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witter上惊闻“微软把CNNIC列为根证书发布者”，赶紧Google一把，发现Mozilla同样也已经在3.6版的Firefox里这么做了。 出于对CNNIC深深的不信任，我决定将CNNIC ROOT从“受信任”的列表里赶出去。 因为IE/Chrome采用微软的CA目录，而微软现在暂未将CNNIC加入，因此需要先从Firefox中导出这几个证书，再添加到Windows的“不信任”列表(更新：现在可以直接从Windows里导入再导入了，操作类似)，以防范于未然。下面便是具体的步骤了（包括IE/Chrome/Firefox）： 1、如果没有安装Firefox浏览器的3.6最新版，或者在下面的操作中没有找到相应的证书，可以从这里下载这三个证书，然后跳到第5步（其中CNNIC SSL非自带证书！）：CNNICROOT.crt CNNICSSL.crtEntrust.netSecureServerCertificationAuthority.crt 2、打开Firefox浏览器，工具(Tools)->选项(Options)->高级(Advanced)->加密(Encryption)->查看证书(View Certificates) 3、在证书机构(Authorites)标签页中找到”CNNIC“组的”CNNIC ROOT“项，按导出(Export)（备份到本地），然后编辑(Edit)，去除里面的三个勾选，然后单击确定(OK)。（RT JimmyXu:在Firefox里对自带根证书执行“删除”操作就相当于是禁用其所有目的，并不会将其删除。） 4、在”Entrust.net“组中找到”Entrust.net Secure Server Certification Authority“(序列号37:4A:D2:43的)和”CNNIC SSL“证书，同样导出并去除勾选。（注：Entrust.net这个也是验证CNNIC所用的证书） 5、打开开始菜单->运行（或者直接按Win-R） 6、输入certmgr.msc，打开Windows的证书管理器。 7、展开”不受信任的证书(Untrusted Certificates)“，右键单击其下”证书(Certificates)“项，在”所有任务(All Tasks)“子菜单下单击”导入(Import)…“ 8、分别找到刚才保存的三个证书，依次导入(Next->Browse…(找到相应文件)->Next->Next->Finish)。 9、将导入的证书复制(Ctrl-C)，然后粘贴(Ctrl-V)到受信任的证书颁发者(Trusted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中，然后在这个窗口中分别右键单击粘贴过来的3个证书，选择“属性(Properties)”，然后单击“停用这个证书的所有目的(Disable all purposes for this certificate)”。 另附上网友补充的Safari/Opera设置方法： Mac下Safari操作步骤（感谢推友 @xzzxyd 提供！）： VPN代理服务器：都没人提Opera的吗?Ctrl+F12 -安全性-管理证书-证书办法机构-CNNIC ROOT 双击，把 允许连接到使用该证书链接的网站 去掉。 想检验操作是否成功？在浏览器里访问 https://www.enum.cn/ ，如果提示证书被拒绝，就证明操作成功了！ ——————1/29 6:30 PM更新—————— 经验证，CNNIC SSL证书非Firefox 3.6自带，没有找到属正常情况；另外，上述步骤3/4有变化，已删除证书 CNNIC SSL 发现无效的朋友，可以将 CNNIC SSL 证书按照上述3/4步的步骤重新操作一次，而非删除，即可。 ——————1/27 7:30 PM更新—————— 不需要关闭自动更新，上述步骤多了第9步，请注意！ ——————1/27 6:15 PM更新！！—————— 0、在默认情况下，微软会自动连接到Windows Update服务器更新CA列表，这样会导致以下操作对IE/chrome失效，具体解决方法： 0a:对于Windows XP用户：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添加/删除程序(Add/Remove Programs)->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Add/Remove Windows Components)->取消勾选“更新根目录证书(Update Root Certificates)” 0b:对于Windows Vista/Windows 7用户：组策略(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Computer Configuration)->管理模板(Administrative Templates)->系统(System)->Internet 通信管理(Internet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Internet 通信设置(Internet Communication settings)，启用(Enable)“关闭自动根证书更新(Turn off Automatic Root Certificates Update)” 十分感谢推友 @Ratoo 和 @jimmy_xu_wrk 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帮助：） （另：十分感谢使用中文版系统的朋友告诉我相应选项在中文版中的名字，谢谢！）http://felixcat.net/2010/01/throw-out-cnnic/
Posted by Felix Yan | Uncategorized | 2010-01-27 | 8,412 views
应用程序(Applications)/实用工具(Utilities)/ 找到里面的 钥匙串访问(Keychain Access.app)，或者在Spotlight中搜索”Keychain Access“或”钥匙串访问“，打开后搜索CNNIC，在”信任”中标记为”永不信任“～。
2010年1月30日 星期六
CNNIC，我不信任你！——从“受信任的根证书”里赶走CNNIC
2010年1月29日 星期五
RFI：温家宝之子将募巨额私募基金引发震动
发表日期 29/01/2010 更新日期 29/01/2010 11:31 TU
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新天域资本公司，打算募集巨额私募基金，投资准备股票上市的大陆龙头型企业 。相关消息披露之后，在中国政商圈子内，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震动。根据路透社1月25日发自香港的一条财经消息，消息人士透露：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业者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打算募集一档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将投资准备股票上市的大陆龙头型企业。
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个、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达5亿美元。
尽管温云松身分特殊，新天域资本公司在大陆仍被视为一家外资基金业者，因其法规结构缘故，而且主要资金来源为美元。
1月26日的中国财经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则针对路透社的这则消息进行了跟进。报道中，《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新天域资本发言人称，路透社的“报道是有问题的”。新天域资本透露，路透社报道的这只基金早在2008年就已开始募集，并且其规模也不是10亿美元，至于投资方向，则会秉持稳健、成长型的公司，而不仅限于准备IPO的中国行业龙头公司。
另据台湾的《经济日报》报道，除了温云松，多位中共高层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都投入大中华区的金融业发展。
在大陆本土金融业发展的有大陆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儿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朱云来；朱镕基女儿、中银香港发展规画部总经理朱燕来；以及中共开国元老陈云儿子、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等。
神秘的新天域资本
发表日期 29/01/2010 更新日期 29/01/2010 12:59 TU
1月25日，路透社发自香港的一条财经消息引发了中国政商圈子不大不小的震动。
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业者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打算募集一档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将投资准备股票上市的大陆龙头型企业。
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个，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达5亿美元，先前曾参与提供资金的外国企业包括孙正义旗下的日本软件银行，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主掌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
新天域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郭子德2008年加入，他在投资银行和企业金融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但其创办人温云松，据香港财经媒体人透露，并未出现在公司的股东或者管理层名单上。
香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温云松自从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Kellog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后，曾经至香港摩根士丹利求职，但当时大摩顾忌温云松的身分特殊而没有进用。
数年后，温云松在北京创立电信设备制造商优创科技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平安保险、中信证券及招商银行等大陆主要金融机构。
温云松创立新天域资本后，多半是由一起创业的事业伙伴出席公开场合，自己隐身幕后。一位消息人士说："他们是非常稳定的团队，不是老同学就是老朋友，彼此都非常熟悉对方。"
尽管温云松身分特殊，新天域资本公司在大陆仍被视为一家外资基金业者，因其法规结构缘故，而且主要资金来源为美元。
在《投资与合作》杂志的2007年的对新天域资本的一篇报道写道：
在新天域资本的一间二十多平米的会议室内，整齐地摆放着它参与交易的各公司的徽标、中联重科、凯赛生物、金风科技、金山软件、双汇集团等。它们中的大多数颇具"明星气质"，无论是在业绩、行业领导力、管理水平乃至发展潜能方面，都已成为中国本土优秀企业的代表。
报道说，在私募股权投资(PE)行业，即使是华尔街那些老道PE，要想在两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都并非易事，更何况是在一切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市场。
新天域资本的执行合伙人于剑鸣说，"中国社会和经济都处于转型时期，想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取得佳绩，就需要充分理解中国特色。"
1月26日的中国财经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则针对路透社的这则消息进行了跟进。报道中，《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新天域资本发言人称，"这个（路透社的）报道是有问题的"。
新天域资本透露，路透社报道的这只基金早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募集了，并且其规模也不是10亿美元，至于投资方向，则会秉持稳健、成长型的公司，而不仅限于准备IPO的中国行业龙头公司。
但是，该人士没透露目前该基金募集到了多少资金，也没有透露基金的目标规模和出资人，而报道通篇并未谈及温云松。
根据台湾的《经济日报》报道说，除了温云松，多位中共高层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都投入大中华区的金融业发展。
在大陆本土金融业发展的有大陆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儿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朱云来；朱镕基女儿、中银香港发展规画部总经理朱燕来；以及中共开国元老陈云儿子、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新天域成立于2005年，此次募集的将是新天域资本旗下第三只，也是其规模最大的私募基金。
2005年至今，新天域共完成了21个投资案例。报道说，"细数这些投资，行业比较分散，范围涉及高科技、网络、新传媒、地产、能源、食品、运动服装等各个行业。每笔投资金额都不大，但收益却令人咋舌。"
一个案例是，新天域资本以子公司新天域湖景在2008年4月份开始，两次分别以3.52亿元和3.23亿元获得新世纪百货39%的股权。经过去年10月增发后，按照本月（1月）25日收盘价（每股37.38元）计，这笔投资浮盈更达19.4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称，新天域资本未提供成立至今的总体投资回报情况。
中国网民发起抵制CNNIC根证书行动
来源：自由亚洲
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近日被微软公司选择为网络根证书的信任机构并植入到视窗系统和浏览器中。此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忧虑并发起了抵制CNNIC根证书的行动，号召网民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近日微软公司把中国官方支持的域名管理机构CNNIC列为可信的根证书发布者，并添加到今后的Windows 视窗操作系统和网络浏览器中。CNNIC 英文全名为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是工信部下的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中心，也是域名管理机构。CNNIC 日前处罚了三家域名注册服务及代理机构，并在官方网站接连发出多个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的公告。而最新公告规定，从上个月14日上午9点开始，个人用户没有资格进行域名注册。
“根证书”（Root Certification）是互联网上保证信息传播和交易安全的重要信任机制，如果访问一个股票交易的网站，而那个网站无法提供可以信任的电子证书来加密你的交易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完全被第三方截获，或者被假冒的网站所偷窃。世界上的大型电子商务企业和银行都要向根证书发放机构申请这种电子证书，再应用到自己的网站上。
北京网络技术专家李先生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当你和一个网站通信的时候，你的数据会经过你的电脑到服务器之间几十台中转的路由器，如果你用HTTP，所有电脑都有能力监控你的内容，包括密码。如果用HTTPS和证书，所有路由器就无法看到。”
大批中国网民对微软把CNNIC加入到默认的可信根证书提供商的做法表示了愤怒和不解。他们认为如果相信了中国官方所支持的证书发放机构，无法预知未来可能对网民的伤害和危险。 有网民表示，CNNIC 这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有关部门，竟然诱惑微软将他们列为根证书发布者，这个消息太可怕了，中国互联网将更加恐怖。换句话说，如果防火长城GFW想做一个 Gmail的https钓鱼网站，浏览器不会有任何警告。他们会误以为是真正的Gmail 网站，但是可能会马上丢失个人的账户和密码信息，而被中国官方攻击和偷窃。 网络应用技术专家柠檬这样分析网民的心态，“这就是中国一个相当于质检总局的东西，如同国家免检，大家不信任你所谓的国家免检产品。”
星期三以来，在互联网上很多中国的高级网络用户开始和大家分享删除CNNIC根证书的行动，他们说，“防火防盗防CNNIC ”，并传播如何在电脑和浏览器中删除CNNIC根证书。 网民们表示，“出于对CNNIC深深的不信任，决定将CNNIC ROOT从‘受信任’的列表里赶出去”。网络专家立里建议用户使用火狐浏览器并将CNNIC等不安全的证书屏蔽。
资深网络评论家洪波表示，“如果需要访问一个安全的网站，而它本身是不安全的，例如窃取用户的隐私信息，这是用户忧虑的一个原因。如果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它的证书已经标明为安全证书的话，你就可能对它不设防了，可是用户并不关心这个证书是谁颁发的。”
(博讯记者：韩洁) (博讯 boxun.com)
冯正虎 ：中国政府愿意为上海违法官员背黑锅吗？
http://www.canyu.org/n12760c6.aspx
（参与网2010年1月28日讯）： 2010年1月27日晚上我哥哥来电话的劝告，引起我极度的反感，让我想起我被非法拘禁时国保警察让他进来劝我出国的一幕。当时，我用一句话顶回他：“你告诉警察，在我失去自由的处境下，不谈出国问题。只有回家后，我才会考虑我自己的出国问题，这是我自由的选择。”
过了几天的2009年3月25日我被释放回家后，我哥哥与妻子就一再劝告我出国，其实他们知道我是不愿意出国的，因为上海当局这笔非法绑架拘禁我的账还没有算。当然，他们已得到上海国保警察的保证，这次出国不会阻扰，过了4月、5月、6月4日的敏感时期可以回国。
我亲人非常善良，也不过问政治，总是相信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好事，所以容易被欺骗或作为道具被利用。我不希望，在我难回中国露宿的事件上他们再次被利用。所以，我对他们说：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不管我的事。
最近几天，上海国保警察频繁地找我上海的家属谈话配合，甚至还有点威胁之言，这些都是故伎重演，只会适得其反。对于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件、一个已露宿八十几天还可以继续用生命等待的中国流浪汉，用小人之心妇人之情的小智慧能解决这个难题吗？双方都要有坦诚公开的大智慧，才可以解决问题。
下午，正好中国驻日大使馆杜先生及赵领事又来与我沟通，杜先生转达了上海政府的三个正式答复，我当场一一批驳，并请转告。现在，我有必要对上海当局的做法与答复作出公开回复。
一、上海领导人的权势与霸道
2010年1月26日下午上海的国保警察又约我哥哥谈话，晚上他来电话对我说了三点：1. 对外说是我妻子要求大使馆来看我的；2. 他们看到我说要追究上海政府的责任，很不满意；3. 他们说有三个结果：（1）要政府认错是不可能的；（2）离开机场入境日本后，再谈回国的事：（3）双方就一直僵持下去。
下午与中国驻日大使馆官员见面时，我认真地记下上海政府的三点答复，并复读一遍请杜先生核实。我的记录内容：“1.上海政府不存在赔礼道歉问题：2. 同意你回国，先入境日本再谈回国的具体时间；3. 看你表现，再研究决定你去看世博会的问题。”
1. 我很讨厌上海当局利用我妻子做道具。我颠簸不定的苦难生活已经给我妻子带来很多伤害，很痛心而无奈，我已告诉她不要再关心我，她思夫心切的感情会被人利用的，政治就是无情无义的东西。当我听说，我妻子已在警察的要求与指导下，当场写一封给有关部门领导的信，特别指出要求大使馆来看望我，并由警察拿走。我已责怪她。当我听到我哥传达的警察要求，我很愤怒。我不会做被人买了、还要帮人数钱的傻瓜。上海某些官员是十足的上海小男人，玩小聪明，耍小伎俩。无非企图矮化中国大使馆看望我的影响，不是中央政府的意向，是根据我妻子要求来看望的，而我妻子的要求也是由上海当局决定的。上海的权势太大了，它不仅能抗拒中央，还能控制日本的一切。真的能做到这一切吗？
