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何其多

作者：weiweian

　　国内有个鼎鼎有名的“长江学者”计划，刚在新语丝新到资料里又看到一个被曝光的“紫江学者”。得闲在网上搜了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学者”称号。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照“长江学者”画瓢，江派学者最多。除“紫江学者”外，还有：

广东省政协建议设“珠江学者”计划留住人才
安康学院引进人才暂行规定 1、汉江学者——特聘教授...
闽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法
黑龙江全面启动“龙江学者计划”
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阑江学者特聘教授周宁特别推荐安庆师范学院皖江学者计划
泉州市"桐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岗位制度暂行规定
上海师范大学_东方学者、申江学者_最新校园招聘职位信息
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学者特聘教授申请表
钱江学者-宁波大学人事处
湖南科大“湘江学者”特聘计划即将出台
南昌大学“赣江学者”特聘教授招聘启事
香江学者加盟我校客座教授

学术江湖，紧随江派的就是湖派：

浙江林学院500万聘“东湖学者”
浙江工商大学-- 通知与公告 西湖学者. 100万元. 10万元. 20万元. 2500元/月. 15万元.
欢迎光临嘉兴学院-我校聘任首位“南湖学者”
绍兴文理学院高价招聘5名“鉴湖学者”
江南大学“长江学者”和“太湖学者”特聘教授招聘启事
湖北师范学院· ...2007年10月，学院首次面向国内外聘任“磁湖学者特聘教授”。

山派也有几个，“泰山学者”的名头有些吓人:

关于公布山东省高等学校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岗位的通知
合肥工业大学..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实施“黄山学者”计划
青海省高等学校“昆仑学者”计划全面启动
江西启动“井冈学者”计划

河派不多，可供挖掘的空间很大：

河南大学2008年诚招特聘教授、黄河学者
淮南师范学院...设立“淮河学者”计划，吸引优秀人才

还有地域派：

湖北教育厅公布2008年楚天学者和设岗学科名单
黄石理工学院开始实施“楚天学者计划”、“东楚学者计划”
陕西省出台“三秦学者”计划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杂派。FRJJ到湖南应聘应该是十拿九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后稷学者”招聘计划
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实施办法

以上是不完全统计。欢迎补充。

(XYS20090626)

从"倾茶党"到"家具党"

点评中国
刘军宁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民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四艘英国政府所属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当局拒绝。

当晚，波士顿人汉考克和亚当斯领导倾茶党，打扮成印地安人悄悄来到停泊在港口的三艘满载茶叶的英国商船上，将船上342箱茶叶倒入海中。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之所以把英国来的茶叶倒入大海，是因为他们不满英国当局一方面在北美殖民地未经同意就加重税收，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经营的东印度公司却在北美大肆垄断倾销免关税的茶叶。

倾茶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定：既然他们殖民地的人在英国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向英国政府缴纳税赋。

后来费城、纽约等后港口的民众陆续响应，抵制无理的重税。

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于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任意驻军等。

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公开冲突日益扩大，终于在1775年4月爆发了美国独立革命。

可以说，抗拒无理重税的倾茶事件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导火索。而独立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就是美国宪政的建立。如同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宪政政体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专制政体。第一，政府的建立必须获得被治者的同意；第二，没有纳税人代表的同意，不得征税。

"倾茶"的象征意义与建立宪政政体之间的相关性也由此确立。

"倾茶"也由此变成美国宪政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4月15日是美国公民个人所得税申报截止日。在这一天，包括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在内的数百座美国城市中，数以百计的团体经过预先策划，于个税申报日、在全国各地联合起来举行示威，抗议政府无节制的开支和加税。

在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抗议者们手中举着各种标语，表示对纳税者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不满。他们中有的还打扮成十八世纪倾茶党人的模样，有的手中提着象征性的茶叶包。

抗税先锋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的230多年之后，与"倾茶事件"类似的现象也终于开始在中国出现。

江西省的南康市地处赣南，距离赣州市中心城区约半小时车程。当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聚集。

家具是南康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南康由此成为江西省著名的家具产业基地。根据新华社报道，本月15日，在这个城市发生了一起因当地政府加重税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事情的缘起是南康市当局决定从6月15日起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大幅提高对家具业者的税收。

这一无理重税，受到了当地家具业者和居民的强力抵制，他们自发形成了没组织、无政党的"家具党"。在新税的第一天6月15日上午，南康市近百名"家具党人"到市政大楼集体上访，堵塞街道，现场有数千人聚集、围观。初步统计，城区有９辆公安汽车被砸、掀翻在地。"家具党"抗税事件由此爆发。

当天中午，"家具党人"又将大庆至广州的大广高速公路江西南康段进出口处和相临的105国道阻断。

面对义愤的"家具党"，江西省党政领导人意识到众怒难犯，宣布立即废除南康市党政当局颁布的不合理的税收政策。

南康市委、市政府也下发文件，立即终止此次家具整治相关措施，并通过广播电视、短信平台、网络媒体予以公告。至此，"家具党"抗税事件初步得到平息。

"家具党"不仅是中国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中少有的抗税事件，而且是极少数以当局作为征税者让步来收场的事件。

可以肯定的是，有了南康"家具党"第一例，以后群体性的抗税事件很可能呈爆发性增加。只要党政机关的支出不受制度性约束，没有透明度，只要官僚机构继续膨胀而不是瘦身，只要腐败得不到有效制止，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征税人就必然要打纳税人钱袋的主意。

而随着纳税人意识日益觉醒，税负越来越重，税收的痛苦指数越来越高，就像倾茶党人和"家具党人"的作为那样，纳税人将不得不对未经同意的税赋坚决说"不"！

征税与纳税双方都要为"抗税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石首告急，大批武警进驻，官网称“消防演习”

湖北石首事件持续发酵升级，今天，政府从湖南调动大批武警进驻石首，气氛紧张。国内媒体对石首事件集体禁声。下午，中新网作题为《湖北石首多部门联合举办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报道，称石首官兵在进行“消防演习”，民众在围观演习。

中新网关于石首“消防演习”的报道内容：

6月19日上午9时，湖北石首市汽运公司联合消防、交警、医疗等部门举办了一次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市政府相关领导现场观摩了此次演习。

当日上午9时05分，石首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市汽运公司院内一辆公交车失火，火势燃烧迅猛，无法控制，请求消防队紧急救援。接到报警后，该市消防部门立即调集1台消防车、8名指战员赶赴事故现场。5分钟后，参战力量到达现场，此时，汽运公司院内布满了数百名围观群众，交警部门在四周设置了警戒带，防止无关人员进入，120急救车则停靠在一旁。消防官兵在汽运公司安全责任人的介绍下了解到，失火的是一辆公交车，车内无人员乘坐，车内座位均被大火笼罩，失火原因是因电线路段而致。

2分钟后，消防官兵迅速利用2支消防水枪从公交车前后扑救大火。5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演习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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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武警被击退后再返现场，石首全市断网

2009年6月17日晚7：30左右，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发生一起命案，该酒店23岁的男性厨师涂远高（石首市高基庙镇长河村人，此前报道中误称为女性，特此致歉）从三楼掉落，当场死亡。

目击者报案后，警察到现场看后说是自杀，但家属认为涂远高死因可疑，因为涂远高耳鼻内有干血块，但尸体落下的地方却无一点血迹，而且这家酒店两年前发生过一起同样的命案，一女性服务员以同样的方式死于非命，酒店赔偿3万元后不了了之，还有人称，该酒店1999年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一女性怀疑被强奸后扔下楼。据说该酒店有石首某领导参股，酒楼生意一直很差，主要靠贩毒维持经营，石首市有吸毒人员愿意出面作证该酒店专事贩毒。

事发后，酒店老板对涂远高家属避而不见，死者家属无法联系到酒店老板，6月18日，死者家属得到答复，若承认自杀，可得到3万5千元赔偿，如不承认自杀，当晚八点尸体将被强制性送殡仪馆火化。事发后，警察也一再催促涂远高家属将尸体拖走火化，并且有人阻止殡仪馆向死者家属出租冰柜，目前当地气温多数时间在 30度以上，死者尸体被放置在酒店内，涂远高家属坚持在疑点被解开前拒绝尸体火化。其父在酒店一楼放置了液化气罐，要与抢尸者同归于尽，同情者也开始聚集在酒店门口。

2009年6月19日凌晨1点左右，警车和殡仪馆车辆到达酒店现场，想把尸体运走，被现场两千名民众堵住酒店门口阻止。6月19日上午8点，涂远高死亡时间已超过36小时，愤愤不平的民众依然没有散去，几百名民石首市民自发为死者守了整整一夜，8点过后酒店门口被同情者悬挂上大字条幅和民众的签名信。不久，警察再次来到现场，要强行运走尸体，与现场民众发生冲突，十几名同情者和围观者被打伤，但这些人被打伤后不仅没有被送往医院，反而被警察直接关进看守所。这导致了民众与警方情绪对立的升级，越来越的的民众赶往现场，凭借人数的优势，民众在冲突中开始占据上风，他们一次次将警察打退，涂远高尸体始终未被抢走。下午1点半左右，现场几千名民众用砖头、啤酒瓶阻止警察抢尸，殡葬车被砸，几十名着装警察和便衣被民众从事发现场（永隆大酒店）追赶约500米逃至车站躲藏，车站附近主要交通道口被群众堵塞，公交车被迫改道，但据说绝大多数乘客毫无怨言。

6月19日下午3时，当地警方组织的最大一次抢尸行动再次失败，大约4万名市民聚集在街头，人数达到最高值，石首市政府被迫向武警求助，6月20日傍晚，从荆州等地调来的约一个营的武警赶到，当地民众又用石块、酒瓶与武警展开对抗，许多公安、武警车辆被民众砸毁。由于民众大量聚集，武警被迫撤退。

6月19日夜，由于传言政府将在6月20日凌晨5点再次抢尸，上万名石首市民连夜上街，不仅将永隆大酒店门口围住，还堵死了该市主要路口。

6月20日凌晨两点左右，500名左右的警察及武警排队前往酒店抢尸，刚走到附近的防疫站，就被几千名市民用砖头和石块攻击，警察和武警再次撤离，民众追赶约一公里，有警察被掀翻。武警的撤离并未让民众掉以轻心，很多人继续自发守护在酒店门口。在19日及20日凌晨的冲突中，共有几十名市民受伤或被抓，警察和武警也有多人受伤。

为控制事件信息的传播，6月20日夜间，石首市区网吧断网，永隆大酒店一带一度断电，路灯也被熄灭。据了解，事发后死者家属及当地民众曾给北京及武汉的新闻单位打电话，但赶到石首的记者被当地官员劝回。据称19日石首市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不准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到现场观看。

到6月20日早晨6点，涂远高尸体仍放在酒店内，未被抢走，现场仍有上千人堵住酒店门口，随着天色转亮，有市民陆续赶往现场。七点左右，现场人员用手机短信传回消息说，大批武警乘坐大巴车再次赶往现场，同时还有至少八辆防暴装甲车和六辆消防高压水枪车一起前往，再一次的冲突无法避免，石首民众呼吁外界给与关注和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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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石首大规模警民冲突，传上百人受伤

BBC中文网/中国湖北石首市中心发生警察与居民的冲突。这是中国各地不断爆发的公众愤怒事件中的最新一起。据报，大约上万名该市市民周五（19日）下午与警察发生冲突，以阻止他们将一名死者的尸体从一家酒店移走。大约两百个居民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这场冲突的起因是该市永隆大酒店的一名厨师离奇死亡。他的尸体在这家国有酒店外被发现。

6月17日晚7：30左右，永隆大酒店23岁的男性厨师涂远高从三楼掉落，当场死亡。

目击者报案后，警察到现场看后说是自杀，但家属认为涂远高死因可疑，因为涂远高耳鼻内有干血块，但尸体落下的地方却无一点血迹。

非正常死亡

中新网报道说，湖北荆州石首市一名厨师被发现陈尸酒店门前，由于警方初步调查结果引发质疑，当地街头19日发生群众设置路障围观起哄事件。

聚集在永隆大酒店前的石首市民

石首市政府网站19日发布题为《我市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文章。文章称，民警对死者所住房间进行了检查，发现了死者所留一份遗书，遗书的大致内容为自己悲观厌世而轻生，警方排除他杀，初步认定为自杀。

文章说，民警多次与死者亲属进行了沟通，讲明了为查清死因，必须进行尸体解剖，但遭到家属拒绝，家属对死因表示质疑。

在那之后，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于19日在该市东岳山路和东方大道设置路障，阻碍交通，围观起哄。

但是当地有消息称，这家酒店两年前发生过一起同样的命案，一女性服务员以同样的方式死于非命，酒店赔偿3万元后不了了之。

还有人称，该酒店1999年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一女性怀疑被强奸后扔下楼。

有指称说，该酒店有石首某领导参股，酒楼生意一直很差，主要靠贩毒维持经营。

中国近年来不断出现因为地方官员腐败或滥用职权导致的民众骚乱，而这次石首市抗议活动的规模比一般的抗议示威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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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站数千名民众示威，高喊打倒腐败打倒贪官

法新社/周六北京南站有数千名访民举行示威游行活动。他们拉着横幅，喊着打倒腐败，救国救民，打倒贪官的口号。有的访民散传单，高举状纸，高喊口号。现场还有人跪倒在地。已有十几位访民被抓。

邓玉娇和马锡五

吴澧 @ 2009-6-19 0:00

　　轰动全国的湖北省巴东县“烈女杀淫官”案（题头图：电影《卧虎藏龙》剧照，玉娇龙抗暴），本星期二（６月１６日）终于有结果。邓玉娇免除刑罚，居住监视自然解除，小女子回复自由之身。虽然只是一审，但此案既有高层指点，想来应该到此落幕。

　　三个歹嫖逼迫一个女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肯定都认为邓玉娇正当自卫。不会抓起来，更不会起诉，哪个文明国家的陪审团会判她犯下杀人罪？但在红朝，能 争取到这样的结果——虽然邓玉娇仍被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还被精神病医院扣了个“心境障碍”的所谓“司法鉴定”——已是很不容易。

　　民间一片欢腾，说是网络民意的胜利，是舆论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这听上去很有些与官方对立的味道。老农好歹也是个猪倌，俺就权充倌方发言人指出一下吧：其实这也是官方的胜利，是红朝历史上的“马锡五模式”的胜利。

　　马锡五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任红朝最高法院副院长。上周四（６月１１日）的《南方周末》有两篇关于他的文章，《司法改革最热争议：马锡五复活》和《不能机械回归“马锡五”》。以马锡五为原型的电视剧，将作为庆祝红朝建元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据说“这部电视剧强烈征服了”审查小组 的革命童智们，“在三轮审查中，该剧都以高分无可争议地胜出”。

　　马锡五有何神奇之处？他在延安审案时，边区没什么成文法，马锡五就走“群众路线”，“很多案件就是在和老乡一起干活时解决的”——说白了，就是在党所允许的范围内，按民众的习惯法办案。

　　邓玉娇的案子，如果在延安时期让马锡五判，那三个歹嫖要被枪毙。

　　我国现在的法律体系，红朝初期“全盘苏（联）化”，而苏联的法律基本抄自法国和德国。改革开放后又吸收了一些欧美法律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全盘西法”。而这些西法，可能与民众的习惯法相距很远。

　　邓玉娇的案子，成文法和民族传统、民众习惯法都允许她无限制自卫。但在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当成文法和习惯法冲突时，你怎么办？

　　俺老家山里每回新开一条公路，总要撞死几个农民。山里人没见过汽车，对速度判断失误，要过一阵才能习惯。司机无过错撞死人，按成文法至多是赔钱。从西方抄来的成文法，其实是城市法。城里人关系疏，今天撞一撞，之后三十年碰不上，赔钱了事。但山里人眼对眼住一个村，他想问题的人际尺度比较窄，村子里哪有失误杀人单是赔钱就能了事的？你要去灵牌前三跪九拜，出殡时穿白衣，抬棺材，摔孝盆，哭坟头。这里最关键的不是钱和法律，而是受害人一家要原谅你，两家还能在一个村里住下去，乡亲们今后也不会被你们闹得鸡犬不宁。

　　如果山里人按自己的环村思维把肇事司机抓起来打一顿，要他去坟前磕头，按环城思维甚至环国思维的法律，乡亲们犯法了不是？但县政府最好闭只眼。这种红白大事，如果派警察下来，俺老家民风很强悍的，搞得不好会抄起斧子砍他奶奶的。

