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克林顿国务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美国国务院中文版)

2010.01.21
http://www.america.gov/st/democracyhr-chinese/2010/January/20100121212440eaifas0.9105341.html?CP.rss=true&utm_source=twitterfeed&utm_medium=twitter

视频:http://link.brightcove.com/services/player/bcpid1705667530?bctid=62730021001

克林顿国务卿2009年1月21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发表讲话,阐述互联网自由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宣布将把增进“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国务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

2009年1月21日(星期四)

非常感谢,艾伯托(Alberto)。不仅要感谢你的赞誉和介绍,而且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个重要机构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很高兴来到新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见证了我们最珍视的一些自由。我十分感谢能有此机会谈谈如何运用这些自由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项挑战。

虽然我并不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场合灯光照射我的眼睛,而你们都在背光处——但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和老同事。我要感谢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Overby)光临新闻博物馆,以及我在参议院时的老同事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两位参议员,他们两位都为《表达法》(Voice Act)的通过作出了努力。这项立法表明,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政府部门,坚定地支持互联网自由。

我听说在场的还有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许多大使、临时代办和外交使团的其他代表、以及从中国、哥伦比亚、伊朗、黎巴嫩和摩尔多瓦等国前来参加我们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的人士。我还要提到最近被任命为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nors)理事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所长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毫无疑问,他在阿斯彭研究所从事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一个重要讲话。但在开始谈这个议题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过去八天来,海地人民和世界人民携手应对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个半球曾历经磨难,但我们目前在太子港面临的困境鲜有先例。通讯网络在我们抗击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用说,当地的通讯网络遭受了重创,在很多地方被彻底摧毁。地震发生后仅几个小时,我们就与民营部门的伙伴发起“海地”(HAITI)短信捐款活动,使美国的移动电话使用者能通过发短信向救灾工作捐款。这项活动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慷慨。迄今,该活动已为海地的抗震救灾筹集了2500多万美元。

信息网络在救灾现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星期六,我在太子港会见普雷瓦尔(Preval)总统时,他的重点目标之一是要努力恢复通讯。幸存的通讯设施不足以帮助当地政府官员相互联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文职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的运作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高科技公司设立了互动地图,帮助确定救灾需要和目标资源。就在星期一,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和两名妇女通过发短信呼救被一个美国搜救队从坍塌的超市的残砖碎瓦下救了出来。这些事例只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

信息网络的扩展正在为我们的星球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系统。在海地或湖南发生什么情况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能从当事者那里实时得知。我们还可以实时作出反应。灾后迫切希望提供帮助的美国人和被困在超市瓦砾下的小姑娘以一年以前乃至一代人以前还想象不到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今天,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几乎整个人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中间任何人——或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孩子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出很多人每天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将这次讨论的内容发送给全世界数十亿人。

在很多方面,信息从未像今天这么自由。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都有更多的方式把更多的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即使在集权国家,信息网络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向政府更多地问责。

例如,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期间与当地大学生的直接对话包含了网上提问,突显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网上提问时,他强调人民有权自由获取信息。他说,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越强健。他谈到获取信息的权力如何有助于公民向自己的政府问责,激发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和创业精神。我今天来这里发表讲话正是出于美国对这一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的信念。

由于人们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并非无条件地造福人类。这些工具也正被用于阻碍人类进步和剥夺政治权利。正如钢可被用于建造医院也可用于制造机枪。核能可为城市提供动力也可摧毁城市。现代信息网络及其支持的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恶。有助于组织自由运动的网络也能使“基地”组织得以煽动仇恨,挑起针对无辜者的暴力。具有开放政府信息和促进透明化潜力的技术也可被政府劫持,用于镇压异见,剥夺公民权利。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威胁激增。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在越南,使用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的权利突然消失。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名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被拘留。这批博客作者中的一位是巴塞姆∙萨米尔(Bassem Samir)。他有幸获释,今天也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一方面,这些技术的推广明显地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尚无法预知这样的改变将对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幸福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新技术本身不会在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中选择立场。但是,美国要做到立场鲜明。我们支持一个允许全人类平等享有知识和思想的互联网。而且我们认识到,在世界上建立何种信息基础设施将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人为之确定的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我们确保思想自由交流的责任可追溯至和众国诞生之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字字镌刻在这座大楼前那块50吨重的田纳西大理石上。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为捍卫刻在那块石头上的价值观付出了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发表“四项自由”演讲时发扬了这些思想。当时,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此外还有信心危机。但是,对一个人人都享有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没有贫困、没有恐惧的世界的憧憬冲破了他那个时代的重重困难。多年之后,我的楷模之一艾琳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努力使这些原则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奠基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继往开来每一代人的北斗,引导我们、鞭策我们、促使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向前。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这个传统。我们需要确保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奥巴马总统讲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让和平建立在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和尊严之上。几天后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的演讲中,我表示我们必须探索途径,把人权变成现实。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世界中保护这些自由。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人员或资源的流动,有些辅助志同道合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但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表达自由。这种自由的定义不再仅仅是公民前往市政厅前的广场批评他们的政府,而不担心遭受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手机短信开启了交流思想的新途径,也为信息审查带来了新目标。

甚至就在我今天向你们讲演的此刻,某些地方的政府审查人员正在竭力将我的话语从历史的记录中删除。但历史早已作出裁决:这些手法注定失败。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参加了推倒柏林墙2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向这个屏障对面那些英勇的男女志士表示敬意,他们曾经通过散发被称为“地下刊物”(Samizdat)的小册子来阐明反对压迫的道理。这些传单对“东方集团”专制政权的宣传和用心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因散发传单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声音帮助穿透了“铁幕”的钢筋水泥和带刺的铁丝网。

柏林墙象征着一个分隔的世界,代表一个时代。今天,这堵墙的一些碎片就陈列在这座它们理应归属的博物馆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它取代了分隔,象征着联系。但是,就在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同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以虚拟的墙壁代替了有形的墙壁。

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网络。他们从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中删除字词、名称和短语。他们侵犯了那些发表非暴力政治言论的人的隐私权。这些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因为《宣言》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权通过“各种媒体不受疆界限制地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由于这些限制手段的蔓延,一个新的信息帷幕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降临。为穿越这种阻隔,个人视频和博客文章正成为当今时代的“地下刊物”。

正如过去的专制政权一样,有些政府正在打击那些利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大选后的游行示威期间,用手机拍摄的一位年轻女子遭血腥屠杀的斑驳画面成为通过数字技术对该政府暴行提出的控诉。我们已看到有报道说,当生活在海外的伊朗人在网上张贴对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时,他们在伊朗的家人便成为报复的目标。尽管政府普遍采取严厉的恐吓手段,但伊朗英勇的公民记者们继续利用技术向全世界及其同胞报道他们国内发生的事件。伊朗人民为自身的人权呐喊,同时也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正在重新诠释如何通过技术传播真理和揭露非正义现象。

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言论自由有其限度。我们不能容忍煽动他人从事暴力的人,例如此刻正利用互联网在全世界宣扬大规模屠杀无辜百姓的“基地”组织成员。那些以种族、宗教、族裔、性别或性取向为由攻击他人的仇恨言论也应受到严厉斥责。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均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进行抗击。我们还必须解决匿名发表言论的问题。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招收恐怖主义分子或传播被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人,不能让他们将其网络行为与其真实身份脱钩。然而,对于那些为了和平的政治目的利用互联网的人士,这些并不能成为政府有计划地侵犯他们的权利和隐私的托辞。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言论自由可能是最明显会遇到各种挑战的一项自由权利,但并非仅此而已。信仰自由通常涉及个人与造物主对话或不对话的权利。这是一种不需依赖技术的交流方式。然而,信仰自由还体现了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一起集会的普遍权利。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类集会常见于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和寺庙。今天,这类集会也可能在网上进行。

互联网有助于不同信仰的人消除相互间的分歧。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对于人们能否共同生活至关重要。在我们寻求扩大对话之际,互联网蕴涵着巨大的希望。我们已开始使美国学生与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年青人为讨论全球性挑战相互联络。我们将继续利用这个工具,支持不同宗教社群的个人相互讨论。

然而,某些国家则利用互联网打击和压制宗教人士。例如,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名男子因在博客上刊登介绍基督教的文章,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哈佛大学一项调查表明,沙特政府封锁了许多介绍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的网页。包括越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利用类似手段限制获得宗教信息的途径。

这些技术不得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言论,同样也不可用于迫害或压制宗教少数派。祈祷往往在更高层次的网络进行。然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通讯技术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祈祷的能力,以及与拥有共同信仰的人集会和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信仰的能力。正如我们促进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一样,我们也必须努力促进在网络上祈祷的自由。

当然,还有无数人的生活并没享受到这些技术带来的益处。在我们的世界里,正如我多次指出的,才智有可能普及众人,但机会并非如此。从长期获得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在人民缺乏途径获得知识、市场、资本和机会的国家,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十分艰难,有时则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可发挥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向人们提供获得知识和潜在市场的途径,各种网络可为那些缺乏机会的地区创造机会。

在过去一年中,我在肯尼亚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那里的农牧民在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后,收入提高了多达30%。在孟加拉,30多万人报名通过手机学习英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妇女企业家使用互联网获得小型贷款并与全球市场接轨。

世界上经济地位最低的亿万人民有可能在生活中效仿上述取得进步的实例。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手机和其他通讯技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对农业所起的同等作用。现在,小小的投入便能产生巨大效益。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普及率每增加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便能增长将近1%。具体而言,如果以印度为例,那将相当于每年近100亿美元。

与全球信息网络连通就好比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阶梯。在这些技术问世的最初几年,许多人以为它们将在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划出鸿沟,但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今天共有40亿只手机在使用。手机使用者中有很多是小贩、人力车夫和其他历来缺乏受教育及其他机会的人。信息网络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手段,我们应共同使用这些技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不再有匮乏之虞。

我们完全有理由满怀希望:当人们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时,他们将能取得巨大进步。但毫无疑问,也有些人正在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实现其阴暗目的,而且将继续这样做。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犯罪集团、性犯罪者和独裁政府都妄图对全球网络加以利用。正如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趁机实施阴谋,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也要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和恐吓。当我们努力增进这些自由时,我们也必须打击妄图利用通讯网络进行破坏并制造恐惧的人。

各国政府和公民必须保持信心,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核心环节的网络是安全且有韧性的。这不仅仅是几个小黑客污损几个网站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网上银行业务、电子商务活动以及保护亿万美元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全都岌岌可危。

面对破坏这些系统的活动,各国政府、民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当黑客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非法牟利攻击网络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帮助执法机构进行跨辖区的合作。儿童色情以及遭到贩运的妇女和女童所受的剥削通过互联网为整个世界所见并为剥削者借以牟利,对这种社会弊病也应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欧洲理事会在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方面的努力及其他方的类似努力促成了对此类犯罪起诉的国际协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还希望为此加倍努力。

我国政府及国务院已经采取措施寻求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国务院有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有关人员一直在协同努力。我们还在两年前设立了一个专门协调有关网络的对外政策的办公室。我们致力于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应对这一挑战,并把网络安全问题列入世界性议题。奥巴马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国家网络政策协调员,来帮助我们更紧密地协调工作,以确保每个人的网络都是自由、安全和可靠的。

某些国家、恐怖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明白,美国将保护我们的网络系统。那些在我们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破坏信息自由流通的人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公民社会构成了威胁。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靠互联网连通的世界里,对一个国家的网络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人的攻击。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国家间建立行为准则,并鼓励尊重全球网民。

最后一项自由或许是罗斯福总统与夫人多年前所思考和论述的自由的必然内含,它源于我前面已提到的四项自由,这就是连接自由:政府不应阻止人民与互联网、与网站或与彼此连接。连接自由如同集会自由一样,只不过它是在网络空间。这一自由允许个人上网,聚集,希望还有合作。一旦上网,你不必是大亨或摇滚乐明星便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对孟买恐怖主义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应是由一位13岁少年发起的。他使用社交网络组织了献血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大型跨宗教信仰的吊唁簿。在哥伦比亚,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召集起全世界190个城市的1200万人,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活动发出抗议。这些抗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活动。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经历了十年军事行动中人数最多的弃甲和脱队事件。在墨西哥,一位对毒品暴力行径忍无可忍的公民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像滚雪球一般发展成遍及该国所有32个省的大型示威活动。仅在墨西哥城就有15万人上街抗议。因此,互联网能有助于人道社会抵制鼓吹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的人。

在伊朗、摩尔多瓦以及其他国家,网上的组织动员已成为促进民主、使公民对可疑的选举结果表达抗议的重要工具。甚至在美国等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些工具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这里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声)

与这些技术相连接的自由可以帮助转变社会,但同时也对个人极其重要。我最近被一位医生的故事所感动——我不想说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千方百计要为女儿的罕见疾病作出诊断。他征询了20多位专家的意见,但仍然没有答案。最后,他是靠互联网搜索引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并找到了治疗方法 。这就是不受限制地使用搜索引擎技术之所以对个人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今天概述的这些原则将成为我们对待互联网自由及其技术使用问题的指导方针。我要谈谈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美国致力于为促进这些自由投入必要的外交、经济和技术资源。美国是一个由来自各个国家、反映全球各种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当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合作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受益。当冲突与误解造成国家间的不合时,美国肩负着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处于有利位置,可以抓住这些随相互连接而来的机遇。我们作为如此众多技术的诞生地,有责任确保它们从善使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能力,以推行我们在国务院称之为21世纪外交方略的规划。

重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工作重点并非易事,而适应新技术也鲜有捷径。当电报技术开始使用时,它给外交界许多人带来严重焦虑,因为天天收到发自华盛顿的指示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令人欢迎的前景。但正如我们的外交人员最终还是掌握了电报一样,他们也在为掌握这些新工具的潜力而努力。

我引以为豪的是,国务院已经在40多个国家展开努力,帮助那些声音被压制性政府扼杀的人。我们也在努力使这个问题成为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我们正在将互联网自由纳入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后提出的第一项决议案中。

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美国支持开展这些努力已有一段时间,侧重于尽可能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些项目。美国人民应当知道,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也应当明白,我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互联网自由。

我们希望让人们掌握这些工具,用以增进民主和人权,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为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争取全球支持,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

因此,我今天宣布,未来一年中,我们将与实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一道,确立发挥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利用这些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标。我们可以依靠手机、测绘应用软件和其他新工具来增进公民权能,辅助我们的传统外交。我们能够解决目前创新市场存在的缺陷。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想设计一种手机应用软件,让人们能够对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打分,并能够发现和报告腐败行为,实现这一设想所需的硬件已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而且所需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成本较低。

如果人们利用这项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放矢地使用对外援助经费、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鼓励外国投资方对负责任的政府投资。但目前的情况是,移动应用技术开发商尚无资金援助来自行开发这项技术,而国务院现在还缺乏使之成为可能的机制。不过,这项行动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小笔创新投资能够带来长期回报。我们将与专家共同努力,为这种风险投资项目确定最佳框架。我们还将需要科技公司和非营利机构的人才和资源,才能尽快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在座各位如有此类才干和专长,我谨在此邀请你们鼎力相助。

与此同时,有些公司、个人和机构正在设计和开发各种已经能够推进我们的外交和发展目标的创意和应用技术,而国务院将展开一项创新竞赛活动,让这项工作立刻得到推进。我们将邀请美国人提交应用软件和有关技术的最佳创意,它们应能有助于消除语言障碍、克服文盲局限、将人们与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信息连通。例如,微软公司已经开发出网络医生软件的原型,以便为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意。我们将与竞赛获奖者合作,为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创意提供资金。

这些新的计划将大大充实我们过去一年来的重要工作。为了促进我们的外事和外交目标,我召集了一个有才干而且经验丰富的团队,领导我们就21世纪外交方略展开的努力。这个团队前往世界各地,协助各国政府和团体善用连接技术的益处。他们发起“公民社会2.0行动”(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协助基层组织进入数字时代。他们在墨西哥制定了一个协助打击毒品暴力的方案,让民众向可靠的来源作出不露痕迹的检举,以免遭受报复。他们也将移动银行带进阿富汗,现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巴基斯坦,他们建立了一个首创的移动社交网络,称为“我们的声音”(Our Voice)。这个网络已经产生了数千万条讯息,并将希望抵制暴力极端主义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在短短时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将这些技术的承诺转变成深富影响力的结果。可是仍有许多方面尚待努力。在我们和民营部门及外国政府联手推广21世纪外交方略的工具时,我们必须谨记彼此都有责任捍卫我在今天所谈的自由。我们坚信,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良好的政策,也不仅和我们的国家价值观相连,它还具有普世性,并能产生经济效益。

用市场语言来说,一家在突尼斯或越南的审查环境中运营的上市公司,其交易价格总是低于在自由社会运营的同类公司。如果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全球性的新闻和信息来源,投资者对其决策的信心终将下降。实施新闻和信息审查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角度而言,审查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贵国的企业无法获取其中一类信息,其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在制定商业决策时,美国公司日益将网络和信息自由视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和外国政府会密切关注这一趋势。最近有关谷歌(Google)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导致谷歌作出日前宣布的网络攻击事件进行彻查。我们也希望调查及结果透明。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源泉之一,令人惊叹。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人都在上网。但是,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面临着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美中两国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不同,我们希望在两国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之下坦诚和持续地处理这些差异。

