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凯文
发表日期 12/06/2009 更新日期 13/06/2009 07:47 TU
二零零九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三十周年。三十年来，在“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下，伊朗经历了漫长的两伊战争和国际风云变幻，逐渐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之一。尤其自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以来，美伊关系急剧恶化，欧美舆论一致对伊朗口诛笔伐，伊朗国家形象大跌，俨然成为一个在中东地区挑战美国权威、捍卫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桀骜不驯的麻烦制造者。然而，对于具有全球眼光的中文听众来说，仔细分析之下，伊朗却也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远非黑白二字所能概括。
今天的伊朗，全称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此以前，伊朗处于1921年建立的巴列维王朝统治之下。巴列维王朝奉行亲美政策，以美国为蓝图对伊朗进行改革。但由于社会贫富悬殊、经济严重依赖西方、对反对派采取僵化的压制政策，导致民怨沸腾。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举行公民投票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尽管名义上为共和国，伊朗的国体却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共和国大相径庭。其首要特征是政教合一。伊朗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并由占总人口90%的什叶派主导。伊斯兰教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准则，其权威不容挑战。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表示，在理想的政体中，国家权力应该由阿訇执掌，议会仅有有限的权力。
然而，与苏联和东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尽管伊朗奉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这个国家却同时拥有较为发达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媒体政策，这正是伊朗的吊诡之处。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就曾经在多党制和一党制之间摇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于1985年宣布实行一党制，“伊斯兰共和党”为执政党，其他党派均被取缔，但随后伊朗于1988年颁布了政党法，并于1998年做出修改，尤其在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的合法政党和组织逐步增加，已经达到100多个，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建设公仆党”、“伊斯兰参与阵线”、“德黑兰战斗的宗教人士协会”等。当前伊朗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上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进行。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都公开宣示自己的基本立场，例如1997年当选的总统哈塔米被认为是改革派或温和保守派，而2005年当选的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则是极端保守派。在今年6月12日进行的大选中共有四位候选人，其中内贾德和雷泽是保守派，而穆萨维和卡洛比则是改革派。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作为神权国家的伊朗，其政治生活反而比前共产主义世俗国家更加公开和透明。
此外，伊朗的选举和推举制度不仅仅适用于总统，也同样渗透在议会、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等各个重要机构。伊朗议会由290名议员构成，每4年通过全民普选产生，哈塔米执政期间，改革派一度在议会中得势，而在2008年最近一次的大选中，保守派卷土重来，占据了多数议席。伊朗总统每4年选举一次，最多连任两届，但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只是第二号领导人，他要受到最高领袖的制约。最高领袖控制伊朗的武装力量，并有权就安全、国防和外交政策做出决策，最高领袖是由伊斯兰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推举产生的。专家会议负责委任并监察最高领袖，并有权将其罢免。专家会议由86名成员组成，在1998年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首先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资格。而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宪监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6人由最高领袖委任，另外6人则由司法机关提名并经议会批准产生。成员任期6年，负责审核议会通过的所有法案以监督其合宪性以及与伊斯兰教义的一致性。此外，宪监会还有权审议议会、总统和专家会议的候选人资格。目前，宪监会控制在保守派手中，保守派借助宪监会的强大权力，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全面控制，这也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焦点之一。
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尽管伊朗一直饱受欧美国家批评，而且自从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以来，国家政治生活趋于保守，新闻自由也受到进一步控制，目前伊朗多数报纸都支持政府，所有电视台均为国家所控制，现任总统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尽力窒息反对派声音。但作为选举和政党制度的对应产物，尤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现状相比，伊朗的媒体制度仍然算得上较为开放。
由此可见，尽管从世界通例的眼光来看，受制于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朗的政治架构颇有叠床架屋的累赘之嫌，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伊朗也仍然在艰难地探索现代化转型中自己的独特道路。同中国一样，伊朗背负着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和百年来的政治遗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实现现代化转型。伊朗把阿拉伯的神权政治同西式民主选举结合在一起，其中不无矛盾与冲突之处，但即便如此，“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尤其选举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值得其他转型国家认真对待。
2009年7月31日 星期五
RFI：伊朗总统选举折射现代化转型
夜郎为何不能自大？
―作者：程映虹（原载《纵览中国》11/07/2009）
“汉朝的时候，在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很小的县，叫作桐梓县。在桐梓县往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夜郎国。夜郎国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国土却小得非常可怜，和中国的一个小县一样大。可是夜郎国的国王却十分的自大骄傲！以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很大，不晓得临近的国家有多大！有一次，汉朝派人去拜访夜郎国的国王，他一脸骄傲地问：“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究竟是那一个国家大呢？”汉朝的人一听，都忍不住想笑呢！”