坦率地说，两位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给我最初的印象很好，他们堂堂正正地告诉我，他们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是来看望我，是来解决我回国的问题。他们根本就不说是我的妻子要求他们来看我的，而其没有人要求他们，他们自己来尽责，他们是履行中国政府的职责。所以，我很尊重他们，民众与舆论都称赞他们的行为。中国政府看望一个露宿在日本的中国公民，纠正地方政府官员的错误，没有失面子，而且在国际社会里挣回了面子。
2. 上海政府是否应该赔礼道歉？我被八次非法拒绝回国、用暴力手段借助日本力量非法绑架我到日本机场而露宿85天，这是谁做的坏事？这不仅使我受到严重伤害，还使中国蒙受耻辱。我不指责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没有错，它至今都未声明：冯正虎不可以回国。也可以说，上海政府没有错，因为它也没有公开声明：冯正虎不可以回国。政府没有错，就是一些违法官员的错误，他们违法中国宪法法律、侵犯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最初决定这个违法行政行为的领导人是上海的官员，上海政府就理应为这些违法官员的行为对中国公民与国家造成重大损害而赔礼道歉。难道还要继续让中国政府为少数几个违法的官员背黑锅吗？
3. 同意我回国，这是上海政府的权力吗？代表上海政府的上海领导人终于指令中国驻日大使馆可以向我发布开恩令，但还有附件条件，要求我先入境日本后再谈回国的具体时间。或许，它不满意的话，这个具体时间也可以是无期的。在中国宪法法律上规定，管理公民出入国是国家的权力，公民何时回国是公民自己的权利。我知道，中央领导人不赞成中国搞联邦制，但也不会同意搞诸侯割据制吧？如果上海政府在中国政府之上或与中国政府并列，如果俞正声的实际权力在胡锦涛之上，韩正在温家宝之上，刘云耕在吴邦国之上，他们就有这样的底气要求中国大使馆传达上海政府篡用国家权力的指示，他们不怕这些外交官向中央领导人告发吗？或许，在上海领导人的眼里，这些驻外中国使馆也不过是上海的驻外机构。我真佩服上海领导人的勇气与霸道，几乎有点疯狂。
4. 一个上海市民去看世博会还要上海领导的研究决定，还要看我的表现如何。这是对世界所有人开放的世博会吗？我也不知道什么表现令这些上海领导人满意，才可以进入他家的庭园参观一下。我的表现是公开的：1. 爱中国；2. 坚守中国宪法法律；3. 支持中共中央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政治路线。但是，我肯定不是一个财主，也没有三呼俞正声、韩正等英明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岁，还要常常批评上海政府的一些违法行为。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财力支持上海举办世博会，中国民众也期望办好世博会，上海领导人不应该把世博会据为私有。上海世博会不是俞记或韩记的庭园博览会，不是上海个别领导人的政绩工程，是上海人民的世博会、中国人民的世博会、世界人民的世博会。它的口号：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它的行动不应该是：上海城市，让上海市民的生活变得更糟糕。做上海领导的，不要怕民众，与民众坐在一起直接沟通，了解民众疾苦，切实解决问题，纠正过去的错误，消除官民矛盾与对抗，共同办好上海世博会。
二、追究上海官员的违法责任
上海人的精明是全国闻名的，而且还有点盲目自大，连活得最糟的底层贫民，都把上海以外的人，包括北京人都称作乡下人。上海官员当然更聪明，可以把上级领导玩得团团转，让领导为他数钱、背黑锅也是不稀奇的，这是自我保护、寻求发展的生存能力。即使这些官员做非法行为的时候，也先把后路考虑好，替死鬼找好，反正大祸临头，责任一推，溜之大吉。
上海领导人答复我：上海政府不存在赔礼道歉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告知世界公众与中国政府：这件严重侵犯公民权利、让中国蒙受耻辱的重大事件，与上海政府无关，即使要追究责任，也是其他部门的责任，不要找上海政府赔礼道歉。如果对中国实际政治运作不熟悉人或许会认为上海领导人的话有道理，因为它已经让别的部门及日本代劳了。
1. 我四次回国是在浦东机场被非法拒绝入境回国的，执行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当我第七次回国被阻夜宿浦东机场内部宾馆时，一位国保警察告诉我：“我们已经看到支持你回国的公民呼吁书，还有法律意见书征求意见稿。有的部分写的还可以，有的部分写的不妥。”我说：“是的，你们的领导肯定不满意的，我在批评他们。这个与理与情与法都相背离的事肯定做不长。我希望，上海的领导现在改错还来得及。”他又说：“你懂法律，但你搞错一个关系，是边防站不让你入境回国，边防站不属上海管。”我清楚，它是直属公安部的。以后追究责任时要由公安部顶罪，与上海政府无关。
2. 我另四次回国是在日本成田机场上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非法拒绝登机而禁止回国的，这些航空公司是接受上海当局的口头指令干的。但是，现在上海领导人也可以赖得精光。这两家航空公司已在日本法院受审，必输无疑，而且企业声誉遭受严重损失，它们现在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被上海的这些违法官员害了。
3. 我第八次回国被上海当局用暴力绑架到日本，但是上海领导人也可以这样说：冯正虎是乘日本飞机，被全日空公司的上海职员按倒在座椅上，押送回日本。这是日本人绑架中国公民、上海市民的事件，与上海政府无关。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是中国外交部的责任，外交部不作为，上海政府是没有权限管外交部的事。上海领导人可以把上海警察威胁全日空公司的话赖掉，把一小时多上海警察用暴力强行冯正虎登机的录像毁掉，把在场的几十人嘴封起来，就可以逃避责任了。
4. 冯正虎在日本机场里受到非人道的遭遇，这与上海政府无关。上海领导人或许还会同情冯正虎，谴责日本政府太不人道，把中国公民绑架过来，还用饥饿的残忍方式，逼他入境日本。我们上海警察不让冯正虎入境，晚上还让他住机场内的宾馆、提供饮料，是很人道的。日本政府的问题，上海政府无权干涉，是中国外交部的责任，让我们上海市民在日本受苦了。
5. 冯正虎难回中国露宿日本86天，这与上海政府没有关系，是中国政府、外交部没有派出官员及时沟通造成的。上海的一些警察一定躺在床上乐滋滋地观看龙虎斗，这下子冯正虎的包袱甩掉了，让他去与中国政府、中国大使馆、日本政府搞吧，上海的违法官员可以清静了。国家的声誉不是上海的政绩考核指标，与上海领导人没有关系。或许，他们遗憾的是，怎么还没有看到冯正虎与中国政府斗起来的场景，怎么不去反对中国政府。
6. 冯正虎已于2009年11月初就将冯正虎回国被拒事件起诉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诉讼材料寄送上海浦东人民法院，并委托中国知名律师莫少平、丁锡奎为我的代理诉讼人。法院立案庭庭长承认已收到诉状及律师委托书，但至今尚未立案，其理由是保护我的合法权益，怕我签名是被人冒充的，我签名要有中国大使馆的公证。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他们都知道中国驻日大使馆不办理我签名公证的真实情况。我无法用司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回国权的责任，又与上海政府无关，与中国大使馆的行政不作为有关。上海的法官还会批评中国大使馆的违法行为，这么可以连一个签名公证都不办理，显然违反中国公证法。
等等。
上海的领导人真聪明，坏事做好了，好话也让他都说了，所有的责任都是中国政府部门的或日本的，与上海政府无关，其实就是与这些上海领导人无关，他们可以不必赔礼道歉，继续升官发财。谁是不让冯正虎回国的始作俑者？谁就是这个事件的责任者。
上海的领导人太聪明，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们不可一世的霸道，使他们自己露出马脚，是上海官员不让冯正虎回国的，现在又同意冯正虎回国了。由中国驻日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杜爱平向我传达，领事赵荟先生也在场，这个上海政府的三个答复证明了上海政府是这起事件的作俑者，不是公安部、国安部、外交部或其他政府部门，更不是中国政府。
所以，上海政府应当赔礼道歉，不仅向我，而且向所有的牵连部门，由于上海政府官员的错误决策与行为，害了那么多政府部门及航空公司的声誉，让国家蒙受耻辱。而且，中国政府应当追究上海违法官员的责任，不能让中国政府背黑锅，保护中国公民的回国权。
三、我相信的是中国宪法法律
上海警察说，要政府认错是不可能的。这种论调是极端错误的，与建设法治中国的方向背道而驰。现在已不是十年前，中国公民已经站起来了，动辄用政府的牌子吓人已经没有效了，任何个人、团体（包括政府）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必须遵守中国宪法法律。
如果政府有错，肯定要认错。自从中国的《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颁布后，已在司法上将政府置于与公民同等的地位。政府不是万能的上帝，是一些凡夫俗子当家的，它也会犯错误，错了就改，不会失面子，以后做得更好，就会更有威信。
上海领导人俞正声在九届上海市委十次全会上讲得很好：“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不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其结果是丧失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动摇执政基础。承认缺点和错误是自信的表现，是有觉悟的表现，是取得群众信任的第一步，是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前提。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有缺点和错误，一般都应该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他强调，能不能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能否正确对待“面子”和“位子”问题。想想人民的利益，想想历史的重任，自我批评也就不难了。”
希望俞正声先生言行一致，上海的官员，包括警察都要有俞正声先生的觉悟。这样，上海尖锐的官民矛盾与冲突，就有望开始缓和。
如果全国的官员都有俞正声先生的觉悟，开始主动承认缺点和错误，纠正冤假错案，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那么没有什么难结不可以解开，最激烈的社会对抗也会趋于平和，一切都复归司法与调解之路，讲法律、讲道理、讲和解，社会才会有和谐的希望。
2010年1月28日露宿在日本国门外第86天
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论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佚名
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公认的好制度，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发展阶段都适合实行民主制度。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是由美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一、美国的历史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1776年才独立建国，和文明古国相比，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文化，这就决定了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从美国产生，更不可能在美国发扬光大，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个丝毫也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犹如无根之木，犹如无源之水，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粗暴做法，凡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美国的文化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美国人普遍地自私自利，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大公无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先进思想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实行民主制度是以先进的文化为基础的，在美国这样极端自私自利代表着落后文化方向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文化理念之间剧烈的冲突，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
三、美国庞大的人口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有近3亿人口，是英国、法国的5倍，是加拿大的10倍，是澳大利亚的15倍，而美国的国土面积却只与澳大利亚差不多，比加拿大还要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美国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人口多，底子薄，更严重的是，美国3亿之众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历史证明：人多必乱。在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三多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必将导致莫衷一是、各自为政，必将导致政府令不行、禁不止，连基本的社会稳定也无法维持。
四、美国人民群众素质低下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早期居民大致有三类：1、土著印第安人。这部分人直到18世纪依然处在奴隶社会，后来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躲到了边远山区。2、早期欧洲移民。当时从欧洲来的一部分是流放来的犯人，一部分则是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3、被贩卖来黑人奴隶。这些早期居民素质低下勿庸讳言，更严重的是，祖先素质低下必然遗传给其后裔。即使是后来的移民，也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素质低下也勿庸讳言。在这样一个人民群众普遍素质低下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合社会制度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无疑是极其荒唐的，必将导致社会的倒退。
五、美国的国土构成、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决定了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美国国土由三部分构成，阿拉斯加与北美中部的国土完全割裂，夏威夷群岛部分更是孤悬海外。若美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必将无力掌控全国，海外国土甚至内部各州都可能闹独立，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
美国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几乎人类所有民族在美国都有分布；美国宗教种类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被他国宣布为邪教的势力在美国也能存在。因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战争从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各民族、各宗教都将自以为是，必然导致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战争，更要命的是在美国买枪就像买香烟一样方便，那样美国必将沦为尸横遍野的战场，美国必将毁于一旦。
美国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美国大地主、大资本家一直就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实行民主制度，美国资产阶级必然凭借其剥削来的雄厚经济实力骗取政权，他们必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美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将永远只能惨遭剥削而不能站起来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综上所述，根据美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美国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2、美国要追求民主制度，只能走渐进式道路，现阶段只能探索适合美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加紧建设打好基础，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制度。
3、美国现阶段如果急于求成立即实行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美国人民，还有民主党共和党以及不管什么党，都必将亡党亡国。
2010年1月27日 星期三
用智慧筑起新的长城——清点GFW背后的无名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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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建设 GFW 公司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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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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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紫光比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ｗｅｂｓｅｎｓｅ有限公司
安氏互联网安全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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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ＥＬ 北方电讯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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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计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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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网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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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捷朗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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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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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脱帽，向这些网络长城的建造者，和谐社会的贡献者，维稳机制的缔造者，致以深深的敌意！
