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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痞则无敌——国内学术现状的精彩自述

　　作者：金唢呐

　　现在大学教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实事求是讲，现在的大学老师比80年代初我毕业的时候那些人业务熟练得多。现我记得我刚到教研室的时候，有很多老师干了七八年，居然连教材都没有讲过一遍。那时候班少课少，每年讲上两章，多少年才能讲完一本书。而现在如果在学校工作5年，至少整本教材得讲上10遍。科研也是一样，凡是能招研究生的教研室，每年都可以做些科研，发几篇文章。那些文科教研室则不管老幼，每人都有著作。如果是经常翻阅英文杂志的科研匠肯定会知道，最近几年，英文杂志上中国人的文章是不断翻番，而且在高水平的英文杂志上，如《Cell》、《Nature》、《Science》，也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了。再过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中国人说不定还会成为常客。

　　我的总体感觉是有民国教育背景的那些老家伙，水平确实要高出一截，剩下的这几拨人都是一球样，开始我被那些“17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19491966）”培养出来的那帮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接触多了，觉得好像还不如77级以后的大学生。

　　和奥运会金牌战略一样，现在大学实行的是“SCI战略”，而且卓有成效。那些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Cell》，在2004年以前和国内的研究人员完全无关，现在也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了。各大学现在都是定期不定期的开“SCI、EI和ISTP论文”动员大会，“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申报讲座”，定期表扬“课题大户”、“论文大户”。科研获奖和SCI论文数成为大学明确追求的目标，重奖政策十分到位，发表在《Cell》、《Nature》、《Science》的论文可获百万元奖励。而且学校还不打白条，前两年我们大学有两个实验室分别在《Nature》、《Science》各发表了一篇论文，第二年校长自颁奖，100万元当场兑现，其中80万元以科研经费的形式资助，另20万元作为个人奖励，而且披红带绿，敲锣打鼓，永远载入校史。以后无论是校长给教育部汇报的成绩，还是给新生介绍学校概况，都要把这事儿挂上。

　　与教学不同的是，这科研和著书猫腻极多，简单说，就是大家都在“斗智斗勇”，想办法少干活，多攒论文。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阶级斗争为纲”虽已被阉割，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很多谋略、方法还深植于官方和民间。比如这搞科研，只要是中国人，都懂得“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伤九指不如断一指”之类的道理。尤其是吃公家饭的，对这种大题目都特感兴趣，都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搞飞机的一定是做大飞机，搞电脑的就是银河、曙光和神威三大系列的百亿千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我这个电脑外行也搞不清楚，既然咱们计算机研究这么凶猛，“龙芯”研究这么多年投入十几个亿了，好像也就是刚从386、486的圈子里跳出来，现在是相当于奔2还是奔3还有争论。而且根据公布的照片看，基本上就是个多国拼盘，连外围零件都是美国日本台湾韩国的，CPU还能是什么高 档玩意儿。

　　还有那“汉芯”造假事件，更有代表性。前几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教授主持“汉芯”研制造假被曝光，那个陈进是个美国海归，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拿到的计算机工程硕士、博士学位。陈进的科研过程就从美国飞思卡尔公司（原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2004年2月更名为飞思卡尔）买回了10片 MOTOfreescale“56800芯片”，雇佣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用砂纸磨掉，加上“汉芯1号”的标识。然后就是鉴定，靠着这个“科研成果”，申请到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一年以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2号”和“汉芯3号”在沪宣布诞生，上海市副市长还出席了汉芯揭幕典礼。以后一直干到了“汉芯5号”。他们实际上是准备大干一场，目标是“汉芯6号”，没想到科研班子里有人给捅了出来，上边原来还想“捂盖子”，后来举报者贴到了 BBS上，上边只好发了话，撤掉陈进平息民愤。

　　实际上广大“识字分子”都非常同情陈进，因为“汉芯”造假的手段，在前几年实际上非常普遍，几乎是常规操作。因为申报大型课题都需要有前期工作基础，没有经费哪来的前期工作？只好先胡编乱造，先把国家的钱套住，有钱后再真正开始干活。搞化学的就说自己合成了某个有活性的“母核”，现在准备搞系列化合物。其实什么也没干，等经费到手以后再从“母核”干起，然后再从到手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去贿赂官员，争取每年再追加经费，到最后没准真能合成出系列化合物来。所以说，陈进同志非常冤枉，是新时代的窦娥，胡锦涛同志也应该像毛主席那样站出来说一句：陈进是个好同志。每到晚上我写科研标书的时候，脑海里就会突然冒出一句：今夜，我们是陈进。（篡改自余杰《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现在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了，很多人都是和海外实验室联手，把自己在海外做的那些研究和对方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当做“前期工作”，一般不会穿帮。再有就是在获奖和论文发表排名、奖金分配等敏感问题上，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那是科研是否穿帮的生命线，最近爆出的几起科研造假，都是在这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谁都得承认这个事实，现在中国人发科研文章确实凶猛，起码我们学校的重点教研室，SCI 论文每年都是十几篇，一点不比中等水平的国外同行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涅？我看就是三点：一是向规模要效益，二是追踪国际研究热点，三是连蒙带骗。和国外大学不同，国内各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校长书记在会上几次说，科研经费分配不是“撒芝麻盐”，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说白了就是把全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少数几个重点研究室，把全校教师应该得到的津贴给了少数几个人。还有更邪门的，河南农业大学招聘“领军人物”，开出的条件居然是一千万元的启动科研经费、一百万元的生活补贴、二百六十平米的住房。大家的思路很一致，重赏之下必有成果。

　　这些 “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大多是校长书记的根据地，或者是院士、大牌教授的老巢。这些教研室有的是钱，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搞到的科研经费都在千万元以上，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愁没钱花，怕的是花不完”。而且人员配备也非常壮观，教授讲师助教加研究生六七十人，实验室十几间，很多仪器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做课题跟流水线一样，过上三、四个月就攒出一篇论文来。从这里走出的研究生们基本功也很扎实，不信诸位到你们所在国的研究室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追踪国际热点也很简单。举个例子：美国化学家从太平洋杉树皮提取出了抗癌活性物质紫杉醇。你就可以看看树叶、树根、果实中是否也含紫杉醇。而且还可以研究东北杉树皮、叶、果、根里面是否也含这样的物质。既然紫杉醇可以抗癌，那么甲基、乙基、丙基、丁基紫杉醇，甲酰基、乙酰基、丙酰基、丁酰基紫杉醇，甲酰胺基、乙酰胺基、丙酰胺基、丁酰胺基紫杉醇……等衍生物是否也抗癌（有些还可以根据构效关系推测一下），它们之间的作用强弱、起效快慢、维持时间长短、毒性大小有无差异，都可以成为“国家重点课题”。靠这个路数拿到院士学位的还不在少数。若国家想宣传，还可以来一个“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2-甲基 -3-乙酰基-4-丙酰胺基紫杉醇具有强大的抗癌活性”。

　　这种事情可不是我胡说，60年代《人民日报》就是这么干的，1966年，在毛泽东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实际上人民日报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概念偷换成“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结晶”，害得国人至今愤愤不平，好像就此还和诺贝尔评委员会结下了梁子，至今提起这事儿来还“妈妈的，等着吧”、 “等着吧，妈妈的”。其实在1963年底，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的 Panayoti Katsoyannis 副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蛋白质基金科学发布会上宣布他已合成具有胰岛素活性的物质，并于1964年在伦敦一国际研讨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1963年12月，德国Helmut Zahn实验室在《环境保护报》（Zeitschrift Für Natürschung）上也宣布自己完成了羊胰岛素的全合成（见旧作《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5）：胰岛素与结晶胰岛素》），可以说除了中国人，没人认为中国人首先合成了胰岛素。

　　再举个生理病理药理生化（所谓三理一化，基础医学的重点课）研究领域的例子。一旦有谁发现了一种体内活性物质，众人就像苍蝇见了血一般的扑上去，把与之相关的内容做透做烂。比如某科学家发现NO可以扩张大鼠冠状动脉，于是咱就可以做其他实验动物种属如兔、小鼠、豚鼠、犬的冠状动脉，这些动物不同部位的血管，如脑血管、肾血管、肺血管、腹主动脉、静脉血管，不仅可以研究正常血管，而且还可以复制N个病理模型，探讨疾病状态下NO对血管的影响。条件好点的，还可以做NO舒张血管机制的探讨，从整体水平、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来做研究。如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响、对各种与血管舒缩相关酶活性的影响、有关基因的影响、信号转到通路的影响等。而且知道了这个路数，只要有人发现了舒张血管的活性物质或者合成了新的舒张血管药物，都可以照此办理，毫无思路可言，基本上是力气活，只要有“日，歇歇再日”的那种精神，发篇文章真不是什么难事。

　　按照这个思路发表的论文也不能都说是垃圾，因为这些实验数据确实需要，你不做别人也要做，看谁钱多，看谁下手快就是了。我记得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在国际会议刚结束就打电话回来，说国外某某在会上宣读，说发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咱们赶快报课题，系统研究一下，一定能实现跨越性发展，抱个大金娃娃，执该研究领域之牛耳，云云。90年代中科院有个工程院院士叫秦伯益，就是靠主持研制的盐酸二氢埃托啡名利双收的。二氢埃托啡是70年代英国人率先合成的而放弃开发的一个吗啡、罂粟碱的衍生物，军科院仗着自己独立的申报新药途径，弄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后来证明，二氢埃托啡和二乙酰吗啡（海洛因）差不多，也是个“镇痛作用强，成瘾性也强”的物质，除了给药方便（舌下含服），没什么太大的临床价值。

　　这种追踪国际研究热点的做法，不管文章发多少，其实很难有什么原创性的成果，要么是拾缺补遗，要么是填补国内空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填补国内空白的同时干点拾缺补遗的活儿，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科研的最大特点，就是“建国”六十年以来一直在已知领域里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并且成果辉煌，所以综合科研实力雄厚。像那几个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重大科研成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原子弹，无非是美帝1945年爆过，咱们二三十年后再来一下（这里只是从科研角度看，不涉及政治意义）；胰岛素，人家合成了胰岛素，咱们搞出了胰岛素结晶，纯度更高；战斗机歼X，至今还在停留在和米格X比较的水平，一天到晚左右愤们为歼X相当于米格X1还是米格X+1争得面红耳赤。

　　如果想真正干出点成绩，我看一要有兴趣，二要肯为自己的兴趣付出，三要有点天赋和运气，这几样我是“十三不沾”，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我有时看自己发表的科研文章极为沮丧，觉得吃喝玩乐的大好时光，都用在了往巨幅黑白照片上点那几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点儿，实在是可惜。一天到晚就琢磨着如何把同一项研究反复发表或拆分发表，想办法搭上的别人的快车，端的是无聊透顶。远不如提前退休，上网和老芦等鬼混开心、爽快。可咱没有老芦的魄力啊，看看自家的房子、车子，甚至连后代的房子、车子，不都是这么描点挣出来的？

　　现在国内的科研，跟什么科研水平不能说没关系，但主要还是看搞关系的本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搞实验科学的，各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大多同时又是行政带头人。如果不弄个头头脑脑的干干，你没有可供支配的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连找电工水暖工改造个线路水管都没人搭理你。可真要是给你个正处级或副厅级，虽然掌握了研究资源，但每天又要应付文山会海，教学评估职称晋级，还是很难正经干点什么。所以在国内静下心来干点事儿非常难，当年那句“偌大的北平放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只要把“课桌”换成“实验台”，就是我今天的处境。而且在官本位的中国，我也看不到解决办法，光喊几句口号是不能代替制度建设的。

　　要说我们做的这些科研论文没有意义也不是。据国家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发表被Ei检索的论文超过美国雄踞世界第一；ISTP检索论文位居世界第二；SCI检索论文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据说08年是世界第二）。从论文数量上而言，中国已经是科技大国。说起来我也为此做了贡献，尽了一份中国公民的责任。说来也怪，这世界上就有这么邪门的政府和民众，搞科研一不为探索未知世界，二没有商业目的，三不涉及国计民生，就是纯粹为了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让广大民众扬眉吐气，还真是让人费解。前边我说过咱们搞军工研究也是一样，既不是保疆拓土、收复失地，也不是侵略掠夺、获取利益，更谈不到什么伸张正义、维持世界秩序，好像也没有长远打算，探索点什么新式武器和作战方法，国家投入巨资，就是为了给国内民众YY用，给愤愤们喊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候补充些底气！

　　有一次和科技部的一位官员一起喝酒（其实就是行贿），半个小时以后就给他灌得舌头大了（国内叫“喝好了”、“喝透了”），话也多了起来：“上面也知道底下这些猫腻，都是靠这么玩上去的，谁比谁傻啊。每年给你们这些识字分子拨点钱（金注：据说中国现在科研经费700亿/年，而仅公车消费就3000亿/年），也不指着你们出什么成果，一来是让你们有点事儿干，省得‘既生瑜何生亮，吴氏生飞（无事生非）’；二来也让你们有点零花钱，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国内外名山大川你们也玩得差不多了吧？你们往那些狗屁杂志上发那些文章有人看吗？你还别和我说什么国际杂志、SCI，这一套我也懂，不就是让全国人民高兴一下吗？有什么他妈的学术价值！等什么时候外国人搞出来咱们用就行了，尤其是你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连个专利费都不用付，反正科学没国 界。”

　　说到“连蒙带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不造假的学者，即使有，也绝不会高于大熊猫的存栏数。就拿我们学校和我本人来说，有些科研课题是根本不做的，完全靠编；有些是做一部分编一部分；当然也有些是实实在在地做，不敢打任何马虎眼的。

　　现在不少大学都要求每个教研室必须要有“教学研究”课题，否则评估不合格。具体到我们教研室说，获奖课题就有3项，好几个教师晋升职称都用上了。比如“面向新世纪的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构建多元化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等，里面随机、对照、重复、双盲的原则一样不少，可都是坐办公室里编出来的，实际上边也都明白，完全是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干活，绝对都是造假，而且没有一个教研室不这么干的。

　　实验论文也有完全胡编乱造的，这主要与研究领域有关。像搞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那帮人，至少一半都是骗子。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攒一个“自拟方”，然后再编个动物实验证明之。比如说我有个熟人搞了个什么“补肾壮骨中药抗骨质疏松作用的实验研究”的课题，鉴定的时候让我给帮忙，实验论文里又是家兔又是大小鼠，他私下告诉我，他一只动物也没买过，都是编的，有谁知道这“自拟方”的成分是什么啊？就算知道，谁会吃饱撑的去验证啊？所以可以拿出“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的劲头来，甩开膀子大干，不用有丝毫的担心。

　　一开始还觉得SCI收录英文杂志有什么神秘的，后来人们发现，国外学术杂志也是纸老虎。据方舟子说，有的国外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即可获得奖金后，拒绝为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少数杂志有这么干的我不否认，可大多数杂志还是中国人的文章越来越多。而且最近两年我的邮箱里经常接到各学术杂志的宣传资料，都是说“本杂志最近影响因子又有提高”，云云。说白了，这还不是知道了中国人按影响因子发银子，从前我可没接到过这样的东东。中国人这些年把世界学术界搅得乌烟瘴气，最近捅出来的院士李连达造假文章就是发表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甚至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可谁也没办法。杂志社编辑部谁会去逐一验证每一篇文章的真伪，所以也没见中国人谁发文章受什么影响。再说句难听话，离开中国这有钱的大爷们，有些外国杂志可能就根本办不下去，至少日子不像现在这么好过。

　　我经常对研究生进行“弄虚有风险，作假要谨慎”的教育，想让他们树立造假的风险意识，以免对个人和研究室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也不是，至少对那些胆子小的、脸皮薄的、涉世不深且对学术科研有敬畏感的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作用极其有限，尤其是对那些在职攻读学位的博士硕士来说，完全就是扯淡。

　　我的研究生和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们当面和背后说过类似的话（我总结的，不是原话）：凭什么不许我们造假，现在什么不是假的，翻开党史哪一章哪一页不是假的，一本中国历史能找出几句真话来？博士又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三年博士，我们还至少实实在在窝在实验室干了一年，学校开会时在主席台就坐的高官们，哪个人的学历是自己在实验室里干出来的？金某人这出国算是白出了，连一点“平等”的意识都没有，还停留在封建社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水平。还他妈的玩高尚，那些教学评估材料、科研课题标书都是我们帮助写的，跟注水肉有什么区别，假正经！

　　其实人家说得完全对，翻开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教科书，还真找不出哪一页没有谎言。连“我爷爷消灭日寇150万”的劣质谎言，也堂而皇之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还是出自军史专家、大校（现在据说是将军）之口。最近几年，国家各部委开始领跑“官员博士化”，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早已成为潮流。他们从考试到写论文，哪一个不是秘书、办事员代劳的，那些政治局那些委员们博士硕士帽子不也是这么戴上的么，都是绝对真实的“假”文凭。

