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hinalan.blogspot.com/2010/02/gfw_04.html
引言 标题的GFW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GFW是局外人起的绰号，它的真实称呼并非如此，但“GFW”也确实如实涵盖了这一在中国一贯隐晦而模糊的概念。
时间表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研究，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建设。
1999年4月20日，公安部向国家计委送交金盾工程立项报告和金盾工程项目建议书。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1999年6月，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局级事业单位。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法轮功妨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2000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多年的方滨兴调任国 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
1999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任组长。其第 一下属机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已经成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取代计 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部际协调小组，对“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以及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网络安全管理进行组织协调。
2000-2002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总工程师、副主任、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2000年4月20日，公安部成立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000年5月，005工程开始实施。
2000年8月19日，大纪元时报创刊。
2000年10月，信息产业部组建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2001年，方滨兴“计算机病毒及其预防技术”获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1年，方滨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信息产业部“在信息产业部重点工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特等奖先进个人”称号，中组 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等联合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1月19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成立，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6楼。国 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上海分中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001年4月25日，“金盾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
2001年7月，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国家计算机 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胡铭曾、方滨兴牵头。
2001年7月24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分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4号。
2001年8月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组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缩写CNCERT/CC。
2001年8月2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提供“互联网交换服务，互联网骨干网 华东地区数据交换，数据流量监测与统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交换中心设备维护与运行，网间互联费用计算，网间互联争议协调”，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508号。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04号。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开始兴建。
2001年12月17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湖北分中心成立。
2002年，方滨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信息安全首席科学家。 2002-2006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主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升 迁后任其名誉主任。
2002年1月25日，报道称：“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日前开通并投入试运行，中国电信、 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吉通等4家国家级互联单位首批接入。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正在进行之中，近期可望成为第五家接入单位。”
2002年2月1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新疆分中心成立。
2002年2月25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贵州分中心成立。
2002年3月20日，多个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省级分中心同时成立。
2002年9月3日，Google.com被封锁，主要手段为DNS污染。
2002年9月12日，Google.com封锁解除，之后网页快照等功能被封锁，手段为TCP会话阻断。
2002年11月，经费6600万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阻断系统” （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处置系统）项目获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云晓春排名第一，方滨兴排名第二。哈 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李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网格计算 研究部杨广文有参与。
2003-2007年，方滨兴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
2003年1月31日，经费4.9亿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005工程）获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方滨兴排名第一，胡铭曾排名第 二，清华大学排名第三，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四，云晓春排名第四，北京大 学排名第五，郑纬民排名第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参与。
2003年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工程竣工。
2003年7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更名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2003年9月2日，全国“金盾工程”会议在北京召开，“金盾工程”全面启动。
2004年，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规模网络特定信息获取系统”，经费7000万，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方滨兴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方滨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该系统”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建立了互相镜像的4套主系统，之间用万兆网互联。每套系统由8CPU的多节点集群构成，操作 系统是红旗Linux，数据库用的是OracleRAC。2005年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就已经建立了一套 384*16节点的集群用于网络内容过滤（005工程）和短信过滤（016工程）。该系统在广州、上海都有 镜像，互相以十万兆网链接，可以协同工作，也可以独立接管工作。
2006年11月16日，“金盾工程”一期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 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2007年4月6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机房楼奠基，位于康桥镇杨高南路5788号，投资 9047万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分中心，它是全国互联网信息海关，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担负着重 要作用。”
2007年7月17日，大量使用中国国内邮件服务商的用户与国外通信出现了退信、丢信等普遍现象。
2007年12月，方滨兴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2008年1月18日，信息产业部决定免去方滨兴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 誉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职务，“另有职用”。
2008年2月29日，方滨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代表。
2009年8月10日，方滨兴在“第一届中国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上大力鼓吹网络实名制。
机构关系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安管中心）是原信产部现工信部的直属部门。
安管中心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 互联网应急中心）是一个机构几块牌子的关系。比如方滨兴简历中“1999-2000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副总工”与 “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的成立时间两 种说法就有着微妙的矛盾。实际上几个机构的人员基本一致。
安管中心下属互联网交换中心与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是不同的机构。
各安管中心省级分中心一般挂靠当地的通信管理局。
安管中心的主要科研力量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定会兴盛”方滨兴当博导有一批学生的哈工大以及关系良好的中科院计算所，这两个机构是那三个国家信息 安全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后还在不断吸引人才并为安管中心输送人才和技术。在方滨兴空降北邮之后，往安管中心输血的成分中哈工大的逐渐减少，北邮的逐 渐增多。
CNCERT/CC的国内“合作伙伴”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光芒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 国互联网用户反垃圾邮件中心，是个没有实权的空壳；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及防病毒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 处理中心，是公安部、科技部麾下；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国新办势力范围；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是 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机构，同样直接支撑CNCERT/CC。
CNCERT/CC的应急支撑单位中民营企业最初领跑者是绿盟，后来绿盟因其台谍案被罢黜，启明星辰取而代之。而安管中心具有一些资质认证、准入审 批的行政权力，这可能是民间安全企业趋之若骛的原因。不过，民营企业并未参与到国家信息安全的核心项目建设中，安管中心许多外围项目交给民企外企做，比如 像隔离器之类的访问限制设备外包给启明星辰以作为辅助、备用，或者在与他们在网络安全监测上有所交流。
GFW与金盾没有关系
敏锐的读者从时间表应该已经看出这样的感觉了。实际上，GFW与金盾就是没有关系，两者泾渭分明，有很多区别。
GFW主要是宣传系统的工具，而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GFW的总支持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长春，最初的主要需求来自各610办公室；而金盾的 总支持者是公安系统的高层人士，主要需求来自公安部门。GFW主外，作网络海关用；而金盾主内，作侦查取证用。GFW建设时间短，花费少，成效好；而金盾 建设时间长，花费巨大（GFW的十倍以上），成效不显著。GFW依附于三个国家级互联网交换中心（不存在省级GFW）分光到自己的交换中心搞入侵防御，再 扩散到一些放在ISP那里的路由封IP，位置集中，设备数量少；而金盾则是进驻各大交换中心数据中心，无处不在，数量巨大。GFW的科研实力雄厚，国内研 究信息安全的顶尖人才和实验室有不少在为其服务，比如哈工大的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计算所、北邮；而金盾的科研实力较弱，公安系统的公安 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研发中心、国家反计算机入侵与防病毒研究中心都缺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2008年8月成立信 息网络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想与哈工大的重点实验室抗衡，还特意邀请方滨兴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不过这个实验室光是电子数据取证的研究方向就 没什么前景，而且也没什么研究成果。GFW之父方滨兴没有参与金盾工程，而工程院里在支持金盾工程的是沈昌祥；实际上那个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 单很是有趣，沈昌祥自然排第一，方滨兴因为最近声名太显赫也不好意思不邀请他，方滨兴可能也有屈尊与公安系统打好关系的用意。
GFW发展和状况
GFW主要使用的硬件来自曙光和华为，没有思科、Juniper，软件大部为自主开发。原因很简单，对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滨兴在他最近的 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一直强调“信息安全应该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而且GFW没有闲钱去养洋老爷，肥水不流外人田。李 国杰是工程院信息工程部主任、曙光公司董事长、中科院计算所所长，GFW的大量服务器设备订单都给了曙光。方滨兴还将安管中心所需的大型机大 订单给李国杰、国防科大卢锡城、总参56所陈左宁三位院士所在单位各一份。所以GFW为什么那么多曙光的设备，GFW为什么那么多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力 量，为什么方滨兴成为中科院计算所和国防科大都有显赫的兼职，为什么方滨兴从老家哈尔滨出来打拼短短7年时间就入选工程院卢浮宫？就是因为方滨兴头脑灵 活，做事皆大欢喜。
网上有人讽刺GFW夜郎自大，事实上这是盲目乐观，无知者无畏。GFW的技术是世界顶尖的，GFW集中了哈工大、中科院、北邮货真价实的顶尖人才， 科研力量也是实打实地雄厚，什么动态轮什么Feed Over Email算什么葱。所有的翻墙方法，只要有人想得到，GFW都有研究并且有反制措施的实验室方案储备。GFW主要是入侵防御系统，检测-攻击两相模型。 所有传输层明文的翻墙方案，检测然后立即进行攻击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传输层用TLS之类的加密无法实时检测，那种方案面向最终用户肯定是透明的，谁也不 能阻止GFW也作为最终用户来静态分析其网络层可检测特征。入侵检测然后TCP会话重置攻击算是干净利落的手段了，最不济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查出翻墙方 法的网络层特征（仅仅目标IP地址就已经足够）然后进行定点清除。如果是一两个国家的敌人，GFW也能找到集群来算密钥。GFW是难得能有中央财政喂奶的 科研项目。那些在哈工大地下室、中科院破楼里的穷研究生即使没有钱也能搞出东西来，现在中央财政喂奶，更是干劲十足了。GFW什么都行，就是P2P没办 法，因为匿名性太好了，既不能实时检测出来，也无法通过静态分析找到固定的、或者变化而可跟踪的网络层特征。就这样也能建两个陷阱节点搞点小破坏，而且中 科院的242项目“P2P协议分析与测量”一直都没停。什么时候国外开学术会议还是Defcon谁谁发一篇讲Tor安全性的paper，立即拿回来研究一 番实现一下，已然紧跟学术技术最前沿了。不过实际上，即使GFW这样一个中国最顶尖的技术项目也摆脱不了山寨的本性， 就是做一个东西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东西做细致就不行了。
不过可能有人就疑问，为什么GFW什么都能封但又不真的封呢？我的这个翻墙方法一直还是好好的嘛。其实GFW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GFW从性质上讲 是纯粹的科研技术部门，对政治势力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GFW内部有很严格权限管理，技术与政治封装隔离得非常彻底。封什么还是解封什 么，都是完全由上峰决定，党指挥枪，授权专门人员操作关键词列表，与技术实现者隔离得很彻底，互相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封禁比如 封freebsd.org封freepascal.org（可能都联想到freetibet.org），或者把跟轮子的 GPass八杆子打不着的“package.debian.org/zh-cn/lenny/gpass”列为关键词，都是那些摆弄着 IE6的官僚们的颐指气使，技术人员要是知道了都得气死。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讲一个立足国情的原则，说：“主要 是强调综合平衡安全成本与风险，如果风险不大就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安全成本来做。在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确保重点的，如等级保护就是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来定级，从而施加适当强度的保护。”所以对于小众的翻墙方式，GFW按照它的职能发现了也就只能过一下目心里有个底，上峰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方式所以 也根本不会去封、GFW自己也没权限封，或者知道了也懒得再花钱花精力去布置。枪打出头鸟，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方滨兴一个人把GFW崛起过程中的政治势能全部转化为他的动能之后就把GFW扔掉了。现在GFW是平稳期，完全是清水衙门，既没有什么后台，也无法 再有什么政治、资金上的利益可以攫取，也无法再搞什么新的大型项目，连IPv6对GFW来说都成了一件麻烦事情。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感慨道：“比如说Web 2.0概念出现后，甚至包括病毒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扩散，再比如说IPv6出来之后，入侵检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协议都看不懂还检测什么……”GFW 一直就没有地位，一直就是一个没人管的萝莉，国新办、网监、广电、版权、通管局之类的怪蜀黍都压在上面要做这做那。所以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 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首先强调一个机制，“需要宏观层面，包括主管部门予以支持。”所以，想解封网站，不要去找GFW本体，那没用，要去找GFW 的上峰，随便哪个都行。而ISP就根本跟GFW没关系了，都不知道GFW具体搞些什么，起诉ISP完全属于没找到脉门。
不过GFW现在还是运行得很好，工作能力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唯一害怕的就是DDoS死撞墙。GFW的规模在前面的时间表里也有数字可以估计，而且 GFW现在的网站封禁列表也有几十万条之多。网络监控和短信监控也都尽善尽美。不过GFW也没有像机器学习之类的自组织反馈机制来自动生成关键词，因为它 本身没有修改关键词的权限，所以这种技术也没必要，况且国内这种技术也是概念吹得多论文发得多实践不成熟。现在GFW和金盾最想要的就是能够从万草从中揪 出一小撮毒草的数据挖掘之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提到“舆情驾驭核心能力”，“首先要能够发现和 获取，然后要有分析和引导的能力”。怎么发现？就靠中科院在研的973课题“文本识别及信息过滤”和863重点项目“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监控”这种项目。 金盾工程花大钱搞出来，好评反而不如GFW，十一局的干警们脸上无光无法跟老一辈交代啊。公安系统的技术力量跟GFW没法比，不过公安系统有的是钱，先游 山玩水吃喝一通，然后把剩下的税金像冲厕所一样随便买个几十万个摄像头几万台刀片几十PB硬盘接到省市级网络中心，把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问题是记下来不 能用，只能靠公安干警一页一页地翻Excel。所以说，虽然看起来GFW千疮百孔，金盾深不可测，只是因为公安部门比起GFW来比较有攻击性，看到毒草不 是给你一个RST而是给你一张拘留证。反而是GFW大多数时候都把毒草给挡住了，而大多数毒草金盾都是没发现的。
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
在轮子闹事被取缔之后，轮子组织仍然在从四面八方进行各种手段的宣传，而且逐渐依靠上了各种境外背景。境内的宣传活动很快就被公安和国安清理掉了， 然而从境外网上而来的大量网络宣传让从未有过网络化经验的中央无所适从、毫无办法、十分着急。这些东西对中央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安全威胁，为这些威胁又发 生在网上，自然国家网络安全就被提上了首要议程。适逢信息化大潮，电子政务概念兴起，中央下决心好好应对信息化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我们可以看到，首批组成名单中，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占了大多数席位，而且其第一下属机构就是处理安全问题，第二下属才是处理信息化改革，安全需求之强 烈，可见一斑。
