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4日 星期二

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

作者:刘 涛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战斗的六六年即将过去的时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到了清华园,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带来了六七年的战斗任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我们的行动。

  前几天,我作了一个初步的检查,同学们一方面热情地鼓励我,另一方面严肃地向我指出,绝不能舍后妈、保亲爹。江青同志跟我谈话时也指出,必须和家庭划清界线,真正跟毛主席干革命。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逐步认识到,尽管在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一定客观上的困难,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对刘少奇的本质认不清,对他存有幻想,立场还没有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样是不行的。我决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江青同志的希望,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六七年元旦,我和弟弟刘允真一起去看我们的亲生母亲──王前同志,她揭发了刘少奇不少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整理公布出来,让这些肮脏的东西见见太阳,大家一起来批判它。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刘少奇在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

  刘少奇对我们说,“七大”以前没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他是在扯谎,是在诡辩、抵赖。

  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去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林彪同志在六○年就号召全军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号召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立场,却要我们按孔子、墨子封建的唯心论的修养方式来修行。我们要问:“刘少奇你居心何在?!”

  一九四二年,刘少奇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检查山东、太行山、晋西北等地的工作。一路之上就只讲他自己的什么“党内斗争”啦,什么“战略策略”啦,什么“建立根据地”啦,全是他自己的一套。遵义会议后,全党确定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刘在这个时候,还只是突出个人,可就是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妈妈文化程度低,她就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既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学文化。可刘少奇却要她去背什么曹禺的剧本,《老残游记》!由此可见,刘对毛主席的著作无视到何种地步!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刘少奇一方面从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坐在屋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另一方面,在延安工作时,尽管他去主席那儿只有两分钟的路,但他也不是经常请示主席,对主席并不是忠心耿耿。联想到他在解放后,尤其是近几年对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真使人气愤到极点!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利用毛主席的修养,借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到处树立他个人的权威,欺骗党和人民。他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他是人民的罪人!

  他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有个人野心。

  一九四一年,在华东党校第一期,他讲授他的“战略和策略”时说到:“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他自夸地说:“领袖来自于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这些话暴露了他个人野心有多大。事隔十八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刘批判彭德怀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这句话说的是多么坦白露骨。告诉你,刘少奇,你想要篡党,那是白日作梦,你的野心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因为我们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刘少奇在很多言行上也是对抗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在他的第一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而在七大刘少奇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这直接违背毛主席指示。他这个看法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上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半无产阶级──贫农。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农民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最后因讨论时大家不同意,才没有写上。然而在五一年他在组织工作会议后的一个文件上又提出这个看法,用来对抗毛主席,把群众、同志们的批评置之脑后,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而且在解放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更加错误。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说明他是顽固透顶了。

  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刘大搞“搬石头 ”,“一脚踢开旧干部”,分配土地时,“绝对平均”,这是违背毛主席政策思想的,就是搞的形“左”实右。此事过了十几年,他并不吸取教训,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时,又是形“左”实右。联想起来不是令人深省吗?这两次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纠正了。由此看来,刘少奇民主革命的关也没过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在关键时刻,要不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端正了航向,那我们中国就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将要亡党亡国的呀!

  从刘少奇以往对毛泽东思思的态度,以及他一贯的表现不难看出,刘少奇制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长期以来就违背和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刘少奇在政治上是这样地对抗毛主席,在组织上也是如此,搞他的独立王国,用干部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他对军队干部看不起。认为军队干部要听党的干部的,受党的干部支配就行了。因此他对军队干部就十分疏远,而对白区和他共同工作的干部就分外亲,非常听信于他们搞宗派。从刘少奇到中央后,一直管组织工作,可是他提拔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彭真、饶漱石、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都是他提拔的,而这些人都出了问题,可有哪一个不是毛主席首先提出问题,而是刘少奇揭发出来的呢?(联想到当今,我们看刘少奇除了走这“唯亲信”的路’线外,还走“老婆路线”,“女儿路线”。王光美这几年青云直上,一个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竟然由刘少奇本人亲自到处宣传;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由王光美在清华“蹲点”,又搞了个“反蒯 ”──学生斗学生的经验。我妹妹曾说(也可能是她自夸),刘很信她的话,她觉得第一个工作组不好,刘就给撤了;她认为第二个工作组有问题,但基本上还是革命的,于是就给留下了。)

  在刘的眼里,只要是他认为好的人,此人就不会有缺点,就可以得到重用;可若是他认为不好的人,此人一辈子就别打算翻身。他根本不是发展地、辩证地看人,他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这样形而上学,主观片面。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照顾他们的困难。”而他对干部漠不关心,对干部的困难不闻不问。毛主席撒评这种人:“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谁给刘少奇拍马屁,此人大有希望,若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会大祸临头。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中央,老子天下笫一。(联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不难理解他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他的逻辑。)1941年,在华东党校的两位同志(柳X,顾XX)因给他提意见,他竟把人家打成托派。可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的“论党内斗争”也就是在这时写的。本来有柳X等人的这一段,后来又删了。他的“论党内斗争”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是他受王明打击后带着个人情绪写的。

  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尤其是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凡是对他或他那条反动路线表示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者,不问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扣上“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达到提高领导或执行错误路线的威信,实现其要求并去吓唬人,这与毛主席正确的党内斗争是直接相违背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直接相对抗的。

  刘少奇错误的组织路线,与他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离不开的,是与他丑恶的灵魂离不开的,而决不是象他在检查中所讲的,仅是由于世界观的认识论不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认为,人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

   1936年,他指示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胡踢奎等人用写自首书的方式向人民的敌人投降,这样能出狱,以后还能“继续为党工作”。为了能使这一叛徒哲学合法化,他在七大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甚至要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恢复党籍,也可以做中央委员。后来康生等同志坚决反对,才没有写上去。他的这套哲学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实际上就是认为“好死不如赖活”。在他的眼里,那些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的英雄先烈们大概是“傻子”,而向敌人卑躬曲膝,投降自首才是“聪明人”,这套叛徒哲学并非偶然,这是与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

刘的这套哲学,使他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很不好受,因此,战争一残酷,他就溜之大吉。1940年,我军打下了盐城,阜宁等地,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后,他就轻敌了,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他自己住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中学等。违背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结果1941年敌人来轰炸,学校散了一大半,人也死了好多,城市最后也丢了。损失不小。日本人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在他逃命哲学的指导下,他弃下军队,赶快跑到安徽,留下陈毅同志在苏北指挥作战。在他这套活命哲学的指导下,他能无限忠于党和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吗?他能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吗?他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试想在中美之战中他能挺住吗?这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刘只是一个“ 高级”个人主义者,因为他是要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呀!可事实上,资产阶级只能是唯利是图,在他灵魂深处只能是低级趣味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无道德的。

  现在让我们来揭穿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画皮。

  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他把白区工作党的事业经费(包括党员的党费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捐款)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同志们,大家可以想想,他仅仅是贪污了经费吗?不,他是吞食了党和人民的血汗!后来离婚时,刘又把这个金皮带圈送给了妈妈,可他又反咬一口,背地里对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说是我妈妈偷的,来陷害妈妈。这件事妈妈当时还是为了党的利益忍受了二十年,直到这次我们去看她,才和我们说的。这个金皮带圈我们要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贪污的见证。刘少奇,把你贪污的金鞋拔子交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刘少奇确实就象毛主席指的这种人,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刘处处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极点,但在同志们面前却又装作很廉洁。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曾对我母亲谈过:“你看人家刘瑛(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不见,穿在外边大家不都看见了吗。”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小算盘打的有多精。还有一次给战士缝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孩子。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你真愚蠢,在家带孩子多累,去缝衣服又轻快,又是群众场合,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他那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学的典型表现。他现在对我们也是进行的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他说:“你们不要怕吃小亏。长征时,你只要下个决心和别人同甘共苦,大家也不会亏待你,不但饿不着,还有马骑。他让我们去上半工(农)半读的学校,半工半读(也是他提的那套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是第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将来就大有发展前途……”原来我对他的这套商人哲学并无认识,后来对照了毛主席著作,才看出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却要我们多吃小亏,占大便宜,归根到底还是为个人。1941年在前线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别人吃的是玉米渣,刘每天可要吃一只老母鸡,让副官到处给他买活鸡、活鱼,还要吃桔子。象他这样的人,不和群众同甘苦,他到底干的是什么革命呀!

  刘少奇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他对妻子的态度上。他对妈妈极不人道。他为了娶妈妈,竟然欺骗妈妈,隐瞒自己的年龄,少说十一岁(当时他是四十三岁,说是三十二岁),而我妈妈当时还只有十六岁。妈妈一直到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二十六、七岁。他就是这样卑鄙,无道德到极点。这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大暴露。他对妻子,不是看成革命同志,根本看不起,骂她是“小党员”。对她政治上毫不关心,他不让妈妈看报、读政治书,说“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文化书,是政治书,你看不懂。”却只要她伺侯。还说伺侯好他就是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他认为别人伺候他那是理所应当。

  更加残忍的是,妈妈与他离婚后,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就是不许她和我们见面。1947年底,妈妈写信给刘,说非常想见我们,刘却恶狠狠地回信道:“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1955年,她写信给我,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我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妈妈经过组织关系,说想见见我们,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妈妈工作的地方,说她如何如何不好,造成妈妈所在单位的组织给她施加压力。平时他也对我们说妈妈如何如何坏,目的就是让我们对亲生的母亲没好印象,不去见她。要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一辈子也别想见到妈妈了。他为什么对妈妈这样狠毒,恨不得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就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妈妈手中,怕她揭发。

  充当刘少奇政治帮凶的王光美是个什么东西呢?据说在辅仁上学时她和那些上层人物、神父等打得火热(她出国访问时,又把她年轻时的一套搬出来了,简直令人作呕,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党和人民丢尽了脸!)46年,北京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是去美国留学,还是去延安都没有定,两条道路还没选定,后来叶剑英同志给她作了工作后她才去延安。现在看来,她去延安,也是有她的个人野心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却得到了刘某人的宠爱,这难道是奇遇吗?不,这是臭味相投!