2010年1月26日 星期二
嘉央诺布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这篇文章，是图伯特重要作家嘉央诺布先生所写，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在此。数月前，由台湾悬钩子译就，我做了校订。迟迟未转发在我的博客上，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大概现在比较合适了。此时转发，我也选贴了三张我拍摄于拉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雪监狱，以及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西藏今昔”展览上的照片。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
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著
台湾悬钩子 译
1728年11月1日，布达拉宫西南边不远处，帕玛日（Bamari）山前小河边的草地上，十七名博巴（藏人）被清兵的刽子手处死。十三位被砍头，两位大喇嘛被缓缓绞死。而其中主要两位犯人，噶厦的两位噶伦，阿沛与伦巴，则以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处死方法，称之为“凌迟”的刑罚，求刑而死。凌迟有时候翻译为 "lingering death" （拖延死） 或者 "death of a thousand cuts" （千刀万剐之死），以一把刀子将受刑人身躯的小部份，在一段长时间里，有时甚至长达一整天（译注1），有技巧地一点一点割下来，直到他最后断气为止。凌迟这个名词，来自古籍里悠闲爬山、山势渐缓的描述。
根据历史学家白佐良的研究【注1】，被强迫观看如此恐怖场面的拉萨居民，都因此而心理深受创伤——而这也是此酷刑的目的。为了让此教训深入人心，造成人民对刑法的恐怖感，犯人的所有亲戚，包括孩子在内，也都连坐株杀，满门抄斩。一位博巴见证者，一位官员也是学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Dokar Tsering Wangyal），在五年后写道，即使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回想起该次事件，他仍然觉得难过不安。图伯特（西藏）的摄政颇罗鼐，也因该场景而感到极度挹郁，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拉萨的各大寺院佛殿供养、点酥油灯，以超度死者的亡灵。而事实上，这两位被处死的噶伦，都是他在内战中的对手，而这次的内战也是清廷派军队进入图伯特的理由，并因此强化了清朝在图伯特建立的藩属系统。这种死刑方式，在中国本土大概从公元九百年开始出现，一直到1905年被正式废除为止。但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译注2）所下令。康巴说到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注2】
博巴诗人与了不起的博客作家，唯色（Woeser），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驳斥了中国官方有关“野蛮封建农奴制”的宣传（一成不变地由理论上曾经在图伯特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笼、脚铐、脖子枷、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和尖刀等展览所“证明”），她说：“西藏一些最残忍的刑具，都是当时的驻藏大臣从内地带过去的。”【注3】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在这方面，中国对图伯特刑具最突出的贡献，是“木枷”，此物在欧洲人描写中国的纪录里，称之为 cangue。它有点像西方的 pillory （颈手枷），只是木枷并不是固定在地上，而必须由囚犯四处扛着走。在图伯特，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 gya-go，意为“中国门”，并且广为驻藏的清廷官员所使用。木枷除了限制人行动很有效果外，也因为很重，所以成为相当痛苦的惩罚方式（译注3）。传统图伯特限制犯人行动的器具，是脚镣（kang-chak）。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注意到“中国式的木枷处罚方式，图伯特现在广泛地采用了，戴着它的犯人也都绑着很沉重的铁链。木枷在博盖（藏语）里称之为 tse-go【注4】。而 tse-go之名大概是康巴的称法。
另外一种由中国人引进至图伯特的刑法折磨与处罚，就是夹手指的刑具（译按：“拶指”）。这种刑具，跟其他刑具一起，也在今年北京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大型展览”里出现，展厅还可以看到黑白照片，“证明”旧西藏的野蛮。然而这个所谓的西藏刑具，连博盖的名字都没有，但我们在明朝关于此类物品的一本图解要略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拶指工具【注5】。
但以砍掉人头的处死刑罚“杀头”，大概是驻图伯特的中国大官最寻常用来处罚违抗他们的人了。当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各种反抗中国清廷统治的抗暴行动与反叛行为，开始纷纷发生，这种形式的惩罚在1910年代变得特别盛行。根据当年一位老僧的说法，他自称曾经目睹在日喀则的中国教场（译注4）执行死刑的场面，他说那位被判刑的博巴，被迫跪在地上，由一个清兵拉扯他的头发，使他的脖子伸长，好让刽子手的大刀容易下手【注6】。
1728年的事件，导致了安班，或称驻藏大臣，其衙门在拉萨成立。首任的两位安班，博伊（藏文）的史料称之为Seng Ta-zing（僧大人）与Me Ta-zing（迈大人）（译注5），在图伯特首先彻底地整顿了军事与行政制度，似乎也是由他们引进中国式的刑法处分——并与图伯特传统的处罚方式并行。然而中国的处罚方式显然可以更有效率地让博巴屈服。白佐良所写的十八世纪图伯特史里，所下的结论是清廷在图伯特立威的基础虽然很多，但“1728年的血淋淋镇压，在图伯特贵族心目中所引起的恐惧”肯定为其中之一【注7】。
但中国的独裁专制以及刑法恐怖，大概在图伯特东部感受特别深刻，不只是清朝时期，在民国时期，及稍后的军阀割据时也一样。安排1918年在康省进行图伯特与中国军队和谈的英国外交官台克曼（Eric Tichman），引用一位欧洲传教士的说法写道：“所有已知的折磨方法，都用在这里的博巴身上了，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等。”【注8】
我不久前翻阅《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有关于图伯特东部民风人情的报导，看到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寺院里用来给僧人煮茶的大铁锅。照片下面的文字是这样解说的：“曾经被中国人用来活煮博巴的大铁锅。”【注9】文章的作者史德文医生（Dr. Albert Shelton），并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讯息，但是我在史医师所著的《图伯特历险记》（Pioneering in Tibet）里找到了一段详细的纪录。他是在察雅地区看到这个阴森恐怖的大铁锅。当地驻军的指挥官，一个中国上校，捉到了45名或50名左右的博巴，为了使博巴对他感到害怕恐惧，他把其中三人捆绑起来，把他们放在这个大锅里，装满冷水，然后慢慢地将水煮滚。而这三人煮熟后，尸体就拿去喂动物。史德文本人还亲眼见到“毫无遮盖、躺在附近石块上的三具骨骸，骨头上的肉被狗啃光。有人则被泼洒油活活烧死。有人的手被砍断，被遣返回家，以警告其他的亲友。还有人被带出去，双手双脚分别捆绑于犁牛之上，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注10】
这里应该说明，古代的图伯特律法，一般都说是天子松赞干布所作，第一任帕木竹巴的君王所修改，而稍后由五世达赖喇嘛与第司•桑杰嘉措再订正之，确实明列着极刑的严厉形式，例如对罪大恶极者的溺刑（淹死）、或者用乱箭射死。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古代，是“叛国者”在伦敦被“绑在木板上，以马拖行至刑场，吊脖子、活活剖腹、将内脏挖出、切下生殖器，切下来的器官在他面前焚烧，砍头、身体再切成四大块”（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是异端在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宗教大裁判后，被绑在木柱上烧死；在日内瓦，被卡尔文教派的人杀死；而“女巫”在美国麻州，还受各种折磨并且吊死。当然了，在二十世纪初期，清末的北京还有人被凌迟至死。
图伯特最后一次以溺刑执行死刑的纪录，是在1884年，当时的图伯特政府令（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生钦喇嘛接受淹死之刑，因为他协助了英国的间谍与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在图伯特旅行。律法里面还规定其他比较轻的处罚，例如一再犯行，其处罚是砍断右手，或者斩断脚筋，但稍后这些刑罚在整个图伯特境内都被废止了。
砍手砍脚这回事，是中国当局与他们的西方文宣打手，拿来指控达赖喇嘛与他的政府的标准罪名之一。当然，他们从来不曾提起的是，这类的刑罚，还包括死刑在内，早在1913年的图伯特已经被废止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但一直受到（北京与达兰萨拉）忽略的历史事实，而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讨论。中国的宣传刊物、影片以及展览，永远不忘突出被砍断的四肢、头盖骨、骨制器具、人的大腿骨制成的号角等等照片，以证明他们的论点。读者们也许会记得，在1970年代与 1980年代，他们还曾指控达赖喇嘛处死了108名处女，把她们的大腿骨来拿做法器的事情。
往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残酷的惩罚发生在图伯特受清廷管辖之时，到底是依照古老的图伯特律法，还是中国统治下所引进的中国式刑罚？把人的肢体切下来，的确很符合中国的古老刑罚，称之为“五痛苦”（译注6），此刑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把受害者的鼻子切下，再切下一手与一脚，接者再施宫刑，最后再腰斩。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也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
但也许比起找出这样的刑罚起源地更重要的，应该是在谁的政治统治之下——是图伯特？还是中国？——这样的刑罚才加诸在博巴身上？这个问题之重要，在于它就是中国所称“西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要“明证”：从1700年至1912年期间，图伯特是由清朝管辖的。
如此一来，很能显露北京与其西方宣传家的真正用意，他们只要一提起旧图伯特政府与社会的“残酷与野蛮”，屡屡引用的材料往往局限于那些于1912年图伯特独立之前，前来高原旅行的欧洲人。他们喜欢引用的作家，包括华达尔(L.A. Waddell)、兰登(Percival Landon)、埃德蒙•坎德勒(Edmund Candler)及欧康纳上校（Captain WFT O’Conner），这些人在1912年前的各式活动里，唯一共同都做过的，就是伴随1904年英国入侵的军队，并且为了使帝国主义暴力入侵图伯特的行径有合理的藉口，于是在他们的写作里妖魔化图伯特的社会与制度。
北京当局于2009年3月2日所发布的纪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公开声明里，其中一段名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开头就大量引述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的描述，文章中把他写实地形容为“关于旧西藏的社会形态，1904年到过拉萨的随军记者……有详细的记载”【注11】。他实际上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战事特派员，并且被“打入”英军里面。还有，他在古鲁的第一役里，就被拿刀的图伯特民兵给严重砍伤了。所以，他不但不是个中立客观的见证者，他甚至在图伯特待的时间也不长。
（唯色拍摄于北京民族文化宫2009/3/6)
那个时期，博巴开始挑战清廷的统治，但不管他们在政治上变得多有自信，若中国人不被驱逐出去，他们当然无法在图伯特的行政与法律系统上作出改变。中国的刑求与砍头系统，一直要到1912年拉萨的中国驻兵最后投降，并被遣送到印度方告终结。
有很多证据显示，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他的官员，不只想要免于中国的政治统治，还想要使图伯特不必再行使中国的法律与处罚。1893年12月，英国人与中国人在大吉岭举行了图伯特贸易规范谈判（译注7）。博巴被故意排除在谈判之外，但噶厦派了噶伦夏札到大吉岭去监督会议的过程。英国人认为夏札的出现唐突无礼，故意让他在众目睽睽下受到羞辱，此事我曾经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华达尔当时人在大吉岭，他采访了夏札好几次。夏札反过来要求华达尔提供英国的“刑事、警察、民事等法规”，他想要带回拉萨，以“……改善政府”。华达尔遵从了这个请求，并且给了他一份英国／印度司法系统大致内容的翻译。根据华达尔的记载，夏札对于其中不强迫被告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印象特别深刻，并且惊呼：“唉呀！我们跟中国人学，于是做的事刚好相反，我们折磨被告，直到他认罪为止！”【注12】
达赖喇嘛对他的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文明开化的宏图设计，第一个清楚的指标紧接着在他1895年亲政之后发生。刚刚下野的摄政第穆仁波切，开始与两位侄子，罗布次仁与洛桑顿丹密谋要谋杀达赖喇嘛。事机败露，第穆及他的两个侄子被逮捕。非常愤怒的国民大会（tsongdu），希望处死他，但达赖喇嘛拒绝了他们的决议，并且宣布他基于佛教的原则，反对死刑作为惩罚。梅•戈尔斯坦教授重述了他听到的一个谣言，说第穆在监狱里秘密地被杀死。可能有一个太过冲动的官员做了这样的事情，但除了谣言以外，此事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为凭。查尔斯•贝尔爵士所写的伟大的十三世传记里，写到达赖喇嘛告诉他：“……直到他逃到印度为止，不管罪行如何，他都不准被施行死刑。”【注13】
而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后，藏历水牛年（1913年）4月8日，在他宣布独立的诏喻里，他也宣告终止任何我们现在称之为“残酷和非常的刑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这是除了之前废除死刑外，又另外加诸的。他的诏告讲得非常清楚：“还有，过去砍断民众的肢体是一种惩罚的形式。从今而后，这种严厉的惩罚一律禁止。”【注14】这份诏喻的副本被送到图伯特各处，而每一地区的官府里都留有一份副本。
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图伯特今昔》一书的索引页里，提供了三个提到“图伯特罢黜死刑”的地方【注15】。著名的英国旅行作家、艺评家与历史学家罗勃•拜伦（Robert Byron），在1930年代旅行到图伯特，实事求是地写道：“死刑现在已经被废除了。”【注16】即使是在图伯特境内偏远的地方如察隅，植物收藏家弗兰克•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描述发生在1937年的一件政府信差被谋杀的案子，特别说起地方的裁判官没有权力判决死罪。金敦-沃德因此下了一个结论：“……现在的图伯特政府，取消了二十五年前流行的将罪犯砍断手的野蛮作法，现在摆荡到另一个极端，不愿意把人宣判死刑了。”【注17】
美国的人类学家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他可能就是激发印第安那•琼斯角色创作之原型（译注8），1922 年伪装成苦力旅行到拉萨，不只提到了死刑的废除，还说明达赖喇嘛认为这样的处罚与佛教不相容。他也写道，“法律上，现在就任何罪行，裁判官只能判鞭笞、或者流放，包括谋杀在内。拉萨的裁判官说这些判决不够重，无法吓阻其他的犯行者，并且对旧制取消表示惋惜。”【注18】
查尔斯•贝尔也提到尼泊尔反对图伯特废除死刑，因为有几件案子是博巴谋杀了尼泊尔人，结果刑罚被判得比较轻。一位“高阶的图伯特官员”告诉贝尔：“尼泊尔当局要求我们必须把那些博巴处死。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同意。”【注19】
阿蓝•温宁顿（Alan Winnington），是图伯特在被中共“解放”后，被允许进入的第一位左翼欧洲记者，当时图伯特司法系统尚未“改革”，“拉萨市长也是主要的裁判官”米本廓卡（Gorkar Mepon）对他说：“图伯特已于好些年没有实施过死刑了。”温宁顿讨论着“比较轻的处罚”如砍手，但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但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做过。”米本坚持道【注20】。
虽然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之中，不免有缺失与偶然的退步，我们却一定得阐扬其实践乃真正的重大与不朽，并肯定它傲人的成就。图伯特是世界上最早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一。当然，现在死刑在美国与英国仍然存在，也在佛教国家如斯里兰卡与泰国存在。在后两个国家里，据说佛教徒的感情，可以用透过帘幕射杀罪犯而获得舒缓。日本仍然还有死刑，而不丹一直到2004年才废除它。
即使违背或违反达赖喇嘛革命性的法律决定的例子里，也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博巴对伟大十三世的理想是如何戮力以赴，深信不疑。1924年，有一位军人因为受惩罚而死，图伯特军队的指挥官擦绒（Tsarong），虽曾救过达赖喇嘛性命，不但遭降职，还被永久解除了他的军事职务。
1913年以后，不只再也没有死刑的执行纪录，而唯一“残酷与非常”的处罚纪录，也能说明该项法律在图伯特已经如何深植人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几年，官员龙夏试图发动暴力政变。他举事失败后，许多政府官员都希望把龙夏处死，但法律却阻碍了他们。所以龙夏被判以较轻的处罚，那就是双眼被摘除。然而其过程却错误百出，因为这样的处罚早就被束之高阁，多年不用，即使那位相对反图伯特的学者梅•戈尔斯坦也说，就连过去专事处决犯人、也施行过各种刑罚的人，都觉得要再这么做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他们“……告诉政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曾经告诉他们，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事实上，图伯特没有任何其他以“挖眼”或截肢来惩罚罪犯的纪录。阿蓝•温尼顿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例子。中国最主要的美国共产党文宣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在图伯特旅行并且写了两本书，虽然大量重覆了许多暴行的例子，她的两本书里，唯一瞎眼男人的照片却是同一张【注 21】。斯特朗没有提供这个人的名字，却说他“被叛乱分子弄瞎了双眼，因为他帮助解放军修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中国宣传图册里，也有一张“被叛乱分子挖眼的牧人”照片【注22】。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的文宣材料里看到任何一张照片，是有人受图伯特政府的处罚而被弄瞎的。即使那些“被叛乱分子弄瞎”的说法，也必须谨慎小心地看待，因为除了这一行文字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受害者或罪行的其他细节存在于别的地方可供考证。
