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的可怕在于真实
消息来源：美国《侨报》
一个青春和城市梦想被现实击得粉碎的故事，一部反映当今大陆社会都市沉沦的实录，很少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像《蜗居》这样引发了如许多的唏嘘、感慨和无奈，一直触动到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电视剧，却在经历了删节、禁播等一系列风波之后，又被中国广电总局官员李京盛在公开场合痛批低俗、负面，“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
这位官员的这番表态，引发了他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有评论质问这位官员，眼里除了性，还有什么？还有人指斥广电局官员批《蜗居》靠官场炒作，本身就是一种官场陋习。网友批评更是风起云涌，一波波的网友发起人肉搜索，要“人肉”一下这位官员“蜗居”了吗，住了多大的房子？
应该说，《蜗居》故事情节大体上是客观的，该剧以“买房”为切入点，直面大陆社会三大热点问题：房奴、第三者和反腐败，整个剧作，道尽了生活的百般滋味，遍显了生存的百样人生。剧中的涉性情节也远比大陆的诸多卖座电影电视剧含蓄。但是，这样一部贴近生活真实、故事生动曲折、台词犀利有力的大众娱乐产品竟然命途多舛，还被横加指责，大肆挞伐，也难怪公众腹诽。
对这样一部现实感极强的作品，官员的轻率批驳，难逃公众的一系列质问：
《蜗居》是歪曲了大陆的社会现实，还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当下的光怪陆离？《蜗居》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场腐败、权色交易现象“负面社会影响”大，还是《蜗居》所反映的官场腐败和权色交易“负面社会影响”大?《蜗居》反映的几代人的住房问题困境，难道不是与腐败并存的社会问题？
很巧的是，就在房奴电视剧《蜗居》热播和争议一再升温时，大陆官方11日发布消息称，11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7%，创年内最高纪录。另据报道，北京二手房价进百万时代，市民感叹两辈子挣不出房钱。可以想象，在高企的房价背后，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商以及官员和风情女子间的现实勾结以及交易程度，定然远远超过电视剧所描述的轻描淡写。
《蜗居》的毛病恰恰在于太真实。由于人物太过典型，故事太过真实，有网友甚至直接发帖将剧中主角与现实一一对号入座，如房地产商陈寺福应是周正毅，甚至连剧中市长秘书宋思明的车牌号“江A00029”，也和上海前第一秘书秦裕的沪A00029一样。而海藻的原型则是东方卫视的一位知名女主持陈某。
《蜗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动声色地向公众展示了一个荒诞的现代城市生存逻辑：在高昂的房价和生活的重压面前，出身贫寒的人仅靠坚强生活、自强不息，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个荒诞的逻辑下，心比天高的海萍，渴望在城市拥有自己房子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逐渐丧失理性的过程；与世无争的苏淳为了房子不得不借高利贷、泄露公司商业机密，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了让海藻变作“二奶”的推手。而更可怕的是，这种荒诞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偏偏有太多真实的注脚。
这部电视剧几乎是把真实社会刺啦啦直接裁剪了一块挂在那里播放了起来。
这样一台人间生存、生活与欲望纠葛的大戏，犹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让芸芸众生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俯瞰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从麻木的生活状态中苏醒。也让那些沉醉于“GDP”高速增长，沉醉于“盛世景象”的官员刺痛，让他们有机会面对普罗百姓的真实生态。正因如此，一些官员的疑虑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担心的不是怕老百姓受了误导，怕的是因监管不严让电视剧引发了民众的怨气而丢了自己的乌纱。
但是，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当这面镜子照出了现实的丑陋时，需要做的不是打破镜子，让电视剧和电影回避现实粉饰太平。需要做的，应该是直面社会背后的本来面目，是消灭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和社会的荒谬，让民众通过努力能够看到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和安居乐业的希望。
2009年12月13日 星期日
急广电总急所急
体制的力量
推倒柏林墙 @ 2009-12-3 17:27
http://www.bullock.cn/blogs/tdtw/archives/88401.aspx
今年国庆期间因转机在香港机场逗留了六七个小时，闲着无事就在书店里蹭白书。说实话，刚进店的时候我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店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本赵哥的口述回忆录，旁边是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它诸如XX真相、XX情妇、XX秘密档案、XXX、XXXX、XXXXX之类的字样随处可见。请原谅我划了这么多的X，中国虽然没有伏地魔，但有很多名词（甚至数字）还是不能提的。
说实话，书名里这么多的“真相”、“秘密”，最初很给我一种噱头的感觉，但我随便翻了几本之后，发现许多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倒不是说作者真掌握了什么了不起的秘辛，例如说“某某高官的儿子某某年在某国上学”这种事，大陆人真想查也不是就完全查不到，只不过这种看似没有实际意义、公开放出来又很容易被和谐的信息，大陆的作者很难被动接触到，也不会起去主动接触的念头。而对香港的作者来说这可能只是报纸或电视上随处可见的消息，当时可能没有在意，但真到写起书来的时候，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决定了整本书的丰满程度，给人一种信手拈来、闲庭信步的感觉。这种扎实的功力，跟香港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可说是脱不了关系的。不仅如此，这些书的时效性也相当之强，我是国庆期间去的，书架上却已经摆着关于大阅兵和黑社会火拼的大部头了。在书店里转了几圈，我居然开始对我国的政府官员心生同情。例如以咬掉某模特乳头而著名的当红炸子鸡，红到就差祖宗十八代穿什么颜色的内裤没被人揭出来了。
可惜香港的书价实在不太友好，我翻到最后看了一眼标价，心中默念操你妈，决心继续做一名电子书爱好者。
我说句很悲哀的话，大陆的民主派人数也不少，忙活了那么多年的“开启民智”，实际效果可能还远不如香港的一家书店好。当你在大陆提到政治话题的时候，周围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明显的排斥感。即使像我这样的人，初次走进香港的书店时，仍会有一丁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因为我根本不习惯于在公共场所表现出自己对政治书籍的热衷，经验告诉我上去翻那些书是不合适的（虽然我人已在了香港，但还是存在这种思维惯性），如果你愿意深入去思考到底是哪里不合适的话，就会发现自己的经验其实正是恐惧。假如大陆也有这么一家书店，人们可以自由的进去买书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先不说民智会不会提高，起码人们的心态就会向香港人靠拢，抛弃掉那些足以蒙住他们双眼、战胜他们理性的恐惧感。我知道个人的力量相对于体制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跨进这家书店之前，还真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差距竟是如此之远。
有时我甚至会想，我们所做的一切打破体制的努力，似乎也全部都在体制的掌握之中。我高中时开始混西祠的锐思评论，后来又跑去猫眼看人，那时候的网络即使说不上畅所欲言，至少也比现在宽松百倍，两个论坛人气鼎盛，强人辈出。好景一直延续到第17次山大王大会前夕，锐思评论突然出现了审核系统，稍微多打两字就提示你“系统正在审核”，说话时的感觉就像在便秘，把人恶心到不行。有一回我跟人闲聊，说道“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居然也摸到了系统的G点（西祠的“系统”自称胡同大妈，大妈的敏感词俗称G点，小删为高潮，大删为潮吹，有时整页整页的洗帖，留下一串血红的“系统删除于X点X时X分”，那是来例假犯血崩），说要先审核一下，我仔细一想才发现原来是犯了某领导的名讳。前段时间又在某个不合时宜的日子和人聊到大仲马的《二十年后》，更是被当场秒杀。打开猫眼看人的帖子则是满眼的“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一页翻下来见不着一个有意义的回复。我眼睁睁的看着人们从有理有节慢慢变成了只能相互谩骂，看着一个个重量级的ID不是消失就是被消失，看着一些有志青年在现实的压迫之下慢慢失去了斗志。如今这两个论坛早已不复当年风采，我有事没事倒是上去凭吊一眼自己的启蒙之地，但基本已经没有请系统恩准自己发帖的兴致了。
上了大学以后又发现中国的大学实在让人闲得蛋疼，给人提供了充分的阅读时间，而书看多了就感觉自己文思泉涌，但是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喷发的途径。随着形势的日益艰巨，不少人玩起了春秋笔法，大打擦边球。我这个人一贯不善此道，喜欢一出手直奔下三路，最爱用的词就是傻逼，所以在各大系统的勤奋敬业之下基本没有发言之日。后左思右想，MSN Space似乎是个可以逃避系统的好去处，我也确实曾在那边逍遥快活了一阵，直到某一天得知微软在巨大的压力下封禁了某新闻人的Space，后来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我党更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GFW搞起了斩首行动，顿时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我的Space已经初具规模，难以割舍，而且我也不希望翻墙写博，于是果断做起了缩头乌龟，设定只有若干好友才能访问，果然数年来都平安无事，但如此一来也谈不上开启民智，最多是开启友智，俨然是向伟大的体制俯首称臣了。后来牛博开张，我也曾去凑过热闹，谁知刚经营了没两天，牛博就被流放到墙外去了，于是我又缩回了自己的龟壳里。
倒是naoko可以算得上是我的伯乐，后来我的一些文章在外流传，几乎全部是naoko的功劳。据我观察，naoko所采用的策略是游击战，长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连自己的Space都惨遭定点清除，这种毅力一直让我深感佩服。看到naoko我就时常会想，假如我也有这种决心，假如所有人都有这种决心，那么在众人的力量面前，渺小的又该是谁呢？
最近承蒙几位老师看得起，让我到嫣牛博开个镜像，说实话，虽说最近我很受naoko的精神所鼓舞，但这事还是让我很为难的。一来牛博既然被阉，我不知道我在这儿还能写什么，最近想写的题材都是必然无法在这里发表的，也可能一觉睡醒这篇文章也消失了也说不定，所以只能先拿两篇和谐的旧作撑撑场面；二来出国以后就没有那种闲得蛋疼的日子了，一个月往往都敲不出一个字（其实我本来效率也不高，有时写两段话就往space上一贴，跟朋友蛋逼蛋逼，今天就算更新过了，真能拿出手的文章其实也不多。本篇就是典型的蛋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三来阉牛还是可能重蹈覆辙，要不了多久又会变成死牛，毕竟老大哥目光犀利，炯炯如炬，这里虽然没有审核，但依然还是在“系统”的关照之下的。总而言之，目前我还没有想好要怎样把一个公开的、墙内的博客，按我个人的风格经营下去。
说完了悲剧再插播一则喜剧。这几年我周围密友几乎已经全部脱粪，这点还是让我倍感欣喜的。这其中有一个哥们，曾让我倾注了无数心血。此君的家里富得流油，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水平低到我经常怀疑他是不是中国人，后来因学习成绩不佳不得不跑到澳大利亚上学，这又加大了我的工作难度，因为据我观察粪青跑到国外往往会变得更粪青。但和一般喜欢装逼的粪青不同，这哥们是真有点傻逼，脑子转不过弯来。不过我倒是很欣赏他，一来他的思维开放性比较强，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不像有些人，你稍微说两句小逆不道的，他立刻变得怒不可遏，操起爱国大棒，化身正义使者，俨然一个自发五毛（当然此君也偶尔犯病）；二来这哥们正义感很强，做人有原则，不像某些粪青一边说这个政府割地赔款是丧权辱国，一掉脸又说另一个政府是韬光养晦在下很大的一盘棋；三来虽然他的逻辑能力不强，但还是努力的在练习用逻辑来解释问题。我觉得这种人即使是粪青也是值得交的朋友，而且脱粪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个过程确实是让我非常崩溃的。
后来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得快。某一年他家的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PX工厂，离他家只有几公里之遥（其实离我家也不过二三十公里，也在危险范围之内），这小子倒是出国避祸，但他的家人就只能天天吸毒气了。这件事我市政府干得比厦门漂亮得多，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等事情传开的时候厂子已经建好了。哥们儿当时整个人就疯了，四下寻找PX资料，数小时之后俨然已是一名PX专家，期间还骂了很多人的爹，操了很多人的娘，此后其认知水平是一日千里，日后再聊到政治话题，已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也从没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不由感慨个人的力量在体制面前是多么渺小：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效果还不如人家建个PX厂！从此以后便时时告诫自己：要相信政府，相信党……
2009年12月12日 星期六
赫塔·米勒：不能对中国过度宽容
德国之声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呼吁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
现年52岁的米勒本周二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记者会上指出，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她说，在中国，人权长期以来被蔑视。她表示，迫害异议人士与民主毫无关系。
米勒称，只有在西方少一点宽容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才会稍稍考虑改变其政策。
这位在罗马尼亚出生的女作家今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接受了诺贝尔奖。（据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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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总是要绥靖的。
20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RFI：国新办网络局培训班上的大实话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日期 11/12/2009 更新日期 11/12/2009 13:12 TU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fichinese/archives/349232.aspx
近日国新办的2009年第九期互联网新闻业务培训班的内部培训讲稿，由参与培训的网络编辑贴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和网络审查官员们删帖通知的热门对象。
除 了国新办的局长李伍峰、副局长彭波两位东道主外，讲课人还有北大教授朱峰、新华网副社长、新华网总裁周锡生、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主任宋福范、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高钢、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党组书记翟惠生、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诚华等人。