正是这个时候，一贯对信息安全充满独到见解的方滨兴被信产部的张春江调入了安管中心练级。方滨兴对信息安全的见解与高层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不谋而合。 一个方滨兴见解的集大成概括，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说：“一定要有一个信息安全法，有了这个核心法你才能做一系列 的工作。”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首要核心就是以信息安全为纲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国家意志——法律来定义何谓“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本来是纯技术、完全中性 的词语，通过国家意志的定义，将“煽动…煽动…煽动…煽动…捏造…宣扬…侮辱…损害…其他…”定义为所谓的网络攻击、网络垃圾、网络有害信息、网络安全威 胁，却在实现层面完全技术性、中立性地看待安全，丝毫不考虑现实政治问题。这样既在技术上实现完备的封装，也给了用户以高可扩展性的安全事件定义界面。对 国家安全与技术安全实现充满隐喻的捆绑，对意识形态与信息科学进行牢不可破的焊接，这就是方滨兴带给高层的开拓性思维，这就是方滨兴提出的国家信息安全话 语范式。
这个话语范式是如此自然、封装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网络化发展出现了怎样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给他们 带来巨大麻烦和沮丧的GFW竟然是本来应该为网民打黑除恶的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网上某处的一亩三分地修剪花草对于 国家来说竟然是网络安全攻击事件；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那个看似立竿见影的防火墙实际上具有怎样强大的副作用、会给互联网发展带来怎样大的伤害； 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使用GFW这样专业的安全工具来进行网络封锁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面对网络化这样变幻莫测的景色无法忍受，就只能用眼罩封闭 住眼睛。在讨论网络化的中文理论文本中，摆到首要位置占据最多篇幅的便是网络安全和网络威胁。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下属机构便是处理安全问题。这 样，在网络本身都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在理论上对网络进行种种限制和控制；在网络仍然自发地成长起来以后，便在文化上对网络进行系统性妖魔化，在地理上 对网络中国进行闭关锁国。更严重的是，在根本不了解技术本质和副作用的情况下使用国家信息安全工具，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把玩枪械。在维护安全的话语之 下，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使用GFW进行网络封锁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使用军队进行镇压，切断网线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种蘑菇。
更悲哀的是，GFW的建设者们大多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在签订保密协议之后就无意识中投身党国事业滚滚长江东逝水。像云晓春这种 跟着方滨兴出来打江山的，方滨兴倒是高飞了，云晓春们就只能鞠躬尽瘁干死技术，在安管中心反而被王秀军、黄澄清之辈后来居上。而当初在哈工大跟着方滨兴的 穷研究生们，最后也陆陆续续去了百度之类的公司。GFW面临与曼哈顿工程一样的伦理困局。科学本是中立的，但科学家却被政治摆弄。技术工作者们只关心也只 被允许关心如何实现安全，并不能关心安全的定义到底如何。他们缺乏学术伦理精神，不能实践“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 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的准则。结果就算他们辛辛苦苦做研究却也不能造福民生，反 而被扣上“扼杀中国人权”“纳粹帮凶”的帽子，不可谓不是历史的悲哀。
这种话语范式浸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话语之下，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火墙，但中国的网络建设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有了世界上最 庞大的网瘾治疗产业链，但中国的网络产业却只会山寨技；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但在互联网上却听不见中国的声音。GFW已经实现了人们的自我审查，让 人们即使重获自由也无法飞翔，完成了其根本目的。现在即使对GFW的DDoS的技术已经成熟，然而推倒墙却也变得没有意义，只能让公安系统的金盾得势，更 多的网民被捕，最终新墙竖起。这一切都出自意识形态化现代性与网络化后现代性之间巨大断裂，以及“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这种致命的讳疾忌医。
结语
一部GFW简史同时也是中国网络化简史。网络化既是技术变革，也是文化变革。网络文化这种“有害成份”无法分而治之，因为网络化的技术变革与文化变 革是一体的；后现代的网络文化也无法与现代的意识形态文化进行同化，因为两者分属不同的范式。网络的确是意识形态完全的敌人，因为网络多元化文化要求取消 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但意识形态不是网络的敌人，事实上网络没有敌人，因为网络只有解构对象。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与网络化发展趋势两 者只能选择其一。实际情况是，执政者选择了前者，而把大刀挥向了Web 2.0。于是网络用它一贯调侃的风格模仿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如下讽刺：“我们对你陈旧的政权概念和意识形态烂腌菜毫不感兴趣。你无法理解在人类网络化的历 史潮流之前宏大叙事为何而消解，你也无法理解国家和民族概念为何将分崩离析，你无法改变你对互联网的无知。你的政权无法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其实， 《2009匿名网民宣言》只是过早的预言，cyberpunk式的谜语。
然而，无论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和压迫，即便中国网民的眼界已经被成功禁锢，中国的网络还是以它自己的方式适应种种压力顽强地发展。无论有 多么强大的GFW或者金盾，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网络仍然在以意识形态完全不能理解的方式走向后现代蓝海，自成为无限空间之王。
2010年2月4日 星期四
阅后即焚：”GFW”
走向“民族”（或“话蛇添族”）
【原文英文】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9/01/going-minzu.html
【作者】High Peaks Pure Earth（藏人）
【译者】台湾悬钩子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1/blog-post_31.html
今日在日常的英语里使用来自中文的词汇，是相当普通的一件事－－我们谈论feng shui（风水），做做qi gong（气功），或者调养yin and yang（阴阳）。我们需要这些词汇来描写英文的语言与文化中没有的物品或观念－－如losing face（丢脸）。现在，假如中国政府得逞的话，这一串来自中国的外来语名单中，又要增加一个字了。
High Peaks Pure Earth在2008年12月10日收到了一封E-mail，其中非常若无其事地写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备感荣幸地通知你，从2008年11月20日开始，我们大学的英文名字从原来的"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MUC)。”
对于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来说，老实说这个新名字听起来十分可怕。——Minzu。MUC，那念起来就跟muck（动物大便、肮脏、乱七八糟、恶心、低级）同音！发生了什么事？！而Minzu到底是什么东西？根据英国的谷歌，Minzu是一家“中式吃到饱【1】的餐馆酒吧，位于伯明翰，提供上好的中华美食！”太棒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一点说明文字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奇怪的发展。
High Peaks Pure Earth的读者也许有兴趣知道这家大学这一次改名，已经是1941年创校以来第三次改名了。1941年它是叫Yan'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延安民族学院），配合“新中国”的诞生，1951年搬到北京，而在1993年重新命名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现在它又改名为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但在中国，这家学府只曾有过两个名字，中央民族学院(Zhongyang Minzu Xueyuan)，以及中央民族大学(Zhongyang Minzu Daxue)。Zhongyang英译了就是Central，Minzu下文再讨论。Xueyuan意谓着Institute或Academy，而Daxue的英译就是University。以博伊（藏文）来讲，这家大学是叫（mi rigs slob grwa），mi rigs是人民之意，而slob grwa意思是学校（不论哪一类）。后来这家学校改成大学时，Chen mo就加上去，就是大的意思。
北京的这家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在自己的网站描述自已拥有“高质量、高水平、代表许多族群背景的师资。一万五千名全日制学生之中，有70%是少数族群。学校堪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是中国唯一一所包括中国全部五十六个民族师生的大学，五十六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和谐共融。”他们也招收想要学中文的外国学生，假如读者想要了解该大学并到那里读书的话，可以看看这支非常有趣的招生录像带。（http://www.study-in-china.org/school/Beijing/cun/）
这所大学目前也有六百位博巴（藏人）学生在这里读书，是中国首都藏人最高度集中的所在地，他们大部份都是在研究藏学。过去，一些最优秀的学者都曾在MUC教过书，包括东噶•洛桑赤列（Dungkar Lobsang Trinley）、才旦夏茸（Tseten Shabdrung）、毛尔盖•桑木旦（Muge Samten），以及钦饶维色（Kyenrab Woeser）。今日，两位非常有名的博巴学者，来自安多的才让太（Tsering Thar），与来自康区的土登彭措（Thupten Phuntsog）在这里教学，也深受学生爱戴。从这里毕业的著名博巴校友，有端智嘉(Dhondup Gyal)，还有在自由亚洲电台与华府的美国之音的藏语部门工作的大部份人员，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而研究图伯特（西藏）的顶尖中国学者，如杨恩洪与陈庆英都曾在这里学习与教书。
所以，为什么这个学校名字里的Minzu不再被翻译成英文了呢？北京的各主要大学，或可比拟为“中国长春藤”的精英学府，其名字都直接翻译成有点怪的英文，从听起来非常有个性的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到听起来极度荒唐的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北京师范大学【2】）。其他大部份都是十分平常的名字，如Univeris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北京科技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北京外国语大学），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中国中央美术学院）。
虽然官方没有解释为什么民族大学的英文名字突然改动了－－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其中相当麻烦又似乎无法翻译的这个词汇“Minzu（民族）”。所以弄到最后，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铁了心不翻译这个名词，好避免掉这个词所带来的种种麻烦。Minzu这个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麻烦？第一，你只要查字典，就知道Minzu的意思是Nationality。看起来并不难翻译。
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独特的“Nationality”观念很难向外界传达。今日在中国所使用的Minzu背后的历史背景，起源于1950年的Minzu Shibie（民族识别）－－中央政府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好决定中国境内不同的族群分类。那就是，今日所谓的汉民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组成和谐大家庭的初始，有五十五个族群团体都是经由这个调查而被确认并且进入官方语言的。这些Minzu团体统被称为少数民族，翻译成英文则为ethnic minority。
Minority（少数民族）这个词在英文里已经有够多政治不正确的衍生含义，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明智地决定在译时要远离这个词。他们大概是想Nationality这个词比较没有争议，然而他们却大大地算计错了。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中国心目中的Nationality－－这个词其实跟国家、成为国家的状态(nationhood)，以及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有关的。更要紧的是，它跟护照是有关的。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个出生于拉萨的博巴，他的nationality（英文意义主要是国籍）归类于藏族，但却是中国人。一个在乌鲁木齐出生的维吾尔人，他的nationality为维族，却是中国人。对一个出生在呼和浩特的蒙古人而言，他的nationality是蒙古族，但却是中国人。Nationality这个字眼确实是容易让人感到混淆。
除了让人感到混淆，而且还充满政治义涵。对于汉人而言－－我们别忘了他们构成了92%的人口－－中国政府积极地使用扭曲、负面的方式来煽动他们的民族主义热焰，往往针对的是外国势力。想想1999年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北约误炸以后，所造成的疯狂场景；想想去年在中国发生的反法热潮，可怜的家乐福超级市场！甚至更疯狂的是，再往前推几年，日本教科书所产生的灾难。在一个没有双重国籍观念的国家里，任何知名人物想要改变国籍（Nationality），就会变成全国公敌，如李连杰（现在是美国人），巩俐（现在是新加坡人），还有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如在北京出生的章子怡（拥有香港居民证）。
然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各个族群的人，民族主义却是严禁的场域。2008年， 中国政府一手镇压博巴对他们的民族情感的表达－－突然之间，每个汉人也都知道图伯特国旗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了（即使国家媒体欲盖弥彰地称之为‘雪山狮子旗 ’）；另一手则举办奥运会，加强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与民族骄傲。所以，如果汉人可以允许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其他的族群不能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能简单到将Minzu这个字眼硬塞给不知中国奸计的世界，那就好了。
中国为了政治目的，而创造、强迫别人接受新的词汇，这也不是第一回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藏文里的。因为在藏文中有一个词可以指称Tibet(Bod)，而有一个词是用来指称中国（“加那”），而没有一个词可以指称包含图伯特领土的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官方使用了这个字krung go，就是中国 (Zhong guo)的直接藏文翻译。虽然这个字眼与概念以前在藏文里不存在，但现在已经存在了。有趣的是，以中文写作的博巴博主们拒绝使用中文里对Tibet的指称－－西藏，因为西藏所指的只是西藏自治区。博主们使用图伯特 (Tubo)，有时候甚至只有中文的博（bo），听起来比较接近藏语里的Bod。博主们也不屑中文描述Tibetan的方式－－藏族（zang zu），因为这两字所隐含的是一个族群（zu这个字跟Minzu里的zu是同样的），反而采用博巴这两个字，而在博盖（藏话）里，其意义就是a Tibetan person的意思。
有时候，某些词汇与概念就是得用原来的语言才能表达，例如“shoah”（希伯来语的“浩劫”之意，指犹太大屠杀）、“apartheid”（南非语，指黑人白人隔离制度），或者“Satyagraha”（印度语，指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然而，Minzu却 没有前述这些概念的重要份量－－它只单纯地指涉中国政府所认为、又呈现给世人的那种，包括多个族群的一个快乐大家庭的整体意识形态与观念。一家大学的改 名，看起来好像不是世界末日，但这却是经过精心算计的动作，好先在表面的语言层次上先得到他国的接受，以赢得正当性，而这就是整个偷天换日、偷渡概念的开 端。
所以北京政府未来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已经有了Minzu Hotel（民族饭店），而隔壁的Cultural Palace of the Minorities（民族文化宫）可以改名为Minzu Cultural Palace。而Nationalities Park（英语字面或可直译为各国人民园，然而实指北京的中华民族园）也许也会改名为Minzu Park等等。下一趟去中国的时候，准备好面对Minzu这个词哦，我们已经警告你了！
附：一位读过这篇文章的国际藏学家的来信：
非常感谢。这一篇写得很棒，但我想还是不够清楚，因为许多人不了解Minzu这个字眼其实是19世纪才发明出来，而且还是由狂热的“驱逐鞑虏”的国民党人从日文里借来的，好对付那些卖国的“非中华”的满州统治者－－但稍后这个词汇却成为中国共产党解释他们有权利统治非中国人的重要概念。为什么？因为为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包括好几个nationalities的国家，不只是汉人。因此他们称呼它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他们必须这样主张来解释为什么博巴与维吾尔属于中国。因缘巧合之下，"Minzu"的英语翻译，其字眼被党员干部选择为"nationality"大约肇始于1940年代，而就像所有的党八股一样，这个概念接下来就由内部的命令统一定调与僵化了。
但就像你说的，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词汇在英文里有其他含义，不是中国政府的原意－－它还蕴涵了一个也许有自己国家的国民。这个事实似乎一直要到1994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才领悟到，而第二年他们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官方英译（与其他的同源语言）之中，"Minzu"这个词不得再使用"nationalities"的翻译，而必须始用"ethnic"这个字。而原来的State Nationalities Commission（国家民族委员会）也因此而变成了State Ethnic Afffairs Commission。这对中国很有用了，一些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早期就很帮忙地解释了，西方国家里也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与族群紧张情形。许多听话的西方学者、作家、生意人与其他赶流行的人，因此好心好意地使用"ethnic"这个词来省得中国还必须解释它复杂历史主张的各种尴尬，彷佛他们也都收到党的命令，讲英文时必须如何如何一样。所以现在中国开始自称自己是个"multiethnic state"（多元族群国家）。学者乌拉丁‧布拉克（Uradyn Bulag）对于这一点写了很深入的文章，并且注意到a nationality（民族）的定义大幅地变更了，不只是中国人强加的名称而已。这些都与费孝通提案所引起的争议有关，他认为"zhonghua minzu"（中华民族）或者中华的大族群可以包涵所有的小族群。现在也还有一个运动是要称呼中国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所以我想现在Minzu已经变成一个包袱沉重的字眼，指涉这所有的历史，然而这一段历史大部份都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但其他民族（nationality）的人却忘不了，再加上中国官员喜欢这个议题的地方，例如说他们可以彰显自己宽大的民族政策，他们文化上对异文化的宽大容忍，他们对多元性的有容乃大，他们文化史的丰富精彩，等等。
而早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官方早就开始有类似的努力了，希望让外国人在称呼中国人时－－意谓着种族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Han Chinese（汉裔中国人）。这是因为后者暗示的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在种族上都是汉人（这样的说法为真），所以可以有所谓的“藏族中国人”、“蒙古族中国人”等等。所以中国官方听到老外不说“汉人”而说“中国人”时，就会非常生气，似乎英文的"Chinese"这个字好似没有数个世纪以来都意谓着汉族人一样。也不意外的是，许多外国人也喜欢遵守这些中国官方的指示，在想要指称“中国人”时，使用"Han"这个词，假装他们对于这些词汇的选择所携带的政治意涵都一无所知一样。
注：
【1】悬钩子译按：台湾叫做“吃到饱”，不知道中国叫什么？就是那种缴一定额度的金钱，然后客人自行取用各式菜色的餐点，不限次数的。唯色按：中国叫自助餐。
【2】悬钩子译按：normal在英文里常用的意义是正常之意，直译就是北京正常大学。[normal在这里是标准、典范的意思。不过normal university仍属中国特色。说Normal School洋人就能理解。不过贵国的高校怎么甘于区区school，不university是要被人看不起的。]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Yang Yao
February 2, 2010
Summary: Beijing'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growth are infringing on peop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start allowing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YANG YAO is Deputy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947/the-end-of-the-beijing-consensus
Since China began undertaking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its economy has grown at a rate of nearly ten percent a year, and its per-capita GDP is now twelve times greater than it was three decades ago. Many analysts attribute the country's economic success to its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 -- a combination of mixed ownership, basic property rights, and heav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ime magazine's former foreign editor, Joshua Cooper Ramo, has even given it a name: the Beijing consensus.
