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与“中国”关系史看“中华民族”的形成

作者：程映虹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注释】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前途的公共讨论中，民族主义问题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讨论中有很多盲点。例如，多数人的眼光基本向“外”，主要关心的是那些有迫切的现实政治意义的问题，例如“统独”和“分合”，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及领土纠葛，还有所谓中国的“国际形象”。然而，中国国内的其他族群问题－－尤其是在那些看上去似乎比较平静的地区－－则在关注的焦点之外。其次，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它的形成过程和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族群关系有何影响，似乎也不为很多论者所关心。实际上，就“统独”和“分合”而言，这些今天非常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在特定地区的最新发展。那些今天相对平静的地区，很可能在历史上曾经是动乱之源；而今天动乱频仍的地区，又很可能和沉重的历史遗产有关，不过是历史上“叛”和“平”（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的延续。再次，所谓“人民共和国”和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间在族群和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其实并没有一条鸿沟，很多政策，无论是“软”还是“硬”，都有历史的先例。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讨论往往是不自觉地从汉人的角度或者以汉人为主体族群的角度出发，所论述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汉人和汉文化，而相关问题的讨论参与者之利害取舍和价值判断，无疑也主要以汉人族群和他们所控制的中央政权的好恶为转移。这一点，从所谓“愤青”当中极少有少数族群成员就可以看出。

这些盲点归结起来，其实与我们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出现和形成的理解有关。在很多人那里，“中华民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顺因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中原文化（即汉文化）之优越性的体现和向外扩张。由此出发，今天的民族主义问题主要被看作是这个民族对外的问题，而不是内部问题；即使有内部问题（如西藏和新疆），也认为是由外部势力所造成。这种思维框架本身是可以质疑的。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认识角度,那就是研究那些时事焦点以外的族群问题及其历史演变，研究“中华民族”在“中国”各个角落漫长的融合史和冲突史，尤其是自觉地批评反省那种以汉人的历史、文化和价值为依托的认识局限性，进而站在少数族群的立场上并努力超越某个族群的立场，还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真相，超越“统独”之争和“分合”之辩。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为理解那些今天被聚焦的族群问题和冲突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杨斌[1]最近出版《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0世纪）》（以下简称《云南的形成》）[2]一书，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关心民族主义问题的读者关注。杨斌的研究力图突破汉文化中心论的束缚，消解从中原王朝的立场对中国族群历史叙述的垄断，并引入一些重要的世界历史因素去解释“中国”的最终形成，为澄清和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许多似是而非或者被混淆和颠倒的问题，提供了立足于丰富的材料之上的新颖观点，不但有助于认识历史上的族群问题，而且会激发读者对“中国”这个概念作深入的思考。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时，云南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云南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短暂的过程；相反，云南的形成历经两千年的漫长演变。研究云南的形成，其实也为研究其他族群地区与中原政权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思考。与这样严肃认真的研究方法相比，那种“自古以来某地便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类的断然说法或宣示，往往既无史实根据，也缺乏认真求实的态度。

两千多年前，云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区域，第一次与向南扩张的汉政权和汉文化发生大规模接触，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政权对云南境内的少数族群专门作了“民族识别”，把“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正式归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云南才最终完成了从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地域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过程。杨斌认为，云南对“中国”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它丰富的矿藏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而是它的加入帮助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的共同体的最终成形。

从杨斌的研究中，笔者得到很多启示。研究今天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局限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中国少数民族史或者中国边疆史,而是应该把边疆地区的长时段的历史演变放在全球史的角度来考察。杨斌正是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发掘并强调了一些在思考中国族群问题时很少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非中国/非汉人的角色和因素，从而发现这些角色和因素如何与中国的中原王朝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在云南逐步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过程中的作用。这就为认识中华民族、中华帝国和中国这些重要概念的发生和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采用了一个新的角度，杨斌的研究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对当前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等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杨斌提出并批评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处理南北关系时常见的“北方中心论”和处理中外关系时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北方中心论”，是指叙述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时重视北方、轻视南方，叙述的角度多从北方的扩张着眼（或者强调发生在北方的汉族和非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而南方（或者西南，指历史上的云、贵、藏和邻近地区）往往被置于被征服、被渗透、被统治、被吸纳乃至被开化的位置。这里的“北方”往往又特指汉人、汉政权和汉族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中国”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中等同于“汉”，于是南北关系便主要被解释成北方汉人对南方“夷”“蛮”的同化。“北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建立在汉文明优越论的价值观之上，包含有主客体之分，把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相互的经济文化关系基本描绘成文明和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关系，而双方的政治关系则被定义为大一统中央与地方或边疆的关系。这个“大一统”虽然有时会丧失对地方和边疆的控制和管治，但一旦某一个中原王朝宣布某地“臣服”于己，则不管此“臣服”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也不管后来这个“臣服”关系是否中断或被拒绝，此地便被视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对于这类在“北方中心论”的影响下构建的历史叙事的简单化和背后的族群偏见，杨斌借用凯撒征高卢的名言，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中国人（汉人）来了，中国人（汉人）征服了，中国人（汉人）传播文明了”。尽管长期以来在汉语文化圈里，对汉人和非汉人问题上的“大汉族主义”也有一些批判，但这种批判通常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主张对非汉族的宽容、让步甚至优待，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正本清源，归还或者建立非汉人族群从自己的立场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与上述“北方中心论”相关的，是处理中原王朝和周边地区关系中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中国中心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北方中心论”的放大，它对中原周边地区（尤其是南方和西南）历史上产生和演变的文明，不是故意忽略就是轻描淡写，同时对这些过去一度被包括在所谓“朝贡体制”内的政权和区域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和东南亚、南亚、中亚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仿佛它们与“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关系，就是唯一对它们有影响的外部关系。这种历史叙述的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所谓的中国或中原王朝始终是东亚唯一有影响的政治实体这个结论。杨斌在他的书中指出，今天在国际政治中难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东南亚，在历史上曾经包括今天被称为中国西南部的很多地方；近代以前，今天的西南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界，而云南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得多，那时云南在经济文化上与南亚和印度洋的交往及相互影响，远非中原可比，甚至可以说，那时的云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而不是当时的“中国”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对云南历史的叙述，基本上被限制在上述“北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围之内。因此，历史上的云南作为一个曾经是相对独立并与东南亚和南亚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文明实体，它的地位很少在汉语文化体系内得到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汉语文化体系的研究者一直是从“中国”的角度（尤其是中国的“边陲”的角度）来叙述云南的，而描述的重心则放在云南与“中国”的联系上。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年表和手册中，史上由非汉人在云南建立的国家如南诏和大理时常缺席；而北方或西北的辽、西夏、金和元从未如此。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云南这个地名本身，既与河流、山脉无关，也不是当地族群共同自发形成的地理概念。杨斌指出，中国的大多数含有“南北东西”这些表示方位的名词的省份名称，一般都与某条河流或某座山脉有关，如两河、两湖、山东、山西等等。但“云南”这个地名却不是这样，在“云南”这个名称的背后不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它实际上是北方的王朝制造出来并强加给“云南”当地人民的，它的最终被接受是中央帝国在边缘地区长期殖民政策的结果。对于这种隐藏得很深的偏见和歧视，杨斌用“中国的东方主义”来形容。

今天被称为“云南”的这个区域，在中原的战国以前就独立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明。它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始于秦汉之前及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里生活着不同的部落、部落联盟和王国，各用不同的名称（如滇、僰、昆明、夜郎、哀牢、劳浸、靡莫、邛都等等，很多并不局限于今日的云南境内）。那时在这一区域从未出现过一个单一的概括性的地理名称，更没有一个所谓“云南人”的集体意识。“云南”一词首次出现在西汉时期，那时西汉在滇王国设益州郡，仍由滇王统治，在益州郡之下有一个县被命名为“云南”。西汉之后直到元朝，尽管中原王朝一直声称对云南这块地方有管辖权，但从未确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反而是当地的南诏王国在唐朝时一度成为地区强国，甚至挑战唐朝。元朝时中央集权强盛，正式在当地建云南行省。于是，“云南”作为一个区域集体性名词，最终在中央权力的强制下被当地人接受，此后又发展出作为“中国人”之一部分的“云南人”的集体身份意识（尽管各族群在“云南人”的概念之内仍保留自己特定的身份意识）。值得指出的是，把云南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不是汉人，而是蒙古人。蒙元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它征服云南的直接目的是从南部包围南宋，也是为了向东南亚扩张。所以，这整个过程必须放在蒙古帝国的亚洲大陆战略的国际角度来理解。

从“云南”一词的演变可以看出，中原王朝从一开始就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企图用一个集体性名词去包括和指称这个地方复杂多样的族群存在，而这个名词又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地理视角－－彩云之南，即距离中原十分遥远。但对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云南”之地的本地人来说，这个名词所体现的距离感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而这个所谓的集体身份意识也缺乏根据，因为他们从来就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意识来称呼自己的。

云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呢？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一般从西汉设益州郡开始。实际上，此后从三国到宋朝，中原王朝始终未实现对“云南”的实际管治。不仅如此，唐朝时期，“云南”曾崛起了强大的南诏王国。南诏首次统一了“云南”地区，其军队三次攻陷唐朝的西南重镇成都，还两次打败属于唐朝保护国的安南（今日越南北部），它还入侵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并仿照中原对属国的办法建立起了自己的朝贡体系。迫于南诏的压力，唐朝不得不封南诏王为“云南王”。那时，南诏与中原的唐朝、西藏的吐蕃一度并列为三大强国，杨斌用新“三国演义”来形容。到了宋朝，云南的大理王国也一度十分强盛。虽然唐朝曾册封南诏国王为“云南王”，宋朝也封大理国王为“云南节度使”（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仍然只用“云南”这个由“中央”钦定的地名，却从不承认“南诏”或“大理”这些本地国名），但这种册封所体现的，与其说是实质性的藩属关系，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妥协：中原王朝满足于一个名分和面子，“云南”的君主在自己的王国照样自称南诏王或大理王，双方相安无事。直到元朝用武力灭掉大理王国后设立云南行省、对这个区域逐步实现了行政管辖，这种局面才渐渐改变。元朝在云南建立的统治被明清两代所沿袭，云南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的政权。明朝又对云南实现了大规模移民的殖民政策，使得汉人人数超过了本地原住民，并在经济上进一步把云南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因此，说自元明时期始，云南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于史有据的。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尽管“云南”在元朝以前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甚至不应该被称为“云南”），但它与中原地区并不是完全隔绝、互无往来的。然而，正如杨斌所指出的，族群融合不应该被理解为汉化，即强势文化被弱势文化接受。他认为，族群融化更多地是相互融合，云南的历史就充满这样的事例。历史上迁移到云南的汉人，从饮食、服饰、宗教到节庆，都在很大程度上当地化了。所以，杨斌在他的书中谈到族群融合时，不单是使用sinonization这个词（即汉化或华化），也同时使用了indigenization这个词（即本地化）。按照他的这种概念使用方法，云南发生的族群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而不再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强调的单向的汉化。正是这种汉人与本地族群的双向融合，为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云南各地族群在中原王朝牢固的政治控制下演变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族群创造了条件。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与云南地区的关系虽然不是正式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由此引起了矛盾和冲突。中原王朝力图用把云南纳入自己的朝贡甚至郡县体制，从而建立对当地的政治统治。而云南的本地精英则以实用主义应对，当朝贡甚或郡县制这种与中原王朝的特殊关系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政治特权时，他们不但不拒绝，反而承认甚至争夺并炫耀中原王朝授予自己的头衔和名义；一旦这种名义上的与中原王朝的制度化关系威胁到本地精英的政治独占权时，他们就起而反抗。此外，云南的贵金属、矿产、马匹、皮革、耕牛等，一向是中原王朝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济压榨也常常是云南人反抗的重要原因。虽然为了缓和矛盾，中原王朝常采取一些收拢人心的政策，如减免税收，但这种政策效果时常被派到云南的地方官的贪婪所破坏。

中原王朝第一次把云南并入自己版图的是汉朝，那恰恰是云南反抗最激烈的阶段。公元前86年以及公元前83年、公元前28年，那里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公元初王莽时期又发生过“叛乱”。据记载，公元118年汉朝在“平叛”中斩了3万人头，以恐吓当地民众。然而，公元175年叛乱又起。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殖民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这样的暴力镇压会消弱地方势力，加上汉朝对当地权贵运用“以夷制夷”策略分化瓦解（特别是利用某些部落和大族去镇压其他当地人的反抗），以及大量汉兵的入驻和屯垦，都使得部分当地精英的汉化程度加深。

实际上，云南被正式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之前，决非落后闭塞尚待“开化”的蛮夷之地，而是一个在跨地区贸易、文化和政治交往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地域。在中原王朝眼中，这块被称为“云之南”的地方是“边陲”；但站在当地的立场看，这里恰恰是四通八达之地，而中原只不过是它的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就“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幅度而言，中原甚至比不上云南。只有把云南的历史放在一个两千年和全球史的时空框架内加以考查，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杨斌的《云南的形成》正是从这个角度强调指出，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具有枢纽的作用。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共有3条，即陆上（东起中国的长安进西域后分叉进入南亚、中亚和西亚，最终到达地中海东岸和欧洲）、海上（东起中国的广州，经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阿拉伯海和红海）和西南（连接云南、中国的四川和贵州、西藏、东南亚和南亚，也进入南海），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交通网络，是近代以前（始于公元前2－3世纪、终于公元14－15世纪）欧亚大陆（也包括非洲部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在中国，说到丝绸之路时，一般人想到的往往只是陆上丝绸之路，其次是海上丝绸之路，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往往被忽视，历史教学中也时常如此。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以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城市为起点或终点，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在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外。西南丝绸之路不但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的商业和贸易，其影响亦远及中亚、欧洲甚至非洲。因此，在云南可以看到起源于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商品、技术、风俗、宗教、语言和制度。即使云南被中原王朝征服之后，云南仍然维持着与东南亚以及南亚之间的密切关系达二、三百年之久。

这种漫长而密切的交往不但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云南的宗教、人种和族群的多元性是中国各省区中最丰富的，费孝通等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把云南和西藏之间的通道称为“民族走廊”），而且对东南亚半岛的发展，例如商业贸易的发达、城市的形成和宗教的传播等等，起了促进作用。实际上，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在经济上和东南亚结成一体，它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可以被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杨斌的书取名为《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其涵义是，用“风”喻东南亚，用“云”喻中国，云南的形成就是夹在这两个文明之间，由此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和力量。有趣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云从龙风从虎”一说，龙是中国的象征，而虎则是东南亚的象征性动物。

云南保持与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密切交往并受这种交往影响的一个证据是，贝币在云南地区曾长期流通。在铸钱流通以前，贝币曾是古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媒介之一。中原地区曾长期使用海贝（甚至作为钱币），秦朝统一货币后贝币才退出流通领域。但在云南，贝币作为日常交易的主要媒介，一直使用到明朝晚期。汉朝对云南建立控制时，汉朝的五株钱一度在云南流通。但汉朝瓦解、中原不再控制云南后，随着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兴盛，海贝重新进入南诏成为货币。元朝和明朝都利用云南的铜矿在当地铸造铜钱，试图取代贝币，从而把云南的货币与中原地区的货币统一起来，但云南本地人就是不愿意使用铜币。结果明朝只得将这些铜币运到贵州以充军饷，不但允许在云南继续使用贝币，而且接受它作为云南向中央政府交纳税收的货币。

为什么商业发达、一直与使用铜钱的中原保持大宗贸易的云南，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拒绝使用铜钱呢？其原因是，长期以来贝币（大量出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岛）是西南丝绸之路、尤其是印度洋地区贸易的主要媒介，它为这个辽阔地域的各地所信任和接受，不但可用于国际贸易，也是国内市场的主要货币。郑和下西洋时，其船队成员就看到南亚和东南亚大陆一些港口城市和内地使用贝币，而这种货币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已成为古董。显然，虽然云南与中原也有大量的贸易，但云南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建立起来的更密切的商业联系，使得贝币在云南长期存在并排斥铜钱。直到17世纪中叶，贝币在云南的地位才衰落下去，被铸钱取代。贝币在云南的迅速衰落，与明朝为了控制云南大量向该地移民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奴隶贸易导致贝币的价格大幅上涨，使得远在云南的交易者难以承受。杨斌也推测，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云南的大量贝币回流到印度洋地区，这就造成了云南贝币的极度匮乏，于是被铜钱取而代之。

杨斌认为，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南海地区在近代以前长期存在着中国和印度洋两个相互独立但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国际性经济和贸易体系；政治上处于中国影响之下的云南，经济上实际从属于印度洋体系。或者说，云南的地位是双重边缘：政治上处于中国体系的边缘，经济上则处于印度洋体系的边缘。中国一直没有能力把云南从印度洋经济体系中拉出来。直到17世纪，由于欧洲的扩张打破了印度洋体系，云南才在经济上完全被纳入中国体系。这就是说，云南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光从中原帝国由内向外的扩张以及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来解释。政治方面蒙古帝国的欧亚战略，经济方面印度洋体系的瓦解，这些非中国因素，都为云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创造了重要条件。由此可见，除了“北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所津津乐道的中原或汉文化对“落后地区”的同化力（实际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力）之外，云南历史地位的变迁还受到很多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关键性影响。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杨斌在《云南的形成》一书中探讨了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政策。他的观点有助于解构在族群问题上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帮助人们深入思考“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