以上这段文字，抄自互联网上的一个以“互动百科”自诩的访问量(或互动量)很高的网站，而从这段文字的语气上看，它十有八九源自某一个给儿童启蒙的汉语类读物。写下这段文字的人，是自觉地用自己浸淫其中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去毒害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嘲笑的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大，但骨子里是为了建立“大小之别”，而这个大小之别又是以汉与非汉来对比的。故事中一再重复的“小”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小”不但可悲可卑，而且可笑可怜，而“大”则是伟大，宏大，博大；“小”是夜郎，当然是“非汉人”，而“大”则是“汉”的代名词，所谓“大汉”“大唐”“大明”、“大清”(清统治者虽非汉族，却以汉人道统的后继者自居)一直到现在的从卷烟名称到舞台表演中的“大中华”等等都是如此。更有的网站说，拜无知和自大的福，我们今天还知道夜郎，不然这个小国的名称早就湮没不彰了。
幸而不是所有有影响的中文网站都是如此。“百度百科”对“夜郎自大”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它说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今天这个成语“属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但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误读的历史。”因为“司马迁在这个故事里叙述了夜郎国和汉朝的一个外交事件，其实当时夜郎王和滇王都只是因为没有信息的朴素的发问。就象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城里，然后问，城里粮食产量高还是我们乡下产量高啊？这样的问题虽然有点可笑，但并不至于说成‘自大’。”
在司马迁的时代，尽管儒家已经被奉为意识形态的正宗，但太史公撰<<史记>>还没有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他只是写下这段汉与非汉之间的交往，没有更多的的褒贬。但后来随着大汉族主义话语的成型和发展，这段历史就变形成了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而到了“互动百科”引的这段话里，司马迁的原话完全不见了，作者添油加醋，不但连用数个“小”字，而且“一脸骄傲”和“忍不住想笑”都出来了，把汉语绘形绘色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用来给儿童启蒙，可以说再有效不过了。经过这样效果良好的启蒙，孩子长大后，要让他们接受“百度百科”中的解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和很多和历史真相有关的记忆在中国遭遇的命运本质上是一回事：从小就被灌输和习惯了谎言的人，长大后遭遇真相时总会有心理障碍甚至情感抵触。
但即使是“百度百科”的解释也仍然有它的问题，不脱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它把滇王和夜郎侯比作农民进城(这又牵扯出城乡歧视，不说也罢)，承认他们问的问题虽然并没有自大的意思，但仍然有点可笑。其潜台词是作为城里人，我们当他刘姥姥，不必去计较。
灌输汉与非汉的大小之别和明昧之辨外，这个流传了少说也有上千年的成语本身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考查司马迁的原话，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夜郎，而是比夜郎大很多的滇，即今天的云南。为什么到了成语中就只剩夜郎了呢？是不是因为把比夜郎大得多的滇也放进去的话，这个成语所要达到的可笑和可傲的程度就都会打折扣了呢？因为如果只是夜郎侯不清楚汉到底有多大，可以说是他的孤陋寡闻，但如果连滇王也不知道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汉的“知名度”在当时的“国际上”有问题或者汉朝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去掉大的留下小的对于表达大汉族主义观念无疑要方便一些。
最近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的英文书《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BetweenWindsandClouds─TheMakingofYunnanSecondCenturyBCEtoTwentiethCentury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8)，其中从历史的长时段考查了云南的历史是如何在汉文化中被叙述的，以此来说明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对于上面的滇被排除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猜测有一些佐证。杨斌不但强调云南在历史上有它独立于中原汉文化的文明，而且认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其实和东南亚更近，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建立于云南的南诏国曾经和唐朝和吐蕃在东亚三分天下，后来的大理也十分强盛，直到被蒙古(注意，不是汉人，更和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无关)所灭并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的行省。元朝建立的有效统治被明清继承，所以云南直到元明时期才算并入中国。此前虽然中原王朝把云南列入朝贡体系甚至一度在云南“搞”过中原的郡县制，但由于当地的反抗，从来没有能建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
因此，中国主流历史学界沿用明太祖朱元璋的“钦定”历史判断，说云南“早在汉朝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根据不充分，而且是对云南历史从汉文化扩张角度作的简化，是对云南本地历史言说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杨斌称这种汉文化历史言说的霸权为“汉文化的东方主义”，它立足于华夷之辨和汉族文化优越论，把非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他者”，不但在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甚至渗透了日常生活的语言。例如，“云南”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杨斌认为，和中国多数以某一个地理坐标(如山、河或湖)为参考物的地名不同，在“云南”这个地名的背后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这块土地在遥远的云之南)，用来统称这块土地上极其多元的地域单位和族群文化，完全是为了中原王朝的方便而无视这里的特性和差异。生活在被中原王朝称为“云南”这个地方的当地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一度共享一个比较广泛的名称，那也不是“云南”，而是“滇”或“大理”等等。但中原王朝就是要把“云南”这个对当地人来说莫名其妙的地名强加给这块地方和这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族群。这和欧洲殖民主义以和欧洲距离的远近来定义的“远东”“近东”和“中东”有什么差别？
在一个相近的意义上，“新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前两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听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说，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她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句话中的自相矛盾(既然是“新”开拓的边疆，“自古以来”又从何谈起？)。我想，大概很少有几个汉人对这样的陈述会有这样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夏威夷”这个地名可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把一个外文的地名译音赋予如此强烈的汉文明优越论的内容，堪称语言技巧和阿Q精神的珠联璧合。
