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老师说罗宋记又开播了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25.html

我真讨厌连载。不是有个家伙提醒他，估计今天还不会更新。
我自己也从不写连载。初一一句月半一句，滴滴答答，羊拉屎。就该写完了一齐发，发的人爽，写的人也爽。

含泪请求中国政府停止侮辱中国护照

芦笛

11月3日，中国公民冯正虎回国，在抵达上海机场后不但第八次被拒入境，边检人员和警察还用了一个多小时暴力制服了他的反抗，把他强行绑架（日本语“拉致”？）到飞机上，遣送回东京。他不得已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入境审查大厅内，就在那儿的长凳上过夜。为了表示回国的决心，他声明放弃日本签证，谢绝了联合国让他申请难民的建议，就这么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一直坚持下来，也不知道现在他的正当要求是否得到了批准。

这消息让我这深知我党把戏的同志都跌破了眼镜。太平洋再深也有底，我党的无赖没底，竟然连“事实上的开除国籍”的烂事都有本事干出来。须知我党可以开除谁的党籍、学籍、公职等等，但绝无可能开除某位土著公民与生俱来的国籍。这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观”，而是连白吃都知道的人类常识：国籍并不是某个执政党、某个政府、某个机构可以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本人不放弃，那就谁也无权夺走。在这点上，它比性命还结棍，我党可以剥夺某个公民的性命——刑法上不就有死刑么？但不可能剥夺某个公民的国籍，因为刑法上并无“开除国籍”的惩罚，也不可能加入此类惩罚，那理由简单到连我都不好意思解释：既然是刑法上开列的惩罚，那受罚者当然是罪犯。你开除了人家的国籍，把人家驱逐出境，岂不成了出口罪犯？莫非这就是“负责任的大国”干出来的事？

既然不能开除人家的国籍，那就不能剥夺人家回国的权利，否则就是制造“中国公民无权在本国内居住”的天字第一号智力笑话，敬爱的党中央何以连这点人类常识都没有？

动用纳税人的钱，使用暴力绑架的非法手段，强行将本国公民驱赶出境，不许人家回来，逼得联合国出于人道理由不得不建议受害者申请难民身份，这是不是动用纳税人的钱人为制造政治难民、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这是不是为伟大祖国丢脸？莫非这就是“权为民所用”的表现？

更何况这档子烂事从头到尾都是黑箱操作，官员们连个为何要拒绝冯先生入境的理由都说不出来。即使是苏秦张仪转世，谅他们也没本事解释这不可能解释的怪诞举措——冯先生若是在国内犯了法，那中国政府的责任就是把他抓回去绳之以法；若是没犯法，那中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保护他的行动自由，岂能非但不许他回到祖国，而且还要动用暴力把他赶出国去？

冯先生拿的是中国护照，封面上印着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那可不是装饰，而是中国政府对护照持有者的庄严承诺。凡是西方公民都知道，通过发给公民护照，政府也就做出了庄严承诺：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角，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保护。保护侨民乃是任何一个文明政府的责任，西方政府甚至可以为此发动战争，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都是这么打起来的。而美国之所以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德国潜水艇击沉了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使得数百美国旅客遇难。这些当然只是战争的导火索，但它们也同样反映了西方政府保护侨民的责任心。

中国政府据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那所谓“负责任”，当然首先是对本国公民负责任，这也包括保护海外公民的安全、幸福和自由不受非法侵犯。而今中国政府却反文明之道而行之，带头侮辱中国护照以及其上的庄严国徽，带头侵犯护照持有人的人身安全，非法剥夺人家的行动自由，如此敢于和善于侮辱自己的政府，还恬恬然不知受辱，老芦无知，还真不知道世界史上有第二例。

看看冯先生，其他被我党慷慨遗忘与无视的海外侨民大可告慰。

2009年2月14日，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外遭到俄边防军“海岸”号军舰炮击，一名中国船员当场被打死。在返港途中，货轮因遭受重创而沉没，7名中国船员失踪（“丧生”的同义语）。外国军舰击沉悬挂着中国国旗的货轮，对五星红旗作了最高级的侮辱，中国政府却甘之如饴，屁都不放一个，只装作天聋地哑，浑若无事人。

2009年6月18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将集中销毁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中国“走私”商品，并要求莫斯科市尽快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俄罗斯中国浙江同乡会会长倪吉祥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表示，此举对中国公民造成的损失根本不止20亿元，而是涉及到6000个集装箱，每箱货物价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也就是总损失在30亿-60亿元之间），“这次华商的损失是空前的。有人跳楼，有人自杀，这么多人倾家当产，可至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华商跳楼的跳楼，自杀的自杀，然而中国政府却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不说发个抗议照会，连表示关切的姿态都不曾作出一个来。

那位看官说了，冯先生既没被人打下冰海去去挣命，又不曾因财产被抢夺而跳楼，不过是在候机厅里餐过客之香风，饮机场人员代他购来的甜露而已，这算得了什么？为何还说比起他来，“新星号”船员和居俄华商差堪告慰？

我这么说，是因为在那两次不幸事件中，侮辱中国护照上的国徽与货船上的国旗的人，毕竟是异族老毛子，并非中国人，更不是中国政府，而侮辱冯先生手持的中国护照上的国徽的人，恰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连自己的国徽都不尊重，肆意践踏对公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指使边防人员带头侵犯中国公民的人身，使用暴力强暴中国公民意愿，剥夺中国公民的回国自由，将冯先生强行搬运上飞机，并当着日本飞机上的乘务员和大批外国人的面，在机舱里长期扭打拉扯，制服冯先生的反抗，直到他精疲力竭无力挣扎为止。这些代表中国的好同志亲力亲为，言传身教，为异族作出了怎样欺负中国公民的光辉示范。这当然比默认外国政府欺压杀害本国公民更混账，更令海外华人心寒齿冷。

上次国庆大阅兵，许多海外华人在网上自称看后激动得几天几夜都没睡着，那意思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祖国或母国的强大了，以后侨民或华裔再不会受异族欺侮了。在我这cynical之人看来，这些天真同志未免太自我膨胀，自作多情了些，不知道热脸未必能贴上我党的冷屁股。连白吃大概都想得过来：那强大的武力就算有用，也是拿来“平叛”“镇暴”，防“家贼”而不防外贼的，要不为何不敢对北极熊亮出干货来？

任何一个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只要智力正常，都该看出我党所谓对美作出的强硬姿态，其实不是出口而是内销。斯大林发明的国家模式的运转前提之一，是树立国外假想敌。这也倒罢了，我还是能充分理解并体谅党国领导的苦衷的。但既然要树假想敌，何不选上百般欺负华人的俄罗斯，而要“远攻近交”，违反地缘政治的常识去跟无害于中国的老美过不去？莫非我党也懂小留那手，知道“避实击虚”，跟老美叫阵非常安全，但决不能跟流氓政府过不去？

据自由亚洲电台前几天报道，索马里海盗发言人表示同意接受三百五十万美元赎金，释放上月中被劫持的中国货轮“德新海”包括二十五名船员。官办《中国日报》与香港《凤凰网》都报道了这一消息，然而此后中国政府却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提示中共已经接受了这一要求，可能业已付钱。只是因为大阅兵刚过，而且事发后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出动海军去援救，如今却乖乖接受绑匪讹诈，花钱赎票，面子上下不来，所以只好使出消声的惯技来，指望国人再次发生选择性遗忘，忘记国防部在事发时拍紫了的胸脯，以及据说是早已全速开去营救的中国军舰。

其实窃以为，比起上述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来，中国政府肯掏钱为子民赎身，乃是翻天覆地的伟大进步，应该大肆宣传才对，怎么反倒引以为耻，秘而不宣涅？看来领导那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我党领导人的荣辱观比较别致。在他们看来，关心本国公民的安危是耻辱，迫害或默许异族迫害本国公民反倒是光荣。这种独特的荣辱观若不改变，则中国哪怕就是作了世界的龙头老大，当中国公民，拿中国护照仍然是一种耻辱，永远与光荣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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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德国之声：维权人士冯正虎四次被拒入境

