有高达数以亿计的「非正常死亡」，如内战连年、虐杀女婴、人为大饥荒和政治迫害等等。即使是一般得以「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其实绝大部份生前都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的过日子，都是在被压迫或压榨下含恨而终，「死不瞑目」者比比皆是，因此才有过半数人说来生不做中国人，甚至那些稍有经济条件的，特别是按理是最了解中国国情的高干子弟，今生就已经迫不及待不想做中国人，他们最爱自由民主国家的护照。
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自残文化：如「以死相逼」、「以死要胁」、「死谏」、「以死逼婚」、「以死来控诉」、「以死明志」等等，也大大增加了「死不瞑目」者的数目。
这无数「含恨而终」的中国人死后的灵魂必怨气冲天，不肯安息的，不是在阴间胡搞发泄，就是日日夜夜想著怎样跟活著的仇人算帐。人同此心，这情况即使在誉为人间天堂、有七八成人信奉路德宗的挪威也是一样。
在这里一个专讲闹鬼事件的电视节目中，通过专业通灵人的解话，和对当地历史的查考，总能发现闹鬼的地方要不是曾是大战时期的死人冢，就是有关死者死时有极大心愿未了。我看，在中国地方说见过冤魂厉鬼或称被其所缠的人特多（这点也可就教於有阴阳眼的朋友），并不纯是中国人特别迷信或心里幻觉所致，而是确是有许多中国人因为活得痛苦死得凄凉而阴魂不散，加上绝大部份中国人面对死亡时没有超越性宗教的协助，最可恨的，是儒家思想、铅汞之术、四个坚持、三个代表对於安抚濒死者也全告失效，从而迫使绝大部份中国人要直视生命终结之惨酷，以致在极度眷恋残生下万般无奈下极无尊严地死去。
凡此种种，都足以令中国人死后极有可能会变成令人十分讨厌的冤鬼或厉鬼。这样的鬼，不单我怕，一般中国人也会敬而远之，所以中国人大都厌恶住在坟场附近，宁愿在街头露宿也不肯入住曾发生命案的凶宅。在香港，有近千个无人问津的凶宅，市价暴跌，通常只有外国人或基督徒敢入住。
怎样可以避免在阴间遇到中国鬼
要想像一个地方的鬼会有怎样的性格，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看看这地方的老人活得怎样。於是我一次又一次细心观察挪威这里备受政府关怀的老人，特别是快要离世的老人，看到他们极少怨气，并不见有中国人「少壮不努力」就理所当然要「老大徒伤悲」的惩罚，也不见他们会刻意不惜工本、四出访寻仙丹灵药、隐世神医、或搜罗活摘人体器官以冀无限延长残生。他们都那样从容、无惧、有尊严，而且大多怀著宗教盼望告别这世界，反观无数中国人在老去、死前的凄清仓皇孤绝，在「安定繁荣」、「社会高度和谐」的气氛下，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大堆中华废话喧天之下被绝望包裹著暗暗死去。这里的人死得那样无怨无恨，难怪所谓闹鬼虽然也有发生，但比之中国还是非常罕见的。我就想，若能在阴间跟这些快乐智慧老人的幽灵在一起，就比跟许多中国活死人一起还有意思得多也安全得多。
但怎样可以避免在阴间遇到中国鬼呢？是什么决定人的灵魂寄居地的呢？我猜想，大概涉及以下的因素：死亡或下葬的地点、在世时所属国籍、所讲语言、所信宗教和近亲的所属国籍等等。於是，除了尽快做好各相关安排之外，我已嘱咐妻子和有关人等，如我不幸丧命於国外，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地方，必须把我的尸体运返挪威下葬。虽然，我也认识一些令我钦佩的中国义人，在中国鬼域那里可能也有我极想拜会的鲁迅，但这与我所认识和了解的中国人比较起来，只是极其稀有的例外，否则我会因小失大，后悔莫及；虽然，我的挪威语还远没有我的汉语那么好，让我可以在阴间随心所欲地跟挪威人沟通，但当我看到挪威这里的聋哑人士、伤残人士、难民所受到的待遇也远比中国人社会的健全人士好，甚至连这里一般动物、牲畜的权利、福利和尊严也明显比中国人社会的一般民众甚至所谓中产阶级好。即使是这里的二等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尊严也远比中国和香港的一等公民好。我就推想，在阴间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吧。凡事要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这就让我多少预见到：自己在阴间跟这些挪威人一起时最「恶劣」的处境，也不过如此吧。但在中国人的阴间世界，要是我坚持不指鹿为马、不吮痈舐痔、不洁身自爱、不识趣，坚持发表主子最讨厌的言论，在那茫无边际的时空，我非常担心，我的下场会比香港的笼民更凄惨。
以上的断想，有基督信仰的人当然觉得无稽，但一般在中国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人都不难领会。我有时想，要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地方，说不定那地狱之门砰然打开后，他妈的原来就是中国。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梦魇／钟祖康
“相比之下，对中国采取温情主义的洋人似较多。原因不难解释，一是洋人生来断断不会跟中国人有先天性的恩怨，也多没有受过中国本土政府的虐待，情况类似那些从想像世界中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二是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犹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的唾骂中国文化；三是洋人惯於反思，二十世纪经启蒙的洋人都每每为祖先曾侵略中国而感内疚，努力摆脱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因而相当乐於向中国示好，管不了这是自由还是独裁的中国。至於中国汉人有没有为自己侵略无数异族而有同样的反思和内疚，也不是一般洋人感到兴趣的；要是洋人还要处处从百姓自由水平或统治残酷程度去审视中国，就很不容易满足他们为祖先赎罪的心理需要，向中国示好之心就变得无处落脚。加之在八九东欧变天后出现了「和平演变」之论，也令人扪著良心或勉为其难与中国交往时找到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
——跟洋人沟通之难，就难在这儿。尤其：“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犹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的唾骂中国文化。”
【当世警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梦魇／钟祖康
——相鼠论：作者的这篇文章发表时，中国的有毒奶粉和有毒饲料进入世界食品供应链的中国特色的阴毒尚未被人发觉，这篇文章如今读来，简直就象先知的预言……——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梦魇
◎ 钟祖康
● 前言：共产中国之冒升会否埋葬西方？中国能否真的以其小孩子的心智当上全球霸主，号令天下？这些问题已经令不少欧美人士忧心如焚。服膺现代文明价值的人也很难置身事外。
出身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安．罗伯特 Andrew Roberts 在十月十九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痛陈，近来两个事件足以警示西方：尽管前苏联未能像赫鲁晓夫扬言那样埋葬西方，共产中国却大有可能做到。第一件事是中国首次成功送人上太空；第二件事是汇丰银行刚刚宣布会关闭其在英国境内多地的数据处理及电话转接中心，裁减四千员工，将中心迁往生产成本较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
罗伯特教授的警告
作者以极不满及不安的语调说，「中国醒来了，以其增长率，其经济规模预料到二○二五年就超过美国。而且，中国仍然相信英语世界的文明是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年代发展落后的元凶，因而仍对之仇恨不已。第二次义和团事件开始了...... 中国统治者本性残酷，手握两百三十万军队，邻国怕得有理 ...... 正如经济学家大都预测那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如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 ...... 沿海城市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制造了世界上最具本能色彩的资本主义人类。」并称，「一旦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龙头，世界就会变得非常不同和让人不安，而这看来到本世纪中就势有必至。当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帝国指挥棒时，起码还是有著同一样的语言、一样的价值观，还有美国是我们在战场上两度考验过的盟友。相反， 中国是现世最邪恶的国家之一。国际特赦在二○○三年年报里称，『（中国政府） 依然严重侵犯人权，某些方面更变本加厉。继续有成千上万民众由於和平行使自由表达、集会或信仰的权利而横遭拘留、囚禁。受害者被施以酷刑、虐待的事件仍然普遍...... 控制著西藏、二○○四年国防开支预计增加一成，不断吓唬民主的台湾、一队时而有妄想被迫害狂时而一派大国气焰的军队，还有维护北韩的核武发展，如此行径， 中国世纪实在难望和平』。」作者结语悲叹，「对我们来说，这世界若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所主导，当无异於邱吉尔警告纳粹一旦胜利后出现的『新黑暗时代』 ...... 一旦西方文明被中国的共产军国主义所压倒，悲矣。」