和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言说最终建立霸权地位的过程类似，“云南”这个汉文化东方主义的发明也是随着汉族和中原王朝对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成功而最终建立的。既然是殖民主义，这个过程当然不免血腥。从汉朝到清朝的历史记载中，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连篇累牍的“叛”与“剿”的文字和“斩首”若干千甚或若干万的统计。诸葛亮七擒孟获是汉文化制造的汉人智慧和道义优越论之神话的杰作，它不但遮盖了汉殖民主义同样霸道和残暴的历史，而且渗透进汉人意识，其程度不下于“夜郎自大”。在为诸葛亮抚掌称快的同时，汉人们往往很少想到问一下：孟获们为什么要反抗，而且是连着七次？就像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理论一样，历来的汉文化优越论之言说只提汉人的传播“文明”和对土著居民的“宽厚”，好像历来就是“孟获”们享受优惠和特权，欠中原王朝的比山高比海深，但却从不知感恩，而很少告诉人们中原帝国在这些“蛮夷之地”掠夺了多少金银财宝、马匹、耕牛、皮革、矿产和形形色色的其他财富，又征用了多少劳力，拉了多少壮丁，毁灭了多少本地文化和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汉文化的成语嘲笑的小不点夜郎国在沦为中原王朝属国甚至属地之后也履有“暴乱”的记录，拒绝朝贡和出劳役，斩杀中原使节和官吏，宣布“独立”，仅汉朝时就不下数起。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对西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道德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就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中的那些被汉文化的神话和谎言掩盖的原罪。
汉文化优越论或汉文化的东方主义是今天中国不断恶化的族群矛盾的一个深层次的历史和心理原因。我们追问“夜郎自大”和很多类似的汉文化现象的来历，并不是要走到彻底否定或者抛弃一切此类成语或者其他类型的语言表达的文化虚无主义(“汉城”改“首尔”是众所周知的例外，而特别恶劣的如“畏吾儿”和“僮”也早已不得不改了)，而是要对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心理和情感作批判性的反思，看看自己作为汉人为何对此敏感，对彼麻木，并把自己放在非汉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拿“夜郎自大”来说，语文老师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在已经约定俗成的成语以外的意义上，夜郎国问一句“汉与我孰大”不但完全正常，而且是一种为自己的文化和群体感到骄傲的表现。我们今天不但不应该再去嘲笑两千年前的夜郎，而且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夜郎自大会名列“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夜郎因其莫须有的“自大”而在汉文化中被嘲笑了两千年说明了什么？再进而言之，夜郎为何不能自大？又是谁不让夜郎自大？
阿基米德的镜子
方舟子
公元前213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罗马执政官马塞卢斯率领一支60艘战船的舰队，攻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叙拉古。
此时，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正带着大军在罗马大地上游荡。罗马军团不敢与之正面交锋，试图切断汉尼拔大军的补给线。叙拉古正是从汉尼拔的北非老家到意大利这条补给线上的关键港口。叙拉古原来一直与罗马结盟，在3年前汉尼拔大败罗马军团后，就倒向了迦太基。
罗马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每艘战舰有三层甲板，由150名桨手行驶，载着75名士兵，25名军官和水手。其中有8艘战船经过改造，每两艘连在一起，载着一架威力巨大的攻城机。罗马军队用它来攻城，几乎攻无不克。但是马塞卢斯知道这一次非同寻常，因为叙拉古城里住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工程师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靠给政府设计武器获得报酬，因此得以衣食无忧地研究纯学术问题。
当罗马战船驶近城墙时，它们遇到了阿基米德的第一种武器——巨大的投石机抛出大石头，向甲板、桅杆和水兵砸去。有的战船躲过了被砸沉的命运，驶得更近了，这时阿基米德的第二种武器派上了用场，小型的投石机从墙洞射出石头，虽然石头较小，但是速度更快，更密集，罗马水兵纷纷被击落水。有一些战船还是驶到了墙底下，开始攻城了。这时从墙头伸出一根根又长又粗的木梁，扔下沉重的铅块，把战船和攻城机砸烂。然后，罗马水兵见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武器：一架架起重机从墙后伸出来，晃动铁爪，钩住了船头，把战船垂直地吊起来，一松开铁爪，战船就被翻了个底朝天。马塞卢斯见了此情此景，感叹道：阿基米德在用我们的船从海里舀水。
最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群叙拉古士兵出现在墙头，一致地晃动手臂，一道白光射向一艘还在一箭之遥的战船，这艘船就被点燃了。然后又射向第二艘、第三艘……罗马战船一艘艘地烧了起来，马塞卢斯赶快下令撤退。在这场被马塞卢斯称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个人的战争中，阿基米德取得了胜利。马塞卢斯必须另找攻占叙拉古的办法。
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
我们可以确定发生过这场战斗，而且罗马舰队被击退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阿基米德设计的武器在击退罗马人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靠的记载表明罗马舰队饱受石头、铅块的狂轰乱砸，也遭遇铁爪起重机的重创。但是早期的记载都没有提到阿基米德还用了能点燃战船的秘密武器，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罗马战船起火了。
到了公元2世纪后期，罗马诗人卢坎才首次说到阿基米德用科学办法把敌人的船只点燃。此时距离这次战斗已过了400年，而且卢坎也没有具体地说阿基米德用的什么办法，可能只是用了更普通一些的点火办法，例如向甲板抛掷装了硫磺、油脂、沥青的火罐。还要再过300年，才有一名希腊数学家首次记载，根据传统说法，阿基米德用镜子点燃了一箭之遥的敌人舰队。
可见这个传统说法缺乏可靠的史料，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阿基米德研究过光学，显然知道用凹面镜能够聚焦阳光。但是当时的技术是制造不出一面足够大的凹面镜的。替代办法是用很多面平面镜排列成一个抛物面，同样能够聚焦阳光。传说阿基米德就是这么设计的，让许多士兵人手一面镜子，排成了一个镜子阵。
阿基米德掌握了足够的光学知识能设计出这种光学武器。但是这样的武器真的能派上用场吗？轻信的古人从不怀疑，文艺复兴之后就不同了。笛卡儿认为那是虚构的故事，而布封却在1747年用实验证明阿基米德能够办到。布封用168面20x15厘米的镜子聚焦阳光，点燃了大约50米外的木头。1973年，希腊科学家试图重现当时的情景。阿基米德时代古希腊人还不会生产玻璃镜子，只能用的是铜镜或磨光的盾牌。在雅典的一个海军基地，士兵们举起了70面1.5x1米的铜镜，瞄准了50米外的一艘小木船。起初，许多人没法聚焦，经过反复练习后，终于对准了，几秒钟后木船开始冒烟，很快就烧了起来。
2005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园里做了演示，把127面30x30厘米的镜子对准30米处的木船模型。对准大约10分钟，木头烧了起来，他们让它烧了一分钟再扑灭，在木板上烧出了一个洞。随后他们到旧金山，对停泊在海上的真木船做实验。这回用了300面镜子，让船舷冒烟、烤焦，有一个地方出现小火，持续燃烧了2个小时后只烧出了一个小洞。但是并没能点燃木船。
这些实验结果不足以令人信服，用到实战上就更成问题了：叙拉古士兵如何知道要准确地把光线对准哪一点？即使目标被一致对准了，罗马战船怎么会保持静止一段时间让他们聚焦？浸泡在海水里的战船是否能像干木头那样被点燃？如果点燃了，火势很小，会不会很快就被船上的士兵扑灭？
即使这一光学武器在理论上可行，在实战中也不实用，还不如发射火箭或用抛石机发射火团更好用。但是它听上去比火箭、抛石机神奇多了，更适合用来讲故事，传说于是出现。就算明知它不可信，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让它一直流传下去。
2009.7.27.