上海知名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冯正虎于11月4日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在上海浦东机场被禁止入境，并被当局强行送上返回日本的飞机。目前，被遣返后的冯正虎已在日本成田机场逗留了9天。而这已是冯正虎近半年来第4次被上海当局禁止入境。

11月12日，记者拨通了已在日本成田机场逗留了9天的中国公民冯正虎的电话。电话那端的冯正虎显得有些无奈，他对记者描述了几天来的遭遇。冯正虎说：“已经是第9天了，我在这里睡了8个晚上了。成田机场的入境和出境通道不同，入境口是完全没有任何商店和食品可以购买的。我有签证，但我不愿意再进去日本，因为我想回中国。现在我的一些亲友想从外边把食品送到入境处，结果也遭到了日本机场的拒绝。 ”

互联网上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冯正虎在自己的白色体恤衫上用日文写出"绑架"和"冤"的字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不能返回自己的祖国。事实上，从2009年2月在北京遭秘密绑架，并被非法拘禁40多天后，冯正虎就在上海当局的建议下于4月初前往日本工作两个月。而在敏感的6月4日过后，至今冯正虎先后8次试图回国，但都未能如愿。他在名为《护宪维权》的网站中写道："我可以留在日本、我也可以去美国，但是我放弃了。我要捍卫中国公民自由来往本国的基本人权。"

冯正虎表示：“至今半年来，当局没有给我任何的依据和解释。他们使用这种强行的方式来阻止我入境。我和他们在机场相持了2个多小时，也可以说是'搏斗'，最后上海当局在全日空航空公司的配合下，把我按倒在椅子上，因为那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过去7次我都是静静的尝试回上海，但是这次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对待我，我要向国际社会表达，我对中国当局的强烈抗议。我希望，我在这里的抗争，能引起中共政府的关注。”

目前，冯正虎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已向上海入境边境检查站提出了起诉。因为当局并没有提供任何拒绝入境的理由和书面依据，而是强行迫使冯正虎滞留在日本。

通过冯正虎在中国的个人网站《护宪维权》中的内容就不难猜测其中的理由，他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对待我与《零八宪章》没有太多的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对法律比较有专业了解，所以长期帮助维权的访民上访，帮他们用法律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可能给当地的地方官员造成了恐惧。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包括在国内他们把我从北京绑架到上海，一直到现在，我在国外，他们也拒绝我回来。”

《护宪维权》网站在中国被长期封锁，冯正虎现在也被滞留在日本。如今他只能用静坐示威的举动引起中日两国政府的关注。一些热心人士自愿为冯正虎递送食物，但都遭到了日本机场的拒绝。截至目前，冯正虎仍在成田机场静坐。他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在日本的工作签证，希望能尽快通过法律途径回到上海。

在成田机场的抗议举动也让冯正虎在上海机场的遭遇登上了日本《朝日新闻》的版面。他不知道上诉的结果会怎样，但却仍坚持通过法律维权。同样从事维权工作的中国维权人士杨宽兴（音译）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冯正虎的遭遇很像2004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电影《幸福终点站》中的情节。因为家乡的战乱，故事的主人公决定前往美国，当他在终点站纽约肯尼迪机场出关时，却遭到了阻拦。"所不同的是，冯正虎要返回的是自己的祖国。

作者：严严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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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

冯正虎（1954年7月1日-），男，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人，现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汉族，维权人士，护宪维权网创办人，《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

入狱前事迹

198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研究生科技与经济中心理事长等职，毕业后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兼任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连续四年主持每年一届的“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有《企业战略》、《中国企业发展年鉴（1988年）》等著作多部。1991年４月冯正虎赴日留学并留居日本，在一桥大学研修经济和计算机硬、软件。目前仍是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的外国特别研究员、日本三正实业有限会社中国部部长。1998年9月，返回中国创办了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入狱

2000年11月13日，因天伦公司出版物审核问题，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2001年6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0万元。冯正虎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8月终审维持原判，冯正虎再申诉，被驳回。

出狱后的维权

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出狱，开始刑事申诉，并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了法庭——2004年11月19日，上海市卢湾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被拒入境

2009年2月冯正虎在北京遭秘密逮捕，并被非法拘禁41天后[1] ，于4月初前往日本工作，在敏感的6月4日过后，于6月7日开始先后八次回国被拒入境[2] [3]。 其中四次是抵达上海的机场后，被边防警员强行遣返日本，另外四次是被航空公司以浦东机场边防方面未准许他入境为由而拒载[4]。 因其持有日本签证，可合法滞留日本，冯正虎认为签证与日本方面默认中国当局禁止他入境有关，宣布放弃日本签证，并抗议说:“我对这些行动表达强烈抗议，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都不得拒绝自己的公民返国。”以此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其回国要求[1]。现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的第一空港入境审查大厅，每天靠维权人士及过境的热心人士提供的热水食物为生[5]。 冯正虎的遭遇引起中国网民及国内外维权机构的极大关注。

参考文献

1.中国大陆人权斗士冯正虎受困东京机场．中央日报网络报（2009年11月13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2.维权人士冯正虎四次被拒入境．德国之声中文网（2009年11月13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持有效护照 中国公民冯正虎第八次闯关．美国之音中文网（2009年11月3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3.冯正虎要回中国拒绝入境日本引中共恐慌．希望之声（2009年11月11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4.冯正虎日本机场‘国际上访’．美国之音中文网（2009年11月7日）．于2009年11月14日查阅．
5.8回にわたり中国当局から帰国拒否されている中国人男性、成田空港で抗议の寝泊まり

程映虹：中國人究竟有多麼種族主義？

中國的“崛起”和向非洲的挺進給中國制造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局面，這就是中國人和黑人之間越來越多的交往。中國已經有幾十萬人在非洲工作和經商，非洲也有大量臨時和長期移民在中國尋找機會。據統計，在廣州有2萬多合法的非洲人，非法的可能將近20萬，他們已經在廣州城鄉形成了好幾個非洲人聚居區，最大的被稱為“巧克力城”。在浙江的義烏和溫州也有非洲人社群。他們主要從中國批發廉價的“低端”商品運回非洲銷售。這個中非之間相互移民的局面在今後將會更加擴展，誰都難以預計其規模。從社會日常生活和文化意義上看，中非相互移民帶來的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和歐美白人以及其他白人（俄國、東歐、拉美）在個人層面上打交道，中國人已經有160年以上的歷史，但和非洲黑人在這個層面上來往的歷史則相對要短得多。毛澤東時期雖然有大量的“援非”工程，但那主要是在政府之間。在個人層面上的交往主要是最近20年間的事。

中國人的種族主義

由于歷史的原因，凡是有黑人因素在內的國際問題，往往都會和種族主義有一定的關聯。種族主義是普世性的現象，大國和強國尤其如此，中國決不例外，只要看看我們語言中的“黑鬼”、“倭寇”、“小鬼子”、“高麗棒子”、“老毛子”、“紅鼻子阿三”等等就知道了。但中國人往往只看到別人的種族主義，把它和殖民主義聯系在一起，加上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只談階級，不談種族，毛澤東更是把民族和種族問題歸結為是階級問題，等于是取消了民族和種族問題。這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中國人有很深的種族偏見，尤其對黑人；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否認自己有種族主義，理由一是自己是近代史上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二是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允許種族主義。其實，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和族群歧視不但很嚴重，而且自己還意識不到。日常生活中漢人對其他族群的歧視比比皆是，而官方對“少數民族”在回避政治權利的同時給予的一些特殊照顧則繼承了歷代王朝的恩施和羈靡政策，並非真正的族群平等。