　　实际上，弄虚作假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甚至是应尽的义务，并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年龄、性别、职务、专业、出身和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任何人只要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包括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其配偶、回大陆探亲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都可以享有这弄虚作假的自由。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觉得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对不起党和政府，遇事不玩猫腻，就不配当中国公民。所以教学评估的时候批量造假材料，觉得特过瘾，算是出了憋在心里的恶气。

　　现在造起假来大家都理直气壮，甚至还带着一种情绪：造假怎么了？造假有理，造假无畏。而且科研造假又不是毒大米、毒牛奶，我碍着谁了？套句文革的一句歌词就是：要是造假你就到中国来，要是不造假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原词是：要是革命你就站起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总而言之，在国内学术界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使我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生存原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痞则无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XYS200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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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平定伊拉克，一个中国人对美国领导人的讲话

各位美军士兵、领导们，佩特罗斯将军，罗伯特部长，布什先生，你们好。

刚才我仔细听了前面几位先生的发言，他们讲得都很好。尤其是布莱尔先生，他作了深刻的反省，并且表示要撤军，对此我表示欢迎。刚才我还跟布什交谈了几句，他也表示了悔意。我感到很欣慰。去年，拉姆斯菲尔德亲自请我来参加第3届座谈会，出于对美军的反感，我没有来，但是现在我来了，因为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上两句。废话不说了，下面我就开始切入正题。（掌声）

你们美军为什么老是陷入泥沼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美国人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国经验，更重要的是：没有掌握先进的思想。本人是一个思想爱好者，经常胡思乱想，没事就研究国际局势，对于伊拉克问题，我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只要把我的方案用于伊拉克，就能轻松搞定当前伊拉克混乱的局面。（惊叹声，掌声，口哨声）

从电视、报纸上可以看到，你们美军天天挨打，天天挨骂，由此可以看出，伊拉克人并不怕你们。这怎么行？要想实行稳定的统治，就必须要让伊拉克人都怕你。（掌声，大家纷纷点头称道，有些士兵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听到有人说，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实行高压统治，这谁不会呀，不就是大肆抓人吗？错！如果你以为只要大肆抓人就可以让人怕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们兵力有限，而伊拉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所以你一次抓不了多少人，相反还会激起更多伊拉人对你的仇恨。（士兵们纷纷点头称道）

记住，你们要的是伊拉克人对你发自内心的恐惧，而不是仇恨。仇恨只能带来反抗和报复，而恐惧却可以带来顺从和服帖。因此我制定的方案是：整人。具体做法就是经常以各种理由惩罚人，使人人自危。这就象养小孩一样，所谓棍棒出孝子，你每天找个理由打他一顿，他肯定对你服服帖帖的。（掌声）

整人是有技巧的，要一个群体一个群体换着整，各个击破，对各个群体要有不同的整顿理由，不同的整人策略。例如，对于伊拉克的富裕阶层，你就说因为他们剥削穷人，对穷人不公平，欺负了穷人，所以这些富裕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于是就可以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召开群众大会，让穷人整他们，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他们，还可以公开处决一部份。对于伊拉克的知识分子，你就请他们给你们美军提意见，他们肯定能提出不少批评意见，批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的，然后你就可以说他们蓄意诬蔑美军，恶毒攻击美军，破坏当前美好的局面，想造反，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关进集中营，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他们，并且公开处决一部份，这样知识分子们就全吓傻了，心想：“提个意见也要被杀头啊”，以后就老实了。对于数量庞大的穷苦老百姓，由于他们人数太多，你整不过来，所以你要让他们自己整自己，比如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坏人，或者有一些敌人派来的奸细，他们是伊拉克人民的敌人，要求大家互相揭发，互相监督，发动他们自己内斗，如果他们内斗不积极，你可以给每个小区每个街道下发名额指标，必须交出一定数量的“坏人”，否则就怎么怎么。由于所有人都不知道谁是坏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只能使劲揭发他人，积极打击他人，同时还要时刻防备他人来揭发、打击你，这样所有人就时刻处于不安和害怕之中，内心充满了恐惧。另外你还可以充分利用伊拉克族群众多的特点，拉一派打一派，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和，让他们内斗，比如你可以先对逊尼派表示支持，说什叶派是坏的，逊尼派是好的，通过暗地里的支持，让逊尼派放手大胆地去整什叶派，尤其是对那些有号召力的长老们要狠狠地整，要整得他们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而亡，等什叶派被整得差不多了，你又回过头来支持什叶派，说逊尼派是坏的，让什叶派整逊尼派，什叶派此时复仇心切，肯定特别积极地整逊尼派……这样整来整去，最后所有人都处于深深的恐惧之中，人人自危，人人自律，那么你们美军就高枕无忧了。（长时间的掌声，赞叹声）

对了，有一点忘了说，就是整人的时候千万不要由你们直接出面，不要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让别人去实施，这样，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记恨于他人，而今后你还可以利用这些被整的人，来整这些当初实施整人的人，这样所有人都被整，实力就永远达不到能对你产生威胁的程度。最重要的是，永远不会有人说，这些整人行动的罪魁祸首是你们美国人，人们会把这些整人行动怪罪于一些表面上的整人积极分子。（掌声）

整人的同时，要开始控制伊拉克人的思维，让他们认为你们美军是好的，让他们甘愿接受你们的统治。以目前的科技，思维是无法直接控制的，但你可以用其他方法间接控制人们的思维。（掌声）

首先，就是阻止伊拉克人自由获取信息，阻止他们思考。具体做法就是禁止民间办报，禁止外国媒体在伊拉克的出版、公映，禁止安装卫星天线，最重要的：禁止互联网。（掌声）

然后，你就要开始向人们强行灌输自己需要的信息。具体做法有：1，控制所有的媒体、出版物、电影电视，规定什么能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必要时可以对媒体的内容进行审查，出版物、电影电视都必须经过你们的审查之后才能出版发行、上映，如果有不利于你们的东西，一律禁止，同时鼓励大家创作歌颂美军的文化、艺术作品；2，控制教育，利用中小学教育，对中小学生强行进行灌输和洗脑。比如：“伊拉克必须由美军来领导。为什么要由美军来领导？因为这是历史的选择。为什么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每一个中小学生都必须背熟这些东西，背不下来的话，考试就过不了关，就无法升学。这些东西逻辑不通，难以理解消化，非常难背，正因为难背，所以就要天天读，天天看，天天背……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全背傻了，头脑里形成了思维定势，默认了美军的统治而不再质疑，当这些学生成年、有了孩子以后，又会把这个观念传给下一代……。3，改造历史。历史是由人来写的，只要你掌握了话语权，想怎么写都行，例如：美军是怎样来到伊拉克的？是为了让伊拉克人民过上好日子。……你们把所有的历史书都改成这样，多年以后，人们就无法查证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样，文的、武的双管齐下，就差不多了。（掌声）

但是且慢，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认为还不够，还需要再巩固一下。请继续看我的计划。（底下一片疑惑的表情）

要想让伊拉克由混乱转为稳定，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尽管你们设立了一个傀儡元首，但一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他不可能管住所有人，伊拉克人不会乖乖听命于他，假如整个统治层只有他一人，那么他根本就玩不转，因为谁都能反对他，谁都能打死他。所以他必须发展一批成员，能一起分享权力和利益，这样形成金字塔的关系结构，利益集团的首领是最高的，拿大头，他的几个手下拿小头，手下的手下又能有一些利益，依次类推，这样统治就可以维护了，底下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然就会维护上级的地位，因为一旦上级倒了，他们就会失去利益，假如这个利益集团中有个别的人不听话，甚至想造反，那么其他人自然就会共同打击他。在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里，所有人都会自觉维护集团的统治地位，如果有人要反对，其他人就会共同对付他。即使元首犯了错，别人也要千方百计维护他，并且世世代代永远永远维护下去，因为一旦否定他，就等于否定了这个利益集团，这会危及他们自身。建立了利益集团，伊拉克政府才能高效地开展工作，治理国家。（稀稀拉拉的掌声，显然这帮美国佬听不明白）

既然叫利益集团，自然就得有财富、资源给他们，否则利益集团就没法建立起来。众所周知，伊拉克现在又穷又破的，怎么办呢？好办！没收所有伊拉克人的财富、资源，供这个利益集团享用！（底下一片哗然，士兵们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听到有人在说，那岂不是有人要吃亏了？没错！确实有人会吃亏，而且是大量的人会吃亏。因为资源、财富是有限的，既然有利益集团，那么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利益被侵犯的“集团”，也就是伊拉克的底层老百姓。用金字塔来作比喻，最底下的几层就是利益被侵犯的群体，尽管他们无权无势，但由于数量庞大，因此整体力量也不可小觑。由于利益集团的攫取，这些人的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人都不是傻子，你侵犯了他的利益，他自然会知道，会有意见，甚至会反抗。怎样避免伊拉克老百姓的反抗情绪呢？就是要让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反心了。那么怎样让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呢？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理论学说去骗他们。（底下窃窃私语，有些人开始摇头，表示听不明白）

这套理论学说是这样的：

1，在伊拉克，人都是平等的，全体伊拉克人是伊拉克的主人；

2，所有财富、资源全都属于国家，作为国家的主人，全体伊拉克人共同拥有这些财富和资源；

3，统治阶层代表全体伊拉克人管理这些财富和资源；

（摇头的人越来越多了，看来确实很难理解）

有了这套理论，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利益集团合理合法地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而伊拉克老百姓也没有怨言，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些财富和资源还是自己的，只不过是被人“代管”而已。而这些底层的利益被侵犯群体??穷苦老百姓为了得到上面的施舍和恩惠，为了能挤进利益集团，就会很听话、服从。（稀稀拉拉的掌声）

上述几种措施相辅相成，堪称完美。综合实施以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就能得到彻底解决。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布什、布莱尔等人与我握手致谢，麦当娜上台献花）

RFI：本台特派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专访达赖喇嘛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0/10/2009 更新日期 20/10/2009 20:33 TU

自2008年三月西藏危机发生以来，隐藏在中国崛起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独立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刚刚结束访问美国行程的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 印度达兰萨拉接受了本台中文部记者雅尼克的专访。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均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 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我当时就感受到这些官员他们内心中的痛苦，就是说对当局不满的痛苦。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也有接触，接触的次数也比较多，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都有压力，都面临一样的状况。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非常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当然，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批评我与热比娅见面。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认为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并没有你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走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你们尚未见面。这次在美国您没有与他会面是否与中国外交上的主动出击有关？此外，您什么时候与奥巴马见面？就此，有何安排？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身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第二点，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这样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要按照我的行程安排，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同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这可能很微妙。您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当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见政治人物 。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和睦。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爽的，我觉得很好。

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前景？

达赖喇嘛：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不能做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那时当然有国家机密，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这钱那钱，都收到民国三十八年了~~~

寅吃卯粮：河南企业被要求提前1个月缴税给政府

中国经营报

　　“你千万别说是我说出去的，我们这些企业现在月月提前多缴一个月的税给地方政府。”10月15日，河南省林州市一民营企业主罗荣（化名）“战战兢兢”地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说。

　　在各地保增长的大战中，“寅吃卯粮”的现象还是出现了。有企业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反映，2009年以来，河南省林州市（县级市）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为“帮助”当地政府完成财政收入、GDP等指标，正在向当地税务部门提前一个月缴付税金。

　　“寅吃卯粮”惊现

　　“从2009年3月份开始，我们地方的国税局纷纷到一些企业去游说，称任务太重，希望企业能支援一下。”罗荣对记者说。

　　罗荣说，此后，他的企业和与之规模大小相当、效益稍好一些的民营企业在林州国税部门的“授意下”开始了提前缴税，他们戏称这是被“光荣”了。

　　据罗荣介绍，此次被要求提前缴税的企业多为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具体有多少家，尚不得而知。

　　“一些有规模的大企业，税务部门还不敢去碰人家，他们净找‘软柿子’捏。”河南林州市另一位企业主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据介绍，提前缴税的具体做法是，每个月提前预缴下个月的税金，如某企业8月份应缴税金是10万元，如此一来，这个企业在8月份应缴的税金则变成20万元，以此类推一直到2009年的12月末。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为何不去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对于记者的反问，罗荣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我们哪里敢得罪人家呀，今年形势不好，地方政府压力的确也很大，也可以理解吧。”

　　所谓“寅吃卯粮”，是指应该在下年收的税款提前在当年收了。这在税务部门的相关规定中是严令禁止的。

　　罗荣介绍说，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为此还宴请这些“响应”提前缴税的企业主，显然，为了让这些民营企业主乖乖听话，河南林州市的官员动了不少心思，在罗荣看来，这些官员用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效果的。

　　记者了解到，国税局在此期间会根据企业往年缴税的情况预估一个额度，而此时，企业的销售行为尚未发生。“国税的指标是硬性的，地税则比较灵活。”罗荣如是解释国税预征的理由所在。

　　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河南省林州市国税局办公室，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否认此事，但称不清楚此事，并请记者致电该局办公室主任，但在发稿前，记者尚未联系到该局办公室主任。

　　资料显示，河南省林州市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营经济主要活跃在汽车配件、钢铁产业的一些加工行业。2007年，林州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5亿元，达到52266万元，比上年增长29％；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突破10亿元，比上年增长 32％，收支规模双双迈上了新台阶，连续22年位居河南省各县（市）之首。

　　政绩考核倒逼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以后，中国经济也遭受重创，为尽快走出危机，我国提出了“保八”的增长目标，而各级政府则“层层加板”。

　　事实上，省一级政府提出的目标均大于8%，比如，河北省政府提出的目标为9%，而河北某些地市一级则是10%，县一级已经达到了11%。

　　在河南，省政府则提出2009年GDP增长目标为10%，如此推算下去，河南省的县一级政府，提出的GDP目标至少应该在12%以上，而林州市正是河南省安阳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遗憾的是，记者并没有找到林州市2009年的GDP目标是多少。

　　“GDP、财政收入、节能减排”是考核一个地方业绩的硬指标，尤其是财政收入是做不了假的。”河北一不愿具名的县长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据这位官员介绍说，在河北如果连续三年完不成这些指标将被问责。在这位县长看来，2009年的“保增长”压力十分大，目前一直处于焦虑的状态。

　　而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除了土地出让金外，就是税收了。记者了解到，目前国税的25%已经划给地方支配，地税来源可供地方支配的基本能达到100%。

　　“在保增长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的事情应该不足为奇。尤其是越贫困的地方，这种事情越多。”上述官员介绍说。

　　这位官员认为，相比于政绩考核，“寅吃卯粮”的风险要小很多。

　　“对于寅吃卯粮这种做法是严令禁止的，如果某些地方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10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信访办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税务总局一直很重视这件事情，并于2009年5、6月份专门针对“寅吃卯粮”现象三令五申。

　　在这位税务总局信访办人士看来，如果有些地方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和地方政府下达的一些指令性目标有关系，以前他们也曾接到过类似情况的反映，但并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经营报》记者拿到了一份材料，是2009年河南林州市政府给各市直部门下发的目标。材料上显示，林州市财政局一般预算收入完成8.12亿元，增长16％。其中财政部门完成19528万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16亿元，增长22％；国税局：确保组织的地方税收达到26168万元，增长16％；地税局确保地方税收收入达到34922万元，增长20％；三产营业税增长35％。

　　走偏的“晴雨表”

　　有道是：税收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税收的一增一减,客观上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质量。

　　有专家认为，有些地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有些穷的地方“越穷越收、越收越穷”、空转税款、寅吃卯粮的现象不乏存在,而有些富裕地方则是有税不收或寅粮卯吃,导致“晴雨表”的失灵,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各地“寅吃卯粮”的现象一点儿也不足为奇。

　　资料显示，2004年江西抚州曾“挤干”“水分”一亿多元，而这些水分指的就是“过头税”。

　　2009年，甘肃省兰州市的收费部门，在没有任何批复和授权的情况下，开始“预征”2010年的路桥费。面对质疑，当地建委和收费管理处坦承道：“兰州市政建设缺钱，国家有多渠道融资的政策，要用足国家政策。坚信路桥费不会取消，就提前预收了。”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公众一片嘘声。

　　对于这种“寅吃卯粮”的现象，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认为，政府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么多年，钱，大手大脚花惯了。增加开支很容易，皆大欢喜，要去减少开支，无异于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平说，“多年未遇的财政收入下滑态势，与扩大内需、增加财政投入‘狭路相逢’，地方财政已然入不敷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减少政府财政开支谈何容易。”

面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

贵流氓团伙果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那么那么一个东西。袁木老师的事业香火不绝后继有人。