  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了出来,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

  刘少奇确实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从来都是无视毛主席,无视毛泽东思想,搞自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毛主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他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他灵魂深处,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王国,是那样卑鄙、肮脏。

  毛主席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

  刘少奇,我们正告你,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若还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认错误,不回到毛主席这边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是刘少奇的子女,今天我们从妈妈揭发的事实中更加看清了刘的本质,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造反动老子的反,与他划清界线,真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1967.01.02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八期,1967年1月7日)



BBC:热比娅亲属“谴责她制造民族骚乱”

2009年08月0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00北京时间 19:00发表

中国继续向流亡海外的世界维吾尔大会领袖热比娅施压,称她在境内的亲属指责她制造了"7·5"民族骚乱。

新华社引述其中一封信的部分内容:"因为您的原因,7月5日,在乌鲁木齐,那么多的无辜各族群众失去了生命,那么多无辜群众的房屋、商店和车辆被烧掉、被毁掉,各族群众的团结与和睦关系遭到了破坏。”

信中表示,在这次事件中,热比娅和“世维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新华社表示,信件是由热比娅的儿子卡哈尔、女儿茹仙古丽和她的弟弟买买提所写。

BBC中文网无法证实信件的真伪,也无法确定信件是热比娅亲属自愿写的。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BBC中文网表示,他相信这些信件都是假的。

子女曾遭软禁

热比娅有11名子女,其中五名子女及其家人生活在新疆。他们中的几人曾被关在狱中或被软禁多年。

长子卡哈尔曾遭到罚款,并被迫清盘热比娅的生意。

茹仙古丽在2006年被软禁数月。她目睹了保安人员为了阻拦她两个兄弟与到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见面而殴打他们。

维吾尔人权组织也称,茹仙古丽和热比娅的弟弟买买提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也曾经遭软禁。

上周,中国就日本决定允许热比娅访日以及澳大利亚允许她参加墨尔本举行的一个关于她的纪录片首映式而提出了正式抗议。

中国官方公布说,骚乱造成197人丧生,其中大多都是汉人。


“她不应该这么做……”——热比娅境内部分亲属采访实录

  近日,热比娅境内部分亲属分别致信乌鲁木齐“7·5”事件遇害者家属和热比娅本人,对热比娅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参与分裂活动表示不满,对暴力事件表示愤慨,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歉意。

  他们为什么写信?缘何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歉意?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面对面采访了热比娅在乌鲁木齐的部分亲属。

  长子卡哈尔:不要做破坏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事情

  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发生时,热比娅和前夫阿不都热依木的长子卡哈尔在自家阳台上亲眼目睹了暴徒灭绝人性的暴行。

  “我家就住在山西巷子,从12楼看到一些暴徒从南门往山西巷子跑过来,打砸周围的店铺、烧掉警车和公交车,殴打无辜的老百姓。我相信,新疆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起暴力行为。”卡哈尔说。

  “因为妈妈把这件事的发生提前告诉了舅舅,所以我们想,这件事有她的背景。”目睹“7·5”严重暴力事件的卡哈尔和其他亲属商量给那些乌鲁木齐“7·5”事件遇害者的家属写封信。

  卡哈尔说:我们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看到了“7·5”事件中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人们一定会想,热比娅的孩子们在乌鲁木齐,他们是不是也会干一些搞破坏、教唆别人的事情,“也许会出现这样的误会”。

  卡哈尔说:给遇害者亲属写公开信的目的,第一,向群众表明我们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第二,表达对无辜死难群众的同情;第三,告诉新疆的各民族同胞,不要听信热比娅的谣言。

  “她是我们的亲生母亲,说她什么也不太好。希望妈妈不要从事这种(搞分裂)事情。”谈及为什么给热比娅写信,卡哈尔说,“我们是她的亲生孩子,想让她听从我们的劝阻,为新疆以后的发展着想,不要搞民族分裂、教唆别人的事。”

  事实上,母亲热比娅并没有给卡哈尔留下太多的美好回忆。在提及热比娅抛弃孩子,给童年带来的艰辛时,他的眼眶红了——

  在卡哈尔13岁时,热比娅就抛下了6个年幼的孩子,与他的父亲离婚了。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卡哈尔不得不用了10年时间才完成小学学业。

  “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和睦相处。”卡哈尔说:“妈妈在美国,有时候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会劝她不要干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事情,但是她也不怎么听我们的话。”

  卡哈尔希望对母亲热比娅说:“我最想说,妈妈在美国不要搞分裂的事情,不要做破坏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事情,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平安地过日子。那样,我们会感到高兴。”

  “要是没有发生‘7·5’事件,我、妹妹和舅舅家15个人准备到阿克苏去。”在阿克苏承包了40亩果园的卡哈尔遗憾地说,“我们准备去那休息。但因为这个事情(“7·5”事件)的原因,这些事情全部泡汤了。”

  女儿茹仙古丽:分裂分子不会得逞

  在新疆一所学校工作20多年的茹仙古丽,是热比娅的女儿。

  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好多无辜生命、财产”在“7·5”事件中遭受损失,茹仙古丽感觉特别“内疚”和“难过”。在她看来,“这百分之百是境内和境外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包括我妈妈,从事的民族分裂活动。”

  茹仙古丽认为,“7·5”事件跟母亲有关,她说:“好多无辜的群众都遇害了。作为热比娅的儿女,我们觉得非常对不起死去的人,所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和记者面对面的采访中,她多次提到,希望母亲热比娅能够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从此不再搞祖国分裂、民族分裂”。

  谈及给遇害者家属写信表示歉意,茹仙古丽说:“我们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心里面过不去。”因为在平时生活中,单位领导和同事十分照顾茹仙古丽,不时询问有什么困难,“我觉得,我就是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面长大的。”她说。

  虽然不少人知道茹仙古丽是热比娅的女儿,但是大家和她相处得“特别好”。“本来我想,我是热比娅的女儿,大家肯定恨死我了。”

  事实上,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并没有使茹仙古丽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反而是我们的一个书记特别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没发生什么事情吧?’。”那一刻,接到电话的茹仙古丽“特别感动”。

  说起自己工作生活20多年的学校,茹仙古丽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说,学校里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是一个民族大家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相处得都“特别好,特别愉快”,“维吾尔族学生和其他民族的学生和睦相处,很团结”。

  “我最大的愿望是,如果各民族团结的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分裂分子都不会得逞。”茹仙古丽说。

  小儿子阿里木:妈妈教我“浇汽油自焚”让我“心很酸”

  每每谈及自己的亲生母亲热比娅,阿里木的心情都十分复杂和矛盾。

  没有人能想像到一个母亲会教唆亲生儿子自焚。然而,这就是发生在现年33岁的阿里木——热比娅的小儿子身上的真实故事。

  阿里木的童年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拉扯下长大的。在17岁之前,他对母亲的记忆都是空白。“我一直很难理解妈妈会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就把我抛弃了。”阿里木说,“我感到母亲欠我的太多了。”

  对母爱的渴望和追求曾经让阿里木做了一些傻事,他至今想起来还追悔莫及——

  阿里木在新疆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后经商,但是在热比娅的灌输和影响下,他因为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被判刑入狱。

  “当时办案单位到我们公司查偷税问题,妈妈便从国外打电话让我们浇汽油自焚,挂牌到广场去游行。”阿里木说,“我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把电话挂掉了。我无法理解,她作为一个母亲不疼我。作为父亲,我疼我的孩子,他们还需要我。所以我没有做,我也不会做的。”

  “浇汽油自焚”这样的话让阿里木感觉“心很酸”。然而,更心酸的还在后面——

  2007年,阿里木因为偷税漏税700多万元被判刑入狱。谈及此,阿里木觉得很不值得:“我是1999年以后兼任公司法人代表,以前是我妈妈偷的税。我妈妈在经营的时候,我继父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们,教唆我们不要给国家交税。”

  在狱中,阿里木通过媒体了解到乌鲁木齐“7·5”事件。

  “当时,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我妈妈煽动国内一些人做的。”阿里木说,“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做,一直在煽动国内一些人做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事情,他们在国外生存的本钱也是这个。”

  “她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有多少人受伤,不知道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受到多大影响,她现在成了很多很多维吾尔族人的敌人。作为她的子女,我们以后怎么办?”现在的阿里木,深刻认识到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能让他们致富,走上幸福道路。

  他说:“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帮助、国家的政策、银行的贷款。没有这些帮助,没有这些好的政策,能把热比娅大厦盖起来吗?热比娅走进监狱以后,政府还是帮助我,在公司的发展上帮助了我们很多。”

  “我想对母亲说,希望她考虑一下国内人的感受,不要做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祖国的事情,这样也许可能有机会相聚。十几个兄弟,到现在没有聚到一起。如果妈妈再这样往下走下去,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狱中的阿里木,对母亲发出了内心的呼唤。

  弟弟买买提:要是那个时候姐姐来电话,我肯定臭骂她

  热比娅在乌鲁木齐的弟弟买买提,也许一辈子都忘不了她打来的那个电话——

  7月5日11时40分,热比娅给买买提打电话,说乌鲁木齐将发生大的事情。仅仅6个小时后,乌鲁木齐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姐姐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互相问候。我在电话里听她说要发生大事,我问她在哪儿,她说乌鲁木齐会发生大事情。”买买提说。

  “她说要发生大事情,谁知道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呢?从姐姐电话里说的话来看,她是事先知道这件事的,我认为姐姐做错了,要是姐姐让他们(暴徒)这么做的话,她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管她在什么地方。”

  买买提亲眼目睹了热比娅所说的“大事”。“当时我眼睁睁看着暴徒分子一边打砸抢,一边烧毁马路上的车辆,还殴打、杀害无辜群众。”

  采访中,买买提多次用“很生气”“很痛心”等词汇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任何人看到无辜的人被杀、汽车被砸、房子被烧,都会生气。任何中国老百姓都会气愤。因为我们在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得很好、很和睦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件。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 老百姓有什么罪?汽车有什么罪?要是那个时候姐姐来电话,我肯定臭骂她。”曾经长期和热比娅生活在一起、做生意的买买提,不由接连质问,“我会跟她说,当时你跟我说要发生大的事情,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事?当时你给我们甚至给中国政府也承诺过,不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守信用?造成这么大的乱子,姐姐,这是好事吗?”

  如今,买买提的子女们都在乌鲁木齐工作或经商,“7·5”事件也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7·5”事件不光给我们,而且给新疆和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买买提衷心希望各民族团结,生活“回到原来的状态”。


热比娅亲属致热比娅的信(全文)

妈妈您好:

这封信是您的儿子卡哈尔、女儿茹仙古丽,弟弟买买提.卡德尔一起坐下来写给您的。

当年,党和政府给了您那麽多的机会,在生意上给您创造了很多便利的条件,您才进入了新疆首富的行列,之后党和政府又给了您一次又一次的宽待。但是,您还是因他人的诱惑进了监狱,之后因我国政府宽容您才去了美国。在去美国之前,您向我国政府发誓不参与一切分裂活动,但您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妈妈!我们也想过安稳的日子。我们新疆这个大家庭裡的群众从来也没有见过像7月5日这样残忍的暴力事件。因为您的原因,7月5日,在乌鲁木齐,那麽多的无辜各族群众失去了生命,那麽多无辜群众的房屋、商店和车辆被烧掉、被毁掉,各族群众的团结与和睦关系遭到了破坏,这是为什麽呢?

新疆是各族群众和睦相处的幸福家园,任何人想轻易地毁掉它是不可能的,群众也不会轻饶毁坏他们家园的人。妈妈,您干了这麽多的事,但政府还是这麽好地对待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你们母亲做的事情是你们母亲自己的事情,你们跟这些事情无关。」您一出狱就去了美国,新疆的变化您不知道。现在群众的生活特别好,只要努力、勤奋,各族群众之间就没有任何差别。简单地说,现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中出现了很多百万富翁,盖了数不完的高楼大厦,我们政府给了他们各种优惠的政策。这些不都是好政策的成果吗?

任何人都不希望有人破坏这个幸福的家园。所以,您也想一想我们的幸福、您的孙子孙女的幸福,希望您不要毁掉新疆各族群众安定、幸福的生活,不要听信别的国家的挑拨。我们还是想念那个入狱之前疼爱我们的妈妈,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妈妈被各族群众唾骂。

卡哈尔(热比娅的儿子)

买买提(热比娅的弟弟)

茹仙古丽(热比娅的女儿)

开塞尔.阿皮孜(热比娅的女婿)

卡迪里亚.开塞尔(热比娅的外孙女)

热孜亚.卡德尔(热比娅女儿的养女)

左克拉.卡德尔(热比娅的姐姐)

阿依迪达.卡哈尔(热比娅的孙女)

阿依古丽(热比娅的儿媳)

迪里达尔.卡哈尔(热比娅的孙女)

祖力普卡尔(热比娅的孙子)

萨尔达(热比娅的外孙)

2009年7月24日乌鲁木齐

2009年8月3日 星期一

陈志武: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长江》杂志

  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

  舆论普遍认为,“国进民退”再次抬头,且来势汹汹。《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此轮“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假如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市场的角色呢?为此,本刊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试图帮助我们解开缠绕在“国进民退”头顶的疑团,为那些“受伤”的民营企业开副药方。

  宏观过热,调控民企

  《长江》:我们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谈,比如说为什么要宏观调控?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说法?