（《中国青年报》2009.7.29）
(XYS20090729)
2009年7月30日 星期四
当局为何不理睬预警——对“7·5”事件的追问
胡平来稿／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专访披露，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萊特.尼亞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得还早。
按说，海莱特提出的三条建议是比较周全的。首先，政府出面讲话，可以疏解维族人的不满，缓和紧张局势。即便还有极少数人要闹事，起码不会闹到那么大的规模和程度。与此同时，政府再调集大量军警严加防范，并告知汉人做好自我保护，就算不能消除暴乱于无形，至少也能减少到较小的程度。然而政府却偏偏是一条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需要追问，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吗？不可能。用不着海莱特7月4日下午来提醒，早在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马上就会想到：1、有维族人会上街，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给个说法；2、有人会冲击政府；3、有人会报复，打杀汉人，等等。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预加防范呢？其实，政府决不是没有预加防范。根据中新社7月6日的报道，七月五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由此可见，在打压和平抗议方面，政府是早有充分准备，动作神速。到了九点钟，有不少维族青年冲到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保护自己也是早有准备，固若金汤。政府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决不是警力够不够的问题，因为你政府至少可以还有多少就派多少嘛。如果担心警力不足，还可以象海莱特建议的那样，让汉族平民自己保护自己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别有用心。
根据官方报道，暴乱是在八点半以后开始的，大量暴力行为是发生在乌鲁木齐南边的维汉聚居区。然而根据《纽约时报》7月17日的报道，在整个暴乱过程中，简直看不到什么军警的影子，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暴乱已经接近尾声时，大量的军警才出现。《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地提到，在打砸抢开始不久，一位姓韩的出租车司机被维族人硬从车里拽出来，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却没有上前制止。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这难道还要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吗？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吧。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警察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2009年7月29日 星期三
RFI：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于7月27日启程访问欧洲
发表日期 24/07/2009 更新日期 24/07/2009 11:44 TU
据“国际西藏邮报”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于7月27日启程访问欧洲3国。达赖喇嘛将接受波兰华沙荣誉市民称号，并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专题研讨会，然后去瑞士传授佛法教义。
该报网站还引述印度时报的消息称，达赖喇嘛9月底至10月中旬访问美国时，将可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印度时报称，美国政府作出这项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另据挪威西藏之声7月22日消息称，近来在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州炉霍县乔拉（译音）境内，当局突然下令，要求藏人在各自寺院和家中供奉达赖喇嘛法相，并向藏人发放大型的达赖喇嘛法相，令所有藏人不解、惊讶，甚至产生怀疑。
2009年7月9日 星期四
它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特稿：镇压太成功，不会想民主
（标题为傻逼多维编辑所拟，不着边际）
如果中国官员们都这么想就好了。
可惜，即便是在报导说乌鲁木齐市至少有156人死亡后，中国的许多官员还将新近发生的这场暴乱－维吾尔人打砸抢烧汉族人的店铺－简单地说成是维族人“忘恩负义”。
纽约时报发表来自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一篇题为“北京总是赢家”（Beijing Always Wins）的评论文章。该文章说，中共的官方报刊《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评论员文章称，此次示威是“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公民们不满受歧视的政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怒。眼下这种观点在首都北京非常普遍。很少有人因为对政府所采取的武力行为感到意外，不少人还击掌称赞。在北京的一名商人就对汉族同胞表示关怀，并责问维吾尔人，“他们对我们给他们提了供那么多金钱，他们感谢过吗？”
爱国主义热潮，加上人们担忧动乱可能会损害他们从经济改革中艰难赢得的利益，这些会为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赢得了更多支持。而维吾尔人的真正苦恼则鲜有人关注：北京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严格控制；汉族人移居到新疆，抢走当地的好工作；以及少数民族在政府部门中没有地位的事实，在中国，做工商业大部分也都要通过政府。
在新疆，宗教信仰、当地民俗和教育选择，这些都由国家牢牢控制住。清真寺可以得到修理和翻新，但是，孩子们却被不允许入内参加礼拜。在暴乱发生后一天，人们再次聚集在乌鲁木齐的清真寺外示威抗议，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的心声。这些示威活动也很快被地方公安驱散。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成功孕育重复：政府的成功模式在一次次事件中重复，而政府在与示威者的博弈中似乎总是赢家－通过镇压，通过说服民众返家，通过关押示威活动领导人，等等，最后赢的总是政府。上个月，在湖北石首，关于一名年轻人的离奇死亡的谣言引爆了数千人的游街抗议，但是，警察一出动后，人群很快就因恐惧而作鸟兽散。近期在贵阳因为土地纠纷和就业问题引发的几起暴乱，很快也都在当地党政官员、警察和武警的协力下扑灭。鲜有迹象表明，政府愿意通过对话而不是压制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一些来自乌鲁木齐的报道也显示，示威活动一开始是和平的，大部分打砸抢烧是在大批武警出现后发生的。
党干部都清楚，北京的领导层大都由不惧使用武力来镇压示威的官僚们组成。例如，1989年镇压天安门事件和西藏暴乱时，中国决策人就称其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党员们似乎十分清楚，谁支持镇压，谁就能飞黄腾达。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还认为，许多中国官员在处理威胁到他们统治权的情况时，手法老道，而且，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先进科技。在新疆暴乱发生不久后，当地的手机和网络服务就被切断。当暴乱发生的消息传出后，大部分新闻都被官员们高明地控制着。我在北京的朋友就在他们手机上收到短信，讲述政府标准版的暴乱经过。政府的代表还四处散发国家新闻部门拍摄的照片。
官方的新闻媒体提到了汉族人的店铺被抢、被烧，不过，却对维吾尔人的摊位受到攻击只字不提，而且，还反复提倡安定和谐的口号。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这些政府机构在处理暴乱事件时屡战屡胜。这就决定了大规模暴乱肯定会被血腥镇压的命运。它还显示，社会动乱并不会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党太强大、太有信心，不会允许自下而上的变革。
OP-ED CONTRIBUTOR
By RUSSELL LEIGH MOSES
Published: July 7, 2009
Beijing
THE riot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the home of China’s Muslim Uighur minority, will affirm to many analysts outside the country that social unrest is a direct threat to the continued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f officials don’t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how to avoid such uprisings, this argument will run, the government could eventually fall.
If only Chinese officials saw things that way.
But even after at least 156 people have been reported dead in the city of Urumqi, many officials here see the recent violence — with Uighur rioters torching businesses owned by Han Chinese, China’s ethnic majority — as simple ingratitude.
A front-page editorial in the state-run People’s Daily described the protests as criminal actions by rioters, not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complaints of citizens angered by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That view is already popular here in the capital. Few are surprised by the violence meted out by the state, and more than a few applaud it. A merchant in east Beijing expressed allegiance with his fellow Han entrepreneurs and, referring to the large outlays of aid to Xinjiang, asked of the Uighurs, “Where is their thanks for all the money we provide them?”
Both nationalistic fervor and the fear that instability might reverse the hard-won individual gains of economic reform combine to create more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hard-line approach. Less discussed are the Uighurs’ real grievances: Beijing’s tight control over the practice of Islam; Han Chinese who migrate to Xinjiang and take the better jobs there; and the fact that ethnic minorities lack regular access to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where business in China is largely done.
Religious practice, local customs and educational choices in Xinjiang are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to a draconian degree. Mosques are being repaired and modernized, but children have not been allowed to attend services. The follow-up demonstrations in Urumqi the day after the riots erupted took place outside mosques, testifying to the rallying cry of religion for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Muslims. These protests, too, were quickly broken up by local security forces.
Success breeds repetition, and the state always seems to win every contest with protesters — by cracking down, by persuading peop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by imprisoning suspected ringleaders. Last month in Shishou, in Hubei Province, rumors surrounding a young man’s mysterious death drew thousands into the streets, but a display of force cowed demonstrators, who ultimately retreated. Two recent incidents of unrest in Guiyang, in southwestern China — over a land dispute and employment — were quickly brought to a halt when officials, accompanied by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dispersed the crowds. Little indicates that dialogue is preferred to repression. Indeed, some reports from Urumqi indicate that the demonstrations began peacefully, and much of the marauding occurred only after security troops appeared in large numbers.