中国的这种宣传里面，永远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所谓图伯特旧社会暴行的说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确的细节。不只所谓的受害者没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连犯下如此恶行者的名字——封建领主或是地方裁判官——也都丝毫未提。中国人拥有图伯特法庭的整套完整旧纪录。然而我所知道，没有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官员或裁判官曾经被明确地控以挖别人的眼睛、切断别人的手或脚的罪名。成千上万的博巴被控以“反革命分子”与“分裂分子”罪名而被处死，但我从来没有听说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或裁判官，是因为执行了这些中国文宣里所讲的“残酷而野蛮”的折磨或罪行，而被处死。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于博物馆，却都没有注明任何起源与出处。解说文字里，从来没有提起，是从哪个人、哪座监狱或哪座法庭取来的这些刑具，或者是在哪个时期，这些刑具曾经被使用。
而能说的说完，该做的做尽以后，中国那些有关于“吃人的农奴制度”的宣传几乎等同于没有：一再重覆的刑具老照片（很多都是来自中国），还有人的大腿骨与头盖骨，都可以轻易在加德满都、纽约、新德里，近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古董店里买到。
虽然并不是直接有关，但我几乎在每一个中文宣传出版品里一定会看见，有一个实在是太假的虚伪的指控，我必须在这里提起（并且以后不会再重述）。那就是一张博巴男子背着另一位博巴的照片。其下的说明文字描述：“背着官员在背上——农奴被强迫进行的许多差役之一。”【注23】首先，那个被背的人，从服装看起来，明显不是什么官员。第二，捏造出这种谎言的北京真理部干部，大概不了解博巴都擅长骑马，而图伯特是一个产马的地方。所有的博巴都会骑马，包括女人、小孩、老人与喇嘛。只有乞丐与朝圣者步行，而后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朝圣之旅会因为这样更有功德。即使是达赖喇嘛，在旅行时也是骑马的，有时候是骑没有角的犁牛（nalo）。他拥有一乘官轿（是中国皇帝赠送的礼物），但只有在拉萨的某些正式典礼时才会使用。遍及整个图伯特，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轿子。 1912年以前，安班的交通工具是官轿，而其他的中国官员，不论在图伯特或在康省，也都是坐轿子。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赵尔丰在图伯特东部之所以战功彪炳，就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吏，黏在轿子上、手不离鸦片烟管的缘故：他是一个会跟手下同甘共苦的强硬领袖。台克曼写说赵尔丰“不像有点娘娘腔又爱享乐的四川人，他讨厌坐轿子，并且骑着马在图伯特东部四处跑。”【注24】
骑马的赵尔丰也许是值得钦佩的，但这里也许应该再度指出，在博巴这方面，每个人——最高阶的喇嘛、贵族、嬷啦（老太太）、仕女甚至图伯特东省的省长本人，不是骑马就是走路。
以人类来抬其他人类的风俗习惯，显然是中国的，不是图伯特的。中国传统的交通工具，大体上是由抬椅、轿子与黄包车所组成的，全都是靠中国的苦力来扛或拉的。老舍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就是令人心酸地描述其中一位罹患肺结核、吸鸦片、以拉车为业的人的悲惨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我在拉萨的一个表亲（因阶级成份不好）被指定拉木板车（therka）的工作。超过二十载的日子里，他在圣城各处，拉过建筑材料、农产品、客人，现在手上还有厚茧可以证明。
如果你翻阅1913年以后，共产党入侵之前所写成的图伯特游记，不论是欧洲人或中国人所写的，先前纪录中所见到的残酷的惩罚，似乎都消失了。海恩里希•哈勒读了大部分早期英国旅游者的负面描述，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忍的处罚。随着时间的过去，博巴似乎变得更慈悲为怀。我记得看过一次公开鞭笞，那时候心里还想实在打得不重。”
查尔斯•贝尔也说了类似博巴愈来愈绅士、文明的话，并且在这里或那里暗示着这都是因为与英属印度接触，才得到的文明影响。史德文说得更直白，他说就是因为达赖喇嘛与图伯特官员流亡大吉岭，因此吸收了英国的风俗与法律，才有如此的转变。我们也许在某个程度上可以同意贝尔与史德文，然而我们也必须记得英国人当时在印度与其他殖民地，还把许多土著用绞架绞死。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要废除死刑，不可能真的是受到英国模式的影响。
图伯特的法律制度，即使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显然仍然不完美，也有腐化，而许多惩罚仍然非常暴虐。例如图伯特的标准处罚，以皮鞭鞭笞犯罪者。这个比不上英国皇家海军用的“九尾鞭”（ the cat-o’ nine tails，用在英国海军与监狱，直至1957年），有时候英国人在鞭尾加上钢球或铁刺，以增加鞭挞的伤势。
而图伯特的死亡人数也大幅降低，因为受刑人被鞭打的部位改为臀部而不是背部。然而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它还是无可否认的残酷刑罚，而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即使它是在1950年前的图伯特实施的，即使今日许多非洲与亚洲的国家仍然还有这样的惩罚：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马来西亚、沙乌地阿拉伯……，当然还有中国——中国的已经现代化，现在用的是电棍。
图伯特的监狱肯定也不是什么愉快的地方。但除非在受审时间里，关押犯人在图伯特大部份地方都是不实施的，因为所费不赀，还会衍生很多问题。根据唯色的说法，拉萨只有两个小监狱，“它们各自只容得下大约二十人左右。”另外一个谈到图伯特司法系统的消息来源，也提到拉萨的雪（Shol）监狱，空间很小，只能够容纳“三十到五十个人”，而主要的城市如朗孜厦监狱，只有两间囚室，还有一间地下室，大概能容纳的人不超过三十个【注25】。罪犯通常是用脚镣来限制行动，并受允许在城里面四处游走，没有人看管，以乞讨为生。而重要的政治犯则被放逐到图伯特西部或南部，就像贡培啦、江乐金、代本琼让（译注9）以及其他人。只有少数几个个案里，政治犯才会真正被关在拉萨的监狱里。像龙夏被关了四年，而更顿群培被关了三年。
根据唐纳德•洛佩兹的研究，更顿群培被关在拉萨城监狱里时，他“……得到楼上的一个另外房间，并且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食物、床具。”后来他被移转到雪监狱。虽然那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但他受允许得到书写的工具。他继续写作《白史》，还写信，也写诗。在他获释后，政府“给他提供了祖拉康旁边的房间，就在农业部的上面，给他提供金钱与青稞的生活津贴，指示他继续写作《白史》。他却没有继续下去。”【注26】我提这件事，不是为了美化图伯特政府对此位大学者的对待，而是要跟中国监狱的状况比较。在中国的监狱，有人曾在劳改营里写诗或写历史的吗？
而大赦在图伯特也并非不常见，当所有的囚犯被释放，法庭与监狱空无一人后，就打扫清洁并且饰以吉祥的白粉图案。而此事发生的时机，是在认证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举行他的坐床大典、或者适逢他的本命年（kag, “噶”）之时。也会在摄政上任时、国家有难时、或者举国庆祝佳节时发生。
中共宣传的“布达拉宫充满毒蝎的恐怖地牢”也是天方夜谭。拉萨的监狱可能有几只蝎子与蜘蛛，就好像任何潮湿的地方都有一样。龙夏曾跟他的儿子抱怨这些小生物。一位拉萨市民，图登昆桑，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一支中国文宣队如何在拉萨的一座监狱拍照与摄影，他们事先在监狱里放置骨骸与蝎子。“雪居委会要孩子们收集蝎子，好拍摄宣传电影。但当他们要拍的时候，蝎子不肯乖乖待在它们被放在尸体的原来位置上，一直逃到墙壁的洞里去，所以只好在拍摄时用看不出来的线绑住它们的脚，才能固定在同一个地方。”【注27】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而图登昆桑的书也让我们可以比较和对照，图伯特传统的刑法系统在其规模与所犯的错误与不公上，比起中国当局在图伯特（以及中国本土）创造并且维持的庞大监狱与劳改制度，实在是微不足道到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1959年以后，单单在拉萨，就有好几座大型监狱与关押之地，如西藏军区司令部、策仁庄园、罗布林卡、扎基、古扎（也许还有一两个我没提到的），成千上万的人被关押起来，而其中至少有三个，图登都曾经待过。图登也在纳金（Nanchen）与波札木（Powo-Tramo）的劳改营里待过，他在那里，与其他数十万博巴囚犯一起被奴役，有数万人死去。我们也必须要提及，在安多与康，另有柴达木、木雅（Minya）的惹拉塘（Ragnakhag）、以及达折多（康定）北边的雅惹普（Yakraphuk）等巨型劳改营（译注10）。自不待言，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现在进行式。
中共统治下的现在进行式，也是过去博巴在清朝统治期间，同样必须忍受的野蛮残忍、不公不义以及恐怖惊悚——直到我们在1912年独立为止。
May 17th, 2009
译注：
1：有凌迟三日，剜割三千刀之说。
2：赵尔丰，1908年清廷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
3：清朝时，康熙皇帝规定了枷的上限重量为七十斤，次级的为六十斤重，长度为三尺，宽度是二尺九寸，并规定各地衙门都要案照刑部的样本进行立枷之刑。参见维基百科中“枷项”一条：枷项是将犯人绑在衙门前或市中心示众的一种刑罚，若枷的重量过高，很容易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项不但是酷刑，还是一种死刑。
4：嘉央诺布原文中是用英文拼成jaochang，教场，为军队平日操练及处决犯人的场所。本意为古时操练检阅军队之场地。唐•杨巨源《赠邻家老将诗》：“拂雪陈师祭，冲风立教场。”《西游记》第九回：“丞相领旨出朝，即往教场内点了兵，径往江州进发。”
5：应指僧格与迈禄。
6：嘉央诺布原文，应为“五刑”。《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二世二年，西元前208年，具斯五刑，李斯备受五种刑法。《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引自李伟泰等著《史记选读》（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注释139。
7：并签定了《中英续定印藏条约》。
8：印第安那•琼斯，即美国冒险动作片的男主角，由哈理逊•福特主演。
9：根据梅•戈尔斯坦，贡培啦即图登贡培，于1939年被流放到工布泽拉岗地区，贵族江乐金（Changlochen）被流放到则拉宗。代本琼让(Khyungram)则是被控以密谋推翻政府，在1940年被流放到图伯特西部。
10：西藏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是最早关押所谓“叛乱分子”之处。贵族策仁的庄园，在拉萨附近，也是最早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之处。罗布林卡，1959年 3月之后，在罗布林卡设立俘虏营，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纳金电站（Nanchen），位于拉萨东郊，修建于1958年。波札木（Powo- Tramo），现建成波札木公路，属于川藏公路，位于今林芝地区波密县，当年由被补的博巴所修建。木雅（Minya），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境内。惹拉塘（Ragnakhag），折多山以西，距康定约七十公里，1939年曾由国民党政府修建机场处，又名营官寨飞机坝。雅惹普（Yakraphuk），可能指新都桥劳改营，专门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及四川省的重刑犯。
原文注释：
1. 白佐良《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图伯特》莱顿，1972年，页149。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E.G. Brill, Leiden, 1972, pg 149
2. 卜正民等《千刀万剐之死》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Brook,Timothy. Bourgon, Jerome. Blue, Gregory.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g 251
3. 美国之音，张楠，“西藏作家质疑北京版的西藏历史”。Zhang Nan, Voice of America, Mar 29, 2009, “Tibetan Writer Questions Beijing’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Source: VOA,29 March, 2009.
4. 柔克义编，《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到拉萨与图伯特中部之旅的脚注》，1902年，第187页。Rockhill, William. ed. Footnote in Sarat Chandra Das’s Jourt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2, pg 187
5. 王圻纂辑，《三才图会》：明朝绘图类书，描绘天地人三界中的一切。南京：万历刊本，1609年。Wang Qi, ed. Sancai tuhui Illustrated compendium of the three powers [heaven, earth, humanity]. Nanking: wuyun xuan, 1609.
6. 与Lotan la的谈话，达兰萨拉，1973年11月。
7. 白佐良前引书，196页。Petech, pg196.
8. 台克曼《一位领事官员在图伯特东部的旅行》，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22年，第228页。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2, pg 228
9. 史德文，“与图伯特东部的人们一起生活”《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第325页。Shelton, Albert. “Life Among the People of Eastern Tibet”,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1921, pg 325
10. 史德文，《图伯特历险记》，纽约。1921年。第93-94页。Shelton, Albert. Pioneering In Tibet, Fleming H.Revell, New York, 1921, pg 93-94
11. 中文的原文，应为《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全文。“Full Text: Fifty Year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2/content_10928003_4.htm
12. 华达尔《拉萨及其秘密》，伦敦，1906年，第48页。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g 48
13. 查尔斯•贝尔《一位达赖喇嘛的画像》伦敦，1946年。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g
14. 夏格巴《图伯特政治史》，耶鲁，1967年，第248页。Shakabpa,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1967, pg 248
15. 查尔斯•贝尔《图伯特今昔》，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4年。见索引条：“图伯特废除死刑”：页142, 143, 236。中译本《西藏的过去与现在》。Bell, Charle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See index: “Capital punishment abolished in Tibet, 142, 143, 236.”
16. 罗勃•拜伦《先至俄罗斯，再到图伯特》。伦敦：麦克米伦。1933年。第204页。Byron, Robert. First Russia then Tibe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3. pg 204
17. 弗兰克•金敦•沃德《蓝婴粟之乡》，纽约：现代图书馆，2003年，页222。Kingdon-Ward, Frank.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222.
18. 威廉•麦卡文《伪装到拉萨》，纽约：世纪公司，1924年。第388-389页。McGovern, William.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Century Co., 1924. pp. 388-389.
19. 贝尔《图伯特今昔》，第236页。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g. 236.
20. 阿蓝•温尼顿《图伯特：旅记》，伦敦：劳伦斯＆温夏有限公司，1957年。第99页。Winnington, Alan. Tibet: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7. pg99.
2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见闻》，北京：外文出版社，页110-111。 Strong, Anna Louise, Tibetan Interviews,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59 between pg 110-1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农奴站起来》北京：外文出版社，页74-75。Strong, Anna Louis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65, between pg 74-75
22. 译注：目前网路上找到的相关说明：“农奴主外出时，强迫农奴像牛马一样背着他们走。”而嘉央诺布是依据1981年英文版的中国宣传作品所写：新周（编），朱力（文），《变革中的西藏》北京外文出版社，第56页。Jin Zhou, ed. Tibet No Longer Mediaeval,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pg 56.