  陈志武:这一叫法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应该说是一种超宏观调控的经济,是宏观、微观都管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更多用宏观调控这个名词,强调的是政府退出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管理。

  《长江》:市场化改革之后,为什么开始出现宏观调控呢?

  陈志武:市场化改革最基础的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但是,在政府退出经济事务、退出经济领域、退出市场,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企业和民间经营者后,政府的角色就需要被重新定义——政府成为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在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从理念上说,就出现了宏观调控这样的名词。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革命的一个基本思路。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调控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更加微观的市场管理上。

  《长江》:我们的宏观调控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影响经济运行,有什么区别吗?

  陈志武:按照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政府介入经济时,只是通过财政和货币这些核心经济变量来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从而达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比如说2004年的“铁本事件”,这已经不是“宏观调控”了,因为政府甚至可以命令一个民营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把建设项目和投资项目停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使用刑事拘留等手段,这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或者任何宏观调控理论的逻辑和范畴。

  《长江》:同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情况是,宏观调控下受到损害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最著名的例子也都是民营企业,比如刚才提到的铁本?

  陈志武:从根本上讲,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基础制度的制定与设计方面的讨论一直很少。邓小平说,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黑猫论”实际是说,不争论到底该如何做、该做什么基本制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在这种思维架构下,中国一直没有对基础制度框架进行深入讨论。在我看来,如果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有很多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存在,那么,在规则制定与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难免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放在优先地位、放在民营企业之前。只要出现大的经济振幅,一旦政府决定介入市场,它肯定会偏袒和保护国有企业,而把监督、监管和调控的对象重点放在民营企业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就像是国家的儿子,它们是政府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任何时候要进行监管和调控,首先会针对与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

  在这个意义上,之前的讨论中很多经济学家在解释为什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时,都把重点放在投资回报率和经济效益上,好像只要国有企业的赚钱能力超过或者是等于民营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民营化。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说,实际上这种考量是很狭隘的。中国一直在呼吁加强法治建设,要发展法治社会。但只要经济领域里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法治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倡导。因为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那么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时,都会偏袒国有企业,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平等,不管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还是在法律的具体条文里,都不会真正平等。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只看国企和民企谁带来的收益大,而是必须考虑到国有经济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会带来很多扭曲,带来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

  《长江》:回到宏观调控上,有一种更为工具、更为细节的说法,为什么每次都会殃及民企,原因是民企在金融方面受限,只要银行开始加紧收贷,就会让一部分公司资金链紧张。

  陈志武:这是国企和民企不平等的另一个具体体现。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基本都被控制在国家手中,它们在放贷时是否会给国企和民企平等的机会,让它们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呢?很明显,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银行中做放贷的官员更倾向于给国企放贷,尤其是今年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给一些大基础设施项目、给大国企尽可能多的放贷,这是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而放贷给民营企业则会让这些官员承担风险,甚至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长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金融领域。这种方法是不是会帮助它们在宏观调控或者经济不景气时更好地应对和生存?

  陈志武:应该会这样。不过这么多年里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机会一直很少。尽管私人应该更多进入金融业,但是,在中国,未来短时期内,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以及大型国企的强势地位,这些局面不太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要允许跟民营企业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存在并快速发展,最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的国有金融机构主要为大型国企服务,同时有很多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乐于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但是这些年,政府一直不允许个人和民营企业以真正大股东的身份进入金融业,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谈了很多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金融业终于放开了一点,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出现,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原因有很多,尤其是理念上和意识形态上一些以往的误区没有消失。比如一个关键的误区是,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后,既然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去经营金融企业,那他们是不是会去放高利贷?但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正是开放金融,像保护股权投资者一样地保护放贷人的权益,这样,更多人和企业才会去供给资金,使贷款利息下跌,才可以解决好高利贷问题。

  《长江》:如果我们承认国企强势地位的存在和总会有宏观调控这样的事实,那么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他们尝试进入金融业;二是尽量避免进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您的观点呢?

  陈志武:要做的包括几方面,一是从根本层面看,学界和决策层必须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更深的认识,尽量避免利用宏观调控或别的名义打击民营经济。要更深地意识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一旦被强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后果。尽管短期内完全改变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差距很不现实,但是大家认识到这些,这很重要,也该朝“国退民进”迈进。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很显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们无法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得到很多资本和金融支持。房地产行业最近一年多的变化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在服务业等行业,以及涉及研发的行业寻找自己的空间和优势。当然,我知道研发也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但好在现在有很多私人股权基金和创业基金在中国兴旺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缓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劣势。民企可以利用国内和境外的VC和PE的支持,在R&D(研发)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模仿,它对成熟产品和成熟技术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在研发和创新方面却处于劣势。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比国企好,可以更多地在研发和创新上占据领先地位。我觉得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可以向那些最能够得到PE和VC支持的行业去发展,利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相对于国企的融资劣势。

  《长江》:但是民营企业之所以纷纷进入资本密集的行业,正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规模上永远长不大,永远改变不了国企和民企的强弱格局。

  陈志武:这个说法是误区。其实在服务业等行业,很多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做到很大。在酒店行业、餐饮行业、旅游业和零售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这些行业不是制造业也不是重化工业。

  金融全球化救了民营企业

  《长江》: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让一部分人认为国有化反而具有一定优势,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陈志武:很遗憾,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得出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荒唐的结论,以为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经济,通过宏观调控甚至于微观调控,可以更好地抑制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种结论跟整个人类经济史是非常相悖的。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潮流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地认为,由政府来经营经济可以更加繁荣,这种看法很显然跟过去100多年的人类经济史相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介入一些公司和银行是其短暂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政府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利益主体直接去经营这些公司和银行。

  《长江》:可能更为滑稽的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制度相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言更为优越。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还是有太多暴发户心态,许多人并没完全理解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不理解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长远来看这些结论肯定会误导人。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都已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美国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每次它的经济都能出现根本性的复苏,这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好,它每次都能从危机中以更强的姿态走出来。我并不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跟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过度自信,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希望这种过度低估美国自我修复能力的态度,不至于对中国的很多政策产生影响。否则,这反而会让中国错失一些未来的增长机会。

  《长江》:在2004年和2005年以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海外公开上市,它们在业绩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

  陈志武: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看到背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肯定能享受不少WTO红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了更好的贸易机会,包括机械制造业。WTO红利包含的这些机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一部分大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通过外溢效应间接分享。出口企业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机械、设备等,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国资委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刚才提到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利用香港联交所、纽交所、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上市机会,到海外上市,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透明度、管理行为以及业绩上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善是因为有了国资委更好的监管,有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这种看法很肤浅,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提供的无形监管、监督和约束,以及这些看不见的手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改善。

  《长江》:资本和金融的进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很多融资上的问题?

  陈志武: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幸亏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过去给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中关村,看看今天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对于太阳能制造业而言,从VC、PE到最后上市,如果没有美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唱主角的国家。换句话说,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和证券市场的支持,才使得中国民营经济不至于在国有企业垄断的社会里被全盘挤掉。



  背景

  新一轮“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

  今年初,政府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大产业规划中均涉及兼并重组,并被视为“做大做强”的主要手段,这些政策被认为偏向国企。新一轮“国进民退”现象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甚至在竞争领域的轻纺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隐忧。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由发改委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各行业协会、大企业代表组成的编制小组起草。在目前已经公布的钢铁、汽车等行业的产业振兴规划细则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均被政府钦点为重组主力军。

  钢铁

  山东日照钢铁公司年产700万吨钢铁,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之一,今年将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重组。2008年底,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两家公司签署了重组协议。重组主要服务于一项政府目标,即在未来5年内,通过兼并重组,把该省70%的钢铁产能全部集中到山东钢铁集团。无独有偶,南方一家民营钢铁公司——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也被国有属性的宝钢集团所兼并。

  让民营钢铁公司更加无所适从的是,国务院今年3月公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规定,到2011年,国内45%的钢铁产能应该向排名前5位的钢铁企业集中,最大的三家国有钢铁公司——宝钢、鞍钢、武钢被政府指定为这次联合重组的主角。这表明大规模的行业兼并即将发生。

  航空

  航空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近日,成立于2005年的东星航空宣告破产,由于其无力偿还拖欠中航油的1.4亿元、湖北机场集团的6000万元债务,年初申请破产。起因是湖北省政府和中航集团曾就共同打造武汉航空枢纽签署框架协议。湖北省政府曾力促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但遭东星航空拒绝,武汉市政府随即向交通部申请东星航空停航。

  航空业曾是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在这一轮“国进民退” 行动中,面临全军覆没的局面:目前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去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其中,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收购了 72%的股权;去年12月停航的奥凯虽然复航,但美国联邦快递已经中止与其合作关系,元气大伤。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同样巨亏的国有的东航和南航,2009年则分别从政府获得70亿元和30亿元的资金支持。

  房地产

  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以19.6亿元高价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此前,它刚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

  6月30日,中化集团旗下方兴地产以40.6亿元竞得“广渠路15号”地块,楼面价每平方米约1.6万元,成为北京招拍挂制度以来的地王。

  不仅是大型央企,一些地方省市的国资公司也掀起新一轮进军房地产的高潮:常州交通产业集团6月份耗资32亿元获得常州京杭大运河东侧地块;大连港集团斥资49.2亿元获得大连中山区5号地块;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更是斥资 50.8亿元拿下青岛燕儿岛路旧城改造项目地块。

  潘石屹参加广渠路15号地块竞标后感慨道:“天价地王多是国企,政府4万亿资金大都到国企腰包里了,他们有了钱,就不讲市场规律拿地。”

  10大产业振兴规划,与去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中国政府化解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但更是对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这些将引发怎样的格局变化,经济学界和实业界对此深度关注。

为何中共高干子孙们名字这么有趣?