Party cadres know that Beijing’s leadership is largely composed of officials who have not been shy about using force when protests emerged. For example, the crushing of dissent that took place in Beijing and Tibet in 1989 is seen by Chinese decision-makers and the cadres they sponsor as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reform. Party members seem to be keenly aware that that those who supported the crackdowns were quickly helicoptered into high-level positions.
Many Chinese officials are quite sophisticated in their responses to threats to their governance, and they are not tone-deaf to technology. Cellphone service and Internet access were both blocked within a few hours of the first demonstrations in Xinjiang. When word of the unrest cascaded out, much of the news was artfully managed by officials. Friends of mine in Beijing received unsolicited messages on their cellphones that provided the government version of the unrest.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handed out discs with pictures taken by state news organizations.
The state news media talked up the looting and burning of Han businesses but said nothing about attacks on Uighur establishments, and repeated mantras about stability and order. Rumors ran rampant in the run-up to these riots,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bullets flew faster and struck harder than netizens’ bulletins.
The state apparatus has become dizzy with success in dealing with unrest. This gives little hope that further mass outbreaks will not be violently crushed.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ocial upheaval will not pave the way to democracy. The party is too strong and confident to allow change from below.
Russell Leigh Moses is writing a book 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China.
香港媒体：乌鲁木齐车站挤满离开者
新疆乌鲁木齐7月9日局势虽然稍为缓和，但火车站和机场都挤满大批维族和汉族人士离开，很多车票已售罄。
香港电子传媒报道，有一个维族人拉着一包包的行李，带同妻儿等10多名家眷周四早上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据他表示，已被汉人老板革职，加上感到局势混乱，所以举家回乡。
火车站挤满很多赶着离开的维族人，到新疆南部维族人口较多地区的车票几乎全售罄，其中喀什的车票这两天都售清。离开的亦包括很多汉族民工，因感到局势混乱，唯有回家乡一避。
由于现时情况紧张，加上火车站人流众多，火车站内有大批警察驻守和四出巡逻。至于机场，亦有不少人准备离开乌鲁木齐，包括公干的维汉族人，但机场航班正常，未见出现抢购机票的情况。
其中一名维族女子说，大家都很害怕，家里的人不停打电话，反覆叫他们不要到户外，不要四处走动，单位亦来电问平安，又叮嘱要注意安全等。
路透社：乌鲁木齐维族人自制路障保护自己
新疆乌鲁木齐7月9日市面气氛也稍为缓和，但有报道称，维族人自制路障，保护自己。9日晨，通往维族人居住区的道路依然有大队武警拦断道路，不许车辆通行，维族人社区大批驻扎武警继续保持监控。
星岛日报引述路透社报导，维族人聚居的大巴札附近，居民自制路障，配备刀和棍戒备，表示要保护自己。居民又表示，军警在区内追捕维族人，记者目击多名佩戴防暴装备的警员进入小巷，听到破门声音，其后有维族青年指，警方带走一些受伤及无居住证明的维吾尔族人。
《纽约时报》访问一名儿子在骚乱中死亡的汉人(Lu Sifeng)，他指在警署认尸时，看过逾百相片，发现大部分死者都是汉人，大都是被割头或头部受重击而亡。他又表示，因为中央鼓励开发大西部，他才决定由河南省举家移民到新疆做生意。
9日晨，通往维族人居住区的道路依然有大队武警拦断道路，不许车辆通行，维族人社区大批驻扎武警继续保持监控。乌鲁木齐汉人商业区，显得相当正常，清洁人员打扫街道，一些店舖职员进行清洁准备营业，有长者外出做运动，只是人民广场暂时还不能入内。
乌鲁木齐单位开始恢复上班。市内的车辆较日前多，部分交通工具恢复行驶，部分商店恢复营业。另外，新疆骚乱后，有首批台湾游客抵达乌市。来自台湾花莲一行 11名游客，8日晚间由深圳抵达乌鲁木齐，开始他们为期12天的新疆之旅。尽管来新疆之前当地旅游局已经发布通知，希望该团队能顺延行程，但游客们依然按照行程未作调整。
9日晨，他们打算乘车前往距离乌鲁木齐约150公里的五彩湾游玩。旅行社领队刘佳表示，旅游团游客其中10位是女士。团队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70岁的老师，许多人都是第二、三次来新疆。旅游团明天将返回乌鲁木齐，然后去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
2009年7月8日 星期三
BBC：4000公里的导火线
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新疆的骚乱事件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引起了新一波维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对立。
周日乌鲁木齐维吾尔人示威的直接起因是远在4000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6月26日发生的维汉两族员工斗殴事件。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斗殴事件是因为有人“造谣”说该厂有汉族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奸，结果数百人参与的斗殴导致两名维族员工死亡， 100多人受伤。
出事的旭日玩具厂香港老板蔡志明称，是响应政府的扶贫政策才聘用了这批新疆人。
不过，纵观新疆近年来向中国内地、沿海劳动力输出以及这一政策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韶关事件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但新疆少数民族对劳务输出的抵触由来已久。
从疏附到韶关
韶关斗殴事件中的维吾尔族人主要来自新疆喀什附近的疏附县。5月21日离开疏附的这400多名农村青年已经是这个只有36万人口的小县今年送出去的第七批外出务工人员。
在内地省份，河南也好，安徽也好，谁都无法想象一批青年南下打工会有当地党委、政府举行欢送仪式。但疏附县和新疆其它县市一样不仅举行了仪式，行前还由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汉语、法律甚至礼仪方面的培训。