这个议题不仅关系到信息自由,最终还关系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将会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有一个互联网、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一个造福并联系全人类的共同知识体,还是支离破碎、获取信息和机遇要取决于居住地点和审查者的心血来潮。

信息自由有助于维护作为全球进步基础的和平与安全。从历史上看,不对称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面对严重纠纷或危险事件时,当事双方能够了解相同的事实和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民可以思考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对于这些政府向美国国内传送信息,我们不设置障碍。但是,在实行信息检查的社会中生活的公民却无从得知外界的看法。例如在北韩,政府极力使其公民与外部意见完全隔绝。这种信息流通的不对称不但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容易使微小的分歧升级。因此,我期待那些希望看到全球稳定的负责政府能和我们携手合作,改变这种不对称的情况。

对公司而言,这个问题所关系的不仅是道德威望,而且涉及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信任。世界各地的用户都希望自己所依赖的互联网公司会提供全面的搜索结果,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守护他们的个人信息。获得这种信赖并且基本上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蓬勃发展。我确实相信,那些失去用户信赖的公司,最终将失去用户。住在任何地方的人都希望知道,他们放在网上的东西不会被用来加害于自己。

审查不应被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以任何形式接受。在美国,美国公司需要采取有原则的立场。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品牌的组成部分。我相信全世界的用户都会回报尊重这些原则的公司。

我们正在重振“全球互联网自由小组”(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作为应对全球网络自由所受威胁的论坛。我们敦促美国媒体公司主动采取措施,质疑外国政府对于审查和监视的要求。民营部门也有责任协助保护言论表达自由。当他们的业务交易有可能破坏这种自由时,他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只是寻求短视的利润。

我们对于目前通过“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所做的工作倍感鼓舞。“全球网络倡议”是一项由高科技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投资基金共同合作,回应政府审查要求而做出的自愿努力。这项倡议不仅仅是申明原则,更是建立旨在宣扬真正责任感和透明度的机制。我们承诺支持负责任的民营部门参与护卫信息自由,作为我们承诺的组成部分,国务院将在下月召集一次高层会议,由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和玛丽亚•奥特罗(Maria Otero)两位副国务卿共同主持。会议将召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共同讨论互联网自由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应对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我相信,追求我今天所说的自由是正确之举,但它也是智慧之举。通过推进这个议程,我们将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经济目标以及我们的战略重点一致起来。我们需要努力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网络和信息使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我们的全球社区概念得到扩展。鉴于我们面临的诸多巨大挑战,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人民汇合他们的知识和创造力,帮助重建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战胜暴力极端主义,建设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和实现其天赋潜力的未来。

在结束今天的讲话时,我要请你们记住星期一在太子港的废墟中获救的那个小女孩。她还活着,已经与她的家人团聚,并将有机会长大成人,因为网络把一个被埋得很深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群体或个人继续被埋在压制的废墟之下。当层层审查墙把一些人与人类大家庭隔离开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那些人的呼喊就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因此,让我们重新作出承诺,为这一事业而努力。让我们把这些高科技化作推动全世界取得切实进步的力量。让我们并肩前进,倡导这些自由——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也为了应当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每一个机会的年轻人。

非常感谢你们。(掌声)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21 January 2010
Secretary of State Clinton on Internet Freedom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strengthens societies, secretary say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January 21, 2010

REMARK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on Internet Freedom

January 21, 2010
The Newseum
Washington, D.C.

http://www.america.gov/st/texttrans-english/2010/January/20100121142618eaifas0.6585352.html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very much, Alberto, for not only that kind introduction but your and your colleagues’ leadership of this important institution.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at the Newseum. The Newseum is a monument to some of our most precious freedoms, and I’m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discuss how those freedoms apply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Although I can’t see all of you because in settings like this, the lights are in my eyes and you are in the dark, I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friends and former colleagues. I wish to acknowledge Charles Overby, the CEO of Freedom Forum here at the Newseum; Senator Richard Lugar/1 and Senator Joe Lieberman, my former colleagues in the Senate, both of whom worked for passage of the Voice Act, which speaks to Congres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s commitment to internet freedom, a commitment that crosses party lines and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lso, I’m told here as well are Senator Sam Brownback, Senator Ted Kaufman, Representative Loretta Sanchez, man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ambassadors, chargés, participants in our 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on internet freedom from China, Colombia, Iran, and Lebanon, and Moldova. And I also want to acknowledge Walter Isaacson, president of the Aspen Institute, recently named to our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and, of course, instrumental in supporting the work on internet freedom that the Aspen Institute has been doing.

This is an important speech on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But before I begin, I want to just speak briefly about Haiti, because during the last eight days, the people of Haiti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have joined together to deal with a tragedy of staggering proportions. Our hemisphere has seen its share of hardship, but there are few precedents for the situation we’re facing in Port-au-Princ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hav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our response. They were, of course, decimated and in many places totally destroyed. And in the hours after the quake, we worked with partn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first, to set up the text “HAITI” campaign so that mobile phone us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donate to relief efforts via text messages. That initiative has been a showcase for the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us far, it’s raised over $25 million for recovery efforts.

Information networks have also played a critical role on the ground. When I was with President Preval in Port-au-Prince on Saturday, one of his top priorities was to try to get communication up and going. The government couldn’t talk to each other, what was left of it, and NGOs, our civilian leadership, our military leadership were severely impacted. The technology community has set up interactive maps to help us identify needs and target resources. And on Monday, a seven-year-old girl and two women were pulled from the rubble of a collapsed supermarket by an American search-and-rescue team after they sent a text message calling for help. Now, these examples are manifestations of a much broader phenomenon.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is forming a new nervous system for our planet. When something happens in Haiti or Hunan, the rest of us learn about it in real time – from real people. And we can respond in real time as well. Americans eager to help in the aftermath of a disaster and the girl trapped in the supermarket are connected in ways that were not even imagined a year ago, even a generation ago. That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almost all of humanity today. As we sit here, any of you – or maybe more likely, any of our children – can take out the tools that many carry every day and transmit this discussion to billions across the world.

Now, in many respects, information has never been so free. There are more ways to spread more ideas to more people than at any moment in history. And even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information networks are helping people discover new facts and making governments more accountable.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in November, for example, President Obama held a town hall meeting with an online component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that was sent in over the internet, he defended the right of people to freely access information, and said that the more freely information flows, the stronger societies become. He spoke about how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ps citizens hold their own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generates new ideas, encourages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United States belief in that ground truth is what brings me here today.

Because amid this unprecedented surge in connectivity,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these technologies are not an unmitigated blessing. These tools are also being exploited to undermine human progress and political rights. Just as steel can be used to build hospitals or machine guns, or nuclear power can either energize a city or destroy it, modern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the technologies they support can be harnessed for good or for ill. The same networks that help organize movements for freedom also enable al-Qaida to spew hatred and incite violence against the innocent. And technolog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open up access to government and promote transparency can also be hijacked by governments to crush dissent and deny human rights.

In the last year, we’ve seen a spike in threats to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China, Tunisia, and Uzbekistan have stepped up their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 In Vietnam, access to popular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has suddenly disappeared. And last Friday in Egypt, 30 bloggers and activists were detained. One member of this group, Bassem Samir, who is thankfully no longer in prison, is with us today. So while it is clear that the spread of these technologies is transforming our world, it is still unclear how that transformation will affect the human rights and the human welfar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On their own, new technologies do not take sides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progress, bu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We stand for a single internet where all of humanity has equal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ideas. And we recognize that the world’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will become what we and others make of it. Now, this challenge may be new, but our responsibility to help ensure the free exchange of ideas goes back to the birth of our republic. The word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o our Constitution are carved in 50 tons of Tennessee marble on the front of this building. And every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s worked to protect the values etched in that stone.

Franklin Roosevelt built on these ideas when he delivered his Four Freedoms speech in 1941. Now, at the time, Americans faced a cavalcade of crises and a crisis of confidence. But the vision of a world in which all people enjoy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worship, freedom from want, and freedom from fear transcended the troubles of his day. And years later, one of my heroes, Eleanor Roosevelt, worked to have these principles adopted as a cornerstone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y have provided a lodestar to every succeeding generation, guiding us, galvanizing us, and enabling us to move forward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So as technology hurtles forward, we must think back to that legacy. We need to synchronize ou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th our principles. In accepting the Nobel Prize, President Obama spoke about the need to build a world in which peace rests on the inherent rights and dignities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in my speech on human rights at Georgetown a few days later, I talked about how we must find ways to make human rights a reality. Today, we find an urgent need to protect these freedoms on the digital frontier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re are many other networks in the world. Some aid in the movement of people or resources, and some facilitate exchanges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work or interests. But the internet is a network that magnifies the power and potential of all others. And that’s why we believe it’s critical that its users are assured certain basic freedom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first among them. This freedom is no longer defined solely by whether citizens can go into the town square and criticize their government without fear of retribution. Blogs, emails, social networks, and text messages have opened up new forums for exchanging ideas, and created new targets for censorship.

As I speak to you today, government censors somewhere are working furiously to erase my words from the records of history. But history itself has already condemned these tactics. Two months ago, I was in Germany to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leaders gathered at that ceremony paid tribute to the courageous men and women on the far side of that barrier who made the case against oppression by circulating small pamphlets called samizdat. Now, these leaflets questioned the claims and intentions of dictatorships in the Eastern Bloc and many people paid dearly for distributing them. But their words helped pierce the concrete and concertina wire of the Iron Curtain.

The Berlin Wall symbolized a world divided and it defined an entire era. Today, remnants of that wall sit inside this museum where they belong, and the new iconic infrastructure of our age is the internet. Instead of division, it stands for connection. But even as networks spread to nations around the globe, virtual walls are cropping up in place of visible walls.

Some countries have erected electronic barriers that prevent their people from accessing portions of the world’s networks. They’ve expunged words, names, and phrases from search engine results. They have violated the privacy of citizens who engage in non-violent political speech. These actions contravene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which tells us that all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With the spread of these restrictive practices, a new information curtain is descending across much of the world. And beyond this partition, viral videos and blog posts are becoming the samizdat of our day.

As in the dictatorships of the past, governments are targeting independent thinkers who use these tools. In the demonstrations that followed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grainy cell phone footage of a young woman’s bloody murder provided a digital indictment of the government’s brutality. We’ve seen reports that when Iranians living overseas posted online criticism of their nation’s leaders,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Iran were singled out for retribution. And despite an intense campaign of government intimidation, brave citizen journalists in Iran continue using technology to show the world and their fellow citizens what is happening inside their country. In speaking out on behalf of their own human rights, the Iranian people have inspired the world. And their courage is redefining how technology is used to spread truth and expose injustice.

Now, all societies recognize that free expression has its limits. We do not tolerate those who incite others to violence, such as the agents of al-Qaida who are, at this moment, using the internet to promote the mass murder of innocent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nd hate speech that targets individuals on the basis of their race, religion, ethnicity, gender, or sexual orientation is reprehensible. It is an unfortunate fact that these issues are both growing challeng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confront together. And we must also grapple with the issue of anonymous speech.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to recruit terrorists or distribute stol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nnot divorce their online actions from their real world identities. But these challenges must not become an excuse for governments to systematically violate the rights and privacy of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for peaceful political purpose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may be the most obvious freedom to face challenges with the spread of new technologies, but it is not the only one. The freedom of worship usually involve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to commune or not commune with their Creator. And that’s on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that does not rely on technology. But the freedom of worship also speaks to the universal right to come together with those who share your values and vision for humanity. In our history, those gatherings often took place in churches, synagogues, mosques and temples. Today, they may also take place on line.

The internet can help bridge divides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faiths. As the President said in Cairo, freedom of religion is central to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live together. And as we look for ways to expand dialogue, the internet holds out such tremendous promise. We’ve already begun connecting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young people in Muslim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discuss global challenges. And we will continue using this tool to foster discussion between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religious communities.

Some nations, however, have co-opted the internet as a tool to target and silence people of faith. Last year, for example, in Saudi Arabia, a man spent months in prison for blogging about Christianity. And a Harvard study found that the Saudi Government blocked many web pages about Hinduism,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even Islam. Countries including Vietnam and China employed similar tactics to restrict access to religious information.

Now, just as these technologies must not be used to punish peaceful political speech, they must also not be used to persecute or silence religious minorities. Now, prayers will always travel on higher networks. But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lik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hould enhanc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worship as they see fit, come together with people of their own faith,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beliefs of others. We must work to advance the freedom of worship online just as we do in other areas of life.

There are, of cours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without the benefits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our world, as I’ve said many times, talent may be distributed universally, but opportunity is not. And we know from long experience that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where people lack access to knowledge, markets, capital, and opportunity can be frustrating and sometimes futile work. In this context, the internet can serve as a great equalizer. By providing people with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potential markets, networks can create opportunities where none exist.

Over the last year, I’ve seen this firsthand in Kenya, where farmers have seen their income grow by as much as 30 percent since they started using mobile banking technology; in Bangladesh, where more than 300,000 people have signed up to learn English o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in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women entrepreneurs use the internet to get access to microcredit loans and connect themselves to global markets.

Now, these examples of progress can be replicated in the lives of the billion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world’s economic ladder. In many cases, the internet,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can do for economic growth what the Green Revolution did for agriculture. You can now generate significant yields from very modest inputs. And one World Bank study found that in a typical developing country, a 10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penetration rate for mobile phones led to an almost 1 percent increase in per capita GDP. To just put this into context, for India, that would translate into almost $10 billion a year.

A connection to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s is like an on-ramp to moderni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se technologies, many believed that they would divide the world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 But that hasn’t happened. There are 4 billion cell phones in use today. Many of them are in the hands of market vendors, rickshaw drivers, and others who’ve historically lacked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formation networks have become a great leveler, and we should use them together to help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give them a freedom from want.

Now,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 hopeful about what people can accomplish when they leverag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progress. But make no mistake – some are and will continue to use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s for darker purposes. Violent extremists, criminal cartels, sexual predators,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all seek to exploit these global networks. Just as terrorists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openness of our societies to carry out their plots, violent extremists use the internet to radicalize and intimidate. As we work to advance freedoms, we must also work against those who us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s tools of disruption and fear.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must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networks at the core of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are safe and resilient. Now this is about more than petty hackers who deface websites. Our ability to bank online, use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safeguar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all at stake if we cannot rely on the security of our information networks.

Disruptions in these systems demand a coordinated response by all government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need more tools to help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operate across jurisdictions when criminal hackers and organized crime syndicates attack networks for financial gain. The same is true when social ills such as child pornography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trafficked women and girls online is there for the world to see and for those who exploit these people to make a profit. We applaud efforts such as the Council on Europe’s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that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prosecuting such offenses. And we wish to redouble our efforts.

We have taken steps as a government, and as a Department, to find diplomatic solutions to strengthen global cyber security.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orking on this. They’ve joined together, and we created two years ago an office to coordinate foreign policy in cyberspace. We’ve worked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at the UN and in other multilateral forums and to put cyber security on the world’s agenda. And President Obama has just appointed a new national cyberspace policy coordinator who will help us work even more closely to ensure that everyone’s networks stay free, secure, and reliable.

States, terrorists, and those who would act as their proxies must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tect our networks. Those who disrup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n our society or any other pose a threat to our economy, our government, and our civil society. Countries or individuals that engage in cyber attacks should face consequences and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In an internet-connected world, an attack on one nation’s networks can be an attack on all. And by reinforcing that message, we can create norms of behavior among states and encourage respect for the global networked commons.

The final freedom, one that was probably inherent in what both President and Mrs. Roosevelt thought about and wrote about all those years ago, is one that flows from the four I’ve already mentioned: the freedom to connect –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not prevent people from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to websites, or to each other. The freedom to connect is like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only in cyberspace. It allows individuals to get online, come together, and hopefully cooperate. Once you’re on the internet, you don’t need to be a tycoon or a rock star to have a huge impact on society.

The largest public response to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Mumbai was launched by a 13-year-old boy. He used social networks to organize blood drives and a massive interfaith book of condolence. In Colombia, an unemployed engineer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in 190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demonstrate against the FARC terrorist movement. The protests were the largest antiterrorist demonstrations in history. And in the weeks that followed, the FARC saw more demobilizations and desertions than it had during a decade of military action. And in Mexico, a single email from a private citizen who was fed up with drug-related violence snowballed into huge demonstrations in all of the country’s 32 states. In Mexico City alone, 150,000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in protest. So the internet can help humanity push back against those who promote violence and crime and extremism.

In Iran and Moldova and other countries, online organizing has been a critical tool for advancing democracy and enabling citizens to protest suspicious election results. And even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e’ve seen the power of these tools to change history. Some of you may still remember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here. (Laughter.)

The freedom to connect to these technologies can help transform societies, but it is also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individuals. I was recently moved by the story of a doctor – and I won’t tell you what country he was from – who was desperately trying to diagnose his daughter’s rare medical condition. He consulted with two dozen specialists, but he still didn’t have an answer. But he finally identified the condition, and found a cure, by using an internet search engine.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unfettered access to search engine technology is so important in individuals’ lives.