网友有评论说，这次会议可称得上是“五毛高峰论坛”。从培训班高规格讲课人上，可以看出，网络，网络新闻已经成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机器最关注的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只能内部说说的“大实话”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最近中国网络整肃的新动向。
做主题讲话的是国新办网络局局长李伍峰。
2007年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进行“集体学习”，当时，胡锦涛提出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五条，此后，国办和中办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组建网络评论员队伍等举措，李伍峰正是那次集体学习的主讲人之一。
此 次培训的讲话中，李伍峰提出，“当前中国网络新闻转载主要存在四大问题。”首先，网络转载小报小刊的文章，甚至是境外媒体的；新闻网站“洗稿”现象严重， 某些新闻标准的新闻来源并没有该新闻；有意在互动栏目（论坛、博客）贴发违规内容；所谓“小报和网站”相互转载炒作事件。如邓玉娇事件，杭州飙车案。
针对以上情况，李伍峰透露，主管网络新闻审查的国新办网络局下一步将积极采取措施，维护“网上转载秩序”。
除了要求各网站要加强自我审查，监管机构要加强巡查删除外，强调新闻编辑上岗必须责任制。国新办要求，“进一步完善转载制度，明确转载稿源。”
目前，国新办正在组织讨论制订第三批“可供转载的新闻媒体名单”，将会尽快公布下发。据记者了解，南方报业等多家以调查新闻见长的媒体都不在国新办所谓合规的转载名单上。
国新办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在题为的《网上新闻宣传存在的主要问题》讲话中，对奥巴马来华等网络媒体的报道做了总结。
他批评了新浪“不讲政治，在报道奥巴马访华的新闻时，擅自放奥巴马在上海演讲的视频。”
根据彭波的说法，奥巴马访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上海演讲，访华之前，美方和中方交涉要求网站和电视进行转播，中方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电视直播只在上海地方电视台进行。
彭波说，“以上措施是为了符合中央的要求，即要形成中美关系热，而不是奥巴马热。”他批评，（新浪的视频转载）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他又批评批评网易的舆论引导。例如，国际新闻头条总是放“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年薪1美元”、“美国黑人当市长”、“美国少年当市长”这样的，他所说的“大惊小怪而又有所影射的标题”。他认为，网易“舆论导向错误，没有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
彭波要求各大新闻网站，“放大正面新闻，尽可能不报道负面新闻。"他说“互联网媒体不能受西方媒体的影响，以为坏消息就是好新闻。”
而对此前的中国国庆六十周年的网络报道，彭波转述意识形态大管家刘云山的评价：“达到了极致”，他说，“这是互联网正面引导舆论的典型”。
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网总裁周锡生在发言中说，“我国互联网形态有特殊性。相对于国外的各种限制，中国的互联网是全世界最开放的。”
昨天，评论作者冉云飞说，周锡生的这句话，将可以称得上是2009年最“雷人”的名言之一。
领导们的灌输和管制似乎起到了效果。空中网的网络编辑金健宇的培训课的论文作业中《如何进一步提高网上新闻标题制作水平》体现了这点。
金健宇说，“提高新闻标题的制作水平，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突出政治的正确性。在拟定标题时，不仅要做到正确准确，还要考虑党和国家以及政府的立场，不能为了追求噱头和看点，而影射、损害甚至抹黑党和国家、政府的形象。”
他举例说，最近某国际组织发布了国际清廉指数，中新社标题的重点放在“新西兰第一、索马里垫底”上，但是有些网站偏偏找出“中国排名第79”来作为标题，进行炒作。且不论这个国际组织的排名是否客观和科学。
他说，“固然这样的新闻标题更加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但是无形中却在网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实际上是丧失了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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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推倒柏林墙
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发兵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以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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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当时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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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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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须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其实心里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心里还真没底。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跑到上海后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根本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更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角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徒，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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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2009年12月8日 星期二
“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缘何效法绑匪？
芦笛
冯正虎先生滞留东京机场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每过一天，都是对党国政府的无情羞辱。就连我这个对蠢党之蠢动见惯不惊的老同志，都为党国政府此番出类拔萃之蠢，羞愧到恨无地缝可入。
本来，我党干蠢事烂事恶事本是常规操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无论我党做出什么事来，都难得让我这曾经沧海之人拍案惊奇一回。不过处理冯先生这档子烂事实在是蠢到出了格，构成了国际外交史上的空前丑闻，令我忍无可忍，不得不智叟移山，教育我党，为我党再次疗愚。
这事的出格之处在哪儿呢？过去我党无论干出什么丑事蠢事恶事烂事，总还是能巧言伪说，文过饰非的。例如全民砸锅化铁炼“土钢”，可以说成是“好心办坏事”、“交学费”、“焕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饥荒可以说成是“苏修卡脖子”、“特大自然灾害”；六四大屠杀可以造谣说是“一小撮暴徒发动反革命暴乱”，等等，等等。
看多了这种表演，我有时忍不住要想，这世上无论是什么烂事，总有无耻之徒舌灿金莲，发明出种种无耻说道来为之狡辩。似乎可以说，世上没有能洗白的煤炭，但也没有无法喷涂成白色的煤炭。例如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把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基本干掉了，这烂事本来是共产党人或亲共人士根本无法为之辩护的，然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有本事在《斯大林时代》里振振有词地说，二战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都有大量的第五纵队和卖国贼，唯独苏联没有，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大清洗是非常及时的，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如今这事却打破了 “喷涂”原理。合全中宣部之力，谅他们也没本事把这蠢事喷涂成白色的，给出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事情明摆着：冯先生若是犯了法，那中国政府把他赶出来，就是玩法渎职，轻纵罪犯，污染国际治安环境；若是没犯法，则中国政府使出绑匪手段来将他强行绑架上飞机，送出国境就是恐怖主义犯罪。这道理就那么简单，迟钝愚笨如中南海诸公，恐怕也能明白吧？
笑话还不止此。“国庆”大阅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政府拥有几百万雄兵，手握最先进的武器，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更具有以最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国安、公安等情治机构，排山倒海不足以喻其势，投鞭断流不足以喻其气。与这庞然大物相比，区区屁民如冯先生者，连泰山前的蚂蚁都不如。
然而如此强大的党国政府，如今却竟然公开向世界宣告，它不过是一个虚弱透顶、怯懦入骨、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集全国强大武力、警力、宣传力乃至全体智囊的智力，一切合法手段都穷尽了，仍然奈何不了一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唯一武器的守法公民。智穷力竭，无计可施，狗急跳墙，人急耍赖，情急之下，不得不使出流氓的无赖招数来，连起码的面子都不要，起码的体统都不讲，动用恐怖分子的暴力手段，把他绑架出境，顾头不顾腚，只顾推出国门了事，却连起码的遮丑说辞都想不出来！
呜呼哀哉！这也配叫政府，“负责任的大国”政府！
我也深知并体谅党国领袖的难处：诸位的“宪法”乃是骗人的。一旦屁民要较起真来，含泪请求政府履行对公民白纸黑字立下的庄严承诺，那自然如同开了假支票让对方找上门来一般，说不出地难堪，又无从发作。更何况若他人群起效法，纷纷上门索债，那又该如何抵挡？当然只能扭住债主的胳臂推出门外，以绝后患，而求耳根清静。
这么干当然也有效，但前提是对方必须合作。过去这从前苏联学来的下流招数之所以有效，乃是受害人自认晦气，干脆就在国外居留算了。西方国家政府要和中国做大买卖，也就对此流氓行径眼开眼闭。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党便自以为得计，干出瘾头来了，发给公民护照，竟然是如蛇头一般，把他们骗出国境，然后逼迫他们在国外当难民。这种痞子骗子无赖的行径，就连前苏联那种流氓国家也不曾干过。
可惜如今冯先生立志要作公民不当难民，滞留在两国之间的“飞地”上要求回国，这事就变成个扔不掉、拿不得的烫山芋了。联合国为解决此事，建议冯先生申请难民身份，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侮辱。全靠中南海诸公惊天动地的愚蠢，这才看不出其中的涵义来：方今之世，没有哪个文明国家还有政治犯、思想犯。如今联合国竟然建议中国公民申请政治难民身份，那就意味着中国国内有严重的政治迫害，因此公民只要得罪了政府，哪怕再遵纪守法，就连最起码的公民权利都会被非法剥夺，以致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竟无一己立锥之地。可笑可悲可耻的是，对这一严重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侮辱，中国政府竟然也就默认了！这不是公开通告全世界，中国政府毫无自爱之心，丝毫不拿中国国际威望当回事么？
更糟糕的是，事件还有越闹越大的趋势。顷见《美国之音》报道，日本政府边境管理部门日前开始敦促滞留日本成田机场的中国公民冯正虎进入日本，不过并没有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离开入境管制区。
冯先生当然巴不得离开入境管制区，越快越好——谁会愿意住在那种连起码舒适安宁都没有保证的地方？他呆在那儿的唯一目的，就是离开入境管制区，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才是合理合法合情的解决办法。如果日本当局效法中共，使用武力强制他入境，必然要在那民主国家引起大哗，使得这丑闻家喻户晓，让中国政府再次大大地丢脸。莫非侮辱自己也会上瘾不成？蠢到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我贫弱的想象力与理解力。
鉴于领袖们的低下智力，再对诸位悄悄重复一遍：这种事，既然连“中宣喷涂部”都无法想出个体面说辞来，那就是说，即使以我党的超低标准，它也是见不得人的流氓烂污事体。要干只能偷偷干，掩耳盗铃的指望是别人听不见。一旦闹得全球皆知后，那就是在我党的脸上喷黑漆了。越拖下去，闹得越厉害，知道的人越多，则黑漆喷涂得也就越丰厚。因此，唯一明智的收场策略，就是悄悄认栽，把冯先生接回去，同时严惩连累政府出丑的小特务们，告诉他们以后若是人回来了，就不要再动用绑匪手段把人绑架上飞机。万一对方不堪迫害要维权到底，那就得不偿失了。
2009年12月5日 星期六
与不识逗逗，其乐无穷
德国电视二台"辱华节目"引起风波
德中/欧中 | 2009.12.05
12月3日，中新社《德国电视二台台长致函中国大使，就辱华节目道歉》一文称，德国电视二台台长夏希特近日致函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就该台的'今日秀'节目正式道歉"。"今日秀"栏目"辱华事件"指的是德国著名讽刺艺术家佐内博恩（Martin Sonneborn）曾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将讽刺节目搬到书展现场，通过戏弄中国书展商的方式讽刺中国人权状况，引起在德一些华人不满。后来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德使馆分别向德国电视二台交涉，要求该台道歉。
今年10月中旬，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期间，德国电视二台"今日秀"节目也把他们的演播室搬到了书展现场。德国著名讽刺作家、讽刺性杂志《泰坦尼克》的出版人佐内博恩（Martin Sonneborn）是这一期节目的现场记者。
节目一开始，站在书展入口处的佐内博恩对着镜头以惯常辛辣讽刺的口吻开了篇："晚上好，今年亚洲的供应看上去是廉价的中国复制品。我们到周围看看。"接着他去了一家中国展商的展台，语速飞快地问柜台后面站着的两位中国女性："中国人今年想把德国图书市场搞砸对吗？"一位女性显然没有听懂佐内博恩的问题，她回答说："是的，我们很高兴来这里。"在这一期节目中，不懂德语的中国展商着实被擅长恶搞的佐内博恩戏弄了一番。但佐内博恩称，其实际用意是以戏虐的方式讽刺中国的人权现状。 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对书展组织单位施加压力，阻止一系列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作家学者赴德参加书展活动。这一消息被媒体报道之后在德国社会引起广泛争论。
这一期"今日秀"节目播出之后，一些在德国生活的华人表示"受到侮辱"。此后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分别向德国电视二台提出交涉，要求德国电视二台做出"正式道歉，并保证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德国电视二台台长夏希特（Markus Schächter）上周前往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同大使吴红波举行会谈。11月30日，夏希特致函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对中方提出的抗议做出表态。信中写道，"我很遗憾，10月20日播出的内容有关法兰克福书展的'今日秀'节目伤害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情，并且让他们感觉受到侮辱。但这绝不是我们的用意。"
德国电视二台台长夏希特（Markus Schächter）