德国之声：中国官员否认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

文化社会 | 2009.10.18

600余场活动，100余位作家，2000余份已签署的版权合同。在10月17日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这些数字是主宾国所津津乐道的。但记者仍提出书展上所谓的 "两个中国"、审查制度和中国如何看待西方批评的"尖锐问题"。主宾国执委会主任张福海表示，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

来自土耳其媒体的一名记者问到，在书展上，有官方的中国，也有流亡作家的中国，可他看到双方并未能走到一起，是否有什么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共同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主宾国执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福海回答说，他没有权力强迫作家坐在一起："人都是自由的，是不可强迫的。我们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意愿，作出我们的决定。所以说，我没有权利，去强迫哪个作家和哪个作家坐在一起。这是作家们的自愿。就像今天，我很愿意和你坐在一起来交流，但我管不了别的人。"

中德文化差异随处可见

一名来自基督教通讯社的记者向张福海提问，他如何看待有关中国审查制度的讨论，以及如何看待西方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批评。张福海首先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此前我其实也说过，德国的枕头非常的好，品质很好，像德国的其它产品一样非常的好。但是呢，我睡不习惯，因为德国的枕头太软。我喜欢中国的枕头，虽然它是用草糠做的，比较硬，有利于我的颈椎。所以，如果你要说中德文化之间的差异，我觉得随处可见。"

张福海：中国没有新闻出版审查

随后，张福海明确表示，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但出版者有道德的自我约束："你说我是否听到审查制度。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很有意思。在中国--我不知道你说的其它地方--比方说，一个人犯了罪，警察把他叫过去，审查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想跟我工作有关，那就是新闻出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在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的审查制度。在中国，一部书是否可以出版，一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有出版社的老总来决定，有报社的老总来决定。我对德国不是很有研究，我想德国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因为这些出版社、这些报社的老总们，他们要有两条考虑：第一条，他要考虑市场。第二，他要符合中国的法律。中国是法治国家，跟德国、很多国家都一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我想，出版家们都还有一个自我约束，就是他们道德的自我约束。这个是由他们自己来秉持的。"

记者反映中国代表拒绝接受采访

在此前的发言中，主宾国聘请的公关公司WBCO负责人弗朗克·沃尔施坦再次批评德国"部分公法媒体的错误报道"，也就是有关中国代表团成员受到上级要求不得随意接受媒体采访的说法。他表示，书展以来，聚焦中国主宾国活动的德国媒体报道已有5000多条，包括广播、电视和报刊。其中部分是有批评性的，也不乏争议话题。但沃尔施坦说，公法媒体不应传播错误消息。尽管如此，仍有记者反映，在中国展馆希望采访各出版社的中方工作人员代表时，往往会遭到拒绝。

沃尔施坦强调，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日益吸引着西方的出版商，另一方面，随着对中国关注的增加，西方对于有关中国的图书的需求也在增加。他认为，无论从宣扬中国文化，还是出版贸易的角度，中国都实现了在书展上主宾国活动的目标。主宾国执委会主席张福海也表示，参加的初衷是向德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作家，希望通过法兰克福书展进行更多的版权贸易，同时也希望能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他认为，这些目的应该说都达到了。

作家刘震云、叶延滨也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奥地利声援西藏人士

会场上，四位来自奥地利萨尔兹堡声援西藏民间组织的代表以静默的方式表示抗议。他们身披雪山狮子旗，手举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儿时的大幅照片，站在会场的一角。其中一位名为卡琳·德蒙特的女士表示，他们希望知道1995年失踪的、当时6岁的更登确吉尼玛及其家人的下落。北京政府不承认更登确吉尼玛的班禅身份，并曾表示已将其"保护起来"。

作者：苗子

责编：乐然

热比娅将现身法兰克福书展

明镜网特约记者 李子

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中国最担忧的事即将发生，热比娅正从新西兰前往德国，她的出现势必使法兰克福书展成为北京与疆独斗争的一个战场。

另据新西兰《乡音报》报道，当地时间13日，热比娅在奥克兰大学参加公众集会并发表演讲，当地众多华裔留学生在会场内对其表示抗议。

报道指出，热比娅的此次行程是受新西兰绿党组织的邀请，参加两场公众集会。热比娅到达会场时，已经有大约20名华人留学生在会场抗议，一名抗议者说，“政府不该允许她到新西兰！”

在法兰克福，中国参展团一名官员对明镜网说，中国很担心疆独藏独分子和法 轮 功利用法兰克福书展弄事，所以作了周密的防范工作，包括对参展团成员进行严格的纪律要求，不得接收反动传单，不得单独行动。

一位参展团的接待女士用德语回答西媒记者关于中国人吃狗肉问题的时候，一名中国男性安全官员匆匆赶来用中文发出警告：不要随便接受采访！

明镜网记者在中国展厅所见，中国参展团的成员三五成众集中在一起聊天，似乎并没有多少热情招呼参观者，事实上，参观者也寮寮无几。虽然中国是主宾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参展团，却没有几本书可以真正走向西方社会。

现场观察者对明镜网说，中国展示了财力和雄心，缺的是可以传播的价值。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已经有600年的历史，而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兰克福书展于1949年举办首届，今年是第61届。

首次作为主宾国的中国向这次书展派出272家内地出版机构参展，还派出了有50多位作家和学者的庞大代表团。

德國之聲：瑞士记者感受北京三味书屋

德语媒体 | 2009.10.17、

随着中国作为主宾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亮相，中国国内的图书市场也引起德语媒体的兴趣。《星期日新苏黎世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记录了记者在北京三味书屋的见闻。

《星期日新苏黎世报》在文章中写道："最近，三味书店又充满了笑声。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七十岁的作家杨继绳用一个半小时摘录朗诵了他的作品《墓碑》，这是一部无情揭露毛时代大饥荒的调查报告，它把党编写的官方历史称为弥天大谎式的宣传。

这时，听众中一名年轻人发言，他介绍自己是下面省里一家报纸的记者，他只能写好消息，从来不能报道真相。他想知道，如果要偶尔写一点自己不必为之羞愧的文章，他应该从何做起。杨继绳回答说：'年轻人，要有耐心，你会等到这一天的。我在新华社工作了一辈子，最多只写了三篇像样的文章。但是退休以后，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你就高高兴兴地等着进入老年吧！'"

讨论禁书的地方

在三味书屋，这样的黑色幽默比比皆是。星期六下午，这里总是人满为患。这些拾漏补遗的私营书店在销售额方面虽然无法与国家的大型连锁书店相比，但作者与读者可以在这里讨论禁书，这些书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碰头的地方：

"这是古老文化的复兴：早在一百年前，当中华帝国分崩离析、中国在寻找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时，书店就是改革和革命思想的重要转运站。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也是从书架及其附属的沙龙获取了精神武器，为他们实现变迁的雄心服务。毛泽东也是这样，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他在那里进行了首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练。

由于共产党知道言论和知识的力量，所以它今天竭力控制并钳制讨论。尽管如此，言论自由总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隙。公开讨论和进行批评的最重要论坛是互联网，但网络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多地聚集在现实世界，书店成了他们首选地点，因为他们在这些书店附属的咖啡厅或茶馆里可以组织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活动。"

来自政府的压力

1988年，互联网时代尚未开始，三味书屋就已开始营业，这是北京第一家顾客可以随意阅读、不一定必须购买书籍的私营书店。在谈到这家书店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时，书店主人李世强和刘元生这对年过古稀的老夫妻说：

"由于做报告的人都是有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的言论可以走多远，所以三味书屋才免于被封。这对老夫妻不无自豪地说，虽然警方多次要求书店少举行一些涉及批判性题材的活动，但他们顶住了压力。李世强说：'我们知道，每个星期六都有政府的人坐在听众中，但对此我们并不反对。相反，我们认为，他们也应该参与我们的讨论。'"


摘译：王羊
责编：达扬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从经济角度看，也是2019前后。

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

危机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镇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越。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在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不过，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是更加商业化、市场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换功能也淡化，那种通过家庭血缘关系来互通利益的传统安排已经越来越轻。许多人说现在社会的人情味淡，离婚率高，生小孩的数量也少了，等等，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在金融市场以及其它市场取代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活着。所以，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没有了，离婚属合情合理的选择。有了金融市场解决养老病残的经济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没必要靠多生小孩“养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从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贵呀，就那么几十年，何尝不充分享受自由飞翔的人生体念呢？市场的发达最终实现了“五四”运动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

（本文是作者应《中国企业家》邀请以2049年的时间点虚拟写作，文中2009年后的具体经济数据均为虚构）

[德国之声]欧盟倡议：学龄前儿童应尽早学习外语

欧洲人会好几种欧洲的“外语”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欧洲人不会欧洲的“外语”才是天理难容。不是因为懒就是因为笨！！！

教育 | 2009.10.10

2002年起，欧盟理事会要求欧盟国家所有学生都应尽早开始学习至少两门外语，并将9月26日定为"欧洲语言日"。根据专家的意见，学龄前儿童开始学习外语最容易，因此欧盟委员会最近启动了一项名为"Piccolingo-多语种教学"的宣传攻势，目的是要提醒欧洲父母关注儿童进行早期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布鲁塞尔一家名为"新鲜水果"的幼儿园内，8名学龄前儿童围坐在一张橘红色的桌旁，正高唱着一首英语欢迎歌。之后孩子们拿出彩笔，开始绘画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在英语单词"Happy-快乐"的下方画出欢笑的表情，而在英语单词"sad-悲伤"的下方，画出了悲哀的表情。美国及巴西混血的幼儿园女老师维拉介绍说，这里的老师们有办法让三岁的孩子也对外语感兴趣，维拉说："我们必须拿出真正的创意和运用很多视觉上的诱导，让孩子们产生好奇，使他们兴高采烈地参与到我们安排的学习内容中。"

在多种语言教育下成长的孩子，多半性格发展平衡，这正是罗马尼亚籍的欧盟多语种专员奥尔班对欧盟公民未来的展望。因此，他推出了一项名为"Piccolingo"的宣传活动，希望以此说服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家长，及早让他们的孩子学习外语。奥尔班说："这样能提高孩子们将来的生活质量，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一些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额外技能。"

根据最新统计，欧盟内仅有三分之一的成人会说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有60%的高中生至少学习两门外语。欧盟专员奥尔班的英语和法语都是在学校里苦学出来的，而不是在幼儿园里一边玩儿一边学到的。他表示："我很遗憾过去没有多学几种其它外语。如果我们越早学习一门语言，那能使我们终身受用无穷。"


孩子们寓教于乐学英语

来自意大利的卡加乔利女士也这样认为，她嫁给了一名法国人。他们把三岁的儿子送去"新鲜水果"幼儿园上课。卡加乔利女士说："我们这一代的英语都是后来学的，学起来真的很难。我不希望我的儿子遇到跟我一样的困难。"

而其他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在学龄前被太多混在一起的语言弄糊涂了，所以更愿意孩子把精力放在学好母语上。语言专家艾德恩博斯设法消除家长们的这些偏见，他指出，目前已经有大量报告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绝不会给学习母语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它能带来积极影响，特别是在语言运用方面，而且对于以后学习其它外语的帮助也不小。"

帕特莉齐亚·皮提茨于六年前开办了这所多语教学幼儿园，受到家长们的热烈反响。目前有大约200名学龄前儿童在这里学习外语。仅双语幼儿班就有将近70个名额。皮提茨说："来询问的家长多到不行，我们简直应付不了。但光是提醒家长重视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经济上的配套，以支持大大小小的促进项目。我确信，光让家长们意识到问题的重要肯定是不够的。"

换句话说：皮提茨虽然为欧盟委员会的书面肯定感到高兴，但她更希望欧盟能够提供具体的财政支持。


作者：Susanne Henn/严严

责编：谢菲

草食动物大月饼

芦笛老师最适合写这类题材。

芦笛 @ 2009-10-9 22:37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archives/343889.aspx

消极贤甥出来质问我，引出了一连串精彩跟帖，尤其是稀副统帅贴出的蓝天使的飞行表演，令我看得屏住了呼吸：四架飞机同时从同一跑道起飞，同一瞬间离地，在空中靠得那么近，有两架几乎是上下贴在一起，在空中作同步翻滚，而且竟然还有对穿！喷气式飞机速度之快，稍微一个疏忽，立即就是机毁人亡。记得巴黎国际航空表演就出过对撞的惨剧，而蓝天使们竟然多次在间不容发的空间中对穿，如此空中杂技，当真是深骇物议。

由此再次想到一个困惑我多年的老问题，黄人和白人是不是在构造上有点不同，黄人比较温驯，如草食动物一般，而白人类似肉食猛兽，喜欢冒险玩命？

这说法可不是我提出来的。70年代后期，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日本人的文章，说草食动物的肠子很长，肉食动物的肠子比较短。此乃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常识（顺便告诉小钟，“众所周知毋庸置疑” 之所以成为我的口头禅，乃是为了挖苦老马。他那阵子自我标榜是怀疑主义者，说凡是谁的文中写了“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之类的话，他就不再看下去，因为世上没有这种事。我于是便问他，难道“众所周知，韩战是北韩发动的”也不能成立？此后我写文章便专在大众常识前面加上这两个用语，每次后面跟的都是毫无问题的事实陈述，这习惯最近才放弃，因为觉得无聊），草食动物的食物营养价太低，当然消化器官必须非常发达，这才能把营养品一点不剩地吸收进去。牛有四个胃，所以它吃的虽然是草，挤出来的则是牛奶和血（鲁迅那百万富翁的），牛肉营养价还特别高。肉食动物吃的好，当然用不着仔细消化，大可去粗取精便是。

那日本作者由此把肠子的长度和性格联系起来，说是肠道长度越长，则动物的性格越温驯。他进而说道，黄种人的肠子的长度也比白人长，因此黄种人更像温顺的草食动物，而白人更像凶猛的肉食动物，云云。

虽然那作者没有出示统计资料，而且我直接怀疑能有此类有意义的统计资料，但他说黄人的肠子比白人长，有可能确实成立。盖两类人的传统食物不一样，直到近代，黄人的传统食物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白人食谱中则有较多的肉类奶制品。因此造成解剖上的差异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后面两条是否“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这外行就一点不懂了。动物的性格不由神经内分泌系统决定，倒由肠子决定，这是什么高妙道理，我可实在想不明白。

不过据我这海外赤佬毫无统计意义的一点观察，白人倒确实有点像肉食猛兽，而黄人则更像草食动物。但这似乎与消化道无关。相反，我觉得白人的消化系统效率似乎更高些。他们不用吃很多便能保证相当旺盛的精力。我太太来前，我曾与一位南斯拉夫人合住过。他身高1.86米，每日只吃一顿饭，每次只吃四个小小的sausages（灌肠），居然也就能维持全天运转。我问他是否会感到饥饿，他说不会。要是我啊，早就低血糖昏倒了。由此可见，作为热机，他的能量转换效率要比我高到不可胜计。[对对。白人他怎么就能不饿呢？]

说白人更像猛兽，倒不是指他们的热机效率而言（兴许草食动物的热机效率还高过肉食动物，这才能把干草转化为牛肉），而是说白人更富有侵略性，更喜欢冒险玩命。

我这念头大概是在90年代初起的。那次我带全家去旅游，在某个小城的公园里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了运动项目的滑板游戏：人站在装了小轮的板子上，滑下一个凹曲面，靠惯性冲上对面的曲面陡坡，飞入空中，在空中转体，再落回曲面上来，再冲到对面的陡坡上，再飞入空中，再转体落回，如此循环往复。这运动大概大家都在电视上见过，只是我不知道正式名称是什么。

当时引动我注意的，一是运动非常危险，而且毫无防护，搞不好就要摔断脖子，不是当场毙命就是终身瘫痪；二是那运动员的年龄看上去居然比我还大，却不但耽溺于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危险游戏，而且看上去非常快乐。每次他在空中漂亮地转了个身落下来，他都要发出兴奋的尖叫，似乎从危险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刺激。让我又是替他捏把汗，又是觉得啼笑皆非。

这种事，国人会去干么？Never！驱使他去玩命的，肯定不是名利，那完全是业余运动，而且以他的年龄，再怎么苦练也绝无可能变成明星，参加大赛，取得名次。他之所以爱上那运动，无疑是被其中的危险所吸引，那刺激强大到他无从抵抗，不时时体验一番大概就会憋得难受。

于是便想起过去在国内从《读者》上看到的一则趣闻：有人曾把自己钉在木桶里，请人把那木桶扔进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上游，再从下游捞起来，那目的完全是为了体验飞流直下三千尺到底是什么感觉。据说，那疯子从木桶里钻出来后居然毫发无损，也是奇事一件。

这种事，国人是不会去干的。咱们比较深谋远虑，在行动之前便历历预见到危险乃至那悲惨的后果。例如我第一次见到那滑板运动，马上就具体而微地想到那运动员在空中未能及时翻转，或是没落在地方，跌下来折断了脖子，接下来便是他呻吟床褥瘫痪终身的凄惨镜头。别说在他那个年纪，即使是再年轻三十岁，我也没那胆子、也不屑去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