　　《法律与生活》半月刊曾登过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人员下基层走访记。某县民事庭庭长这样说：“现在农村的很多案子，民法上规定的只是大原则，而各地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这时我们往往是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情来办理的。办理下来，当事人还心服口服。你如果严格照法律办他还是不服。”但判决书要写按什么法第几条所以所以的，所以这位庭长又说：“在做判决书的时候，由于我们是国家的法院，是代表国家做出宣判的，因此要求权威性，所以在判决书里我们的法官就不会把所依据的习俗写进理由里，而只是写道：根据有关民事法律政策……”

　　你看，由于国家的成文法与民众的习惯法有矛盾，基层法庭的判决书只能不合规范地模模糊糊地写上什么“根据有关民事法律政策”。而研究所人员走访的还不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那是离开西安只有两小时车程的地方。

　　法律与世界接轨，按理是好事。但主旋律日日批判西方法律的虚伪，实际上相当于批判自己的成文法；同时央视夜夜播放清代辫子戏，里面反映的都是习惯法，奸夫淫妇乱棍打死之类。这就使得成文法的思路，难以渗入下层民众。另一方面，公案机关常年放弃节假休息，为他们自己良心上也无从解释的十年、二十年的镇压加班加点。精神和体力的双重紧张，助长了腐败之风。调查发现，各地重大群体件事，几乎都有公案机关乱作为或不作为的因素。检察院和法院又监督不了，公案领导通常是党委肠胃，党内地位比两院高。公案的腐败，使得执行成文法的机关信誉扫地。

　　从种种迹象来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现在出现了向民众习惯法部分回归的暗流。网上见到一篇署名“两江书生”的文章，指出了最高法院的调子变化：“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０７年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会议上强调：‘越是重大的案件，越是社会关注的案件，越是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越是需要慎重。既不能法外开恩，也不能因为有社会舆论压力就人为拔高。’而此后最高法的调子成了——最后的判决将是‘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个社会效果是民意吗，是社会各界的议论吗？”

　　虽然邓玉娇案的结果让人心慰，但中国要走向现代法治国家，本就漫长的道路上似乎又多了几个拐弯。可笑的是，据《南周》报道，“为了不动声色地宣扬马氏审判方式的优越，电视剧中特意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北平大学法律系的女学生、国统区的法学教授，纷纷慕名来到边区参观了解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并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女学生和法学教授，代表了受过现代法治教育的力量。两相对照，国统区‘升堂问案、高高在上’不得民心，马氏审判方式的亲民昭然若揭。”我们大概可以称这类电视剧为红朝“辫子戏”。

科学史上著名公案——伽利略有没有做比萨斜塔实验？

·方舟子·


这是一个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科学故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认为物体的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千百年来这被当成是不可怀疑的真理。但是年轻的伽利略（1564～1642）不信这个邪。他在比萨斜塔上当众实验，扔下了一重一轻两个球。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两个球同时落地。千年的教条被推翻了，一条新的科学定律——自由落体运动定律——被发现了。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伽利略晚年的秘书维维亚尼写的伽利略传记中。这本传记写于1654年（1717年才出版），此时伽利略已去世12年。按维维亚尼的说法，伽利略是在比萨大学任教期间（约1590年），当着其他教授和全体学生的面在比萨斜塔做的实验。但是伽利略本人的著作都没有提到在比萨斜塔当众演示，比萨大学的记录、伽利略同时代的其他人也都没有提到这个据说很轰动的实验，倒是提到了其他人在比萨斜塔做自由落体实验。由于当时的传记写作有喜欢夸大其词编造故事吸引读者的风气，许多人认为这个比萨斜塔实验不过是维维亚尼编造的一个传奇而已。

还有人认为，伽利略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实验，因为他用“思想实验”已经推翻亚里斯多德落体运动法则。伽利略在晚年（1638年）出版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个思想实验。根据当时教的亚里斯多德物理学，每个物体在每种介质中都有一个自然下落速度，在同一种介质中，物体的下落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伽利略据此设想，有一重一轻两个球，重球的下落速度将比轻球快。再设想把这两个球绑在一起，速度慢的轻球会拖慢速度快的重球，因此它们一起下落的速度应介于它们各自下落的速度之间。但是两球合在一起的重量大于重球，它们一起下落的速度又应该比它们各自下落的速度都大。这样就出现了自相矛盾，因此亚里斯多德的落体运动法则是不能成立的。

伽利略对他的这番论证非常自信，认为无需进一步做实验，就已证明了物体的下落速度和重量大小无关。在真空中，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很多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认为伽利略的论证简洁有力、十分精彩，是思想实验的典范。且不说推翻了亚里斯多德落体运动法则并不能就得出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无关的结论（速度和重量还可以存在其他关系，例如非线性关系），严格地说，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并没能推翻亚里斯多德落体运动法则。人们往往误以为这个思想实验是关于真空中的自由落体。其实不是，它针对的是任一介质中的自由落体（亚里斯多德物理学不相信真空的存在）。而在有介质时，下落速度并非都与重量无关，在某些条件下物体越重，下落速度越快（例如在粘性介质中，具有相同的投影面积的物体，它们的下落速度和质量的开方成正比）。

既然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出现了与事实不符的结果，那么它的推理过程就有不严谨之处。伽利略在推理时承认亚里斯多德的这一前提：每个物体下落时都有一个自然速度。那么把两个球绑在一起，还能不能做为一个物体看待？如果它是一个物体，它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自然下落速度，应根据它的新重量来算这个新速度（即比重球的速度要大），而不能再根据两个球分别下落的速度去计算新速度，这样就不存在矛盾。如果它不是一个物体，轻球会拖慢重球，但是这时轻球的重量不能加到重球之上，不存在一个有二者的重量之和的新物体，不能根据重量之和算出另一个更大的速度，这样也不存在矛盾。亚里斯多德可以反驳说，伽利略之所以会认为有矛盾，是因为他一方面把绑在一起的两个球当成两个物体，一方面又当成一个物体，自己自相矛盾造成的。

所以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并不能像他认为的那样清楚地证明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有内在矛盾，最多表明其中可能有问题，孰是孰非，仍然要靠实验来解决。伽利略虽然声称无需实验，但在书中还是提到了两个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的实验：从200肘尺（1肘尺大约等于半米）处扔下一个100～200磅的炮弹和一个只有半磅的步枪子弹，前者只比后者领先一掌距（23厘米）落地；从100肘尺处扔下一个100磅的铁球和一个1磅的球，前者只比后者领先2指宽落地。但是伽利略既没有在书中明确说是他本人（即书中人物萨尔维亚蒂）做的实验，也没有说这是在比萨斜塔做的实验（第一个实验明显不可能是在比萨斜塔做的，因为塔高只有50几米）。那么伽利略究竟做没做过自由落体实验？如果做过的话，是不是在比萨斜塔做的？是不是当众做的？

伽利略在另一处倒是明确地到他曾经在高塔上做落体实验。伽利略在比萨大学当数学教师期间，写了一部没有出版的手稿《论运动》（写于约1590年），其中5处提到在“高塔”或“塔”上做的落体实验。这5处，只有一处是为了反驳亚里斯多德理论，是以反诘语气提出的（“如果两块石头从一座高塔同时扔出，一块的大小是另一块的两倍，那么谁会相信，在大石头已落地时，小石头只下落了一半路程？”），显然只是假设，而不是对真实实验的描述。剩下的4处是在描述实验，其中一处更是明确地说他本人经常在高塔上做试验，但是不是为了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而是为了验证他提出的一个新的落体定律：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密度成正比。原来此时伽利略并不完全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他认为，在真空中，如果是相同材料做的物体，那么它们的下落速度和重量无关；但是如果是不同材料做的物体，那么下落速度和它们的比重成正比。假如扔下一个金球和一个银球，由于金的比重大约是银的两倍，伽利略认为金球应领先银球一半的距离先落地。

伽利略说他经常做的实验是同时抛木球和铅球的实验。他报告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开始木球的下降速度比铅球还快，之后铅球逐渐赶上木球，领先木球落地。根据现在的物理学知识，如果考虑到空气阻力，铅球领先落地是预料中的，但是木球一开始领先铅球，则似乎是荒唐的。因此有人怀疑伽利略是不是真的做了实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两名美国科学家米克里奇和塞特尔重复了伽利略的实验。他们让51名学生做实验，一手握铁球，一手握木球（二者重量比约为10倍），两手朝下，同时松手让球下落，并对整个过程进行摄影。对摄影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在大多数（占88％）实验中，一开始木球的确明显领先铁球。原因不是由于物理定律不成立，而是由于人们在扔球时，会下意识地先松开负重较轻的那一手（可能是因为人们要用更大的劲握住重球，因此松开要稍慢一些）。伽利略报道的这个奇怪结果，恰恰证明了伽利略的确在高塔上做过落体实验。既然他用不同材料的物体做过落体实验，那么也应该用相同材料的物体做过。维维亚尼很可能是根据《论运动》中的这些叙述，夸大成当着众人的面在比萨斜塔做演示。在维维亚尼的故事中，伽利略是为了证明用相同材料做成、重量不同的物体的下落速度相同，这与伽利略当时的观点相符。

伽利略通过实验发现如他预料的，比重大的物体的下落速度略快于比重小的，但是并非如他的假说所预言的下落速度与比重成正比。伽利略想出了别的假说试图解释为什么实验结果与理论的预测不符，以及为什么比重小的物体的下落速度一开始会比比重大的快。他最终放弃了原先的假说，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在真空中（或在介质阻力可忽略时），任何物体，不管其重量、形状和比重，下落速度都是一样的。

伽利略对自由落体的研究的各个方面，分开了看都并非他的首创。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公元前99～公元前55）在承认在介质中落体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同时，也正确地指出在真空中所有落体的速度都将一样快。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斐罗庞努士（490～570）在给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做注解时，指出试验能证明亚里斯多德的落体法则是错误的，如果从同一高度扔下重量差别很大的两个物体，它们落地的时间差异将会极其小。这是首次有关落体实验的记载，斐罗庞努士很可能只是在叙述前人的实验。在伽利略时代，也有多人在他之前做了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的落体实验。1544年，意大利历史学家法奇在一篇有关炼金术的文章中顺笔提及试验否定了亚里斯多德的落体法则。1576年，先于伽利略担任帕多瓦大学数学教授的莫勒提报告说，如果从塔顶扔下相同材料但不同重量的物体，或者相同体积但不同材料（铅球和木球）的物体，它们将同时落地。莫勒提声称他做了多次试验都得到了这个结果。1586年，比利时数学家斯蒂文详细报告说他以前做过实验，从30英尺高处让重量相差10倍的两个铅球落到木板上，将只听到一声落地的声音。

甚至思想实验也并非伽利略的独创。意大利数学家贝尼德蒂在1585年出版的书中，已提出了一个否定亚里斯多德理论的思想实验：假设两个重量相同物体由一根线连着一起下落，按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它们的速度将由它们的总重量决定；再假设在下落过程中这根线断了，这两个物体将保持原来的速度下落，但是重量只有合起来时的一半了，因此下落的速度和重量无关。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可以说是这个思想实验的改进版。

但是只有伽利略历时多年，通过系统实验彻底解决了落体运动的问题。他不再满足于做扔球这种简单的定性实验，而是设计出了定量测量落体速度的实验：让球从光滑的斜板上滚下，测定在某个时间点球与起点的距离，从而不仅证明在阻力可忽略时下落速度与物体重量无关，而且证明自由落体运动是一种速度不断增大的匀加速运动，下落的距离正比于时间的平方。这才是我们现在说的自由落体运动定律。伽利略对物体运动的系统研究，为现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

伽利略在研究自由落体的过程中，不仅做理论上的思辨提出假说，而且做实验对假说进行验证，根据实验的结果对假说进行修正，根据新的假说再对实验进行改进。这是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应用科学方法。虽然受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和当时的风气的影响，伽利略也热衷于在其公开著作中做逻辑思辨，有时甚至声称通过思辨而不做实验也能解决问题。但是他实际上更注重实验。在1640年的一封信中，伽利略如此说：“追求真理的可靠途径是把实验放在任何推理的前面，我们相信后者将会含有（至少是隐含）谬误，而一个合理的实验不可能与真理相对立。”在伽利略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强调实验的重要性。所以伽利略被爱因斯坦称为现代物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父，当之无愧。

2009.5.29

（《经济观察报》2009.6.8, 2009.6.15）

(XYS20090616)

本文可作为乌有之乡诸童鞋智力的写照

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

苏铁山

2009年3月 乌有之乡

　　1976年9月，伟大的人民领袖，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历史巨人毛泽东主席告别了他深爱着的人民。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华的大地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逆流，便开始了它的疯狂。 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份血写的报告》所歪曲的“张志新案”以及其后一系列歪曲“张志新案”的文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登场的。

　　两个案子的对比

　　“张志新案”是1979年轰动全国的大案，陈禹山们通过他们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将张志新描写成因反对江青、林彪；因非议“文化大革命”；因主张为彭德怀平反；因反对整老干部而在1975年被冤杀的“英雄”。在陈禹山的笔下，张志新成为了“圣女”——美丽、善良、勇敢、正义、多才多艺。

　　现将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到的张志新的主要言论抄录如下：

　　张志新是在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的。被捕前，在盘锦五七干校早已被列为“专政对象”，在数不清的批斗会上，她这样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

　　“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在那（里）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了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单调了吗？因此，我对江青就有很多想法。”

　　“林彪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了，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我）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论断，很反感，顶峰不是到头了吗？”“林彪是促进（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 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我对林×××没有什么信赖。”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对那些事都想不通，好多人打倒了，是否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要当敌人来打，（我）思想上就是不通。老干部总是给党做了些好事，做了些工作”。

　　对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被定为“反党”，她认为应当平反；关于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案件的处理，她指出这是不公正的；……

　　她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有人问她：“你担忧什么？”张志新坦率地说：“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江青、叶群这些人……”。

　　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告诉人们，张志新就是因为上述的一些言论而被“‘王张江姚’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冤杀了。

　　然而，同是在1975年，机缘巧合，历史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的平反，这个被平反的人是苏铁山。

　　在这里，我将2005年3月交给本人所在的党支部，全国工商联机关党委和全国工商联党组并在支部会上全文照读的《真实人生——我的党性自我分析》（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中，要求党员写“党性自我分析”）一文的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舆论准备时期和发动初期，整个中国社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歌颂和评价也越来越高。开始出现了“顶峰论”等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不适当“拔高”的说法，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不让读其它书的不适当做法。在当时，尽管自己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十分认真，但由于自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接受一些过分的“拔高”的说法和做法。

　　在1965年和1966年间，自己广泛阅读的作法在部队受到了基层领导和同志们多次不点名的批评和当面的劝说，基本意思均为应专心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看其它的书。尽管自己当时对毛主席很尊敬，但为了维护自己广泛读书的权利，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也创造了很多光辉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将这些光辉的思想继承下来”；“毛主席很伟大，但也和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时，自己说：“顶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 时，自己说：“唯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金钥匙，你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时，自己则说：“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自己的问题很多，毛泽东思想只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金钥匙上的关键的一个齿，这把金钥匙上的其它的齿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其它光辉思想构成的 ”……等等。自己的上述言论在1966年曾被由兵种、学院和基层部队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整理成“苏铁山反动言论的综合材料”，并据此将我定为“思想反动份子”，于1966年10月（20岁）关入陕西马兰监狱。在1966年处理我的前后，我从未认错，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完全不符合“认罪服法”、“认错服教”的要求。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变化。1975年（29岁）我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随后即在北京安排了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组织上重新修改了对我的平反结论，肯定了我1966年前后的那些言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并说我当时年龄很轻，敢于提出并一直坚持那些正确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以上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言论，并引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记述的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言论，是想说明我当年的言论和张志新的言论从“质量”和“严重程度”上看应该说是相差不大。然而我的“命运”和张志新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尽管我和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因“言论”被关入监狱，但我却在1975年被解放军的“军兵种”领导机关宣布平反，而张志新却在1975年被辽宁省法院“改判死刑”，并经省委常委会议一致通过同意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了死刑。

　　如此阴阳两界，天上地下的生死差距同样发生在1975年；同样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的“政治气候”和“舆论氛围”；同样都是“大机关”、“大单位”层层经手几十人的处理过程，即不存在“天高皇帝远”可以任意胡来的可能，怎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差距？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于如此的“矛盾”，我们认为只存在两种可能。一个是本该被判“重刑”的苏铁山却被一些人包庇平反了。另一个是陈禹山们所描写的“张志新案”有意掩盖了导致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有人说胜者为王败者贼。