夏希特还在信中对"今日秀"的节目形式做了解释。他说，"今日秀"节目不同于德国电视二台制作的一般性新闻节目，"今日秀"是对当下新闻话题以讽刺、戏虐、漫画的形式进行评论的讽刺艺术节目。这种讽刺艺术形式由于语言尖锐刻薄甚至无礼的特点，只要存在就会成为"引发争执不满的源头"。
夏希特在这封信件的最后还特别强调说，完全无意通过"今日秀"的一期节目去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或者侮辱中国人。他再次"对此事深表遗憾，并希望中国驻德大使能向中国转达他的遗憾之情"。
此间德国电视二台已经从网站上撤下饱受争议的"佐内博恩辱华"视频。
发稿前，记者也曾致电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询问了解大使馆对德国电视二台台长致函中国大使一事的反应，但是没有得到使馆方面的回应。
作者：洪沙
责编：石涛
德国“辱华事件”记者佐内博恩接受德国之声专访
德中/欧中 | 2009.12.05
德国电视二台台长致函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大使，澄清解释遭中国官方抗议的涉嫌辱华电视节目。德国之声记者找到了引发整场争论的核心人物，"今日秀"节目的记者佐内博恩。在采访中佐内博恩谈及他对"辱华事件"的看法以及对讽刺艺术形式的理解。接受访问的佐内博恩不改讽刺风格，大摆辛辣式幽默。
德国之声：中国媒体报道称，德国电视二台的台长马尔库斯·夏希特（Markus Schächter）先生近日致函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就您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制作的一期"今日秀"（Heute Show）节目伤害了中国人感情一事表示道歉。您对此有何评价？
佐内博恩（Martin Sonneborn）：我相信，台长会为很多事表示道歉，道歉属于他日常工作中的一项。而我是为讽刺性杂志《泰坦尼克》（Tatanic）工作，我们的杂志从来不会为我们发表的文章道歉。《泰坦尼克》是德国乃至欧洲范围内讽刺类型杂志中领军性媒体，我们打算把出版发行市场扩大到中国，为此我们当然首先需要引起中国人对我们的关注，所以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具有挑衅性的节目。
德国之声：《泰坦尼克》计划今后也在中国出版市场寻求发展吗？
佐内博恩：今后如果中国市场成熟了，我们会考虑进军中国出版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吸引大约10亿中国读者。
德国之声：讽刺这种艺术形式在德国有没有界限？
佐内博恩：当然有界限。简单地说，讽刺是一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新闻类的艺术形式。在尊重人权的开放国家一般都存在这种艺术形式。在人权状况是另外一番景象的国家讽刺的艺术会受到禁止。讽刺艺术在欧洲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讽刺艺术家用这种形式讽刺当权者。《泰坦尼克》每个月都试探讽刺形式的新底线，可以说，我们每个月都在欧洲范围内测量出新底线。
德国之声：如果现在让你回想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您在德国电视二台制作的那一期，后来被中国方面评价为伤害了中国人感情的"今日秀"节目，您觉得那一期节目越界了吗？
佐内博恩：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地用"有"和"没有"回答。当时我的表现不公平，但是我做的都是正确的。因为讽刺这种形式的任务不是举止言语要表现得公平，而是以一种古怪奇异的方式针砭时弊。您肯定也知道，法兰克福书展举办前由于书展方邀请了几位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作家，后来在德国社会引起广泛讨论。后来像人权、酷刑、吃狗肉这样的题目就从主办方的题目表上淡出了，那么我们就想再来谈一谈这些问题。
德国之声：有些中国人说，您制作的这期节目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您对这项批评意见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佐内博恩：那我会说："欢迎加入投诉俱乐部！"《泰坦尼克》因为讽刺作品已经多次越界了。去年我们收到来自英语区国家浪潮般的批评的书信、指责性的电子邮件，因为我们曾经对英国失踪的小女孩小麦迪事件恶搞了一番。所以说，讽刺、恶搞是我们的传统。我希望被我们的讽刺艺术激怒了的人能够再多一些。
德国之声：您在"今日秀"节目中提到的中国人权问题、吃狗肉的现象和当时在场被您提问的中国人没有关系。不是吗？
佐内博恩：对，您说的对。其实当时我们也谈到了其他问题。比如说，我和当时在场的中国人说到德国新上任的外长韦斯特韦勒是一个同性恋。我问他们，我们的外长去访问你们的国家，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吗？在场的中国人做出的反应很有意思。大部分一边说没问题，一边哈哈大笑，看起来他们说的不是实话。然后我说，中医疗法在欧洲久负盛名，那么同性恋在中国可以治疗吗？那些中国人说，这个治不了，到死都治不了。您看，我们对德国政治家的恶搞其实和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对中国的恶搞是一样的。
德国之声：德国电视二台已经从观众可查询的网络数据库里删除了您制作的受到中国人抱怨的"今日秀"节目。您会对此感到不快吗？
佐内博恩：当然不会。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奇怪，一个国家在海外的官方机构竟然对其它国家的电视台施加影响，那么今后我们《泰坦尼克》杂志也会仔细观察中国媒体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不喜欢的事，我们也会马上出手干预的。
德国之声：在采访的最后，您肯定还想对中国人说些什么吧？
佐内博恩：首先我想问候所有正在（收听）阅读这篇采访的中国受众。我是德国"政党"党(Die Partei）的主席，我们党派主张在德国重新树立柏林墙。中国人当然是我们的榜样。我对中国的长城怀有崇敬之情。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情是坚定不移的。我非常敬重中国人民，也向中国人民表达我最衷心的祝愿。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石涛
天朝就是天朝，后清就是后清
规矩多：哈珀不算国家元首 游故宫无奈走侧门
总理哈珀昨日获邀游览故宫，期间发生一段小插曲。总理办原本以为中方会安排哈珀从中门走出太和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走以前只有皇帝才可走的路，还安排记者在中门拍照，岂料，最后哈珀还是在左门出来，而左门是皇孙贵族走的路。
不过，由于加国宪制关系，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是英女王，总理哈珀是「政府首脑」，不像奥巴马身兼「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之衔，例如哈珀访华也因此未获得入住钓鱼台国宾馆，因此，走不到皇帝走的「御道」，也无可厚非了。
哈珀访华前晚达到高潮，他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会晤后，两国随即宣布签署《加中联合声明》，并达成了特许旅游目的地协议，可说此行已满载而归。昨晨，中方安排哈珀及夫人等一行人访问故宫，天安门及故宫全部清场，天安门广场挂满五星旗及枫叶旗。
哈珀一行从午门进入，并获安排进入太和殿参观，但媒体则无法入内拍照，总理办则安排记者们拍摄哈珀从太和殿走出来的画面。原本总理办以为，哈珀会被安排从中门走出太和殿，而以前只有皇帝才可走包括中门在内的中轴线，总理办吩咐记者在中门外等拍照。美国总统奥巴马较早前访华，游览故宫时，走的正是中轴线。不过，最后，哈珀出来的时候，还是走了皇孙贵族走的左门。
根据资料，故宫宫殿皆沿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沿向两旁展开，左右对称，规划严整，等级亦极为森严，何时何人走何门皆有讲究。
例如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皇后在成婚入宫时可以走一次，再有就是殿试时中了状元、榜眼、探花的人出来时可以走一次。文武大臣进出走东侧门，宗室王族则走西侧门。午门城牆拐角处还分别设有掖门，平时不开，只有在大朝的日子，才会让文东武西，分别出入，另外在殿试后的文武进士，也会按其名次，单数走左掖门，双数走右掖门。
离开故宫后，哈珀访问了北京的加拿大国际学校，据悉学生来自51个国家，透过学习，了解加拿大这个国家。期间中国冬奥运动员将冬奥火炬交给哈珀，而冬奥吉祥物也出现与小朋友见面，其乐融融。
2009年12月4日 星期五
“如果加国像奥巴马那么有钱就不同，封城也可以。”
加拿大总理哈珀带太太游长城 大呼难以置信
星岛日报
总理哈珀在北京时间星期四早上展开访华行程的首项活动，去到八达岭万里长城做好汉。他形容说，今次长城游是难以置信。哈珀与夫人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兰立俊陪同下，在万里长城约逗留半小时。中国当局今次特地封闭游客主要游览的八达岭万里长城一段，让哈珀伉俪可以独自欣赏景色。两人一度「拍拖」手挽手漫步长城上，随后又在其他中方官员陪同下游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四与哈珀会面。
据总理副新闻秘书透露，这不仅是哈珀上台后首次访华行程，也是哈珀毕生首次中国之行。哈珀让记者拍照时，形容这个人生第一次的经历是「难以置信(unbelievable) 」。
而游完长城后，哈珀在周四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
采访当日天气寒冷，不少抬着摄影机爬上长城的记者也透不过气来，但记者问哈珀是否感到疲倦时，他说：「还未。」
多位国会议员和应邀访华的华裔，星期四也随团往游八达岭万里长城，但就与哈珀夫妇分道扬镳游玩。代表加拿大Loblaws随团的大统华东主李安邦向本报说，此行蛮兴奋的，26年前他首次游长城，26年后重返长城，感到游览设施进步极大。
另一位随团的安省密市华商会荣誉会长胡子修说，有信心哈珀此行会改善加中关系。
中方出动10多部车护送哈珀由酒店到长城，沿途更封路，让总理车队畅通无阻。
总理游长城，不光吸引大批加国传媒，中国本地也派人采访，英文《中国日报》记者表示，报社相当重视哈珀今次访华行程。但本地游客对这位不速之客，就反应不一。
江苏游客发牢骚
来自江苏的游客刘小姐看到万里长城主要路段被封，大发牢骚，边走边嚷着要退票。就算知道加国总理访华而封路，也未能令她消气，说除非总理和她拍照，就不用退票；如果加国像奥巴马那么有钱就不同，封城也可以。[有刘小姐这句话，党和政府就放心了。党和政府比奥巴马有钱得多。]
也有游客表示，如果要来与中国打好关系，就与他们一起游长城。
另一来自广州的游客也觉得有点扫兴，她还说：「我也是第一次来长城呀，我觉得我重要些。」不过也有来自广州的游客说，可以接受哈珀游长城引致的不便。
一批来自卑诗省维多利亚市的加国游客，知道总理游长城后相当兴奋，还举手让记者拍照。虽然长城主段暂封，但不减他们游长城兴致。 （特约随团记者杨婉文报道）
2009年11月30日 星期一
芦老师说罗宋记又开播了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25.html
我真讨厌连载。不是有个家伙提醒他，估计今天还不会更新。
我自己也从不写连载。初一一句月半一句，滴滴答答，羊拉屎。就该写完了一齐发，发的人爽，写的人也爽。
2009年11月26日 星期四
含泪请求中国政府停止侮辱中国护照
芦笛
11月3日，中国公民冯正虎回国，在抵达上海机场后不但第八次被拒入境，边检人员和警察还用了一个多小时暴力制服了他的反抗，把他强行绑架（日本语“拉致”？）到飞机上，遣送回东京。他不得已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入境审查大厅内，就在那儿的长凳上过夜。为了表示回国的决心，他声明放弃日本签证，谢绝了联合国让他申请难民的建议，就这么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一直坚持下来，也不知道现在他的正当要求是否得到了批准。
这消息让我这深知我党把戏的同志都跌破了眼镜。太平洋再深也有底，我党的无赖没底，竟然连“事实上的开除国籍”的烂事都有本事干出来。须知我党可以开除谁的党籍、学籍、公职等等，但绝无可能开除某位土著公民与生俱来的国籍。这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观”，而是连白吃都知道的人类常识：国籍并不是某个执政党、某个政府、某个机构可以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本人不放弃，那就谁也无权夺走。在这点上，它比性命还结棍，我党可以剥夺某个公民的性命——刑法上不就有死刑么？但不可能剥夺某个公民的国籍，因为刑法上并无“开除国籍”的惩罚，也不可能加入此类惩罚，那理由简单到连我都不好意思解释：既然是刑法上开列的惩罚，那受罚者当然是罪犯。你开除了人家的国籍，把人家驱逐出境，岂不成了出口罪犯？莫非这就是“负责任的大国”干出来的事？
既然不能开除人家的国籍，那就不能剥夺人家回国的权利，否则就是制造“中国公民无权在本国内居住”的天字第一号智力笑话，敬爱的党中央何以连这点人类常识都没有？
动用纳税人的钱，使用暴力绑架的非法手段，强行将本国公民驱赶出境，不许人家回来，逼得联合国出于人道理由不得不建议受害者申请难民身份，这是不是动用纳税人的钱人为制造政治难民、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这是不是为伟大祖国丢脸？莫非这就是“权为民所用”的表现？
更何况这档子烂事从头到尾都是黑箱操作，官员们连个为何要拒绝冯先生入境的理由都说不出来。即使是苏秦张仪转世，谅他们也没本事解释这不可能解释的怪诞举措——冯先生若是在国内犯了法，那中国政府的责任就是把他抓回去绳之以法；若是没犯法，那中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保护他的行动自由，岂能非但不许他回到祖国，而且还要动用暴力把他赶出国去？
冯先生拿的是中国护照，封面上印着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那可不是装饰，而是中国政府对护照持有者的庄严承诺。凡是西方公民都知道，通过发给公民护照，政府也就做出了庄严承诺：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角，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保护。保护侨民乃是任何一个文明政府的责任，西方政府甚至可以为此发动战争，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都是这么打起来的。而美国之所以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德国潜水艇击沉了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使得数百美国旅客遇难。这些当然只是战争的导火索，但它们也同样反映了西方政府保护侨民的责任心。
中国政府据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那所谓“负责任”，当然首先是对本国公民负责任，这也包括保护海外公民的安全、幸福和自由不受非法侵犯。而今中国政府却反文明之道而行之，带头侮辱中国护照以及其上的庄严国徽，带头侵犯护照持有人的人身安全，非法剥夺人家的行动自由，如此敢于和善于侮辱自己的政府，还恬恬然不知受辱，老芦无知，还真不知道世界史上有第二例。
看看冯先生，其他被我党慷慨遗忘与无视的海外侨民大可告慰。
2009年2月14日，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外遭到俄边防军“海岸”号军舰炮击，一名中国船员当场被打死。在返港途中，货轮因遭受重创而沉没，7名中国船员失踪（“丧生”的同义语）。外国军舰击沉悬挂着中国国旗的货轮，对五星红旗作了最高级的侮辱，中国政府却甘之如饴，屁都不放一个，只装作天聋地哑，浑若无事人。
2009年6月18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将集中销毁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中国“走私”商品，并要求莫斯科市尽快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俄罗斯中国浙江同乡会会长倪吉祥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表示，此举对中国公民造成的损失根本不止20亿元，而是涉及到6000个集装箱，每箱货物价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也就是总损失在30亿-60亿元之间），“这次华商的损失是空前的。有人跳楼，有人自杀，这么多人倾家当产，可至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华商跳楼的跳楼，自杀的自杀，然而中国政府却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不说发个抗议照会，连表示关切的姿态都不曾作出一个来。
那位看官说了，冯先生既没被人打下冰海去去挣命，又不曾因财产被抢夺而跳楼，不过是在候机厅里餐过客之香风，饮机场人员代他购来的甜露而已，这算得了什么？为何还说比起他来，“新星号”船员和居俄华商差堪告慰？