然而鬼子中就是颇有人喜欢从事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这才出了悬崖跳伞，悬崖攀登，漂流，摩托车飞跃天堑等运动项目。黄人在这方面似乎毫无原创力，都是跟着鬼子一步步爬行。而且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附着了重大政治意义——什么黄河漂流，长江漂流等等，都是为了填补空白，为国争光，有如说是体育运动，莫如说是政治运动。

这种天性的区别，似乎决定了个体投入战争的动机不同。黄种人也可以非常勇敢，但那必须是神龙教徒，大脑完全被宗教激情主宰，日本神风特攻队就是典范。早期共军也有三分那种气派。但邪教一旦不灵后，士兵的勇猛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这种勇敢的发生机制，有点像《聊斋•马介甫》上介绍的“丈夫再造散”，药力发作时勇猛无敌，药力消散后便嗒然若丧，跟瘟鸡似的。

而鬼子似乎并不太讲究洗脑动员，靠的不是高度的政治觉悟，而是士兵喜欢冒险、渴望荣誉的天性。要完成什么危险或重大的任务时，指挥员常常征集志愿者。每逢我在电影上看到这种场面时，我就想，要是我就不会报名：）离开鬼子喜欢冒险的天性，似乎很难设想这种办法能奏效。当然，我也曾是志愿者——当年下乡谁不是自愿报名？但那自愿的基础是大家都知道若不自愿，后果比自愿更糟糕。鬼子又没这套“强迫自愿”设计，因此他们召集的或许真是志愿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鬼子真有点像食肉猛兽，而黄人则像食草动物。我曾在家里这么说过，吾家小芦第一个表示赞成，说鬼子的体臭有点像动物园狮虎山的气味，国人就没有这种气味。这比方很准确，动物园的草食动物区确实没有猛兽区的气息强烈：）

如今国内的小帮菜统统成了小钟那种感情细腻精致无比的五彩图，又都是娇生惯养吃不得半点苦的独生子，还能有什么战斗力？何况军队之腐败黑暗远远胜过地方，早在90年代初便开赌场，大规模走私无所不为。这种腐败军队能有战斗力，太阳也从西边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地出来了。

最令我大惑不解的还是，无论是捧月饼的爱国同志也好，贬月饼的反革命同志也好，都拿共军去跟美军比，这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其实老金早说得清清楚楚了：既然据说有了强大的武力，何不去周边国家耀武扬威，把那些失地收回来？

我也觉得纳闷儿：世上只见过欺软怕硬的，还没见过欺硬怕软的。我党敢装出“西安以东”的悲壮模样来，却要“搁置”中国主权，去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共同开发”中国领土内的资源，这到底是什么龟孙子兵法？莫非我党自己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纸老虎，跟老美提虚劲唱高腔没什么关系，反正不会兑现，但若为捍卫中国主权与周边国家较真，则免不得要把贵州驴子的底给泄露了，所以不如装出视万里江山如粪土的慷慨大度状来比较明智些？

但共军再无能，总不至于连穿裙子的缅军都打不过吧？眼看着名副其实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果敢的华人住民备受迫害还能无动于衷，这样的政府真是人民政府，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民族英雄哦。

这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最可悲之处——就连搞极权统治，咱们也盼不到斯大林式精明强悍的的高智商大独裁者。

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斯大林的最大罪行乃是反人道罪，不但害死了几千万苏联人，更把赤祸输出到全世界去，害惨了十多亿人民。但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从苏联帝国的利益来看，他始终极为明智地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扩张苏联的领土与特权的机会。在外交上，他最精通恃强凌弱，畏强避战，专捏那些无还手之力的软柿子，不战而夺人之土。二战前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波兰，二战后逼迫中国放外蒙“独立”，都是恃强凌弱的典范。蒋经国披露的他与斯大林的谈话，最能表现老毛子那种自恃对方无力反抗自己、盛气凌人有恃无恐的野蛮性格。

但若对手是强国，则斯大林非常能忍辱负重，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冲突。二战前他不惜一切避免和强国德国与日本开战，为此不惜让中国代理人以挑起中日冲突“保卫苏联”。在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去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之后，他不惜打破深居简出的习惯，破例到火车站送行。只是到了战争后期，他见日本已经毫无希望，这才在美国人扔了原子弹后趁机出来奋勇打死老虎，在远东捞到盘满钵满。

二战后他又畏美如虎，千方百计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千方百计怂恿中国走狗上去替他送死。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原来斯大林答应派出空军，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事到临头他又变了卦。这原因沈志华教授在有关韩战的论文中披露了，乃是因为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派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斯大林把这看成是美国的警告，吓得立即撕毁诺言，再不敢履行当初的承诺了。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美军飞机频频入侵苏联领空，但斯大林一直敢怒不敢言，P都不放一个，默默忍辱吃哑巴亏。直到1950年9月4日，一架从旅顺基地起飞进行训练飞行的苏联轰炸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苏联政府才提出抗议。然而就连这弱弱的抗议仍遭到美国拒绝，其理由是击落轰炸机的飞机受命于联合国，因此美国不能接受苏联的抗议。在苏哈亚机场遭到美机袭击时，苏联作了唾面自干的最大克制：既没有派飞机升空迎敌，也没有使用地面机枪和高炮进行还击。事后外长葛洛米柯召见美国驻苏使馆参赞表示抗议，但美方拒绝接受抗议照会。苏联人没办法只好把照会寄给美国大使馆，却又被美国大使馆退回。斯大林也就抹抹肚子，咽下了那口恶气（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但这并不妨碍他唆使憨狗去咬石狮子，拼命怂恿中国出兵。在斯大林践踏诺言，表示无法为中国提供空中掩护后，中共政治局决定不再派兵，为此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因为这是苏联先不守信用造成的，所以斯大林虽然无奈，却也无话可说，只是用“美国威胁”恐吓中国，企图说服中共替他火中取栗。据师哲说，斯大林先是告诉周恩来金日成抵挡不住，北韩恐怕要丢掉，接着便恐吓道：

“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就谈不上了。他们那时怎样都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可来。当然，现在还难以预料到以后的一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到的。”（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496-497页）

既然美国陈兵边界，对两国都构成威胁，那为何武力强大的老大哥不亲自上阵，要让小喽啰去送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世上居然也就有毛泽东那种蠢货去“狗爬楼梯上猫当”，而这种蠢货居然也就能力排众议，压下政治局绝大多数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在苏联不提供空中支持的情况下悍然下令派兵过江！由此招致文明世界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制裁、封锁与孤立，而这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治国白痴，竟然也就一度被全民奉为神机妙算的鬼谷子！

这是不是提示，因为食物的营养价区别，使得草食动物连玩阴谋诡计，都比不赢肉食动物，哪怕是大独裁者，也要比人家的大独裁者的智力低若干个数量级？

[其实出兵朝鲜并不是因为唇亡齿寒，只是慑于斯大林大元帅的威胁。作为儿皇帝，岂有不听父皇帝的？只有去朝鲜卖命，才能得到工业援助，才能巩固中苏同盟关系，才能在苏联的卵翼之下关起门来做皇帝。刚定鼎的毛太祖不是不怕美国，而是太怕美国，才会出兵朝鲜。因为太怕美国，就决计不能得罪苏联，去朝鲜跟美国人拼命固然伤筋动骨，好在本来也没啥家底，好在背后有苏联，只要讨得苏联欢心，美国就很难把贵党国怎样。文明世界对贵党国二十多年封锁，这对毛太祖及其朝臣来说不是什么心腹之患。这个道理很明显，也不需要斯大林毛太祖本人的言论为证——他们不会这么说。]

奇文说真相

初步鉴定报告：
敌对势力炮制的、旨在泄露国家机密的黑文章。

国庆阅兵后：看胡总又使出的第二个锦囊妙计

在《新闻联播》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温家宝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平壤，对朝鲜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在国庆六十华诞前突然增添“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之后的使出的又一锦囊妙计。实在令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现在我就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

有的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在国庆前夕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不得已为之；也有的人说，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对中国的当代社会没有多么大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没有远见的观点和看法。

他们此时的心态和当初在井冈山时期一些人（包括林彪）当时的心态是一样的；他们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过高的夸大了对手的力量，过小的看待真正的革命的力量、过小的看待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至于当革命形势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人还坐在家里呕气、还在那里发着各种各样的牢骚。

先说一说“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情况。我们大家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都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是整个活动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这个方阵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不管是它的排列来讲，还是它的歌曲安排来看，都属于上上乘，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不管是观礼台的的老英模，还是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幸福的微笑。单就这短短的十多分钟，就已经宣告了那极少数精英苦心经营的几十年“非毛化”的彻底破产。

这个方阵的出现，其实是这次欢度国庆节的最大政治意义。阅兵、游行、彩车都不过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惟独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一件最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它将来一定会载入历史的史册。

在当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仍然是以嘹亮的令人振奋的《东方红》乐曲起头，又一次把广大人民群众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革命精神提升起来。在随后的大联唱的节目中。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歌曲，一首又一首的响彻云霄，把电视剧前面的我们又带回了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白天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还是晚上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歌潮”，都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安排的。

体现了党中央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党中央和人民群是心连心的。胡锦涛总书记的最后那句口号也喊出了他的心声：“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单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好象看到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天安门呼喊“人民万岁”的影子。

第二个锦囊妙计是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访问朝鲜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蕴涵着很深的意义。

第一、我们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有着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两国的政府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真正的友谊。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体现在外交辞令上，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在两国人民的心里。虽然在这些年来，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之间的关系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而象征着中朝人民友谊的那朵美丽的金达莱是永恒的、永远散发着美丽的芬芳的。

第二、在这个时候，在中朝外交史上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前些年来，一些背叛马列主义的政治精英们，跟在西方的列强黄脸干爸的后面亦步亦趋，把朝鲜妖魔化、恐怖化，把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下，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的生活现状说成时“文革”时的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明确态度。派出了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其中有外交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文化部长等。这次的会谈一定会有许多实质的东西。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定会有许多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这次访问将会对朝鲜的未来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三、这次对朝鲜的外事访问，也将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会仍将沿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路线前进。我们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外交路线，我们今后不再会仰望西方的鼻息。我们早该对那些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的西方国家说不了。为什么古巴敢说！委内瑞拉敢说！伊朗敢说！朝鲜敢说！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呢？让吴建民那一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见鬼去吧，让他们去蹲在他们干爹的马桶后面去“韬光养晦一百年”吧！我们做我们自己人民群众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只要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建设的更美好！

第四、这次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也同时表明了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态度。“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的出现，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现在派温家宝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本身就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让全国人民放心，这些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一定要坚决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在什么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的，决不会去走其他的什么道路。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有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有毛泽东思想已经给我们指引出了革命的道路；有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带领我们一起前进；有十几亿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共同前进，我们的最终目的一定会实现的。那些属于极少数的丑类东西一定会被我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党中央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锦囊妙计，随着这些锦囊妙计的使出。以后我们的人民大众会越来开心，而那些丑类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了。

BBC：“基地”头目威胁向中国发动圣战

2009年 10月 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09

基地组织领导人之一阿尔利比周三在一份录像中呼吁新疆维吾尔人对中国展开"圣战"。

他同时呼吁全球穆斯林提供支持。阿尔利比在录像中还把中国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命运相提并论。

“并肩作战”

阿尔利比在这个互联网上发布的录像当中说，无神论的国家正走向衰败，他说中国将和被他形容为“俄国熊”的苏联一样。

他指责中国“屠杀了维吾尔人，还试图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阿尔利比呼吁全球的穆斯林拿起武器面对中国。

他说，和他所称的“受伤而且受到压迫的东土耳其斯坦兄弟们”并肩站在一起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

他还说，要准备对中国发动圣战，走他所谓的“伟大真主的道路”。

“掠夺和破坏”

阿尔利比严厉地指责中国以“魔鬼方式压迫新疆的穆斯林”并且让外地移民“盗取他们的财富、破坏他们的文化和宗教。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就这份录像对BBC中文网表示，他们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迪里夏提呼吁中国政府和他们展开政治对话，并就前不久的新疆暴力冲突接受国际调查。

RFI：达赖喇嘛获美国国会人权奖

发表日期 06/10/2009 更新日期 06/10/2009 20:49 TU

奥巴马年底前会晤达赖喇嘛

美国白宫周二宣布，总统奥巴马将在今年年底前会见达赖喇嘛。但这次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奥巴马不会会晤他。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国会授予他的“国会人权奖”，并发表了讲演。

达赖喇嘛演讲低调

达赖喇嘛在这次讲演中非常低调，没有谈论西藏和中国的话题。他只是着重谈到了美国社会，呼吁美国解决穷人福利以及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

中国当局提抗议

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这次访问美国再次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昨天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中国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头衔，到任何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北京反对任何国家的官方以任何新式接待达赖。北京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在要求高度自治旗号下推动藏独的“分裂分子”，达赖每到一个国家，北京都要向该国发出警告。

达赖喇嘛是周一抵达华盛顿进行五天访问的。他除了会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外，还预定和美国国务院新任命的西藏问题协调人奥特罗见面。但是达赖喇嘛这次访美期间，奥巴马总统没有与他会面的计划。不过美国白宫昨天证实，奥巴马将在年底的时候，也就是等到奥巴马11月与胡锦涛举行中美高峰会之后，再会晤达赖喇嘛。

奥巴马回避达赖喇嘛受到批评

奥巴马这次回避见达赖喇嘛，遭到美国政界部分人士及国会议员的批评。但是达赖的特使吉亚利为奥巴马辩护。吉亚利日前表示，达赖喇嘛不会与美国总统会晤，是因为他们同意将在11月的美中峰会后再会面。吉亚利说，达赖喇嘛希望一个相互合作的美中关系有助于支持西藏的利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周一也强调说，奥巴马现在不与达赖喇嘛会晤，并不表示美国改变了对西藏的政策。他还说，美国新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人奥特罗将在周内会晤这位西藏精神领袖。

56根“民族团结柱”或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北京晨报

昨天(4日)，首都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指挥部艺术总监、导演组负责人陈蔚向本报记者透露，为60周年国庆大典而竖立起来的56根民族团结柱很有可能将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据了解，每根民族团结柱高13.6米、重达26吨，间距为5.91米，填补了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的间隔。在今年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大典上，这些亮丽稳固的民族团结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突破了以往天安门广场庆典活动的平面布局，丰富了大典的背景层次。

陈蔚表示，民族团结柱的承重和抗风能力非常强，可抗11级大风。“它们很有可能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永久矗立。”

据悉，56根民族团结柱是继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天安门广场的又一组“新”建筑。

陈独秀

佚名

对于文人来说，监狱不是一个美妙的去处，但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去处。

1717年5月的一天，23岁的法国青年阿鲁埃在王宫的花园散步，碰到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此前，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刚写了一批讥讽摄政王的诗。“阿鲁埃先生，”摄政王说，“我打算让你看一样你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什么？”阿鲁埃问。“巴士底狱的内墙。”第二天清晨，青年阿鲁埃在睡梦中被警察捕去，被直接投入了巴士底狱，并在此生活了近一年。在狱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本《俄狄浦斯王》，在巴黎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引起轰动。在这部剧中，他首次使用了“伏尔泰”作为笔名，这是来自他故乡一座城堡的名字。这次入狱，为他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1726年，伏尔泰又因与贵族军人德•罗昂的矛盾，再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经由两次监狱的洗礼，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斗士诞生了。

在东方，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只眼”的不足百字的小文章，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位“只眼”先生，就是“五四”主帅、中共党魁陈独秀。陈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他也是这么干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像学生一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后被抓进了北洋政府的监狱。陈被捕后，社会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作为党国要犯，陈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在沪宁道上，他依然酣然入睡。陈被捕后，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名动一时的章士钊大律师免费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

“……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胡适虽与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人却是一条战线上的蚂蚱。“陈匪独秀胡适之”，我看你往哪里逃。陈入狱后，胡适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陈曾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犯写序。

有必要提一句，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小媳妇潘兰珍带进了监狱，两人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由于狱中开销太大，除了稿费又无其他收入，因此多靠友人接济，给他接济最多的是章士钊大律师。陈在投身革命前，家产还算殷实，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此后，他拒绝了民国政府劳动部长职务，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让他去美国的邀请，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来，他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转向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对斯大林的反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国难深重、颠沛流离之中病逝。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入过北洋的牢，也尝过洋人的厉害。无独有偶，贾植芳先生也曾四次入狱，分别进过北洋政府、日本人、国民党的牢房，第四次是因胡风案入狱，长达11年。他因此自称“洪宪生人”、“秦坑余民”。问他四个监狱有何不同，贾先生长叹一声：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