酷评中国者反得真相
也许一般中国大陆民众，甚至一般香港人都不会欣赏Andrew Roberts的坦白，而只会对其露骨的言论反感，觉得这只是一个典型大英主义保守派的门户之见，或是国外有组织反华势力的一员。但从几年来的西方舆情看，这种恐华情绪有增无减，而且从过去无数议论中国的洋人的往绩来看，似乎这样对中国较严苛较「露骨」的观点才比较经得起考验，反之那些对中国或中国政权满腔同情、谅解，处处唯恐冒犯中国的论调则每每错得离谱。前者最著名的莫如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大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他在其巨著《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x）中，力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人（sont neanmoins le peuple le plus fourbe de la terre），并从中国人生活艰难与独裁统治解释之，其高论至今盛行不衰，日久弥真；又如一百年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对中国人性格丑陋面的精到描述，至今还是无出其右；又如当今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Lucian Pye） 半世纪以来对中国问题一士谔谔，当世人在大饥荒、文革、四人帮、六四屠杀中目眩神摇时，他始终巍然不动，不为中国的烟幕所惑。
对中国严苛而见解独到的洋人中值得一书的还有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1926年）的作者Walter H. Mallory 和G. M. Wrigley，他们於二十世纪初踏足中国从事几年救济人道活动后即能明白一个无数中国人不肯承认、无数外国人不清不楚或不敢宣之於口的事实：「尽管不时 有人说中国是爱和平的国家，但其实它的内乱跟任何西方国家比较只有过之。当马克吐温说『杂乱的中国人难得一见』时，一定没有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情况。马克吐温大抵曾听过一些甚么中国哲学主静之类东西，他也许就是凭藉这种难得的幽默感，得享大名。中国人爱和平之说从来只是理想，按事实而论，从来只是高高置於理论层次，而没有放诸实践。中国各省从来都是时而起乱，反抗中央，叛乱、平乱，史不绝书。中国东征西讨，不亚於任何一个西方列强，汉人在公元前就已藉武力扩张，扫平异族，统治一片比当时罗马帝国还大的领土。」（见该书第三章〈饥荒的政治成因〉。）
对中国含情脉脉大谬不然
相比之下，对中国采取温情主义的洋人似较多。原因不难解释，一是洋人生来断断不会跟中国人有先天性的恩怨，也多没有受过中国本土政府的虐待，情况类似那些从想像世界中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二是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犹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的唾骂中国文化；三是洋人惯於反思，二十世纪经启蒙的洋人都每每为祖先曾侵略中国而感内疚，努力摆脱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因而相当乐於向中国示好，管不了这是自由还是独裁的中国。至於中国汉人有没有为自己侵略无数异族而有同样的反思和内疚，也不是一般洋人感到兴趣的；要是洋人还要处处从百姓自由水平或统治残酷程度去审视中国，就很不容易满足他们为祖先赎罪的心理需要，向中国示好之心就变得无处落脚。加之在八九东欧变天后出现了「和平演变」之论，也令人扪著良心或勉为其难与中国交往时找到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
在这批对中国含情脉脉的洋人中著名的有伏尔泰，他厌恶天主教教会的野蛮和干政，所以看上了彻底世俗近乎反宗教的儒家和宗教人士完全不成气候的中国政治，显然他无法想像举国无神的灾难后果，以及宗教人士暨全体平民在中国均属帝皇附庸的万马齐瘖惨相。罗素Bertrand Russell则以左倾知识份子为职志，处处从反思祖先对中国的罪孽来理解中国，对他个人而言这是有益於心理健康的活动，但对目力不深的国人可以是糖衣毒药。至於斯诺（Edgar Snow） 、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和早年的谭若思（Ross Terrill）等一大批甚至曾死力拥护共产中国的人，除了是因为受到左派或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典型理想主义所驱使之外，一个很重要而被长期忽略的原因是， 这些出身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人｜尽管他们的知识份子身份每每也令他们变成反基督教或无神论，根本不可能想像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那么热衷於弄虚作假和砌辞狡辩的民族，不相信凡人可以坏到这个地步。人坏到超乎文明人的想像能力，就很容易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很难受到公义的制裁。然后炮制种种洗脑奇技，令自己立於不败之地。从辜鸿铭的排外怪论到《中国可以说不》的仇外歪论依然深得大陆人民钟爱，就可知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全球唯一可以依法压榨九成国民让一成国民富贵的国家，也是全球依法践踏工人权益最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可见的未来都大可以依法将生产成本压低到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也因此才可以在逾三亿人人均年收入低於两千人民币、一亿人未能温饱的悲惨世界下花上千亿元於太空研究，这些太空研究於政府形象、军事发展或侦测疆独、藏独、台独以及异见人士活动或大有帮助，但对改善民生、民权则不见明显效益。
中国国情特殊西方难与匹敌
毕竟，今天的中国，正如笔者所断言，由於长期受重创，现在只是一个四肢发达但尚在儿童心智阶段的异形巨物，[这话跟我说得一模一样。]因此今天中国之冒升，也只是主要在其军力、总体经济力，而决不是指全体平民的智力、权力甚至经济力。所以，安．罗伯特的忧虑恐怕不仅是英国人的忧虑，任何信奉现代文明价值的人都难免感到不安，因为小孩子的玩物应是奶嘴、洋娃娃、假毛毛虫，而不应是会杀人的真刀真枪。
然而，我们倒不必惶惶不可终日，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不是那么直线的。譬如中国的黑死病并没有摧毁欧洲，反而为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求之不得的上好条件；譬如甲午战争令台湾和韩国得以摆脱中国，最后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又如中国政府过去二十年强行收回香港过程中的所有标榜爱国爱港、维持繁荣稳定的举措结果都是适得其反，逐步将香港送上死路。中国能否真的以其小孩子的心智当上全球霸主，号令天下，为中国的「动物农庄」取得ISO国际认可？还是不妨审慎悲观的。
（钟祖康：香港政论家）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
来点儿科学依据
作为这个流氓国家出生成长的一员，这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至少自己是智不如人。我一直觉得这是流氓国的教育在我身上造的孽，现在看来，说不定是有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生理原因。
当世大白话：中国人为甚么这样蠢？／钟祖康
相鼠论：从北京奥运上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相貌看来，当代中国人在童年时中了铅毒和成年后在食物中慢性中毒者的数目可怖地惊人。这和我近年在加拿大见到的最近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的脸上的神色十分相符；这是当代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越来越趋向反向蜕化的一种可在外表上看得到的代表性现象。
中国为甚么两千年来反复沉沦？长时间无法解决许多文明国家不成问题的问题？中国人为甚么会奴性如此深重，崇拜一个又一个实属十足无赖流氓杀人狂的东西？中国其病安在？
中国蠢在小聪明大权谋