【阿波罗新闻网2009-06-28讯】 作者:何三畏

柯庆施女儿著《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听这名字,应该有得可观,但我只是看了一段文摘,我记住了柯女的名字——柯六六。
在中国,“红星照耀的家庭”兼“共和国开创者”的子孙们的名字已经自成一种现象。我没有特别收集,但一下就能记起的有,罗点点,林豆豆等,现在又加一个柯六六。这些名字有意思。至于前不久新闻报道的,万宝宝,薄瓜瓜,则已经是第一代革命家的孙子辈了。李禾禾的父辈,辈份应该靠不上,只是学习这种取名风气而已吧,禾禾二字,也没有那种“故意的土气”。前不久,传毛泽东又续新后,其孙子生二胎,取名毛东东,虽然也是两字相叠,但可能主要是为了沾一点“毛气”的意思,也无第一代革命家的第一代后人的“故意的土气”。还有一种革命后代的名字是,复制革命前辈,如陈小同,李小鹏。
把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需要声明一下,我是毫无褒贬之意的。我提到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柯庆施等等的名字,心里是一样的感觉。例如这里最先提到的柯庆施吧,他当然是了不起的人物,据说是他“拉开了个人崇拜的序幕”,他发明了“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又说他和谭震林、李井泉“是推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政策齐名的闯将,旗手”。这些我都不管,反正都是“老一代革命家”。
可以这么说吧,某些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把子孙的名字,已经弄了一种粗俗化的风气。我认为那是故意的,不太可能是无意的。
为什么是这样,还没有看到人研究过,虽然这是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皆政治历史课题。
说他们没有文化,这讲不通。经过多年的斗争,能够入主北京的,都基本上是各有一套的人物了,其中有没文化的,但只要他喜欢,要取一个有文化的名字,那是没得问题。所以,只能说他们“喜欢”这样的名字。为什么喜欢?或者还有一些当时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政治风气的影响。例如,毛泽东多次明白地表示厌恶知识分子,如果有他的追随者,公然给自己的儿子取一个特别文化的名字,是不是有一点冒犯老人家的样子呢。另外,革命家是不是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例如,林彪给女儿取名豆豆,儿子好像是在家里被叫“虎子”的。毛泽东生女都跟江青姓,包括和贺子珍生的女儿,都姓李。但他的儿子是龙种,是一定要姓毛的,当然得取一个以后可供全国人民欢呼的名字。这种情况下,如果毛的追随者们的儿女,也取一个包括“英、杰”之字在内的名字,有没有一种自暴政治野心的嫌疑?
要知道毛泽东对名字相当敏感,他的业余爱好之一,就是为别人改名字,也不问你是不是请了八字先生,费了好大的劲取的名字,他老人家一听,就凭当场的感觉,立刻给你赐一个名字,更可怕的是,往往有一个革命家庭跟他攀上,带了孩子去朝拜,他第一句就问,孩子什么名字?想想看,与其早早地取了一个多么文化的名字,让毛泽东听不惯,还不如就取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这样,一来听上去没有政治追求,二来也好要有机会让伟大领袖赐名。当然,这后面几句话,是我的推演,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史家求证。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汉语的走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是港澳台的汉语跟大陆不一样,说明要是不经过革命改造,汉语可能是另外一种习惯。第二,这些习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是我们习焉不察的。范美中先生成为“范跑跑”之后,教育部有关人士表态,要把他清除出“ 教师队伍”。他的校长一听,说我这里没有“教师队伍”!校长的父亲是黄埔出身,打过日本,也打过国共战争,晚年觉得“队伍”真是没有意思,不如办学,这就是后来范美中教书的学校。盖“队伍”是打仗的,教师是教书的。——军事化是简化汉字的一大特征。星期五的报纸广告,一般会看得到商家“备战”周末市场。
但是,高层的革命家庭真还少见军事化的名字。大概他们是不想打仗了,虽然一到有事,都发脾气说,大不了重上井冈山,但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朴” 了,哪还愿再去呢,如果你要篡夺“公朴”,拿几百万人头来换的狠话都说,哪舍得去。倒是他们的子民,有不少军事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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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日 星期日

北京地铁和车厢内将监听乘客声音

北京将进一步升高对地铁乘客的监控,除了已设置的录影系统外,还将增设监听设备。北京质监局表示,地铁除了要设置录影监控系统外,还必须在列车车厢等处,进行监听,以便突发事件发生后,可以影音重现当时的现场状况。

法制晚报报导,7月31日上午,记者从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了解到,北京首部《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强制性地方标准将从8月1日起正式实施。按标准条文要求,轨道交通的列车客厢等处须进行音频监听。1日上午,记者从公交警方了解到,目前北京各条地铁线路都已经在站台、出入口等区域配备视频监控系统。在遇有火情、跳落站台等突发事件时,警方和地铁工作人员可以调取监控录像进行查看。

为了能更加真实地再现当时情景,今后视频监控系统上将加装音频采集器,对现场声音进行收录。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回放现场图像的同时将可以“原音重现”。由于资金等客观因素,音频采集器的加装时间目前还没有具体确定。

报导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高速交通系统,人流疏散量大、通道和流量受客观条件限制,存在相对薄弱环节,如发生突发事件,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危害。所以,对轨道交通的公共安全防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规定了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系统的总体结构以及视频监控、化学监测、放射性材料监测与处置、武器与爆炸危险品检测及处置等子系统的功能要求和技术指标,力求实现各系统的报警信号联动,提高轨道交通安全防范能力。

按要求,轨道列车内功能设施至少应包括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系统、化学监测系统和车厢音频监听系统。标准对轨道交通重要部位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配置提出明确规定:如在车站出入口及朝外半径50米扇形范围内公共区域、站台层、站厅层、车站内公共通道(含楼梯、自动扶梯)、检票出入口、安检出入口、车站售票区域等处,须严密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此外,在站台层须进行拥挤度检测;在站台层和各节列车车厢须进行化学监测;在车站出入口或站厅必须进行武器与爆炸危险品的检测;在检票出入口须进行放射性材料的检测;轨道交通的场、站周界必须设围栏或围墙;站台层、站厅层和安检仪附近必须加装抗爆球等。

标准还特别提出,轨道交通的列车客厢等处须进行音频监听。另外,标准还要求,轨道交通的车载系统应具有系统信息的存储功能。列车接入图像、客车车厢手动报警、监听音频和化学报警信息的本地存储时间应不低于7天,车载系统信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事件和报警信息存储90天。

2009年7月31日 星期五

RFI:伊朗总统选举折射现代化转型

作者 凯文
发表日期 12/06/2009 更新日期 13/06/2009 07:47 TU

二零零九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三十周年。三十年来,在“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下,伊朗经历了漫长的两伊战争和国际风云变幻,逐渐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之一。尤其自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以来,美伊关系急剧恶化,欧美舆论一致对伊朗口诛笔伐,伊朗国家形象大跌,俨然成为一个在中东地区挑战美国权威、捍卫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桀骜不驯的麻烦制造者。然而,对于具有全球眼光的中文听众来说,仔细分析之下,伊朗却也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远非黑白二字所能概括。

今天的伊朗,全称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此以前,伊朗处于1921年建立的巴列维王朝统治之下。巴列维王朝奉行亲美政策,以美国为蓝图对伊朗进行改革。但由于社会贫富悬殊、经济严重依赖西方、对反对派采取僵化的压制政策,导致民怨沸腾。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举行公民投票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尽管名义上为共和国,伊朗的国体却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共和国大相径庭。其首要特征是政教合一。伊朗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并由占总人口90%的什叶派主导。伊斯兰教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准则,其权威不容挑战。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表示,在理想的政体中,国家权力应该由阿訇执掌,议会仅有有限的权力。

然而,与苏联和东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尽管伊朗奉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这个国家却同时拥有较为发达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媒体政策,这正是伊朗的吊诡之处。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就曾经在多党制和一党制之间摇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于1985年宣布实行一党制,“伊斯兰共和党”为执政党,其他党派均被取缔,但随后伊朗于1988年颁布了政党法,并于1998年做出修改,尤其在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的合法政党和组织逐步增加,已经达到100多个,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建设公仆党”、“伊斯兰参与阵线”、“德黑兰战斗的宗教人士协会”等。当前伊朗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上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进行。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都公开宣示自己的基本立场,例如1997年当选的总统哈塔米被认为是改革派或温和保守派,而2005年当选的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则是极端保守派。在今年6月12日进行的大选中共有四位候选人,其中内贾德和雷泽是保守派,而穆萨维和卡洛比则是改革派。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作为神权国家的伊朗,其政治生活反而比前共产主义世俗国家更加公开和透明。

此外,伊朗的选举和推举制度不仅仅适用于总统,也同样渗透在议会、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等各个重要机构。伊朗议会由290名议员构成,每4年通过全民普选产生,哈塔米执政期间,改革派一度在议会中得势,而在2008年最近一次的大选中,保守派卷土重来,占据了多数议席。伊朗总统每4年选举一次,最多连任两届,但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只是第二号领导人,他要受到最高领袖的制约。最高领袖控制伊朗的武装力量,并有权就安全、国防和外交政策做出决策,最高领袖是由伊斯兰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推举产生的。专家会议负责委任并监察最高领袖,并有权将其罢免。专家会议由86名成员组成,在1998年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首先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资格。而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宪监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6人由最高领袖委任,另外6人则由司法机关提名并经议会批准产生。成员任期6年,负责审核议会通过的所有法案以监督其合宪性以及与伊斯兰教义的一致性。此外,宪监会还有权审议议会、总统和专家会议的候选人资格。目前,宪监会控制在保守派手中,保守派借助宪监会的强大权力,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全面控制,这也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焦点之一。

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尽管伊朗一直饱受欧美国家批评,而且自从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以来,国家政治生活趋于保守,新闻自由也受到进一步控制,目前伊朗多数报纸都支持政府,所有电视台均为国家所控制,现任总统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尽力窒息反对派声音。但作为选举和政党制度的对应产物,尤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现状相比,伊朗的媒体制度仍然算得上较为开放。

由此可见,尽管从世界通例的眼光来看,受制于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朗的政治架构颇有叠床架屋的累赘之嫌,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伊朗也仍然在艰难地探索现代化转型中自己的独特道路。同中国一样,伊朗背负着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和百年来的政治遗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实现现代化转型。伊朗把阿拉伯的神权政治同西式民主选举结合在一起,其中不无矛盾与冲突之处,但即便如此,“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尤其选举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值得其他转型国家认真对待。

夜郎为何不能自大?

―作者:程映虹(原载《纵览中国》11/07/2009)

“汉朝的时候,在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很小的县,叫作桐梓县。在桐梓县往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夜郎国。夜郎国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国土却小得非常可怜,和中国的一个小县一样大。可是夜郎国的国王却十分的自大骄傲!以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很大,不晓得临近的国家有多大!有一次,汉朝派人去拜访夜郎国的国王,他一脸骄傲地问:“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究竟是那一个国家大呢?”汉朝的人一听,都忍不住想笑呢!”

以上这段文字,抄自互联网上的一个以“互动百科”自诩的访问量(或互动量)很高的网站,而从这段文字的语气上看,它十有八九源自某一个给儿童启蒙的汉语类读物。写下这段文字的人,是自觉地用自己浸淫其中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去毒害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嘲笑的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大,但骨子里是为了建立“大小之别”,而这个大小之别又是以汉与非汉来对比的。故事中一再重复的“小”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小”不但可悲可卑,而且可笑可怜,而“大”则是伟大,宏大,博大;“小”是夜郎,当然是“非汉人”,而“大”则是“汉”的代名词,所谓“大汉”“大唐”“大明”、“大清”(清统治者虽非汉族,却以汉人道统的后继者自居)一直到现在的从卷烟名称到舞台表演中的“大中华”等等都是如此。更有的网站说,拜无知和自大的福,我们今天还知道夜郎,不然这个小国的名称早就湮没不彰了。

幸而不是所有有影响的中文网站都是如此。“百度百科”对“夜郎自大”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它说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今天这个成语“属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但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误读的历史。”因为“司马迁在这个故事里叙述了夜郎国和汉朝的一个外交事件,其实当时夜郎王和滇王都只是因为没有信息的朴素的发问。就象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城里,然后问,城里粮食产量高还是我们乡下产量高啊?这样的问题虽然有点可笑,但并不至于说成‘自大’。”

在司马迁的时代,尽管儒家已经被奉为意识形态的正宗,但太史公撰<<史记>>还没有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他只是写下这段汉与非汉之间的交往,没有更多的的褒贬。但后来随着大汉族主义话语的成型和发展,这段历史就变形成了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而到了“互动百科”引的这段话里,司马迁的原话完全不见了,作者添油加醋,不但连用数个“小”字,而且“一脸骄傲”和“忍不住想笑”都出来了,把汉语绘形绘色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用来给儿童启蒙,可以说再有效不过了。经过这样效果良好的启蒙,孩子长大后,要让他们接受“百度百科”中的解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和很多和历史真相有关的记忆在中国遭遇的命运本质上是一回事:从小就被灌输和习惯了谎言的人,长大后遭遇真相时总会有心理障碍甚至情感抵触。