23. 前引书，第56页。Ibid. pg 56
24. 台克曼前引书，第36-37页。Teichman, pg 36-37
25. 蕾贝卡•法兰奇《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95年。）第325页。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g 325
26. 唐纳德•洛佩兹《狂人的中间道路：反思图伯特僧人更顿群培的真实故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Lopez Jr., Donald S. 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6, pg 43
27. 图登昆桑《中国统治下的拉萨生活回忆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07年，页51-52。Khetsun, Tubten.(translated by Matthew Akester)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g 51-52
蜀国已前驱，吴越当奋勇；戮力分支那，埋葬大一统。
四川獨立運動黨為什麼成立？！
2008-5-27 09:29 youyouyou
簡稱：川獨
http://duli.hypermart.net（已失效）
創建日期：
2001年3月1日。
成立原因：
當今中國，地區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有些地區據稱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的地區動則130億美元鉅資修建體育場館。
回頭看四川，一方面自然資源豐富，盆地物産豐富，重慶工業發達，人力資源豐富。
一方面卻是兒童失學率居高不下，青壯年到北京或沿海市當民工，少女則當三陪小姐。
堂堂天府之國，被中共搞得民不聊生，背井離鄉。
中共對沿海與內地不同的經濟政策，使內地喪失公平競爭的機會，而北京的高速路有四川人繳的稅，沿海城市哪棟高樓沒有四川民工的汗水？！
我們不是要均貧富，我們是要平等的規則。
抗日戰爭，我們四川是中國的大後方;改革年代，我們四川是中國的大土包。
不是我們不愛中國，是中國嫌棄我們。
成立宗旨：
團結四川人民，結束被奴役，被強暴，受歧視的悲慘地位。
目標：
高度經濟自治為最低目標，獨立建國為最高目標。
方案：
抵制中國以西部開發為名，對四川進行第二輪經濟掠奪。
四川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股市，完全可以與美國，日本，臺灣等國家直接通商，通航。
要知道歷史上四川開始用紙幣時，沿海諸國還未開化。
誰稀罕你們來開發我們？！
運動手段：
和平抗爭：爭取各國和中國各省的理解與支援。
幾百年來，四川少有戰事，連日本鬼子都沒打進來，和平發展時期是世界上最長的。
四川一貫以和為貴，即使獨立，也是永久中立國。
口號：
還我天府！
組織成員：
所有四川人自動成為黨員。
退黨者請EMAIL聲明。
主要機構：
四川經濟自治發展研究室：徵集人才，研究發展四川經濟。
日本，德國在戰後的廢墟上重振花了二十年時間，我們在被中國破壞之後的廢墟上也能很快重振起來。
請您獻計獻策。
失足川妹救援基金會：誰都不信慰安婦是自願的或是父母賣女兒。
中共禁止賣淫並不說明它不是罪魁禍首。
(禁止賣淫等於保護嫖客)。
解救川妹，請您伸出援手。
四川教育平權促進會：為四川學生爭取同等升學率。
請問，升大學--北京的50%升學率與四川的1%升學率怎麼能叫公平。
請您表態。
四川討債會計事務所：
清算與中國的總帳。
請您一起算。
四川友好協會：
爭取支援理解。
團結各方人士。
爭取與中國和解。
請您理解支援。
四川獨立運動委員會：
研究制定獨立運動方案。
請您參加。
四川民工平權促進會：
如果還屬中國公民，就要爭取平等工作權利，和最低工資標準。
請您聲援。
申奧打油詩
當年兩廣填四川，今日三峽被水淹; 幾家歡樂幾家愁，日你先人的板板。
解釋：
1。當年兩廣填四川 當年農民革命軍到四川濫殺無辜，致使人口銳減，政府只好把廣東，廣西的人口搬遷到四川。
2。今日三峽被水淹 淹的四川話發音為安。
今天破壞生態的三峽工程動工，百萬四川人背井離鄉，被美其名曰移民。
有如當年美國政府驅趕印第安人，還美化其為牧歌式西進運動。
3。幾家歡樂幾家愁 北京想耗資130億國庫裏的美元去修一些空曠的體育場館。
但是繳稅的四川卻有很多失學兒童。
四川雖然人傑地靈，但是在中共領導下，四川男人在北京當民工，四川女人在上海當三陪
4。日你先人的板板 你是指江澤民。
意思是操江澤民的祖宗八代。
江，朱，李的兒子都很腐化。
2010年1月25日 星期一
BBC专访达赖喇嘛驻北欧代表
更新时间 2010年 1月 2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38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星期一（1月25日）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的两名特别代表将前往中国，同中国领导人的代表举行新一轮会谈。声明指出这是自2002年双方开始对话以来的“第九轮对话”。
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在伦敦采访了达赖喇嘛驻北欧代表图丹桑珠
记者：过去8年双方举行了多轮会谈，这次会谈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呢？
答：就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方来说，我们总是愿意谈判的。这次谈判和上次相隔了15个月，因为在第8轮谈判中提出的一份备忘录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彻底拒绝。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北京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想谈判。随后，西藏人开了几次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继续举行这样的对话，因为对话是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唯一方式。就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来说，我们始终是愿意谈判的。现在，中国方面也表示愿意会谈。
记者：你们对这次谈判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我们感觉到，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公开和坦诚地对话。在过去三、四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希望中国公众能够更多地意识到，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也许是北京举行谈判解决问题的最好机会，因为达赖喇嘛之后情况会很不明朗。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敦促政府去做的事情。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至于我们的期望，老实说，我们不期望得到什么。但是我们也不放弃希望，希望这次会谈能产生突破。
记者：这怎么解释呢，你们不期望得到什么，但是又希望产生突破。
我们觉得，中国广大的公众似乎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公众认为达赖喇嘛是产生问题的根源。现在，许多中国人都不再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有更多的中国人去过世界各地，互联网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还有许多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聆听达赖喇嘛的教诲。这并不是说去听取达赖喇嘛的政治教诲。他们仅仅是见到达赖喇嘛，有一个活生生的感受，就会觉得达赖喇嘛不象自己过去想象的那样差。当这些人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对达赖喇嘛完全不同的一个印象回去的。
记者：如果说你们对这次会谈不抱什么新的期望，那么你们准备做出什么让步吗？
就西藏方面来说，达赖喇嘛已经做出让步。事实上，许多西藏人认为达赖喇嘛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因为他的“中间路线”不会给我们带来结果。自从2002年，这已经是第9轮会谈，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所以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我们必须谈。
记者：你们希望和中国方面谈西藏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这个问题会涉及所谓的大西藏地区，也就是目前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藏民居住区吗？
是的。上次我们提出的备忘录被断然拒绝，我们希望这次北京方面能够坐下来讨论有关这些地区的安排。这也是我说的突破。他们过去断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记者：如果你们希望在这轮谈判中获得某种突破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对方得到某种暗示呢？你们得到了这样的暗示吗？
我们的代表团得到了邀请，这也许意味着对方有了新的想法。我们的特别代表过去说过，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不同意备忘录中的哪一部分，因为他们全盘拒绝了备忘录。这次我们的代表受到邀请，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坐下来，考虑一下各个方面。中国方面首先应该具有会谈的意愿，真正的意愿。西藏人是充满希望的。达赖喇嘛说过，他对中国政府是有些感到厌倦，但是从来没有对中国人民失去信心。这也是我们的感受。
记者：中国政府刚刚召开了西藏工作会议，中共中央的几位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您如何对这次会议作出解读呢？
很难搞清楚有关会议的情况，有时候就连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说不清楚北京的动向。但是我们感觉到，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年来的西藏政策失败了，所以现在决定增加投入，提高西藏的生活水平。但是，西藏问题并不是仅仅靠花钱就能解决的，还必须赢得西藏人民的人心。
记者：赢得人心当然包括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并不非常地认同宗教。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是吗？
是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国领导层也知道西藏的宗教意识有多强。不论你是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其他形式的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让人民幸福，让人民自愿地生活在你的领导之下。让人民生活在压力之下是有限度的。我们看到过前苏联，或迟或早，一有机会，人民就会反抗。
记者：你们所希望的是达到西藏自治，以达赖喇嘛作为这个自治区的领袖，是吗？
不是这样，达赖喇嘛在未来西藏不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现在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流亡领袖。但是，如果今后在西藏内部产生什么解决方案，如果达赖喇嘛仍然健在，并且返回西藏，达赖喇嘛说得很清楚，到时候将把权力交给大多数西藏人民，由他们来作出决定。
记者：他们也许不会选举任何来自印度北部的人。
这当然没关系。达赖喇嘛清楚地表明，如果这一天来到了，西藏流亡政府就宣告解散，每个人都不会在西藏获得什么特殊的地位，除非西藏自治区政府选择了这个人。西藏流亡政府是临时性的。
回家乡的恐惧——中国部分县城的现状
文/王德邦
一、并非无端的恐惧
因家事，我于 6 月 27 日 赶回广西北部的全州县。火车在晚点一小时五十分后于 28 日凌晨一点多到达全州车站。下车的人不多，出得站来碰到用小面包与三轮机动车（在我家乡叫 “ 慢慢摇 ” ）拉客的却不少，把整个车站前的广场塞得只有一条可过车的道。他们大声招揽着客人，也为争拉客人而互相责骂着。
全州是个有 80 余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十来年曾经的几家国有企业已全部倒闭并被变卖。县城除了商业、服务业，基本没有其他产业。这样一个县城，车站拉客自然就成了许多人谋生的选择。竞争激烈也可以想见。如此一来，此地也是各派势力逐利之地，各种矛盾都集中突出。
我们一行五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是出站中最大的客户群，自然引得拉客者的追跟。在努力摆脱拉客者后，我们因座车太久而决定先在站前小饭店吃点东西再走。我发现那些小店青一色都挂着我们邻县灌阳县饭店的招牌，我很奇怪怎么本县没人来开饭店，反是邻县来开店？进得一家店后我说出了疑问，谁知那老板说： “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本县的饭店，因为灌阳路远，来这里等车并在此吃饭的人多，所以饭店为招揽生意而都改名为灌阳饭店。 ” 接着他似乎意犹未尽地说： “ 本县都难经营下去，外县来怎么能经营。 ” 我闻听此言，马上追问一句： “ 是生意难做，还是干扰太多？ ” 那老板似乎马上意识到失言一样，于是随声附和着： “ 都是，都是。 ” 我也感到自己所问含糊，但又感到饭店老板似乎明白我所指。
对家乡全州近年来我常听人谈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小小县城吸毒赌博成风，黑社会势力嚣张，各种偷抢、打杀、欺行霸市情况严重，民众在街上不经意侧目都可能招致一顿拳脚，甚至刀棍，百姓普遍感到人身无安全保障，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所指饭店干扰多就有受社会黑恶势力影响的含意。显然在全州说到干扰大家似乎都心照不宣地理解到黑势力上。
正在我们吃饭时，进来两个青年，在店中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过一会又进来一个青年要了一点小吃在那慢慢地边吃边东张西望。对于在社会底层漂荡了十几年的我，一看这情形就感到不对头，本能地警觉了起来。我一面用当地话催促大家快吃，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饭店老板车站派出所有个亲戚他是否认识？那老板说不熟，而那吃饭的一听就起身走了。老板似乎有意无意地自语了一句： “ 是当地人应该不会动手吧。 ” 我想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可能不一定顾忌当地不当地，于是我们赶紧结帐离开饭店，到外要了个面包车往县城里赶。
车站到县城约有八里路。三年前我回去时这段路车费是 1 。 5 元，包车是 5 元钱。现在一问价钱涨到 2 元一位，包车他开价 20 元。我们座上车后本以为他会一路到县城，结果他居然在出站口又让一个青年上车，那人上车后就爬在车上不知真睡还是假睡。走出不到一里，居然又有一批人在路边嚷嚷，他们大约是十来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全部光着膀子。一人上车来看了看，见我们是一家，后边还有一个爬着的，就没再上车。又走了两三里，在漆黑的路边居然又有一个人来上车。当时应该快凌晨两点了，我本来紧张的神经一下膨得更紧。凭经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于是我不断与家里人对话，提醒他们注意。这两个先后上车的人没有跟司机说到哪里，司机居然也没问一句，就一一默契地让他们顺路上来了。我想这种情况如果出事，那司机肯定跟他们是同伙。
好在座了一段路进入城里时，那两人就先后下车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并气愤地质问司机怎么中途还搭人。那司机居然毫不示弱表示车没有让我们包。我只好忍气吞声，不管怎样终于平安回到了家。我的紧张引起了家中亲人的埋怨，认为我过虑了。然而过了几天一个在县城的远亲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听到有几个混混（当地流氓的称谓）前几天差点对一家从外地回来的人下手，幸而发现是当地人，否则不会放过。忽闻此言，我当时惊出一身汗，当然我希望那一家所指不是我们。
我从京回到老家，居然有如此紧张以至恐惧的感受，显然不是纯粹的胆小。经验告诉我身边潜伏着太多危险。当然我无钱供他们偷抢，但这些作案者却未必领会对象的无钱。
可见恐惧离我们多近。我这样在外闯荡多年并且外表看来也让山乡小民可能误解为有权势的人，也面临这种安全的威胁，可以想见一般平民百姓与外来客商的安全感会有多少。
二、黑社会、警察、政府
我们县下面龙水、大西江两个乡的大山中有锰矿，本来国家明文禁止私人开采，但在这些地方大量存在私人开采情况。这本是很容易查的事，但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原因是此中大多数的矿井有执法部门作后盾，有的甚至直接就有执法部门的股份。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个体老板去开采的，那么这些通常就是警察抓捕的对象，然而警察也常常网开一面，只在一些重大节日，如春节前才在有内线掌握了充分情报后出击，抓一个矿老板就罚他三十到五十万元，交钱后就放人，放了后又去挖矿。这样一来，矿山就成了当地警察与执法部门的小金库了 —— 私自参股渔利，或公开执法抓矿老板罚款为单位创收。
在当地把持这些矿山的就不是那些只有钱的，而是全县有名的黑社会势力。在龙水与大西江的所有矿山，都是直接由县城黑社会势力出人去保护，名为防当地村民抢矿，实则就是收取高额保护费。而这些黑社会的后面就是警察。
今年 6 月上旬，为了争取收保护费的权力，全州新起来的黑社会势力，号称 “ 十二少 ” 与原来掌控矿山保护权的老黑社会势力 “ 谢老三 ” 团伙发生了冲突，最后约定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桥头展开决战。一时双方上百人卷入战团，最后以老势力首领 “ 谢老三 ” 被砍倒，十几人重伤入院，新起的黑势力获得主导权而告一段落。
同样在 6 月中旬，又一次全州新起来的 “ 十二少 ” 受当地一派出所领导的指令，召集了二十号人，在县城一家大酒店门口，公然将另一黑帮势力近八十人砍散，并当场杀伤十余人。事后 “ 十二少 ” 被警方通知避离县城近半月，等事态平静后又返回了县城。
在县城北边原城市菜蓝子基地 —— 小菜园，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扩建的需要，县政府曾以公益事业需要的名义动员村民同意征地。后来政府又将征来的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惹得村民不满，进而招致一批村民的抵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消除民众对施工的干扰，竟然动员 “ 十二少 ” 出来为其干事，为他们提供办公室，给他们工资报酬，并给他们一些工程承包。如此利用黑势力来消除民众抵抗。
三、没有安全感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这次回乡感触很深是听到普遍感叹没有安全感。在家财物没有安全感，随时有可能被偷，入门偷盗情况在当地很严重。出门人身都没有安全感，一不小心可能被人偷抢，或被打。
我回到家的当天，在县城我妻子的姐来看我们，进门不久就聊到社会治安差，经常有人早上出去跑步时都被抢，有的女的戴的项链与耳环在街上公然被抢，并因此把耳朵与脖子撕拉得鲜血淋漓的都有。因此她一再告诫她妹妹别戴什么首饰上街，尤其晚上不要在外，若晚上在外十拿九稳要出事。她说自己就被人抢过。在她说话的神情中都流露着一份惊恐。
同样我到城郊一个叔叔家去探望，在与他聊到社会一些情况时，他感触地说这个社会现在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了。听到这话我是吃惊的，因为我这个叔叔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会点功夫的人，他曾独自徒手空拳打倒过三个与他一般高大的流氓青年，以致在当地传为佳话。现在连他都感慨没有安全感了，可见事态的严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感到不安全。他说： “ 现在社会这帮青年不知怎么回事，一下不对就动刀子，并且成群结队，一打架就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上，更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架还经常发生。我在县城卖小菜，就常见到这种打架的情况，那真让人害怕。也许我是老了，经不起风险了。 ” 其实我叔叔也才五十岁，应该不算老的。
当我回到离县城三十多里山路的老家时，我的伯母跟我流着泪诉说： “ 我辛苦养的八只鸭正准备去卖时，前几天被人骑摩托车到乡下来用麻袋装了去。村里有人看到两个青年来抢的，但不敢去追，甚至不敢近前。因为他们手上有刀，并且坐着车。留在村中又都是些老人孩子，谁经得起他们打。后来我们报了案，也没见有什么结果。 ” 我赶忙问： “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吗？ ” 她说： “ 近年来这种事常发生。村中养的狗也常被人偷了去，现在连狗都养不起了。这些强盗常常是明目张胆地开着摩托车来，碰到什么就盗什么，毫无顾忌。若有人敢去阻止就还得招顿打。 ” 我问： “ 难道说当地政府就一点不管吗？ ” 她说： “ 他们管个屁！那盗狗的有的就送到了他们嘴里，他们完全是一伙的。 ” 闻听此言，我无言以对。在这边远的山村都难求得一份应有的安全感了。中国重灾之下是不存桃花源了。
四、免税之后话农民
中国中央政府给农民免去一切农业税后，我原以为这次回家可以听到不少欢呼了，或者还能感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久违的农民的欢欣。在跟农民亲戚交谈后，结果却让我大出意外。