北京昨日最流行短讯

短讯标题——举报

10月1日早10时，有一辆黑色敞篷车从天安门洞冲出来并沿着长安街逆行数分钟。车上有一男子着黑色中山装。

RFI：中国国庆：一党专制宣传的极品样式

作者 肖曼
发表日期 02/10/2009 更新日期 02/10/2009 13:47 TU

中国昨天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向全世界展现共产党政权的强大与繁荣。从上午的大阅兵和花车游行，到焰火晚会，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被转变为一个巨大的舞台，数十万人直接和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表现中国强大富裕，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人民欢欣鼓舞的宣传演出。法新社评论说，中国60年大庆规模已经堪称世界罕见。

和建国35周年和50周年两次“大庆”上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讲话相比，昨天胡锦涛的讲话继承了中国领导人的一贯传统，在热情的口号式语言之外更缺少具体内容。但人们还记得当年邓小平的讲话总结了建国后的历史，特别提到了文革，同时提到了当时争取经济“翻两番”的目标，以及科技、教育等工作。但昨天胡锦涛的讲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语带过，连他标志性的“和谐社会”理论也没有太多提及。当年江泽民讲话曾经采取更宏伟的历史视角，谈到了中国“伟大祖国”五千年的历程和文明成果，胡锦涛昨天讲话则更集中最近六十年，尤其是从毛泽东开始，包括他本人的四代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讲话比较突出地强调了“团结”，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与最近两年来中国西藏、新疆地区的民族骚乱事件，内地民众的抗议活动以及最近有关党内斗争，特别是他和未来接班人习近平关系的种种传闻有关。除了强调团结以外，对于过节中的中国人民，胡锦涛指出了未来“无限美好”的前景，令人回想起10年前江泽民曾经提出的“无限光明”的前景。”如果“美好”、“光明”这种文学性语言不足以说明中国向何处去的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提法虽然比较具体，但对于什么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标志？还需要深入讨论。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后，是否能够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这些国人和全世界关心的问题，昨天胡锦涛的讲话没有给予回答。

昨天白天天安门游行时，广场上由人组字而不断变换的政治口号中，曾经有一条出现了“民主”的字样，“民主”二字与“富强”、“文明”等价值相并列出现了几十秒钟后就消失了。虽然这可能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而不值得注意，但和其它政治口号相比，“民主”的字样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昨天上午胡锦涛面容严峻，身穿黑色中山装，由于毛泽东一辈子穿中山装，法国人已经把中山装当作“毛装”，所以引起法国媒体对胡锦涛穿“毛装”的猜测。被认为将成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习近平，昨天全天在镜头前的表情都非常标准，极显功力。

中国昨天的国庆游行从空中到地面，从武器到彩车，从台前到幕后，追求新意，争写世界第一。官方报道的第一次现象，包括中共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画像第1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3位前领导人的画像同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当游行队伍抬着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相片走过时，看到自己巨幅照片被像神像一样崇拜时江泽民和胡锦涛面不改色，他们是否体验到了当年毛泽东被人民崇拜的感觉呢？

中国向世界展示强大实力，中国国庆阅兵展示多项新型自製武器，其中有核导弹、预警机、新型坦克、巡航飞弹等近50种新式武器装备，尤其是二砲部队的战略、战术导弹，引发各界特别关注。除了新型武器外，也向世人显示军方人力素质的「软」实力。法新社昨天还评论说中国军力先进装备，在亚洲已经是第一水平。

昨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为一个大戏台，几十万人的表演献给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们，表达中国人民对经济腾飞军力强大的自豪，表达对领导自己60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和认同，这台大戏给从电视收看的全国同胞们提供了一次超级娱乐和感官享受，也给处于经济衰退和战争动乱的世界其它部分再一次惊讶。出色的组织和商业运作、先进的技术、举办奥运的经验、等等都使中国成为了举办大型群体庆祝活动的顶级专家国度。但中国的这套整体运作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自娱自乐，不知有多少国家能够欣赏，能够学习。

令人感兴趣的是：整体国力强大后的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集权国家才可能有的节庆样式：这就是集全民之财力人力，通过举办最豪华节庆的方式，在给人民以超级娱乐的同时，以民族主义情绪聚集民众向心力从而化解社会矛盾。昨天天安门广场数千人组成的军乐团、合唱团演奏和唱的，百分之八十是几十年前的宣传歌曲，新歌的政治宣传性甚至更强，很多歌词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比作母亲，爱中国就象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自然，同时把共产党和中国混为一谈，把国家、党等非人性化的政治实体人性化到自己的至亲的程度。一切需要深入讨论加以定义的严肃的话语、字眼、命题在中国不能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多少由中共高层的错误而造成的悲剧是禁忌话题，但执政党却依仗财力，调动中国艺术精英们的才华，以歌曲、电影、大型文艺节目等文艺形式把含混不清甚至错误危险的政治概念和历史事实，灌输给在声光色大爆炸中已经陶醉的广大受众。《复兴之路》、《建国大业》等60年庆祝活动无一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新典范，是从中国封建王朝传承的歌功颂德的极品，堪称一党专制宣传的极品样式。

中国国庆60年的欢庆活动所传递的政治信息固然重要，而其表现的方式也值得深思。这为观察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进而理解中国的今天提供了新的视角。

NYTimes : China Celebrates 60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http://www.nytimes.com/2009/10/02/world/asia/02china.html?_r=2

BEIJING — China’s leaders marked their nation’s 60th anniversary on Thursday with a precision display of military bravado, a fleet of floats representing everything from a giant fish to Mount Everest and, improbably, a female militia unit toting submachine guns and attired in red miniskirts and white jackboots.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immense, powerful and flawless, down to the crystal skies which, just a day earlier, had been laden with smog.

In all that, it was a fitting analogy for 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wanted their citizens and the world to regard them — and, perhaps, how they may be feeling themselves these days. The last such parade, in 1999, was of interest mainly to foreign military analysts and China hands. This time, the world’s news outlets reported raptl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very detail, and China’s state-run television network streamed video coverage over the Internet,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to viewers worldwide.

Beyond that, however, the Chinese made few concessions to their global audience. The 60th celebration was slightly kitschy and indisputably retro, a carbon copy of the prior once-a-decade celebrations. “On one level, they are naturally aware of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but in the end this is a parade and show for Chinese leader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Geremie R. Barmé,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aid in an interview. “It has always been such a show. It is a display of China’s might and power. When it comes to this kind of parade,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s are just not that important.”

A confident President Hu Jintao, clad in a high-collared Mao-style jacket, told the invited guests — the general public was not allowed to attend the parade — that “infinitely bright prospects” lay ahead for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Today, a socialist China geared to modernization,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has stood rock-firm in the east of the world,” Mr. Hu said in a brief speech speckled with boilerplate references to Chinese-style socialism. The Chinese people, he said, “cannot be prouder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our great motherland.”

Mr. Hu review of his troops — made standing in the open sunroof of a Chinese-made 12- cylinder Red Flag limousine — echoed the reviews conducted by his predecessors in decades past. Television images showed Mr. Hu waving stiffly and calling out “Greetings, comrades!” through four large microphones attached to the automobile’s roof. Following tradition, the troops replied in unison, “Serve the people!”

The vast display of military power —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52 weapons systems; 151 warplane flyovers; 12 intercontinental-range missiles; and new a missile, the Dongfeng 21-C, that one day could be used to counter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 received by far the most attention. While China’s military remains well behind that of many developed nations in sophistication and firepower, analysts said, its progress since the last such parade in 1999 was impressive.

Analysts said, however, that there was little or nothing unknown in the procession of hardware.

And some of the most notable changes did not involve the military at all, but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a paramilitary force that was a bit player in the past. On Thursday, the police had specially outfitted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a signal of their growing stature. The group is the government’s main internal security force and played crucial roles in suppressing ethnic disturbance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in July and in combating riots in Tibet in March 2008. Their performance in Tibet was widely criticized, and the government has since taken steps to modernize the force and train it to military standards.

To foreigners, the show of firepower and Mr. Hu’s bromide-filled speech may have evoked memorie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performances at May Day ceremonies. But in China, the National Day ceremony is directed mainly a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at the 75-million-member Communist Party, which not only runs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has direct control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military journa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ews said in February that the parade “is a comprehensive display of the Party’s ability to rule.” And the theme of this parade, hammered home in weeks of newspaper articles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i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China strong,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respected in the world — and that it is in firm control.

Those points were underscored in the procession of floats that followed the military display in the parade, in which each underscored a Chinese province’s charms or one of China’s accomplishments. One float carrying fish and a sheaf of wheat proclaimed China’s ability to feed itself; another, holding a huge space capsule, celebrated China’s manned space program; another depicted the bullet trains that are beginning to link a few large cities.

Each of four floats bore a huge portrait of a Chinese leader with his trademark slogans: Mao Zedong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Deng Xiaoping (“Push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Adhering to the important though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current president, Mr. Hu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here was moment when Hu broke into a nearly human-like expression, when he saw the girls in the miniskirts.” said Mr. Barmé, of Sydney. But his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parade? “Incredibly dull.”

Sharon LaFraniere contributed reporting.

齐鲁晚报：“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

本文亮点如题。


汉语是低级语言吗？

文/徐宏力
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447852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
　　 最近，署名“飞龙在半天”的网友发帖子，说“汉语是一门低级语言”，引起了热议。他认为数字是进制语言，仅用从0到9的符号进位就能表示无穷整数，扩充力极强。英语也是一种进制语言，采用了26进制，这些字母有自己的序列，可以像数字那样进行精确表述，大部分科学技术都是使用进制语言的人发明的。汉语没有基本字母，符号间也不能排序，正因为如此，计算机的出现与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就是必然的了。进制语言才高级，汉语不能进制，当然也不能进步，所以低级。
　　 为什么说接近数学就高级，不说接近文学才高级呢？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更密切。用数学来评价语言学现象，而且得出高低结论，可能没什么把握。这就好像以女人的风韵来衡量男人的风度一样，难免张冠李戴。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我们尤其不能成为“数奴”，只使用数学思维的人，脑子偏瘫。做事的智慧、做人的品位等复杂的高级东西，都不能用数字来描述，有时定性判断更有效。我们从数里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学术评价中的量化分析便不是什么高级手段，只能当做中初级标准，合理尺度在同行学者的心智中。
　　 中国人发明不了计算机与说汉话没关系，就像中国人长不出黄头发与说汉话没关系一样。文艺复兴解放了欧洲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激活了求真传统，市场经济呼唤物质手段，这是西方科技领先的根本原因，其优势不取决于怎样说事，而取决于怎样做事。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不能说讲汉语的人方向感就强，最早测绘世界的还是哥伦布那些西方人。古代华人科技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并不是因为使用了汉语的缘故，我们现在落后了，也不能找汉语的毛病，如果将来能在某些方面领先，也不能给汉语记功，应该向科学界敬礼。
　　 在中西方交往史里，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很赞赏《周易》，指出阴阳八卦与自己所建立的数学二进位制不谋而合，现代电脑软件的数学基础就是二进位制，而《周易》是五千年前中国符号智慧的结晶。我不是说画符的高手就一定能设计软件，而是想说，汉语所负载的文化也有科学素质，中国落后了，不是因为语言落后，而是社会落后了，现在正在追赶。
　　 西语是拼音文字，文随音走，音变了，字就变了，孕育出另一种语言，欧洲的衍生语种很多，形成了小国寡民的格局，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汉字表意，与发音无关，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的话，但能看懂他们的文字，依然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深度交流。汉语如果走音路，也会派生出很多语种，中国也会分裂为很多国家。秦始皇统一了疆土，也统一了文字，前者利在当时，后者功在千秋。从国语稳定国势的角度看，汉语才高级呢！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这就像小猫与小狗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样，喜欢狗的人比喜欢猫的人多，但是狗不比猫高级，它们同级，狗能看家，猫还能抓耗子呢，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网友“飞龙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观点浮躁，很难落地。

来源：齐鲁晚报

上海三联译著水平江河日下

其实，别的语种不知道，法语书的翻译更恐怖……

　　作者：安替

　　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因为何必为混蛋生气？但一想到这种垃圾学术译作会继续毒害读者，而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有兴趣像我一样去Amazon买原版，所有特地揭露一下上海三联出版的最新混蛋学术译作《联邦主义探索》是多么地混蛋，希望读者千万不要再去买彭利平翻译的这本臭书。

　　在新华书店买这本Daniel Elazar原著、彭利平翻译、上海三联出版的《联邦主义探索》，是充满期待的。因为的确如同书中所说，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家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不诉诸于民族主义的联邦主义就成为了一种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Elazar长期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写的书应该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问题是我读了一章，就有种被人合伙欺骗的感觉，译本古怪难懂，竟然我这种具有平均智力又关心政治的人都不知所云。我出身理科，逻辑扎实，语感又好，一般我读不懂的东西，我都倾向于认为是文本在装神弄鬼。不过因为联邦主义云云是王怡和陈永苗的专利话题，我这种只会反对私产入宪的土人稍微陌生也是应该的。于是我就虚心了一下，问了懂政治学的朋友，结果人家也不懂。

　　我抄一段给大家看看：

　　——“（第1章第1节）政治科学自一开始就已经对政体的存在确定了三个基本方法，即征服（《联邦党人文集》第一项武力）、有机体的发展（对《联邦党人文集》而言就是不测事件）和契约（即选择）。”

　　各位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中英文版的也不少了，这毕竟是美国政治的必读书。问题是，谁能说出这个“第一项武力”是什么东东？而且这个“有机体的发展”是什么意思？

　　买了原版书才知道，原来和所谓“第一项武力”有关的原文是（force, in the words of Federalist No.1）。我明白了，彭利平先生没有读过英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因为这里的No.1是指文集的第一篇，应当翻译成（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的措辞就是“武力”）。至于那个“有机体的发展”，其实是（organic development），简单翻译成有机发展就可以。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下面一段译文更能显示彭利平翻译的臭鸡蛋水平：

　　—— “（第1章第3节）联邦主义者决议：联邦主义者决议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全球外观的各种决议中最广为传诵的决议之一——如果也是最为不受注意的一个决议的话。”

　　丫在说什么呢？什么叫“联邦主义者决议”？难道在讨论什么安理会或者协会文件？？

　　看了原文差点没把我笑死，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赫然用粗体字写道“The Federalist Revolution”。我想所有上过高中的中国人都认识最后一个英文单词是“革命”，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决议”其实是“联邦主义革命”。为什么会这样？

　　哦，彭利平把revolution看成了resolution（决议），而且不是看错一个地方，而是整整一节！

　　拜托啊，你用金山快译翻译也不会犯这个大错误啊！一个连革命都不认得的人竟然也读了政治学博士，竟然也在宾州大学深造，你可以想象中国的所谓学术界水分有多大吧。

　　这种猪狗不如、根本不值得一看、看了就毒害不浅的译文是如何通过层层审查出版的呢，我们看彭利平自己是怎么出的：

　　“在本文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使我对某些原文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进而使得我在翻译时尽量做到正确无误。但是由于水平比较有限，仍难免出现差错。……我的博士生导师姜琦教授也给予我帮助和指点，在本书付梓之际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致谢忱。在本书完稿之际，华东师范大学的黄理平副教授通读审阅了全稿，使本译文增色不少，借此谨表感谢。”

(XYS20090923)

照片及笑話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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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重庆人到北京观光旅游，由于对北京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就在公交车上打开地图研究.
甲：“我们先杀到天安门，然后再杀到毛主席纪念馆,最后杀到中南海...”
乙：“要得嘛，我们就按到你说的路线一路杀过切。”
(注解:重庆和四川人说的杀是指去的意思)
不幸被同车群众举报，下车后即被扭送至公安机关，交代了若干小时情况后才被放出。
甲乙两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看着人来人往,两人一时无语..........
甲忍不住：“你浪个不开腔（枪）喃？”
乙：“你都不开腔我浪个敢开喃？”
话音刚落，又被广场群众扭送至公安机关。
一周后两人走出了看守所大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甲说：“这哈安逸了，包包都遭整空了，哪点去搞点子弹嘛？”......门口的武警冲上来将两人按倒在地。(注解:子弹在重庆和四川方言里是钱的意思)
公安部发出通知，国庆期间禁止讲四川话

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 “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 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 “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 “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 “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此作者有不少古怪想法。譬如以老子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攀扯美国南北战争，近乎莫名其妙。又尝论民歌，极民粹。
然而在革命问题上，他指出的机制是正确的，虽然字里行间仍极民粹。
革命的坏处，尤其是“肚皮革命”的坏处，他说到不少，惟有民粹一桩他未提及。因他自处其间而不自知。民粹不仅是毁掉物质积累，更是毁掉精神积累，带来的伤害远比兵燹伤亡深刻而难以挽回。
历来革命，肚皮成分愈多也就愈民粹。英美革命“肚皮”的成分较小，法国革命就伴随着较严重的肚皮问题，俄国革命几乎就是肚皮革命，而支那的闯献革命是彻头彻尾除了肚皮不含任何其他意义的革命。该数次革命的民粹程度也因之递增。