我这么说，是因为在那两次不幸事件中，侮辱中国护照上的国徽与货船上的国旗的人，毕竟是异族老毛子，并非中国人，更不是中国政府，而侮辱冯先生手持的中国护照上的国徽的人，恰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连自己的国徽都不尊重，肆意践踏对公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指使边防人员带头侵犯中国公民的人身，使用暴力强暴中国公民意愿，剥夺中国公民的回国自由，将冯先生强行搬运上飞机，并当着日本飞机上的乘务员和大批外国人的面，在机舱里长期扭打拉扯，制服冯先生的反抗，直到他精疲力竭无力挣扎为止。这些代表中国的好同志亲力亲为，言传身教，为异族作出了怎样欺负中国公民的光辉示范。这当然比默认外国政府欺压杀害本国公民更混账，更令海外华人心寒齿冷。
上次国庆大阅兵，许多海外华人在网上自称看后激动得几天几夜都没睡着，那意思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祖国或母国的强大了，以后侨民或华裔再不会受异族欺侮了。在我这cynical之人看来，这些天真同志未免太自我膨胀，自作多情了些，不知道热脸未必能贴上我党的冷屁股。连白吃大概都想得过来：那强大的武力就算有用，也是拿来“平叛”“镇暴”，防“家贼”而不防外贼的，要不为何不敢对北极熊亮出干货来？
任何一个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只要智力正常，都该看出我党所谓对美作出的强硬姿态，其实不是出口而是内销。斯大林发明的国家模式的运转前提之一，是树立国外假想敌。这也倒罢了，我还是能充分理解并体谅党国领导的苦衷的。但既然要树假想敌，何不选上百般欺负华人的俄罗斯，而要“远攻近交”，违反地缘政治的常识去跟无害于中国的老美过不去？莫非我党也懂小留那手，知道“避实击虚”，跟老美叫阵非常安全，但决不能跟流氓政府过不去？
据自由亚洲电台前几天报道，索马里海盗发言人表示同意接受三百五十万美元赎金，释放上月中被劫持的中国货轮“德新海”包括二十五名船员。官办《中国日报》与香港《凤凰网》都报道了这一消息，然而此后中国政府却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提示中共已经接受了这一要求，可能业已付钱。只是因为大阅兵刚过，而且事发后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出动海军去援救，如今却乖乖接受绑匪讹诈，花钱赎票，面子上下不来，所以只好使出消声的惯技来，指望国人再次发生选择性遗忘，忘记国防部在事发时拍紫了的胸脯，以及据说是早已全速开去营救的中国军舰。
其实窃以为，比起上述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来，中国政府肯掏钱为子民赎身，乃是翻天覆地的伟大进步，应该大肆宣传才对，怎么反倒引以为耻，秘而不宣涅？看来领导那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我党领导人的荣辱观比较别致。在他们看来，关心本国公民的安危是耻辱，迫害或默许异族迫害本国公民反倒是光荣。这种独特的荣辱观若不改变，则中国哪怕就是作了世界的龙头老大，当中国公民，拿中国护照仍然是一种耻辱，永远与光荣无缘。
背景：
德国之声：维权人士冯正虎四次被拒入境
上海知名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冯正虎于11月4日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在上海浦东机场被禁止入境，并被当局强行送上返回日本的飞机。目前，被遣返后的冯正虎已在日本成田机场逗留了9天。而这已是冯正虎近半年来第4次被上海当局禁止入境。
11月12日，记者拨通了已在日本成田机场逗留了9天的中国公民冯正虎的电话。电话那端的冯正虎显得有些无奈，他对记者描述了几天来的遭遇。冯正虎说：“已经是第9天了，我在这里睡了8个晚上了。成田机场的入境和出境通道不同，入境口是完全没有任何商店和食品可以购买的。我有签证，但我不愿意再进去日本，因为我想回中国。现在我的一些亲友想从外边把食品送到入境处，结果也遭到了日本机场的拒绝。 ”
互联网上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冯正虎在自己的白色体恤衫上用日文写出"绑架"和"冤"的字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不能返回自己的祖国。事实上，从2009年2月在北京遭秘密绑架，并被非法拘禁40多天后，冯正虎就在上海当局的建议下于4月初前往日本工作两个月。而在敏感的6月4日过后，至今冯正虎先后8次试图回国，但都未能如愿。他在名为《护宪维权》的网站中写道："我可以留在日本、我也可以去美国，但是我放弃了。我要捍卫中国公民自由来往本国的基本人权。"
冯正虎表示：“至今半年来，当局没有给我任何的依据和解释。他们使用这种强行的方式来阻止我入境。我和他们在机场相持了2个多小时，也可以说是'搏斗'，最后上海当局在全日空航空公司的配合下，把我按倒在椅子上，因为那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过去7次我都是静静的尝试回上海，但是这次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对待我，我要向国际社会表达，我对中国当局的强烈抗议。我希望，我在这里的抗争，能引起中共政府的关注。”
目前，冯正虎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已向上海入境边境检查站提出了起诉。因为当局并没有提供任何拒绝入境的理由和书面依据，而是强行迫使冯正虎滞留在日本。
通过冯正虎在中国的个人网站《护宪维权》中的内容就不难猜测其中的理由，他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对待我与《零八宪章》没有太多的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对法律比较有专业了解，所以长期帮助维权的访民上访，帮他们用法律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可能给当地的地方官员造成了恐惧。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包括在国内他们把我从北京绑架到上海，一直到现在，我在国外，他们也拒绝我回来。”
《护宪维权》网站在中国被长期封锁，冯正虎现在也被滞留在日本。如今他只能用静坐示威的举动引起中日两国政府的关注。一些热心人士自愿为冯正虎递送食物，但都遭到了日本机场的拒绝。截至目前，冯正虎仍在成田机场静坐。他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在日本的工作签证，希望能尽快通过法律途径回到上海。
在成田机场的抗议举动也让冯正虎在上海机场的遭遇登上了日本《朝日新闻》的版面。他不知道上诉的结果会怎样，但却仍坚持通过法律维权。同样从事维权工作的中国维权人士杨宽兴（音译）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冯正虎的遭遇很像2004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电影《幸福终点站》中的情节。因为家乡的战乱，故事的主人公决定前往美国，当他在终点站纽约肯尼迪机场出关时，却遭到了阻拦。"所不同的是，冯正虎要返回的是自己的祖国。
作者：严严
责编：叶宣
wikipedia:
冯正虎（1954年7月1日-），男，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人，现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汉族，维权人士，护宪维权网创办人，《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
入狱前事迹
198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研究生科技与经济中心理事长等职，毕业后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兼任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连续四年主持每年一届的“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有《企业战略》、《中国企业发展年鉴（1988年）》等著作多部。1991年４月冯正虎赴日留学并留居日本，在一桥大学研修经济和计算机硬、软件。目前仍是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的外国特别研究员、日本三正实业有限会社中国部部长。1998年9月，返回中国创办了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入狱
2000年11月13日，因天伦公司出版物审核问题，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2001年6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0万元。冯正虎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8月终审维持原判，冯正虎再申诉，被驳回。
出狱后的维权
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出狱，开始刑事申诉，并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了法庭——2004年11月19日，上海市卢湾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被拒入境
2009年2月冯正虎在北京遭秘密逮捕，并被非法拘禁41天后[1] ，于4月初前往日本工作，在敏感的6月4日过后，于6月7日开始先后八次回国被拒入境[2] [3]。 其中四次是抵达上海的机场后，被边防警员强行遣返日本，另外四次是被航空公司以浦东机场边防方面未准许他入境为由而拒载[4]。 因其持有日本签证，可合法滞留日本，冯正虎认为签证与日本方面默认中国当局禁止他入境有关，宣布放弃日本签证，并抗议说:“我对这些行动表达强烈抗议，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都不得拒绝自己的公民返国。”以此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其回国要求[1]。现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的第一空港入境审查大厅，每天靠维权人士及过境的热心人士提供的热水食物为生[5]。 冯正虎的遭遇引起中国网民及国内外维权机构的极大关注。
参考文献
1.中国大陆人权斗士冯正虎受困东京机场．中央日报网络报（2009年11月13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2.维权人士冯正虎四次被拒入境．德国之声中文网（2009年11月13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持有效护照 中国公民冯正虎第八次闯关．美国之音中文网（2009年11月3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3.冯正虎要回中国拒绝入境日本引中共恐慌．希望之声（2009年11月11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4.冯正虎日本机场‘国际上访’．美国之音中文网（2009年11月7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5.8回にわたり中国当局から帰国拒否されている中国人男性、成田空港で抗议の寝泊まり
2009年11月25日 星期三
程映虹：中國人究竟有多麼種族主義？
中國的“崛起”和向非洲的挺進給中國制造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局面，這就是中國人和黑人之間越來越多的交往。中國已經有幾十萬人在非洲工作和經商，非洲也有大量臨時和長期移民在中國尋找機會。據統計，在廣州有2萬多合法的非洲人，非法的可能將近20萬，他們已經在廣州城鄉形成了好幾個非洲人聚居區，最大的被稱為“巧克力城”。在浙江的義烏和溫州也有非洲人社群。他們主要從中國批發廉價的“低端”商品運回非洲銷售。這個中非之間相互移民的局面在今後將會更加擴展，誰都難以預計其規模。從社會日常生活和文化意義上看，中非相互移民帶來的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和歐美白人以及其他白人（俄國、東歐、拉美）在個人層面上打交道，中國人已經有160年以上的歷史，但和非洲黑人在這個層面上來往的歷史則相對要短得多。毛澤東時期雖然有大量的“援非”工程，但那主要是在政府之間。在個人層面上的交往主要是最近20年間的事。
中國人的種族主義
由于歷史的原因，凡是有黑人因素在內的國際問題，往往都會和種族主義有一定的關聯。種族主義是普世性的現象，大國和強國尤其如此，中國決不例外，只要看看我們語言中的“黑鬼”、“倭寇”、“小鬼子”、“高麗棒子”、“老毛子”、“紅鼻子阿三”等等就知道了。但中國人往往只看到別人的種族主義，把它和殖民主義聯系在一起，加上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只談階級，不談種族，毛澤東更是把民族和種族問題歸結為是階級問題，等于是取消了民族和種族問題。這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中國人有很深的種族偏見，尤其對黑人；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否認自己有種族主義，理由一是自己是近代史上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二是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允許種族主義。其實，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和族群歧視不但很嚴重，而且自己還意識不到。日常生活中漢人對其他族群的歧視比比皆是，而官方對“少數民族”在回避政治權利的同時給予的一些特殊照顧則繼承了歷代王朝的恩施和羈靡政策，並非真正的族群平等。
最近大陸幾件事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很多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心態。一是7月15日發生在廣州的黑人抗議事件。事件起因是兩個黑人在逃避中國警察查驗護照時跳樓受傷，當地黑人便包圍公安局抗議對他們的“種族歧視”。事件發生後，很多網民發表了對黑人充滿種族主義的言論，說黑人移民是對中國的“種族入侵”，要把他們全部趕走。另一件事是上海戲劇學院學生婁婧的風波。婁婧是她母親和一個非洲裔的美國人多年前婚外情的結果，後來她母親為此離婚，那個非裔美國人則銷聲匿跡。婁婧是她母親一人帶大的。當婁婧參加了幾項公眾娛樂活動後，她的身世被暴光，網上頓時有很多人用不堪的語言對她和她的母親咒罵，成為上海2009年夏季的一個社會新聞熱點。還有一件事是一個在非洲有過多年經商和管理經歷（甚至管理過世界銀行在埃賽俄比亞的項目）的劉姓中國人在網上發表文章，說中國人在非洲受到種族歧視，成為警察和腐敗官僚敲詐勒索的對象。他說中國人之所以受到這種對待，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對非洲殖民”，相反，非洲人對白人畢恭畢敬，就是因為他們被白人殖民統治過。對待黑人就應該像對待動物那樣去馴服。這篇文章在大陸的網上引起廣泛反響，多數發表評論的網客都贊同這種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言論，只有在北美的一些網站上才有尖銳的反駁。
中國人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如果有的話有多嚴重？這個問題在大陸學界至今沒有像樣的討論，基本上是用民族主義遮蓋種族主義。在海外學界，有幾個研究值得介紹。
西方對中國種族主義的研究
一是英國歷史學家馮客出版于1992年的名著《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馮著的貢獻是第一次將中國近代政治學術思想中的種族觀念從民族主義言說中分離出來，進行專門評論。馮客用大量材料說明中國人和其他族群一樣，有種族主義觀念，但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意識形態的關系這種觀念並沒有得到系統的清理。馮客的書早已有中文版發行。北京中國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雜志發表過書評，並沒有對它做嚴厲批評，而是溫和的商討，並肯定了馮著的一些貢獻。相比之下，倒是一個台灣學者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措辭嚴厲的批評文章，指責馮客牽強附會，放大中國一些言論，想把種族主義的帽子從西方人那里轉戴到中國人的頭上。兩相比較，讓人不由得產生北京和台北的錯位感。另一個研究是美國學者理查德盧法諾1994年發表于美國一家亞洲研究雜志上的文章，題目是“1988年南京事件：關于當代中國種族和政治問題的一點看法”。這篇文章談的是1988年 12月南京大學生和非洲留學生發生沖突的事件。無論黑人學生在事件的發生上有多大的責任，中國學生打出的“打倒黑鬼”和“黑鬼滾回去”的口號和標語在性質上完全超出了可以商討的範圍，是種族主義最惡劣的表現。盧法諾說，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這次針對非洲學生的種族主義示威游行的學生，很多在不久之後參加1989年民主運動，而前後兩次運動在組織和聲勢上也確有關聯之處。這就說明，在中國，很多強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種族主義心態。其實，類似的中國學生反對非洲留學生的事件，80年代下半期在天津和上海都發生過，究其起因，非洲留學生都有責任，但中國學生打出的標語口號則和南京事件一樣，表現了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