最近大陸幾件事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很多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心態。一是7月15日發生在廣州的黑人抗議事件。事件起因是兩個黑人在逃避中國警察查驗護照時跳樓受傷，當地黑人便包圍公安局抗議對他們的“種族歧視”。事件發生後，很多網民發表了對黑人充滿種族主義的言論，說黑人移民是對中國的“種族入侵”，要把他們全部趕走。另一件事是上海戲劇學院學生婁婧的風波。婁婧是她母親和一個非洲裔的美國人多年前婚外情的結果，後來她母親為此離婚，那個非裔美國人則銷聲匿跡。婁婧是她母親一人帶大的。當婁婧參加了幾項公眾娛樂活動後，她的身世被暴光，網上頓時有很多人用不堪的語言對她和她的母親咒罵，成為上海2009年夏季的一個社會新聞熱點。還有一件事是一個在非洲有過多年經商和管理經歷（甚至管理過世界銀行在埃賽俄比亞的項目）的劉姓中國人在網上發表文章，說中國人在非洲受到種族歧視，成為警察和腐敗官僚敲詐勒索的對象。他說中國人之所以受到這種對待，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對非洲殖民”，相反，非洲人對白人畢恭畢敬，就是因為他們被白人殖民統治過。對待黑人就應該像對待動物那樣去馴服。這篇文章在大陸的網上引起廣泛反響，多數發表評論的網客都贊同這種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言論，只有在北美的一些網站上才有尖銳的反駁。

中國人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如果有的話有多嚴重？這個問題在大陸學界至今沒有像樣的討論，基本上是用民族主義遮蓋種族主義。在海外學界，有幾個研究值得介紹。

西方對中國種族主義的研究

一是英國歷史學家馮客出版于1992年的名著《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馮著的貢獻是第一次將中國近代政治學術思想中的種族觀念從民族主義言說中分離出來，進行專門評論。馮客用大量材料說明中國人和其他族群一樣，有種族主義觀念，但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意識形態的關系這種觀念並沒有得到系統的清理。馮客的書早已有中文版發行。北京中國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雜志發表過書評，並沒有對它做嚴厲批評，而是溫和的商討，並肯定了馮著的一些貢獻。相比之下，倒是一個台灣學者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措辭嚴厲的批評文章，指責馮客牽強附會，放大中國一些言論，想把種族主義的帽子從西方人那里轉戴到中國人的頭上。兩相比較，讓人不由得產生北京和台北的錯位感。另一個研究是美國學者理查德盧法諾1994年發表于美國一家亞洲研究雜志上的文章，題目是“1988年南京事件：關于當代中國種族和政治問題的一點看法”。這篇文章談的是1988年 12月南京大學生和非洲留學生發生沖突的事件。無論黑人學生在事件的發生上有多大的責任，中國學生打出的“打倒黑鬼”和“黑鬼滾回去”的口號和標語在性質上完全超出了可以商討的範圍，是種族主義最惡劣的表現。盧法諾說，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這次針對非洲學生的種族主義示威游行的學生，很多在不久之後參加1989年民主運動，而前後兩次運動在組織和聲勢上也確有關聯之處。這就說明，在中國，很多強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種族主義心態。其實，類似的中國學生反對非洲留學生的事件，80年代下半期在天津和上海都發生過，究其起因，非洲留學生都有責任，但中國學生打出的標語口號則和南京事件一樣，表現了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

另一項研究更值得一提。這是美國非洲裔學者和律師約翰森（M. Dujon Johnson）2007年出版的《中國的種族和種族主義》。約翰森曾經在台灣和大陸都工作和學習過，對兩地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有切身體會，因此書名中的 “中國”用的是復數，意為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這是很多美國自由派學者所不敢做的，因為會得罪大陸。約翰森雖然在密西根大學受過訓練，但他不是學者，其思維、行文和對材料的處理都遠不合格，所以這本書進不了美國大學出版社，只能由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印行。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把這本書當作一個新聞記者敘述的在台海兩地經歷的種族主義現象，那是綽綽有余的。

約翰森認為，台海兩地的中國人都非常種族主義，他的書充滿了這方面的觀察，由于篇幅關系這里只能稍作介紹。約翰森說中國人對黑人的歧視甚至發展成對黑人的恐懼（Afrophobia），在公交地鐵和火車飛機上對黑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滑稽的是，正因為如此，即使在最擁擠的場合，他和他的黑人朋友也都不愁沒有位置和空間。對黑人的歧視還影響到中國異議人士的活動。例如，就同一個問題，他問過一個在美國的非常著名的中國民運人士和一個還在中國當干部的體制內民主派：為什麼你們在美國只和上層白人政治家打交道、從來不和黑人民權人士接觸呢？黑人民權運動不是和中國民主運動更有天然聯系嗎？他們的直率的回答讓約翰森目瞪口呆：中國一般人對黑人沒有好感，所以我們不想做這樣的工作。約翰森說，他在中國的經歷讓他深刻感受到，在中國文化中，財富、權力、知識、地位甚至美麗這些概念都是和白種人緊密相連的，黑人處于種族金字塔的最下層，他們不但地位卑賤，而且道德低下，不值得信任。很多招聘英文教師的廣告都寫明要白人，在台灣他甚至踫上寧要白種的俄國人去教英文而不要非裔美國人的奇事。最後，約翰森也得出和馮客類似的結論：中國人有嚴重的種族主義，但由于官方宣傳的影響，種族主義在中國從來就是一個用來指責西方的概念。

（原載《動向》雜志2009年11月號）

继续喜看

穿正装学胡哥：图说胡锦涛的着装品位

　　美国时尚杂志《名利场》评价奥巴马夫妇为“最佳着装”。奥巴马作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血统的总统，同样也是美国男人的第一代表。不论政绩，在时尚圈，“奥巴马热”仍旧温度未减。比如像奥氏学习何时可以不戴领带，怎样挽起衬衫的袖子，美国男人都愿意效仿。奥巴马总统还不到50岁，在政治家中属于“年轻人”，他身上时尚气息多些似乎也有益无害。美国人民爱戴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更值得称道。

　　
　　同时期的另一则报道是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做： “世界上着装品位最差之领导人”。有谁呢？比如金正日，说他总是穿一身卡其夹克；比如卡斯特罗，翻出一张他穿阿迪运动衫的照片；比如卡扎菲，说他总爱穿花哨的长袍；比如普京，说他赤裸上身打猎有失身份。最后，居然还提到了毛主席，说他只穿中山装……


　　Time的傲慢与偏见，昭然于世人。我不懂得政治，但我知道这些领导人的国籍：朝鲜、古巴、利比亚、俄罗斯，中国…… 呵呵，原来你们认为“没有品味”的领导人，正好都是让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觉得“不爽”的国家，这未免太孩子气了吧？

　　金正日的着装是该国领导人的传统；卡斯特罗早已退出政坛一线，一个老人在私下场合穿个运动装，有何不可？卡扎菲穿的是民族服装，也是他个性的体现；据说此次G20峰会，美国居然没有酒店接待卡扎菲，他干脆租了块地方搭帐篷，到底是卡扎菲没有品味还是美国人丢了体面？普京打虎的事情，在俄罗斯国内可是赞扬声更多些。至于胡乱评价毛主席的中山装，更是无稽。



　　中国男人为什么不能关注自己的偶像呢。比如胡锦涛主席，“胡哥”。新中国60年华诞，我们有足够理由关注中国男人的第一代表，像美国人关注奥巴马一样。

　　在电视上听胡锦涛主席发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他的衣装，而更注意他的讲话内容。不过请想一想，还有谁比我们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正式场合多？还有谁比胡哥更要注重正式礼仪，着装细节？所以，穿正装，学胡哥。学到一二处细节，也肯定裨益良多。

　　1. 颜色：中庸内敛，不折腾

　　中庸内敛，不露锋芒，这是东方人性格的最佳写照，胡哥每次出现在外交场合，或者媒体和公众面前，他的着装深谙此道。

　　西装：永远的深色，印象中胡哥连深蓝色都很少穿，主要都是藏蓝色，也很少穿条纹西装，条纹西装和浅色西装更适合娱乐场合，比如走红地毯。

　　衬衫：永远的白色，绝对没有其他颜色、没有任何条纹装饰，领子上不会有装饰用的小扣子。

　　领带：相比下是变化最多的，但也只有枣红、深蓝两种主色调，根据场合（比如以经济为主题的活动）会有条纹和格子的装饰。





　　注意这两幅照片，胡哥的领带颜色（条纹）与胡夫人的套装颜色（条纹），完美搭配。能体会到胡哥穿衣的苦心么？严谨而不张扬，内敛而不折腾，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时尚的品味。


　　
胡哥高举奥运火炬；注意下扣子的细节，最下面的不用系


　　2. 扣子：系与不系的细节

　　说完了颜色搭配，正式场合穿西装，扣子是个很重要的细节。



　　行走时西装的最下一个扣子通常都应该解开；偶尔也有扣子全部系上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只系最下面的扣子而解开上面的。