60年来官方一直宣传它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因而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最科学、最先进”的理论，甚至没有能力定义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这个基本概念，遑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如果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历代王朝都无法成功解决民族关系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源自西方的外来意识形态又怎么会成为包医百病的仙丹妙方呢？中国人1949年以后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少数族群带来了平等、解放和自治。这个支配中国族群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个政治神话。它与中共政权的其他意识形态话语一样，旨在强调中共政权的“史无前例”和“改天换地”，似乎在这个政权统治下，什么都是新的，其族群政策与以往的中原王朝统治也截然不同。

杨斌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共的民族政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帝国的遗产，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意义上，中国历史在这方面都未发生断裂。太阳下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物。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并未解决族群问题，中共付诸实践的那些措施，多数可在历代王朝积累起来的对少数族群的认识和统治方略中找到先例。他强调，中华帝国的遗产中既有中原王朝惟我独尊的自大和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也有出于维持多族群帝国统治的考虑、对少数族群的宽容，甚至承认他们与汉人或统治民族在普遍人性上的一致，这就为族群平等的观念提供了空间。20世纪以前，边远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族群，在中央政府眼中，大体上经历了从野蛮人到帝国臣民、再到天子之下的多族群家庭中的小兄弟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总的过程是缓慢地朝向族群平等演进。现今官方所宣传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平等对待少数族群”，并不符合中国自己的真实历史。

历史上中原王朝所信奉的大汉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儒家理论的华夷之辨上。西汉时，虽然儒家已被封为意识形态正宗，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态度还是比较平等的。他虽然用“西南夷”来称呼西南少数族群，但这个“夷”指的是持弓之人，即狩猎族群，以与农耕族群相区分。东汉班固修《汉书》时，他虽然在涉及西南少数族群的部分中照搬了司马迁的《史记》之述，但班固从儒家观点出发，放弃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平等态度，提出了“种别域殊”说（即住在中原的人与住在边远地区的人本质上就不一样），称西南少数族群为“西南外夷”，由此发展了中原汉文化优越论或大汉族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后来，为了强化“华夷之辨”，汉文化当中不但发明了很多贬义词去指称少数族群，把他们和动物乃至昆虫联系起来，而且捏造了很多类似的神话。

当然，儒家学说也有它开放的一面。所谓的“华夷之辨”并不排斥“夷”被“华”同化。儒家强调“华”有向“夷”传播文明的责任，也认为“夷”是可以被文明化的。随着多族群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和族群融化的加深，儒家的这些思想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原王朝的决策中。此外，历代统治者中不乏对族群关系有开明认识的君主和地方大员。自称“天可汗”的唐太宗就曾经对历史上其他统治者鄙视少数族群不以为然，声称唯有他能平等对待非汉族人。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这段话不但包含对普遍人性的承认，而且把少数族群视为汉人的同胞。清朝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乱以后，曾下令在朝廷文献中删除所有对少数族群歧视性的名词和称呼。这些说法和做法都表现了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少数族群态度的逐渐转变。明清时期，中原君主成了中华帝国内所有族群的父皇，少数族群也成了天子臣民，是帝国大家庭内的小兄弟，被包括进“百姓”之中，被皇帝视为“赤子”。这些观念都为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平等以及所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产生作了铺垫。18世纪的“皇清职贡图”曾对这个在天子之下万方来朝、百族和谐的“大家庭”作了细致描绘。杨斌认为，这个图卷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心理，其实与当今政府的认知逻辑是一致的。60年来，政府所组织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多民族大家庭”的晚会或演出，以及全国人代会上特地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代表的聚集，不正是要再现“万方来朝、百族和谐”吗？

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60年前发明的，它不过是古代中原帝国统治传统的延续。在这个非汉族人口占据大部分领土的多族群国家，历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族群地区的统治手法，通常是一方面加强军政控制，另一方面又在法律和行政上把汉族地区与少数族群地区相区别。所谓的“因俗而治”和“蛮夷不可以以中国之制治之”的统治原则，就是强调不要把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照搬到少数族群地区。它一方面承认少数族群地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用华夷之辨来为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作辩护。最突出地体现这种前现代时期“民族自治”政策的，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族群的上层精英建立联盟或达成妥协，或授予他们世袭的贵族头衔，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吏，然后依靠他们治理其辖区，朝廷则不对该地事务过多干预。此外，朝廷不但在很多地区保持土司和头人制度，而且保护他们的特权，在一些牵涉到少数族群政治精英的司法案件中尤其如此。在家庭、财产和婚姻等方面，朝廷也会遵从当地的传统和风俗。因此，杨斌认为，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其他少数族群地区所实行的、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民族政策，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共加强中央控制、加深族群同化的措施，固然延续了过去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它使用的民族平等口号和民族自治政策，亦非前无古人之举。50年代前期，中共把云南的很多土司和头人吸收进基层政权，对他们及其家属优待有加，不就是对大清朝制度政策的模仿吗？当然，中共在宣传上不会承认它如何延续和仿效中华帝国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说，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当中有什么区别于中原历代帝皇的成分，那就是它自50年代起致力推行的“民族识别”宏大工程。不过，这也不是中共的发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处理族群问题经验的模仿。苏联当年把不同族群定义为“民族”，将它们包括进“苏维埃民族大家庭”，希望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族群矛盾。中共也组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众多学者参与了这样的社会工程，耗时近30年。当一个族群（汉、满、回等等“大”民族不需要识别，杨斌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被中央政府命名为某个民族之后，它就“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享有其相应的权利，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但代价是这一族群从此正式丧失了自我代表的权利和分离的权利。它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一员”之身份，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内的一个小兄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服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安排。“民族识别”工作为确定民族自治区域（尤其是在州、县和乡的行政级别方面）提供了依据。虽然中共宣称，这个工程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完成的”，它的结果仍然显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就云南而言，16世纪中期，杨慎曾在他的《论民》中枚举了20多个少数族群；17世纪前期，刘文征在《滇志》中枚举了近30个少数族群；清朝的《皇清职贡图》（1770年代）中出现的云南的少数族群也是30个左右。中共的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工程所“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数目是25个，差不多与明清时官方和民间枚举的一样。

“民族识别”的目的是，中央政府要正式把“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含糊的名称在法律意义上明确化，从而完成“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而多元的现代民族的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民族识别”工程至今还是有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工程的官方色彩太重，标准混乱，有相当的随意性，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例如，有些“少数民族”原本并没有清晰的族群界限和自我意识（或许他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必要），却硬被官方定成一个“少数民族”，结果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有关讨论方兴未艾，这些讨论的直接动力无疑与中国“崛起”有关。讨论的重心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当代性，即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还有它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但《云南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和思路。笔者读到“云南”这个地名中的汉文化中心主义内涵之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与欧洲人以距离欧洲的远近把非西方世界划分成“远东”、“近东”和“中东”的“欧洲中心论”的逻辑是多么一致。沿着这条思路，摆脱“汉文化中心论”，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那么帝国体系、殖民扩张、族群（或种族）优越论这些概念，便都可以应用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当国人谴责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侯，如果以责难西方殖民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准，那么，今天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其实也充满了同样的原罪。

杨斌选择今天族群关系相对和谐的云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这个地区作为一个“中国”以外的文明被并入（或“加入”）“中国”、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地域成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族群融合和文明发展，也看到了暴力、屠戮、榨取和强制。云南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小兄弟，那里今天的相对和谐，是两千年漫长的冲突和融合的结果。

这样的认识也为理解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族群问题提供了参考系。与云南相比，西藏和新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不但更短，而且其连续性更弱。当中原王朝最终牢固地建立对云南的控制之时，近代民族意识还未扩张到东亚，而今天西藏和新疆的族群问题的背景，正是族群或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在云南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既有“华化”也有“本地化”，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尽管汉文化的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今天在西藏和新疆所发生的，基本上是汉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压倒性同化，这无疑也加深了非汉族群的危机感和对抗意识。

《云南的形成》除了有助于理解族群问题之外，还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如何受到很多外来因素所起作用的影响。这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中原文化自内向外的扩展过程，而且也得益于一些国际力量的作用，例如蒙古的征服、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印度洋经济体系的瓦解。因此，即使要考查近代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形成，也必须审视“世界”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优越论、大汉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的神话，都无助于认识历史真实。

【注释】

[1]杨斌生长于中国大陆，后至美国东北大学留学。他的博士论文2004年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匿名评审中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古登堡奖（共8名）。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在美国出版了《云南的形成》一书。在写作其博士论文以及此书的过程中，他大量阅读和吸收了与云南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并曾多次到云南和邻近地区作学术调查。

[2]该书的英文书名为Between Windsand Clouds ─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尚无中译本。此书是一部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也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与云南、中国民族、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如Charles Backus, James Lee,John E. Herman, 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 DruC. Gladney, Harrell Steven, John Robert Shepherd, Hans Ulrich Vogel, Colin Mackerras等人的相关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上述学者的著作。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和解呓语

一年前我说《零八宪章》：

“作为一名伟大光荣正确的、自私自利的汉奸，我对忧国忧民以中华为己任的08闲章不感兴趣。事实上，我连前言部分都没看完，就不想看下去了。有这工夫不如看王三表扯淡呢。”

零八宪章的其他内容我并不反对。我亦推崇其普及常识的作用，虽然说得还不完全到位。我反对的是所谓和解。不仅是反对，而且是反胃。与虎谋皮是愚蠢的，要它自动放弃窃国权是愚蠢的。你跟它说和解，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丫谁啊？就你跟我叫板？”作为运作得香甜美满的利益集团，作为会武术的流氓，它不理解你说的和解是什么。下象棋不分胜负，叫做和棋；打仗难解难分，或许和谈；从来和解非势均力敌的博弈而不能，一厢情愿的和解是花痴单相思。你没有肌肉，没有拳头，没有银子，它听不懂你说的和解——它的词典里没有和解，它根本没有词典，肌肉是一切，拳头是一切，银子是一切。不争论。1840年的英国人才最理解我大清：先揍它一顿，再跟它讲道理。这是和它沟通的唯一途径。那些推崇“英美式”的花痴们，独不见1215、1640、1776年乎？

今天看到这篇东西，更生动地展现了这些人的愚蠢，包括妄言“德法”、“英美”的陈奎德和文章作者本身。所引的刘晓波言论尤有可看性，充分证明了刘晓波是个笨蛋。他居然以为这个政权不再是刚性的。哦天哪，晓波，您可是亲身领教过劳改的，眼中的朝廷怎么就染上玫瑰色？

刚听了吴思在华中科技大学讲所谓血酬史观，无甚新鲜，其于历史学、政治学纯属外行民科。而末了回答提问时竟寄望于朝中“蒋经国”。试问蒋经国为蒋中正的何许人？今之朝廷谁有资格做蒋经国？谁敢做蒋经国？新宇将军么？毛氏以外谁能做蒋经国？谁拥有蒋经国当时在黑社会组织内部天然的、绝对的合法性？奈何康有为式的花痴代有传人！又是笨蛋一枚。

你们这些笨蛋们，原本不笨，只是心中怯懦。我可以承认你们是为公众利益而怯懦，然而怯懦终归是怯懦。因怯懦而障目，而梦呓，而自欺。你们说“不要指望一夜变天”，“一夜变天”并不是革命的目标。你们故意歪曲革命的目标，只因你们怯懦，你们需要欺骗自己的理由。你们这些反革命们，难道不知道对于这种抱成一团的利益集团流氓政治，革命代表着绝对正确——虽然其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要以为你们经历过革命。你们经历的那不是革命，只是一个野蛮民族经历外部冲击后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反弹而已。不要以为革命必然是不计成本的。革命是要付出较重的代价，然而这是难以避免的，而人的理性能让人在冲突中逐渐学会妥协，降低冲突的成本。试看英美法先进，谁不是在革命流血中学会和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简单的道理，花痴康有为们就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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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闻党国官府重判刘晓波十一年

作者：丘岳首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4224

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这个时辰，世人纷纷为亲人祈祷为朋友祝福，期盼人世间善爱普及和平永驻。而就在今年的这一天，中共党国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重判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入狱十一年的恶行赠与圣诞节，给本该欢乐喜庆的人世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走向谦卑反被重判

我和晓波所学专业同为当代中国文学，早在1987年晓波发表在深圳青年报整版的《危机，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一文就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在当年当代中国文学学会青岛年会上我发言推介刚刊出的这篇文章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大会秘书处还复印此文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其时桀骜不驯的刘晓波以毫不留情的文笔几乎全盘否定1049年后至文革的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并在一片“歌德”声中对新时期文学泼下一盆冷水，其“狂”可由此窥见一斑。

二十多年过去，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刘晓波自身也完成了一个从“破”到“立”的“漂亮的转身”，成长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前后刘晓波的转变，陈奎德先生有一个大致的概述：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序）

去年三月2008年3月，在私下接触和在中国和解智库召集的“冲突与和解”主题北京座谈会上，刘晓波的话语清晰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和建设性——

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然而，刘晓波的“转身”并没有转变党国当权者对他的傲慢与偏见，他对党国改良的肯定和社会转型的善意期待和积极推动反而引来党国更加变本加厉的压制。先前桀骜不驯的刘晓波最长的牢灾也就三五年，走向谦卑的他反获十一年牢狱重判，而且正就是被他一直呼吁废除的“煽动颠覆国家罪”所重判。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颠覆”。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这个“颠覆”的可怕在于——它将助长不“谦卑”的暴力革命主张者的“理”而使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和解平稳步入民主宪政文明变得更加无望。

就在刘晓波案被北京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到法院之际，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传遍全球各个角落。这份意味深长的致辞与其说是致与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不如说是致与这个世界所剩无几的“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其中“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 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等词语均是充满睿智的真知灼见。一番苦口婆心的委婉劝戒后，奥巴马对“压制性政权”当权者发出警告：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可惜的是，那些压制刘晓波的当权者就是听不懂再好的善良规劝，一味继续极权的惯性，重判温和说理的异见人士，愚不可及的抑善扬恶，把政治和解之路也是自己的出路弄窄甚至封死，昏昏然不知“社会从内部恶化”也就是自己的末日来临。

和解之路再崎岖也要尽人力走通

刘晓波被重判势将触发对非暴力抗争主张的更多怀疑和否定，政治和解之路无疑更加崎岖难走。中国未来何处去将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是放弃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代之揭竿而起纵然遍地狼烟烽火四起也在所不惜，还是继续拱卒一点一滴撑开公民社会低成本少流血促成党国极权体制的变更？我相信在牢房之中眺望窗外的晓波定然义无反顾选择后者。

党国“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倒行逆施当然再次激怒我们，作为的刘晓波支持者和拥戴者，我们除了对这些愚蠢的当权者表达我们的愤慨和不屑，更要以加倍的韧性和努力去践行《零八宪章》所倡导的理念，再艰难、在长，我们也一定要将政治和解之路走通，为苍生计，为社会福祉计。

我坚信，中国未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定会合情合理处置今天压制刘晓波的那些“压制性政权”当权者。

—— 原载: 新世纪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December 27, 2009

RFI：德国各界对中国重判刘晓波案表示强烈不满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22:25 TU

德国政界和媒体均对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案表示强烈不满。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审判结果表示“震惊”，并希望中国会对此案加以修正。外长威斯特维勒对此案“深表忧虑”。联邦议会主席兰马特认为此案“令人惊恐”。

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则更为直接、尖刻。

德国电视二台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就，在艺术和政治领域也有所进步。但批评共产党依然受到禁止。其实，1989年和2009年有很多类似之处：中国人对腐败官僚的极端不满使民间要求民主、分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声极为强烈。而共产党通过刘晓波案再次显示：批评共产党依然是个危险的举动。等待批评者的将是软禁或监牢。

世界报认为：中国正在肆意践踏人权。不光刘晓波案是如此，中国在西藏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在新疆则镇压维吾尔族人的文化。在这样一个流氓国家面前，西方决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俯首帖耳，德国应该中断和中方假惺惺的“法治国家对话”，转而加强和反抗势力的联系。因为它们才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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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外交部对中国重判刘晓波表示担忧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22:48 TU

法国外交部周六也就刘晓波被判重刑发表公告称，作为一直关注全世界各地尊重言论自由的国家，法国呼吁中国当局履行与欧洲联盟人权对话中所作的承诺。对中国重判刘晓波，法国深感忧虑。

针对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被判重刑，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做出反应。马英九表示，追求民主人权是他从政以来一贯目标，他呼吁海峡对岸对于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给予最大的宽容。

马英九表示，追求民主与人权是他从政以来一贯目标，也是他上任以来大力推动的政策，而两岸都是加入联合国政治与民权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的国家，他希望双方给予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最大的宽容。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都已经针对刘晓波被判重刑的事件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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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中国为自己找到了昂山素姬与曼德拉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12:56 TU

与港媒相反中媒今仍噤若寒蝉

香港的有线电视新闻部在刘晓波案判刑前接带恐吓成分的手机短讯后，香港传媒未受影响，仍大肆报道并加以批评，而中国内地传媒则仍然噤若寒蝉，连新华社报道都没有采用。

受恐吓短讯的有线电视，圣诞日就刘晓波的报道并没减少，除报道判刑外，还报道了刘妻刘霞和辩护律师的讲话、中港学者和评论员的批评、各界反应和示威者冲击中联办等。

不过，由于现是圣诞假期，香港有七分免费或财经报章停刊，但在余下仍有出版的十分报章，全都有报道刘晓波案，并且带有批评；不过，亲中的《大公报》和《文汇报》只转载新华社约二百字的通稿，而《香港商报》则标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强烈谴责不满刘晓波被重判的示威人士，示威人士在昨日的示威中一度冲入中联办大闸和大门之间，造成混乱，有人受伤。