Now, the principles I’ve outlined today will guide our approach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internet freedom and the u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I want to speak about how we apply them in practice.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devoting th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necessary to advance these freedoms. We are a nation made up of immigrants from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interest that spans the globe. Our foreign policy is premised on the idea that no country more than America stands to benefit when there is cooperation among peoples and states. And no country shoulders a heavier burden when conflict and misunderstanding drive nations apart. So we are well plac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come with interconnectivity. And as the birthplace for so many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itself,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ee them used for good. To do that, we need to develop our capacity for what we call,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Realigning our policies and our priorities will not be easy. But adjusting to new technology rarely is. When the telegraph was introduced, it was a source of great anxiety for many in the diplomatic community, where the prospect of receiving daily instructions from capitals was not entirely welcome. But just as our diplomats eventually mastered the telegraph, they are doing the same to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these new tools as well.

And I’m proud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already working in more than 40 countries to help individuals silenced by oppressive governments. We are making this issue a priority at the United Nations as well, and we’re including internet freedom as a component in the first resolution we introduced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We are also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ols that enable citizen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of free expression by circumventing politically motivated censorship. We are providing funds to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tools get to the people who need them in local languages, and with the training they need to access the internet safe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ssisting in these efforts for some time, with a focus on implementing these programs as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Both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nations that censor the internet should understand that ou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promote internet freedom.

We want to put these tools in the hands of people who will use them to advanc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and epidemics, to build global support for President Obama’s goal of a world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to encourag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lifts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up.

That’s why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over the next year, we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in industry, academia,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a standing effort that will harness the power of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apply them to our diplomatic goals. By relying on mobile phones, mapping applications, and other new tools, we can empower citizens and leverage our traditional diplomacy. We can address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market for innovati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Let’s say I want to create a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that would allow people to rate government ministries, including ours, on their responsiveness and efficiency and also to ferret out and report corruption. The hardware required to make this idea work is already in the hands of billions of potential users. And the software involved would be relatively inexpensive to develop and deploy.

If people took advantage of this tool, it would help us target our foreign assistance spending, improve lives, and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with responsible governments. However, right now,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s have no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pursue that project on their own,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currently lacks a mechanism to make it happen. But this initiative should help resolve that problem and provide long-term dividends from modest investments in innovation. We’re going to work with experts to find the best structure for this venture, and we’ll need the talent and resources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nonprofits in order to get the best results most quickly. So for those of you in the room who have this kind of talent, expertise, please consider yourselves invited to help us.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companies,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working on ideas and applications that could already advance our diplomatic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be launching a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to give this work an immediate boost. We’ll be asking Americans to send us their best ideas for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ies that help break down language barriers, overcome illiteracy, connect people to the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they need. Microsoft, for example, has already developed a prototype for a digital doctor that could help provide medical care in isolated rural communities. We want to see more ideas like that. And we’ll work with the winner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provide grants to help build their ideas to scale.

Now, these new initiatives will supplement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work we’ve already done over this past year. In the service of our diplomatic and diplomacy objectives, I assembled a talented and experienced team to lead our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efforts. This team has traveled the world helping governments and groups leverage the benefits of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They have stood up a 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 to help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enter the digital age. They are putting in place a program in Mexico to help combat drug-related violence by allowing people to make untracked reports to reliable sources to avoid having retribution visited against them. They brought mobile banking to Afghanistan and are now pursuing the same effort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n Pakistan, they created the first-ever social mobile network, called Our Voice, that has already produced tens of millions of messages and connected young Pakistanis who want to stand up to violent extremism.

In a short span, we have taken significant strides to translate the promi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to result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But there is still so much more to be done. And as we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to deploy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we have to remember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the freedoms that I’ve talked about today. We feel strongly that principles like information freedom aren’t just good policy, not just somehow connected to our national values, but they are universal and they’re also good for business.

To use market terminology, a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in Tunisia or Vietnam that operates in an environment of censorship will always trade at a discount relative to an identical firm in a free society. If corporate decision makers don’t have access to global sources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investors will have less confidence in their decisions over the long term. Countries that censor news and information must recognize that from an economic standpoint,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censoring political speech and commercial speech. If businesses in your nations are denied access to either type of information, it will inevitably impact on growth.

Increasingly, U.S. companies are making the issue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freedom a greater consideration in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 I hope that their competitor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wil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trend. The most recent situation involving Google has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And we look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onduct a thorough review of the cyber intrusions that led Google to make its announcement. And we also look for that investigation and its results to be transparent.

The internet has already been a source of tremendous progress in China, and it is fabulou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China now online. But countries that restrict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 or violate the basic rights of internet users risk walling themselves off from the progress of the next century. 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issue, and we intend to address those differences candidly and consistently in the context of our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Now, ultimately, this issue isn’t just about information freedom; it is about what kind of world we want and what kind of world we will inhabit. It’s about whether we live on a planet with one internet, one global community, and a common body of knowledge that benefits and unites us all, or a fragmented planet in which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opportunity is dependent on where you live and the whims of censors.

Information freedom supports the peace and security that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global progress. Historically, asymmetric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interstate conflict. When we face serious disputes or dangerous incidents, it’s critical that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problem have access to the same set of facts and opinions.

As it stands, Americans can consider information present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We do not block your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citizens in societies that practice censorship lack exposure to outside views. In North Korea,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completely isolate its citizens from outside opinions. This lopsid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creases both the likelihood of conflict and the probability that small disagreements could escalate. So I hope that responsible governments with an interest in global stability will work with us to address such imbalances.

For companies, this issue is about more than claiming the moral high ground. It really comes down to the trust between firms and their customers. Consumers everywhere want to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internet companies they rely on will provide comprehensive search results and act as responsible stewards of their own personal information. Firms that earn that confidence of those countries and basically provide that kind of service will prosper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ose who lose that confidence of their customers will eventually lose customers.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people want to believe that what they put into the internet is not going to be used against them.

And censorship should not be in any way accepted by any company from anywhere. And in America, American companies need to make a principled stand. This needs to be part of our national brand. I’m confident that consumers worldwide will reward companies that follow those principles.

Now, we are reinvigorating the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 as a forum for addressing threats to internet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are urging U.S. media companies to take a proactive role in challenging foreign governments’ demands for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The private sector ha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help safeguard free expression. And when their business dealings threaten to undermine this freedom, they need to consider what’s right, not simply what’s a quick profit.

We’re also encouraged by the work that’s being done through the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a voluntary effort by technology companies who are working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cademic experts, and social investment funds to respond to government requests for censorship. The initiative goes beyond mere statements of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es mechanisms to promote real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s part of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responsible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on information freedom,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be convening a high-level meeting next month co-chaired by Under Secretaries Robert Hormats and Maria Otero to bring together firms that provide network services for talks about internet freedom, because we want to have a partnership in addressing this 21st century challenge.

Now, pursuing the freedoms I’ve talked about today is, I believe,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I also believe it’s the smart thing to do. By advancing this agenda, we align our principles, our economic goals, and ou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need to work toward a world in which access to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brings people closer together and expands the definition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Given the magnitude of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we ne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pool their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 to help rebuild the global economy,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to defeat violent extremism, and build a future in which every human being can live up to and realize his or her God-given potential.

So let me close by asking you to remember the little girl who was pulled from the rubble on Monday in Port-au-Prince. She’s alive, she was reunited with her family, sh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grow up because these networks took a voice that was buried and spread it to the world. No nation, no group, no individual should stay buried in the rubble of oppression. We cannot stand by while people are separated from the human family by walls of censorship. And we cannot be silent about these issues simply because we cannot hear the cries.

So let us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is cause. Let us make these technologies a force for real progress the world over. And let us go forward together to champion these freedoms for our time, for our young people who deserve every opportunity we can give them.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Applause.)

MODERATOR: Thank you. Thank you, Madame Secretary. The Secretary has agreed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So if you would,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ree microphones in the audience. If you would make your questions short, we’d appreciate it. And identify yourselves, please.

Yes. Could you wait for the microphone?

QUESTION: Madame Secretary, you talked about anonymity on line and how that’s something – oh, I’m sorry. I’m Robert (inaudible). I’m with 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 I’m sorry.

STAFF: Could you hold the microphone up, please?

QUESTION: Sorry.

STAFF: Thank you.

QUESTION: You talked about anonymity on line and how we have to prevent that. But you also talk about censorship by governments. And I’m struck by – having a veil of anonymity in certain situations is actually quite beneficial. So are you look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at and this emphasis on censorship?

SECRETARY CLINTON: Absolutely. I mean, this 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On the one hand, anonymity protects the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on the other hand, anonymity protect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opposition to repressive governments. Anonymity allows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 anonymity also permits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in settings that gives them some basis for free expression without identifying themselves.

None of this will be easy. I think that’s a fair statement. I think, as I said, we all have varying needs an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ut I think these overriding principles should be our guiding light. We should err on the side of openness and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create that, recognizing, as with any rule or any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ere are going to be exceptions.

So how we go after this, I think, is now what we’re requesting many of you who are experts in this area to lend your help to us in doing. We need the guidance of technology experts.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m are younger than 40, but not all are younger than 40. And we need the companies that do this, and we need the dissident voices who have actually lived on the front lines so that we can try to work through the best way to make that balance you referred to.

MODERATOR: Forty may be (inaudible).

SECRETARY CLINTON: (Laughter.)

MODERATOR: Right over here. Yes.

QUESTION: Hi, my name is Courtney Radsch. I’m the Glob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officer at Freedom House. And I wanted to ask you – you spoke about business and relying on them to do the moral, right thing and not put profits first. But the goal of business is to make a profit. So what kind of teeth are going to be put into this? What role doe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lay?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encourage them to do the right thing?

SECRETARY CLINTON: Well, again,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want to have a very vigorous discussion about. I know that asking business, which is in business to make a profit, to do the right thing is not always easily translated into practical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there is a broader context here. It’s – companies that don’t follow the sanitary and hygiene procedures of a prior generation pay a price for it. And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have to constantly be working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od and other products that end up on the shelves of consum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safe, because individual consumers in a global interconnected economy can’t possibly exercise that vigilance on their own.

Similarly, when it comes to censorship, we believe that having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establish some rules over internet connectivity and trying to protect the basic freedoms I discussed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 of business, and frankly, I would argue, governments. I used the example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It is very hard to keep information out. It was hard to keep it out at a prior age; it is even harder now. And trying to adjust to that, work with that, and learn from that about what could be done better is going to challenge every single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So I think business, as such a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globally, has to have that in mind, both when they go into countries and when they confront the kind of censorship that we’re hearing about around the world. It’s particularly acute for the technology companies, the media companies obviously, but it’s not in any way limited to them. Other companies are facing censorship as well. So this is an issue that we have to surface and we have to talk about and we have to try to find as much common ground and then keep claiming more common ground as we go forward.

MODERATOR: We have a question way over here on the left.

QUESTION: Thank you. My name is Aly Abuzaakouk. I’m the director of Libya Forum website,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in Libya.

We have been attacked and hacked many times. I would like Madame Secretary to tell me how can you help those voices which do not have, you know, the technology or the money to protect themselves, protect them against the hackers which are the silencers of voices from outside the countries which lacks freedom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SECRETARY CLINTON: Well, this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are debating and we’re looking for ideas as to how we can answer it in a positive way. We would invite your participation. After I take the last question,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Director of my Policy Planning unit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someone – the former dean of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who has written a lot about interconnectivity and how we have to begin to look at the world as the networked reality that it is, will be leading a discussion. And I hope some of you with ideas, suggestions, cautions, worries will stay and really get into an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at.

MODERATOR: Thank you. And right here in the mezzanine, right next to the microphone.

QUESTION: Dr. Nguyen Dinh Thang with BPSOS. We serve Vietnamese Americans and work with Vietnamese in Vietnam. While your initiative will take some time to take effect, just recently, in recent months,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sentenced several bloggers to five years all the way to 16 years in prison. So what does your office plan to do, and how the U.S. Government can confront such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n Vietnam?

SECRETARY CLINTON: Well, we have publicly spoken out against the detention, conviction, and imprisonment of not only the bloggers in Vietnam, but some of the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and others who have been subjected to harassment.

Vietnam has made so much progress, and it’s just moving with great alacrity into the future,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ir people. And we don’t believe they should be afraid of commentary that is internal. In fact,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governments, if you disagree with what a blogger or a website is saying, get in and argue with them. Explain what it is you’re doing. Put out contrary information. Point out what the pitfalls are of the position that a blogger might be taking.

So I hope that Vietnam will move more in that direction, because I think i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the progress t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re.

MODERATOR: Thank you. Up in the back.

QUESTION: Nora von Ingersleben with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etitive Technology. Madame Secretary, you mentioned that U.S. companies have to do the right thing, not just what is good for their profits. But what if I am a U.S. company and I have a subsidiary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ming after my guys for information and, you know, we have resisted but now my guys have been taken to jail, my equipment is being hauled away. In that situation, what can the State Department do? Or what will the State Department do?

SECRETARY CLINTON: Well, we obviously speak out on those individual cases. And we are, as I said, hoping to engage in a very candid and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have had a positive year of very open discussions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I think we have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We disagree on important issues with them. They disagree on important issues with us. They have our perspective; we have our perspective. But obviously, we want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increasing openness in China because we believe it will further add to the dynamic growth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n the local level that we see occurring in China.

So on individual cases, we continue to speak out. But on the broader set of issues, we hope to really have the kind of discussion that might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hanges in the approach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taken.

MODERATOR: Thank you.

Up in the very back in the center, if you could come to the aisle so we can get a microphone to you,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down here. Thank you.

QUESTION: Imam Mohamed Magid from ADAMS Center in Virginia. My question for you, Madame Secretary: When you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re trying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youth in the West, Muslim youth. Would you be open to the youth forum to speak about foreign policy? Because one of the reason that youth be radicalized, they don’t have a way to express themselves when they disagre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r their own government overseas. Would you be open to those ideas?

SECRETARY CLINTON: Yes, we would. In fact, we – in the wake of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Cairo, we have been expanding dramatically our outreach, particularly to Muslim youth. I agree with you completely, sir, that not only young people in the Muslim world, but young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disconnected from authority, from government, from all kinds of institutions that have been historically the foundations of society, because they are so interconnec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something that my generation can’t really understand.

In America, the average young person spends eight hours a day with media. The internet, cell phones, television – I mean, you think about that. Eight hours a day. That’s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in school, that’s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with their families. It’s often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asleep.

So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power of this information connection to young people, I don’t think it should cause panic in people my ag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begin trying to stop it and prevent it. We ought to figure out how better to utilize it. You go back to the millennia; how were values passed around? Sitting around a fire, how were values communicated? In the homes b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Now, values are being communicated by the internet, and we cannot stop it.

So let’s figure out how better to use it, participate in it, and particularly to focus on the needs of young people. They’re often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They’re looking for answers. At least until now, in most cultures that I’m aware of, despite all of the time that young people spend with technology, when they’re asked who do they look to for guidance about values, they still say their families. But if families increasingly feel disconnected from their highly connected young people and don’t know what their young people are doing online, then we see the problems that can result.

And there are so many manipulators online right now, not just stoking the anxieties and the fears of Muslim youth, but youth everywhere, defined by all kinds of characteristics.

So we have our own work to do, not just through our government but through our families, through our education systems, and every other institution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this technology and to engage with young people through it and about it.

MODERATOR: I see a lot of hands going up as you speak. Let’s try over here on the far right.

Yes, the young lady there.

QUES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e Secretary. Bahgi Gilamichael with the Sullivan Foundation. And als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to apply for grants. Now I’m interested in knowing what are the procedures, what is the agency we need to deal with, and if you have someone in the room we can follow up with on that? Thank you so much.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Well, in addition to our panel, we have a lot of the members of our team who are working on these initiatives, and we can certainly connect up. If we invited you, we know how to find you. So we will make sure you get information about all of these programs, the ones that already exist and the ones that we’re rolling out.

MODERATOR: There’s no anonymity in this room. (Laughter.)

We have actually time for one more question, but I really would encourage you to stay for the panel that Anne-Marie Slaughter will chair on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diplomacy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d I’m su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will get answered.

So let’s do one last question over here on the far left, down below here. Can we get a mike? Thank you.

QUESTION: Hello. Thank you so much. I appreciated your wonderful program speech. I’m Mary Perkins from Howard University, and at Howard University, we –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particular aspects of the internet with respect to the digital divide. Or – in your story about the young girl being pulled out of the rubble because of the text message she was able to send brings to mind – the question in my mind, how many others could have been saved had they had that technology?

SECRETARY CLINTON: Absolutely.

QUESTION: And s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knowing, in terms of access, the – not only internet freedom but free internet for all, the universal service aspect, and what can be done, particularly right now for Haiti, with this.

SECRETARY CLINTON: Well, as – thank you for that. As you know, that is a continuing issue for us and for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re at 4 billion cell phones. And certainly, the cell phone is becoming the principal tool of communication, both through the applications that are on it, through the texting that it enabl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groups, NGOs, and even businesses that are passing out and providing cell phones at very low cost.

We just have to keep incentivizing and encouraging the technology to be as low cost as possible so it can be as ubiquitous as possible.

But I think we’ve made enormous progress. Ten years ago,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digital divide even in our own country. We are overcoming it, but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of access, still questions of cost. Now, obviously,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a lot of the search engines are run by for-profit companies. They’re not – it’s not going to be free. Bu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of trying to encourage more universal access. And that’s par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overall policy on technology, not just the diplomatic and development aspects of it.