　　然而历史的波涛，时间的潮水，同样能够冲掉历史真相上面的污泥和沙尘。将真实的历史展现在天地之间。

　　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我们在对“张志新案”进行重新了解时，发现陈禹山们在编写《一份血写的报告》时有意掩盖了如下重要的事实：

　　⒈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到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

　　⒉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⒊张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主席的言论。

　　⒋张志新还有攻击、漫骂周恩来总理的言论。

　　⒌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

　　⒍1975年第二次判处张志新死刑时，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据查，当时判处张志新死刑的依据是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公安工作六条》。 《公安工作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⒎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报批过程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据查，当时判死刑的审批程序为，基层法院判死刑须层层上报至辽宁省高级法院，辽宁省高院判死刑，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上报最高法院前，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然后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据了解，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审批过程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

　　所以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她反对林彪、“王张江姚”（林彪1971年已死，辽宁省在文革中没有因反对“王张江姚”被判死刑的），不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张志新的那些言论（请对照我当年的言论），也不是因为张志新坚持《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她的那些观点（本人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有意遗漏的，张志新用谩骂的语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触犯了《公安工作六条》，这才是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

　　当时对张志新的判决是否有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第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法律工作者不愿给张志新“平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据我们所知，当年参与判处张志新死刑的至少几十个人，却没有发现一个人出来表示“忏悔”。

　　所以，我们认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不是一份认真、严肃的按照时间顺序、逻辑过程、因果关系、事实真相形成的“案情报告”，而是政治目的明确的“文艺作品”。

　　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

　　在陈禹山们的笔下，“张志新是被冤杀的”，而“冤杀张志新”的，则是毛泽东主席的侄子，毛泽民烈士的儿子，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三十年来，这种“说法”经过“传媒”传来传去，似乎已成为真实的历史。

　　然而，这恰恰是被歪曲的历史。三十年了，应该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

　　关于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陈禹山们1979年6月5日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了五段话：

　　第一段话： “她，叫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为坚持真理，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一伙投入监狱。”

　　第二段话：“‘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看了这份材料暴跳如雷，吼叫‘这样的人得整起来’！”

　　第三段话：“审讯就这样结束了。面对这样一位‘犯人’，林彪‘四人帮’便祭起他们那套法西斯‘法宝’来。他们给张志新同时加上脚镣手铐，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折磨她……。”

　　第四段话：“1970年8月24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被拉到公判处决大会上陪斗，并被用海绵堵住嘴巴，同两个要被处决的犯人一起绑赴刑场陪斩。”

　　第五段话：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张志新毫不动摇，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咬牙切齿地说：‘判无期（徒刑）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在服刑期间还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经过了解，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均发生在1975年2月26日前）与毛远新完全无关。因为毛远新最初知道“张志新案”的时间是在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研究“张志新案”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当时有关部门指定给毛远新的辩护律师张海妮曾经明确辩称，1975年2月26日前毛远新根本不知道有“张志新案”。正直的张海妮律师是公正的，因为她知道，1970年6月前，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张志新案”时，毛远新因车祸受伤而未参加会，因此不知道有 “张志新案”；因为她知道，按照当时的死刑报批程序，只有省高院判了死刑，才会上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至于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及最初的批捕等完全由有关部门按照当时的法律办理，无须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

　　既然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与毛远新无关，请问陈禹山们，前四段话所指具体是谁？请陈禹山们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逐条认真的回答。若不做回答，我们可以认为陈禹山们编造事实，并故意用模糊的表达方式，实现欲加之罪的目的。

　　上述第五段话，这段话根据陈禹山后来的讲法，实际所指是毛远新，这段话根据我们的认真了解，发生时间在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时，而这段话的内容则完全是陈禹山们编造、拼接起来的，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其中有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所说的话，也有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的话，其中特别关键的“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这些话就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事实是，当时毛远新除了对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表示同意外，仅说了一句话：“判了无期还这样嚣张”。——这一切已被当日常委会议的现场情况、原始记录、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审理“毛远新案”时的相关情况定格在历史中。

　　《光明日报》1979年7月17日刊载《人民的法律为何保护不了张志新同志》，作者马荣杰。该文说：“‘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

　　这段话，要请马荣杰先生明说究竟是谁“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马先生拿不出证据，无法自圆其说。

　　《南方周末》1998年6月7日刊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作者朱建国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

　　这段话也为陈禹山所言，但与上述第五段话就有明显不同，这两句都不是真正的原话。再有，明明开的是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怎么又变成了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了。况且，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从未研究过张志新案，毛远新从未主持过辽宁省革委常委会研究过“ 张志新案”。就是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研究“张志新案”的那一次会议，也是由黄欧东书记主持，毛远新作为副书记，根本“不够资格”主持这次会议。对于这样人命关天的重大责任问题，怎么能信口胡说呢！

　　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2008年2月采访任仲夷当年的秘书张岳琦，张岳琦谈到任仲夷1979年主持辽宁省委工作时克服阻力平反张志新案。张岳琦特别谈到杀张志新的是毛远新。凤凰卫视将张岳琦的原话打出字幕“后来毛远新批示说杀了算了。”

　　这段话要请张岳琦先生说明，毛远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批示说杀了算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毛远新从未批示过这样的话，张先生也拿不出证据，也无法自圆其说。

　　“历史风云网”载《历史解密：张志新文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一文，作者陈少京记下了陈禹山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对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汇报，这次会议确定，省委要做决定，发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会上，任仲夷最后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

　　任仲夷已去世，但任的话也是“欲加之罪”。

　　那末，究竟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呢？

　　我们认为应该对“张志新案”负责的是一个组织系统（这里不涉及“张志新案”处理的对错问题）：

　　⒈张志新1968年11月下放到辽宁盘锦“省五七干校”。12月张被同干校的女干部告发“现行”问题，被送到干校没有行动自由的“学习班”。此间张的“ 婚外情”问题被大字报揭发。此后张口头、书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被多次批判。1969年1月9日张写下遗书，被发现后严加监管。此后，张继续口头、书面多次发表“现行”言论，并多次被批判。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逮捕。

　　⒉1970年5月张志新被第一次判处死刑。这次死刑报到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6月前），当时辽宁省的最高负责人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1970年8月24日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

　　⒊1974年至1975年初，沈阳大北监狱将张志新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因张新的“现行”言行）上报至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又将张案上报至沈阳市法院，沈阳市法院建议改判张志新死刑上报至沈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张志新案，沈阳市委常委会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市委副书记宋光代表市委签字确认，张案又上报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院长陈一光代表省高院签字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

　　⒋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报告，黄欧东主持了会议。黄欧东当时是排列在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省委书记。当时曾绍山因事未主持这次常委会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共研究了省高院上报的十几个死刑判决建议，“张志新案”是其中之一。全体常委一致同意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最后是由主持人黄欧东代表省委常委签字确认同意辽宁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后，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将“张志新案”等死刑案一并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这里，必须说明，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对省高院的死刑判决建议只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并无判死刑的权力。

　　⒌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复审，最后于1975年4月3日以江华院长的名义，核准了张志新的死刑。

　　⒍毛远新是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是省委常委之一，他参加了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也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正的说，在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责任。这是因为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但不兼任辽宁省委的工作。1973年底辽宁到北京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的是陈锡联、曾绍山、毛远新。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在陈锡联调离后由曾绍山临时代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周总理还说，这个事情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报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决定。但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没有形成中央文件，因此当时辽宁省委的排序仍然是曾绍山代理第一书记，黄欧东其次，李伯秋第三，杨春圃第四，毛远新是副书记位居第五位。按照党内惯例，凡事以文件为准。所以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在曾绍山因事不在时，是由黄欧东主持。若黄欧东不在，则依次由李伯秋主持。所以在当时作为省委副书记的毛远新“距离”主持辽宁省委常委会还“差一大截”。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周恩来总理口头指定临时负责辽宁省委日常工作的人，因此在参加辽宁省委会议的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张海妮律师曾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毛远新应对“张志新案”负“主要责任”，明确表示“张志新案”是“集体决定”，最后法庭改为毛远新应承担“重要责任”。我们认为张海妮律师所言，是有道理的。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问题”

　　关于张志新在1975年4月4日执行死刑前被割断喉管的说法，是整个“张志新案”中最骇人听闻的情节，也是让无数善良的人们最为震惊、最为愤慨、最无法容忍、感情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残酷行为。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陈禹山们在1979年6月5日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没有明说：“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到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然后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脸不变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1979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乐团张志勤《姐姐，我为你诉说》文，文中诉说：“1979年4月4日姐姐被秘密加处死刑……。凌晨，姐姐被秘密带到一个办公室，来了四条大汉，把姐姐按倒在地，头下垫一块砖，惨绝人寰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1979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共产党员许俊基《伸张正义 维护法纪》文， 1979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郭罗基《谁之罪》文， 1979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禹山《走向永生的足迹》文，上述三篇文章均说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补充……。”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接着，就把张志新押解到四大队二楼一间办公室割她的气管……，但是，张志新站了起来，仍然昂首挺胸……”。

　　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文，该文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写道：“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来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习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该段文字的小标题为“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问题，以上引用了报纸上正式发表的七篇文章中的相关描写。

　　首先，经过调查了解，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历史的事实是毛远新从未同意过“对行刑犯人割喉管”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毛远新请示过“对行刑犯人割喉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的过程中，所谓毛远新“同意”、“指使”、“批准”对张志新“割喉管”的事情，从未作为一个审讯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件事与毛远新无关。

　　但是，张志新是否“被割断喉管”呢？

　　⒈以上引用的七篇文章中，张志勤文、许俊基文、郭罗基文、 陈禹山文四篇文章均明确说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使用的词均为“割断”。

　　对此，我们反复找知情人进行了认真的了解。答复非常明确，所谓“割断张志新喉管”或“割断张志新气管”的说法都不是事实。事实是，当时为防止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经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的决定，在宣判死刑大会前，由沈阳市公安局卫生所的医生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

　　张志新从未被割断气管或喉管，实际上被《光明日报》自己发表的文章所证实。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 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的补充……”。该文记述：“据一位难友回忆，大会宣布把犯人押上来，张志新戴着手铐脚镣，身上绑着绳子，胸前湿了一大片，没有人押着，仍然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请注意，该难友没有看见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也没有看见胸前的“血”湿了一大片。

　　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张志新跳下刑车，仍然昂首挺胸，一步一步庄重地向行刑地点走去。”“到了行刑地点，张志新仍然昂首挺胸，凝视远方，俨如冬梅傲雪，酷似秋菊凌霜……”。——请注意，管教人员也没看见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

　　其实，人们依靠常识，也可以判断出，一个被割断气管或喉管的人很快就会死亡，不可能参加宣判大会、上车押赴刑场、下车走到行刑地点。

　　⒉陈禹山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一文中说：“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倒在地上割断了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舌头”。请问，“割断了气管”如何“呼喊”？

　　⒊以上引用的第一、二篇文章中共有三处使用“秘密”的描写。一处说张志新“被秘密加处死刑”，另外两处说“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在那里“割断了她的喉管”。

　　张志新被“加处死刑”，经层层法院报批，经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监狱全体犯人大会宣判，经大佈告张贴，何来“秘密 ”。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又有“意旨”，又有“同意”，何须“秘密”？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何来“秘密”？

　　但陈禹山们为什么非要“秘密”呢？因为这个假话说的太大了。陈禹山们要留退路。如果有人坚决不相信，“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一定要找出“执行人”、“证明人”，对不起，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找不到人。如果有人要将这个“罪恶”落到实处，也一定要找出“执行人”、“证明人”，还是对不起，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还是找不到人。

　　写到这里，1979年有关“张志新案”的一个情况是不能遗忘的。

　　1979年，从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禹山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止，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光明日报》为中心的许多报刊将“张志新案”的宣传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数善良的人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强烈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凶手。直至发出了 “‘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在一切进行的“如火如荼”时，突然之间“张志新案”的宣传停止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怕否定“毛泽东时代”，怕否定毛泽东本人吗？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非毛化运动”何时停止过，连“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天大谣言都敢造，而且至今还未停止，怎么可能是怕否定“毛泽东时代”，怕否定毛泽东本人呢？这样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张志新案”的“故事”宣传的太离奇了，群众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杀害张志新的凶手这个要求其势汹汹，已经无法落实，无法交代了。所以只能“奉命”停止了。但是，无数善良的人们的正当要求怎么回答呢？于是，就有了1979年9 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文。该文说：“杀害张志新的侩子手当然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像张志新这样的冤案，我们一般的不主张追究凶手、追查个人责任。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的罪责不应当由那些有关的人来负。而应当由林彪‘四人帮’和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来负”。——然而，这样的解释能令人信服吗？

　　“文化大革命”后，除“两案”（“林彪案”、“王张江姚案”）外，法院还判决了很多“造反派”、“三种人”。所以“张志新案”的“有关”责任人未被处理，不是“不主张追究凶手，追查个人责任”，而是找不到割断张志新喉管的责任人。而找不到责任人，又是因为没有“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件事。

　　如果陈禹山们坚持说“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确有其事，那就请陈禹山们将“割断张志新喉管”的相关人员，包括“提议人”、“请示人”、“批准人”、“执行人”、“证明人”等全部揭露出来。同时包括那三十多例被割喉管人的相关情况也全部揭露出来。

　　中国有句老话：谎话说不圆，行家们的经验之谈是谎话的内容越丰富，细节越多，漏洞、自身矛盾也越多。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将割破声带的手术有意歪曲，编造成耸人听闻的血淋淋的“割断喉管”，连同本文上述凭空编造“杀了算了”，并将这两个责任栽赃陷害大造舆论，强加在毛远新的头上。而毛远新又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泽东抚育长大的亲侄儿。连毛主席的亲人，连毛主席本人都敢诬陷，在中国谁不在他们诬陷的恐怖之中！？

　　张志新刑前是否被逼疯

　　1998年8月7 日，《南方周末》发表朱建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一文。朱建国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于是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在床上大小便。”（请注意，“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怎么能“在床上大小便”）。该段的小标题为“张志新刑前已被逼疯。”

　　然而，同是这个陈禹山在1979年6 月5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道：“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加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天下午6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张志新宣读死刑判决书。张志新镇静如常。……我的观点不变！’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办公室……，然后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脸不变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

　　还是这个陈禹山，在1979年7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走向永生的足迹》中说：“临刑前，在沈阳东陵区大洼刑场上，她昂首挺胸、怒目苍天、视死如归、稳步向前……”。

　　所以，陈禹山们又说张志新没有疯，而且是昂首挺胸、视死如归。

　　陈禹山们一会儿说张志新疯了，一会儿又说张志新没有疯。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张志新死刑前的精神状态，据知情者说，张志新得知她将被判死刑，曾写了一个条，大意是：“我是生活上的大流氓、政治上的娼妓，请求痛改前非，争取从宽处理”。张志新的要求报到某某（暂不点名）处，某某说，省委常委已经研究过了，变不了。

　　写给几位作者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对本文引用的几篇文章的作者张志勤、许俊基、郭罗基、朱建国、张岳琦、陈少京等说几句心里话。我估计，各位很可能并不真正掌握“张志新案”的真实情况，可能不自觉的成为了“传声筒”，将不是事实的内容写在了你们的文章中，或说在“专栏”的节目中。各位很可能也是“受骗者”，像我自己过去一样，。我在文章中请各位回答的问题，估计各位很难回答。我的目的在于说明真相，揭露骗局，并不想为难各位，请理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追求真、善、美的，如果各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自觉的成为了被利用的对象，本人建议各位坚决的与陈禹山们划清界限，回到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本人向各位致礼！

　　写在结尾的话

　　我们在调查了解“张志新案”的过程中，翻看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其中包含有大量的牵扯到毛远新的议论、说法和传言。深切地感到高调“宣传张志新案”的主要政治目标并不是林彪、“王张江姚”,也不是当时年仅三十多岁深得毛泽东喜爱和信任的侄子毛远新，而是通过林彪、“王张江姚”和毛远新的“传递”，将目标最终锁定在“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本人的身上。而这一切都是在不言之中的。当然，暗示也是明显的。比如“谁之罪的全民天问”，比如“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比如朱建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的文字“……割断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近年来有关“张志新案”的真相已有一些披露，比如张志新与原在东北的某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关系，比如张志新一些言论的来源，比如张志新的婚姻状况，比如张志新多次恶毒攻击毛主席是自我毁灭的说法，比如张志新在狱中的表现……等等。在辽宁，在沈阳还有很多人了解张志新，也了解“张志新案”。总之，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永远被遮蔽的。