中国网上热评刘晓波案

一如刘晓波案开审时，中国内地传媒对判刑只字不提，显然是当局早已作出指示，不过，不受控制的互联网则对此案议论纷纷，转贴文章和发表感想的博客数以千计，有网民称，中共为自己找到像(缅甸)昂山素姬、(南非)曼德拉等本土人物；亦有网民以判处的11年为题指出，「11年是两根钉子，将刘晓波钉在《零八宪章》的十字架上；11年也是一条道路，让我们沿着《零八宪章》的道路走向宪政！」。

而位处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园公告栏更在判刑后不久被人贴上字条，上书「支持《零八宪章》，声援刘晓波先生」，根据维权网的报道，不少学生冒雨观看和拍照，但旋即被公安撕走。

判案依据不合理

另外，新华社虽然没交代刘晓波判刑的证据，但从多个网站流传的法院一审判决书可见，当局的判刑依据只是刘晓波撰写文章和起草《零八宪章》，当中谈及刘在文章中批评中共的独裁政权，构成诽谤，并指「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等词句构成诽谤。判决书另一所谓罪证是刘伙同他人撰写《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并鼓动其它人签署和发表放章。

法院认为，刘晓波以推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广发文章，诽谤并煽动他人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显已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犯罪时间长，主观恶性大，发布的文章被广为链接、转载、浏览，影响恶劣，属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不过，有关判决不合乎国际标准，根据中国已签署但未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任何人均享有言论自由，而据此制订的约翰内斯堡原则订明，只有在相关言论会即使导致暴力行为才可受到限制，法院的判决完全站不住脚，是明显的以言入罪。

岁末随想（一）

作者：看客101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又近岁末，难免有些伤感。我这个年纪虽然还不至于有来日无多的感觉，然对岁月流逝还是不免有些难过的。

09年是金融危机以后的第一年，当然是个“经济年”。历经大投资、大放贷之后果然保8了，然其中的内容却使当局的自喜之情不敢洋溢。这本身就是一出好戏。这一年中的社会乱象是前几年的延续，虽有特色倒也并不出奇，本没啥好说的，没想到到了年末出了一台大戏，08宪章运动就此达到高潮。一番胡言乱语倒要由此开头，实在很是意外。

经济改革还要配合政治改革，这已是朝野共识。即使是明言不要三权分立的官方恐怕也不好意思反对这种说法。不同的是各方对“政治改革”的解说相去太远，简直就到了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步了。没有自由言论就不可能有对官权起码监督，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环境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铺天盖地的滥权贪腐、几近失控的官权恣肆就是最好的证明。“经济年”里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拉动内需”，然而无论是四万亿还是十万亿终于没能拉动内需，倒是如大江东去般的流入房市和楼市，甚至连其他行业的实业资金都涌入投机市场。可见官权操纵的经济会是个什么下场了。

一个社会起码要能保障个人的生命、私产和尊严的基本安全才不至于动荡，这应该的常识。当信众们受逼迫、遭虐待的时候，我们没谁说什么。那不关我们的事情，我等懒人是不会去按时打坐的；我等智者更不易被人迷惑。只是在小有成就的商人唐女士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自焚、副市长的夫人在丈夫“被自杀”以后需要逃到广州去开记者会的今天，我们知道了当暴政不能得到及时制止的时候，会危及每个人的。当此之时，劝人忍耐的“犬儒”之说可以已矣，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仅仅是这样的事情没轮到我们头上。

靠与司法机关打交道吃饭的高律师比我们更深切的了解被逼迫者的苦难，当他拍案而起的时候应该能料到后果，尽管不见得十分真切。高律师在向外界展示他身上伤痕的时候有这样的话：信众们的遭遇应该比这更严重，我最感恐怖的是，这样的事情能在当今中国公然存在！（大意如此）

高先生义无反顾的发起抗议的时候，他应该没有把自己的得失放在心上，一个人与一个政权的对峙不会有现实的好处，这一点以高先生的阅历不会看不到。无论是公开信还是号召绝食也都是诉诸人心——人类的良心！当是时也，高先生是义人，不愧英雄的评价。这时候的流言是令人不齿的，尤其是来自背后的流言。面对无边的黑暗，以鲜血书写不屈的灵魂的林昭向历史宣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没有沦为畜类；面对无端的逼迫，高律师以自己的行为彰示正义不灭。终有一日，这个民族的道德大厦将在这些义行之上得以重建，我有这个信心。

释放流言的人里面有些是晓波的朋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就有人说这是晓波为争江湖地位打压高先生，这种说法难免“诛心”之嫌，我也不愿相信。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晓波先生关于高先生被捕的声明虽然承认了当局审判的权利，但也明白无误的说明了看不出高先生的行为有何违法之处。

虽然高先生不曾号召暴力革命，但激进之名却与高先生形影不离了，这大概是通过比较得出的结果。比较的另一方就是刘晓波先生。晓波先生以他的08宪章显示了自己的理性。连署者包含了体制内外大批宪政支持者，这也是那理性的明证。宪章刚出来的时候芦先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词：“曲庸和寡”。芦先生的用词向来精当，曲庸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宪政的主张基本未出体制内学者的论述，关于国家体制的说法更显得与宪章主旨神合而貌离，实属蛇足。芦先生为这样的庸曲尚且和寡感到失望，我倒以为曲庸而致和寡，不亦宜乎！

一个祥和的社会必是一个讲理的社会，一个讲理的社会必不能容忍公权力的滥用。这样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自西风东渐以后，国人历经百年仍在寻找实现的路径。到今天，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唯有宪政才是实现这样的社会的唯一途径。我相信，即使是九千岁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拒绝宪政无非是利益使然而已。晓波先生以08宪章的“和解”精神向当局展示了一个和平演变的前景，这是与他一贯的主张相符的，果能实现当然是国之大幸。然而这之前当局的诸多表现似乎不支持这样的期望，这是显而易见的。

晓波先生在讲述“和解”主张的时候提到一些“积极”的现象，其中包括炎黄春秋之类的敢言刊物在大陆还能存在，这当然是真实的事情。这几年体制内外的不少论者对民主、自由和宪政的论说日益大胆，这一方面显示对前方的路，大家看的比较清楚了，另一方面也说明情势逼人，不变难以应万变了。宪章的出台引起体制内的一些人的共鸣也印证了晓波先生的乐观不算毫无依据。

11年的刑期是对“和解”的当头一棒。这一判决引发的反响不仅是因为晓波先生的“名望”。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宪章的“理性”与11年刑期的巨大反差。

晓波先生以自己的自由证明了自己对理念追求的真诚，先生二十年的坚持更是这真诚的明证。而11年的牢狱之灾恰足证明其和解主张的妄谬，不亦悲乎！

万先生有一种担心：政改无望，革命将起，我看不必担心。革命的理由在中国早已经有了，“只差陈胜吴广”的说法在大陆早就有了。民众对当局行为的嘲弄早就是肆无忌惮了。革命的诱因绝不会是晓波的坐牢，晓波先生的坐牢无非是“又一次”验证了“和解”的无望。

判刘晓波先生11年徒刑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更不是因为他的名望和影响。拿这只“老黑手”开刀，儆的是体制内的那些猴。这是11年刑期的唯一用意，其他的附带效果不过是难以避免的副作用罢了。

Le Monde 社论：Pour Liu Xiaobo

LE MONDE | 25.12.09 | 13h30 • Mis à jour le 25.12.09 | 13h43

http://www.lemonde.fr/opinions/article/2009/12/25/pour-liu-xiaobo_1284824_3232.html

Le régime de Pékin vient de rendre un jugement particulièrement sévère en condamnant à onze ans de prison Liu Xiaobo, le plus célèbre dissident chinois. Le "crime" de cet intellectuel de 53 ans est d'avoir été, en 2008, l'un des principaux rédacteurs de la Charte 08 : ce texte, aujourd'hui soutenu par quelque dix mille signataires, demande la fin du monopol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sur l'ensemble des rouag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u pays et appelle à une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Onze ans de prison : cette condamnation très lourde, même à l'échelle du régime chinois, témoigne de la détermination de Pékin à serrer fermement les boulons du système. "Tuer les poulets pour effrayer les singes", dit le proverbe chinois. Ce vieil adage continue d'être appliqué sans hésitation par l'un des derniers grands pays autoritaires de la planète : il fallait faire de Liu Xiaobo un exemple, lui qui ne menaçait rien ni personne et appelait dans son texte à une démocratisation pacifique. Pour que toute personne tentée de suivre ses traces, et de remettre en question la légitimité exclusive du parti unique, sache ce qu'il en coûte de défier le pouvoir suprême. Et il fallait le faire d'autant plus fermement que le ralentissement - relatif -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u pays pourrait, à terme, fragiliser le régime.

Mais le message, voire l'avertissement, n'est pas seulement à usage interne. Il vaut tout autant pour quiconque, en Europe ou en Amérique, entend donner des leçons de droits de l'homme à la Chine et critiquer la répression qui y reste de rigueur, non seulement contre l'opposition, mais aussi contre les minorités au Tibet ou au Xinjiang. Les Etats-Unis et l'Union européenne ont protesté contre la tenue du procès de Liu Xiaobo. Raison de plus pour faire preuve de fermeté.

Cette condamnation témoigne ainsi de l'assurance croissante de la Chin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Plus que jamais, la crise économique fait d'elle le principal créancier de la planète et de son plan de relance le ressort le plus solide de la reprise mondiale. Cela fait taire bien des états d'âme : quand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ou sa secrétaire d'Etat sont venus à Pékin ces derniers mois, ils ont soigneusement évité la ques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 de même pour le premier ministre français, tout récemment. Les responsables chinois se savent en position de force. Il serait dangereux qu'ils en abusent et renforcent autoritarisme intérieur et nationalisme extérieur.

Article paru dans l'édition du 2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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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 评论：重判是要杀一儆百 想驱逐刘晓波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发表日期 25/12/2009 更新日期 25/12/2009 14:42 TU

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法院判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其辩护律师莫少平不满裁决，刘晓波妻子刘霞说，丈夫决定上诉。

官方新华社在法庭判刑后一小时作出报道，但只提及刑期和强调法院严格依法公开庭审和充分保障了刘晓波的诉讼权利，没有交代法院裁定刘晓波罪名成立和量刑的理据。

刘晓波妻子刘霞认为判刑虽在预料之内，但不讳言属于重，刘晓波向她表示要上诉，她说好，而家人亦支持其决定。

开审时被禁止到法院旁听的刘霞，今晨判刑前获准与九个月未能见面的丈夫会面十分钟，她表示，双方交流至亲近况，刘晓波希望她在外好好生活，而她则转达了亲朋对他的祝福。

刘晓波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有十天时间提出上诉，他说，上诉不是因为是否判得重，而是他们认为刘晓波无罪。

熟悉中国法律的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刘晓波发表的文章没有任何煽动群众以暴力推翻国家政权的成分，定罪证据不足，审讯过程也不透明，暴露内地法制后退。他认为，今次判刑超出当初预期，主因是要杀一儆百，以阻止国内其它异见人士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部分原因是向外国使节的所谓粗暴干预作出报复。

评论：重判是要杀一儆百 想驱逐刘晓波

其中一名被禁止到法院旁听的中国异见人士高瑜接受本台长途电话访问时表示，刘晓波判刑之重，是反映中共把刘晓波视为一个有思想号召力的对手，要把他赶出中国国土，若刑期短，便不足以成为与外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她批评，中国的做法是不智和极端不自信的表现，显示中国的危机感极高，但她坦言，判刑对国内异见人士有心理威胁，有杀一儆百之效，但这亦是对公民运动的宣战，并把追求落实《零八宪章》真的变成一个运动了。

中国政治评论员林和立则向本台形容，重判刘晓波等于中国的软实力倒退三十年，令中国又回到审讯魏京生的年代，亦反映中国的法治水平根本从未有基本的改进。

林和立指出，判刑显示中共正在测试美国政府是否真的敢来硬的。他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十一月访华时表现软弱,中南海大喜,假如这次重判刘晓波之后,白宫只说不做,中共会更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对付异议分子与和非政府维权人士。

林和立估计，这次重判部分原因是针对互联网可能发挥向强权挑战的惊人威力,因为北京虽然已大量投资网络警察,但新媒体的确令执行专政的干部与特警感到头痛，期望用今次判刑杀一儆百。

另一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刘晓波被判监11年是不能接受，判决惹起公愤，天怒人怨。他相信，刘晓波案不可能推翻，但各地的声援或可令刘晓波得到较正常的狱中待遇，又或令他提早获释。

曾因八九民运而坐牢的刘晓波，出狱后坚拒离开中国，坚持以和平方式推动民主，去年底因参与起草及签署《零八宪章》和撰写文章被拘禁，本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法院今早判刑前，十多名外国驻华使馆人员曾一度进入法院，停留约五分钟后离开，未知是否打听刘晓波案件的判决。

公安继续在法院外加强保安，用铁马隔开法院外围，不让一般人接近，而采访区亦改用铁马围起，记者要经身分查核才可入内。

RFI：刘晓波获重刑 美欧反响强烈

发表日期 25/12/2009 更新日期 25/12/2009 21:45 TU

中国当局昨天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著名异议人士、《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作出11年徒刑的判决，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当天接受本台采访表示，她的丈夫刘晓波将对判决提出上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官皮莱夫深表不安

中国当局由北京的法庭对刘晓波作出11年徒刑的判决后，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强烈谴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皮莱夫人当天表示，中国当局的这项判决是“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再次严重限制”，她对此感到“深切的不安”。皮莱夫人还指出，这项判决给中国当局前不久的人权承诺带来了“不祥的预兆”，显示北京再次加强镇压维权人士。

美欧强烈不满

美国、欧盟以及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美国政府当天指出，刘晓波是一位“以和平方式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迫害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人士，这种因言治罪的做法是与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相违背的。美国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

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也代表欧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判决。欧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判决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这项判决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言论自由和公平审判方面的严重忧虑”。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圣诞节发表的简短书面声明中表示，她对中国政府又一次制造因言获罪的政治审判感到不安，对中国政府再次严重限制公民言论自由感到遗憾，她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对刘晓波的判决。

记者无疆界组织：这项判决是一种耻辱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昨天也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表示强烈的愤慨，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释放刘晓波。记者无疆界组织在声明中指出，刘晓波不过是在捍卫言论自由，与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思考中国的政治前途，却因言获罪，要在狱中度过11年。这项判决是一个耻辱。而选择在宗教圣诞节这天宣判，也表明中国当局蔑视人道和宽容的普世价值。

纽约人权观察组织（HRW）亚洲分布研究员贝奎林（Nicholas Bequelin） 认为，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判决非常重，反映出自从北京奥运以来，中国收紧政策，政治环境变得严酷。

总部设在伦敦的大赦国际组织则表示，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之后，令人非常担心《零八宪章》其他签署人以及为中国言论自由而奋斗的人士，也可能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台湾“严重关切”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也对北京重判刘晓波表示严重关注，呼吁大陆当局宽容面对异议人士。台湾陆委会提醒说，北京应该落实已签署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对民众以和平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应展现出宽容胸怀。

台湾陆委会表示，人民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基本人权，也是普世价值；只要透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应该给予最大的包容。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任委员赖幸媛指出，人权是普世价值，不只关心台湾人权，也关心世界各角落的人权。陆委会对人权的看法、态度与立场始终一致。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刘德勳则说，刘晓波个案的发生，也是检验中国大陆政府面对人权的方式。他说，中国大陆政府施政过程中，自由、民主与人权是将来始终要面对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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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中国重判刘晓波

作者 安娜
发表日期 25/12/2009 更新日期 25/12/2009 23:23 TU

中国大陆知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周五宣判，刘晓波被判入狱11年，并且被剥夺政治权利2年。虽然对刘晓波的重刑判决是选择在西方传统的圣诞节，但消息传出，仍受到国际社会的同时谴责。美国欧盟及各国际人权团体都一致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

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尊重所有公民以和平方式发表言论的自由认为，任何打压公民和平表达政治意愿的做法都与国际间公认的人权理念不相符。与美国同时在第一时间对中国重判刘晓波作出反应的还有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代表表示，判处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11年监禁“极为不妥”。欧盟认为，对刘晓波的判决，使人们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及司法公正感到担忧。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对中国“在多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却钳制言论自由”深表遗憾。再就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记者无疆界组织等都纷纷对这一判决结果提出强烈的谴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似乎被人们淡忘了的中国人权问题，一下子又成为“众矢之的”。

在刘晓波被宣判的当天，香港约30名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成员游行前往中联办。他们不仅闯进中联办大门，还与警员和保安冲撞。香港支联会等都普遍批评对刘晓波被判刑太重。曾与刘晓波同为1989年抗议活动领袖的王丹发表声明，呼吁外界正视中国今天现状，即“在经济崛起的掩护下，中共统治实际上正一步步迈向法西斯化”。