Thank you, Professor.

MODERATOR: Thank you, Madame Secretary. Thank you very much.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Alber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pplause.)

--------
(1) Senator Lugar was not a co-sponsor of the VOICE Act. Senator Kaufman was one of the co-authors and leading co-sponsors.

Read more: http://www.america.gov/st/texttrans-english/2010/January/20100121142618eaifas0.6585352.html#ixzz0dKpgVyiw

蟑螂到。

很荣幸,我这阴暗角落也来qie3了。刚瞧见,实在是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敢问是罡陀山梵蕴寺智障长老的俗家弟子猪瑙蚕猪衙内吧?失敬失敬。“挺好的中国,挺好的社会”,挺好的猪圈,没事儿拱出墙外干啥呢?
贴出来供观赏: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9/12/rfi_4189.html
附赠贵党衡阳支部先进经验: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21.html

Blogger mountain 提到...

刘晓波罪有应得
刘晓波,这个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标榜的所谓的自由斗士因其愚蠢而卑劣的行得到了应有下场,是罪有应得。纵观其获罪历程,可以说都是一个“贪”字造成的,是追名逐利的结果。为了挣点钱,他东拼西凑,杜撰出了狗庇不通的“08宪章”,为了出名,他象一只哈八狗一样摇尾乞怜,赢得了西方某些人的欢心,他们拍拍他的头说“好好干,干好了给你火腿肠吃”,于是他开始到处卖力地推销他的“08宪章”,结果因触犯法律而获罪。

2009年12月30日上午3:04

刪除
Blogger 草民 提到...

近日,刘晓波先生被判刑了,此事引起了境外内一些组织和民主人士人关注,声援、呼救、游行,似乎刘的受刑,是中国法律的不公,是与“普世价值”背道而弛,更是专制独裁的精心制造的“作品”。其实不然,本人虽然是一介草民,但对此事也有自己的看法。第一,刘不懂中国的历史。纵观中国现代史,无论是达赖、热比娅,还是王丹之流,都是依靠外国人主子一丝怜惜来招摇撞骗的,而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笑柄,被人民所不耻。第二,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适应中国。当人们看到自称民主先锋的美国大兵无视联合国的反对,公然践踏伊拉克主权,滥杀平民的时候,谁会想到受害国的人民有什么“人权”可言?!今日的台湾也许是民主社会,但当人们看到那里的议会开不成会,议员们可以随意编造谎言,甚至对大陆贵宾大打出手的时候,又有几个中国大陆人会去认可什么狗屁的“民主”?第三,刘才斗被判刑,的确是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无规矩不成方园,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试想,在所谓的民主社会的美国,一个公民叫嚣要“改朝换代”,并与外国人勾结,试图推翻现政权,那么老美还会用美元来支持你吗?所以,本人认为刘先生还是不冤,而那些外国主子也心知肚明,从零八宪章发表到今天,签名的人仅仅不到几千人,它代表不了十三亿人,更不能说明刘先生的主张在中国是受欢迎的。

2009年12月30日上午3:08

刪除
Blogger 风云飘过 提到...

罪人们,请猛醒!

中华儿女,龙的血脉,从古至今历来崇尚忠诚、正义、善良、勇敢,中华历史上出了许多大英雄、大豪杰,在侵略面前铁骨铮铮,勇敢抗争,岳飞、戚继光等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每每想到他们,我们就会热血沸腾,骄傲自豪。
但没想到,在今天,我们的中华民族居然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有一种奇怪的扭曲,堂堂的中华血脉,却卑躬屈膝、恬不知耻的甘心情愿做西方势力的奴隶,是花花美元迷惑了他们,是自私自利造就了他们,他们荒唐可笑,无耻下流的高喊着拯救中国,拯救人民,拯救民主,在西方奴隶主的指使下,向我们伟大的中国一遍又一遍的放出冷枪,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利欲熏心,看到的是无病呻吟,看到的是阴险可怖,看到的是卑劣无耻。刘晓波们,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刘晓波被判刑了,他将在监狱里反省自己的罪行,而那些至今还没有清醒,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卖国求荣、背叛民族的刘晓波同类们,你们也该猛醒了,难道金钱和自私就能够就应该蒙昧你们的中国心,甘心的去做卖国走狗、民族败类吗!
罪人们,猛醒吧,用你们的忏悔,来洗刷你们的罪行吧!

2009年12月30日上午3:47

刪除
Blogger 风云飘过 提到...

跳梁小丑,人人喊打


一面握着兜里刚刚到手的美元喜不自禁,一面迅即作出正义凛然、饥寒交迫、茫然无助的可怜相,高举着虚伪的民主自由,这就是刘晓波们这些跳梁小丑的真实面目。
我们是具有正义和良知的中国民众,刘晓波得到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看看这些所谓的自由党派,看看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吧,什么社会民主、什么独立笔会、什么民主联盟等等,什么刘晓波、张晓波、王晓波等等,他们在做的是什么,他们就是受西方势力的美元驱使,为了一己私利,跳出来,用民主和自由的口号来蛊惑和欺骗我们善良的中华民众的一群小丑!或者我们称其为小丑,已经贬低了小丑这个词的意义,小丑在马戏里在剧情中,是有可能给人们带来欢笑的角色,而刘晓波们呢,他们所做的行径背后却尽是险恶用心。让我们来试想一下:刘晓波们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就大肆对我们中国进行抨击和诋毁,企图蛊惑善良的民众,从而达到西方反华势力企图腐蚀中国、打击中国、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换句最为实在的话说,刘晓波们就是卖国贼,卑鄙可耻的卖国贼!
面对这些虚伪、无耻的跳梁小丑们,我们要象当初清除四害一样,对其人人喊打,败类,滚远点!

2009年12月30日上午3:49

刪除
Blogger 风云飘过 提到...

在正义的审判下颤抖


在我们的世界里,总有那么一些虚伪无耻的人借着各样看起来堂皇的名义,做着苟且和无耻的勾当。所谓的零八宪章起草人,所谓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主席刘晓波正是其中的败类精英!12月23日,刘晓波遭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审判,判刑11年,让我们中华儿女为这个时刻而激动和欢呼,刘晓波们假借民主自由的名义,行分裂祖国之事实,勾结外国反华势力,诋毁中华民族形象,他们的心中,实际上早被那些花花美元所迷惑而垂死,看看最近所谓的独立中文笔会的内部争斗吧,挺刘还是反刘,你做主席还是我做主席,实际上是在权衡和争斗谁拿的美元多,没拿的美元少,金钱诚可贵,气节价更高,为了金钱就丧失人格,忘记了堂堂中华民族的光荣血脉,让我们呜呼哀哉,悲叹不已,这些个所谓的民主斗士,自由英雄们统统成为了金钱的走狗和帝国的奴隶。

2009年12月30日上午3:50

刪除
Blogger 风云飘过 提到...

刘晓波罪有应得,挺好的中国,挺好的社会,偏有这么一群人,打着民主的幌子来妖魔化中国,刘晓波,既然敢打美国人那么多的美元,就该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时候到了,你该为你的谎话,为你的贪婪,为你对自己伟大祖国的污蔑和诋毁,来付出自己应有的代价。
对于那些甘心被美国政治利用的所谓的中国民主精英斗士们,奉劝你们一句,看看刘晓波的下场,清醒下自己被美元污浊的头脑,重新发掘深藏在你们心里的那些属于中国人的正义和良知,远离贪婪,放弃虚伪。该为我们中国的强大而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在美国人的指使下做国人共愤,时代唾弃的罪人。
刘晓波们,猛醒吧,回头是岸。

2009年12月30日上午3:51

2010年1月21日 星期四

RFI:哈维尔及数诺奖得主推刘晓波为2010诺奖人选

发表日期 21/01/2010 更新日期 21/01/2010 15:31 TU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图图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及国际知名人士19日在权威网站project-syndicate 网站,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avel38/French,联名撰文推荐刘晓波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人选。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因牵头起草零八宪章,而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中国当局判处十一年监禁。哈维尔领衔起草文章的标题是:刘晓波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哈维尔在文中写道,刘晓波应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有两个理由。首先,刘晓波牵头起草的《零八宪章》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波兰总统瓦文莎以及缅甸民主的领袖昂山素姬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政治理念一脉相承;其次,当初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目的之一是要奖励为政治改革以及推进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五毛党人须知

《党校阵地》网评员管理办法(衡阳)

http://dx.hydjnet.gov.cn/News_View.asp?NewsID=28290

2010-1-8 8:43:42 访问量:4741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党校阵地网评员队伍建设,规范网评信息发布,积极引导网上舆论,使党校阵地网页更好地服务党校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党校阵地网评员。
第三条 党校阵地网评员由衡阳市委党校办公室实行统一认定与管理。
第二章 网评员条件
第四条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敬业精神。
第五条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善于运用网络语言,知识面广,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第六条 了解党校工作,具备一定的电脑基础知识,能够熟练运用相关网络应用软件。
第七条 接受党校阵地网页业务指导。
第三章 网评员职责
第八条 在党校阵地网页发表评论、跟帖或原创评论文章,特别是对党校动态和大家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要主动发表评论,客观公正评述,积极引导舆论。
第五章 网评员管理与奖励
第十五条 通过网评员管理系统,或以QQ群、座谈会、交流会等形式,加强网评员业务学习与培训。
第十六条 网评员在党校阵地上发表的评论按月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在网页公告栏里公布。
第十七条 网评员补贴。评论奖励0.1元/篇,每月奖励不超过100元,每半年计发一次。
第六章 信息安全
第二十条 网评员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一旦发生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市委党校将按相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共衡阳市委党校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不对外公布,仅限于网评员掌握。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即日起实施。

2010年1月8日



附混球时报雄文

“五毛党”帽子能吓住谁?

张胜军
2010-01-20 08:59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0-01/694194.html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五毛党”一词流行起来,用来贬斥网络上留言支持政府的人,意思是在网络上发一条爱国或者支持政府的言论,就能从政府得到五毛钱。这顶帽子在互联网上晃来晃去。一些爱国者反斥在网络上留言支持西方的人为“五美分党”,以示回敬。

  日前,环球网就谷歌事件组织的投票中,有8万多人投票支持政府不接受谷歌提出的条件,占投票总量的81%。西方一些媒体对此进行攻击,甚至有人恶意地称,这些票或者是造假造出来的,或者是“五毛党”所为。

  “五毛党”一词到底是谁编出来的,笔者不得而知。但这个词的流行,西方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很多媒体都使用过这个词,而“五美分党”却在西方媒体中很少出现。经过西方媒体热炒的“五毛党”一词,从开始的大帽子,逐渐成为对中国爱国主义挥舞的大棒子。

  它的实质是要剥夺中国人在互联网上表达真实意见的自由。似乎只有攻击中国、攻击中国政府,才是真话;只要表达爱国情绪,反对西方的那一套,就一定是“五毛党”,一定是拿了政府的好处。这是对大量中国网民的羞辱,是话语上的霸权和专制。

  中国难道没有什么值得爱吗?中国政府就永远应当是被批评的对象吗?中国有着世界最灿烂的历史文明,虽然近代衰落了,但正强劲地走向复兴。中国近几十年来不是没犯过一些错误,但正是这几十年,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令全球瞩目。历史上,不少拥有古老文明的大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和瓦解,但中华文明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一直走到统一、现代化的今天。近代以来,更是有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建立统一、富强的国家而甘洒热血。所有这一切,中国人难道没有权力为之骄傲和坚持吗?

  西方舆论正在向中国社会,特别是向中国互联网上布设一个陷阱,即言论自由就意味着与西方价值观遥相呼应。这样的陷阱,西方在很多转型国家都曾成功布设,并俘虏了大量非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西方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颠覆、突破一条条思想防线,并试图把整个世界变成西方思想的“跑马场”。但是,作为数千年文明薪火的传承者,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不仅追求富裕,而且追求自尊和独立。奉劝西方不要总是低估中国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和自豪感。历史上所有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勇士,都受到人民的时代景仰和讴歌。按照西方的说法,岂非所有爱国者都成了“五毛党”?

  中国人应当自信,面对西方的冷嘲热讽,在精神上保持坚强。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让一些心胸狭隘的西方人惶惶不安的时刻。他们将调动全部想象力,实施对中国的攻击和诽谤。他们最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撕裂中国社会,尤其是煽动中国民众反对自己的政府。他们会把西方的现行政治当作时装,引诱并不合体的中国穿到自己身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切不可被他们忽悠了。

  “五毛党”这顶帽子吓不住谁,做一个自信的中国人,让别人说去吧。▲(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Piratage de Google : Clinton menace la Chine à demi-mot

LEMONDE.FR | 21.01.10 | 14h49

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0/01/21/piratage-de-google-clinton-menace-la-chine-a-demi-mot_1295010_651865.html

La secrétaire d'Etat américaine Hillary Clinton a averti jeudi que les "personnes et les pays qui lancent des cyberattaques devront en subir les conséquences", quelques jours après que Google eut dénoncé des attaques informatiques en provenance de Chine. Les Etats-Unis sont le "berceau" d'Internet et ont la "responsabilité" de s'assurer de son bon fonctionnement, estime Mme Clinton.

Google avait dévoilé mercredi dernier qu'il avait fait l'objet, avec une trentaine d'entreprises, d'une attaque informatique de grande ampleur en provenance de Chine. Le ou les pirates s'étaient notamment attaqués au système de messagerie Gmail de Google, et s'étaient introduits dans les boîtes de militants chinois des droits de l'homme.

Après cette attaque, le moteur de recherche avait menacé de se retirer de Chine, et annoncé qu'il cesserait de censurer les résultats de recherche de Google.cn, la version chinoise de son site. Les Etats-Unis, par la voix d'Hillary Clinton, avaient également demandé "des explications" à Pékin. Mais plus d'une semaine après les révélations de Google,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s'est contenté de réitérer la nécessité pour les entreprises étrangères implantées dans le pays de "se conformer à la loi chinoise", qui prévoit notamment la censure des résultats de recherche.

La secrétaire d'Etat a également apporté son soutien à cette décision du moteur de recherche, dans son discours consacré à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n ligne. "Les blogs, les courriels et les messages textes ont créé de nouveaux espaces où échanger des idées mais constituent aussi de nouvelles cibles pour la censure", a déclaré Hillary Clinton.

Jusqu'à présent, la Chine et les Etats-Unis affirmaient que cette affaire ne remettait pas en cause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les deux pays.

2010年1月19日 星期二

韩寒《我只是在猜想》英文德文本

"I am just speculating"

[This blog post by China's top blogger was deleted by the blog hosting service Sina.com.]

(Bullock.cn) I am just speculating. By Han Han. January 17, 2010.

http://www.zonaeuropa.com/20100118_1.htm

2010: China begins an Internet clean-up campaign with the slogan: "If you stop beating someone for 3 days, he/she may get on the roof and remove tiles." (Note: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is a Chinese saying. When applied to children, the notion is that you beat your child in order to make him/her behave (as in respecting authority, maintaining discipline and being a good citizen) and, conversely, if you don't beat your child, he/she will misbehave. It also applies to wife-beating.)

2010: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expands the list of banned terms. The Chinese word for "file" (which has the same sound as Party) and the English letter "D" disappear in mainland China. Dangdang was changed to Angang, while Douban became Ouban.

2010 June: The government inaugurates the "Protect the Children" campaign. Children's Day is elevated to the same status as National Day. It is also announced that all information that is unfavorabl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ll be strictly prohibi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introduces the slogan "World Expo, World Expo, catch ten thousand adulterous couples in bed" in order to conduct online and offline anti-pornography (anti-"yellow") campaigns simultaneously. The government makes it clear that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connected to pornography shall be censored because they stand for obscenity and feudalism.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re mobilized to march in the streets to demonstrate against anything pornographic ("yellow").

2010 July: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atriotic Committee finds out that the five yellow-colored five-pointed stars on the national flag are inconsistent with contemporary progressive ideas.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decides to change the five-pointed stars from yellow to red.

2010 August: The government discovers that the red five-pointed stars a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background, so that it is hard to find them. Representative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ropose the five-pointed stars be changed into green color, to represent green scarves and Green Dam.

2010: Based up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oving Care Committee and representative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government tightens the censorship standards on photographs, with guiding principles such as "erect nipples equal bare nipples."

2010: All Internet forum masters are formally given public service worker status.

2010: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s a brand new Internet Great Wall. This Great Wall system is based upon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innumerable of exper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They work together at a military base. The satellite photos of their work site was misinterpreted by people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as those of an aircraft carrier under construction.

2011 January: The government allocates 100 billion yuan to hire Internet commentators from its next round of economic stimulation package. The pay for Internet commentators rises from 50 cents per post to 1 yuan per post. The target for 2011 is to have 100 billion positive posts.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at the various forums weep in gratitude because their long, arduous work over the years has finally allowed them to join the big team. From there on, the ratio of Internet commentators versus normal people is about 50:50 at the large Internet forums.

2011: Google,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announce that they are re-entering China and opening up regis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forementioned websites annou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are not developing any businesses in China. But their announcements are instantly censored, so that nobody in China knows.