过去，我致力从中国的地理位置或思想垄断等因素思考中国的没落问题。近来我发现了一个被人忽视的重大视角，就是中国人很可能是一个比较蠢的民族。我说的蠢，不仅包括呆头呆脑，也包括损害整个社会福祉的个人小聪明或大权谋。我发现，国人之所以蠢，不仅是因为中国统治者两千多年来一直奉行如余英时教授所说的「反智论」，而是，中国人很有可能生理上的智力发展存有重大缺陷，以致做出了诸如把女人的天足捆绑了一千年，将止痛药阿芙蓉（后称雅片，再后称鸦片）当饭来吃，不断以加高两岸大堤来解决黄河水患，以至当前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至一一六点八六比一百之类旷古绝今的荒唐事来。据闻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全球最脆弱的，极易伤害，揭发中国人蠢是很敏感的事，决不能假手於洋人，否则会引起种族岐视的轩然大波，情况或跟中国人只接受中国打中国人那样，所以笔者感到责无旁货。
中国儿童血铅含量惊人超标
近年我阅读了大量关於中国大陆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报告和新闻报导，其中一项关於中国儿童的血铅含量（blood lead level），最令我震惊。中国当局经过多次检验，一致发现中国城市儿童的血铅含量高得惊人，中国城区平均约百分之五十二的的儿童中血铅含量超标，有的地 方如广州、深圳更高达七至八成。而在先进文明国家，铅中毒的儿童最多不会超过几个百分点。铅中毒最大的问题是，脑部发展会受破坏，智力发展不良，精神涣 散，无法专注学习，有的会有过度活跃症。犯罪行为与血铅含量也甚有关系。血铅含量对儿童的祸害大於成人，原因是儿童的脑部尚在发育，智愚待定。
有关中国儿童血铅含量研究显示，儿童体内大量的铅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本身也是铅中毒的母亲，其次是空气、食具、食物，玩具、室内装饰等等。国人育儿历来讲求天生天养（其实是自生自灭），婴儿尚且可以成为席上珍、壮阳补品，儿童的身心健全、智力发展、正常学习的问题就难免有曲高和寡之虞了。
难怪，无数中国儿童学习迟缓，长大后如李鹏那样的一脸呆相，中国学者每每要离开中国才大放异彩，甚至勇夺诺贝尔奖，看来不尽是因为中国教育资源不足或政府长期控制思想所致，也是由於国人脑部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破坏而无法健全发展。美国疾病及预防中心年前比较了中国大陆领养儿童抵达美国时和抵埠一个月后的血铅含量，发现所有受测试者已从严重超标降至接近美国儿童的水平，可见血铅含量在干净环境下即迅速下降，这多少解释了许多大陆学生或血铅含量偏高地区包括香港等地区的学生去了血铅含量偏低地区求学后，往往有脱胎换骨的表现。即以笔者的个人经验，不才自逃离香港深水步移居血铅含量超低地区兼环保胜地挪威以来，也感到头脑思想比以前更清醒、精猛、敏锐，更能集中精神，开始领略清洁环境和高度文明发展的关系。
但令人沮丧的是，虽云血铅含量可以降低，研究显示，早年铅中毒患者（特别是妇女）即使他日康复，体内的铅很可能会永久藏於骨头里面，成为日后诞下「毒婴」的祸根。
以牺牲智力为代价的国粹
中国人血铅含量特高，似乎不自今日始。中国文化中有几种国粹，其实令中国人的智力付上了惊人代价，大抵也是太蠢之故。那就是青铜器，炼丹术和铅釉陶瓷。
中国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这段所谓青铜时代，制造了大量青铜器，炼制方法是将铜、锡及大量的铅混和起来，中国古代青铜器铅含量高，从百分之一至三十不等，藉以降低青铜的冶炼温度，并令溶液柔化以利加工。青铜器不仅广泛应用为生产工具，也普遍用作食具、酒器。这是中国的青铜器发展跟西方的青铜 器发展一个不同之处。青铜器由於是贵重器皿，在中国主要是贵族阶层或富贵人家的玩物，在历朝的皇宫都是主要的装饰和食具。可以推论，青铜器对於抑制中国统 治阶层的智力，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另一个国粹是道家的炼丹术。所谓丹，就是将水银、铅、丹砂、硫磺、锡等人体毒药共冶一炉，哄骗蠢人长生不老的不学无术。故炼丹术又名「铅汞之术」。就如常人忽视妇女缠足、长期宵禁等中国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样，对於炼丹在中国历史上规模之大，破坏之巨，国人也是不甚了了。中国人在儒家的思想教育下，缺乏了一种超越现世、令人怀著盼望离开尘世的宗教，结果极度厌恶、恐惧死亡，眷恋现世，哪怕是似人非人的苟活，也不惜一切以冀无限延长。炼丹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占据了整个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的心灵，也因而令他们吞下了大量铅和水银，不但破坏了他们的智力、学习能力和脾气，也令许多人包括皇帝赔上性命。
鉴於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权力极度集中，代表全中国人民思考，他们智力受损，对中国破坏极大。
中国有毒铅釉陶瓷铺天盖地
中国自汉代兴起铅釉陶瓷，成就了唐代的唐三彩，和中国的琉璃文化，却甚少国人关注铅釉对人体毒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技师、釉工因铅中毒而早死，或在绘图期间中铅毒弃世以致留下不少待完作品的惨事，恐怕也是许多人闻所未闻。中国的铅釉陶瓷文化一直祸延至今，今天中国大陆的铅釉餐具，俯拾即是，「毒碗」满天飞的报导不绝於闻，香港的廉价陶瓷餐具十九来自中国，也算是有祸同当。国人买食具重价钱、色泽或耐用与否远多於安全，不会考究这是劣质铅釉彩，还是安全而略贵的釉中彩、釉下彩。国人嗜茶，但古来多少茶壶茶杯以铅釉制成？今天则连茶叶都有铅了。英国人同样嗜茶，但早在二百五十年前就有人看到并解决这个问题。嗜茶的医生Dr Wall想向穷人推广品茶，又担心铅釉茶具的毒害，於是致力研究，卒以皂石soap rock 制成无铅的白磁，创立今负盛名的Worcester磁器厂。但在中国，只听闻玩物丧志的警告，却甚少人将嗜好与知识、科学结合起来，至於有闲阶级关心贫民 死活，则属多管闲事。而且，从中国的独裁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长期有效压制民众智力发展，使之贴服如羊，不违国情，不正是求之不得的愚民妙法？
中国人口之劣质，已不再限於「东亚病夫」（全国乙型肝炎带菌者已超逾一亿两千万！），也在其智力缺陷；「黄祸」的含义已不仅指中国向外倾倒劣质人口，也扩展至倾销劣质害人商品。中国的毒铅文化并不以此结束。过去中国妇女嗜服铅粉（即宫粉或胡粉）去胎，大夫以铅粉治病，美人揽著铅制的青铜镜或铅镜，以铅粉扑面，「夫铅黛所以饰容」（见《文心雕龙》），中国妇女一天不洗尽铅华，实在很难清醒。自然，古人「以镜为鉴」，也有越照越蠢的危险。
（钟祖康：香港时评家）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
庐峰：英镑再下跌英国不会成为另一个冰岛
英国就算真的“破产”，法国就算“骚乱”，日子还是比“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好过。这一点，中国媒体永远不会说。批评与自我表扬是他们党一贯的优良作风。
苹果日报/过年前英国公佈新一轮挽救银行的方案后，英镑汇价像服了泻药一般迅速下跌，兑港元跌至十点五元的多年未见低位。有分析师认为英镑汇价低处未算低，有学者更担心英镑大幅下跌会令英国步冰岛的后尘，成为另一个濒临破产的西方发达国家。
英国的经济状况当然不妙，英国政府动用数以千亿英镑救银行、救经济也肯定削弱了英国政府的财政实力，并令英镑价受压。但英国是有家底、有经验的老牌经济大国，即使英镑真的进一步下跌也不会令英国出现冰岛那样的危机。
不少人都把汇价强弱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前景挂钩，以为汇价显著下跌等同经济步向灾难，等同经济将一沉不起。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对发达国家来说，汇价下跌往往是让经济从衰退不振转为复苏的重要一步，反而价高企或人为的托住高价对经济伤害更大。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财政部为了捍衞英镑汇价，不惜把英镑汇价重新订在一次大战前的水平，令英镑突然升值百分之十以上。结果，英国货出口大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更特地写了一篇名为"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Churchill（1925）"，严词批评当时任财相的邱吉尔的决定。
到九十年代初，英国保守党政府为了守住欧洲率机制，令英镑汇价长期维持在不合理的高水平，拖累英国经济及楼市，并造就索罗斯狙击英镑的机会。直到九二年九月英政府被迫放弃欧洲率机制，让英镑在短时间内下跌三成，英国经济才重现生机。
当然，英镑汇价若果像九八年的印尼盾、南韩圜那样无止境下跌或大跌九成是会对英国经济有不利影响的。但正如着名经济学者克鲁明在"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中指出，不管是外炒家、狙击手或投资者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货币是有不同标准、不同做法的。新兴国家只不过稍为入不敷支就会面对洗仓的局面，币值短时间内大跌八、九成，并且难以翻身。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之类不管债台如何高筑，她们的货币顶多逐步下跌两、三成就止跌回稳，不会出现灾难性下跌。
更重要的是英国是美国的最重要经济伙伴，伦敦、纽约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大轴心；英国经济一旦崩溃，对美国及西方经济影响是难以想像的。换言之，英国是"Too big to fail"（不能倒下的巨人）的典型，即使白高敦再出重招，再出巨资救市，也不用担心英国会重蹈冰岛的覆辙。