据统计，自2003年以来，中国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模糊指控判刑的人超过35人，刑期自1年半至11年不等。而这些案例中，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记录，刘晓波的刑期是2003年来最长的。

事实上，对刘晓波11年的重判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因为通常“煽动颠覆罪”都是5年以下量刑，即使被冠以“罪行重大”也很少有人超过10年。网上署名刘路的文章就认为，刘晓波的“罪证”其实就是6篇350字的文章和《零八宪章》。而写过被当局认定为“煽动颠覆”文字的异议作家几乎都能找出6篇文章350个汉字；参与签署《零八宪章》的也早已达到上万人，组织和推动宪章运动的也不少于百人，为什么只抓一个刘晓波，并重判11年？所以，任何一个哪怕抱有最善意理解的人都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审判，因为它没有任何法律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在中国异议人士的阵营里，长期以来存在着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野，其中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通过完善法治、保护人权、推行渐进式的和平演进，减少震荡，避免动乱，经过一段比较合理的时间过渡，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其实这也是《零八宪章》描绘的路线图。但当局对刘晓波的重判让那些“温和派”知识分子彻底失望，刘路的文章就说，其实当局并不管什么激进派、温和派，2006年抓了激进的高智晟，判三缓五让他人间蒸发，2009年又判温和派的刘晓波，扔进大牢11年叫他彻底失声。但重判刘晓波可能反而在国际间高高竖立起他的道义形象。

而《公民维权网》发表声明，称对刘晓波的判决是“黑暗、愚蠢和耻辱的判决”。声明指：“公开地表达思想是对作为每个人的存在和意义的确认和保障，昭示着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诸领域面临着空前的、广泛而深刻的危机和挑战”。“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中国对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其所作所为也必将对人类及其发展进程产生和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后果。只有终止和摒弃“文字狱”，我们才可能“仰望星空”，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开辟未来。任何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强制地推行某种思想，或阻止和压制某种思想，这都是专制的表现。而思想之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洒满了自由的光辉”。

上海浦东南汇合并 富余公务员将拿全薪“早退”

来源：新民晚报·新民网 2009年12月25日11:47

　　东方早报12月25日报道 　昨天，早报记者从浦东新区政府有关部门获悉，因原浦东新区、南汇区两区合并后，人员较多，浦东经批准实行“阳光政策”，即浦东新区男性1952年前出生、女性1957年前出生的政府公务员退出现职、现岗。

　　浦东新区一位1952年前出生的男性政府公务员告诉早报记者，“按这一次区里的要求，我要退职、退岗，领导已找我谈过话，近期可能就会回家，我已退出了主要工作内容。”

　　早报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商务委、浦东新区农委、浦东新区环保局、浦东新区机关党工委等多个部门得到了证实，浦东新区政府公务员，无论之前来自于原浦东新区，还是原南汇区的，符合这一条件的，“阳光政策”全部普照，这些公务员都需腾出位子，退职、退岗。

　　据知情人士透露，实行“阳光政策”，是因为“两区合并后，人员多出来了”。提前退下的公务员将仍享有100%的奖金、工资，但明年的世博津贴不享受。对此，符合“早退”条件的公务员表示，“听说也是奖金工资全拿的，具体的，也不清楚。”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浦东新区里‘一刀切’的风声早起，但之前没有公布具体出生年限，全都是最近才刚刚公布，浦东环保局上周开了大会宣布，他们涉及到的人员约10人，原浦东新区的4位，原南汇区的6位。”

　　据了解，这一“阳光政策”目前并未普照到浦东新区事业单位。

　　早报记者从浦东新区各街镇获悉，虽然他们也已经陆陆续续听说浦东新区政府公务员的“阳光政策”，但暂时并未在街镇层面上推行。

　　据透露，这一次的“阳光政策”实行归浦东新区组织部管。然而，浦东新区组织部并不愿就此事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

一个重口味段子

http://ssnly100.blog.163.com/blog/static/115633920091123111641594/

1984BBS看来的，据说出自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毛问几个大佬：如何让猫把辣椒吃下去？

少奇同志第一个回答说：这还不简单，找人抓住猫，把辣椒塞丫嘴里，用筷子捅下去。毛惊恐地说不行，这是强迫人民。

恩来同志想了会说：把辣椒裹在肉里，猫就会吃下去。毛断然拒绝：不行，这是欺骗人民。

大家问毛有何高招，毛说很简单，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猫就会自己掉头把辣椒舔掉，而且为自己能这么做感到很高兴。

十一年，它给自个儿算命呢……

算得还真准。

RFI：中国重判刘晓波 遭致各界强烈谴责

发表日期 25/12/2009 更新日期 25/12/2009 10:54 TU

今天是圣诞节，祝各位节日快乐。在中国，现在除了基督徒以外，甚至许多青年人也在庆祝这一节日。但是，圣诞之日从北京传出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国当局把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签署活动的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十一年徒刑。刘晓波因呼吁中共政体民主化而被判刑，许多民间组织，以及美国政府都出面揭露北京当局因言治罪的行为。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下个星期一将度过54岁生日，曾挺身而出参加八九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他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从捷克七七宪章获取灵感的零八宪章，主旨在于呼吁在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实施宪政。

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在得知刘晓波被判决的消息后，在第一时间纷纷作出反应：请听本台纽约特约记者尼安刚刚发来的报道：

在法院宣布对刘晓波的判刑后，刘晓波并没有被允许说话。在听到判决结果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接受本台记者小妍的采访时，表示：就是他们先唸了判决书，判决书有11页吧，唸完了以后，就判了11年，对，时间很短， 我和晓波都非常平静。

您在这次之前有多久没见到刘晓波？

九个多月了吧。

那您看到他在庭上的精神状况还好吗？

看上去还不错。

您当时听到判刑的心情，是不是觉得11年过重 ?

我觉得他一天都过重，别说11年了 ，这是因为完全没有道理。

我们知道您与刘晓波都不接受“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现在打算如何做？

晓波准备上诉。

还有其他救济的方式？

那还能有什么方式呢！

您今天去法庭是不是都受到公安严密的监视无法与其他人接触？

对，他们带我去对我回的，开车。

那您现在与刘晓波的律师们有无对策的共识？

这个东西都没有讨论，因为我今天实在太累了，就准备回家休息了。

我能理解您现在复杂的心情， 但接下来打算这么做？

我能…我打算就好好每月到 日子就去看刘晓波，给他送书给他写信，对我能做的做只有这些。

对这个判决您觉得最不公平的地方为何？

以前我说了前提就不公平，国家宪法都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然后你这个政权要是比宪法还大，那你说，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王丹今天指责此举是当局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另一桩暴行。王丹说，从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上帝让谁死亡，必先让谁疯狂。他再次呼吁外界正视中国今天现状，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掩护下，中共统治已经一步步迈向法西斯化，我们必须有所警惕。

美国今天再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官员对刘晓波被当局以颠覆罪判处十一年徒刑后发表简短声明。表示美国政府对异议人士刘晓波被判刑深切关注，指这做法与保障和平表达自由的国际法规不符。

美国再次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刘晓波。美国国务院除表达高度关切，并呼吁中国应立即释放刘晓波。

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刘晓波是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理念，中国判处刘晓波徒刑违反了自己所签署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虽然中国外交部周四严辞指责外国就刘晓波一案发言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但美方周五重申，刘晓波已因和平表达意见被拘留超过一年，美国继续要求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以保障民众有和平表达意见的基本权利。

据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报道：香港多个团体到中国政府驻港机构外抗议和示威，签名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言责，一度引起冲突。

维权网在刘晓波被判刑后发表声明指出：刘晓波仅仅因为践行中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就遭到政府的违宪重判，这严重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以及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也严重违反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明确表示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表达权”、“采取有力措施，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的承诺。

另外，被禁止到法院旁听的中国异见人士高瑜接受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长途电话访问时表示，刘晓波判刑之重，是反映中共把刘晓波视为一个有思想号召力的对手，要把他赶出中国国土，若刑期短，便不足以成为与外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高瑜认为中国的做法是不智和极端不自信的表现，显示中国的危机感极高，但她坦言，判刑对国内异见人士有心理威胁，有杀一儆百之效，但这亦是对公民运动的宣战，并把追求落实《零八宪章》真的变成一个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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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疯人院里的红歌会

今天 （2009年12月25日），北京消息传来,刘晓波一审被判11年徒刑。

他的律师尚宝军说，刘晓波案的判决是于1997年中国政府将“反革命罪”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判刑最重的一例。

北京的学者许志永在twitter 上说，“在这个爱与宽容的日子（圣诞），我看见一个被仇恨和猥琐扭曲的脸，向整个人类文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就是流氓，我他妈的怕过谁！”

崔卫平教授说，“30年前魏京生判了15年，30年后刘晓波判了11年，我们用30年的时间，换来4年的进步。”

刘晓波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去年11月，在北京万圣书店内，在场有刘晓波先生，他的妻子刘霞女士等人。当时说到宪章的事，这位朋友说，“这可能会被抓的，我不想晓波师再坐牢。”

当时，刘晓波说，“若是和平的宪章签署都要坐牢，我就坚决去坐。”而刘霞说：“他已无畏，我坚决支持。”

对刘晓波的审判，给2009年的结束，抹上了悲剧性的一笔：中国历史的逻辑仍然没有改变——暴力最强者主导一切，获取血酬的逻辑没有改变。

如约翰·罗尔斯说的，一个国家无论多有效率，多么强大，如果他建基在不公正的制度上，便不值得我们追求。这样的中国模式，这样的“大国崛起”，让人不由得如许志永博士所担心的“一百年后，难道悲剧还要重演吗？”

中国的媒体对刘晓波案保持了一致的沉默。有门户网站转载了昨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官方发言人就关于刘晓波被审判等话题，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的全文，以此作为沉默的抗议。

下午，网友们则人肉搜索出刘晓波案主审主审法官贾连春的资料。除了刘晓波案外，他还在2006年12月12日秘密审判过高智晟，在2003年5月28日审判过北京“新青年学会”的颠覆案。

王丹在twitter上说，“我们要记住他的名字。不要说什么“是上级让我干的”，阿伦特讲的“平庸的邪恶”就是说这个贾连春的。他也要受到历史的和法律的审判。”

吊诡的是，今天中午，中国大陆的网络编辑透露，来自“真理部”，具体而言，国新办网络局的最新指令：“各搜索引擎提供商将“11年”设为一级屏蔽词”。

记忆在产生的时候，就被抹杀。一切正如奥威尔在其大作《1984》中写的，“历史与记忆在被不断地抹杀，而抹杀本身也被迅速遗忘。”

回到本周的话题，我想介绍下一个月前，在四川省资阳市举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红歌”，也就是“革命歌曲”比赛。

与今天北京刚发生的悲剧相比，这是一场喜剧，或者说是闹剧。他们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家，有着同样的荒谬。

根据《资阳日报》11月28日的报道，11月26日下午，在资阳城北莲花山上的市精神病医院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

记者陈源根写道，现场“歌声嘹亮，激情四射，雄浑悦耳！”他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这次歌唱比赛最让人震惊的是，该院的医护人员将和精神病住院病人同台演唱。

据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上下都唱红歌，病人也想通过唱红歌来表达热爱祖国之情。医院以病区为单位，组织一次精神病人唱红歌比赛，搭建和谐桥梁。

资阳市精神病医院的做法颇有渊源，1971年8月10日的《人民日报》就曾报道，《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该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医疗实践，为医治好精神病闯出了一条新路。两年多来，这些医务人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辅以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疗，使许多精神病人恢复了健康，重新走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记者说，医护人员和精神病住院病人们“歌声整齐、嘹亮、悦耳、动听。他们豪情满怀，饱含深情，用自己的歌喉歌唱祖国，展示了对党的忠诚之心，热爱之情，用动听的歌声唱出了市精神病医院的风采，唱出了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敬意。”

这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落下了帷幕，据《资阳日报》的说法，“这次比赛将在永远烙印在精神病人的脑海里！”

网友说，此刻，“医生和病人产生了精神病学史上罕见的精神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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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群精神病 集体讴歌共产党

赵牧 @ 2009-12-25 9:49

附链接：http://smzj.ziyang.gov.cn/display.asp?id=1016

附截图，新闻发源地，重庆资阳

为庆祝伟大祖国母亲60华诞，丰富住院精神病人的文化生活， 11月26日，在市精神病医院操场举行了“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同唱红歌比赛”。此次比赛由医院策划组织，精神科全体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积极参与。他们用美妙的歌声，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向祖国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

该次比赛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老龄办主任何正月，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纪昌兴等领导亲临现场与广大医护人员及住院患者共同观看了红歌演唱比赛。

通过本次比赛，极大的调动了住院患者们的热情，培养了大家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对我院的康复治疗与共建和谐医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体参赛住院患者精神饱满，士气高昂，用他们整齐的队列，飒爽的英姿、嘹亮的歌声接受医院特邀的市文艺界专家评委的检阅。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进新时代》、《阿瓦人民唱新歌》等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歌曲在操场上飞扬。女康复病区演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和《阿瓦人民唱新歌》，以别出心裁的二重唱，整齐的用手击拍，从参赛队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一等奖。此外，男治疗二病区、老年精神科二病区分别荣获二、三等奖，康复科荣获本次比赛的组织奖。

国内网络反围剿斗争形势图

如何进一步提高网上新闻标题制作水平

（2009年第九期互联网新闻业务培训班个人论文）

起草人：空中网金健宇
日期： 2009年11月22日

摘要：

　　互联网让新闻的传播速度得到了飞速发展，网友也有了更大的信息量和更多的阅读选择。为了让网友在众多的新闻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新闻标题制作水平的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新闻标题的制作水平，除了要做到精简要素、"包装"要素、突出重点的基本要求之外，还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突出政治的正确性。在拟定标题时，不仅要做到正确准确，还要考虑党和国家以及政府的立场，不能为了追求噱头和看点，而影射、损害甚至抹黑党和国家、政府的形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新闻标题的质量。

　　对于手机新闻媒体来说，新闻标题的制作要求更加严格。除了要做到互联网新闻标题的要求，还必须精练语言，精简文字，使得尽可能多的内容在更少的文字里表达出来。

　　论文正文：

　　新闻标题是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得到极大的提升，新闻的传播量也因此形成了井喷之势。在面对如此大量信息的时候，网民往往通过浏览标题来决定是否阅读这则新闻。互联网新闻的标题便由此显得格外重要。

　　一、提高网上新闻标题制作水平的重要性

　　国外的一项调查显示，针对一个新闻页面进行的调查，页面上有56%的标题被参与调查的读者们阅读过，相比之下，只有25%的新闻报道正文被阅读过。而在国内，网民看新闻只阅读标题的比例则高达80%，点击网页详细看新闻的比例甚至不到5%。

　　以上调查结果至少告诉我们两个问题，其一，国内国外的互联网使用者对互联网新闻的阅读习惯有很大不同，但是其浏览标题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的阅读方式却是相同的。其二，新闻标题对网络新闻的重要性尤为巨大，可以说新闻标题决定着新闻的总体浏览量。因此，提高网上新闻标题制作水平，对于新闻网站来说是十分基础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

　　二、提高网上新闻标题质量的基础要求

　　其实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的新闻标题，最首要的还是以尽量简短的文字来概括新闻的内容，从而使读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新闻的内容。而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网上新闻的量更大，集中展示度更高，因而新闻标题的简洁明了需要更胜一筹，才能最快被关注，夺人眼球。

　　做到这一点的好标题，需要达到以下几个要求：

　　1.真实准确。要点出新闻的核心内容，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同时，要避免含混不清，词不达意，更不能夸大其词、脱离事实。如空中网新闻标题《美总统译名爆奥巴马欧巴马之争》，14个字事件点明，并做到了尽可能详尽地说明。

　　2.简洁精练。受网页版面的约束和阅读心理的影响，新闻标题必须简洁凝练，切忌冗长拖沓。如空中网新闻标题《北京现首例甲流重症愈后病亡者》，如此短的标题就包含了如下信息：新闻出现的地点是北京，该死亡者曾经患过甲流重症，该患者的甲流被治愈了，但是后来又病亡了。一个14字的短标题，竟然包含了如此多的内容。

　　3.言语生动。一则新闻要引人注目，标题的生动活泼是至关重要的。如空中网标题《巴国塔利班头目要求"血战到底"》，巴基斯坦最近正在大力围剿塔利班，塔利班的反应自然备受世界关注。以直接引用原话的方式直接表明塔利班的态度，比转述要更加生动、准确和震撼人心。

　　4.要点突出。新闻标题好像人的眼睛，必须把最为重要的新闻事实表达出来。也只有把你所报道的新闻的最重要的部分在标题中表现出来，你的新闻才更有可能被读者关注。如空中网新闻标题《CNN列15大理由渲染"中国威胁"》，很醒目地提出了要点，几个热门关键字的出现，很自然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

　　5.朗朗上口。避免使用普通读者难以理解的行话、俚语甚至方言。最好的标题，要读起来有音律性，抑扬顿挫，当然，这属于更进一步的要求了。

　　三、提高网上新闻标题质量必须要讲政治

　　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知道，做新闻首先要讲政治，作为新闻重要部分的标题，当然尤其要突出政治的正确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拟定标题时，不仅要做到正确、准确，还要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政府的立场考虑问题，不能为了追求噱头和看点，而影射、损害甚至抹黑党和国家、政府的形象。