此人以“鲁迅风”自负，又是咄咄怪事。无论从他文章的内容还是文风，我丝毫看不出鲁迅那种对人的解剖，体会不到鲁迅那种让人鼻孔冒气的幽默。

要说文章，还是魏忠贤那篇写得妙趣横生。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狄马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ima/archives/342366.aspx

1644年农历3月19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 1944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尽管其后的郭沫若以进献“新词”和“颂歌”而为世人所不齿，但凭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 “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阶级斗争”被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奉旨填词”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众之厄运；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 改良”，犬儒之风大炽，知识分子普遍家禽化，“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而这正是几百年来“给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统史家的一贯看法。真应了圣经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

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蛊惑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 ”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1]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2]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3]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祯13年9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巴西鱼腹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11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 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 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11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本朝的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或者是在李继迁寨搞一个基层民主试点，成功了的话，再依次向米脂县、延安府、陕西省乃至全国普及？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我觉得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学者、教授的逻辑和杨大致相似。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同理，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用“革命”的手段将另一些人剥夺殆尽，然后号召他们只能“改良”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 居心”本来就“不良”？

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 “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二

正如忽视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样，学者们在大谈改良的同时，恰好也忽视了改良的条件。我们知道，改良的条件是妥协，是双赢互利的共生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唯我独尊”，更不是一厢情愿地标榜自己“伟光正”，“就是好来就是好”。一句话，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谈得上“改良”，否则，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与独裁者没有一个不自我感觉良好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独裁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利益。即使在英美这样一些深具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当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威胁特权阶层继续行使特权时，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这一点在《大宪章》产生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

《大宪章》是13世纪初英国国王和属下25个分封贵族签订的一份关于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书。在这份被誉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比如在司法领域内，《大宪章》第40条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而正是这一条导致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 39条规定：“未经王国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裁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伤害”，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护”原则——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正是由这一条衍生出来的。不仅如此，《大宪章》的意义还在于人们从这里推导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那时的中国，还匍匐在赵宋王朝的脚下，认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这样一份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件，它自身的诞生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13世纪以前的英国国王在和贵族的长期征战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约定，国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给诸侯，诸侯则出人出钱替国王打仗。但有一条，打大仗或征重税必须取得诸侯的同意。13世纪初，英国在和法兰西的战争中连连败北，以至于丢失了祖传下来的法国北部的两个郡，诺曼底和安茹。国王不服，为了夺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贵族征税征丁，但这次没有取得贵族的同意，他就用严厉的手段强行征取。但令人沮丧的是，国王这次又损兵折将，铩羽而返。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再一次向贵族征收钱粮大干一场时，贵族终于不干了。 1215年的春天，他们起兵占领了伦敦，然后派人和国王谈判。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国王约翰被迫在贵族们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盖了皇家封印。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义非同寻常的文件——《大宪章》。

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有契约传统和“绅士风度”的国家里，国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恩赐臣民某些权利，如果没有诸侯们大兵压境，国王是不会妥协的。事实上，约翰在签完字的当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复向教皇诉苦，他是在贵族的刀剑逼迫下答应的，因而应当由教皇出面，宣布《大宪章》无效。但《大宪章》规定，国王如违背协议，25个得到授权的贵族可以起兵讨伐之。因而当教皇宣布《大宪章》无效的消息传到各郡时，贵族们立即发兵伦敦，以武力捍卫《大宪章》的神圣性。这时，约翰死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由贵族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最后确认了《大宪章》的合法性，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就这样在武力面前达成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国王执意不肯放弃“ 乱收费”的权力，反而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诸侯是“乱臣贼子”，不但要“秋后算账”，而且会“灭门九族”，“凌迟处死”，那么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账思想，而且死咬定要“奋勇前进”，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那么，不要说国王想放权，即使想逊位也不敢了。正是双方的双赢共生思想，为对方的妥协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才最终形成，才不至于鱼死网破，人亡政息。

相反，美国的独立战争正是英国国会贪得无厌，步步紧逼，拒绝和解的结果。1765年，为了转嫁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根据这项法律，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连扑克牌在内都必须贴有大不列颠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金。但这项法律并没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议会里通过，也没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国议会里讨论，而根据西方政治“没有代表不纳税”的思想，凡纳税人有权参与立法。因而国王在各殖民地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废除了这项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废除的同一天，国王就宣告“过去有、现在有，并且依据权利应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辖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仅仅过了两年，国会就再次通过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税”的法律《汤森德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对于进口各种玻璃、铅、纸张和茶叶都要征收若干重税。殖民地人民拒绝缴纳时，税吏就叫上英国军队一块来收。其间，他们多次派代表向英国国会陈述困难，但这些傲慢的英国人不仅拒绝接见，而且有时还把他们安排到荒无人烟、又极不舒适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快离开。

1773 年，英国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诸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对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也就是说，在这项法令之下美洲人实际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叶贸易。激烈的反抗终于爆发了。1773年12月16日，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运至波士顿，被愤怒的波士顿人倒入海中。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英国国会的对策是以压倒多数通过《强制法案》。该法案规定，今后所有破坏“和平”与妨害官员执行公务的案件必须移交英国法院审理；允许军队驻扎民房；关闭波士顿港口，直至该城将所毁茶叶赔偿清楚为止。国王写信告诉诺斯勋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须是要么屈服，要么胜利”——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但不知如何应对。为了协调各州的行动，他们决定于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费城开会。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虽然通过了和英国断绝贸易往来的决议，但人们普遍不愿独立，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是要让“英国人民感受到他们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渴求”，因而，会上通过的《权利宣言》充满折衷和让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国国会执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法案”，连一向激进的杰斐逊参会时也只是认为国王需要“纳谏”。

实际上，直到1775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战争已经爆发，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让英国人知道，枪声虽然响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卫自己的权利 ”，他们是会让步的。但英国国王拒绝了他们的种种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1775年5月10日再次于费城集会，史称“第二届大陆会议”。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建一支大陆军，由深孚众望的华盛顿任总司令，但目的只是迫使英国让步。因而大会同时采纳狄金森的请愿主张，并在《关于武装抵抗的缘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谦卑地写道：“我们并不是出于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的野心而组织军队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对我们的敌意，我们就会放下武器……我们谦卑地信赖着那至高无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决者和主宰者，我们……企求着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够在这场巨大的冲突中护佑我们，使我们的敌人能够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和解，并因而使帝国免于内战的灾难。”但回答他们的是，英王立即拒绝了《请愿书》，并于12月22日发布了《禁止法案》。该法案宣布，殖民地从此不在英王保护之下，并下令封锁殖民地全部港口，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革命”不是议论出来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祷的结果，娘嫁人不是村妇“腹诽”的产物一样，“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 ”（顾准语）。翻译为“常话”就是，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们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结社等理性方式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但当一个独裁颟顸的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无以复加，不仅剥夺掉了他们通过和平渠道表达愿望的一切权利，而且公然践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灾难反复出现的悲凉和无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面对明末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现状，无论朝野、官民都认为需要改良，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 “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关于前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按照自己的策划重组、关并、划转甚至使其破产。可是这个帝国的“大老板 ”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亡国之君是容易遭人唾骂的，但提到崇祯，人们总是眼泪汪汪。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做做样子。“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 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作秀”罢了。比如，自崇祯10年起，皇帝因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宫中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唯独“打稻戏”不废。所谓“打稻戏”，就是在秋收季节由钟鼓司的官员扮作农夫农妇表演的庆祝丰收的节目。表演时皇帝必须亲临现场，所以这对崇祯来说，是一个显示“重农”的好机会，但大臣要他拿钱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视“三农”的切实措施。崇祯8年，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凤阳，掘毁了凤阳祖陵。崇祯闻报后痛哭流涕，马上宣布“避正殿，撤乐减膳。从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阁臣俱宿于朝房 ”，“惟以青衣从事”。自己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但他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味装腔作势，汲汲邀誉，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以前的史学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大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而农民起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祯年间的赋税之重，催征之苛都超过了前代。实际上早在马懋才备陈灾荒的第二年——当时的李自成刚刚举事，只是“三十六营”中的一个小首领——职方郎中李继贞就上书崇祯请求赈济陕北饥民。他认为“如此，则民之已化为贼者，将还化为民；而将化为贼者，且永不为贼 ”，但崇祯贪吝，只答应给十万。李为他算了一笔账，一个饥民一两，只可活十万人，而当时“斗米七钱，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请求皇上拿出“内帑”，“活数十万生灵”，但崇祯说什么也不干。李因之忧愤而死。

加征当然不自崇祯始，万历末年就有“辽饷”，但以崇祯时为最苛繁。先以辽东战事紧急加征“辽饷”，后因农民起义声势日壮，崇祯又降旨征收“剿饷”：“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话说得可怜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们竭力鼓吹。实际上，“勉从廷议”不过是“装处”而已，原定“暂累吾民一年”的“剿饷”并没有在一年之后结束，而是随之就成为“定额”。非但如此，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练饷”，意即因清兵内犯加征的练兵军饷。三饷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种“ 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为匪为盗，聊以度日了。

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祯14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4]。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甚至到崇祯17年2 月，也就是离他上吊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已逼近北京，他还念念不忘征收钱粮。在一封专门的“催征敛”诏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边饷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赃赎而缓钱粮，不严赏罚何以劝惩？今内责部入，外责巡按，痛禁耗羡。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5]

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 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10年4月，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但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但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 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6]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17年1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他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帐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7]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63 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17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墨、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

四

根据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比如，没有人认为卧轨、自焚、喝农药比和平示威更能解决问题，可先得有和平示威的权利；没有人认为在球场里胡喊乱叫，在厕所的墙上创作“文学”比在报刊上自由发言更酣畅淋漓，可问题是先得有创作和出版的自由；没有人认为吸毒、嫖娼、包二奶、上色情网站比到教堂里沐浴上帝的恩膏更高尚、更有尊严，但每个人先得有寻找上帝的自由；没有人认为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歃血盟誓组织黑社会比光明正大地结社、集会更少风险，更能体现社会公义，但问题是先得有结社集会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15年12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17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3月6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 17年3月17日，农民军已占领了芦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8]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以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3月19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那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 ”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唯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3月19日进入北京，4月30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42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42天和没有42天是不一样的：有42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2004年9月14日动笔
2004年10月1日完稿

注释：
[1][2][3]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十六，《艺文三》。转引自《李自成大传》，晁中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140～141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4]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5]《崇祯实录》卷十七。
[6]《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7]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8]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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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国暂禁外国旅客进西藏：国庆期间停办外国人入藏文件

2009年09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40北京时间 16:40发表

西藏首府拉萨旅游局的职员称，从9月24日起暂时禁止外国旅客到西藏，直至国庆的庆祝结束为止。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9月21日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将维持至10月8日。

法新社报导，拉萨旅游局不愿具名的女性职员称，自9月24日至10月8日，暂时不为外国旅客批出签证。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周一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会维持至10月8日。

国庆期间外国游客将无法入藏

西藏旅游官员证实，西藏从9月22日起暂停办理外国人申请入藏旅游所需文件。美联社报道引西藏旅游局行业管理处官员称，从星期二开始，西藏不会再接待新的外国游客，但是已经入藏的游客将可以继续在西藏停留。法新社则引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拉萨旅游局女性员工称，当地规定从9月24日至10月8日暂停办理入藏旅行许可。

西藏旅游局一名姓廖的科长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以上媒体的报道并不完全准确，但表示自己刚从外地出差返回拉萨，也不详细掌握有关细节。他让记者致电旅游局另一个部门咨询有关事宜，但该部门无人接听电话。

BBC报导，西藏中国旅行社一名姓于的女性员工对BBC中文网否认有禁止外国人入藏旅游的规定，但表示外国人办理入藏旅游需排队一个月。而西藏红山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则向BBC中文网记者证实了有关规定的存在，但说自己并不清楚禁令什么时候才能解除。

旅游人数

西藏去年三月出现暴力骚乱事件后，当地一度对外国游客关闭数月，而今年三月也一度暂停办理外国人入藏旅游许可。旅游业是西藏经济的支柱产业，根据西藏旅游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八月份接待137万游客，是单月最高纪录。而一至八月的游客总数则有409万人，超过2007年全年的游客总数。

另外西藏今年头八个月旅游收入达到32.35亿元人民币，分别比2007年和2008年同期增长16%和248%。随着十?一的临近，中国当局更加加强对各地，特别是北京、西藏以及新疆等敏感地区的安全控制。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国庆阅兵和游行期间，北京首都机场将禁止航班起降。

而继上星期发生东北下岗工人在北京闹市区持刀杀伤路人事件后，北京各超市据报道已经停止出售水果刀等刀具。

美军惊呼：他是共军的杀手锏，美军将在他面前颤抖。

也有人哀叹：共军要完了……



毛新宇晋升最年轻将军

　　记者马浩亮/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近日晋升为少将军衔，他不仅成为目前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将军，而且是第一位“70后”少将。毛新宇现在职务的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据新闻资料显示，毛新宇最近出席湖南省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为某驻京单位讲党课时所用的身份均已是“少将”。

　　毛新宇出生于1970年1月，是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岸青是毛泽东次子，他与邵华在2007年先后去世。邵华生前亦是少将军衔，是解放军中少有的女将军，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毛岸青生前曾长期患病，享受副总理级医疗待遇。他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均曾前往八宝山送别。

　　出版多部毛泽东论著

　　毛新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获硕士学位，2000年进入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参军入伍，2003年7月份获得博士学位。后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2008年7月晋升为副部长。他与现任妻子刘滨育有一子一女。

　　毛新宇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我为爷爷唱新歌》、《沿著爷爷的足迹》、《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年辑录》、《我的伯父毛岸英》等图书、文章。毛新宇曾多次表示过，“爷爷对我此生影响最大”，“最大幸福就是理解了爷爷”，“我只能比得上爷爷的千分之一”，“爷爷是无字书活教材，一直激励我成长”。他还是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毛新宇曾表示，自己读过许多写毛泽东的书，但是不喜欢某些美国人写的书。他认为，书中充满了偏见，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常常夸大“大跃进”的消极作用，夸大毛泽东应负的责任等等。

　　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正大军区级。现任政委是刘少奇之子刘源，他刚于今年7月晋阶为上将军衔。

　　今次晋升少将之后，39岁的毛新宇成为解放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并且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70后”将军。在他之前，解放军比较年轻的少将包括航天英雄杨利伟（生于1965年）、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生于1967年）等。

传伊犁维族与军警对峙，国庆前新疆局势再紧张

星岛日报/十一国庆在即，新疆局势再度紧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表示，新疆伊犁霍城县一名参加“七·五”骚乱的维族男子，近日怀疑在狱中被殴打致死，引发家属及民众不满，上街与警方对峙，当局调动军警入城。居民表示，对峙情况昨日仍然持续，当地有爆发大规模骚乱的可能。

总部设于德国的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20日对中央社表示，根据伊犁霍城县维族人提供的信息，霍城县一名维族男子因为参与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被捕，日前在监狱被殴打致死，当局将尸体归还给死者家属，并要求他们立即将尸体埋葬，引起家属不满，要求当局交代死因。

“霍城县维族人其后到死者家里，看到尸体伤痕累累，引起全县维族人愤怒，他们昨晚（十九日）至现在正与当局对峙；而当局已将霍城全面戒严及封锁，并停止供电，现在正调动军队进入该县。”迪里夏提表示。

一名内地网民表示，其家人与霍城的同事联系过，当地的确发生了维族与军警对峙的事件，起因与世维会所说相同，局势紧张，有暴乱舻象但现已平息，并没有发生暴乱。

霍城位于新疆西部接近边境地区，与哈萨克斯坦相连。全县面积约五个香港大，人口约三十四万，包括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廿九个民族组成。

七月五日乌鲁木齐发生维族骚乱，造成近二百人死亡后，新疆当局出动军警入城，局势一度稳定下来。

不过，新疆局势近期再度紧张，多个县市出现刺针伤人事件，引发大批汉人上街示威，质疑新疆当局处理治安事件不力。

卡玛: 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茉莉


“我相信从长远看，历史会沉淀下来，严肃的学者在世界上不可能绝种。但是，自从1995年拍了《天安门》之后，我一直受到共产党和学生领袖的两边夹攻。有一次我在公路上开车，忽然看到路边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撒切尔夫人的话：‘不要在中间开车，否则你会被两边的车撞坏的。’我想，这正是我的处境：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说这番话的记录片《天安门》制作人卡玛，陷入柴玲起诉的官司缠讼烦累之中，已经两年多了。2009年4月15日，卡玛所在的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因高昂的诉讼费用，面临可能破产的危机时，发出《纪念六四：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呼吁书。5月29日，中国作家王力雄发出《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引起中文世界的注意。6月10日，笔者发表《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一文，对此案的恶劣性质进行剖析。