但即使是“百度百科”的解释也仍然有它的问题,不脱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它把滇王和夜郎侯比作农民进城(这又牵扯出城乡歧视,不说也罢),承认他们问的问题虽然并没有自大的意思,但仍然有点可笑。其潜台词是作为城里人,我们当他刘姥姥,不必去计较。

灌输汉与非汉的大小之别和明昧之辨外,这个流传了少说也有上千年的成语本身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考查司马迁的原话,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夜郎,而是比夜郎大很多的滇,即今天的云南。为什么到了成语中就只剩夜郎了呢?是不是因为把比夜郎大得多的滇也放进去的话,这个成语所要达到的可笑和可傲的程度就都会打折扣了呢?因为如果只是夜郎侯不清楚汉到底有多大,可以说是他的孤陋寡闻,但如果连滇王也不知道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汉的“知名度”在当时的“国际上”有问题或者汉朝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去掉大的留下小的对于表达大汉族主义观念无疑要方便一些。

最近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的英文书《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BetweenWindsandClouds─TheMakingofYunnanSecondCenturyBCEtoTwentiethCentury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8),其中从历史的长时段考查了云南的历史是如何在汉文化中被叙述的,以此来说明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对于上面的滇被排除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猜测有一些佐证。杨斌不但强调云南在历史上有它独立于中原汉文化的文明,而且认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其实和东南亚更近,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建立于云南的南诏国曾经和唐朝和吐蕃在东亚三分天下,后来的大理也十分强盛,直到被蒙古(注意,不是汉人,更和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无关)所灭并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的行省。元朝建立的有效统治被明清继承,所以云南直到元明时期才算并入中国。此前虽然中原王朝把云南列入朝贡体系甚至一度在云南“搞”过中原的郡县制,但由于当地的反抗,从来没有能建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

因此,中国主流历史学界沿用明太祖朱元璋的“钦定”历史判断,说云南“早在汉朝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根据不充分,而且是对云南历史从汉文化扩张角度作的简化,是对云南本地历史言说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杨斌称这种汉文化历史言说的霸权为“汉文化的东方主义”,它立足于华夷之辨和汉族文化优越论,把非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他者”,不但在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甚至渗透了日常生活的语言。例如,“云南”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杨斌认为,和中国多数以某一个地理坐标(如山、河或湖)为参考物的地名不同,在“云南”这个地名的背后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这块土地在遥远的云之南),用来统称这块土地上极其多元的地域单位和族群文化,完全是为了中原王朝的方便而无视这里的特性和差异。生活在被中原王朝称为“云南”这个地方的当地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一度共享一个比较广泛的名称,那也不是“云南”,而是“滇”或“大理”等等。但中原王朝就是要把“云南”这个对当地人来说莫名其妙的地名强加给这块地方和这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族群。这和欧洲殖民主义以和欧洲距离的远近来定义的“远东”“近东”和“中东”有什么差别?

在一个相近的意义上,“新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前两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听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说,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她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句话中的自相矛盾(既然是“新”开拓的边疆,“自古以来”又从何谈起?)。我想,大概很少有几个汉人对这样的陈述会有这样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夏威夷”这个地名可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把一个外文的地名译音赋予如此强烈的汉文明优越论的内容,堪称语言技巧和阿Q精神的珠联璧合。

和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言说最终建立霸权地位的过程类似,“云南”这个汉文化东方主义的发明也是随着汉族和中原王朝对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成功而最终建立的。既然是殖民主义,这个过程当然不免血腥。从汉朝到清朝的历史记载中,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连篇累牍的“叛”与“剿”的文字和“斩首”若干千甚或若干万的统计。诸葛亮七擒孟获是汉文化制造的汉人智慧和道义优越论之神话的杰作,它不但遮盖了汉殖民主义同样霸道和残暴的历史,而且渗透进汉人意识,其程度不下于“夜郎自大”。在为诸葛亮抚掌称快的同时,汉人们往往很少想到问一下:孟获们为什么要反抗,而且是连着七次?就像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理论一样,历来的汉文化优越论之言说只提汉人的传播“文明”和对土著居民的“宽厚”,好像历来就是“孟获”们享受优惠和特权,欠中原王朝的比山高比海深,但却从不知感恩,而很少告诉人们中原帝国在这些“蛮夷之地”掠夺了多少金银财宝、马匹、耕牛、皮革、矿产和形形色色的其他财富,又征用了多少劳力,拉了多少壮丁,毁灭了多少本地文化和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汉文化的成语嘲笑的小不点夜郎国在沦为中原王朝属国甚至属地之后也履有“暴乱”的记录,拒绝朝贡和出劳役,斩杀中原使节和官吏,宣布“独立”,仅汉朝时就不下数起。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对西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道德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就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中的那些被汉文化的神话和谎言掩盖的原罪。

汉文化优越论或汉文化的东方主义是今天中国不断恶化的族群矛盾的一个深层次的历史和心理原因。我们追问“夜郎自大”和很多类似的汉文化现象的来历,并不是要走到彻底否定或者抛弃一切此类成语或者其他类型的语言表达的文化虚无主义(“汉城”改“首尔”是众所周知的例外,而特别恶劣的如“畏吾儿”和“僮”也早已不得不改了),而是要对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心理和情感作批判性的反思,看看自己作为汉人为何对此敏感,对彼麻木,并把自己放在非汉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拿“夜郎自大”来说,语文老师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在已经约定俗成的成语以外的意义上,夜郎国问一句“汉与我孰大”不但完全正常,而且是一种为自己的文化和群体感到骄傲的表现。我们今天不但不应该再去嘲笑两千年前的夜郎,而且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夜郎自大会名列“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夜郎因其莫须有的“自大”而在汉文化中被嘲笑了两千年说明了什么?再进而言之,夜郎为何不能自大?又是谁不让夜郎自大?

阿基米德的镜子

方舟子

公元前213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罗马执政官马塞卢斯率领一支60艘战船的舰队,攻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叙拉古。

此时,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正带着大军在罗马大地上游荡。罗马军团不敢与之正面交锋,试图切断汉尼拔大军的补给线。叙拉古正是从汉尼拔的北非老家到意大利这条补给线上的关键港口。叙拉古原来一直与罗马结盟,在3年前汉尼拔大败罗马军团后,就倒向了迦太基。

罗马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每艘战舰有三层甲板,由150名桨手行驶,载着75名士兵,25名军官和水手。其中有8艘战船经过改造,每两艘连在一起,载着一架威力巨大的攻城机。罗马军队用它来攻城,几乎攻无不克。但是马塞卢斯知道这一次非同寻常,因为叙拉古城里住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工程师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靠给政府设计武器获得报酬,因此得以衣食无忧地研究纯学术问题。

当罗马战船驶近城墙时,它们遇到了阿基米德的第一种武器——巨大的投石机抛出大石头,向甲板、桅杆和水兵砸去。有的战船躲过了被砸沉的命运,驶得更近了,这时阿基米德的第二种武器派上了用场,小型的投石机从墙洞射出石头,虽然石头较小,但是速度更快,更密集,罗马水兵纷纷被击落水。有一些战船还是驶到了墙底下,开始攻城了。这时从墙头伸出一根根又长又粗的木梁,扔下沉重的铅块,把战船和攻城机砸烂。然后,罗马水兵见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武器:一架架起重机从墙后伸出来,晃动铁爪,钩住了船头,把战船垂直地吊起来,一松开铁爪,战船就被翻了个底朝天。马塞卢斯见了此情此景,感叹道:阿基米德在用我们的船从海里舀水。

最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群叙拉古士兵出现在墙头,一致地晃动手臂,一道白光射向一艘还在一箭之遥的战船,这艘船就被点燃了。然后又射向第二艘、第三艘……罗马战船一艘艘地烧了起来,马塞卢斯赶快下令撤退。在这场被马塞卢斯称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个人的战争中,阿基米德取得了胜利。马塞卢斯必须另找攻占叙拉古的办法。

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

我们可以确定发生过这场战斗,而且罗马舰队被击退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阿基米德设计的武器在击退罗马人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靠的记载表明罗马舰队饱受石头、铅块的狂轰乱砸,也遭遇铁爪起重机的重创。但是早期的记载都没有提到阿基米德还用了能点燃战船的秘密武器,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罗马战船起火了。

到了公元2世纪后期,罗马诗人卢坎才首次说到阿基米德用科学办法把敌人的船只点燃。此时距离这次战斗已过了400年,而且卢坎也没有具体地说阿基米德用的什么办法,可能只是用了更普通一些的点火办法,例如向甲板抛掷装了硫磺、油脂、沥青的火罐。还要再过300年,才有一名希腊数学家首次记载,根据传统说法,阿基米德用镜子点燃了一箭之遥的敌人舰队。

可见这个传统说法缺乏可靠的史料,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阿基米德研究过光学,显然知道用凹面镜能够聚焦阳光。但是当时的技术是制造不出一面足够大的凹面镜的。替代办法是用很多面平面镜排列成一个抛物面,同样能够聚焦阳光。传说阿基米德就是这么设计的,让许多士兵人手一面镜子,排成了一个镜子阵。

阿基米德掌握了足够的光学知识能设计出这种光学武器。但是这样的武器真的能派上用场吗?轻信的古人从不怀疑,文艺复兴之后就不同了。笛卡儿认为那是虚构的故事,而布封却在1747年用实验证明阿基米德能够办到。布封用168面20x15厘米的镜子聚焦阳光,点燃了大约50米外的木头。1973年,希腊科学家试图重现当时的情景。阿基米德时代古希腊人还不会生产玻璃镜子,只能用的是铜镜或磨光的盾牌。在雅典的一个海军基地,士兵们举起了70面1.5x1米的铜镜,瞄准了50米外的一艘小木船。起初,许多人没法聚焦,经过反复练习后,终于对准了,几秒钟后木船开始冒烟,很快就烧了起来。

2005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园里做了演示,把127面30x30厘米的镜子对准30米处的木船模型。对准大约10分钟,木头烧了起来,他们让它烧了一分钟再扑灭,在木板上烧出了一个洞。随后他们到旧金山,对停泊在海上的真木船做实验。这回用了300面镜子,让船舷冒烟、烤焦,有一个地方出现小火,持续燃烧了2个小时后只烧出了一个小洞。但是并没能点燃木船。

这些实验结果不足以令人信服,用到实战上就更成问题了:叙拉古士兵如何知道要准确地把光线对准哪一点?即使目标被一致对准了,罗马战船怎么会保持静止一段时间让他们聚焦?浸泡在海水里的战船是否能像干木头那样被点燃?如果点燃了,火势很小,会不会很快就被船上的士兵扑灭?

即使这一光学武器在理论上可行,在实战中也不实用,还不如发射火箭或用抛石机发射火团更好用。但是它听上去比火箭、抛石机神奇多了,更适合用来讲故事,传说于是出现。就算明知它不可信,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让它一直流传下去。

2009.7.27.