　　比如最近某国际组织发布了国际清廉指数，中新社标题的重点放在"新西兰第一、索马里垫底"上，但是有些网站偏偏找出"中国排名第79"来作为标题，进行炒作。且不论这个国际组织的排名是否客观和科学。固然这样的新闻标题更加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但是无形中却在网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实际上是丧失了政治觉悟。

　　讲政治当然更不能夸大和造假，以不存在的新闻点来创作标题，不仅是没有政治觉悟，简直连做新闻的最基本素质都丧失了。

　　最现成的例子就是彭波局长在为我们讲课时提到的那条关于"医生流动限制"的新闻标题，中青报的原标题是《看病难:医生流动新"围城"》，讲得是因为被制度卡死，协和医院的医生不能自由流动的现实情况。该新闻被多家网络媒体转载，也被多次更改标题。有的网站使用的标题是《中国医生流动被制度卡死人民看病逼上大医院》，这样的说法还是较为准确的。但是有的网站给出了《中国医生流动被制度卡死全国人民看病逼上协和》这样的标题，就有些偷换概念耸人听闻了。因为文中只是提到因为制度问题，造成协和医院的医生不能自由流动，但是并没有说因为这样全国人民就都非得到协和来看病。这样自以为高明的拟定标题的方式，不仅严重背离了事实，还制造了莫须有的社会矛盾，放大了新闻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进而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这样的指鹿为马是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必须坚决杜绝的。

　　四、手机媒体新闻标题的特殊性极其质量提高的探讨

　　我来自手机门户网站空中网，对手机网站的新闻标题与互联网网站的众多不同有很深刻的体会，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探讨一下手机网站如何提高新闻标题质量。

　　相对于互联网网站来说，手机网站因为有网页宽度的限制，对于标题的要求更加严格。每个新闻标题，除了要达到概括内容、政治正确的要求外，还要严格控制字数在12―14个的范围内，因而在拟定标题时更加费工夫。

　　根据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我对精简标题、提升手机网站新闻标题水平的方法做出如下总结：

　　(1)有已经约定俗成的简称的人名，可以使用简称。比如"陈水扁"，可以简称"阿扁"，甚至"扁"。但是不能把"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简称"胡总"、"温总"，因为这样不够严肃，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

　　(2)各省市的简称要烂熟于胸。一些较长的地名也可以简称。如"乌鲁木齐"可以简称"乌市"，"齐齐哈尔"可以简称"齐市"。

　　(3)国际新闻标题中出现译名较长的组织机构名称，可以用其英文缩写。如联合国U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3、标题里用到标点符号和数字，尽量试用英文标点和阿拉伯数字，因为它们只占半个汉字字符格，可以节省空间。

　　4、必须格外重视的一点是，虽然简略是重要的，但是要分清楚哪些是可以精简的，哪些精简了会引起歧义。否则宁可牺牲部分新闻点，也要保证标题的准确性。比如空中网最近出现过的一个标题――《"钓鱼"受害者要求城管央视道歉》。该标题字数合格，内容清楚，且新闻点突出，但是却引起严重歧义。因为文中的意思是"'钓鱼执法'的受害者孙中界要求上海城管上央视等媒体公开道歉"，而标题的意思仿佛是要求"城管"和"央视"一起道歉，这就产生理解的严重偏差。省略了一个介词，就出现如此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以后要引以为戒的。这个标题后来修改为《"钓鱼"受害者要求城管公开道歉》，虽然没有了"央视"这个大的新闻点，却保证了新闻标题的准确性。

　　总结

　　有人说过，好的新闻标题就是新闻的明亮的"眼睛"，读者透过这双"眼睛" 看到新闻的"内在"。那么我觉得，网络新闻的这双"眼睛"不但要明亮，而且还尤其要美丽，因为它不仅要传情达意，还要吸引大家的眼光。而对于有责任的媒体从业者来说，我们还要让这一双"眼睛"是健康的、向上的，要多多传达美丽的积极的东西。

　　根据几天来的学习，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名传媒人的责任和义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不但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也要丰富自己的政治修养，多一份责任感，多一些政治觉悟。这不但是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提升，也是对公司发展的促进，推而广之，也是对这个社会甚至国家的一点贡献吧。

RFI：著名中国宪政学家张博树被社科院哲学所除名

发表日期 21/12/2009 更新日期 21/12/2009 11:24 TU

中国著名宪政学家张博树于2009年12月21日上午，接获其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限期调离的决定。《决定》称张博树因违反哲学所有关请假规定而决定将张博树调离哲学研究所，自行择业，择业期限为三个月。择业期满后，哲学研究所将不再保留张博树的人事档案关系。也即意味着将张博树从社科院除名。

张博树针对哲学所这一决定发布了声明。声明表示：“本人接受日本庆应大学和美国罗杰·威廉姆斯大学邀请，于今年7月13日到7月20日和今年8月27日到10月17日分别赴日本、美国作学术访问，事前均按照社科院有关规定提出出国学术交流申请，但哲学所以“交流题目涉及政治，过于敏感”为由，未予批准。这个荒唐的决定本人当然不会服从。这就是所谓“旷工两个月”的事实真相。”

张博树认为：哲学所以“旷工”为由做出对其“限期调离”的“组织处理”，其实是在掩饰把本人“扫地出门”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他本人这些年来发表的大量批评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主张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文章、书籍、言论。但这真正原因是哲学所上不得台面，见不得阳光的。完全违背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原则，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有关条款，违背中国政府已经庄严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违背现代文明世界的基本准则。

研究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

张博树1955年出生于北京，1991年起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著有中、英文专著多部。近年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成败的研究，并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确立为其研究主题。

今年中国“六四”惨案20周年纪念之际。张博树在香港出版《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此书为“张博树文集”的第三册，该文集的前二部著作《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已于2008年相继出版。由张博树主编，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合著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夕出版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张博树由于一直坚持独立研究立场，在哲学所长期不能晋升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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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关于社科院哲学所限期调离决定的声明

发表日期 21/12/2009 更新日期 21/12/2009 11:32 TU

今天（2009年12月21日）上午，哲学所副所长余涌、副所长孙伟平和人事处长许秀婷约我到所，当面宣读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关于张博树限期调离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张博树，男，汉族，1955年11月出生，1991年7月到我所工作。今年以来，多次违反工作纪律，未经请假和批准，擅自出境，连续旷工一个多月，累计旷工约两个月。

根据人事部《全民所有制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之第三条第四款“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可以辞退的规定和《哲学研究所关于请假的有关规定》第四项第2条“凡未经批准自行出国、休假者按照旷工处理”等规定，经2009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张博树调离哲学研究所，自行择业，择业期限为三个月（自2009年12月21日起至2010年3月20日止）。择业期满后，哲学研究所将不再保留张博树的人事档案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盖章）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以上《决定》，本人特作如下声明：

第一，本人接受日本庆应大学和美国罗杰·威廉姆斯大学邀请，于今年7月13日到7月20日和今年8月27日到10月17日分别赴日本、美国作学术访问，事前均按照社科院有关规定提出出国学术交流申请，但哲学所以“交流题目涉及政治，过于敏感”为由，未予批准。这个荒唐的决定本人当然不会服从。这就是所谓“旷工两个月”的事实真相。

第二，《决定》以“旷工”为由做出“限期调离”的“组织处理”，其实是在掩饰把本人“扫地出门”的真正原因。根据中共中国社科院党组2006年11月30日决定印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决定》，社科院的学者必须遵守这样一些“有关政治纪律的行为规范”，诸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不得公开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言论”，“在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学术交流规定》。我院人员在境外出版书籍、在境外媒体和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和言论前，须报所在单位领导审阅同意”，“不得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和反动、错误观点；不得参与非法组织或个人发起的有政治违纪内容的签名、串联、‘纪念’等活动”，“不得违反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准发表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等等。而我本人这些年来发表的大量批评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主张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文章、书籍、言论，在社科院那些保守的领导人眼里，显然违背了上述“政治纪律”。这才是社科院犹豫、踌躇了好几年，几次“动作”又不彻底，最终仍然不得不把我“扫地出门”的真正原因。

第三，这些“政治纪律”之上不得台面，见不得阳光，几乎用不着再做什么解释。它们完全违背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原则，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有关条款，违背中国政府已经庄严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违背现代文明世界的基本准则。这种社科院内部的陋规恶法，早已到了应该彻底革除的时候！

第四，有鉴于此，本人不接受哲学所的这个《决定》。社科院是靠公共财政支持的学术单位，也是本人发挥所长，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贡献才智的岗位。我不会“限期调离”，并保留就这个《决定》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为了推动社科院的改革，为了中国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为了免除更多人遭受专制之害，本人特把哲学所的《决定》和这个“声明”公之于互联网，同时公布一年前本人写给哲学所领导的两封信，以便公众评论。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没有人愿意做历史丑角和恶人。毕竟，我们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承担历史的责任，不管这个责任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张博树2009年12月21日下午16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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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我为什么要申请应聘社科院研究员

发表日期 21/12/2009 更新日期 21/12/2009 11:35 TU

就社科院改革再致哲学所领导信

各位所领导：

这是写给各位的第二封信。前一封信我谈了关于08年年终考核结果的意见，对本人考核“不称职”提出异议。这封信我想谈谈对社科院改革的看法，同时正式提出：本人要申请应聘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

关于我的“职称”问题，各位所领导最清楚。我从1991年获得社科院博士学位、留在哲学所工作后，迄今已经18年，许多朋友以为我早就是社科院的研究员，其实，本人既不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也不是社科院的“副研究员”，而只是社科院的“助理研究员”，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这个“助理研究员”已在海内外出版9部学术专著，发表了上百万字的学术和政论文章。

为什么会是这样？事情要追溯到1993年本人在香港《二十一世纪》（第17期）杂志上发的一篇短文，这篇本来是讨论批判理论的小文章谈了几句和六四有关的话，结果捅了马蜂窝，被所里强行“帮助”，年底申请晋升职称也被要求先就这篇文章“表态”，而我这个人天生执拗，死不认“错”，晋升之事自然泡汤。在以后的这些年中，我曾以拒绝参评表示过抗议，也以恢复参评表示过和解，但总的结果是无结果，一拖就是18年！

不要以为我谈这些只是在为个人遭遇的不平抱怨，尽管本人有足够的理由这样作。我是在为我们社科院着想，为我们的学术事业着想。社科院是用公共财政支持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它本来应该为社会提供最优秀的思想和社会科学产品。但现行体制禁锢了学者的思想自由和学术创作自由。特别是在与中国现实政治相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被要求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能有独立见解和批评性意见。谁胆敢破此“规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这种体制、这个氛围内怎么可能产生思想，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学术呢？

但事情不会总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正在向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近。一党垄断意识形态的格局终将被打破。公共学术终将获得它应有的独立。

社科院也在改革。社科院的改革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社科院的改革者必须有这样的战略识见，才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

前不久，王伟光副院长在一次院内讲话中强调社科院的任务应该是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多出勇于创新的拔尖人才，这才是判断社科院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怎样才能“出精品”、“出拔尖人才”？“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只有从不合时宜的习惯做法和固有思维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深化改革”。

我很赞成王副院长的上述主张。社科院传统的学术评价体制、“职称”晋升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等基本上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它们在很多方面早已经“不合时宜”。必须根据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原则，改变社科院的传统学术评价体制和评价标准，鼓励人们勇敢地去思考，去写作，才可能出现人才辈出的局面。

我建议，社科院的改革不妨就从纠正类似我这样的明显荒唐的“案例”入手。为此，我这个“助理研究员”愿意借此次聘任制改革的机会，越过“副研究员”这一档，直接申请应聘社科院的“研究员”。

我拟提交两部作品供所内和院内同仁审评，一部是《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另一部是《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批判》一书是本人过去20年学术心血的凝结。这本书没有回避、而是直接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痼疾，进行系统、严肃地哲学反思，试图勾勒一个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演进及其扭曲的原创性的批判哲学体系框架。事实上，我把本书的写作当作直面本土问题、构建中国批判理论的一次认真的尝试。目前完成并出版的只是这部书的第一卷，后边还有五卷将在今后15～20年内陆续完成。我坚信，学术评价不能只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标准，以当政者一时的是非为是非，而要有独立的历史判断尺度。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学者独立思考问题，创作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精品。

《报告》一书则着眼于当今中国现实，就中国宪政改革的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等作了深入、系统的研讨。我们社科院不是总强调要作“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团、思想库”么？我一直以为，“思想库”的任务是提供独立见解和政策主张，特别是提供有助于警醒当政者的批评性意见。如果只是给当政者的既定国策当“阐释者”、“宣传者”，那不是“思想库”，只是宣传处。我的这份《报告》带有国策建议书的性质。《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已经追求了100年；中国现存政治体制是我们这个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融入世界普世文明的最大障碍。执政党应该有勇气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引领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职责，同时完成共产党执政理念和组织系统的自身转变。该报告在互联网发表后，在海内外获得广泛好评。

各位所领导：

就个人而言，这些年为了我所钟情的独立学术，我和我的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今天的月工资（基本工资和各类补贴加在一起）不足2500元，这大概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找工作时通常得到的报酬。《批判》和《报告》两书能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完成，得益于信念的力量。老实讲，“职称”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我的工作被公众认可、被历史记录就足够了。但既然“职称”在现存体制下是和收入挂钩的，为了继续完成《批判》一书的后五卷，我有理由要求改善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那句话，社科院是用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即便明天社科院领导就让我“下岗”、甚至把我“扫地出门”，我今天仍然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从事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权利。

此致

敬礼

张博树

2008年12月2日

德国之声：巴尔干三国公民前往申根国家免签

从周六（12月19日）起， 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的公民去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再受签证限制。这三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政府都加入了申根协议。这是近二十年后，来自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的公民再次得以在欧盟范围内自由出入，但其中不包含英国和爱尔兰。另外，他们去非申根协议国家瑞士和挪威也不再需要签证。那么塞尔维亚的730万人口，马其顿的210万人口和黑山的67万人口，对这样的自由出入会感到激动吗？

这是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一条小巷子里的人气咖啡馆格林耐特。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前来光顾，他们看上去和在柏林或是布鲁塞尔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许多的年轻人还从来没有认识过外国同龄人。根据2006年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在塞尔维亚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大学生们从来没有去过国外。

除了资金问题以外，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在1991年战争开始后，南斯拉夫公民如果要前去欧盟就需要签证。此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很快解除了出行限制，但是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山、马其顿还有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公民们还不得不继续在欧洲使馆前大排长龙。几年前，亚历山大·博克丹诺维克曾经受到邀请去意大利的一所大学进行六个月的实习。

"我必须要准备无数的材料。那可是一大叠文件，我必须要去使馆和签证人员打交道，因为我还需要意大利官方的额外批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还被告知，我需要的不是学生签证而是工作签证。但我解释说，之前使馆打电话告诉我需要的却是旅游签证。最后他们告诉我，我应该自己决定到底想要申请什么样的签证。然后我就完全放弃了，因为这实在太麻烦。"

对于外国使馆这种专横的工作风格到底是事实还是只是个人意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那种在某个欧洲国家不受欢迎的感觉给人留下了苦涩的味道，米茨万茨格回忆说：

"那所有一切都让我很不爽。直到今天，如果为了等签证结果不得不去领事馆的话，我仍然还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如果被拒签的话，连个解释都没有，令人感到丢脸。"

这种出行的限制总是十分严格，对于公民维权人士来说有时简直难以理解。他们指责说，一些老人的孙子孙女出生在欧盟国家，但这些想前去探望的爷爷奶奶却出行受阻。因为使馆会担心这些老人一旦出去会不再回国。而商务人士们多年前往国际展会之后，在几年内他们都将毫无理由的无法再次得到签证。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马其顿和黑山的年轻一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只有年级稍长的人们还记得从前那段时间，拿着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护照在任何地方都受到欢迎。

"从前我是国王，大家都喊着铁托, 铁托……年轻的时候我就到处都去过了。光罗马尼亚我就去了76次，因为我的父母就住在离边境只有40公里的地方。我还经常去匈牙利，去意大利。我的新婚蜜月就是在罗马度过的。奥地利我也去过很多次，德国超过20次，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

佐兰·格鲁吉克如此回忆到他幸福的七八十年代。如今四十五岁多的佐兰在贝尔格莱德做一名木匠。每周末他都在格林耐特咖啡馆附近的商业街上买手工制作的纪念品。他和其他大多数塞尔维亚人一样，对于周六开始前往欧洲不再需要签证感到十分高兴。

对于这三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来说，重新获得免签证自由是西方国家向他们发出拉拢的政治信号。官方的理由则是，这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这三个国家都引进了电子护照。而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还需要提高他们护照的安全保证。

在塞尔维亚，许多航空公司都在这免除签证的第一个月中提供打折优惠。比如塞尔维亚航空公司就推出了来回法兰克福只需100欧元。但是对于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来说，平均需要465欧元的一次海外旅行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作者：Filip Slavkovic/月洋