　　2粒扣西装，行走时只要系上面的就很好；胡哥穿条纹西装很少见，这是出席巴基斯坦的民间活动


　　

落座时西装的扣子都应该全部解开

　　平常的视察或者出席民间活动，胡哥很少穿正装，一般是一件普通夹克，或者就是一件衬衫，这样更显得平易近人；单穿一件衬衫，第一粒扣子不系为宜。


　　
　　3. 眼镜：细金边，不抢眼


　　眼镜本身也有装饰的作用，胡哥一直戴一副镜片较大的金边眼镜。用金色，而不是黑色等刺眼的颜色，可以在电视、照片中显得更自然，不突兀；镜架也尽可能的细，否则面对那么多聚光灯，胡哥的眼镜太闪亮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4. 发型与剃须


　　胡哥的脸型是四四方方的国字脸，因此不适合“蓬松”或者“中分”的发型，而是旁分为佳，头发尽量贴紧，这样的视觉效果最自然；奥巴马的脸型较长，又是黑人血统，留个小平头就很合适。找到你适合的发型，出席正式场合才会更有自信。

　　至于胡须，没得说，永远干干净净。而且这样还更显得年轻，才是我们的“胡哥”。要知道胡锦涛比奥巴马要年长近20岁呢。


　　
　　5. 三军统帅的军装

　　胡锦涛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就是解放军三军的最高统帅，不过如果说前4个细节我们都推荐男人模仿的话，这一项是万万不可，仿制军装或者其他军品可有犯罪的嫌疑，欣赏即可。

　　最后，引用网人对胡哥的评价：当胡哥的点点滴滴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表明了中国公民政治热情之高涨，政治理性之觉醒。只有讲政治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只有爱领袖的国家才是有秩序的国家！[本段文字全文点睛之笔，务必深入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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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补充今上着装经典（点击放大，看真着）：

领带富于民族特色，有苏式彩画的效果。

西装里穿毛背心既保暖又显得平易近人。

小宇姐姐供稿

喜看君相金身开光

胡锦涛温家宝握手雕塑将入住汶川地震博物馆

新闻来源: 新华网 于November 24, 2009 05:44:48

历时120天，由甘肃天水市麦积山美术馆雕塑家张北平制作的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去年“5-12”地震时在汶川机场“握手”的雕塑日前落成。这座大型玻璃钢雕塑美术作品，高2.98米、宽1.68米，重1吨多，将捐赠给汶川地震博物馆。

民族团结柱将撤出天安门广场 移往奥林匹克公园

　　武汉晚报11月24日报道 56根民族团结柱究竟是“扎根”天安门广场，还是集体撤出近期倍受社会关注。昨天，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引发去留争议的民族团结柱将在近期集体撤出天安门广场，移往奥林匹克公园。

　　昨天，天安门管委会相关人士透露，刚刚接到上级部门通知，民族团结柱将撤出天安门广场，移往奥林匹克公园。

　　据介绍，团结柱在建造之初就引起了各方关注，海淀公园、朝阳公园、居庸关长城等许多旅游景点当初都明确表态，希望国庆后能“迎娶”团结柱。但在十一国庆前，团结柱的设计者路建康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经过多方考察，团结柱国庆之后的“归宿”定在国家奥林匹克公园的民族大道上。

　　但是，国庆过后，团结柱的去留出现变数，团结柱“有望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内”的消息见诸于各大媒体。

　　直至昨天，天安门管委会相关人士透露，“国庆游行总指挥部”确定近期团结柱就将撤出，撤离时间还要根据奥林匹克公园方面的安排最终确定，但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撤离工作。

　　目前，56根民族团结柱分列于广场东西两侧，坐落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南北跨度达265.97米，间距5.91米。据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统计，60周年大庆之后，天安门广场的客流量突破了820万人次，超过去年“黄金周”全北京接待游客的总数。有部分民众表示，希望56根民族团结柱“扎根”天安门广场。而相关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团结柱属于形式的东西，不适合天安门广场。另外，团结柱色彩太红，会破坏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色调。另外，团结柱的图案太活泼，与天安门广场气宇轩昂、简洁、严肃不合。同时，这些柱子体积过大，很容易把周边建筑的形象淹没。

　　据施工方住总钢结构公司的负责人介绍，民族柱具体的搬迁时间表还未确定。民族柱本身的设计就是可装可卸的，等最终搬迁的时间确定后，他们将在夜间为民族柱搬家。这位负责人说，民族柱底座重达20吨，因此当时在天安门放置的时候，不需要在地面打桩固定。因此，搬家不会对民族柱产生伤害，更不会对广场产生影响，仅需要将民族柱拆分，然后搬运至新地点再组装。

中国75%电表都被蓄意加速 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

　　《羊城晚报》爆出一条新闻，“中国电信电力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其中电力违法收费27.4亿，这一数字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核实的数字”。那么这高额的违法收入是如何获取的呢？

　　日常生活中，人们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旦你和几家共用一块电表，你就会发现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会远远超过合理的表损。如果你找到有关部门欲问个究竟，有关人员就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你们当中有偷电的！”接下来，你经明察暗访确信你们中的确没有偷电者而再要问个为什么或提出把电表校对一下之类的要求后，那结果会令你更加疑惑和无奈：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依然如故，而且是越校误差越大。

　　针对人们极为关注的供电计量上的“缺斤短两”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力量对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75％的电表都出现了正误差，即人们所说的“走的快”。对家庭正在使用的电表检测的结果更令人感到吃惊：偏差最大的要快28％，大多数快10％左右，也就是说居民要无端地多掏10％—28％的电费。

　　国家明文规定，电表误差在正负2％以内均属合格产品，因为技术原因造成计量器具出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电表生产企业最终道出了实情：目前企业生产的电表大都是由电力公司统一购买后安装给用户的，一些电力公司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私下要求企业在生产电表过程中将电表调快，而且是越快越好，否则，就会以你的产品“不合格”而拒绝收购，企业为了经营和效益只好从命。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造成电力部门获取非法利益的另一关键因素，长期以来，电力部门不仅垄断了电力的经营而且包揽了一切电表的校对与安装。在很多地方，总表的校验安装不仅均由电力部门负责，而且总表也是电力部门计量收费的依据，分表虽然可由用户自行购买合格产品，但分表的计量只能作为用户自己分摊电费的依据，这也就是用户买100元钱的电却只能用70元至80元钱的电量的关键所在，也是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为什么会大大超出正常范围的奥秘所在。

德国之声：中国警方调查艾未未的银行账目

中国 | 2009.11.21

本周，中国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对艺术家艾未未的银行账目进行了调查。艾未未此前曾对四川"5·12"大地震遇难儿童人数进行独立调查，并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维权人士谭作人出庭作证。目前艾未未本人还没有从警方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和反馈。

据身在东京的艾未未向德国之声记者证实，警方的确于三天前对他和妻子在中国银行的账户进行了调查，整个查账过程持续了一个下午。警方向银行提供的理由是：艾未未涉嫌犯有诈骗罪。艾未未表示，目前他自己也不清楚，警方查账的重点何在，以及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我无法猜测这样一个缺乏理性的政权的行为。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事实。他们还打电话到我母亲、我姐姐那里查问一些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样，他们肯定是在对我进行调查。"

今年三月，民间维权人士谭作人因调查死亡学生人数，被当局以所谓"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以艺术家艾未未为首的一个民间小组接管了调查死亡学生人数的工作。艾未未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五千多名死难学生的姓名和住址。艾未未表示，此次警方对他的账目进行审查，有可能会以他在四川统计遇难学生人数的项目作为入手点,"很有可能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四川的投入很大，有很多资金的投入，虽然我们一直都是在用自己的经费做这些事情。那么他们要查我的帐，肯定要有一个理由，他们不能说是因为5·12地震的问题，只能是找一些旁敲侧击的理由吧。"

今年八月，成都地方法院就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进行了一审审理。参与调查5·12汶川地震死难学童身份人数的艾未未当时特意从北京赶往成都准备为谭作人出庭作证。但是在出庭之前，他遭到强行闯入旅馆房间的公安人员的扣押。据艾未未所述，他遭到警察的殴打并被限制人身自由达11个小时之久。由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无法到庭作证。