2011: All those who register at the aforementioned websites are systematically tracked down by the Great Wall system. Their computers are re-installed. Afterwards, if the users want to visit a general-purpose website, they can only reach People.com.cn and Xinhua; if they want to visit a forum, they can only go to Strong Nation Forum and Tiexue Forum; if they want to visit a video site, they can only go to CCTV 1. Once the system is re-installed this way, there is no way to undo the settings.

2011: The price of computers goes up by 100%. Computer scalpers proliferate. When users buy new computers, they find that they can only access the aforementioned websites.

2011: Housing prices go up by 100%. At the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websites, the housing unit must be identified as either "full Internet access" or "restricted Internet access."

2011: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and Southern Weekend are renamed Male Metropolis Daily and Male Weekend, and reclassified as marital agency newspapers. The ratio of Internet commentators and ordinary people there reaches 9 to 1.

2011: A certain city leader comes under human flesh search.

2011: In the second round of Internet clean-up, all search engines are closed. The major portals and the newspapers publish articles with titles such as "Searching made us lazy people," "Internet searching seriously detrimental to abi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use their brains" and so on. The leaders say, "we never use Internet searching. The situation today says clearly that Internet search has a hundred bad points and nothing good whatsoever."

2011: Baidu is acquired by Pepsi Cola and becomes an official beverage website.

2012: Sina.com reports that a certain village leader received 500 yuan in bribes. This news story is rated as the top news story in China for the year 2012 with more than 500 million page views. Many people read it repeatedly. Even after censorship, there are more than 1 million comments. Many people think that this was a new high point in watchdog journalism. Bu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et polling, 90% of netizens still think that the news story should not have been published because it destroys social stability and may lead to ethnic splits.

2012: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denounce Sina.com for having an erect nipple. Sina.com is shut down for re-organization.

2012: All forums stop accepting registrations or comments.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Literary Union take over the Internet to become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 The Internet goes back from Web 3.0 to Web 0.3. The Internet is read-only with no comments being allowed.

2013: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ealthy Development Committee denounces Sina.com for having another erect nipple.

2014: Sina.com ("new wave" in Chinese) is acquired by Mountain Dew ("powerful wave" in Chinese) and becomes an official beverage website.

2015: The government cuts off the Internet altogether. A universal online computer is introduced.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go online. This computer does not have a keyboard. You are only given a mouse. The slogan for the re-organization project is "You only have a mouse -- what can you do?"

2016: Th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drops down to 1 million. All websites are merged into a single website.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URL you enter because you will be directed to that website. All updates are synchronized to the People's Daily. In the same year, the Internet industry disappears in China. This causes 5 million people in the Internet-related industry to lose their job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disappearance of e-mail means that the previously closed but now revived Postal Office hires 100,000 of them. But 4.9 million people still have no jobs. At the same time, almost 1 million Fifty-cent Gang members lose their jobs.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complain that they worked like dogs for their whole lives but now they don't even get pensions.

2016: The People's Daily writes: One industry was sacrificed in return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nation, but it was worthwhile.

2016: comments that the nation faced the risk of break-up if the Internet industry had continued. The anti-China forces outside the nation and the splittists inside China were using the Internet to incite the masses. Fortunatel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ok strong measure and prevented the situation from worsening.

2016: Zhou Jiugeng is vindicated. He gets out of jail and becomes the Minister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Meanwhile Yu Qiuyu is appointed as the Minister of Culture.

2016: The 1 million jobless Fifty-cent Gang members have no other skills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find new jobs. They could not feed themselves. Several tens of thousands of Fifty-cent Gang members gather in Beijing. During Children's Day, 150,000 Fifty-cent Gang members sit down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office to conduct a silent hunger strike. They ask the government to arrange jobs for them, give them credit for their prior work, and grant them public service worker status retroactively. The People's Daily writes that the government never had the job position of Internet commentator. Therefore, all thos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wrote on their own.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are unable to show any labor contract to prove that they had an worker-employ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say that they were underground agents who had done great work to secure national stability.

The government gives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three days to leave Beijing or face arrest. People's Daily writes that if one praises the government, one should not apply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Praising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a condition for obtaining money. Praises should be uncompensated.

2016: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continue their hunger strike. The citizens say that they fully support the hunger strike by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They also do not provide any food to hunger strikers and they block off all possible channels that can bring food in. Thus, they make sure that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will stick to their hunger strike.

The next day, Minister of Culture Yu Qiuyu visits the scene of the hunger strike and reads the "Tearful advice to the Fifty-cent Gang." Th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say that Minister Yu's speech is too profound for them to understand.

2016: The Fifty-cent Gang is accused of the crimes of illegal assembly, illegal marching, illegal demonstration, attacking the government, violently resisting against the law, smearing the government,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disrupting social order, spitting in public, etc. The organizers are arrested. But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they will be lenient towards blind followers who don't know the truth and offer them an opportunity to reinvigorate themselves: they give 50 cents to each of them to feed their hunger. comments on the scene: Fifty-cent Gang members see fifty cents and break out in tears.

2016: The Fifty-cent Gang crisis is peacefully resolved, once again showing the abil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maintain stability. The Fifty-cent Gang leader tells the CCTV reporter on camera: "I am so sorry about before."

2017: Unemployment figures continue to rise drastically.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leads to a serious economic recession.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ll be 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 once more. China will use all its natural resources to export at low prices.

2017: Hostile anti-China forces overseas get together and mislead the United Nations and various nations to pass a resolution to forbid the importing of Chinese goods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order to express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shutdow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sues strong condemnations. They say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is an internal matter which other countries have no right to interfere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counter that it is also an internal matter for them to ban Chinese goods and China has no right to interfere with that either.

2019: It is the military parade on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On that day, the government announces that China will lock down its national borders and concentrate on strengthening itself so that all reactionary forces will tremble in fear. On that day, China makes a statemen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f you stop beating someone for 3 days, he/she may get on the roof and remove tiles." Many nations say that they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this sentence.

2020: ...

2020: Earth is destroye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Mayans say that it is normal to see a margin of error of plus or minus ten years on such events.



Starblogger über Zukunftsszenarien

Erstellt 18.01.10, 12:22h, aktualisiert 18.01.10, 13:55h

http://www.ksta.de/html/artikel/1262873727700.shtml

Nachdem Google im Streit um Angriffe und gefilterte Suchergebnisse seinen Rückzug aus China angekündigt hat, malt sich der chinesische Starblogger Han Han aus, wie weit die Zensoren gehen werden. Mit seiner Genehmigung eine gekürzte Version.

Das Jahr 2010: China beginnt eine Internet-Säuberungskampagne mit dem Slogan: „Wen man drei Tage lang nicht haut, der steigt einem aufs Dach.“ (Chinesisches Sprichwort für unartige Kinder. Anmerkung der Redaktion.)
Juni 2010: Die Regierung startet die Kampagne „Schützt die Kinder“. Informationen, welche die gesunde Entwicklung vo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gefährden könnten, werden strikt verboten. Die Regierung betont, dass alles, was mit Pornografie zu tun hat, Obszönität und Feudalismus verkörpere und daher zensiert werden müsse. Grundschüler werden mobilisiert, um durch die Straßen zu marschieren und gegen das „Gelbe“ zu demonstrieren. (Gelb ist die Farbe der Pornografie; Chinas Behörden rechtfertigen damit die Internetzensur, obwohl in Wahrheit die politische Kontrolle im Vordergrund steht. Die Grundschülermobilisierung spielt auf die Roten Garden der Kulturrevolution an. A.d.R.)

Sterne verändert

Juli 2010: Das Komitee Patriotischer Grundschüler erklärt, dass die fünf gelben Sterne der Nationalflagge im Widerspruch zur fortschrittlichen Ideologie stehen. Die zuständige Behörde entscheidet, die Sterne von gelb in rot zu ändern.

August 2010: Die Regierung stellt fest, dass die roten Sterne auf rotem Grund nicht mehr zu erkennen sind. Vertreter der Grundschüler schlagen vor, die Sterne grün zu färben, um den „Grünen Damm“ zu symbolisieren („Grüner Damm“ ist der Name einer Zensur- und Spionagesoftware, die Chinas Regierung 2009 auf allen neuen Computern installieren wollte. Nach öffentlichem Protest wurde die Einführung verschoben. A.d.R.). Die Regierung baut im Internet eine neue Große Mauer. Sie beruht auf der kollektiven Weisheit unzähliger chinesischer Experten, die in einem Militärstützpunkt arbeiten. Satellitenfotos ihres Lagers werden in- und außerhalb Chinas mit einem im Bau befindlichen Flugzeugträger verwechselt.

Kommentarschreiber einstellen

Januar 2011: Die Regierung stellt in ihrem jüngsten Konjunkturpaket 100 Milliarden Yuan bereit, um Kommentarschreiber für Internetforen einzustellen. Das Planziel für 2011 beträgt 100 Milliarden positive Kommentare. In großen Internetforen erreicht das Verhältnis von professionellen Kommentarschreibern und normalen Benutzern 50:50.

2011: Es erscheinen Ankündigungen von Google, Youtube, Facebook und Twitter, dass sie nach China zurückkehren und Benutzer zur Registrierung eingeladen sind. Die Mutterkonzerne in den USA dementieren das, doch ihre Erklärungen werden sofort zensiert. Benutzer, die sich bei den genannten Webseiten registrieren, werden vom Große-Mauer-System erkannt und ihre Computer neu installiert. Wer hinterher eine gewöhnliche Webseite aufrufen will, erreicht automatisch die Volkszeitung und die Nachrichtenagentur Xinhua. Wer ein Chatforum besuchen will, landet bei „Starke Nation“ oder „Forum Eisenblut“.

Und wer ein Videoportal ansehen will, wird ans Zentralfernsehen weitergeleitet. Sobald das System reinstalliert ist, können die Einstellungen nicht mehr geändert werden. Der Preis für Computer steigt um hundert Prozent. Rechner werden zum Spekulationsgut. Wer einen neuen Computer kauft, kann nur noch die zuvor genannten Webseiten öffnen.

Zweite Phase

In der zweiten Phase der Internetsäuberung werden alle Suchmaschinen gesperrt. In großen Portalen und Zeitungen erscheinen Artikel mit Überschriften wie „Suchen hat uns faul gemacht“ oder „Internetsuchen führen bei Grundschülern zu schweren Beeinträchtigungen der Gehirnaktivität“ usw. Die Parteiführung erklärt: „Wir benutzen nie Suchmaschinen. Die heutige Situation zeigt eindeutig, dass Internetsuchdienste hundert Nachteile und keine Vorteile haben.“

2012: Sina.com (Chinas größtes Internetportal, auf dem auch Han Hans Blog erscheint. A.d.R.) berichtet, dass ein Dorfkader Bestechungsgeld in Höhe von 500 Yuan kassiert hat. Die Nachricht wird in China zur meistgelesenen Nachrichtengeschichte des Jahres 2012, mit über 500 Millionen Seitenaufrufen. Viele Menschen lesen sie mehrfach und halten dies für einen neuen Höhepunkt der Kontrolle des Staats durch die Medien. Trotzdem geben in einer Internetumfrage 90 Prozent an, der Artikel hätte nie erscheinen dürfen, weil er die soziale Stabilität gefährde und zu ethnischen Unruhen führen könne.

Schriftstellerverband übernimmt das Internet

2013: Internetforen akzeptieren keine Kommentare mehr. Der Chinesische Schriftstellerverband übernimmt das Internet und liefert künftig alle Inhalte. Das Internet wird von Web 3.0 auf Web 0.3 zurückgesetzt.

2015: Die Regierung schaltet das Internet vollständig ab und führt einen zentralen Onlinecomputer ein. Computer haben keine Tastatur mehr, sondern nur noch eine Maus.

2016: Die Zahl der chinesischen Internetbenutzer fällt unter eine Million (Heute: 380 Millionen. A.d.R.). Alle Webseiten werden zu einer einzigen zusammengelegt und Nachrichten mit der Volkszeitung synchronisiert. Im gleichen Jahr verschwindet in China die Internetindustrie. Fünf Millionen Menschen verlieren ihren Job. Da es keine Emails mehr gibt, finden 100.000 neue Anstellungen in den wiederbelebten Postämtern. Die Volkszeitung schreibt: „Eine Industrie wurde geopfert für die Stabilität der Nation. Es hat sich gelohnt.“

Nation vom Zerfall bedroht

Die Hauptnachrichtensendung berichtet, dass die Nation vom Zerfall bedroht gewesen wäre, hätte man das Internet weiterbetrieben. Die anti-chinesischen Kräfte aus dem Ausland und Separatisten aus dem Inland hätten das Internet benutzt, um die Massen aufzuhetzen. Glücklicherweise ergriffen die zuständigen Behörden harte Maßnahmen und verhinderten eine Verschlechterung der Situation.

2017: Die Arbeitslosenzahlen steigen dramatisch an. Der Zusammenbruch der Internetindustrie hat zu einer schweren Rezession geführt. Die Regierung erklärt, Produktionsbetriebe seien künftig wieder das Rückgrat der Nation. China will alle natürlichen Ressourcen einsetzen, um billig exportieren zu können.

Resolutio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Feindliche anti-chinesische Kräfte aus dem Ausland verbünden sich und verabschieden in den Vereinten Nationen eine Resolution, die den Import chinesischer Waren weltweit verbietet. Damit protestieren sie gegen die Schließung des Internets in China. Die Regierung reagiert empört und bezeichnet die Verwaltung des Internets als interne Angelegenheit, in die sich kein anderes Land einmischen dürfe. Die anderen Länder erwidern, dass es andersherum auch ihre interne Angelegenheit sei, den Import chinesischer Waren zu verbieten.

2019: Militärparade zum 70. Jahrestag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Die Regierung erklärt, die Landesgrenzen würden geschlossen, ums sich auf die Selbststärkung zu konzentrieren. Die reaktionären Kräfte sollen vor Angst zittern. China veröffentlicht eine Nachricht an den Rest der Welt: „ Wen man drei Tage lang nicht haut, der steigt einem aufs Dach.“

(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Bernhard Bartsch)

网罗高手引导正确舆论,甘肃将建650人网评团

作者:任聪
来源: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
来源日期:2010-1-19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9 11:16:1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6867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昨日在兰召开

  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讯 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发现和培养一批引导正确舆论方向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已刻不容缓。昨日,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励小捷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今年,我省将逐步形成一支网络“高手”、“好手”、“写手”等650人的网评队伍体系。

  【规划2010】

  全省逐步建立650人网评队伍

  今年我省要利用互联网强大的新闻聚合、在线互动等功能,加快网监、网评队伍建设,形成以50名网络评论“高手”为核心层、100名网络评论“好手”为紧密层、500名网络评论“写手”为外围层的网评队伍体系。

  网络评论员需积极关注社会热点和舆论动态,知识涉猎面宽、储备量大,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和较好的文字功底,能理性公正地分析当今一些社会现象,见解独到,观点新颖,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网络评论员可经常登录网站、BBS、博客等,了解网上信息并针对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发帖跟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86个县区的新闻网站年内开通

  励小捷明确了2010年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具体举措:积极回应人们普遍关心的就业就学、楼市股市、卫生医疗等热点,主动设置议题,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热点,理性合法表达诉求;全省86个县区的新闻网站今年年内有效开通;做好2010“感动甘肃十大陇人骄子”评选活动,组织开展“争做道德实践先锋”主题活动和全省第二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对我省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进行梳理,面向社会征集戏剧重大题材创作项目;争取黄河剧院、金城第一戏楼建设早日完成;谋划好新的公共文化建设项目,对“社区书屋”和“社区和学校电影放映工程”等建设项目抓紧论证,争取早日列入“十二五”规划的盘子;推进党委、人大、政协、法检两院对外重要信息发布工作,协调重点企事业单位开展资助新闻发布,加强选题策划和议题设置,选择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邀请新闻发言人“自主发布”。

  【回眸2009】

  《大梦敦煌》成全国收益最好的剧目

  回眸2009年,全省近1200万人次参与全国“双百”人物和“感动甘肃人物”评选;我省戏剧《大梦敦煌》入选文化部首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以650%的投入产出比成为全国收益最好的剧目;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对我省的报道近4000条,央视《新闻联播》110条,创历史最高;全省共举办新闻发布会257场,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主动引导了社会舆论……兰州九州开发区滑坡、天水和酒泉因冰冻造成的大范围堵车、兰州石化某罐区爆燃事件都在当天给予及时报道,有的实现了直播。励小捷说,2009年我省加强了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和热点问题的引导,既积极关注社会关切,又没有把问题炒热,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

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RFI:晚上好 中国监察员先生

作者 杨眉
发表日期 17/01/2010 更新日期 17/01/2010 14:31 TU

在立足中国四年之后,全球最大搜索引擎公司-谷歌表示将重新考虑是否撤出在中国的投资。法国《解放报》一月十四日刊出一篇署名文章,以“晚上好,中国监察员先生”为题,报道了相关消息。

文章开头指出:中国的政治警察冲向世界。在向外到处输出其审查之际,中国败露了对美国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窃取隐私的行为。谷歌宣布将考虑是否撤出这一拥有三亿三千八百万网民的国家。