通过和卡玛同住在波士顿的郭罗基先生，笔者找到卡玛，向她表达我的敬意和支持。此后，我便通过卡玛的影像、文字和个人交谈，了解这位遭到中国政府和某些学生领袖痛恨的导演，逐步认识她的身世、她的理念以及她对历史诚实的精神境界。



◎ 她坚守人文价值和史家传统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卡玛和她的合作者还会拍这样一个令他们祸不单行的《天安门》吗？笔者认为，人们的选择取向基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卡玛作为主要制片人的困境几乎是命定的。尽管当初决定开拍此片时，卡玛有种种顾虑，但一旦投入，她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对中国问题的独特认识，就必然渗入其中。她对镜头的选择反映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验。

卡玛的政治倾向是如此明显。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说：“至于到想要拍的时候，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拍，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一点偏见就是我对这场运动是同情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记录片中，善良的人们可以用心灵感觉到，镜头背后的制片人在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影片一开头就有抗议者挡坦克的镜头，解说词评论说：“这是人类的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影片最后以一位死难者母亲的话作为结尾，卡玛说：“我们当时觉得，在这样的血腥镇压后，任何解说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除了那位母亲丁子霖。”在此片中，卡玛自始至终坚守和捍卫民主价值和人道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卡玛不但要表明自己个人的立场，更要力求公正无偏地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诠释。中国古代史家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西方历史学家主张独立和中性，他们不能做某一方的代言人和啦啦队，而是要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发掘有关该事件的确切资料。无论个人感情如何偏向学生运动，卡玛不敢背叛史家的优秀传统。

卡玛多次引用罗伯特 休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段话，阐明他们制作《天安门》所遵循的原则：“人类追求经纬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家的责任。”

拍片初期，卡玛心里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先入为主的结论，她只是非常同情学生运动一方。等到搜集了解到很多的资料，慎重地审查了各种信息资源，她就开始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她发现，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清楚，他们的组织结构也不够民主，一些学生领袖缺乏妥协精神，有些人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投降派”、“叛徒”。曾亲眼目睹过中国文革中凸现的人性之恶，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卡玛知道，在冠冕堂皇的正义大旗下有多少仇恨和不宽容。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抗争的人们，既有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有不太光彩的一面。

那么，卡玛是否还能在她的影片里保持历史的原貌呢？她没法推卸这种历史责任。这种坚持，是人类对于真实的永恒追求。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改善自己，制片人也就只能满怀对人性弱点的深切同情，毫不畏惧地直面事件真相。正如《波士顿凤凰报》评论所说：“这两位制片人所选择的纪念这场民主运动的方式，不是把它简单化，而是把运动的复杂性表现到几乎令人痛苦的地步。”

用摄像机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卡玛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公平面世的机会。通过现场镜头和人物采访，影片几乎将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的每一天，都一一清晰地还原重现。此片被评论家认为囊括百万人的阵容，纵横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史，却毫不哗众取宠。其叙述语言简洁朴实，分析冷静理性并富有哲理，一切以事实本身来说话，重客观而不做主观结论。

◎ 继承了家族的密码和“原罪”


卡玛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离开中国。这位美国白人的女儿有着非常独特的经历，她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长大，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毛泽东时期诡异而惨烈的政治运动。

当卡玛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困境，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那时正是文革前夕，中国开展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还是初中生的卡玛也感觉到了政治压力。她读了美国左派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获知革命中有很多屈死的冤魂。小小年纪的她便自问：“如果自己将来像斯特朗一样，被两个阵营都视为敌人，我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父亲的遭遇，证明这位小姑娘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韩丁（William　Hinton)是一位记者，也是农业专家，曾于1945年随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到中国，后受聘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救助人民。这位美国人后来因认同中国革命遇到了麻烦。1953年，韩丁因不满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断而回美国，遭到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被传讯听证，上了黑名单，被吊销护照，禁止离开美国长达十五年。吊诡的是，韩丁在他所支持的共产党中国也曾被禁书。他的长篇著作《翻身》，因记载了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

十八年后才在北京重见父亲，这还不算卡玛太大的不幸。在成长过程中，时常让年少的卡玛感到很尴尬的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而被人骂作“美帝国主义”，还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通知离开做政治报告的会场。卡玛曾说想当勘探队员，被人质问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宝探走？文革初期，红卫兵吼叫着要她滚出学校。后来，公安局甚至将她备案为“特务嫌疑”。能够接受她的，是同学中一些不同出身的离经叛道者，不论来自所谓的“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家庭，他们都反对“血统论”，认同遇罗克的《出身论》。

自从卡玛拍了《天安门》，柴玲及其支持者论理站不了上风，就追究卡玛家族“亲共”的历史。在卡玛的家人身上，笔者看到的是，天真而轻信的美国左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何陷入中国政治的烟云迷雾之中。然而，无论对其家人的评价如何，卡玛应该为自己家人的言行负责吗？柴玲等人采取株连的手段，想要达到因人废言的目的，说明他们承袭的是共产党“血统论”那一套。

如果真要追溯卡玛的血统，我们还可发现， 在她父系的英国祖先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还有一位曾祖姨母是写作《牛虻》的女作家丽莲—伏尼契，她嫁给了一位反对沙皇的波兰伯爵。卡玛母亲的一方是芬兰移民，卡玛性格中的忠实、纯朴又豪爽的因子可能来自北欧民族的这种风格。

继承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密码，卡玛怎样才能做一个自己？经历过东西方的社会变迁，认识了世界和人生的复杂性，卡玛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漂泊的人，不听从任何阵营、势力和利益派别，不为任何一个阵营护短，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 因拍摄《天安门》而惹祸上身


在哈佛读博士学位，卡玛选修的是“中国美术史”。她既热爱美术也喜欢历史，这个专业还和她熟悉而怀念的中国有关。但美术史并未和政治脱掉干系，她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搜山图》的源流，那些画卷所描绘的诸多神祇搜山驱鬼的神话，分析起来涉及到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政治文化。

对卡玛来说，拍摄《天安门》这个记录片有点偶然。在这之前，他们夫妇曾以人类学学者的眼光，拍摄过多部表现中国农村生活的记录片，获得二十多种国际性电影大奖。当初八九民运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人来找卡玛拍片。卡玛开始不敢拍，理由是拍记录片太困难了，再加上孩子还小，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但是卡玛的丈夫——摄影师高富贵经不起朋友热情邀约，参与了拍片计划，又极力说服卡玛加入。不久，政治风向就突然变了，原来力主拍摄该记录片的人退出了，卡玛只好和丈夫一起承担起这个计划。

在专制的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又在民主的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身上带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卡玛一承担，一出手，这部影片就有了不同凡响的视角和独立立场。但她倾注六年的心血所摄制的记录片，给自己带来了摆不脱的麻烦。中国官方和某些异见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她。用卡玛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中国政府方面不肯放过《天安门》。他们指责这个影片“歌颂暴徒，误导观众，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片进行长期的围追堵截。1995年纽约电影节因放映《天安门》，遭到中国当局的抗议，张艺谋被禁止前去参加首映式。其后，香港、悉尼、柏林和旧金山等电影节也受到种种压力。汉城电影节因考虑到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最后把《天安门》从节目单上删掉了。连以帮助独立影人为宗旨的美国“太阳舞电影节”，在获知中国政府的抗议后也不再邀请卡玛了。此外，有西方基金会因为卡玛拍过《天安门》，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资助卡玛，令卡玛的事业举步维艰。

来自柴玲等学生领袖方面的纠缠和报复，比起中国政府来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天安门》的愤怒声讨，类似文革时期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运动。柴玲和她的支持者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却一口咬定卡玛受中国政府指使。他们谴责卡玛等人“恣意亵渎污蔑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本身”，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是一群苍蝇，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疾病”，……。

追究卡玛的政治背景涉及到她的父亲和姑母，甚至那位和卡玛同名的老教育家奶奶。卡玛的奶奶曾于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带领美国学生前来中国旅游访问，也被人张冠李戴，说成是卡玛率领外国“红卫兵”串联回京。当年那位被红卫兵辱骂、被排除革命群众之外的洋少女卡玛，此时于众口烁金中成了“铁杆毛分子”和“特殊贵族”。柴玲的前夫封从德还以“八九天安门运动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卡玛夫妇的公开信，毫无根据地指责影片《天安门》里有“史实错误”。柴玲本人则以雄厚的金钱势力雇请多位律师，气势汹汹地打一场欲致长弓公司于死地的恶意骚扰官司。


◎ 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人道主义


当卡玛还是五、六岁的小女孩时，有一次和北京的孩子们捉蚂蚱玩。那时中国没有爱护自然和动物的教育，孩子们抓住蚂蚱的腿一根一根往下拽，不曾想到蚂蚱也会有痛苦。一位在中国教书的英国女教师看到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残忍，蚂蚱也是生命啊！”对此，卡玛至今记忆忧新。

少年卡玛和她的一批离经叛道的中国朋友们，在文革中看了很多如《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一类流散到民间的内部书籍。《新阶级》的作者德热拉斯的一段话，对卡玛来说如同醍醐灌顶:“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最令卡玛终身难忘的是，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位白军领导人、贵族朗特纳克侯爵最后的举动。被围困的侯爵本已成功出逃，但他在听见三个小孩的母亲凄厉的呼救声后，毅然返回城堡，勇敢而镇静地救出那三个孩子。而侯爵的敌人——共和国军领袖郭文因为释放这位拯救孩子的侯爵，自愿走上断头台。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深受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的卡玛，在她的记录片生涯中遇上了一个血腥而残忍的六四事件。她的立场毫不含糊：“政府开枪杀人都是有罪的，是绝不能原谅的。”但另一方面，她的文革经历、敏锐头脑和思辨能力，使她对任何漂亮口号都持一种审视的态度。她看到了学生领袖们在八九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虽然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弱点，但她觉得不应该掩盖和认同。

这就是柴玲对卡玛产生深仇大恨的起因。由于柴玲拒绝接受采访，卡玛只能用当时的资料以及别人的采访来表述她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这样，柴玲于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金培力采访中的言论被影片引用，其中就有“期待流血”这一缺乏人道精神的说法，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议。

这个记录片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错综复杂的。那里仿佛有一个个追问：那个血腥的事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形成的？如果学生领袖们懂得妥协，事情是否会有另外的结局？如果像某些学生领袖所说，民主事业需要用鲜血来唤醒人民，那么，中国进步的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付?



◎ 给有志者提供一本民主教科书


不管《天安门》提出的问题如何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不能对它闭上眼睛，而必须诚实面对。再正义的事业里也包含着危险的种子，我们无权掩盖。由于这段历史还不够久远，双方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声名，都只调动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书写自己的光荣历史，否认并压制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和观点。这样，力求诚实公正的制片人卡玛，就成了双方诅咒和仇恨的替罪羊。

像笔者这样因六四入狱、流亡的人，长期以来倾向于认为，学生运动虽然不成熟但依然伟大依然光彩夺目。我们不愿意在清算中共的屠杀罪行之前，质疑学生阵营内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着想，就必须承认，我们需要一些像卡玛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超越政治派别，坚持原则追求真实，挖掘出民主运动自身的问题和弊病，给后来者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玛的影片是一本有益的民主教科书。

首先，影片凸显了反抗者自身理念的困境，例如，主张罢课的学生要组织纠察队把教学楼封起来，不让想要上课的同学去教室，剥夺别人选择的权利。主张绝食的学生因无法在市高联取得多数支持，就越过组织程序，直接以个人名义发动群众绝食。未经选举产生的“广场总指挥”柴玲，也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中，讲述了广场上学运成员间的“权力斗争”。由此可见，反抗中共不民主，并不等于自己就成了民主的化身。

卡玛在影片的解说词中表达了她深沉的思考：“当个人挺身反抗强权的时候，他仍旧背负着强权所施与他的教化与伤害。这些烙印并不会在振臂一呼中消失。”卡玛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她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位写历史小说的美国朋友所说的话，“人们常说﹕‘不懂历史的人会受到重演历史的惩罚。’那么懂得历史的人呢？他受到的惩罚就是当历史正在重演时，他很明白展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出新戏。”

其次，正视问题所在是改进未来的社会运动的前提。当时学生领袖们表现出来的诸多弱点，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有关，也与共产党长期的教育有关，有些甚至是人性中普遍的矛盾。卡玛一再强调这些弱点是可以理解的，是令人同情的。但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天安门的孩子”如今已是为人父母的中年人，他们是否有所反省、有所长进？

我们每一个从那场劫难中幸存的人，都应该为不幸的死难者承担道义责任。例如王超华就曾痛哭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那些曾经通过排斥异己而控制天安门广场的人，他们今天承担了多少责任？那些今天签署公开信指控卡玛的广场领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理性面对自己的失误，从而放弃偏袒柴玲的做法，忠诚于自由民主理念而不是追随某一个人？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Daniel Bell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他说：“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所触及到的是一切处于革命状态的社会的本质及其艰苦的历程。”这就是说，一切有志于为社会寻找出路的人，为争取更好的社会前景，都需要面对天安门事件这个艰苦的历程，需要以过去的知识、经验和教训来帮助自己定位。因此，描述真相的记录片《天安门》，就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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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多维月刊》2009年9月号

RFI：国庆将近北京部分超市停售菜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 国庆将至，北京气氛紧张。据9月19日的《新京报》报道，北京一些大型超市的菜刀全部下架。

该报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发现，超市内的菜刀已全部下架，就连水果刀、裁纸刀等刀具也难寻踪迹。超市一名工作人员说，临近国庆，他们接到“上级”命令，“十一”前和“十一”期间不得出售菜刀等刀具。

沃尔玛超市知春路店，菜刀也已停售。该超市一名值班经理表示，他们接到公司上级通知，国庆期间为确保治安，菜刀被临时下架；如果购买菜刀等刀具，可到小型日杂店和市场购买。

新京报的报道强调说，“北京警方表示，没有下达任何命令要求超市停售菜刀。”但未指明下命令的是哪个机构。

北京的另一家都市报《法制晚报》在8月29日就已报道，北京地区的沃尔玛、家乐福、物美等连锁超市已将菜刀、水果刀等刀具下架，仅少数小型超市或日杂商店里仍然可以买到。

该报道引述超市负责人说法，刀具9月底会重新上架。但未说明为何禁止销售这些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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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门大街再发刑案

RFI staff @ 2009-9-19 19:56

北京前门大街再发刑事案，一名法国女游客在前门被人用刀割伤。警方拘捕一名41岁男子。
有网友称，事发地是著名的烤鸭餐厅全聚德附近，事发时遇难者一行三人，她被劫持，后被行凶。
新华社的快讯说，伤者是一名老年妇人，她早11时许在前门一带遇袭，受了轻伤，送院治理；疑犯来自江西南昌，他当场被捕，警方正调查这宗案件。目击者称，凶手在被抓时喊：“上访四年没有结果”。
对前天（ 9月17日）18时5发生在北京市前门大栅栏的持刀杀人案，今天上午新华社宣布，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后称，“犯罪嫌疑人张健飞当晚系醉酒状态下持刀行凶。” 并说，张在原籍曾多次酗酒滋事。而目前，在医院治疗的14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此案中，有两名保安被杀。
目前，北京警方已于17日晚启动一级加强巡逻防控方案，在全市各主要繁华地区均已配备了武装执勤力量，加大治安管理力度，确保游客和群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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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中国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新书

作者 马丁

发表日期 20/09/2009 更新日期 19/09/2009 22:48 TU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近日遭到中国大陆官方封杀。对此，龙应台昨天首次作出回应。她说，两岸理解需要时间，等大陆有时间看完这本书后，“我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龙应台9月2日在台北为她这本新作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龙应台希望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大陆建政60周年的时候，不要只知道庆祝和歌功颂德，而是省视历史，对于战乱造成历史创伤向人民道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说，她在书中没有区分本省和外省、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战争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胜利。对于北京当局即将迎来的建国60周年，她提醒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庆致辞中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向人民道声“对不起”，对经历战乱的人民展现疼惜，而不是只有庆祝的典礼。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她的新作，这可以让对岸人民看见台湾历史的伤痕，从中认识台湾，会比较深刻。

距离“十一”还有10天。北京正在加紧筹备建政60 年的各种彩排，除了要举行盛大的阅兵之外，还要组织有近20万人和60辆彩车组成的大型群众花车游行，策划各种歌功颂德的主题，事先赶制和推出《建国大业》这样的宣传影片，令人想到1965年庆祝中共建国15周年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针对海峡对岸欢天喜地筹备庆典，龙应台说，在北京庆祝建政6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不想一想，还停留在用军事的单一角度来看整段历史，怎能还用庆祝的口吻？怎能庆祝当年被你歼灭的数百万国军？难道不觉得这些亡魂都是你的手足兄弟？