(《中国青年报》2009.7.29)

(XYS20090729)

2009年7月30日 星期四

当局为何不理睬预警——对“7·5”事件的追问

胡平来稿/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专访披露,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萊特.尼亞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得还早。

按说,海莱特提出的三条建议是比较周全的。首先,政府出面讲话,可以疏解维族人的不满,缓和紧张局势。即便还有极少数人要闹事,起码不会闹到那么大的规模和程度。与此同时,政府再调集大量军警严加防范,并告知汉人做好自我保护,就算不能消除暴乱于无形,至少也能减少到较小的程度。然而政府却偏偏是一条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需要追问,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吗?不可能。用不着海莱特7月4日下午来提醒,早在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马上就会想到:1、有维族人会上街,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给个说法;2、有人会冲击政府;3、有人会报复,打杀汉人,等等。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预加防范呢?其实,政府决不是没有预加防范。根据中新社7月6日的报道,七月五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由此可见,在打压和平抗议方面,政府是早有充分准备,动作神速。到了九点钟,有不少维族青年冲到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保护自己也是早有准备,固若金汤。政府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决不是警力够不够的问题,因为你政府至少可以还有多少就派多少嘛。如果担心警力不足,还可以象海莱特建议的那样,让汉族平民自己保护自己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别有用心。

根据官方报道,暴乱是在八点半以后开始的,大量暴力行为是发生在乌鲁木齐南边的维汉聚居区。然而根据《纽约时报》7月17日的报道,在整个暴乱过程中,简直看不到什么军警的影子,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暴乱已经接近尾声时,大量的军警才出现。《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地提到,在打砸抢开始不久,一位姓韩的出租车司机被维族人硬从车里拽出来,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却没有上前制止。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这难道还要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吗?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吧。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警察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2009年7月29日 星期三

RFI: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于7月27日启程访问欧洲

发表日期 24/07/2009 更新日期 24/07/2009 11:44 TU

据“国际西藏邮报”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于7月27日启程访问欧洲3国。达赖喇嘛将接受波兰华沙荣誉市民称号,并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专题研讨会,然后去瑞士传授佛法教义。

该报网站还引述印度时报的消息称,达赖喇嘛9月底至10月中旬访问美国时,将可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印度时报称,美国政府作出这项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另据挪威西藏之声7月22日消息称,近来在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州炉霍县乔拉(译音)境内,当局突然下令,要求藏人在各自寺院和家中供奉达赖喇嘛法相,并向藏人发放大型的达赖喇嘛法相,令所有藏人不解、惊讶,甚至产生怀疑。

2009年7月9日 星期四

它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特稿:镇压太成功,不会想民主

(标题为傻逼多维编辑所拟,不着边际)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在中国信奉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聚集地--新疆地区发生的暴动,将使许多中国国外的分析师更加肯定,社会动荡将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中共官员不花时间、不下功夫来研究如何避免这类暴动,这种观点迟早会变成现实,很可能最终导致中国现政府的垮台。

如果中国官员们都这么想就好了。

可惜,即便是在报导说乌鲁木齐市至少有156人死亡后,中国的许多官员还将新近发生的这场暴乱-维吾尔人打砸抢烧汉族人的店铺-简单地说成是维族人“忘恩负义”。

纽约时报发表来自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一篇题为“北京总是赢家”(Beijing Always Wins)的评论文章。该文章说,中共的官方报刊《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评论员文章称,此次示威是“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公民们不满受歧视的政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怒。眼下这种观点在首都北京非常普遍。很少有人因为对政府所采取的武力行为感到意外,不少人还击掌称赞。在北京的一名商人就对汉族同胞表示关怀,并责问维吾尔人,“他们对我们给他们提了供那么多金钱,他们感谢过吗?”

爱国主义热潮,加上人们担忧动乱可能会损害他们从经济改革中艰难赢得的利益,这些会为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赢得了更多支持。而维吾尔人的真正苦恼则鲜有人关注:北京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严格控制;汉族人移居到新疆,抢走当地的好工作;以及少数民族在政府部门中没有地位的事实,在中国,做工商业大部分也都要通过政府。

在新疆,宗教信仰、当地民俗和教育选择,这些都由国家牢牢控制住。清真寺可以得到修理和翻新,但是,孩子们却被不允许入内参加礼拜。在暴乱发生后一天,人们再次聚集在乌鲁木齐的清真寺外示威抗议,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的心声。这些示威活动也很快被地方公安驱散。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成功孕育重复:政府的成功模式在一次次事件中重复,而政府在与示威者的博弈中似乎总是赢家-通过镇压,通过说服民众返家,通过关押示威活动领导人,等等,最后赢的总是政府。上个月,在湖北石首,关于一名年轻人的离奇死亡的谣言引爆了数千人的游街抗议,但是,警察一出动后,人群很快就因恐惧而作鸟兽散。近期在贵阳因为土地纠纷和就业问题引发的几起暴乱,很快也都在当地党政官员、警察和武警的协力下扑灭。鲜有迹象表明,政府愿意通过对话而不是压制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一些来自乌鲁木齐的报道也显示,示威活动一开始是和平的,大部分打砸抢烧是在大批武警出现后发生的。

党干部都清楚,北京的领导层大都由不惧使用武力来镇压示威的官僚们组成。例如,1989年镇压天安门事件和西藏暴乱时,中国决策人就称其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党员们似乎十分清楚,谁支持镇压,谁就能飞黄腾达。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还认为,许多中国官员在处理威胁到他们统治权的情况时,手法老道,而且,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先进科技。在新疆暴乱发生不久后,当地的手机和网络服务就被切断。当暴乱发生的消息传出后,大部分新闻都被官员们高明地控制着。我在北京的朋友就在他们手机上收到短信,讲述政府标准版的暴乱经过。政府的代表还四处散发国家新闻部门拍摄的照片。

官方的新闻媒体提到了汉族人的店铺被抢、被烧,不过,却对维吾尔人的摊位受到攻击只字不提,而且,还反复提倡安定和谐的口号。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这些政府机构在处理暴乱事件时屡战屡胜。这就决定了大规模暴乱肯定会被血腥镇压的命运。它还显示,社会动乱并不会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党太强大、太有信心,不会允许自下而上的变革。


OP-ED CONTRIBUTOR

Beijing Always Wins

By RUSSELL LEIGH MOSES
Published: July 7, 2009
Beijing


THE riot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the home of China’s Muslim Uighur minority, will affirm to many analysts outside the country that social unrest is a direct threat to the continued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f officials don’t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how to avoid such uprisings, this argument will run, the government could eventually fall.

If only Chinese officials saw things that way.

But even after at least 156 people have been reported dead in the city of Urumqi, many officials here see the recent violence — with Uighur rioters torching businesses owned by Han Chinese, China’s ethnic majority — as simple ingratitude.

A front-page editorial in the state-run People’s Daily described the protests as criminal actions by rioters, not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complaints of citizens angered by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That view is already popular here in the capital. Few are surprised by the violence meted out by the state, and more than a few applaud it. A merchant in east Beijing expressed allegiance with his fellow Han entrepreneurs and, referring to the large outlays of aid to Xinjiang, asked of the Uighurs, “Where is their thanks for all the money we provide them?”

Both nationalistic fervor and the fear that instability might reverse the hard-won individual gains of economic reform combine to create more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hard-line approach. Less discussed are the Uighurs’ real grievances: Beijing’s tight control over the practice of Islam; Han Chinese who migrate to Xinjiang and take the better jobs there; and the fact that ethnic minorities lack regular access to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where business in China is largely done.

Religious practice, local customs and educational choices in Xinjiang are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to a draconian degree. Mosques are being repaired and modernized, but children have not been allowed to attend services. The follow-up demonstrations in Urumqi the day after the riots erupted took place outside mosques, testifying to the rallying cry of religion for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Muslims. These protests, too, were quickly broken up by local security forces.

Success breeds repetition, and the state always seems to win every contest with protesters — by cracking down, by persuading peop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by imprisoning suspected ringleaders. Last month in Shishou, in Hubei Province, rumors surrounding a young man’s mysterious death drew thousands into the streets, but a display of force cowed demonstrators, who ultimately retreated. Two recent incidents of unrest in Guiyang, in southwestern China — over a land dispute and employment — were quickly brought to a halt when officials, accompanied by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dispersed the crowds. Little indicates that dialogue is preferred to repression. Indeed, some reports from Urumqi indicate that the demonstrations began peacefully, and much of the marauding occurred only after security troops appeared in large numbers.

Party cadres know that Beijing’s leadership is largely composed of officials who have not been shy about using force when protests emerged. For example, the crushing of dissent that took place in Beijing and Tibet in 1989 is seen by Chinese decision-makers and the cadres they sponsor as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reform. Party members seem to be keenly aware that that those who supported the crackdowns were quickly helicoptered into high-level positions.

Many Chinese officials are quite sophisticated in their responses to threats to their governance, and they are not tone-deaf to technology. Cellphone service and Internet access were both blocked within a few hours of the first demonstrations in Xinjiang. When word of the unrest cascaded out, much of the news was artfully managed by officials. Friends of mine in Beijing received unsolicited messages on their cellphones that provided the government version of the unrest.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handed out discs with pictures taken by state news organizations.

The state news media talked up the looting and burning of Han businesses but said nothing about attacks on Uighur establishments, and repeated mantras about stability and order. Rumors ran rampant in the run-up to these riots,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bullets flew faster and struck harder than netizens’ bulletins.

The state apparatus has become dizzy with success in dealing with unrest. This gives little hope that further mass outbreaks will not be violently crushed.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ocial upheaval will not pave the way to democracy. The party is too strong and confident to allow change from below.

Russell Leigh Moses is writing a book 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China.

香港媒体:乌鲁木齐车站挤满离开者

新疆乌鲁木齐7月9日局势虽然稍为缓和,但火车站和机场都挤满大批维族和汉族人士离开,很多车票已售罄。

香港电子传媒报道,有一个维族人拉着一包包的行李,带同妻儿等10多名家眷周四早上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据他表示,已被汉人老板革职,加上感到局势混乱,所以举家回乡。

火车站挤满很多赶着离开的维族人,到新疆南部维族人口较多地区的车票几乎全售罄,其中喀什的车票这两天都售清。离开的亦包括很多汉族民工,因感到局势混乱,唯有回家乡一避。

由于现时情况紧张,加上火车站人流众多,火车站内有大批警察驻守和四出巡逻。至于机场,亦有不少人准备离开乌鲁木齐,包括公干的维汉族人,但机场航班正常,未见出现抢购机票的情况。

其中一名维族女子说,大家都很害怕,家里的人不停打电话,反覆叫他们不要到户外,不要四处走动,单位亦来电问平安,又叮嘱要注意安全等。

路透社:乌鲁木齐维族人自制路障保护自己

新疆乌鲁木齐7月9日市面气氛也稍为缓和,但有报道称,维族人自制路障,保护自己。9日晨,通往维族人居住区的道路依然有大队武警拦断道路,不许车辆通行,维族人社区大批驻扎武警继续保持监控。

星岛日报引述路透社报导,维族人聚居的大巴札附近,居民自制路障,配备刀和棍戒备,表示要保护自己。居民又表示,军警在区内追捕维族人,记者目击多名佩戴防暴装备的警员进入小巷,听到破门声音,其后有维族青年指,警方带走一些受伤及无居住证明的维吾尔族人。

《纽约时报》访问一名儿子在骚乱中死亡的汉人(Lu Sifeng),他指在警署认尸时,看过逾百相片,发现大部分死者都是汉人,大都是被割头或头部受重击而亡。他又表示,因为中央鼓励开发大西部,他才决定由河南省举家移民到新疆做生意。

9日晨,通往维族人居住区的道路依然有大队武警拦断道路,不许车辆通行,维族人社区大批驻扎武警继续保持监控。乌鲁木齐汉人商业区,显得相当正常,清洁人员打扫街道,一些店舖职员进行清洁准备营业,有长者外出做运动,只是人民广场暂时还不能入内。

乌鲁木齐单位开始恢复上班。市内的车辆较日前多,部分交通工具恢复行驶,部分商店恢复营业。另外,新疆骚乱后,有首批台湾游客抵达乌市。来自台湾花莲一行 11名游客,8日晚间由深圳抵达乌鲁木齐,开始他们为期12天的新疆之旅。尽管来新疆之前当地旅游局已经发布通知,希望该团队能顺延行程,但游客们依然按照行程未作调整。