6 月 29 日 ，我携妻带子去了岳丈家 ——鹅塘里村。该村离县城十二里地，不是边远农村也不是城市边上，但自然条件在农村算中上等，因为灌溉条件很好，人均也有近两亩田地，农作物运到县城贩卖也还方便。如此条件，在农业税免掉后应有个直接的感受。然而我在跟孩子的舅吃饭时就直接问： “ 现在应该没什么农业交税负担了，农民该好过了吧？ ” 他说： “ 农业税是不用交了，但是农民负担一点没感到轻。因为农资贵了，如化肥、农药比原来都贵了。这些东西涨的价甚至比免掉的农业税还多。还有城里吃国家饭的（意指拿财政工资的）工资不断涨，物价也跟着涨，而农产品却不见涨，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还是没有。近十几年来那些吃国家饭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哪个见过农村靠种田改善过生活条件的？那些农村家庭有所改善的也都是靠到外打工而不是种田。这样一来农业税作用有多大？当然免比不免好，但免税显然不是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状况的路子。 ”
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免农业税的改革绝不能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翻身感今天实在难以找寻了。我曾苦思过那个时代为什么能唤起农民那样的激情与欢欣，原因其一应该是农民劳动力的解放，由捆绑的集体劳动，到自主的劳动，这是一种大的变革。同时对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的获得，激发出农民生产上的主观能动性；其二、农业科技的进步，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农村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这种对自己劳动力支配权与土地使用权的获得的改革是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生活上由吃不饱到吃得饱的进步是个质的飞跃，就此而言那时候的包产到户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而今天的免税充其量也是种给农民的减负而已。在这点上，可以瞒天瞒地，但瞒不了农民的切身感受，农民的切身感受是对真假改革最好的诠注。
五、没有盼望是农民最大的悲哀
这次回乡，村民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了盼望。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伊始之际，农民心中充溢着激情，对未来怀抱着憧憬，就那时的日常三餐来说应该还是没有今天丰盛的，直接可支配的外在物资也可能没有今天富足，但是那时的村民普遍精神是乐观的，心情也是开朗的，生活是带着阳光的。然而几十年改革下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就失掉了已有的欢欣，农民脸上退去了那难得的笑颜，代之而来的是阴沉与愁苦，是灰暗与无望。
说实在这神形早几年我回去时就有感受，但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村民谈论时，只是听他们叹息连连，说这也负担，那也困难。这次回去我就决定详细与他们谈谈，看究竟是何原因。这次我在两天跟十来个村民一块吃饭时就直接问他们： “ 今天感到是否顺心？对今天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有高兴的感觉？对未来有什么盼望？ ”
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中可以听出几方面意思。第一、今天生活比以往是有所改善，日常吃的比以前丰富了，穿的也相对要好些了；第二、挣钱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些了，就是应急时借点钱也方便些了。
大家觉得现实的直接物资条件的确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大家感觉不出快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精神上被抽空、颠倒了一样。这个世界好象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了。金钱就是价值，一切贪官污吏、偷盗、娼妓都成了社会炫耀追求的目标，社会丧失了荣耻。人生这样生活下去怎么是个活法？尤其后辈儿孙在这种世风之下根本没法教育引导，他们要走向何处，实在令人忧心。每每面对这一切，人就感到生活没有了意思。
这是个没有了精神的社会，乱搞一气就是一生。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其二、没有盼望。包产到户几十年了，温饱早解决了，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些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后来虽有些变化但都很微小，没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条件还在恶化。农民几十年的奋斗也没有走出根本性改观的命运，还是处在社会底层，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饱，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那些所谓强大与崛起似乎都与农民无关。城里高楼不断，当官的工资一涨再涨，贪污受贿的公布款项也几位数往上翻，但农民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改革早已让农民没有了盼望；其三、村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前面所讲挣钱路子相对多了些，但用钱的路子似乎更多。挣钱远没有需要用钱涨得快。教育一提高收费，农民送孩子上学就难了，增加的赚钱机会远没有增加的支出钱的机会多，而辛苦劳动增加的收入也远没有增加的开支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户农家基本可以将子女送到他考不上学为止，不管家中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失学的不多。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一般农村家庭只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了，不管考得多好，全家只能保一个最好的上学。到本世纪以来一般农家要想送出一个大学生那就非得集几家人（亲戚朋友）的财力不可，并且每年还听到因孩子考上大学而父母却逼得自杀的事。可见农民增长的收入远不够增长的开支。仅就教育一项农民负担比以前重得何止十倍。同样医疗上，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农民生病住院还较普遍，至少到乡级医院去治治，很少听说在家等病好的，更没有听到等死的。要知在那时若有让老人在家等老，那家的后生就别想在当地抬起头来，当地舆论非得把那家说臭不可。而我这次回家却听说我村及邻村出现过几桩老人在家等死的事，并且奇怪的是村民居然对此给予了理解，或者是变成了麻木。这让我深为吃惊并感到可悲；其四、对政府绝望而麻木。在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贪官污吏，无休无止的贪钱；政府就是收税收费，没完没了的要钱；政府就是敲诈勒索，防不胜防地榨钱；政府就是连哄带骗，夺走农民手上的一切资源。不公如此，政府自己做了坏事还不算，还跟黑社会勾在一块来欺压老百姓。几十年的教训，让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了一丝幻想。我这次回去就没有听到一个说当局好话的，大家甚至连骂娘都懒得骂了，可见绝望与无助。当然农民也还不知道出路何在，还不清楚怎么来改变现实。
六、满城皆赌、毒
这次回家触目惊心的还有那满街的麻将桌。我不知道县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反正三年前我回家时没有见到这种状况。这次我从狭长的沿河街走过，见每座楼下的厅中都摆着张麻将桌，并且都座无虚席。在几个十字路口的楼下大厅还聚集着五六张到十来张不等的麻将桌，成群的人分坐在中间，热火朝天地摸麻将。
为此，我曾奇怪地问在县城做生意的一个朋友： “ 怎么一下县城变成个麻将城了？ ” 他说：县政府将周边许多农村的地连骗带压征过来开发房地产了，村民一下没田种了，也没事干，刚开始一些村民想不开跟政府开发土地过不去，后来政府有意放开他们赌博，一下有一批村民就忙于去赌而顾不上与开发土地作对了，甚至还有批人本不愿被征土地的，一下到赌场居然急着就来卖地，看来引导村民赌博也是化解社会问题的路子。这样一来在政府有意纵容甚至引导下，县城就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全民从赌，形成蔚为壮观的赌博气势。 ”
县城不仅是公开的全民聚赌，而且在当地还活跃着一支据说有政府与银行为后盾的流动大赌队，附近几县一些官僚与商人多汇聚其中。他们一般每天流动赌资就有几百万，组织者十抽一地收管理费。这么大的流水金额，管理费自然丰厚，没有一些执法部门在背后支持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支流动的赌博大军在当地已活动了一年多了。
一个没有什么产业特色的县城怎么能支撑得住如此盛行的赌博？这样一来社会治安恶化就是必然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么个县城一年多前居然查出了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制毒贩毒案，并且因此还牵连进去一批地方官。那个从福建过来的制冰毒的首犯，居然在全州经营了近十年，在县城下面一个乡的大山中有一个大的冰毒生产基地。可见当地吸毒贩毒的猖獗、盛行。
面对家乡的状况，实在是怎一个沉重了得！然而，更沉重的是家乡绝不是中国的特例，它仅仅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一个没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小城，表面看起来似乎还是在发展、繁荣，其实是浮躁、虚幻。那里的百姓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那里的百姓没有发展进步的盼望，一切劳动成果远追赶不上各种教育医疗费用增加的负担；村民有限的资源被官僚蓄意剥夺搜括殆尽，官匪勾结让百姓居无宁日；当局恶意诱导与无能管控导致社会沉陷入醉生梦死、赌毒泛滥的境地。
这是个怎样个绝望的世界啊！我深深为故乡沦陷而悲哀，为华夏这遍土地沉沦而无奈。
天涯回帖：
我们这十个县加一个县级市加一座山情况很好。
天天晚上人民群众在广场跳舞到9点半回家，这么大冷天晚上12点还有很多人在街头吃宵夜。
中部。
楼主说的太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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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湖南省衡阳市下面的一个县的，与LZ所说的非常相似。
由于地方经济无特色、无竟争力，原来的县内工厂基本上在90年代初就绝大部分倒闭了，仅剩下养猪产业勉强维持，曾火过一时的养猪产业，近几年也由于猪肉价格波动而赚钱的人日日渐少。大部分农村青壮人口，靠出外打工攒钱。
社会风气那是相当的不好，当然与LZ描述的还不一样，但是赌博是相当的盛行。
有一点，我们那里的农民现在就是想拼命的攒钱，目的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赶快离开这片土地。这样一来，县城的中学倒是一片火热，高中一个年级有一、二十个班，比我们那时候多几倍，都想考大学啊，没办法。考不上大学，那生活的路就简单了，打工去，不管男孩子是做苦力，还是女孩子进工厂，或当妓，都是一条路。
对于下面的人，其实选择性不多。所以想远一点，马-克-思那些理论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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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回家，都会暗暗地为家乡担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从我一下火车就会感受到。
首先，一下火车就必定会有拉客的，不一定是皮条客，最多的是跑黑的或跑三轮的拉客，还有很多摩的拉客的。特别是跑摩的，一块两块的也跑，也不嫌少，生意不好做嘛。有时候，坐那种二手客车回家，也总会听到乘客为了几毛钱的事与售票员吵架，而且会吵上半天，我有时受不了，会对他们说，得，我给你付了得了。
回到小镇上，本人喜欢没事去集市上转悠，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基本上都是本地农民。卖水货衣服的，几十块钱的一套西装，农民穿上也神气；卖便宜小玩具的，三块五块钱一个，小孩子喜欢得不得了；卖菜的农民不少，过年了，大家都要买点，一般本地的菜看相都不太好，可能主要是没有进行品种改良的原因吧，也没有必要改良，反正平时买的人也少，在偏远的乡下，靠卖菜是搞不了几个钱的。
春节期间，可是赌博的好时候，穷的富的，老的少的，基本上很少有不亲自参加的。比较招摇的是一些富的或者装富的爷们，大伙一般称呼此类人员为包工头、老板，也不知是真是假，道上的哥们也不少，他们一回到老家，可得捋起袖子好好干几场。
最近几年才知道，老家也有“休闲度假村”，什么破“休闲度假村”，就是吃喝嫖赌一条龙，还有吸毒的。搞得下面的某些农民，一谈起这个地方，眼睛那个贼哟，说起这个地方的女人，口水直流，JJ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最让人寒的，还是那些高中学生，与他们一说到学习，搞得我这个过来人都受不了。他们可是一个星期从头到尾没有休息的，反正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几乎是吃饭睡觉都可以不要的，所以啊，长辈陪读也是多得不得了，搞得学校周围租房子都紧张。多变态啊。
是啊，真的很变态。
是啊，山青水秀的家乡，有时还真不敢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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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北长兴，很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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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北部县城，治安还凑合，抢东西少见，不像楼主那里那么疯狂！不过治安不比以前好，以前村里没狗，没偷盗情况，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条狗，晚上一有动静，到处狗叫，蔚为壮观！农业情况和楼主那里相似，种地的收入赶不上农药化肥的增长，生活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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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里治安还将就，但确实没什么实体经济，厂矿极少，很多农民外出务工后已经回不去农村，到城里来也只经商，贩菜，所以菜越来越不便宜，可农村种地的农民收入却并没增加，钱都到贩子手中去了。可是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回到家乡，难不成都做生意？还有真的是全民麻将，亲朋好友间聚会也是打麻将，很少见大家聊事业的。还有地方ZF卖地真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捷径吧，房地产发展到是兴兴向荣，房价涨得那叫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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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发誓我绝对是爱国的。以前谁说中国不好，我就跟谁急。现在才逐渐看清社会的一些丑恶，开始对这个社会感到绝望。
我的老家在湖南某个县城，那里的社会风气和楼主的家乡差不多，甚至我们那里更恶劣。
我好几年没回老家，前段时间回去了一趟。本以为，几年过去了，家乡面貌应该焕然一新，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从市区火车站坐公交车回县城的那条公路非常崎岖不平，破烂不堪，车子行驶在上面根本不能开窗，一开窗就被灰尘呛得难受，一路颠得能让人从座位上蹦起来，如果是女人怀孕初期有可能会被颠流产，我坐了两个小时回到家后真正是腰酸背痛。就这一条破路据说已经修了几年了，到现在还没修好。
说到采矿，我们那里有好多人靠采矿发了大财，开着小轿车耀武扬威，原来的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现在几乎都光秃秃。人们私自砍伐树木，采开矿山，以此发横财。据说现在有人想当新的采矿老板已经不允许了，但以前的那些矿老板依然到处开采矿，也没见政府去强制阻止。
我们那里还有许多靠挖沙子赚大钱的。小时候我们家乡那条河清清澈澈的，小朋友们经常去游泳嘻戏。但现在是大人不敢让小孩去了，因为河里的沙子都被挖空了，河越来越深，不小心会淹死人。那些发了沙子财的人，在家乡到处买地建房子并且都盖五六层楼，以显示他的财大气粗。
至于赌，那真是我深恶痛绝。我一个亲威，原来自己通过做生意有十多万的存款，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但近几年家乡突然流行买马（不正规的彩票），家家户户都跟着去买，有的人甚至象疯了一样，渴望一夜暴富。但事实上那种彩票就是黑社会骗人的把戏，我那个亲戚把在几年里把十几万全部买光了，到现在还欠十多万。每天追债的人快把他逼疯了。
我们那里也难逃毒的祸害。有一个我认识的男青年，长得挺帅的，我对他一直有印象，但这次回家听说他因吸毒过度已死了。我震惊得难以相信。听说附近村有好几个男青年因吸毒被抓去强制戒毒了。这些吸毒青年，没钱买白粉了就结伙去抢。据说有一次抢了一个刚怀孕的孕妇，还把人家轮奸了。简直是丧尽天良！
最后说到黄，我们那镇的变化除了新造了几个居住小区和购物超市，其它就是多了好多发廊。有一个老乡，以前看他是那种很勤恳很老实的男人，怕老婆怕得不得了，又挺内向不怎么说话的。但听说他现在当了发廊老板，管着几个小姐，自己在外面还养着一个蜜。
哎！这是什么社会？什么人性？真的是到了末法时代，人性要快丧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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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每年春节前后稍好，因为年轻人都回去了，强盗们也不太敢放肆的下乡了，而平时，呆在村子里的老人、孩子，面对这些人开着车，明抢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村，阜阳市阜南县一个小村，每年非春节期间，都有无数次背人开着车到各个村子抢牲口，有人发现了也只能躲起来，不要被强盗们认出来，否则在年轻人全部外出的村子，全部老弱村民一起，也打不过那帮强盗啊！
报警？想都别想，谁报谁能第一个进去算是不错的了，否则等着报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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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各地差异很大。
我老家是湘中农村的，
现在还是夜不闭户。
如果出现山东潍坊这种情况，只要村民一声喊，不管有多少贼，都会被打得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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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的关系，去过或路过湖南、湖北的一些县城、农村，总体感觉是越来越没落了，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这并不是说这些地方完全破败不堪，不是，相反有的城市也建设成不少表面上很光鲜的样子，马路也宽了，大城市有的东西，小城镇有的也有。但是，只要你一走进当地人的具体的生活中，就会发现，很多只是徒有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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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回家跟老家的妹妹聊起乡镇的发展情况，你猜猜现在老家的乡镇变成啥样了？
全镇的人几年前疯赌六合彩，镇里的经济全跨了，把镇里唯一的农村合作信用社都拖垮了，全镇没有一家银行网点（全破产了），全部撤离，所有的贷款业务全部打水漂。
很多人无所事事天天赌博，留守镇里的年轻人十赌九毒，我家前后屋的邻居吸毒被抓了好几个，现在正直的青少年凤毛麟角。家里人也说了，最小的一个弟弟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参军，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如各位要考证，广西南宁地区的进结镇，过去这里虽穷，但却是秀才佳人辈出的地方，读书改变命运是这穷山村自古以来的传统。
发生这么大变化也就是短短10年的光景。悲叹乡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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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地区的乡镇还是一样， 现在比六年前没啥变化，除了村村多了些楼房，那都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修的，可是都没什么人住。记忆中那些叔叔伯伯爷爷奶奶好多都不在世了。路一样的烂，贪污越来越厉害，最盛行的就是麻将了，普遍感觉到老百姓没有什么期盼，精神生活极为空虚，治安非常差，正腐的威信极低。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县一中高中班扩充到20多个，以前一共才10个班，校园越来越大，不知道这是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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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河南 治安基本上还说的过去 起码半夜12点敢出门，当官的安全感比较低，前几年出现过敲诈案，在钢笔里装炸药，丢到官员家的院子里，拧开就爆炸，能把人炸伤但炸不死，然后打电话勒索，说不给钱就炸他全家，后来破案了（牵扯到官员的好像破案都比较快）， 问他为什么敲诈当官的，答曰当官的有钱。农村的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还有一部人自己开了工厂，村里新盖了不少楼房 挺漂亮，