谷歌方面透露:去年十二月中旬,谷歌的基础设施受到来自中国的攻击,受到攻击的,同时还有至少二十个包括网站、财经、科技、媒体和化学工业在内的各领域的重大公司。但是谷歌没有详细披露这些受到攻击的相关企业所属国家的具体情况。

谷歌方面掌握的证据表明: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进入中国人权卫士的邮件信箱。在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数十名关注中国人权问题、GMAIL信箱的使用者的邮箱,受到第三者经常性地访问。这种窃取行为可能是通过使用破译软件或使用者密码的方式实现。

解放报文章指出:谷歌虽然没有直接谴责中国政府的窃取行为,但其公告却十分明确:“考虑到最近一年来,中国试图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面对这些攻击和监控行为,谷歌正在考虑继续留在中国的可行性”。

中国不断加强对网络的镇压。上个月,警方甚至宣布:禁止在没有填写复杂的行政表格的前提下,创立个人网站。解放报指出:谷歌宣布考虑撤出中国的消息似乎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就这一引发严重关切与质疑的事件作出说明。希拉里还召集了谷歌、微软、Twitter等公司的高管。美国国务卿表示:对现代社会和经济而言,在网络上进行自由表达具有其关键性。文章最后写道: 有人在谷歌驻北京总部门前放置了一些鲜花。在一个花环上出现了这样的赞美字眼:谷歌,真汉子。

另外,《解放报》在同一天的另一篇报道中,报道了中国的监察出现在其他领域的现象。报道以:北京,世界的老大哥为题,对北京的检查制度进行了分析。报道指出:2009年以来,中国将其检察制度全球化,法国未能幸免。去年,北京至少进行了两次干预,要求法国电视台禁播两部有关中国的资料片。其中一部是关于八九天安门镇压;另一步则涉及西藏话题。

2009年的春天,其中一部影片在中国拍摄之际,中国警察在法国影片制作公司驻北京总部窃取了刚刚完成的片子的一个副本。这家公司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披露:他随后受到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的召见。

在巴黎,法国电视台一些负责人受到中国驻巴黎使馆召见、要求取消播放某某影片计划的事情也屡有发生。同样要求保持匿名的一家法国大电视台的负责人透露:中国驻法使馆要求取消播放一部有关中国主题的影片,他们使用了非常强的心理战手法。

报道指出:一般而言,在电视领域,对中国的压力保持沉默成为一种规则。有人强调:中国是唯一一个使用如此粗暴手段的国家。北京试图强加对世界的看法,采取的是越来越不掩饰的手段。

去年夏季举行的墨尔本电影界也遭遇了“严重伤害了十三亿四千万中国人”的事件,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秋季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不得不在中国的要求下作出让步,取消对贝岭和戴晴的正式邀请。中国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加州棕榈泉电影节再次使用了恫吓手段,在要求主办方撤除播放有关达赖喇嘛影片的要求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北京要求两名参展的中国导演退出电影节。根据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国的类似压力也常常瞄准大学教师。

《解放报》最后指出:这种极度缺乏外交的强烈的攻击方式,受到了相应的国家机器的支持和配合。专门负责监督互联网以及外国记者和学者活动的国务院新闻办便是其中之一。



Messieurs les censeurs chinois, bonsoir

Google a finalement vu rouge. Après quatre ans en Chine, le géant américain dit «reconsidérer» sa présence dans le pays. En cause : des opérations d’espionnage diligentées par Pékin.

Par PHILIPPE GRANGEREAU

http://www.liberation.fr/monde/0101613642-messieurs-les-censeurs-chinois-bonsoir

La police politique chinoise part à l’assaut du monde. La Chine, qui a commencé à «exporter» sa censure partout, y compris en France (lire ci-contre), a été prise en flagrant délit d’espionnage par le géant américain Google, qui a annoncé hier qu’en conséquence il allait reconsidérer sa présence dans ce pays de 338 millions d’internautes. «A la mi-décembre, notre infrastructure a été victime d’une attaque très ciblée et très calculée venant de Chine. Google n’a pas été la seule victime. Notre enquête a permis de découvrir qu’au moins vingt autres compagnies importantes de secteurs très divers - Internet, finance, technologie, médias et industrie chimique.»

Google ne précise pas la nationalité des entreprises concernées. «Nous détenons la preuve que l’objectif principal des assaillants était d’entrer dans les boîtes mails des militants chinois des droits de l’homme.» Selon Google, cet objectif n’a été atteint que dans deux cas, et partiellement. Hommes politiques, journalistes, aux Etats-Unis, en France ou ailleurs… Personne n’est cependant à l’abri, à en juger par les autres révélations alarmantes de Google. «Indépendamment de cette attaque sur Google, nous avons découvert que les boîtes mails de dizaines de personnes, usagers de Gmail, qui s’intéressent aux droits de l’homme en Chine, basés en Europe, aux Etats-Unis et en Chine, ont régulièrement été pénétrées par des tiers.» Cet espionnage aurait été rendu possible par l’emploi de logiciels espions, ou tout simplement en volant le mot de passe de l’usager.

«Conséquences».Google n’accuse pas directement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d’espionnage, mais son communiqué est explicite : «Ces attaques et cette surveillance, ajoutées aux tentatives depuis un an de limiter la liberté de parole sur le Web, nous ont conduits à passer en revue la faisabilité de nos opérations en Chine.» Google reconnaît que depuis la création de Google.cn (Google Chine) en 2006, l’entreprise a dû censurer une partie de son contenu afin de plaire aux censeurs chinois. Mais c’était pour la bonne cause, plaide la compagnie américaine, car elle offrait malgré tout aux Chinois «un accès accru à l’information». Trop, c’est trop, dit aujourd’hui Google, qui a défié Pékin en levant une partie de la censure qu’elle s’imposait : les internautes chinois peuvent depuis hier soir accéder à la photo taboue de l’homme face aux chars de Tiananmen sur Google Chine. «Les conséquences potentielles de notre décision peuvent aller très loin et celle-ci a été très dure à prendre», écrit Google, qui estime qu’au-delà de ces intrusions de la Chine dans la vie privée de dizaines de citoyens européens, américains, chinois et autres, «c’est la liberté de parole en tant que telle» qui est en jeu.

Formalités. La Chine n’a cessé de renforcer sa répression sur Internet. Le mois dernier, la police a même annoncé qu’il était désormais interdit de créer son site personnel sans remplir des formalités administratives complexes. L’annonce laisse entendre que la procédure «d’accréditation» de ces sites individuels a peu de chances d’aboutir. La découverte, en décembre, de cet audacieux complot d’espionnage chinois a fait l’effet d’une décharge électrique à Washington. L’annonce de Google semble avoir été coordonnée avec le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La secrétaire d’Etat, Hillary Clinton, souhaiterait procurer aux Chinois un moyen de contourner la censure, selon Digital Times. Elle a réuni à cet effet la semaine dernière les PDG de Google, Microsoft, Twitter et Cisco Systems - qui est soupçonné d’avoir vendu à Pékin la technologie qui a lui a permis de créer, en 2002, son système de surveillance d’Internet baptisé «la grande muraille de feu» («the Great Firewall»). «La capacité d’opérer en toute confiance dans le cyberespace est capitale pour les sociétés et les économies modernes», a déclaré Hillary Clinton hier, en disant «attendre des explication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A Pékin, des gerbes de fleurs ont été déposées devant le QG de Google. Sur l’une de ces couronnes, on pouvait lire ce message de félicitations en chinois : «Google, un vrai homme.»

Par philippe grangereau

La Chine est-elle menacée par le "syndrome soviétique" ?

LE MONDE | 14.01.10 | 13h50 • Mis à jour le 14.01.10 | 13h50

Thierry Wolton est historien, spécialiste des systèmes communistes.
http://www.lemonde.fr/opinions/article/2010/01/14/la-chine-est-elle-menacee-par-le-syndrome-sovietique-par-thierry-wolton_1291681_3232.html

Cette année 2010 doit consacrer l'aura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ne avec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Shanghaï, en mai. La manifestation est voulue par Pékin comme le point d'orgue d'une offensive de charme qui a commencé avec les Jeux olympiques de l'été 2008. L'événement sera sans doute une fois de plus remarquablement maîtrisé par les autorités et les superlatifs ne manqueront pas pour saluer l'extraordinaire réussite de ce pays.

Tout cela n'est pas sans provoquer quelques réminiscences. Il y a un demi-siècle s'ouvrait une époque également triomphale - pour l'Union soviétique. La décennie 1960 avait été précédée par le voyage de Nikita Khrouchtchev aux Etats-Unis, en septembre 1959. Au cours de cette opération de relation publique, le numéro un soviétique avait promis que son pays ne tarderait pas à dépasser la puissance américaine.

S'ensuivit une vaste campagne de propagande destinée à accréditer cette thèse, ponctuée de réussites époustouflantes, dont l'envoi en 1961 du premier homme dans l'espace fut la plus spectaculaire. Pendant les vingt années suivantes, Moscou fournit des statistiques flatteuses sur la production de blé, d'acier, etc., qui accréditaient l'incontestable supériorité du mode de production socialiste.

On a appris récemment qu'un bureau spécial avait été créé par le Kremlin pour fournir les chiffres qu'attendait un Occident ébahi par cette success story. L'offensive fut complétée par un dégel sur le plan intérieur, puis par l'envoi à l'Ouest de quelques fleurons de la culture soviétique, comme les Choeurs de l'Armée rouge. A relire la presse de l'époque, convaincue que l'URSS serait, sans doute possible, la grande puissance de la fin du XXe siècle, on ne peut être qu'admiratif devant la force de conviction dont fit preuve Moscou ou stupéfait par notre extraordinaire naïveté.

Il est intéressant de se souvenir de ce qu'a fait le Kremlin de cette "opération de marketing" réussie : il a cru à sa propre propagande, conforté par l'image que nous lui renvoyions de sa puissance irrépressible. Les décennies 1960-1970 furent marquées par une poussée significative de l'URSS, et du camp socialiste en général, sur la scène mondiale, jusqu'à l'invasion de l'Afghanistan, en décembre 1979. Ces avancées paraissaient d'autant plus victorieuses que le camp occidental était alors en crise économique, avec le premier choc pétrolier de 1973, et morale, à la suite de la défaite américaine au Vietnam en 1975.

Sur le plan des rapports de forces internationaux, l'URSS pouvait réellement prétendre à un partage du leadership mondial avec les Etats-Unis. Sur le plan intérieur, l'"entrouverture" au monde qu'exigeait ce rôle de grande puissance se paya bien par quelques contestations. Elles furent promptement réprimées (Tchécoslovaquie en 1968, internement de dissidents...), souvent dans l'indifférence des démocraties qui ne voulaient pas se brouiller avec ce grand pays.

Il y avait là une certaine logique dont tout le monde était en fin de compte victime : les peuples subissant le joug communiste, qui ne pouvaient guère, ou si peu, compter sur un soutien occidental ; les opinions publiques de l'Ouest, tétanisées par une puissance que leur vantaient les médias ; les responsables des pays démocratiques, dont la pusillanimité encouragea le Kremlin à pousser toujours plus loin ses avantages ; enfin, les dirigeants soviétiques eux-mêmes, qui finirent par oublier combien leur empire était fragile. La suite est connue.

Or la "sinomania" actuelle est bien plus forte que ne le fut jamais la "soviétomania" d'antan. Elle s'est accentu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grâce à des mécanismes qui rappellent ceux qui firent la splendeur de l'URSS : une remarquable réussite économique soulignée par des statistiques flatteuses ; une certaine fascination des Occidentaux pour une culture, un mode de vie (voire une multitude) exotiques pour eux ; une montée en puissance sur la scène mondiale favorisée, voulue même, par les autres grands au nom de l'équité. Il est devenu banal de prédire que l'empire du Milieu sera le leader de notre planète avant la mi-temps de ce siècle. Croyance d'autant plus ferme que le monde occidental est à nouveau en crise.

La Chine nous apparaît aujourd'hui tellement éloignée de ce que fut la Russie soviétique d'hier qu'il peut sembler hasardeux d'établir le parallèle. Et pourtant... L'URSS et la Chine communiste ont suivi des voies similaires une grande partie du XXe siècle et, même lorsque leurs chemins ont divergé, elles ont poursuivi des politiques analogues, inspirées par la même idéologie. La poigne de Mao ne fut pas moins sanglante que celle de Staline. L'un et l'autre se lancèrent dans une industrialisation forcée au prix de millions de paysans morts, l'un et l'autre s'assurèrent d'un pouvoir absolu en terrorisant leur population.

Par la suite, le jovial Deng Xiaoping ne fut pas sans rappeler le débonnaire Khrouchtchev, l'un et l'autre rêvant de faire décoller une économie socialiste en panne grâce à la technologie occidentale. A partir des années 1990, l'offensive de charme de la Chine n'est pas sans similitude avec celle de l'URSS dans les années 1960-1970. Certes, les actuels dirigeants chinois ne ressemblent pas aux gérontes retranchés dans le Kremlin jusqu'à l'arrivée de Gorbatchev en 1985. Mais, justement, leur dynamisme ne rappelle-t-il pas, peu ou prou, le volontarisme de ce dernier, ultime espoir du communisme soviétique pour tenter de sauver le régime ? Ils s'en sortent, il est vrai, autrement mieux que lui en la matière.

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 mais des systèmes de même nature peuvent générer des comportements politiques similaires.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 beau être le premier parti léniniste darwinien, comme l'a joliment dit Nicolas Bequelin, chercheur auprès de Human Rights Watch, c'est-à-dire capable d'évolution, il n'en reste pas moins un parti d'esprit totalitaire, engendrant des réflexes policiers pour ceux qui sont à sa tête. Du Tibet au Xinjiang, contre les intellectuels dissidents ou les paysans spoliés, la chronique de la répression durant les dernières années illustre le raidissement du régime.

A l'instar de l'URSS, la Chine réclame désormais sa part de gouvernance du monde que mérite sa réussite économique. Dans les années 1970, Moscou parlait de détente ; Pékin rassure en évoquant sa montée en puissance pacifique tout en consacrant des moyens de plus en plus importants à son armement (même si ce budget est encore loin d'égaler celui des Etats-Unis). Si on escamote la part communiste de cette Chine-là, ces parallèles n'ont aucun sens. Mais, jusqu'à preuve du contraire, ce pays reste gouverné par un parti unique, dirigé par des hommes formés à son unique moule, qui gardent la haute main sur l'économie et qui s'en partagent les fruits, de manière quasi héréditaire. Dans ce type de régime, l'essentiel demeure le pouvoir, qui décide de tout.

Il est donc pertinent de se demander si la Chine, aussi mirifique qu'elle nous paraisse, ne risque pas d'être victime du syndrome soviétique, ses dirigeants finissant par être atteints des mêmes maux qui ont conduit à la chute de l'URSS. La combinaison entre notre admiration béate et un pouvoir sans partage, indifférent aux douleurs de son peuple, obsédé par ses intérêts de puissance, le tout attisé par les doutes des pays occidentaux sur le modèle libéral, autant de facteurs qui pourraient déboucher sur des lendemains difficiles.

Le jeu de miroirs entre des communistes chinois trop sûrs d'eux, convaincus par leurs propres statistiques de la réussite de leur régime, et des dirigeants occidentaux obsédés par leurs balances commerciales et leurs déficits, qui ne pensent qu'à les amadouer pour quelques parts de marché, peut faire oublier à Pékin ses fragilités intrinsèques : obsolescence d'une partie de son appareil industriel, discrimination sociale, déséquilibre entre l'offre et la demande, inflation, bulle spéculative, vieill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catastrophes écologiques. En somme, tout ce qui caractérise une économie socialiste.

Cet aveuglement réciproque, entre Occident et Orient cette fois, pourrait conduire la Chine à vouloir aller trop loin, comme l'URSS jadis.