　　客观的说，“张志新案”在那个年代（1969～1975）是一个正常处理的案件，然而到了1979年却被别有用心的人 挖掘了出来，歪曲、篡改、编造，改写成否定“毛泽东时代”，否定“毛泽东”的“阴谋史学”故事。“张志新案”成为了他们抹黑毛泽东时代的工具。

　　近几年来，我参与揭穿的“阴谋史学”故事至少有两件。一件是所谓“田家英死亡真相”的故事。该故事编造、暗示田家英是被毛泽东派人秘密杀掉的，根本不是自杀。黄纪苏2006年在香港《凤凰周刊》上写文章揭穿了这个谎言，并创造了“阴谋史学”这个概念。第二件是所谓“邓颖超日记”。编造者们凭空编造所谓“ 邓颖超日记”，其内容是用编造的故事诋毁毛泽东，编造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矛盾。

　　三十年来，“阴谋史学”大行其道，单单针对毛泽东的“阴谋史学”故事，就已经从建国后扩展到了建国前，几乎涵盖所有的历史时期。当然，“阴谋史学”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多少伪造的历史、歪曲的历史却以真实历史的面目出现，欺骗了很多的人。

　　我深信，今天“非议”毛泽东的绝大多数人是被恶意编造和歪曲的历史所误导、所欺骗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偏见，自觉的“非议”毛泽东的。

　　我强烈的感觉到。在“阴谋史学”的故事背后，是尖锐的阶级对立。是立场、感情、世界观、人生观的尖锐对立。

　　我坚信：

　　历史在前行，历史的真相终归会大白于天下的。

　　对历史真相的深入发掘和思考，将有利于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

清华历史副教授不识蒋介石：出书称“常凯申”

亚洲时报/上海《文汇报》报道，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奇所着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被网民发现错漏百出，当中更将中国近代着名人物——蒋介石（Chiang Kai-shek）误为常凯申。

该书2008年10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责任编辑陈琼指，由于时间很赶，误译引用资料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麽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表示，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曾经出版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

王奇婉拒记者採访，知情人士透露，王奇正在将网友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将给读者准确的订正本。

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显示，45岁的王奇19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

王奇，女，1963年5月生，博士（1995年1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2000年8月、清华大学）。　　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86年7月-1991年3月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　　1991年3月-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　　1995年1月-今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获奖情况:

　　2000年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2001年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　　曾荣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荣获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　　2003年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先进个人。

论著、论文:

　　1、《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20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毛泽东思想概论》（39万字，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承担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著述工作（2.3万字）。　　4、《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承担了全部俄文资料的编撰工作（5万字）。　　5、《中俄两国入世前后人才流失现象分析及其对策》，《“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国际论坛文集》，清华大学2004年3月版。　　6、《“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其应对举措》，《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7、《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志士的摇篮》，《“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2003年8月。　　8、《“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3年第7期；《中国现代史》2003年第7期。　　9、《充分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开展中俄关系史的科研工作》，《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10、《二战后国际大背景中的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注：《远方纪程——追寻留苏学子的足迹》电视资料片主编，2004年3月发行。

科研项目:

　　1、“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2000年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2、“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变革——苏俄、欧美、日本中国留学生之社会角色研究”，2003年韩国高教财团、清华大学亚洲中心项目。　　3、2004年3月，在清华大学组织召开“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国际论坛，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一行8人、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教育部长一行13人、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财经大学、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中心的专家学者；国内教育部、科技部、外交部的领导，社科院、北京大学、北外、中共中央党校等专家、学者100多人到会，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教学情况:

　　开设《近现代中俄关系史研究专题》（硕士生）、《二战后中俄（苏）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本科生）、《19-20世纪中外关系史》（本科生）、《毛泽东思想概论》（本科生）等课程。

学生情况：

　　指导硕士研究生7人，其中3人毕业，4人在读。

中国前所未有严格收紧互联网控制

华尔街日报/中国计划要求7月1日之后在华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装有阻止电脑访问某些网站的软件，此举可能会给政府互联网内容审查机构对中国网民访问互联网的方式施以前所未有的控制。

政府已经将这个要求通知国际个人电脑制造商，但尚未公布。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保护未成年人不会接触到“有害”内容。

这项规定可能会迫使个人电脑制造商要么选择在一个重要市场拒绝政府的命令，要么选择让自己暴露于为审查推波助澜的指控中。数家外国企业已经被批评说，它们顺从了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以便能够在中国继续经营下去。

中国政府广泛审查网络内容的历史引起了一些外国业内管理人士和美国政府的担忧，他们担心新的措施可能会显著增大政府对中国互联网访问的控制。业内管理人士也警告说，这类软件可能会导致在中国运行的个人电脑发生故障，可能会令电脑更容易受到网络黑客的攻击。

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史蒂文森(Susan Stevenson)说，我们正在研究这项新的规定，评估它的影响；我们将密切关注任何试图限制信息自由流动的举措，并将其视为有悖于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信息型经济和社会的雄心。

据一名为政府部门测试了新软件的官员说，软件将把个人电脑与一个更新的被禁网站数据库连接起来，阻止电脑访问这些网络地址。

这个软件的中文名称是“绿坝-花季护航”。中文中的“绿”用来表示没有色情等其他违法内容的网络浏览。

该软件由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开发，输入内容来自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均与中国军方和安全部有联系。金惠表示，“绿坝”的运行方式类似于其他国家旨在让家长阻止电脑访问儿童不宜的网络内容的软件。

已经检查了“绿坝”的外国业内管理人士说，个人信息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进行传送，用户将很难确切知道哪些内容被阻止了。

软件开发商金惠的创始人Bryan Zhang说，公司计划通过一个互联网更新系统将新的被禁网络地址传送给用户的个人电脑，这类似于操作系统软件和防病毒程序的更新方式。

正面教育

正面教育.wma

素材：
《飘扬——共和国的旗帜》（至少年纪不小于我的人大多被组织欣赏过本片。至今想起，回味无穷。不意竟出现在youtube上，悉数下载收藏。片子虽好，最后那首优美恶心的歌不免太冗长。但为了原汁原味地传达正面教育的精神，全部选入——有跳帧现象，年代久远，难以避免。听者务必耐心听完这首歌，末尾有邓太宗重要讲话。）
《猫和老鼠》
《新闻联播》

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作者：秦晖，原刊于“博客中国”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
　　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 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 ”（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 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 都比它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 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洪宪遗闻

作者：张国淦

一、徐世昌谈洪宪小史

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于式枚到奉，时余在程德全幕，亦居奉。于与余为宪政编查馆旧交，至是常相过从。一日忽谈及袁有不臣之心，余问：何以有之？于言：袁自朝鲜回国，在北洋散居间曹，以家世关系，常到幕府（于时在李鸿章幕）指画东边往事。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每袁至，咸戏以曹操呼之，彼亦漫然应之。余暗窥其举止，确非常人。其后，袁编练武卫新军，以至督北洋，进军机，扶摇直上，今日虽退居彰德，然其势力分布半天下，现在朝中无人，实涤隐忧云云。辛亥武昌起义，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复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此皆余之所亲闻者，然只能认为局外人之观察，未可遂作袁本人帝制思想之佐证也。

帝制酝酿，起于何时，言人人殊。洪宪失败以后，余时与徐世昌谈及此事。徐与袁关系最深，所知当较为翔实，兹撮录徐言如下：

项城自小站练兵，即树立北洋根基。戊戌政变后，以至入直军机，其广布势力，无非争取政治地位，充其量不过欲为一权臣而已。在君主专制下，稍萌异志，辄有杀身之祸。以项城之精明稳练，宁肯出此！

辛亥革命时，清廷起用项城，督师武汉，未几，擢为内阁总理，其权势之重，一时无与抗衡者。当时，其左右亲昵之人，即有劝袁利用机会取清廷而代之之议，即后来号称反对帝制之张一麐，亦曾驰电劝进（案张一麐太平室文集卷一密陈大计呈稿，有“当大总统视师萧家港时，一麐曾驰电劝进，是时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云云），然而项城之所以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民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义等，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因此，项城最初表面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民主君主，又其次则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此时南北和议，北方代表唐绍仪主民主，杨士琦主君主。袁本想在清帝退位后，自为总统，故清帝退位诏中有“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语。不料南京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之总统且由中山推荐，此非项城之所逆料也。当时杨士琦主君主，人皆以为维持清室，不知杨之所谓君主者，非溥仪，乃项城也。同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亦主君主，其意图正与杨士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

中山推荐项城为总统，力持建都南京，选出后南方派蔡元培等来京欢迎项城到南京就职，不料北方军人愤愤不平。其某公子与左右亲昵者，密谋由曹锟所统第三镇驻京各营（此时驻京者除禁卫军保护宫禁外，唯第三镇有力量）撞入东华门，强挟项城入宫正大位。惟不敢与冯国璋所统之禁卫军接洽，二十九日夜发动后，为禁卫军所遏，不得逞，遂抢烧东华门一带。事后宣称部队哗变，系因索饷之故，借以威吓南来专使。实则事前项城毫无所闻，人谓出于项城指使者，非也。

一九一三年四月国会成立，七月十二日赣宁事起，不久即平。此时北洋军力震赫一时，袁左右亲昵一派又暗中策动帝制，且较辛亥时更为积极。而项城则欲确定正式大总统，以待时机。故在法律一方面，宪法草案所规定不便于政府者若干条，本含有对人立法之意。法律家以此鼓动项城，极易中听。此乃施愚、顾鳌等号称法律家者所为，尚在范围以内。至别一策动，则出于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等，然亦不敢向项城明言，不过平时隐隐微露一两句，项城第颔之而已。及至大总统选举法由国会宣布，法律派又起而责言，而军人派亦以为有机可乘矣。总之，项城为人，表面大开大阖，其实际先求千稳百当，方肯做去。选举大总统顺理成章，而另起炉灶，则多少带有冒险性，虽是双管齐下，项城终由稳着走大总统一途。

国会解散，项城乃放手做去。自今日思之，项城以约法会议改造新约法，又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着着皆为帝制预谋之阶梯。但在政事堂范围以内，从无人露出帝制二字。自八月筹安会发起，此幕业已揭开，项城未曾向余（徐自称，下同）有一言之表示。继而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北京又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于是有国民代表大会之产生。其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前数日项城令顾鳌先送余阅，越日余问顾用意何在。顾答：大权在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余言：须待讨论。乃不及讨论，即于十月八日公布。此种做法，日趋明显，余于是辞去国务卿之职。余辞职后，项城终以国民代表大会之推戴，承认帝制，以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长，积极筹备，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虽以外交团之警告，西南各省之称兵，亦有所不顾。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幕趋于险着，此余之所不解者。

帝制正器尘土，清室遗老如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章嶍等以为如恢复帝制，自应宣统复辟。劳乃宣首先发布《正续共和解》，宋育仁等又联合国史馆守旧派人员，有上书复辟之议。于是肃政使夏寿康呈请查禁，经批交内务部办理。某日政事堂会议，提出此项问题，项城言：“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明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朱启钤时任交通）也可以做”等语，项城公开倡言帝制自此始。此虽复辟一段小经过，然明言皇帝不要满族要汉族，项城之用心正堪寻味也。

就军人方面言，项城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北洋三杰也。帝制失败，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关系此三人者为多。段素性倔强，长陆军有年；冯久驻南京，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项城思以军政大权操之于己，于是在总统府设海陆军统率办事处，以移陆军部之权，已为段所不快。关于军事人员之进退，段请旅长以上由大总统主持，团长以下交陆军部办理，其用心可以想见。项城又借口北洋军队暮气沉沉，另组模范团，挑选各师旅之优秀将校为主干，以别于北洋旧军队。盖因某公子对于北洋老前辈不能指挥，故项城为其培植新势力，此更予段以最深之刺激。某公子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项城左右其他诸人，段亦皆盛气凌之。后项城对段屡次表示：“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六月间，又有陆军次长徐树铮参案（三次长参案之一）发生，以迫胁段。段于是请假赴西山，托辞养病，愤愤不平。段管军事教育，又握军政多年，亦有其普遍之潜势力，然慑于项城之威势，亦无可如何（相传某公子曾进食置毒药，又发现刺客，段夫人入内哀求等等，实并无其事）。

当帝制风传甚盛时，六月间冯入京谒项城，言：“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言：“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言：“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己家人总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来京，可与相国（徐）、芝泉（段）筹画一番”云云。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扶慰备至。冯退出，忻然密告余。冯回南京，相信袁决不做皇帝矣。及帝制揭晓，以为受袁欺骗，倘袁正位，自己首领且不保，故此后与西南暗通声气，以防阻帝制。冯在南京有实权，其势力固不可轻侮。王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不倾向段）。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此时倪尚未投段）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皆主其谋。而项城遂陷于孤立，以致失败。

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周学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孙多森系寿州孙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渊源，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效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较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当时并无派系，因后来有粤系，乃有此称）。梁士诒亦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崭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亦驱使之，然个中真秘密，非彼所能尽知也。彼以府秘书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亦皆一时人才，乃形成为交通系，以其为粤人，故曰“粤系”。其实项城所亲信者，仍是周学熙一派。民初，周绾财政部，一九一三年五厘金币借款，梁士诒不能参与，故交通系对于此项借款，颇诋毁之（按梁燕孙年谱谓此项借款为我国财政史一大痛事）。然终项城之世，财政巨大计划，皆出于周而非梁。帝制事起，周不赞成，梁则借用时机，异常努力，为项城着想，正如孟子所云王无亲臣矣。而北洋旧人，因此亦受影响不少，盖不仅财政方面之损失也。

就党派方面言，民国未成立时，项城固拉拢国民党，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恶感甚深，然自项城总统选出，在北京就职后，其对国民党的态度又渐渐转移矣。犹记民国初元，项城常与余谈及中山坦白，克强憨直，颇思与国民党提携，乃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国会评论员如张耀曾、谷钟秀等亦事事挟持政府，项城终觉国民党不能合作，于是改变态度，与国民党为敌，而有赣宁之役。项城之于进步党，本思引以为友，进步党人亦曾为项城帮忙，无奈任公一派学者气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龄内阁，汤济武参加政事堂，均少表见。项城则以为此辈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自国会解散，帝制运动日急，此时在内主持者为杨士琦。杨不仅反对国民党，亦且反对进步党及交通系（杨皖派，梁粤派），思由北洋包办。在外则袁大公子克定发纵指使，彼尚知此举非北洋一系包办所能成功。克定初欲借重进步党，曾于一九一五年一月约任公到汤山（克定住此借口养病）商谈国体问题，任公支吾其词，克定知进步党不可恃，乃变计而雇及交通系。梁士诒本无党派，在国会中曾与国民党之广东派联络组织公民党，虽系杂凑，然能以金钱号召，对于各各面拉拢，亦具有相当力量。克定欲利用梁，又知梁为功利中人，遂以三次长参案（交通部其一）、五路参案胁之。一日，克定约梁往谈，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并加以恫吓。梁不敢持异议，惟言须向同人报告，再作确定之答复。回寓后当夜召集交通一派人员开会。谓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结果大家要头，一时传为笑谈。梁于次日回报克定，表示愿为尽力，并陈述进行之策，克定大喜过望。故参案中之交通次长叶恭绰复职，京绥路局长关冕钧免议，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京汉路局长关赓麟仅交付惩戒，一时注目之大参案遂以无事。于是，帝制派即以交通系为台柱矣。此时进步党初无表示，至筹安会宣言发表后，任公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汤济武亦辞职南下，迨蔡锷云南起事，果由进步党推翻帝制。帝制派操纵运用，有交通系而无进步党，交通系无群众为后援，不可谓非袁失败原因之一。

杨度素主君宪，曾为项城奔走，后因事有进谗于项城者，项城亦疏远之。然彼不甘寂寞，在京任参政。与其谓为接近项城，毋宁谓为接近克定。克定住汤山，杨时到彼处鼓吹帝制，克定亦利用之。但杨是言论家，又无党派为后援，而梁系实行家，手下有交通系之健将，自决定参加帝制活动后，立即积极进行，如在京以沈云霈出名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所有筹委会预定包办之请愿推戴种种，几全面移转于梁。梁亦参政，此时更扶其特殊势力在院内操纵，而参政院代行立法，遂供其利用。且梁曾任府秘书长有年，对于各省军民长官，常以私电往来，发生效力。故克定之倚重梁，远过于杨。