近来瘟爷爷有点发骚的快感
我是衷心希望瘟爷爷能对法国等国评头品足、“干涉内政”的。大家把事情全放到桌面上，在双方人民那里都完全公开，彻彻底底谈一谈——那就是共军的死期了。也许同时也是萨柯齐老师的死期，不过这无所谓，因为萨老师本来就是必死无疑的，到时候必须滚蛋的，他就是抓破脑袋也没法获得共军那样的窃国权的。
瘟爷爷说：昨天法国的大罢工是「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力」，说得何等好啊！同理可知，4月7日巴黎人民对火苗的抗议，正是对萨柯齐政府应对东躲危机迟缓软弱态度的抗议——事实也的确就是这样。
评他国内政不寻常：温总批法应对危机不力
明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外访期间罕有公开评论外国内部事务。他30日在讲话期间，指法国日前发生的大罢工是当地人民不满「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力」。有北京学者认为，温总公开负面评论法国内部事务，显示目前中法关係仍相当差。
温家宝30日在比利时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会见当地华人华侨及留学生。他讲话期间主动表示，「听说法国大罢工的范围相当广」，是因「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力」，这是对「我们领导者的决策力和行动力的考验；面对金融危机，必须要有信心、勇气及迅速果断的措施应对。快了，就可以事半功倍，慢了，就会事倍功半。」对于温家宝这番话，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官方传媒并无报道。
学者：评论法国内政不寻常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係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温总公开评论法国大罢工并不寻常，唯一原因就是中法关係自萨尔科齐上台后急剧恶化，这次讲话跟他日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不点名指美国政策错误是国际金融危机祸因性质不同，因金融危机是国际关注议题，法国罢工则是纯国内事务。他表示，长远而言，中法关係非常重要，「对法国的内政还是少评论为好」。
上月6日，当时的欧盟轮任主席国、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不顾中国反对，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会面，中国临时取消原定出席的中欧峰会，而温家宝今次欧洲五国行程也不包括法国。本周二，法国总统府也取消了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酒会。
2009年1月30日 星期五
“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童鞋们，别咋呼了。你们的逻辑和共军背道而驰，你们的提议就是指望共军乖乖地自己交出窃国权，这叫作与虎谋皮。换了谁当官，都会坚决抵制你们的反动言论的。打江山吃江山，是我们共军的信条。现在，一切都是共军的。我们共军从不定义什么是我们共军的，因为一旦定义，就有东西不是我们的了。我们不需要定义什么是我们的，于是一切都是我们的了。你以为你是你的么？错，你也是我们共军的。就连还没出现的东西也都已经是共军的了。要我们共军放弃这样的地位，你们以为深通韬略的共军傻子啊？
89以后，共军就喝断桥梁水倒流，过河只准模石头了：都他妈少罗嗦，不争论！想要里格楞，放马过来的便是，就不信碾不死你！
“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作者：朱健国，转载自“凤凰论坛”
谁也没想到，被中国政府定位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幅度启动内需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却引来了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的启蒙新潮。
王鲁湘重出主持世纪大讲堂
风起于王鲁湘主持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为从学术上解读“四万亿救市计划”如何影响中国，《世纪大讲堂》在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三十日先后三次开讲“中国经济如何闯关”。不料“正打歪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一路讲来，虽然话题不同，路径不一，“君子和而不同”，却首尾呼应，由浅入深，“英雄所见略同”地论证了“中国政府非法剥夺了百姓许多财产利益”，以致国富民穷！下一步改革当从“百姓向政府讨债”运动开始。
本来，王鲁湘编剧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电视布道者 ”风采，随着他在“*（2+2+2）·（2+2）风波”后关押九个月，已消失了近二十年。但近日人们又从他主持凤凰《世纪大讲堂》节目看到，王鲁湘“涛声依旧”──如果王鲁湘不将《世纪大讲堂》升华为“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一流学者绝不会登“堂”，若是王鲁湘在主持时不是不避敏感，抛砖引玉，推波助澜，画龙点睛，演讲者也难以无所顾忌地直言不讳。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启蒙新潮有幸“风起于凤凰之末”，应该深深感谢王鲁湘与陈志武、盛洪、李炜光四人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盛洪启迪百姓向政府追讨租金
二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亮剑《世纪大讲堂》，演讲《追寻流失的全民财富》，发动百姓向政府追讨“自己的租金”。面对王鲁湘的提问：国有自然资源租金谁在占有？流失的全民财富究竟有多少？国有自然资源产权归公，租金归谁？谁动了我们的租金？动了多少租金？信仰被动摇，公平被摧毁，问题缘自何处？又该如何解决？
盛洪无畏地答覆：
一、宪法的漏洞──尽管宪法规定国家的自然资源租金应该为全民共用，任何团体和个人使用国有自然资源必须付出租金，但宪法的漏洞又使国人无法分享自然资源租金。中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但其使用权、收益权、甚至处置权却极其模糊。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本应该属于国家由全社会共用的自然资源租金，却变成了被少数人（利益集团与特权者）“合情合理”的拿走。
二、“跛足改革”流失租金上万亿──因为没有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改革”，所以百姓失去了自己应得的巨额租金。计划经济时期因大锅饭而只有利润无租金概念。但实行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从一九九三年以后既不交利润也不补租金，结果每年私分应该由百姓共用的各种租金上万亿：如二○○七年，国有农场地租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三亿元，中型以上的国有矿产企业地租大约是一百七十亿元，石油企业少交了三百二十一亿元的矿区使用费......还有煤炭资源租金，城市国有土地租金，国有工业企业的土地租金，国有建筑土地租金，国有矿产资源租金，国有自然景观的资源租金，国有人文遗产的租金（如兵马俑、北京故宫等国有的人文资产），这些理当百姓分享的租金都被特权利益集团私分了。
三、四大恶果──这种现象的性质是什么？是让一部份特权者无偿占有全体人民的租金利益。非产权所有人占有产权所有者的利益，这一巨大腐败带来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动摇整个社会对公平的追求，颠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掩盖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第三是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最终使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创造了一个拼命阻碍改革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
四、救治之方是“收租减税”──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叫做“收租减税”。全国的自然资源租金每年高达上万亿，相当于国家ＧＤＰ的二十五分之一（百分之四），也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二○○七年水准）增长百分之二十，这就可以通过减税来让百姓分享这一租金：永久性减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手段。所以老百姓现在应当先逼政府向特权利益集团收租，然后再监督政府公平减税，以此还利于民，让百姓收回自己的租金。
陈志武要百姓向政府追回产权