另一項研究更值得一提。這是美國非洲裔學者和律師約翰森（M. Dujon Johnson）2007年出版的《中國的種族和種族主義》。約翰森曾經在台灣和大陸都工作和學習過，對兩地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有切身體會，因此書名中的 “中國”用的是復數，意為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這是很多美國自由派學者所不敢做的，因為會得罪大陸。約翰森雖然在密西根大學受過訓練，但他不是學者，其思維、行文和對材料的處理都遠不合格，所以這本書進不了美國大學出版社，只能由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印行。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把這本書當作一個新聞記者敘述的在台海兩地經歷的種族主義現象，那是綽綽有余的。
約翰森認為，台海兩地的中國人都非常種族主義，他的書充滿了這方面的觀察，由于篇幅關系這里只能稍作介紹。約翰森說中國人對黑人的歧視甚至發展成對黑人的恐懼（Afrophobia），在公交地鐵和火車飛機上對黑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滑稽的是，正因為如此，即使在最擁擠的場合，他和他的黑人朋友也都不愁沒有位置和空間。對黑人的歧視還影響到中國異議人士的活動。例如，就同一個問題，他問過一個在美國的非常著名的中國民運人士和一個還在中國當干部的體制內民主派：為什麼你們在美國只和上層白人政治家打交道、從來不和黑人民權人士接觸呢？黑人民權運動不是和中國民主運動更有天然聯系嗎？他們的直率的回答讓約翰森目瞪口呆：中國一般人對黑人沒有好感，所以我們不想做這樣的工作。約翰森說，他在中國的經歷讓他深刻感受到，在中國文化中，財富、權力、知識、地位甚至美麗這些概念都是和白種人緊密相連的，黑人處于種族金字塔的最下層，他們不但地位卑賤，而且道德低下，不值得信任。很多招聘英文教師的廣告都寫明要白人，在台灣他甚至踫上寧要白種的俄國人去教英文而不要非裔美國人的奇事。最後，約翰森也得出和馮客類似的結論：中國人有嚴重的種族主義，但由于官方宣傳的影響，種族主義在中國從來就是一個用來指責西方的概念。
（原載《動向》雜志2009年11月號）
2009年11月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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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正装学胡哥：图说胡锦涛的着装品位
美国时尚杂志《名利场》评价奥巴马夫妇为“最佳着装”。奥巴马作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血统的总统，同样也是美国男人的第一代表。不论政绩，在时尚圈，“奥巴马热”仍旧温度未减。比如像奥氏学习何时可以不戴领带，怎样挽起衬衫的袖子，美国男人都愿意效仿。奥巴马总统还不到50岁，在政治家中属于“年轻人”，他身上时尚气息多些似乎也有益无害。美国人民爱戴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更值得称道。
同时期的另一则报道是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做： “世界上着装品位最差之领导人”。有谁呢？比如金正日，说他总是穿一身卡其夹克；比如卡斯特罗，翻出一张他穿阿迪运动衫的照片；比如卡扎菲，说他总爱穿花哨的长袍；比如普京，说他赤裸上身打猎有失身份。最后，居然还提到了毛主席，说他只穿中山装……
Time的傲慢与偏见，昭然于世人。我不懂得政治，但我知道这些领导人的国籍：朝鲜、古巴、利比亚、俄罗斯，中国…… 呵呵，原来你们认为“没有品味”的领导人，正好都是让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觉得“不爽”的国家，这未免太孩子气了吧？
金正日的着装是该国领导人的传统；卡斯特罗早已退出政坛一线，一个老人在私下场合穿个运动装，有何不可？卡扎菲穿的是民族服装，也是他个性的体现；据说此次G20峰会，美国居然没有酒店接待卡扎菲，他干脆租了块地方搭帐篷，到底是卡扎菲没有品味还是美国人丢了体面？普京打虎的事情，在俄罗斯国内可是赞扬声更多些。至于胡乱评价毛主席的中山装，更是无稽。
中国男人为什么不能关注自己的偶像呢。比如胡锦涛主席，“胡哥”。新中国60年华诞，我们有足够理由关注中国男人的第一代表，像美国人关注奥巴马一样。
在电视上听胡锦涛主席发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他的衣装，而更注意他的讲话内容。不过请想一想，还有谁比我们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正式场合多？还有谁比胡哥更要注重正式礼仪，着装细节？所以，穿正装，学胡哥。学到一二处细节，也肯定裨益良多。
1. 颜色：中庸内敛，不折腾
中庸内敛，不露锋芒，这是东方人性格的最佳写照，胡哥每次出现在外交场合，或者媒体和公众面前，他的着装深谙此道。
西装：永远的深色，印象中胡哥连深蓝色都很少穿，主要都是藏蓝色，也很少穿条纹西装，条纹西装和浅色西装更适合娱乐场合，比如走红地毯。
衬衫：永远的白色，绝对没有其他颜色、没有任何条纹装饰，领子上不会有装饰用的小扣子。
领带：相比下是变化最多的，但也只有枣红、深蓝两种主色调，根据场合（比如以经济为主题的活动）会有条纹和格子的装饰。
注意这两幅照片，胡哥的领带颜色（条纹）与胡夫人的套装颜色（条纹），完美搭配。能体会到胡哥穿衣的苦心么？严谨而不张扬，内敛而不折腾，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时尚的品味。
胡哥高举奥运火炬；注意下扣子的细节，最下面的不用系
2. 扣子：系与不系的细节
说完了颜色搭配，正式场合穿西装，扣子是个很重要的细节。
行走时西装的最下一个扣子通常都应该解开；偶尔也有扣子全部系上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只系最下面的扣子而解开上面的。
2粒扣西装，行走时只要系上面的就很好；胡哥穿条纹西装很少见，这是出席巴基斯坦的民间活动
平常的视察或者出席民间活动，胡哥很少穿正装，一般是一件普通夹克，或者就是一件衬衫，这样更显得平易近人；单穿一件衬衫，第一粒扣子不系为宜。
3. 眼镜：细金边，不抢眼
眼镜本身也有装饰的作用，胡哥一直戴一副镜片较大的金边眼镜。用金色，而不是黑色等刺眼的颜色，可以在电视、照片中显得更自然，不突兀；镜架也尽可能的细，否则面对那么多聚光灯，胡哥的眼镜太闪亮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4. 发型与剃须
胡哥的脸型是四四方方的国字脸，因此不适合“蓬松”或者“中分”的发型，而是旁分为佳，头发尽量贴紧，这样的视觉效果最自然；奥巴马的脸型较长，又是黑人血统，留个小平头就很合适。找到你适合的发型，出席正式场合才会更有自信。
至于胡须，没得说，永远干干净净。而且这样还更显得年轻，才是我们的“胡哥”。要知道胡锦涛比奥巴马要年长近20岁呢。
5. 三军统帅的军装
胡锦涛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就是解放军三军的最高统帅，不过如果说前4个细节我们都推荐男人模仿的话，这一项是万万不可，仿制军装或者其他军品可有犯罪的嫌疑，欣赏即可。
最后，引用网人对胡哥的评价：当胡哥的点点滴滴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表明了中国公民政治热情之高涨，政治理性之觉醒。只有讲政治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只有爱领袖的国家才是有秩序的国家！[本段文字全文点睛之笔，务必深入领会。]
隆重补充今上着装经典（点击放大，看真着）：
喜看君相金身开光
胡锦涛温家宝握手雕塑将入住汶川地震博物馆
新闻来源: 新华网 于November 24, 2009 05:44:48
历时120天，由甘肃天水市麦积山美术馆雕塑家张北平制作的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去年“5-12”地震时在汶川机场“握手”的雕塑日前落成。这座大型玻璃钢雕塑美术作品，高2.98米、宽1.68米，重1吨多，将捐赠给汶川地震博物馆。
2009年11月23日 星期一
民族团结柱将撤出天安门广场 移往奥林匹克公园
武汉晚报11月24日报道 56根民族团结柱究竟是“扎根”天安门广场，还是集体撤出近期倍受社会关注。昨天，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引发去留争议的民族团结柱将在近期集体撤出天安门广场，移往奥林匹克公园。
昨天，天安门管委会相关人士透露，刚刚接到上级部门通知，民族团结柱将撤出天安门广场，移往奥林匹克公园。
据介绍，团结柱在建造之初就引起了各方关注，海淀公园、朝阳公园、居庸关长城等许多旅游景点当初都明确表态，希望国庆后能“迎娶”团结柱。但在十一国庆前，团结柱的设计者路建康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经过多方考察，团结柱国庆之后的“归宿”定在国家奥林匹克公园的民族大道上。
但是，国庆过后，团结柱的去留出现变数，团结柱“有望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内”的消息见诸于各大媒体。
直至昨天，天安门管委会相关人士透露，“国庆游行总指挥部”确定近期团结柱就将撤出，撤离时间还要根据奥林匹克公园方面的安排最终确定，但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撤离工作。
目前，56根民族团结柱分列于广场东西两侧，坐落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南北跨度达265.97米，间距5.91米。据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统计，60周年大庆之后，天安门广场的客流量突破了820万人次，超过去年“黄金周”全北京接待游客的总数。有部分民众表示，希望56根民族团结柱“扎根”天安门广场。而相关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团结柱属于形式的东西，不适合天安门广场。另外，团结柱色彩太红，会破坏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色调。另外，团结柱的图案太活泼，与天安门广场气宇轩昂、简洁、严肃不合。同时，这些柱子体积过大，很容易把周边建筑的形象淹没。
据施工方住总钢结构公司的负责人介绍，民族柱具体的搬迁时间表还未确定。民族柱本身的设计就是可装可卸的，等最终搬迁的时间确定后，他们将在夜间为民族柱搬家。这位负责人说，民族柱底座重达20吨，因此当时在天安门放置的时候，不需要在地面打桩固定。因此，搬家不会对民族柱产生伤害，更不会对广场产生影响，仅需要将民族柱拆分，然后搬运至新地点再组装。
中国75%电表都被蓄意加速 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
《羊城晚报》爆出一条新闻，“中国电信电力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其中电力违法收费27.4亿，这一数字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核实的数字”。那么这高额的违法收入是如何获取的呢？
日常生活中，人们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旦你和几家共用一块电表，你就会发现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会远远超过合理的表损。如果你找到有关部门欲问个究竟，有关人员就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你们当中有偷电的！”接下来，你经明察暗访确信你们中的确没有偷电者而再要问个为什么或提出把电表校对一下之类的要求后，那结果会令你更加疑惑和无奈：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依然如故，而且是越校误差越大。
针对人们极为关注的供电计量上的“缺斤短两”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力量对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75％的电表都出现了正误差，即人们所说的“走的快”。对家庭正在使用的电表检测的结果更令人感到吃惊：偏差最大的要快28％，大多数快10％左右，也就是说居民要无端地多掏10％—28％的电费。
国家明文规定，电表误差在正负2％以内均属合格产品，因为技术原因造成计量器具出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电表生产企业最终道出了实情：目前企业生产的电表大都是由电力公司统一购买后安装给用户的，一些电力公司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私下要求企业在生产电表过程中将电表调快，而且是越快越好，否则，就会以你的产品“不合格”而拒绝收购，企业为了经营和效益只好从命。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造成电力部门获取非法利益的另一关键因素，长期以来，电力部门不仅垄断了电力的经营而且包揽了一切电表的校对与安装。在很多地方，总表的校验安装不仅均由电力部门负责，而且总表也是电力部门计量收费的依据，分表虽然可由用户自行购买合格产品，但分表的计量只能作为用户自己分摊电费的依据，这也就是用户买100元钱的电却只能用70元至80元钱的电量的关键所在，也是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为什么会大大超出正常范围的奥秘所在。
2009年11月22日 星期日
德国之声：中国警方调查艾未未的银行账目
中国 | 2009.11.21
本周，中国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对艺术家艾未未的银行账目进行了调查。艾未未此前曾对四川"5·12"大地震遇难儿童人数进行独立调查，并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维权人士谭作人出庭作证。目前艾未未本人还没有从警方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和反馈。
据身在东京的艾未未向德国之声记者证实，警方的确于三天前对他和妻子在中国银行的账户进行了调查，整个查账过程持续了一个下午。警方向银行提供的理由是：艾未未涉嫌犯有诈骗罪。艾未未表示，目前他自己也不清楚，警方查账的重点何在，以及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我无法猜测这样一个缺乏理性的政权的行为。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事实。他们还打电话到我母亲、我姐姐那里查问一些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样，他们肯定是在对我进行调查。"
今年三月，民间维权人士谭作人因调查死亡学生人数，被当局以所谓"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以艺术家艾未未为首的一个民间小组接管了调查死亡学生人数的工作。艾未未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五千多名死难学生的姓名和住址。艾未未表示，此次警方对他的账目进行审查，有可能会以他在四川统计遇难学生人数的项目作为入手点,"很有可能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四川的投入很大，有很多资金的投入，虽然我们一直都是在用自己的经费做这些事情。那么他们要查我的帐，肯定要有一个理由，他们不能说是因为5·12地震的问题，只能是找一些旁敲侧击的理由吧。"
今年八月，成都地方法院就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进行了一审审理。参与调查5·12汶川地震死难学童身份人数的艾未未当时特意从北京赶往成都准备为谭作人出庭作证。但是在出庭之前，他遭到强行闯入旅馆房间的公安人员的扣押。据艾未未所述，他遭到警察的殴打并被限制人身自由达11个小时之久。由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无法到庭作证。
艾未未还将他被警察殴打、扣押的全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公布于世。他本人也因为遭到殴打而接受了手术。艾未未表示："这个事情其实本来是已经非常明确了，但他们还是用了90天的时间来研究对策，在我的催促下，才发给我一个公文说他们的执法是合理的。这就说明，这个体制是不可能去承认自己的错误的。那么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对我的错误都不能承认，那对于其他人，每天都在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更不可能承认了。"