就幕僚方面言，项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于等只办公事，杨士琦则能办其私事，庆军机（奕劻）诸权贵，皆由杨勾通。杨虽未任职务，固坚决主张君主者，项城令其居住南海万字廊，始终运筹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为张一麟，沈兆祉、闵尔昌等。项城为总统，张信用加重，政事堂成立，张为机要局局长，其原有府秘书事，由夏寿田等分任之。夏按时到公，奉命惟谨，博得项城信任。项城有时命其与克定传话，彼即利用机会交欢克定，日益亲昵。夏并能揣摩杨士琦、段芝贵诸旧派之心理，深相结纳，帝制机密，无所不知，自是夏日亲而张日疏，个中事张异常隔膜，故有人询及帝制，彼答以绝无其事。府秘书后改内史，如沈兆祉等多不赞成帝制，军政执法处乃拘沈兆祉等以威吓其余诸人，余为说情，始获开释。

夏为江西巡抚夏时之子，项城在北洋，夏时执贽门下。宣统三年端方运动两湖，曾到彰德，夏与端之秘书同往。袁重夏之科名（榜眼），并以其为故人子，颇赏识之。后端督办川粤铁路，夏亦随之入川。民国元年项城曾询夏在何处，二年场度介其入府（杨、夏均湘人），以后辈礼谒余，固一绝好幕僚也。帝制揭晓，夏参预机要，其气焰已不可一世。夏为内史，而内史长阮忠枢及北洋幕中旧人均为之下。统率办事处唐在礼言：滇军进川，所有川西叙、泸一带，何地能攻、何地能守，夏摭拾往日陈迹，为之指画。项城亦常将彼之条陈，交由统率处电致前方，其所指陈，极为可笑。项城对统率处人言，夏娴韬略，即老军事家亦不能及，不解项城何以见信如此！筹安会初发动时，周学熙密呈有“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语，即指夏而言。帝制失败后，夏尚自认为参加最有力者。然较之今日趋附、后日推诿之流固自不同，是夏亦有过人处。

民国初年德皇威廉第二与梁敦彦谈及国体问题，谓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度。时克定正在德养病，三年偕梁回国，以此意陈袁（梁本主张君主，但意在旧君而不在袁），袁颇重视之。逾数月，中国驻英、日两国公使均来密电，大意谓英、日政府愿与中国联盟，惟英、日均君主，中国民主，联盟恐不能长期巩固，联盟后彼等愿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隐指君主）。袁令顾鳌送政治会议议长李经义阅，李不置可否，又送余阅。余揣想英使朱尔典在北洋时即为袁帮忙，当辛亥革命，朱尔典与美使嘉乐恒皆主张君宪，朱尤始终拥袁，此次或由英日同盟进而为中英、中日同盟，以达君主之目的，上项提议，当是英使主张。后来袁恐国际上发生波澜，遂搁置不提。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亦欲以君主饵袁，袁不允其要求，由外交部交涉，至五月二十五日双方始签字。不久（约八月初间），总统府顾问美国人古德诺自美来华，道经日本，曾向新闻记者发表对于中国之意见。古到中国谒袁，由参事林步随翻译，古即陈述其意见。有人言古系受中国政府指使，似不尽然。

其所著《共和与君主论》，倡言中国宜于君主立宪，指陈民主政体不及君主。彼即筹安会宣言所认为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是也。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亦撰论鼓吹帝制，吾国法律家几奉有贺为导师。而日政府方面，以严酷之条件要胁帝制，另一方面以秘密之方式接济民党，此是日本一贯作风。日人素畏袁，袁即使如何迁就，终难厌其欲望，故忽而赞成（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谈话，有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为同一之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世凯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等语，见日本某报），忽而反对（日本曾单独或联同英、法、俄、意各国，对于袁变更国体事一再警告）。袁虽挟英为后缓，而欧战未了，英无力顾及东方，终不可恃。帝制失败，就国际方面论，不可谓非日本之作崇也。

田淦按：以上徐世昌所云，事非一时，论非一次，均徐平时与余谈话中夹杂言之者。洪宪失败后，曾为综纪大略，送徐审阅。徐将其关于本身事删去甚多，又更改若干字，笑曰：可作洪宪小史读，但不可发表。此即其审阅稿也。


二、朱启钤谈德皇威廉与洪宪帝制

项城自一九一三年以后，深感国会政党政治之不可行于中国，浸寻而思求帝制。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威廉以一世之雄，求其与国于东亚，不能不属意项城，然其意绝不愿中国为共和国也。项城练兵小站，皆德国教官，段祺瑞等所受军事教育，即出于此。中国陆军多有就学日本者，其渊源仍在德国。故欧战将起，袁即不欲助英攻德，段祺瑞亦不主中立，尤不愿与德为敌也，段之参与欧战在袁死后，盖外交又有变化矣。梁敦彦尝为外交大臣，其诋诽共和亦与使德有关。袁克定自德归而言帝制，其亦有所受于威廉矣。德承认中国民国，包尔（？）为使，即小站练兵时教官也。铁路借款初无德国，继而德国加入，为五国（日、德、英、美、法）借款；其后盐务借款亦有德国。盖德国之与帝制，其相首尾如此。英日同盟，皆不愿东亚有共和国。日本惎袁不为所用，乃以二十一条相报耳。

国淦按：此段系朱口述，朱学洁笔记。


三、夏寿田谈袁世凯与段祺瑞、冯国璋

段祺瑞素性刚愎，有主见，平时对项城不事趋承。长陆军时，关于军官进退，恒以陆军总长名义行之，不请示；其所识拔者，多半为其学生部属，隐然成一势力，在北洋旧部与段比肩者，此时且将顺不遑。于是项城渐渐感觉段之专擅，而大公子尤忌之，以其怏怏非少主臣也。政事堂成立，总统府军事处改为陆军海军统率办事处，段祺瑞（陆军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陈宦（参谋次长，代总长）、萨镇冰、王士珍、蔡锷为办事员，唐在礼为总务厅长，张士钰为副厅长，姚宝来、蒋方震、陈仪、程璧光、张一爵、姚鸿法、覃师范、唐宝潮为参议，张厚琬、刘邦骥、龚光明为行走。表面上汇聚陆、海、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减削陆军部之权。至三年十月又有模范团之事。

组织模范团之动机，系本于蒋方震之条陈。蒋以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思另行编练，作为模范，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先练两师，中级军官用留学生，下级参用军官生及速成生。盖一变历来重用速成、屏除留学生之宗旨。克定与北洋旧军队素无深切关系，尤其对于宿将不能指挥，早有步武小站练兵、建立一新势力、以对抗旧势力之意。陈光远、陆锦等趋附克定门下，余（夏自称）亦参与之一人。在项城本人，一方面以北洋军队暮气太重，认为当编练新军，一如淮军继湘军、小站继淮军故事；另一方面又欲为其子培养新势力，故籍蒋之条陈，即成立一类似军官教导团之模范团。团长项城自兼，陈光远为团副（克定所保）。筹备员有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团址在西城旃檀寺，团本部设在北海。兵士由各师下级军官中抽派，以各师中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以训练十师军官为目的，分五期训练，每半年一期，每期可产生四旅新军军官。第二期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克定所保），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如此一步紧一步，皆以制段。故段不得不辞职，至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免职。

于此，有当与段联累及之者惟冯国璋。冯平易近人。是年帝制运动，六月二十二日冯往北京（梁启超自广东过南京同行）谒袁，谈及帝制问题，袁坚决否认。冯据以告梁，作为袁冯谈话，刊登亚西亚报。次日总统府亦有同样文字发表，录如左：

冯言：“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袁言：“华甫（冯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袁又言：“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言：“是阿，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

冯自与袁谈话后，即相信帝制不会发生。此次冯在京，袁优礼备至，姑举一二：某日，本人（夏自称）同袁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电问冯上将军早起否，将这碗牛奶酪送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早上正吃，便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同袁午餐，有大红烧猪膀，袁言：“这是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告冯上将军等等吃饭，总统就送菜来，佐以大馒首四个，说今日午饭，知道这菜是上将军爱吃，所以送来。又赠送周夫人（周砥字道知，冯国璋夫人）礼物甚多。冯觉得总统当作自家人，故体贴如此。

七月九日冯回南京，八月十四日筹安会发起，相距不到两个月。冯尚以为不确，密电询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张初亦不信，至此以“事出有因”复之。府中如段芝贵、张锁芳等，又纷纷派人到宁游说。冯乃恍然受袁之欺骗，自是对袁态度骤变，自予帝制以最大阻力。


四、黎元洪坚拒册封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其第一道命令，即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在册封之前夕，消息传出，黎电余往商。余毅然进言：“以副总统立场，万无接受王位之理。”饶汉祥言：“就名义上着想，自不能接受；就安全上着想，又不能不迁就。似不妨容忍一时，再行从长计议。”余言：“袁固枭雄，但在此时期决不敢危害副总统，以冒天下之不韪。如果有心危害，即令今日接受，将来仍难避免。副总统果能保存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频点头。饶言：“如君所言，直是牺牲副总统。我并非赞成王位，但不愿副总统牺牲个人耳。”彼此辩论甚久，其左右在座者亦先后发言。黎颇不怿于饶，大声言：“你们不要多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云云。

据黎之秘书刘锤秀纪事云：自筹安会产生后，一般趋炎附势者，虽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而项城及其党羽，均深知非利用黄陂不足以资号召。在项城自以其帝制确有把握后，屡次派员示意黄陂赞成，而黄陂则坚持反对，终不为动。民国四年底，项城登基在即，遂于颁布洪宪年号之前，明令黄陂为武义亲王，并令在京文武简任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黎邸致贺。是日晨七时许，百官涌赴东厂胡同，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安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拥护不堪，路为之塞。及八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请见。黄陂便装出，陆征祥致贺辞，略谓：“大总统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满清，功在国家，故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以酬庸，特率领在京文武首领，恭谨致贺，恳即日就封，以慰全国之望。”黄陂当答云：“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辞毕遂入。各员亦默然离去。下午，项城又派永增军衣庄成衣匠至黎邸，为黄陂量做亲王制服。黄陂坚拒不允，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辞呈内容与陆征祥等所述略同。越日，政事堂以公文送武义亲王府官制至黎邸，封面大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被收文者误剪，盖收文者仅阅及政事堂封面，未及见背面有“武义亲王”字样也。及呈阅时，黄陂震怒，谓：“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武义亲王之公文”，饬令退还。收文者大窘，多方设法换封，方得退回。自后，项城派驻黎邸之旗牌内卫等，无不深恨黄陂，终日大声痛詈，故使黄陂闻之，黄陂亦置若罔闻。前此，民元二年间，国人多谓项城野心极大，将来必帝制自为，劝黄陂加入反袁。黄陂谓：“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云云。故袁氏称帝时，黄陂誓死反对，亦为遵守元二年间之约言也。

据余所知，黎、袁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双方均有年礼馈遗。是年终袁送黎礼，用红贴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甚怒，拒绝不收。越日，袁改用“姻愚弟”字样，黎始受之。人每言黎泥菩萨、好好先生，而于大处绝不糊涂，其倔强如此。

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

作者：刘植荣，原刊于“光明网-光明观察”

　　我这几年一直在非洲，通过密切接触部长、省长、企业家、酋长、村民等各个层次的非洲人，勾勒出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我们可以以非洲人作为一面镜子，看看中国人在非洲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以调整自己的不恰当行为，从而取得非洲人民的认同。正如唐代魏征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葡萄牙人于1418年达到西非海岸，从此，阿非利加不再孤独，这个欧洲殖民者竞技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上演着屠杀、掠夺与奴隶交易的悲剧。到 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整个非洲大陆被欧洲殖民者瓜分完毕，黑人不得不放弃自己从树上下来时就讲的语言，开始讲起了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二战后，非洲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欧洲统治者恋恋不舍地败走非洲，过去跟随欧洲人过来的印巴人填补了白人撤走后留下的经济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个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座金矿的非洲大陆，已不再是黑非洲了，各种肤色的人在这里淘金，寻找财富，其中包括大约100万中国人。被白人统治一二百年的非洲黑人早已熟悉了白人的习性，但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迟到的经济探险者还很陌生，他们看待我们，就像我们看待他们一样，从神秘、好奇开始，经过猜测、观察、实证，最后形成了一种观念。

　　中国人吃苦耐劳，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一致的、积极的印象。中国人不管在非洲搞工程还是经商，他们几乎都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早7点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晚上还要加班。埃塞俄比亚NORTH WOLLO省WOLDIYA市的政府主席BALAY先生说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工作很努力，这是你们国家很快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们埃塞俄比亚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非洲人很佩服中国人的勤劳，有的甚至不可思议，认为中国人简直成了人肉机器。非洲虽然贫穷，可非洲黑人在劳动态度上与我们迥然不同。我们双周日实行还没多少年，可他们这里早就实行双周日了。加班，对中国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没有任何额外报酬。在这里，你让黑人晚下班十分钟他也向你要加班工资，不付就把你告上法庭。尽管加班工资比平常工资高出很多，黑人也不愿加班，他们要充分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休闲。他们对中国人这种苦行僧式的工作态度实在无法理解，不知道中国人的快乐在哪里，不知道中国人在享受什么。他们经常和我讨论这样的话题：工作难道就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么？如果人有追求快乐享受的权利，那只能认为这些闯非洲的中国人的快乐来自劳动，把劳动看作是一种享受。[作为还在生活的人，非洲人民不知道博大精深的贵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广大阉民所熟知的昼锦回乡的典故，不懂得“苦中苦”和“人上人”的辩证法，他们对这种被阉割的幸福感太陌生了。]

　　中国人清心寡欲，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另一个印象。在非洲这个性比较放纵的地区，多数国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见中国人在这里单身一呆就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不找女人，实在无法理解。在非洲，经常见白人身边依偎着身材绝好的黑姑娘，也经常见健壮的黑小子挽着欧美来的白姑娘，孤独的就是中国人。我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秘书Mesier曾问我，中国人出国前是不是都要打针。我问她打什么针，她说是打性的针。我以为是避孕针，便说不用打针，有安全套的。她说不是，是失去性的针，打了这种针后就没有性欲了，出国后就不想女人了。我听后很惊讶，她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对她说，没听说过有这种针。她反问我说，那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外不需要女人。我变法地解释道，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喝茶泄火，常喝茶，就没性欲了，就不想女人了。你看，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清心寡欲。

　　中国人制造的商品廉价，这是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三个印象。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最多的就是服装、小家电、五金和摩托车。一个中国同胞在那里为公司采购物资时，问当地的店主有没有便宜的，店主张口就来：“有呀，中国制造的就便宜。”在非洲，“中国制造”是廉价、劣质商品的代名词。一次，埃塞俄比亚交通部的Saife Berhane先生对我说：“我知道，你们中国有好产品的，可为什么出口非洲的中国产品质量这么差？我现在绝对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

　　2009年1月31日，喀麦隆西北大区Bali的DOHGANYONGA III酋长同样问我这个问题：“喀麦隆市场上充斥着中国商品，可这些商品质量很差。”2009年5月18日，我在喀麦隆西北大区首府BAMENDA的 DREAM LAND饭店吃饭，饭后和服务员Brenda聊天。她今年28岁，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她下班换上漂亮的裙子时，我问她这衣服是不是中国制造。她说：“你们中国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穿，看上去很漂亮，穿两天就坏了。我现在不买‘中国制造’了，我穿的裙子是尼日利亚制造的。”

　　作为中国人，我当然要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我对他们解释说，我脚上穿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李宁牌旅游鞋，从2006年穿到现在还没坏；我身上穿的也是在中国买的中国制造的衣服，质量蛮好的。中国人绝对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因为非洲市场的购买力有限，所以，我们就生产一些低成本的产品销往非洲，为了降低成本，质量当然就下降了，但我们也有高质量的产品销往欧美。解释归解释，在非洲，中国商品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喀麦隆西北大区住在临时租的房子里，厨房的水龙头坏了，便到省城买了一个，当然是“中国制造”，可没出两个星期就坏了，不得不又买了一个“中国制造”，因为在这里买不到别国制造的，换上后，还是用不住，就这样，在五个月里换了4个中国制造的水龙头。