二 ○○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走进《世纪大讲堂》，通过质疑十一月初中国政府公布的“四万亿元救市计划”，提出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开展一场“民有化改革”：将所谓的全民财产以“设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化方式还给百姓，让每个中国人新增六万元人民币的消费力。陈志武的“民有化改革”，将盛洪的“百姓应该向政府追讨租金”论引向了更深广的领域：百姓既要追回租金，也要追讨本金由自己经营。
陈志武的主要论据是：
一、中国的ＧＤＰ实效只有美国标准的一半──中国政府二○○九年经济增长目标是保百分之八争百分之九，其实这只相当美国等西方国家ＧＤＰ增长率的百分之四。因为美国财富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的都是属于私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增长基本上是同步同等；中国则相反，中国资产绝大部份在国家手上，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百姓才可能新增内需消费能力。因此，中国二○○九年保百分之八概率很小，因为四万亿里面，有两万亿基本上要留到二○一○年才花，二 ○○九年年底可能花掉的两万亿人民币，只可以转变成六千亿到八千亿人民币，只可能增加明年的ＧＤＰ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左右，所以二○○九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会在百分之六左右。如此，这次“四万亿”尽管用意不错，但效果不可能理想。
二、“国有与全民没关系”──中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把所有私人财产，都归为公有国有，希望建立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但实际上五十多年来，老百姓没有感觉到“全民所有”对自己的实际好处，只觉得“国有跟全民没关系”。以现在中国国有资产七十九万亿来计算，每一个中国人有六万块钱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但这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却并未能产生实质性的后果。除非来一个将这种全民所有制变为私有制的“民有化改革”，把这些国有财产最终的产权，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转型──由政府投资消费为主变为个人投资消费为主。
三、用“四万亿”为全国人减税免税──换一种思路，试行将“四万亿”由政府投资大型工程变为用“四万亿 ”为全国人减税免税，其给ＧＤＰ带来的增长贡献，一定会大于原计划。比如说，用“四万亿”给全国所有的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二○○九年免税一年，效果也会大于单纯政府投资建大有工程。这两项加在一起，大概会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平民家庭节省三万亿左右的税钱。这三万亿流到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市场消费，能够带来更多的新ＧＤＰ增长。由百姓去做投资，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投资，会从根本上促进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转向消费带动增长，真正彻底改变 “大政府小国民”，真正启动以民间消费为标志的有效内需。
四、“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可以从一组资料看中国“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先看民间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年的变化：一九五二年，中国民间消费占ＧＤＰ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消费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八年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可见虽然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大政府小国民”弊病不但没有减小，而且在继续恶化！而中国政府的消费呢，从一九五二年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现在百分之三十，扩大了近一倍！而美国政府财政开支和财政税收，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到二○○七年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由此可见，只有尽快进行“民有化改革”，才能真正限制政府高消费之腐败。
五、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中国“大政府小国民”这两个趋势是越来越强？关键是没有进行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政府的征税权和加税权财政开支做一些实质性的制约。从这一角度理解和宣传民主宪政，要比空洞地说“三权分立”更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李炜光鼓舞百姓抗苛税
在三场“百姓讨官债”启蒙演讲中，李炜光的“鼓舞百姓抗苛税” 最为让百姓喝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让《世纪大讲堂》掌声雷动，其“近观中国税改”的演讲，揭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年仍然深陷苛税苛政深渊之真相。让百姓夜不能寐，枕戈待旦。
其华彩乐段是──
一、四万亿改变不了中国苛税危机──现在国家出台“四万亿”也好，地方上要出台十八万亿也好，其实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富民穷的状态。二○○七年中国ＧＤＰ达二十四万亿，但政府拿走九万亿至十万亿，占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世界少有的高税赋！征这么多的税，社会保障还是不理想，城乡差距还是日益扩大。人们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阳光，而政府却把钱奢侈地用在了自己身上。
二、苛税危机逐年加重──中国的税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一直在进行，但中国税制改革始终有三个严重错位：第一，税制改革的结果是政府受益多，民众获益少── 一九九五年以来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二○○七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直到二○○八年上半年，还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即使到二○○九年一月，全国一片“企业倒闭潮”，但各地税收仍然再超历史）。然而民众享受的福利却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明显地改善，这就导致中国目前还有二点五亿人没有购买任何医疗保险，享受不到任何公共财政给他提供的服务，另外十点五亿人虽有保险，但保险的质量不高，各种服务不到位。
三、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最近政府公布的“四万亿”投资计划，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只有四百亿，可见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严重不足。很多国家三岁以内的婴儿，奶粉是免费的，甚至连玩具都是免费的，我们这儿却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钱买，而且买不到安全奶粉。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把责任推到企业。
四、现有税制结构对富人有利──中国现在建立的税制结构，是对富人有利，而对中等收入者和贫弱者不利的。中国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收入差距在一九九五年是十三倍，到二○○六年上涨到了二十一倍，多年的税收改革不仅没调节贫富差距，反倒加大了差距。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人民，税前收入能够差到十几倍，但是征税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准只相差三倍、四倍了。