But, in fac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moved unmistakably toward the market doctrine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ith an emphasis on prudent fiscal policy, economic openness, privatizati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Beijing has been extremely cautious in maintaining a balanced budget and keeping inflation down. Purely redistributive programs have been kept to a minimum, and 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s have been primarily limited to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The overall tax burden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tax revenue to GDP) is in the range of 20 to 25 percent. The country i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ally,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released to private hands or transformed into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acks legitimacy in the classic democratic sense, it has been forced to seek performance-based legitimacy instead,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Chinese citizens. So far, this strategy has succeeded, but there are signs that it will not last because of the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t has created.
The CCP's free-market policies have, predictably, led to major income disparities in China. The 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 a measure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which zero equals perfect equality and one absolute inequality -- reached 0.47 in 2008, the same level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disturbing, Chinese city dwellers are now earning three and a half times as much as their fellow citizen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highest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world.
How, then,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en able to adopt the principle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hile still claiming Marxism as its ideological anchor? The answer is that China has for three decades been ruled by a 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 a detached, unbiased regime that takes a neutral stance when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is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group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Beijing has been devoid of self-interest. On the contrary, the state is often predatory toward citizens, but its predation is "identity-blind" in the sense that Beijing does not generally care abou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its chosen prey -- unlike many governments elsewhere that act to protect and enrich specific social or political groups. As a consequ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more likely than other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adopt growth-enhancing policies.
For the last 30 years, the CCP has intentionally adopted policies favoring specific groups or regions to promote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It has helped that the disinterested CCP government was not permanently beholden to certain groups or region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is a case in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eager to bring China into its camp as a buffer against Soviet hegemony, and China quickly grasped the opportunity. Yet that early adoption of an "open-door" policy gave rise to domestic resistanc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uch as Shenzhen, enjoyed an abundance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that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envied. Moreover, the CCP's export-led growth model required that Beijing embrace a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encouraged rapid growth on the country's east coast while neglecting the interior; today, nearly 90 percent of China's exports still come from the nine coastal provinces.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was also a calculated move. Before accession,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have to endure pain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in many sectors in order to join the WTO. Even s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tually accelerat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s. Despite the burdens it placed on the agriculture and retailing sectors, accession boosted China's exports, proving wrong those who worried about its effects. Between 2002 and 2007, Chinese exports grew by an annual rate of 29 percent, double the average rate during the 1990s.
China's astronomic growth has left it in a precarious situation, howeve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from the so-called middle-income trap -- a situation that often arises when a country's per-capita GDP reaches the range of $3,000 to $8,000, the economy stop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creases, and social conflicts erupt. China has entered this range, and the warning signs of a trap loom large.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has increased -- most notably with the current four-trillion-yuan ($586 billion) stimulus plan. Government investment helped China reach a GDP growth rate of nearly nine percent in 2009, which many applaud; but in the long run, it could suffocate the Chinese economy by reducing efficiency and crowding out more vibrant private investment.
The economy currently depends heavily on external demand, creating friction among major trading partners. Savings account for 52 percent of GDP, and consumption has dropped to a historic low. Whereas governments in most advanced democracies spend less than eight percent of government revenue on capital investment, this figure is close to 50 percent in China. And residential income as a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is declining, making the average citizen feel poorer while the economy expands. As the Chinese people demand more than economic gains as their income increases, i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CCP to contain or discourage social discontent by administering the medicine of economic growth alone.
Despite its absolute power and recent track record of delivering economic growth, the CCP has still periodically faced resistance from citizens. The Tiananmen incident of April 5, 1976, the first spontaneous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C history, the June 4 movement of 1989, and numerous subsequent protests prov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quite willing to stage organized resistance when their needs are not met by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of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ha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now that it has emerged as a major global power, China is suddenly concerned about its legitimac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enerally tries to manage such popular discontent by providing various "pain relievers," including programs that quickly address early signs of unrest in the population, such as reemployment centers for unemployed workers, migration programs aimed at lower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the recent "new countryside movement"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Those measures, however, may be too weak to discourage the emergence of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seeking to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private businesse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the government for larger profits, they are not alone. The government itself, its cronies, and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are quickly forming strong and exclusive interest groups. In a sens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behave like corporations: unlike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where one of the key mandates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redistribute income to improve the average citizen's welfar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simply pursue economic gain.
More important, Beijing'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GDP growth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infringements on peop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For example, arbitrary land acquisitions are still prevalent in some cities, the government closely monitors the Internet, labor unions are suppressed, and workers have to endure long hours and unsafe conditions.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remain silent in the face of these infringements, and their disconten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periodic resistance. Before long, some form of explicit political transition that allows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will be necessary.
The reforms carried ou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ave mostly been responses to imminent crises. Popular resistance and economic imbalances are now moving China toward another major crisis. Strong and privileged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ercialized local governments are blocking 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out society, thereby rendering futile the CCP's strategy of trading economic growth for people's consent to its absolute rule.
A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has generally checked the power of interest group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this is precisely the mandate of a 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 to balance the demand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 more open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still remain disinterested if the righ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re put in place to keep the most powerful groups at bay. But ultimately,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greater democratization if the CCP wishes to encourage economic growth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2010年2月2日 星期二