艾未未还将他被警察殴打、扣押的全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公布于世。他本人也因为遭到殴打而接受了手术。艾未未表示："这个事情其实本来是已经非常明确了，但他们还是用了90天的时间来研究对策，在我的催促下，才发给我一个公文说他们的执法是合理的。这就说明，这个体制是不可能去承认自己的错误的。那么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对我的错误都不能承认，那对于其他人，每天都在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更不可能承认了。"

在银行账目被警方调查之后，艾未未便因为业务的关系到了日本东京，和一家服装设计公司商谈合作的事宜。他表示，目前自己什么也不能做，而且已经做好了最坏的精神准备："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对应措施，我只是一个中国公民，我所作的一切都是我的理性告诉我应该做的。我也愿意为此承担所有可能的后果。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合理，是不公平的，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为这个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做出一些努力。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付出了代价，都被关了起来，那么我和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对自己的处境不抱太大的幻想。"

在日本期间，艾未未还去看望了被滞留在成田机场近20天的维权人士冯正虎，并对其进行了采访。冯正虎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在试图从日本返回上海时，被禁止入境。他在接受艾未未的采访时说，他喜欢自己的国家，希望能回到那里去。艾未未表示，他在日本的业务洽谈结束之后，他还将前往美国等其它国家，预计将在数周之后回国。

作者：雨涵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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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是不相信

艾未未 @ 2009-11-20 11:11 阅读(7124) 评论(51) 推荐值(1331) 引用通告 分类: 文字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aiww/archives/348031.aspx

昨天，公安部派人用了一个下午在中国银行调查我的帐户信息，调查的理由是我涉及“诈骗”。他们想要做什么呢？

公安部查的很认真，三个多小时，这一行为已说明，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道德和伦理的底线的，我并不感到吃惊。听说我涉及“诈骗”，我乐了，至少他们这是和我在分享荣誉呢。。

我的家人母亲和姐姐都接到了来自公安的问询电话，她们开始比较担心，认为什么都会发生，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无论是发生了什么，都阻挡不了社会要求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

下午开了个家庭会议，向家里的亲人们汇报了我的“工作”，表明了我的观点和立场，分析了形势，大家了解到我早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也都踏实了许多。

他们能对我做什么呢？无非是驱逐、绑架、监禁、或制造人间蒸发，他们没有想象力创造力，缺少快乐和飞翔的能力，这样的政治集团是可怜的。

把那么些孩子埋了结石了，装得跟没事似的，到处施暴却不敢担当和面对事实，这样也可以在世上混下去，我实在是不相信。

我经历的一九四九改朝换代

作者：方励之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即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星期六，北平，晴。中国改朝换代。如说中国改国换代，似不妥；说中国建国换代，亦不通。按华夏朝朝相继系列，当以改朝换代称之。

那天下午停课，去天安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站脚助威。六十年前天安门大典时在场，而又能存活到今日者，当是不多了。我算是一个。我当时的个人成分是，北平男四中高一甲班学生。年龄：十三岁。政治面目：民国三十七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地下），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转为新青团员（地上）。课外爱好：组装收音机。

我上四中时［１９４６－１９５２］的校门。

“站脚助威”京文化

按老北平（京）人，特别是人力车驾驶员的说法，如果一个围观者只管看热闹，鼓掌和叫好，不出钱赞助，那就是“站脚助威”的。近七百年来，元，明，大顺，清，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朝大小事，许多发生在北京。站脚助威成了一种传统京文化。地道的北京人常对后来者显摆：“我们北京人什么没见过！”。不论谁来撂地拉场子，百姓闹街，皇上出殡，菜市口（后为天桥）行刑，都会有人捧场，如看戏。按比例，北京居民中，大小太监听差杂役较多。直到一九五五年，北大未名湖北岸的女生宿舍仍由大清朝留下来的太监打扫。这也增加了站脚助威文化的活载体。

后来学到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缘起，其中一派的历史发展观是，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实质是由极少极少“真理在手”的“天才领袖”（或者发明真理的先知）一手制造的。列宁说，只要有几十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过来！”在这种历史事件面前，一般群众不过是盲目，盲从，盲动的看客。这种历史观，同北京拉人力车者的“站脚助威”论，颇相通。

“站脚助威”文化之所以在北京发达，另一个原因是看客有安全感。北京经历过数不清的战乱侵扰。但在北京内城之中，兵燹滥杀记录却不多。各路大小军阀的混战，较少殃及普通居民。打架斗殴也有规矩：不伤观战的。日寇占领北京时，一当街上出现围观，就会有汪伪警察来驱散人群，驱散而已。四中位于西什库后库。向南走，出后库，到西什库大街，就有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北堂）。在义和拳年代，北京最惨烈的战场有两个，一是东交民巷，一是西什库教堂。听当地口传历史者言，洋教堂前的小广场，是个杀人地。拳民砍教民头，每每吸引不少围观者。一九四Ｏ年代距拳乱不到五十年，有些口传历史者就是当年的围观者。可见，拳民也不伤及不在教的看客。只要谨守群盲立场，祖传的北京人就会告诉你：“没事儿，北京是福地”。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解放人民的军队的坦克车开进人民的北京，在二，三楼上的人民（想来不都是反革命），都有被打死的，算是破了北京的百年“福地”风水。

“献剑”前后

我第一次被拉去当群盲看客，是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冬。那年我还在北平师范学校附小（地址在西四北报子胡同）念六年级。还没有开始记日记，忘了确切日子。只记得是个星期天，几个在学校的同学突然被老师叫住：“快跟我走！”。我们从报子胡同一路疾行，赶到西华门，转入午门，再进太和门。一眼看见站在太和殿前丹陛上，披着黑大氅的蒋中正委员长，立即加入叫好的行列：

“蒋委员长万岁！”。

在“蒋介石日志”中果然有记载：“蒋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在太和殿向北平一万八千名大中学生训话，并接受学生的‘献剑’，尽显‘抗战领袖’荣光。”没有提到我们小学生。但我们的确在场，还挤到了前排，距“抗战领袖”大约二十公尺，再往前，就是贴身保镖了。记不住委员长训话的内容了，可能根本没听懂。

为抗战领袖“献剑”后，我赶去另一个抗战胜利的标志地——卖收音机零件市场。当时的电阻电容真空电子管零件市场在西单一带，是一排排地摊。一眼看去灰灰黄黄，一派垃圾的颜色。收音机零件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日伪军投降后，被缴械的军用通讯物资，其二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也是军用品。二者都被国民政府接收当局就地抛售给小贩。价格极便宜，碳电阻论斤卖。仔细挑选，会找到质量一流的东西。ＲＣＡ的６Ｖ６等真空管在当时的名气，就如今日ＩＮＴＥＬ的各种微处理器。在这里，不流行鼓掌和叫好，要识货，还得会讨价还价：“电阻多少钱一两？这个数……行。吧”。这里“……”表示手势。当时习惯，买者开价，不用嘴说，而用隐蔽的手势，以免被其它卖者知道。后来知道，在美国同代的物理学人中，也有是玩二战剩余物资，装收音机出身的。电子地摊，可算是我们那一代北京群盲的第一个与世界接了轨的地方。

故宫太和殿。明，大顺，清，中华（袁世凯）各王朝大小诸皇帝均在此行登基大典。

大典实况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虽也是站脚助威，可不是赶热闹，更不可能挤到前排，那是个政治任务。学校队伍必须坚守在指定位置，要有敌情观念。传言蒋帮特务要炸大典，按现在的说法，即有恐怖活动预警。北京有各路特务和谍报人员，传言应不为虚。玩收音机的人都知道，绝不要装发射机，那怕是功率极小的，在业余波段工作的，也会惹麻烦。电子地摊上买不到发报机用的发射管，贩者不敢公开出货，暗中（黑市）有交易。