五、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无益耗费就是腐败，财政资金的使用如果要是没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的话，就更多地变成官员的个人行为，必然形成腐败，权钱交易。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
六、增值税对中小企业伤害极大──它的征收率比较高，又不能像一般纳税人享受抵扣，所以金融危机一来，先倒的是一批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对社会贡献很大，安排着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中国的就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小企业安排的，它们创造的税收占到整个企业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之所以倒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税制一直坚持苛税苛政。造成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所以中国今天才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困难。
七、“国需论”严重错位──中国税制坚持苛税苛政的源头在于，一直以“国需论”作为征税或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征税的主导者全是政府，纳税人不能监督使用。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八、中国的税多是非法之税──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今天仍存在，今日中国的税制改革没有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中国的税是在法上而不在法下，国家的税收立法，二十多个税种中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经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的税种都没有经过人大立法，都是政府自己出文件、立条例就大征，民主监督控制完全不存在。
九、中国至今只有交税人没有纳税人。纳税人跟交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纳税人除了有义务之外，他还有权利，可跟政府讨论这个税怎么征，有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还有不赞同纳税的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问责政府。这一弊病，是因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出纳税人的权利，只在《宪法》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没有提权利的问题。因此，必须修宪避免税收成为“国王的钱袋子”，保证纳税人交税后能得到公共服务──税收必须要有“效率原则，公平原则，最少征收费原则（便利原则）”。
李炜光的演说让百姓如醍醐灌顶：一个先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轻税的社会，而一个苛税的国家无疑是专制之国。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皆因税太重了，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是赋税徭役苛政所致。[错！！！这位老兄还是读不懂那三位的意思。]而解决苛税问题，除了代价太大的“农民起义”，还有一种低成本办法，就是像西方那样通过《大宪章》，让财政税收民主化，法制化，让国家在人民的控制之下，合法征税。如若中国人不想重蹈农民起义带来剧烈社会动荡的悲剧，就应该以非暴力方式抗苛税苛政，逼政府建立宪政。
一场以抵制苛税的“百姓向政府讨债”新潮流，正在从《世纪大讲堂》涌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动着亿万百姓！这一“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使中国群体事件向更理性、更务实、更深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从经济角度促进宪政改革”，白发老军人也加入集体维权大军的新高潮。[此人深受裆文化沾濡，改不了口了。]
VOA：中国保八？温家宝说行 外界怀疑
记者： 木风
华盛顿
Jan 29, 2009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三开幕。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恢复市场信心。但是新的调查显示，全球各国的企业主管对经济前景正在失去信心。而专家们对北京今年保八的承诺依然持怀疑态度。
困难但可以实现经济增长8%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特别致词，是这次年会第一天关注的焦点。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之际，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较快增长为全球所关注。温家宝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多方面措施争取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不过，他也承认，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要实现这一目标非常困难。
“实现8%的目标是异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可以达到的。”
温家宝提出的理由包括，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央采取了大规模的全面经济刺激措施。
信心是关键
不过，温家宝特别强调，恢复市场信心对战胜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非常关键。他说：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战胜这次危机，要靠信心、合作和责任。坚定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信念的力量要远比想象的更为强大。国际社会和各国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
全球企业主管多缺乏信心
就在温家宝讲话前不久，著名财务咨询服务公司普华永道公布了全球企业主管信心调查。调查显示，世界50个国家的大部分企业主管对目前经济状况和前景的信心大幅度下降。
在接受调查的1124名主管人员中，对今年企业收入增长表示有信心的人只占13%，约1/5，比去年的36%减少了一半。多数企业主管认为，世界经济在三年内难以走出衰退。那些认为三年后能够恢复增长的人只占大约1/3。而在去年的调查中，他们所占的比例是42%。十分之七的企业表示，他们的企业将会受到信贷危机的影响。70%的企业说，公司准备推迟原定的投资计划。
中印企业比较乐观
不过，从地区上看，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像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对经济前景的看法要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更有信心。前者所占比例是31%，后者是15%。
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在达沃斯年会的第一天就得到了反映。媒体大亨默多克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危机还在恶化。”“如果局面可以扭转的话，必须有非常大的动作。我认为，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谈到美国和世界 盆盆冷水相继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对金融危机很快出现好转也不抱希望。他对美国新政府准备推出的建立一个管理不良资产的银行的设想泼了一盆冷水。他说：
“政府总是在处理垃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设立不良资产银行)只是又一个例子。问题是，如果私人部门管理不了这些垃圾资产，我们又为什么要相信政府经营的银行就能够管理得好一些呢？”
美国投资专家索罗斯也参加了这次年会。他表示，这次的问题广泛性大大超过了30年代。“形势还要继续恶化。”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以发表对经济极度悲观的评论而引起广泛关注。他因对去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了准确预测而名声大振。这次鲁比尼来到达沃斯，观点丝毫没有改变。他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