责编：乐然

RFI：重庆打黑潮进入了深水期 央视“1+1”栏目制片人被换

本台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上海报道

重庆打黑潮进入了深水期。
12月13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在重庆打黑案件中，为涉嫌“黑社会”的龚刚模提供辩护的律师李庄、马晓军等20人被重庆市检查机关批准逮捕，罪名是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12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1+1”栏目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接受主持人董倩采访时，对重庆检警的做法发表了批评性的意见。
此后，重庆市官方在其控制下的“华龙网”，发表多篇网评员文章，如《何兵到底是在为谁说话?》、《1+1邀请何兵谈李庄，是因他刚喝完夜啤酒？》等，对央视“1+1”栏目以及何兵教授本人大加批判。
最新的发展是，北京媒体人士转述央视内部消息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致电央视新任台长焦利，要求处分《1+1》栏目制片人。在新闻频道主持人等的斡旋下，最后，央视决定，将《1+1》和《新闻周刊》制片人对调。
此前，重庆市官方安排了《中国青年报》做独家采访，在官方发布消息后第二天，（12月14日）刊发。该报道刊发后，由于单方面报道重庆官方立场，未做平衡报道，引发外界质疑。
中青报的报道称：“李庄，48岁，混迹律师界十余年，其所在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在京城也颇有“背景”。并说，李庄一到重庆就炫耀自己“上面有人”，多次说“你知道我的背景是什么吗？”、“我的头儿是谁你知道吗？
有北京消息人士称，康达所的负责人是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傅洋。
中青报报道说：“在龚刚模按响报警铃之前，律师李庄等人违法操作、妨碍正常司法的行为已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巡查民警多次批评和警告，李庄仍置若罔闻，看守所依法作了详细记载。”
对此，中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律师认为，《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权不受侵犯，会见不被监视。但是，从中青报的报道中，李庄律师办案中受监视的迹象非常明显。
他认为，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是明显违法的行为，却被中青报报道成正面行为。而在中青报报道中，多处不加说明地援引官方说法，陈有西认为，这是“媒体定罪，未审先判，将涉嫌犯罪定性为已经犯罪。”
媒体人石扉客说，“中青报在重庆打黑案的表现，既侮辱了该报曾经令人尊敬的职业传统，也已经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
而何兵教授上央视“1+1”节目时，正是对中青报的报道中，重庆市官方透露的案情进行质疑，他认为，李庄身陷“造假门”很可能是涉黑犯罪嫌疑人律师反咬律师一口，从而达到自己立功的目的。
中青报操刀该报道的记者郑琳回应对李庄案报道质疑说，“从目前来看，支持的也好，反对的也好，多是从情感出发，从思维惯性出发。”她认为，“应该回到事实本身，回到证据。”
石扉客质疑说，“既然这样，她为什么把报道写成那样？好像跟真的一样？”
今天（16日），中青报继续刊发独家报道，在重庆警方协助下，他们采访了拘押中的重庆律师吴家友，他和李庄一起为龚刚模辩护，吴家友发布一封公开信，自承有罪。
而李庄律师仍然坚持无罪，并说,“打黑不能毁在程序正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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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周瑞金

　　周瑞金搜狐博客：http://zhou-ruijin.blog.sohu.com/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问：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问：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问：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问：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问：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问：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问：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问：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问：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问：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问：“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周瑞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问：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问：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问：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问：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本文原载SOHO中国的内刊《SOHO小报》）

　　被采访者简介：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改革不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

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 一级律师
　　　　
陈有西
　　　　
《中国青年报》记者郑琳、庄庆鸿12月14日发表于该报的《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近20人被捕》的文章，违背基本的新闻原则，将一个事件报道写成时政评论，对中国律师业和《律师法》肆意诋毁，对中国执业律师进行无知的不负责任的贬损，对个别律师的行为进行渲染和夸大，对一宗尚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定性的事件先进行媒体审判和媒体定性，充满了对现代法治意识的无知和偏见，严重诋毁中国律师业的形象，应当进行严肃的澄清。
　　　　
第一， 官气十足，媒体定罪，未审先判，将涉嫌犯罪定性为已经犯罪。
　　　　
该文称：“12月13日，“律师造假门”始作俑者李庄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一起国内罕见的涉黑案件“律师造假门”被急速曝光。”哗众取宠迎合网络热门手法杜撰出一个“律师造假门”。“批准逮捕”只是尚无定罪效力的强制措施，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造假”，是对被告进行合法帮助，还是在造假，按中国今天的司法制度，并不是由公安和检察院说了算。这两个机关没有确定权力。所谓“急速曝光”，13日的批捕，14日独家报道，只是该报自己在倾向性地“急速”故意透露，或者受联合办案组的授意故意透露，并没有其它的媒体“急速曝光”，这明显是虚假报道手法用语。本文所称“造假”，是指制造假的证据。由于律师的法律帮助，被告明白后，改变原有对事实的认识和口供，是每个刑事案件都会发生的。如果重庆警、检是以此为据定性，没有其他的事实和证据，那这个案件最终肯定是个错案，李庄无法定罪。因为《刑法》306条的含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的“帮助伪证罪”，根本不包括被告本人这种口供的改变。这是记者受办案机关旧观念影响的基本法律常识的错误。
　　　　
该文还称：“李庄，48岁，混迹律师界十余年，其所在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在京城也颇有“背景”。注重“身价”的李庄此次肯来重庆打涉黑官司，除受龚刚模的生意伙伴相邀答应来“捞人”，其实更重在“捞钱”。”对一个执行辩护职务的律师，在没有司法定性前，这个记者很无知地已经对他定性为是“混迹律师界十余年”，是“为捞钱”，是“有背景”。已经将其媒体批判为一个混混。
　　　　
第二， 以偏概全，恶意贬损中国律师整体形象，对所有到重庆辩护的律师贬低为同小姐一样“人傻、钱多、快来”的圏钱者。
　　　　
该文称：欣喜之余，李庄向京城同行发出信息：“够黑，人傻，钱多，速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重庆政法干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重庆打黑除恶一系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到重庆代理涉黑诉讼”一时成律师界热门。许多北京律师如赶场般云集重庆，寻找开展“业务”和施行“潜规则”的机会。”将有一万六千多律师的北京律师群体，描绘成一群如蝇逐臭的唯利是图者。对中国律师业既无知又妄加评论，认为律师为保护被告基本权利的工作，都是为了捞钱。

第三， 全面否定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称95%刑事辩护是无用的。暗示中国百姓没有必要请律师，请律师是受“第二次伤害”，化冤枉钱。甚至称律师是“国家和民众的灾难”。
　　　　
该文称：“据资料，在刑事案件中，律师胜诉的比例仅有5%，也就是95%是败诉。“面对当事人的巨大诉讼投入，有多少律师在说明败诉原因之余会对当事人说 ‘对不起’？当事人有苦难言，实际上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律师的尴尬作为和滥用‘潜规则’，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　　

刑事辩护的胜诉率，是这个记者和新闻来源者的十分荒谬的“发明”。可以负责地说，“刑事败诉率”，是这位无知记者的捏造和杜撰，中国最高法院、司法部、全国律协、国家统计局，从来没有这种数据统计和所谓的“资料”。因为“胜诉率”是有多种参数影响的抽象概念，根本无法统计。刑事辩护的功能，是保护被告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步，提高司法公正性，防止冤假错案发生。这位记者和新闻提供人的法律意识，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以死刑案为例，杀错一个都不行，如果按这种“比例法”，难道杀错5%都是可以的？这位记者知道中国一年有多少死刑吗？95%败诉，如果是指有罪判决都算败诉，那么排除情节、减轻情节和帮助法庭准确定罪量刑，难道就是无效辩护？有罪判决责任就是律师？佘祥林冤案是谁造成的？聂树斌是谁错杀的？难道要律师说对不起？说律师辩护是“第二次伤害”，象土改一样抓起来不用审判就枪决，象文革一样不经审判就定国家主席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看来是这位记者期望的。说律师“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不用说法律水平，这位记者的现代人文意识，连中学生都不如。这样的文章，中青报能够出笼，确实体现了中青报的堕落。

第四， 违法透露侦查内幕，将侦查观点渲染成定性事实。充满有罪推定的“专政观念”。
　　　　
《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权不受侵犯，会见不被监视。但是，从这位记者的报道中，李庄律师办案中受监视的迹象非常明显。该文说：“其实，在龚刚模按响报警铃之前，律师李庄等人违法操作、妨碍正常司法的行为已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巡查民警多次批评和警告，李庄仍置若罔闻，看守所依法作了详细记载。”看守所无权监视律师，不得干扰律师的正常会见工作。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是直接违法的行为，被这位记者报道成正面行为。
　　　　
为了涂黑律师，这位记者违反法律规定，将侦查内幕未经审判大量公开。称涉黑被告的翻供是一种醒悟，是检举立功。将其未质证也无法去澄清核实的口供，进行所谓的“公开”：“龚刚模说，李庄为我打官司就是为了钱，最终处理结果还得落在我身上。官司是否打得赢，他都出名了，如果被查出我作了伪证，倒霉的还是我自己！”说律师引诱要被告翻供：“李庄在第二次会见中对龚说：从你的材料中看得出来，你肯定被诱供和刑讯逼供了。法庭上问你是否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夸张地演示出来，以刑讯逼供为由否认原来在侦查阶段所作的口供。同时，李庄还编造了一大堆细节，要求龚刚模在法庭说：以前的口供全是瞎编的，因为我被公安吊了八天八夜，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李庄用威胁口吻告诉龚刚模：如果依照刑讯逼供所说的笔录就得枪毙你……翻供你要有道理，有理由。“面对专案民警，龚刚模发泄般吐露几天来煎熬着他的秘密：他妻子从北京请来了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马晓军。在与李、马二人的前后3次会面中，李庄向他面授了五招翻身秘术。”
　　　　
这位记者不明白，他这样单方报道时，李庄和龚刚模都关在里面，丧失了正常的话语权，不象法庭上可以澄清、质证和辩驳。这种报道是“专政报道”的常用手法，是违背基本的新闻公允原则的。被告口供，特别是检举立功材料，是侦查机密，侦查人员无权在开庭前透露，连律师都无权透露，记者怎么可以这样泄露报道？谁知道龚是不是这样说、有没有说过、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说、其动机又是什么？这种“曝光”，除了证明办案机关急于定性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怂恿和授意外，这两位记者的身份和意图，不是昭然若揭？

第五， 将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联合办案，视为正确做法，是非观念混淆，对公检法联合办案对付毫无防卫能力的律师，进行正面鼓吹。
　　
该文称：李庄、马晓军等律师教唆龚刚模翻供、串证等问题一露端倪，立即引起了重庆打黑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公、检、法、司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
　　
我国《宪法》规定，公安机关依法侦查、检察、法院依法独立检察、审判，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干预。法院都介入“联合”，还要走审判程序干什么？这是中国法治的倒退和旧法观念的回潮。自从中央政法委宣布结束“严打”进入常态后，“公检法联合办案”已经是明确不允许的。政法各家要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制约，各自发挥职能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的刑事侦查分工，伪证罪是公安独立侦查。重庆的案件，公开宣称“组织公、检、法、司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来调查两个律师的帮助伪证问题，是不是太小题大作了？充分体现了一种非常态和不依法办事的现象。把依法辩护的律师视为阻挠打黑的恶势力，用对付黑社会的手法来对付律师，这两位记者不以为非，反而津津乐道。
　　
第六， 非议诋毁和否定全国人大新立法的《律师法》，为一些落后的旧法观念招魂。
　　
该文为了否定律师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竟然认为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国家主席令公布的《律师法》是不合时宜的，影响了重庆打黑。他们说：“李庄现象”泛滥的背后，是“潜规则”还有其存在与蔓延的空间，一种原因是我国《律师法》相对超前而其他法律相对滞后。”这种论调，是立法争论中一些淘汰旧观点的泛起，也是《律师法》通过后遇到巨大阻力，一些基本律师权利严重被搁置的主要原因。稍知道立法过程的人都清楚，我国现《律师法》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一种定位，同中国已经加入公开承诺遵守的国际人权公约还有不少距离。而该文借重庆“打黑”之机，反而再次鼓吹那些落后观念，非议少得可怜的律师法中的些许进步。
　　
第七， 将法律规定的律师正常法律帮助工作，理解为帮助翻供，将律师正常调查，理解为串供。误导刑事诉讼基本常识。
　　
从报道所称，李庄等律师介入本案是审判阶段。该阶段侦查已经完毕，口供证据已经固定，法庭上怎么说，都不可能影响已经固定好的笔录。审判的作用，是在法官主持下，对这些口供进行质证核实，还原真正的真相。所有的口供，质证时都会有同意、确认、纠正、澄清、辩解、否定。这些都是庭审的基本程序，也是庭审的意义所在。因此，庭上翻供不构成伪证。审判阶段律师会见就是要对控方证据进行核实，对各被告口供，向被告进行核实鉴别。对律师将进行的的证据调查思路、已经取到的证据、证据的证明内容、证据的线索，向被告进行一一询问，包括告知已经有的证据中的矛盾和证明力。一些公安机关滥用权力，审判阶段还监视律师，不让其向被告核对和告知，这是违法的、侵越辩护权的。这位记者盲从了这些违法观念，以为这是“串供”。该文说：“李庄在首次会见龚刚模的过程中，即向龚刚模宣读同案多名犯罪嫌疑人的笔录材料，特别是宣读了同案另一主要犯罪嫌疑人樊奇杭的多份交代笔录，同时还把同案重要嫌疑人的在逃信息告诉了龚刚模。”他不知道此时侦查早已结束，律师这样做是合法的。但经过他的这种报道，给社会上包括一些侦查机关产生一种误导，以为这真是一种伪证和串供。
　　
口供雷同，本是刑事律师审查定罪证据是否合法取得、是否原始取得的基本方法，也被这位不懂刑事辩护的记者非议，按控方观点指责和辩解说：“但是经过司法调查（该记者对何为司法亦没有搞懂，将刑事侦查说成司法调查），李庄的种种造假设计经不起推敲，其“刑讯逼供”和“无法正常会见”等种种说法不攻自破。”“为设置更多障碍，李庄不断炮制出新的质疑，如检察机关移送证据不足、龚的交待笔录出现多份雷同等。”“检察机关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与拟在法庭举示的证据内容基本一致，符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移送主要证据范围的规定；而笔录雷同系多位侦查员在不同时间对龚进行讯问，其内容不可避免会出现相同或相似。”把律师正常的履行职责行为，检察院的不严格按刑诉法、律师法保障律师阅卷权的行为，编排成是律师在刁难检察院，并进一步认为是一种伪证、捞钱的手法。
　　
八、大肆渲染律师“捞钱”，闭口不谈有无合同、有无私下收费，渲染律师都在唯利是图。
　　
该文中多处反复渲染律师的大规模“捞钱”。是煽动社会敌视律师的“最有杀伤力”的一招。在其报道中，没有一个到重庆的律师不在巧取豪夺。不交待有没有协商和合同依据，当事人自愿还是被要挟、被骗。报道称：“龚刚模的亲友“捞人”心切，再加上李庄的多番“演说”，几天之内就总共支付了245万元给“跨区域打捞队”。李庄代表“打捞队”要龚刚模的亲友承诺：若要龚刚模不判死刑，还要两三千万元，事成之后兑现。”如果此说如实，李庄涉嫌的就不是帮助伪证罪。而是违反执业纪律、违反律师法的行为，应当受行政处罚和惩戒。如果虚构事实骗钱，还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这篇报道没有交待这些费用是辩护费还是其他代理费，是律师提出还是家属自愿，是进律师所的帐还是自落腰包。而是笼统地用讥讽口吻说：“迫于无奈，龚云飞又托人再次给李庄的账户“装”了100万元。”好象律师收钱就是犯罪。重庆案件中，律师和“钱”似乎结下不解之缘，如沸沸扬扬的女律师和法官勾结进帐4千万之类。我们不排除律师队伍中确有唯利是图者，严重违规高标准收费者，但此文的渲染，似乎中国的律师都在不顾公义和道德趁火打劫，把律师涂抹成比黑社会还坏。这种无知和偏见，在一个中央的青年大报上出现，体现了中国现阶段法治意识的倒退和观念的混乱。中国青年报如果是一份有责任感的报纸，应当郑重向全国律师界公开道歉。（12月14日）

三百多名《零八宪章》签署人要求共担刑罚

美国之音记者陈苏

三百多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者在得知刘晓波即将面临起诉并遭受刑罚之时发表声明，表示他们跟刘晓波秉持相同的理念和追求，愿意跟刘晓波共担刑罚。

328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人12月10日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首先重申他们跟刘晓波共同秉持的理念和追求，认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得到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

他们在“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中说，如果刘晓波被起诉，那么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声明说，“对刘晓波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处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共担刑罚”。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因起草并签署《零八宪章》被中国警方拘押整整一年后，日前北京公安部门向检察机关提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刘晓波，这个罪名的最高刑罚为15年徒刑。

*于浩成：抗议当局起诉刘晓波*

这份“我们愿意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的首批签名人第一位就是中国著名法学专家于浩成。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起诉刘晓波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要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抗议。

于浩成说：“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既违反法律，又违反人心，从来没有一份文件能够有这么多人签署，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茅于轼：抓刘晓波就是瞎折腾*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是签名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要向当局表示，“你们对刘晓波的看法、你们给刘晓波的惩罚，我们愿意承担，尽管这个惩罚是毫无道理的”。