可以看出，和内地外出打工不同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出去打工更多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更多的不是一个外出赚钱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东西合作、“民族互助”的政治问题。
而更根本的不同还在于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不同的观念。
内地汉人相信“人挪活树挪死”，离家打工是多数人自然、自发的选择。而新疆农村的很多维族父母则担心，孩子外出打工会“学坏”，会“惹祸”。
对年轻穆斯林女子来说，外多打工则面临更大的来自传统习俗的压力，甚至会担心连未来找婆家都可能受到影响。
打工运动
正因为这样，劳务输出这个中国西部开发经济大战略的构成部分在新疆变成了政治任务。
至少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地各级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工作。
乡村干部（往往由经常是汉族的乡党委书记牵头）和青年团、妇联一起，不仅做可能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工作，也去作他（她）们父母的工作；不仅作普通村民的工作，也作民族人士，比如阿訇们的工作，让这些有威信的人出来宣传外出打工的好处。（新疆有些地方过去曾用同样手法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并不严格。）
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劳务输出的目标和奖惩办法。有的县甚至把措施具体到了一个单位完成计划奖励几千元，具体工作人员输出一个劳动力奖励几十元的程度。
还有的县向同意外出的青年家庭奖励电视机，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
在真主和金钱之间
按照一般汉族人的想法，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这也是很多主持劳务输出工作的新疆汉族干部的自然想法。但是正如藏人把来世看得比今生更重要一样，对很多新疆穆斯林来说，他们贫瘠的乡土、他们去礼拜的清真寺比内地的高楼大厦、比数倍于眼前的收入更加重要。
何况，面对已经政治化、运动化的劳务输出，人们也可以问：内地也提倡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办法为什么在新疆不能大力推动，而一定要把劳力转移出来？
近年来，在大约有800万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包括各种年龄段）的新疆已经有十几万人次（青壮年为主）外出打工。而同时，每年在棉花收获等农忙季节又有大批内地汉族农民工进入新疆。
另外，在包括疏附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县，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劳力输出真的是脱贫致富的唯一灵丹？
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后果
新疆少数民族员工在内地或者沿海地区工作的收入和待遇应该说还是过得去的。根据地区的不同他们基本都有1000元上下的月收入，他们一般也都每年给家里寄回数千甚至上万块的积蓄，也可见他们在打工地的消费并不多，生活并不宽裕。
接受和派出务工人员的地方也不能说没有意识到这些少数民族员工的特殊性，一般派出地也会有带队干部陪同。
在韶关，这批维族员工到来后，当地劳动和宗教部门就曾考察了他们打工的玩具厂的食堂和宿舍。
不过，现在我们仍无从知道这批维族人在厂里工作生活的情形到底如何。
韶关骚乱发生后，玩具厂老板、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对香港《明报》表示，这次事件“主要由于厂内新疆人与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出现差异”。
近年，中国企业，特别是沿海加工企业经常发生因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起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汉族员工来说不过是劳资矛盾，但对少数民族员工来说就可能加上了民族矛盾。
而这一点，估计很难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企业主和以确保当地经济增长为要务的地方官员所愿意考虑的。一旦出了问题，还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承受后果。
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民族关系，连“新疆”这个名字本身今天听起来也显得怪异，因为乾隆年的收复已经有250多年，新中国的自治区也成立了50多年。
新疆固然已经不新，但新疆仍然特殊。劳务输出如此，其他事情也如此。
中国各地近年拆迁纠纷不断。在新疆，南疆名城喀什的老城也不断在保护和改造的名义下遭到蚕食。
周日的骚乱已经暂时平息，但难保动荡下一次又因为哪个地方的“旧城改造”而再起。因为对地方官和开发商来说，中央政府的维稳大计远没有他们的政绩和金钱来得重要。
中宣部北美办事处紧急通知（疑为票拟）
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祖国母亲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每一个网络评论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苦劳动保卫共和国的网络防线。
根据上级指示，综合这次新疆暴乱后海外各国中华儿女的反应，考虑到国情的不同，现有如下重要决定。这次新疆暴乱后加拿大的网络宣传员表现最为积极活跃，发帖次数最多，语气最为激烈，爱国气氛最为高涨，鉴于加拿大找工作困难，谋生不易，当地网络宣传员可以在早7点晚7点的正常工作时间发帖工作，所以对于加拿大网络宣传员的计件报酬，由每帖五毛人民币涨升至当地网络宣传员可以在早7点晚7点的正常工作时间五毛加元，其余时间仍然是五毛人民币。 网络宣传员要遵守法律，自行申报加拿大个人所得税。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 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网络评论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绩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以上16条，是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指南。希望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落实贯彻，在“保先”运动中争做先锋。
乌鲁木齐汉维居民再度上街与武警对峙
来自乌鲁木齐的报道说，当地7月8日早晨解除宵禁后，分别有汉维居民上街与武警对峙。在当地的境外新闻机构记者报道说，街头分别有大批持棍棒等武器的汉人和维族人分别聚集。
法新社报导，新疆乌鲁木齐的气氛仍然紧张，7月8日再有数以百计的维吾尔族人，手持武器与大批武警对峙。维族人不断叫骂，但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报导说，一批维吾尔族人与汉人在警方分隔线互相叫骂，有直升机空投宣传单，指近日的暴乱由热比娅所策划。
BBC中文网报导说，有汉人追打过路维族人的事件发生。香港媒体播出在乌鲁木齐街头采访一名维吾尔族妇女的画面，她说星期二亲眼看到一名维族人被汉人打死，自己也感到害怕。画面显示她周围的汉人听到她的话后开始表示不满，她则坚持自己的说法，并说自己也对维族人杀害汉人的做法感到气愤，但希望汉人了解不是所有维族人都与汉人对立。
不过记者报道一些围观汉人情绪激动，随即有武警出现驱散围观者，并保护那名维族女子离开。BBC记者夏昆汀从乌鲁木齐报道，从星期二夜间开始，又有更多武警进入该市。而从香港记者拍摄的乌鲁木齐街头景象看，街头仍有不少正常活动，很多人仍然上班，虽然公交车数量减少，给交通造成困难。
另外报道说很多商店都不再开门，加油站也只给有许可证的车辆加油。乌鲁木齐民族矛盾持续恶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因此取消参加八国集团峰会的计划，提前由意大利返回中国。
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代表胡锦涛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而胡锦涛对葡萄牙进行访问的日期将由两国另行商定。