　　2009年5月12日，我与喀麦隆政府官员SAMBA先生坐在车子里穿过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我指着街道两边的商店自豪地对他说：“你看，商店里有80%的商品是中国制造。”他接着说：“怎么不见有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在非洲跑？”在非洲，许多中国企业不用国产汽车，支持民族企业，偏买小日本的丰田、三菱车，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国产汽车质量不过关。一家在非洲的建筑企业买了两辆国产皮卡，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只能开动一辆了，另一辆停在院子里做配件用，几个月后两辆车就成了一堆废铁堆在那里，最后还是买了两辆日本丰田。

　　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四个印象。可能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了，人们习惯了家长式的管理，缺乏法律意识。在中国，企业不和员工签订合同，不上任何保险，随意解雇员工，这是家常便饭，已习以为常。在非洲，一些中国企业老板无视当地的法律，经常与当地雇员发生冲突，官司缠身，如雇工不签合同，不交纳各种保险，工资标准低于所在国规定的最低保障工资，节假日强迫员工上班，加班不付加班费，随意解雇劳工等。在中国，企业老板财大气粗，可以用钱摆平一切。在非洲，这就不灵了，老百姓都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非洲的一家中国建筑企业，一天法院突然送来了150张传票。原来，这家企业没按照法律程序解雇员工，被解雇的员工纷纷到法院把这家企业告上了法庭。非洲虽然落后，但他们仍沿袭着殖民者带来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那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如在喀麦隆，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原来是英国殖民地，这里就采用英国的法律系统；其他八个大区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在那里就采用法国的法律系统。可能是殖民者多年来对他们教化的结果，非洲人办事一定要找出法律根据。中国人开农场办企业要租用土地，土地许可证上引用的法律法规就有20来项；你要购买政府管制商品，许可证上第一页就列满了法律依据。所以，中国人来非洲，第一件事就是要熟悉这里的法律，这样才能避免经营过程中因违犯法律造成的被动与损失。

　　中国人不注意形象，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五个印象。非洲人被白人强迫穿上衣服后，他们竟保持了白人的传统，公务活动一定是西装革履。别看非洲原始，条件落后，可一些居住在城里的非洲人还是很讲究的，他们的卫生间里一定要有洗阴的器具，就是许多中国人把它当作小便池的东西。非洲原始，但并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愚昧，他们也有现代文明意识，对一些恶习、陋习也是恨之入骨的。2006年9月21日，我从北京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ET605航班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行了6个小时左右，埃航的空姐找我，说有中国人在卫生间吸烟，让我用汉语广播，告诉中国乘客禁止在卫生间吸烟。广播完毕，我还是极力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我对埃航的乘务员说，因为许多中国乘客不懂英语、法语，可飞机上的各种标记都是法语和英语书写的，中国人看不懂。在印度德里加油后起飞不久，又发现有人在卫生间吸烟。无奈，机乘人员不得不用汉语打印出警告，贴在每个卫生间的门上：对某些中国人在卫生间吸烟的行为已经广播警告，如再发现吸烟，将在飞机到达目的后交警察处置。2002年，一中国人从埃塞俄比亚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他不听飞机上的警告，坚持抽烟，结果被罚款并在泰国曼谷机场扣留了一个星期。前几天，我在喀麦隆听一个从埃塞俄比亚来喀麦隆的中国同胞讲，和他同机的有几个中国同胞。开始，他还和临座的黑人聊天，黑人对中国人颇有好感。但飞行途中，一位同胞竟毫无顾忌地向地板上吐了口痰，然后用脚在上面碾压，让同机的老黑看了目瞪口呆，再也不愿搭理中国人了。在非洲，经常见中国人在车子里把鞋子脱掉，光脚凉在前挡风玻璃上，看上去很不雅观。在喀麦隆，我去过TOTAL CAMEROUN、MTN CAMEROUN等外国人在喀麦隆投资的企业，从他们的办公环境到员工面貌，一看就是有实力的现代企业。进入办公楼大门，要用身份证换他们内部的电子证件，然后进每个门都用这个内部证件刷卡，来访的客人进入了哪个门，公司的电脑系统都有记录。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一般都是艰苦奋斗，办公场所简陋，尤其是一些建筑企业、百货商店，这些企业门面不注意装修，员工不注意形象，给非洲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好像我们中国人都很邋遢。一次，因工作关系我带埃塞俄比亚公路局的Abera Tilahun先生到一中国企业居住，晚上他在淋浴室洗澡，发现人们都裸体站在一排喷头下，之间没任何隔挡，他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怎么都有露阴嗜？”

　　中国人扰乱市场，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六个印象。《中国非洲》(Chinafrique)一书的作者塞尔日·米歇尔认为，中国企业逐步把欧洲企业挤出非洲市场，这是中国人超低价格投标造成的。塞内加尔有个污水处理项目招标，中国人的报价还不到法国人的三分之一，气得法国人拽自己的头发。一些企业低价中标后，为少亏、不亏或赢利，便降低施工标准，违反合同规范，偷工减料现象严重，产品或工程质量无法保证。企业的生命力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产品的质量取决于人的质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安于现状，忽视人和产品的质量，那企业必定是短命的。现在，非洲人也对中国企业操纵价格的行为颇为恐惧和愤怒，因为这抢了他们的饭碗，要么把他们挤出了市场，要么让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市场。2007年我在埃塞俄比亚时，政府曾发布了一个通令，说大批中国人在埃塞俄比亚黑市用比尔兑换美元，造成埃塞俄比亚外汇紧缺，美元汇率上升。不但是外汇，就是木雕等旅游纪念品的价格，也被中国人炒了起来。好多非洲人说，你们中国人是祸水，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市场搅乱。[单纯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会导致两种效果：要么是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要么是劣胜优汰的恶性竞争。两者的变量在于有否关于“自由”的信仰。贵国从来属于后者，但凡形成市场的行业，必然是劣胜优汰以至于烂到极点。历史上如版刻印书业，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国人不团结，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七个印象。在非洲，一个单位的中国人到外旅游遇到另一单位的中国人，他们很少打招呼寒暄，虽然远离祖国几万里，他们见面后如同见了外国人一样，没有任何亲切感。在非洲同一个城市开店的中国人，因为竞争关系大伤和气，有的发展到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非洲某国的一个省会市有两家中国商店，其中的一家商店就放出风来，非要把另一家商店灭掉。在这里，帮派势力也很严重，来自中国各地区的人都形成自己的势力团伙，互相倾轧攻击，互相拆台。中国人做生意都有点猫腻，不是当地的黑人，往往是中国人之间互相向当局举报，可见手段之恶毒。

　　中国人没信仰，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八个印象。在非洲，到政府部门办事或到法院参加诉讼，都要填写一系列的表格，其中有一项就是宗教信仰。这让我很为难，我填写什么宗教信仰呢？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信仰呀，开始我空着。他们问我，怎么不填写，我说无信仰。他们疑惑不解，人怎么会没有信仰呢。后来，非洲人总和我说起宗教信仰一事。问中国人去教堂么，都信仰什么宗教。2009年复活节，喀麦隆BUEA大学四年级会计专业学生Zita发手机短信问我相信耶稣复活么。中国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可信教者在中国毕竟是少数，来非洲的中国人大多没宗教信仰的。非洲人见中国人星期天也不休息，从来不去教堂，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甚是不解。他们说，工作赚钱是人生的过程，但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一种精神追求，人生的归宿是与上帝在一起。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九个印象。中国人的食谱很广泛，几乎吃除了人之外的所有动物。和非洲人交流时间长了，他们总会问你：“ 听说你们中国人吃狗、吃猴子？”之类的话。在非洲某国，一家中国建筑公司偷吃了一只狗，当地黑工知道后集体罢工，表示抗议。还有一家建筑公司，刚来的时候附近水库里好多野鸭子，这家公司就把这个水库当作养鸭场，天天来抓鸭子吃，没几个月，鸭子就被吃光了，水面上漂满了野鸭毛。中国人在非洲，尤其是那些中方员工较多建筑单位，所到之处都搞“三光”政策，猪光、鸡光、野味光。一次，西北大区的工业局Beckley局长对我说：“当年你们中国人在这里修公路，把这里的猪都吃光了。你们中国人要来这里，须提前一年通知我们，我们好号召村民们为你们养猪。”来非洲的中国人，一定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如在埃塞俄比亚，驴和狗是绝对不能吃的。

　　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早已名扬天下，但我们仍有自身的缺点。你在人家门口做事，当然要考虑人家的感受。要想在非洲取得长远利益，每个到非洲的中国人都要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给非洲人民留下良好印象，让非洲人民欢迎我们。要想让中国民族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危机意识，不要盲目乐观、夜郎自大，要辨证地剖析自己，既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短处，要扬长补短，这样我们民族才能强大起来。如果连过去曾被人买卖的黑人都瞧不起我们，那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真是无地自容了。[这句话说出了种族主义的贵国的真心话。]

贵国肝儿颤久矣，环球时报赤胆忠心盗药大补。

美报：美国司法也应向中国学习

北京5月22日电／环球时报援引美国《赫芬顿邮报》5月20日文章，原题：美国神话和中国现实，内容如下：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讲，“法治”这个简单的词汇意味着许多形象和既定概念。您以为掩人耳目的司法能够保持公正性吗？瞧瞧美国的司法神话吧。就像它所显现出来的那样，我们全都被欺骗了——美国司法是一个流传很广的神话，甚至中国共产党都承认很难实现。为什么这样愤世嫉俗？想想布希政府在解释使用严刑逼供时所表现出的傲慢吧。当对付全球反恐战争的“敌方战士”时，华盛顿迅速将我们对国际条约的庄重承诺置于脑后，并为实施酷刑审问创造条件。

　　然而，这无法阻止华盛顿的某些人道貌岸然地谴责中国，抱怨他们没有全面复制我们的神话。我首先承认中国法制远未完美无瑕，但中国政府开诚布公地承认缺陷，并正积极地寻求解决此类问题。过去30年，中国已经颁布250项新法律，并且从白手起家后，一直在构建系统性的国家法典。人们可以就这是否是进步辩论，但曾经身为政府公务员的律师如今已经开办1.2万家俬人律师事务所。

　　中国共产党也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保护选民免受政府侵害。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允许公民起诉政府——1990年有1.3万人将政府告上法庭，如今中国每年都会受理15万件以上的此类诉讼案件。与此类似的是，200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府官员设定严格的行为规范。中国共产党懂得必须解决腐败问题，并且已经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对大多数严重违法者处以极刑。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总理已经告诉美国学者，中国司法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保证司法的“尊严、公正和独立”。换句话说，他所追求的是让人民享受法治而非受制于法律。看来我们将要在美国使用这种诚实的猛药。我们需要停止对美国神话顶礼膜拜并开始向中国的现实学习。

找到个旧帖：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作者：五道口商场

一：已经娶妻生女的太监魏忠贤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败堵而高堂大院了，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犹如现在的养牛专业村、养兔专业村一样，成为一方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说这很残酷，其实未必。德国的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因此，把一个原本注定要贫困一生的孩子送进宫中，以此换来一家人的温饱甚至发达，对这一家人甚至对这个孩子来说不啻于一桩合算的生意。

　　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

　　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这从魏忠贤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可以看出来。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不过，魏家也不是赤贫，起码还有几亩薄田，否则魏忠贤也不会在十七岁那年娶上媳妇，更不会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一起酗酒赌博。

　　从现在的资料推断，魏忠贤显然是个外向型多血质的人。他从小应该是个调皮捣蛋上房爬树的主儿。这种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干，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农民。从少年开始，他就整天跟在村里的几个混混屁股后面，由于他本性憨直，待人热诚，讲哥们义气，所以虽然家境贫寒，但在这群人里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基于他的家境以及个人名声，他的老婆只能是一个在农村随处可见的相貌平庸的村妇。家庭生活对他显然没有太多吸引力，对对付付干完农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偷鸡打狗，纵酒赌博。

　　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在一次输光了裤子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氏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寥寥数十字的记载显然把事情简单化了。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和长期以来某种模模糊糊的心理准备。支撑这一时冲动的，除了他那多血质的性格之外，必然还有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是呀，作为一个欲望强烈，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挣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上天在他心底种下了那样多的欲望种子，却又注定要让这些种子活活旱死。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藉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而这种做法又给他带来整个家族和村里的冷眼和厌弃，村里人甚至以他为反面典型，教育孩子长大后千万不要和他一样。虽然他表面上满不在乎，可是内心不能不为自己生活的失败与无望而产生深深的自我厌弃感。他表面上放荡不羁，实际上对自己失望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也许这句憋出来的话倒给他指出一条道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何如进宫当太监！就把这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如果赢了，衣食不愁不说，熬上几年，混出个模样，回到肃宁，说不定县太爷也会亲自接见呢！

　　在那个夜里，躺在丑妻身边的魏四也许越想浑身越热血沸腾。或许他会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兴奋得发抖。他想像着自己，这个在村子里人人瞧不起的人跟在皇帝身边—皇帝，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想像自己鲜衣怒马，驰骋在肃宁县城，以前的哥们见了他，纷纷在马头前下跪。想像自己这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换成了青砖瓦舍的三进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飞扬。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据说，当了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个地方胡乱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后事没踪没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摆着的。做了太监，就成了一个废物，就不再是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而是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耻辱和最大丧失了。

　　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白受罪。

　　魏四的犹豫、彷徨、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是可以想像的。这是欲望和欲望的交战，损失与损失的衡量。实际上，两边都是悬崖，两边都是火坑，两边都是地狱。是阉割掉基本能力，还是阉割掉一生仅有的一点希望？

　　无论魏忠贤最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被钉在历史的展台上，这一夜的他，只是一个被命运追逐着的猎物，在经受着精神上的剐刑。


二：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然而，决定好作，实施这个决定却依然困难重重。

　　摆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费用，合起来最低也要二十多两银子，这笔钱对他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其次，当时的净身手术师虽然有一定经验，但一无麻醉，二无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别是成年人的净身手术，死亡率更高。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有明一代，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无路可走者的求职需要。明朝中叶，一次宫中大规模招收太监，初定名额是一千五百人，结果有两万多人蜂涌来报名，不少人面试前都做了净身手术。面对如此汹涌的求职潮，政府只好一再扩大名额，从一千五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再从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后，还是不免有一万多人落选。社会上对这些落选者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无名白”，也就是净过了身却没门子进宫的人。

　　每一次饥荒过后，京城里就会增加许多“无名白”，到魏忠贤的时代，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仍然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应该就是一万部情节相似的悲剧，映照了“君正臣良，天纲地维”的大明社会的真实一面。

　　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然而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看着这些女声女气的汉子赖在自己马前，死乞活要，谁都恶心，只好捏着鼻子给两个钱打发了事。因此，乞丐倒成了大部分人的专业。再剩下的人，只好去当小偷或者加入黑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样险恶的前途，魏四的决定实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成功率不大于百分之五十。然而，他的血液里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卤劲。他说动家里，同意他去作此生死一赌，家里居然被他说服了。毕竟，这次赌博成本不大，成功了，一家从此脱离苦海，上升到中产阶级乃至更高的阶层；失败了，就算大赵庄少了一个浪荡子。连他分家出去另过的哥哥也卖了家里的一条驴，来资助他这次悲壮的冒险。

　　借助太监村的优势，他很快打听到了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二十几两银子，进京找一家私人净身师，净了身。当他躺上了那扇专门用来净身的门板，被人用麻绳紧紧缚住手脚时，他心里也许会掠过一丝悲凉，甚至会泛起一丝悔意，更多的，应该是对周围一切事物蓦然而起的莫名的愤恨和悲怨，虽然他是自愿躺到这里的。这种怨恨，在手术师举起屠刀的一刻化为了浓黑的液体，从那时起永远积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势，下面插了一根大麦杆，魏四叉着腿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为了减少小便，净身师成天给他喝臭大麻水，让他拉稀，就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里，整个屋子恶臭难闻。魏四的运气不错，伤口没有感染，顺利度过了危险期。可是家人带来的消息让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经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村边的土地庙，然而用这点钱作见面礼，吴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已经成了全家的投资，不能眼看着半途而废，让他当“无名白”。哥哥魏钊早已分家单过，狠了狠心，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让侄子把钱送了来。

　　这回吴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进宫，却绝口不提。魏四的伤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们聚集的龙华寺里安身，一等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做恶梦。秋去冬来，他连一身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整天窝在龙华寺偏房里，不敢出去。原来那些梦想不再想了，他现在满心都是后悔。原来虽然吃不饱饭，毕竟还算个正经人家呀，可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条决心：如果进不了宫，宁可自杀，也不去当乞丐。