RFI编译

中国是否患有苏联综合症

作者 小山
发表日期 17/01/2010 更新日期 17/01/2010 22:42 TU

1月14日法国《世界报》观点栏目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评论中国强大的背后隐藏着制度性的问题与脆弱,堪比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开放时代的苏联。文章作者是历史学家,研究共产主义制度的专家梯耶利・沃尔腾,阐述“中国是否患有苏联综合症”的威胁。本次当今世界节目就来介绍这篇文章。

沃尔腾写道,以5月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为标志,2010年将成为中国争取国际地位达到极致的一年。这是北京追求的壮举,将如同2008年夏天尽展辉煌魅力的奥运会那样,世界博览会将又一次尽善尽美的在政府当局的掌控下,也将有众多夸张的词语来赞扬中国超群的成功。然而所有这一切不会不使人回忆联想,半个世纪前,苏联同样开始了一个胜利的时代。上个世纪60年代由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而开启,在向世界展示的炫耀活动当中,苏联一号领导人许诺在不久的将来,他的苏联会超过美国。

沃尔腾的文章继续写道,苏联接着开始了宏大的宣传运动来鼓吹这个雄心壮志,推出无数令人惊讶的成功,其中以1961年世界第一人登上月球最为辉煌。[误译。原文l'envoi en 1961 du premier homme dans l'espace,“1961年第一次把人送进太空。”]其后的20年,苏联提供浮夸的数据来吹嘘小麦,钢铁等生产的产量,证实社会主义生产无可非议的优越性。

人们只是现在才知道克里姆林宫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提供让西方惊羡苏联如此成功的数据。宣传攻势甚至包括作出对国内解冻的姿态,派出苏联招牌团体,像红军合唱团到西方去访问。今天重读当时相信苏联在20世纪末就会成为超级大国的报道,人们在莫斯科的意志力量和西方无以伦比的幼稚面前不得不感到惊叹。重新回忆苏联的“公关行动”如此成功很有意义,苏联也相信自己的宣传,在西方人信以为真的苏联不可战胜的形象面前沾沾自喜。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明显不断的强大留下深刻的烙印,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由于西方阵营陷入因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困境,同时由于1975年越南战争失败而带来的精神危机,反衬苏联强大更显得特别耀眼。

国际力量对比问题上,苏联号称是真正的能与美国争雄的世界领袖;而在国内,因为世界大国的脸面要求,必须有的“有限开放”引来一些抗议,这些抗议被无情镇压,(1968年的捷克反抗,抓捕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事件经常在西方国家不想跟苏联关系弄僵的担心而下不闻不问中发生。

这里存在某种让所有人都受害的逻辑:遭受共产主义制度磨难的人民不能或很少能够指望西方的支持;西方的舆论被新闻报道吹嘘的苏联大国威力所迷惑;西方大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胆怯又反过来鼓动克里姆林宫去追求更多的优势;最后就是苏联领导人自己也忘记他们的政权是多么的脆弱。结果当然是众所周知的。

《世界报》署名文章指出,目前的“中国狂热”要远比当年的“苏联狂热”更强烈的多。近年来,“中国狂热”又让人回顾起之所以使苏联辉煌的某些因素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其中包括以可观的数据加重强调的杰出经济成果;西方的某种文化,某种甚至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对中国来说就像是异国情调的诱惑;国际舞台上日益强大的形象,甚至这种地位又是其他大国以平等的名义而希望实现的。中央帝国将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主导全球的预言,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而再度进入危机的西方世界则更加让人相信这一说法。

沃尔腾接着写道,中国与昨日的苏联相比如此之遥远而在二者之间建立平行的关系成为偶然;然而,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走过同样的路程,而且哪怕他们的道路不同,但是他们所执行却是相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来自同一个意识形态。毛的双手所沾的鲜血并不亚于斯大林,毛泽东与斯大林均使用恐吓群众来维持他们的绝对权力。

其后,沃尔腾又说,就连笑口常开[不确。原文jovial,开朗。]的邓小平也让人想起温文尔雅[误译。赫鲁晓夫怎么都谈不上温文尔雅。原文为débonnaire,宽厚、温厚。相对于斯大林的冷酷、阴险,赫鲁晓夫显得热情、厚道。 ]的赫鲁晓夫,这两位人物都幻想使停滞不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利用西方科技腾飞。沃尔腾强调指出,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魅力攻势与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没有共同点。[误译。原文为n'est pas sans similitude avec ...,“不是没有相似之处”。]诚然,目前的中国领导人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克里姆林宫顽固不化的老领导人不同。但是正因为如此,难道目前中国领导人的活力不让人或多或少让人想起戈尔巴乔夫的那种试图用最后的一点希望来挽救共产主义制度的一意孤行吗?当然,应该承认中国领导人在这一点上要比戈尔巴乔夫强。[此说肤浅。论活力,比起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十常侍率皆仿佛参差。而80年代初苏联尚有切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等大老,是能提携戈氏,令图维新。今国朝真无首脑之行尸矣。]

比较并不见得就对,但是同一性质的制度可以产生相同的政治表现。真可惜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唯物主义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有能力演变,但仍然是个独裁的政党,产生条件反射式的警察反应,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如此,对异见知识分子如此,对被掠夺的农民也是如此,而且近些年来的镇压也充分证明中国政权愈来愈强硬。

以苏联为榜样,中国如今也要求其经济成功所应赢得的治理世界的权力。在70年代,莫斯科曾谈到缓和;北京则保证和平发展,但同时却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哪怕中国军费与美国军费相比还相距甚远)。如果避而不谈中国的共产党的话,那么这些相似之处就没有意义了。但恰恰是中国在一党统治之下,由一个模式训练教育出来的人所领导,他们牢牢控制着经济,以世袭的方式瓜分经济成果。在这样的制度下,权力是灵魂,权力决定一切。

所以应当试问,尽管中国显现百般奇妙,中国是不是有患苏联综合症的危险,中国领导人是不是也患有苏联领导人的病痛,而这些病痛最终导致苏联垮台。我们目瞪口呆的崇拜正与这个绝不分享的权力结合在一起,这个政权无视人民的痛苦,只顾权力的利益,这一切再加上西方国家对自由体制的怀疑,有很多可能会导致困难的明天。

研究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学家沃尔腾在《世界报》的文章中还说,这种对自己过分肯定,确信自己的政权成功的自己的统计数字的中国共产党与只关心贸易平衡和逆差,只想着以阿谀奉承的办法赖分一羹中国市场的西方领导人之间的哈哈镜游戏,会让北京忘却内部的脆弱:落后的某些工业,社会分化,供求失衡,通货膨胀,投机泡沫,人口老化,环境灾难等问题不断。

总而言之,这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而这次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相互盲目,可能会导致中国像过去的苏联一样,理想远远超过现实。

谷歌创始人布林:谢谢您带我们离开苏联

近几日,Google公司官方博客透露的如果其无法获得“在中国境内提供一个不经审查的搜索引擎”,就拟退出中国市场的新闻成为世界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所带来的震荡和影响恐怕不是现在就可以完全说得清的。不过,据报,Google的这一决策,一个关键人物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 Google两位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Google公司在决策之前酝酿了数周,两名创始人佩奇(LarryPage)和布林均参与了高层讨论。讨论中,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Schmidt)认为,应继续在华经营,尽力改变政权;但布林反驳说,公司已经尽了力,应该离开。讨论的结果显而易见是布林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使Google终于回归了其“不作恶”的道德准则。报导中称,长期以来对于在华经营具有矛盾心理的布林,其童年是在同为共产国家的前苏联度过的,他因与中共政府合作审查内容而一直深陷道德困境。

那么,在前苏联的短暂的生活经历,为何让布林对共产国家产生了如此负面的印象呢?

1973年8月,布林于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米歇尔布林和母亲欧格尼娅布林均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米歇尔是一位数学家,当时在莫斯科一所学校任教。一家三口加上布林的奶奶共同居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30平方米的公寓中。

1979 年,布林6岁时,全家被迫移民美国。在《Google故事》一书中,布林的父亲米歇尔详述了他们被迫离开的原因。“在前苏联,尽管官方称并不存在反犹主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共产党却通过拒绝接受犹太人进入大学而将其排斥在高层专业人士之外,特别是物理系,犹太人完全不能涉足。”为此,米歇尔在报考大学时被迫将专业改为数学,尽管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在大学期间,他的成绩全部为A。然而,尽管成绩优秀,因为他是犹太人,研究生院还是根本不考虑接收他。

童年时的布林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无法追求他所希望的职业,但直到在美国若干年后,他才进一步了解到了细节。

那是在1977年,当他的父亲参加完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后,就对自己的妻子和母亲说:“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因为在会议上,他通过“自由地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学者们的交流”,发现“他的西方同仁们并非是怪物”。在对自己和儿子的未来仔细考虑后,布林的父亲决定移居美国。

然而,布林的奶奶不愿意离开莫斯科,因为这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而布林的母亲则最终表示跟随丈夫的决定。

1978 年9月,他们开始正式申请出境签证,其结果是布林的父亲米歇尔立即被学校解雇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布林的母亲也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随后的8个月等待签证的过程中,丧失了固定收入的一家人只能靠布林的父母打零工糊口,而且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申请是否会被受理。在此期间,父亲利用照看布林的机会,教给了他有关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1979年5月,一家人终于拿到了签证并被允许离开了前苏联。抵达美国后,布林的父亲在马里兰大学谋得了一个教职,直到现在他还是该校的数学教授,而布林的母亲则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一名专家。聪明的布林在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向老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计算机打印输出的设计方案,这让老师大为吃惊。要知道,当时计算机还刚刚开始在美国普通家庭出现。

中学毕业后,布林进入马里兰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由于成绩杰出,他在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后获得了一个奖学金,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并被校方允许免读硕士学位而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布林选择了休学,而与同窗好友佩奇一起创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互联网搜索引擎Google。

早在1990年,即布林17岁生日前,他的父亲率领一批在数学方面具有天分的高中生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二周的交换学习,布林亦在其中。此行唤起了布林童年时对专制政权的恐惧,他还记得当他面对苏联专制压迫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将石头砸在警车上。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布林将父亲叫到一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谢谢您将我们带出了苏联!”

布林的潜台词大概是:如果今天的他依旧生活在专制的苏联,那么他将同自己的父亲一样无法追求他的理想,甚至还要忍受专制带来的恐惧。是啊,如果当年布林的父亲没有将其带出苏联,Google是否能够诞生,亦或何时诞生都是个未知数吧。或许,在决定是否和怎样与中共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句话早已在布林的头脑中萦绕了许久,这也正是让他陷入道德困境的原因。然而,Google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其所希望的“让中国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互联网络”,反而让布林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与共产专制国家打交道无异与虎谋皮。

于是,布林一个漂亮的转身,将自己、将Google从道德的困境中解脱,将中共、将那些所有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人权的公司、政府再次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中共、上述公司和政府何去何从,任由选择。

2010年1月17日 星期日

无题

  你们这帮子人都不和谐!看贴就看贴,总是抱怨什么呢?你哪个单位的?暂住证呢?你为党说话还是为P民说话?政府正在打一盘很大的麻将,观棋不语真君子你们懂吗?老爷们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老爷们嫖宿幼女关你什么事?滚回家继续还你的房贷喝你的三鹿奶粉吧!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去被钓鱼、可以去70码、可以去躲猫猫、可以去俯卧撑、可以去开胸、可以去被跳楼、可以去铊中毒,实在无聊还可以打酱油,那么多事情可做你非要来回帖,简直就像孙东东教授说的那样,99%都是精神病!这里遍地都是黑社会,就你是好人?如果你要是好人:人家都被夺冠了,你怎么被跨省追捕了?人家被抓了都能当选人大代表,你怎么没事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了?人家29岁靠假论文毕业都能当市长,你怎么海归学成还跳楼了呢?人家贪污4亿才判12年,你怎么误取17万就判无期了呢?人家坐火车都能临时停车,你怎么坐个公交还自燃了呢?你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关心人家虐婴干什么?你不过是个屁,人家是从北京来的!再敢吵再敢吵就叫城管来把你头按到油锅里去!你们这帮回帖的家伙,应该以邵阳市建设局局长周飞鹏重要讲话共勉:“你想不通?就去死啊。”要么,请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向你大喊一声:“跪倒,否则我毙了你!”

  免责声明: 

  1. 本人在此留言均从网络上复制。并不代表本人局部或全部同意、支持或者反对楼主观点。

  2. 上网有风险,读帖需谨慎。本回贴不暗示、鼓励、支持或影响读者做出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婚姻交友、子女教育的积极或消极判断。未成年人请在监护人陪同下阅读本贴。

  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请立即关闭网页,并用20%高锰酸钾+75%乙醇溶液对键盘、鼠标、硬盘、电压插座、显示器、cpu进行灌溉消毒。

  3. 如本人留言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请网络管理员及时删除本人跟贴。因删贴不及时所产生的任何法律(包括但不限于宪法,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剑法、拳法、脚法、民法,刑法,书法,公检法,基本法,劳动法,婚姻法,输入法,没办法,国际法,今日说法,吸星大法,与台湾关系法及文中涉及或可能涉及以及未涉及之法,各地治安管理条例)纠纷或民事,刑事责任本人概不负责。

  4. 本人谢绝任何跨省追捕行为,如有需要请直接联系楼主、原作者以及网络管理员或网站法人代表。确因不抓不足以平民愤,或不抓就领不到薪水养家糊口的公职人员,建议携带工作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离婚证、独生子女证、健康证、市级以上医院的体检报告(加盖医院骑缝章)、居住证、毕业证、学位证、英语四六级证、市级以上人才市场开具的验证证明、边防证、县以上政府机关出具的介绍信温情执法,交验原件并请自带复印件。抓捕按照以下排序倒序:楼主、原作者以及网络管理员以及网络运行商、电信运营商、电力供应商、电脑销售商、电脑生产商。

  5. 本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认识楼主,且自古以来与楼主无利益关系。本次回帖之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汉字、拼音、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日语假名,阿拉伯字母、单词、句子、图片、影像、录音,以及前述之各种任意组合等等)完全是复制粘贴,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人并不明白其全部或部分之意思(包括但不限于对所复制粘贴之内容的识别、阅读、理解、分析、记忆等等)。

  6. 楼主表述之事与本人无关,只是本着“看贴回贴,繁荣网络、利人利己”的原则,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作出贡献,进而使社会more and more 和谐,甚至促进世界much and much大同,做到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顺便赚3分。

  7. 本人持有居住地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科,心胸外科,精神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遗传学科所出具有法律效力之健康证明,可证明本人无心脏病史及家族病史,无做噩梦病史及家族病史。同时还持有由本人幼儿院老师,院长,院党委书记,小中大学班主任,校长,校党委书记以及数十亲友共同签字证词,可证明本人素无参与或企图参与躲猫猫,弹脑门及任何可能危害生命健康的不良游戏之意向。

  8. 此声明最终解释权归本人所有

  本人将于3分钟内完全忘记该文内容!故本人不能对该文负任何责任

  以上内容为本人复制,如有问题,请与原作者联系

NYTimes: Scaling the Digital Wall in China

By BRAD STONE and DAVID BARBOZA
Published: January 15,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1/16/technology/internet/16evade.html?pagewanted=1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is hardly impregnable.

Just as Mongol invaders could not be stopped by the Great Wall, Chinese citizens have found ways to circumvent the sophisticated Internet censorship systems designed to restrict them.

They are using a variety of tools to evade government filters and to reach the wide-open Web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ems dangerous — sites like YouTube, Facebook and, if Google makes good on its threat to withdraw from China, Google.cn.

It’s difficult to say precisely how many people in China engage in acts of digital disobedience. But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activists around the world say the number has been growing ever since the government stepped up efforts to “cleanse” the Web during the Beijing Olympics and the Communist regime’s 60th anniversary last year.

As part of that p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ut down access to pornography sites, blogs, online video sites, Facebook, Twitter and more.

While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Chinese use these tools to sidestep government filters, the ease with which they can do it illustrates the difficulty any government faces in enforcing the type of strict censorship that was possible only a few years ago.

Jason Ng, a Chinese engineering school graduate who will say only that he works in the media business, wakes every day at 8:30 a.m., and then begins his virtual travels through an open, global network by fanqiang, or “scaling the wall.” He connects to an overseas computer with a link, called a proxy server, that he set up himself. It costs 15 renminbi, or around $2, a month to share with about two dozen other friends.

Mr. Ng then works on his blog and checks the news on Google Reader and Twitter to “officially start my day of information.” Chinese citizens engaged in such practices say the government rarely cracks down on them individually, preferring instead to go after prominent dissidents who publish information about forbidden topics online.

As a result, college student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bloggers, journalists and eve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are rushing to use tools that go over or around barriers set up by Chinese regulators, in part because they feel it is the only way to participate in a global online community.

Isaac Mao, a well-known blogger and activist in China, says the number of people seeking access to blocked sites has grown as more and more popular Web sites have been shut down by Beijing.

These digital dissidents have begun to organize small conferences and networks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tricks about how to get access to banned material. “People start to hold a grudg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for depriving them of access to the Web sites they regularly visit,” Mr. Mao says.

But as the government has expanded its control over Internet, it has also intensified efforts to close some of the channels being used to evade the online blockade. The result has been a technological game of cat and mouse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 global contingent fighting for online freedoms.

AnchorFree, a start-up based in Sunnyvale, Calif., has built a profitable business by providing free, advertising-supported software called Hotspot Shield that tunnels about 7.5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to the Internet by encrypting Internet users’ data and cloaking their identities.

But last summ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ocked AnchorFree’s Web site so that Chinese citizens could no longer download the software. Almost immediately, its users began e-mailing their own copies of the program to friends and posting links to other sites that hosted it. The program’s use in China has doubled since then, said David Gorodyansky, AnchorFree’s founder.

Other censorship-evading tools have been created by nonprofit companies trying to comba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and by former Chinese citizens who, in many cases, want to help fellow members of persecuted minority groups still in the country.

Several such tools were created by a group called G.I.F., or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It was founded in 1999 by members of the Falun Gong sect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ay to get unfetter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practice into the country by e-mail. About a million people in China now use the service, which is maintained by about 50 volunteers around the world.

Users must download the G.I.F. programs and then every time they use servers, find the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es, or online coordinates, of servers around the world. G.I.F. volunteers try to distribute these coordinates through a multitude of channels, like instant-messaging services.

David Tian, a NASA engineer in Maryland who says he works harder at night on G.I.F. than he does during the day on weather satellites, says that official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begun posing as G.I.F. users, so they can intercept those I.P. addresses and block them. In turn, G.I.F. volunteers now work to identify th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rack them, so they can keep the information out of their hands.