9日晨,他们打算乘车前往距离乌鲁木齐约150公里的五彩湾游玩。旅行社领队刘佳表示,旅游团游客其中10位是女士。团队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70岁的老师,许多人都是第二、三次来新疆。旅游团明天将返回乌鲁木齐,然后去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

2009年7月8日 星期三

BBC:4000公里的导火线

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新疆的骚乱事件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引起了新一波维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对立。

周日乌鲁木齐维吾尔人示威的直接起因是远在4000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6月26日发生的维汉两族员工斗殴事件。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斗殴事件是因为有人“造谣”说该厂有汉族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奸,结果数百人参与的斗殴导致两名维族员工死亡, 100多人受伤。

出事的旭日玩具厂香港老板蔡志明称,是响应政府的扶贫政策才聘用了这批新疆人。

不过,纵观新疆近年来向中国内地、沿海劳动力输出以及这一政策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韶关事件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但新疆少数民族对劳务输出的抵触由来已久。

从疏附到韶关

韶关斗殴事件中的维吾尔族人主要来自新疆喀什附近的疏附县。5月21日离开疏附的这400多名农村青年已经是这个只有36万人口的小县今年送出去的第七批外出务工人员。

在内地省份,河南也好,安徽也好,谁都无法想象一批青年南下打工会有当地党委、政府举行欢送仪式。但疏附县和新疆其它县市一样不仅举行了仪式,行前还由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汉语、法律甚至礼仪方面的培训。

可以看出,和内地外出打工不同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出去打工更多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更多的不是一个外出赚钱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东西合作、“民族互助”的政治问题。

而更根本的不同还在于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不同的观念。

内地汉人相信“人挪活树挪死”,离家打工是多数人自然、自发的选择。而新疆农村的很多维族父母则担心,孩子外出打工会“学坏”,会“惹祸”。

对年轻穆斯林女子来说,外多打工则面临更大的来自传统习俗的压力,甚至会担心连未来找婆家都可能受到影响。

打工运动

正因为这样,劳务输出这个中国西部开发经济大战略的构成部分在新疆变成了政治任务。

至少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地各级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工作。

乡村干部(往往由经常是汉族的乡党委书记牵头)和青年团、妇联一起,不仅做可能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工作,也去作他(她)们父母的工作;不仅作普通村民的工作,也作民族人士,比如阿訇们的工作,让这些有威信的人出来宣传外出打工的好处。(新疆有些地方过去曾用同样手法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并不严格。)

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劳务输出的目标和奖惩办法。有的县甚至把措施具体到了一个单位完成计划奖励几千元,具体工作人员输出一个劳动力奖励几十元的程度。

还有的县向同意外出的青年家庭奖励电视机,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

在真主和金钱之间

按照一般汉族人的想法,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这也是很多主持劳务输出工作的新疆汉族干部的自然想法。但是正如藏人把来世看得比今生更重要一样,对很多新疆穆斯林来说,他们贫瘠的乡土、他们去礼拜的清真寺比内地的高楼大厦、比数倍于眼前的收入更加重要。

何况,面对已经政治化、运动化的劳务输出,人们也可以问:内地也提倡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办法为什么在新疆不能大力推动,而一定要把劳力转移出来?

近年来,在大约有800万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包括各种年龄段)的新疆已经有十几万人次(青壮年为主)外出打工。而同时,每年在棉花收获等农忙季节又有大批内地汉族农民工进入新疆。

另外,在包括疏附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县,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劳力输出真的是脱贫致富的唯一灵丹?

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后果

新疆少数民族员工在内地或者沿海地区工作的收入和待遇应该说还是过得去的。根据地区的不同他们基本都有1000元上下的月收入,他们一般也都每年给家里寄回数千甚至上万块的积蓄,也可见他们在打工地的消费并不多,生活并不宽裕。

接受和派出务工人员的地方也不能说没有意识到这些少数民族员工的特殊性,一般派出地也会有带队干部陪同。

在韶关,这批维族员工到来后,当地劳动和宗教部门就曾考察了他们打工的玩具厂的食堂和宿舍。

不过,现在我们仍无从知道这批维族人在厂里工作生活的情形到底如何。

韶关骚乱发生后,玩具厂老板、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对香港《明报》表示,这次事件“主要由于厂内新疆人与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出现差异”。

近年,中国企业,特别是沿海加工企业经常发生因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起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汉族员工来说不过是劳资矛盾,但对少数民族员工来说就可能加上了民族矛盾。

而这一点,估计很难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企业主和以确保当地经济增长为要务的地方官员所愿意考虑的。一旦出了问题,还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承受后果。

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民族关系,连“新疆”这个名字本身今天听起来也显得怪异,因为乾隆年的收复已经有250多年,新中国的自治区也成立了50多年。

新疆固然已经不新,但新疆仍然特殊。劳务输出如此,其他事情也如此。

中国各地近年拆迁纠纷不断。在新疆,南疆名城喀什的老城也不断在保护和改造的名义下遭到蚕食。

周日的骚乱已经暂时平息,但难保动荡下一次又因为哪个地方的“旧城改造”而再起。因为对地方官和开发商来说,中央政府的维稳大计远没有他们的政绩和金钱来得重要。

中宣部北美办事处紧急通知(疑为票拟)

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祖国母亲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每一个网络评论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苦劳动保卫共和国的网络防线。

根据上级指示,综合这次新疆暴乱后海外各国中华儿女的反应,考虑到国情的不同,现有如下重要决定。这次新疆暴乱后加拿大的网络宣传员表现最为积极活跃,发帖次数最多,语气最为激烈,爱国气氛最为高涨,鉴于加拿大找工作困难,谋生不易,当地网络宣传员可以在早7点晚7点的正常工作时间发帖工作,所以对于加拿大网络宣传员的计件报酬,由每帖五毛人民币涨升至当地网络宣传员可以在早7点晚7点的正常工作时间五毛加元,其余时间仍然是五毛人民币。 网络宣传员要遵守法律,自行申报加拿大个人所得税。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 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网络评论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绩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以上16条,是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指南。希望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落实贯彻,在“保先”运动中争做先锋。

乌鲁木齐汉维居民再度上街与武警对峙

来自乌鲁木齐的报道说,当地7月8日早晨解除宵禁后,分别有汉维居民上街与武警对峙。在当地的境外新闻机构记者报道说,街头分别有大批持棍棒等武器的汉人和维族人分别聚集。

法新社报导,新疆乌鲁木齐的气氛仍然紧张,7月8日再有数以百计的维吾尔族人,手持武器与大批武警对峙。维族人不断叫骂,但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报导说,一批维吾尔族人与汉人在警方分隔线互相叫骂,有直升机空投宣传单,指近日的暴乱由热比娅所策划。

BBC中文网报导说,有汉人追打过路维族人的事件发生。香港媒体播出在乌鲁木齐街头采访一名维吾尔族妇女的画面,她说星期二亲眼看到一名维族人被汉人打死,自己也感到害怕。画面显示她周围的汉人听到她的话后开始表示不满,她则坚持自己的说法,并说自己也对维族人杀害汉人的做法感到气愤,但希望汉人了解不是所有维族人都与汉人对立。

不过记者报道一些围观汉人情绪激动,随即有武警出现驱散围观者,并保护那名维族女子离开。BBC记者夏昆汀从乌鲁木齐报道,从星期二夜间开始,又有更多武警进入该市。而从香港记者拍摄的乌鲁木齐街头景象看,街头仍有不少正常活动,很多人仍然上班,虽然公交车数量减少,给交通造成困难。

另外报道说很多商店都不再开门,加油站也只给有许可证的车辆加油。乌鲁木齐民族矛盾持续恶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因此取消参加八国集团峰会的计划,提前由意大利返回中国。

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代表胡锦涛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而胡锦涛对葡萄牙进行访问的日期将由两国另行商定。

2009年7月7日 星期二

事态正在稳步发展

维汉两族分别示威,新疆种族冲突加剧

自由亚洲电台乔龙/新疆维族示威活动持续,乌鲁木齐星期二再有数百名维族人上街,抗议当局大举抓人,不少示威者是女性,与手持长棍的武警紧张对峙。而当地汉族人也持械上街,报复维吾尔人,警方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一场大规模种族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官方宣布周二晚实行宵禁。

周二乌鲁木齐抗议示威行动还在持续,而且先后分别爆发维族和汉族人的示威。据官方新华社星期二报道,当天新疆自治区外宣办透露,上午,由乌鲁木齐市外宣办人员带领境外记者约60人,到“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涉及区域之一赛马场采访时,被数量不明的人围堵。不过,据香港多家电视台发回的画面显示,当局安排采访时,约200名维吾尔人在境外记者面前,不少是维吾尔族妇女,抗议当局大举抓人,要求释放她们的家人。有人对着境外记者的镜头哭泣,情绪激动。示威者一度与手持长棍的公安紧张对峙。 当地市民方小姐对本台表示,她也获悉此事:“听说是在别的地方”。记者:现在你们那边可以上网吗?市民:上不了。 中午11点许,新疆所有可被拨打的手机都变成空号,而在网上搜索到的几乎都是政府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市民的手机收到有关维族人结伙冲入汉族小区砍杀,又称各小区已经自发组织防备的简讯。

到了下午三点许,乌鲁木齐至少三百名汉人以刀棍、铁管、锄头为武器,破坏维吾尔人的商店,与维族示威者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设法驱散。路透社和美联社指,这大批汉人数以百计,但法新社表示有数以千计。 市民崔小姐对本台说:“见维族人就打,身上血淋淋的,而且你杀的是平民啊,今天中学也放假,单位也放假”。 路透社报道说,一些汉人最初试图奔向人民广场,警方阻止他们前进,用扬声器呼吁他们停步。此时,维族和汉族人互相掷石,部分汉人高叫“攻击维吾尔人”。也有汉人说:“之前是他们攻击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攻击他们”。虽然公安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但未收效。 新疆自治区政府宣布,乌鲁木齐周二晚上宵禁,时间由晚上九时至翌日早上八时。当局周二举行第二次记者会,强调这次骚乱是由境外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策划,市长衣沙木丁在记者会上谴责热比亚:“热比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分裂分子,一直在明里暗里,从事民族分裂破坏活动,有事实表明,这次7.5乌鲁木齐打砸抢、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是热比亚及世维会精心组织策划的”。对于这些指控,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指当局误导汉人,转移矛盾,缓解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利用控制的新闻媒体大量丑化维吾尔人的合理要求,以敌视性的宣传,误导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中国移民当中,中国的安全人员也采取这种煽动性的宣传,其目的无非想把维吾尔人和北京政府之间矛盾,转移成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迪里夏提表示,已有更多的维吾尔人被捕。根据当局最新公布,共逮捕了1434人,其中男性1379人,女性55人。而周日骚乱的死亡人数,已增至156人,另108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129男,27女。 市民张小姐也告诉记者,当局仍在追捕肇事的维族人:“现在还有个别地方是在戒严,南门和人民广场附近,还包括二道桥,大巴扎那一块”。记者:现在是不是还是在抓维吾尔人?张小姐:啊,对啊。

据了解,当地政府已呼吁民众减少出门,本台向一位政府官员询问:“政府是不是呼吁市民尽量不要上街?”官员:正常工作嘛,上什么街。看情况,你要是觉得不安全,你就过一段时间再来。记者:类似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吧?官员:民族分裂分子怎么能从来没有过啊,长期存在的。他们一直想找事啊,一找到机会就要整一下事啊。