六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约只有现在广场的三分之一。十万人就挤满了（见图）。开国大典没有事先公布议程和时间表，也许也是安全考虑。直到下午三点过了，大会才开始。讲话者不多，历时不到一小时，随后是朱德总司令阅兵，步兵，炮兵，骑骡子的骑兵，等等。正式内容已有很多文献记录影片可看，不必多写。大典的高潮，无疑是首届政府主席毛泽东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稍停，鼓掌声随之四起。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文献记录影片中，有天安门城楼上首脑和贵宾鼓掌的镜头，有站在城楼下十数排的观众的欢呼镜头，也有三五群众雀跃的特写镜头，但没有整个广场上所有站脚助威者一致同步的山呼万岁镜头。原因简单，当时天安门广场没有高音喇叭，只在一些路灯电线杆子上挂了一些家用收音机的１瓦的扬声器。那种东西也可以在地摊上买到。声场很小。广场上的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城楼上在说什么，不可能同步山呼。四中队伍在长安街路南，中轴线以西，就听不清了。后来改建天安门广场，项目之一就是在每个路灯杆上，挂两个大音箱，内有十瓦以上的喇叭。

大典之后，散场很慢，当年天安门周围的街道都不宽，东西三座门更限制队伍流量。我们等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天黑下来了才得以疏散出来。毛泽东的兴致看来很高，大典之后，他并没有退场，一直留在天安门上，等群众队伍一一从城楼下走过，这是他第一次在天安门上检阅群众。当四中的队伍于晚７时后走过天安门城楼下时，毛泽东喊：

“四中万岁！”

整个大典中，这是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因距扬声器很近。后来知道，就在一九四五年蒋委员长太和殿训话之前两个月，毛泽东也同我们一样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一走出天安门广场，我和我的同学就从中华民国公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民国三十八年也改称公元一九四九年了。没有新年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传言“元”字似吉非吉，卦曰：“元亨利贞，八月有凶”。李自成的大顺朝就亡于永昌元年。有卜者言，信不信由你，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后的第八个月，果然有凶（朝鲜战争爆发）。

另外，孙中山先生的巨型标准像放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背南面北，直视天安门城楼。记得同学间有过一番讨论。现在该怎么称呼孙中山先生，国父？先国父？太国父？后来，正式称呼是先行者。

这可能是涵盖人数最多开国大典照片。正面是前门城楼。四中的队伍在旗杆之后的右侧，即西南边。天安门广场比现在的窄。图上的人数十万上下。

先农坛体育场雷雨之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毛，刘，周，朱等新朝元勋。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先农坛体育场。现在回想起来，从政治意义上说，六月三十日比十月一日还重要。天安门大典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先农坛庆典则是公布新朝基本政纲——人民民主专政。

先农坛大会的主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参加者只限于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它是北京市的共产党从地下秘密状态（一九四九年３月之前）转到地上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公开活动。先农坛体育场大体被占满了。可以估计，在一九四八－四九年时，北平的地下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已约有上万人。而当时北京市的人口不到两百万。所以，共产党及外围组织成员已约为北京成人人口百分之一（成人年龄下限按十二岁算，即当时可判死刑的年龄）。

一九八Ｏ年代末，我的一个初中同学Ｂ某要退休。他和我都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成员。按照当局的人事规定，凡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者，得以“老干部”资格离休。有关方面来调查，问我Ｂ某是否参加过“民联”。我作证肯定，理由是∶先农坛大会时，Ｂ某在场，就站在我前面。这样，Ｂ获“老干部离休”资格。可见，先农坛大会参加者应都具有“老干部离休”的资格，如果有资格退休的话。

六月三十日大会是晚上开的。四中有资格参加大会的成员，于晚８时到达先农坛。我们是走去的，没有公共交通到先农坛。进场后，我们被安排站在运动场上，靠近一个足球大门。原来说晚八时开会，到十点，会还不开。开始下雨，典型的北京夏季的雷阵雨。幸好没有冰雹。半小时后，雨稍小了一点。上下里外已湿透了。为了预寒，也为了消除困意，运动场上的人突然开始疯跳集体舞，狂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午夜过了。主席台上，灯光大亮。毛，刘，周，朱，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常委按顺序登场，像六十年以来中共所有会议的出场式一样。大会在七月一日凌晨由彭真宣布开始，正好是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开会后，雨又大起来，主席台上也没有避雨棚，领袖们在雨伞下一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会就匆匆结束。音响效果也不好，加之风声雨声，听不清讲了什么。

走回学校时，困极了。第一次知道，跟着队伍走，一边走路，一边还可以打盹，甚至睡着数秒。控制睡眠的中枢神经和控制走路的运动神经，各司其职，有相对独立性。到了学校，天已经要亮了。很快，报纸来了。全版登着毛泽东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由于前一晚的热情和兴奋，对“专政”一文，我有极深的印象。其中的一句一直记住：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后来知道，这就是大雨之夜主席台上的主调。

坦白说，当时并没有悟出“可爱的先生们…”的含义。只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它同我“加盟”以后看过的所有“革命文献”，都不一样。在那些文献里，“独裁”一词，是专为蒋委员长用的。如“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见“论联合政府”）等等。为什么现在自我宣称：

“我们正是这样”——独裁！？

一时想起的是侯宝林的一个著名相声段子：“串调了”。

加盟“民联”

我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应当是在一九四八年末到一九四九年初。没有确切日期，因为没有宣誓仪式，也没有摁过手印。只记得填过一张表，填年龄一项时，是在我十三岁生日（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之前。所以，当时我的年龄应是“青年”（或成人）的下限。

民国三十七年底，北平城已被共军围住，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征用四中校园作为国军的一个炮兵阵地。体育场上架起六，七门口径一百毫米的加侬炮，可以直射德胜门外共军阵地。教室里住满了兵。停课了。但我们还常去学校，不戒严，甚至还可以看看大炮。一天，一位年龄比我约大三、四岁的同学Ｔ某，偶而同我一起上厕所，离国军炮兵阵地不远。当周围没有其它同学时，他突然说：

“你愿不愿意加入一个组织？”

“什么组织？”我问。

“革命的，学生自己的。”

“加入组织有什么事？”我再问。

“没什么特别事，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我的条件。

“不用离开家。”

……

“那好吧！”

就这样，离开厕所后，我就算“加盟”了。

过了几天，我被Ｔ君引领到北大医学院。该院也在西什库后库，距四中很近。已有十几个同学聚集在医学院的一个不起眼角落，大都是高中的。这就是四中的秘密的民联支部。我被介绍给大家，Ｔ君说：“这是新同志，初三丁班的方励之”。

一九四九年之前，帮会文化盛行，加入公开或秘密的会社，是平常事。为自保，加入帮会甚至是必要的。至于“革命”一词，也无忌讳，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星期要背一遍。以“革命”的名义契结，是黑社会，官社会，红社会都接受的一种“结社自由”。打倒军阀的蒋总司令可以同西北军阀冯玉祥交换兰谱，成为契兄弟。解放奴隶的红军指挥刘伯承可以同彝族头人（奴隶主）小叶丹誓鸡血为盟，结成兄弟。在小学中学里，结拜把兄弟也不少见。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就有两个结拜兄弟。五年级是男生爱打架的年龄，结拜兄弟是微型军事防卫联盟。一九四八年末，在北平的中学（男校）里，最流行的是“蜀山剑侠传”。不少同学对“剑侠”深信不疑。约几个拜把兄弟，闯四川登峨嵋找真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不信剑侠武功之类，不如装收音机有趣。所以问了一句“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就是不想参加进山寻的兄弟会。幸好“民联”的确不是。

当然，我加入民联并非没有政治源头。四中一直是中共的一个地下据点。有很强的左派主导的“学生自治会”。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全国学潮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在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察的殴打，有学生流血。史称“南京五·二Ｏ事件”。为了声援南京学生，五月二十二日，中共北平组织请南京学生北上报告事件过程。报告地点之一就选在四中校礼堂。北平市长何思源得知后，派警察包围了四中，并冲散会议。我当时上初一，并不知道南京五·二Ｏ事件，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四中的地下中共党员。我知道何思源，因他的公馆在东四北魏家胡同，离我家很近。那天下课后，我正好没有立即回家，而在操场打垒球。目睹了全过程，也是“看热闹”。从警察包围校园，到警察冲礼堂，再到几个血流满面高中学生，都看到了。此事件在我心里造成的倾向，是显然的。从此，我成了“学生自治会”的一个站脚助威者。市长何思源是我第一个坚决反对的政客。