“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全球性的同步衰退。而且危机还要继续恶化。”
中国今年保八？顶多能保五
很多专家对中国今年是否能够实现8%的增长目标都持怀疑态度。鲁比尼估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多不会超过5%。
伦敦资本经济学公司的中国经济分析师马克·威廉姆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中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在5%左右。即便是一些比较乐观的专家也对北京“保八”的计划感到怀疑。加拿大BMO银行的副总经济师道格拉斯·波特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看到的中国增长放缓实际上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不是因中国需求减少造成的，而是外部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幅度下跌引起的。我认为，中国走软是世界衰退的表现而不是起因。中国经济依赖出口，外部放缓，它也跟着放缓。当然，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都会有影响。不过，我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方案能够切实落实，外部对中国的影响将会得到控制。”
中国人为什么蹲着？说说中国人的忍耐力
谢盛友来稿／坐卧站躺，中国人和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意思就是站着要像松那样挺拔，坐着要像座钟那样端正，行走要像风那样快而有力。为什么欧洲人不懂得蹲。中国人城内乡下干什么的，都有蹲着的。摆摊买卖，蹲着；谈古论今，蹲着；下棋聊天，蹲着；切菜做饭，蹲着；找工等人，蹲着。
所谓蹲着，就是像猴子坐着的样子，猴子坐着屁股着地，而人蹲着屁股不着地。我不知道，你所在国家的人是否蹲着，是否懂得蹲着，是否有蹲功，我只知道德国人不会蹲着，欧洲人好像没有什么蹲功。蹲着，中国人一大特色？未必！我儿子在德国出生长大，我们会蹲，懂蹲，可他没有一点点的蹲功。德国没有“蹲”的环境。
一蹲，因为穷。贫穷落后，在家或在外缺少就坐的条件，直接坐地上又会弄脏衣服，只好委曲蹲着了。人蹲着时间久了，就成为自然，自然以后就成为习惯，成为习惯了以后就很难改。我岳父山东人，他很有蹲功，哪怕改革开放后，家居条件好了，有沙发，看他高兴时蹲着，不高兴时也是蹲着。不高兴时蹲着皱眉头；高兴时蹲在沙发上吃面条。蹲着是否比坐着舒服，很难说，因为舒服或束缚，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别人无法替你感觉。
还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在南宁参加与德国金属公司的引进设备谈判，当时的项目领导人冶炼室主任老杨和我（因为我是翻译）住在星级宾馆，其他的同事级别不够，所以住在招待所。每天早上老杨起床第一件事是到招待所如厕。老杨：“小谢，我要到招待所办公事，坐便拉不出来，一定要蹲便。”“你是办私事，如厕说成办公事的典故来源于王怀庆。”我跟老杨说北洋将军王怀庆的故事。王怀庆生平喜好马桶，常坐在马桶上办公，人称“马桶将军”。
南方海南岛人也很有蹲功，谁都是在外头蹲着干活，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父老乡亲个个喜欢蹲着，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他们家里还没有一张工作台。淘米，蹲着；煮饭，蹲着；切菜，蹲着。哪怕是现在过年，堂哥还是用竹匾放在地上，在竹匾上放着砧板，在砧板放着鸡，然后蹲着切鸡。
二蹲，因为懒。在家乡干活时，懒汉经常没事就偷懒，不在田地里干活，往往到田埂上蹲着，拿着一把锄头蹲着，装成干活的样子。人蹲久了就会变懒惰，因为蹲久了猛地站起来，便会感头晕眼黑，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脑暂时贫血造成的。当人蹲着时，腰和腿都是曲折的，血液不能上下畅通。如果此时猛地站起来，血液便快速往下流去，造成上身局部缺血，但脑子和眼睛对氧气和养料的要求特别严格，来不得半点松懈，短暂的供应不足，也会使它们的工作发生故障，因而会有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感觉。如果本身身体就虚弱，情况会更严重些。所以，人们蹲着的时候觉得舒服，好不容易蹲下来，干脆蹲久一点，久而久之，人慢慢地变成懒惰汉。人蹲着就是屈服现实条件，固步自封，逼迫自己被动，不喜欢改革创新，不求进步。
蹲其实是被动的忍耐。中国人的忍耐力没有变。忍耐(endure)是指“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忍耐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有压力，迫使中国人无盘旋的余地，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家族，过去四世同堂，一大群人朝夕相处，不忍耐，行否？！所以，中国人的相互容忍是世世代代训练出来的。
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远超过西方人。忍让不同于忍耐。忍让包涵某种程度上权利的让与，忍让包括客观的容忍和主观的退让。所以，我认为，忍让就是西方人讲的宽容。宽容，在英语里叫tolerance，在德语里叫Toleranz。它源自拉丁语的tolerare，原来是“忍受或忍耐 ”的意思，但更广的意义是“养育、承受和保护”。
蹲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某些医生的说法。据说蹲着如厕对便秘、痔疮、大肠憩室以及泌尿器官都有好处。有些医生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蹲少坐，那将是对自己各个脏器最好的锻炼。蹲着，使腹部、腿部、臀部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可以减少脂肪赘肉；蹲比坐更能消耗热量，可以有效减肥；人在蹲着时，心肺血流相对充分，从而减少冠心病、肺气肿的发生率、高血压的发病率。
在蹲的状态下，膈肌上抬，站起来横膈下降，加大胸腔和肺的活动范围，肺活量因此增加。更有专家认为，女性长寿是蹲着如厕。人类在探索长寿的奥秘时，发现长寿总是青睐女性，这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采用蹲位有关。以如厕方式为例，女人比男人每天多蹲12分钟。女性平时的家务劳动也多为蹲姿。
三蹲，因为散。所谓散就是任意随便。人一旦懒惰以后，就有闲工夫，闲人无所事事，待业等工作，站着累了，蹲起来；游玩累了就蹲下去。四蹲，因为漫。所谓漫就是不守纪律。蹲就是穷懒闲散的标志，所以蹲功不是功，蹲姿上不了大雅之堂。据说华人在新加坡，你不可以在比较繁华的街头蹲着，否则警察会把你带走。因为英国白人在自己的国度里完全没有蹲的现象，他们要求世人都应该和他们一样，不能蹲着，否则就是没素质。
我研究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的同时，想到蹲。好友周匀之（前星岛日报总编）说：“中国人在美国排队，在欧洲排队，到香港也排队，但中国人在中国就不排队了。 ”我认为，老老实实排队，依序前进，是了不起的法治文明。正好相反，中国人在美国不蹲着，在欧洲不蹲着，到香港新加坡也不蹲着，但中国人在中国就蹲着。
蹲着，为什么呢？
写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９日，德国班贝克
配合阅读补充一张旧照：
猴子观海
2004年6月17日于北海濠濮涧
2009年1月29日 星期四
再说现代“东西厂”：中共纪律监察体制问题
永平来稿／有人在我的文章《纪检成现代“东西厂”？中国最大权力机构》后面回复，说“平民老百姓怕个屁啊，写文章的人很幼稚。”这说明在中国，一般的平民百姓，还是乐见于纪检部门抓贪官的，不管你抓的原因是真反腐，还是还权力斗争，而且认为这种权力的大与小，失控与否，与自己关系不大。
鲁迅曾用“作了奴隶，还很欢喜”来描述过这种心态。这种不觉醒，是最能无意中为虎作伥的。因为如果一种权力大到人们无法监督制约它的程度，恐怕就与一般的平民百姓有了莫大的关系。一是从根本上破坏了百姓生存的法制环境，二是这种权力就会变成一种根本没有力量可以左右它的最大的分肥集团，倒霉的最终还是一般百姓。
说纪检系统成了现代的“东西厂”，是因为这两个系统，无论从形式、办案原则及办案手段以及其步步做大的成长过程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式上，纪委和监察现在是合署办公。据知情人士说，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对外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内部也分成两个大院办公，纪委所在地内部统称就叫“东院”，监察所在地内部统称就叫“西院”，真是何其近人相似的一幕。
而在办案原则，更加相似。