　　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挑选。前三所需要一个倒净桶的人。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二十二岁算是最大的，长得魁梧，身手又灵便，成了那一拨二十多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

　　消息传来，全家人烧香念佛。这一天，成了魏忠贤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动，不次于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的高中进士，虽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马桶的职业。谁又能想到，这个日子后来被人郑重记入历史，作为一桩巨大不祥的开始。


三：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

　　像所有眉飞色舞、吐沫星子乱溅的夸大其辞一样，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的，当了太监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夏装各一套，铺盖六年一套，日子过得比在大赵庄时自然是强多了。然而也仅此而已。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的大太监，最高领袖是宫中司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不过总共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位高权重，地位比高级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于中层的有数千人，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主体，也就是数万名像魏四这样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的太监这一层，所得的好处就仅剩下衣食两项了。甚至有的家里负担重的，为了多赚点钱，还在宫里给宫女当佣人，洗衣烧饭无所不为，被人称为“旋匠”。

　　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来是一个儒士，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他好像与文字天然不亲近，进宫多年，在文化太监中熏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他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却独独与“心机”两字沾不上光。在与太监们喝酒赌博的日子里，他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当认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与别人的差距后，他就没有什么痴心妄想了。实际上，以他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他进宫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能力帮助家里摆脱赤贫，侄女、外甥女还是相继被卖到京城做了大户人家的奴婢。由于能力平庸不思进取，在宫中混了十几年之后，他才脱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二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因为一年那点“外落”而过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如果能以此终老一生，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即使做梦，他也不会想到有人会把整个帝国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上。


四：“魏傻子”被捉弄了一把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它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戏：偶然。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不仅仅因为李进忠是“傻子”，更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

　　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从五岁起，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就不断呼吁皇帝按惯例册封这位长子为太子，万历直拖了十五年才补办了册封手续。而且册封之后，也一直心神不定，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太子早就被从储位上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不定，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修成正果。当时一些侍候太子长子的太监经常抱怨前途无望：“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在那些精明之徒对才人与皇子不那么待见的时候，他却自始至终，谨谨慎慎，恭恭敬敬，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魏进忠的另一个特点是性格讨人喜欢。他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这一点，在以阴毒猜狠著称的太监群里非常少见，因此也非常受人欢迎。虽然被目为“傻子”，可是人见人爱。另外他身体灵活，是个运动型的人，“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在动手方面，可谓心灵手巧。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也经常能逗人开心。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他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异乎寻常的有感情。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受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层文化氛围中成长，听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但事实确实如此。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都机灵乖巧，有眼色，会来事，对小皇孙百依百顺，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在和小皇孙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把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惟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因此，他对客氏的感情，与亲生母亲没有任何分别。都十六岁了，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形影不能分离。登基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自此之后，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时间，他对木匠活的热爱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如果生在民间，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贵胄，因此，这一切在记载进史书之时，不可避免地是他行为离奇的佐证。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现而已。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小皇孙要什么玩具，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小皇孙一高兴了，就喜欢拿这个老仆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当夕阳从紫禁城头落下之后，魏进忠经常会坐在小皇孙身边，絮絮地给他讲些宫外的市井奇闻或者乡下的古老传说。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一天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心里就空落落的，在他心里，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个孩子当了皇帝的天启五年五月，魏进忠对他的这种近乎亲缘的感情仍然没有丝毫衰减。那一天，皇帝在西苑荡舟取乐，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监一时心急，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竟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救皇帝，结果几乎搭进了性命。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是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


五：意想不到的转折

　　万历四十八年，魏进忠五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是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进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倍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不少。

　　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昏头转向。魏进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得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砸到他头上。

　　在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对儿”的习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皇帝奶妈客氏的“对儿”原本是魏朝，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乾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从此事务繁多，在宫中的时候越来越少。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魏进忠的豪爽耿直，开朗活泼对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

　　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看来，这个重感情的“憨而壮”的老太监身上确实有某种不可阻挡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让当时这个宫中最尊贵的女人心动不已。

　　不论如何，成为客氏的“对儿“成了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

　　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却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平时除了几个宫女和太监，几乎没有接触到其他人，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坐在那儿活像一个木偶。别人说什么，他根本听不明白，也不想听明白。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历史把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站到了帝国最高处的前魏四，李进忠，现魏进忠，是如何开始他的表演的。


六：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举动。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国家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完吾”。

　　这一动作说明魏进忠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傻子”，这个人，很知道些抑扬进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贤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更强烈的欲望和自尊。从小，他就是个活泼伶俐的孩子，作为家中的“老小”，倍受父母宠爱。长大之后，他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更高的期待。正是强烈的改变生命状态的欲望驱使他毅然自宫，这个举动说明了他完全具备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然而，入宫之后的无情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运在他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笑脸：生而贫穷，长大之后因赌博恶习而不为社会所接纳，在命运的逼迫下放弃男人的自尊成为太监，而成为太监之后依然混得没有名堂，在太监们的钻营倾轧中屡屡挨踩，升迁得异常之慢。因此，被人目为没能耐没出息的“傻子”。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他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他笑嘻嘻地听着别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气，人家怎么逗他也不生气，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来换取别人的保护。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没有了自尊。他活得像一个爬虫，他乐于当一个爬虫，当爬虫多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可以任由别人践踏—既然自己没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力，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蠢蠢欲动，给魏进忠带来痛苦。睡在太监班房里，魏进忠经常做这样的梦：自己在刷一个巨大的马桶，马桶里有一只小小的蛆虫，他怎么也刷不到。他对这只蛆虫异常地厌恶，异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到这个恶心的东西。越刷不到他越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过来。虽然不会心理分析，可是他也能隐隐感觉到，其实那只蛆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其实是厌恶不已的。想到这里，两颗混浊的泪会不知不觉在夜半三更爬上魏进忠的眼角。实际上，自尊和欲望一直在憨直的外表下顽强地发挥着能量，虽然缺少机心，但他并不是没有机心：他对皇子和才人的鞠躬尽瘁，难道是出于纯粹忠诚吗？他之接近客氏，仅仅是阴差阳错吗？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扬眉吐气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一天。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权力的滋味胜过了所有的琼浆。这才直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杀荣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个高员一生的努力化为乌有，也可以使另一个人瞬间飞黄腾达。全帝国所有最聪明、最能干、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自己一跺脚，四夷八荒都要颤动。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他一时有点头昏目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品尝超强的快感。现在，他对命运的抱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感激。俯视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清河晏，让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觉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挥，就会把温暖洒向四面八方。这才是他，真正的魏忠贤！


七：缺乏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魏忠贤

　　可惜，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伙食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也不会接过这炙手可热的担子。虽然胸怀大志，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

　　天启六年初，兵部请求提升镇虏关提调董节为游击将军。魏忠贤听了奏折，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从提调到游击将军中间还有个都司佥事的级别，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级别直接超升？里头一定有问题，说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为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责问。兵部立刻作出了解释：因都司佥事一级实缺较少，提调一般都直升游击将军，这是几十年来的惯例，有据可查。但魏忠贤既已认为是大案，哪能随便放过，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迁的官员削籍为民。兵部尚书再次说明情况，魏忠贤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熟悉政务，反而命令兵部以后再不得越级超升，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有一次，礼部官员李恒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当上了山西巡抚，说他“整兵山东”，无疑是错误了。魏忠贤抓住这个把柄，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恒茂立刻认错，再颂扬魏忠贤一番，肯定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书辩解，说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未赴任，说他“整兵山东”符合惯例。这番不识趣的辩白让魏忠贤恼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一个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想了一个绝招：明朝资深大臣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于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在这幕喜剧中，魏氏表现出了小农式的狡黠，然而，这区区几百匹马于事无补，徒然让人笑话而已。


八：当官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侯得浑身舒泰。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人来疯似的努力向世人夸耀。

　　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以显示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家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一百年前“立的皇帝”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虽然累，但是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政治词汇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


九：“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有七情六欲。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发现皇帝令人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材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二十九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五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今圣上天启帝了。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怒笑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以来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委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儿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了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数计。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他们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对皇帝也毫无怨言。杨涟被打得肌肉腐烂，筋骨暴露，自知必死，给皇帝上书说：“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分。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代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天启三年，周建宗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十：魏忠贤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决难舍弃。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代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倍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分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造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当上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笼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代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说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经的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国家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的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十一：他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小农社会中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说实在的，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朝臣面前，他没法不自卑，没法不小心。东林党攻击之初，他确实惶恐不已，以为末日到了。然而此时，自卑、恐慌一扫而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现在，有那么多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建宗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建宗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魏忠贤的亲信爪牙在拷打周建宗时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毫不防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作“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疏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中书舍人朱慎坎，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天启五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的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堂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国家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进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代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天启五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很快到达了最高爵位。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之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以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地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的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辞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作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十二：魏忠贤的拯救计划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代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魏忠贤出任提督东厂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时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天启六年，一位苏州官员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里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还说自己“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过什么岳庙关庙。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如此荒唐的闹剧，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上的进一步劣化。这场闹剧，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水土流失。


十三：魏忠贤成了吊死鬼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背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十四

　　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侯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魏氏后人戴上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又全部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如果魏忠贤九泉之下有知，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那场赌博吗？

痒痒肉挺多的

前些天听说一个笑话。
京剧院演五十年代歌颂农民起义的新编戏《秦琼观阵》，最后一句秦琼本该唱“大家一起反王朝”，现在改了，改成“大家一起反隋朝”……
还得说京剧界人士体贴贵国（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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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用“花甲”形容国庆60年引发争议被叫停

中评社

        前接收读者来信指，在黄鹤楼下一个很醒目、很招人眼球的地方，看到一副对联。其中“国庆花甲”四个字，让人感觉特别不爽。这几个字读起来拗口不说，用“花甲”二字对祖国六十华诞表示礼赞，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记者前日来到黄鹤楼门口。看见“国庆花甲”、“笔会南楼”这幅对联就贴在大门口左右两侧，白纸黑字很是醒目。记者随机询问路过市民的意见，除表示没有注意到以外，多数人均认为看见“花甲”，就感觉到是与老人有关。

　　就此，记者采访黄鹤楼公园管理处。相关人员表示，这是为庆祝黄鹤楼南楼画社成立而请武汉市某位著名诗词人士写的对联。记者联系该诗词人士，他表示，“花甲”一词就是“60年”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指人的年龄。如果有市民觉得感觉上很怪，可能是因为此词本身有歧义。可以考虑更改。“国庆花甲”中，花甲一词是否用词妥当？记者采访了武汉多位文化专家，均表示如此用词不雅也不妥。花甲多是形容人已老了，用形容人的词来形容国家不太妥当，其实可以用更好更大气的词汇。

　　湖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处的“花甲”用词不妥，将通知黄鹤楼管理处予以变更。

永恒的女猩

吴澧　更新于2009年05月22日


　　伊拉克战争三周年之际，美国《外交》双月刊——或许是史无前例地——登了一篇动物学文章，题目叫作《和谐社会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Peace）。文章作者、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罗伯特·Ｍ·沙波尔斯基总结了灵长类社会的争斗与和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启发。沙教授的标题，让人想起马克思读完《物种起源》后在信中写给恩格斯的话：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读完全文，想起的却是哥德《浮士德》的著名结语，“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但哥德所谓的“永恒”，是望向未来的；如果将过去，特别是将几千年文明史之前的几百万年自然史包括进去，按沙教授文章里的观点，更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永恒的女猩，引导我们向前”。

　　今年２月１２日是查尔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１１月２４日，又是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一百五十周年。达尔文谈的是生物进化理论，但进化论的影响远远超出自然科学。比如，要问人类行为如何演化，有了进化论，我们就知道去哪里找答案了。

　　我们去找人类的亲戚物种猩猩们和猴子们。人类大约在五百万年前与黑猩猩在进化路上依依分手，至今共享着几乎相同的基因。几年前，《科学》杂志登过人猩基因ＤＮＡ序列比较，９９．８％相同。学界常用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猩分手之后，黑猩猩的社会行为几乎无变化，因此可以当作人类准远祖来研究。支持该假设的一个证据是直到一百万年之前，人类（这个“人类”的含义是很宽松的）化石还是很像黑猩猩的；另一个证据是西非和东非的黑猩猩社会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已经彼此隔绝了一百五十万年。

　　对灵长类社会的观察，特别是其中男性的表现，令学者们很沮丧。男性们太暴烈，太富攻击性，而且整天为等级地位而你争我斗。就说黑猩猩吧，一个社区大约 有百来口猩，社区内实行严格的男猩等级制度，每个男猩都知道谁是自己的上级，谁是自己的下级。最高处则是猩王。每个男猩都企图爬上更高的等级，社区处在持续的男猩政治斗争之中。难怪一位革命领袖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群猩猩推翻另一群猩猩的暴烈的行动。”

　　如果下级对上级不敬，上级走过身边时，不是象习惯要求的那样低头俯首、发出致意的柔声，而是眼看另一边，上级就会非常愤怒，捶胸吼叫。两猩的对抗，会迅速波及整个社区内男猩间的复杂同盟／敌对关系，引起等级身分的再分配，甚至导致猩王宝座的转手。原来，那位革命领袖说的还不是比喻。那种暴烈的革命，在砸碎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建立的真是一个红彤彤的猩社会。离开政治中心十万八千里的偏远山区里一个普通农民，藐视镇委书纪的征地令而进京上访，可以被抓起来，戴上“颠覆镇府”的大罪名。似乎这位农民的眼光，令某些大人物很不舒服。

　　为什么男猩们如此死命维护等级地位？为了玩弄女猩。

　　ＤＮＡ亲子鉴定发现，社区三分之一的小猩是猩王的种，还有三分之一是顶级男猩的，其余男猩的传种机会少得可怜。这就从遗传上解释了，为什么每个男猩都在努力往上爬。目前这种贪官们逼得邓玉娇杀人自卫、逼得高莺莺跳楼身亡的疯玩女人的趋势继续下去，估计再过几年，ＤＮＡ亲子鉴定就会发现，东国三分之一的新生儿，都是东共各级革命干部的接班人。

　　沙波尔斯基教授梳理了灵长类社会的案例和学者们的实验，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悲观的：暴烈的猩社会，看不出有走向和谐的可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十年来，沙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反例。在肯尼亚Masai Mara有两个热带草原狒狒（savanna baboon）族群，比邻而居（题头图：沙波尔斯基教授拍摄的女狒像）。沙教授称一个为“森林”族群，另一个为“垃圾堆”族群。“垃圾堆”族群生活在一家旅馆附近，挑拣旅馆丢弃的食品为生。男狒也是富有攻击性的，“森林”族群里最有攻击性的也是最不合群的一批男狒，每天进入”垃圾堆“族群的领地，跟后者抢食物。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期间，“垃圾堆”族群被垃圾感染了肺结核，全体死亡。“森林”族群里那些专来抢食物的男狒也跟着染病死了。于是“森林”族群只剩下女狒和比较老实的男狒。然后，沙教授发现狒狒们的行为有了明显变化。

　　男猩等级仍然存在，但变得宽松温和。上级很少攻击下级，有时还会让让下级。上级心情不好时找个无辜出气包痛打一顿的暴烈行动，几乎消失。和善行为大量增加。不但男狒和女狒互相梳毛搔痒；甚至在男狒与男狒之间，也观察到了梳毛搔痒——用沙教授的话来讲，这希罕得就像狒狒生出了翅膀。

　　为避免近亲繁殖，狒狒是女的留守族群，男的长大后出走，加入其他族群。沙教授后来离开了一阵。１９９３年他重返肯尼亚时，“森林”族群里的男狒，已经全部换过。经历了八十年代那场变故的男狒，均已去世；现在的男狒，全是从其他族群入赘的。按理说，这些男狒，从小受的都是暴烈教育，其中也必有性子暴烈的，但是，“森林”族群居然保持了宽松温和的“文化”！而且，沙教授说，到他写文章时，二十年了，依然保持。

　　年青男狒的入赘，通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早已入赘、站稳门户的男狒要揍他；女狒则排斥他，不理他。但在“森林”族群里，他受到的接待远为和善。按沙教授统计，新男狒获得第一次性机会的平均等待时间是６３天，但在“森林”族群里只有１８天。由此，沙教授对“森林”族群的文化改变有了一个解释。