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每年地里种麦子和玉米，棉花、红薯、大豆、花生基本上没有人种，一 收割比较麻烦，剩下的都是老人 干不了，二、种好了就有人偷 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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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是辽宁义县，一个贫困县。县城里的工薪族一个月只有一千元左右收入，当然失业的人比工作的人要多得多。前不久回去了一趟，很多平房居民都烧不起煤，楼房供不起暖，我家楼下的老太太都70多了，天天冻得真是太可怜了。回家会了会同学，都倒苦水啊，县城挣得少，但是以前花得也少，但是这两年领导也学人家大城市搞房地产开发，房价一年翻了一翻，买不起啊。县城苦啊，可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去年几起群体事件绝不是偶然，县城问题很严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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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南阳的，当时好像没有听说过直接下乡强抢的情况。
我也说说我看到的现在农村吧！
我们那里以前土地是一年两季，冬种小麦，夏种玉米、红薯、花生、水稻等。现在冬季小麦基本上没有人种了，即使种也是很少的一点，够自己家吃就好了。夏季种花生，这是很多农户一年里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收入。和很多亲戚聊天，提到的都是农资涨得太厉害，种地甚至会亏本。
现在各家种植农作物分作自己食用和卖出两种情形。自己吃的，不用农药，收多少是多少；卖出的，农药加大浓度打，少了照样生虫。收获的粮食如果是卖出的，一定要大量拌入农药，不然生虫了就不好卖了。拌入农药的量，据说人在堆积粮食的房间睡一个晚上就会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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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是贵州黔东南下面的一个县，村里妇女都是整天赌博的，甚至有妇女都通宵参与赌博，国庆回去亲眼所见，耳朵听说的是谁谁卖六合彩有钱了，谁谁赌滚地龙输了几万等等，世风一塌糊涂，谁来拯救啊！苍天啊大地啊！
黑社会政权和财政
历史上一切专制政权（指区别于极权政治的传统型前极权专制和回归传统的后极权专制），本质上都是黑社会政权、反社会政权。这样的政权，以社会的不成熟和软弱，成功地寄居在社会肌体之上。它本身不产生任何财富，不履行任何对社会负责的职能，通过榨取由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养活自己。为使这种榨取得以维持，又必须分出一大部分榨取来的财富豢养武装，以相当的暴力弹压社会，维持其榨取权。社会面对这样的反社会政权，有两个反应：反抗或顺服。而因为社会的不成熟和软弱，反抗虽时时发生，却不足以直接颠覆政权。同时，更多的社会成员，出于生物本能，会削尖脑袋向这个反社会政权靠拢，因为只有这个反社会政权才拥有最不费力得来的资源，而距离这个政权越远，享有资源的可能越低。同时，黑社会政权为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其成员、对候补的成员，必须采取收买手段，让他们感受到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好处。而这种好处越明显，众人就越是趋之若鹜。这样的结果是，该政权像癌细胞一样急速扩散，更加峻急地榨取社会资源，使得社会的机能进一步衰竭，以至于没有社会可言。另一方面，黑社会对社会人员的吸收消化能力毕竟有限——都黑社会了，谁干活儿交保护费？——因而总有大部分人被排挤在黑社会之外，即所谓“体制外”，而在一个体制即无限公司的环境里，身居体制外一般意味着绝望。绝望便要反抗。反抗便引来镇压。镇压需要成本。成本需要榨取和招兵买马……反抗大抵不能成功，无望者发现除了模仿那个黑社会政权别无出路，于是也做成了黑社会，就是通常说的那种黑社会，民间黑社会。这种民间黑社会和黑社会政权之间往往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类似糜烂的边缘地带。
简言之，一个黑社会专制政权，就是一个以暴力和财政互相维持的净消耗组织。有人会提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能说没有产出，但以有黑社会国家这个无限公司的信用（黑社会国家的信用就是黑社会的武力）支援，除非被黑社会抛弃（裁撤，也就是不复存在），是不担心经营不善以致破产的。故尔国有企业效益总是低下的，亏损是国有企业的常态——谁来弥补亏损？据说是国家。其实就是黑社会用它榨取来的社会资源豢养国有企业。总之，黑社会专制政权是个净消耗组织，消耗的是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
这样净消耗的过程，就是螺旋地坠入深渊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如癌症那样，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完全失衡，也就是被榨取者不足以满足榨取者的需求，黑社会财政崩溃，而社会也随之崩溃——黑社会政权到了财政崩溃这一天，一定是社会无财可取的那一天。明末的情形最为典型。竭泽而渔的结果是，财政枯竭，流寇总是降而复叛（因为降而无饷），官军反成流寇（还是因为无饷），流寇扩大抢劫范围，导致更多人破产，从而将更多的人裹挟进流寇大军，形成了对立于朝廷黑社会的另一个打家劫舍的黑社会。这个黑社会通过直接捣毁社会迅速扩张，从朝廷黑社会手里抢夺资源，乃至最后颠覆了后者。
另一种可能是，在这个过程见底之前，遭遇外敌入侵，不堪一击，轰然坍塌。黑社会政权的武力主要是对内的，对外往往是使不出劲的。历史上的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花剌子模帝国均因此灭亡。当年大清拥数十万之众，遇上英军沿海登陆，调兵缓滞，甚至窘迫到无兵可调——因为清军主力绿营均三三两两分驻各地，就地弹压，调集颇难，只能就每处抽取一二，再行集合，而万一抽取稍多，当地空虚，就难保刁民不起而造反——在一个被黑社会统治的社会里，每个成员都是潜在的刁民反贼，平时只是被枪杆子刀把子逼着做良民罢了。也因此，黑社会专制下的人，大多擅长外表忠厚内藏奸诈的韬略，首鼠两端，厚颜无耻，猥琐懒惰却又勤俭努力，低声下气却又野心勃勃。
明末除了财政枯竭流寇作乱，亦兼有外敌压力的因素。虽云闯献革命颠覆朝廷，但明国大部仍未易手。清兵能以八万铁骑、十七万之众，横扫明国，除在江南遇到些抵抗，得鼎几于唾手之间。明国黑社会乃由明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组成，这样社会里的人如上所述，最会望风使舵，决无坚定的立场（即所谓“腐败”）。清国黑社会则以新兴，尚不是一个以财政和暴力循环维持的成熟腐败的黑社会，其成员相信暴力才是一切。当这样新鲜果断的黑社会和成熟腐败的黑社会暴力对决时，后者必败。（六十年前国共对决，也是一样——当然少不得俄汗重武器支援，犹之乎八旗铁骑；但问题在于另一方的装备并不弱，却兵败如山倒，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不能不说气焰决定了黑社会之间对决的成败）。而一万万生民，剃发改服，习以为常。作为与朝廷黑社会绝缘的社会成员，这个黑社会和那个黑社会来统治，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当然不一样的黑社会之间兴许是有些不一样，但其实还是一样。一个黑社会取代另一个黑社会，在社会成员看来，无非“气数”二字。至于江南对清的反抗何以较激烈，不是因为我们江南人有“气节”，而是因为江南对朝廷黑社会的依附最深，离“体制”最近，易代之际，比之其他地方人更难割舍，多少转不过弯子。不过虽然转不过弯子，毕竟仍是腐败的黑社会，所以抵抗到底是无望的。有朝一日被新来的黑社会揍伏贴、屠舒服，也就欣然易辙，跟新来的黑社会咸与维新了。再给点甜头和荣耀，如康乾十二次南巡，更是让我江南受宠若惊，不遗余力地向北京输送财赋，以致号称富庶的本地陷入缺粮的困境，须从江西调拨；接着江西缺粮，从湖广调，湖广缺粮，从四川调——形成了一条黑社会针对社会的不循环、净消耗的食物链。
近来房地产崩溃说甚嚣尘上。有人以为房地产崩溃便是支那崩溃。此说虽不能说不对，但并不确切。论者多持经济理由，所谓泡沫、坏账云云，实际上又陷入十年前章家敦的错误。日前俞府尹正声召集上海建设、房产界亲自训话。大意谓房地产过热，银行窟窿大到几于不可收拾。然而其实是可以收拾的。支那经济纯为黑社会权力的附庸。房地产是银行供着的，银行是黑社会敛财集团供着的。房地产有再大泡沫，银行有再多坏账，只要财政不破产，多大的窟窿也能填住。而房地产又是该黑社会成员敛财的主要途径，是不惜代价要保住的。因而根本不是房地产崩溃不崩溃的问题：要么不崩溃，崩溃的将是黑社会的财政，连带着绑架社会共赴深渊。
因此也可以明白，何以历史上一切黑社会专制政权，无不视财政积蓄为其命根，而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咸与黑社会之财政偕亡。财政危机即社会危机。一个黑社会政权，若不亡于外敌，必亡于财政危机。闯军日迫燕廷，明思宗持三千七百万库金，居然不忍助饷，反催促各地征缴，以致城馅之际，想发饷也没人领情。论者以为思宗啬刻可悲，其实他的做法符合黑社会专制自身的逻辑。黑社会专制政权越到后期，财政和暴力相互维持的这个循环里，财政相对于暴力就越是更根本的因素：暴力固然是财政的保障，但更主要是财政维系着暴力——因为暴力的动机仍然是财政。站在黑社会老大的立场上很容易理解，手里的那点存底是根本，是吸引徒众喽罗为自己卖命的老底——一旦千金散去，散到徒众喽罗手里，他们就不再是自己的徒众喽罗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晚清政府最大的焦虑也是财政。最后盛宣怀为清廷的财政利益与民争利，引发川变，进而武昌变乱，断送大清黑社会江山。
这与极权政治不同。极权政治固然也是黑社会政治，但暴力更是其根本动力。极权政治并不害怕财政破产，暴力本身就是它取之不尽的资源。这叫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现在一些毛左常争辩：所谓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是太宗等修正主义者捏造的谎言。其实判断崩溃不崩溃，以角度立场而异。自毛左极权政治立场观之，饿死三千万都不算崩溃，七十年代形势比大跃进好得多，怎么谈得上崩溃？只要把住暴力，他们的字典里就没有破产一说。如今金二的北朝鲜多少次饿殍满野，人民面有菜色，对金二来说，这并不成问题。只需“先军政治”，裆中央有枪，一切都能摆平。但问题在于极权政治的暴力来自意识形态的支持，需要一种迷魂汤催情药，才能维持这不顾成本的暴力。随着黑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新一代人物的“斗志”必然衰竭，意识形态逐渐架空高悬，这就是后极权。所谓后极权，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传统型的专制，黑社会敛财专制。在这种专制下，黑社会统治集团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寄生地位），必须假助于暴力，而需维持其暴力，意识形态不再管用，只能靠收买，因而这时，财政越来越成为根本，充当暴力的动力。在这样的局面下，如前所说，崩溃指的就是财政崩溃而不是其它什么崩溃——因为这样的局面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财政的延伸。由于其规模巨大近乎无限，因而其崩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多少银行坏账就能击溃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竭泽而渔总有到头的一天，崩溃仍然是难免的。
前年冰岛、英国危机，冰岛政府破产，英国政府据说濒临破产。见有些支那人欢呼雀跃，以为风水将转。不知现代国家里，政府决不是以敛财赢利为目标的。政府不是企业，不是老板，老板是国民。是国民给政府发钱，叫它替自己干活儿。既然是服务国民，“蚀本”的赤字财政在西方国家是常事——当然赤字把握得不好也会引发危机。譬如政府破产，对作为老板的国民来说，相当于雇员工伤病休，毕竟是个损失。但决不至于连带社会一道破产甚至崩溃解体。冰岛政府破产有年，冰岛人照样安居乐业，享受着最高的生活质量；英国政府说是濒临破产，也不见英国人生活就此蹙迫。因为那里有健全的社会，一个不受黑社会绑架敲诈的自由的社会，经济活动固然潮起潮落，但只要那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活动，不是作为财政延伸的活动，只要那是依托于自由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总能自我组织自我恢复。相反我们强大的黑社会财政，才是社会的梦魇，要么不崩溃，一旦崩溃就将是偕亡式崩溃。
何清涟：“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中国财政
中国政府奉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国富民穷，还在于这些“取之于民”的钱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维稳”。所谓“维稳”，说白了就是用税金铸造敲向民众头上的大棒。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财税政策既让人觉得几分卡夫卡式的荒诞，更让人从心底里生出丝丝凉意。
一、“竭泽而渔”的资源抽取
《新中国财税带来辉煌60年》一文展示了一组资料：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与此相对比的则是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
“国富民穷”这一事实我已经讲得够多。本文我想讨论另一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从1,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用了21年时间；从10,000亿元到60,000亿元只用了9年时间。
不可小看这9年间财政收入的跃进式增长。因为这一“辉煌业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而这模式就是以榨取民众的生存资源、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为存在前提的。在这9年当中，中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拆迁户悲歌四起，央企与地方政府竞相建造污染企业，将中国的江河湖海及不少土地尽行污染。这辉煌的9年，也是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3年增至5万8千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直到近3年的每年逾 10万起。中国社科院最近颁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也不得不承认，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原因引起，因为政府欠民众的债过多，造成的民怨太深。
政府卖地对财政的巨大贡献从下列统计数字中可见一斑：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约占同年GDP的4.4%。在土地出让金比2008年增加140%的后面，是失地农民与拆迁户此起彼伏的绝望反抗，四川的唐福珍站在屋顶上自焚的那幅惨烈画面将作为中国之耻深深地烙在这个政府身上。
二、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政府财政如此富裕，中国民众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并不强大的小国国民如北欧国家人民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失业及养老等三大保险，在中国至今只见政府承诺却不知何时能够兑现。这么多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有几组资料可以让人看到财政收入的流向：
中国宣称是“为民赋财”，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并非用之于民，而是用来供养干部群体。中国财政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做“吃饭财政”，这“吃饭”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口，即党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5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亿3,000万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
让人感到荒诞的是，如此疯狂的资源榨取，地方财政负债却高达5,000万——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
如此敛财尚不能满足政府开支之需要，这些民脂民膏究竟流往何处？下列资料也许可以让人们做个大致推想：2009年，有10万6,626名党政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处分，其中有17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但这些被发现查处的腐败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凡“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被称之为“腐败黑数”，其比例约占腐败总量的80%－95%。有研究称，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收入每年高达13,800亿元。美国的波士顿谘询公司（BCG）在“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2008全球财富报告”则称，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两年时间，财富集中于少数家庭的趋势更明显。另有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家庭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干。
看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知道中国现阶段的财政已经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但也不能否认，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确实“用之于民”，比如用于强化镇压机器的财政投入。武装警察所到之处，一切反抗都如同“蚍蜉撼树”。且看以下实例：今年1月8日广东佛山万石村500余名村民竟敢手持尖木棒、板凳、刀具、汽油瓶这类低档原始“武器”，反抗政府强征土地。结果政府只出动了 1000余名武装执法人员“征剿”，杀伤力强的武器还未出手，村民就在高压水枪与催泪弹等强攻之下彻底溃退，48名村民束手就擒，两名重伤者在医院被打死。
中国政府对待抗争农民的泰山压顶之势，与前不久对待索马里海盗劫船索要赎金的“节制”与慎用兵力，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足见军队也好、武警也好，都是用于对内，而非对外。纳税人的钱如此用法，纳税人又奈其何？
三、敲向民众头上棒，尽是税金所铸成
过强的资源抽取已经榨取到民众的基础生存资源，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维稳”的艰难性，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用之于民”，但这不是让民众享受福利，而是用钱来铸造敲向民众的大棒。2009年中央财政在公共安全支出上增加了285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创纪录的32.6%，总额接近 1,200亿元；而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中国政府也不遗余力，“治乱邦用重典”，加大对异议者的打击力度。据中美对话基金会（TheDuiHuaFoundation，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根据中国相关官方资料估算，2008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2009年的统计资料现在还未看到，但估计这种类型的“罪犯”只会呈增加之势。
不能说“维稳”是易为之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2009年末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让人们看到党与政府的“不容易”，需要布防的“维稳重点”实在太多：境内境外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世博、亚运两大重点时间及上海广州两大重点区域；高危人群与精神病人（原话如此，大概是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说法已被当局欣然接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如此等等，实在让人不知哪个葫芦会冒出青烟，于是只得将“网上网下两个战场”都列作布防重点，网路虚拟世界与网下的真实世界尽囊括为警察国安布守之地。这样一来，真成了“边陲腹地尽是敌，万里江山万里营”。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当然也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除了扩大专职国安国保人员之外，还廉价地雇佣了下岗工人、小商贩、在校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充当“坐探”；互联网则成了“五毛”活跃出没之地。如此不惜重金投入，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维稳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些活动并不产生经济效益，当然又要用到纳税人上交的税金。