力雄剧透
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段
王力雄
小说提纲
达赖喇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始终没有实现回到西藏的愿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西藏，藏人尽管不满，却没有能力反抗。
令达赖喇嘛感到安慰的是噶玛巴已经成长起来，可以承担西藏的政教大业了。当年他一听到噶玛巴逃亡到印度，就意识到是诸佛菩萨的又一次显灵，赐予西藏一个无价珍宝。
他很早就担忧，在他离世后西藏事业会不会因为群龙无首而分崩离析？转世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每代达赖至少成长二十年，才能真正承担政教大业。这个空白在平静年代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在历史关头就会有致命影响。这一担忧搅得他昼夜不安，甚至想过要把下世达赖改为由自己指定，或者由僧侣长老选举，以便直接产生成熟的下一世达赖，避免空白。不过他也清楚，这种改革既无法说服他的左右，也无法保证新达赖在信徒心中的合法性。
传统是不能轻易破坏的，因为西藏和藏传佛教全靠传统维系着。
噶玛巴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噶玛巴虽然不是达赖，但在新达赖长大以前，班禅被中共封锁之时，作为西藏宗教最重要的法王，他的地位无人可比，以他来做藏民族的精神领袖和凝聚传统的核心，顺理成章。噶玛巴属于噶举派，这无关紧要，就象达赖属于格鲁派并不妨碍所有藏人崇拜一样。中共原打算扶持噶玛巴对抗达赖，本是噶举派大举发展的良机，噶玛巴却毅然出走，足以证明他以整个藏传佛教为重，而不图教派利益，这使他在所有教派的藏人中获得极高威信，众望所归。
多年来，达赖喇嘛在噶玛巴身上倾注了无数心血，他把自己的思想点点滴滴又巨细无遗地传给少年法王，那过程就象把他自己的灵魂逐步转移进一个年轻躯体，在这世界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化身。他俩相差五十岁，彼此建立了父子情深般的相知相投，至今可以说已经心心相印，融为一体。他完全可以放心，即使他离开人世，噶玛巴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也会如同出自他本身一样。
多年来，他处心积虑的培养和有意识的树立，使噶玛巴具备了充当西藏政治领袖和民族代表的无二地位。噶玛巴一成年，达赖喇嘛就自觉地逐步淡出，把越来越多的事务交给噶玛巴独立处理，让年轻的噶玛巴站到前台。在锻炼噶玛巴的政治能力的同时，一方面让他在国际社会建立个人关系，一方面使他得以常在传媒的聚光灯下现身。如今，噶玛巴已经是具有世界性声誉的杰出政治家，也已经成为海外西藏运动无可争议的核心。
达赖喇嘛就要离开人世了，北京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达赖喇嘛非常清楚，只要他一死，北京立刻就会自己确立一个转世达赖。内线情报说北京早在几年前就秘密成立了“达赖灵童寻访小组”，一直在做准备，以便达赖一死就以最快速度推出达赖转世。即便他们立的达赖大部分藏人不会承认，然而他们的目的并非宗教，他们才不会去珍惜宗教的纯洁神圣。只要能让藏人陷入思维迷乱和精神分裂，目的就算达到。活佛转世正是这样一个手段，从班禅转世开始，至今西藏的每一个重要活佛都出现两个转世，一个是达赖方面认定的，另一个是中共方面推出的。这对西藏宗教是一种致命的破坏。中共选定的“转世”虽然在宗教上难以立住，但他们的优势是可以在西藏本土活动，占据着寺庙，直接面对百姓；而达赖认定的活佛，要么被控制，不知去向，要么流亡国外，都与百姓相隔绝。西藏宗教最神圣的转世制度这样被糟蹋下去，将是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灭顶之灾。
现在，达赖喇嘛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转世之途，作为西藏宗教的领袖，他该怎么在最后关头把西藏从这已经可以看见的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呢？他已经贡献了一生，竭尽所有，凡是与他生命有关的，已经再无剩余，他现在拥有的，只有他所面临的死亡。
他只能使用自己的死亡了。
多年前达赖喇嘛就对外界做过宣布——如果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能回到西藏，那么他的转世也必定不会在西藏。他做这个宣布的时候，心里还没有完全放弃与北京谈判的希望，但也是在进行铺垫——如果北京始终不跟他谈，或是最终没谈出结果，他这种宣布就意味北京所找的达赖转世必定是假，是作为前世达赖的他所不承认的。
仅仅宣布北京找的达赖是假的还不够，北京并不在乎，也不会阻止它做假做到底，因为它的目的并不在真，而就是要以假乱真，制造迷乱，这种时候，最好的防守只能是发起进攻。
在弥留之际，达赖喇嘛当着所有宗教长老的面，让噶玛巴活佛宣读了他对自己转世的预言和指示。非常简单，只说明他将投生到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以便把佛法弘扬到整个世界和人类。
佛教本无种族国界的概念，达赖的转世不在西藏，不是藏人，理论上是不构成障碍的，反而还体现佛教的博大、佛之全能及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人类的领袖。宗教长老们对达赖喇嘛的指示没有异议。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圆寂。一直陪伴在达赖身边的噶玛巴提醒人们注意，达赖喇嘛圆寂的姿势摆出了一个特殊手势，指向桌上的地球仪。从他的食指尖向地球仪延伸，落点是地球仪上的美国洛杉矶。这意味什么，大家立刻明白——达赖喇嘛的转世去了那里。
有如此明确的指示，噶玛巴派出的寻访者在得以最短时间就认定了灵童——那是达赖喇嘛圆寂后几小时在洛杉矶出生的一个美国婴儿。
那婴儿的母亲曾是世界最走红的歌星，在各国拥有数以亿计的歌迷。她早年就皈依了藏传佛教，正当事业达到颠峰时刻，却突然宣布放弃演艺前途，一心钻研佛法和修行。不过她始终还保持着世界性影响。在她刚出生的孩子被认定为达赖转世灵童消息传出后，全世界为之爆炸，几百名记者把她的住宅包围得水泄不通，全球二十亿观众在电视上跟踪这个新闻。如此的轰动效应在人类新闻史上从未有过前例。
目瞪口呆的北京政府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立刻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击，抨击那是一个背叛宗教出卖中国的阴谋，是十四世达赖与噶玛巴共同制造的一个骗局。北京不惜牺牲了多年卧底在达赖身边的特工，用他传回的情报向世界作证：那位歌星此前一直与达赖保持单线联系，数度化名化装到达兰萨拉与达赖和噶玛巴秘密见面。她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进行这场转世骗局。北京公布的细节还包括歌星怀孕后提前对胎儿做过检查，达赖对胎儿是男孩的检查结果非常欣慰。当达赖得知歌星临产住进医院的消息时，握住噶玛巴的手说他到了该走时刻，并预言佛教将在全世界长存光大。噶玛巴则跪在他身边流泪不起。北京从这些细节断言，达赖肯定是“自闭心门”而死，为的是避免他死在歌星的男婴出生之后，使其转世骗局不能自圆其说。
北京同时对歌星的家族背景提出质疑：歌星之父是全球排名第七十七的富豪，财可抵国；歌星个人家产也有上亿；而她哥哥则是美国新生代的政治明星，不到四十岁就当选了加州州长，被公认是未来美国总统的问鼎者。难道清心寡欲的佛也有如此的势利眼？偏偏要投胎这种家庭？除了为的是世俗目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北京的抨击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中国人普遍认为这只是美国肢解中国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达赖不过是其中一个走卒而已。
然而在国际社会，北京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几乎无人理睬。整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欣喜若狂，人们沉浸在这一东西方融合的大童话中，宁愿只相信其中的浪漫和传奇，拒绝任何世俗的沾染。这也是因为以往北京给世界留下的说谎印象，即便它所说有真实成分，也成了“假做真来真亦假”。
噶玛巴一方对转世的迅速认定，打乱了原本志在先得的北京的阵脚。由中共选择达赖本来就没有合法性，如果它能抢个先机，还可以引起一些注意，至少夺走一些风头。然而落在后面，再找灵童就成为东施效颦的闹剧，徒然惹人讥笑和反感。
达赖转世到美国，使得藏传佛教更加风靡西方。在此之前，佛教已经以超过其他宗教的速度在西方发展，现在则更是归者如云。信仰藏传佛教成了社会时尚，其信徒数量直逼基督教和天主教，成为西方各国政治家都必须讨好的社会群体。
歌星的父亲——也就是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外公——斥巨资在内华达山脉深处开始修建一座最终要与布达拉宫比美的喇嘛寺。噶玛巴派去的一个庞大西藏僧侣团对其进行指导并主持寺庙活动。金发碧眼的十五世达赖在最先落成的大经堂举行了坐床仪式，今后也将以那里为根本驻锡地。西藏僧侣团将会一直陪伴他左右，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对他进行严格培养。
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成了西方世界万众欢腾的盛事。美国总统和西方多位元首亲临参加。各国外交部面对中国政府的愤怒谴责，回答口径出奇地一致——元首们参加的是一位美国公民的宗教活动，与中国事务无关。
北京一方面声称达赖的产生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金瓶掣签”；一方面从两个角度否定“白达赖”。一是传统角度，坚称达赖灵童的认定必须通过班禅，而目前居住北京的班禅不承认这个“白达赖”；二是种族角度，咬住达赖喇嘛不可能不是藏人，藏传佛教也不可能不在西藏。然而对所谓的“金瓶掣签”，藏人在历史上就不承认，现在更不会理睬。至于说达赖和班禅需要相互认定对方的转世倒是没错，但却使它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当年正是北京首先废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灵童，另立了一个班禅，现在它推出来的班禅就是没有经过达赖认定的，又有什么资格去认定达赖呢？反而人们却要求北京交出当年由十四世达赖认定的班禅，因为只有那个班禅才有资格对达赖的转世发言。而对北京所宣称的种族问题，噶玛巴则以一句玩笑来驳斥：马克思主义可以“工人无祖国”，佛教为什么不可以呢？宗教本是最没有种族之分的。你们共产党怎么从国际主义者蜕变成了种族主义分子？
在噶玛巴的玩笑后面，的确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深谋远虑。他转世到美国，绝非仅仅是一个为了现世政治的计谋，也同时是一种光大佛教的长远安排。如果把藏传佛教囿于西藏本土，结果就是被共产党的统治窒息，只有让它走向世界，与现代人类的主流结合，才能找到新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藏传佛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也许正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新生。
但是中国国内却由此掀起了新一波反美反西方的浪潮。中共多年以民族主义替代已经成为空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以片面信息和虚假信息进行诱导，有效地把社会不满凝结到了仇视西方的出口上。达赖转世的争执无异给中国人原本就躁动不安的情绪火上浇油，一些大城市陆续开始发生反美事件。
北京坚持一贯的“不听邪”姿态，自行在四川藏区的德格寻访出一汉化藏人家庭的孩子，宣布他为达赖转世灵童。为了抵消“白达赖”在世界以及在西藏造成的影响，北京决定为它的灵童在拉萨举行一场空前盛大的坐床典礼。典礼由藏人所称的“汉班禅”主持。北京的这一宣布立刻遭到全世界民众、媒体、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广泛批评，并通过广播、互联网和地下渠道广泛传入西藏，进一步刺激了不安的藏人。
在拉萨举行的坐床典礼成了藏人起事的一个号令。首先是各寺庙的僧侣集体罢工，使典礼法会无法举行。面对各国媒体的摄象机尴尬不已的拉萨当局急于让僧侣们听话，在采取措施的过程中引发了冲突，很快就星火燎原般地扩展，变成了拉萨街头的骚乱和持续抗议。随之骚乱扩展到西藏各地。在当局控制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始演化成暴动。
第一批牺牲者是一些进藏施工做生意的汉人，他们被暴动者残酷地杀死，尸体拖在马后。随着仇杀蔓延，在藏汉人纷纷逃回内地。为了恢复秩序，军警实行开枪镇压。藏人被杀的传言满天乱飞，谁也搞不清准确数字，却更加激起藏人的仇恨与反抗。中国的空降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奉命开进西藏，却无法阻止暴动滚雪球式地不断扩展。青海、四川的藏区也被卷入。海外流亡藏人则成批潜回西藏本土参加他们所称的“西藏解放圣战”。汉藏接合地区相继发生不断升级的汉藏民族冲突。藏民游击队在广阔的青藏高原神出鬼没，进行围剿的中国军队疲于奔命，往往徒劳无功。日益焦躁的镇压者采取了越来越严酷的血腥手段。
通过各种渠道传出的藏人遭受屠杀的消息使西方民众愤怒，其中尤属美国人最激烈。似乎全体美国人的血脉已经通过“白达赖”与西藏联系在了一起，藏人流的血就是他们的血。几乎每个西方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联合国和本国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国对藏人的野蛮行为。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也怒不可遏，深感西方欺人太甚。各大城市开始还是在政府控制下进行有组织的抗议，很快就脱离了政府安排的轨道，演变为各种矛盾同时释放的爆发，并越来越带有暴力性质，矛头直指所有西方机构和西方人，恶性事件接连发生。被吓坏了的西方人纷纷逃离中国，外国资本也从中国大批撤出。
沦落底层的中国民众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开始清算一切与外国资本有关联的官员和企业家，把他们视为卖国贼。清算风潮很快波及到所有富人，他们的财产一概被视为不是出卖民族利益就是腐败所得。“造反有理”与“剥夺剥夺者” 的口号重新开始流行。打砸抢在整个社会蔓延。对自己培育的魔鬼，中国政府越来越感到失去控制。
而这时，早就在等待摧毁中共政权的美国抓住时机介入。表面上它只是应噶玛巴的呼吁，联合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取消定单、停止出口、拒绝贷款、禁止投资……实际上却是它把多年撒下的大网开始收口。
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美国与西方就一直没有停止把中国拉进“全球化陷阱”的努力，至今已经成功地把中国置于了陷阱之中。今天的中国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所谓“国际大循环”支撑，“两头在外”。而西方世界对中国一关门，“循环”的链条立刻中断，就变成“两头”皆无。这种影响在瞬时间就会扩散到方方面面。首先是大批工厂停工倒闭，失业剧增，流民汹涌；然后是各级政府财政枯竭，物价飞涨，储户挤兑，靠外资输血的银行纷纷倒闭；最后是国家信用崩溃，发生全面经济危机，早已积重难返而全靠强权镇压的社会矛盾同时爆发……
中国内地发生的经济崩溃，对中国驻藏军队产生了致命影响。现代军队全靠后勤保障，西藏当地没有后勤资源，只能从中国内地输送。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破坏了内地的供应体系，后勤一断，驻藏军队立刻就失去机动作战能力，陷入瘫痪，只能缩在军营里自保。西藏起义随之愈加扩大。各级政府纷纷垮台，被代之以起义藏人的临时政权。当联合国最终在西方国家压力下向西藏派出“和平部队”的时候，西藏相当一部分部分地盘已经被起义藏人控制。
面临社会失控的严峻形势，北京不得不决定向西方让步。虽然民族主义呼声仍然强烈，但身处执政集团之内的人都明白，此刻最重要的危险已经不是失去西藏，而是整个中国的崩溃。能否制止中国崩溃，取决于能否在最短时间制止经济危机，而制止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能就是西方解除制裁。因此，以西藏换取西方解除制裁不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别无它途的唯一选择。
然而，当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按照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五点原则”解决西藏问题时，作为西藏人领袖的噶玛巴却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毅然抛弃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代之以西藏彻底独立的要求。他历数西藏在中国统治下遭受的苦难，说明中国的退让只能是一时，稍有转圜就会旧戏重演。他的例证之一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几十年的和平主张没有换来中国丝毫让步，西藏怎么能相信未来的中国就会遵守诺言？因此只有彻底独立才可以使西藏永远摆脱中国的迫害！
西方民众对此完全相信，纷纷敦促自己的政府支持西藏独立。美国加州州长——“白达赖”的舅舅也在美国政治高层积极推动。而分解中国正好与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一致。噶玛巴的主张因此首先被美国政府认可。有美国带头，对中国政府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在本国社会动荡一天紧似一天的逼迫之下，北京最终不得不在同意西藏独立的协议上签字。
金秋，西藏独立日，拉萨万人空巷，欢迎噶玛巴重返拉萨。整个拉萨已看不到汉人踪影，他们全部被赶出西藏。而藏人从草原、农村和各个城镇涌来拉萨，在城外扎起了如同古代军营般的帐篷城，一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搀杂在藏人中间的是形形色色的西方人，他们终于可以不受阻碍，自由地访问心仪已久的雪域圣地了。
噶玛巴立于敞篷轿车驶进拉萨，前面马队开道，身后是望不到头的车队。路两侧到处是经幡彩旗，煨桑烟火缭绕，海螺法号长鸣，人们载歌载舞。西方人手中都举着“白达赖”画像。有了十五世达赖这个纽带，西藏从此与西方世界紧密结为一体，即使有一天中国能重新稳定，面对西藏背后的西方，也不敢再对西藏下手。何况，噶玛巴知道，美国已经打定主意要肢解中国。此时此刻，新疆和内蒙都在步西藏的后尘，走上争取独立之路。国际社会将继续逼中国让步。中国注定衰落，不再成为世界和西藏的威胁。
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巨幅画像并排挂在布达拉宫，衬映着金顶和蓝天。噶玛巴看着那一老一小、一藏一西两个形象，内心又一次深深感叹转世的奇妙——仅仅这样使用一次转世，就得以挽救西藏，使西藏在劫难中重生，并使佛教之光普照到整个人类。
虽然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前没能回西藏，却借他的转世，使全体西藏人重获自己的家园。噶玛巴确信无疑，等到下一次转世，达赖喇嘛一定会重新降生回这片雪域高原，回到他所衷情的西藏和他所热爱的人民中间。
另一个小说的片段
“J”领来的汉人没有常人见到达赖时那种惟恐不周的礼节，在他的握手和直视中，达赖喇嘛感受的是一种平等与直截了当的诚恳，这是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刚听到这位汉人求见时，达赖喇嘛还有点犹豫，但这汉人是“J”带来的，必然事关重大。“J”是流亡政府安插在北京高层的密线，只有最紧要关头才会动用。这回突然自行飞来达兰萨拉，不惜暴露身份，带来这样一个汉人，没有天大的事情是绝不可能的。
然而想得再大，达赖喇嘛也没想到事情会大到这种程度——这位汉人是作为中国几方面政治势力的共同代表，来请他前往风雨飘摇即将分崩离析的中国，不是去观光，不是去做客，也不是去谈判久拖不决的西藏问题，而是去担当中国——是整个中国——的国家元首！
汉人直率地承认这请求当然不是出于道德，也不是为达赖喇嘛，甚至也不是为西藏，而是为中国——当然，在为中国的同时，为西藏也就在其中了。他这样说明中国为什么需要达赖喇嘛去当国家元首：
第一，专制统治在中国已维持不下去，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集中爆发，社会濒临失控的边缘，不马上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型，全面崩溃就在眼前——这一点已被中国目前各方力量认同。社会转型因此被提了上最迫切的日程；
第二，原本的专制权力为自身地位不受威胁，长期以来铲除和窒息了所有可能整合中国的力量与领袖人物，而那种力量和领袖人物即使现在给他们生长的空间，相当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和出现，对目前中国，既没有时间去等待他们生长，也不可能在没有整合力量与领袖的“真空”下进行社会转型——那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控局面。因此，首先找到一个可以整合中国的力量，推举一个能够领导中国社会转型的领袖，就成了此时中国的当务之急；
第三，这样一个领袖既要能被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都接受，同时也必须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所认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能够安全而顺利地实现，西方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至关重要。