一九四七年五·二Ｏ事件在南京。国民政府警察用水龙冲散学生游行队伍。

读“论联合政府”

除了反对国民党，我对民联的革命宗旨和理论所知甚少。只觉得秘密活动，隐蔽集会，富有神秘感和吸引力。民联并没有组织政治性活动，只安排看书，实质上像个读书会。如Ｔ君所说“可以多学一点东西”。当然，书都是红色的。我读的第一本洋小说，就是民联给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象许多革命同侪一样，开始以为它是一本讲炼钢技术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我也是在民联活动中首次读到的。字认识，但很多不懂。１９８０年后，经常看到一些“老革命家”的回忆，讲到他们在幼小年龄就致力于共产主义大业，似是革命少年班毕业的。我一直佩服这些先知们在少年时代就能弄明白“共产党宣言”。如，“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等等。很晚才知道，“完备的表现”（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等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六）里的类黑格尔玄学词汇。难怪它比五管超外差收音机的线路图，要难懂多了。

大体看得懂，或自认为看得懂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其中提到“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等等。感觉同四中“学生自治会”类似。“自治会”的头头都是高中生，但是要经过初高中学生联合推选产生。像个“联合政府”。

解散“学生自治会”

很快，剿匪的傅作义将军被匪剿了，投降了。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政权。北平战事和平结束。再次证明，北京的确是福地。数周之后，民联组织也从地下转入地上，在学校里公开了“民联”成员的身分。神秘感顿失，不像兄弟会了。

随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民联和民青（即民主青年联盟和民主青年同盟）两个外围组织宣布解散，所有民联和民青的成员自动转成新青团员，即转团。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大礼堂开会，集合了全北京市所有的民联和民青成员，共约三千人，集体宣誓转团。这大约是第一批新青团员。按照团章，十四岁以上才可以加入青年团，青年的年龄下限涨了两年。除了我，还有其它几个同学，当时都十三岁。算不算违章？没有权威解释。

不久，四中也被接管。派来了首任中共支部书记。四中改朝换代后，召开第一次学生大会。支部书记宣布的一个决定是∶现在解放了，“学生自治会”应当解散了。他的理由是∶“学生自治会”是在同国民党斗争中产生的。现在，国民党完蛋了，而共产党同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学生自治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虽然觉得解散一举似无必要，但支部书记讲的也有道理。解散就解散吧。同意。

没过几天，再开大会，支部书记又正式宣布一项决定∶成立新的“学生会”，它的功能是党的助手。不能叫“自治会”了，因为有党领导。“学生会”头头也不再由联合推选产生，而由党支部直接指派。其它有“学生自治会”的学校，也都被类似处理，先解散，再指派，去掉“自治”。

“群盲兼群氓”的头脑不免小小地糊涂起来。

为什么“学生自治会”不能直接转做“助手”，就像“转团”一样，而一定要先解散再另建？“自治”，意为自己管理自己，无需事事由党国操心，为什么“自治”不能提了？……？

改朝换代了，“明朗的天”了，天安门挂喇叭了，毛泽东是万岁了，孙文成行者了，“自治会”就地解散了，“学生会”只是个助手了，“民主”加上“专政“了，我们爱好“独裁”了，意识形态要德意志了……六十年前，“群盲兼群氓”们，远——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一切，清清楚楚就是新朝的“电阻”“电容”等基本组件，它预示着要组装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


［注１］一九四九年之前，北平的中学大多男女分校，凡名称不冠以“女子”的中学，只收男生。

［注２］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北京的内城不准汉人住家（太监除外）。内城的小学大都是八旗子弟学校。北平师范学校附小的前身是正黄旗子弟学校。


　　　□　寄自美国

　　　摘自《华夏文摘》

秦晖：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具有这个功能。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的，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东德领导人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法庭“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民主德国在苏占区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苏联便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苏联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回本国，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法本、克虏伯等大型企业没收后改造为苏联股份公司。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使东德不堪重负。

而西德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地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年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德国人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东德已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后，东德的“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联邦德国宪法》通过，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20世纪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便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加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制，很快自选超级商场满街，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东德为此提出“先生产好，后生活好”的口号，让人寄希望于缥缈的未来，而西德无需口号，明摆着的“生活好”已经有力地证明它的生产也绝不差。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被大墙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事件”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东德《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降低生活费用；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禁止迫害罢工工人；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释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战俘；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达到8%，被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东德成为“逃亡的橱窗”。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4.7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从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人们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

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控制东欧集团的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进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东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旁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德国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国民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感到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德国铁路公司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1：1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往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前东德的转轨过程是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20年后人们仍然有不少争论。由前东德执政党改组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如今已与西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拉方丹派”合并为“左翼党”，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这一过程批评甚烈，他们认为统一过于急躁，由于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东德经济丧失了自我改造的机会，造成如今的制造业衰落。东德前执政党最后一任总理、现在也是左翼党元老的汉斯•莫德罗先生对我说：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托管局那样破罐子破摔，而应该像匈牙利人那样，先投资把企业改造得有个样子，再卖个好价钱。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党”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所以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不过正如那位铁路公司职工莱因哈德所言，牢骚归牢骚，他们对统一前后的变化总的来说心里是有杆秤的。对现状的牢骚和对柏林墙的厌恶并不矛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前东德民社党、西德社民党“拉方丹派”和西德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左翼党”主要的选民基础都在东部，但这个党内最“左”的言论，包括怀念柏林墙的言论却全都来自西部。西德共产党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党，在人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东德体制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党开除。如今的左翼党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却奉来自西德社民党的拉方丹为党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旗手。）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专政”的思想都与我们党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

前东德老百姓，包括左翼党的选民对现状再不满，他们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比他们更明白柏林墙意味着什么。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薩科齊無處不在

解放報惡搞

更多：
http://www.liberation.fr/politiques/1101673-nicolas-sarkozy-y-etait-voici-les-preuves:i-1

起因：薩老師的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pid=3359903&id=7766361077

POLITIQUES 09/11/2009 À 16H09 (MISE À JOUR À 17H05)

Où était Nicolas Sarkozy le 9 novembre 1989?

http://www.liberation.fr/politiques/0101602055-ou-etait-nicolas-sarkozy-le-9-novembre-1989

Où étaient Alain Juppé, Nicolas Sarkozy et François Fillon le 9 novembre 1989? A Berlin, en train de donner «quelques coups de pioche» dans le Mur? C'est ce qu'a expliqué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imanche, une version accréditée par François Fillon ce lundi, qui n'hésite pas pour l'occasion à convoquer un témoin fictif... Quant à Alain Juppé, il se fait désormais bien plus prudent et évoque une date ultérieure. Explications.

La version élyséenne

Dans un post mis en ligne dimanche à 13h44 sur sa page Facebook,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aconte ses «souvenirs de la chute du Mur de Berlin, le 9 novembre 1989». Alors secrétaire général adjoint du RPR, Nicolas Sarkozy ne manque pas de détails sur cette journée historique.

«Le 9 novembre au matin, nous nous intéressons aux informations qui arrivent de Berlin, et semblent annoncer du changement dans la capitale divisée de l'Allemagne. Nous décidons de quitter Paris avec Alain Juppé ...pour participer à l'événement qui se profile. Arrivés à Berlin ouest, nous filons vers la porte de Brandebourg où une foule enthousiaste s'est déjà amassée à l'annonce de l'ouverture probable du mur. Là, par le plus grand des hasards, nous croisons un jeune élu français que nous connaissions, à l'époque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de défense : François Fillon. Nous filons ensuite vers Check Point Charlie pour passer du côté est de la ville, et enfin confronter ce mur dans lequel nous avons pu donner quelques coups de pioche.»