2009年7月7日 星期二
事态正在稳步发展
维汉两族分别示威，新疆种族冲突加剧
自由亚洲电台乔龙／新疆维族示威活动持续，乌鲁木齐星期二再有数百名维族人上街，抗议当局大举抓人，不少示威者是女性，与手持长棍的武警紧张对峙。而当地汉族人也持械上街，报复维吾尔人，警方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一场大规模种族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官方宣布周二晚实行宵禁。
周二乌鲁木齐抗议示威行动还在持续,而且先后分别爆发维族和汉族人的示威。据官方新华社星期二报道，当天新疆自治区外宣办透露，上午，由乌鲁木齐市外宣办人员带领境外记者约６０人，到“７•５”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涉及区域之一赛马场采访时，被数量不明的人围堵。不过，据香港多家电视台发回的画面显示，当局安排采访时，约200名维吾尔人在境外记者面前，不少是维吾尔族妇女，抗议当局大举抓人，要求释放她们的家人。有人对着境外记者的镜头哭泣，情绪激动。示威者一度与手持长棍的公安紧张对峙。 当地市民方小姐对本台表示，她也获悉此事：“听说是在别的地方”。记者：现在你们那边可以上网吗？市民：上不了。 中午11点许，新疆所有可被拨打的手机都变成空号，而在网上搜索到的几乎都是政府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市民的手机收到有关维族人结伙冲入汉族小区砍杀，又称各小区已经自发组织防备的简讯。
到了下午三点许，乌鲁木齐至少三百名汉人以刀棍、铁管、锄头为武器，破坏维吾尔人的商店，与维族示威者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设法驱散。路透社和美联社指，这大批汉人数以百计，但法新社表示有数以千计。 市民崔小姐对本台说：“见维族人就打，身上血淋淋的，而且你杀的是平民啊，今天中学也放假，单位也放假”。 路透社报道说，一些汉人最初试图奔向人民广场，警方阻止他们前进，用扬声器呼吁他们停步。此时，维族和汉族人互相掷石，部分汉人高叫“攻击维吾尔人”。也有汉人说：“之前是他们攻击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攻击他们”。虽然公安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但未收效。 新疆自治区政府宣布，乌鲁木齐周二晚上宵禁，时间由晚上九时至翌日早上八时。当局周二举行第二次记者会，强调这次骚乱是由境外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策划，市长衣沙木丁在记者会上谴责热比亚：“热比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分裂分子，一直在明里暗里，从事民族分裂破坏活动，有事实表明，这次7.5乌鲁木齐打砸抢、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是热比亚及世维会精心组织策划的”。对于这些指控，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指当局误导汉人，转移矛盾，缓解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利用控制的新闻媒体大量丑化维吾尔人的合理要求，以敌视性的宣传，误导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中国移民当中，中国的安全人员也采取这种煽动性的宣传，其目的无非想把维吾尔人和北京政府之间矛盾，转移成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迪里夏提表示，已有更多的维吾尔人被捕。根据当局最新公布，共逮捕了1434人，其中男性1379人，女性55人。而周日骚乱的死亡人数，已增至156人，另108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129男，27女。 市民张小姐也告诉记者，当局仍在追捕肇事的维族人：“现在还有个别地方是在戒严，南门和人民广场附近，还包括二道桥，大巴扎那一块”。记者：现在是不是还是在抓维吾尔人？张小姐：啊，对啊。
据了解，当地政府已呼吁民众减少出门，本台向一位政府官员询问：“政府是不是呼吁市民尽量不要上街？”官员：正常工作嘛，上什么街。看情况，你要是觉得不安全，你就过一段时间再来。记者：类似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吧？官员：民族分裂分子怎么能从来没有过啊，长期存在的。他们一直想找事啊，一找到机会就要整一下事啊。
2009年7月4日 星期六
国家图书馆借书记
作者：周继武
3月底，我去北京国家图书馆借阅中国平民教育史上重要人物陈筑山的著作《国族精神》。
承蒙图书馆咨询组热心指点，在典藏阅览室找到了这本1940年代出版的小册子。
除了办理“读者卡”收费20元，典藏阅览室还规定：每阅览一次收费5元。
我翻阅之后，觉得不如把它复印下来。
男管理员说：“可以，每页5元。”
我吃一惊：“每页5元？为什么这么贵？”
“这是典藏书，为了保护，不能用复印机，只能用扫描仪扫描了再打印。”
此书150页，需750元。我付不起这么高昂的费用，只好回到座位上做点摘录。
当晚与一工程师聊及复印与扫描的区别，他笑道：“扫描仪的功能和结构从来就不是为复印设计的。复印机比扫描仪的工作温度和照度略高，但复印一页只需一二秒钟，而扫描需一百秒；书籍在扫描中受到的光、热辐射总量实际上多于复印，对书籍的折压磨损也超过复印。而且，扫描之后得逐页打印，打印一张图形文件约需 90秒钟，你要的这本书复印几分钟可以完成，扫描、打印却要四五个小时。如果不做电子文本，绝对不应用扫描仪代替复印机。”
回到广州后，看到《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先生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向公众（不管是否美国公民）开放宋子文手稿的情况，那些陈旧、脆弱的珍贵手稿公众可以免费阅览，自由复印，但不提供扫描。这似乎验证了专业人士的观点。
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到国家图书馆，想继续看完这本书。这次是个年轻的女管理员，她检查我的读者卡说：“你的卡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过期了吗？”“你还要存100元保证金才可阅览。”我说：“保证什么？”她不回答。我又问：“上次来怎么不需要保证金呢？”她立即不耐烦：“这是馆里的规定，别问我。”我下楼去图书馆大门口的办证处缴纳“保证金”100元。回到阅览室，我把索书单交给她，她说：“要填上书号才找得着，你这个B824不是书号。”我说：“上次我填的就是这个书号，属于民国书目里的书。”她说：“那你找民国书目去，搞清楚了再来。”我说：“你这里没有书目吗？”她说：“没有。”我于是去楼下的咨询室。咨询员说：“民国书目并不提供书号。你把书名交给她，怎么找，那是他们的事。”我回到典藏室，把咨询室的意见告诉她，她现出愠怒之色，说：“没有书号叫我们找？！”我连忙说：“书目上的确没有书号，只有序号，要不我去把那个数字抄来？”她不回答，我又下楼，到咨询室，把民国书目上惟一的数字2952抄上，气喘吁吁地回到典藏室。她接过单子，不胜厌烦，一动不动。我忍不住叹息说：“在你们这里看书真难啊，就像探监一样－－－－－－哪有你这么刁难的人。”
她顿时把我的索书单扔下，说：“你骂人，你是对我人格侮辱，你要赔礼道歉！”说着跑出阅览室。过了几分钟，把一位女士喊来了。这女士似乎是小组长，瞪着我说：“你要赔礼道歉！”我说：“我没有说错，不需要道歉。为了看本书，我已经楼上楼下跑了三四趟，折腾一个多小时了，我说错了吗？”三个人就这样僵持着，这时，坐在阅览室看书的一位长者（阅览室里仅有的两位读者之一）手拿着一本书站起来说话：“这位同志说刁难是言重了点，我来代他道个歉，也说说我的看法。为了看这么一本书，你们收了多少次钱？读者卡交了钱，又要交保证金，阅览还得交钱。这里是国家图书馆，书是国家的书，你们却随意收费，好像是你们私家的藏书，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有这个理吗？……”【存包费（不准带书刊或包进馆）每次每包0.5元，阅览卡20元，中文图书保证金100元，外文图书保证金1000元，典藏书阅览费每册5元，复制（扫描）每页5元……】
两人不答话，走出阅览室。过了好一阵，小组长一个人回来，默默地坐下，替管理员值班－－－－－－由她来对付我。整个阅览室就我一个索书者。我把索书单交给她，然后坐下等待。过了约半小时，小组长大声吆喝我的名字（其实我就坐在她旁边），我以为书到了，谁知她说：“没这本书”，说着在索书单的“未取出原因” 栏里勾上“原缺”（意思是图书馆未曾收藏）二字，将索书单朝我一扔。