对此，只有达赖喇嘛符合这样的条件。他的国际威望、与西方的关系自不用说，中国没有任何人能望其项背；即使是对中国国内力量，也只有达赖喇嘛可以被各方所接受。例如民主派理念虽然不错，但自身缺乏道德资源，对外没有足够威信，内部也是山头林立，无人可以服众，达赖喇嘛的民主形象和社会威望，却能被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所接受；
再如大陆转型能否同时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这也是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考虑的问题。台湾一直表示只要大陆民主化就可以谈统一，但是具体实施，必定存在一个谁为主导的问题。无论是大陆和台湾，统一进程以哪边为主都会引起另一方的抵触与不信任。这就需要一个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不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者——对此，达赖喇嘛显然最为合适；
还有更重大的少数民族问题。从极权向民主转型，最容易发生民族分裂。这其实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障碍。因为民主化并不只是汉人的民主，少数民族也要有民主，如果少数民族行使民主的结果就是要独立，要脱离中国，怎么办？用飞机坦克去镇压——那就回到了没有民主。这成了一个怪圈。虽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许诺民族和睦，可是少数民族能不能信？他们上当受骗的次数已经太多了。因此，解决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达赖喇嘛担任中国国家元首可以作为一把钥匙。一方面最大地表示了汉人对解决民族矛盾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可以免除少数民族的疑惧，树立他们的信心。西藏问题不用说，自然用不着再搞独立，新疆、内蒙也会随西藏而稳定下来。只有在这种保证国家完整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并达到各方的同时多赢。
达赖喇嘛一直静静听着，这时微笑地插话：“你没有说到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会怎么想。共产党宣传了这么多年我是个分裂分子，他们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坏家伙’当元首？”
汉人有备而来，他当然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因此才留在后面专门谈：
的确，除了为数不多的自由知识分子，汉族精英阶层和目前仍然掌握权力的各级官员，是在感情上对达赖喇嘛最为排斥的一个群体。且不说多年的官方宣传造成了怎样的扭曲，至少他们心目中没有树立起达赖喇嘛的威望。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同意达赖喇嘛来坐中国的最高交椅呢？
汉人说，考虑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改变，不再是感情至上或意识形态至上。邓小平“抓住老鼠即好猫”的哲学早已经把中共从一个信仰集团转成一个利益集团，而这种实用主义也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共同依据。一切原则都不重要，判断问题只看利害，这使得他们具有了很大的灵活性，必要时可以毫不困难地一百八十度转弯。对精英集团，他们能接受达赖喇嘛来自这样一个共识——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垮的结果将是玉石俱焚，大家同归于尽，谁也不可能从中单独地捞到好处。正是这一共识能使他们抛开成见，只要有人可以让中国避免那个可怕前景，无论那人是谁他们都会接受。何况他们也能认识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在国际威望和道德形象上可以成为合格的领袖，请一个“远道和尚”来念经，至少还可以避免彼此的倾轧和内斗。达赖喇嘛不正是这样一个 “远道和尚”吗？他是名副其实的和尚，而且住在遥远的印度。
中国人能接受达赖喇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只有达赖喇嘛能为此时的中国提供最大好处。中国经济的命脉现在完全掐在西方手里，西方帮不帮中国，使多大的劲，肯出多少血，对中国绝对性命攸关。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人与西方有过硬关系，达赖喇嘛却在西方光芒四射，拥有无数信徒、崇拜者以及政治经济界的高层关系，由他当中国国家元首，领导中国社会转型，无疑能够获得西方的最大信任和支持，也因此能为中国从西方得到最多的资源——这正是当前中国尤其需要的。从这个角度，达赖喇嘛能捉到“老鼠”，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个好猫。
至于老百姓，他们总是被精英主导的。没有精英的煽动和组织，他们自己一般不会闹什么事，也闹不起来。如果精英再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应该请达赖喇当国家元首，他们就更没有理由反对。政治狂热和民族激情本质上都不是老百姓所具有和所需要的，他们要的只是自己个人与家庭生活的美好。中国民众早就被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有谁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与幸福的希望，就算那人来自外星，是个ET，他们也会拥护。
汉人每说完一段，就端起酥油茶在嘴边抿一下，但只是个热爱藏族风俗的象征动作，然后放下茶杯接着讲。他的思路显然已经演习了多遍。
汉人开始陈述作为国家元首的达赖喇嘛做什么工作：首先可以放心，元首职务并不影响他的宗教活动，仍然可以做他身为活佛该做的一切，但是相信达赖喇嘛不会把政治和宗教搞到一起，这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规则，也是达赖喇嘛自己多次表达过的愿望。
（谁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话说在前面的委婉提醒）
目前将要组成的政权是一个各方政治势力协商的结果，因为是在原本的极权制度框架下形成，还没有民意参与，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因此只能是一个转型期的过渡政权，达赖喇嘛担当的因此也只是一个“临时元首”。这个过渡政权的使命是带领中国社会顺利地完成转型，并保证转型期间不发生社会失控。过渡政权首先要自上而下地为中国奠定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再从那基础开始，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民意表达的结构，包括确立各民族之间关系，形成相应立法等。待这个过程完成，民意结构得到确立并可以开始自行运转时，社会转型即告完成，过渡政权也就随之终结。那时，达赖喇嘛就可以回到西藏，专心去从事宗教活动了。
过渡政权的最高机构是一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力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大政方针由这个委员会决定，具体实施则由委员会选定的内阁进行。因此，并无太多日常事务烦扰达赖喇嘛，要他做的事情只有两种，一是当委员会遇到僵持不下的问题时，由他做最后裁决；另一种就是处理国际关系……
“不如直说就是让达赖喇嘛为你们向世界去要钱！”坐在一边的晋美噶伦终于忍无可忍。“达赖喇嘛如果能要钱，为什么不给西藏要，去给你们中国要？你们中国会怎么样，能不能转型，跟我们西藏有什么关系？达赖喇嘛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年达赖喇嘛怎么呼吁，你们就是不理。现在没路走了，才想起达赖喇嘛，还不是要把他当成你们的工具！”
晋美噶伦的话既是说给汉人听的，也是说给达赖喇嘛听的。这一段时间，面对中国即将分崩离析，流亡藏人普遍欢欣鼓舞。多年盼望的时机终于就在眼前，西藏要抓住这个时机实现独立，跟中国一刀两断。他们敦促达赖喇嘛下这个决心。
对是否把达赖喇嘛当成工具，汉人并不争辩。他只针对中国和西藏有没有关系表达看法。他说，如果中国社会一转型，西藏就要独立，那就等于给了专制势力拒绝转型的最好口实。中国和苏联不一样，不可能以解体模式实现转型，苏联解体，百分之五十几的俄罗斯人分到百分之七十几的领土，障碍不大，而西藏、新疆和内蒙加起来超过中国领土一半以上，中国解体，百分之九十几的汉人只剩百分之四十几的面积，怎么能接受？而没有多数民族的同意，一个国家不可能和平解体，那就免不了战争。对此，西藏有把握在战争中打赢吗？
即使中国落进内乱，一时顾不过来，西藏得以象“辛亥革命”期间那样一时摆脱中国，但是只要中国稍一安定，肯定就会重新去“经营西藏”。过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府都是这样做的。不管西藏人怎么看，十几亿汉人现在已经把西藏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上台都不能不在乎这种“民意”。一旦受到丧失西藏的刺激，民众甚至可能把叫嚣战争的法西斯势力推选上台。那样的结果就不仅是西藏人民的灾难了，也一样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对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也是重大挫折。
以为西藏可以和中国没关系，完全是一相情愿。现实生活不是头脑里的想象，你想没关系，可是汉藏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开的一条线。西藏对汉人早不是畏途，道路畅通，飞机穿越，半个多世纪无数人来人往。你能挡住千万汉人自由的脚吗？除非是西藏能建起一道几千公里长的铜墙铁壁。你有那个能力吗？藏族一共六百万人，难道要让全部成年男人都去守边防？还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汉藏混居区怎么办？你是撤走那里的藏人，还是驱赶掉那里的汉人？只要做不到彻底的民族隔离，就永远切不断汉藏双方的联系……
达赖喇嘛听着两人争论，虽然晋美是他信赖的心腹，但是他心里知道汉人的话更对。西藏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自以为可以封闭在雪山深处与世无关的愚蠢。正是因为那种愚蠢，西藏才遭受后来的厄运。在全球一体化的今日，任何闭关自守的想法都是虚幻，注定自取灭亡。西藏必须把自己放到世界范围去审视处境，才可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正确之路。
汉人如同一个预言者那样发出告诫：即使退一万步，你们真能做到把汉人堵在西藏之外，比如靠西方的钱、靠印度的人，结果也将是制造一个既是中国也是世界最终也不可不不降临到西藏的灾难。西藏独立必然带动新疆分离，那里汉人居民多，势均力敌，民族仇杀包括种族清洗肯定异常残酷，难免不导致中亚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卷入；内蒙也不会太平，那里牵扯到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因此会把俄国也拉进来。现在的中国就象一个装满散沙的玻璃器皿，稍强一点的震动就可能使玻璃器皿粉碎，散沙就铺天盖地撒向四方。在数亿人潮的冲击下，国际秩序和经济体系将无法维持，西方那时不可能再继续支持西藏，西藏也就立刻无法再维持与汉人接壤的几千公里边防。而那时，中国难民将同样涌入西藏，不用多，进去一千万，你们就没了！
说到这，汉人直视达赖喇嘛，声音中带着发自肺腑的恳求：“达赖喇嘛，你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化身，你来到人间，是为传播普度众生的大乘精神，难道你能看着世界陷入灾难不管吗？人类前途系于你一身，你答应出来领导中国，中国就不会乱，就能顺利实现转型，那既是十三亿中国人的幸福，也等于为世界消除了一个最大祸根。世界将由此而得救，西藏将由此而平安。你会因此再获诺贝尔和平奖，你的纪念碑将永远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永垂青史，光照人寰。除此而外，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因为得到拯救而皈依你的足下，成为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达赖喇嘛，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现在就拜你为上师。”说罢，汉人起身欲拜。
达赖喇嘛阻止了他，并幽默地问他，汉人是不是都这样“临时抱佛脚”。汉人的确是个功利化的民族，对宗教一向图的就是现世回报。不过达赖喇嘛并不这样想眼前这个汉人。他不过是在演戏，在要将自己的军而已。
达赖喇嘛暂时不会正面回答汉人的请求。俗世那些得奖、立碑丝毫不能打动他，佛何尝需要“功”与“绩”，然而的确，佛却有“慈”和“悲”，如果能免除十三亿人（尽管是中国人）落入苦海，如果能拯救全世界脱离危难，难道不正是生而为佛的他来到人间的意义吗？他已经无所作为地等待了一生，会不会为的就是在这最后关头，让那全部的意义喷薄而发呢？
2000年1月 北京
2010年2月1日 星期一
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
吁请本届民主党政府狠狠地揍它
中美关系走进多事之秋
作者 马丁
发表日期 30/01/2010 更新日期 30/01/2010 22:56 TU
针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昨天（1月30日）宣布停止与美国的军事交流。这是美国政府一天前宣布了总额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后，北京作出的强烈反应；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继人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谷歌事件以及西藏问题之后，中美两国又在对台售武问题上再度较劲和摊牌。这显示，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并没有真正出现一个中美关系新的蜜月期，相反，一些迹象显示，中美关系正在走进一个多事之秋。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美方宣布对台军售计划的当天，连夜向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登出了何亚非的抗议内容，称美国对台军售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并要求美方撤消这笔对台军售计划。何亚非还威胁说，美方如果执行这项军售合同，“将损害中美两国关系，并导致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中国外交部向美国驻华大使提出正式交涉之后，紧接着北京又宣布了对美国向台湾转让军事设备的有关企业实施经济制裁，并暂停与美方的军事交流，作为对美方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给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外交抗议函中说，“如果美方不立即撤销对台军售的错误决定，美方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天，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对中方暂停与美方军事交流感到遗憾。五角大楼发言人莫雷尔说：“我们对中方暂停军事交流表示遗憾，同时也对中国针对转让防卫设备的美国企业的措施制裁表示遗憾。”五角大楼此前宣布的对台军售计划，包括向台湾出售114枚爱国者导弹，60架黑鹰作战直升飞机，以及一批海空军事通讯设备，总价值64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提什勒当天解释说，美国之所以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因为对维持台海两岸的“安全与稳定”有好处。
针对北京的过度反应，台湾总统马英九昨天指出，美国对台军售其实更有助于两岸关系的互动和发展，因为台湾会有更多的安全感。台湾国防部也对美国军售台湾表示感谢，认为这有助于台湾在于大陆沟通及和解的过程中加强信心，也有利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因为长期以来，在台海对岸，中国一直部署有1500枚导弹，瞄准台湾。
自从国民党重新上台，马英九出任台湾总统，两岸关系逐渐升温，并建立定期的对话平台，在经贸等方面已经签署了多项协议。北京虽然给马英九不少面子，包括在国际外交层面减少对台湾的打压，譬如这次马英九出访过境美国，北京也不像过去那样斤斤计较高调抗议，但在军售问题上却是绝对不肯让步。这是北京的一条底线。因为北京要维持控制台海的绝对优势，而美国出售现代化的军事装备给台湾，北京担心会改变台海两岸军事对比。
事实上，对台军售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中的一项义务，也是中美两国之间长期的争端，美国每次出售武器给台湾，都会引起北京的愤怒。上次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在2008年10月，当时北京也是中断与美国的军事交流作为报复，这次也不例外。加上最近全球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谷歌指控中国实行网路审查并扬言要退出中国的事件，使中美关系陷入巨大的漩涡。而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都没有向北京作任何让步，而是重申维护新闻自由和网路信息自由是美国政治理念的基本价值，是自由世界一切民主制度的重要保障，并要求北京就谷歌事件作出澄清。
这次美国不顾北京的抗议，坚持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继人权问题、贸易失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谷歌事件及新闻自由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之后，中美关系再度陷入漩涡。这显示，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并没有真正出现一个中美关系新的蜜月期，相反，一些迹象显示，中美关系正在走进一个多事之秋。
2010年1月30日 星期六
RFI：中国首次将人民币汇率与西方经济“拯救计划”挂钩
作者 马丁
发表日期 30/01/2010 更新日期 30/01/2010 21:29 TU
本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30日结束之际，出席会议的一名中国经济官员表示，中国可以让人民币升值，但要等到西方国家对本国经济采取的拯救计划结束之后。
这是本届达沃斯论坛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强在会议第二天发表有关中国准备采纳“更具弹性”货币政策讲话后，又一名中国官员在达沃斯发表人民币汇率相关政策谈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官员首次明确将人民币调整汇率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拯救计划”挂钩。
这名官员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他昨天表示，中国目前维持的人民币汇率，应该被视为相当于当前的经济“拯救计划”的一部分；为此，要求中国调高人民币汇率，也要等到西方国家的经济拯救计划结束之后，也就是说等到整个世界应对经济衰退的救市计划撤出之后。”
在这次达沃斯论坛期间，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政府继续压低人民币汇率，为此要求中国放开，实行更有弹性的货币政策。两天前，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说，中国会根据“情况”在适当的时候采纳“更有弹性”的货币政策，人们并不清楚李克强讲的“适当时候”是什么时候。朱民昨天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时机与“救市计划”挂钩，则等于把李克强说的问题具体化了。
朱民提醒说，去年在美国皮兹堡召开20国集团峰会时，当时各国决定互相协调今后“撤出”庞大救市计划的战略步骤。现在，如果说大家都准备采取“撤出”战略，那么中国也会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调整汇率。不过朱民强调，即使中国政府同意调整人民币汇率，也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他承认，中国必须脱离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政策。