首先，厂卫有侦查缉捕权，其范围主要是涉及国家政权的大要案。其次，有监督审判之权。依明律，厂卫有讯问权，无判决权，所谓“大狱经讯，即送法司拟罪”。但实际上法司摄于厂卫得宠于皇帝的淫威，对其所交案件，虽然“洞见其情，无敢擅改一字”，以至于其时有大臣有“法司几成虚设”之叹。最后，有法外施刑之权，厂卫“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法外酷刑致死人命不负责任。
在这些方面，现在的纪委机关与明时的厂卫何其相似。现在的纪委（监察局）有侦查权（在相关法律中用的是调查），有监督各个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职能，同样也没有判权。
没有审判权，可能也是想通过司法上最后一程序来多少能纪委起到一点约束，但这一点形同虚设，检察院权力却没能得到正确全面的行使。相对于纪委，从上到下对检察权的行使都做了限制。如进行调查要向同级党委书记或政法委书记汇报，一般而言，一旦汇报，地方党委常就要求纪委先行调查，从而使一批本应受到追究的人不了了之，干扰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检察机关对纪委的监督更显得吃力，虽然从这种监督是法定的。
而纪委的监督审判之权，目前是最被诟病的侵犯人权的方面的“双规”（即纪委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两指”（即监察局的“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规定（指定）在宾馆中，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人员进行长期的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而进行调查，有的长达数月，甚至还有长达一两年的，虽不是刑罚，但有过而无不之。
而纪检所依赖的手段，更与东西厂没有区别。
一是告密制度。最近何清涟把高等院校的“信息员制度”称作“现代‘东西厂’制度再现”。其实告密是纪检进行权利斗争的最常用手法。如一个省纪委的处室，可能直接无法对一位副省长动手，但可以通过让副省长的对手写匿名信、告密信的方式，对副省长的秘书或身边亲信下手，通过打击其亲信，让其在政治上失势，从而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这也是一个省纪委处长可以让一个市委书记发抖的原因。
还有就是窃听手法。历史上的酷吏最爱用这个手段，现代只不过换成了高科技手段罢了。想窃听谁就窃听谁。美国911以后，布什政府为了防范恐怖活动，要对一些疑似人员进行窃听，不得不通过国会修改法案。而在中国，从来不需要这么麻烦。过去是国家安全领域可以随意这么做，现在是纪检系统也随意窃听。比如你作为一个普遍工作人员，一般老百姓，你的上司不知得罪了谁，或者你的上司跟错了人，那个人对政治对手算计，被纪检窃听，而你不幸，平时跟这个上司关系还不错，好了，你一定是在被窃听的范围。
哪里还有什么人权。
最说明两者相似的，是它们成长过程。现在一提起腐败，通常被认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监督不力。中共现在党内有纪律检查部门，政府有监察部门，有预防腐败局，有审计部门，检察院有反贪局，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专门的监督部门呢？
现代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不高。于是改进，纪检委级别提高了但腐败却更加剧烈。又有人认为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隶属关系，于是监督部门尽量独立，由中央直线领导。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那就再派监督监督者。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实行中央向地方派巡视员制度，类似于古代的钦差大臣，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腐败，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回答。
历史上，这么多的监督部门，大概也只有明代可以相提并论。从制度层面讲，明代的监督机制十分发达。除了锦衣卫、东西厂之外，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只是不叫御史台而叫都察院，辖十三道御史。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六部的监察官，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除此以外，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政府体系之外，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有矿监、税监，最重要的是监军，正因为如此，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称为太监。
与现代相类似，巡府总督之类的设置，就是因为巡按的位低不中用且普遍被地方官收买，于是派下来六部堂官一级（类似部长和副部长）的人挂上都察院的副职，下去做巡抚、总督。这更了不得，巡抚、总督直接就把地方的三司变成自己的下属，以至于最后干脆演变成地方上的最高负责人。
这些监督职务的设置，按明代的说法，其实不过是又多了几道分肥而已，如监军，“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指皇帝）性多疑，有监视，又有监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
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无论有多少层监督都无济于事，监督最终都会变成分肥。参考历史，舆论普遍认为，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比较有效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单独系统的监察。而监察权有效的行使，关键在于社会舆论的存在，监察权变成分肥权，是监察机构最大的危险。要想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监察人员的定期轮换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保证舆论对行政权和监察权的制约，用现代社会的话来说，就是要有舆论的第四种力量。当然，前提是官员必须对下负责。
从现代法治理念来说，任何一个机关都不能有绝对的权力，有权就须有责。而目前，纪委监察机关在各个权力中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是一个没有制约没有监督的机构。可是，纪检又有什么相应的责任呢？在不履行或履行不力的情况下又有谁追究它的责任呢？我们说，失去制约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纪检滥用权力等现象不断见诸报端，在没有新闻监督的情况下，这些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罢了。
明成祖、宪宗设立东西厂的目的为了监督外官，我国现在设置纪律监察同样是为了监督官员，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其权力失去制约，均成了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纪检这种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继“东西厂”之后最令人吃惊的分肥集团。
吃饭权是最大的人权，吃肉权呢？
饭堂卖臭猪肉一个月：广东中学生骚乱
明报专讯/广东茂名日前发生中学生骚乱事件。电白第一中学的数千名学生因学校餐厅售卖发臭的猪肉，怀疑事件中有腐败行为，愤而示威，有人打出「外争权益，内惩奸商」的标语牌，有学生高喊「还我人权」的口号，愤怒的学生还将食堂小卖部砸烂。最后，校方出面解释臭猪肉出现的原因，事件才暂时平息。
促内惩奸商高喊「还我人权」
据多个内地网站报道，事发本月17日中午，电白第一中学的在校就餐学生发现餐厅的饭菜中猪肉发出恶臭，不敢食用。有学生问饭堂人员，猪肉为什揦这样臭？她回答说「你们已经吃了一个月臭猪肉」。学生们忍无可忍，要求饭堂作出合理解释。由于饭堂没有答覆，当晚，学生群起抗议，女生也来声援，并高喊：「还我健康」、「臭猪肉」、「黑心老闆」，甚至有些学生喊出「还我人权」等口号。
有消息指，学校饭堂由校领导的亲戚承包，肆意妄为，有关部门即使是防疫站也不敢管，因此死猪肉、臭猪肉可畅通无阻。
校领导亲戚承包防疫站难管
18日早晨，学生们陆续收到有关当日中午到饭堂聚集抗议的短讯，中午下课后，学生纷纷向餐厅挺进，人声鼎沸，有人敲饭桌，有人敲饭盒，要求饭堂管理人员出来解释。学生高呼「抗议！抗议！抗议」、「饭堂老闆出来！」等口号。有两位抗议的学生举覑白底红字的大标语牌，写覑模彷五四运动的「外争权益，内惩奸商」。
由于聚集的学生愈来愈多，楼梯被围得水泄不通，有激动的学生掀翻餐厅窗口前的饭桌，还有学生放鞭炮，餐厅到处瀰漫火药味。当天下午3点10分，校方出面解释臭猪肉的原因，并承诺尽快改善后，学生才和平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