茅于轼说，现在到了政府彻底反省的时候了。他说：“胡锦涛讲‘不要瞎折腾’，你抓刘晓波就是瞎折腾。发个《零八宪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会动摇你的统治。你抓刘晓波是不符合宪法的，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嘛，以言治罪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在目前已经签名的3百多名“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负责”的人当中，有在中国各个领域赫赫有名的精英人士，如宪政学者张祖桦、律师张思之、社会学者徐友渔、教授崔卫平、记者李大同、作家赵达功等人；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原本默默无闻的草根阶层，他们有退休工人、商人、军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无业公民、失地农民、修理工，有人甚至把自己的职业定性为“零八宪章签署人”。

*昝爱宗：还刘晓波一个公道*

作家昝爱宗一年前是303名首批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之一，现在他也是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第一批人士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包括社会底层的农民、访民、出租车司机、菜场卖菜的小贩都知道，中国不能没有法治与人权。

昝爱宗说，中国宪法规定民众有言论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这是天赋人权，而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对任何人都有意义，不仅对刘晓波，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也包括那些反对《零八宪章》的政府官员以及中国领导人。

昝爱宗说：“中国如果不按照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来做的话，那他时刻都在担心，时刻认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就拼命去压制，但是任何压制是推动不了社会进步的，而且到最后是自己压制自己，因为你共产党的干部自己的人权被侵犯以后，你也没有地方讨公道，到时候你再请国家媒体给你讨公道，你就变成一个笑话了。”

昝爱宗呼吁还刘晓波一个公道。他说，正如今天香港明报的社论所说的那样，“书生文字何来颠覆力？”刘晓波只是以公民的身份向政府提出一些批评建议而已。他说，违宪的不是刘晓波，而是逮捕刘晓波的当局。

《零八宪章》是2008年12月10日为纪念世界人权日发表60周年而发布、由刘晓波起草的一份声明，呼吁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下，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架构。《零八宪章》一经发布就得到中国海内外人士的普遍支持和广泛签署。由于《零八宪章》一词遭中国互联网系统的屏蔽，在有8千人签署的基础上已经无法统计具体的签署人数字。

急广电总急所急

《蜗居》的可怕在于真实

消息来源：美国《侨报》

　　一个青春和城市梦想被现实击得粉碎的故事，一部反映当今大陆社会都市沉沦的实录，很少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像《蜗居》这样引发了如许多的唏嘘、感慨和无奈，一直触动到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电视剧，却在经历了删节、禁播等一系列风波之后，又被中国广电总局官员李京盛在公开场合痛批低俗、负面，“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

　　这位官员的这番表态，引发了他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有评论质问这位官员，眼里除了性，还有什么？还有人指斥广电局官员批《蜗居》靠官场炒作，本身就是一种官场陋习。网友批评更是风起云涌，一波波的网友发起人肉搜索，要“人肉”一下这位官员“蜗居”了吗，住了多大的房子？

　　应该说，《蜗居》故事情节大体上是客观的，该剧以“买房”为切入点，直面大陆社会三大热点问题：房奴、第三者和反腐败，整个剧作，道尽了生活的百般滋味，遍显了生存的百样人生。剧中的涉性情节也远比大陆的诸多卖座电影电视剧含蓄。但是，这样一部贴近生活真实、故事生动曲折、台词犀利有力的大众娱乐产品竟然命途多舛，还被横加指责，大肆挞伐，也难怪公众腹诽。

　　对这样一部现实感极强的作品，官员的轻率批驳，难逃公众的一系列质问：

　　《蜗居》是歪曲了大陆的社会现实，还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当下的光怪陆离？《蜗居》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场腐败、权色交易现象“负面社会影响”大，还是《蜗居》所反映的官场腐败和权色交易“负面社会影响”大?《蜗居》反映的几代人的住房问题困境，难道不是与腐败并存的社会问题？

　　很巧的是，就在房奴电视剧《蜗居》热播和争议一再升温时，大陆官方11日发布消息称，11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7%，创年内最高纪录。另据报道，北京二手房价进百万时代，市民感叹两辈子挣不出房钱。可以想象，在高企的房价背后，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商以及官员和风情女子间的现实勾结以及交易程度，定然远远超过电视剧所描述的轻描淡写。

　　《蜗居》的毛病恰恰在于太真实。由于人物太过典型，故事太过真实，有网友甚至直接发帖将剧中主角与现实一一对号入座，如房地产商陈寺福应是周正毅，甚至连剧中市长秘书宋思明的车牌号“江A00029”，也和上海前第一秘书秦裕的沪A00029一样。而海藻的原型则是东方卫视的一位知名女主持陈某。

　　《蜗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动声色地向公众展示了一个荒诞的现代城市生存逻辑：在高昂的房价和生活的重压面前，出身贫寒的人仅靠坚强生活、自强不息，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个荒诞的逻辑下，心比天高的海萍，渴望在城市拥有自己房子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逐渐丧失理性的过程；与世无争的苏淳为了房子不得不借高利贷、泄露公司商业机密，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了让海藻变作“二奶”的推手。而更可怕的是，这种荒诞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偏偏有太多真实的注脚。

　　这部电视剧几乎是把真实社会刺啦啦直接裁剪了一块挂在那里播放了起来。

　　这样一台人间生存、生活与欲望纠葛的大戏，犹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让芸芸众生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俯瞰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从麻木的生活状态中苏醒。也让那些沉醉于“GDP”高速增长，沉醉于“盛世景象”的官员刺痛，让他们有机会面对普罗百姓的真实生态。正因如此，一些官员的疑虑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担心的不是怕老百姓受了误导，怕的是因监管不严让电视剧引发了民众的怨气而丢了自己的乌纱。

　　但是，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当这面镜子照出了现实的丑陋时，需要做的不是打破镜子，让电视剧和电影回避现实粉饰太平。需要做的，应该是直面社会背后的本来面目，是消灭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和社会的荒谬，让民众通过努力能够看到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和安居乐业的希望。

体制的力量

推倒柏林墙 @ 2009-12-3 17:27
http://www.bullock.cn/blogs/tdtw/archives/88401.aspx

今年国庆期间因转机在香港机场逗留了六七个小时，闲着无事就在书店里蹭白书。说实话，刚进店的时候我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店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本赵哥的口述回忆录，旁边是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它诸如XX真相、XX情妇、XX秘密档案、XXX、XXXX、XXXXX之类的字样随处可见。请原谅我划了这么多的X，中国虽然没有伏地魔，但有很多名词（甚至数字）还是不能提的。

说实话，书名里这么多的“真相”、“秘密”，最初很给我一种噱头的感觉，但我随便翻了几本之后，发现许多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倒不是说作者真掌握了什么了不起的秘辛，例如说“某某高官的儿子某某年在某国上学”这种事，大陆人真想查也不是就完全查不到，只不过这种看似没有实际意义、公开放出来又很容易被和谐的信息，大陆的作者很难被动接触到，也不会起去主动接触的念头。而对香港的作者来说这可能只是报纸或电视上随处可见的消息，当时可能没有在意，但真到写起书来的时候，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决定了整本书的丰满程度，给人一种信手拈来、闲庭信步的感觉。这种扎实的功力，跟香港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可说是脱不了关系的。不仅如此，这些书的时效性也相当之强，我是国庆期间去的，书架上却已经摆着关于大阅兵和黑社会火拼的大部头了。在书店里转了几圈，我居然开始对我国的政府官员心生同情。例如以咬掉某模特乳头而著名的当红炸子鸡，红到就差祖宗十八代穿什么颜色的内裤没被人揭出来了。

可惜香港的书价实在不太友好，我翻到最后看了一眼标价，心中默念操你妈，决心继续做一名电子书爱好者。

我说句很悲哀的话，大陆的民主派人数也不少，忙活了那么多年的“开启民智”，实际效果可能还远不如香港的一家书店好。当你在大陆提到政治话题的时候，周围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明显的排斥感。即使像我这样的人，初次走进香港的书店时，仍会有一丁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因为我根本不习惯于在公共场所表现出自己对政治书籍的热衷，经验告诉我上去翻那些书是不合适的（虽然我人已在了香港，但还是存在这种思维惯性），如果你愿意深入去思考到底是哪里不合适的话，就会发现自己的经验其实正是恐惧。假如大陆也有这么一家书店，人们可以自由的进去买书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先不说民智会不会提高，起码人们的心态就会向香港人靠拢，抛弃掉那些足以蒙住他们双眼、战胜他们理性的恐惧感。我知道个人的力量相对于体制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跨进这家书店之前，还真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差距竟是如此之远。

有时我甚至会想，我们所做的一切打破体制的努力，似乎也全部都在体制的掌握之中。我高中时开始混西祠的锐思评论，后来又跑去猫眼看人，那时候的网络即使说不上畅所欲言，至少也比现在宽松百倍，两个论坛人气鼎盛，强人辈出。好景一直延续到第17次山大王大会前夕，锐思评论突然出现了审核系统，稍微多打两字就提示你“系统正在审核”，说话时的感觉就像在便秘，把人恶心到不行。有一回我跟人闲聊，说道“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居然也摸到了系统的G点（西祠的“系统”自称胡同大妈，大妈的敏感词俗称G点，小删为高潮，大删为潮吹，有时整页整页的洗帖，留下一串血红的“系统删除于X点X时X分”，那是来例假犯血崩），说要先审核一下，我仔细一想才发现原来是犯了某领导的名讳。前段时间又在某个不合时宜的日子和人聊到大仲马的《二十年后》，更是被当场秒杀。打开猫眼看人的帖子则是满眼的“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一页翻下来见不着一个有意义的回复。我眼睁睁的看着人们从有理有节慢慢变成了只能相互谩骂，看着一个个重量级的ID不是消失就是被消失，看着一些有志青年在现实的压迫之下慢慢失去了斗志。如今这两个论坛早已不复当年风采，我有事没事倒是上去凭吊一眼自己的启蒙之地，但基本已经没有请系统恩准自己发帖的兴致了。

上了大学以后又发现中国的大学实在让人闲得蛋疼，给人提供了充分的阅读时间，而书看多了就感觉自己文思泉涌，但是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喷发的途径。随着形势的日益艰巨，不少人玩起了春秋笔法，大打擦边球。我这个人一贯不善此道，喜欢一出手直奔下三路，最爱用的词就是傻逼，所以在各大系统的勤奋敬业之下基本没有发言之日。后左思右想，MSN Space似乎是个可以逃避系统的好去处，我也确实曾在那边逍遥快活了一阵，直到某一天得知微软在巨大的压力下封禁了某新闻人的Space，后来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我党更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GFW搞起了斩首行动，顿时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我的Space已经初具规模，难以割舍，而且我也不希望翻墙写博，于是果断做起了缩头乌龟，设定只有若干好友才能访问，果然数年来都平安无事，但如此一来也谈不上开启民智，最多是开启友智，俨然是向伟大的体制俯首称臣了。后来牛博开张，我也曾去凑过热闹，谁知刚经营了没两天，牛博就被流放到墙外去了，于是我又缩回了自己的龟壳里。

倒是naoko可以算得上是我的伯乐，后来我的一些文章在外流传，几乎全部是naoko的功劳。据我观察，naoko所采用的策略是游击战，长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连自己的Space都惨遭定点清除，这种毅力一直让我深感佩服。看到naoko我就时常会想，假如我也有这种决心，假如所有人都有这种决心，那么在众人的力量面前，渺小的又该是谁呢？

最近承蒙几位老师看得起，让我到嫣牛博开个镜像，说实话，虽说最近我很受naoko的精神所鼓舞，但这事还是让我很为难的。一来牛博既然被阉，我不知道我在这儿还能写什么，最近想写的题材都是必然无法在这里发表的，也可能一觉睡醒这篇文章也消失了也说不定，所以只能先拿两篇和谐的旧作撑撑场面；二来出国以后就没有那种闲得蛋疼的日子了，一个月往往都敲不出一个字（其实我本来效率也不高，有时写两段话就往space上一贴，跟朋友蛋逼蛋逼，今天就算更新过了，真能拿出手的文章其实也不多。本篇就是典型的蛋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三来阉牛还是可能重蹈覆辙，要不了多久又会变成死牛，毕竟老大哥目光犀利，炯炯如炬，这里虽然没有审核，但依然还是在“系统”的关照之下的。总而言之，目前我还没有想好要怎样把一个公开的、墙内的博客，按我个人的风格经营下去。

说完了悲剧再插播一则喜剧。这几年我周围密友几乎已经全部脱粪，这点还是让我倍感欣喜的。这其中有一个哥们，曾让我倾注了无数心血。此君的家里富得流油，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水平低到我经常怀疑他是不是中国人，后来因学习成绩不佳不得不跑到澳大利亚上学，这又加大了我的工作难度，因为据我观察粪青跑到国外往往会变得更粪青。但和一般喜欢装逼的粪青不同，这哥们是真有点傻逼，脑子转不过弯来。不过我倒是很欣赏他，一来他的思维开放性比较强，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不像有些人，你稍微说两句小逆不道的，他立刻变得怒不可遏，操起爱国大棒，化身正义使者，俨然一个自发五毛（当然此君也偶尔犯病）；二来这哥们正义感很强，做人有原则，不像某些粪青一边说这个政府割地赔款是丧权辱国，一掉脸又说另一个政府是韬光养晦在下很大的一盘棋；三来虽然他的逻辑能力不强，但还是努力的在练习用逻辑来解释问题。我觉得这种人即使是粪青也是值得交的朋友，而且脱粪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个过程确实是让我非常崩溃的。

后来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得快。某一年他家的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PX工厂，离他家只有几公里之遥（其实离我家也不过二三十公里，也在危险范围之内），这小子倒是出国避祸，但他的家人就只能天天吸毒气了。这件事我市政府干得比厦门漂亮得多，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等事情传开的时候厂子已经建好了。哥们儿当时整个人就疯了，四下寻找PX资料，数小时之后俨然已是一名PX专家，期间还骂了很多人的爹，操了很多人的娘，此后其认知水平是一日千里，日后再聊到政治话题，已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也从没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不由感慨个人的力量在体制面前是多么渺小：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效果还不如人家建个PX厂！从此以后便时时告诫自己：要相信政府，相信党……

赫塔·米勒：不能对中国过度宽容

德国之声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呼吁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

现年52岁的米勒本周二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记者会上指出，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她说，在中国，人权长期以来被蔑视。她表示，迫害异议人士与民主毫无关系。

米勒称，只有在西方少一点宽容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才会稍稍考虑改变其政策。

这位在罗马尼亚出生的女作家今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接受了诺贝尔奖。（据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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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总是要绥靖的。

RFI：国新办网络局培训班上的大实话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日期 11/12/2009 更新日期 11/12/2009 13:12 TU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fichinese/archives/349232.aspx

近日国新办的2009年第九期互联网新闻业务培训班的内部培训讲稿，由参与培训的网络编辑贴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和网络审查官员们删帖通知的热门对象。

除 了国新办的局长李伍峰、副局长彭波两位东道主外，讲课人还有北大教授朱峰、新华网副社长、新华网总裁周锡生、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主任宋福范、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高钢、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党组书记翟惠生、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诚华等人。

网友有评论说，这次会议可称得上是“五毛高峰论坛”。从培训班高规格讲课人上，可以看出，网络，网络新闻已经成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机器最关注的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只能内部说说的“大实话”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最近中国网络整肃的新动向。

做主题讲话的是国新办网络局局长李伍峰。

2007年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进行“集体学习”，当时，胡锦涛提出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五条，此后，国办和中办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组建网络评论员队伍等举措，李伍峰正是那次集体学习的主讲人之一。

此 次培训的讲话中，李伍峰提出，“当前中国网络新闻转载主要存在四大问题。”首先，网络转载小报小刊的文章，甚至是境外媒体的；新闻网站“洗稿”现象严重， 某些新闻标准的新闻来源并没有该新闻；有意在互动栏目（论坛、博客）贴发违规内容；所谓“小报和网站”相互转载炒作事件。如邓玉娇事件，杭州飙车案。

针对以上情况，李伍峰透露，主管网络新闻审查的国新办网络局下一步将积极采取措施，维护“网上转载秩序”。

除了要求各网站要加强自我审查，监管机构要加强巡查删除外，强调新闻编辑上岗必须责任制。国新办要求，“进一步完善转载制度，明确转载稿源。”

目前，国新办正在组织讨论制订第三批“可供转载的新闻媒体名单”，将会尽快公布下发。据记者了解，南方报业等多家以调查新闻见长的媒体都不在国新办所谓合规的转载名单上。

国新办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在题为的《网上新闻宣传存在的主要问题》讲话中，对奥巴马来华等网络媒体的报道做了总结。

他批评了新浪“不讲政治，在报道奥巴马访华的新闻时，擅自放奥巴马在上海演讲的视频。”

根据彭波的说法，奥巴马访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上海演讲，访华之前，美方和中方交涉要求网站和电视进行转播，中方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电视直播只在上海地方电视台进行。

彭波说，“以上措施是为了符合中央的要求，即要形成中美关系热，而不是奥巴马热。”他批评，（新浪的视频转载）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他又批评批评网易的舆论引导。例如，国际新闻头条总是放“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年薪1美元”、“美国黑人当市长”、“美国少年当市长”这样的，他所说的“大惊小怪而又有所影射的标题”。他认为，网易“舆论导向错误，没有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

彭波要求各大新闻网站，“放大正面新闻，尽可能不报道负面新闻。"他说“互联网媒体不能受西方媒体的影响，以为坏消息就是好新闻。”