朱民再次替中国维持人民币低汇率辩护，称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中国是好事，对整个世界也是好事。而朱民把中国目前维持的人民币汇率水准解释成是相当于经济“拯救计划”，这个说法其实是面对外部压力而采取的拖延战术，想借此来堵住西方国家的嘴巴。但与此同时，也说明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已经没有退路，或者说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因为把调整人民币汇率与西方国家的“救市计划”挂钩，也就意味着给人民币汇率调整规定了一个期限，尽管这个期限目前尚不明确，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衰退缓和之后逐步撤出“拯救计划”，应该是一个不久就指日可待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一旦世界经济步出衰退期，中国就必须兑现诺言，调高人民币汇率。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昨天在达沃斯的讲话表明，被迫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已经提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海地地震中国牺牲警员情况的综合分析，有图有真相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31日 来稿)
自从海地地震以来，网上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两派，一是“旅游”派，一是“维和”派。我们不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静下心来看看事实，分析一下其中道理。
1。死亡8名中国警员身份问题。
这一点受中国媒体误导，或者含糊其词，很多人以为8人都是维和警察。随着更多事实曝光，我们知道，他们中4人为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4人为公安部工作组成员，不是维和警察。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了。以下称他们为中国警员，而不是维和警察。
2。为什么说工作组不是维和警察。
首先，联合国给我的回信明确答复说4个人不是。第二，就算他们去商谈维和事宜，也不能把他们统称为维和警察。你去养猪场商谈买肉事宜，不能把你称为养猪专业户吧？
附联合国新闻部的回信：
您好 。
我们就你提出的以下问题询问了联合国有关部门。据我们了解，在网页上公布海地地震死亡的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名字需经过一定的核实过程，还需经政府同意。一旦核实和得到政府的同意，名单将会被及时更新。
另外，在地震中死亡的8名中国人员中有四名是地震前到访海地，他们不是联合国的维和人员，但其他4名属于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
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包括军事人员、警察等）由成员国派出，履行联合国的维和使命，但他们不属于联合国聘用的工作人员。
郑南
联合国新闻部
3。人家工作组是去商谈维和的，就应该算是维和警察。
工作组成员资料都是公开的，一个是60岁的副局长，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一个是58岁的调研员，坐吃等退。公费旅游在中国是一种待遇，对于要退的老同志，是一个安慰奖。这一点在中国几成惯例。一个马上要退的副局长，一个已经不管事的调研员，你说他们能拍板什么“维和大计”吗？
4。明明是工作组，为什么说他们是旅游团。
呵呵，说这个话，不是出国太久了，就是从来没有在中国的一个单位里工作过。公费旅游，自然不会说是去旅游，要有个名目的，比如，考察，观摩，慰问，取经，笔会，，，等等。名堂多了。1/10的时间考察，9/10的时间旅游。荷兰奶牛有名，中国每年要去十几个考察团去考察取经。奶牛场场主说，来这么多中国人，现在连我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5．就算是旅游，为何不去夏威夷，而是去海地这个西半球最贫穷国家。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是政治局常委的待遇，呵呵。一般的局级处级，只能根据本单位的管辖范围安排。比如农业部，可以去非洲考察水稻，公安部，可以去考察派出维和警察的国家。中国目前在这几个国家派有维和警察，东帝汶，科索瓦，海地，阿富汗。呵呵，只有去海地路过美国，不算绕道考察，对上对下说得过去。 再说了，去之前，谁知道会地震？若不是地震，海地算是个旅游胜地呢。公开报道就有说，地震后，还有邮轮按照订票到达海地。同理，不是还有好多人打算去古巴旅游吗。
6．你有什么证据说他们去了美国旅游。
很简单，只要中国公布他们的飞机票，上面都有了，包括来回行程。呵呵，这是国家机密，永远不会公布。那么，我们来看公安部的公开报道。工作组是10号离北京的，12号下午到达海地。为了说明他们工作勤奋，报道说，他们一下飞机就去拜会联合国官员。飞过从北京到美国东部加拿大东部航线的人都知道，北京10号出发，美国也是10号到。因为东半球飞西半球，穿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给你增加了12个小时。请问，10到12号，两天时间，工作组去了哪里？不要告诉我他们坐在迈阿密机场里面看大飞机哦。
7．8个人都封为烈士，合适吗？
公安部给8个人都封了烈士。如果地震死都算烈士，那么唐山就应该有28万个烈士了。这8个人归于“因公牺牲”比较合适。
9．维和总归是个危险的工作，就应该算烈士。
那么维和是否非常危险呢？我们来看公安部的公开报道：公安部参加维和行动9年，实现“三无”，“无一伤亡、无一违纪、无一退返“。呵呵，看到了吧，9年不死一人不伤一人。出国能镀金，能挣美元，还没危险，是人人打破头要争的工作。有个战士，因为英语不过关，连考三年，终于如愿以偿。不过现在不能说“三无”了。
10．联合国总归是承认了4名维和警察的吧。
对的。联合国承认4名维和警察牺牲，但是要等待中国政府批准才能把他们的名字登上联合国海地牺牲人员悼念网页。联合国也确实发了四面联合国的旗帜裹棺。
我这里有视频为证：http://video.sina.com.cn/news/c/v/2010-01-18/080852504.shtml
注意1分50秒处，人家确实给了4块蓝布。上飞机的时候还用了的。谁知下飞机的时候，竟然没了。8个人统统换上红色的国旗了。
为什么呢，我推测：
A.最容易忽悠老百姓的猜测：中国礼宾司工作疏忽，没有和国际接轨。
B.自我感觉良好的猜测：我泱泱大国，不希罕那块蓝布，太难看啦。
C.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猜测：人家只给了4块，不够分的，干脆都不用。
最后放上3张照片，有图有真相，有比较，有鉴别。
图一，中国，很神气哦，有照片引导，有礼兵护送，彰显大国风范。
图二：突尼斯，联合国驻海地总代表 Hｅdi Annabi。很亲民哦，人人都可以去抬几步，摸一把。
图三：加拿大，皇家骑警Doug Coates。很漂亮哦，骑警还真的骑着马来了，呵呵。马不怕冷的哦。 
比较之后，发现中国灵柩上少了一件东西，就是那块蓝色的布。突尼斯总代表的那块蓝布，最后送给他老婆作纪念了。我看，这要胜过20万元呢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克林顿：中国互联网是新的“铁幕”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534653&PostID=21689675&idWriter=0&Key=0
http://ahlbtmxk.blog.163.com/blog/static/114683277201002893627788/
以下原文转载自美国《时代》杂志中文版（博主及志愿者翻译）
By EDWARD WONG
Published: January 22, 2010
徐繁/译
北京讯 中国外交部于周五抨击了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对于中国互联网审查的公开评论，并要求美国政府“尊重事实，停止就所谓的互联网自由问题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
外交部网站周五发布了新闻发言人马朝旭的书面声明，其中提到克林顿周四所做的负面言论“将损害中美关系”。
“中国的网络是开放的。”他说。
外交部的声明，连同民权主义爱国报纸《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尖刻评论，充分表明中美已展开就互联网审查问题的辩论，更标志着中方做好了在政治上与美方互掐的准备。
奥巴马总统去年承诺将缓解对华关系，将RQ问题暂搁一边。然而近日美方针对中国互联网审查的批评，人民币汇率问题和对台销售武器等使双方摩擦升温，未来数月敌意或将爆发。
就互联网审查问题，克林顿把信息幕比作铁幕政策，点名批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这番暗藏冷战意味的言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篇演说标志着美国行政高官首次把互联网自由列入外交政策中。
这场针对互联网审查的辩论的导火线源自上周谷歌宣布或将关闭其中文搜索引擎“Google.cn”，并缩减中国大陆的其他业务，如果中国高层不收回对审查搜索结果的要求。
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一直试图把谷歌问题描绘成商业纠纷，或许是担心该争端被开明人士和在华外企演变为一场互联网审查的全民公投。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周四表示，不应“过多解读该事件”，也不应将其与两国关系联系起来，据新华社报道。
但中国的态度可能会因克林顿的讲话而扭转。克林顿明确指出，“一种新型的信息幕政策正在全世界蔓延”，并指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加强了互联网审查。（自2008年末，中国当局以扫黄运动为借口关闭了上千个网站。）她还赞扬以谷歌为例的美国企业“在商业决策中考虑了更多互联网和信息自由的因素”。
美国国务院邀请了至少两位著名中国博客作家前往华盛顿聆听克林顿的演讲，美国驻华使馆周五邀请了多位博客作家（其中大多是自由人士）参加一个关于互联网问题的碰头活动。
白宫发言人比尔伯顿周五表示，“我们在等待中国的回应”。
《环球时报》英文版的社论称克林顿“促使华盛顿与北京就互联网自由问题的摩擦升温”。
该报纸称，美方要求网络不受限制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就信息流而言，发展中国家跟西方还存在差距。
“寻求不受限制的互联网，不经审查的自由信息流这种做法，只是美国以民主之义，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他国的一种变相企图。”该报纸表示，“美国政府强加意识形态的企图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达到目的。”
环球时报中文版网页上的文章声称美国是在利用互联网作武器以实现全球霸权。
尚存的一大问题在于，中国的老百姓是否在大体上接受当局的理论依据。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的中产阶级都支持当局的主权问题，如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但他们也开始揶揄媒体审查制度了。这种情绪在网民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网民，据官方数据有 3.84亿人，同时中国拥有最复杂的网络审查制度，绰号“大防火墙”。
除去自七月暴乱后刚刚恢复网络的西部新疆地区，因为互联网控制而恼怒的中国网民们，聪明地开始使用翻墙软件了。
Jonathan Ansfield和 Xiyun Yang对本文亦有贡献。
China Rebuffs Clinton on Internet Warning
By EDWARD WONG
Published: January 22,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1/23/world/asia/23diplo.html
BEIJING —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lashed out Friday against criticism of China in a speech on Internet censorship made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call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respect the truth and to stop using the so-called Internet freedom question to level baseless accusations.”
Ma Zhaoxu,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aid in a written statement posted Friday afternoon on the ministry’s Web site that the criticism leveled by Mrs. Clinton on Thursday was “harmful to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e Chinese Internet is open,” he said.
The statement by the Foreign Ministry, along with a scathing editorial in the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of The Global Times, a populist, patriotic newspaper, signaled that China was ready to wrestle political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ebate over Internet censorship.
President Obama promised last year to start a more conciliatory era i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ushing human rights issues to the background, but the new criticism of China’s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rising tensions over currency valuation and Taiwan arms sales indicate that animus could flare in the months ahead.
Mrs. Clinton’s sweeping speech with its cold war undertones — likening the information curtain to the Iron Curtain — criticized several countries by name, including China, for Internet censorship. It was the first speech in which a to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offered a vision for making Internet freedom an integral part of foreign policy.
The debate over Internet censorship was brought to the fore in China last week when Google announced it might shut down its Chinese-language search engine, Google.cn, and curtail its other oper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if Chinese officials did not back down from requiring Google to censor search results.
Until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en trying to frame the dispute with Google as a commercial matter, perhaps because officials want to avoid having the dispute become a referendum on Internet censorship policies among Chinese liberals and foreig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On Thursday, He Yafei, a vice foreign minister, had said the Google dispute should not be “over-interpreted” or linked to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Xinhua, the official state news agency.
But in the aftermath of Mrs. Clinton’s speech, that attitude could be changing. Mrs. Clinton pointedly said that “a new information curtain is descending across much of the world” and identified China as one of a handful of countries that had stepped up Internet censorship in the past year. (Starting in late 200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ut down thousands of Web sites under the pretext of an antipornography campaign.) She also praised American companies such as Google that are “making the issue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freedom a greater consideration in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
The State Department had invited at least two prominent Chinese bloggers to travel to Washington for Mrs. Clinton’s speech, and on Friday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here invited bloggers, mostly liberals, to attend a briefing on Internet issues.
A White House spokesman, Bill Burton, said Friday that “all we are looking for from China are some answers.”
In its editorial, the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of The Global Times said Mrs. Clinton “had raised the stakes in Washington’s clash with Beijing over Internet freedom.”
The American demand for an unfettered Internet was a form of “information imperialism,” the newspaper said, because less developed nations cannot possibly compete with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arena of information flow.
“The U.S. campaign for uncensored and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on an unrestricted Internet is a disguised attempt to impose its values on other culture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the newspaper said, add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s ideological imposition is unacceptable and, for that reason, will not be allowed to succeed.”
Articles on the Chinese-language Web site of The Global Times asser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mploys the Internet as a weapon to achieve worldwide hegemony.