2009年7月4日 星期六

国家图书馆借书记

作者:周继武
 
  3月底,我去北京国家图书馆借阅中国平民教育史上重要人物陈筑山的著作《国族精神》。       
  承蒙图书馆咨询组热心指点,在典藏阅览室找到了这本1940年代出版的小册子。       
  除了办理“读者卡”收费20元,典藏阅览室还规定:每阅览一次收费5元。       
  我翻阅之后,觉得不如把它复印下来。       
  男管理员说:“可以,每页5元。”       
  我吃一惊:“每页5元?为什么这么贵?” 
  “这是典藏书,为了保护,不能用复印机,只能用扫描仪扫描了再打印。” 
  此书150页,需750元。我付不起这么高昂的费用,只好回到座位上做点摘录。 
  当晚与一工程师聊及复印与扫描的区别,他笑道:“扫描仪的功能和结构从来就不是为复印设计的。复印机比扫描仪的工作温度和照度略高,但复印一页只需一二秒钟,而扫描需一百秒;书籍在扫描中受到的光、热辐射总量实际上多于复印,对书籍的折压磨损也超过复印。而且,扫描之后得逐页打印,打印一张图形文件约需 90秒钟,你要的这本书复印几分钟可以完成,扫描、打印却要四五个小时。如果不做电子文本,绝对不应用扫描仪代替复印机。”
  回到广州后,看到《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先生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向公众(不管是否美国公民)开放宋子文手稿的情况,那些陈旧、脆弱的珍贵手稿公众可以免费阅览,自由复印,但不提供扫描。这似乎验证了专业人士的观点。
  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到国家图书馆,想继续看完这本书。这次是个年轻的女管理员,她检查我的读者卡说:“你的卡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过期了吗?”“你还要存100元保证金才可阅览。”我说:“保证什么?”她不回答。我又问:“上次来怎么不需要保证金呢?”她立即不耐烦:“这是馆里的规定,别问我。”我下楼去图书馆大门口的办证处缴纳“保证金”100元。回到阅览室,我把索书单交给她,她说:“要填上书号才找得着,你这个B824不是书号。”我说:“上次我填的就是这个书号,属于民国书目里的书。”她说:“那你找民国书目去,搞清楚了再来。”我说:“你这里没有书目吗?”她说:“没有。”我于是去楼下的咨询室。咨询员说:“民国书目并不提供书号。你把书名交给她,怎么找,那是他们的事。”我回到典藏室,把咨询室的意见告诉她,她现出愠怒之色,说:“没有书号叫我们找?!”我连忙说:“书目上的确没有书号,只有序号,要不我去把那个数字抄来?”她不回答,我又下楼,到咨询室,把民国书目上惟一的数字2952抄上,气喘吁吁地回到典藏室。她接过单子,不胜厌烦,一动不动。我忍不住叹息说:“在你们这里看书真难啊,就像探监一样------哪有你这么刁难的人。”  
  她顿时把我的索书单扔下,说:“你骂人,你是对我人格侮辱,你要赔礼道歉!”说着跑出阅览室。过了几分钟,把一位女士喊来了。这女士似乎是小组长,瞪着我说:“你要赔礼道歉!”我说:“我没有说错,不需要道歉。为了看本书,我已经楼上楼下跑了三四趟,折腾一个多小时了,我说错了吗?”三个人就这样僵持着,这时,坐在阅览室看书的一位长者(阅览室里仅有的两位读者之一)手拿着一本书站起来说话:“这位同志说刁难是言重了点,我来代他道个歉,也说说我的看法。为了看这么一本书,你们收了多少次钱?读者卡交了钱,又要交保证金,阅览还得交钱。这里是国家图书馆,书是国家的书,你们却随意收费,好像是你们私家的藏书,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有这个理吗?……”【存包费(不准带书刊或包进馆)每次每包0.5元,阅览卡20元,中文图书保证金100元,外文图书保证金1000元,典藏书阅览费每册5元,复制(扫描)每页5元……】 
  两人不答话,走出阅览室。过了好一阵,小组长一个人回来,默默地坐下,替管理员值班------由她来对付我。整个阅览室就我一个索书者。我把索书单交给她,然后坐下等待。过了约半小时,小组长大声吆喝我的名字(其实我就坐在她旁边),我以为书到了,谁知她说:“没这本书”,说着在索书单的“未取出原因” 栏里勾上“原缺”(意思是图书馆未曾收藏)二字,将索书单朝我一扔。 
  我上楼找典藏部主任。主任说:“我派个最熟悉业务的人去找。”要我坐下等。20多分钟后,他说,“可以了,你到阅览室去,已经找着了。”说着陪我下楼进了阅览室。管理员却说:“书还没到呢。”主任掉头走了。我坐下继续等。
  我就这样坐着,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任何动静,问管理员,依然是“书还没到”。      
  我再上楼去找典藏部主任,门已紧闭。 
  我只好去找馆长。豪华的办公楼里,绝大多数房门紧闭,敲门无声息。辗转奔波,总算找着一位和善的前任副馆长,她允诺把情况转告给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并给典藏阅览室电话,让我回阅览室,“书确实已经取到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看不了几页阅览室就要关门,而我却得付5元钱“阅览费”;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书取到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没有再进典藏阅览室。
  图书馆的要义并不是收藏,而是以文献公益于社会。即使是晚清和民国,其图书馆也自觉奉行“任人借阅,不取分文”的“公益性”原则。国际社会更是将享有图书馆服务列为基本人权之一,联合国1949年就发布过世所认同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是个人行使民主权利和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是知识之门,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免费提供服务”;“必须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享受到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包括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
  当年马克思在穷困中能完成内容浩瀚的《资本论》,就是得助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可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国家图书馆却将国家藏书变成奇货可居的垄断资源,将图书借阅演变成“租书”“抵押”,从读者身上搜刮钱财,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目前该馆规定,办理中文图书第一外借库(藏书较全的中文书库)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者,在京就读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元;办理外文图书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在京就读博士生及博士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0元。办证只是入门的初步条件,馆内各室还有不同的“规定”或收费。】阻碍进步、蔑视民权,国家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及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误导,不能不让人感到气愤。

2009年7月2日 星期四

绿坝搁置 外交部秦刚:“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

RFI staff @ 2009-7-2 23:03

中国政府推迟强制推广绿坝网络屏蔽软件的决定,让职责所在,数次为绿坝辩护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颇为尴尬。

6月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当时,BBC记者詹姆斯提问:“中国政府将要求所有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必须预装一种软件,而该软件可能屏蔽一些网站。”他要求秦刚证实这一报道。

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秦刚应该事前已经对绿坝的敏感性有估计,因此,也做了相应的准备。

当时,秦刚看似不慌不忙地回答反问记者:“你有孩子吗?”BBC记者拒绝回答。秦刚则满意地宣示,“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打算要孩子,你应该能理解作为家长对互联网传播有害信息的关切。”

秦刚最后说,“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防止有害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

秦刚的这一回答被中国官方媒体视为“妙语连珠”,中新社等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为绿坝的推广造势助威。

6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秦刚面对国外记者就绿坝的再次提问。他坚持为绿坝辩护,称“中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护本国青少年不受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这是问题的实质。”

由于国内外的反对声音,中国政府在6月30日夜宣布推迟强制安装绿坝网络屏蔽软件的措施。今天(7月1日)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秦刚又遇到了同样的尴尬问题。

今天,BBC的一位记者问秦刚,“上周你回答我同事的问题时,问他有没有孩子,现在绿坝推迟了,Do you have children?你有孩子吗?”

秦刚沉默片刻,点了下头,说,“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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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欧盟取消黄瓜弯度标准

时事风云 | 2009.07.02

欧盟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取消了关于黄瓜弯度标准的规定,同时取消了已经实行二十年之久的、对二十多种蔬菜、水果投放市场的标准。

您听说过名为1677/88/EWG 的条例吗?其中在欧盟范围内制定了一些标准化规定,如:一等标准的黄瓜必须是足够直的。具体地说,每10厘米的黄瓜长度,其弯度最多允许到10毫米。而关于最高等级的大葱的规定则是,其总长度的三分之一或葱身到分叉部分长度的二分之一的颜色必须是从白色渐变到青白色的。而早季节小葱的白色或者青白色部分则规定为,总长度的四分之一或未分叉部位的三分之一。

诸如此类对蔬菜水果的规定条例已经在欧洲实行了二十年,如今,那些不按照"规定"而"随心所欲"自由生长的蔬菜水果终于有了出现在货架上的机会。随这些标准消失的除了百余页的欧盟相关条例外,还有相关的"官僚机构"。

委员会发言人米歇尔.曼就此表示:"今天是个福音日。七月一日起,胖乎乎的胡萝卜和弯黄瓜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超市里出售了。我们有必要在欧洲范围内取消一些规定。这意味着减少官僚主义,减低浪费,由此那些"胖"果蔬不是非扔掉不可了。消费者除了直直的黄瓜之外,还可以选择各种形状的黄瓜。对农民来说则更为有利,因为他们的所有产品如今都能够在超级市场出售了。"

如果取消诸如此类对弯度的规定百利无一害的话,为什么当初要实行这样的规定呢?为什么这个规定还会实行如此之久呢?首先从买卖交易来讲,比如黄瓜,直黄瓜比弯的更易于包装;而且规定标准使得果蔬个体更易于比较。一些主要的原产国,如法国、西班牙也由此反对取消这些标准;德国农协也提醒说要注意今后超市里的"特价产品"。在这些反对者的努力下,一些关于重要的果蔬品种,如苹果、柠檬或西红柿的标准还将继续存在,这些产品占欧洲农贸市场的四分之三。

总之,只要与那些形状美观的同类分开摆放,并且挂上"需要加工的产品"标签,那么,奇形怪状的苹果和桔子都被允许投放市场了。而欧盟的官僚主义却并不会失去它的一席之地。

作者:Christoph Hasselbach/迟雁
责编:达扬

2009年6月28日 星期日

中国进退两难:财政收入大减,不敢开征新税

明报/最新公布的全国财政数字显示,支出增加6.7%,收入减少29.5%。政府开出的对策是压缩公务购车、公务接待费及出国考察经费,控制政府机关的楼堂馆所兴建。

现在内地官员巧立名目到国外名为考察实为旅游的比比皆是,网上揭发这些情况的不绝如缕,真要压缩,是查处贪污腐败的工作,但就正如其他贪污行为一样,屡查屡犯,愈查愈多。其实,温家宝总理可能也心知肚明,这些支出是压缩不了的,关键是开源。

开源方面,减税是刺激经济的药方,也是保民生的承诺,现时不能不减反加,印花税是唯一未完成预算的,但刚刚有些起色的股市,若要加印花税又会下跌,可谓进退两难。

节流不成开源不做进退两难

政府曾经放风说要开征物业税,但又怕刚刚复苏的楼市萎缩,所以这次人大常委会议也未列入议程,因为楼市下挫的连锁反应对拉动内需打击太大。

财政官员应该知道,目前征收上来的楼房买卖税收,只是能征收的小部分,因为虚报的太多。刚刚公布修改法例,明确界定赠与的范围,目的就是要打击那些借赠与漏税。其实,漏税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上报的买卖价格并非真实的价格,征收的比率也可以有“猫腻”(蛊惑)。如果严格执行起来,增加税收是没有问题的。

节流不成,开源又不做,现在只有期望经济好转,在营业税有所贡献,但这也只能是望天打卦。去年财政赤字能控制在预算内,成为10年新低的成绩,今年恐怕都完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