在银行账目被警方调查之后，艾未未便因为业务的关系到了日本东京，和一家服装设计公司商谈合作的事宜。他表示，目前自己什么也不能做，而且已经做好了最坏的精神准备："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对应措施，我只是一个中国公民，我所作的一切都是我的理性告诉我应该做的。我也愿意为此承担所有可能的后果。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合理，是不公平的，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为这个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做出一些努力。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付出了代价，都被关了起来，那么我和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对自己的处境不抱太大的幻想。"
在日本期间，艾未未还去看望了被滞留在成田机场近20天的维权人士冯正虎，并对其进行了采访。冯正虎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在试图从日本返回上海时，被禁止入境。他在接受艾未未的采访时说，他喜欢自己的国家，希望能回到那里去。艾未未表示，他在日本的业务洽谈结束之后，他还将前往美国等其它国家，预计将在数周之后回国。
作者：雨涵
责编：石涛
我实在是不相信
艾未未 @ 2009-11-20 11:11 阅读(7124) 评论(51) 推荐值(1331) 引用通告 分类: 文字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aiww/archives/348031.aspx
昨天，公安部派人用了一个下午在中国银行调查我的帐户信息，调查的理由是我涉及“诈骗”。他们想要做什么呢？
公安部查的很认真，三个多小时，这一行为已说明，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道德和伦理的底线的，我并不感到吃惊。听说我涉及“诈骗”，我乐了，至少他们这是和我在分享荣誉呢。。
我的家人母亲和姐姐都接到了来自公安的问询电话，她们开始比较担心，认为什么都会发生，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无论是发生了什么，都阻挡不了社会要求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
下午开了个家庭会议，向家里的亲人们汇报了我的“工作”，表明了我的观点和立场，分析了形势，大家了解到我早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也都踏实了许多。
他们能对我做什么呢？无非是驱逐、绑架、监禁、或制造人间蒸发，他们没有想象力创造力，缺少快乐和飞翔的能力，这样的政治集团是可怜的。
把那么些孩子埋了结石了，装得跟没事似的，到处施暴却不敢担当和面对事实，这样也可以在世上混下去，我实在是不相信。
2009年11月19日 星期四
我经历的一九四九改朝换代
作者：方励之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即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星期六，北平，晴。中国改朝换代。如说中国改国换代，似不妥；说中国建国换代，亦不通。按华夏朝朝相继系列，当以改朝换代称之。
那天下午停课，去天安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站脚助威。六十年前天安门大典时在场，而又能存活到今日者，当是不多了。我算是一个。我当时的个人成分是，北平男四中高一甲班学生。年龄：十三岁。政治面目：民国三十七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地下），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转为新青团员（地上）。课外爱好：组装收音机。
“站脚助威”京文化
按老北平（京）人，特别是人力车驾驶员的说法，如果一个围观者只管看热闹，鼓掌和叫好，不出钱赞助，那就是“站脚助威”的。近七百年来，元，明，大顺，清，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朝大小事，许多发生在北京。站脚助威成了一种传统京文化。地道的北京人常对后来者显摆：“我们北京人什么没见过！”。不论谁来撂地拉场子，百姓闹街，皇上出殡，菜市口（后为天桥）行刑，都会有人捧场，如看戏。按比例，北京居民中，大小太监听差杂役较多。直到一九五五年，北大未名湖北岸的女生宿舍仍由大清朝留下来的太监打扫。这也增加了站脚助威文化的活载体。
后来学到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缘起，其中一派的历史发展观是，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实质是由极少极少“真理在手”的“天才领袖”（或者发明真理的先知）一手制造的。列宁说，只要有几十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过来！”在这种历史事件面前，一般群众不过是盲目，盲从，盲动的看客。这种历史观，同北京拉人力车者的“站脚助威”论，颇相通。
“站脚助威”文化之所以在北京发达，另一个原因是看客有安全感。北京经历过数不清的战乱侵扰。但在北京内城之中，兵燹滥杀记录却不多。各路大小军阀的混战，较少殃及普通居民。打架斗殴也有规矩：不伤观战的。日寇占领北京时，一当街上出现围观，就会有汪伪警察来驱散人群，驱散而已。四中位于西什库后库。向南走，出后库，到西什库大街，就有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北堂）。在义和拳年代，北京最惨烈的战场有两个，一是东交民巷，一是西什库教堂。听当地口传历史者言，洋教堂前的小广场，是个杀人地。拳民砍教民头，每每吸引不少围观者。一九四Ｏ年代距拳乱不到五十年，有些口传历史者就是当年的围观者。可见，拳民也不伤及不在教的看客。只要谨守群盲立场，祖传的北京人就会告诉你：“没事儿，北京是福地”。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解放人民的军队的坦克车开进人民的北京，在二，三楼上的人民（想来不都是反革命），都有被打死的，算是破了北京的百年“福地”风水。
“献剑”前后
我第一次被拉去当群盲看客，是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冬。那年我还在北平师范学校附小（地址在西四北报子胡同）念六年级。还没有开始记日记，忘了确切日子。只记得是个星期天，几个在学校的同学突然被老师叫住：“快跟我走！”。我们从报子胡同一路疾行，赶到西华门，转入午门，再进太和门。一眼看见站在太和殿前丹陛上，披着黑大氅的蒋中正委员长，立即加入叫好的行列：
“蒋委员长万岁！”。
在“蒋介石日志”中果然有记载：“蒋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在太和殿向北平一万八千名大中学生训话，并接受学生的‘献剑’，尽显‘抗战领袖’荣光。”没有提到我们小学生。但我们的确在场，还挤到了前排，距“抗战领袖”大约二十公尺，再往前，就是贴身保镖了。记不住委员长训话的内容了，可能根本没听懂。
为抗战领袖“献剑”后，我赶去另一个抗战胜利的标志地——卖收音机零件市场。当时的电阻电容真空电子管零件市场在西单一带，是一排排地摊。一眼看去灰灰黄黄，一派垃圾的颜色。收音机零件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日伪军投降后，被缴械的军用通讯物资，其二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也是军用品。二者都被国民政府接收当局就地抛售给小贩。价格极便宜，碳电阻论斤卖。仔细挑选，会找到质量一流的东西。ＲＣＡ的６Ｖ６等真空管在当时的名气，就如今日ＩＮＴＥＬ的各种微处理器。在这里，不流行鼓掌和叫好，要识货，还得会讨价还价：“电阻多少钱一两？这个数……行。吧”。这里“……”表示手势。当时习惯，买者开价，不用嘴说，而用隐蔽的手势，以免被其它卖者知道。后来知道，在美国同代的物理学人中，也有是玩二战剩余物资，装收音机出身的。电子地摊，可算是我们那一代北京群盲的第一个与世界接了轨的地方。
大典实况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虽也是站脚助威，可不是赶热闹，更不可能挤到前排，那是个政治任务。学校队伍必须坚守在指定位置，要有敌情观念。传言蒋帮特务要炸大典，按现在的说法，即有恐怖活动预警。北京有各路特务和谍报人员，传言应不为虚。玩收音机的人都知道，绝不要装发射机，那怕是功率极小的，在业余波段工作的，也会惹麻烦。电子地摊上买不到发报机用的发射管，贩者不敢公开出货，暗中（黑市）有交易。
六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约只有现在广场的三分之一。十万人就挤满了（见图）。开国大典没有事先公布议程和时间表，也许也是安全考虑。直到下午三点过了，大会才开始。讲话者不多，历时不到一小时，随后是朱德总司令阅兵，步兵，炮兵，骑骡子的骑兵，等等。正式内容已有很多文献记录影片可看，不必多写。大典的高潮，无疑是首届政府主席毛泽东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稍停，鼓掌声随之四起。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文献记录影片中，有天安门城楼上首脑和贵宾鼓掌的镜头，有站在城楼下十数排的观众的欢呼镜头，也有三五群众雀跃的特写镜头，但没有整个广场上所有站脚助威者一致同步的山呼万岁镜头。原因简单，当时天安门广场没有高音喇叭，只在一些路灯电线杆子上挂了一些家用收音机的１瓦的扬声器。那种东西也可以在地摊上买到。声场很小。广场上的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城楼上在说什么，不可能同步山呼。四中队伍在长安街路南，中轴线以西，就听不清了。后来改建天安门广场，项目之一就是在每个路灯杆上，挂两个大音箱，内有十瓦以上的喇叭。
大典之后，散场很慢，当年天安门周围的街道都不宽，东西三座门更限制队伍流量。我们等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天黑下来了才得以疏散出来。毛泽东的兴致看来很高，大典之后，他并没有退场，一直留在天安门上，等群众队伍一一从城楼下走过，这是他第一次在天安门上检阅群众。当四中的队伍于晚７时后走过天安门城楼下时，毛泽东喊：
“四中万岁！”
整个大典中，这是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因距扬声器很近。后来知道，就在一九四五年蒋委员长太和殿训话之前两个月，毛泽东也同我们一样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一走出天安门广场，我和我的同学就从中华民国公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民国三十八年也改称公元一九四九年了。没有新年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传言“元”字似吉非吉，卦曰：“元亨利贞，八月有凶”。李自成的大顺朝就亡于永昌元年。有卜者言，信不信由你，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后的第八个月，果然有凶（朝鲜战争爆发）。
另外，孙中山先生的巨型标准像放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背南面北，直视天安门城楼。记得同学间有过一番讨论。现在该怎么称呼孙中山先生，国父？先国父？太国父？后来，正式称呼是先行者。
先农坛体育场雷雨之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毛，刘，周，朱等新朝元勋。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先农坛体育场。现在回想起来，从政治意义上说，六月三十日比十月一日还重要。天安门大典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先农坛庆典则是公布新朝基本政纲——人民民主专政。
先农坛大会的主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参加者只限于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它是北京市的共产党从地下秘密状态（一九四九年３月之前）转到地上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公开活动。先农坛体育场大体被占满了。可以估计，在一九四八－四九年时，北平的地下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已约有上万人。而当时北京市的人口不到两百万。所以，共产党及外围组织成员已约为北京成人人口百分之一（成人年龄下限按十二岁算，即当时可判死刑的年龄）。
一九八Ｏ年代末，我的一个初中同学Ｂ某要退休。他和我都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成员。按照当局的人事规定，凡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者，得以“老干部”资格离休。有关方面来调查，问我Ｂ某是否参加过“民联”。我作证肯定，理由是∶先农坛大会时，Ｂ某在场，就站在我前面。这样，Ｂ获“老干部离休”资格。可见，先农坛大会参加者应都具有“老干部离休”的资格，如果有资格退休的话。
六月三十日大会是晚上开的。四中有资格参加大会的成员，于晚８时到达先农坛。我们是走去的，没有公共交通到先农坛。进场后，我们被安排站在运动场上，靠近一个足球大门。原来说晚八时开会，到十点，会还不开。开始下雨，典型的北京夏季的雷阵雨。幸好没有冰雹。半小时后，雨稍小了一点。上下里外已湿透了。为了预寒，也为了消除困意，运动场上的人突然开始疯跳集体舞，狂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午夜过了。主席台上，灯光大亮。毛，刘，周，朱，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常委按顺序登场，像六十年以来中共所有会议的出场式一样。大会在七月一日凌晨由彭真宣布开始，正好是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开会后，雨又大起来，主席台上也没有避雨棚，领袖们在雨伞下一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会就匆匆结束。音响效果也不好，加之风声雨声，听不清讲了什么。
走回学校时，困极了。第一次知道，跟着队伍走，一边走路，一边还可以打盹，甚至睡着数秒。控制睡眠的中枢神经和控制走路的运动神经，各司其职，有相对独立性。到了学校，天已经要亮了。很快，报纸来了。全版登着毛泽东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由于前一晚的热情和兴奋，对“专政”一文，我有极深的印象。其中的一句一直记住：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后来知道，这就是大雨之夜主席台上的主调。
坦白说，当时并没有悟出“可爱的先生们…”的含义。只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它同我“加盟”以后看过的所有“革命文献”，都不一样。在那些文献里，“独裁”一词，是专为蒋委员长用的。如“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见“论联合政府”）等等。为什么现在自我宣称：
“我们正是这样”——独裁！？
一时想起的是侯宝林的一个著名相声段子：“串调了”。
加盟“民联”
我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应当是在一九四八年末到一九四九年初。没有确切日期，因为没有宣誓仪式，也没有摁过手印。只记得填过一张表，填年龄一项时，是在我十三岁生日（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之前。所以，当时我的年龄应是“青年”（或成人）的下限。
民国三十七年底，北平城已被共军围住，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征用四中校园作为国军的一个炮兵阵地。体育场上架起六，七门口径一百毫米的加侬炮，可以直射德胜门外共军阵地。教室里住满了兵。停课了。但我们还常去学校，不戒严，甚至还可以看看大炮。一天，一位年龄比我约大三、四岁的同学Ｔ某，偶而同我一起上厕所，离国军炮兵阵地不远。当周围没有其它同学时，他突然说：
“你愿不愿意加入一个组织？”
“什么组织？”我问。
“革命的，学生自己的。”
“加入组织有什么事？”我再问。
“没什么特别事，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我的条件。
“不用离开家。”
……
“那好吧！”
就这样，离开厕所后，我就算“加盟”了。
过了几天，我被Ｔ君引领到北大医学院。该院也在西什库后库，距四中很近。已有十几个同学聚集在医学院的一个不起眼角落，大都是高中的。这就是四中的秘密的民联支部。我被介绍给大家，Ｔ君说：“这是新同志，初三丁班的方励之”。