One big question is whether ordinary Chinese will, to any large degree, accept China’s arguments justifying Internet censorship. Although urban, middle-class Chinese often support government policies on sovereignty issues such as Tibet or Taiwan, they generally deride media censorship. That feeling is especially pronounced among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netizens. China has the most Internet users of any country, some 384 million by official count, but also the most complex system of Internet censorship, nicknamed the Great Firewall.
Except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Xinjiang, which is only starting to restore Internet access after cutting service off entirely after ethnic riots in July, canny netizens across China use software to get over the Great Firewall while chafing at the controls.
Jonathan Ansfield and Xiyun Yang contributed reporting.
CNNIC，我不信任你！——从“受信任的根证书”里赶走CNNIC
在Twitter上惊闻“微软把CNNIC列为根证书发布者”，赶紧Google一把，发现Mozilla同样也已经在3.6版的Firefox里这么做了。 出于对CNNIC深深的不信任，我决定将CNNIC ROOT从“受信任”的列表里赶出去。 因为IE/Chrome采用微软的CA目录，而微软现在暂未将CNNIC加入，因此需要先从Firefox中导出这几个证书，再添加到Windows的“不信任”列表(更新：现在可以直接从Windows里导入再导入了，操作类似)，以防范于未然。下面便是具体的步骤了（包括IE/Chrome/Firefox）： 1、如果没有安装Firefox浏览器的3.6最新版，或者在下面的操作中没有找到相应的证书，可以从这里下载这三个证书，然后跳到第5步（其中CNNIC SSL非自带证书！）：CNNICROOT.crt CNNICSSL.crtEntrust.netSecureServerCertificationAuthority.crt 2、打开Firefox浏览器，工具(Tools)->选项(Options)->高级(Advanced)->加密(Encryption)->查看证书(View Certificates) 3、在证书机构(Authorites)标签页中找到”CNNIC“组的”CNNIC ROOT“项，按导出(Export)（备份到本地），然后编辑(Edit)，去除里面的三个勾选，然后单击确定(OK)。（RT JimmyXu:在Firefox里对自带根证书执行“删除”操作就相当于是禁用其所有目的，并不会将其删除。） 4、在”Entrust.net“组中找到”Entrust.net Secure Server Certification Authority“(序列号37:4A:D2:43的)和”CNNIC SSL“证书，同样导出并去除勾选。（注：Entrust.net这个也是验证CNNIC所用的证书） 5、打开开始菜单->运行（或者直接按Win-R） 6、输入certmgr.msc，打开Windows的证书管理器。 7、展开”不受信任的证书(Untrusted Certificates)“，右键单击其下”证书(Certificates)“项，在”所有任务(All Tasks)“子菜单下单击”导入(Import)…“ 8、分别找到刚才保存的三个证书，依次导入(Next->Browse…(找到相应文件)->Next->Next->Finish)。 9、将导入的证书复制(Ctrl-C)，然后粘贴(Ctrl-V)到受信任的证书颁发者(Trusted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中，然后在这个窗口中分别右键单击粘贴过来的3个证书，选择“属性(Properties)”，然后单击“停用这个证书的所有目的(Disable all purposes for this certificate)”。 另附上网友补充的Safari/Opera设置方法： Mac下Safari操作步骤（感谢推友 @xzzxyd 提供！）： VPN代理服务器：都没人提Opera的吗?Ctrl+F12 -安全性-管理证书-证书办法机构-CNNIC ROOT 双击，把 允许连接到使用该证书链接的网站 去掉。 想检验操作是否成功？在浏览器里访问 https://www.enum.cn/ ，如果提示证书被拒绝，就证明操作成功了！ ——————1/29 6:30 PM更新—————— 经验证，CNNIC SSL证书非Firefox 3.6自带，没有找到属正常情况；另外，上述步骤3/4有变化，已删除证书 CNNIC SSL 发现无效的朋友，可以将 CNNIC SSL 证书按照上述3/4步的步骤重新操作一次，而非删除，即可。 ——————1/27 7:30 PM更新—————— 不需要关闭自动更新，上述步骤多了第9步，请注意！ ——————1/27 6:15 PM更新！！—————— 0、在默认情况下，微软会自动连接到Windows Update服务器更新CA列表，这样会导致以下操作对IE/chrome失效，具体解决方法： 0a:对于Windows XP用户：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添加/删除程序(Add/Remove Programs)->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Add/Remove Windows Components)->取消勾选“更新根目录证书(Update Root Certificates)” 0b:对于Windows Vista/Windows 7用户：组策略(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Computer Configuration)->管理模板(Administrative Templates)->系统(System)->Internet 通信管理(Internet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Internet 通信设置(Internet Communication settings)，启用(Enable)“关闭自动根证书更新(Turn off Automatic Root Certificates Update)” 十分感谢推友 @Ratoo 和 @jimmy_xu_wrk 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帮助：） （另：十分感谢使用中文版系统的朋友告诉我相应选项在中文版中的名字，谢谢！）http://felixcat.net/2010/01/throw-out-cnnic/
Posted by Felix Yan | Uncategorized | 2010-01-27 | 8,412 views
应用程序(Applications)/实用工具(Utilities)/ 找到里面的 钥匙串访问(Keychain Access.app)，或者在Spotlight中搜索”Keychain Access“或”钥匙串访问“，打开后搜索CNNIC，在”信任”中标记为”永不信任“～。
2010年1月29日 星期五
RFI：温家宝之子将募巨额私募基金引发震动
发表日期 29/01/2010 更新日期 29/01/2010 11:31 TU
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新天域资本公司，打算募集巨额私募基金，投资准备股票上市的大陆龙头型企业 。相关消息披露之后，在中国政商圈子内，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震动。根据路透社1月25日发自香港的一条财经消息，消息人士透露：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业者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打算募集一档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将投资准备股票上市的大陆龙头型企业。
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个、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达5亿美元。
尽管温云松身分特殊，新天域资本公司在大陆仍被视为一家外资基金业者，因其法规结构缘故，而且主要资金来源为美元。
1月26日的中国财经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则针对路透社的这则消息进行了跟进。报道中，《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新天域资本发言人称，路透社的“报道是有问题的”。新天域资本透露，路透社报道的这只基金早在2008年就已开始募集，并且其规模也不是10亿美元，至于投资方向，则会秉持稳健、成长型的公司，而不仅限于准备IPO的中国行业龙头公司。
另据台湾的《经济日报》报道，除了温云松，多位中共高层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都投入大中华区的金融业发展。
在大陆本土金融业发展的有大陆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儿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朱云来；朱镕基女儿、中银香港发展规画部总经理朱燕来；以及中共开国元老陈云儿子、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等。
神秘的新天域资本
发表日期 29/01/2010 更新日期 29/01/2010 12:59 TU
1月25日，路透社发自香港的一条财经消息引发了中国政商圈子不大不小的震动。
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业者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打算募集一档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将投资准备股票上市的大陆龙头型企业。
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个，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达5亿美元，先前曾参与提供资金的外国企业包括孙正义旗下的日本软件银行，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主掌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
新天域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郭子德2008年加入，他在投资银行和企业金融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但其创办人温云松，据香港财经媒体人透露，并未出现在公司的股东或者管理层名单上。
香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温云松自从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Kellog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后，曾经至香港摩根士丹利求职，但当时大摩顾忌温云松的身分特殊而没有进用。
数年后，温云松在北京创立电信设备制造商优创科技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平安保险、中信证券及招商银行等大陆主要金融机构。
温云松创立新天域资本后，多半是由一起创业的事业伙伴出席公开场合，自己隐身幕后。一位消息人士说："他们是非常稳定的团队，不是老同学就是老朋友，彼此都非常熟悉对方。"
尽管温云松身分特殊，新天域资本公司在大陆仍被视为一家外资基金业者，因其法规结构缘故，而且主要资金来源为美元。
在《投资与合作》杂志的2007年的对新天域资本的一篇报道写道：
在新天域资本的一间二十多平米的会议室内，整齐地摆放着它参与交易的各公司的徽标、中联重科、凯赛生物、金风科技、金山软件、双汇集团等。它们中的大多数颇具"明星气质"，无论是在业绩、行业领导力、管理水平乃至发展潜能方面，都已成为中国本土优秀企业的代表。
报道说，在私募股权投资(PE)行业，即使是华尔街那些老道PE，要想在两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都并非易事，更何况是在一切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市场。
新天域资本的执行合伙人于剑鸣说，"中国社会和经济都处于转型时期，想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取得佳绩，就需要充分理解中国特色。"
1月26日的中国财经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则针对路透社的这则消息进行了跟进。报道中，《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新天域资本发言人称，"这个（路透社的）报道是有问题的"。
新天域资本透露，路透社报道的这只基金早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募集了，并且其规模也不是10亿美元，至于投资方向，则会秉持稳健、成长型的公司，而不仅限于准备IPO的中国行业龙头公司。
但是，该人士没透露目前该基金募集到了多少资金，也没有透露基金的目标规模和出资人，而报道通篇并未谈及温云松。
根据台湾的《经济日报》报道说，除了温云松，多位中共高层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都投入大中华区的金融业发展。
在大陆本土金融业发展的有大陆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儿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朱云来；朱镕基女儿、中银香港发展规画部总经理朱燕来；以及中共开国元老陈云儿子、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新天域成立于2005年，此次募集的将是新天域资本旗下第三只，也是其规模最大的私募基金。
2005年至今，新天域共完成了21个投资案例。报道说，"细数这些投资，行业比较分散，范围涉及高科技、网络、新传媒、地产、能源、食品、运动服装等各个行业。每笔投资金额都不大，但收益却令人咋舌。"
一个案例是，新天域资本以子公司新天域湖景在2008年4月份开始，两次分别以3.52亿元和3.23亿元获得新世纪百货39%的股权。经过去年10月增发后，按照本月（1月）25日收盘价（每股37.38元）计，这笔投资浮盈更达19.4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称，新天域资本未提供成立至今的总体投资回报情况。
中国网民发起抵制CNNIC根证书行动
来源：自由亚洲
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近日被微软公司选择为网络根证书的信任机构并植入到视窗系统和浏览器中。此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忧虑并发起了抵制CNNIC根证书的行动，号召网民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近日微软公司把中国官方支持的域名管理机构CNNIC列为可信的根证书发布者，并添加到今后的Windows 视窗操作系统和网络浏览器中。CNNIC 英文全名为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是工信部下的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中心，也是域名管理机构。CNNIC 日前处罚了三家域名注册服务及代理机构，并在官方网站接连发出多个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的公告。而最新公告规定，从上个月14日上午9点开始，个人用户没有资格进行域名注册。
“根证书”（Root Certification）是互联网上保证信息传播和交易安全的重要信任机制，如果访问一个股票交易的网站，而那个网站无法提供可以信任的电子证书来加密你的交易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完全被第三方截获，或者被假冒的网站所偷窃。世界上的大型电子商务企业和银行都要向根证书发放机构申请这种电子证书，再应用到自己的网站上。
北京网络技术专家李先生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当你和一个网站通信的时候，你的数据会经过你的电脑到服务器之间几十台中转的路由器，如果你用HTTP，所有电脑都有能力监控你的内容，包括密码。如果用HTTPS和证书，所有路由器就无法看到。”
大批中国网民对微软把CNNIC加入到默认的可信根证书提供商的做法表示了愤怒和不解。他们认为如果相信了中国官方所支持的证书发放机构，无法预知未来可能对网民的伤害和危险。 有网民表示，CNNIC 这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有关部门，竟然诱惑微软将他们列为根证书发布者，这个消息太可怕了，中国互联网将更加恐怖。换句话说，如果防火长城GFW想做一个 Gmail的https钓鱼网站，浏览器不会有任何警告。他们会误以为是真正的Gmail 网站，但是可能会马上丢失个人的账户和密码信息，而被中国官方攻击和偷窃。 网络应用技术专家柠檬这样分析网民的心态，“这就是中国一个相当于质检总局的东西，如同国家免检，大家不信任你所谓的国家免检产品。”
星期三以来，在互联网上很多中国的高级网络用户开始和大家分享删除CNNIC根证书的行动，他们说，“防火防盗防CNNIC ”，并传播如何在电脑和浏览器中删除CNNIC根证书。 网民们表示，“出于对CNNIC深深的不信任，决定将CNNIC ROOT从‘受信任’的列表里赶出去”。网络专家立里建议用户使用火狐浏览器并将CNNIC等不安全的证书屏蔽。
资深网络评论家洪波表示，“如果需要访问一个安全的网站，而它本身是不安全的，例如窃取用户的隐私信息，这是用户忧虑的一个原因。如果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它的证书已经标明为安全证书的话，你就可能对它不设防了，可是用户并不关心这个证书是谁颁发的。”
(博讯记者：韩洁) (博讯 boxun.com)
冯正虎 ：中国政府愿意为上海违法官员背黑锅吗？
http://www.canyu.org/n12760c6.aspx
（参与网2010年1月28日讯）： 2010年1月27日晚上我哥哥来电话的劝告，引起我极度的反感，让我想起我被非法拘禁时国保警察让他进来劝我出国的一幕。当时，我用一句话顶回他：“你告诉警察，在我失去自由的处境下，不谈出国问题。只有回家后，我才会考虑我自己的出国问题，这是我自由的选择。”
过了几天的2009年3月25日我被释放回家后，我哥哥与妻子就一再劝告我出国，其实他们知道我是不愿意出国的，因为上海当局这笔非法绑架拘禁我的账还没有算。当然，他们已得到上海国保警察的保证，这次出国不会阻扰，过了4月、5月、6月4日的敏感时期可以回国。
我亲人非常善良，也不过问政治，总是相信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好事，所以容易被欺骗或作为道具被利用。我不希望，在我难回中国露宿的事件上他们再次被利用。所以，我对他们说：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不管我的事。