An even bigger challenge, Mr. Tian said, is keeping up with the rapidly growing demand for the service from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Iran. “The bottleneck is not their firewall, it’s our capacity,” he said. “We have to limit bandwidth to what we can afford, so when there are a lot of users, some have to wait.”

Many of these organizations are hoping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help out with money. Since the 2008 budget year, Congress has appropriated nearly $50 million for tools that encourage “Internet freedom,” though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at money has yet been handed out.

One problem, says Michael J. Horowitz, a fellow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a conservative policy research group, is that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ppears reluctant to pay for efforts associated with groups that alien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ny of these guys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doesn’t want to aggravate China,” he said. “China goes more nuclear at the mention of Falun Gong than any other two words in the whole dictionary.”

Despite these bureaucratic battles, people on the side of greater Internet freedoms in the continuing fight against Big Brother say the battlefield is inherently tilted in their favo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et makes our work easier,” said Bill Xia, a programmer based in North Carolina whose software tools, including DynaWeb and FreeGate, are used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China every day to access forbidden sit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Internet is open networks. Everybody can publish and receive data, and unless they want to shut down the whole Internet, we have the advantage.”

方老师也鸡冻了

没人能不鸡冻。不鸡冻的要么是装的,要么吃屎吃惯了。

中国正在成为互联网的孤岛(2010-01-17 05:43:4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hake.html

方舟子

  全世界最受欢迎、服务最好的网站,除了google都已经被挡在中国互联网之外,facebook,twitter,youtube,wordpress,blogspot,wiki的插图部分,imdb……现在google也不妙了,问题不是中文谷歌要撤出,而是搞不好google所有的服务都被屏蔽掉。我曾经说过可以免费合法地下载正版音乐的谷歌音乐是中国互联网的唯一可取之处,现在看来这也要完蛋了。

  中国互联网越脱离世界,就越难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对于那些每天的生活离不开上述网站,用facebook交友、twitter发布信息、youtube娱乐、wordpress写博客、wiki查资料、imdb查电影信息的海外人士,叫他们怎么海龟啊?难道要他们切断以前的网络联系,改用国内模仿这些网站建的山寨版?比如百度就是google的山寨版,不仅技术和内容创新上与google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经营理念也截然相反。google的理念是“不作恶”,而百度的理念是“不为善”——不择手段捞钱,百度首席产品设计师孙云丰嘲笑google是因为在中国赚不了钱才要撤出中国,正是百度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阴暗心理的反映。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还有比钱更高尚的东西。自从我知道百度根据交钱的多少来决定搜索排名顺序,不交钱就给予封杀之后,就不再用它搜索网页了。

  百度百科完全就是盗版大全,例如,很多条目大量地剽窃我的文章,甚至把我的文章整篇搬过去做为条目内容,但是删掉了我的署名,说不定若干年后会有某个“方学家”据此考证出我是靠抄百度百科写文章的。如果我要求百度百科删掉这些剽窃文章,他们要求我办繁琐的手续来证明那的确是我写的。他们盗用的时候轻轻松松拿过去,我不让他们盗用还需费力去证明,这种无赖,当然最适合在现在的中国生存。

2010年1月16日 星期六

韩寒:我只是在猜想(2010-01-17 03:57:2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gmcy.html

http://www.bullock.cn/blogs/twocold/archives/93216.aspx


2010年 中国开展互联网整治活动,活动口号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2010年 相关部门扩大屏蔽词词库,汉字“档”和英文字母“D”在大陆消失。当当网和豆瓣网被迫改名为肮肮网和藕瓣网。

2010年6月 政府启动“保护儿童”项目,儿童节被提到和国庆节相同的位置,并且宣布,严格限制一切不利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资讯。同时,上海世博会提出“世博会,世博会,捉奸在床一万对”的口号,线上线下同时启动扫黄项目,政府明确表示,一切和黄色有关的东西,都将被屏蔽,黄色代表色情和封建。小学生们都被发动了起来,纷纷走上街头,表示不放过一切黄色的东西。

2010年7月 小学生爱国委员会发现,因为五星红旗上的5个五角星为黄色,不符合时代的进步思想。该提议经过研究,相关部门决定将五个五角星改为红色。

2010年8月 政府发现,将五角星改为红色以后,和国旗原背景色一样,导致分辨困难,经过小学生代表的提议,国旗上五角星被改为绿色,代表着绿领巾和绿霸。

2010年 根据小学生爱护委员会和小学生代表的提议,政府收紧图片审查标准,并提出“激凸等于露点”的战略指导思想。

2010年 所有论坛的版主被收编为公务员。

2010年 政府推出全新网络长城,该长城系统汇聚了无数中国各行各业专家的智慧,他们在一个军事基地中集中工作,他们工作的卫星照片一度被海内外误读为中国在制造航母。

2011年1月 政府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拨款1000亿用于网络评论员,网络评论员的薪水由每条五毛涨为每条一元,2011年的目标是有1000亿条正面评论,坚守在评论征地的五毛党们黯然落泪,苦撑多年,被骂无数,终于等来了大部队。从此,在各大互联网评论中,网评员和正常人类的比例达到5比5。

2011年 GOOGLE,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网站宣布重返中国并开放注册。

同时 所有上述网站在美国宣布并未在中国开展任何业务。

马上 这条消息被全新长城系统屏蔽,在国内无人知晓。

2011年 在上述网站注册的用户被长城系统追踪,他们的电脑被锁定,综合类网站只能打开人民网,新华网,论坛类网站只能打开强国论坛和铁血论坛,视频类网站只能打开央视一套。经过系统重装,都不能破解锁定。

2011年 电脑涨价一倍,出现卖电脑的黄牛。但用户买回新电脑以后发现还是只能打开上述规定网站。

2011年 房地产涨价一倍,在房地产交易网上,房源必须标明是上网房和限网房。

2011年 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被改名为男方都市报和男方周末,被重新转型为婚姻介绍类报纸。同时,网评员和正常人类的比例达到9比1。

2011年 某市领导被人肉搜索。

2011年 互联网第二轮整治,所有搜索网站被关闭,各大门户网站和报纸发表“搜索,让我们变成懒人”、“网络搜索严重影响小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等文章,领导们表示,我们从来不用网络搜索,也到了今天的地位,说明网络搜索百害而无一利。

2011年 百度被百事收购,成为饮料官方网站。

2012年 新浪网曝光某村领导收受贿赂500元,该新闻被评为2012中国年度新闻,该新闻点击量达到5000亿,很多人反复点击,经过删除后留言量高达一百万条,很多人认为,这是舆论监督重新开始的一个新起点。但是网络投票中,九成网友认为该新闻不应该发表,因为破坏了社会的稳定,甚至可能导致民族的分裂。

2012年 新浪网被小学生举报搜索到有人激凸。新浪网被停业整治。

2013年 所有论坛停止注册和发帖功能,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接收互联网,成为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互联网从WEB 3.0退回到WEB 0.3,网络模式改为只能浏览资讯,不能发帖。

2013年 小学生健康成长委员会举报新浪网又出现激凸。

2014年 新浪被激浪收购,成为饮料官方网站。

2014年 小学生健康成长委员会举报,有人在QQ上向他们发送露点照片,导致该学生看到以后上街强奸了数十人。

2014年 QQ,MSN等聊天工具被禁止,个人博克和微博被禁止,但是屡屡有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上传一些私人的想法和信息。政府非常头疼。

2015年 政府部门将网络全部切断,并统一推出上网专用电脑,只有用该电脑才能上网,没有键盘的接口,只给你一个鼠标。改专项整治活动的口号为“只给你丫一鼠标,看你还能怎么着”。

2016年  中国网民下降到100万,所有网站合并为一个网站,输入任何网址都将链接入该网站。该网址更新内容以当天人民日报为准。同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消失,直接导致近500万互联网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失业,除了因电子邮件被取消后重新兴起的邮政行业接纳了十万人以外,490万人面临再就业困难。同时,近100万五毛党失业。五毛党感叹道,做牛做马做狗了半辈子,连退休金都没有。

2016年 人民日报发文:牺牲了一个产业,换来了国家的稳定,值。

2016年 新闻联播评论,互联网产业发展下去,国家将面临分裂的危险,国外反华势力和国内分裂势力借助着互联网煽动群众,幸亏有关部门采取强硬手段,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2016年 周久耕平反。周出狱后任命信息产业部部长。余秋雨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2016年 100万失业的五毛党因为根本没有其他技能,一直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保障,数万五毛党开始向北京聚集,该年儿童节,十万五毛党在政府门前静坐绝食,要求政府安排工作或者买断工龄,并追加公务员称号。人民日报发文表示,政府从来没有过网络评论员这个职业,所有的网络评论均为五毛党自发评论。五毛党们拿不出任何劳动合同来证明其和政府之间的劳动关系。

五毛党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当年是地下工作者,为国家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政府表示,限五毛党三日内离京,否则将予以逮捕。人民日报发文表示,赞美政府就不应该向政府施加压力。赞美政府不能作为换取钱财的条件。赞美都应该是无偿的。

2016年 五毛党继续绝食,市民们表示,支持五毛党绝食,绝不向五毛党提供食物,并且监督五毛党绝食,切断一切五毛党可以获得食物的途径。

第二天,文化部部长余秋雨在绝食现场发表“含泪劝五毛书”。五毛党们纷纷表示,讲的太深奥,听不懂啥意思。

2016年 五毛党的罪名包括非法集党,非法游行,非法示威,攻击政府,暴力抗法,诽谤政府,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随地吐痰等。组织者被逮捕,但政府表示,宽容对待不明真相的盲从者,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绝食者每人发五毛用于充饥。新闻联播评论这一场景:五毛见五毛,两眼泪汪汪。

2016年 五毛危机平安解决,再现党和政府稳定局面的能力。为首的五毛党面对央视记者的采访,说了三个字,悔当初。

2017年 失业人数剧增,互联网产业的崩溃导致经济严重衰退,政府表示,制造业将再一次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中国应当利用一切自然的资源,以低价的优势向海外出口。

2017年 海外反华势力勾结起来,狼狈为奸,蛊惑联合国以及各国,通过了关于各国家禁止向中国进口任何商品的法案,以反对中国对互联网进行封锁。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表示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其他国家表示不向中国进口商品是该国的内政,中国政府无权干涉。

2019年 国庆70周年大阅兵,在阅兵当天,政府表示,闭关锁国,苦练内功,让一切反动势力在我们面前颤抖吧。当天,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电文,电文内容共八个字: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很多国家表示难以翻译。

2020年 ……

2020年 地球毁灭,玛雅人的后代表示,前后十年内的误差是正常的。[不是地球毁灭,是贵国归天。]

忧机密遭窃 德国高科技业扬言退出中国

报道指,谷歌(Google)等多家美国公司遭中国黑客攻击,让西方企业对资讯安全更加警惕。德国的高科技业警告,如果中国坚持要求交出软体原始码,不排除退出中国市场。

  中央社引述德国《商务日报》(Handelsblatt)报道,除了透过网络黑客,中国还利用产品认证、专利权、间谍等手段,取得情报和技术。

  今年5月起,中国将针对资讯安全产品实施强制认证制度(Chinese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CCC),申请时必须将晶片蓝图和软体原始码交给相关单位,不然无法在中国生产、进口和出售。

  代表德国高科技业的利益团体“德国资讯商业通讯新媒体公会”(BITKOM)总裁谢尔警告,“如果仍按原计划,要求特定的资讯安全产品申请认证,迫使公司公开软体原始码,创新的公司将从中国外移”。

  防火墙、作业系统和路由器,都属于资讯安全产品的范畴;不过实务上,包括手机和晶片卡等含有安全科技的产品,也可能包括在内。

  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Commerce in China)在一份文件中也指出,“与认证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机密产品细节和情报,可能因此落入中国竞争者的手里”。

  报道引述北京的德国企业代表说,忧心机密外洩,“已经成了欧洲公司将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最大绊脚石”,例如在太阳能领域的几家德国高科技公司,一家软体公司也因为不愿交出程式原始码,而拒绝来自中国的大订单。

七嘴八舌

暗战Google

ecocity @ 2010-1-16 10:36 阅读(1723) 评论(9) 推荐值(85)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除去一些渲染性的漏洞,配合媒体报道的事件中各方面的表现以及一些报道(如Wired这篇)来看,此文相当有意思,让人不禁想起来《十亿消费者》中的场景。转自这里,真相大白之前,还希望读者明辨。




以下的真相,如果你有怀疑,如果你觉得其他的说法才是真的,那么请你解释这样一个事实:

Google总部在声明退出中国之后,立刻取消了所有中国工程师访问Google代码服务器的权限。
他们都是在上班后发现服务器的home目录进不去了。事先根本没有通知。
很多人写到一半的代码,就没法动了,要等几个礼拜之后,调动到美国才能继续写

如果Google是有预谋的撤离,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他完全可以让员工继续工作,做一些善后工作。 比方说现在Google music,中国公司和美国做的是不一样的(music.google.cn 和 music.google.com)现在要取消中国的music了,完全可以让中国的工程师来做这个代码迁移的工作。

现在是中国的工程师全部带薪休假,由老外来接手善后事宜。

为什么Google突然那么不信任中国这边的团队?毕竟他们自己开发的代码,让他们自己来做迁移肯定效率更高啊

唯一的原因就是,Google内部的技术人员中被安插了党的特务(就在Google上海办公处)

事实真相就是,这个人在受到党的派遣,应聘Google成功之后,就把Gmail的关键代码down下来然后上交给了组织。

而这个组织破解gmail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人权团体”的邮件,这些在Google官方的声明都有

这样一来会暴露gmail系统的所有漏洞,而且Google官方不能承认这个事情,否则他在国际上的声誉会大受影响。他能做的就是停止中国所有的工作,中国这边所有的工程师已经不能登陆google的代码服务器了。然后应该会抓紧几天时间修改一部分gmail代码

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完全是突发事件,所以Google的官方声明,你去读一读原版,写的是很仓促的,字里行间都能读出他们最高层的震惊,就是Google三个最高层的人临时讨论一致决定的。如果是什么和美国政府商量好的,你觉得堂堂Google的官方声明会写的那么潦草,一点正式文件的套路都没有?

Google撤离也不是因为互联网审查,这个当然是一件很让Google不舒服的事情,但这几年他不也就这么忍下来了嘛

特工这次的窃密行动,使Google有面临全面破产的危险(Google官方博客也说了,牵涉到知识产权的问题),说白了,再在中国呆下去,可能要威胁到整个公司的生存,所以才如此仓促的把中国部门的一切工作全部停掉

所以Google一开始还说打算和中国谈判,但是今天马上就放弃谈判的打算了,因为就算政府让步,Google也不能再留了,再留就有性命危险。也不是中国市场赚钱不赚钱的问题了,赚这点小钱,把整个公司的性命搭进去,风险太大了

关于Google工程师访问Google代码的权限,Google对于技术人员的诚信是相当信任的。即使是一个实习生,也可以访问99%以上的代码。 Google只有一个代码库,每个进去的人学到的第一条开发原则就是:搜!从代码库里面尽量搜索功能相似的代码,然后给原作者发Email。讲究这种整个公司的代码共享,才会达到有那么高的编码效率。而且Google的代码,注释,和技术说明文档是一体的,对每一个工程师都是公开的

你可以喷我,也可以提出其他的说法,但是请你在回复之前先看完全文,然后想想自己的说法能不能自圆其说!!

我只能说,特工你太辣手了,实在逼得人家混不下去了

补充一:

这个事情还在调查中,有一个人,他是党员,来了Google没多久,就把gmail核心代码下载下来,而且现在这个人已经不知所踪了,这些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他是谁指使的,我们只是猜了

这两天Google总部派人过来和中国每一个工程师喝咖啡谈话,调查是不是这个人还有同伙

同时总部在评估,这件事情造成了多少代码泄漏,哪些代码需要重写

等这些工作做完,就会开始转移中国这里的工程师(要是没有调查就转移,岂不是让别的卧底混入美帝了嘛)

然后这个时候总部应该会给一个说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等再过一个月左右大家再回来看这个帖子吧!

补充二:

算了我来说吧。

里面一共三个卧底,里面居然还有共产党支部。

里面的支部书记是国安四年前就布的局。

这个朋友本科就是交大出来的,后来去了信安部。

信安部派他会交大信安学院念计算机,天天做算法题, 毕业就进了Google。

之后发展了两个内线,其中一个内鬼暴力破决Gmail的源代码系统,
把代码偷出去给了政府。

政府主要是要监控用Gmail的反共分子。

里面不得了,居然还有国安局的党支部小组。

这个老兄拿了100万奖励,外加公务员待遇。

这帮人一下班就偷偷去陆家嘴开党支部会议。

小补充三:

google是如何发现代码被转给特工的?

除非google在每个员工的电脑上装监控软件。

要访问代码,必须登陆Google唯一的代码服务器
服务器端有你的浏览记录

现在只知道这个人是党员,他在很短时间内浏览了很多代码,而且这个人现在不见了,我只是根据这些猜测他是上交组织了

第一攻击了很多源代码管理服务器,

第二明确地告诉你是非法弄到的。

大家再看会,我的手机就会响起了……

现在同事大部分已经开始准备离开了,少部分技术人员和法律部的会继续留下来,大家情绪非常失落,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