我上楼找典藏部主任。主任说：“我派个最熟悉业务的人去找。”要我坐下等。20多分钟后，他说，“可以了，你到阅览室去，已经找着了。”说着陪我下楼进了阅览室。管理员却说：“书还没到呢。”主任掉头走了。我坐下继续等。
我就这样坐着，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任何动静，问管理员，依然是“书还没到”。
我再上楼去找典藏部主任，门已紧闭。
我只好去找馆长。豪华的办公楼里，绝大多数房门紧闭，敲门无声息。辗转奔波，总算找着一位和善的前任副馆长，她允诺把情况转告给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并给典藏阅览室电话，让我回阅览室，“书确实已经取到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看不了几页阅览室就要关门，而我却得付5元钱“阅览费”；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书取到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没有再进典藏阅览室。
图书馆的要义并不是收藏，而是以文献公益于社会。即使是晚清和民国，其图书馆也自觉奉行“任人借阅，不取分文”的“公益性”原则。国际社会更是将享有图书馆服务列为基本人权之一，联合国1949年就发布过世所认同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是个人行使民主权利和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是知识之门，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免费提供服务”；“必须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享受到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包括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
当年马克思在穷困中能完成内容浩瀚的《资本论》，就是得助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可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国家图书馆却将国家藏书变成奇货可居的垄断资源，将图书借阅演变成“租书”“抵押”，从读者身上搜刮钱财，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目前该馆规定，办理中文图书第一外借库（藏书较全的中文书库）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者，在京就读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元；办理外文图书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在京就读博士生及博士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0元。办证只是入门的初步条件，馆内各室还有不同的“规定”或收费。】阻碍进步、蔑视民权，国家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及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误导，不能不让人感到气愤。
2009年7月2日 星期四
绿坝搁置 外交部秦刚：“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
RFI staff @ 2009-7-2 23:03
中国政府推迟强制推广绿坝网络屏蔽软件的决定，让职责所在，数次为绿坝辩护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颇为尴尬。
6月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当时，BBC记者詹姆斯提问：“中国政府将要求所有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必须预装一种软件，而该软件可能屏蔽一些网站。”他要求秦刚证实这一报道。
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秦刚应该事前已经对绿坝的敏感性有估计，因此，也做了相应的准备。
当时，秦刚看似不慌不忙地回答反问记者：“你有孩子吗？”BBC记者拒绝回答。秦刚则满意地宣示，“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打算要孩子，你应该能理解作为家长对互联网传播有害信息的关切。”
秦刚最后说，“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防止有害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
秦刚的这一回答被中国官方媒体视为“妙语连珠”，中新社等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为绿坝的推广造势助威。
6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秦刚面对国外记者就绿坝的再次提问。他坚持为绿坝辩护，称“中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护本国青少年不受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这是问题的实质。”
由于国内外的反对声音，中国政府在6月30日夜宣布推迟强制安装绿坝网络屏蔽软件的措施。今天（7月1日）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秦刚又遇到了同样的尴尬问题。
今天，BBC的一位记者问秦刚，“上周你回答我同事的问题时，问他有没有孩子，现在绿坝推迟了，Do you have children？你有孩子吗？”
秦刚沉默片刻，点了下头，说，“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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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欧盟取消黄瓜弯度标准
时事风云 | 2009.07.02
欧盟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取消了关于黄瓜弯度标准的规定，同时取消了已经实行二十年之久的、对二十多种蔬菜、水果投放市场的标准。
您听说过名为1677/88/EWG 的条例吗？其中在欧盟范围内制定了一些标准化规定，如：一等标准的黄瓜必须是足够直的。具体地说，每10厘米的黄瓜长度,其弯度最多允许到10毫米。而关于最高等级的大葱的规定则是，其总长度的三分之一或葱身到分叉部分长度的二分之一的颜色必须是从白色渐变到青白色的。而早季节小葱的白色或者青白色部分则规定为，总长度的四分之一或未分叉部位的三分之一。
诸如此类对蔬菜水果的规定条例已经在欧洲实行了二十年，如今，那些不按照"规定"而"随心所欲"自由生长的蔬菜水果终于有了出现在货架上的机会。随这些标准消失的除了百余页的欧盟相关条例外，还有相关的"官僚机构"。
委员会发言人米歇尔.曼就此表示："今天是个福音日。七月一日起，胖乎乎的胡萝卜和弯黄瓜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超市里出售了。我们有必要在欧洲范围内取消一些规定。这意味着减少官僚主义，减低浪费，由此那些"胖"果蔬不是非扔掉不可了。消费者除了直直的黄瓜之外，还可以选择各种形状的黄瓜。对农民来说则更为有利，因为他们的所有产品如今都能够在超级市场出售了。"
如果取消诸如此类对弯度的规定百利无一害的话，为什么当初要实行这样的规定呢？为什么这个规定还会实行如此之久呢？首先从买卖交易来讲，比如黄瓜，直黄瓜比弯的更易于包装；而且规定标准使得果蔬个体更易于比较。一些主要的原产国，如法国、西班牙也由此反对取消这些标准；德国农协也提醒说要注意今后超市里的"特价产品"。在这些反对者的努力下，一些关于重要的果蔬品种，如苹果、柠檬或西红柿的标准还将继续存在，这些产品占欧洲农贸市场的四分之三。
总之，只要与那些形状美观的同类分开摆放，并且挂上"需要加工的产品"标签，那么，奇形怪状的苹果和桔子都被允许投放市场了。而欧盟的官僚主义却并不会失去它的一席之地。
作者：Christoph Hasselbach/迟雁
责编：达扬