最近几天，上海国保警察频繁地找我上海的家属谈话配合，甚至还有点威胁之言，这些都是故伎重演，只会适得其反。对于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件、一个已露宿八十几天还可以继续用生命等待的中国流浪汉，用小人之心妇人之情的小智慧能解决这个难题吗？双方都要有坦诚公开的大智慧，才可以解决问题。
下午，正好中国驻日大使馆杜先生及赵领事又来与我沟通，杜先生转达了上海政府的三个正式答复，我当场一一批驳，并请转告。现在，我有必要对上海当局的做法与答复作出公开回复。
一、上海领导人的权势与霸道
2010年1月26日下午上海的国保警察又约我哥哥谈话，晚上他来电话对我说了三点：1. 对外说是我妻子要求大使馆来看我的；2. 他们看到我说要追究上海政府的责任，很不满意；3. 他们说有三个结果：（1）要政府认错是不可能的；（2）离开机场入境日本后，再谈回国的事：（3）双方就一直僵持下去。
下午与中国驻日大使馆官员见面时，我认真地记下上海政府的三点答复，并复读一遍请杜先生核实。我的记录内容：“1.上海政府不存在赔礼道歉问题：2. 同意你回国，先入境日本再谈回国的具体时间；3. 看你表现，再研究决定你去看世博会的问题。”
1. 我很讨厌上海当局利用我妻子做道具。我颠簸不定的苦难生活已经给我妻子带来很多伤害，很痛心而无奈，我已告诉她不要再关心我，她思夫心切的感情会被人利用的，政治就是无情无义的东西。当我听说，我妻子已在警察的要求与指导下，当场写一封给有关部门领导的信，特别指出要求大使馆来看望我，并由警察拿走。我已责怪她。当我听到我哥传达的警察要求，我很愤怒。我不会做被人买了、还要帮人数钱的傻瓜。上海某些官员是十足的上海小男人，玩小聪明，耍小伎俩。无非企图矮化中国大使馆看望我的影响，不是中央政府的意向，是根据我妻子要求来看望的，而我妻子的要求也是由上海当局决定的。上海的权势太大了，它不仅能抗拒中央，还能控制日本的一切。真的能做到这一切吗？
坦率地说，两位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给我最初的印象很好，他们堂堂正正地告诉我，他们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是来看望我，是来解决我回国的问题。他们根本就不说是我的妻子要求他们来看我的，而其没有人要求他们，他们自己来尽责，他们是履行中国政府的职责。所以，我很尊重他们，民众与舆论都称赞他们的行为。中国政府看望一个露宿在日本的中国公民，纠正地方政府官员的错误，没有失面子，而且在国际社会里挣回了面子。
2. 上海政府是否应该赔礼道歉？我被八次非法拒绝回国、用暴力手段借助日本力量非法绑架我到日本机场而露宿85天，这是谁做的坏事？这不仅使我受到严重伤害，还使中国蒙受耻辱。我不指责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没有错，它至今都未声明：冯正虎不可以回国。也可以说，上海政府没有错，因为它也没有公开声明：冯正虎不可以回国。政府没有错，就是一些违法官员的错误，他们违法中国宪法法律、侵犯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最初决定这个违法行政行为的领导人是上海的官员，上海政府就理应为这些违法官员的行为对中国公民与国家造成重大损害而赔礼道歉。难道还要继续让中国政府为少数几个违法的官员背黑锅吗？
3. 同意我回国，这是上海政府的权力吗？代表上海政府的上海领导人终于指令中国驻日大使馆可以向我发布开恩令，但还有附件条件，要求我先入境日本后再谈回国的具体时间。或许，它不满意的话，这个具体时间也可以是无期的。在中国宪法法律上规定，管理公民出入国是国家的权力，公民何时回国是公民自己的权利。我知道，中央领导人不赞成中国搞联邦制，但也不会同意搞诸侯割据制吧？如果上海政府在中国政府之上或与中国政府并列，如果俞正声的实际权力在胡锦涛之上，韩正在温家宝之上，刘云耕在吴邦国之上，他们就有这样的底气要求中国大使馆传达上海政府篡用国家权力的指示，他们不怕这些外交官向中央领导人告发吗？或许，在上海领导人的眼里，这些驻外中国使馆也不过是上海的驻外机构。我真佩服上海领导人的勇气与霸道，几乎有点疯狂。
4. 一个上海市民去看世博会还要上海领导的研究决定，还要看我的表现如何。这是对世界所有人开放的世博会吗？我也不知道什么表现令这些上海领导人满意，才可以进入他家的庭园参观一下。我的表现是公开的：1. 爱中国；2. 坚守中国宪法法律；3. 支持中共中央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政治路线。但是，我肯定不是一个财主，也没有三呼俞正声、韩正等英明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岁，还要常常批评上海政府的一些违法行为。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财力支持上海举办世博会，中国民众也期望办好世博会，上海领导人不应该把世博会据为私有。上海世博会不是俞记或韩记的庭园博览会，不是上海个别领导人的政绩工程，是上海人民的世博会、中国人民的世博会、世界人民的世博会。它的口号：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它的行动不应该是：上海城市，让上海市民的生活变得更糟糕。做上海领导的，不要怕民众，与民众坐在一起直接沟通，了解民众疾苦，切实解决问题，纠正过去的错误，消除官民矛盾与对抗，共同办好上海世博会。
二、追究上海官员的违法责任
上海人的精明是全国闻名的，而且还有点盲目自大，连活得最糟的底层贫民，都把上海以外的人，包括北京人都称作乡下人。上海官员当然更聪明，可以把上级领导玩得团团转，让领导为他数钱、背黑锅也是不稀奇的，这是自我保护、寻求发展的生存能力。即使这些官员做非法行为的时候，也先把后路考虑好，替死鬼找好，反正大祸临头，责任一推，溜之大吉。
上海领导人答复我：上海政府不存在赔礼道歉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告知世界公众与中国政府：这件严重侵犯公民权利、让中国蒙受耻辱的重大事件，与上海政府无关，即使要追究责任，也是其他部门的责任，不要找上海政府赔礼道歉。如果对中国实际政治运作不熟悉人或许会认为上海领导人的话有道理，因为它已经让别的部门及日本代劳了。
1. 我四次回国是在浦东机场被非法拒绝入境回国的，执行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当我第七次回国被阻夜宿浦东机场内部宾馆时，一位国保警察告诉我：“我们已经看到支持你回国的公民呼吁书，还有法律意见书征求意见稿。有的部分写的还可以，有的部分写的不妥。”我说：“是的，你们的领导肯定不满意的，我在批评他们。这个与理与情与法都相背离的事肯定做不长。我希望，上海的领导现在改错还来得及。”他又说：“你懂法律，但你搞错一个关系，是边防站不让你入境回国，边防站不属上海管。”我清楚，它是直属公安部的。以后追究责任时要由公安部顶罪，与上海政府无关。
2. 我另四次回国是在日本成田机场上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非法拒绝登机而禁止回国的，这些航空公司是接受上海当局的口头指令干的。但是，现在上海领导人也可以赖得精光。这两家航空公司已在日本法院受审，必输无疑，而且企业声誉遭受严重损失，它们现在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被上海的这些违法官员害了。
3. 我第八次回国被上海当局用暴力绑架到日本，但是上海领导人也可以这样说：冯正虎是乘日本飞机，被全日空公司的上海职员按倒在座椅上，押送回日本。这是日本人绑架中国公民、上海市民的事件，与上海政府无关。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是中国外交部的责任，外交部不作为，上海政府是没有权限管外交部的事。上海领导人可以把上海警察威胁全日空公司的话赖掉，把一小时多上海警察用暴力强行冯正虎登机的录像毁掉，把在场的几十人嘴封起来，就可以逃避责任了。
4. 冯正虎在日本机场里受到非人道的遭遇，这与上海政府无关。上海领导人或许还会同情冯正虎，谴责日本政府太不人道，把中国公民绑架过来，还用饥饿的残忍方式，逼他入境日本。我们上海警察不让冯正虎入境，晚上还让他住机场内的宾馆、提供饮料，是很人道的。日本政府的问题，上海政府无权干涉，是中国外交部的责任，让我们上海市民在日本受苦了。
5. 冯正虎难回中国露宿日本86天，这与上海政府没有关系，是中国政府、外交部没有派出官员及时沟通造成的。上海的一些警察一定躺在床上乐滋滋地观看龙虎斗，这下子冯正虎的包袱甩掉了，让他去与中国政府、中国大使馆、日本政府搞吧，上海的违法官员可以清静了。国家的声誉不是上海的政绩考核指标，与上海领导人没有关系。或许，他们遗憾的是，怎么还没有看到冯正虎与中国政府斗起来的场景，怎么不去反对中国政府。
6. 冯正虎已于2009年11月初就将冯正虎回国被拒事件起诉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诉讼材料寄送上海浦东人民法院，并委托中国知名律师莫少平、丁锡奎为我的代理诉讼人。法院立案庭庭长承认已收到诉状及律师委托书，但至今尚未立案，其理由是保护我的合法权益，怕我签名是被人冒充的，我签名要有中国大使馆的公证。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他们都知道中国驻日大使馆不办理我签名公证的真实情况。我无法用司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回国权的责任，又与上海政府无关，与中国大使馆的行政不作为有关。上海的法官还会批评中国大使馆的违法行为，这么可以连一个签名公证都不办理，显然违反中国公证法。
等等。
上海的领导人真聪明，坏事做好了，好话也让他都说了，所有的责任都是中国政府部门的或日本的，与上海政府无关，其实就是与这些上海领导人无关，他们可以不必赔礼道歉，继续升官发财。谁是不让冯正虎回国的始作俑者？谁就是这个事件的责任者。
上海的领导人太聪明，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们不可一世的霸道，使他们自己露出马脚，是上海官员不让冯正虎回国的，现在又同意冯正虎回国了。由中国驻日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杜爱平向我传达，领事赵荟先生也在场，这个上海政府的三个答复证明了上海政府是这起事件的作俑者，不是公安部、国安部、外交部或其他政府部门，更不是中国政府。
所以，上海政府应当赔礼道歉，不仅向我，而且向所有的牵连部门，由于上海政府官员的错误决策与行为，害了那么多政府部门及航空公司的声誉，让国家蒙受耻辱。而且，中国政府应当追究上海违法官员的责任，不能让中国政府背黑锅，保护中国公民的回国权。
三、我相信的是中国宪法法律
上海警察说，要政府认错是不可能的。这种论调是极端错误的，与建设法治中国的方向背道而驰。现在已不是十年前，中国公民已经站起来了，动辄用政府的牌子吓人已经没有效了，任何个人、团体（包括政府）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必须遵守中国宪法法律。
如果政府有错，肯定要认错。自从中国的《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颁布后，已在司法上将政府置于与公民同等的地位。政府不是万能的上帝，是一些凡夫俗子当家的，它也会犯错误，错了就改，不会失面子，以后做得更好，就会更有威信。
上海领导人俞正声在九届上海市委十次全会上讲得很好：“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不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其结果是丧失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动摇执政基础。承认缺点和错误是自信的表现，是有觉悟的表现，是取得群众信任的第一步，是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前提。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有缺点和错误，一般都应该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他强调，能不能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能否正确对待“面子”和“位子”问题。想想人民的利益，想想历史的重任，自我批评也就不难了。”
希望俞正声先生言行一致，上海的官员，包括警察都要有俞正声先生的觉悟。这样，上海尖锐的官民矛盾与冲突，就有望开始缓和。
如果全国的官员都有俞正声先生的觉悟，开始主动承认缺点和错误，纠正冤假错案，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那么没有什么难结不可以解开，最激烈的社会对抗也会趋于平和，一切都复归司法与调解之路，讲法律、讲道理、讲和解，社会才会有和谐的希望。
2010年1月28日露宿在日本国门外第86天
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论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佚名
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公认的好制度，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发展阶段都适合实行民主制度。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是由美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一、美国的历史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1776年才独立建国，和文明古国相比，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文化，这就决定了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从美国产生，更不可能在美国发扬光大，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个丝毫也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犹如无根之木，犹如无源之水，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粗暴做法，凡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美国的文化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美国人普遍地自私自利，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大公无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先进思想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实行民主制度是以先进的文化为基础的，在美国这样极端自私自利代表着落后文化方向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文化理念之间剧烈的冲突，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
三、美国庞大的人口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有近3亿人口，是英国、法国的5倍，是加拿大的10倍，是澳大利亚的15倍，而美国的国土面积却只与澳大利亚差不多，比加拿大还要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美国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人口多，底子薄，更严重的是，美国3亿之众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历史证明：人多必乱。在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三多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必将导致莫衷一是、各自为政，必将导致政府令不行、禁不止，连基本的社会稳定也无法维持。
四、美国人民群众素质低下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早期居民大致有三类：1、土著印第安人。这部分人直到18世纪依然处在奴隶社会，后来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躲到了边远山区。2、早期欧洲移民。当时从欧洲来的一部分是流放来的犯人，一部分则是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3、被贩卖来黑人奴隶。这些早期居民素质低下勿庸讳言，更严重的是，祖先素质低下必然遗传给其后裔。即使是后来的移民，也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素质低下也勿庸讳言。在这样一个人民群众普遍素质低下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合社会制度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无疑是极其荒唐的，必将导致社会的倒退。
五、美国的国土构成、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决定了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美国国土由三部分构成，阿拉斯加与北美中部的国土完全割裂，夏威夷群岛部分更是孤悬海外。若美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必将无力掌控全国，海外国土甚至内部各州都可能闹独立，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
美国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几乎人类所有民族在美国都有分布；美国宗教种类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被他国宣布为邪教的势力在美国也能存在。因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战争从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各民族、各宗教都将自以为是，必然导致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战争，更要命的是在美国买枪就像买香烟一样方便，那样美国必将沦为尸横遍野的战场，美国必将毁于一旦。
美国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美国大地主、大资本家一直就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实行民主制度，美国资产阶级必然凭借其剥削来的雄厚经济实力骗取政权，他们必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美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将永远只能惨遭剥削而不能站起来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综上所述，根据美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美国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2、美国要追求民主制度，只能走渐进式道路，现阶段只能探索适合美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加紧建设打好基础，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制度。
3、美国现阶段如果急于求成立即实行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美国人民，还有民主党共和党以及不管什么党，都必将亡党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