而对此前的中国国庆六十周年的网络报道，彭波转述意识形态大管家刘云山的评价：“达到了极致”，他说，“这是互联网正面引导舆论的典型”。

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网总裁周锡生在发言中说，“我国互联网形态有特殊性。相对于国外的各种限制，中国的互联网是全世界最开放的。”

昨天，评论作者冉云飞说，周锡生的这句话，将可以称得上是2009年最“雷人”的名言之一。

领导们的灌输和管制似乎起到了效果。空中网的网络编辑金健宇的培训课的论文作业中《如何进一步提高网上新闻标题制作水平》体现了这点。

金健宇说，“提高新闻标题的制作水平，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突出政治的正确性。在拟定标题时，不仅要做到正确准确，还要考虑党和国家以及政府的立场，不能为了追求噱头和看点，而影射、损害甚至抹黑党和国家、政府的形象。”

他举例说，最近某国际组织发布了国际清廉指数，中新社标题的重点放在“新西兰第一、索马里垫底”上，但是有些网站偏偏找出“中国排名第79”来作为标题，进行炒作。且不论这个国际组织的排名是否客观和科学。

他说，“固然这样的新闻标题更加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但是无形中却在网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实际上是丧失了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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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推倒柏林墙

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发兵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以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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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当时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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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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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须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其实心里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心里还真没底。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跑到上海后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根本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更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角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徒，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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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缘何效法绑匪？

芦笛

冯正虎先生滞留东京机场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每过一天，都是对党国政府的无情羞辱。就连我这个对蠢党之蠢动见惯不惊的老同志，都为党国政府此番出类拔萃之蠢，羞愧到恨无地缝可入。

本来，我党干蠢事烂事恶事本是常规操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无论我党做出什么事来，都难得让我这曾经沧海之人拍案惊奇一回。不过处理冯先生这档子烂事实在是蠢到出了格，构成了国际外交史上的空前丑闻，令我忍无可忍，不得不智叟移山，教育我党，为我党再次疗愚。

这事的出格之处在哪儿呢？过去我党无论干出什么丑事蠢事恶事烂事，总还是能巧言伪说，文过饰非的。例如全民砸锅化铁炼“土钢”，可以说成是“好心办坏事”、“交学费”、“焕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饥荒可以说成是“苏修卡脖子”、“特大自然灾害”；六四大屠杀可以造谣说是“一小撮暴徒发动反革命暴乱”，等等，等等。

看多了这种表演，我有时忍不住要想，这世上无论是什么烂事，总有无耻之徒舌灿金莲，发明出种种无耻说道来为之狡辩。似乎可以说，世上没有能洗白的煤炭，但也没有无法喷涂成白色的煤炭。例如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把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基本干掉了，这烂事本来是共产党人或亲共人士根本无法为之辩护的，然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有本事在《斯大林时代》里振振有词地说，二战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都有大量的第五纵队和卖国贼，唯独苏联没有，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大清洗是非常及时的，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如今这事却打破了 “喷涂”原理。合全中宣部之力，谅他们也没本事把这蠢事喷涂成白色的，给出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事情明摆着：冯先生若是犯了法，那中国政府把他赶出来，就是玩法渎职，轻纵罪犯，污染国际治安环境；若是没犯法，则中国政府使出绑匪手段来将他强行绑架上飞机，送出国境就是恐怖主义犯罪。这道理就那么简单，迟钝愚笨如中南海诸公，恐怕也能明白吧？

笑话还不止此。“国庆”大阅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政府拥有几百万雄兵，手握最先进的武器，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更具有以最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国安、公安等情治机构，排山倒海不足以喻其势，投鞭断流不足以喻其气。与这庞然大物相比，区区屁民如冯先生者，连泰山前的蚂蚁都不如。

然而如此强大的党国政府，如今却竟然公开向世界宣告，它不过是一个虚弱透顶、怯懦入骨、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集全国强大武力、警力、宣传力乃至全体智囊的智力，一切合法手段都穷尽了，仍然奈何不了一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唯一武器的守法公民。智穷力竭，无计可施，狗急跳墙，人急耍赖，情急之下，不得不使出流氓的无赖招数来，连起码的面子都不要，起码的体统都不讲，动用恐怖分子的暴力手段，把他绑架出境，顾头不顾腚，只顾推出国门了事，却连起码的遮丑说辞都想不出来！

呜呼哀哉！这也配叫政府，“负责任的大国”政府！

我也深知并体谅党国领袖的难处：诸位的“宪法”乃是骗人的。一旦屁民要较起真来，含泪请求政府履行对公民白纸黑字立下的庄严承诺，那自然如同开了假支票让对方找上门来一般，说不出地难堪，又无从发作。更何况若他人群起效法，纷纷上门索债，那又该如何抵挡？当然只能扭住债主的胳臂推出门外，以绝后患，而求耳根清静。

这么干当然也有效，但前提是对方必须合作。过去这从前苏联学来的下流招数之所以有效，乃是受害人自认晦气，干脆就在国外居留算了。西方国家政府要和中国做大买卖，也就对此流氓行径眼开眼闭。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党便自以为得计，干出瘾头来了，发给公民护照，竟然是如蛇头一般，把他们骗出国境，然后逼迫他们在国外当难民。这种痞子骗子无赖的行径，就连前苏联那种流氓国家也不曾干过。

可惜如今冯先生立志要作公民不当难民，滞留在两国之间的“飞地”上要求回国，这事就变成个扔不掉、拿不得的烫山芋了。联合国为解决此事，建议冯先生申请难民身份，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侮辱。全靠中南海诸公惊天动地的愚蠢，这才看不出其中的涵义来：方今之世，没有哪个文明国家还有政治犯、思想犯。如今联合国竟然建议中国公民申请政治难民身份，那就意味着中国国内有严重的政治迫害，因此公民只要得罪了政府，哪怕再遵纪守法，就连最起码的公民权利都会被非法剥夺，以致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竟无一己立锥之地。可笑可悲可耻的是，对这一严重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侮辱，中国政府竟然也就默认了！这不是公开通告全世界，中国政府毫无自爱之心，丝毫不拿中国国际威望当回事么？

更糟糕的是，事件还有越闹越大的趋势。顷见《美国之音》报道，日本政府边境管理部门日前开始敦促滞留日本成田机场的中国公民冯正虎进入日本，不过并没有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离开入境管制区。

冯先生当然巴不得离开入境管制区，越快越好——谁会愿意住在那种连起码舒适安宁都没有保证的地方？他呆在那儿的唯一目的，就是离开入境管制区，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才是合理合法合情的解决办法。如果日本当局效法中共，使用武力强制他入境，必然要在那民主国家引起大哗，使得这丑闻家喻户晓，让中国政府再次大大地丢脸。莫非侮辱自己也会上瘾不成？蠢到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我贫弱的想象力与理解力。

鉴于领袖们的低下智力，再对诸位悄悄重复一遍：这种事，既然连“中宣喷涂部”都无法想出个体面说辞来，那就是说，即使以我党的超低标准，它也是见不得人的流氓烂污事体。要干只能偷偷干，掩耳盗铃的指望是别人听不见。一旦闹得全球皆知后，那就是在我党的脸上喷黑漆了。越拖下去，闹得越厉害，知道的人越多，则黑漆喷涂得也就越丰厚。因此，唯一明智的收场策略，就是悄悄认栽，把冯先生接回去，同时严惩连累政府出丑的小特务们，告诉他们以后若是人回来了，就不要再动用绑匪手段把人绑架上飞机。万一对方不堪迫害要维权到底，那就得不偿失了。

与不识逗逗，其乐无穷

德国电视二台"辱华节目"引起风波
德中/欧中 | 2009.12.05

12月3日，中新社《德国电视二台台长致函中国大使，就辱华节目道歉》一文称，德国电视二台台长夏希特近日致函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就该台的'今日秀'节目正式道歉"。"今日秀"栏目"辱华事件"指的是德国著名讽刺艺术家佐内博恩（Martin Sonneborn）曾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将讽刺节目搬到书展现场，通过戏弄中国书展商的方式讽刺中国人权状况，引起在德一些华人不满。后来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德使馆分别向德国电视二台交涉，要求该台道歉。

今年10月中旬，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期间，德国电视二台"今日秀"节目也把他们的演播室搬到了书展现场。德国著名讽刺作家、讽刺性杂志《泰坦尼克》的出版人佐内博恩（Martin Sonneborn）是这一期节目的现场记者。

节目一开始，站在书展入口处的佐内博恩对着镜头以惯常辛辣讽刺的口吻开了篇："晚上好，今年亚洲的供应看上去是廉价的中国复制品。我们到周围看看。"接着他去了一家中国展商的展台，语速飞快地问柜台后面站着的两位中国女性："中国人今年想把德国图书市场搞砸对吗？"一位女性显然没有听懂佐内博恩的问题，她回答说："是的，我们很高兴来这里。"在这一期节目中，不懂德语的中国展商着实被擅长恶搞的佐内博恩戏弄了一番。但佐内博恩称，其实际用意是以戏虐的方式讽刺中国的人权现状。 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对书展组织单位施加压力，阻止一系列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作家学者赴德参加书展活动。这一消息被媒体报道之后在德国社会引起广泛争论。

这一期"今日秀"节目播出之后，一些在德国生活的华人表示"受到侮辱"。此后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分别向德国电视二台提出交涉，要求德国电视二台做出"正式道歉，并保证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德国电视二台台长夏希特（Markus Schächter）上周前往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同大使吴红波举行会谈。11月30日，夏希特致函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对中方提出的抗议做出表态。信中写道，"我很遗憾，10月20日播出的内容有关法兰克福书展的'今日秀'节目伤害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情，并且让他们感觉受到侮辱。但这绝不是我们的用意。"
德国电视二台台长夏希特（Markus Schächter）

夏希特还在信中对"今日秀"的节目形式做了解释。他说，"今日秀"节目不同于德国电视二台制作的一般性新闻节目，"今日秀"是对当下新闻话题以讽刺、戏虐、漫画的形式进行评论的讽刺艺术节目。这种讽刺艺术形式由于语言尖锐刻薄甚至无礼的特点，只要存在就会成为"引发争执不满的源头"。

夏希特在这封信件的最后还特别强调说，完全无意通过"今日秀"的一期节目去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或者侮辱中国人。他再次"对此事深表遗憾，并希望中国驻德大使能向中国转达他的遗憾之情"。

此间德国电视二台已经从网站上撤下饱受争议的"佐内博恩辱华"视频。

发稿前，记者也曾致电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询问了解大使馆对德国电视二台台长致函中国大使一事的反应，但是没有得到使馆方面的回应。

作者：洪沙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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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辱华事件”记者佐内博恩接受德国之声专访
德中/欧中 | 2009.12.05

德国电视二台台长致函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大使，澄清解释遭中国官方抗议的涉嫌辱华电视节目。德国之声记者找到了引发整场争论的核心人物，"今日秀"节目的记者佐内博恩。在采访中佐内博恩谈及他对"辱华事件"的看法以及对讽刺艺术形式的理解。接受访问的佐内博恩不改讽刺风格，大摆辛辣式幽默。

德国之声：中国媒体报道称，德国电视二台的台长马尔库斯·夏希特（Markus Schächter）先生近日致函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就您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制作的一期"今日秀"（Heute Show）节目伤害了中国人感情一事表示道歉。您对此有何评价？

佐内博恩（Martin Sonneborn）：我相信，台长会为很多事表示道歉，道歉属于他日常工作中的一项。而我是为讽刺性杂志《泰坦尼克》（Tatanic）工作，我们的杂志从来不会为我们发表的文章道歉。《泰坦尼克》是德国乃至欧洲范围内讽刺类型杂志中领军性媒体，我们打算把出版发行市场扩大到中国，为此我们当然首先需要引起中国人对我们的关注，所以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具有挑衅性的节目。

德国之声：《泰坦尼克》计划今后也在中国出版市场寻求发展吗？

佐内博恩：今后如果中国市场成熟了，我们会考虑进军中国出版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吸引大约10亿中国读者。

德国之声：讽刺这种艺术形式在德国有没有界限？

佐内博恩：当然有界限。简单地说，讽刺是一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新闻类的艺术形式。在尊重人权的开放国家一般都存在这种艺术形式。在人权状况是另外一番景象的国家讽刺的艺术会受到禁止。讽刺艺术在欧洲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讽刺艺术家用这种形式讽刺当权者。《泰坦尼克》每个月都试探讽刺形式的新底线，可以说，我们每个月都在欧洲范围内测量出新底线。

德国之声：如果现在让你回想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您在德国电视二台制作的那一期，后来被中国方面评价为伤害了中国人感情的"今日秀"节目，您觉得那一期节目越界了吗？

佐内博恩：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地用"有"和"没有"回答。当时我的表现不公平，但是我做的都是正确的。因为讽刺这种形式的任务不是举止言语要表现得公平，而是以一种古怪奇异的方式针砭时弊。您肯定也知道，法兰克福书展举办前由于书展方邀请了几位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作家，后来在德国社会引起广泛讨论。后来像人权、酷刑、吃狗肉这样的题目就从主办方的题目表上淡出了，那么我们就想再来谈一谈这些问题。

德国之声：有些中国人说，您制作的这期节目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您对这项批评意见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佐内博恩：那我会说："欢迎加入投诉俱乐部！"《泰坦尼克》因为讽刺作品已经多次越界了。去年我们收到来自英语区国家浪潮般的批评的书信、指责性的电子邮件，因为我们曾经对英国失踪的小女孩小麦迪事件恶搞了一番。所以说，讽刺、恶搞是我们的传统。我希望被我们的讽刺艺术激怒了的人能够再多一些。

德国之声：您在"今日秀"节目中提到的中国人权问题、吃狗肉的现象和当时在场被您提问的中国人没有关系。不是吗？

佐内博恩：对，您说的对。其实当时我们也谈到了其他问题。比如说，我和当时在场的中国人说到德国新上任的外长韦斯特韦勒是一个同性恋。我问他们，我们的外长去访问你们的国家，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吗？在场的中国人做出的反应很有意思。大部分一边说没问题，一边哈哈大笑，看起来他们说的不是实话。然后我说，中医疗法在欧洲久负盛名，那么同性恋在中国可以治疗吗？那些中国人说，这个治不了，到死都治不了。您看，我们对德国政治家的恶搞其实和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对中国的恶搞是一样的。

德国之声：德国电视二台已经从观众可查询的网络数据库里删除了您制作的受到中国人抱怨的"今日秀"节目。您会对此感到不快吗？

佐内博恩：当然不会。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奇怪，一个国家在海外的官方机构竟然对其它国家的电视台施加影响，那么今后我们《泰坦尼克》杂志也会仔细观察中国媒体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不喜欢的事，我们也会马上出手干预的。

德国之声：在采访的最后，您肯定还想对中国人说些什么吧？

佐内博恩：首先我想问候所有正在（收听）阅读这篇采访的中国受众。我是德国"政党"党(Die Partei）的主席，我们党派主张在德国重新树立柏林墙。中国人当然是我们的榜样。我对中国的长城怀有崇敬之情。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情是坚定不移的。我非常敬重中国人民，也向中国人民表达我最衷心的祝愿。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石涛

天朝就是天朝，后清就是后清

规矩多：哈珀不算国家元首 游故宫无奈走侧门

　　总理哈珀昨日获邀游览故宫，期间发生一段小插曲。总理办原本以为中方会安排哈珀从中门走出太和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走以前只有皇帝才可走的路，还安排记者在中门拍照，岂料，最后哈珀还是在左门出来，而左门是皇孙贵族走的路。

　　不过，由于加国宪制关系，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是英女王，总理哈珀是「政府首脑」，不像奥巴马身兼「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之衔，例如哈珀访华也因此未获得入住钓鱼台国宾馆，因此，走不到皇帝走的「御道」，也无可厚非了。

　　哈珀访华前晚达到高潮，他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会晤后，两国随即宣布签署《加中联合声明》，并达成了特许旅游目的地协议，可说此行已满载而归。昨晨，中方安排哈珀及夫人等一行人访问故宫，天安门及故宫全部清场，天安门广场挂满五星旗及枫叶旗。

　　哈珀一行从午门进入，并获安排进入太和殿参观，但媒体则无法入内拍照，总理办则安排记者们拍摄哈珀从太和殿走出来的画面。原本总理办以为，哈珀会被安排从中门走出太和殿，而以前只有皇帝才可走包括中门在内的中轴线，总理办吩咐记者在中门外等拍照。美国总统奥巴马较早前访华，游览故宫时，走的正是中轴线。不过，最后，哈珀出来的时候，还是走了皇孙贵族走的左门。

　　根据资料，故宫宫殿皆沿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沿向两旁展开，左右对称，规划严整，等级亦极为森严，何时何人走何门皆有讲究。

　　例如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皇后在成婚入宫时可以走一次，再有就是殿试时中了状元、榜眼、探花的人出来时可以走一次。文武大臣进出走东侧门，宗室王族则走西侧门。午门城牆拐角处还分别设有掖门，平时不开，只有在大朝的日子，才会让文东武西，分别出入，另外在殿试后的文武进士，也会按其名次，单数走左掖门，双数走右掖门。

　　离开故宫后，哈珀访问了北京的加拿大国际学校，据悉学生来自51个国家，透过学习，了解加拿大这个国家。期间中国冬奥运动员将冬奥火炬交给哈珀，而冬奥吉祥物也出现与小朋友见面，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