La version d'Alain Juppé, n°1

Sur son blog, dans un post daté du 7 novembr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relate sa journée du 9 novembre 1989. Une version qui cadre avec celle du chef de l'Etat. «En novembre, j'étais de nouveau à Berlin, avec ma petite équipe du RPR, dont Nicolas Sarkozy. Le 9 au soir, il gelait à pierre fendre. Nous avons franchi le mur à Check Point Charlie... Sans contrôle cette fois. Sur la place de Brandebourg, nous avons rencontré un jeune soldat qui montait sa garde en battant la semelle. Son visage était ensoleillé d'un grand sourire. Je lui ai demandé pourquoi. "Demain, je passe à l'Oue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ma vie", m'a-t-il répondu, heureux.» Une vidéo postée sur le compte Dailymotion de la ville de Bordeaux accrédite plutôt cette thèse, même si Juppé ne mentionne pas de date précise dans son intervention.

L'AFP a également recueilli le récit de Philippe Martel, chargé en 1989 de l'international au RPR, qui confirme le récit présidentiel. «Le matin du 9 novembre - j'ai vérifié dans mon agenda 1989, j'ai l'âme d'un archiviste, j'ai tous mes agendas - j'ai été appelé par un copain de promotion de l'ENA, François Laquièze, qui travaillait au sénat de Berlin, nom qu'on donnait au conseil municipal. Il me dit: "ça bouge énormément à Berlin, j'ai l'impression que le Mur va tomber, on ne sait pas s'ils vont tirer".

Mais mon copain était optimiste. Je préviens Alain Juppé qui me dit: on y va, on emmène Sarkozy, qui était secrétaire général adjoint du RPR et dont Juppé savait qu'il était intéressé par l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Également du voyage, Jean-Jacques de Peretti, membre du comité exécutif du RPR.

«On veut prendre un avion. Tous les vols commerciaux sont pleins, alors on loue un avion privé (...), poursuit Philippe Martel. De la mairie, nous sommes allés porte de Brandebourg, il faisait nuit. Il y avait du monde, continue-t-il. Là, on croise François Fillon qui était tout seul. On n'a pas été étonnés de le voir, car il était un grand spécialiste de défense e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On est partis à Check point Charlie et là, on a rencontré une famille allemande qui, en nous entendant parler, nous a abordés - c'était des francophones, un couple avec enfant - et nous a dit: "la liberté est en marche, n'ayez pas peur de la réunification allemande".

C'est eux qui nous ont prêté un burin et c'est là qu'on a fait les photos. Il était vers 23h00, on a fait comme les autres Allemands, on a cassé du mur. On est passés à l'est, dix minutes plus tard. On est tombés sur des vopos avec qui on a parlé. On est restés peut-être deux heures à l'est, puis on est retournés à l'ouest. On avait loué une chambre près de l'aéroport. On a dormi 2 heures et le 10, on est rentrés à Paris».

Le Premier ministre François Fillon a également confirmé ce lundi avoir croisé Nicolas Sarkozy, Alain Juppé et Philippe Martel à Berlin, le 9 novembre vers 23 heures. «Et puis ensuite, avec les personnes qui m'accompagnaient, nous avons vers minuit passé le Check Point Charlie et nous avons retrouvé de l'autre côté une équipe de télévision de TF1 qui était conduite par Ulysse Gosset. Et nous sommes allés ensemble dîner dans un restaurant à Berlin est. Vous savez tout.» Sauf qu'Ulysse Gosset, ce fameux 9 novembre, est à Moscou, où il travaille comme correspondant permanent.

La version d'Alain Juppé, n°2

Se serait-il précipité? Le récit d'Alain Juppé sur «son» 9 novembre 1989 a en tout cas été modifié lundi sur son blog. Beaucoup moins affirmatif, le maire de Bordeaux précise désormais, entre parenthèses, qu'il était à Berlin «le 9 au soir (ou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ma mémoire est imprécise sur la date exacte)». Même prudence dans un entretien à TV5 Monde: «il se trouve qu'à ce moment là, le 10 ou le 11 novembre, je me souviens plus exactement, j'étais à Berlin avec quelques amis, nous avons franchi le mur...».

Encore plus intéressant, un article du 10 novembre 1989 exhumé par Le Figaro. On y apprend qu'Alain Juppé était présent à Colombey-les-deux-Eglises le 9 novembre - le jour où il était censé être à Berlin, donc - pour célébrer le 19e anniversaire de la mort du général de Gaulle.

La version d'Alain Juppé, n°3

Alain Juppé avait déjà raconté son mois de novembre 1989. Petit problème: les dates qu'il évoquait alors ne correspondent pas exactement à celles avancées aujourd'hui par le chef de l'État. Ainsi, dans son livre «La tentation de Venise» paru en 1993, Juppé relate tous ces épisodes avec précision mais en les datant du 16 novembre. Rien n'est mentionné entre le 2 et le 16, dans cet ouvrage en forme de journal de bord.

Une dépêche AFP datée du 17 novembre 1989 fait état d'une déclaration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RPR au retour d'«une visite express à Berlin», où il qualifiait la chute du mur d'«événement historique» dont il ne «faut pas avoir peur». Un article de l'époque du Figaro évoque la même date.

Enfin, une biographie non-autorisée de Juppé, publiée en 2001, et dont le blog Offnotes publie un extrait, fait ce récit: «Lorsqu'il retourne à Berlin six mois plus tard, le 16 novembre, avec François Léotard et Alain Madelin, Alain Juppé découvre un autre univers. Là, il touche les quelques pans de mur encore debout, passe de "l'autre côté", tandis que des Allemands de l'Est accélèrent à coups de pioche la désagrégation de quarante années de honte. Onze ans plus tard, il se souvient encore "d'un jeune soldat dont le visage rayonnait de bonheur"».

Ultime rebondissement (?), Alain Juppé publie ce lundi après-midi une nouvelle note sur son blog, dans laquelle il se dit sidéré par la violence des attaques dont il est victime. Quant aux dates, il ne tranche pas: «9 novembre ou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 Quelle affaire ! Les personnes qui m'accompagnaient sont formelles: c'était le 9. Dans la "Tentation de Venise" qui remonte à 1993, je parle du 16. Je ne me suis pas depuis replongé dans mes agendas de l'épo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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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 de Berlin: après Sarkozy, Fillon met aussi sa photo sur Facebook!

http://www.lepost.fr/article/2009/11/10/1784242_mur-de-berlin-apres-sarkozy-fillon-met-sa-photo-sur-facebook.html

Par pierre-alain
le 10/11/2009 à 16:48, vu 1677 fois, 15

Pour soutenir la version de l'Elysée, le Premier ministre a posté ce cliché sur son profil. Le hic: son récit ne colle pas non plus avec la chronologie...


François Fillon devant le mur de Berlin (Photo de son compte Facebook)

Contrairement à ce qu'il a écrit dimanche sur son profil Facebook, Nicolas Sarkozy n'était pas à Berlin le 9 novembre 1989, lors de la chute du Mur, mais le 16, comme l'a démontré Le Monde.fr dès lundi soir.

Du coup, pour soutenir la thèse de l'Elysée, le Premier ministre François Fillon a posté lundi soir, vers 21h30, sur son profil Facebook, une photo où on le voit en train de donner un coup de pioche dans le Mur.

Etrangemment, cette photo ressemble à celle mise en ligne dimanche par Nicolas Sarkozy, remarque 20 minutes.fr.

Dans la légende de la photo, François Fillon explique qu'il se trouvait "à Berlin depuis le 7 novembre" pour participer "à un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Université Libre de Berlin et l'Institu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RDA sur les relations est-ouest".

François Fillon écrit encore: "J'étais d'ailleurs en compagnie d'autres parlementaires. Nous avons passé toute l'après midi et toute la soirée à assister aux premières grandes manifestations autour du mur, et vers 23h, nous avons croisé entre la porte de Brandbourg et le Check Point Charlie, Alain Juppé qui était accompagné de Nicolas Sarkozy et de Philippe Martel. Nous avons bavardé quelques minutes ensemble et puis ensuite, avec les personnes qui m'accompagnaient nous avons, vers minuit, passé le Check Point Charlie. Quand on était sur place on a compris qu'il se passait quelque chose d'immense, et moi je l'ai interprété comme un grand moment d'espoir, l'espoir que enfin la séparation de l'Europe allait s'achever."

François Fillon veut donc dire qu'il serait resté à Berlin du 7 au 9 novembre 1989. Mais comme l'a montré Libération.fr, PDF à l'appui, cette version pose problème car le 8, il étai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