龙应台的这部新书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她呕心沥血，酝酿十年，闭门400天，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 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之后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转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近日却传出大陆官方出面，要求各入口网站删除文章。

看到自己的新书遭到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昨天表示“我不着急、没有关系、慢慢来”。龙应台当天答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说，海峡两岸相互理解需要时间，新书强调的就是温柔的力量与和平，所以不用着急。她说，现在大陆正紧锣密鼓筹备10月1日国庆典礼，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好好读这本书，她相信封杀她的当事人还没有好好认真看过这本新书，“等到他们看完，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据报道，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一些人物的真实经历，梳理60年前的历史伤痛，讲述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至今60年的历史。书的开头讲述一位24岁的应美君，在1949年1月的兵荒马乱中，为了跟担任宪兵队长的丈夫龙槐生相聚，抱着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涉江渡海来到台湾。龙槐生和美君来台后生下的女儿，就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代表战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龙应台为了写这本书，探访了多位走过战乱年代的外省、本省老兵，希望再现一个真实的“一九四九”。书中由许多无名人物的叙事构成主线，以个人情感和命运为主轴，展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为了真实再现这段历史，龙应台拜访了许多长辈，包括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因为身为日军俘虏营监视员而在战后被判刑10年的柯景星、参与接收台湾的70军成员林精武、加入国军后又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东卑南族陈清山和吴阿吉；还有马英九总统的母亲秦厚修、作家白先勇等人；他们在1949年时所遭遇的故事，都成了龙应台笔下的生动题材。

“打开伤痛记忆的黑盒子”，抚平历史创伤，就是这本书的期待。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到她的这本新作，后人要从前人的悲惨历史中深切认识战争的悲痛，希望两岸对历史有一些共识，而不是像60年来那样互相捂住历史的盖子。如果不是这样，为了某种政治原因而封杀她的书，大陆人民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台湾，更不用说了解台湾历史的伤痕。龙应台说，一九四九年，不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胜败，而是“国家的悲剧”。

谈到1949年以来的台湾历史，龙应台说，外省人1949年来到台湾和本省人共同生活，组成命运共同体，但彼此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感脉络，不懂对方的伤痛；60年过去了，记忆的黑盒子还是没有打开，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只有将记忆的黑盒子打开，才能避免伤痛转化成政治上的斗争。

龙应台回顾说：“我们共同生活了60年，相儒以沫，你走在街上、进入电梯，进入高铁车厢里，每天挤在一起的人，你其实60年来从没问过身边那个人，他心里最痛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竟然凑合着过了60年，而没有真正把整个边缘化的盖子打开过？我想说的是，你心里的伤痛，如果没有打开过，它永远不会治疗好，然后它就会恶化，转化成政治斗争。”

龙应台的这段话说得好。我想，这不仅仅是对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说得 的，也应该是对两岸人民说的，尤其是对大陆人民说的。

龙应台回顾一九四九

发表日期 19/09/2009 更新日期 19/09/2009 21:54 TU

在海峡两岸广受推崇的台湾文化人龙应台上月出版了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据称，“为写这本书，龙应台酝酿十年，走过三大洋五大洲，耗时三百八十天，行经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多地，从其父母亲的1949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和乡下的老人家等各色人等的故事。”

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龙应台呕心沥血，闭门400天，之后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 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转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近日却传出大陆官方出面，要求各入口网站删除文章。

看到自己的新书遭到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昨天表示“我不着急、没有关系、慢慢来”。龙应台当天答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说，海峡两岸相互理解需要时间，新书强调的就是温柔的力量与和平，所以不用著急。她说，现在大陆正紧锣密鼓筹备10月1日国庆典礼，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好好读这本书，她相信封杀她的当事人还没有好好认真看过这本新书，“等到他们看完，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传出遭到中国大陆官方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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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德国媒体关注艾未未遭警察施暴致伤事件

德语媒体 | 2009.09.18

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德国准备个人艺术展览期间，因头痛加剧入院治疗，医生诊断为颅内瘀血。这是成都公安八月殴打艾未未的后果。周一，艾未未在慕尼黑接受头颅钻孔手术，引出瘀血，减轻了颅内脑压。《德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未未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遭到无情打击的经过。

《德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写道："在中国，艾未未是批评政府的最知名人士之一。出自政治原因，他中断了参与北京奥运体育场设计的工作，拒绝出席奥运开幕式。政府没有阻止他的行动，甚至奥运期间也没有封闭他的博客。但是艾未未启动了一个项目，收集记录四川地震灾难中死亡儿童的姓名，这个项目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是因为这位设计师以这一行动抨击当局，认为当局对地震的灾难性后果负有责任。

8月12日，艾再次前往四川，想到法庭为环保人士谭作人作证。谭作人因地震后建立了一个受害者数据库，受到起诉，罪名为诽谤。艾未未到达旅店后不久，公安就冲进他的房间。这位艺术家后来对路透社说，他们像故事片中的强盗一样，为所欲为，太可怕了。"

《南德意志报》的评论说，毛泽东时代艺术家接受"痛苦改造"的日子早已过去，对中国行为艺术家的作为，今天共产党听之任之，但是对政治活跃的艺术家，党就露出了强硬的一手：

"所以，艾未未倒楣并非因为他创作了批评性艺术作品，而是因为他迈出了积极进行政治活动的步伐。他做了那些本来应该由中国媒体和监督部门做的事：他前往地震灾区，进行调查，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遇难者人数、报道当局的腐败、马马虎虎的工作作风和掩盖真相的做法。

像他这样勇敢的人被拘留、甚至人身遭到虐待的事件现在越来越多。北京中央政府并不沾手，干这些事的大多是地方当局。他们害怕调查报道，有时还利用当地黑社会的打手。"

艾未未把他在四川受警察殴打和在德国住院治疗的照片传送到互联网。《柏林日报》见到的艾未未身体虚弱，头上打着绷带，身上挂着输液袋。艾未未说：

"应该让人们知道，我们在中国生活在一个警察可以残暴虐待和平公民的制度下。如果受害的人不能像我这样幸运地得到头等医疗条件，就会留下脑损伤。四川事件发生后，艾未未立即控告了警察。与艾未未有良好关系的北京律师刘晓原说，当局在拖延调查，即使想调查，也要到'十一'国庆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RFI：日本记者在北京采访 遭中国当局暴力对待

发表日期 18/09/2009 更新日期 18/09/2009 23:14 TU

日本共同社三名到北京采访中国国庆彩排的日本记者，周五晚上在北京遭到中国当局的暴力对待。

据法新社东京消息，日本共同社今天凌晨证实了该社三名记者在北京遭到中国当局人员恶意踢打的消息。

日本共同社说，该社三名记者奉命到北京采访中国国庆预演，昨天周五晚上，中国当局的人员闯进日本记者的旅馆房间，用脚踹这三名记者，还摔坏两部电脑。共同社说，有一名文字记者和两名摄影师被踢，中国当局的人员还打他们的头，逼他们跪下。

共同社未说“当局”指的是什么机构。中国今年庆祝建政60週年，目前正在加紧进行庆典彩排，有大批安全部队进驻北京。共同社三名记者下榻的旅馆，正好靠近中国国庆活动举行的地点。

三名日本记者遭到中国当局暴力对待的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共同社指出，该社记者的采访并未违反中国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国外交部虽然在9月6日国庆彩排预演时下令不准媒体采访，但在那之后，并没有再外界重复这类限制。这是继本月初三名香港记者在新疆采访遭到殴打之后，又有三名日本记者在北京采访遭到中国当局暴力对待。

中国各大学的"江湖绰号"

清华:“五道口理工学院”或者“五道口工程技术大学”

　　北大:“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或者“中关村应用文理学院”

　　人大:“中共中央第二党校”

　　北师大:“积水潭师专”

　　北京理工大学:“魏公村汽配维修服务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专政工具生产厂一厂”

　　中国农业大学:“海淀种猪选育场”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子弟学校”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国安局岗前培训中心”

　　北京语言大学:“中央统战部亚非拉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技术研发中心”“五道口计算机学院”“学院路小飞机实践基地”

　　北京邮电大学:“明光村中学附属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京津唐地区预备炼钢工人培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中共中央宣传部储备干部培训中心”“定福庄二小附属大学”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五道口理工学院东单屠宰培训基地”

　　北京电影学院:“蓟门桥北爱情动作片拍摄中心兼青年男女伦理研究与实践基地”

　　北外:“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俄文大队”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法律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或者“军都山政法干校”

　　法大研究生院:“昌平法律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蓟门里分校”或者“军都山政法干校蓟门桥下岗再就业培训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壮志路街道辩论队”

　　西北政法大学:“延安讲武堂西安分堂”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区瓜果副食公司”

　　中南财经政法:“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地区二分校”“茶山刘法商会计管理计算机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或者“538路终点站大学”

　　南京大学:“浦口农民‘运动’讲习所”

　　南京财经大学:“仙林香樟园周末情侣房消费主力小分队”

　　河海大学:“江苏水利高专”

　　东南大学:“九龙湖高级技工学校”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职教师资培训专科”

　　南京邮电大学:“三牌楼业余无线电俱乐部”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理工学院”或者“东川路男子职业技术学院”

　　复旦大学:“五角场文秘职业技术学院”或者“五角场社区职教中心”

　　同济大学:“上海市第一建筑施工队”

　　上海大学:“宝山区落榜青年高复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俄文高专”

　　东华大学:“国立黄道婆高专”

　　上海海洋大学:“中国大闸蟹良种选育基地”

　　吉林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即“中央党校东北军法专校”

　　新东方:“私立留美预备学校”

　　西安交大:“西安铁道医院泌尿外科专门医院”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又称“虹梅南路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简称“虹梅高师”或“虹梅女专”,是“普陀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原普陀区长风二中附属大学）”的分校区。

　　浙江传媒学院：“江浙地区高官富商N奶文化技巧培训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关山口职业技术学院”，“新屋熊国立大”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高大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基地”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老河山职业技术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搬家公司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医科大学：“北二马路医学院”或“和平一小附属卫校”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农务学堂”

　　中国民航大学：“666/678大学”“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后勤总公司”“张贵庄灰机驾驶培训及考核基地”“21世纪中国民用飞行器设计维修中心”

　　天大和南开：“六里台七里台八里台联合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黄浦江驾船员培训基地”

　　华东理工大学:“徐汇区家电维修站”

　　华东师范大学:“普陀师专”

　　上海师大:“徐汇区下岗青年再就业培训基地”

　　上海体育学院:“五角场武术学校”

　　中山大学:“广东应用文理综合学院”或者“海珠区青年康乐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天河区幼教师资培训基地”

　　华南农业大学:“中科院华南自由落体研究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白云山麓高级公关小姐兼语言培训基地”或者“白云山发情尼姑庵”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中医职业技术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截肢研究所”(无语那个语。。。)

　　深圳大学:“南山区青年创业培训中心”

　　汕头大学:“中央驻港联络办汕头统战办公室”

　　武汉大学:“珞珈山综合职业技术培训学院”或者“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地区一分校”

　　山东师范大学:“中华联合考研培训基地济南实验学校”或者“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培训学校济南分校”

　　厦门大学:“厦门反散步协会附属实验学院”，或者“教立中华佛教协会闽南佛学院修行基地”

　　上二医：“重庆南路教育超市附属鲜肉加工厂”

　　长安大学：“西北道路桥梁维修服务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门被雷光棍博物馆”（出校门就是南雷和北雷村）“长安区兴隆县玛钢厂附属雷村电子科技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呼啸山庄”（一年只刮两次风，一刮刮半年）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镇理工学院”或者“五山禅寺”

　　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第二研究所”，“关中农民讲习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太阳宫女子职业技术高等专科学校”

　　青岛大学:“青岛市南黄金路段最粗钉子户”

　　中央民族大学：“魏公村清真餐饮培训基地”

　　北京物资学院：“邓家窑村立大学”，“天赐良院”

　　江苏警官学院：“中国专政工具生产集团江苏分公司”

　　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区）：“三大动力家电维修中心”

　　哈尔滨理工大学（西区）：“哈西锅炉制造厂子弟学校”

　　哈尔滨理工大学（南区）：“征仪路翻译职业学院兼信息管理通讯中心”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二里沟走读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大光明桥琴瑟歌舞协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龙王子弟学校”

　　安徽农业大学：“华东地区化肥销售总代理”

　　大连海事：“交通部嫡系部队”

　　中央戏剧学院：“南锣鼓巷第二百五十小学”

　　东北财经大学：“大连男子会计学院”或“东北青年疗养院”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停水停电断网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南广生态园”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尧山校区）：“广西养牛基地”

　　扬州大学：“纵贯线综合农牧场”

　　东北师大：“教育部赴日留学预校”

　　江西财大:“老区高考高分撞车遇难者收容所一部”

　　湖南大学：“岳麓山管理处附属学院”

　　阜阳师范学院：“阜阳三中附属大学”

　　北二外：“韩国驻京子弟学校”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兑山小学附属华侨大学”

　　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地区抗日军政大学俄文大队”，“爬山减肥学校”

　　湖南商学院：“桐梓坡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南外环理工大学”、“山东大学佛学院”

　　第二军医大学：“虬江尸体回收中心”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中常委指定高校生自杀心理学及边缘崩溃学说临床实验基地大兴分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盘城气象预报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广埠屯女子师范专科学校”

　　中南财经：“茶山刘大学”

　　湖北大学：“徐东村幼儿园附属大”

　　浙大紫金港校区：“三墩工学院”

　　天津财大：“天津村党委财务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陆军学院：“西北第一监狱”

　　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市二仙桥石头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总参谋部歌乐山疗养院”

　　国立华侨大学：“国立华侨待业青年疗养基地”

　　首都医科大学：“河北菜户营大学”

　　东北大学：“沈阳南湖职业技术学校”

　　西南大学：“北碚天生路老师和农民专业培训中心”

　　北京体育大学：“亚洲第一青年疗养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徐家庄电器装修学校”

　　湖北大学：“武昌区中小学生家教培养基地”，“武昌区经济发展储备大”

　　内蒙古农业大学：“呼市二苗圃军事管理监狱

　　四川大学:成都七中附属大学”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福州第二福利院”，“福州第二老年大学”，“中科院物理研究院后院”，“西禅寺青年预科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地铁公司西直门分公司”

　　南京农业大学：“卫岗乳业附属学校”、“国立中山陵园附属农专”、“卫岗农专”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司法部直属监狱”

　　同济大学嘉定校区：“黄渡理工大学”，“黄渡镇男子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男性监狱”，“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山东煤炭工人扫盲基地”

　　中科院研究生院：“中科院系统临时工入岗培训班”

　　江西理工大学：“金沙湾大学”（黄金校区）..

　　成都电子科大：“高新西区多功能娱乐休闲庄”（可免费享受无线上网，附鸵鸟免费参观）

　　安徽大学磬苑校区：“肥西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肥西县职高”，“芙蓉职高”

　　安徽大学龙河校区：“肥西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龙河路分部”

　　湖北大学：“沙湖职业技术学院”，“徐东大学”

　　武汉音乐学院：“解放路连锁KTV”

　　三江学院：“警嫂学院”（江苏警官学院旁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丁解村气象站”

　　西南大学：“天生桥土豆及茶叶研究所”

　　黑龙江科技学院：“哈尔滨市江北地区糖厂职业技工学校”

　　上海海事（新校区）：“东海渔船舰队”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水产基地”

　　江苏科技大学：“小牛村养蚕所”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郫县高级男子技术学院”

　　外交学院：“展览路加油站附属学校”

　　河海大学:“江苏水利高专”

　　厦大漳州校区：“大径村村立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区：“花家地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水产基地”

　　安徽财经大学:“华东脑组织病变儿童康乐中心”，“龙子湖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师大：“岳麓区教师进修学校”

　　青岛农业大学：“城阳实验中学附属大学”“古庙头牛学院”

　　海南大学：“海甸岛人民免费公园”

　　河北大学：“上古村职业技术专修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栾金村渔业运输劳力资源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海淀区新东方职业厨师进修学校”

　　四川外语学院：“歌乐山女子翻译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教徐州煤炭职业计术专修学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家沟轮船修造高级专科学校”

　　大连理工：“红凌路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兰州大学：“榆中高原夏菜研究与生产基地”

　　山东工商学院：“煤炭孤儿疗养院渤海分院”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对外交流演出团”或“魏公村歌舞团”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城猥琐男教育中心”

　　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合称：“华中高等情侣培养技术中心”

　　最后

　　北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理工=“中外民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