正如我曾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一文里所说，这个政治集团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他们要求享受权力带来的一切好处，却拒绝承担掌握权力必须担负的任何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更拒绝权力必须接受的任何约束，这是中国社会自1989年以来逐步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维持政权稳定的代价是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溃而不崩”状态。所谓“溃而不崩”，指的是政权短期内不会崩溃，但社会溃败却成无法避免之局。
但我相信，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论如何不能长久，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之日，就是社会崩解的开始。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自由時報：中國水下試射 「彈」砸自家潛艦
2010-1-25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an/25/today-p8.htm
〔記者許紹軒／台北報導〕資深官員透露，中國研發中的巨浪二型潛射彈道飛彈數月前進行的未公開試射，結果飛彈出水後無法點火又墜入海中，且撞擊做為飛彈試射平台的改裝過的高爾夫（Golf）級彈道飛彈潛艦，船身嚴重受損差點沉沒，經搶救勉強駛回母港進廠大修，中國尚無水下成功試射巨浪二型的紀錄，何時服役遙遙無期。
中國計劃在○九四型晉級核飛彈潛艦上配備巨浪二型飛彈，儘管巨浪二型飛彈的「艦彈匹配」研發受阻，消息來源透露，一月初第三艘○九四型潛艦仍依照計畫從葫蘆島基地下水，目前正在進行海上測試。中國現有一艘舊式○九二型夏級飛彈核潛艇飛彈潛艦（配備巨浪一型）服役，新的○九四型潛艦有艦無彈，中國的核子嚇阻能力遠比其宣傳的要薄弱得多。
巨浪一型是中國第一種潛射彈道飛彈，射程近二千公里，雖然配備核彈頭，但因射程太短加上○九二艦只在中國沿海活動，不具備實際嚇阻效果；巨浪二型為東風卅一型飛彈的潛射版，射程提升到八千公里，技術需求遠高於巨浪一型。
巨浪二型研發十餘年，美日等國公開證實的試射只有四次，分別在二○○三年、二○○四年、二○○五年與二○○八年，水下試射均失敗。
官員解釋，水下發射飛彈難度很高，受限於水下無法點燃引擎，飛彈必須靠超高壓氣體推動，才能從艦身彈射出去直到飛出水面，當彈尾噴嘴離開水面後方可點火升空。最重要的是，飛彈從潛艦艦身到飛出水面時姿態必須保持在一定角度範圍內，點火後才不會亂飛。
中國數年前曾讓Golf潛艦浮上水面，成功試射過一枚巨浪二型，彈著點在塔克拉瑪干沙漠。但後來水下試射就沒有成功過，最近一次黃海試射造成嚴重後果，當飛彈在高壓氣體的推動下衝出水面後，原本應該要點火的引擎沒有反應，整枚十幾噸重的飛彈自由落體墜入海中，砸中還在水下的潛艦，造成艦身受損。
一般而言，Golf級潛艦是中國主要水下試射飛彈的平台，這次損壞對巨浪二型的研發是一大打擊。
2010年1月24日 星期日
RFI：中国官方对冯正虎滞留东京首次有了小动作
作者 东京特约记者 费丽文
发表日期 24/01/2010 更新日期 24/01/2010 12:36 TU
中国政府在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周五达81天时，首次有了小动作。中国驻日大使馆周五“召见”冯正虎在日本定居的妹妹，要她带话给冯正虎说，“回国问题应向上面报告”、“不要被利用”等等。同时上海公安当局也找了冯正虎在上海的家人，转告冯正虎应找中国驻日使馆“沟通”。
冯正虎周六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他在去年6月第一次回国被拒后就亲自到中国驻日使馆递交申诉信，大使馆不理会；后来冯正虎在成田机场首次遭遇航空公司拒绝他登机时，又从机场打电话到大使馆求助，大使馆回答说这是他与民间企业之间的问题，与大使馆无关。冯正虎说，他也多次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访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不知道怎样才算是“向上面汇报”。
但冯正虎说，无论如何，他有手机，所以不接受中国大使馆间接转告的方式。他说，大使馆官员到机场来见他是诚信的问题，而且除非他亲耳听到，否则通过任何人转话、带话都不算数。冯正虎说，大使馆官员与他之间有了诚信，那么他回国、回家的细节都可商量。
中国官方在冯正虎不能回国、回家的问题发生半年后首次作出小动作，冯正虎认为，这是因日本执政民主党开始关心他的人权问题和他通过民主党国会议员牧野圣修慰问他，发表敦促日本政府关注国家主权的公开信才使中国被迫出动收拾局面。
作为“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思考会”代表的牧野圣修1月20日带着日本人权律师等到成田机场慰问冯正虎，引起日本传媒再次提升关注冯正虎滞留机场的问题，也报道了冯正虎对牧野敦促日本提高主权国家的意识，禁止航空公司拒绝他登机的诉求。
RFI：中国政府如何监控网络
作者 杨眉
发表日期 24/01/2010 更新日期 24/01/2010 13:03 TU
谷歌威胁退出中国事件使各界对中国的网络监控制度倍加关注，本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费加罗报》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网络监控的运作方式，文章的作者是该报驻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毫无疑问，北京高层最保守的官员希望将中国的因特网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使因特网成为中国国内网络。
文章介绍说，去年秋季，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明确指出，中国网络的迅速发展将对社会稳定构成重大的威胁，因此提出设立巨大的网络监控系统的必要性。作者评论说，中国官方当初以为因特网或许可以作为中国网民发泄不满的平台，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然而，中国官方迅速意识到网络传播的危险性，因为网络是传播中国各地地方冲突的最有效的传播工具。所谓“网络群体事件”说法由此而来。
中宣部和国务院的新闻办双管齐下
拉格朗日首先介绍了中国的新闻审查机构，指出，从全国范围内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宣部以及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共同负责中国的新闻以及言论审查工作，由于中宣部同新闻办两大组织在各省市的地方机构各自的标准不一，有时难免会产生混乱。作者举例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教授向记者表示，去年春天，他的博客遭到江苏省苏州市网络警察的封锁，他因此启动法律程序，指控他的网络服务商违反合约，居然赢得了诉讼。胡星斗认为这是同类事件中首例。他说，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最近几个月来，中国的网络自由出现了巨大的倒退。
绿坝退场 蓝坝登场
《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的网络监控工具日益完善，去年六月，北京试图强迫电脑销售商在每台电脑上设置过滤绿坝，曾经引发国际舆论强烈反弹，中国虽然决定放弃绿坝计划，却在随后强迫关闭了七百多家网站。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中国六十周年国庆之前的一个月，中国当局又推出了蓝坝，强迫网络供应商进一步过滤网络内容，导致许多帮助网民翻墙，逃避审查的虚拟专用网在网上几乎完全消失。
网络监督里三层外三层
另外，中国的网络监督手段不仅仅停留于防卫，而且也包括主动出击。其中就包括侵入谷歌顾客的电子邮箱。中国的网络黑客出现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美军轰炸之后，中国黑客曾经十分活跃。他们的人数在数千人左右，他们中最有名的两个组织是红色黑客联盟以及中国鹰派联盟。
今天，中国黑客的人数可能在二十五万至三十五左右，一名中国黑客向香港媒体透露，中国公安部网站时常发布招聘启事。当然，《费加罗报》评论说，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也同样如此。中国红客联盟组织的一名成员日前向《南华早报》透露，他们参与了对攻击百度网站的伊朗网站的反击。声称他们有意帮助维护中国的网络安全。
《费加罗报》介绍说，中国的网络监控分三个层次：首先是由四万多人组成的网络警察队伍，其次，就是以上所说的爱国主义网络黑客，也被称为是红客。根据，一家网络安全研究机构去年六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世界五大网络犯罪攻击活动猖獗的国家中，中国遥遥领先，全球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网络攻击活动来自中国。另一来源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网络恶意软件中可能有将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最后，中国网络监督的第三个层次是被政府雇用，负责网络舆论导向的五毛党。中国不仅网民数字超过三亿八千万，而且博客数字也可能超过一亿。中国政府为了影响网络舆论，专门雇用五毛党撰写博客，发表网络评论的消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目前，活跃于中国网络的五毛党人数可能有数千人，他们频频介入facebook和推特网站以及youtube视频网站的中文版，采用的方式越来越技术化。不过，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向记者表示，五毛党很容易被识破，他们有时也被网民辱骂为“脑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直接上网的手机正越来越获得中国用户的青睐，手机因此也就成为中国信息审查的最新目标，中国官方以“扫黄”为借口，审查中国手机用户的交流内容，引发中国七亿多名手机用户的强烈反响。
最后，《费加罗报》总结说，中国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导致中国网民不得不寻找越来越复杂的翻墙技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日，由一个接近法轮功的组织设计的网络翻墙软件受到中国网民的普遍欢迎，观察家评论说，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制度正在使提供翻墙技术的法轮功组织赢得中国网民的好感。
弗里德曼：若谷歌出局 便可做空中共
（记者李晓宇编译报导）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如果谷歌被迫撤出中国，那么就可以做空中国共产党。（译者注：做空本是投资术语，比如说当你预期某一股票未来会跌，就在当期价位高时卖出你并不拥有的股票，再在股价跌到一定程度时买进，赚取其差价。）
弗里德曼此前曾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某些过热的中国市场，例如房地产，可以提供做空的机会。不过他表示要在本文中修订他的观点。他说有一个巨大的做空机会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那就是：如果中国迫使谷歌撤出，那么就可以做空中国共产党。
原因是：今天的中国公司一方面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都更落后，另一方面又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更先进。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经济体：一个是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姑且称之为命令式中国，这些是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除了这些国有附属企业，还存在第二个中国，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这部份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参与了多样化、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可称为网络中国。
为什么知识流动那么重要？这正是理解谷歌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可以决定做空中共的关键。
著名商业作家和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在他最近发表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中提出：我们正处在“大变换”之中。过去的世界，战略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保护一整套的知识储备并从中萃取价值，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知道它的总和。现在这些东西（知识储备）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贬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创造价值的重点是有效的参与知识流动，因为它不断的在更新。
哈格尔说：“寻找途径联系人们和拥有新知识的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讲，组织外总有比组织内多的多的更加聪明的人。”在当今这个平面世界，您可以访问所有这些人。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与有关创造新知识的不同来源连接越好，便越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也会去做。
弗里德曼认为，命令式中国竭其所能压迫，遏制信息传播，只引导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知识流领域，想要无限期的维持共产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封杀谷歌——这种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越来越与网络中国相左，因为网络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知识的流动才有可能蓬勃发展。这就是谷歌与中共之战的真正意义：中国人能否自由的搜索和连接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冲动带他们所到之处，谷歌是一个代理，同时也是一个象征，这是网络中国未来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一些世界级的网络公司加入了这个世界的“知识流”如香港利丰集团，一个拥有10,000专门的商业合作伙伴网络和140亿美元的服装公司。再如大长江摩托车制造商。这些公司网络上的知识流每天都在更新，并用于（产品）设计，产品创新，供应链管理和集中最好的全球经验。
这些网络的的组织者鼓励参与者以一种特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解决意想不到的性能挑战，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只要需要，就把外面的人拉进来。而更传统的公司总是保护和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精心限制他们的合作伙伴。”
命式令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低成本的制造业模式，依赖于矿业知识存量，并限制流动。可是如果中国要想在21世纪继续发展，如果共产党想要维持权力生存下去，就必须让更多的企业转移到了21世纪的网络中国的模式。这意味着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学和公司参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流动，特别是那些远远超出既定的行业和市场的边界的连接。
不幸的是，北京似乎在博彩，它想要控制三方面的冲动——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识流；以就业为理由保持20世纪命令式中国的工厂；以增长为理由扩大21世纪的网络中国。但是这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可能会导致三败俱伤。20世纪的命令模式将受到压力。未来属于那些致力于促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知识流动和发展机构，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人。
弗里德曼最后写道：所以显而易见，命令式中国要审查谷歌，那就是反对利用谷歌资源蓬勃发展的网络中国。现在看来，命令式中国有自己的办法。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做空共产党。
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裤子
@moses_chen: 联合国官方网站最新维和人员遇难者名单。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missions/minustah/memoriam.shtml 联合国不承认8个地震烈士是联合国警察编制
@simli88: 原来海地那8名烈士均属旅游观光团。还是我党想得周到，喝酒喝死算烈士，观光被埋也算烈士。下一步，吃鲍鱼撑死算烈士，嫖娼精尽人亡算烈士，追小贩摔死算烈士，打上访户累死算烈士。
@newsinchina 我倒啊!搞了半天这个"我8名海地遇难维和警察"的称号UN不承认啊!UN只认可是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我昏了,如此隆重的9常委追悼,联合国旗覆盖的大阵仗
@LawyerCPA: 真理部最新指令：各网禁止报道“海地遇难的中国人是出国观光”一事
Google to stop censoring China Web results: CEO
(AFP) – 12 hours ago
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iLT4Ub-oxMVI3GlQki07BxXa11gA
SAN FRANCISCO — Google chief executive Eric Schmidt said Thursday that the Internet giant is still censoring Web search results in China but that will change in a "reasonably short time from now."
"We're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chmidt told financial analysts in a conference call after releasing Google's fourth quarter results.
"Our business in China is today unchanged," said Schmidt, speaking a little over a week after the Internet giant revealed it had come under attack from cyber spies based in China.
"We continue to follow their laws, we continue to offer censored results," Schmidt said. "But in a reasonably short time from now we will be making some changes there."
Schmidt did not provide any further details. Google said last week that it would no longer censor Web search results in China even if that meant it had to shut down its business operations there and leave the country.
Schmidt said Google would like to remain in China. "We made a strong statement that we wish to remain in China," he said. "We like the Chinese people, we like our Chinese employees.
"We lik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re, but we'd like to do that on somewhat different terms than we have," Schimdt said.
The Google chief executive also said the cyberattacks on Google and other companies which targeted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ere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We believe we've made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changes to prevent such a future attack,"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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