一九四九年之前，帮会文化盛行，加入公开或秘密的会社，是平常事。为自保，加入帮会甚至是必要的。至于“革命”一词，也无忌讳，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星期要背一遍。以“革命”的名义契结，是黑社会，官社会，红社会都接受的一种“结社自由”。打倒军阀的蒋总司令可以同西北军阀冯玉祥交换兰谱，成为契兄弟。解放奴隶的红军指挥刘伯承可以同彝族头人（奴隶主）小叶丹誓鸡血为盟，结成兄弟。在小学中学里，结拜把兄弟也不少见。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就有两个结拜兄弟。五年级是男生爱打架的年龄，结拜兄弟是微型军事防卫联盟。一九四八年末，在北平的中学（男校）里，最流行的是“蜀山剑侠传”。不少同学对“剑侠”深信不疑。约几个拜把兄弟，闯四川登峨嵋找真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不信剑侠武功之类，不如装收音机有趣。所以问了一句“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就是不想参加进山寻的兄弟会。幸好“民联”的确不是。
当然，我加入民联并非没有政治源头。四中一直是中共的一个地下据点。有很强的左派主导的“学生自治会”。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全国学潮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在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察的殴打，有学生流血。史称“南京五·二Ｏ事件”。为了声援南京学生，五月二十二日，中共北平组织请南京学生北上报告事件过程。报告地点之一就选在四中校礼堂。北平市长何思源得知后，派警察包围了四中，并冲散会议。我当时上初一，并不知道南京五·二Ｏ事件，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四中的地下中共党员。我知道何思源，因他的公馆在东四北魏家胡同，离我家很近。那天下课后，我正好没有立即回家，而在操场打垒球。目睹了全过程，也是“看热闹”。从警察包围校园，到警察冲礼堂，再到几个血流满面高中学生，都看到了。此事件在我心里造成的倾向，是显然的。从此，我成了“学生自治会”的一个站脚助威者。市长何思源是我第一个坚决反对的政客。
读“论联合政府”
除了反对国民党，我对民联的革命宗旨和理论所知甚少。只觉得秘密活动，隐蔽集会，富有神秘感和吸引力。民联并没有组织政治性活动，只安排看书，实质上像个读书会。如Ｔ君所说“可以多学一点东西”。当然，书都是红色的。我读的第一本洋小说，就是民联给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象许多革命同侪一样，开始以为它是一本讲炼钢技术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我也是在民联活动中首次读到的。字认识，但很多不懂。１９８０年后，经常看到一些“老革命家”的回忆，讲到他们在幼小年龄就致力于共产主义大业，似是革命少年班毕业的。我一直佩服这些先知们在少年时代就能弄明白“共产党宣言”。如，“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等等。很晚才知道，“完备的表现”（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等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六）里的类黑格尔玄学词汇。难怪它比五管超外差收音机的线路图，要难懂多了。
大体看得懂，或自认为看得懂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其中提到“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等等。感觉同四中“学生自治会”类似。“自治会”的头头都是高中生，但是要经过初高中学生联合推选产生。像个“联合政府”。
解散“学生自治会”
很快，剿匪的傅作义将军被匪剿了，投降了。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政权。北平战事和平结束。再次证明，北京的确是福地。数周之后，民联组织也从地下转入地上，在学校里公开了“民联”成员的身分。神秘感顿失，不像兄弟会了。
随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民联和民青（即民主青年联盟和民主青年同盟）两个外围组织宣布解散，所有民联和民青的成员自动转成新青团员，即转团。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大礼堂开会，集合了全北京市所有的民联和民青成员，共约三千人，集体宣誓转团。这大约是第一批新青团员。按照团章，十四岁以上才可以加入青年团，青年的年龄下限涨了两年。除了我，还有其它几个同学，当时都十三岁。算不算违章？没有权威解释。
不久，四中也被接管。派来了首任中共支部书记。四中改朝换代后，召开第一次学生大会。支部书记宣布的一个决定是∶现在解放了，“学生自治会”应当解散了。他的理由是∶“学生自治会”是在同国民党斗争中产生的。现在，国民党完蛋了，而共产党同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学生自治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虽然觉得解散一举似无必要，但支部书记讲的也有道理。解散就解散吧。同意。
没过几天，再开大会，支部书记又正式宣布一项决定∶成立新的“学生会”，它的功能是党的助手。不能叫“自治会”了，因为有党领导。“学生会”头头也不再由联合推选产生，而由党支部直接指派。其它有“学生自治会”的学校，也都被类似处理，先解散，再指派，去掉“自治”。
“群盲兼群氓”的头脑不免小小地糊涂起来。
为什么“学生自治会”不能直接转做“助手”，就像“转团”一样，而一定要先解散再另建？“自治”，意为自己管理自己，无需事事由党国操心，为什么“自治”不能提了？……？
改朝换代了，“明朗的天”了，天安门挂喇叭了，毛泽东是万岁了，孙文成行者了，“自治会”就地解散了，“学生会”只是个助手了，“民主”加上“专政“了，我们爱好“独裁”了，意识形态要德意志了……六十年前，“群盲兼群氓”们，远——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一切，清清楚楚就是新朝的“电阻”“电容”等基本组件，它预示着要组装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
［注１］一九四九年之前，北平的中学大多男女分校，凡名称不冠以“女子”的中学，只收男生。
［注２］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北京的内城不准汉人住家（太监除外）。内城的小学大都是八旗子弟学校。北平师范学校附小的前身是正黄旗子弟学校。
□ 寄自美国
摘自《华夏文摘》
2009年11月11日 星期三
秦晖：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具有这个功能。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的，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东德领导人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法庭“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民主德国在苏占区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苏联便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苏联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回本国，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法本、克虏伯等大型企业没收后改造为苏联股份公司。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使东德不堪重负。
而西德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地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年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德国人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东德已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后，东德的“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联邦德国宪法》通过，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20世纪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便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加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制，很快自选超级商场满街，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东德为此提出“先生产好，后生活好”的口号，让人寄希望于缥缈的未来，而西德无需口号，明摆着的“生活好”已经有力地证明它的生产也绝不差。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被大墙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事件”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东德《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降低生活费用；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禁止迫害罢工工人；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释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战俘；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达到8%，被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东德成为“逃亡的橱窗”。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4.7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从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人们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
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控制东欧集团的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进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东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旁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德国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国民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感到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德国铁路公司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1：1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往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前东德的转轨过程是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20年后人们仍然有不少争论。由前东德执政党改组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如今已与西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拉方丹派”合并为“左翼党”，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这一过程批评甚烈，他们认为统一过于急躁，由于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东德经济丧失了自我改造的机会，造成如今的制造业衰落。东德前执政党最后一任总理、现在也是左翼党元老的汉斯•莫德罗先生对我说：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托管局那样破罐子破摔，而应该像匈牙利人那样，先投资把企业改造得有个样子，再卖个好价钱。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党”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所以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不过正如那位铁路公司职工莱因哈德所言，牢骚归牢骚，他们对统一前后的变化总的来说心里是有杆秤的。对现状的牢骚和对柏林墙的厌恶并不矛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前东德民社党、西德社民党“拉方丹派”和西德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左翼党”主要的选民基础都在东部，但这个党内最“左”的言论，包括怀念柏林墙的言论却全都来自西部。西德共产党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党，在人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东德体制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党开除。如今的左翼党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却奉来自西德社民党的拉方丹为党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旗手。）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专政”的思想都与我们党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
前东德老百姓，包括左翼党的选民对现状再不满，他们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比他们更明白柏林墙意味着什么。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2009年11月10日 星期二
薩科齊無處不在
POLITIQUES 09/11/2009 À 16H09 (MISE À JOUR À 17H05)
Où était Nicolas Sarkozy le 9 novembre 1989?
http://www.liberation.fr/politiques/0101602055-ou-etait-nicolas-sarkozy-le-9-novembre-1989
Où étaient Alain Juppé, Nicolas Sarkozy et François Fillon le 9 novembre 1989? A Berlin, en train de donner «quelques coups de pioche» dans le Mur? C'est ce qu'a expliqué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imanche, une version accréditée par François Fillon ce lundi, qui n'hésite pas pour l'occasion à convoquer un témoin fictif... Quant à Alain Juppé, il se fait désormais bien plus prudent et évoque une date ultérieure. Explications.
La version élyséenne
Dans un post mis en ligne dimanche à 13h44 sur sa page Facebook,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aconte ses «souvenirs de la chute du Mur de Berlin, le 9 novembre 1989». Alors secrétaire général adjoint du RPR, Nicolas Sarkozy ne manque pas de détails sur cette journée historique.