　　沙教授猜测，那些暴烈的上级男狒染病死亡后，女狒不再那么紧张害怕，她们的心情放松了。于是，对新入赘的年青男狒，她们也显得轻松友善，更愿意尝试交往。而新来的男狒，虽然原本脾气恶劣，受到如此好心的接待，他们渐渐也放松了。他们最终吸收了“森林”族群的文化，变得比较和善，不再那么富有攻击性。

　　《外交》双月刊是本一本正经的杂志，沙教授也讲得比较正经。换成网上调侃的话，就是邓贵大那样的暴烈革命干部，要用钱抽打女孩子、要把女孩子推倒在沙发上试图做这做那的家伙，突然被上帝召去了。于是邓玉娇们和高莺莺们变得比较放松，不再那么抑郁，对爱国青年也显得比较和善。爱国青年的荷尔蒙有了正常出路，他们也渐渐变得比较正常了，不再为律师签名要求释放邓玉娇而大叫“你们背后有西方反华黑手！”顺口溜曰：

        暴烈干部死翘翘，爱国青年被改造。
        革命社会得和谐，全靠女猩好引导。

　　从这个狒狒“森林”族群的例子，和其他一些研究，沙教授相信，我们人类并不是无可救药地必然陷于暴烈行动的。但愿如此，阿弥陀佛。

供解放后参考

独裁者竞选手册

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09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作者以独裁者的口吻分析了一下自己该如何赢得民主选举，文字轻松幽默，内容意味深长。

原文：The Dictator’s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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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公开竞选越来越多的今天“民主”却依然难以实现？一个头脑中的小实验就能帮你理解为什么把那些老朽的独裁者们赶下台是如此地困难。

原 苏联的统治者们曾经是那么地害怕公开竞选。他们认为，竞选将赋予公民反对“伟大光荣正确”政府的权力，而我们西方那些研究政治系统的专家也是这样想的。然 而，当铁幕落下，竞选真正席卷全球后，民主却好像没有带来它曾经期许的自由与幸福。很多时候，旧日的统治者令人惊异地依然能够以既有的方式统治着一切。肯 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哪里呢？

为了找寻答案，我将自己设想为一个年迈的独裁者，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要在民主的环境里维持自己的权 力，我将面临哪些选择呢？尽管想起来挺难过，但我必须诚实面对一个问题：我的人民并不爱戴我。他们不仅没有对我创造的丰功伟绩感激涕零，反而越来越意识 到，当其它国家日新月异地发展时，我长期统治下的他们的伟大祖国却陷入了停滞。外面有些声音甚至坚定地认为这糟糕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无奈地摇摇头，难以 置信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然后拿起桌上的金笔，开始把我面临的选择都一一列出来。我下决心要把所有选择写得有条有理，每一项都仔细权衡利弊。
————保罗·柯林

选择1 ： 翻到历史的新一页并且全身心拥抱一个好政府的诞生

好处： 这可能正是大多数人希望的。我或许能够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怪不错的人，没准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值得骄傲的政治遗产。

坏 处：我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怎么操作。我多年来运用娴熟的政治手腕与这东西格格不入。总的来说，我只擅长通过喂饱一大群利益相关者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天 哪，我以后没准儿还要去研读那些给捐款人写的狗屎报告。退一步说，即使我搞清楚哪里需要进行改革，现在的行政系统恐怕也没有能力去执行。毕竟，我花费了多 年的时间与精力来确保行政系统里那些出色或正直的人统统要被排挤出去，因为正直的人大都难以被控制。

更糟的是，改革也许是危险的。我的朋友们，哦不，是我周围那些寄生虫一样的马屁精们，他们可能不会容忍什么改革，为此他们甚至可能搞个宫廷政变把我给赶下台，然后再把政变精心打扮成一个外人看起来的所谓“改革”！

假设我干了我该干的，假设我真的建立了一个好政府，我会再次当选吗？我开始回忆起那些以前见过的富国领导人们，他们总是教育我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我大概算了一下，他们赢得自己竞选的机率大概是45%，还不到一半。

所以，即使改革成功，我也很可能丢掉权力。我最好还是作弊吧，但该怎么做呢？

选择2 ：欺骗选民

好处：我控制了大部分的媒体，所以这事儿相对来说不难办。还有，我的人民受教育程度都不高，而且也没有好的外界参照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糟糕，所以我完全可以跟他们说，有我这样的总统他们实在是三生有幸。

坏处：由于这一套已经搞了很多年，人民对我的信任现在已经大打折扣。看来，尽管“欺骗”这法子绝对值得采用，但我肯定不能单靠这一招儿来赢得胜利。

选择3：把少数族裔拎出来当替罪羊

好 处：这招儿绝对灵！我可以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国内的少数族裔或是外国政府。仇恨政治学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对于选举而言。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移 民、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民主刚果的图西族，这些都是近些年利用仇恨的经典范例。实在不行，我至少还可以骂以色列啊，哦不，应该直接骂美国。我还可以向 自己的族群多许诺些好处，作为配套。

坏处：我有些朋友是少数族裔。实际上，他们这些年一直在给我提供资金支持，我当然也回报了他们不少的 好处。一直以来，我都喜欢跟少数族裔谈生意，因为不管他们变得多富有，对我也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倒是那些主体民族的人我一直要多加提防，不能让他们太得 势。如果对少数族裔吓唬得太厉害，他们可能把资产转移国外然后逃之夭夭。所以，尽管找替罪羊这招儿肯定奏效，但做得过火了的话代价会很高。

选择4：花钱买选票

好处：相对于我的竞争者，搞贿选对我而言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我比他们谁的钱都多。

坏处：我真能相信那些选民吗？如果我给了他们钱，能保证他们一定会选我吗？毕竟，外头那种光拿钱不干事儿的“二皮脸”太多了。

总 之，这事儿有点儿拿不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无意中发现了牛津大学一个叫皮德罗·文森特的人做的研究。文森特在某非洲小国做了一项关于“贿选”的实验。他 观察了几个选区的选举情况，其中有些是有外界监督的，而有些没有。在那些没有监督而贿选几乎没有限制的选区，贿选的竞选人最终获得了更多的选票。看来，贿 选这招儿也还蛮灵的。

贿选有两种模式：零售和批发。一个个地去送钱成本略高，操作也困难些，但仍然值得一试。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精确定位地把钱砸到那些对我获得胜利最有帮助的人头上。

贿 选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如果英国工党被发现花钱买选票，那他们的选举基本也就完蛋了。但在在像我们这样的很多国家，人们看待选举的角度很不一样：政治家们上 台之后几乎什么也干不成，于是，人们期望在选举期间，当他们的手中小小的权力还能施展一下的时候，那些政客们能够派发点儿好处出来。进了口袋的真金白银总 好过空头支票吧。既然政客们能不受批评地公开贿选，他们是怎么保证投票人信守承诺的呢？毕竟，投票是不记名的。是什么因素阻止了选民拿了张三的钱最后不会 又投票给了李四呢？

在肯尼亚，那些在野党意识到劝服选民不拿政府贿选的钱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想都别想。于是他们劝说人民拿了政府的钱后依然要投票给反对党。

为 什么反对党这样做最后依然无效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有点儿搞笑，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感。很多时候，一般人如果拿了谁的钱又去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心里总 是会不舒服。二，是因为人们担心被发现。投票这种事儿能做到多隐秘呢？在津巴布韦，穆加贝总统的街头眼线们不停散布消息说政府肯定会知道大家最后投票给了 谁。在一个恶政横行的国家，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但是，每个选民要花我多少钱呢？我需要买多少张选票，而我又买得起多少张选票呢？还有没有更便宜的办法来搞选票呢？

别 忘了还有批发贿选方式。贿赂以选区形式发放，不落实到个人。“集体投票”在贫穷保守的农村地区很常见，通常都是那些地方上的有头有脸的人说了算。计票的时 候，很多村庄把选票100%地投给某个候选人的情况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如果那些地头蛇们能决定周围人的选票，直接把他们搞定显然要便宜得多。

总的来说，贿选是个好办法。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钱来买选票。

选择5：恐吓选民

好处：大部分的政治家总是试图通过迎合选民来获得选举，其实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有效手段——恐吓。大部分人都不是那么勇敢，当面对一群威胁着要动粗的打手时，他们一般都会知难而退而不是奋起抗争。

恐吓战术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即使我无法知道大家投票给了谁，但至少我能知道他们是否投了票。民主国家“身份政治”那套我也一直在搞，所以我对那些要投票给发对派的人了如指掌，我可以威胁他们，“如果去投票，一切后果自负”。

坏 处：暴力政治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了。那边儿的人也可能开始玩狠的。毕竟，他们人多！要不是他们人多我也就不用担心会输掉选举了。我可不想在一场暴力对决中 输得一败涂地。想着想着，街头示威的汹涌人群席卷一切的景象逐渐映入脑海，那场景伊朗的国王见过，海地的杜瓦利埃见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见过，印尼的 苏哈托也见过。到那时候，你甚至不能指望自己的士兵会服从开枪的命令。

选择6：逼迫有实力的竞争者退出竞选

好 处：这一招儿对我很有诱惑力，不仅大大提高了胜选的机率，而且直接打击了我最痛恨的那些人：我的竞选对手们。我必须找点儿理由让他们滚蛋，这也没什么难 的。我可以抨击他们搞腐败——毕竟，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更妙的是，资助我的那批商人一直要求我打击腐败，这样可谓一举两得。如果腐败问题太敏感，搞不好可 能会引火烧身，我还可以试试在他们公民身份上做做文章，给他们硬安个外国老爸，直接以不具竞选资格之由驱逐出竞选。

坏处：除非我把这事儿做绝，就像尼日利亚的阿巴察当年那样，确保自己成为唯一的竞选者，要不然，选民总是还有机会选择其他人。尽管跟我竞争的只剩下一批烂人，但愚蠢的选民很可能最后还真去选了那些垃圾。

担心，太担心了，肯定还应该有什么别的办法。然后，我想起来了，长舒一口气，仰天长啸。

选择7：最后一招，虚算选票

好 处：终于，我找到了最靠得住的妙招。一招在手，横行天下。真实的选举结果也许会是：我1票；对手1千万票。但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必然写着：“现任总统最终险 胜”。这一招还可以与其它招数产生联动。一旦人们意识到选票最后不会被真的计算进去，他们就更不可能拒绝贿选或是投靠反对派了。而且，我还可以一直引而不 发，直到最后快输的时候再使出这个杀手锏，一举扭转乾坤。

坏处：国际社会可能会不喜欢。没事，我记着别做得太过分就行，得票率99%就有点儿过了，搞得跟苏联选举似的那可太丢人了。

（数据显示，全球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口中举行的民主选举，尽管选民们都牢骚满腹，但当权者照样可以顺利地获得74%的选票。如果竞选的外部监督再弱化些，得票率甚至可以达到88%。不知道怎么搞的，当权者在他们的社会中都非常善于不断赢得选举。

当年的苏联领导人对竞选的恐惧让我们误以为竞选本身就会是民主的胜利。其实，竞选作弊没有多难，实际上，只有真正脑子不好的独裁者才会选择竞选不作弊。）

保罗·柯林是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此文节选自他的著作《战争，枪炮和选举：危险地区的民主》。

来自乌有之乡的火眼金睛

震惊，课文怎能如此妖魔化新中国——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崔士忠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党和国家准备隆重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在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将要举行国庆60周年大庆的喜悦中时，我们的中学生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却在痛骂新中国，仇恨新中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笔者最近忽然惊讶的发现，原来，部分中学课文在以极尽妖魔化新中国为能事。仇恨新中国的敌对势力，在和我们争夺下一代，而且，他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样的结果，将直接导致我们新中国60年所有的发展成就，与普通劳动群众没有任何关系，从而成为汉奸、买办和帝国主义的盛宴。　　

　　这绝不是骇人听闻、无中生有，就在整整20年前的1989年，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特别是忽视了对中学生的教育，曾经酿成了一场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整治风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仅仅过了20年，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呀。　　

　　2009年5月1日，劳动节休息期间，笔者偶尔翻看孩子（高中一年级学生）的学习资料，竟然发现了一篇极度妖魔化新中国的课文赫然出现在孩子的《语文导刊》上，震惊之余，把孩子叫了过来，她竟然说，这没看出什么不对呀，新中国就是不好嘛。　　

　　这篇课文的题目是《父亲的春天》，出现在《新课程报·语文导刊》的2009年4月21日的“总第292期”B3版，作者：周同宾。　　

　　课文主要是通过对“父亲”在1954年灾难深重、水深火热生活的描写，深刻控诉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1954年的“统购统销”制度，文中通过“父亲”对“春脖子”太长的刻骨铭心的感受，说明了新中国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无情剥削、压榨和迫害”。　　

　　引文如下，引号里是原文：　　

　　1954年，家里的粮食本来够吃，“是‘统购统销’强逼父亲卖了，谷子6分钱一斤，高粱、玉米7分钱一斤，小麦9分钱一斤。”“风雪天，勒令父亲站在村公所的院里，从白天站到到黑夜，从黑夜站到天明，不答应就不准进屋，更不准回家。”致使一家人一到春天就挨饿。　　

　　课后作业：为什么父亲在时嫌春天太长？作者也说“那时的春天可也真长”？　　

　　是呀，单从课文看，学生对课后作业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新中国实在是太黑暗了，小麦市场价9角钱一斤，“统购统销”却强迫“父亲”9分钱卖给国家，而且还不让农民留足口粮，吃饭都没有保障。这与最近影视剧不断美化的旧中国的地主豪绅有天壤之别。　　

　　课文给孩子的第一印象是，新中国，不但对农民残酷剥削，而且还想把中国所有的农民都饿死。这与现在电影电视上演的旧中国蒋介石时代，家住豪宅、出入轿车、处处帅哥美女卿卿我我、随时丫鬟仆人使来呼去，根本就是地狱天堂：“旧中国是天堂，新中国是地狱”。搞的网友在网上大声疾呼，旧中国就是好，不见得什么都是新的就好呀。　　

　　幸亏我不是孩子，幸亏我知道许多孩子不知道的东西。　　

　　幸亏我知道，当时的9分钱，可以买到现在9元、90元的东西；幸亏我知道，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最迅速、最先进的时代；幸亏我知道，没有新中国的统购统销，新中国就不可能打赢抗美援朝的战争，新中国很快就会灭亡；幸亏我知道，没有统购统销，新中国就不可能从原来的连钉子也叫“洋钉”的农业国变成拥有完善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幸亏我知道，没有新中国的统购统销，新中国就不可能有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卫星也不能上天，新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有尊严的大国；幸亏我知道，没有统购统销打下的物质基础和国际和平环境，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美好的生活。　　

　　不幸的是，这一切，孩子是不知道的。孩子知道的，只有对新中国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痛骂。　　

　　当我问孩子们，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怎么样时，孩子们说，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残害了很多好人，这是书上和老师对我们说的。　　

　　少数仇恨新中国的敌对势力，为了证明新中国的黑暗，旧中国的美好，故意隐瞒旧中国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处在连年战乱中的苦难，故意隐瞒旧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压榨而没有尊严，故意把旧中国极少数人的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和新中国的部分贫困反复对比演绎，丝毫不提旧中国的政治腐朽、民不聊生，丝毫不提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地主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丝毫不提新中国的成就和进步，只是不厌其烦的控诉新中国、控诉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最终想证明，只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才适合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适合中国，中国的未来应该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让孩子更客观的多了解一下新中国，为了让孩子更多更客观的了解一下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更为了让孩子不再痛骂新中国、不再痛骂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抬杠胡诌谁敌手？毛刘。

1943年，陕甘宁边区文武晏安。刘千岁正率领一众识时务者托举着毛太阳冉冉升起。
刘千岁给续范亭（关于此人，可查百度）写信，说了很长很长的梦话。正在钻研哲学的毛太阳见此信，又加注了不少梦话。
看了半天，实在看不懂他俩在说啥。只觉得抗战时期的延安府真的很有空。童鞋们，谁能看懂以下梦话，千万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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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1943年）

按：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起草了给续范亭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人性”问题。毛主席对信稿加了很多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这里，把毛主席的批语结合刘少奇信稿的内容摘录如下（【】内是毛主席的批语）：

刘少奇的信中说：

大概如我们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

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
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的最基本【毛批：比较深刻。】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的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
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的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的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的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已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
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
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的机械的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
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

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的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地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已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
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
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
【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
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的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乌，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
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于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侧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
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侧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已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四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的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规真理自觉的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的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毛批：总评：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