«Le 9 novembre au matin, nous nous intéressons aux informations qui arrivent de Berlin, et semblent annoncer du changement dans la capitale divisée de l'Allemagne. Nous décidons de quitter Paris avec Alain Juppé ...pour participer à l'événement qui se profile. Arrivés à Berlin ouest, nous filons vers la porte de Brandebourg où une foule enthousiaste s'est déjà amassée à l'annonce de l'ouverture probable du mur. Là, par le plus grand des hasards, nous croisons un jeune élu français que nous connaissions, à l'époque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de défense : François Fillon. Nous filons ensuite vers Check Point Charlie pour passer du côté est de la ville, et enfin confronter ce mur dans lequel nous avons pu donner quelques coups de pioche.»
La version d'Alain Juppé, n°1
Sur son blog, dans un post daté du 7 novembr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relate sa journée du 9 novembre 1989. Une version qui cadre avec celle du chef de l'Etat. «En novembre, j'étais de nouveau à Berlin, avec ma petite équipe du RPR, dont Nicolas Sarkozy. Le 9 au soir, il gelait à pierre fendre. Nous avons franchi le mur à Check Point Charlie... Sans contrôle cette fois. Sur la place de Brandebourg, nous avons rencontré un jeune soldat qui montait sa garde en battant la semelle. Son visage était ensoleillé d'un grand sourire. Je lui ai demandé pourquoi. "Demain, je passe à l'Oue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ma vie", m'a-t-il répondu, heureux.» Une vidéo postée sur le compte Dailymotion de la ville de Bordeaux accrédite plutôt cette thèse, même si Juppé ne mentionne pas de date précise dans son intervention.
L'AFP a également recueilli le récit de Philippe Martel, chargé en 1989 de l'international au RPR, qui confirme le récit présidentiel. «Le matin du 9 novembre - j'ai vérifié dans mon agenda 1989, j'ai l'âme d'un archiviste, j'ai tous mes agendas - j'ai été appelé par un copain de promotion de l'ENA, François Laquièze, qui travaillait au sénat de Berlin, nom qu'on donnait au conseil municipal. Il me dit: "ça bouge énormément à Berlin, j'ai l'impression que le Mur va tomber, on ne sait pas s'ils vont tirer".
Mais mon copain était optimiste. Je préviens Alain Juppé qui me dit: on y va, on emmène Sarkozy, qui était secrétaire général adjoint du RPR et dont Juppé savait qu'il était intéressé par l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Également du voyage, Jean-Jacques de Peretti, membre du comité exécutif du RPR.
«On veut prendre un avion. Tous les vols commerciaux sont pleins, alors on loue un avion privé (...), poursuit Philippe Martel. De la mairie, nous sommes allés porte de Brandebourg, il faisait nuit. Il y avait du monde, continue-t-il. Là, on croise François Fillon qui était tout seul. On n'a pas été étonnés de le voir, car il était un grand spécialiste de défense e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On est partis à Check point Charlie et là, on a rencontré une famille allemande qui, en nous entendant parler, nous a abordés - c'était des francophones, un couple avec enfant - et nous a dit: "la liberté est en marche, n'ayez pas peur de la réunification allemande".
C'est eux qui nous ont prêté un burin et c'est là qu'on a fait les photos. Il était vers 23h00, on a fait comme les autres Allemands, on a cassé du mur. On est passés à l'est, dix minutes plus tard. On est tombés sur des vopos avec qui on a parlé. On est restés peut-être deux heures à l'est, puis on est retournés à l'ouest. On avait loué une chambre près de l'aéroport. On a dormi 2 heures et le 10, on est rentrés à Paris».
Le Premier ministre François Fillon a également confirmé ce lundi avoir croisé Nicolas Sarkozy, Alain Juppé et Philippe Martel à Berlin, le 9 novembre vers 23 heures. «Et puis ensuite, avec les personnes qui m'accompagnaient, nous avons vers minuit passé le Check Point Charlie et nous avons retrouvé de l'autre côté une équipe de télévision de TF1 qui était conduite par Ulysse Gosset. Et nous sommes allés ensemble dîner dans un restaurant à Berlin est. Vous savez tout.» Sauf qu'Ulysse Gosset, ce fameux 9 novembre, est à Moscou, où il travaille comme correspondant permanent.
La version d'Alain Juppé, n°2
Se serait-il précipité? Le récit d'Alain Juppé sur «son» 9 novembre 1989 a en tout cas été modifié lundi sur son blog. Beaucoup moins affirmatif, le maire de Bordeaux précise désormais, entre parenthèses, qu'il était à Berlin «le 9 au soir (ou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ma mémoire est imprécise sur la date exacte)». Même prudence dans un entretien à TV5 Monde: «il se trouve qu'à ce moment là, le 10 ou le 11 novembre, je me souviens plus exactement, j'étais à Berlin avec quelques amis, nous avons franchi le mur...».
Encore plus intéressant, un article du 10 novembre 1989 exhumé par Le Figaro. On y apprend qu'Alain Juppé était présent à Colombey-les-deux-Eglises le 9 novembre - le jour où il était censé être à Berlin, donc - pour célébrer le 19e anniversaire de la mort du général de Gaulle.
La version d'Alain Juppé, n°3
Alain Juppé avait déjà raconté son mois de novembre 1989. Petit problème: les dates qu'il évoquait alors ne correspondent pas exactement à celles avancées aujourd'hui par le chef de l'État. Ainsi, dans son livre «La tentation de Venise» paru en 1993, Juppé relate tous ces épisodes avec précision mais en les datant du 16 novembre. Rien n'est mentionné entre le 2 et le 16, dans cet ouvrage en forme de journal de bord.
Une dépêche AFP datée du 17 novembre 1989 fait état d'une déclaration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RPR au retour d'«une visite express à Berlin», où il qualifiait la chute du mur d'«événement historique» dont il ne «faut pas avoir peur». Un article de l'époque du Figaro évoque la même date.
Enfin, une biographie non-autorisée de Juppé, publiée en 2001, et dont le blog Offnotes publie un extrait, fait ce récit: «Lorsqu'il retourne à Berlin six mois plus tard, le 16 novembre, avec François Léotard et Alain Madelin, Alain Juppé découvre un autre univers. Là, il touche les quelques pans de mur encore debout, passe de "l'autre côté", tandis que des Allemands de l'Est accélèrent à coups de pioche la désagrégation de quarante années de honte. Onze ans plus tard, il se souvient encore "d'un jeune soldat dont le visage rayonnait de bonheur"».
Ultime rebondissement (?), Alain Juppé publie ce lundi après-midi une nouvelle note sur son blog, dans laquelle il se dit sidéré par la violence des attaques dont il est victime. Quant aux dates, il ne tranche pas: «9 novembre ou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 Quelle affaire ! Les personnes qui m'accompagnaient sont formelles: c'était le 9. Dans la "Tentation de Venise" qui remonte à 1993, je parle du 16. Je ne me suis pas depuis replongé dans mes agendas de l'époque.»
Mur de Berlin: après Sarkozy, Fillon met aussi sa photo sur Facebook!
http://www.lepost.fr/article/2009/11/10/1784242_mur-de-berlin-apres-sarkozy-fillon-met-sa-photo-sur-facebook.html
Par pierre-alain
le 10/11/2009 à 16:48, vu 1677 fois, 15
Pour soutenir la version de l'Elysée, le Premier ministre a posté ce cliché sur son profil. Le hic: son récit ne colle pas non plus avec la chronologie...
François Fillon devant le mur de Berlin (Photo de son compte Facebook)
Contrairement à ce qu'il a écrit dimanche sur son profil Facebook, Nicolas Sarkozy n'était pas à Berlin le 9 novembre 1989, lors de la chute du Mur, mais le 16, comme l'a démontré Le Monde.fr dès lundi soir.
Du coup, pour soutenir la thèse de l'Elysée, le Premier ministre François Fillon a posté lundi soir, vers 21h30, sur son profil Facebook, une photo où on le voit en train de donner un coup de pioche dans le Mur.
Etrangemment, cette photo ressemble à celle mise en ligne dimanche par Nicolas Sarkozy, remarque 20 minutes.fr.
Dans la légende de la photo, François Fillon explique qu'il se trouvait "à Berlin depuis le 7 novembre" pour participer "à un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Université Libre de Berlin et l'Institu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RDA sur les relations est-ouest".
François Fillon écrit encore: "J'étais d'ailleurs en compagnie d'autres parlementaires. Nous avons passé toute l'après midi et toute la soirée à assister aux premières grandes manifestations autour du mur, et vers 23h, nous avons croisé entre la porte de Brandbourg et le Check Point Charlie, Alain Juppé qui était accompagné de Nicolas Sarkozy et de Philippe Martel. Nous avons bavardé quelques minutes ensemble et puis ensuite, avec les personnes qui m'accompagnaient nous avons, vers minuit, passé le Check Point Charlie. Quand on était sur place on a compris qu'il se passait quelque chose d'immense, et moi je l'ai interprété comme un grand moment d'espoir, l'espoir que enfin la séparation de l'Europe allait s'achever."
François Fillon veut donc dire qu'il serait resté à Berlin du 7 au 9 novembre 1989. Mais comme l'a montré Libération.fr, PDF à l'appui, cette version pose problème car le 8, il étai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2009年10月26日 星期一
李老二讨索马里海盗檄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公元2009年10月19日，中国籍货轮“德新海”号连同25名船员在印度洋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网络先知李老二闻之，草檄怒文讨海盗，传召天下爱国者，以共襄强国复兴之盛举，扬我华夏龙族之威名！
夫我中国者，大名素显于世界，文化久彰于地球，尤其我党领导之新中国军队，威名卓著，战功赫然。尔等蛮夷黑狄，化外小贼，求索于马里，行盗在海中，未闻圣贤之书教，莫知汉唐之壮烈，尚可原宥；而当此中华崛起之时，华夏复兴之日，共军称雄之际，尔等不看中央之影视，不学人民之报刊，实难恕饶！竟敢劫我上邦之货轮，扣我大国之屁民，可见尔等井蛙观天，螳臂挡车。懵懂之中已悍然触怒天朝！不知中国乃负责任之大国也，不知中国三军之雄视寰宇也，不知中国政府爱民敬民如仆之尊主也，可叹你等海盗大难临头而不知！
当今世界诸国，华夏实为龙首，红旗所指，莫不披靡，如若不信，试听李老二所言：以美利之坚，久攻伊拉不克；有俄罗于斯，只令阿富流汗；凭英吉之利，难使阿根列廷。而我党领导之军队，怀马克之思，举共产之义，纵横天下，号称无敌：日倭曾侵长城，八年灭于神州；美军觊觎邻邦，五战御于境外；印度稍越雷池，挥兵珠峰西侧；越南敢犯天颜，尸横湄公河畔！
更得益于改革，功成于开放，我党我国我军，走向新之时代：抗击洪水冰冻，国人最能胜天；何惧甲流肆虐，谈笑战胜非典；地震不减国威，金牌铸就信念；高峡堵成大湖，雪原钢路通天；任他风暴金融，人民持币坚挺；扫荡邪魔分裂，华夏江湖一统！再看我六十国庆，齐齐之步伐，堂堂之方队，闪闪之刺刀，铿铿之口号，轰轰之兵车，隆隆之装甲，神神之战机，秘秘之飞弹；士气若潮，威震南北东西，群情如炽，势压古今中外！以此平海，四洋宾服；以此缉盗，万国来朝！遑论尔等犬豕蟊贼，状似豺狼，形同鱼鳖，岂能当我大军一枪一弹哉！
之所以纵容尔等猖獗至今，李老二告之曰：此乃天朝仁义，古国文明，怜尔等海盗不幸生于暗黑之地，至尊香烟尚未所闻，天价吊灯岂能梦见！故，存怜悯宽宥之仁心，奉韬光养晦之国策，藏高精尖端之武器。而我华夏子民，虽文明日久，亦不乏慷慨激烈之士；三教九流，皆多有视死如归之人：京都刀客，杀贼于闹市；巴东娇女，刺官在淫舍；陕西村民，山林勇拍虎；云南贫农，监狱能藏猫；天堂行人，舍身飙飞车；地下民工，血肉换矿石；中国婴儿，大义喝毒奶；儒家君子，小心打酱油；以至学者含泪劝灾民，诗人颂鬼也幸福！
老二感慨系之，诚教尔曹，震慑鼠辈：花甲悠久之岁，洗心树人之功，栽培有亿万爱国青年，壮云龙之亮剑，慕顺溜之精准，倚三多之特战，观沧海之伏波，更兼全民全运，俯卧常撑，当以神七为舴艋，以龙芯为大纛，以城管为先锋，以红歌为号角，跃马台海，如看开幕演出；剑指非洲，不啻沪上钓鱼！
尔等海盗，宜速授首，及至祸临，虽索马而难逃，在亚丁亦弯腰！长假旅游非洲之日，大军掷鞭红海之时！到时尔等悔之不及，莫怪老二言之不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